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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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11-03

一、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观点及其发展

由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乡差别小,西方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专门研究文献比较少见,大多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的一般研究当中。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城市和乡村公共体系较为完善,基本没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差异问题,因此西方较少采用“农村公共产品”表述方式。

(一)公共产品理论概述

1954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提出了至今仍被广为接受的、经典性的公共产品的定义: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的公共产品定义是:“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2……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则该产品是公共产品。布雷顿根据公共产品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产品”概念:就是这样一类产品,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止,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在政府财政税收的限度内探讨公共产品问题,把公共产品本身作为政府设计税收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第二个时期是从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至今,这一阶段是公共产品理论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时期。公共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传统对公共产品进行研究,从公共产品的内在属性出发,通过揭示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提出了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来供给的观点,形成了多主体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进程

公共产品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张馨教授曾经考察过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认为最早对公共产品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现在一般认为,国外最早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其次是亚当・斯密从国家职能角度对公共产品展开研究,奠定了财政学的理论框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除了阐述“看不见的手”原理外,特别指出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建立国防、设立司法机关、维持公共事业和维护公共设施等。1882年,瓦格纳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这一观点后来被人们称为“瓦格纳法则”( Wagner’s Law)。瑞典人林达尔(Lindahl,1919)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正式提出“公共产品”一词。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均衡的功绩之一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共物品(包括信息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与私人物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探讨信息商品的价格问题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费用的来源问题,极大地促进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真正赋予“公共产品”形式化定义始于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也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可以将公共物品概括为三个特征:(l)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2)消费的非竞争性。 (3)受益的非排他性。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学者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几乎都是在萨缪尔森定义的三个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界定的。

随后詹姆斯・布坎南、斯蒂格里茨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极大丰富,如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肯尼思・阿罗等人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现代“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起源。而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1965年,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指出,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出版了堪称经典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第一次引用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至此,成熟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框架已经完全形成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建立了不同模型,内容庞杂,十分丰富。当前,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包括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估的数量化;公共产品研究的国际化;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多元化。

二、国内农村公共产品研究与进展

(一)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与特征的辨析与明确

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的定义大都基于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即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村私人产品而言,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的总称。张军、何寒熙(1996)和雷原(1999)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连带性定义的。徐小青(2002)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王国华、(2003)、冯海波、郑婷婷(2005)和杨卫军(2005)都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的“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石玲红(2008)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私人不愿提供或不能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其范围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聂火云,周黎鸿(2008)认为,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农村公共产品也有其特殊性。一是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为地方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非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覆盖整个国家,更多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二是满足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产品,指对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关镇)以外,居住在乡村的我国约9亿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曾福生、李燕凌,匡远配(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特定区域性、生产的分散性、农民对其强烈的依赖性、供给主体的弱替代性、农村公共产品范围的流动性和生产性消费特征等。该分类摆脱了公共产品特征的一般描述,真正结合了农村农民的实际和特殊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模型与数量化

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类型相对较多,包括了效率现状、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解决的途径等。总体上,国内对于供给效率的研究,可分为供给效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型。如黄季馄、李宁辉(2004)利用CAPSIM模型分析了农村公共政策在国家层面上对于农业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综合效率。匡远配(2006)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导致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质量堪忧。王磊(2007)借用分级条件下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最优规模的模型和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为量化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根据IMD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和国内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效率分析应采用DEA的方法,探讨了公共产品最优供给规模及效率的模型与方法。陈会玲,杨丹,石智刚(2008)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相应的对策主要是从立法保障、分级体制的建立、产权安排,以及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8)从绩效出发研究如何确保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并提出绩效是实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的必由之路。

当前国内的实证研究较多,如郑洲(2007)以扎囊县德吉新村朗赛林提灌站的建设与维修为例,考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并指出,政府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下,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同时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这一根本前提条件之上。并提出了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政府努力控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必须充分考虑农牧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状况,农牧民显示自己的真实需求偏好等建议。刘文勇,吴显亮,乔春阳(2008)构建了这样的模型:Xj=aY+c,其中,Y代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X代表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j代表农民消费产品的种类,其中包含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 a是边际消费倾向;c是自发性消费。为了消除非线性相关对模型回归分析的影响,对公式1作双对数变换后,有:lnXj=alnY+c。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属性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李燕凌(2007)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在翔实的农村调查和权威统计数据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效率因素分析”(DEFA,double一decked efficiency factor analysis)等模型,采用微观层面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主观评价“满意度”分析、宏观层面县级截面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手段,综合考虑农村公共品投入与产出两个子系统功能协调效率问题,揭示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并提出了“存量盘活、增量扩大;资源节约、效能升级;分权改革、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增效创新模式”及其对策建议。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细化与创新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概念。张军、蒋琳琦(1997)认为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多种具有关联性的规则制度所构成的一个组合或者说体系。这一个体系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每一种不同的选择就构成了新的一种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主要包括公共品供给的决策规则、成本分摊制度、生产和管理制度以及使用(分配)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较为本质性的变迁事实上体现在决策、成本分摊和使用制度的演进之上。

张军、何寒熙(1996)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改革后的变迁作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村制度向非集体化的变迁和集体化农业组织的瓦解,中国农村原来的用来提供当地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林万龙(2003)则在《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了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影响,论证了其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1)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宪法秩序意义上的变革,因而将可能引发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2)这一变迁包括主导变迁和需求诱致变迁两方面内容。叶兴庆(1997)将通过政府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把通过非税收形式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建国后,我国以制度外供给为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却无实质性的改变。谷洪波(2004)、叶子荣、刘鸿渊(2005)等都认为,现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制度是公社时期制度的延续。陈永新(200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而收益越来越小,出现了制度变迁的迫切性。杨卫军、王永莲(2005)认为一方面,税改堵死了制度外筹资渠道,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的终结;另一方面,“一事一议”制度仍不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真空。

总体上,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牵涉到了制度现状、制度不足和缺陷、制度完善和创新等内容,但部分研究在观点上缺乏创新,研究思路上过于宏观和空洞。相反国内也有一些专家独辟蹊径,从某一创新视角或领域进行了研究,如乌东峰(2005)从农村生态环境这一细分公共产品出发,对农村社区机制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通过调动中国农村社区机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未来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选择。朱有志(2008)从“两型社会”出发,对“两型社会”综改区城乡统筹中的机制创新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应重点从建立动力机制、协调机制、扶持机制和保障机制着手。

(四)农村公共产品未来研究应在国际视野下脚踏实地

总体上,国内研究成果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有了较好研究基础,出现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多数研究热衷一般调查和发展战略研究,而应用性和实证性研究偏少,对所研究之问题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缺乏清楚描述。现状调查和发展战略的确非常重要,但当前的多数成果缺乏新意和创新,并最终流于空乏和空洞;第二,当前研究大多集中发达地区或都市周边农村范畴,边缘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研究较少。尤其是西部等少数民族地区,其农村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和特殊性,其关注度有待提高;第三,缺乏模型分析与数量推导,缺乏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视角。现有研究中,以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为主,调研数据处理的方法过于简单,缺乏模型分析与数理化论证,应在经济学思想指导下重视数学推导和计量分析的采用;第四,在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中,对其一般研究较多,有关国内外对比研究等领域较为少见。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4]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7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 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经济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 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8] 徐小青.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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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及背景

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设，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1]《纲要》突出强调“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设，这表明从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来看，国家将重视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农村教育的信息化最终要落实到农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上，因此，提高农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已经成为促进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当务之急。

关注研究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已是老生常谈，对阻碍其发展的因素分析也屡见不鲜。研究归纳的阻碍因素涉及农村教师信息意识和观念落后、信息技术知识和能力不足，农村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不高，教学信息资源应用状况较差，以及农村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策略和措施失效等方面。[2]针对这些问题，各方也在积极行动消除这些阻碍因素，然而农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却长期阻滞不前，原因何在？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要切实提高农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应该从何处突破？

针对发展滞后的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人们往往强调的阻碍因素，一是与城镇学校相比，农村学校信息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教师无法发展信息化教学能力；二是农村学校信息化教学资源匮乏，限制了教师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和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三是农村教师的信息意识淡薄，信息技能较差，且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措施失效。过去对于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阻碍因素的研究放大了现实困难与阻力，从而导致了一味追求人、财、物的投入而忽视发挥农村教师主观能动性的错误做法。以此为出发点，本研究通过对样本教师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试图探寻造成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阻滞的真正原因，希望对问题解决有所助益。

二、过程和方法

1.研究对象的选取

2012年5-10月，笔者在陕西全省10个地市28个县的村、乡镇中小学校教师中进行抽样，样本数量为407人，其中，初中教师166人，小学教师241人。发出调查问卷407份，收回有效问卷353份，问卷有效率为86.73%，收回的有效问卷分别来自小学教师207人，初中教师146人。在有效填写问卷的教师年龄构成上，其中年龄在25-35岁之间的教师有116人，约占总数的33%，36-45岁之间的教师173人，约占总数的49%，45岁以上的教师64人，约占总数的18%。同时，笔者还选取了36名教师（小学教师21名，初中教师15名）进行深度集体座谈和个别访谈。另外，还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参加教学比赛的20余份教学设计方案和近70个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了分析。

2.研究方法

从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现实因素入手，以实证研究为主线，采取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抽样调查和小型集体座谈及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并辅之以对参加教学比赛教师的教学设计方案和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质性分析。

在调查问卷内容维度的设计上，将问卷题目划分为影响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基本类目，外部因素包括硬件设备条件因素、环境因素和机会因素三个二级类目，内部因素包括观念因素和技术因素两个二级类目。[5][6]利用问卷调查农村教师在以上五个二级类目因素的主观反映，判断他们在影响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相关因素上的认可度、态度、自信心和动机表现，同时借助访谈等方法挖掘造成这种表现的真实原因。

3.研究步骤

本研究共分四个步骤。第一步，编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在文献检索和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第二步，选取调查对象，实施调查和访谈，开展调研活动。根据研究方案，笔者进行了问卷调研和实地访谈，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第三步，研究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调研访谈结束后，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处理和系统分析，主要是对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处理，对访谈的资料进行质性分析。第四步，得出研究结论，提出对策与建议。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的基本结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三、结果与讨论

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水平不高，离信息化教学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现从调研的结果出发，对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分析如下。

1.外部因素分析

从外部层面来看，农村中小学校无论在硬件设备、教学信息资源条件，还是在教学工作的人际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都比较明显地阻碍着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首先，硬件条件方面，农村中小学校的信息化硬件设备条件总体上仍然不足，有65%的受访教师认为自己学校在办公设备、教学设备、机房、网络和光盘资源等方面处于较差的水平。其次，在环境因素方面，只有5%的受访教师认为自己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学校领导对信息化教学起到一定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或对此提出了要求，这是阻碍能力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教师对人际环境因素（相对于制度环境因素）表现出更高的认可度水平，14%的受访教师认为是良好的，还有38%的受访教师认为一般。可见，教师群体人际之间的协作和互助也对促进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对教师个体而言，参加培训学 习和教学比赛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机会较少或没有机会就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外部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获得培训或比赛机会的水平方面难以令人满意。

笔者认为，尽管外部因素不能成为农村教师信息化教育能力的决定因素，但却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在访谈中提到硬件资源的时候，有的农村小学教师表示，“学校里只有两台电脑，一台在校长办公室，另一台在会计办公室，还讲什么信息化教学”；还有的教师表示，“学校的电脑很多都坏了，没人管也没人用”；有的教师在谈及家庭设备条件时则表示，“很多老师家里是有电脑，但大都是为孩子买的，自己根本不用也不太会用”。由此可见，为促进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对农村学校的设备条件还缺乏最基本的投入和管理。

2.内部因素分析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参见表2），受访教师在教师自身内部的观念因素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均表现出比较低的自我认可度，即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相当大的欠缺。比如，在对教学设计理论和能力掌握水平的调查中，仅有6%的受访教师显示为良好，而有80%的教师显示为较差。同时，在对多媒体素材搜集和处理能力的调查中，89%的教师水平较差，一般以上的教师仅占11%，只有3%的教师行为表示为水平良好。由此可见，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发展自身信息化教学能力方面普遍缺乏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基础，也缺乏足够的信息技术能力基础，更缺乏获得发展的自信心。大多数教师根本没有迈出尝试探索信息化教学的第一步，这就阻碍了其自我能动性的发挥，形成了阻碍能力发展的重要内部因素。

此外，受访教师对技术因素的自我认可度比观念因素更低。比如在“计算机和网络应用能力”以及“多媒体素材搜集和处理能力”的调查上，“良好”和“一般”水平所占的比例均低于10%，而较差的水平所占比例都在80%以上。由此可见，农村教师感觉掌握技能比获取知识更加困难，也更缺乏信心。知识、观念的更新和新技术的掌握是教学能力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在农村中小学特定的工作环境中，获取知识、更新观念或许可以依靠教师自身的努力来完成，而掌握信息技术技能则要依靠良好的设备条件和信息技术应用环境等外部因素。

针对教育观念、教学理论、教学方法的看法，访谈中不少年轻教师表示，“学校里的琐事太多，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怎么看过书，大家都在想办法调动工作，也没有一个读书学习的氛围，至于问卷提到的各种理论只有在上学时的记忆里好像还有些影子。”而对技术技能的掌握，年长的教师则认为，“我们年龄大了，学习新东西比较困难，以前也有过好好学一学的愿望，但是由于工作实际中使用的机会太少，又很难拿出足够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来练习，学了也就忘了。”从访谈记录的内容来分析，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受多种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年龄层的教师面临的阻碍因素有所不同。年轻教师接受、掌握新技术比年长教师有优势，但是在学习新理论、新方法方面显得心浮气躁。而年长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践性知识，比较容易领悟和理解新的教学理论和方法，但在掌握新技术时则显得力不从心。

3.内、外部因素的关系分析

总体来看，受访教师在内、外部因素两个层面均表现出比较差的自我认可度和自我发展态度，以及较低的能力发展的自信心和动机水平。

对教师自身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而言，内部因素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观性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外部因素是制约其发展的客观性因素，要依靠内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只有农村教师的教育观念、信息意识、信息技术知识和能力得到充分的更新和提升，外部的设备、环境、机会等因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促进其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反之，无论多么优质的外部条件都会成为摆设。

内部因素中的观念因素（见表2）是提高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先决条件。“信息化教学能力”是信息时代的教学需要教师具备的基本素养，它归根结底还属于“教学能力”的范畴。教师的教学能力发展必须以革新教育教学思想、教学设计、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等观念因素为前提，因此，革新观念因素自然也是提高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前提，并构成了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先决条件。

四、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造成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阻滞的原因是由教师自身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构成的。其中，内部因素（即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理论、信息意识等观念因素和各种信息技术的知识、能力等技术因素）是阻碍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内部因素中的观念因素是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的先决条件。

此外，农村教师没有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发展信息化教学能力，对自身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缺乏积极主动的态度，也缺乏发展能力的自信心，更缺乏主动尝试探索的行动，也是形成阻滞的关键的主观因素。

2.相关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第一，农村教育信息化应“先化人，后化物”。要提高农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把鼓励他们积极探索信息化教学作为消解阻滞的突破口。

第二，农村学校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鼓励和引导教师创造性地开展信息化教学探索，积累信息化教学的经验和实践性知识，如通过教研活动、教学比赛等形式在既有设备条件下促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

第三，对农村教师的教育技术培训，应把发展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高到教师专业成长的高度来认识，引导他们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掌握丰富的教学理论、确立强烈的信息意识，而不是简单地传授一些信息知识和信息技术。

五、结束语

农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关系到农村教育信息化、缩小城乡 数字化鸿沟、实现教育公平的大局，其发展长期陷入阻滞必然是多方面复杂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本研究对农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仅从农村教师自身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分析，仍显不足，比如并没有把教师的工作压力和心理状态、教师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性需求等因素考虑在内等，有待深入讨论。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DB/OL].http：//gov.cn/jrzg/2010-07/29/content _1667143.htm.

[2]樊文芳，张军征.基于教师成长的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问题探析[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0（4）：87-90.

[3]李娟，张家铭.甘肃省农村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策略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1（7）：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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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用激励理论分析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现状

激励理论应用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日常运营之中，体现在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政策之中，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激励工作，以及农村金融机构内部实行的激励策略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互相配合，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助力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实行。

(一)激励理论下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新农村建设工作越来越重视。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比如帮助农村金融机构扩大融资渠道，允许社会其他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体系，允许资金雄厚且具有良好前景的大银行在农村设立子公司，促进农村金融多元化发展，增加农村金融资本实力。当前，在政府的激励政策的扶持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大幅增长，弥补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空白，大量闲置资本融入农村金融体系，实现民间资本的合法化以及农村金融资本扩大化的目的，全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但是，我国农村数量众多，不能由中央直接管辖，中央政府只能提供相应的政策进行侧面支持，实际上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建设的影响更大。地方政府处在中央政府和农村金融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衔接作用，承上启下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某些地方政府认识的不足，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作用，担心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会减少其业绩，因此，常常采取消极的政策发展农村金融，控制当地民间资本的投入量，单单依靠中央的资金扶持。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十分堪忧。

(二)农民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信任度增加

自我国政府大力扶持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后，下发了一系列帮扶对策，帮助农村金融扩大运营规模，扩大在农村信贷行业中的影响力。农村金融机构面向的重要群体是农民，因此要求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要满足农民的需要，贴近农民的贷款习惯。改变原有复杂的工作流程，建立良好的信用评价体系和担保机制，实行灵活简洁的工作流程，方便广大农民进行贷款业务。同时，农村金融机构结合农民贷款特点，不断降低农民的担保底线和贷款抵押，不断鼓励农民进行小额贷款，促进农业生产。另外，在政府的政策的保障下，民间资本能够以合法的身份助力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民间金融组织能够比一般的农村金融组织更贴近于农民大众的需求，方便农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民大众中的信任度，进一步扩大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影响力。

(三)当前农村金融机构实施激励策略现状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日常管理中，也融入了激励理论，在内部实行激励策略，主要体现在薪酬和工作两个方面。一是薪酬方面，农业金融机构采取工资+ 奖金+ 福利的形式。工资根据当地农村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和金融市场，以及农村金融机构内部岗位和业绩等因素制定出基本标准。因为影响因素众多，导致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等级的工资机制，激励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奖金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奖金机制是为了进一步鼓励员工积极工作，增加员工的业绩，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因此在奖金方面，农村金融机构采取浮动机制，根据员工个人的工作业绩决定其奖金的额度。而福利方面，是农村金融机构对员工的一种保护。福利机制也是采取差别对待的形式实行，因而导致其员工工作产生不同的效果。即福利待遇差别不大，可能会导致其员工消极怠工，工作积极性降低;相反，实行差别较大的福利待遇，会起到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二是工作方面的激励策略，农村金融机构常常采取目标式和奖惩式的激励方式，促进员工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联系。目标式的激励方式是通过设定工作目标来实行的。但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很难设定好工作目标。一般农村金融机构没有实行该激励方式。而奖惩式激励方式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就应用的十分广泛了，各个农村金融机构根据其机构文化、运营特点制定出了因地制宜的奖惩制度。很好的将员工和农村金融机构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员工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认同感，促进员工努力工作。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农村金融机构获得了发展的大机遇。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受政府过渡监管导致防范风险的意识变低，不能有效发挥其市场力量等;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大众的服务意识较低，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完善的内部机制，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

(一)政府过渡监管限制了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在我国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进行大力扶持，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优待政策。但是受到我国旧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政府部门在管理手法和政策上较为严格，长此以往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出现许多问题。一是因政府部门对农村金融机构管理过渡，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过分依靠政府部门，一方面使其降低防范风险的意识，不注重防范风险，加大了风险的发生率;另一方面降低在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力和活力，信贷活动不能正常有序的进行。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其市场力量。市场力量来自于所有市场参与者，不光来自于农村金融机构。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内部机制还不健全，过渡依靠政府监管，降低了其防范风险的能力，还增加了其运营的道德风险。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受到我国政府部门的保护，使其受到的约束力大大减少，因而道德风险性增大。农村金融机构一旦破产，国家和农民将受到严重的损失，国家将承担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债务，三农问题将不断恶化。三是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力度不足。当前，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还没有明确对农村金融机构制定出专门的法律法规。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律有些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比如《贷款通则》制定多年，但是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来说并不适合;而有一些法律法规就某事的规定不一，甚至自相矛盾。因此，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金融机构更好的监管。另一方面，监管人员也不够专业，对于金融知识以及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没能熟练掌握，造成监管不力等现象。

(二)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数量众多，加强新农村建设也成为我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农民是组成农村的基本单位，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所需要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因此需要向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已获得充足的生产资金。但是，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并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的需要，进而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农民向农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需要大量抵押品，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还需要对农民进行全面的信息审核，造成农民在农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成本过高，难以满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二是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比二三产业发展较慢，农业企业还处于发展中，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是我国农业企业等规模较小的企业受到农村金融机构的激励政策较少，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农业企业的重视程度也不高，致使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三是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农村、农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已经跟不上三者发展的脚步。或者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三者发展的特点，激励效果不佳，没办法满足三者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三)农村金融机构制定的激励策略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其内部制订了一系列激励员工工作的策略，短期内实现了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的目的，但是长期下去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内部实行的激励策略形式过于贫乏单一。这写激励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但是并不能有效持续下去。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不能完好的结合在一起，最终会有导致员工工作积极性回到原先状态的可能性。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制定的激励策略缺乏公平性，基本上是根据员工岗位级别制定的，造成员工内部的不满情绪，降低工作效率，甚至流失优秀的工作人员，对其造成严重的打击。三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激励策略不完善，导致大量优秀员工离岗，剩下的员工工作素质等方面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这些员工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有所欠缺，无法为客户提供高层次的服务。长期发展下去，将严重阻碍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更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三、激励理论视角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对策

农村金融机构应用激励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在实际运营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通过适时的调整，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会越来越好。本文从政府、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民三个方面出发，多角度的解决农村金融机构实际运营中的问题。政府方面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明确农村金融机构工作重点。农民方面主要是要求农村金融机构为广大农民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更好的服务于农村建设。至于农村金融企业内部人员和工作的调整应以当地实际情况为准，实施合理的奖惩制度，提高内部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

(一)加强政府部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

一是在保证农村金融机构能够独立运营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对其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坚持服务于三农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明确分工，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农村金融机构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运营活动。并且创新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方式，使其管理手段符合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促进农村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农民能够从农村金融机构中获取充足的资金帮助促进农业生产活动顺利进行。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地方政府是农村金融机构与中央政府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中央不断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的基础上，地方政府也应积极相应中央政府对扶持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和方针，加强地方财政的扶持力度，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三是不断推动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创建良好的融资环境，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力。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从整体上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完善其监管手段和方式，创建一个规范的竞争市场环境，保证农村金融在金融行业中直步向前，不断的发展壮大，实现政府发展农村金融机构根本目标。

(二)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提高服务水平

一是建立健全农业发展保障体系。农村金融机构是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有待加强和完善，采取激励政策，为农业生产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针对农业生产的特点，即高风险和低收益，进行保险保护。使农民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时，避免因为自然灾害造成减产，而无法偿还高额的贷款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政府相关部门、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商业保险业应该结合当地农村的发展情况，建立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给农民生产活动最大限度的保障。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加强服务农村，为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根据当地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村建设水平，制定出符合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金融服务项目，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提供最全面的服务体系。此外，因为在政府过渡监管下，使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有所降低。因此，在不断完善对农村和农业的服务时，农村金融机构也应该加强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加强防范风险的能力，提高其服务水平和质量。

(三)实施有效的金融机构激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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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00年以来，从减轻农民负担入手的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和分配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增大了乡镇财政压力。改革的局限使农村税费改革面临困境，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趋势是财政体制创新，财政体制创新的核心是统一城乡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乡镇行政发展是财政体制创新的逻辑要求与必要保证，乡镇行政发展必须考虑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与国家总财力的关系。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成果以及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农民收人持续增加。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增长率达15.6%0}’}到1985年以后，农民收人的增长速度急剧放慢。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公报，“七五”时期(1986-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2%,“八五”时期为4.3%,“九五”时期为4.7%0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竟出现负增长，为一1.6%oX27cr9a)影响农民收人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莫过于农民负担过重。实际上，1980年代后期开始，农民负担逐步增加。1990年代，农民负担总体呈上升趋势，基本在高位运行，农民负担年均增长幅度一般都超过同期农民收人增长幅度。

1994年农民负担增长幅度更是高出农民人均纯收人增长幅度12.6个百分点。f31c}s}面对日益突出的农民负担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少严厉的减负措施，但是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负担过重，极大地妨碍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农业经济滑坡、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困难、城乡差别扩大等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某些地方，一些农民不堪重负，被迫背井离乡，甚至出现自杀等让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农民负担过重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群众中的形象，引发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农民拒绝交纳税费、抵制政府工作、集体上访等对抗屡有发生。很明显，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种种问题已经危及农村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推出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重要目的的农村税费改革举措。

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从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由点到面，稳步推进。2003年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三取消、二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等。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进行减征、免征农业税试点，并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4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用税来代替向农民征收的各种收费、集资和摊派，用税法来规范农村的分配关系，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和分配行为，有利于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各地试点情况表明，农民负担减轻幅度一般都达到30％。明显改善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和农村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初步达到了“减负”、“规范”的目的，但是农民负担的减轻意味着乡镇政府收人的减少，农村税费制度的规范意味着对乡镇政府收取税费行为的制约。这对乡镇财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是扩大了乡镇财政缺口，加剧了乡镇财政危机。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财政已经存在较大缺口，当时可以通过税外收费、借债等途径解决。统计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0年，全国乡镇财政总收人中，超过30％的收人是乡镇自筹、统筹资金。2000年，全国乡镇财政总收人为1026．65亿元，其中自筹、统筹资金达403．34亿元，占39．29％。4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统筹费等行政事业性、政府性基金、集资和屠宰税，又开始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这样，乡镇政府财政收人中，税收没有太多增加，甚至逐渐减少，而原来可以纳人乡镇财政收人的统筹费等又被取消，乡镇财政收人大大减少，乡镇财政缺口迅速扩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解决乡镇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增加了转移支付金额。2001-2004年中央财政对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金额分别为33亿元、245亿元、305亿元、396亿元。尽管如此，乡镇财政缺口仍然很大。二是乡镇债务偿付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各种原因，全国绝大多数乡镇背负沉重债务。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认为，如果采用中间值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应突破10000亿元。5湖南桃源县4o个乡镇总计负债11．4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近2900万元，最高的达10933万元。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化解债务的能力已经不足。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偿付债务的能力大大降低，沉重的债务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尖锐。农村税费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客观上加剧了乡镇财政压力，使原本十分困难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难以为继。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危机降低了乡镇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少乡镇尤其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乡镇，基层政府根本无力或难以满足农村庞大的公共需求，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财政危机影响了乡镇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行政管理活动，可能引起乡镇政府行政管理危机。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趋势：财政体制创新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的乡镇财政压力增大和潜在的行政管理危机，使农村税费改革进人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目前的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要么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严重制约乡村正常运转；要么让乡村正常运转，牺牲农村税费改革，加重农民负担，让改革走回头路。I7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转移、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些新动向。有些地方，乱收费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如对农民建房收“空间占用税”，巧立名目变相提高学杂费。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强迫提供服务”，美其名目“有偿服务”，如强令农民购买质次价高的果树苗，通过代办保险从中牟利。有些地方克扣农民应得的征地补偿费、补助金等。诸如此类损害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不禁令人担心农村税费改革陷入“黄宗羲定理”。

农村税费改革的困境，究其缘由，首先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本身的局限。政府财政是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统一，农村税费改革属于财政收人方面的改革，规范的是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收人的数量、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乡镇财政支出没有全面、系统的改革和调整。即就是在财政收人内部，税费改革也只是财政收人改革的部分内容，也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税制和分配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的局限说明，要使农村税费改革走出困境，必须同时进行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统一城乡税制，完善基层政府收人结构。归根到底，农村税费改革的趋势必然是财政体制创新，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体制创新既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要求，也是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和成功的必要保证。

农村税费改革是财政体制创新的开端和有机组成部分。财政体制创新之所以必要，不仅仅是为了使农村税费改革走出困境，根本理由在于消除现有财政体制的弊端。现行财政体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本身是财政体制创新的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税制基础上的财政体制显现了新的问题。中央财政收人占全国财政总收人的比重大大提高，同中央财力集中度提高相一致，省级财政相对于市级财政，市级财政相对于县级财政，县级财政相对于乡镇财政，财力集中度不断提高。财力向上集中，而事权、财政支出责任并没有发生同向变化，甚至反向下移。县乡财政收人功能、财力逐渐减弱，但财政支出功能日益增强。县乡政府在提供维持性和社会福利性公共物品方面承担着更大的作用，在提供与基层民众权利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功能方面比任何层级政府发挥着更大的作用。L8这样形成县乡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之前)事权与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的不对称。按理，财政转移支付可以缩小，乃至解决不同级政府间、不同地区间财政的不对称。但是，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够完善，使地区间的财政差距、基层政府财政的不对称难以有效解决。另外，上级政府可以通过上收财力和下放事权来转嫁财政负担。乡镇财政处于国家财政体系的末端，承受转嫁的上级财政负担，无法将自己的财政负担在财政体系内部转嫁，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农民伸手，解决财政困难。通过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村基层政府财政特别是乡镇财政困难，以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财政体制方面的原因了。现行财政体制的弊病远不止这些，但是已足以说明必须进行新的财政体制创新。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财政体制创新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统一城乡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城乡二元税制以至于城乡二元财政体制，使收人较低的农民承担了比收人较高的城市居民相对高的税赋，而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人却明显低于城市，是对农民的歧视性待遇的重要表现。从2004年起，免征、减征，并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使完全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呼之欲出。完全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之后，实行城乡统一税制，使农民履行同其他纳税人一样的义务；同时，财政支出制度进行相应调整，使农民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由国家财政负担费用的公共产品。在税制和财政支出制度城乡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这是财政体制创新的核心。第二，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要遵循事权和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相统一原则。如果把事权和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相统一，理解为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之后形成的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总财力的基本匹配，_9那么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的界定可以不拘泥于政府本级征收的收人的数量，而更多地考虑国家总财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公共产品的属性、供给效率。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标准所需要的费用数额)通过向农村基层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负担费用；而从效率看，发展义务教育的事权和责任适宜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第三，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人。由于地区经济差距会长时期存在，应适当提高中央政府等上级政府财政收人在国家财政总收人中的比重。这对中央政府等上级政府统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节地区经济差距，保证所有的基层政府给本地区居民供给最起码的公共产品，是必须的和有利的。

基层政府的财政收人主要包括本级征收的收人，如税收，以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等。一般对于农村基层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而言，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应是最重要的收人来源之一。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人的30％～4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美国的学区财政收人近6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叫在明确划分和完善各级政府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三、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要求

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物质基础的需要规定了财政规模，而财政规模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又具有制约作用。一方面，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共同需要即社会公共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依据履行行政职能的需要，组建行政机构和配置行政人员。政府为实施行政职能和供给公共产品、维持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公务活动，所产生的对物质基础的需要，规定了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数量，进而提出了财政收入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财政具有反作用，财政为政府的运转、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财力，财政收入的数量限定了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规模，确定了政府所能供给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最大值。

财政与政府活动的关系说明，财政状况的变化必定要求行迁，财政体制创新必然要求行政发展。使用行政发展概念，是要强调行政系统(政府)的调整、改革与完善要以整体功能优化、行政效率提高为方向，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农村税费改革引发和为开端的，实际上正在平缓推进的财政体制创新，使公共财力的数量、公共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定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假如没有政府变革的配合，财政体制创新避免不了夭折或半途而废的可能。如同财政体制创新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要求和必要保证，行政发展是财政体制创新的逻辑要求与必要保证。

行政发展是复杂、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里以乡镇行政发展即乡镇行政系统(政府)的创新为分析对象。乡镇行政系统(政府)是包括乡镇党委、政府、人大主席团、纪委等在内的担负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责的整体，这种理解似乎违背公共行政理论，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解与我国乡镇管理实际是吻合的。乡镇行政发展不仅有着宽广的背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思想文化、农村村民自治等各种因素构成了乡镇行政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有着复杂的内因。显而易见，乡镇行政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农村税费改革、财政体制创新。在此，无意设计一个全面的乡镇行政发展的蓝图，主要探讨农村税费改革、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影响和要求。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开端的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要求，不是乡镇行政发展的全部的却是必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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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电力市场；开发；发展

现代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电力成为农村市场消费的热点，因此电力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的电力市场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发展的不够成熟和完善。因此对农村电力市场的开发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影响农村电力市场发展的因素

1.农村经济落后阻碍了农村电力市场的发展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各地的电力发展情况也有所不同。像东南沿海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它们的电力市场都发展的比较快。而中西部这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电力市场发展的不是很好。现今农村主要是以照明电能量作为电能量。农村的各种用电比如说工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农业生产用电发展都非常的不平衡，积极引入资金发展电力市场的地方不多，只有少数用电意识强的地方利用农网改造这个机会积极的扩大投入引进项目，开始发展电力市场。电力再不仅仅用作照明，而是更偏向于工副业和农业生产的用电，这大大的增加了用电的能量。因此，要想发展农村的电力市场，就必须要增强农民用电的意识，提高他们用电的积极性，转变农民传统的用电观念，从政策和经济上支持农民工副业以及农业生产用电，从而促进电力市场的发展。

2.电网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农村电力市场的发展

目前农村的供电网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供电能力不高。实行农网改造以后，虽然农村的10kV以及10kV以下的网络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35kV以及110kV的供电网络依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供电也遭遇了“瓶颈”。由于系统的电压很低，导致线损升高了不少。其次是农业生产供电网络的覆盖面不大。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改造电网的资金也比较有限，因此农网的改造不得不偏向于农民的生活用电，忽略了农业生产供电网络设施的建设。不得不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能力范围内的补充和调整。农民的农业生产用电很难得到满足，并且抗旱浇地的用电也比较难实施。最后农村配电变压器设计容量不足。目前农村的配电变压器里的容量还比较小，而农村的生活生产用电需求越来越大，这种落差导致发生了严重过载的现象。尤其是农网改造的初期，更加需要增加容量。

3.电力营销理念落后

农村传统的用电观念阻碍了电力市场的发展。目前有些县级供电企业的职工的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没有足够的竞争意识，以为供电是单纯的“以生产为中心”。没有把满足社会和客户的需求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电力市场的发展。

二、拓展农村电力市场的对策

1.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管理体制和机制

建立一套完善的营销管理体制可以让客户用电用的安心、放心。给客户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服务。对此，应该从做好这几点：一是要建立健全现代化的营销管理系统。农村的供电企业应该投入更多的科技，进一步提高电力市场营销管理系统的技术。建立一套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营销管理体系。二是是建立健全全面的营销机制。转变过去的营销观念，树立新的营销观念。要把用户当作客户来看待，把过去的用电管理转变为客户服务，把过去的窗口服务转变为全体总动员的整体行为，将过去的供应电力转变为营销电力，实施先收钱后用电的政策。三是要建立健全全面的负荷管理机制。应该专门为客户负荷预测信息建立一个网站，以便能够及时的对负荷的机构进行分析，达到合理有效用电的目的。要大力的推广高效、节能的用电技术和装置，并开通服务热线，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另外也不能忽视了售后服务，电气企业要派人定期的到各乡镇宣传安全用电的知识。

2.实施用电促销策略

人们的用电需求是售电能量的重要决定因素。用电需求是由人们的用电的积极性以及电费支付能力决定的，还有供电渠道等。为了满足用户的用电需求，要满足用户的精神需求，加大对企业的形象价值、服务价值以及员工价值的资金投入，通过提供给用户优质的服务来让这些价值增值。应该把竞争对象锁定在一次能源的供应商身上。从环保以及国家产业这些方面来宣传专电的优势。以各种方法来努力的提高电能的市场占有率。

3.创新营销观念，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和营销意识

农村的供电企业迫切的需要摆脱过去靠国家来实现发展、靠行政手段来实施管理以及靠政策来发展效益的旧观念。应该树立一种全新的观念，在生产中树立市场营销的观念，重视用户服务。以赢得用户端额信任，将企业的效益最大化。子。首先应该增强商品和效益的意识。农村的电力企业要调整营销策略，把疏通用电作为扩大电力市场的重点来抓。生产部门要通过各种方法来增加售电能量。

其次，增强竞争意识。目前电力行业增加了煤炭、太阳能以及天然气这些竞争对手。农村的电气企业要想提高市场竞争力，占领市场份额就应该从价格、质量、服务这些方面改善。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营销队伍，变被动为主动，主动的想客户推销电能的优势。最后增强服务意识。始终遵循“客户第一”原则，以满足客户需求的基准，通过为客户提供便捷、多样的服务来占领市场份额，要主动的关心客户的需求，对于客户提出的问题要及时的解决。不断的创新和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率，尽量避免返工和复工。

总结

总而言之，农村的用电市场成熟是电力市场发展成熟的标志，应该充分认识到目前农村电力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转变观念、建立完善各项营销管理体制和实施用电策略来拓展农村的电力市场。

参考文献

[1]王耀辉.论农村电力市场的开发与发展[J].农村电工,2007,(10)

[2]李爱娟,郑莉莉.论农村电力市场的开发与发展[J].中国林业企业,2005,(5)

[3]张明光,魏琦.加速我国电力市场发展的思考[J].湖北电力,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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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农”问题的归结点是农民问题,集中体现为农民收入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增幅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而与此同时,农民生产性负担和非生产性负担日益增长。

    首先,从农户收入增长情况看。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为9%,1997年增长减至不足5%,大体在4.6%左右,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 1%,2001年增长幅度为4.2%.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研究人员根据统计数据分析,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低迷和农业比较收益的降低,农民家庭收入结构中来自农业收入比例在持续下降,1998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部分的收入比1997年减少了30多元,1999年继续减少50多元,2000年又减少40多元,3年累计较1997年减少131元。2001年来自农业的收入有所反弹,人均增加了30元,但四年时间累计仍减少了101元。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有59%的农户仍属于纯农户,这些纯农户家庭90%的收入来自纯农业收入,而非农业收入不到家庭总收入的10%,因此,纯农收入的减少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农户收入降低,而且意味着这些农户收入将出现持续走低的趋势。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1978年为2.56:1,1982年为1.82:1,1994年为2.86:1,1999年2.56:1,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在波动中呈现扩大趋势;生活消费方面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93倍,1999年上升到3.37倍;从储蓄情况看,到1998年底占人口30%的城镇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80%,人均储蓄达到11324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储蓄仅为1202元,城市居民储蓄是农村人口的9.4倍,这一数字在1985年为6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向城市倾斜, 城市基本设施投资大幅度增长,城市居民相关的基本生活设施投资也有大幅度增长,而县以下的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增长缓慢,县级以及县以下的地方财政直接用于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中生活和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更多集中在中心城镇,直接关系到周边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资则增长缓慢,大多依靠农村自身的积累和集资。这一情况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

    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户预期和现实支出增长趋势却有强化趋势。一是农户的生产性支出呈增长趋势。我国农村农户是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合一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我国农村农户的生产性功能是消费功能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生产性支出是农户支出的大头。土地承包以来的多年积累,农户耐用大型农机具的投资已经相对稳定,农田基础工程投入相对来说也趋于稳定,但是常规性生产投入如化肥、种子、农药、农用柴油、电力的投入并没有减少,而且随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呈现增长趋势。据农业部有关部门对2003年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情况160个农区物价信息网点县的调查分析,目前几种主要化肥价格上升幅度在1·5%到2·5%左右。由于种植业普通品种市场价格长期低迷,迫使农民适应市场供求情况调整种植结构,逐渐向优质经济作物调整,随着种植业向优质品种、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化种植调整,其中化肥、农药、农膜以及种子、技术、劳务投入也将出现结构性调整,农民生产性投入将进一步加大,某些投入—产出之间时滞和持续时间比较长,在短时间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产出难以弥补投入的支出,所以在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户在短时间内将会加重负担。

    二是农村教育、养老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非农业生产性支出增长,已经成为农户的主要负担。我国是一个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低保国家,同时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资源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国家财政也主要倾斜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负担,实行家保家养;尽管我国对教育实行义务教育,但农村地区教育投资不足问题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教育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人头费,既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微薄的福利,为了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农村基础和义务教育后的高中教育的投入相当部分还是依靠学校的自主收费。据调查,中西部地区农户对孩子的高中教育投资一年大体在2500元左右,包括孩子的食宿费用和学费、教材课本费用等,因此供养一个高中生三年时间需要7500元,如果加上为考大学增加的一年的复读时间,一个农村孩子高中阶段的教育费用在10000元左右。据有关专家调查,我国目前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投入人民币8万元左右。就目前农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全家4口人,每年收入在8000元左右,扣除每人每年生活费1000元左右,实际可用资金只有4000元,其中生产性支出储蓄要占到可用资金的50%.所以,如果把这些剩余资金全用在培养子女上学读书上,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一户农民20年的积累。

    非农业生产性支出中的另一个大头是医疗费用的支出。与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制不同,农户承担着个人和家庭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全部职能,目前农村基本上实行的是以户为单位的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国家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在短时间内还难以覆盖农村地区,随着农村家庭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趋势,加之,由于医疗药品市场管理混乱,医疗费用呈几何基数增长,农户预期支出将进一步增长,这将迫使农户预留一定的积蓄作为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据有关调查,医疗费、治疗费、医药费价格上涨幅度近几年已经成为突出问题,一些妇科疾病的治疗费用如生孩子、子宫肌瘤切除以及普通外科手术费用已经由过去的几百元上涨为3000到50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住院费用负担。现在农村养老是一个突出问题,现在大多农户为两个孩子,随着农村人口老年化家庭养老负担将呈现增长趋势,为了应付养老和疾病,农户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作为养老和医疗保障强迫储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村医疗、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教育、高考教育日益向中心城镇集中,这也造成农村医疗和教育收费标准趋向城镇居民收入标准定位。

    三是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要是由组织成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农村人民公社和县三级供应,由于行政控制和政治强制动员保证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原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以生产大队组织机制为基础保证对农户家庭承包难以完成和组织的公共服务提供。从实践中看,在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区,生产大队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改革以来逐步得到强化,尤其是原先村镇企业发展比较好的生产大队,对农户提供直接生产的公共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扩展,如组织农户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对接、组织农户集体运输公司,结合农村种植业的调整,组织采购———生产———批发中心等,以降低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户在市场上的要价能力。在经济职能强化和扩展的同时,这些村镇组织的社会公共产品服务职能也得到扩展,如组织农村教育、农村养老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以及农村安全等。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改革前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改革以来村镇企业发展比较欠缺,以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济几乎没有积累,某些地区村一级组织缺乏集体经济支撑而造成组织能力低下,集体公共产品几乎完全靠农户集资或摊派,甚至农村大队管理人员人头费也要靠摊派和提留,不仅无力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甚至连维持大队的基本管理职能都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主要由农户自筹,如公路、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电视通讯广播设施以及教育设施,都需要农户自筹来组织,有些实行分级分摊。有些则因为经费短缺不得不实行分包给农户经营,把本来属于集体提供的公共品转变成收费服务项目和经营性项目。目前,随着改革前农田水利设施进入后期维护使用期,国家专项经费难以到位,这些投入还是主要依靠农户筹集。这种隐性负担也有增长趋势,不过这些隐性负担大多表现为直接的劳务投入或可以以工抵资,由于农村劳动力价格较低,对农户相对来讲负担还不是太明显。随着农户种植业的调整,经济作物和面向市场的作物比例增大,农户对市场供求依靠度加大,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种植业调整后的生产还难以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批发中心,农户进入市场的渠道缺乏,而且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比较高,甚至受到某些中间环节的盘剥,在集体无力组织,也缺乏组织进入市场的人员的情况下,农户之间不得不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方式进入市场,这势必要加大农户的负担。随着农村城镇化发展,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能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情况下,而且农户由纯农业向多种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加工业兼营趋势的增强,农户的这一部分隐性支出将呈现增长趋势。在农民隐性支出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既农户收入结构中以实物为主,有些地区农产品收购部门对农户交售实物实行延期付款方式拖欠,或以实物抵偿,而支出则以现期货币为主,甚至有些村提留和统筹也采取货币支付。从中西部地区和纯农生产区来看,农户支出的货币化和现期支付,主要来源是靠出售农副产品,其中以谷类等大宗粮食为主,这使得农户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出售农副产品以变现,这也是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亏本的问题,造成谷贱伤农的问题,同时,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而粮食市场价格则持续下降,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剪刀差价格比,这也是农户隐性负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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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成效与主要问题

丽水市是“浙江欠发达”的山区，全市总面积1729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8.42%，耕地占5.52%，溪流、道路、村庄等占6.06%，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区。常住人口211.70万，是浙江省面积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其经济发展与其地形特点密切相关，多年来经济水平一直属浙江省末端。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以来，丽水市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协调发展。1是贷款余额大幅提升。截至2012年底，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475.23亿元，同比增长14.0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4.5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117.86亿元，同比增长16.57%，增速居全省第2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5个百分点，存贷款增速均创历史以来最好水平。2是创造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截至2012年一季度，全市行政村信用评价面达到100%，农户信用评价面达到92%，共创建信用村758个、信用乡(镇)28个、信用社区11个，云和县创评为全省首个“信用县”；全市评定信用农户32.79万户，已有32.01万信用农户获得了金融机构94.21亿元授信，并有14.35万信用农户获得116.65亿元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信用很珍贵、证件(信用证)不浪费、农民得实惠”的目的。201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18个部委联合在丽水召开“全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现场交流会”，“丽水模式”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走出全省、推向全国。3在金融改革中现丽水特色，丽水各金融机构创新推出茶园抵押贷款、石雕抵押贷款、香菇仓单质押贷款等金融支农特色业务，目前累计发放贷款6538笔，贷款余额11.23亿元，有效拓宽了农民的融资渠道，支持广大农民创业创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保险业务创新，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2011年，全市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保费收入810.98万元，参保率95.87%，赔款金额976.96万元，赔付率120.47%；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03.50万元，参保率70.07%，赔款金额662.31万元，赔付率66.00%。尽管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效果显著，但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存在的问题也是让人不容忽视的。1农村金融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多元化需求。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以满足农民的基本存款、贷款需求，针对农业科技、农产品开发、水利设施、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较少。农业保险发展缓慢，规模小，开展范围有限，赔付标准低，不能更上农村经济的发展，没能从根本意义上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2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机制不健全市场政策不完善，效率低下依旧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主体进行分离，信用社不再属于农业银行，存在产权鉴定模糊不清的情况。《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条约对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结构控制过严，这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浅述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建议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些国家实践表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具有信息、地缘和灵活性强的优势，在缓解农民和农村微小企业“贷款难”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丽水市农村金融组织应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构建一个银、政、企信息交流平台，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针对性，建立完善三者的长效对话机制，协调供需关系、借贷需求，真正使好的项目顺利实施，施惠于民。明确农村金融的法制地位，加大国家的政策扶持力度。制定适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整体规划，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环境，并在资金和税收的方面做出适当的安排使其更好的发展，首先在农村金融服务不完善的区镇加快设立村镇银行，降低准入门槛。其次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使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征收标准低于其他金融机构。最后建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风险担保与损失的财政补偿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让农民安心搞生产。扩大农业保险的范围需要政府的引导，政策的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等各个因素。这也需要良好的信用环境作为基础，因此还需要加快培育信用文化。

本文作者：屠佳莹张丽红李巧丹麻玉琴李敏姜彬工作单位：丽水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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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农村客运试点，加快农村客运发展速度。

为解决农民“乘车难”，让农民走得更安全、更方便、更经济，我们采取多种措施，深化农村客运通达通畅工程，选择条件较为成熟的乡村开展农村客运试点工作。7月中旬，区政府在下堡坪乡召开了农村客运试点办公会，分管副区长主持会议，区各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就农村客运试点方案展开讨论，通过并下发《夷陵区农村客运试点方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该乡已兴建一个五级客运站并通过验收，开通了下堡坪至栗子坪等4条58公里的运营线路。解决了9个村2万多农民的乘车难问题。

客运试点工作带动了全区农村客运发展，我区全年新增农村客运班线6条，新增农村客运运力16辆，座位160座，行政村通车率达71

二、优化线路资源，努力构建乡村两级客运网路。

针对农村客运的特点，为发挥乡镇客运站的功能，我们对农村客运线路实行两级网络管理，将农村客运线路实行按级分工。一级线路为小溪塔（城关）至乡镇政府所在地，负责承运主干道上的旅客；二级线路为乡镇（五级客运站）所在地至各村、组，负责承运乡村线路上的乘客。一级线路按许可的路线，依线营运，实行“三定三统一”。即定线路、定班次、定票价，统一进站、统一排班、统一售票。二级线路按片区实行“四制”管理、区域营运。即一车一线制、一车多线制、一线多车制和循环线路制。形成了较好的农村客运运输市场格局和健康的发展方向，受到社会的好评。在线路发展上，坚持以调整、延伸为主、新增线路为辅的原则，延长了邓村至谭家垭、樟村坪至黄马河等西北山区客运线路，今年来共延伸山区客运线路93.3公里，新增农村客运里程7条，解决了12个行政村通客班车问题，新增了3万多农民在家门口坐上客班车。

三、加强源头管理，保障农村客运安全。

针对农村客运线路点多、面广，存在安全隐患多、安全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我所采取了三项措施确保农民“走得安全”。

一是认真落实“三关一监督”职责，建立严格的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对营运车辆的监控。

二是把打击黑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充分发挥职能，加大路面稽查力度，象整顿城市交通秩序一样，整治农村客运市场，保证了农民乘上放心车。

三是发挥农村客运“千里眼”作用，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消除。我所聘请经营农村客运的58条线路上的37位驾驶员为安全管理信息员，及时报告各自线路上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确保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强化市场监管，净化运输市场秩序。

针对我区农用车、小轿车、“黑面的”从事非法旅客运输猖獗，坑客、宰客、超载现象时有发生的实际情况，我所积极争取政府组织，运管为主，部门配合，综合治理，成立了区交通综合整治办公室，在区城管办、交警大队、运管所、客管处等部门抽调精干执法人员9名，落实办公地点、配备执法车辆和取证设备，政府从罚款中划拨办公经费，形成了打击非法营运的长效机制。

为加大打黑力度，专班建立了案件审理委员会制度和案件处理“五公布”制度。案件审理委员会定期举行例会，与会委员必须超过半数以上，由案件承办人根据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汇报案情，提出处理建议，与会委员根据建议和意见，集体作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一旦形成，任何人都无权更改。“五公布”即：公布违法、违规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公布其违法事实；公布处罚依据；公布处理结果；公布《说情登记》），使综合执法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一年来，我所及专班共检查客货营运车辆2200余台次，查处违章车辆416台次，扣证牌314套（块）、扣车102台次，实施行政处罚84起，罚款24.8万元。这一举措使“黑车”顽症得到了有效治理。

我所在强化运输市场监管的同时，加大了运管费的征收力度。一是加强宣传，通过向车主印发内容详实的宣传单、在电视台播放通知等方式，把征收政策和标准告知营运车主；二是实行滞纳金制度，严格按有关规定征收滞纳金；三是严格征收政策，凡符合减免条件的一律报市处减免。四是加强规费稽查和“两证”换发的审核关，严惩偷逃规费的行为。全年共补征规费20多万元，征收滞纳金4万余元，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五、开展行业文明创建活动，提升运输服务质量

一是以专业运输企业三峡运输集团为龙头，以各民营客运 公司为骨架，广泛开展文明客车、文明线路、十佳驾驶员、十佳乘务员的竟赛活动，全面提高安全管理和服务质量。

二是全力打造城信企业，把服务质量纳入企业管理和考核范畴，与企业的资质、等级、线路经营权直接挂钩。

三是行业热线电话和投诉监督电话实行全天候服务，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投诉及时处理、及时反馈、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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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金融 农村 市场发育

一、农村新型金融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及相关理论分析

（一）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概念界定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分为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包括私人钱庄、私人借贷、高利贷等。

（二）农村新型金融的概念界定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相对于传统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来说的，国务院《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农村金融市场面向所有社会资本开放，境内外资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到农村地区投资，在农村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银行业机构。

农村新型金融政府服务模式理论

面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金融发展之路这一金融发展理论的难题，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R.L.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aw）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1973）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1973），首先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特征，然后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理论和应采取的货币金融政策。并提出了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完全不同的“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论”。“金融抑制理论”是以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设”为前提，论证了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将储蓄资金有效的动员起来，并引导到生产性投资上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蓬勃发展的经济也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而刺激金融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与“金融深化论”的出发点不同，金融深化是解除金融抑制的结果。在政府放弃对金融的过分干预和管制，取消对利率和汇率的人为压制，使利率和汇率真实地反映资金和外汇的实际供求状况的前提条件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并使其向生产性投资转化，还能引导资金向高效的地区和部门；另一方面，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业的扩展，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由于“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因此也合称为“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理论，其本质是私有制和完全竞争市场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一般均衡在金融理论中的运用，是经济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代表。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抑制特别严重，除国家准予的正规金融机构以外，所有的民间金融都受到国家的抑制。而我国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非常之少，特别是随着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后，农行逐步撤离了农村中的网点，农村所剩的唯一正规金融机构就是农村信用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全部落在信用社的身上，而农村信用社不健全的体制使其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农村金融的抑制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金融的市场发育和制度规范相应建议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第三大显著特征是市场发育和制度规范的“双重缺失”。由于人口密度低、市场隔离、风险高等特点，加之季节性因素导致的收入波动和高交易成本，使得缺少传统抵押品的农村金融市场面临无法有效分散风险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金融机构只能望而却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先天不足，在放宽农村金融限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容易发生失控或寻租现象，问题的累积可能会使许多金融机构丧失清偿能力而面临破产威胁。毫无疑问，当市场缺乏和制度不规范时，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市场，为市场成长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约束。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监管法规滞后、监管基础薄弱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缺失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下，农村金融监管处于事实上的低效或无效状态。随着准入政策的放宽，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逐渐出现，而专门针对这些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法规，如“合作金融法”、“社区银行法”等监管条例尚未明确，这使得农村金融“加速发展”过程中的监管“真空”成为潜在隐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导向下的农村金融发展将再一次引发“金融政治经济学难题”：在强势政府主导信贷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政治权利的分布可能会明显地决定信贷的发放过程和结果，并伴随产生大量“权力租”，这对本就弱化的农村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某种程度说，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监管正处于一种形式与实质的“悖论”之中：形式上的审批制度和行政管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金融风险，但却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而金融寻租和腐败行为在国家针对“三农”异常优惠的政策环境中有了广泛的滋生空间。毫无疑问，如果单纯以短期内放开和做大农村金融市场为目标，而监管制度又长期滞后的话，隐藏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可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实施农村金融扶植和鼓励政策必须是鼓励竞争与加强监管相结合：除了通过有效的法律制度规范金融机构的准入、运作和退出外，还应考虑将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正式纳入监管框架和监测范围，通过审慎监管减少在相对宽松的政策导向下可能滋生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真正做到积极推动和稳健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侯希红.农村金融保障体系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促进作用[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2]马宁.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研究[D].吉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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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明增长策略；农村居民点整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中国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2-0289-02

0　引言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是农村人口生产和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是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大、增长快、利用率低、空置严重、布局混乱、违法用地现象普遍。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我国土地管理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措施之一，通常是指通过运用工程技术、调整土地产权等方式，进行村庄改造、归并和再利用，使农村建设逐步集中、集约，以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强度，促进土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学化，同时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集约节约用地的有效途径，而其中尤其要关注土地整理潜力的挖掘，因此，探索一种适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极为重要。

“精明增长”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主要是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过度蔓延。研究交通问题学者认为精明增长是“一种开发原则和规划实践，以建立更有效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和交通模式”。目前，“精明增长”理论更多的应用于城市规划，然而同样适用于郊区、农村土地的规划。因此，根据“精明增长”理论的原则，农村居民点整理后，不仅可以挖掘建设用地指标，同时可以达到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的目标。

1　“精明增长”理论概述

1.1“精明增长”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内涵精明增长(SmartGrowth)理念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针对城市日益严重的无序扩张蔓延提出来的。精明增长理念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它通过土地使用功能组合，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限制城市边界成长，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保护农田、空地、自然景观和环境保护区，改变交通模式，加强对现有社区的改造等方式来解决城市蔓延中出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促使城市协调发展。

1.2“精明增长”理论的原则1996年，美国环境保护局联合其它机构建立了精明增长网站――精明增长在线，提出了关于“精明增长”的十项原则：①土地的混合使用；②设计较为紧凑的住宅，加强土地集约利用；③提供不同类型的住宅；④创造适合步行的社区；⑤每个社区应有自身的特色，提高社区吸引力；⑥保护开放空间、农田和自然景观以及重要的环境区域；⑦加强已有社区发展；⑧提供不同类型的交通方式；⑨提高城市增长的可预知性、公平性和成本收益：⑩鼓励社会组织和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发展决策。

1.3“精明增长”理论的有关策略

1.3.1限制城市蔓延与城市增长边界(UGB)管理。“城市增长边界(UGB)”是引导城市向合理方向增长并能严格控制城市蔓延的规划途径。城市增长边界之外是农用地，在边界在外的区域严禁进行城市开发和建设小的新城镇。

1.3.2“TOD”发展模式。“TOD”是一个空间布局紧凑、功能齐全且适宜步行的社区。“TOD"要求加强土地的混合利用，以公交站点成为区域内的交通枢纽、有利于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的土地开发利用模式。

1.3.3提供公共运输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人们在居住、购物、工作以及交通方式上提供多种选择是“精明增长”的核心目的。

2　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内容存在的问题

2.1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研究内容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较多，其内容大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羽：①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研究；②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的研究；③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资金筹措模式研究；④中心村建设问题的研究。相关的初步研究结果整理如下：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一是农村宅基地超国家标准面积形成的潜力；二是废弃建筑物压占土地形成的潜力；三是由于我国的村庄建设缺乏规划，街道、排水等基础设施和农民住宅建设随地而建，造成其内部有许多建筑垃圾压占、建筑废弃地等空闲地。

另外，考虑到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建设的黄金期，建设用地指标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建设用地需求的矛盾凸显，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置换建设用地指标成为缓解用地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是目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要研究内容。

2.2农村居民点整理存在的问题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潜力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使农村建设占用土地达到相应的标准，将原来超标或粗放使用的土地整理出来作为潜力，用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或者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从而减少各级各类建设对农用地的压力。

由于我国城市建设对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为了最大限度的挖潜农村居民点潜力，置换建设用地指标，农村居民点用地从“人均农村居民点标准”调整为“户均农村居民点标准”，使农村建设逐步集中、集约，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强度，这必然将导致整理后的农村居民点存在以下问题：①整理后的农村居民点未规划预留发展空间及发展方向，若未来农民有用地需求，则重新造成布局混乱、违法用地现象；②整理后的农村居民点仅包含居住面积，功能单一，缺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家禽养殖场所和粮食晾晒场所等用地需求考虑；③中心村集中模式虽然置换大量建设用地指标，但会导致农民耕作半径的增大，对生产生活造成不便。

3　“精明增长”理论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应用探讨

根据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研究内容和“精明增长”理论的原则，将“精明增长”理论中的策略运用于解决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存在问题，具体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扩展边界”的设定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为了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的强度，通过各种潜力测算方法，仅预留了农民居住生活必须的建设用地，没有考虑农村居民点的潜在用地，导致整理后的农村居民点无法发展，所以应该预留一定发展空间，确定发展方向，划定“扩展边界”。

设定农村居民点“扩展边界”同样可以明确农村居民点向哪个方向发展，如何合理发展和发展的范围，是“精明增长”策略的具体应用。确定发展方向避免了农村居民点的无序发展。预留发展空间将减少和控制违法用地的大量出现，同时，预留发展空间的不断减少会提高农民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

3.2土地混合利用农村居民点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不

仅包括农民居住生活场所，还是家禽养殖、粮食晾晒、果蔬栽种的场所。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虽然解决了土地混杂使用带来的无序状态，但同时导致农村居民点仅包括单一的居住功能，所以在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应考虑土地的混合利用。

“TOD”理论强调土地的混合利用，通过公共交通将居住、商业、办公等功能单元连接起来，各单元之间保留大量的绿化开敞空间。根据最大效益原则和适度混合使用原则，采用土地混合利用理念，通过公共交通将农民居住、耕作、晾晒场等单元连接起来，并且设计居住与家禽养殖的混合利用方式，不仅解决土地用途功能单一对农民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同时也解决了土地混杂使用问题。

3.3提供多种选择的交通方式中心村集中模式虽然置换大量建设用地指标，但同时导致农民耕作半径的增大，对生产生活造成不便，导致农民交通方式的转变。

“精明增长”理论提倡完善公共交通系统，为居民提供多样化出行选择，优先考虑步行及自行车交通。小汽车带来的大气污染与噪声污染是导致城镇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应积极发展依托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公交体系，鼓励居民绿色、低碳出行，尽量减少小汽车造成的环境破坏。

同样，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结合“精明增长”理论提倡完善公共交通系统，不仅加大中心村集中模式的可行性，又可以将大量资金集中建设中心村，强化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从而解决农民交通出行和耕作距离的影响。

4　结语

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指导体系，借鉴“精明增长”策略，可以较好指导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在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同时，拓展农村居民点发展空间。促进农村土地混合利用，完善农村公共交通设施，使整理后的农村居民点更加合理，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姜广辉，张风菜，陈军伟等.基于Logic回归模型的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驱动力分析[M]农业工程学报，2007，23(5)：81-87

[2]关小克，张凤荣，赵婷婷，等.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及整理模式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29(3)：114-118

[3]陈百明.土地资源学概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294-297

[4]付海英.基于精明增长理论的城乡用地规划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07

[5]Principles 0f Smart Growth.省略

[6]黄慧明.美国“精明增长”的策略、案例及在中国应用的思考闭.现代城市研究，2007，(5)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