政治经济学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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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我院血液净化中心从2011年1月～2015年1月收治RM并发ARF21例， 男14例，女7例；年龄19～72岁，平均年龄（45.5±5）岁；药物中毒2例，车祸挤压伤10例，大面积烧伤5例，CO中毒4例。

1.2 治疗

予以右颈内静脉临时置管，持续床边血液滤过（CVVH）联合血液灌流，采用费森CRRT机器，血滤器为费森公司的AV600S，一次性使用，面积为1.2M2，采用日间连续性透析，每次8小时，前3天联合血液灌流，选用珠海建帆HA330型血液灌流器串联于血滤器之前，每次HP2～2.5小时。同时给予对症治疗，如水化疗法，碱化尿液，抗感染，纠正脱水，应用糖皮质激素，促进心脑肾肝细胞代谢及改善脑微循环，保肝，营养支持等治疗。经过精心护理与治疗，21例患者均肾功能恢复出院。

2 护理措施

2.1 心理护理

2.1由于病情突然，患者与家属感到焦虑、烦躁、恐惧等心理，做好患者及家属的健康宣教。治疗前向患者及家属耐心讲解有关知识及综合治疗的效果，介绍CVVH+HP这一治疗方法的优越性和可行性，使其减轻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2.2 皮肤的护理

因患者肌肉疼痛和皮肤胀明显，帮助患者卧于自己舒适的，同时给予防压疮气垫；仔细观察受压部位皮肤，每2小时翻身一次，翻身时注意动作协调轻稳，并按摩受压的部位。行持续性床边血液滤过时也应注意做好患者的翻身，翻身时防止导管牵拉。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床单位整洁。集中化验检查，减少治疗带来的疼痛，从床边血液滤过的管路中抽取血液检查，尽量减少肌肉注射而使用静脉通路给药[2]。

2.3肾功能衰竭的护理

观察尿色、尿量。RM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受累的肌肉疼痛、肿胀、乏力，少尿和特征性浓茶尿液[3]。当横纹肌溶解症发生时，大量的肌红蛋白入血，当肌红蛋白水平超过5～15mg/L时，开始从肾脏排出。故观察尿色尿量的变化可及早发现肾功能的变化[4]。详细记录每小时的入量和尿量，保证尿量每小时不少于50ml，并与前一次标本进行尿色对比，随时记录尿量并根据尿量的多少调整输液速度或血液净化时的超滤量。

2.4 CVVH+HP监视与护理

2.4.1治疗过程中密切监视机器运转情况及置换出废液的颜色，监测动脉压、静脉压、跨膜压、置换液量及各动力泵运转情况。

2.4.2遵医嘱予以低分子肝素钠抗凝使用，及时发现机器运转中有无凝血、漏血、血路不畅等情况，及时排除报警故障。

2.4.3做好卸灌流器的准备，采用空气回血，注意无菌操作，防止血液丢失、空气栓塞、滤器凝血，必要时生理盐水冲洗。

2.4.4置换液现配现用，并在每次治疗后4小时抽取血气检查电解质，根据血气报告随时调整置换液处方。

2.4.5精确计算患者的水负荷，防止超滤过多过快，导致血容量减少，发生低血压。

2.4.6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每15～30分钟记录一次，能及时反映病情变化及其动态变化，并能配合医生及时制定治疗措施。密切观察患者的神志、意识及体温的变化。

2.4.7做好导管的护理，防止感染。上机前首先评估患者置管处有无红肿、热痛，有无分泌物，位置是否在位，接机时做好导管口消毒，严格无菌操作。下机后正压肝素封管，更换敷料，保持导管的在位通畅，并做好交接班，嘱患者头部勿剧烈运动，穿脱衣服时注意保护导管，防止脱出。

2.5健康教育

根据病因做相应健康指导，如 CO中毒多发生在冬天取暖的时候，指导患者注意房间通风，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症状，应立即脱离所处的环境。指导患者按医嘱按时服药，定期门诊复查肝肾功能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安全，适度运动，禁用肾毒性药物，避免劳累，防止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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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资本；传播；权力

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2]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M].刘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511～53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莫斯可（加）.传媒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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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12502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 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 原因分析

2.1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 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 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

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 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

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 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 解决对策

3.1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的。

3.2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

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

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

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

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

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

3.3 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3.4 讲解要有条理，帮助学生抓住重点

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章节庞杂，如何讲解才能使学生思路清晰，抓住主线和重点呢？这就需要教师下功夫总结。比如讲解资本主义部分时，剩余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这部分内容分散于各个章节中，学生不好把握。教师就要说明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实现理论和分配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包括对资本总公式矛盾，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工资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剩余价值实现理论包括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研究。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的分析。

讲解社会主义部分时，由于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只有十多年，所以不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面对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部分，教师首先要明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太多了，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在教学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其次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讲授的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主线，以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石，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发展的规律，对比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性质的不同进行讲解。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思路清晰，讲解才会有条理，学生才能抓住重点。

3.5 改进成绩衡量标准，使学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就感

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成绩衡量标准，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经常会有学生抱怨平时课堂上认真听讲了，课后作业做了，可最终的成绩却不理想，学习积极性受到打击。改进成绩衡量标准，对于平时课堂上听讲、讨论、提问等环节表现良好的学生加分，并以平时成绩形式计入期末考试成绩中，在期末考试时加大案例分析题型的比重，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其的竞争意识，更能激发其学习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宏.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与出路[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教育学刊，2008，（4）.

[2]谷书堂.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J].经济纵横，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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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8-0048-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项目（2014KG50）其他项目――“促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PXM2014_014224_00009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戴东红（1968―），女，山东青岛人，硕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金融学。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学大纲要求下，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师引导学生以案例为基本素材，对案例进行阅读、分析、评价和讨论，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知和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从而促进学生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性强、理论繁杂且抽象，是学生普遍反映较难掌握的课程之一。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素质，符合我国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是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

案例教学法的核心是案例，案例选编与使用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影响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理解的深浅，进而决定案例教学的成败。本文就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编与使用技巧展开探讨，以期提高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效果，达到教学改革的预期目的。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选编的基本原则

不是任何事例都可信手拈来当案例使用，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的甄选和编写应围绕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做到深入浅出的同时，遵循如下原则：

（一）案例要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

典型性是指案例必须与所要研究的问题紧密相关，最能反映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原理，而且在众多可选案例里最具代表性，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例如，在讲授“资本的本质”时，可以选择“不幸的皮尔先生”作为教学案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地理论》中，为了说明资本的属性曾转述过这个真实故事：皮尔先生带着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货币及劳动力去澳大利亚的斯旺河，企图在那里赚取剩余价值，可是到了物产富饶、极易谋生的澳大利亚，工人都跑光了，皮尔先生连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剩下。究其原因，马克思指出是因为皮尔先生“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这一案例突出反映了资本的增值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属性，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针对性强调要围绕具体教学内容来选编案例，力求每个案例都能充分地体现教学所对应的知识点，做到有的放矢，使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案例结合得更充分，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例如，关于海尔“业务流程再造”的相关资料非常多，可以引导学生讨论的话题也很多，但如果选编为政治经济学案例，组织资料时就必须有所取舍。针对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这一知识点，以《孙子兵法》“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飞”说明速度快可以让石头在水里“漂”起来，而减少库存、加速资本周转也可以决定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这就是被广泛使用的“海尔是怎样让石头‘漂’起来的”经典案例。

（二）案例要体现逻辑性和本土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逻辑严谨的科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知识整体，共同构成了学科的知识系统，案例教学不能把它分割开来。在选编案例特别是综合型案例时，由于案例可能涉及学科的多个知识点，此时要特别注意这些知识点间的前后关系，突出其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帮助学生形成统一清晰的脉络，防止案例的引入造成学生知识体系的破碎。

由于学生对国外的经济政治环境不了解，分析讨论国外的案例常常难以切中要害。而本土化的案例更有利于学生理解问题、学以致用，因此在选编案例时要更多地使用发生在国内的、身边的案例。例如价值理论中有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教学，就可以选用中国的“民工潮”“民工荒”作为案例。通过本土案例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经济现象，关心本国的经济发展，用经济理论指导实践。

（三）案例要突出实用性和时效性

实用性是指案例的选编要贴近现实生活，多引进一些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热点案例或对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将抽象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案例结合在一起，拉近书本知识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使枯燥的内容趣味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深奥的内容浅显化，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授价值规律时，可以选取学生接触最多的水果市场的价格变化作为案例；在讲授资本积累理论时，可以选取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企业扩张的例子，使学生理解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的区别。

时效性强调的则是案例选编要紧跟时代步伐，教师要凭借自身对经济现象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尽可能从社会实践中搜集、整理最新的或者第一手的资料，包括新闻事件、社会热点、统计数据等，以提升案例的吸引力和新鲜感。比如，在介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时，可以采用当年最新的“中国大陆财富排行榜”作为案例。对这些经济现象，学生有切身的体会和直观感性的认识，能够从中获得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乐趣。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的正确使用

如果说高质量的案例是案例教学功能实现的基础，那么正确使用教学案例就是案例教学功能实现的关键。

（一）案例呈现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案例可以通过印发文案材料、教师描述、课件演示甚至模拟表演的方式呈现，让学生熟悉案例并产生疑问。这一环节可以安排在一节课的末尾，以留给学生充裕的课后时间去思考案例、展开分析和交流，为下节课的课堂案例讨论做好充分准备。案例呈现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选择和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呈现案例。例如采用文字、图表、声音、图像、动画等形式呈现案例，使之更符合学生的接受特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二是要精心设问。教师要结合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案例的深度和涉及的理论知识来设计让学生思考的问题。问题难度须适中，过于简单不能激发学生的思考，过于艰涩则又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

（二）讨论分析重在激发学生交流和研讨

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核心环节，是集中学生集体智能解决案例问题的过程。案例讨论的形式灵活多样，可以学生个人准备，小组内讨论；也可以以组为单位，展开小组间辩论；还可以让小组派代表上讲台分析案例，其他组的学生随时提问。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教师如何通过启发引导、组织调控，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交流和研讨。

一要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明确学生是案例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思考者、创造者，要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和讲述为主，教师点评为辅。二要营造宽松民主氛围。在师生平等，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创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给予所有学生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促使学生运用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大胆进行独立思考。三要调动学生积极性。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帮助学生克服胆怯心理，让学生大胆发言，对学生积极思考的结果予以肯定和鼓励，尊重学生的观点，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四要加强引导。教师在案例讨论中要善于因势利导，当讨论冷场时，要能打开学生的思路；当讨论气氛过热时，要会“降温”，以防陷入无谓的争论；当讨论相持不下时，善于化解僵局；当讨论偏离主题时，要及时把讨论带回正确的轨道。

（三）总结评价应体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

教师最后对案例讨论的总结和评价是对前一个教学环节的概括和提升。教师既要结合案例做出理论上的阐述，指出其中的关键知识点，又要恰如其分地对学生在案例讨论过程中的优缺点做出评价；既要给出分析案例的思路或方法，帮助学生进行归纳和总结，又要给学生留出进一步思考的余地，促使学生进行更深入而广泛的探索。通过总结和评价，一方面使学生的认识从具体跨越到抽象，从个别扩展到一般，从而掌握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又使学生了解所学原理、概念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情况，学会学以致用。

三、影响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选编和使用成效的关键

影响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选编与使用成效的关键是教师、学生、教学条件、课堂规模等因素。

（一）实现案例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换

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案例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唱“主角”，而教师则由原来的知识讲授者变为案例讨论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其作用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学习的氛围，负责引导、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如果教师对此缺乏清晰准确的认识，不能及时转变观念、转换角色，就可能在教学案例的选编和使用中出现偏差。

（二）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的能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教师只有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有非常透彻的理解，对教材、教学大纲与教学内容非常熟悉，才能甄选和编写出恰当的教学案例；只有充分了解学生的水平和个体差异，才能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要求，使每个学生都能在案例教学中有效参与；只有具有很好的课堂调控能力，才能把握学生的思维进程，主导讨论方向。因此，现阶段要努力提升从事案例教学的教师的素质和能力，这样案例的选编和使用成效才能得到保证。

（三）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教学过程始终都离不开学生的主动参与，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教师关于案例选编和优化使用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只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到实处。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案例教学过程，教师要在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了解学生心理感受、给予学生积极评价等方面做出努力。当师生间情感距离逐渐缩小时，学生能从教师那里感受到理解、信任和肯定，其内在发展潜力和主动参与的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

（四）改善案例教学的教学环境和设施

教学环境和设施的局限性制约着案例教学的效果。传统的学生面对讲台“秧田”式的教室布置不利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开展案例讨论，交流互动。为此，有条件的院校可以建设专门的案例教学教室，其设施摆放和环境布置要与案例教学的场景要求相适应。在现有条件下，教师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将案例声像并茂地展示给学生，将学生引入特定事件的真实情境中，以求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五）控制大小适中的课堂规模

课堂规模是制约案例教学实施的外在条件。适当的课堂规模有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欧美国家长期的案例教学实践证明，实施案例教学最佳的课堂规模应是25～30人之间，人数过多或者过少教学效果都不好。人数太少，可能会因为没有足够多思维方式的碰撞和不同观点的充分交汇，导致案例无法得到充分分析和讨论；人数过多，又会影响到一些已做充分准备但没有机会发言的学生，其发言积极性会因此受到打击。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课堂的质量，使案例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 张君玉.浅谈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运用[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2）.

[2] 陈前军.论思想政治课教学案例的选择和使用[J].教育与职业，2007（11）.

[3] 李珍，王伯达，闫放.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探索与实践[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5（3）.

篇5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7]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3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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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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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0.

[10]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38.

篇6

1、统一性与相对灵活性准则。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负有对宏观经济控制，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职贵（统一性>,因此，对于成本会计来说，苜先耍求遵循统一性的准则。即对国家所规定的成本幵支范围、成本核箅方法，必须严格遵守，以保证行业之间、企业之间成本计箅口径、方法的一致性，以及成本指标的可比性。同时，由于不同的企亚，生产经营的特点和管理上的要求各不相同，统一性还应有一定的灵活性与之相配合。以便通过成本核算，同管理上的要求结合起来，“管算结合，算为管周”，更好地控制生产消耗、降低成本费周。

2、真实性与假定性准则。成本会计的真实性，要求成本会计如实地反映和控制企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生产耗费，并把它合理地分配到各个成本核算对象上去，这是成本会计最基本的准则。然而，由于成本费用的发生、归集和分配的复杂性，现行的成本核算方法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成本会计的真实性也只是建立在假定性基础上的真实性。如材料成本差异率的分配、各种间接费用的分配、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假定性。认识和掌握成本会计的假定性，也是尽可能准确地核算产品实际成本所应遵循的准则之一。

3、准确性与及时性准则。成本会计应尽可能采用最先迸的科学技术方法,如借助于电子计箅机来准确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耗费水平，严禁主观臆造成本。在准确性的基础上，还应力求成本计箅、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的及时性。只有准确并及时地反映实际情况，才能充分发挥成本会计的职能作用。

4、全面与完整性准則。成本会计工作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成本会钎的核算内芸应包括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这就要求成本会计工作必须把企I各个环节所发生的费用全面地、完整地如实反映岀来。不仅要计算产品生产成本，而且还要计算产品的销售成会计、西方财务、会计史、会计专题讲座等。其中会计专题讲座的内容可以灵活拿握，根据教学要隶、学术界动态和出现的踅大争论问题决定取舍。部分专题所聘请外籍专家、访问学者和实际工作中富有经验的同志担任。

建立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会计学科体系模式，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爵要依3会巧谇专家、学者求大同存小异，运用各方面的力a,全力以赴，才能玉成。上面所设计的会计学科体系,是本人的初步设想，未经过实践检验，欢迎批评指正。

5、实际成本准則。实际成本准则又称历史成本准则，它是建立在货币价值不变的基础上的。为了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考核企业的生产耗费，成本会计人员都必须按实际支出计算成本。在核算产品成本时，绝不允许以计划成本，标准成本，定额成本或观念成本代替实际成本。

6、可比性准則。可比性准则又称前后—贯性准则。要求在前后会计期间，会计处理方法要一致。去年采用什么方法，今年还应该采用什么方法。若要变动，则须有充分的变动理由，事后并要加以说明。以便于企业前后期的成本核算资料的对比分析。

7、收入与费用相配合准则。所谓收入与费用相配合，主要是指把收入和费用在时间上加以合理的配合。在实际工作中，企韭—定时期的产品销售收入，不一定完全是本期生产的，其中可能包括上期生产的产品。而且本期内完工的产成品，也经常有以前会计期间投料生产的I而本期投料生产的，又有可能要到以后会计期间才能完工和实现铅售。因此，我们在核算产品成本时，必须坚持权责发生制。从而保持收入与费周之间计算口径和起讫日期的一致，以正确地衡量企业的经营成果。

8、重要性准则。重要性准则,是指在进行成本会计处理时，要根据会计事项的重要程度与否，坚持“主要从详、从细，次要从简、从粗”的原则，来决定成本会计处理方法。例如，对于那些单位价值较小的众多低值易耗品，可在领用时一次计入成本，等等。在成本会i十中遵循重要性准则，可以分清事物的主次，避免平均使用时间、精力，保证成本核算工作的质量。

上列八项准刚，构成中国式成本会计准则的一个严密而完整的侔系。这是我们的初步设想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什么是会计理论基础？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会计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理由是：

篇7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篇8

关键词：寻租活动；寻租成本；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013-03

一、寻租的性质研究

早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名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提出了政策干预，保护民族工业，发展本国生产力，以便赶上先进国家的观点。同时，他极力主张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保护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西方经济学中寻租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寻租理论产生背景

西方寻租理论的创立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时，认识到市场并非万能，不能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寻租”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由于政府干预而产生的一类经济现象。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交易行业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实现，一切任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而不存在“寻租”行为。但由于“市场失灵”现象无法避免，随着政府干预和管制的加入，寻租行为的出现成为必然。

直到20世纪60年代，依靠国家干预政策已不能解决西方世界的经济滞胀和失业问题并存的状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于是，新自由主义趁机再次复兴，并占据一席之地。寻租理论正是为了迎合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这一经济思潮而产生的。

（二）寻租及其内涵

寻租理论，最早萌芽于塔洛克的论文《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1967）。但真正第一次提出“寻租”一词的则是克鲁格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克鲁格不仅发展了塔鲁克的观点，而且还开创了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分支。后来，她本人也被认为是寻租理论的鼻祖。公共选择学派坚持用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去分析人们的政治经济行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同，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因素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其目的是从政治过程的经济研究中分析现代西方国家经济问题根源之所在。

这里的“租”不是一般经济学原理中所指的地租，而是指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或因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而形成的非生产性利润。这里的“非生产性”是指其只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简言之，“租”是一种超过机会成本的余额，是超额利润。在有关寻租的文献中，其定义是多样的。布坎南认为，寻租是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一种活动。埃克兰德等人把寻租描述成凭借政府批准的垄断权来取得收益的行为。图洛克等人将寻租定义为获得垄断或取得政府其他庇护而从事的活动。总之，寻租行为在现实中采用大量合法和非法手段：游说、疏通、接近权力中心、找靠山、寻求垄断、争取政府庇护以逃避竞争、占有租金，使“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因此，这类行为常被称为“看不见的脚”。于是，“寻租”便被比喻成“看不见的脚”去踩“看不见的手”。寻租，正如经济学家荣敬本所说的，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借用行政权利大发横财的行为都被称为寻租活动。寻租的追逐会转移财富、裂化资源配置，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腐败猖獗。

寻租活动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般地说，在发达国家中，寻租主要表现为分利集团通过合法的院外游说、政治捐款等活动促使政府被动创租，并争取占有租金的垄断特权；而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寻租则主要表现为非法的行贿、受贿、索贿，以取得政府无意创租和主动创租所形成的租金。从这个层面上讲，所有这类活动都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是社会资源的一种被动浪费。

（三）寻租的成本分析

塔鲁克（1988）指出，寻租成本可以由三个部分组成：寻求垄断租所耗费的成本；垄断本身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寻租所失去的技术创新的机会及其福利。因此，我们可以将寻租的成本分成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对于寻租者来说，他所承担的寻求垄断租所消耗的成本，就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私人成本；由于寻租所导致的垄断，进而使社会福利受到的损失，可以说是寻租行为的一种负外部性，产生的成本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

1.私人成本的分析

寻租者的私人成本除了交易成本以外，还应该有使用该资金进行再生产或是投资而非经行寻租活动能所得的合法的利润，称为机会成本。另外，对于寻租者而言，他们会承担着一种社会舆论压力和法律的压力，称为心理成本。

交易成本即寻租者在经营生产过程中，获取垄断地位，以及维持垄断的超额利润过程中人财物的耗费。机会成本则是寻租者交易成本的创租、避租、抽租和护租的耗费，可以用来生产而没有用于创造价值的成本消耗或者是所放弃掉的超额利润。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寻租行为的非生产性活动性，使他存在着法律制裁、舆论谴责和名誉扫地的风险，以及自己良知的谴责等等，这些都是引发心理成本的因素。

除此之外，在现实中，整个寻租活动过程中会存在多个竞争的寻租者，但只有少数的寻租者成功并因此而获得超额利润，其他落败寻租者的成本耗费造成了租金耗散。因此，要真正做到准确地推断寻租活动成本，应将所有寻租者（其中包括寻租失败者）的成本支付都计算在内。

2.社会成本的分析

篇9

通常我们所说的国民经济学，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大体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国民经济学三个阶段。

重商主义是封建社会晚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经济思想，它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由于国内贸易不会导致货币量的增加，所以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生活的各种物品，该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

从方法论上说，国民经济学家从感性事实出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也导致这样的结果：经济学成了“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 。概念之间缺少联系，理论和现实之间严重脱节，在指出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后，马克思进一步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视角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这说明国民经济学通过李嘉图的抽象获得科学性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学丧失了哲学传统——对人的关注。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中将“人”抽象的不合理性。

概念构成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如果这门学科在与现实的联系中出现了错误，可以肯定构成这门学科的概念一定出了问题。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其基本概念开始的。

一、工资

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工资。斯密认为，本来“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工资”，但在资本积累之后“工人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定的契约”；工资决定了劳动者的处境，“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国民经济学家一方面承认价值全部由劳动创造而另一方面有说价值的创造者（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 ？事实真的像斯密说的在社会财富增长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会变好？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 而且“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家掌握资本进而掌握了劳动必须的生产资料，所以工人不得不沦为商品在市场上寻找买家，所以“……，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状态，指出事实不像斯密描绘的那样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劳动者的生活会变好；而是无论社会“退步”、“进步”、“静止”三种状态的哪一种状态下，工人的结局都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 在逐条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内在矛盾后，马克思指出斯密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经济理论中工人被“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实际上为后面提出异化劳动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资本和资本利润

马克思首先总结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规定，接着指出了资本的实质，“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且，“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那么利润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 。

积累和竞争是国民经济学衡量社会经济状态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的理论中从来都是寄希望于加强竞争而避免垄断的出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竞争真的能避免垄断吗？马克思提出“许多资本”这一范畴，并认为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多奇妙的论证！竞争在现实的过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积累！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已经从资本间的竞争看到了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甚至得出了关于垄断内涵的结论。

三、地租

地租概念是国民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关系。马克思着眼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地租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私有财产的统治从土地占有开始，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主的土地”被资本主义社会的 “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结果就是“大地产进一步集中”，并且“这种竞争还会使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篇10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8]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J].经济科学，19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