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城市化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十五”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加快发展的历史阶段，城市化率由“九五”末期的36%上升为“十五”末期的43%。目前，城市总人口已达到5.6亿，农村约为7.8亿，以2003年为例，约有1.1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务工。就业的稳定性提高，有73%的劳动者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

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既改善了农业效率，增加了农民收入，也对城市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以去年为例，在3255元的农民收入中，有1175元来自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大大超过了农产品价格变化和政府各种补贴的贡献。与此同时，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业竞争力，也为消费者创造了更多福利。特别需要看到，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在沿海地区获得收入后，带回自己家乡，事实上缓解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对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的来看，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和面临的各种挑战，都离不开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推进的了解。

在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基本工资标准和基本权益的保护问题。在很多行业一度存在着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现象。另外，交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提高了11%左右，但这只是抽样统计，在相当多的行业和岗位，工资水平近10年没有明显变化。这不仅对务工人员的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对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总需求格局产生影响。

二是人力资本不足的制约问题。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但中国已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结构性过剩的阶段转变。相当多的行业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特别是在一些对技能要求较高的行业。回归分析表明，有54%是由于人力资本难以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而导致就业不足。国内的资料还表明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真正在城市定居的主要是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目前总量约占20%左右。

三是不同类型的城市吸纳新增就业的能力存在较大区别。流动劳动力越来越集中在沿海发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相当多中小城市和内地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不足。由于就业的吸引力相对集中，发达地区普遍感受到了来自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除此以外，上亿人跨区域流动，对交通运输形成巨大压力，远离故乡的人们也在忍受和家人分离的种种痛苦。

四是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2000年全国城市土地面积为2.24万平方公里，2003年达到2.83万平方公里，年均增长8.08%，而同期城市人口增长率则仅为4%左右。可以看到，城市扩张的冲动之一是土地融资和商业动机。这和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对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和对其他未来风险预期存在种种不乐观的判断。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使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达到协调，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政策。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大量人口流动造成的社会管理困难等等。对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加以研究。

引导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是“十一五”时期的重要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前提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正采取有效措施，对解决以上问题作出反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劳动力的权益保护。“十一五”规划纲要对劳动力的权益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和基本社保要求等政策文件，许多地方也在采取符合实际的做法，更加关注社会公平。

二是关于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今年还将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除了政府采取的行动之外，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企业之间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

三是关于廉租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为新进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廉租房，是使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前提条件。沿海地区的政府已经开始做好这项工作，力争使房租每月的价格低于100-150元。为了便于社会管理，尽量使廉租房不要过于集中。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较好的子女教育，也是各级政府努力做好的一个现实问题。目前的努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真正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子女教育，又不至于使当地政府承受过多的“搭便车”的压力。因为一旦对流动人口子女免收义务教育费用，会使更多的非劳动者亲属进入城市，因此，进行科学管理非常重要。二是有些工种的季节性变化很大，怎样既使其子女受到较好教育，又要防止工作地转移而造成的生源突发性大起大落。这些问题看起来具体，实际上都会对劳动力顺利转移产生较大影响。

四是关于提高流动人口定居的比重。中央政府要求，对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创造条件使之逐步成为城市居民；对因城市建设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要转为城市居民。目前在很多沿海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推动这项工作。

篇2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联动发展

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创造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潜力，是未来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其中，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出路，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因此，从现状和未来分析，城市化是组织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浙江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和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迅速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但是，随着浙江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村工业化所累积的机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农村工业的低组织化程度和浓厚的乡土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大省”的脆弱性。1998年浙江人均GDP虽然达到1350美元，但由于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迥异的体制背景和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与国外通常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偏差很大。以工业化进程常用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主要指标比较分析:从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看，浙江1997年实绩分别为13.7%、54.1%、32.2%，而世界银行给出1991年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14%、35%、51%。浙江第二产业比重之高和第三产业比重之低超乎寻常。从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看，浙江1997年分别为41.3%、30.9%、27.8%，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时平均水平分别为28.6%、30.7%、40%。浙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世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近，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畸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低。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浙江1998年为35.4%，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3%，浙江比重显然偏小。由此可以看出浙江工业化进程有两个突出现象:一是产业结构转换远远快于就业结构转换，二是城乡人口结构转换又明显滞后于就业结构转换。这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是城市化滞后的反映。

(一)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表现浙江城市化滞后既有总量问题，更有结构问题。

除总体水平不高外，主要还是大中城市过少，小城镇过多造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以及“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建设问题。具体表现在:1.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从1997年浙江、江苏、辽宁、广东、河北、山东和福建等沿海部分省市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浙江居于首位，为48.62%，其它依次为江苏45.15%、辽宁44.19%、广东43.18%、河北43.03%、山东42.56%、福建36.40%。据测算，上述省份1997年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大致为35.4%、29.40%、54.26%、41.35%、23.15%、33.95%和24.68%，浙江处于第三位。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应系数(城市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辽宁为1.208、广东为0.985、山东为0.798、浙江为0.709，处在第四位。

2.城市化对工业化带动不强。长期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工业化道路。“低、散、小”成为浙江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乡镇企业、农村个私企业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受户籍制度、财税体制、土地政策、行政干预等因素影响，无法接受城市化导向，农村工业化的就地性明显，乡土气息浓厚，以致出现了“镇镇象农村，村村象城镇”的城镇化局面。这主要反映在城镇建设缺乏长远的规划，功能不清，定位不准，产业层次单一，地区之间的互补性差。城镇在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周边农村的影响和辐射等方面，都离城市化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3.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品位低。从1997年沿海部分省市大中城市的构成看，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城市(系非农人口，下同)，江苏和辽宁分别有1个;人口在100—200万的城市，山东和辽宁分别有3个，河北有2个，浙江只有1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山东、辽宁分别有5个，广东、河北和江苏分别有3个，浙江也只有1个;人口在20—50万的城市，广东有27个、山东有19个、江苏有17个、辽宁为8个、河北为8个，浙江仅6个。从1995年各大中城市非农业人口平均规模看，特大城市广东为316.67万人，江苏为226.02万人，山东为156.78万人，浙江为121.38万人;大城市江苏为83.18万人，广东为66.91万人，山东为63.95万人，浙江为63.21万人;中等城市江苏为31.43万人，山东为30.82万人，广东为29.60万人，浙江为27.21万人。可见浙江大中城市的数量最少，规模明显偏小。城市的规模、档次、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与沿海兄弟省市相比，城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般来说，城市规模偏小，会直接影响到城市功能的发挥，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制约浙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4.小城镇过多、过小、过密。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建制镇由167个发展到1998年的1006个，增加了近6倍，这固然有顺应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然性，但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现有浙江城镇布局过多、过密问题突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的城镇平均间距只有5—6公里，而从温州龙湾区状元镇到瑞安市城关镇不到50公里，布局了近20个小城镇，平均间距只有3—4公里，有的镇如永中、永昌、永兴、沙城等基本上已连在一起了。城镇过多、过密带来的问题是过小，全省县城以下建制镇平均规模只有8000人，其中5000人以下规模的城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二)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主要问题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主要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1.农村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发展状况离散，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减少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机会，最终又反过来制约工业本身的发展。由于城市化进程滞后，各类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遍地开花，企业和专业市场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导致农村工业技术层次低、产品档次低、产业离散度大、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业结构趋同等，市场竞争力弱化。199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占60.2%，农村中非农产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1.5%，非农劳动力占农业总劳动力的比重达57.4%，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没有与人口和产业的空间转移同步进行，乡镇企业多分布于乡村，且规模过小。1996年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共有6.6万家，职工356万人，平均每家只有54人，“八五”期末，这些企业共拥有固定资产878亿元，平均每家企业只有133万元。在乡镇的合作经营和个体私营企业规模更小，平均每家企业的从业人员不到5人，如此“低、小、散”的企业特点，很难取得规模和集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状态离散，造成要素集聚不足，城市发展滞后，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工业发展由于缺少城市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支撑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最终又反过来制约了工业本身的发展。

2.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兼业现象普遍。1997年浙江农村个体工业企业51.3万个，从业人员292万人，工业总产值3543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4.1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但是，“村办工业办在村，家庭工业办在家”的工业乡土化难以促成现代城镇的崛起，劳动力也难以向城镇集聚。同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尚无足够宽松的环境，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门槛”过高和二元户籍制度使许多农民不愿放弃作为生存之本的土地经营权。农民在这种“家家有其田”的格局下必然出现农业兼业经营。如温州、台州和金华等地区的农村工业化，以个体私营企业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股份

转贴于 制企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广泛分布的小城镇为依托，人口转移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农村劳动力普遍是亦工亦农的兼业农民。农民兼业化的普遍存在，不仅使农业规模经营受阻，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难以走上正轨，农村工业的产业层次、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也难以提高。

3.大量离农人口处于游离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和种种不稳定状况。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地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已经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基本上脱离了农业。但是，由于种种制度约束，这种转移没有纳入正式渠道，是一种暂时性的体制外转移，导致形成一个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游离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造成诸多不容忽视的弊端。如他们对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没有长期经营的打算，也不愿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经营中短期行为严重，甚至片面追求利润，不求质量和信誉。

由于不少“两栖”人口在农村和城镇占有双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在宏观上微观上都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农村工业的粗放经营，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工业受发展条件的限制，其产业主要集中于造纸、食品、纺织、印染、化工、建材及采矿等行业，而这些正是相对高污染的行业。由于农村工业在生产工艺、监测技术和废料处理等方面的落后，其污染强度明显高于城市企业。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布局过散，不仅加剧了资源浪费与污染蔓延，也影响了生态投资效益，使污染物集中处理难度加大，造成污染面的扩大。据统计，乡镇工业污染损失值占全部工业污染损失值的份额1978年为6%， 1988年上升到20%，预计2000年将超过50%。

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环境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农村的工业污染作为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气污染的我国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可以说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高度分散的农村工业布局，还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据省有关部门统计，农村工业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地约0.1052公顷，远高于全省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职工人均用地0.0261公顷的水平。从单位土地利用效率看，农村工业用地每公顷的产值仅及城市工业用地的1/10。同样是工业用地，我国城市工业人均用地为55平方米，而农村工业则高达每人555平方米。据有关方面测算， 1979—1984年，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推进，已经使我国付出了比城市化道路高出8倍的土地代价，到目前为止农村工业化已花费了近700万公顷的耕地。

5.基础设施利用不经济。由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工业布局分散，农村工业发展所需的供水、供电、供气以及交通、通讯、仓储等设施，几乎每个乡、村甚至企业、农户各搞一套，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据有关方面估计，农村工业仅仅由于布局分散和封闭，资源利用率降低40%，基础设施投资增加20%—30%，行政管理费用增加80%，人力资源消耗增加1%—2%，最终表现为资金利用率降低20%左右。不仅如此，由于布局分散导致产业组织规模不足，由此引发重复投资与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损害着社会的经济总效率。

(三)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造成农村工业布局分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发展初期受客观条件所限，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主要还是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

1.认识方面。在农村工业化发展初期，由于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对农村工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引导，导致农村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企业分布过散、规模过小。另一方面，在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先行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依靠民资民力，过分依赖农民建设小城镇，导致小城镇数量多、档次低，形成“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2.经济利益方面。由于农村工业在发展初期都是一定社区内各要素的组合，与社区在经济利益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在政企不分时，社区领导对社区内的农村工业有很强的支配权，在用人、用地甚至管理和财务方面具有硬性指挥权，这导致当地领导和农民不愿进行企业异地搬迁。此外农村工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固定资产和设施达到一定规模，若搬至城镇，必须支付一笔迁移费用，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3.户籍政策方面。我国自1956年就开始实行城乡高度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迁移。这种制度尽管在近年来有所松动，但许多条件仍然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入，使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福利、保险等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目前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降低而进入门槛又过高，现行的土地承包、宅基地和计划生育等政策，使农民觉得留在农村比进入城镇更合算，启动城市化和促进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发展的难度加大。

4.行政区划方面。现行的行政区划大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有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不适应。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浙江不少地方存在一城多府的现象，如宁波市与鄞县、金华市与金华县、衢州市与衢县、绍兴市和绍兴县等，因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其它利益问题，县政府与市政府在城市的规模、建设、管理上难免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既不利于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功能发挥，也不利于县级中等城市的发展。

5.财政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实行县市直接对省的财政体制，采取一系列鼓励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浙江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取得了阶段性发展优势。但与此同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不少地方出现地级市的经济实力低于所管辖县市的“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从1997年GDP看，绍兴市区69.94亿元，而绍兴县、诸暨市分别达到173.81亿元和121.6亿元;金华市区45.16亿元，而义乌、东阳两市分别达到110.28亿元和83.4亿元。从1997年财政收入看，绍兴市区7.05亿元，而绍兴县达到8.65亿元，去年已突破10亿元;金华市区2.9亿元，而义乌市达到3.61亿元。此外，嘉兴市和所管辖的海宁市、桐乡市，台州市和所管辖的温岭市等，也有类似情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现行财政体制，也是造成浙江区域中心城市成长缓慢，对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不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6.投资方面。资金的投入和集聚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浙江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省份。在1952—1978年期间，浙江国有投资人均只有41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列全国各省市最后一位。国有投资不足，不仅使浙江的重工业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浙江城市化进程。同时，80年代以来浙江实际利用的外资数量也较少，迄今全省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累计尚不及一个苏州市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广东省的1/10。

利用外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二、尽快构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政策机制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关键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建立有利于二者联动发展的政策机制，促进农村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集聚，实现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一)市场配置机制

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是由农村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要素市场发育，就难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速度。因此，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过程中，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化组织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提升工业化，按城市化发展要求调整经济布局。

合理发展大城市，突出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其集聚辐射功能、综合服务功能

和创新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要从大城市的功能和特点出发，大力发展城市型经济，提高城市的集聚和吸纳能力。城市产业布局要优二兴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要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和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商贸旅游业和金融保险业等，以增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而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同时要努力增强大城市和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城市对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通过城市这个载体，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农村工业经济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工业向现代化迈进。

重点培育和发展中小城市，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的集聚规模。对中等城市要着重提高档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要培育为中等城市，充分发挥各具特色的区域中心城市作用。中小城市要注重城市内涵质量和城市开放度的提高，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强化优势产业和专业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导向作用，着力培植知名品牌和行业龙头企业，更好地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特色优势。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分层次高起点地推进城市建设。

加强小城镇建设，将小城镇建设与城镇体系整体布局和农村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发展区域性的中心镇、重点镇，积极引导具备条件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小城镇发展重点放在扩大规模、提高档次上，努力改变目前“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发展状况。建议在每个县(市)确定1—2个、人口规模在5万以上的重点镇，加以重点培育、重点建设、重点发展，充分发挥其在集聚要素、发展规模经济方面的示范作用。

把开发区和工业小区作为联动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按市场配置机制进行要素的集聚与重组。浙江省目前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8个，省级经济开发区51个。各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已开始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到1998年底，全省开发区投入开发资金200多亿元人民币，累计开发面积178平方公里，建成了一批高标准的道路、地下管网、变电站、污水处理站等重要的配套服务设施。到1998年底，全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产开工企业达16690家，国内生产总值286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7%。各级开发区已成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最佳载体。在目前土地审批冻结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首先应向开发区和工业小区集聚。

(二)利益驱动机制

城乡关系根本上是利益关系，推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促使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需要以利益驱动机制加以引导。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克服就工业化论工业化、就城市化论城市化的倾向，把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联动发展，作为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作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作为全面协调和整合城乡利益关系，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方面。

积极调整财税关系，改进和完善乡镇财政包干制度和经济考核制度。建议股份制农村工业企业的利润可在工业小区内实行“先分后税”的办法，即由各股东向各自所在地的税务部门交纳所得税，也可实行“先税后分”，工业区所在地的税务部门按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将相应的税金返还给各股东所在地，以吸引外地投资者到工业区办厂或吸引分散的企业搬迁到小区。如可规定凡异地到工业小区办农村工业的，其上缴税金的70%返还给投资者所属的乡镇。对非股份制企业，建议实行企业迁向外地工业小区后，其社会性开支、支农建农基金和规定应交的利润及企业管理费仍可交回原社区经济组织，企业原行政隶属关系不变。

各地可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村工业向工业小区集中。以增量带存量，凡新办工业项目和商贸企业，要按照规划安排，进入工业小区。降低农村企业进入工业小区的“门槛”。对工业小区的集体、国有土地使用权，可采取作价入股、出租转让等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费用。同时在资金信贷和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往工业小区集中。

(三)制度创新机制

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必然触及产权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调整和创新。

进行农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工业向城镇适度集中。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改变政企不分的社区所有制。可建立农村工业资产管理公司，对各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经营效益进行评估，并招标组建资产经营公司，通过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改造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调整不同社区的乡镇企业利益关系，使企业形成独立于社区的行为目标与利益机制。通过产权制度创新，使乡镇企业产权突破地缘性和封闭性的束缚，促进乡镇企业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逐步向城镇集中。

探索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在稳定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按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积极鼓励离土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这样既可为进城农民定居或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又有利于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吸引工业资本介入农业，鼓励农户将他们承包的少量耕地转让或折成股份，农户以农业工人的身份成为新组建的农场职工，或者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二是政府农业部门成立非盈利性的土地管理公司，通过市场行为并购、整治过于细小的耕地，对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予以合理的经济补偿，或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三是发放永久性土地使用权证，实行“一地一证”，农民只要凭土地使用权和承包合同，就可以对土地实行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四是在宅基地的安排使用上，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取消一家一户的宅基地审批，实行村庄统一规划，引导农户集中建造公寓式住房。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排除人口向城镇集聚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抓紧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进行总结完善和全面推开。积极探索以县市为单位，对辖区内居民试行单一户籍制度，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等主要生活基础为依据的落户标准，实行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取消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在进城户籍的收费问题上要把握一个合理的度，既要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又要降低进城门槛，使进城者安居乐业。同时，研究制定积极的外来人口政策，包括:积极引进并留住外来的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其他高素质人才，取消对中高级人才、大专院校毕业生进大中城市落户的限制。积极鼓励投资移民，凡在城镇投资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或外埠人口均允许在投资地落户。对在大中城市连续工作满5年并有固定住所的本省合同制农民工，直接转为工作所在地户口。鼓励家庭移民，家庭中凡有一人在城镇工作定居的，允许其家庭成员在该城镇落户。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实行城乡不同的生育政策，非农夫妇只准生一胎，导致进城吸引力下降，部分农民不愿农转非进城落户。为此要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可适时推出全省城乡只能生一胎的统一政策。在目前大政策未调整的情况下，也可允许市县采取变通办法，即以一定时间为界限，使进城的农民转为非农人口后仍以“农民”身份享受二胎政策。

改革财政体制，增强城市自我发展能力。城市财政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浙江实行的是省直接对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甚至不少地方出现地级市的经济财政实力低于所管辖的县市实力的“小马拉大车”的情况，难以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制高点”。借鉴兄弟省市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的经验，适当调整财政管理体制，有选择地扩大区

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盘子，或者象江苏那样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使区域中心城市能够集中必要的财政资金从事城市建设。同时运用财政杠杆合理引导和调整区域生产力布局，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财政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建议第一步，通过全额返还城市建设维护税、增加对地级市的城市建设补助等办法，进一步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盘子;第二步，选择部分地区实行财政市管县体制，以促进所在地区中心城市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强化中心城市经济实力。

改革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城市建设仅靠政府财政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努力拓宽城市建设的投资渠道，主要有:一是积极鼓励集体、个人和社会各方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经营，改变单一的政府投资格局。鼓励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资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并参与经营。大胆采用项目融资的建设—经营—转让(BOT)、转让—经营—转让(TOT)、资产收益抵押(ABS)等投融资方式。二是各级政府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机动财力也要加大投入力度。三是要确保现有城建资金渠道的畅通和不流失。现有资金渠道要足额收取，不得随意减免、截流、挪用，确保专款专用。四是借鉴上海市的经验，组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按照自筹、自用、自还的原则，对城市建设资金实行统一调度、有偿使用、滚动增值。五是盘活城市基础设施存量。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吸引内外资，以出让股权、经营权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六是充分发挥浙江民间资金充裕的优势，运用更加灵活的政策，动员和吸引民间资金建城。

(四)政府推动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和发挥宏观调控、指导和管理的职能，尤其在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方面，政府的推动作用必不可少。

适当调整行政管理体制。重点是在保持现行行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要求，对局部的市县管理体制、乡镇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建立起适应联动发展的新的管理体制。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域中心镇政府在财政、税收管理和建设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权限，强化镇政府管理职能，使其为农村工业集中布局做好服务创造条件。

篇3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第三产业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2-0136-07

城乡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之一[1]，而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推进城市化，在理论上涉及到对城市化内在机制的把握。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周一星[2]认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无非是推力和吸力的共同作用，但是推力和吸力的具体内容可以很不相同；其他学者[3～8]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主导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不难看出，这些研究实际上对周一星的观点起到了证明作用。事实上，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具有明显的时间与空间特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具体研究中所选取的区域、时期不同，城市化进程中推力和吸力的具体内容就会有所不同。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他山之石”往往难以用于指导本区域的城市化实践。换言之，对城市化发展动力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对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具体考察。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以大空间尺度(全国、经济地带)的居多，对省域尺度的研究还很欠缺，在省域尺度上，则主要是分析各要素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方向与程度[9，10]，缺少对城市化影响因素系统的数量分析。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向城市(镇)集聚的过程，但在已有的文献中，直接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实证分析的还很少见。

笔者认为，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移。在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方面，农村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镇)转移，这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区位绝大部分在城市(镇)的缘故。显而易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就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就动力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受来自农业的推力和非农产业拉力的共同影响。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发展，特别是其就业容量的增长所提供的转移机会。换言之，非农产业的就业容量越大，就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就越快。

河南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第一农业人口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但是，城市化进程则与经济增长有较大偏离。目前，河南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急需转移，城市化进程有待加速。加快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事关河南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在落后省份中具有典型性。探寻其中所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出发点，通过构建模型，解析非农产业就业容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影响，试图证明非农产业就业容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作用及程度，进而揭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内在约束机制。

1 经验事实与研究假设

笔者在对河南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如图1所示，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虽然90年代以来河南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幅达到了1.20%，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却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河南城市化进程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工业化前期，工业化率一般高于城市化率，即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小于1，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比值会不断上升，一般以1.4～2.5为合理范围[11]。目前，河南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0.546，远远低于该值的合理范围。此外，根据钱-赛标准模式[11]，河南城市化低于正常水平约23.8个百分点。

其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与产值比重不协调，就业容量显著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河南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表1所示，1985-2004年，河南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均呈缩小趋势，其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全国水平的平均离差为3.3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的平均离差为3.94个百分点，二者相差不大，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其产值比重基本相适应，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状态。同期，河南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全国水平的平均离差为2.89个百分点，差距较小且呈下降趋势，但其就业比重与全国水平的平均离差高达7.24个百分点，差距较大且仍有扩大的态势。可见，与全国平均状态相比，相对于自身的产值比重，河南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严重偏低。同期，全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就业比重将增加0.752个百分点，而河南的同一指标值则只有0.580，这说明河南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偏小，这也是其就业与产值比重不协调、就业不随产值同步增长的原因。

注：表中离差是指同一指标的河南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之差的绝对值，单位为%。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2005。

将上述两个事实联系起来，容易形成一种推断：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与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小紧密相关。又由于一个产业的就业容量既与其产值大小有关，又与其内部构成有关，所以，进一步的推论是，河南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很可能是其内部构成不合理造成的。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提出一个假设：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此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借助适当的方法进行验证。

2 假设检验

上述假设成立，必须满足两项条件。其一，影响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是第三产业；其二，第三产业就业容量显著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的原因是其内部构成不合理。

2.1 检验方法：构建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费景汉模式(Fei 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达罗(M.P.Todro)人口流动模式。这些模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他们提出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乡具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12]。近年来，我国广大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陈吉元、胡必亮[13](1994)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14](2005)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景普秋、陈甬军等[15](2004)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概括为：来自农村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一般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越强、第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越大以及转移的制度越小，就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笔者认为，影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因素应当包括：①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变化快慢，反映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释放”的数量大小和速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源泉；②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预期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越强；③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二者反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能力，前者是物质能力，后者是文化和知识能力；④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非国有部门就业比重。这三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大小。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既取决于二、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又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密切相关；⑤制度因素。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14，16～18]，设定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作为测定制度因素的指标。据此，可以建立如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

其中Y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P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W表示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I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H表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E表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T表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F表示非国有部门就业比重、S表示制度因素。

2.2 数据采集与处理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采用陆学艺[19]的计算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近似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用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表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H为总人力资本存量；n为总劳动力人数；Qi为各种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的比重；hi为教育折算系数。本文借鉴了李勋来、李国平[14](2005)的方法，将教育折算系数设定为：文盲半文盲为1、小学为1.1、初中为1.2、高中为1.4、大专及大专以上为1.6。

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采用GDP中由市场分配的比重近似地反映，其计算式为：(GDP-省财政收入)/GDP。市场化指数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来近似衡量，因为这三项投资的规模基本是由市场决定、投资者自主决策的，其比重大小大致可以反映市场化程度[17]。由于经济中的非国有化改革集中体现在工业领域，因此，非国有化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产值(或增加值)代表。劳动力自由流动度用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劳动力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

借鉴王文博等人的方法[20](2002)，将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通过主成分分析综合为一个指标，称为制度变迁指数。

根据以上处理方式，采集全部因素1985-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河南统计年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3 检验结果分析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所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变量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处理。利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2个最大特征值所占比例达到了96.35%，这说明用2个主成分可以代表原来8个因素的96.35%的信息，即：

回归方程拟合较好，并且各个解释变量均在显著水平0.05下通过检验。将F1、F2变换为原来的解释变量，得回归方程：

各个因素的弹性系数及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比较小，只有0.064，这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起的作用不大，也说明目前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是充足的。从事非农劳动预期收入的弹性系数最小，只有0.020，这种情况最合理地解释是：虽然渴望获得更高的收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强大动力，但是，这种动机能否转化为现实，则取决于能否获得相应的就业机会，由于受到第二、三产业有限的就业容量、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及城市政府对农民的歧视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在转移决策中最为敏感的因素是工作机会而不是预期收入。此外，由于年均增长率不同，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贡献率也有所差异。各因素按影响率大小排序依次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非国有部门就业比重、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制度因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可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转移空间(三个要素的贡献之和达到了60.86%)，其中，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最大，达到了31.15%。由此可见，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导因素是第三产业。河南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显著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导致第三产业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因素。

下面进一步分析河南第三产业就业容量显著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的原因。

按照我国的统计口径，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以1990-2004年河南第三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三产业的产出结构从1990年开始才有了正式公布的完整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河南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产值比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2)，平均离差达7.4个百分点。笔者认为，河南第三产业内部的这种行业结构明显不合理，这也正是导致其就业容量显著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的原因。得出这个判断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律表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应当是现阶段发展的主导行业。郭克莎[21](2000)对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内部结构变动的分析认为，从当年价格的产出结构看，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产出比重的上升，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时主要依靠商业、旅馆和饭店业的拉动；当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600～1 000美元时，主要依靠运输仓储和邮电业、金融保险业、不动产和工商服务业的拉动；当人均收入进一步上升到2 000美元以上的较高水平时，金融保险、不动产和工商服务业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大。然而，至2004年，全国人均收入才达到6 226.95元人民币(约750美元)，而河南人均收入只有4 042.42元(约490美元)。根据上述标准判定，全国与河南的第三产业结构仍应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换言之，在此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主要依靠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拉动。由于河南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4.9%)，其更应当发展这类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目前河南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比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不符合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律，这种状况直接限制了第三产业的成长与就业空间的扩大。

第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具有就业容量大、比重高特点，其发展不足(产值比重低)大大降低了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率先对非国有经济主体开放的第三产业部门，市场化程度高，发展速度快(尤其是其中的商业连锁，物流配送，农副产品批发，进出口贸易，大众化餐饮，旧货调剂等部门的发展速度更快)，长期以来一直是第三产业中就业容量最大的部门。而社会服务业因其行业范围的广泛性也成为第三产业就业容量最大的部门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该行业中具有较高市场化程度的居民服务业，旅馆服务业，娱乐服务业等获得了高速发展，为人们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

此外，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优越性还在于劳动密集程度高、就业渠道多样、就业方式灵活、对低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就业限制比较少，进入的“门槛”较低等。所以，这两类行业一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1990年以来，河南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平均达40.7%，且它们在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从产值比重看，河南这类行业发展明显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

第三，正是由于上述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育不充分，才使得河南第三产业中其他行业的产值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这样，由于它们多数属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且市场化程度低、或者进入的门槛高，其就业容纳能力较低。1990年以来，除房地产业在河南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比重略有上升外，余下行业的就业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可见，在现阶段，这类行业对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贡献较小。

综上所述，第三产业是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河南第三产业就业容量显著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的原因是其内部构成不合理。所以，有理由认为，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研究假设成立。

3 结 语

本文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个“纽带”将河南城市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关联起来，在考察城市化、第三产业发展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这个假设。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型，对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要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第三产业是影响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最主要因素；进一步分析表明，河南第三产业就业容量显著偏小、比重严重偏低的根本原因是其内部构成不合理。从而，验证了文章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假设。由此可以获得如下关于科学发展第三产业，有效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启示。

第一，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导向必须兼顾产值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将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加快河南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政策工具，必须在政策设计上重视大幅度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尽管就业机会的增加有赖于产值总量的增长，但实践表明，就业机会增加与产值总量的增加往往并不同步。所以，对第三产业的投资目标要从单一的促进产值增长，逐步过渡到实现产值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上来。换言之，作为人口和劳动力大省，第三产业产值增长不能单纯追求速度和效率，还应当有助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第二，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增加劳动密集程度高及非公有制部门的比重。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基本标志，同时它还具有行业多、门类广、服务要求强、劳动密集等特点，对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有着任何别的产业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劳动力需求的实际情况看，其中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市场化程度高的特点，已经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因此，依据河南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目前既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更要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增加劳动密集程度高及非公有制部门的比重，以实现产值与就业的协调增长。其一，要着重发展以国内旅游为主体的旅游业，以生活服务、卫生保健、文体娱乐、婴幼儿教育、养老托老等为重点的社会服务业，以连锁经营、物资和配送制等业务为代表的新型流通业等；其二，应制定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发展规划，以相应的优惠政策扶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广泛吸收社会上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为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平等竞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投资规模、银行贷款、税收征管、审计监督等方面，创造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加快出售部分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盘活资产，增强吸纳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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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lation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Tertiary Industy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PENG Rong-sheng1，2 QIN Cheng-lin1，2

(1.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2.College of Envir.and Plann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Abstract Effectively promoting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The essence of urban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rural labor to non-farming industry and gathering rural labor in city.It is considered that in the less developed area，to the large degree，urbanization rests with rural labor transfer room.That is，the larger the transfer room，the stronger the pull at rural labor transfer，and the higher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Based on the fact that in Henan province urbanization is at the low level and the proportion of obtaining employment is notable on the low side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regarding rural labor transfer as a main dominant factor of urbanization，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 hypothesis that the main factor to restrain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is the insufficient labor transfer room resulted by unreasonable constitu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By means of constructing the model of rural labor transfer，the hypothesis is proved tenable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straining factor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Henan province.Finally，in the light of the previous two steps，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 that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we should develop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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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农村文化；公共服务

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农村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新农村建设不只是简单地建设农民新居，不只是物理形态上的更新，根本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是要享受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享受到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要有良好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

一、涪陵区农村文化发展现状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步成型

按照体现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以财政投入为主体，覆盖城乡公共文化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初步解决了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看书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等基本文化权益问题。实施并完成了“广播村村响”工程，建成1个区级广播中心，24个乡镇播控中心；实施并完成了 “电视户户通”工程，完成了直播卫星设备建设安装任务；开展了“电视扶贫工程”，为无电视建卡贫困户免费赠送了电视机。截止2012年底，基本实现了全区广播电视传输全覆盖，广播电视混合覆盖率达98.5%。“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目标基本实现。农家书屋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努力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的最大效能，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共建共享，全区26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315个行政村文化室、102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339个农家书屋、77个社区书屋、1038个农家书屋外借点免费开放工作全面实施。开展了农村电影放映惠民工程，确保了农村每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农村中小学生每生每月观看一部电影的目标。

（二）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围绕各类重大纪念活动、传统节日等主题，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歌咏、文艺演出、文化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城乡群众文化生活。一是公共文化服务拓展延伸。持续开展了农民工文化日、爱心图书传递等系列公益性文化服务活动，在全区城乡分别选点建起了图书馆分馆、爱心图书室、图书流通点等，举办了公益电影、图书展览及文物宣传进社区、进农村活动，文化惠民成效显著。二是城乡文化互动互进。持续开展了涪陵春节团拜会专题文艺演出、迎春书法展、元宵龙舞比赛、周末广场文艺演出、“送文化”下乡文艺演出等品牌文化活动；组织机关、学校、企业、乡镇、社区开展了多姿多彩的基层群众文化活动；规范和推动全区农村民间文艺团队健康发展，加强对全区80多支民间文艺团队负责人和骨干文艺参加了培训活动，有效地提高了民间文艺团队的整体素质。

（三）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显著进展

圆满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截止2012年底，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000多处，70多个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1个，市级12个）。妥善处理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弘扬。文物保护工作稳步推进。通过开展“文化遗产宣传月”、文物线路免费游等活动，加大文物保护宣传力度，有效促进了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内两个村落成功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蔺市古镇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程已完成一期工程。青羊庄园文化生态保护区二期维护项目也即将动工。

二、当前农村文化发展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农村文化建设却未显现出与经济建设均衡的发展趋势。

（一）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

这是阻碍农村文化繁荣发展的首要问题。虽然政府财政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但仍远不能满足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每个农民每年只能享受国家财政不到两块钱的文化投入。再加上基层乡镇财政困难，投入有限，许多文化站设备设施落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特别是一些民间文艺团体，财政更多的是对优秀团体进行引导扶持，有一点资金的投入也是杯水车薪，最根本的则是通过多种途径培育民间文艺团体本身的造血功能。

（二）农村文化专业人才缺乏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使得大量农村人才流向城市，农村文化队伍存在老龄化、低专业化的现象，农村文化队伍人才流失严重，微薄的收入使得文化工作者不得不另谋生计，根本无心从事专业工作。文化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严重偏低，专业性太差。农村文化专业人才的缺乏已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制约瓶颈。现代传媒的发展，让传统民间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且人才队伍断档现象相当严重，很多民间艺术出现了无人可传的情况。没有产业化发展，在传承和创新上就相对滞后，经济产出的不足直接导致后备人才的缺失，没有人才储备发展也就步履维艰。没有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没有相关政策的扶持激励，这些传统文化慢慢消失则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有零星的存在也是出于个人爱好，其创新性和发展性就差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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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户籍情况的介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以来是制约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在新乡市农民户籍调查中，在问到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是否相同时，有84％选择“相同，都在农村”，15％的选择“不相同，居住地在农村，户口在城镇”，有1％的选择“相同，都在城镇”。经调查发现，15％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分离的原因是当地实施农村社区建设，有一部分社区属于试点社区，在政策上有所优惠，凡是首批入住社区的农民都得到城镇户口，并享受城镇的社保等公共服务。但是，仍然有84％的农民是农村户口，对这部分农民是否有进城落户的想法，进行了进城意愿方面的调查。笔者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允许农民转为城镇居民，那么进城落户的意愿有多强烈，调查数据显示，有76％的选择“进城生活”，19％的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3％的人选择“无所谓”，仅有2％的人选择“其他”。通过进一步了解，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的人年龄一般较大，舍不得脱离故土或者家中有常年生病的亲人需要照顾，也有一部分的人觉得城市的消费水平较高，生存较为困难。但是，大部分人希望进入城市生活，这对推进城镇化的建设是一个积极的动力。为此，调研组得出结论，新乡市在解决农村户籍制度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除了已经拿到城镇户口外，还有大部分农民有强烈的进城意愿，适当转换农村户口性质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释放巨大的经济效益。2房屋拆迁情况说明新乡市城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农村房屋的拆迁进程。调查数据显示：有89．3％选择“房屋已经被拆除”，9．2％选择“没有被拆除”，1．5％选择“已被列入拆迁范围”。按规划未来全市农村都要转换为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农民房屋被拆迁后农民利益是否会受损，拆迁补偿方式是怎样的？笔者对此进行调查发现：调研政府拆迁补偿方式时数据为，“集中建房”比例最大，占到93％，“货币补偿”仅为3％。据了解得知，当地的政策规定的补偿方式就是“集中建房”，农民按比例将原房屋进行估价，置换农村社区房屋，采取多退少补的形式进行。而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的是一些房屋处于交通要道附近，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用，在一定的博弈中产生。在农民房屋拆迁的调查中，政府采取集中建房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其财政紧张，没有能力采取货币补偿，这对乡镇的拆迁的进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政府可以借鉴外部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拆迁方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基层拆迁矛盾。3职业结构分布对当地农民的就业结构情况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务工”占41％，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产业集聚区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转换；“务农”占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地农业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作社或者产业经营，阻碍了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22％的“务农兼打工”，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进入工厂打工，这不利于农民专业化地进行生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用工的不稳定；4％的“个体户”，但这类个体户也进行了改变，由从前农村开小卖部进入到农村社区开大型超市，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就业转换。我们认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只有解决了就业方式的问题，才有利于农民生活方式、市民意识的转变。

二、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状况

1产业集聚现状及成效新乡市在走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加强了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了各类产业基地，在适应乡镇企业扩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创业就业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新乡市规划有37个产业集聚区，建成27个，其中13个获得省级确认。产业集聚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产业基地的发展也引起了新一轮的农民工返乡潮，返乡创业农民工6600人，创办企业5800余个，带动10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产业基地的发展促进了有效就业、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新乡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产业集聚基地是优化经济结构布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发展载体和平台，构筑新型工业化体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农民创业、促进中小城镇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产业集聚显现出的现实困境调查显示，新乡市产业集聚基地促进了产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据了解，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且主要靠政府投资，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筹资困难，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生活服务设施和中介机构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跟不上。目前，还未找到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对统筹城乡造成一定的影响。（2）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费用，纷纷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进行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地区产业集聚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只有进行规模的再扩大，然而，规模的扩大除了进行资金的自我积累外，还必须得到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响应支持。但是，在产业集聚区内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扶持措施还不够完善，大多数企业缩减投资，导致部分企业运转困难。（3）土地制约瓶颈明显。新乡市处于中部地区，土地面积较广，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占有量较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新乡市坚持粮食生产不放松、坚持保护耕地的方针政策，给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为载体，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与不断扩大的产业集聚区的矛盾逐渐显现。（4）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新乡市共计规划了37个产业集聚区，其中有13个被列入省级规划产业区。这13个产业积聚区，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的仅3个，最高的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总产值仅80．50亿元，其他24个集聚区更是规模较小。影响产业规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金融系统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土地制约瓶颈明显这三个方面，才造成产业区产值不容乐观的必然局面。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用运系统的观点协调解决。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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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所谓“新农村”包括五个方面，即新房子、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具体来讲，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庄绿化等；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养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要大力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培训，尽快提高农民的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可靠保证。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和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综合性措施。

二、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现阶段，农业既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食品，又要满足工业化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既要承担生态保护、观光休闲和历史传承等功能，又要为农民就业和增收提供必要的保障。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努力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多功能发展的目标。这是实现生活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重要基础。可以说，现代农业进程快慢、成果大小，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和成效。因此，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发展现代农业，就是以资本、物质和技术等先进要求为基础，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以工业化的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农业，以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支持农业，以科学的经营观念管理农业，最终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实现农业的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最终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三、用高新技术武装农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

纵观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状况，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由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式也不相同。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资源丰富，劳动力短缺，发展现代化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走的是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二是以荷兰、以色列、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走的是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土地、水等稀缺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学习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由于我国人多地少，水资源短缺，发展现代农业应该选择第二种模式。即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土地、水等资源，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

当前，提高农业科技研发能力和成果推广力度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技术支撑。在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质，加强国家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建设；把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与我国、本地区自主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技术组装集成，迅速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要继续增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投入，建立和健全乡村级农业技术队伍；要加大对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培训力度，下大力气培置农村科技示范户，引导农业科技新成果进村入户。根据我国国情，要高度重视土地、水及环境等方面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走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的道路。

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力度，大力培训乡村农民技术人员，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成果是重要的农业资本。科技成果只有在生产上推广应用，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而广大的群众就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和基础。因此，加强农村科技培训，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根据本人几十年从事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工作实践和体会，提出如下思考：

1、紧密联系农村实际，找准着眼点。

当前，发展高效农业，节水、节能农业，无公害农业和可持续农业，是我国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重点，也应该是我们培训工作的着眼点。我们科技工作者，必须认清形势，配合政府搞好生产结构调整，整体开发规划，并应把高效节能日光温室生产及其他设施栽培技术，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病虫综合防治技术，双垅全膜覆盖栽培技术，膜下微滴灌技术，新品种栽培技术，标准化栽培技术，灾害性天气预防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等先进技术，作为培训工作的重点。

2、深入农业第一线，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鉴于我市农村群众文化素质不高，长期受传统农业生产的局限，接受新事物有一定困难的实际，培训工作一定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尽量使用农民群众的语言，采取声、形、图结合的办法，把高深的理论转化为浅显的道理，使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来。

3、帮助乡村建立健全农技员队伍，充分发挥农民协会的作用。

面对广大农村、千家万户农民，光靠少数专家和市、县（区）技术人员的培训，科技成果很难进村入户。应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市、县、乡、村四级技术网络，采取层层培训的办法，加快培训力度，提高培训效果。

基层农民协会、专业协会，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他们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的示范最具有说服力、带动力，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骨干力量。因此，要帮助乡、村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协会及专业协会，并把他们作为基层培训的重点对象。

4、培训形式应灵活多样

针对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不高，我市区域性经济差异大，种植作物种类、方式多样的现状，培训的形式应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可采用农忙时一事一训，农闲时系统培训；室内课堂式讲授与现场技术指导相结合；召开现场会议与组织学习参观相结合；文字讲述与播放光碟相结合……达到群众听得懂，看得见，能掌握，用得上，由浅入深，逐步提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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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城镇化 县域经济 协调发展

一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弊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进化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小城镇的布局和规划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城镇建设缺乏计划、规划性，盲目追求数量，布局分散；二是由于资金缺乏，交通不便等因素，小城镇基数设施薄弱，配套功能不全；三是现阶段城镇建设的盲目性使得城镇中心功能不齐全，无地方特色，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用地不规范，管理不科学，造成土地资源利用率不高，甚至浪费；五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水平不高，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六是相关土地政策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城镇的进程。

二 农村城镇化建设与县域经济间的相互作用

1.农村城镇化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就是人口和产业像城镇集中的过程。人口的集聚可减少农村劳动力，同时也有利于人口素质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集中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其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为县域经济带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可使县域经济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二是农村城镇化建设可促进土地集中和土地规模效益的形成，进而加快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三是人口的集中与经济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县域消费水平的提高。四是农村城镇化建设改变了以往生存方式，促进人们观念的更新，有效提高了人口素质。

2.县域经济发展可有效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

县域经济的发展可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实现农村人口居住与职业的转移，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农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粮食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因此，农村城镇化建设依赖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扶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县域经济发展可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消费市场、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支持。二是县域经济的有效发展可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农村工业化的推动与支持。三是县域工业水平及规模的发展与扩大，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平，进而需要为其提供更多的生产性和生活，第三产业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建设。

三 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与县域经济的双赢发展

农村城镇化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农村城镇化建设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和人力，可有效推动县域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进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经济发展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技术、人才、资金、销售市场等动力支持。

1.转变城镇化建设过程占用耕地的思想偏见，同时加强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

首先，改变以往的“离土不离乡”政策，积极引导、促使农民放弃土地，完成农村人口像城镇人口的转变。其次，在实现农村人口像城镇人口过渡的过程中，积极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特别是那些潜在的农村青少年，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将来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

2.完善相关土地政策，搞好农村小城镇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政府需完善相关土地政策，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动，积极转变农民土地使用的传统思想，实行低地价政策，从而为城镇化建设扫除阻力，实现土地的优质化利用，为乡镇企业的落户与规模化生产提供承载基础。其次，各地区应积极搞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的配套设施建设，未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同时鼓励各商业银行创设专项资金为其提供发展贷款；培养优秀技术与管理人员，对其加强理论与技术性指导，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有效发展。最后，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改善劳动力素质，为其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保证。

3.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村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实现农业产业化可有效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农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的发展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和农业工业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需加快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在改变农产品品种单一现象的同时更需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打造特色农产品经济，从而实现产品低质向高质的转变，提高其知名度。其次，实现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通过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再次，加快农村区域结构，尽力避免农业区域结构的雷同，根据各地区实况，打造各地区特色产业。第四，加快农业市场结构调整，我国农业经济需打破以往的地区保护政策，尽量与国际、国内其他地区市场相结合，积极发展创汇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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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改革 农村金融体系 土地制度 维护农民权益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5-0102-01

1、城镇化和农村金融现状

在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高城镇化质量”首次作为重要政策方向被明确提出，这标志着在我国人口红利即将到达“拐点”之时，城镇化将成为经济新增长点，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人口开始集中，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村落逐步被城镇所替代，相应的问题必然随之出现，那就是城镇化所要求的硬件和软件的生活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农村金融体系承担着为农村生产融通资金、盘活农村生产经营的输血功能，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总理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城镇化率要从47.5%提高到51.5%。金融发展亟需跟上农村城镇化加快的步伐。

2、城镇化改革和金融改革相伴随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即将拉开帷幕，金融改革要想取得大的进展必然首先要解决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所以城镇化改革的第一场攻坚战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土地制度改革已是迫在眉睫。然而城镇化改革出现却出现很多问题。

（1）现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不足。城镇化改革实际操作中耕地不能得到很好保护，地方政府为完成任务以及各种地方性原因会出现滥圈耕地进行基本建设，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忽视长远发展，给全国的耕地埋下很大的隐患；同时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不仅被征地农民受损害，低价补偿、高价出让，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2）土地利益复杂，地权不明确。在这一改革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中提及的“5年内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土地经营权的确定，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和依据。建立健全农地确权登记制度有利于保障农民土地权益，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减少和化解农村土地纠纷。

（3）缺乏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和规范制度。农村土地市场发育滞后，农地流转程序不规范。这是农地制度建设不完善的一个集中表现，导致了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同时也使农户在遇到纠纷时缺少法律依据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即土地抵押权限的不同，多数发展中国家为确保农村土地发挥社会保障功能、维护社会稳定，在允许城市土地和房产进行抵押流转的同时， 大都限制农村土地和房屋的抵押流转；同时相关机制措施不够完善，影响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广进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使农民仍然视土地为最后的生存保障，对金融机构行使抵押权时，农民将会产生失去土地和未来社会保障的担忧，从而对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获取贷款有所顾忌，影响该项业务的开展。

以上问题的出现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利益经常受损没有保障，使得相应的改革步伐缓慢，对于土地金融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3、相关解决措施探讨

（1）确认并保障农民的地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是的关键。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2）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适合农村发展的金融创新产品。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等内生因素严重缺失，致使主要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与服务农村、农业和农户之间不能形成有效对接， 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严重失衡， 金融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农村金融服务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亟待转型。首先，农村金融一定要和土地挂钩，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难以实现其价值，譬如土地债券形式，发挥土地资本化的效能。其次，国家一定要扶持真正的农民自己的合作性金融机构尤其是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三，完善农村金融有关的立法问题，创新土地抵押权制度，是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聚宝盆。

（3）借鉴国内外试验和结合国内特色的试点，总结经验予以逐布推广。像深圳市的从最初的土地国有化，消灭集体土地所有权，到今天在尊重原有农民集体及个人土地占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开发中承认原集体成员的土地权益，并在补办手续后将之转化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最终消灭现有“国家-集体”或者说“城市-农村”二元分割的土地管理机制，实现土地资源在出让土地使用权基础上的市场流转和资源配置。放过权利争议，在城市更新中对既有土地占有利益给予承认和救济；先将房地分离，使土地限制的绊索不致伤害村民的房屋所有权。放过权利争议，在城市更新中对既有土地占有利益给予承认和救济，借腾笼而换鸟，此其一也。实在不得不涉及权利又无法土地确权的，就先将房地分离，使土地限制的绊索不致伤害村民的房屋所有权，此之二也。这两种做法，都回避了目前土地管理中僵化的强制性规定，在法律巨石的狭缝中寻找蜿蜒的突破。

参考文献：

[1]范立夫.金融支持农村城镇化问题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10，（7）：63-66.

[2]刘祚祥.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与金融创新[N].金融时报，2011-02-28.

[3]宋爱军.发展民间金融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J].发展，2008，（7）：119-120.

[4]刘芬华.农村城镇化、异质性金融需求与金融产业结构调整[J].小城镇建设，2010，（7）：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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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2

一、引言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所说，21世纪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城市化的道路。虽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发展是很快的。最新的资料表明我国，2010年中国城市化整体水46.6%，2011年城市化水平为51.3%。而在1978年更仅为17.9%。中国城市化的不仅仅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迅速改变着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状况，而且的确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得到了世界的关注。

二、城市化的定义与典型理论模型

城市化一词源自英文Urbanization，含义是：城市化，使具有城市的特点，城市化是指在农村创立更多的城镇的过程。具体讲就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农业人口非农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和传播的过程。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城市化水平是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的。

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数/全国总人口数*100%

在城市化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与托达罗模型。二元结构主要是指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化工业部门的并存。二者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投入要素、组织方式、增长特征等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异，工资率也不一致。二元结构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但是其核心是产业部门的二元结构。二元结构理论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工业化是整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而托达罗模型则是针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其中的收入预期公式为：

WU=WF*（1-u）+WI*u；

其中WU代表迁移到城市中的预期收入，WF和WI分别代表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工资率，u代表失业率。用WR代表农村的收入水平，如果WU〉WR农村的劳动力就会向城市流动。WU=WR时，城乡劳动力流动达到均衡。由于通常WF远远大于WR，因而即使城市中有较高的失业率u，城市的预期收入WU仍然可能高于WR，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仍会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城市的高失业率等各种城市问题。托达罗模型以新古典分析方法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中，包括失业问题在内的最主要的城市问题。

虽然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结论不尽相同，前者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解决城市化启动的问题，而后者则强调减少对城市的倾斜，促进农村的发展，重点解决城市化中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两个理论模型，应该说并不完全矛盾，他们解决的是城市化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前者对应的是城市化初期，而后者对应的城市中期和后期。对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和解决城市化中的问题有借鉴作用。

三、我国城市化状况与问题分析

（一）我国城市化概况

目前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平均水平为50%左右。近些年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快，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51.3%。但是仅仅达到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与中国的经济大国身份有些不符。其原因在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重工业的政策，轻视轻工业与服务，导致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政府投资建城的方式，固化的户籍政策等，限制了城市化的自然过程，使得我国仍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化滞后。按照国际上对城化进程的划分，城市化30%以下为起步阶段，30～70%为高速发展阶段，70%以上为稳定发展阶段。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80%以上。因此整体而言，我国存在着城市化落后的问题，正处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城市化的水平差异很大。

出处：《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报告》

因此各个地区，应根据所处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城市化政策，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城市化低的地区之发展现状与策略

客观上，我国整体经济结构明显地具有刘易斯模型中的二元结构的特点，这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发展空间。但是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对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化推动不利。目前仅北京、上海、广州，各种城市配套设施，与公共保障相对比较完善。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城市服务、配套与保障相对比较落后，这直接导致了这些城市就业水平低，城市功能不齐全，以及大批农村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人口涌向北上广的情况。这不仅加剧了北上广城市的资源紧张状况，而且降低了这些城市的宜居水平且造成了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目前国内的城市化，还存在着严重的误区。许多地方把城市化与房地产化等同起来。认为只要建了很多的高楼，就是城市化了，而忽视了工业化，忽视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依赖、共生共荣、同步发展的互动关系。正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所讲，没有了工业化，城市没有就业的需求，没有了农业的机械化、工业化，农村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提供剩余劳动力。只有首先全面进行工业化，城市化才可以持续。否则建立在地产化的城市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维系。城市化其最终的优势是在资源集中、密集与配套完善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缺乏支柱产业、缺少配套与服务，只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和浅层的城市化。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措施，不是发展“北、上、广”，而是发展二三线的中小城市，二三线的城市要结合地区优势，发展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全面促进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前期网络上热议的逃离“北、上、广”，就是市场自发提出的对我国城市化的需求，作为政府决策部门应该顺应这个需求，推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

（三）城市化比较高的地区城市化现状与策略

这些地区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为代表，其城市化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其表现出来的“城市病”也非常明显：人口过度密集、堵车、空气污染、公共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等。据统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峰时段的平均时速仅为5公里。大量的尾气，导致了噪音、空气污染等环境的恶化与巨大的能源浪费。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近北京一年堵车大概是6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有甚者，如2003年，始自香港，爆发于北京的SARS；2010年11月15日上海静安的高楼大火……这一切都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城市化不是一味简单地向市中心聚集，而应当协调有序地发展，这些城市的发展重点应该放在郊区，也就是城市化的扩散。在城市化的初级和迅速发展阶段，聚集规律占主导地位，在城市化的发达阶段，扩散规律是主要特征。因为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同样适用于城市发展。

（四）城市化对农民的影响

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化最终还是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走进城市，城市化对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

虽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包括环境污染、失业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与农村几乎多年不变的收入水平相比，城市相对高的收入，依然吸引了许多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民、农民工虽然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由于现行户籍制度原因，公共服务覆盖严重不足，大量进城农民远未成为市民，他们很难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与保障，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被边缘化，“两栖化”。而且由于缺少文化知识，缺少技能，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较低，加大了城市内的贫富分化。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大陆基尼系数为0.474，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北京市的基尼系数更会远高于此。贫富差距在加大，而且如果这种差距过分集中在狭窄的城市空间，则对城市的稳定与公共安全将造成很大的威胁。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说，“城市化一个特殊含义就是农民进城，而农民最初进城时一定是低收入阶层，为此城市化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以便吸纳低收入阶层，让他们均衡地享受公共服务。”建议逐步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加大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改变对农民工子弟入托、入学等的歧视。

城市化不仅对进城农民工有着很多影响，而且改变着现在农村的家庭生活。农村年青进城打工，老年人只能孤独地困守土地，也许伴随他们的还有没有劳动能力、正在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许多农村家庭老人无人赡养，少年儿童缺乏家庭教育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仅简单地加快城市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财政部门不仅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支持，而且各级城市应完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入托、上学机制。同时借鉴和学习城市的先进生活方式，加强农村儿童的监管与教育机制，改进农村养老制度，建立健全广大农村的生活设施，发展多种经济。提高农村留守人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减少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四、总结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当地实际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同时在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中，兼顾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区与郊区、城市与农村，使得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市民与农民同享城市化带来成果。

参考文献：

[1]齐良书，编著.发展经济学.

[2]尹国均.城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3]向春玲，等，著.城市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08.

[4]邵益生，石楠.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5]牛文元，主编.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

篇10

【关键词】新型；城市规划；思考分析；

中图分类号： TU98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在科学技术水平迅速发展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城市规划范围的逐步扩大，新型城市化作为一支新的队伍，呈现在城市规划前进的道路上，为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对城市规划也提出了新的思考。

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定位

新型城市化是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主要动力，以和谐社会为方向，以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推动城市现代化、集群化、生态化、农村城市化，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与水平。新型城市化是城市规划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它在某种程度上对城市今后发展高度起到重要的作用。新型城市作为一种新的事物，本身应具有以下特点：

集约高效

新型城市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主要动力，势必相对陈旧的工业化具有不可取代方面，它考虑了工业在运转过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同时对能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做了充分的评估，因此更突显出了高效的职能。

功能完善

它既具备城市现代化集群化特点，又满足城市功能性要求，且不断地增强着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不断完善着城市发展需求中的许多功能，它彰显了城市的个性化，逐步也形成了城市的特色。

社会和谐

可以说，它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出现的产物，必然已将城市化与社会和谐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安全稳定，协调有序，充满活力。

环境优良

新型城市化同时也是与城市生态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出现了许多新型工业化，但更着力于减少污染排放，加大力度整治环境，会更加突出城市与生态的和谐关系，人与城市环境的和谐发展。

城乡一体

新型城市化本身走的就是城乡统筹的城市化道路，它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步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基础设施一步一步地延伸到农村，将城市的公共服务等方面向农村靠近进而实现覆盖农村的目标，推动农村工业化，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

新型城市化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每个城市都会存在它们对自身城市规划的思路与发展方向，但在如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新型城市化是大多数城市必然面临的一道问题，新型城市化并不能等同于本身城市的一些特征，而且新型城市化在出现的时候，就必定会对城市规划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影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型城市化作为农村、城镇逐步演化出现的产物，虽然与城市本身前身都是由农村发展起来的，但还是会存在不协调的方面，比如新型城市化与城市如何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完全地融入到原先的城市与城市一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就需要城市规划方面重新进行充分全面的考虑，这也说明新型城市化初期对城市规划起到了一定的不协调影响。

新型城市化一方面是要促进城市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带动农村走向新型城市化道路，这与旧城市区域相比，需要更新的思路来进行城市规划，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套用旧的城市规划的思路，这样新型城市化必然让城市规划管理者不得不摒弃许多陈旧法则规定，但如果对新型城市采用新的规定，必然会形成新型城市化与旧城区标准不统一的情形，而出现因为标准不统一产生的分歧。

新型城市化作为带动农村向城市化发展的一支特殊的队伍，不仅仅是纯粹人口转移那样简单，它需要带动农村逐步走向城市化道路，它需要带动农村向新型城市化的成熟道路前行，这其中城市规划的作用就显现的更为明显而十分重要，它需要城市规划沿着新型城市化带动农村走向城市化这条思路去规划，也就是说要从长远地规划为更多的农村、城镇走向新型城市化前行创造有利条件，所以新型城市化对城市规划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新型城市化与城市规划的思考分析

新型城市化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必然是存在的，有的是不好的影响，有些是好的方面的影响，它们两者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新型城市化与城市规划既有相互制约，也有相互推动发展的一面。

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合理的城市规划，但城市规划不单纯是随意将某个区域划到城市的区域之内，同时新型城市化作为新的事物，又不能立马与旧城区域混为一体，这就需要城市规划既要考虑到新型城市化带动农村走向城市化的长远发展，又不能使旧城区的各方面发展得到阻滞，因此城市规划至少要兼顾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它们两者共同发展，而不对彼此造成制约关系。

新型城市化的出现必然会带动一部分周边农村、城镇的发展，同时周边农村的发展在一定范围内也对新型城市化的更高层次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城市规划如果在这个阶段上将周边农村、城镇划入城市化范围，表面上是扩大了城市化范围与短期促进了城市发展，但城市规划范围不得当，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并不能恰当地被称为新型城市化，它可能不具备新型城市化应该具备的特点，因为城市化的涵义不是单纯上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新型城市化虽然是农村向城市化演变的结果，但它需要逐步地从各个方面完善走向城市化的功能，逐步向新型城市化靠近，而并非为单纯性人口转移。

因此对于城市规划，不能一味地依靠扩大城市人口与增加城市区域范围来促进新型城市化快速发展，这样可能只会在短时间内起到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势必会对城市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造成不同的阻滞作用。

新型城市化与旧城区域，它们两者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但会不利于城市规划，因为新型城市化许多方面的功能是远远超越旧城区的，但旧城区也相应会存在拆迁改造重新规划的局面，这就给旧城区改造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它势必要与新型城市化标准相同，但旧城区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重新规划的，这样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规划标准，势必会因为标准不统一而给城市规划带来一定的难度。

当然，新型城市化的一些规划标准，自然也不一定能够适用于旧城区域城市规划，这就存在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给它们找到一个平衡点，新型城市化作为新兴工业化，必定会创造出高效的产值，但同时所需要投入的产值也是庞大的，这样一来，如若将旧城区某个区域按照新型城市化重新规划，会无形给城市建设运营增加许多投入费用，而重新规划的城市区域假如不能像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那样具有活力，必然会阻滞城市本身的发展，进而也会阻碍对新型城市化发展。

新型城市化之所以被称为新型，是因为他具有旧城区域不具备的一些功能服务，但新型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仅是要依靠新型城市化的力量，它也需要不断地向更好的方面发展，以更好的保持新型功能完善，它的一部分动力是来自周边农村快速发展对他的推动，但更多的是要依靠城市的合理规划，这也存在逐步地将旧城区域拆迁的产业、文化等方面迁移而融入到新型城市化中去，而在这其中问题也随之会出现，如何让旧的产业更快的融入到新型城市化中，让它们能够以新型城市化的标准来转变自身的观念，这也是新型城市化出现后，城市规划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这种产业、文化等的迁移是必要的，它会让旧城区域城市规划渐渐向新型城市化靠近，同时也引进更多的资源来促进新型城市化更加迅速的向前发展。

结束语

新型城市化的出现，虽然让城市规划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急需要解决的难题，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机遇，只要合理进行城市规划，从长远考虑，新型城市化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带动城市经济、文化、工业等方面更快更好的发展，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周边农村、城镇向新型城市化的城市化道路大步迈进，从而使新型城市化与城市规划的道路走得更加久远稳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