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理解范文
时间：2024-01-19 17:48:5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政策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作者简介]张慧霞（1978- ），女，河南新郑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社会保障。（北京 100029）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6-0009-03
校企合作是学校职业教育的本质特点和内在要求。从职业教育发展历史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工业化之前和初期，职业教育是企业的内部功能之一。伴随生产领域对人才的大规模需求，以高效率培养统一规格人才的专门化职业学校逐渐产生，同时也带来危机，即远离生产场景、脱离生产功能的职业学校不可能“闭门造车”。因此，如何重新建立并维持与企业的关系，成为现代职业学校面临的首要问题。
从学校职业教育的实践来看，标准化、规模化、高效率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以“企业参与办学”为前提的。因为，“职业学校的教学内容如何先进，与生产、服务一线所应用的最新知识、最新技术、最新工艺相比总有距离；无论学校的实训设施如何先进，与生产、服务一线最新生产设备相比总有距离；无论学校的专业课师资如何‘双师型’，与生产、服务一线技术专家、操作能手相比总有距离。企业拥有新技术、新工艺、新生产设备、经验丰富的一线技术专家、操作能手。”①因此，职业教育学校与企业（雇主）的距离远近，对现代职业学校尤为重要。为了拉近、缩小职业学校与雇主的距离，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各国际组织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就我国而言，自2005年以来出台的职业教育政策也可放在“学校与雇主距离”这一框架中来分析。
一、学校与雇主的距离：雇主介入职业教育的国际经验和观点
为保障职业教育的质量，各个国际组织都非常重视“雇主、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了各种政策措施，拉近学校与雇主的距离。
1.欧盟：学校与雇主的密切关系是保障职业教育质量的必要条件。“质量、合作、公平、流动、透明、开放”是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VET）政策的基本着眼点，而“质量”列为首位。21世纪以来，欧盟制定的各项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工作计划，都把强调质量问题作为主要议题之一。2004年5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职业教育与培训共同质量保障体系框架》（CQAF），包括模式、方法、监控与测量在内的四大要素，每个要素都有一套为各方共同认可的核心质量标准，其目标之一是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质量。该框架的建立，为完善欧盟国家质量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这是保障质量的必要条件之一。欧盟倡导职教界与企业界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以拉近学校与雇主的距离，保证职业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被欧盟各国普遍认可的做法包括：一是鼓励企业与学校的紧密合作；二是企业主、社会合作者、行会及专业团体直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的设置、内容设计和教学等；三是将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决定权下放到学校或地方有关部门，由学校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状况来决定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
2.经合组织：为工作而学习、在工作中学习。经合组织（OECD）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OECD在2007～2010年实施“为工作而学习：经合组织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评价研究”项目，提出以下建议：应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实际工作之间建立桥梁，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利用工作场所的培训优势，职业教育与培训需要合格的教师和培训师。OECD积极倡导政府、雇主和工会的有效合作，以确保学习与工作的联系，主要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应同时满足学生和雇主的需求。职业教育与培训为年轻人提供通用的、迁移性强的技能，以适应转岗和终身学习的需求，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专门技能，以满足雇主的现实需要。其次，鼓励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同行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使教师有机会更新知识，企业的培训师也有更多时间学习如何提高教学技能。最后，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初期，应较多采用工作场所进行培训，通过明确的学徒合同框架和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确保工作场所培训的价值。②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机构建立与行业企业的密切关系，消除学校与社会的割裂状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修订的关于职业与技术教育的建议书》中，主张职业教育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职业技术教育机构与行业企业建立密切的关系。强调技术与职业教育应与各级各类教育与职业相沟通，消除教育与职业之间以及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割裂。UNESCO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在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学习过程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学校的实训场所使用的机器和设备，应适合工作地点的需要，并尽可能地与真实的工作场所相似。从事各个行业的技术和职业教育的教师，应具有相关的资格和丰富的经验，对学生今后从事的职位有深入的了解，最好有相关的实践经验。此外，应当邀请在教育部门之外工作的相关专业的熟练人员，到学校、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讲课，使职业界与课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4.亚太经合组织：倡导课堂和工作环境的结合。亚太经合组织（APEC）认为：学生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与他们成功进入社会和顺利就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有很大差距。为了应对生涯挑战和全球劳动力竞争，加强课堂与工作环境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应由政府协调行业机构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以保证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及评价标准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
这项改革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面向雇主”的特征。首先，深化教学改革，构建“就业导向”的课程体系。为了增强学生的工作技能，加大专业技能课程的比重，专业技能课程（含顶岗实习）的学时一般占总学时的2/3。同时，强调要按照（雇主、企业）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采用基础平台+专门化方向的课程结构，设置专业技能课程。其次，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构建与职业资格标准相对接、与继续学习方向相对应的课程体系，努力培养学生的两种能力即创业能力和继续学习能力，帮助学生获得两个证书即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再次，在中职教材改革和建设中，教育部提出开发创新示范教材的六个重点中有三点体现了“雇主介入”的影响，即：以职业标准为依据改革专业课程教材；贴近岗位实际工作过程，更新教材结构和内容；密切跟踪行业产业发展趋势，完善教材更新机制。最后，中等职业专业目录改革体现了“雇主介入”的影响。专业目录体系做出重大调整，设立了专业名称、专业（技能）方向、对应职业（工种）、职业资格证书举例、继续学习专业举例等项内容。这次调整强调了中职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等。此外，为适应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教育部将通过建立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对话机制，推动专业设置与调整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3.校企合作：直接拉近企业与学校距离的制度。第一，组建职业教育集团。职教集团是新形势下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谋求多赢的新举措，也是实现职业教育为经济服务、推动职业教育向规模化和连锁化方向发展的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快速发展，目前各省级政府均成立了区域性和行业性职教集团。2005年，各省制定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是各省实现校企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建立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学校的多方联动，推动校企的合作共赢。第二，建立产教结合委员会的制度。为了使职业教育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发展，要特别重视制度建设，以此保障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逐步推进。近年来，天津市先后建立了产教结合委员会，加大企业参与学校管理的工作力度，形成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产教结合委员会是各职业学校结合自己的专业特色，充分利用行业办学优势，成立的由行业内专家、企业家组成的校企合作组织。第三，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学生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是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的途径。通过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实现了职业学校与雇主（企业）的资源共享。利用企业生产现场、职工培训基地，进行学生实习实训，将实训内容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实现车间与教室合一、理论与实践合一、学生与学徒合一、教师与师傅合一。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也实现了职业学校与雇主（企业）的优势互补。企业提供资金、设备、技术，院校提供场地和教学仪器，双方共同建立生产型教学实习工厂，使实训基地成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基地和学校的教学实践基地。
三、讨论及评价
1.职业教育与企业的关系在制度文本的表述与国外发达国家趋同。如何让制度文本“动”起来，而且“动”时还不走样，这一点很重要。今后制度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使现有的制度文本运转起来这方面。
2.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各项举措中，职业学校始终是政策文本的“主语”，各项举措都围绕职业学校来实施。现有的职业教育政策和实践表明，雇主（企业）介入职业学校教育具有重要价值。我们还缺少以“雇主（企业）”为“主语”的政策和制度设计，这凸显了当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行动主体即教育部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势单力薄的事实。
3.在努力拉近职业学校同企业的距离时，政府明显感受到来自企业的阻力。企业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探究原因时，大都指向企业缺乏利益驱动和必要的成本补偿、将校企合作看作负担等方面，令当前的校企合作、顶岗实多沦为企业获取廉价劳动力的途径。事实上，企业与学校的关系（距离）是由不同制度环境塑造的，拉近职业学校与企业的距离，不但要对当前我国的制度环境有深刻的了解，还要对学校与职业间的本质关系有深入的理解。
4.出于对校企合作效果的失望，国家和地方政策主要立足于学校实训基地建设。为了实现职业教育实训资源的开放共享，降低建设成本，各地普遍采取依托学校建立“公共实训基地”的做法，但目前对校内实训基地、公共实训基地的运行机制和效果，尚缺少实证研究。
5.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始终贯穿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在借鉴德国、澳大利亚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经验的过程中，需要思考我们理解的国外经验是否是完整、全面的，是否换个角度进行更深刻的理解？中外政策文本“趋同”引发的其他思考是：在学习国外职业教育经验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本土经验？在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对我国的国情如劳动力结构、人口基数等考虑了多少？这些问题都需要全面思考。
[注释]
①工作场所的培训有四大优势：第一，工作场所培训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环境，这里有不断更新的设备、有熟悉最新工作方法和技术的培训师，学生们可以获得实际的技能。此外，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学生们还可发展关键的软技能。第二，工作场所的培训为雇主和潜在雇员提供了双向的信息交流，令今后的招募更有效、成本更低。第三，工作场所的培训能够向市场传达职业教育与培训有价值的信号。第四，参加工作场所培训的学员能够有一定价值的产出。
篇2
一、“证伪”的策略
“证伪”的能力需要在实践中加以锻炼、提高。最重要的是夯实知识基础、提高科学素养。除此之外，掌握一些基本策略，对提高证伪能力也有裨益。
1.单刀直入、直接推理
运用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知识、原理和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利用演绎法，直截了当地指出错误。
例1：（2013年新课标全国卷1第1题）每年情人节（2月14日），在美国销售的鲜切玫瑰花多来自哥伦比亚。与美国相比，在此期间，哥伦比亚生产鲜切玫瑰花的优势自然条件是：
A.地形较平 B.降水较丰沛
C.气温较高 D.土壤较肥沃
辨析：正确答案为C。哥伦比亚位于赤道附近，美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冬季南北温差大，前者气温明显高于后者，适宜玫瑰生长，而后者气温较低，成为此时限制玫瑰生长的主导因素。对其它选项也可以证伪：美国地域辽阔，平原面积广大，有许多地方土壤很肥沃（可让学生回忆必修2中美国商品谷物农业的区位条件），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很多地方冬季降水很丰沛（可让学生回忆必修3中冬末春初降水较多的田纳西河流域），故地形、水源、土壤不应成为美国冬季种植玫瑰花的限制条件。
2.举出反例、釜底抽薪
若要“证伪”一个自己认为是错误的命题，能举出一个反例即可。
例2：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的洋流就是暖流吗？
辨析：洋流教学中，由于教师的举例一般都是著名而典型的洋流，以致于相当一部分学生把“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作为判断暖流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错误的，一个反例是2014年上海卷第35题中出现的7月份索马里洋流。显然，索马里洋流属于寒流（如图1）。因为它从水温低于24℃的海区流向高于24℃的海区（索马里洋流的水温比流经海区的水温低）。
3.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假设命题正确，由此出发推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说明假设错误，原命题不正确，这就是反证法。反证法在“证伪”中能大显身手。
例3：影响喜马拉雅山南北坡雪线高度差异的主导因素是水分还是热量？
辨析：假设是热量，南坡是阳坡，雪线应高于北坡；假设是水分，南坡是西南季风的迎风坡，雪线应低于北坡。事实上是南坡雪线低于北坡，故主导因素是水分。
反证法的说服力很强，具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雄辩特色，在分析问题时，将分类讨论法与反证法结合，既证实又证伪。
例4：（2012年新课标全国卷第10题）图2示意某区域地形，图中等高距为100米，瀑布落差为72米。Q地的海拔可能为：
A.90米 B.230米 C.340米 D.420米
辨析：此题关键是根据图中河流一侧的等高线数值判断另一侧的等高线d的海拔高度。a、b、c分别为500米、400米、300米。c、d相邻，故d可能是200米，300米，或400米。假设d为200米，c、d之间河谷的高程应小于c和d，故河谷海拔小于200米，这样河流与c的高差大于一个等高距，其间应再出现一条等高线，实则没有，故假设错误。同理，d也不可能为400米。所以d只能是300米。从而e为400米，Q地海拔在400～500米之间，正确答案为D。
4.区域比较、相互参证
地域性是地理学的一大特色。联系和比较区域的异同，由此及彼，相互参照和佐证，是地理学常用的思想方法，当然也是解答地理题时“证伪”的好方法。
例5：有人建议中国借鉴美国的经验，以粮食作原料大量生产乙醇作为汽车燃料。是否可行？
辨析：中美国情不同，美国的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总产量大、人均产量也大，以此生产乙醇，可谓因地制宜、合情合理，但是中国不能照搬照套。一方面，中国人口总量大，粮食需求量大，宝贵的粮食必须首先满足食用。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对耕地的侵占及农业结构的调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正在下降，用大量粮食生产乙醇，势必增大对进口粮食的依赖，造成粮食安全隐患，故不应效仿。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以人为镜，反思自我，可实现对这一错误建议的证伪。
二、“证伪”的教育意义
地理课程标准要求“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引导学生“证伪”，便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因为“证伪”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它所体现出来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恰恰是科学的根本性质。
1.有利于全面深入地掌握原理
例6：（2014年新课标全国卷2第4题）总部位于江苏徐州（约34°N，117°E）的某企业承接了甲国（图3）价值7.446亿美元的工程机械订单。2011年6月21日，该订单的首批产品从徐州发货。这一日，徐州与甲国首都相比：
A.徐州的正午太阳高度较高
B.徐州的白昼较短
C.两地正午物影方向相同
D.两地日出方位角相同
辨析：可由正午太阳高度计算公式得出A正确，即证实了A。在考试中，如果断定A正确，可以不去看其它选项。平时，为了全面理解原理，有必要对错误选项证伪。通过对B、C、D的证伪，学生可以学会在已知太阳直射点纬度的情况下判断不同纬度地区昼长、正午物影长度及朝向、日出日落方位角。可谓小题大做、获益匪浅，从而对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有了更加全面的掌握。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证伪就是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科学在批判中进步，在批判中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在批判中树立自己的观点。批判精神正是科学进步的巨大动力”。地理教学想对某个原理有正确、全面、深刻的认识，就可将“证实”其自身的正确性与“证伪”其对立面的错误性结合，这才是辩证法。
2.有助于提升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
证伪需要有科学的策略和方法，有利于培养科学素养。有时，“证伪”的难度可能很大，但恰恰是在去伪存真的过程中，师生认真思考、参阅文献、设计实验、讨论交流，科学素养和思维品质上升了一个台阶。例如，对前文例4的“证实”与“证伪”，体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思想，并运用“反证法”对干扰项加以“证伪”，不仅可学习等高线知识，还能潜移默化地培养思维的系统性、严密性、辩证性和批判性。
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职业道德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230-02
随着“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推广，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也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提升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高职学生如何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一、教学内容职业化——突出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其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必须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因此，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必须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以“一线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基点，以企业对人才要求为要素构建若干内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主题突出、鲜明的教学模块，变教材体系为教学体系。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突出职业道德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以正确的人生价值教育为主线，加强意志品质、适应能力、合作能力、团队精神、心理抗压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对学生进行职业选择、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原则与规范进行教育，让学生进一步明确什么是职业道德，作为高职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道德观。
（二）结合专业、岗位开展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道德的共性表现为社会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共同职业道德要求。职业道德的个性即行业职业道德，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行业规范往往是从事该行业人员必备的职业道德。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共性的范围，还应该进行个性化的行业职业道德教育。高职学生只有集共性与个性道德品质于一身，才能形成优良的职业道德素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引入行业职业道德，丰富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结合专业及岗位群的要求开展教学，让学生明确将来从事的职业或岗位应该具备怎样的职业道德，帮助学生培养职业道德素质。
（三）引入企业文化理念，增强学生的职业价值认同
当前，相当一部分高职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就业后被“炒鱿鱼”，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职学生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企业文化是职业道德的有效载体，为了做到从学校到企业的“无缝对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把现代企业文化引入教学内容中注重、突出敬业、责任、创新、服从、守时、沟通、吃苦、细心等职业态度的教育与培养。根据企业文化的要求，培养学生的纪律观念、遵守企业的生产流程，培养质量意识、遵守企业的安全生产制度，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按企业要求规范学生言行举止，培养学生的文明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
二、教学方法、手段多样化——注重职业道德行为的培养
要充分重视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不断创新和完善课堂教学形式，是教育方法创新的一个具体方面，要在保持传统讲授法优势的前提下克服讲授法的不足，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互动，融“教、学、做”于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主动性。因此，一是打破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旧三中心”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中心，以体验为中心的“新三中心”的教学模式，将学生从以往被动的客体地位提升为积极的主体地位。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正确、科学地安排教学内容之后，运用灵活多样新颖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可以根据职业道德的教学内容和特点采用专题讲授、上台演讲、课堂讨论、主题演讲、专题辩论、角色扮演、影视教学、参观调查、社会实践等方法。通过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既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实践教学常态化——加强职业道德素养的养成
职业道德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是在职业生活中积累、培养的过程，职业道德只有在职业道德训练的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升华。高职学生作为“准职业人”，高职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养成仅靠课堂教育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领悟、体会和感受，才能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在学生职业道德的养成过程中便显得格外重要。目前，高职学生职业道德水平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其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理论知识，而是在行为能力上。通过理论教学，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要求有了较深的理解，关键的问题出现在“知行合一”上。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应把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和兴趣，促进高职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活动设计：一是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选取不同的重点与难点，设置不同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在日常行为规范上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培养高职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二是选用案例时选取与专业相关的案例进行教学，加深学生对行业职业道德的认识。三是不管是课堂纪律还是实践活动的纪律按照企业的纪律要求进行设计。
四、考核方式过程化——强化学生职业道德行为的养成
道德评价是人们依照一定的标准、根据和方法，对某种社会道德、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的价值和性质进行判断，以达到扬善抑恶目的的一种特殊评价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的不仅让学生学会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采用适当的方式，从理论教育入手，同时让理论来指导学生的行为，加强学生的养成教育，达到知、情、行的统一。因此，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考核要更加关注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形成过程而非结果。从评价主体来说，实现评价主体多样化，改变单一评价主体为多方评价主体，采用任课教师评价、辅导员评价、同学评价及自我评价相结合。从评价方法来说，实现评价方法多样化，改变单一评价方法为全面的、多角度的评价。即坚持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理论考试与日常行为表现相结合、平时作业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评价办法。从评价内容来说，职业道德的教育既是内化的过程，更是外化的过程。坚持理论认知与日常行为相结合、课内表现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通过考核方式的改变，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力求知行统一。
五、建立校企互动的教育途径——让学生在真实的职场环境中感悟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过于强调教师主导地位，过于强调课堂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学生的道德行为体验；教学方法仍然停留在“灌输式”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教学过程存在着知行分离的教育困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教育困境，就要不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把职业道德教育过程向企业延伸，不断丰富职业道德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建立校企互动的教学模式。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把企业文化引入课堂，建设具有职业化特征的课堂教学，还应进一步深化与企业的合作，以校企合作为突破口，不但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走出去”，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身临其境地感受企业文化，切身感受企业生产经营中员工所表现出来的职业道德，了解岗位所需的职业道德。通过校企互动，可以培养学生关心企业、了解企业、研究企业、服务企业的意识，引导学生主动吸纳优秀的企业文化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甚至把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学生到企业实习、顶岗实习的过程中，帮助学生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起到导向的作用。
六、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示范化——为学生树立职业道德的榜样
高职院校要培养出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教师是关键。教师作为一个职业人，其所作所为都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形成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正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高为师，学高为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立场、道德修养、敬业精神、创新意识、治学态度及日常行为举止对高职学生都有着最直接、最强烈的影响，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本及以身立教的思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抽象的道德标准、行为习惯内化为教师的道德行为及职业行为习惯，并在言行举止中影响学生，成为学生的直接楷模与巨大的教育力量；同时通过教师的示范作用及学校对教师的职业要求，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企业制度、企业文化、职业核心价值观、企业对毕业生能力素质的要求，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养成，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从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及学校办学特色和育人要求，根据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探讨教学改革，把教材体系变为教学体系，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加强实践教学，充分发挥企业员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榜样作用，使学生在学习、工作及生活中不断感悟、内化，从而不断提高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提高高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珏.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
[2]许倪倪，肖杰.如何将高职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带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J]·文教资料，2009，（1）.
[3]应金萍.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机制的思考[J].职教论坛，2009，（3）.
篇4
教育政策执行可以理解为：教育政策执行者按照一定的政策方案，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政策目标，把教育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转化为有效现实成果的过程[1]。而现实的高校学生工作承担的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学生事务管理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受到着相关教育政策的指导和规定，无论是国家、政党制定的目标方向、原则准则，还是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工作内容和流程，使得学生工作担当着教育政策的执行环节，使得学生工作者担当着教育政策的执行者。
一、教育政策执行是提升高校学生工作的崭新增长点
无论是行动学派还是组织理论学派，政策的执行都被认定是发挥政策作用必然的环节，既要发挥政策对于行动的指南作用，又要发挥组织在政策执行中的能动作用。教育政策的高效益执行，必将带动学生工作的内涵深化和扩充，使政策执行本身成为提升高校学生工作的崭新增长点。
（一）教育政策内容向高校学生工作提出新的工作要求
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其本质是政党、政府和有关组织解决教育问题的一种政治行为，是有关教育的权利和分配规定[2]。
教育政策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类的政策往往是对教育工作的总体规划和战略的表述，如党的十报告的论述：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3]。报告不仅强调着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培养的经济功能，也充分强调了教育作为人的精神养成的文化功能。对于高校学生工作来说，要领会政党对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的新高度、新内容、新方法，把对报告精神的领会贯彻到具体工作的开展中，这无疑是对高校学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教育政策对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类政策往往是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对于基层单位的工作部署和行动规程。如学生贷款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返乡火车票优惠办理、大学生城镇医保办理等，这些政策内容本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作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部门，是直接执行这类政策的机构，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不断改善的民生、与时俱进的技术要求，学生工作就得积极回应，正确执行。
（二）教育政策的理解更新着高校学生工作者的工作理念
政策的执行离不开执行者对政策的充分理解，无论是定原则方向的元政策，还是定内容方法的具体政策，在具体职能部门和人员进行贯彻落实时，都涉及人员对政策的学习理解和掌握。这个学习领会掌握的过程，就要求政策的执行者与教育政策中的新观念新思路面对面、与新方法新技术面对面。于是，新的教育政策内容中的价值取向、新的教育政策运作过程中的行动理念就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者。
（三）教育政策的社会实施环境督促着高校学生工作改善品质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教育政策在社会中知晓度、传播的速度具有了全面而快速的特征。学生工作者不再是把持相关教育政策的少数主体，更多则改换成了具体操办执行政策的事务工作者。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应该做到什么样子等问题，不再变得模糊。于是可以做的就是规范正确、及时高效，令政策对象切实感受政策的正能量。
（四）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创设着高校学生工作的有利资源
高校中不同的职能部门执行着来自不同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在落实执行过程中都会生成新的信息、新的工作内容、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职能、新的机制等，而这样的一些各自形成的新资源，无疑都会是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外部性效应，如能在学生工作过程中协同联合，发挥这些资源的积极效应，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则将使学生工作受益无穷。
二、高校学生工作在执行教育政策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教育政策的执行理当成为高校学生工作不断进阶与提高的新的增长点，但是，现实的政策执行过程却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仅没能发挥政策的额外的积极效应，甚至使得相关教育政策的既定目标受到折损。
（一）组织资源的协同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高校学生工作部门在执行相关的教育政策时，需要在不同层级、不同的部门间开展部署与协同，但现实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首先，学校内部不同职能部门间的协调与统合存在问题。如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评估专项工作，涉及学生工作部门和财务处，谁来主持？谁来配合？谁又来对这个分工进行断定？当涉及专业名词的理解时，哪一家又是权威的解读者？不仅导致工作的推进不力，还挫伤了多方面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第二，学生工作部门内部不同层级间的协同问题。哪些工作环节更适合在学校层面得以落实？哪些更适合在院系予以落实？也许各级组织会出于自我考虑，使职责的划分未能周全，职责的划分不尽合理，导致政策的执行没有达到应有的积极效应。
（二）学生工作人力资源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
1.人员的充足性与政策执行的充分性存在矛盾
学校的规模、编制或者师资管理条件的种种限制，使得学生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尽管有师生比的严格规定，但是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员，往往就行走在了要求的边缘，或兼职或临聘返聘，使得真正承担责任的在职人员压力很大，要保证政策执行的充分性未免心有余而力不足。
2.人员的稳定性与政策执行的延续性存在矛盾
不论是学校一级的学生工作者，还是院系一级的学生工作者，都存在着双线晋升，都试图从坐班制的学生工作者转向非坐班制的专任教师，尽管在岗，但是不断地为在职研修、学历提高、资格证书的获取努力等，使得真正主动专注于学生工作、沉下心来研究学生工作成为了一种奢谈。身份的临时认同、岗位的临时占据、政策的临时执行，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延续性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
3.人员的职业素质与政策执行的工作要求存在距离
学生工作者许多时候要面对学生的切身利益和重要个人事务，除了应该有的业务熟悉、正确办理等职业素养之外，还存在着是否响应及时、是否方便学生办理、是否最少消耗、是否态度亲和及平等相待等多种指标，这些指标都在挑战着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素质。随着社会管理的水平日渐提高，众多的学生事务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政策执行没有寒暑假，政策执行没有下课铃。学生工作者能否在现行的工作惯例之下，变通与创制新的工作方式，切实不让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留有空隙，这取决于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素质的不断提升。
（三）政策执行的运作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
依照一般的政策执行的过程，总少不了政策的宣传、资源的组织、具体的实施等环节。纵观高校学生工作的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主要有以下问题：
1.政策宣传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有待提高
要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成员，让其体验到公民的尊严、公民的权利、公民的责任，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感受并养成公民的秉性，是学校的育人理念和教育实践。在相关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让政策的对象真切地理解政策意图及其内容，让政策规定通过学生的主动认识而认同接纳，政策宣传就应尽可能地充分、尽可能地让学生理解。但是现在存在着重讲奉献轻谈保障，重讲大道理轻谈实际问题等现象，使得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事务管理过程中政策规定与学生现实之间产生了不应该有的隔膜。
2.政策实施的细致性和深刻性上有待提高
学生工作部门往往会面对众多的红头文件，尽管这些政策的具体要求都具有工作的时间节点、具体行动要求，如要求开展“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但不是举办几次舞台表演就意味着任务的完成的。更细致、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感受中国文化的价值，让学生学会领略、学会鉴别、学会汲取武装自己头脑和情怀的营养。这些远远不是一张工作时间表就能了却、结束的工作。
三、优化学生工作执行教育政策的工作理念与对策方法
教育政策的执行能否现实地转变成高校学生工作的新的增长点，这需要转变工作理念，需要改进工作方法。
（一）优化政策执行应倡导的工作理念
1.复杂性、系统性的工作理念
教育政策关乎民生、关乎公平，关乎社会发展的导向，理当认真执行。但是学生工作受到的影响因素众多，大到社会环境、小到一次偶然事件的引发，都会对政策执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学生工作不仅有自己的工作系统，还要与高校的教学工作、高校的管理体制机制，甚至是整个教育、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活动系统发生广泛的联系，因而需要有广域的接纳和预见性，从容面对可能的新问题；要坚定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信念，与更多的工作系统相互配合，在更大的社会氛围和运行系统中切实发挥全员育人、全程育人的积极作用。
2.职业化、专业化的工作理念
尽管现实的高校学生工作者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但是从事的高校学生工作不会因为工作者的学术背景不同而改变了、降低了要求。尽快地使自己符合学生工作职业化的要求，并不断学习融入与提高，使自己更充分地成为一名以学生工作为业、具有开展学生工作所特有的学识修养、意识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以特有的工作内涵服务于高校学生的成长成才。
3.生命化、交往性的工作理念
教育政策的高效益执行，还在于学生工作者应确立生命化、交往性的工作理念。无论是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是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其工作与服务都是在与另一个主体――学生发生影响和作用。这就要求在工作中交往互动、以生命与生命面对面。能否珍视学生的情感、认识与体验，能否友善亲和、人际积极交往，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到学生工作的实效。
（二）优化教育政策执行可采取的对策方法
1.加强校内政策执行的顶层设计
“徒法不能以自行”，政策需要执行者的有效组织。在学校层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全面正确地理解政策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在校内做好分权和授权，分清职责，让有关部门明确各自的工作内容和要求，自主工作。
2.加强组织间和组织内部的沟通与协调
尽管有了分工，但众多的事务需要在组织与组织之间协同共担，依然有太多的学生事务需要在校级层面与院系层面互通，这就需要加强这些组织间的沟通与协调。
3.提高学生工作队伍的职业素质
学生工作者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主体和第一责任人，其职业素质决定了他的工作品质。编制工作手册、开展在岗进修、加强交流学习、开展带教实践、研读必读书目等，尽可能缩短入职到称职的时间，尽可能提升学生工作队伍的职业素质，将是在学生工作中高效益执行教育政策的不二选择。
4.开展政策知晓度、政策执行满意度的测评
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让学生、让社会知晓相关的教育政策，如大学生征兵政策、如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政策等，并且在学校一级建立政策咨询、政策执行投诉机制，由此倒逼高校内部政策的高效益执行，助推学生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5.加强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
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教育政策执行;情境性;复杂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概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状况，立足于当前日渐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背景，重点介绍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对政策实施中的“情境性”所作的分析和研究。他们从“直面复杂性”的研究立场出发，指出了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方向，并提出了可供我们参考的框架。最后，文章讨论了以上理论对我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的启示。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教育政策执行 情境性 复杂性
作者简介：董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取向和研究发现也都呈现出相应的特点。进入本世纪后，教育政策的实践背景愈发复杂，以往的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对现实提供持久而充分的解释。为进一步拓宽分析视野、丰富研究中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本文对近年来美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评介，尤其是华盛顿大学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提出的分析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以为增进有关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添砖铺路。下文中，笔者将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历程放置在政策研究乃至战后全球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脉络下进行考察，以为理解该领域当前研究的新走向提供一个完整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时期(1960－1980)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讨论早期的公共和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离不开“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大背景。自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及个人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扩散，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公民所需各种社会服务的权威“提供者”。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得以强化。英、美等国逐渐建立起所谓的“凯恩斯式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体制，从而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和制度范畴下，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围墙经济”、确保全民就业，并向公民提供劳动报酬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福利。[1]国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建设都抱有“宏愿”，相信通过政府的干预和介入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对社会的“工程化”改造。而公共政策就被视为政府干预社会各项事务的重要手段。例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向贫穷开战”计划就是其“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建设中一系列公共政策(项目)的集合，而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这一时期的公共(教育)政策的设计彰显出“分配性”(distributive)、“类别化”(categorical)和“管制性”(regulatory)特征。[2]即政府力求把特定资源(通常是财政拨款)分配给特定类别的群体以增进社会平等，并通过必要的管制举措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基本沿用了二战时期颇有成效的“规划－项目化－预算体制”(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而政策实施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有限的激励手段发动各级执行者将决策者的意图贯彻下去。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政府一方面积极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各项政策的推行，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机构签订协议对各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加以评估。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执行研究也由此发端。[3]
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带有政策分析的性质，旨在发现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研究主要围绕政府部门启动的重大教育法案和项目的运行展开。如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的推行，特别是其中旨在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补偿教育的“第一条款”(Title I)及其他鼓励“教育创新”的改革计划，都是研究的重点。[4]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发现类似，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都指出，国家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和地方的目标导向与价值排序之间出现“无法规避的冲突”，地方既没有执行政策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5][6]另一些研究则更为关注政策执行的一线情况，认为相对于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形的关系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7]也有研究试图揭示学校在实施教育改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的提出教师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并非有意抵制，而是采取了一种“双向调试”(mutual adaptation)的模式将政策与其自身情境统合起来。[8]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构建体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取向。“自上而下”的探究取向往往从“技术－理性”视角(technical－rational perspective)出发，认为决策者可以掌控政策的全过程，执行仅仅是这个线性过程的一个环节，其功能在于将国家或决策者的决策“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而研究重点就是考察执行者是否“忠实”地贯彻了政策意图、执行成效与政策目标，以及可以运用怎样的技术策略改进和完善这个自上而下的控制流程。“自下而上”取向则刚好相反，认为与其反复比较政策目标及其后果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研究更应该从公共服务的分发(delivery)和受众(recipient)层面切入，自下而上地追问政策为什么会这样被实施。这些研究大都采用“阐释－政治性”视角(interpretive－political perspective)，关注那些一线的“街道官员”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多样的本地情境以及面对复杂的公众需求时，如何理解政策、采取行动进而做出适切的“自由裁量”。[9][10][11]尽管这两种取向一个强调宏观的“控制”、一个侧重微观的“理解”，但在早期的执行研究中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政策中心”倾向。因为无论自上而下或是相反，作为政策分析专家的研究者对政策执行成效和过程的分析和解释，都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如何提升政策设计的“可执行性”(imple mentability)的信息和建议。[12]也就是说，研究带有鲜明的“为了政策”(for policy)而进行分析的色彩。
二、“竞争型国家”时代(1980以后)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所“嵌植”的社会背景逐渐发生转变，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宏观背景的变革突出体现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及由此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那种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围墙经济”被一种崇尚创新性、灵活性、开放性的竞争性经济所取代，公民的社会福利逐渐被依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福利所取代。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以“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私营化”为特征的公共部门改革，引入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机构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至此，国家形态就变为一种“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13]相应地，政府也从原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变为公共治理的“驱动者”(enabler)，“掌舵而不划桨”，逐渐引出一种新的“网络化治理”(networked governance)的政策模式。[14]
在此背景下，教育愈发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因素，而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学校改进就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教育政策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自9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其发展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从研究的关注点上看
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已逐步超越对于政策“可执行性”的关注，更侧重对政策实施“有效性”(what works)的追问(即“哪些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15][16]
从确保“政策方案的充分执行”到强调“政策获取显见的成效”，关注焦点的转移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往大量研究都显示几乎不可能让执行者完全忠实于设计者的意图去实施政策，追求“可执行性”的意义不大；二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和教育市场化改革者的视野中，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在官僚体制内无法解决，而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和管理变革则能够克服这个难题。[17]换言之，与其用严格的管控措施约束各级执行者的行为，不如通过“设定标准”、“绩效指标”等基于“产出”(outcome)和“表现”(performance)的管理逻辑确保政策目标的达成。所以在政策执行研究中，对于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的考量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中心。
2.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看
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虽然仍是主流，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已成必然。
(1)尽管主导早期教育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及“技术－理性”视角在70－80年代以后颇受质疑和挑战，[18][19]但其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主张，仍然主导着第三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高金(M. L. Goggin)等在展望第三代执行研究时就指出新一代研究将克服以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弊端，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迈进。而所谓“科学”，即通过澄清关键概念(如“执行行为”)、确立因果联系路径(causal paths)及有关执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取和组织变量建立模型从而为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通过解决执行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界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使本领域的研究更接近科学。[20]这一“规范性”的研究取向在90年代以后又有不断强化的态势；[21]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英等国主流的政策研究逐渐进入所谓“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时代，那些类似医学上的“双盲随机控制实验”(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式的研究结果才会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进而才会有可能影响决策。[22]在此情形下，这种量化实证的政策执行研究成为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不少具有争议性的教育政策议题上，不难发现人们争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实证研究和数据说话的问题，而是究竟谁的研究设计才更“科学”、更“可靠”。例如，关于美国“择校改革”的成效如何的政策争论就是典型。[23]
(2)在实证主义研究的主流之外，日益丰富多样的政策研究界已开始包容更多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自80－90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政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语言转向”、“争辩转向”和“议论转向”，“阐释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和“议论－批判”视域(discursive－critical perspective)逐渐在政策研究中异军突起。[24]这些理论视角从根本上将“政策”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认为“争辩”在政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策并非是完全理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决定的社会实践。[25][26]政策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和“议论”(discourse)相互蕴含的现象，于是人们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演绎、权力和知识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就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27]这些年来，基于上述视角的研究正日益多见。例如，魏威尔－塔沃尔(Weaver－Hightower)对美国男孩教育政策演变的分析、[28]斯戴因(Stein)对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在实施中形成的“政策文化”的探讨、[29]伯驰(Burch)对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后造成的教育“隐形市场”的批判－制度性研究等。[30]随着这些理论视角的进入，各种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也逐渐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教育政策意义的重要手段。[31]
这样一种政策研究局面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公共和教育政策及其执行过程的理解，而这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见证了近二十年来政策研究所经历的一种转向：从单向的为政府决策而进行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变为对政策本身进行的一种多维度“政策探究”(policy inquiry)。其重要启示在于，我们或许应该跳出“政策科学”的狭隘视野，不能仅仅把社会现象从其相关的脉络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封闭式分析，从而提出一个理性且科学的行动建议。我们有必要将问题再放回到其所处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遵循“政策学术”(policy scholarship)的取向来探究。[32]这种倾向在新时期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正变得日益明朗。
三、新世纪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动向：直面“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出台昭示着美国教育改革走向“大规模”(large scale)时代。[33]教育政策的设计出现一系列显著变化，政策目标开始聚焦全体学生的学业表现，改革涉及的“标的群体”(target groups)也开始囊括教育系统内外的各方人员，政策的工具和机制也变得更加多样化。[34]这就使教育政策的实施面临着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显然不能回避这一现实。2006年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者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主编出版了《教育政策执行的新方向：直面复杂性》(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一书。书中指出，在当前美国的教育政策实践中，几乎没有一项政策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得到有效执行；换言之，“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不是某一类政策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政策的成败无法一概而论。[35]基于美国三十多年教育政策执行的文献综述，霍宁认为新时期的研究应该直面政策实施中的各种“变异”，并从“政策”(policy)、“人员”(people)和“地域”(places)三个维度入手，去梳理那些影响政策实施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进而揭示政策在复杂情境中是如何运行和展开的。[36]据此，霍宁概括并提炼出一个分析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分析架构(Honig, 2006)
1.从“政策”设计上看，政策的“目标”、所面向的“标的群体”以及所使用“工具”的不同，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成效
(1)政策目标的性质和内容对政策执行的难度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政策目标如果指向改革学校的“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等技术核心，那么往往会显得非常困难。[37]如有研究已显示，当国家课程标准要求教师的教学实践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教师所面临的执行困难是相当巨大的。[38]另外，政策目标指向的时空范围大小，也是决定其执行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仅面向若干所学校或至多是一个街区而设定的变革目标显然比面向全国或更大范围设定的目标在执行中遭遇的阻力和挑战要小得多。同样，如果政策仅仅力求实现短期成效而不是企图收获长期成效的话，那么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变数会少很多，其成效也不易被大打折扣。另外，如果目标的设定未能有效考虑到执行者目前的能力水平，那么在执行中也会面临难以落实的问题。(2)政策的“标的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哪些人群有利、会对哪些群体不利，这种“高利害”影响所激发出的政治冲突也自然会从政策制定延伸到执行环节，并对实施结果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美国的“承认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在这些年遭遇了实施困境，甚至在一些州已被终结。其原因部分在于该法案以损伤白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补偿非洲和拉美裔群体，而并不是设法将向上流动的机会平等地向弱势群体开放。这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民主社会必然会出现此类执行问题。[39]又如，政策如何“称呼”它指向的人群(如“贫困者”、“未婚妈妈”等)都在传递某种“信号”，从而左右政策的后果。[40]这充分表明“标的群体”在政策执行中的敏感性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3)政策“工具”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变量。例如当前美国教育改革所选用的“管理主义”的问责机制以及“消费者主义”的市场机制究竟是否适合于学校教育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质疑；[41]也有研究指出，一些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目前更多依赖系统变革和学习等工具，但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还需其他的支持与配合。[42]总之，怎样结合不同情境的需要选用相应的工具和机制已愈发紧要。
2.“人员”因素对于政策实施的影响
政策最终是靠各级各类执行者将文本转化为实践，因此人员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近年来的不少研究都更加确认了这一点。(1)政策实施参与者的范畴。传统的执行研究侧重分析处于实施一线的人员行为，但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43]这两种角色之外还存在大量“中介人”(mediators)角色(例如学区中心办公室的教育行政人员)，他们对于政策的上传下达起着关键作用。另外，由于当前的教育政策越发趋向于跨系统协作，因此教育系统外的相关人员(如家长、社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卫生及人力资源服务者等)对于政策的回应，也将对实施成效产生影响。[44]简言之，政策愈发表现为一个相互“嵌套”的系统(nested system)，是其中牵涉的各级各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特定的政策生态，因而研究的视野要扩大，将形形的人员在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予以关注。[45][46](2)政策执行者和参与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行动。人们如何解读政策、怎样建构关于政策的意义，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传统的研究往往持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人性假设，认为执行者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采取行动的。但这却忽略了那些规范、价值和信念等制度性因素对人们实施行为的影响。[47]新近的研究逐渐从人们的“认知”、“阐释”、“学习”等环节入手，结合实施者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来揭示人们对政策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过程，从而丰富了我们关于实施者如何发挥其“能动性”(agency)的认识。这些研究发现，执行者关于“什么是最恰切的行动”的既有知识和经验、见解和信念都会形塑政策执行的生态。[48]人们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环境中所形成的利益、获取的知识、经历的经验、建构的身份等等，都会影响他们在执行中的行为选择。[49]这些认知性、历史性、价值性、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因素都会形塑人们关于政策的“阐释”，也都应纳入考察的视野。[50]这样，才能恰切地解释很多政策执行的困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3.政策实施所处的“地域”对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域维度主要就是指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得以展开的“场景”(settings)、“地点”(locations)或者特定的“区域”以及这背后所包含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1)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组织中。研究显示，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的行动对整个政策的成效都具有不同程度且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仅关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但新近研究发现，学区中心办公室作为一种特定的复杂系统，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过程不同于其他组织；而学区下辖的城市街区往往也因为各不相同的政治和制度资源，从而使政策的实施生态表现出相应的独特性。[51]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教育政策同时在“条”(各级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和“块”(某一层次区域的公共管理)两个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于政策实施成效发挥着特定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剖析。(2)政策在不同组织机构和地方运行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形态，与深深根植在这些地域情境中的历史－制度模式相关。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中衍生出的种族和阶层关系，必然对该区域的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例如贫民窟区域的社会情境会影响该地区学校的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学生在学校的教育经历，有关的教育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实施情况也一定会映射出这种独特的脉络情境的影响。[52](3)不容忽视的是，教育政策实施的场所通常也与一定区域内的其他组织和机构相联系，亦即都生存在特定的“组织域”当中，特别是在当前大规模、跨系统的教育和社会变革时代下，学校中的政策执行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周围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相关联。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领域的变革政策形成一种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例如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学校中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53]如一些研究显示，尽管为弱势家庭提供了进入优质社区上学的资助，但由于他们既缺少必要的就业和生活上的支持，也缺少社会文化上融入的帮助，难以真正在社区立足扎根，这样的学券资助计划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提升这些孩子学业表现的目标。[54]可见，对教育政策执行成果的分析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跨系统的区域场景中来观察和思考。
概括而言，以上理论框架勾勒出一种对政策执行的新理解。它不再将政策的实施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心到边缘”的线性过程，而是强调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高度情境性和处境化(contingent and situated)的过程。“政策”、参与的“人员”及实施的“场景”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方对实施的影响都无法离开对其他方面的分析而得到充分地理解。[55]至此，执行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那些潜在的或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因素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已经并且会愈发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讨。
四、结语和启示
本文在社会转型和政府公共管理变革的脉络中，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变迁和转向，特别介绍了当前“大规模教育变革”情境下研究者如何解析政策执行中的复杂生态的理论动向和基本成果。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政策背景下，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基本是在“政策科学”的典范下对政策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估，旨在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在竞争型国家体制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公共服务提供与治理的新模式，政策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阶段；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政府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推崇“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倾向。然而正如霍宁等人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量研究已然显示，这种力求在一般意义上概括政策实施的有效特征、寻求一种关于政策执行的“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的取向，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并解释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各种困惑和难题。[56]因此，政策执行研究要直面复杂性，将成功实施了的政策案例背后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的情境性因素挖掘出来，并提供一种动态性的解释。这种以发现并积累关于政策执行的情境性知识、视政策中的变异性为常态、同时积极借助各种理论(如复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批判理论)和质性研究方法来推进的研究，标志着一种新的政策执行知识建构取向。[57]它将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更为完整也更有助益的知识和信息资源。
我国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在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国在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一些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例如义务教育择校、异地高考等)已愈发表现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这些领域的教育改革和治理政策的实施生态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一方面，我们也将公平和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应地各类教育改革和实验项目还将层出不穷地涌现；另一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的改革策略也趋于综合化、系统化。例如基于教育均衡发展、新课程改革、特色学校建设、教育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形成不少“教育部－省(市)”合作的综合教改试验区，改革的目标、涉及的部门和人群、启用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机制也趋于多样，一个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施生态已然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为增进我们关于本土性教育政策问题的理解，参考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各地具体的社会实际，深入挖掘和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性因素，就显得必要而富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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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建设新农村 政策 有效执行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性任务，描绘了新农村的特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然而，一些农村对建设新农村的政策片面理解或理解不充分，以至于找不到切入点，建设任务进度迟缓。依据政策执行有关理论，本文通过分析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政策不能有效执行的原因，探讨如何能更有效地寻找切入点，从而顺利地开展新农村建设。
一、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政策偏离的典型：拆房刷墙
由于政策理解不到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农村出现了政策不能有效执行导致政策偏离的现象，以至于产生只作表面工作的现象，如大量拆除破旧房屋，将村或公路沿线房屋外墙粉刷一新，还有的植树种草甚至修广场等等。表面文章的背后却是村民生活依旧，村内各种设施没有变化，村民收入不见提高，同时由于资金使用不当，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间接地打击了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虽然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短期见效，但一些地方的切入点本身就偏离政策初衷。如果发展下去，建设新农村的任务可能会变得进度迟缓，农村发展受影响的同时，还容易导致某些环节断裂甚至腐败现象的发生。这样，新农村建设作为全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势必因某些地区存在的问题受到影响，最终使建设过程受到一定阻碍。
在公共政策理论当中，政策执行部分非常重要，政策不能有效执行，再好的政策也将失去意义。我们将就“拆房刷墙”现象引发的政策有效执行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服务。
二、政策理解、执行与有效执行的有关概念
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偏离现象，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有关政策理解、执行与有效执行等相关政策理论。
政策理解指执行部门对一项政策从制定宣传到准备实施这一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政策含义、领会政策精神，为后期执行和全面实施打好基础。要做到政策理解，政策宣传和政策分解是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政策对象只有知晓了政策，才能理解政策，只有理解了政策，才能自觉地接受和服从政策。各级政策执行机构需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宣传政策意义、目标等，从而为有效执行政策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政策分解即制定计划，需要遵循客观性、适应性、全面性以及一致性的原则，它是政策实施初期的一项功能活动，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经之途。
政策执行是在政策制定完成之后，将政策所规定的内容变为现实的过程，是为实现政策目标重新调整行为模式的动态过程，是政策执行者运用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和监控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由于公共政策从观念形态的制定到公共政策现实形态的执行尚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以致于执行环节易于出现偏差，即政策偏离，最终导致政策不能有效执行。
政策有效执行即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做到不偏离、不走样、不背离，或者通过政策变通等灵活性和创新性形式达到政策目标。
三、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政策不能有效执行的原因
1、政策执行主体或人员对政策不能有效执行存在影响
（1）执行机构组织之间可能存在沟通与协调的不充分因素。政策沟通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级组织人员将政策信息进行交流、传递的过程，有效的沟通也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协调也是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条件之一，它是管理组织为了顺利实现政策目标而谋求自身统一和谐、谋求自身相干要素匹配调剂、协作分工的一种行为方式。由于我国农村地理、经济、社会等各项因素的特殊性，某种程度上存在执行政策时缺乏沟通与协调的问题，导致基层执行机构对政策认识不充分，执行不到位，以及执行政策出现偏离等现象的存在。
（2）基层执行机构人员的素质与工作态度存在一定问题。任何一项政策最终都要靠执行者来实施，政策的变形走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执行者的素质不高和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所导致的。部分乡村干部年龄普遍很高，文化水平不高，加之基层干部的待遇不高，从而缺乏动力，缺乏一种真抓实干的硬作风。另外，由于乡村干部缺乏教育培训，对政策法规认识不够，理解不清，在政策贯彻执行时，对政策的宣传难以到位，在工作中难以树立依法行政的思想观念，思想模糊，认识滞后偏差。
（3）基层执行过程中还存在替代式执行。替代式执行是指当执行机关和部门所执行的政策对自己不利时，执行者就制定与上级政策表面上一致，实际上却相违背的实施方案，使上级的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和落实。我们所讨论的“拆房刷墙”现象实质就是替代式执行的典型代表。
2、目标群体即农民对政策执行有一定的影响
（1）农民自身的素质因素对政策执行有一定影响。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再加上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他们对很多的具体政策缺乏了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他们根本不能有效识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2）农民扮演的角色也是影响政策执行的一项因素。农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该是主要角色，而有些地区农民则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来面对政策的，这样势必产生一种农民不顺从、不关心甚至拒不接受的结果。
（3）部分农民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问题。农民本应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一定监督作用，但是受自身素质和地位等客观因素制约，“搭便车，随大流”思想使得他们对政策执行漠不关心或者无力关心，导致乡村干部的一些执行不力甚至违规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力的制止，间接地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
3、政策执行还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
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环境主要包括农村所在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教育状况、法律状况、人口状况、科技状况等。当前我国农村所受政策环境影响和制约的方面主要有：政治上，基层组织存在很多问题，乡村干部素质、能力较低；经济上，部分地区经济不发达甚至非常落后，不能有效地配合政策执行；文化、法制和教育发面，许多农村地区文化环境较差，教育水平落后，法制观念淡薄等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在政策宣传方面的落实和实施。其它方面，如人口分布复杂和科技不发达也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
4、新农村建设过程缺乏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
政策监督贯穿于政策运行的全过程，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三部分。通过政策监督既可以保证政策的合法化，又可以保证政策的贯彻实施，尤其通过事中监督可以防止偏差，使政策顺利执行。如果政策监督不到位，对政策执行情况缺乏跟踪控制，对政策执行效果缺乏严格考核，对政策执行主体和参与者缺乏赏罚措施，那么对政策的执行将产生消极影响，大大降低政策效果。
四、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如何做到政策的有效执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策不能有效执行有许多原因，因此，结合有关公共政策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发挥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有效执行中的作用
针对政策执行机构和人员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强组织间沟通与协调、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素质等至关重要，信息的准确完备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政策执行机构和执行者必须做好信息搜集、整理工作，完善信息系统的建设，建立健全的信息网络，保持信息来源渠道的畅通，多渠道获取信息，确保信息准确完备，以便为政策执行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提高农村政策执行人员的综合素质，有效地执行政策，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宗旨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宗旨观念淡泊，理想信念缺乏是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思想根源；二要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教育，使政策执行在合法有序的框架内得到贯彻落实；三要强化对政策执行人员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增强执行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把握能力和控制能力；四要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以吸纳高素质人才，认真落实一村一大学生政策，不断提高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素质水平。
2、扶持和落实有关政策，使政策和农民利益紧密结合
财政、金融、教育等有关农村的政策是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有利保障。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是资源配置职能，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形势下，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将政策向农村倾斜。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我们把教育看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在和谐社会的思路里，我们把教育看作是社会运行的平衡机制，因此，有关农村教育改善的政策不可或缺，农村教育政策的继续创新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还要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力度，不断缓解农村过剩劳动力所产生的压力。
基于以上各项有关农村政策，使得农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能充分感受到政策所带来的实惠，切实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一种“共鸣”，从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角度解决其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
3、完善政策执行监督与考核机制
公共政策监督是检查政策运行，纠正政策运行过程中的不当“偏离”，保证政策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措施。政策监督机制的运作是通过对政策执行前、执行中、执行结果的监督对政策执行各环节进行预测分析，监督执行的行为。政策控制机制的运作就是通过制定调整方案或纠偏措施，采取调整和纠偏行动，对原政策的目标、范围、力度等进行调整或更新。
另外，要在对农村基层的考核评估中突出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以农民满意为最高原则，将内部评估变为内、外部评估相结合，以外部评估为主的形式；二是要在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任用、考核、奖惩中以农民意见为主，从评估机制上加强对政策执行歪曲的制约，使农村政策执行从制度和机制上更合理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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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社会文化视角具有明确的学术定义，即将其当作是在做出身体健康相关的选择时需要考虑的一系列因素，或将其作为一种对个人过着健康积极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理解，找出这两种定义的区别至关重要。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官方身体健康教育大纲文件指出，社会文化视角，通常指一系列影响个人身体健康观念及行为表现相关的选择因素，这一概念指与社会和文化因素相关的，并对个人身体健康发展产生影响的要素。根据身体健康教育的学术文献，社会文化视角不仅仅是对以上所述因素的阐释，显然，社会文化视角确实涵盖了对这些因素及其对个人身体健康活动的影响的理解。身体健康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们利用批判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分析了学校开展的身体健康教育以及意识形态、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将一整套重塑公众生活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学校的身体健康教育对部分学生有失公平，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伤害，并且通常与青年人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脱节。批判身体健康教育的研究者与身体健康教育研究领域的变化共同促进了社会文化视角在公共政策中的发展。澳大利亚将原本分开的身体健康教育进行整合，并且与个人生活和健康相关的身体健康教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使得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身体健康教育的一整套价值观在公共政策中概念化。过去，人类身体健康行为的定义仅仅包含其生物医学方面的意义；如今，身体健康应该从社会视角进行理解，这就要求对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身体健康概念进行重塑。例如，有学者与新南威尔士州一个小学6年级教授个人发展和身体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师合作，进行相关的专业指导和训练，内容包括个人发展与健康的社会化本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造成的身体健康行为选择差异。与此同时，社会批判研究者们还专门研究了进行身体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此突出强调了社会正义原则对身体健康教育发展的潜在影响。在一些身体健康教育研讨会中，也有学者尝试指出身体健康的变革趋向问题，身体健康教育必须以各种重要的教育理念、制度改革和支撑环境为基础。还有一些学者个人的观点认为，社会文化视角指的是研究身体健康活动问题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阅读”或理解身体健康教育内容的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者们对身体置于制度改革的视野，并从教育改革的文化视角对身体健康进行了研究。基于这些研究，最近的身体健康教育政策涵盖了社会文化视角，如昆士兰老年身体健康教育政策中指出，“如何从社会文化视角理解身体健康活动，并且社会文化对澳大利亚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群体的身体健康价值观有何积极的影响”。
2.西方身体健康问题的社会文化学阐释
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社会文化视角不断被边缘化，成为身体健康教育中的一种知识存在形式。身体健康教育以及身体健康教育师资教育领域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发现社会文化知识和批判性参与高等身体健康教育师资教育都被相对的边缘化了。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澳大利亚的身体健康教育师资教育体系中，生物学知识比社会文化知识要突出得多。虽然这些变化知识是在20年前发生的，但是这一领域的某些现象表明，其仍然发挥着学科导向的影响力。实际上，这一假设本身就存在问题。只有将医学、心理学、生物学领域的专家提出的知识进行改造，符合身体健康教育并且改造后的知识是正确的，无争议的，并且为大家普遍接受时，这一假设才可能成立。根据科学学科形成的生物学知识只是被重新组合，然后就应用到初中学生的知识教学中，如此形成的学校课程就是简单化的高级教育课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纲编写者们根据科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将可测验的高级身体健康描述成一门要求严苛的课程，这使得上述说法得到验证。在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中，社会文化知识在学校课程中被边缘化的趋势也非常明显。达到这样的目标很难，因为英国和威尔士的学校课程历来都重视身体健康教育活动。社会文化视角价值取向的操作性层面上，归于文化因素和社会决策问题。从社会文化视角对身体健康行为的研究纳入社会决策研究，教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身体健康行为选择。身体健康教育发展的社会模式和新的公众身体健康活动，通常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但是二者的学科来源完全不同。身体健康教育发展的社会模式理论主要来自于身体健康社会学，而新的公众身体健康活动理论的主要依据是身体健康科学。并且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以身体健康科学为依据的新的公众身体健康质量提升方案过多地依赖于个人解决方案，因此常遭到社会学家的批判。据此，建议身体健康活动质量的社会决策影响要素，限定在身体健康教育发展的社会模式内想象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一种方法论实践途径。这种方法论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行为发生于社会环境中，并且由于我们对环境获得了更深的理解，因此开始关注身体健康行为本身，而非源于个人在生物医学上的行为变化。教育变革是为了提高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变革是为了提高教师和教学工作在效率、效益、责任以及管理上的质量。某些过于宽泛的教学计划工作，例如社会文化评论视角，考虑如何将其融入大纲。也可能导致将身体健康问题归类为一种更为宽泛的以学生为中心，以询问为基础的活动，其中包含诸如解决问题、批判性询问等概念。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种社会文化动力驱动的身体学习能力的培养，并运用到普通学生身体训练中。从身体教养概念的发展和意义禀赋上来说，身体健康问题的本质在于改善身体教养或者说提升身体读写能力，增强体质、技能传习、文化传播等多元功能的有效实现最终将取决于身体教养水平。
3.结语
篇8
一、培养基本理念、热情和能力
海洋环境公害由日常经济活动引起，必须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广泛重塑国民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降低环境负荷。海洋环境教育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国民保护海洋环境的基本理念和热情，掌握相关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增强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能力。
(一)主要目的:培养海洋环保基本理念和热情培养海洋环保基本理念和热情，是自觉参与海洋环境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日本《环境基本法》规定:“国家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振兴关于环境保全的教育和学习，并且通过充实有关环境保全的宣传活动加深企业者和国民对环境保全的理解，同时增强他们实行环境保全活动的意识。”《增进环保热情及推进环境教育法》(简称《环境教育法》)定义:“环境教育”是为加深理解环保而进行的有关环保教育及学习。本法规定环境教育“基本理念”:“开展环保活动、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是为了尊重国民及民间团体等各主体的自觉意识，发挥构成社会的多样主体各自的切实作用，以构筑可持续社会而进行的。”海洋环境教育目的，首先是培养海洋环保基本理念和热情。日本《海洋基本法》提出海洋环境教育目的，是培养构成社会的各主体理解和关心海洋，力图海洋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保持平衡。强调“开发利用海洋是我国经济社会存在下去的基础”，“为使将来还能享受海洋的恩惠，必须以一边力图保护海洋环境，一边争取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为宗旨，积极进行开发利用。”要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培养国民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理解和关心海洋，力图海洋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平衡。《海洋基本法》规定:为加深国民理解和关心海洋，“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在学校和社会推行有关海洋的教育，普及与海洋法相关的联合国公约及其它国际条约，开展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而进行国际协调之必要性的宣传，推广海洋休闲娱乐活动。”
(二)培养海洋环保科学知识和技能树立和实践海洋教育基本理念，保持海洋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平衡，要以相关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基础。海洋环境保护与合理开发，关键是充实有关海洋科学知识。《海洋基本法》第四条规定:“开发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环境，离不开关于海洋的科学知识，同时海洋还有许多领域未被科学探明，鉴于此，必须充实有关海洋的科学知识。”《海洋基本法》采纳了2006年12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发表的《海洋政策大纲:寻求新的海洋立国》的基本观点，体现海洋立国战略构想和海洋环境教育亲近，了解、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的原则。2005年日本海洋政策财团报告书提出，海洋环境教育目的是国民通过学习海洋知识，在工作生活中融入海洋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理念原则，理解、关心和自觉支援海洋及沿岸地域的开发、利用、保全等各种活动。《海洋基本法》规定:“为推进海洋相关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普及研究成果，国家应采取措施，完善研究体制、推进研究开发、培养研究人员及技术人员。”总之，日本在学校和社会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培养各主体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环境教育基本理念、热情和相关科学知识、技能，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包括海洋环境教育师资在内的高端人才，促进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有机结合。
二、动力聚集机制:共同参与和全面协作
协作的根本目的是形成协力，产生非加和性(1+1＞2)的整体力量。根据协同论(Synergetic)观点，协同(Synergy)是事物之间、系统或要素之间保持有序性、合作性、集体性的状态和趋势。协同作用是诸多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聚集不是简单合并，而是协同形成更高层次的整体的出现。日本海洋环境教育驱动力聚集机制，在于多样主体参与、不同层次纵向和同级层次横向全面协作。
(一)共同参与和多样主体协作国民及民间团体等构成社会的各主体共同参与并努力与其它主体协作进行海洋环境教育。促进共同参与及主体协作，必须使全体国民了解协作意义和方式。《环境教育法》规定:“国家要努力采取必要措施，使人们都知道协同工作的有效而切实的实施方法以及协同工作的协作方式。”本条款表明两个以上国民及民间团体等主体开展海洋环境教育和增进海洋环保热情等活动，必须了解协同的意义并通过协作共同进行。本法第三条提出，环境教育为了尊重国民及民间团体等各主体自觉意识和主动性，发挥社会“多样主体各自的切实作用”。同时，“鉴于通过森林……海岸、海洋等自然体验活动及其他体验活动，以加深对环保的理解和关心的重要性，环保活动、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要努力获得地区住民及构成社会的多种主体的参与和协作”。《环境教育法》明确规定:“国民及民间团体等要努力遵循上述基本理念，积极主动开展环保活动及环境教育，同时通过增进环保热情等其它环保活动的开展，努力与其它主体开展的环保活动、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相协作。”据此规定，海洋环境教育需要社会各种主体目标一致，共同参与，协同形成整体力量。协作进行海洋环境教育是国民及民间团体等社会各主体应尽的职责。《海洋基本法》总则指出:“有一点非常重要:被海洋包围的我国”，为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协调地谋求新型海洋立国，即在和平积极地开发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有鉴于此，本法律明确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民的职责，……综合地、有计划地推进海洋相关政策。”关于“国民的职责”规定:“国民在认识到海洋恩惠的同时，必须努力为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的海洋相关政策提供协作。”同时规定“有关各方的相互合作及协作”，即“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海洋产业企业、从事海洋相关活动的团体及其他有关方面，为谋求实现基本理念，必须力争进行合作，努力提供协作”。以上规定表明，海洋环境教育协作是社会各主体应尽的职责。
(二)主体协作层次性和全面性国家与国民、国家与民间团体进行海洋环境教育协作具有多层次性。《环境教育法》指出:由于国民及民间团体等开展环境教育应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国家在遵循基本理念基础上制定与实施环保政策时，要注意试图与开展环保活动、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的国民及民间团体等主体之间的密切协作。”同时，根据《海洋基本法》对“企业的职责”、“国民的职责”的规定，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海洋环境教育政策，企业和国民都应尽其职责“提供协作”。“从事海洋产业的企业，必须在依据基本理念从事企业活动的同时，努力为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的海洋相关政策提供协作。”国民“必须努力为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的海洋相关政策提供协作”。显然，官—民协作包括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企业或国民等多层次协作。国家与各级公共团体制定实施海洋环境教育计划和政策的协作、民间团体与国民开展海洋环境教育协作具有多层次性。《海洋基本法》“有关各方的相互合作及协作”规定了多层次的官—官协作及民—民协作。“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海洋产业企业、从事海洋相关活动的团体及其他有关方面”，“必须力争进行合作，努力提供协作”。这不仅规定国家与各级地方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制定实施海洋环境教育计划和政策，上下级行政主体之间“必须进行合作，努力提供协作”;同时规定海洋产业企业、民间团体及国民等主体开展海洋环境教育，也必须努力合作或协作。日本海洋环境教育多样主体参与，多层次协作具有全面性特点。上述纵向多层次协作，以国家和地方组织根据相关法律制定实施政策、计划和企业、民间团体及国民做出响应、提供协作为主线。同样在横向层次上，同级层次的行政主体之间、学校之间、企业之间、民间团体之间、国民之间，都通过协同协作开展海洋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法》规定:在开展“环境教育时”，要留意与国土保全等其他公共利益之间的调整，以及与农林水产业等其他领域产业之间的调和。本法在国家层面要求行政主体协作。日本法律规定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教育的部门，包括负责海洋战略总调度的海洋政策本部、负责环境保全的环境省、负责管理实施海洋教育的文部科学省、负责水产养殖的农林水产省以及都道府县或市町村等地方公共团体，这些行政主体具有跨行业多部门协作机制。总之，根据日本《环境教育法》《海洋基本法》等法律规定，海洋环境教育多主体参与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式、自己同其他主体的关系，形成多层次纵向和同级层次横向全面协作的动力聚集机制。
三、推进机制:计划项目引导支撑整体联动
日本海洋环境教育通过实施学校教育计划奠定基础、实施社会教育计划项目引领支撑、增进家庭及工作场所教育充实，形成共同参与、全面协作的整体联动推进机制。
(一)实施学校教育计划奠定整体基础日本海洋环境学校教育根据自觉亲近海洋、了解海洋、守护海洋和可持续性地开发利用海洋的原则，主要采用体验式教学方法，制定实施各年级学生教学计划和体验项目，培养学生海洋环境保护基本理念、热情、相关科学知识及技能。文部省1991～1995年先后发行小学篇、中学篇、事例篇等环境教育计划指导资料，明确海洋生态环境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2011年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提交《海洋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书》，系统阐述了日本小学、初高中、大学的海洋生态环境教育计划实施情况，其基本特点是学生通过体验，获得海洋环保知识，增进海洋环保热情。如1年级学生通过到沙滩听海浪的声音、观察鸟的足迹和确认漂流物等现象，学习海洋生态环境知识，了解海洋，亲近海洋;2年级则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海洋动植物进行观察，进一步了解海洋，加深对海洋知识的理解。近年来，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提出《推进小学普及海洋教育建议》和《21世纪海洋教育蓝图———与海洋教育有关的课程和单元计划》，进一步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协作发展。基于对学生海洋自然环境及生活体验不足的担忧，从2002年4月起普通中小学教育新设置和推广“综合学习课程”。通过聘请校外专家支援授课(如由博物馆人员讲授指导自然观察和体验活动)，与民间团体协作完善海洋环境教育基地体制。日本重视海洋环境普及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为推进海洋相关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普及研究成果，《海洋基本法》规定:“国家应采取措施，完善研究体制，推进研究开发，培养研究人员及技术人员”。要求“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推进与海洋产业相关的尖端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水平、确保人才培养”。同时为增进国民对海洋相关问题的认识，强调“在学校和社会推行有关海洋的教育”。“为正确应对海洋政策课题，需要培养具备相应知识及能力的人才”。因此，日本的大学海洋环境教育紧密结合海洋科学技术相关专业教育发展计划，开展跨学科协作，培养学生从多学科角度认识、思考和解决海洋环境问题的能力。对此，2007年东京大学成立海洋联盟组织，有200多名教师参加，用互联网共享海洋环境技术知识、研究成果等资源。同时加强海洋科技教育研究国际合作。总体来说，日本中小学海洋环境教育主要培养学生亲近海洋、了解海洋、守护海洋的基本理念和相关科学知识;大学教育侧重培养学生管理和学校是海洋环境教育主阵地，日本通过学校教育为海洋环境教育整体发展奠定基础。
(二)实施社会教育计划项目引领整体根据《环境教育法》《海洋基本法》等法规要求，环境省、文部科学省等国家机构和地方公共团体协作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海洋环境教育推进计划项目。21世纪环境教育AAA计划(Anytime，Any-one，Anywhere)是一个覆盖家庭和社会，从儿童到成人的全方位国家环境教育计划。其中包括环境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等行政主体联合推进的“儿童课后环境教育”计划项目，国土交通省负责的“海洋生态运输交通”“海边环境教育”“水边再发现”等计划项目，文部科学省和环境省共同开展的针对不同人群的系列体验计划，环境教育设施改善计划等项目。同时，都道府县制定和实施符合本地自然社会条件的增进海洋环境教育的计划项目，如福岛县、长崎县、熊本县等地方公共团体制订《共同增进海洋环保热情及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基本计划》。民间团体根据所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协作推进海洋环境教育项目计划实施。国民参与项目实施，既体验海洋自然休闲娱乐，又增进海洋环保热情，接受海洋环境教育。譬如，“潮间带”环境保全教育协作项目，东京湾NPO团体的“海湾设计协会”与“大地守护协会”，九州岛博多湾的“和白沼泽保全集会”与“和白沼泽守护协会”及本州中部地区爱知县蒲郡市三河湾的市民自治团体，都是“潮间带”市民环保教育的主要力量。东京湾、九州岛博多湾、蒲郡市三河湾的“潮间带”环境保全教育是组织示范和引导包括儿童在内的国民清理浒苔，深刻理解潮间带及其栖息生物净化海洋环境和浒苔破坏潮间带环境的原理，切身感悟浒苔清理难度及回收再利用的方法，提升保护潮间带环境的认识，增强海洋环境保全意识。再如“森林•河流•海洋”环境保全教育协作，其中，由当地渔协、生协、农协和水产协会等民间团体都参与其中的北海道森林联合会倡导植树环保运动，其生态思想源自过去渔民常说的“藏鱼林”，即越靠近水边的山越绿，山越绿鱼越多。因而渔民称“森林是海洋的恋人”正是根据森林与海洋生态关系，渔协、农协等民间团体开展市民海洋环境教育协作。上述国家机构及地方公共团体或民间团体推进实施的计划项目，规模大、辐射广，具有共同参与、多样主体、多层次协作等特点，对海洋环境教育整体发展起到引导支撑和示范作用。
(三)家庭及工作场所教育充实整体海洋环境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补充，又受学校和社会教育辐射影响。《环境教育法》《海洋基本法》实施以来，海洋政策本部与文部省等国家机构和都道府县及市街村等地方团体制定实施计划和政策措施，推进海洋环境家庭教育协作发展。根据《海洋基本法》规定:海洋日期间“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尽量举行纪念活动，以在国民中间加深对海洋的知识和关心”。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和地方团体协作，利用海洋日等节假日，以“大海”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宣传。海洋日期间，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参加公益活动，到海洋环境教育基地，共同参加公益活动，拣捞海滩和水面垃圾，培养子女海洋环保意愿和协作理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由于日本政府倡导和推进各种计划项目实施，家庭教育对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日本家庭及工作场所中的教育对推进海洋环境教育整体发展起到渗透和充实作用。海洋环境公害是由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造成的。《环境教育法》和《海洋基本法》要求共同参与协作推进海洋环境教育，主要为了规范全体国民行为，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海洋政策财团报告认为，推进海洋环境教育计划实施目标是国民通过学习海洋法规知识，在自己生活实践中融入海洋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理念、原则，理解、关心和自觉支援海洋及沿岸地域开发、利用、保全等活动。因而要重视“增进工作场所中的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环境基本法》规定:“企业及国民组织的民间团体、企业、国家及地方政府要努力对其雇佣者开展必要的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活动，以提高他们的环保知识与技能。”要求“国家、都道府县及市街村要努力向民间团体及企业对其雇佣者开展的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活动给予必要支援，要向他们提供拥有开展指导环保能力的人才，提供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的相关资料等信息”。家庭及工作场所的教育几乎与每个国民有关，日本增进海洋环境家庭及工作场所的海洋环境教育，融入生产和生活，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总之，日本海洋环境教育注重发挥基地作用，采用体验式教学方法，以学校教育为基础，通过实施计划项目引导、支撑、辐射和家庭及工作场所教育渗透、充实，形成全社会覆盖的整体推进机制。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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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牧区中小学布局调整
学校布局调整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人们的意愿，对现存教育发展现状、地方人口文化等因素作理性审视，合理确定学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在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的前提下，通过教育资源诸要素的优化整合，改善办学条件，使更多的农村孩子接受到优质的学校教育，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
农村牧区中小学布局调整，就优化整合农村牧区义务教育资源的政策本身而言，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对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利的政策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并伤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与感情，综合多方因素，原因具体如下：
一、对国家政策理解的不够深入、为追求教育规模和效益成果而忽视了政策的初衷
（一）地方政府未深入理解国家的政策
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然而地方政府缺乏深入地领会中央的调整精神，不能全面地分析和理解调整工作，对布局调整政策的认识模糊甚至片面。
1.对调整工作的出发点理解有误
国家强调布局调整首先要关注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和机会的获得，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然后“适当合并”，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笔者发现《关于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意见》中首先关注的是“科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然后关注的才是学生的就近入学教育。
2.对“调整”理解简单化
专家认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应以促进当地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保障农民子女尽可能接受到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为根本出发点，科学合理地或‘撤’或‘并’，或‘调’或‘增’农村中小学。”
西部地区某政府将布局调整单纯地理解为减学校、减投入，并提出不符合实际的工作目标：“现有小学教学点至2008年底全部撤并”；“到2010年，全旗513所小学调整撤并为215所，初中61所调整为24所”、“牧区苏木及苏木以下不办学校；农村乡镇不办中学、村不办小学，不符合这一原则的教学点力争在两年内全部撤销。”诚然这样的目标规划折射出的价值取向都属于目标短视意识。笔者以为：“学生就近入学”就要使一部分生源较少的村小保留，教育资源的投入是需要而且是必须有的，这不能认为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浪费”才给予了那些需要社会更多关注的群体以心灵上的安慰。
（二）为追求教育规模和效益而忽视了政策的根本
有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为建政绩，而用行政命令去解决一些问题。如有些文件就提到“布局调整的重点是农村牧区班容量过小的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学点”、“逐步撤并规模较小的村办小学”。就此类问题，国家在教育文件中也指出“办学规模要适应服务范围内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需要”、“学校布局调整一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既要提高规模效益，也要有利于学生就学，绝不能因减少学校造成学生入学难而辍学。”
由此看来，规模选择必须关照学生的教育需要，如果一味地强调学生数量最大化，追求校均规模，就会使集中办学出现校舍不足、教师负担过重和学校管理无序的问题。“规模效益”是基础教育要考虑的问题，但是由于讲求规模和效益而牺牲儿童们最基本的教育权利，这就必须重新考虑了。
二、一些部门对教育资产观念理解不到位
《关于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到“布局调整后的空余校舍要按产权关系合理处置，充分利用，可举办学前教育、农牧民实用技术培训等。”2006年教育部在《关于实事求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防止原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部分地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布局调整后的公办学校闲置校产没有充分利用，别说农牧民技术培训，就是儿童学前教育也无法顺利实施，对“校产置换”前提和原则性规定缺乏深入体会，重视程度不够。
三、缺乏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调研和对群众心声的了解
同志认为“—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国家教育文件中强调“各地要对本行政区域进行全面、细致、深入地调研，做到掌握情况客观全面”。而分析发现：在地方文件只做出了布局调整的目标和实施步骤、要求，对工作应该怎样去做的方法没清楚地提出来。文件中还强调“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校舍等办学条件较好，又具有一定生源的学校，要尽量予以保留。”但是地方政府在布局调整中过于强调“优化教育资源，集中人财物力”，对农村牧区“形不成规模”的学校全部撤并，“农区要逐步撤并现在的教学点”。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让许多农村牧区学生有学不能上。过度撤并减少了学校，产生了学生新的辍学问题；同时也削弱了当地的文明，带给农牧民更多的知识贫困。
笔者以为：学校是传递知识、开启智慧的场所，农村学校更承担着“扶贫济困”的角色。只要符合人民意愿、符合当地实际、能够让学生上好学，“小规模”学校的存在也是必要的。
同时还强调“领导要和群众在—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米的问题……解决群众的—切问题。”“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国家在有关布局调整文件中就强调“在实施布局调整前，要将调整方案向当地群众公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对反映强烈的问题要认真做好解释工作，并及时修改、完善方案。”但是在地方文件中却没有谈到这些，也没征求群众意见，也没将调整方案公开化、透明化，往往在群众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声令下宣布撤并。
笔者以为：人的作为总是在追求某种有价值的目的、经历思考才去行动的。正如高尔基所说：“我常常重复这一句话：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的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所以为政者建立业绩的根本依据是其思想根基里是否将人民的利益放首位，是否真为民谋福利。所以就布局调整而言，地方领导干部需要深入到农户中，了解农民心想，让大多数学生真正在布局调整过程中享受到优质的教学和免费的义务教育。
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应是人们自觉、主动运用教育规律结合实际改变教育现状的过程，因而人们在推行国家的政策时，要深刻、正确理解文件内涵，从关心群众的情感与需求出发，加强对实际情形的调研，然后做出决策，这样才会加快西部农牧区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编.新编基础教育文件汇编.北京：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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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湛.抓住机遇 扎实工作 打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战.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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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 形势与政策 思考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3（c）-0197-01
1 充分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作用
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作用，是加强高校该课程建设的关键。作为一名从事此教学的老师，务必要明了形势与政策教学的主要作用，即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改革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及时代背景，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正确看待国内外形势，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影响，正确把握未来，勤奋学习，成才报国。介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高等院校进行形势与政策的教育教学时其他马列理论课程无法比拟的，无法取代的。而且，对学生进行马列的理论知识教学，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但是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教学就并不如此，它可以建立是当下实效的基础上，该课程老师讲解的主要内容，也是最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比如我党的“十”以及“两会”。
当下有很多的高等院校都没有认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重要性，对此类课程缺乏科学的认知，部分高校不能很到位地理解形势与政策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壮大，在校大学生基本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对高校的领导来说，更是有必要开设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无形当中也减弱了该课程的教育投入，图书资料以及相应的师资队伍建设、学时学分等都缺乏必要的投入，造成高等院校的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教学处于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目前某些高校还存在此类情况，那就是高校领导“迷信”知名专家，他们认为只要遇到一些重大事情，请相关知名的专家或者领导进行几次讲座就行了，没有必要大费周折地搞形势与政策的课程计划。上述只是问题的一个量化，如果这些糊涂认识不改变，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就难以得到发展和提升。
2 建立健全课程管理体制，明确责任分工
高等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虽然名称上区别与思想品德类的课程，但是究其实质，还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高校的形势与政策的授课形式丰富多彩，与之有关的管理部门众多，该课程没有固定的教材，涉及的教学内容也是与时俱进，追随时代步伐。因为形势与政策的课程内容具有实效性，所以很多大学生都期待上此课程，但由于受教育的学生面大，连续开设时间长，教学内容变化快，师资队伍成份特殊，所以我们又不能把它和一般课程一样看待，因此增加了该类课程的教学难度。
在教学管理上，形势与政策至少要涉及党委宣传部、教务处、思想品德教研室以及各系（学院）党团总支、行政等部门。众多的部门之间要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形成一个管理有力的合作局面，这样才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反之，若各个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就会使得该课程教学出现效果低，流于形式等现象。
全国各大高校的党委要树立重要的形势与政策的课程观念，分工明确，建立一个有序的教学网络，优化内部不合理的成分。另外负责高校日常教学管理的部门应该与其他部门之间积极协调，使得学校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步调一致。作为高等院校的意识形态以及形势教育的主观部门——党委宣传部应该对全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统一规划，并定期的举办一些有关形势政策的讲座或者报告大会，充实形势与政策，弥补课堂教学上的不足。当然，各高校之间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实行的方式也不一样。总而言之，各大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形成管理合力，把这门课落到实处即可。
3 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拓宽教学内容
当下的各大高校的课堂上都具备了最基本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形势与政策老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可以借助于此类设备丰富课堂教学的模式。比如笔者在这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上，就运用多媒体让学生观看我党“十”以及“两会”的视频，学生在观看视频后，有了深入的了解，笔者再对学生进行详细解读，这样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还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到了我国的方针政策。
对于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内容，很多的老师感到茫然，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或者教材，反而有点无从下手。为此笔者经过总结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将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内容与马列等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在教育教学的课堂上，形势与政策的老师可以在动态解读时事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形势观教育；（2）将形势与政策教学与爱国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对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专题教学；（3）历来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内容都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因为形势与政策的老师要实现两者的结合，把大学生关系国家大事，关系时事政治的爱国主义心情转化为学习好专业知识上，读书报国。
4 结语
作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有效途径，与时俱进地提高高校形势与政策的教学质量，增强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是时效性，务必要以规范教学课程为基础，立足实际，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创新高等院校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与教学方法，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建设，积极进取，不断探索。引导大学生对我国的方针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参考文献
[1]戴幼玲.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新探索[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