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4-01-19 17:47:0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经济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合资经营企业,是指中国合营者与外国合营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并按投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及亏损的企业。
二,特征:
1、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东中,外方合营者包括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中方合营者则为中国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不包括中国公民个人;
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作为股东的中外合营各方以投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3、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方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
4、中外各方依照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亏损,回收投资;
篇2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文化创意产业;体验经济;美学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27-8122(2012)04-0071-03
一、引 言
2009年底,詹姆斯•卡梅隆再次以《阿凡达》骄人的票房,突破自己曾以《泰坦尼克号》创下且保持了12年之久全球票房第一的纪录。在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中,《阿凡达》获得三项大奖,“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和“最佳视觉效果”。该片提供2D、3D和IMAX-3D三种制式,在中国国内,不仅出现了连夜排队抢票的景象,在一些没有IMAX-3D制式影院的城市,甚至出现了组团去附近城市只为看到效果最佳的《阿凡达》的“壮举”。这样的疯狂和痴迷,从现实的角度,展现了新媒体艺术的绝佳魅力。
新媒体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形态、状态,二是增强了信息传送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三是实现了高科技、多技术、多媒介的融合。
而新媒体艺术以信息科学和数字技术为载体,以现代艺术为内容,以大众传播科学理论为纲领,将信息通过媒介的传播技术将科学与艺术的高度融合,应用到文化、艺术、商业、教育和管理领域,并且,以此对文化艺术本身和文化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二、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新媒体艺术元素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界定
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生成主要来自以英国为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文件,因此带上了浓重的地方色彩,各自的概念界定往往与其国家本身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认知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具有全球普遍认同意义的概念目前还未产生。我国近年来的官方文件,包括《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中,仍未采纳“文化创意产业”这一说法,而是保留了过去的称谓“文化产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创意与创新重点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和项目主管、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知名文化创意产业学者约翰•哈特利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着力描述一方面在于创意艺术,这主要表现在个人才能上,另一方面在于文化产业即质量因数,这两方面的结合。它是近些年来在新知识经济范围内的信息通讯技术,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媒体技术的语境下,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提供城市消费者交互式运用的概念[1]。
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以新媒体传播方式为主导,以艺术文化消费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传播为支撑,以文化经济全面结合为自身特征的,国家、行业、技术领域交叉或创建的新型产业集群[2]。以上二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区别文化产业的认识中,都强调了新媒体技术和网络等新传播方式这类要素的创意地位。
而各国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也不尽相同。英国将其分为13类,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品交易、工艺品、时装设计、电子出版、时尚、互动休闲软件、影视、音乐、表演、电视广播。 美国依旧版权分为4类:核心版权产业、交叉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边缘支撑产业。联合国则分为传媒、卡通、电影、娱乐、网络游戏、旅游、文化、网络信息、音乐、戏剧艺术、艺术博物馆等。
(二)新媒体艺术的概念
新媒体艺术的先驱罗伊阿斯科特认为,连结性与互动性为新媒体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影像及互动装置、虚拟装置、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动画动漫、影视广告、网络游戏、数码艺术设计、数字插画、CG静帧、数字特效、DV、数码摄影等。新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非常多,但共通点就是被大众所接受的途径以及作品的直接互动,通过人的触摸、空间移动、声、光、电等的效果,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新媒体艺术创作需要经过:联系、融入、互动、转化、展现这五个阶段。首先必须有人与装置之间的联系,并全身融入其中,而非仅仅在远距离观看,通过与系统和人产生互动,这将导致艺术作品与人的意识之间的转化,最后展现出全新的影像、关系、思维与效果。
将当代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较,其发展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它已不再仅仅依赖个体艺术家的才华和灵感,而是依赖整个艺术创作体系、艺术传播过程及方式、艺术媒介手法与参与方式等的全面创新。图像时代、消费时代以及“数字化生存”是新媒体艺术发展的现实语境。
首先,图像成为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和资源,对许多人来讲,甚至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科技时代的图像主要集中于用声、光、电为载体的多媒体种,而不再集中于平面中的图像、文字等这类静态印刷物中。“当代艺术及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听觉的感官艺术文化,而不再是平面的印刷文化,这已经是不容小觑的事实。”[3]
其次,当今世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商品的价值已不只是其使用价值,人们消费商品,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内心需要的符号消费、仪式消费等,消费也成为艺术活动的基本方式。艺术经纪人出现后,处于艺术家和群众之间,他们了解并熟悉艺术家,懂得艺术欣赏,自身又赋有很强的营销能力,清楚明白市场需求,最重要的是他们富有经验,可以通过消费的方式把艺术推向大众。
再次,MIT著名教授尼葛洛庞帝笔下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已经日渐成熟,科技的发展引起传媒形式的变化,艺术的多媒体化以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新颖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通过媒介,文化艺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效率更高。而且,媒介融入了艺术的创作的整个过程,真正可以成为艺术中的一部分。艺术传播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带来的语境的分离和重构,也让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了艺术创作对生活的传统观念的反应。
(三)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现象
当今,数字媒体就像是文化艺术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以IT 技术和CG技术为核心,极大地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影视、动漫动画游戏研发、广告、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开发与信息产业、建筑、工业、服装等一系列的艺术设计、系统仿真、图像分析、虚拟装置等领域,并涉及到科技、艺术、文化、教育、营销、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4]。
首先,分解文化创意产业,可以看到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分解为三组概念,即文化、创意和产业。第一,文化(包括艺术)传播借新技术革命下的新形态媒介,提高了传播效率,又增加了受众的审美感受,并通过“点击”、“复制”等形式,扩大了传播的接受范围和接受频次,增加了受众的“被卷入感”,从而,产生了新媒体艺术的最重要传播特点――交互性。第二,新媒体的使用使创作者的“创意”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因而,提高了作品“创意”的表现力。第三,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带来了受众的数量激增,创造了更多的文化消费需求,使文化具备成为一个产业,并保持盈利性的必要条件。
其次,考察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仍然可以看到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电影电视广告是新媒体艺术介入较快较多,也是进入大众视野最多的领域;动漫和软件开发业运用新媒体艺术的虚拟现实和交互性更多,并且发展主要依赖新媒体技术的个性;随着人们生活中电子产品的增多、闲暇时间的减少以及阅读习惯和获取信息习惯的改变,数字出版的兴起和发展正在日益增加与新媒体艺术的融合;而旅游会展业,在近年来更加注重新媒体艺术要素的融入,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上海2010年世博会中,新媒体、声光电的运用给观众带来了大量的美感体验。
三、新媒体艺术之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复兴文化产业,保护文化遗产,提高文化商品的附加值
首先,与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诞生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更加强调创意的重要性,创意是其核心,并表现出多样性而非同质化、分众消费等诸多特点。新媒体艺术开放、自由、复制成本低的特点,能够充分考虑到受众个体喜好以及内心需要的相异,在提高其自主选择权的同时,有利规避了文化产业过去成本高、风险大这一缺点,并通过技术含量和知识产权的技术保护,保障了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
其次,文化遗产作为地区人群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27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数量丰富。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共4项,另外,我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1175项。物质文化遗产易被破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易保留的特点决定了这两者都需要借助科学技术,而在继续承担文化艺术传播功能的过程中,同时使自身被保护和保留。新媒体艺术的虚拟现实功能以及数字化保存方式可以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巨大力量,从而促进了文化的流传。
再次,新媒体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文化商品,它将过去一味依赖创作者才华和名气或者物品历史的文化商品的价值,转嫁到技术带来的高附加值中,以可感互动的体验增加艺术文化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含金量,可以更加有力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新媒体是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技术手段,是提高创意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因此,融合新媒体技术与文化艺术要素的新媒体艺术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
(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推广体验经济与美学经济的载体
首先,新媒体艺术是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一种叫“体验经济”的重要载体。“体验经济”即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所谓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平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从而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行为。众所周知,商品是客观存在即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的体验是会给人留下记忆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商品、服务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外在的,但体验是主观存在,即内在的,存在于个人心中,是个人在身体、感情、意识上参与所获得的。没有两个人的体验感受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体验是来自每个人的感受与商品之间的互动所得的感情[5]。在这里,大致总结了5种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情绪体验、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等。新媒体艺术交互、虚拟的特点增加了受众的被卷入感,例如在四维影院中我们亲身体验到虚拟现实技术借助声音、音乐、光线、电子影像、机械互动装置、遥控器等多种媒体相结合,打造出幻真的虚拟世界。新媒体艺术带来的体验是借助数字技术,通过虚拟现实,使消费者得到沉浸感、交互性和构想性。
其次,新媒体艺术的低门槛对于美学经济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美学经济指“立足于美学价值,通过向潜在消费群体提供审美服务产品(或将审美要素大量渗透到商品中),以提升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审美愉悦为目的而获得利润的经济形态”[6]。美学经济的题中之义是强调艺术生活化,通过将美附着在能够更多接触到人们生活中的实用物品或商业服务,来推广美的体验,实现审美教育和审美享受的普及,从而达到文化艺术的“平民主义”,即平民美学。新媒体艺术使艺术生活化,艺术生活化是文化成为产业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以商业形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公平、更包容的文化语境的构建契机,就是在这样一种转向中将高雅,高端文化推向边缘、消解它的光环的同时,也将它们的泛化促使形成更加公平的艺术文化共享空间,以便大众容易接受、理解这些艺术文化层面的享受,这无疑可以使社会文化更快更好地整体进步。
四、结 语
新媒体艺术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多种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产业是中国可以尽快步入世界前列的产业类型[7]。我国在推动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对新媒体艺术予以了多方面的支持和重视。2005年国务院出台《推进试点单位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若干意见(试行)》,有力地推动了电视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我国每个电视台每天必须播出超过10 分钟的动画片(省台要求30 分钟以上) ,其中60 %必须是国产片。国家火炬计划批复的全国唯一的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专业集聚区,成立于2005年12月31日,这是北京市首批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该基地还在2006年的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光荣地被评为“最具投资价值的创意基地”。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加强对新媒体艺术的研究投入以及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寻找实现新媒体艺术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更多可能模式。
参考文献:
[1] 金元浦.当代世界创意产业的概念及其特征[J].电影艺术,2006(3).
[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92.
[3] 肖永亮.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地位[J].现代传播,2005(5).
[4] 田忠利,付琳,龚小凡.关于数字新媒体艺术发展的思考[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7(10).
[5] 金元浦.文化产业与体验经济[J].21世纪商业评论,2006(1).
[6] 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端融合[J].中关村,2010(11).
[7] 金元浦.新技术革命与文化产业[N].膝望新闻周刊,2004-05-24.
篇3
关键词:数字包装技术;信息化;意义;认识
前言
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包装行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数字包装贯穿整个包装流程,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从包装设计、制造甚至防伪而言,都实现了数字化包装。数字包装从根本而言就是计算机技术渗透下的对包装行业的深度应用。所以要理解数字包装技术的概念,首先需要明确包装的一般性流程,其次还需明确数字化带来的深远意义,最后才能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得出对数字包装技术发展前景的较为科学的判断。
1数字包装技术分析
1.1数字包装的含义前文提到,数字包装其实就是计算机环境下实现的包装的信息化,当然,这种解释是非常抽象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数字信息技术带动下的包装工艺的发展,其本质就是在包装流程中各种信息集合的一种技术[1]。这种集合是分散在不同的包装环节,最后都汇总在包装成品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数字包装技术的分析就分解成以下几个方面:包装数字元素、动画演示、包装信息回溯等。另外由于数字包装更多依赖于计算机技术,所以建立数字化的产品模型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调整包装设计非常重要,更加能够把设计师的设计意图展示给大众。1.2数字包装技术包装技术的日臻成熟推动了整个包装业的进步,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又给推动了包装工艺的进步。从包装技术层面上分析,其包装设计应该是整个包装技术中权重较大的。因为在虚拟空间里,对于外包装的设计,需要设计师不断突破维度的限制,才能是设计模型具有真实感和实用性。1.3二维平面设计二维平面设计主要是把包装设计中所需要的元素融入整体的编排当中,这包括对设计元素的整理,包括:文字信息、色彩搭配以及图文编排等。当然,进行二维平面设计,需要配备专业的设计人员和设计工具,市面上常用的设计软件比较丰富,其中最常用的平面图形处理软件就是PS,通过PS能够做出各种美妙的包装素材。1.4三维包装造型设计包装设计另一个重要一环就是对包装概念进行三维造型设计,由于包装本身的三维特性,三维可视化能够更加直观的把包装概念形成具象,通过透视等技术,不断完善包装的细节,这样就能更加的体现出设计师的意图。3DMAX是目前常用的3D建模设计软件,它的一个常用功能就是可以选择材质,这样就能更加直观的展示设计稿的真实形象[2]。1.5数字化包装制造技术数字化包装制造技术是整个数字包装工业的关键,其本质就是在包装制造流程中全程实现数字化,分析数字化的包装制造技术,它的产品模型、工艺过程模型以及加工模型都是实现了数字管理,这就大大节省了包装产品的开发成本,缩短了研制周期。1.6数字印刷与数字包装紧密联系的就是数字印刷,数字印刷其实可以被堪称是数字包装的一个部分或者环节。数字印刷就是利用印前系统讲图文通过某种介质印刷出彩色印品的技术。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大众审美的变化,这种印刷与包装技术越来越受年轻用户喜爱,同时由于其低廉的价格以及印刷的及时性也为企业节省了不少的成本,同时也提升了用户体验。
2推动数字包装的意义分析
数字包装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顺应了电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未来,必将得到更佳的发展机会。当然,数字包装工业的进步也是继续我们包装企业多年来自主创新带来的成果。结合到全球经济发展的走势,数字包装带来影响必将更加深远。2.1从发展战略上讲,数字包装是我们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数字包装的内涵非常丰富,只有对数字包装的整个流程进行了梳理,才能对其进行整体上的把握,前面已经讲到,数字包装并不单单是指设计与印刷,如果放眼整个数字包装的大环境,那么,很显然强大的创新能力才是其拥有极强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数字包装本身依赖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数字包装工艺的进步又离不开更加广泛的经济活动,甚至可以认为,包装业的发展速度对于整个经济环境好坏具有直接的指示作用。2.2数字包装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无论是从设计阶段还是加工阶段,各类模型贯穿于与包装模型从概念变成显示,整个流程下来,其效率相对于传统包装方式有了本质的提高,数字包装方式对于资源的整合能力是非常强的,他能够对行业内最新用户体验最好的包装形态进行数据建模,从而整合出相应的数据,供企业参考。这就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人员四处奔走学习的成本,同时对于市场也能更加直接的反应,有利于企业占据有利的市场机会。2.3数字包装对于环境保护而言,是一种巨大进步传统包装方式对于环境的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已经被诟病了多年,数字包装正在从根本上杜绝资源浪费问题,从保护生态的角度出发,数字包装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数字化的操作下,对于包装材料的利用率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节约了大量的用材,从而降低了环境污染。
3对数字包装技术的发展前景认识
包装对于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数字包装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其发展前景势必非常广阔。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数字包装技术本身以及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的。特别实在中外经济更加紧密的今天,跨国合作对于推动技术合作提供极其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国内对于电商经济的扶持更是推动了数字包装技术的更加快速的发展。3.1经济发展趋势推动了数字包装技术的多元化发展随着互联网+和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与沿线经济融合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充满异域风情特色的包装设计将会引来爆炸式的增长,并且这种变化会随着融合深度更加深入,当然机遇是与挑战并存的,中外交流深度的增加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技术资源的共享和相互学习借鉴,当然这种磨合需要一定时间相互了解与沟通,这给我们包装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只要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才能开拓国外市场,才能站稳脚跟[3]。另外另一项重大政策也将对包装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互联网+,电商经济的繁荣,不仅提振了国民经济的士气,在创造无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驱动着包装企业更新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用户体验。3.2环境友好型的包装方式深受市场欢迎数字加工在为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的时候,也为环境保护做出来自己的贡献,对于资源的精确利用,使得包装行业不再是浪费的代名词,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极为节约的包装方式,所谓科技改变生活就是这个道理。另外,这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随着大众对健康理念的推崇,节约型产品更加受消费者欢迎,也根据生命力。3.3包装复合人才的培养是发展的关键包装人才并不是新时期的包装工人,他们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并能够对包装行业的新风向具有较强的敏感度,而且还应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善于拿捏消费这的心理变化,做出最有利于提升用户体验的包装方案,而企业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也应该重点跟进,建立人才储备体系,完善职业晋升制度,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发展平台。
4结语
数字包装技术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光明的,但是推动数字包装技术向前发展充满着挑战,企业应该加强技术创新和国际间交流,不断提升数字包装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用户体验。
参考文献:
[1]王翠竹.博世包装:做安全包装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者—访博世包装技术成都总经理CarstenvonGlinowiecki[J].食品安全导刊,2016(25).
[2]秦燕妮.浅论智能化包装技术及发展[J].西部皮革,2016(16).
篇4
据国际咨询机构研究,全球大企业用于大数据业务投资与市场开拓的投入逐年增长。大数据运用的核心是预测。用大数据技术“预测未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美国预测分析专家埃里克・西格尔在他的《大数据预测》一书中说,数据会如野火般蔓延,“爆炸式的数据增长、功能更加强大的计算机、更加广泛深入的理解以及科学的发展”,将会推动预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要做出数以百万计的运营决策来实施服务,而预测技术则能引领这些决策。
大数据“开启重大时代转型”,随着人们对大数据改变生活、生存方式的认识理解逐渐深入,大数据产业被顺理成章提升到政府决策层面。从经济成长角度,麦肯锡公司对大数据概念的解释,是最有诱惑力、影响也是最广泛的。麦肯锡公司的报告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可以肯定,在新兴产业家族中,基于数据搜集与分析、以开发数字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是大势所趋。大数据的运用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人类在互联网、物联网运用上的智慧,已经印证了基于信息共享机制的“地球村”预言,大数据正在推动人类的“数字化生存”。
其实数字世界早已深刻改变了现实生活,人们对生存或存在方式的选择多了起来,吃喝玩乐、油盐酱醋、工作交流都不再拘泥于传统实现途径。但显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大改变,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方式也在不断被创新,这是拜“大数据”所赐。这些改变与创新中,所蕴藏的经济潜能与商业价值,正在被人们挖掘、整合。
在大数据概念流行之前,曾有“数字地球”、“数字城市”的说法,不少地方也提出过“数字城市”建设构想和规划。比如贵州在10年前就有“数字贵州”建设总体规划,当时媒体称之在“西部欠发达省区中具有先行示范作用”。目前看,“数字贵州”战略大大提升了贵州信息化水平,这对贵州大数据战略规划非常重要。因为大数据战略或产业构建,需要具备相当的信息化基础。
篇5
1.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首先,知识经济改变了传统会计计量理论,计量对象从有形资产转变为无形资产,加大了计量难度和准确度。知识经济时代,产业主体具有很强的虚拟性、创造性、潜在性和后延性,尤其是高新技术类型企业,传统的有形资产计量已经完全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其次,知识经济使会计工作重心有原来的重复复杂的日常会计实务转变为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方面,传统复杂的手工会计逐渐转变为智能会计。再次,财务报告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也发生很大变化,比如未来财务信息预测、公允价值运用、无形资产等都发生很大变化。
2.知识经济对会计管理的影响
本质上讲,会计管理是一种价值管理,知识经济改变了市场价值形式,相应也影响了会计管理。知识经济改变了会计管理的环境,人才成为企业最大的资产,由于会计管理的主体变化为虚拟知识形式的无形资产,这使得会计管理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更加倾向于科技、人才、创造力的管理。另外会计职能也由原来的核算、监督职能增加了决策职能,会计工具也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
二、我国财务会计改革的主要障碍
首先,随着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力度日益增大,网络经济、高新技术行业应运而生,这就使得原来的制度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不相适应,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全面性;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会计操作的手段和工具也更加复杂,在实际会计操作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一些会计信息失真状况,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再次,目前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并未与国际接轨,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最后,知识经济与数字信息技术给会计发展带来一个飞跃,这就要求相应会计人员具备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综合素质,会计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知识经济环境下财务会计改革分析
1.会计理论改革创新
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重视知识经济对会计环境的影响与改变,加强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环境下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将会计目标转型,转变为以计量企业资源和权益的变动、收益过程的企业主体性会计目标模式。对于会计假设也要相应改变,包括假设主体、非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假设、货币计量假设等。对于会计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从会计利润角度看,明确现行的资本制度下的利润含义,对现行的资产含义进行扩张,进一步丰富资产内容,引入无形资产和知识资产概念。
2.会计实务改革创新
知识经济环境下,会计实务的改革创新应集中在会计职能改变、弹性会计工作管理制度、信息技术应用三个方面。具体方面,针对知识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出现,并且以逐渐成为主要的会计计量对象,因此应研究引入新的计量手段和方法。比如以历史成本为主、多重计量属性并存,多元记账等。知识经济对人才的依赖使得人力资源会计成为主角,应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财务报告进行改革,比如会计披露范围进行创新,扩大披露范围,将无形资产、非财务信息等引入披露范围,披露方式借助数字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增加纰漏方式,使其灵活多样。
3.会计管理改革创新
篇6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兴起,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这些原本就富有文化活力的城市率先体会到文化创意产业的魅力,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创意之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政策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英国在1997年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大力推进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英国建立的许多创意园区,以“集群效应”为主,通过组合各种文化创意企业,形成相互聚合、渗透激活的“引爆效果”,使本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得到很大发展。到2000年,创意产业已成为英国产值居第二位的行业,占GDP的7.9%,仅次于金融服务业。
在亚洲,新加坡政府也在2000年推出自己的跨世纪文化发展战略,开始加大对文化领域投入,2002年又公布了《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以推动文化产业为主体的创意产业发展。新加坡政府希望到2012年创意产业的增加值能提高到6%,并树立起“新亚洲创意中心”的声誉。
近年来,韩国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发掘各种类型的文化内容,如动画、漫画、移动内容、音像等,从这些内容的策划到制作、流通、吸引投资及出口,提供全面服务。韩国还在文化产业振兴院孵化本部大楼的七、八、九楼安排了企业孵化器,通过风险资金间接安置了80余家小企业进行孵化。
从全球范围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各式各样的模式,具有市场与政府、公共力量相结合的特点。
“创意产业”还是舶来品
说到创意,不能不让我们想到深圳创维集团。创维集团成立于1988年,经过近20年奋斗,创维已成长为蜚声国际的中国家电巨子,2006年集团年销售额达125.6亿港元,出口额持续9年居全国领先行列,成功挺进世界彩电十大品牌之列,成为中国电子百强名列第16位的优秀企业。作为连续六年深圳市纳税大户,截至2006年度,已累计向国家缴纳各项税金超过30亿余元,累计向社会各界捐助8000多万元,扶持500多家配套企业,解决约10万人就业。曾几何时,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说:“我给自己的企业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创维’,意思是‘创造新思维’。”
时至今日,创造新思维的提法并没有过时,而且越发显得具体和深刻。科技创新已行走很多年了,当下的自主创新更是我们要牢记的,必须矢志不渝。如今的科技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环境的问题如影随形,全世界也不断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家经济再次腾飞。于是,实现科技的多元化战略,把科技“双刃剑”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寻求新的科技产业增长点便成为必须。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文件明确提出,“所谓创意产业,是指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创意产业具有三大特色:第一,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某种形式的“创意”;第二,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被视为与象征意义的产生与沟通有关;第三,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至少有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智能财产权”。据此可以知道,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要将抽象的文化直接转化为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精致产业”。换言之,这就是要将知识的原创性与变化性融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中,使之与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出产业功能。显然,这是一种使知识与智能创造产值的过程。
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ies)与创意产业(Cultur-Industry),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极为相近。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提法是创意产业。英国最早提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影响了欧洲、美洲、亚洲等许多有意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地被全球接受,略作调整后采用。上海也接受了这一提法,出台了“十一五”期间《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而采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地区除了北京外,目前还只有台湾和香港。香港最初使用的是创意产业,在2005年将其改称为文化创意创业。
英国的创意产业包括13个行业:广告、建筑、艺术及古董市场、工艺、设计、流行设计与时尚、电影与录像带、休闲软件游戏、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电视与广播。美国也将创意产业分为6类:文化艺术、音乐唱片、出版业、影视业、传媒业、网络服务业。新加坡将创意产业分为3大类13个行业。第1类艺术与文化:摄影、表演及视觉艺术、艺术品与古董买卖、手工艺品;第2类设计:软件设计、广告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产品及服装设计;第3类媒体:出版、广播、数字媒体、电影。
我国台湾创意产业也包括相类似的13个产业:视觉艺术产业、音乐与表演艺术产业、文化展演设施产业、工艺产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广告产业、设计产业、数字休闲娱乐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创意生活产业、建筑设计产业。2002年,台湾借鉴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经验,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其定义为源自于创意或文化累积,透过智慧财产的形式与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潜力,并促进整体生活提升之行业。
“文化”与“创意”不分家
实质上,文化产业的概念是创意产业的前身。
我国文化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反映了我国文化发展的特殊背景和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40年代国外就提出了文化产业范畴,但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差异大,作为产业分类概念,文化产业没有统一内涵标准。我国根据实际情况,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上述界定,2004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文化产业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二是文化产业层,包括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三是相关文化产业层,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与文化创意产业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内涵界定的角度不同。我国文化产业主要从产出的角度、从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精神文化性质着眼,只要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都是文化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除了服务于个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外,还服务于生产领域提升产品附加值、经济发展中提升产业结构的要求,明显突出“生产业”的性质。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又郑重提出了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的概念。
几年后,英国首相布莱尔又提出Creativ-Industry的新概念。直译为创造型产业,新加坡开始译成创意产业,甚为确切。英国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给“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做出了如下定义:创意产业就是源于个人创意、技巧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形成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
文化产业更为广泛;文化创意产业又高于传统文化产业。创意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创意人才的智慧、灵感和想象力,借助于高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造、再提高,它是文化产业中真正创造巨额价值的部分。
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
一直以来,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的薄弱产业,一方面受制于文化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领域,它不与经济直接挂钩。有文化界名人一直称道,文化不能被称之为产业化,就像教育不能产业化一样,文化要远离市场经济的影响。否则,文化会带上商业化的特征,迷失在荒原。前些年周汝昌先生提出了一种说法:《红楼梦》的研究是不能被普及的,这项研究不是任何人都适合,有些人却因此而成名。其义在说明学术研究可能走失了方向。在此,我们不去深入探讨。而随着我国多年来的积极进取和默默追寻,我国的文化产业的现状是:出现了勃勃生机,也越发和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先进国家接轨。
从外延来看,我国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外延比较接近,与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创意产业相比较,主要差别有三点:一是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创意产业包括整个设计业,而我国的文化产业则在设计业方面只包括“工艺美术设计服务,美术图案设计服务,展台设计服务,其他与文化有关的设计服务”,而不包括“工业产品设计服务,包装装潢设计服务,模型设计服务,其他专业设计服务”;二是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创意产业不包括旅游业,而我国的文化产业则在“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中包括“旅游文化服务”;三是我国文化产业的“相关文化服务”中还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数字内容产业是创意产业的新内涵
创意产业发展到今天,已具有了新特征,数字内容产业赋予了创意产业新的内涵。
创意产业本质上是以创意和知识为核心的产业。除了因高新技术而诞生的新兴产业外,创意产业中的大多数产业早已有之,只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产业所共同拥有的特性得到政府和企业、社会的格外关注,而被集合在一起重新命名。因高新技术而诞生的新兴产业,最重要的就是数字内容产业。
在欧盟“INFO2000计划”中,把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的主体定义为“那些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产业”。内容产业的范围包括各种媒介上所传播的印刷品内容(报纸、书籍、杂志等),音响电子出版物内容(联机数据库、音响制品服务、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内容(电视、录像、广播和影院)、用以消费的各种软件等。这与1997年颁布的“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中信息产业的范围基本吻合。
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是其产品具有的精神内涵,即内容。形式各异、内涵多样的文化产品因其内容而有价值,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内容产品。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内容产品生产、传播和消费上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内容产品的生产能力,形成了数字内容产业,引领着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这种内容产业以创意为动力,将各种“文化资源”与最新数字技术相结合,融会重铸,建立了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了新的产业群落,培育出新的消费人群,并以高端技术带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更新换代,创造出了惊人的经济社会价值,已逐步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主流产业,赋予了文化创意产业时代内涵,而此时的文化创意概念才真正走向大融合。
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优化模式
篇7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 历史 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wWW.133229.CoM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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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变革;中国经济;发展
一、有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相匹配
数字经济报告得出了两方面的重要结论:一是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具有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凸显了数据价值评估和收入的定性等。主要国家参与各方对解决数字经济中的BEPS问题,在中央和地方重新划分数字经济所得的征税权问题。中央数字经济工作组跟进和参与其他相关行动计划,进行地方技术层面的磋商和可行性研究,这些工作计划评估与数字经济相关问题,较好的促进了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相融合。
二、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抑制和调减收入悬殊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实施有效的再分配调节,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渠道就是调减收入分配差距。随着分配制度的不断改革,个人收入都得到了阶段性的增强,从而促进工薪阶层所缴个税占国家个税总收入的比重。80-90年代我国调减了涉外人员工薪所得附加减除费用标准。对于个人收入来说,传统的非居民所得税包括收入定性问题、来源地判定问题、税基的确定问题、税收征管问题等等。完善这些非居民税收政策,加大了数字经济的虚拟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要较好地解决了征管的灵活便利性和税基的准确合理性之间的冲突外,还要修改《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条款才可以实现。个人的生活绝对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不得不由政府提供。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后一年将减税约1440亿元,但是这对于个人的收入积累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财税体制的创新,有利于促进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税起征点的调整将引发新一轮的争论与矛盾。中国经济过快增长使中央担心消费型的增值税会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的有序运行,不得不全面推行,目的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建立健全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资金转移要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土地而积、人均财政收支状况、公共服务成本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应将财政收入使用新型的城镇化国家。增值税改革要取消增量限制,允许企业新购入的机器设备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减低企业折旧的成本,不断增加企业各期的现金流出。税务变革在我国其调节收入分配等作用已经显现,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征税和产生利润的经济活动与价值创造地保持一致是BEPS行动计划所强调的一个根本原则,从根本上引入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概念,从基础理论上借鉴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中的消费者剩余概念,进而强调交易理论或受益理论的正当性和现实意义。而且这些基础理论有助于解决各国关于数字经济引发的BEPS问题和其他国际税收问题的分歧,也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规则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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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网络 CKM平台 内涵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b)-0239-0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知识成为了加强企业竞争力的有力武器和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一个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组织就必须能够充分的整合和吸收外部的丰富的知识资源,并通过自身具备的构成核心能力的知识与其他的外源知识进行有效的整合来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尤其是目前,在多种协同平台环境同时存在的有利条件下,企业更加应该重视协同平台的应用,积极完善和创新企业知识体系,建立有利于企业快速发展的知识网络。
协同平台,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运用知识协同管理平台(Collabor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简称为CKM)和知识地图等技术来构建知识网络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说,协同平台是知识网络成长的大环境。文章随后主要讨论CKM平台系统结构,以及构建知识网络的必要性,并重点探讨了知识网络的概念和内涵。
1 CKM平台系统结构
CKM平台是在知识管理理论基础上建立的,以数字知识档案管理为核心的一种协同平台,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功能不同的子系统。
1.1 企业信息资源利用平台
通过CKM平台,企业可以有效的利用现有的知识,并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的办事效率。CKM的信息资源利用平台提供数字知识档案中心和企业间协同工作平台的搜索功能,而且可以通过管理中心提供的权限限制来确保知识文档利用时的安全性。在使用者有权限的前提下,不仅可以从数字知识档案中心中获取相应的信息知识,还可以从企业协同工作平台中获取知识信息。除此之外,可以从数字知识档案中心获得相应的信息,最后将得到的知识信息提供给企业间协同平台。
1.2 企业间协同工作平台
作为各个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础,协同平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同平台作为构造知识网络的一个大环境主要包括即时通讯系统、网络视频会议、文档共享几个方面的内容。即时通讯系统的作用是随时满足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网络视频会议可以使企业及时的探讨相关的重要问题;而文档共享的主要作用是实现文档的适时共享,同时也可以使企业在需要的时候同时打开一个文件,进而实现企业之间的协同工作。
1.3 数字知识档案管理中心
数字知识档案管理中心既可以负责用户权限的管理,又可以提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管理。通过数字知识档案管理中心不仅能够为企业的资源信息利用提供大量的知识资源,也可以对现有的知识信息资源进行适当的规划和整理。其中包括一些设计文档、经验总结、业务文档、工作报告、知识库、知识地图等。
1.4 数字知识文档收集平台
企业中常用的CKM平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数字知识文档的收集。一般主要的收集途径包括:(1)通过网络或是企业之间的相互收集;(2)通过书籍、光盘等物件收集;这两种方式主要是收集显性的知识(3)从员工的工作报告、经验总结中收集,而这种方式则主要是针对隐形知识的收集。因此,企业数字知识文档收集平台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无地域限制、数据采集,以及能同时收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2 构建知识网络的必要性
2.1 知识具有的特征决定了构建知识网络的必要性
知识共享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同时还可以不断的扩充知识储备量,而且可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性和知识交易信息的不对称等特性,使得知识要想在企业之间实现共享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为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某种机制来实现知识的共享是十分必要的。
2.2 企业知识创新的两难悖论决定了构建知识网络的必要性
通过两难悖论显示,知识创新越是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企业组织内外部的知识、技术创新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就会相应的减少,反之亦然。因此,如何通过一个有效的组织模式来实现知识创新与产品开发以及快速创新之间的同步化,实现内外部联动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3 知识网络的概念和内涵
3.1 知识网络的概念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概念:首先可以将知识网络定义为一个可以使企业发挥其潜在的认知协同优势的一种手段,但是这需要知识之间的关系作为坚实的基础;其次知识网络是一个具有模块化结构的组织系统,其作用是共享企业之间的可用的无形资产;再次知识网络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实体可以是组织、个体或是团队。
3.2 知识网络的特点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
知识网络具有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社会性(由知识的社会特性决定);二是开放性(由知识的跨越性决定);三是动态性(由知识网络的开放性决定);四是整体性;五是创新性;六是目的性(基于知识资源获取和共享的需要形成的)。
知识网络具有四种组织结构:作层次型组织结构(经常发生在领导企业与其下属企业或供应企业中)、多引力中心型组织结构(多发生在一些合资企业中)、集中引力中心型组织结构(经常出现在新型的虚拟企业中)、无引力中心型组织结构(由于网络本身缺少中心型的管理,而使其自身变得灵活多变)。
3.3 知识网络的内涵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更加深入的了解知识网络的内涵:首先,多条知识链共同组成了网状结构;知识网络中每一个组织和其他的组织均可以发生知识流动,而知识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流动中不断的自我更新和增殖。就是说,知识网络之间的组织联系越紧密,知识流动的越快,知识网络的效率就越高。其次,组织之间的流动是形成知识网络的重要基础;知识之间的不断流动不但能够实现组织之间知识优势互补,而且可以直接影响到整个知识网络的运行效率。再次,构建知识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知识共享,进而实现知识创造,最终形成整个知识网络的创新优势。在知识网络的所有组成成员中,可以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共同合作创造出新知识。同时,有效的知识流动和知识共享可以最大限度的促进知识网络的创新。最后,在知识网络内部各个成员之间其实质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知识网络之间的成员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或是竞争来实现创新收益的共享,并可以共同承担创新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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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PTV 社会形成论 媒介技术
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近几年成为我国广电业、电信业及IT业的热门话题,高峰论坛也是办得有声有色,很多企业家投入了极大热情。纵览有关论述。探讨技术问题者有之,探索商业模式,业务模式不胜枚举,还有专家对有关政策进行了细致解读。但我们发现目前对于IPTV的发展似乎缺乏一种整体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全面的分析视角。很多言论要么互补要么互相冲突,没能给我们呈现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技术哲学中新兴的技术社会形成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有效的综合分析框架。
一、技术社会形成论与媒介技术
技术社会形成论(The SocialShaping of Technology,简称SST)是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兴起并逐渐形成的一种强劲的技术的社会研究的思路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在西欧兴起,然后在国际范围内迅速扩展,其核心是探讨技术如何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形成和发展。
一般认为SST主要有三种理论方法:第一种是社会建构主义方法,主要受用建构主义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影响。SSK广泛地使用了历史的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认为所有的知识和论断都要被看作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反映自然的结果。像SSK一样。SST将技术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寻找事例来说明技术可以不止以一种方式来设计,在各种不同技术可能性中存在着选择。技术和技术实践是在社会建构和谈判中被建造起来的。被看作是由各种参与者的社会利益驱动的过程。品奇和比杰克通过自行车发展的历史对此进行了有名的案例分析:自行车最初的轮子很大,它有利于提高速度,作为理想的运动工具:但由于骑在这样的车上人的重心会很高,所以就变得极不安全,作为大众普遍使用交通工具就受到了限制。这样。在自行车作为运动工具和交通工具之间就出现了选择。经过19年之久的改进发展,自行车最后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双轮变小,安全性提高,主要行使交通工具的职能,而这个过程就是用户造就的,从而再现了非决定的、多方向性的、在塑造技术的群体之间和之中不断地协商和再协商的过程。第二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技术史学家托马斯・胡斯(Thomas P.Hughes)用“系统”的术语来对待技术,力图描述大型技术系统是如何生长的。胡斯的观点是成功的企业家是那些善于用系统的观点看问题的人,不仅要考虑其创新的技术特征,而且要思考创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内涵和环境。胡斯用爱迪生为案例分析:爱迪生的发明问题不仅是经济的(在价格上电如何能与气竞争),政治的(如何说服政客们同意发展供电系统),技术的(通过缩短导线、减少电流和增加电压来使传输电力的成本最小化),也是科学的(怎样发现高阻抗的白热灯丝),爱迪生成功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由此也表明他作为一个系统建造者的成功。第三种方法是参与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迈克尔・卡隆(Michel Callon)用“参与者”(actors)来把科学技术和其他范畴的东西归人一类,这意味着没有技术的因素和社会的经济的背景之区分,他们都被看作是参与者网络的要素。卡隆相信,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的和内部的(即社会的,技术的)二元区分,此方法强调如下几点:(1)牵涉到解决技术问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2)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其作用的方式是复杂的;(3)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是在冲突中形成的。
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对于分析很多技术系统都具有解释力,目前国外学者以雷蒙德・威廉斯(RomandWilliams)为代表运用SST理论对电视媒体进行了全面分析,正如其著作的名字一样――《电视:作为文化和技术的媒介》,取得了很多具说服力的结论。目前国内学者包括大众传播学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研究范式对媒介研究的启发意义,没有出现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不可谓媒介研究的缺憾。笔者试图结合SST理论并以IPTV为个案进行探索性研究,希望拓宽媒介研究的范式。
二、好孩子。坏名字――IPTV的社会评价
业内人士对于IPTV的概念认知是比较清晰的,我们都知道IPTV并不是指单纯的通过网络看电视,实际上它包含了电视、视频、音频、文本、图片、数据等在内的多媒体业务,而且具有很强的交互性。但社会公众对于这个概念却存在很大的隔阂和误解。正如信息产业部专家李极冰指出:IPTV这个词起坏了,孩子是好孩子,但是名字起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对老百姓来讲,是坏在IP上,'IV他们懂,但一听IPTV就有巨大的心理距离感。对企业用户来讲,不是错在IP上,而是错在TV上,因为TV是娱乐终端,是家里看电视的东西,跟企业,跟专网,跟很多行业去用,又错了。最终结果就是“折腾来折腾去,两个都错了,对上对下都没讲通这件事情,没讲好。”
公众对IPTV概念的认知实质上属于技术的社会评价。社会对于某一项技术的评价对技术发展起着重要影响,肯定性的评价能引导人们去积极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否定性的评价则对技术发展造成阻力。目前我们的广电业、电信业和IT业都是需求推动型的行业。非常注重用户的体验和认可,如果普通消费者不能了解你产品所提供的核心价值。那么很显然这个产品和业务注定是要失败的。目前IPTV的发展就面临一个比较模糊的社会评价。公众虽然没有发出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但也没有表示出对这种新技术的渴求,这样的状况是最尴尬的。如果要继续发展IPTV产业,那么就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评价。让公众和IPTV企业的评价达到一致,这样这个行业才有出路。
目前很多运营商都在试图通过各种推广活动来提升用户对IPTV的使用体验,但是对于大量的潜在用户如何进行教育,概念的重塑是非常有必要的,应该考虑一个跟数字电视或互联网概念更加具有兼容性的概念,因为目前数字电视和互联网这些概念经过媒体、企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已经深入人心。目前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厂商和手机企
业提出了“智能电视”、“电视2.0”等概念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运营主体和运营模式的选择――IPTV的社会调节
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计划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等等,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最初技术是自发的。但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需要进行自觉程度较高的规划。
IPTV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样,最初IPTV由电信企业自我研制和推广。但是发展到后来发现单靠一个产业是不可能推动IPTV发展的,于是社会其他力量就加入了一起来对这个技术进行规划,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我们认可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在我国新媒介技术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调节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主要体现在政策调节上,这一点在IPTV发展的历程中体现得也很明显。
政府的调节包括行政干预也包括法律调节和政策调节。最初广电业凭借其强势地位,想垄断IPTV的发展,禁止电信业进入这个领域,后来还是国家的政策调节才改变了这种局面。2008年1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改委等部门的《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鼓励广播电视机构利用国家公用通信网和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提供数字电视服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在符合国家有关投融资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包括国有电信企业在内的国有资本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建设和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这就允许广电和电信互相进入各自经营领域,为IPTV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
还有IPTV的运营模式问题,很多企业家敏锐意识到运营模式,商业模式是启动IPTV产业的关键。运营模式如何建立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调节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在公共互联网进行IPTV运营。因为国内由于电信业的特殊历史造成了可管理的IP网很难商业运作,但是又有一种观点认为IPTV必须在可管理的IP网进行运营。否则形成不了独特的商业模式。发展道路面临论争,如何选择,不同观点如何协商,这都需要进行社会调节。目前在政策比较明朗的情况下,调节的重点就在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商。让上下游企业都获得合理的利益。还有目前各方强调IPTV的互连互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营方向。
四、标准之争。利益之争――IPTV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
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会存在各种制约因素延缓技术的发展,在IPTV产业中制约因素不仅来自于国内,还来自于国际力量。
IPTV系统总体上由前端业务平台、承载网络和终端用户系统构成,其关键技术包括视音频编解码,数字版权管理,多播技术,内容分发网络(CDN)技术,机顶盒等。在最基础和关键的技术――视音频编解码的标准制定上鲜明地体现了国际竞争。目前1372(国际电信联盟)认可的四个候选的国际标准中,只有AVS标准是我国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信源编码标准。AVS包括系统、视频、音频、数字版权管理等四个主要技术和一致性测试等支持标准。AVS成为ITU的候选标准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经过我国政府和企业的艰辛工作。经过多次会议反复地努力和争取才实现的,这里的角逐和阻力非常大,例如视音频编解码国际标准的第三次国际会议在美国召开。大部分中国专家被莫名其妙地拒签。
面对强劲的国际制约因素,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非常具有战略性。首先我国政府目前对于一些关键的技术标准强烈关注而且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包括政策的支持还有直接的经济补贴等。政府的大力支持既有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也有经济的推动力。如果采用国外的技术标准我国每年支付的专利费高达200-500亿人民币,我国不想再重蹈DVD行业的覆辙。其次IPTV产业链各环节的主要企业建立了虽松散但团结的联盟。2007年12月,中国网通、中国电信、信息产业部研究院、华为等十八家单位宣布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互动媒体产业联盟,力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国家第二代信源编码标准AVS。这次尤其是运营商体现了战略远见,因为前几年数字电视发展初期运营商都是各自为战,选择了不同的技术标准,结果造成了数字电视国家标准迟迟难以出台。而这次IPTV的运营商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推动AVS-IPTV研究、试验、推广等工作,这不仅加快了国家标准的出台。也为我们冲刺国际标准奠定了扎实基础。
五、缺乏商业神话――IPTV发展的社会实现
从经济向度上看,技术的社会实现就是技术创造新的经济效益和价值的过程,如同经济推动是技术发展最重要的社会推动一样,经济实现也是技术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实现。
目前IPTV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实现并不明显,IPTV行业缺少商业神话。前几年网络游戏行业就诞生了陈天桥那样的商界精英,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以网络游戏为主营业务,1999年才以50万元起家,2002年公司的净利润就已经达到4亿元。再比如搜索引擎行业。百度已经成为国内网络搜索领域无可争议的第一。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交易,发行价27美元,开盘价为66美元,报收于122.54美元,涨幅353.85%,这一数字为美国股市5年来新上市公司首日涨幅之最。这些商业传奇极大地刺激了后来者,使这个行业迅速成为社会热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