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融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4-01-18 17:59:3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养老金融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Abstract： China is facing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used by the aging population， age before rich， age before provision and other problems. Insurance market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upsurge of pension finance for nearly ten years，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s not comprehensive. From the view of existing status of the personal pensio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the nation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re are the function of homogenization， operation controversial， product updates can not fit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old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issues in a large number of
"unique" insurance products provided by the insurance company. Under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he pension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 to dispense predicament and explore individual pension financial opportunities depends on the type and function of products improving the products and marketing services and participating in creating the pension industry eco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e should introduce relevant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pens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Key words： insurance companies；pension financial products；obstacles；development strategies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1-0038-04
0 引言
个人养老金融的定义从属于“养老金融”这一概念。目前，尚未有严格的定义对“养老金融”和“个人养老金融”的内涵进行规范。中国养老金论坛提出了养老金融涵盖的一系列概念，其中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养老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储蓄、养老信托等，都是个人养老金融包含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心孙博（2015）认为，“养老金融”是指围绕社会成员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金融活动的总和，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养老金金融，指为储备养老资产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活动，包括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养老金资产管理；二是养老服务金融，指为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进行的金融服务活动；三是养老产业金融，指为养老相关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金融活动。[1]个人养老金融属于此概念的第二类含义，提供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三大金融机构分别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基金公司。
本文从两个角度界定保险公司发展的“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范畴。第一，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三大支柱与金融业的关系（表1）来看，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是保险公司参与其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交集，为公众提供自愿参加、收益独享的养老保险产品，目前以寿险为主要类型。第二，国家老龄委提出的六大养老产业之一“老年金融理财业”，在当今大金融资产管理的思路下，养老保险产品更多地被纳入个人终身资产管理的范围，养老金融是一种以养老为目的的个人金融服务。三大提供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中，以风险管理、提供保障为目标的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即是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概括起来，由保险公司开发的以获得退休金、提供养老保障为主要目的、客户自愿参加的商业保险，即为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如表1所示。
保险公司发展和创新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对养老制度的第三支柱而言，有利于个人养老方式的多样化。纵向来看，丰富了社会保障体系层次，提高了养老保障的整体水平。保险公司发展养老金融产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优化我国金融市场结构，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在我国养老产业逐步发展的背景下，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可以联系与整合养老产业体系，成为符合现阶段人口环境、经济状况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研究个人养老金融发展，关注保险公司创新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市场及学术界关注养老金融的热潮已有近十年之久，但针对个人养老金融服务的研究尚不全面。对养老金融的研究过程中，大多学者关注养老保险制度和保险资金进入养老产业的问题，王新星（2006）对比总结了养老保险制度调整前后的变化[2]，郭凯（2010）分析了养老保险公司的商业运营模式[3]，陈谊娜（2012）提出全面加强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4]，刘永合（2015）探讨老龄化背景下的保险资金如何用于养老产业等[5]。而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发展现状和创新方向往往一笔带过。
在针对个人养老金融方面，曹雪琴（2008）从现代养老金融基本模式出发，考察投保型养老金融发展的制度建设[6]。高林（2012）认为我国保险公司开发的养老型金融产品具有“同质性高”、“偏离保险优势理念”以及“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缓慢”的缺点[7]。莫娇（2014）从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持有资产的角度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家庭对保险产品的认识不足，为金融机构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提供未发掘的市场潜力的导向[8]。近些年，针对商业银行拓展养老金融产品业务的文献研究较为丰富。高鹏（2014）针对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等推出的典型理财产品对比分析，针对丰富性、创新性、保障功能不足等缺陷，提出商业银行个人养老金融业务的未来发展对策建议[9]。冯丽英（2015）认为商业银行发展养老型理财产品具有技术、客户量、专业性等多元优势[10]。
可见，现有对养老金融中养老金制度、产业资金运用与经营模式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而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探讨商业银行应如何发展、创新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相较而言，缺少专门研究保险公司应如何发展创新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问题，这也是本文专注研究的方向。本文从公众养老观念、政府法规政策、市场现有产品比较分析的角度，结合养老产业兴起、保险资金进入养老产业的新环境，研究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发展的现状、困境和机遇，并提出创新方向和建议。
1 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发展现状
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人口模式，至今老龄人口正伴随高龄化、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问题向经济发展施加压力。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1242万人，占比15.5%，65周岁以上人口占比10.1%，都远远超过联合国统计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的标准（分别为10%和7%），老年抚养比13.7%，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近年来，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发展养老金融，缓解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养老金融作为养老服务业之一，国务院及各级政府机构提出“引导和规范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理财、信贷、保险等产品”，“逐步放宽限制，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为发挥消费的引领作用，国家支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保险机构开发更多适合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行业和小微企业特点的保险险种”。在此背景下，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1 养老保险公司快速成长
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全国几家大型保险公司筹建各自的养老金管理公司，服务于养老市场，经营公司金融和个人金融业务。从平安养老、太平养老、国寿养老、长江养老保险公司营业收入趋势来看，五年来产生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增长。平安养老和太平养老分别对各自保险业务收入和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占据最大市场份额是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养老在近五年发展最为迅速，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从不足1亿增长到近30亿人民币，目前占据养老保险公司原保险业务规模第二位。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保险业务收入从2010年42亿元，2014年数额翻一倍以上达到近89亿人民币，如图1所示。
1.2 产品类型繁多
保费总额的迅速增长伴随着寿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同时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由向日葵保险网提供的商业养老保险专题页面，共列计40余家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养老保险产品，诸如太平洋人寿、长城人寿、泰康人寿、平安人寿、中国人寿等。每一寿险公司都向公众提供数种保险计划，按保障的特色分成消费型、津贴型、报销型、红利返还、期满返钱、保单贷款、体检可优惠等十余种类型，保额十万到五十万不等，甚至筛选标准细致到性别，并针对不同年龄段筛选出相应适合的保险产品。
据平安养老、太平养老、国寿养老等大型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产品信息表显示，经人社厅函确认的养老金产品，国寿养老有21种，平安养老提供18种，太平养老提供11种，长江养老提供5种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其中产品类型包括货币型、债券型、债权计划型、股票型、信托型以及混合型等。
如此看来，中国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产品市场正处于高度饱和、竞争激烈的状态，细分市场的条款针对性的满足客户的特色需求，是一个完全竞争的有效率的市场。
1.3 新型养老金融产品有所突破
长期护理险是对被保险人接受长期护理服务发生的费用进行补偿的保险。20世纪70年代最早在美国提出。相对于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现代保险业，护理保险是一种新兴产品，引入我国才有10年时间，一些养老保险公司对护理险有所开发和尝试。2005年1月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康宁长期看护健康保险是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上第一款亿长期护理为主的商业性保险产品。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退出了“太平盛世附加老年护理保险”，信诚人寿推出了“挚爱一生”附加女性保障长期护理保险[11]。现在在售的护理险还有中国人寿的“国寿信誉保险组合计划”，依条款向被保险人提供重大疾病保险金、癌症关怀金等保障；中国人保健康的“人保健康美满一生保障计划”，拥有长期护理金、健康维护金、老年护理金等多重保险责任。
“反向抵押贷款”保险是2003年时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曾提议设立的，让拥有私人房产并愿意投保的老年居民享受“抵押房产、领取年金”的寿险。我国2005年在南京山刘元老年公寓首次推出“以房养老”产品。2013年9月13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由国务院引发的《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7月起，我国“以房养老”保险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城市试点；2015年3月，幸福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以房养老”保险，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45户家庭62人签约投保这一产品。
2 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存在的问题
从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市场供给来看，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公司提供大量“各具特色”的保险产品，而事实上，看似多样的产品的功能同质化，运作颇具争议，产品的更新不能很好契合养老产业发展的环境，存在的问题大致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养老险同质性强。目前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多数是传统的养老险，包括分红型养老险、万能型寿险和投资性质的保险。和讯网提供的“养老险”产品信息显示，共有50种养老险，其中护理险2款，老年意外险1种，老年重疾险2种，其余全部为一般的补充养老金保险，也即传统的养老险。传统的养老保险对保障功能、风险和收益有不同的侧重，一定程度上满足养老人群以收益、投资或保障为目的需求。
其次，新兴产品开发不足。而市场上新兴的产品类型相对偏少，护理险、重疾险以及“以房养老保险”或因开发难度、相关产业发展水平、市场接受程度等问题很少提供。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寿鑫裕保险组合计划”为例，以护理保险为主险，附加分红老年进、重疾险、意外伤害险等多项条款，被保险人须在男六十岁之前、女五十五岁之前参保，而护理险的生效必须以特定疾病为条件。护理险通常以支付一定的护理费补偿为保障责任，事实上，护理险所涉及到医疗条件、房产社区、专业照护人员等现实因素，往往难以满足急需照护的老人的需求，因未获得照护、无法获得照护而不需要护理险，即使参保也无从获得护理费补偿，这一矛盾成为开发护理险的障碍。总的来说，养老相关产业的发展尚未与养老险创新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另外新兴产品中争议颇多的“以房养老”产品，自推出以来市场参与性并不高，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以房养老”主要争议点在于，如何从法律上界定老人是房屋的产权人，房产价格如何确定等问题。杨金培（2014）认为，由于此项业务盈利性不高，对保险公司吸引力不够，加上业务办理流程复杂，有时可能涉及到抵押债务关系，大量保险机构采取观望的态度。目前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十分景气，未来房地产发展前景不明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推出以房养老产品的积极性[12]。
第三，政策缺乏针对性。国家出台政策法规大多针对养老产业，缺少针对性的支持养老服务金融产品创新的政策规制。某些法规政策的实行对商业养老金融创新模式设定了一定的障碍。例如，为了约束保险公司以养老地产的名义销售商品房，中国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不得参与以及土地开发，受到政策法规的限制，养老地产“只租不售”的模式使得养老地产的回收期拉长10年甚至20年，为了规避政策限制，泰康人寿和合众人寿通过提前销售与仍然在建的养老社区挂钩的保单，提前收回现金流。中国台湾则采取“保险公司专注长期护理保险等产品设计，投资REITs买断养老社区居住权，收取会员费并开发保险客户的方式”。
3 机遇与建议
管理风险的不确定性是保险产品的主要目的，对养老产品来说，首要目标是保障功能的实现。养老的保障，主要是养老资金的保障，分红收益提升，而且包含日常生活的保障。虽然市场已有种类繁多的具备养老性质的养老金融产品，但目前我国社会年龄结构及家庭模式、养老体系不完善都对商业性个人养老金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在2016年全国两会提案中表示，截至2014年，我国有21亿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5.5%，其中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据预测，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将会进一步增多，加上由于疾病、意外带来的护理需求，失能、半失能人群对长期护理需求很高。同时，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都体现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因此，对照护的现实需求不足，受制于长期照护市场的供给低效率，而巨大潜在需求的存在说明养老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正待发掘。市场应当从保险资金的保障、养老照护的产业化发展。保险产品的收益性、流动性提高，照护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又涉及了投资、精算人才，需要医疗、药物、器械、护理方面知识短板的弥补。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尚未考虑增加长期护理险种，“十三五”期间将研究失能老人养老问题。在国家尚未对长期护理制度完全开展的情况下，发展长期护理险既是保险公司主营的保险产品创新的有益尝试，也可作为保险公司介入养老地产、养老医疗照护产业的附属产品。通过市场的方式开发满足现代养老需求的产品，发挥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形成相关养老产业和保险产品开发的相互促进，是目前养老金融市场现有的保险机构提供的养老产品存在类型与功能单一的弊端，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导向，在养老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未能跟上养老产业的拓展。结合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照护和医疗的需求增加的现状，同时保险资金进入相关领域，或是与地产、照护、医疗行业达成合作协议，有发展医疗、照护与保险结合的条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保险机构个人养老金融业务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产品完善
传统的商业养老保险仍然是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的主流，在保险机构与地产、社区、消费等开发商的战略合作，或自建完整体系的基础上推出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对于此类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完善。
3.1.1 产业搭载产品，产品引领产业
德国、日本将长期护理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则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当被保险人进入需要护理的阶段，入住保险公司认可的养老社区，其护理费用将得到保险公司的报销，或者保险公司直接提供护理服务。受制于保险商不得销售地产的政策局限，“只租不售”和“可租可售”的选择、“自建社区”和“合作开发”的选择需要相应的政策引导、市场导向。无可争辩的是保险公司与地产、医疗、餐饮等行业的结合，形成新的养老产业生态圈，向市场提供保障性养老生活模式是养老服务金融的重要创新方向。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选择作为中介，为医疗照护服务的供需双方提供中介服务，养老地点仍在家中，评估看护完成情况给予经济补贴。张佩等（2014）认为，护理服务作为长期护理保险开发的产品可以分散和转移国家面临的基本养老保险压力，对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养老保险公司自身进行保险资金投资相关养老产业，可以从中筛选护理、医疗等服务的合作方，借助长期护理、专业照护的产业发展平台，向客户出售与本公司相关的护理险、重疾险；养老保险公司或可以投资养老社区的建设，在疗养、度假等服务的基础上设计养老金保障产品，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养老需求。同时这也对养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紧跟养老险创新的步伐提出了要求。这一相互促进关系重要意义在于发挥养老金融产品更新、创新作用、推动其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3.1.2 其他服务与保险产品的结合
保险机构应在现有的保险产品基础上，深入了解客户体验、售后和评价，了解需求方对产品的满意度和潜在需求。不仅从产品属性上满足老年人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保险资产要求，而且需要不断提升客户体验，为养老人群提供专门服务，例如老年客户减费让利、灵活营业时间、上门服务、24小时热线、健康顾问、法律顾问等增值服务。这要求保险机构切实落实社会责任感，回归保险本身管理风险、降低损失的不确定性的内涵。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需求方真正需要的、满意的增值服务，保险机构应完善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产品开发保持专业化与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3.2 政策出台
现阶段公众普遍缺乏养老规划的意识，养老储备方式也较为保守，因此，引导人们树立养老金融的意识，需要依靠顶层设计推动养老服务金融的创新。
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三大支柱中，个人储蓄型养老方式作为第三支柱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取决于前两大支柱的运作情况。只有国民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给公众的养老支持明确了，企业年金支柱建立、完善、发挥应有效用的前提下，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补充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对养老金融的创新才能更具备针对性、有效性。
完善养老产业的顶层设计。养老金融业本身是养老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现有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这将涉及到保险、地产、护理等多个行业，保险机构探索养老金融的创新需要结合相应行业的发展情况，匹配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需求和产业所能提供的相应服务。
提出针对养老金融发展的优惠政策。养老服务金融创新在推广手段、精算技术、财税政策、关联产业合作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需要国家支持政策和财税优惠推进产品研发、迭代，跨产业合作的制度支持。对公众宣传保险类商业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优势，创新养老服务金融运营模式和产品形式，市场化的同时不失政策法规的引导和规范，从而使养老服务金融成为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支柱。
注释：
①表格根据新浪财经报道《胡继晔：养老金融将是有巨大潜力的交叉学科》整理得出，报道原文链接http：//.cn/meeting/2016-02-27/doc-ifxpvysv4953505.shtml。
参考文献：
[1]孙博.应对老龄化需要大养老金融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5-12-17（005）.
[2]王新星.养老保险制度基础与金融工具创新[D].南京理工大学，2006.
[3]郭凯，钭旭杰.创新商业养老保险商业模式的探索[J].上海保险，2010，09：10-13，28.
[4]陈谊娜.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养老保险研究[D].天津大学，2012.
[5]刘永合.老龄化背景下的保险养老产业[J].青海金融，2015，09：53-56.
[6]曹雪琴.商业保险与我国养老金融体系的建设――谈我国投保型养老金融发展的政策[J].上海保险，2008（11）：54-59.
[7]高林.保险资金进入养老产业的模式分析[D].辽宁大学，2012.
[8]莫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D].南开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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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丽英.掘金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J].中国银行业，2015，11：97-99.
[11]张晓峰.我国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开发研究[D].湖南大学，2007.
篇2
在各方轮番呼吁，分析机构一致唱多的情境下。近期A股市场的反弹行情中，社保概念股一路走高，基金也一改萎靡，投资者信心暂时回暖。显然，不论是“抄底说”还是“救市说”，养老金入市似乎已是铁板钉钉。
虽然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一再表示养老金入市并非政府“托市、救市”，但也被很多人戏称“养老金入市”对于如“赌场”般的A股市场来说，无异于“肉包子打狗”。
“现在国家有大概4万亿地方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余额，如果这些钱都投入股市，或者按30%的比例入市，那么国家成了股市最大的庄家。”有分析人士认为，当投资受到行政干预，必然是资本市场被绑架，“散户也不用选股票了，跟着买‘庄股’就可以了。”
从社保基金入市十年来看，投入股市的社保基金规模已高达几千亿元，但是从其9.17%的年均投资收益率看，这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成绩。
从基金性质来看，全国社保基金是由中央拨款，而地方养老金则由公民缴费构成。全国社保基金亏损可以通过增加中央拨款等方式来弥补，但养老金一旦亏损损害的就是公民社保的权益，并且不能通过提高缴费标准来弥补亏损。
事实上，随着财政补贴的逐年提高，我国养老金规模迅速扩大。有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可能已超过2.7万亿元。而如此庞大的资金投资渠道只能是存银行和买国债，并且有90%以上是银行存款，持有国债不到10%。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统计，到2020年我国社保体系实现基本全覆盖时，如按目前的缴费率、财政补贴幅度等政策和制度参数测算，基本养老保险累计余额将在9万亿-11万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医保基金等其他四个险种的累计余额，五险基金将超过15万亿元。换言之，八年之后社会保险基金的规模及其投资压力将仅次于外汇储备。
这也意味着，养老金投资体制不改革，以目前“跑不赢通胀”的现状来看，每年损失的将是天文数字。
玩概念？
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都把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商业保险资金等“五金”作为其国家股市的长期投资基金，这些基金也通过持有股权获得稳定收益。
东北证券金融与产业研究所策略部经理冯志远认为，目前我国养老金增值保值能力较弱，从长期投资收益看，养老金应该寻求更多投资渠道和积极的资产配置策略，适当比例的配置股票、将持有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成为市场长期投资者。
但是，“入市”与“救市”的概念并不相同。
“从技术上讲，养老金入市这个时间点容易引起误会。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国家就在讨论养老金入市的方法，‘救市’更多的是行政色彩，而‘入市’更多的是养老金自身的运行规律。”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告诉《英才》记者。
在郑秉文看来，以目前养老金每年收益率不到2%的数字，未来贬值风险会进一步加大，这就要求其投资体制的必然改革。养老金应该与社保基金一样，选择资金上限为30%左右的比例进入股市。郑秉文同时强调“养老金的投资比例不应超过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其股票权益的持有比重要低于社保基金。”
如果按照去年社保基金累积结余为2.7万亿元计算，30%的投资比例也就意味着将有超过1万亿元的资金入市。对此，财经评论人叶檀对《英才》记者表示，养老金入市目前并不具备条件。
首先，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元，个人账户的资金普遍被挪用于当期养老金发放。个人账户长期空账,所谓投资运营无从谈起。另外，入市需要建立两个账户，由缴纳的企业或个人自主选择投资。
“即使美国的401k计划实行后，缴纳养老金的个人也是有投资的选择权利，缴纳人可以自主选择证券组合进行投资，收益计入个人账户。从没有一个制度去强制养老金入市。”叶檀认为，养老金目前入市并不现实，从资金规模到入市政策都没有明确，还只“停留在玩概念阶段”。
谁管钱？
不管入市与否，养老金投资体制势必改革。投资主体由谁担当，也是近年中央与地方讨论的关键性分歧。
从国际惯例与结合中国养老金的现状来看，目前投资主体的可选项有交由社保基金理事会统一管理、中央成立新部门集中运营与地方成立省一级运营机构，自己管理投资。地方运营有助于权责清晰、分散风险，而中央更具有运营优势与经验。
是地方运营还是中央集中？郑秉文认为这是首要明确的问题，否则一旦利益格局形成将很难改变。“就像社保基金征缴体制一样，十几年一直由地税部门与社保基金同时征缴，由于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在社会保险法改革时也难以统一。”
“地方投资人是政府，地方政府控制资金很难建立起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难免会以行政干预为主，这就导致资产在30几个省间造成混乱，给资本市场带来不利因素，也容易造成利益输送。并且，地方基金管理经验与人才均储备不足，养老金还是应该统一由中央集中运营。”
郑秉文向《英才》记者透露，目前中央已经计划新建养老金投资管理机构，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相同，隶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新建机构就投资来讲会统一管理，其中固定类产品有一部分自营，权益类产品会与社保基金差不多，一部分合作外部委托投资。”
叶檀认为，养老金比社保基金的规模还要庞大，投资难度也更大，并且统一收归管理并不能像社保基金一样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成为一些国企大股东等，所以给地方投资赚钱还是中央投资赚钱没有绝对。
怎么投？
养老金与社保基金相比，其风险容忍度要低于社保基金。市场的大多观点均认为其投资策略也要与社保基金的投资策略有所区分。
养老金作为公众资金，其资产配置具有区别于任何基金的独特性。冯志远认为：“养老金投资应采取稳中求进的投资策略，坚持价值投资为主，注重权益投资回报而非资本利得，关键在于配置标的和比重，再适当拓宽投资渠道。”
在投资品种选择上，叶檀认为，除了二级市场之外，国债与基金的保守型投资比重要更大，比如投与通胀率直接挂钩的国债，还有政府在推出保值贴补债券时可以优先养老金购买。
篇3
关键词：企业年金；养老金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俗话说：“老有所养。”但是，《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称，14个省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入收不抵支，缺口达767亿元。这巨大的缺口还会加剧，使得老难有依：2035年中国将只有3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人，养老金短缺将是今后各届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目前政府采用的是财政补贴和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即挪用年轻人的养老金补贴支出。但是由于养老金发放在建国初期开始补贴老人时存在一定的缺口，随着人们寿命延长，养老金总量支出不断增长。加之老龄化加剧，政府对养老的投入将更是“有心无力”。另外，相对于CPI的不断攀升，每月的固定养老金的实际价值不断缩水，政府不得不加大补贴力度更使得养老金缺口扩大。
由此可见，如今的养老金体制存在弊端，这是改革政策力所不及的地方。俄罗斯采用政府补贴与改革退休制相结合的办法，即用财政补贴同时提高退休年龄。为了缓解日渐沉重的养老金给付压力，近年来日本社保制度改革采取了开源节流+ 发行国债措施，即增加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和减少养老金的给付。美国采取增税+ 减少其他方面预算的方法。由于大多数州的法律都不允许对养老金做出调整，为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各州大都通过增加税收或减少如医疗保健、教育、警务等公共服务等措施来解决。加拿大的养老保险体系属于典型的“三支柱结构”，分为老年金、养老金、个人储蓄性基金3 个部分。在“三支柱体系”中，第二、第三支柱是体系的主体，并由政府以税收的形式负责征管，从而保证了国民养老金的足额筹集。养老金和个人储蓄性计划在加拿大的发展，有力保障了雇员退休后收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从上述经验可以看出，加拿大的体制结构更为合理。目前，我国的养老抚恤主要体现在社会劳动保险这部分，而企业年金与个人储蓄性投保所占比例非常小。基本养老目前到去年底的结余是1.9万亿，加上企业年金是3500亿。在包括全国社保理事会的8000亿，可能只有3万多亿的养老金积累。可能算一算商业养老的4.5万亿，也不过是7万亿左右的积累。同期，到去年年底时，我们看到美国养老金积累的数字是18万亿，而且是美金，所以这个差距非常大。
一个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不仅要具有收入再分配或防止贫困和各种老年风险的作用，而且还要能够使经济增长的隐性成本最小化，故而面对现有普通社会养老金的不足，应当提倡企业年金与个人储蓄性养老金。企业年金（在国外又称为职业年金、超级年金、私人养老金计划、公司年金计划、雇主承办计划，等等）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旨在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制度（邓大松，刘昌平，2004），我国在2000年正式将原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为企业年金。
企业年金可分为缴费确定和待遇确定两种类型。
1.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DC计划）
通过建立个人账户的方式，由企业和职工定期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其中职工个人少缴或不缴费），职工退休时的企业年金水平取决于资金积累规模及其投资收益。其基本特征是：（1）简便易行，透明度较高；（2）缴费水平可以根据企业经济状况作适当调整；（3）企业与职工缴纳的保险费免予征税，其投资收入予以减免税优惠；（4）职工个人承担有关投资风险，企业原则上不负担超过定期缴费以外的保险金给付义务。
2.待遇确定型企业年金（DB计划）
也称养老金确定计划。指缴费并不确定，无论缴费多少，雇员退休时的待遇是确定的。雇员退休时，按照在该企业工作年限的长短，从经办机构领取相当于其在业期间工资收入一定比例的养老金。参加DB计划的雇员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待遇与雇员的工资收入高低和雇员工作年限有关。具体计算公式是：雇员养老金=若干年的平均工资×系数×工作年限 （若干年的平均工资是计发养老金的基数，可以是退休前1年的工资，也可以是2-5的平均工资；系数是根据工作年限的长短来确定的）
3.比较
①DC计划保险金给付水平最终受制于积累基金的规模和基金的投资收益，雇员要承担年金基金投资风险；
DB计划保险金给付水平取决于雇员退休前的工资水平和工作年限，在没有全面建立起物价指数调节机制前，就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
②对DC计划而言，只有资本交易市场完善，有多样化的投资产品可供选择时，年金资产管理公司才能有既定收益，保证对年金持有人给付养老金和对投资收益的兑现；
对DB计划而言，更适应于金融市场还不是很完善的国家。
从目前国际上的发展趋势看，DC计划已经成为国际上企业年金计划的主流。
现行基本养老保险会计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1.将会计基础由收付实现制转换为权责发生制
对于企业年金制度的性质或者说理论基础，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l）商业权宜概念，这种观点将企业年金看作企业对于长期忠诚服务职工的一种赏金或礼物，在这种观点下，企业将发生的年金成本看作一种额外的负担，在职工退休前不计提年金成本，不确认年金负债，只是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在实际支付年金时作为即期费用处理。（2）延期工资概念，这一理论将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年金看作是职工工资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等到职工退休之后才支付给他们的，在这种观点下，企业年金会计的确认基础是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不利于对年金债权债务的会计监控。
2.养老保险基金信息披露力度不够
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资金监管。各级社会保障机构的养老金会计信息都应该向社会定期，特别要加强个人账户信息披露机制建设，接受社会监督。我国除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网上公布了年度报表资料外，至今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披露制度，造成基金监管的严重不足。
篇4
[关键词] 资本市场，养老保险，管理模式，商业银行，货币市场
一、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关系的 理论 研究
(一)资本市场不完全条件下养老金介入的研究进展
正像西方 经济 理论中论述的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很难发生一样，完全资本市场形成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也很难满足。为了弄清楚不完全资本市场，首先应该知道完全资本市场是什么样子的。经济学家托宾认为，对资本流动没有约束的市场就是完全资本市场。法博齐和莫迪利安尼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数量都非常大，并且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所占的份额相对于整个市场而言都小得多，其结果就是所有的单个市场参与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时就不会有交易成本和阻碍商品供求的障碍。爱德华·s·肖认为，资本市场完全就意味着资本市场上的实际利率很高，有组织的利率与场外利率差别很小。由此可以看出，完全的资本市场意味着资本市场上资本的供给者与资本的需求者都是利率的接受者，资本流动中不存在障碍，投资者的风险为中性。但事实上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很多 企业 和居民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本市场之外，上述的完全资本市场得以形成的条件并不存在。在我国市场经济推进的同时，国有和非国有产权的经济主体在资源占有、政策待遇以及所拥有的市场权力等多方面还存在着差别，这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结构的割裂促使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不可能形成。穷人出于谨慎动机所形成的短期储蓄根本无法形成资本积累，养老金对于穷人而言有储蓄的需求但根本没有办法进入金融市场。这种穷与富的差别使得拥有不同财富的人进入资本市场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其进一步积累财富的机会和能力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人在资本市场上拥有的信息也不同。
随着经济 发展 ，养老保险基金的数量在增长，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介入资本市场虽说是一个新话题，但越来越引起更多国家的重视，但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全，养老金安全、高效地介入资本市场过程中，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不同制度设计的国家面对的难度还不能一概而论。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在养老保险与不完全资本市场关系方面虽然从理论层面进行了研究但一直不是很深入。大多数人坚持资本市场不完全是养老保险存在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养老保险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养老保险涉及储蓄和投资时就要特别注意资本市场是否安全。戴维斯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由于资本流动性约束的影响使得消费者的终生消费路径与没有资本流动性约束情况下有很大不同。原因在于：流动性约束限制了个人自由贷款的可能性；养老金的非流动性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人储蓄不会对等减少；相同数量的资本的未来消费收益很大时会提高个人的总储蓄。阿萨德拉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认为现收现付制向完全基金制的转移可能造成贫困陷阱，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成本不仅使当代人的生命周期收入减少，还会通过馈赠变量影响下一代。博迪1990年也提出，养老金发展是促进资本市场扩张的重要因素，资本市场的扩张直接会促进金融创新。霍茨曼在智利养老金市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方面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养老金对资市场场的流动性以及竞争程度有绝对深远的影响。沃尔克研究认为，养老金通过以下几方面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减少交易成本；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增加储蓄等。
国内关于不完全资本市场与养老保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其间虽然还未明确提出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到底应该实施何种养老保险制度，但很多学者在资本市场的成熟度的重要性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方面达成了共识。由于智利养老金制度的成功转轨时间还比较短，由此做出完全基金与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之间关系的结论还为 时尚 早，所以智利养老保险金的运营模式不能复制到 中国 来。大多数学者认为基金制的养老保险需要一个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和较高的投资管理支持以保障其较高水平的投资回报。一般认为，无论任何国家，资本市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资本积累的增加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非养老保险的转型导致。养老保险的目的也不在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对于养老保险的意义在于，当资本积累的边际产出高于工资增长率时，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者的福利状况得到改善。
(二)养老保险基金的资本市场效应 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数国家采取的还是现收现付制度，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投资额不大，投资收益也不高。由于这时期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失业率低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低，国家并没有感到支付养老金的财政压力，所以养老保险基金的资本化运营没有受到重视。资金运用的方式也主要限于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银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养老保险基金急需增值的愿望，通过投资获得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是诸多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养老保险纷纷向基金转型，主要出现两种投资趋势：一是证券市场；二是海外投资。养老金介入金融市场后，其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认为，养老金介入资本市场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
1.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积极影响
(1)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主要表现在金融中介可以将公众的零散资金进行集中并投资于资本市场，为扩大市场交易提供资金支持。
(2)强化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选择安全性好、投资收益高、投资期长的投资方向是资本的本性，养老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
(3)引导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养老保险基金的形成可以引导金融产品的创新。养老保险计划应该具有经常性支付的特点，这需要开发包括收益稳定的套期保值类的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以美国为例，随着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颁布，零利率债券、有抵押支持的债券、指数期货和期权以及保证收入合同等金融产品逐渐被创造出来。
(4)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能够促进 现代 企业制度的建设，投资者可以进行基金参与和改进公司的治理。
2.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
(1)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机构投资者的短期行为会增加资本市场的易变性。一般情况下养老金多作为稳健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出现，但偶尔也会产生短期行为。由于养老基金的规模庞大，一旦出现投机行为就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在缺乏弹性的资本市场中，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养老基金的一个大的买盘或者卖盘就会造成资本市场的过度需求或者过度供给，增加资本市场的易变性。
(2)巨额养老保险基金增强了资本市场的压力。随着养老基金规模的增大，当其积累额超过的市场吸收能力时就会导致整个资本市场的回报率下降，养老基金的回报率也随之下降。
二、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及管理模式比较
(一)国外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事业发展迅速。各个国家先后采取了不同的运行模式：英国实施了福利国家模式；美、日、韩、德实行了投保互助模式；新加坡实行了强制储蓄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国家实行了国家退休保险模式。
1.福利国家模式。该模式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按照普遍性原则，以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和福利设施体系化为目标而设置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保险模式以1942年英国颁布的《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提出了为每个公民提供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补助、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补助、妇女福利以及失业救济等7个方面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的保险模式的主要特征有：所有人按照统一标准享受保险给付；国家强制所有劳动者参加养老保险；保险的种类由单一险转向综合险。相对更加安全的全民保障的安全 网络 得以建立。
2.投保互助模式。这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实行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该保险制度的特点在于：保险对象不仅涉及工薪劳动者而且涉及未在职的普通公民；雇主缴纳的保险费比例要高于或者等于雇员交纳的比例；养老金分为普通养老金、雇员养老金和企业补充养老金等三个层次。该种模式的养老金的优点在于：养老金的资金来源相对丰富；社会覆盖面更广；基金管理更加 科学 ；缴费和受益挂钩从而保障了公平和效率。互养老金在二战后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3.国家保险模式。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受惠对象是国有 企业 和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国家不向劳动者本人征收任何形式的保险费，保险费全部由劳动者工作的单位负责。
4.强制储蓄模式。保险金全部来自于企业和劳动者的缴纳，国家财政不进行任何补助。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就是一种强制储蓄的制度，国家对公积金不收税。公积金的缴费率随 经济 的波动而变化，在经济衰退、企业发生困难时公积金的缴费率降低。为保障公积金德安全性，国家规定公积金的投资工具主要是政府债券。
(二)养老基金管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西方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细微差别，但从管理主体角度可以区分为政府管理与非政府管理两种模式，各自在运作模式上存在着不同。
1.政府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是指政府有关机构直接参与养老金从收到支的各种具体事务，这取决于政府的功能定位以及能力和工作效率。政府管理基金存在诸多好处：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更能体现 社会 公平；政府通过数量巨大的养老基金进行宏观调控；政府恪守谨慎原则可以防止个人在选择投资工具中的不理智行为。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 问题 ：政府容易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基金成员的利益出发管理基金；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使投资收益不能很好地反映资金价格。
2.非政府组织模式。无论是盈利性的还是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基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政府管理模式的缺陷，以便更大程度上保障养老基金积累最大化。非政府组织模式包括以下三类：(1)保险公司和银行。该方式一般适用于职业年金和个人退休储蓄账户的管理。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参与养老基金的管理，但养老基金财产要与保险公司财产分开。除了保险公司外，银行也可以管理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养老金账户的缴费和收益在退休前享受免税优惠。(2)养老金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委托给专门的基金公司运作，公司将养老基金直接投资于市场提供的 金融 工具。基金成员有权利将其账户在不同的基金公司之间进行转移。基金质量主要取决于有关管理公司的 法律 监督体系。基金管理公司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公司，所以母公司的任何问题都会 影响 到养老基金的运行质量，出现问题时基金成员只能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不同的基金公司间转移其账户来规避风险。(3)基金会。这种模式中，一般由雇主、雇员等利益相关主体的代表组成董事会对基金行使最高决策权。基金的资产与发起人的资产相分离，通过各种契约型安排对基金进行管理和运营。基金会一般运用银行、保险公司或者共同基金等对基金进行专门管理，并授予这些管理中介以很大的决策权，同时通过一定的监督手段对这些中介的行为进行约束，以充分保障基金的安全性。董事会一般不强行规定中介对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等具体 内容 ，着重于引导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正确性。
三、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与养老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 分析
根据金融学 理论 ，资本市场是指证券融资和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借贷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从新 中国 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没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也没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这一市场要素无法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我国只有资金概念没有资本概念。1981年我国发行48.66亿的国库券才标志着资本市场的起步。1985年开始实行“拨改贷”，银行开始涉足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中长期信贷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融资的主要方式。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股票债券等融资工具的出现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虽然各方面都在迅速 发展 ，但很多方面还充分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不完全的，这包括利率非市场化、交易工具落后、监管不得力、交易规则不健全等。造成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体制不完全、市场结构不完全、市场功能不完全、监管不完全和交易主体不完全等。诸多问题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影响：一是存贷款利差偏高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存贷款利差呈现稳定上升趋势。按照 目前 的居民收入水平，这种较高的存贷差直接造成30%甚至更多的家庭不发生消费信贷。在目前资本市场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资产存在形式。二是间接融资比例偏高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存款型金融机构的垄断和存款型金融机构中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直接造成社会资金流动不畅，居民户的储蓄主要聚集在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市场中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的比例过高，有关资料显示，银行信贷占到信贷总额的90%以上，国有银行占到70%以上。形成储蓄存款居高不下的原因也是很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储蓄缺乏投资渠道和谨慎性消费习惯。
(二)不完全资本市场下养老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延缓了我国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进程。面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金介入金融市场在没有合适的金融工具条件下，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又不能脱离开养老保险的传统管理制度，国家在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寅吃卯粮”的做法如果不连续只能给国家的养老保险职业铸成大患。整体而言，我国养老保险的管理体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承担主体虚化。隐性债务是相对于显性债务而言的，是指现收现付制度下的保险金缴纳者在未来某个时期需要获得的养老金收益。如果养老金制度是可持续的并且传统养老金制度是不变更的，则上代人需要获得的养老金收益就可以通过下代人的缴费获得，并且以此顺延。但出于转轨经济背景下我国很多制度层面是不健全的，我国的保险制度也在进行着改革，新制度的出台使得原先的现收现付的保险金制度不能再传承下去，上代人的养老受益的兑现就成为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国家的隐性负债，“老人”(已经退休的马上就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和“中人”(已经参加工作的正在缴付养老金且在未来需要享受养老保险收益的人)的隐性债务于是就被显性化。所以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需要承担较高的转轨成本，这个成本包括三部分：“老人”的养老金的给付；“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的给付；物价水平变化需要增发的养老金差额。这个转轨成本 自然 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因为“老人”和“中人”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是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报酬事先扣除的方式交给了国家并且国家已经将其投资和固化在国有资产当中。但国家并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笔庞大的债务，而是通过收入代际转移的方式将其转移给下一代。年轻一代能否承担这样繁重的债务还未可知。所以至少在短期内转轨成本的承担主体虚化了。
2.空账管理和保险覆盖面狭窄。在国家无力承担如上所述庞大转轨成本的情况下，国家在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只能不断透支个人账户中的养老保险金以支付“老人”的养老保险费，个人账户由此变为空账。“中人”虽然每年将自己的保险费打人自己的账户，但又不断地被提走，“中人”的账户总是一个空账户，在养老保险不能得到合理增值条件下，“老人”不断将“中人”的养老金提走，当“中人”变为“老人”并且需要从自己的账户中提取养老金的时候导致其并不能得到预期的收益，空账户累加的本质在于国家负债的增加，当国家对累加的负债不堪重负的时候自然会引发养老保险体制的崩溃。空账户不断累积叠加将会危及养老保险制度的安全。企业拖欠、逃避和拒绝缴纳保险费、私有和乡镇等非国有性质的企业参与养老保险缴费的积极性较低等多种原因导致保险范围狭窄。社会保险不仅体现在老有所养，还要体现互济性特点，“寅吃卯粮”的做法只能说是在很低的层次上实现了互济性。由于保险基金不能有效地保值增值和扩大规模，其覆盖面扩大的进程难以铺开，最终会导致收入高的老人获得相对高水平的养老金，而收入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仍然不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这种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自我保险，社会保险很难实现层次上的提高。
3.退休年龄偏低。我国现行的男60岁女55岁的制度规定是在经济不发达、居民预期寿命较短的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政策，随着居民平均年龄寿命的增高，居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在逐渐增长，低退休年龄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有后移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普遍较我国高(如表2)。不但如此，目前全世界一共有165个国家对享受养老金的退休年龄做了具体规定。丹麦、冰岛和挪威的退休年龄最高，男女都是67岁。斯威士兰、赞比亚、科威特等国最低，男女都在50岁退休。据统计，全世界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约为60岁，女性约为58岁。其中规定男女相同退休年龄的国家占多数。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发达国家。日本也将退休年龄从60岁后延到65岁，英国人的退休年龄将从现在的男65岁、女60岁，逐步提高至2044年男女都68岁。据测算，如果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5岁，退休金的支付总额可以减少50%。美国的退休年龄正从65岁向70岁推延，美国采取种种措施鼓励人们尽可能推迟退休。如果职工到了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则可在继续工作情况下领取退休金，也可选择不领退休金继续工作到70岁，在这种情况下，每多工作一年，退休金就会提高约7%。德国在2003年出台了2010社会福利改革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从2011年起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并提出了包括降低养老金标准、提高养老保险保费等一揽子应对老龄化冲击的解决方案。法国从2008年起，雇员只有付满40年保费才能全额获得退休养老金，到2012年这个期限将延长到41年，而在65岁前退休的人将不能领取正常的退休金。澳洲和意大利对容纳大龄员工工作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新加坡为了满足老年人“退休之后继续工作”的要求，近来正在酝酿出台“反年龄歧视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有待提高。这对减缓我国的社会养老财政负担是一个重要举措。
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策略分析
(一)商业银行作为养老基金的托管人
与其它投资基金的托管业务相比较，养老保险基金的托管业务没有本质差别。银行作为养老基金的托管人在经营养老基金的过程中应该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要安全保管基金的全部资产，包括委托人委托的全部资金、基金投资购买的全部债券、股票以及由这些不同形式的资产所产生的资本利得或其他形式的收益。其次要负责基金投资的结算和对托管基金投资运作负责监督。 现代 商业银行业务的拓宽使其中间业务能够有很大空间成为银行收益的主要来源。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基金数额的增长，使银行托管养老金业务成为商业银行客观的收入来源。商业银行参与养老保险金的管理不一定会伴随高风险，原因在于银行经营风险的高低不在于经营项目，而在于管理技术、管理制度以及资金在不同项目上的投资组合状况。不但如此，银行介入保险基金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银行的中间业务，不但没有提高其风险反而使其风险降低。所以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优势满足了养老金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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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自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的规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实行的是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制度模式。其中,基础养老金是现收现付的,在发放时由财政全额支付;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个人账户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地方政府缴费补贴以及利息收入等构成。由于新农保的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不存在统筹互济和收入再分配,因此,若新农保制度设计合理的话,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自身应该是收支平衡的。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的规定,“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与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即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为139个月(11.58年),除作特殊说明外,本文中的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指的是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月数,而非计发年数。那么,这一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呢?计发系数过低,会导致参保人未死亡个人账户养老基金就提前支付完毕,出现收不抵支的现象;计发系数过高,又会导致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大面积剩余,无法实现制度的预期效果。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新农保个人账户的研究主要是探讨该制度设计下个人账户的收支平衡问题,其中以替代率问题的研究居多,其次是对个人账户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进行研究[3-4],还有少数学者对新农保个人的有效缴费档次进行了测算[5],尚未见到对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文献。本文拟对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的高低作出评估,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的公式推导
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是关系到个人账户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的规定,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为139,与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参照《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由于新农保的“退休”年龄(待遇领取年龄)是确定的,均为60岁,因此,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主要取决于农村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利息等因素。推导出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的计算公式。假定参保农民在年满60岁时个人账户的全部储存额为M,年满60岁后每年年初一次性领取全年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年标准为P,个人账户在领取期间的年收益率(目前为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r,参保农民60岁的平均预期余命为eb。则参保农民各年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即年满60岁时)的总额现值N为:（公式略）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利息等因素。推导出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的计算公式。假定参保农民在年满60岁时个人账户的全部储存额为M,年满60岁后每年年初一次性领取全年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年标准为P,个人账户在领取期间的年收益率(目前为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r,参保农民60岁的平均预期余命为eb。则参保农民各年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即年满60岁时)的总额现值N为:（公式略）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利息等因素。推导出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的计算公式。假定参保农民在年满60岁时个人账户的全部储存额为M,年满60岁后每年年初一次性领取全年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年标准为P,个人账户在领取期间的年收益率(目前为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r,参保农民60岁的平均预期余命为eb。则参保农民各年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即年满60岁时)的总额现值N为:（公式略）上式是基于死亡水平在年龄组中的平均分布假设做出的,而婴儿死亡率却随着出生时间的延长迅速降低,因此,本文根据实际统计数据直接计算出婴儿的死亡率。在最高年龄组,定义qx=1。第三,确定人口基数l0。本文确定为l0=1000000。第四,计算表上死亡人数dx,其公式为（公式略）3.农村国民生命表的生成根据以上生命表编制技术,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别生成农村国民生命表,包括男女混合及分性别的农村国民生命表。由于农村国民生命表的数据量过大,这里我们仅提取出2000年和2005年关键年龄组的平均预期余命,并进行比对,具体（表略）可以看出,经过5年的时间,我国农村人口平均预期余命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0岁组的平均预期余命延长了3年左右,其它各年龄组的预期余命也提高了1.19~1.81岁不等。分性别来看,经过5年的时间,农村人口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余命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0岁组的平均预期余命分别延长了2.47和3.93岁,其它各年龄组的预期余命男性提高了1.21~1.74岁,女性提高了1.20~2.02岁。可见,随着医疗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预期余命具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二、农村国民生命表的编制
1.生命表的概念和分类生命表又称死亡表或寿命表,它是根据一定的调查时期、一定的国家或地区和一定的人群类别(如男性与女性)等实际而完整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进而计算一个人口群分年龄组的死亡概率、平均预期寿命等各方面的重要指标并以表格的形式一一列出,用以描述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人口的发展情况,预测该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的一种重要的人口分析技术。生命表在有关人口的理论研究、某地区或某人口群体的新增人口与全体人口的测算、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寿险公司的保险费及责任准备金的计算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新农保个人账户收益率的假定
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新农保个人账户收益率采用记账利率形式,并且参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由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我国的法定存款利率进行过若干次调整,特别是1997年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前,金融机构一直实行较高的法定存款利率,因此,以改革开放以来历年平均年利率作为参数显然不具代表性。为此,这里的个人账户收益率取近12年(1999-2010年)的平均值。我国过去12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如表2所示。通过加权平均法可以求得平均值为2.5%。因此,假定个人账户收益率r=2.5%。另外,按照成熟的经济实践,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利率一般不超过5%,基于中国经济趋于成熟的考虑,本文将新农保个人账户的收益率再假定为3%、4%、5%。
四、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测算,2000年和2005年我国60岁农村居民的平均预期余命为18.33岁和19.99岁;根据以上假定,新农保个人账户收益率分别为2.5%、3%、4%、5%。将上述参数分别代入(3)式中,可计算出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根据2000年农村居民60岁平均预期余命18.33年测算,当计发月数为139时,个人账户收益率要达到4.8%,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因此,如果仅仅考虑平均预期余命不断延长的因素,2005年农村居民60岁平均预期余命延长至19.99年时,在个人账户收益率不变,即4.8%时,计发月数应为148。如果个人账户养老金仍然依据139的计发系数来发放,那么个人账户就会提前支取完毕,产生收不抵支的现象。进一步分析个人账户收益率,根据2005年农村居民60岁平均预期余命19.99来测算,当计发月数为139时,个人账户收益率要达到5.5%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否则会出现收不抵支的现象。从我国1999—2010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的经验数据和中国经济日益趋于成熟的现实来看,个人账户的平均记账利率要达到5.5%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若个人账户收益率为2.5%,计发系数应为180;若个人账户收益率达到5.0%,计发系数应为145。因此,在现实收益率达不到预期收益率,而且平均预期余命还有不断延长的趋势下,新农保个人账户一定会出现缺口。分性别来看,女性60岁的平均预期余命比男性的要长,2000年和2005年女性比男性分别高出了2.89和2.81岁。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理应针对男性和女性规定不同的“退休”年龄或者设置不同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而目前,我国新农保采取的是男女同龄“退休”的办法,并且其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均为139),这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第一,体现了男女平等,可以使风险在男女两性之间进行分散;第二,便于农民理解接受,有利于新农保制度的宣传和推广;第三,农村老年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女性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关于新农保男女同龄“退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的政策设计是合理的。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当前的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过小,新农保个人账户在未来会存在收不抵支的风险。
篇6
记者：我们听说，您是国内第一个大力宣传企业年金价值的学者，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杨燕绥(以下简称杨)：建立企业年金，是国际上养老保险的通行做法。我这么做，就是要让国人了解，企业年金对职工的老年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其实，养老金是人人关心的问题。人们总是听说，在欧洲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提供养老金，老人生活是安逸的。可是，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革命。
今天的养老金不仅仅来自政府，在“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下，养老金将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账户。来自政府的养老金通常称做“基础养老金”或“基本养老金”；来自企业的养老金被称做“雇主养老金”“企业年金”“补充养老金”等。如今，自觉为养老而进行储蓄和学会管理养老金账户，已经是经济发达国家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
记者： 你认为，企业年金如何进入中国比较稳妥?
杨：实际上，我国已经开始探索企业年金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到：“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企业年金”这一概念，这是总结世界一百多年来各类“职业年金”“雇主年金”“私营年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等补充养老保险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做出的选择；这是中国探讨和推行企业年金理论和实务的开端。
企业年金源于自由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属于雇主自愿建立的员工福利计划。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附加价值逐渐体现出来：(1)工薪者的主要储蓄和投资渠道，在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可领取一笔数额不小的收入；(2)企业自我管理的主要资产；(3)国民储蓄的主要部分；(4)可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最大资金流。因此，企业年金在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日益重要的作用，政府介入企业年金领域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年金不应当是欧美国家雇主养老金、职业年金和私营养老金的拷贝，而应当是由中国政府、企业(雇主)、职工与市场主体共同创立和管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之一。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由以下五个支柱构成：国家基本保障(政府担保)、企业补充保障(政府监督、企业和个人担保)、个人储蓄养老保障(个人担保)、家庭赡养型养老保障和社区辅助保障相结合的体系。企业年金作为企业(雇主)提供的养老金，在中国属于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
一举多得的工具
记者：企业年金进入中国以后，除了老年人的生活得到实惠之外，还有哪些方面能够受益?您能分析一下企业年金的社会价值吗？
杨：企业年金得以迅速发展，仅从老年人的经济安全角度来解释其原因是不够的，进一步说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企业年金对雇主和雇员都有利；二是通过税收优惠的公共政策鼓励企业年金发展的结果。总之，企业年金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工具。第一，它强化了劳资关系；第二，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第三，它有利于完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减轻政府负担。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好处：提高生产率；改善劳动关系，提高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金融机构和工具的衍生；改善退休人员生活水平，降低政府负担；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完善。
记者：职工参与企业年金计划之后，参保职工有哪些合法权益?
杨：参保职工是企业年金计划的参与人，也是受益人，在企业年金计划的产生和终止的全过程中他们都是最重要的角色。发达国家企业年金运作的经验已经证明，受益人权益最大化是企业年金管理全过程的基本原则。职工在企业年金计划中享有多种权利，包括个人账户资产所有权、计划设计参与权、计划运行知情权、投资决策权、监督权、受益权等。
企业年金，想说爱你不容易
记者：现在一些企业觉得为员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险都是负担，更别说提供企业年金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有什么好处?
杨：企业的这一观念是不对的。现在特别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但不是企业办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因为员工生活面临的风险多了，企业不仅应该为他们当前的生活提供一个好的待遇，还应该为他们老年的生活提供一个好的保障，因为企业使用员工，劳动力也有折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企业也应该有一个计划，因为现在人才不仅关注现在的工资高或低，也关心有一个防范风险的措施。如果企业有一个员工福利计划和养老金，对员工的吸引力就会更强一些。如果只是工资高几百元钱，那这个企业的吸引力是不强的。所以无论是为员工今后生活考虑还是企业长远发展来讲，企业都应该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我们把它概括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现在企业的收入分配不单是工资了，而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企业的工资方案已转为一揽子薪酬方案。这一揽子薪酬方案一部分是当期发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延期支付的，包括员工福利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而延期支付的这部分很多是依托在员工福利计划上的，而且主要是指养老和医疗，以及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如果不做员工福利计划，如果没有任何延期分配，那么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就是空的。因为不搞人力资源规划的时候，当期的工资奖金也得发，工资奖金拉开差距是对的，但拉得太大了，倒起负作用了。现在企业也会慢慢明白，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以及社会生活风险越来越大，企业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现在一些高薪企业或一些新成长的企业以高薪来代替保险，这种做法对吗?
杨：如果企业提供高薪，员工拿到钱以后去买保险，这样也可以。但如果另外一个企业不采取那么高的薪水，但有一个很好的员工福利计划，不仅是养老、医疗、理才服务、法律服务，还有其他的，员工会选择第二种而不选择第一种，因为职工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了。我知道当初有许多大型国企的年轻人在国企分完房子都走了，到高薪企业去了，但现在他们中许多人又都回来了，因为现在国企大多数有了社会保险，而他们在那些高薪企业虽然薪水很高，但看一个小感冒就要花个几百元钱，感到还是在有社会保险的国企有保障。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工也不一定只追求高工资了，而是追求一定的工资和能够帮助他解决后顾之忧的员工福利计划。从长远来讲，企业管理者应该看到这一点。
记者：现阶段我国企业年金投资运营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杨：我们在企业年金上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如何规范。现在一些比较积极的企业在做，保险公司、银行账户和工会基金也在做，但都是不规范的，都属于补充养老保险的各种运用方式，并不是规范的企业年金。还有一个税收的问题。政府需要用法律政策的手段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在使政府的负担减轻的同时，人们养老金的水平不仅没有降
低，反而提高了。税收是政府的重要手段，而现在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上几乎是零。
记者：企业年金在中国全面实施还需要哪些条件?前我国在促进这一工作方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杨：首先是“三个规定”要出来，即企业年金管理办法、经办机构资格认定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其次是要有税收激励。三是市场运用的主体、规则和监督机制要跟上。时间表我不好说，但应该快一些，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问题，不仅是企业年金的问题，如它跟个人账户有什么关系，现在养老保险很难做，有没有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呢，这是应该研究的，快一些会促进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
记者：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5％的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您认为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主要有哪些?这些障碍是来自企业的、政府的还是社会的?
杨：5％的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不管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还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能够建立企业年金的还是一些年轻一点的、运行状况好一点的，或者说是一些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因为现在仅基本养老保险一项企业的负担已经非常重了，基本养老保险原来政府基本上没有出钱，企业缴费20％，个人缴纳8％，加上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几项，加起来企业要出60％了，企业没有能力再去建立第二个保险计划。现在中国的企业正在改革、转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有5％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已经不错了。我觉得，这种状况与企业状况，与我们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有关系，我们的制度还存在一些障碍。
记者：国家在辽宁进行的完善社会保障试点方案规定，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0％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您如何评价这一政策？
杨：试点方案中的这个规定非常好，起码说，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为企业年金的建立开了道。这是第一个允许企业年金可以在税前列支的规定。但我认为，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它本身数额比较少，对企业年金的税收计划不仅仅是免税，还可以延税、减税、免税交叉来运作，这才是一个科学的有激励的税收政策。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记者：请您对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作一个展望。
杨我认为需要调整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首先我认为统账结合是对中国非常好的选择，这个不应该改变。因为我们肯定要做一点统筹，中国政府从1951年就开始做社会养老金，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块呢?第二，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一定要积累，所以统账结合是对的。把养老保险账户做实，这是努力的方向。2006年以后，国外很多大的金融机构就要跑到中国来了。如果我们不做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金融市场长不大，我们的金融机构长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养老金账户的规模太大了。美国政府为什么自信美国人富有?因为他们的钱大部分是养老金账户的钱。“9．11”事件后，美国股票市场下滑，但许多大企业的养老金债务上升，关系非常密切。
现在，我们应该讨论以下问题：一、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目标替代率支付是否可以降低，同时，企业对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税)义务是否可以降低，以达到降低我国劳动力成本(职工生活水平不降低)、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大目标；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是否可以合并，以承担较大份额的目标退休金替代率，同时降低管理成本三、探索适合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储蓄的法律法规、监督监管体系、经办机构、理财专家和养老金产品市场开发。辽宁试点要继续做下去，探索出管理个人账户的主体和市场机制，这样使个人账户和企业年金真正合并成第二支柱，给它相应的税收政策，让它真正发展起来，从而使第一支柱――统筹账户的政府责任下降到最低点。这是―个合理的养老保险计划。否则，如果把个人账户独立出来，又增加缴费标准，统筹户的缴费率又不下降，企业年金就更不能发展了，甚至就没必要发展了。
篇7
反观国内，我们的富余资金也要和资本市场相结合，但近期关于所谓养老金入市的诸多讨论有很多概念混淆和误区。其实，在关于养老资金投资的制度安排里，有三个原则是最为重要的：
一是专业投资，即通过筛选和委托专业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不鼓励老百姓自己抱着钱冲到市场里去投资。
二是组合投资，在包括国债、公司债和股票等多个金融市场中进行不同资产类别的组合投资，而且根据不同性质养老资金的安全性要求和风险承受程度，进行不同比例的配置。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被称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绝大多数是投资于国债的，几乎不投资于股市，也因此规避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成长性和回报率较低；而包括“401K”在内的企业年金等第二支柱和商业保险等第三支柱，在股票、债券，甚至REITS、PE、VC等各种资产类别中投资，因其投资回报率高，在过去的几十年实现了非凡的增长。
第三个原则是长期投资，美国养老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始于八十年代初期，30年后显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效果，在过去30年中，美国普通老百姓的“401K”计划中的养老资金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90%以上。
我们反复强调这是一种制度建设，也许投资需要择时，但制度建设不能再等。今天不做，过了十年还是要做。当然资本市场本身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两者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应该协同发展，协同解决。
由此想到，资本市场上的改革是一个结晶过程，学物理、化学的人会知道，结晶的过程首先是一堆分子先形成一个晶核，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跑过来，有很多分子跑开，但是一旦达到了一个临界体系之后，它就成为不可逆。我们在做的一些改革，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去共同推动，直到它成为不可逆。养老体系建设和资本市场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息息相关。我们小时候读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课文，叫《半夜鸡叫》，周扒皮和高玉宝是一对典型的劳资矛盾，周扒皮要是学点儿现代金融知识，给高玉宝做一个股权激励，高玉宝可能自己早上三点半就爬起来了。这个事情在美国发生过，始于1930年，美国的通用汽车第一任总裁叫威尔逊，他是一个大资本家，但是他有点儿社会主义情结，他第一个倡导让工人的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结果美国的资产阶级很生气：这样一搞，工人不是都和我们一样成了资本家了吗？威尔逊很有远见，之后的80年中，美国一半以上的家庭，绝大多数的美国普通公民通过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参与了资本市场，成为了美国经济的股东。所以，这个过程，在中国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有制度安排地、有序地、循序渐进地实现，这样对中国经济、社会资本、创新企业和普通百姓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好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去买股票的概念，更不是救市，是一整套制度安排，涉及中国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
篇8
[关键词]养老金；设定提存计划；设定收益计划；离职后福利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6107
1引言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以及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其中，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一支柱，由社会保险机构作为主体，企业、个人共同按比例缴费，风险由国家承担。企业承担的义务主要集中在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提供企业年金这两方面，这两部分的内容涉及企业对养老金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报告问题，具体内容受到《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来规范。
财政部在2014年1月正式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对此前2006年版本进行了较多修改，这一举措和2011年国际会计准则（IAS19）的修订密切相关，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趋同的趋势。新准则这一重要变化即首次提出离职后福利这一概念，明确了两种计量方法――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收益计划。然而在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本身发展仍不完善，企业基本按照设定提存的方法进行实际操作，即使《企业会计准则》已经提出了设定收益计划，采用设定收益计划仍缺乏实践的基础，从设定提存计划向设定收益计划的转变存在很大难度，因此在新会计准则提出后，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重新解读现有的会计准则，这对设定收益计划的理解和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美国的雇主养老金计划是其养老保障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目前最早也是实施最为完善的私人养老金制度，其成熟的养老金会计制度为我国在未来完善养老金会计准则实施条例提供了参考。同时，国际会计准则中对养老金计划也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国际趋同大趋势的影响下，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将何去何从？美国的养老金准则与国际的养老金准则哪一种更适应中国国情？在未来准则制定中是否更需要考虑中国特色？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对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对于设定收益养老金计划的规定出发，从会计核算、会计披露及其产生的财务影响三方面解读设定收益计划，为未来细化相关制度要求提供一定的参考。
2设定受益计划会计处理方法
21国外对设定收益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介绍
美国会计准则对设定收益计划的处理规定：①计算并确认养老金费用。其中包括服务成本、利息成本、实际收益、未确认前期服务成本的摊销、确认递延资产损益和摊销损益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等内容。②确定相应的养老金资产及负债。③确认设定收益计划的缩减或结算利得或损失。
国际会计准则（同我国会计准则）对于设定收益养老金计划采取的会计核算方法为：①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采用无偏且相互一致的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和财务变量等做出估计，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并确定相关义务的归属期间。将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按照规定的折现率予以折现，以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和当期服务成本。②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企业应当将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所形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的，企业应当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③确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④确定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企业应当将福利归属于提供设定受益计划的义务发生的期间。[ZW（]《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ZW）]
22美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
221计划资产的计量
在折现率的选择上，FASB选择采用实际结算利率，即年金合同或PBGC规定的利率，抑或具有类似金额和期限的高质量固定收益投资的回报率作为折现率。国际会计准则则规定采用高质量企业债券的利率或国债利率（该国没有成熟市场的情况下）作为折现率。
计量属性方面，FASB对计划资产价值的计量采用市场相关价值。市场相关价值既可以指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也可指运用一种持续使用方法，对识别不超过5年的公允价值变化后的计算调整。而IASB中计划资产的价值则只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更加注重信息的相关性。
222养老金费用的确认
核算精算损益时，FASB规定采用“走廊法（corridor）”对精算损益进行摊销，即对于超过预计给付义务（PBO）的10%与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10%二者孰高者的部分，在员工平均剩余服务年限中摊销，同时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否则不予摊销。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避免过于频繁的会计处理，更加符合稳健的处理原则，体现了FASB对于“平滑方法（smoothing technique）”的运用。但同时，10%这一界限的确定，可能导致准则本身走入过于具体的极端，忽略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偏离最佳点。此外，对精算损益的递延处理，对企业真实价值的反映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而IASB在新修订的准则中取消了走廊法的运用，直接将精算损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通过资产负债表项目简化并直观地反映了该项经济业务的结果，分别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中更为透明地反映养老金费用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养老金计划，避免企业运用该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前期服务成本，是指由于养老金计划修订所导致的养老金成本的追溯性变化（给付义务现值的变化）。FASB规定，在设定收益计划中，采用服务年数总和法对前期服务成本进行分摊，也可以采用直线法或其他加速摊销的方法，此时需要在报告中进行披露。未确认的前期服务成本通过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在以后期间逐步摊销进入利润表。IASB则规定在计划发生修正或缩减、企业确认相关重组成本或离职给付时（二者的较早日）直接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原因在于，该科目实质上是对以前年度养老金成本的一种追溯调整，应当一次性予以确认。相比之下，美国会计准则处理方法是趋于“平滑”的方法，从其披露的信息而言，缺少真实性。
因缩减或修改计划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的核算方面，FASB规定，如果是缩减损失，应当在其很可能发生而且金额可以可靠计量时确认，并在摊销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如果缩减产生利得，应当在实际发生时确认。而IASB则规定，对该项损益只有在实际发生时才能确认，且直接将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尽管我国会计准则处于与国际会计准则不断趋同的阶段，但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在许多细节方面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如在折现率选择上，国际会计准则倾向于先选择高质量的企业债券，如不可行再选择政府债券，而我国则是二选一，并没有特别的偏好。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国情与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之下，直接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并不是体现会计职能的最佳做法，因此保留可选择的余地与更适合自己的方法是必要的。另外，通过比较我们看到，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时给予了企业更多的会计处理上的选择权。一方面，因为美国在其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自由与法制，鼓励在守法的前提下，个体能够自由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为美国会计准则提供了一次警示，提出的利润平滑的概念为制定会计准则提供了很大的参考。而在中国，法制建设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养老金会计准则实际运用中，必须结合中国特色，考虑多方面因素，对借鉴国际或者美国的做法保留质疑态度。
3设定受益计划会计披露
养老金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分为表内披露和表外披露，表内披露指的是通过三大报表披露有关财务信息，表外披露则指在附注中披露一些非财务信息，如养老金的缴纳比例、筹集方式、运营情况、支付方法等。[ZW（]刘玉红我国养老金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国际借鉴[J].会计之友，2011（7上）.[ZW）]
随着美国养老金会计核算方法向权责发生制的转变，FASB对养老金会计信息的披露要求也越发完善。GAAP中对设定收益计划规定，养老金计划所披露的事项不应该同其他福利计划结合起来，应当单独披露。为了减少养老金费用在财务报表中的变动幅度，应将养老金支出在日后一定期间摊销，而不是一次确认为费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设置预提养老金费用（相对于经营状况多付）或待摊销养老金费用（相对于经营状况未付足），当养老金计划结算发生变化时，企业应记录未确认的收益和损失、前期服务费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净资产或负债。公司养老金计划支付对当期经营结果的影响必须要在每个时期的利润表中披露。
就目前而言，从披露信息的账户设置来看，我国将养老金会计归入管理费用进行核算，并无单独列支，对披露要求也无特殊规定。而美国会计准则要求企业设置多个养老金会计专用账户，必须在会计报表和附注中进行披露。与美国相比，我国这种账户设置方式使得养老金会计信息的披露较为模糊，难以从财务报表中直观地反映出养老金会计的有关信息。此外，这种单一的账户设置与企业年金的本质特征也并不相符，企业年金本质上是企业对职工的保障，但是将这部分费用归入管理费用进行披露，无法很好地衡量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
从具体的披露要求来看，与设定提存计划相比，由于设定收益计划本身的复杂性和实施的风险，对其披露的范围更为宽泛。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设定收益计划必须披露：设定受益计划的特征及与之相关的风险、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及其变动、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影响、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所依赖的重大精算假设及有关敏感性分析的结果。[ZW（]《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ZW）]我国的披露框架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规定较为相似，但最新修订的IAS19对设定受益计划的披露则更为具体，例如：要求区分确定给付和应付未付的金额，在财务报表金额中应涉及当期服务成本、利息收入费用、前期服务成本及清偿产生的损益等，要求养老金会计信息在财务报表及其附注中进行详细披露。
综上，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对设定收益计划的会计信息披露要求都更为明确和详细，都将养老金的计量方式、净资产增减变动情况作为披露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可比性、可理解性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出发，还是从满足财务报表使用者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会计信息披露要求都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4设定受益计划核算与披露规定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中，设定受益计划的披露，以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支付义务的现值与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形成的赤字或者盈余来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的净资产或净负债来列示。虽然FASB与IASB均采用此种净额列示的方法，但是却未能反映企业对养老金安排计划的经济实质。原因在于，在设定收益计划之下，企业承诺向员工提供的离职后的养老金支付义务按一定的计算标准得出，包括员工流动率、预计员工寿命、利率变化趋势、计划资产的预计回报率等，一方面，这些标准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有巨大的波动变化，企业向养老金计划提拨资金和配置资产不会影响到养老金负债的数额；另一方面，由于设定收益计划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模式，可能使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价值产生一定波动，这样设定受益计划的净资产或净负债可能使财务报告使用者不能准确了解企业的养老金义务的规模等情况。最终，未能反映经济实质的将设定受益计划净额列示的形式对财务报告使用者决策的不利影响取决于企业养老金义务的规模和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波动的大小。
从利润表的角度，FASB与IASB均要求将设定受益计划的相关利得和损失计入当期损益或者其他综合收益，包括服务成本（当期服务成本、过去服务成本和结算利得或损失）、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或净负债的利息净额以及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或净负债所产生的变动。一方面，设定受益计划的核算本身存在一些固有问题，可能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另一方面，设定受益计划的核算选择空间无疑给企业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契机。
第一，核算精算损益时，FASB仍然允许采用“走廊法”，表面上避免设定受益计划的偶然性变动对利润表的影响而减弱财务报告的可比性，但其将精算损益在剩余服务年限中摊销的做法本身就不符合经济实质的要求。这是因为精算损益是由于精算假设和经营调整导致的之前所计量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变动，不是属于未来期间的影响额。对于前期服务成本的核算，FASB规定也采用摊销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同样的问题。而IASB规定直接将这两者计入当期其他综合收益或调整以前年度的养老金成本，由于至多只调整前一期的财务报告，降低了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在特殊年份可能导致利润表的较大波动。
第二，在计划资产的折现率选择上，FASB与IASB并不相同。若按照FASB的规定采用实际结算利率，如年金合同利率，则反映的是设定受益计划支付的义务，而非其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风险与收益，且没有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并没有反映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经济实质，其计算得出的计划资产现值是有偏差的。再如，如果遵循IASB规定，在该国没有企业债券成熟市场情况下选择国债利率，鉴于国债利率普遍较低，通常被视为无风险利率，则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现值将被高估。相较之下，FASB规定允许使用的具有类似金额和期限的高质量固定收益投资的回报率更符合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经济实质。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涉及折现率可得性和可靠性的问题，或者恰好存在不同折现率对计划资产现值的影响程度较小的情况，但折现率的选择确实可以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之一。
综上，企业之间的设定受益计划可能不具可比性，而企业自身的不同年度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各种假设及其管理选择模糊，对设定受益计划不甚了解的财务报告使用者可能不能对养老金计划的情况做出准确判断，同时也对设定收益计划的附注披露更为依赖。设定受益计划的披露要求列示设定受益计划的特征与之相关风险等，但对此没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实际操作中可能流于形式，信息不对称造成财务报告使用者信息不足。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在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中，绝大多数的规则参照了IAS19的规定，因此，在理论上，相关规定对财务报告的影响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同。与以往的情况不同，在我国，设定收益计划的实践迟滞于准则的制定，因此今后我国的会计准则可能还需根据我国的实践情况做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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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1世纪，养老保险改革，展望
养老保险改革
展望过去10华中，世界银行对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构想和策略框架，反映了对各国颇有价值改革经验的系统总结，反映了世界银行与学术界和相关组织的长期对话与合作，以及国际社会对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深入探讨与评估。无疑促成了一个富有创新意义的三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构架的出现：(1)强制性公共管理的非基金制确定给付层次；(2)强制性私营管理的基金制确定缴费层次；(3)自愿性退休储蓄。该构架正被扩展为五层次的框架系统。即：基本层次(零层次)，基本目标是减少贫困。非缴费的第四层次，涵盖着更为宽泛的社会政策，如家庭保障、保健和家政服务等。
在应对养老保险改革的严峻挑战和对改革实践作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调整单一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日趋凸显。各国的经验表明，多层次的设计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多重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减少贫困与实现和谐消费——追求更有效地处置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经济、政治及人口老龄化风险。新设计的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更富灵活性并更有效地实现对老年人口的保障目标。选择预提积累的基金制仍然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政策主张，但基金制的局限性在某些情形显得格外突出。目前，世界银行支持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信念并没有发生动摇，相反，过去10年的改革经验使之更为坚定。世界银行发现，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没有充分体现既定的社会政策目标，而是在市场经济机制的影响下出现了严重的扭曲。此外，多数国家养老保险体系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根本无法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的回顾和最初改革理念的演化
从1990年代初期以来，总结各国实施养老保险改革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与教训，促使世界银行去反思和改进其引导各国改革的思路与策略。世界银行有关思路与策略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养老保险改革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进行更深刻、更全面的领会。包括：(1)突破养老保险改革旨在解决其面临的财务压力和人口老龄化挑战这两大因素，进一步将养老保险改革的必要性拓展到化解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以及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2)全面了解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强制性计划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相关后果，特别是低收人群体面临的远比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和迫切的若干社会风险；(3)进一步认识预提积累制养老保险计划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优势和局限，尤其是关注其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和延期退休方面的积极效应。
2.突破三层次的传统多层次养老保险构架而形成五层次模式，并走出既有的仅关注第一和第二层次养老保险框架的误区。根据众多低收入国家的经验，如果要想将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面有效扩展到所有老年群体，就必须注重构建旨在缓解贫困的非缴费型的零层次或基本层次。而根据中低收入国家的经验，必须强化第三层次的自愿性养老保险计划，因为该层次能为高收人群体带来可观的收入替代水平，并且不会挤占过多的财政资金。另外，无论是何种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应该认识到第四层次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有必要塑造与强化第四层次的保险并明确将其纳入一国的整体养老保险体系予以考虑。第四层次养老保险涵盖了一系列宽泛的养老保险方式，包括：非正式的养老保险方式(如家庭保险)，其他正规的社会保护项目(如健康护理计划)，以及其他私人的资金性与非资金性资源(如家庭财产)。
3.有效整合各个层次的养老保险资源，实现最优绩效。包括整合层次的数量、实现各层次间的相互关联与平衡，以及根据具体的情况和需要对各个保险层次进行安排。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仅仅由零层次(采取普遍保险的社会养老金形式)和第三层次的自愿储蓄组成，实现了较高的运行效率。而另一些国家在引入强制性的第二层养老保险计划之前，需要获得公众对第一层次养老保险改革的认同。还有一些国家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条件，考虑将改革后的强制性非基金制层次(第一层次)与自愿性储蓄(第三层次)相结合，成为改革的现实选择。
4.更深刻地认识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若干初始条件，以及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潜在问题和局限性。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一国的养老保险改革路径选择内在地受制于该国原有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及经济、制度、财政和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对推进平稳和现实可行的改革思路尤其重要。
5.对于由国家主导的、有关养老保险体制设计和改革实践方面的创新，世界银行均予以关注并提供大力支持。这些创新点包括：(1)非基金制的或名义账户制度，如引入非基金制的第一层次或对其进行改革；(2)构建旨在降低基金制私营养老保险计划交易成本的清算中心；(3)整合失业保险和为退休金储蓄账户提供服务性支付；(4)众多高收入国家实施的改进和完善治理结构条件下的公共的、预提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每项改革创新均需紧密结合国情进行评估，不应轻易套用其他国家的做法。
养老保险改革的若干关键原则
世界银行认为，尽管各国制定重要的改革策略需要充分认识到本国特色的情况，在具体实施多层次养老保险改革时也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但是以下的几项基本原则对于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
首先，所有的养老保险体系都应遵循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和减少贫困这一基本原则。这意味着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各国都应该构建基本保障层次，以便能够为低收入者和仅仅参加了有限经济活动的人在老年时提供一份基本的收入保障。这一保障层次可以采取社会救助、或者低水平的并需要接受收入调查的社会养老金、以及面向高龄人口的(如70岁以上的老年人)普遍享有的养老金等形式。养老保险目标的实现形式——保障的具体方式、水平、资格和支付——将取决于弱势群体的规模、财政预算上的可行性以及设计养老保险体系的其他相关因素。
第二，如果条件允许，预提积累(基金制)养老保险改革不论在哪一层次实施，都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产生重要的积极效应。从经济上分析，基金制养老保险计划需要在当前积累资金，可以改善未来的政府财政预算约束，进而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贡献。预提基金积累是否有利，主要取决于是否引起净国民储蓄的增加。从政治上分析，基金积累制能够具备更好地履行和兑现养老金责任的社会能力，因为这一机制确保了养老金债务有合法财产权保护的资产来偿还，而不论积累的基金是采取政府债务形式还是其他资产形式。然而实施基金制需要精心考虑成本和收益，因为净收益不会自动得到保证，积累的基金也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受到政治干预而陷于破产。此外，能否实行基金制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施与管理能力。
第三，在计划实施预提基金制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强制性完全基金积累的第二保障层次，但是应首先提供一个实用的具体标准(而不仅是一个蓝图)来评估设计的方案。上述标准既能作为政策选择与制定的依据，也可用于评估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改进水平，以及评估一国是否具备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所需的财力。另外，该标准也可用于评估其他养老保险计划对退休储蓄是否具有积极的效应，如在大力发展自愿性私人养老金计划或职业养老金计划之前，应该首先利用该标准进行科学的评估。
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目标
养老保险的政策框架既反映了养老保险体系所应坚持的一系列核心原则，也考虑了各国改革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取得既定社会经济效益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勾画出一项改革计划的大致框架，或是指定改革的执行机构，或新体系的运行方式。着眼于实践层面，需要确定一系列目标和制定标准来评估各类改革建议。当某国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推行福利改进计划时，养老保险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提供有足够保障水平的、可负担的、可持续的和具有稳定退休收人的保障制度，具体表现在：
1.有足够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体系能够有效地为一国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保障，防止老年人陷入绝对贫困状态，并且提供有效的方法来引导人们和谐消费，合理支配不同生命阶段的生活安排。
2.一个可负担的养老保险体系是将制度的运行成本控制在个人和社会财力限度内，不影响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利用，力求避免难以维持的财政危机。
3.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具有稳定的财政基础，并在充分估计各种因素条件下具备较强的调控能力和预测能力。
4稳定的养老保险体系能经得起巨大的冲击，包括应对来自经济、人口变化和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养老保险体系的设计或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必须充分认识到养老金的支付需求同未来经济发展水平密切关联。养老保险制度为了实现主要的政策目标，必须对未来经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因此，养老保险改革应当基于支持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标进行设计并实施，尽可能减少对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养老保险改革的次要目标——通过尽量减少养老保险制度潜在的消极影响，积极创造有利于发展的格局，即通过增加国民储蓄和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发挥的杠杆作用，养老保险体系完全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评估标准
世界银行设定了四个针对改革内容的标准借以判断改革设计的优劣。
其一，改革措施的推行是否有助于养老保险体系社会政策目标的进一步实现?通过对老年群体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改革能否明显提高老年人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改革能否使老年人在一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维持均衡的消费水平，并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改革能否有效实现横向的收入再分配?在平等的基础上，对于那些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和不从事经济工作的人而言，能否从改革后的体制中获得足够的退休储蓄和抵御贫困的保障?养老保险的财务负担能否合理地在代际间和国际内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
其二，宏观财政是否有能力支持养老保险改革?是否具备适合养老保险计划长期运行并经严格测算的财务预算，是否充分估计在不同时间跨度下经济条件的变异程度?养老保险改革的财政计划受公共和私人资源影响的局限是否显著?养老保险改革是否与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是否具备适当的国家政策工具作为推行改革的条件?
其三，公共和私营机构能否在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得以有效运转?政府是否具备适当的机构和设施去实施和运行改革中公共管理的养老保险计划的各个方面?能否有效发展相关金融机构以适应私营管理的养老保险计划之需要?
其四，是否建立起了监管机构和制度安排使基金制养老保险计划运行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限度内?政府能否建立持续有效的监管体系来监管和控制公共及私营管理养老保险计划运行中的治理、负债及投资问题?
经验表明，养老保险改革进程必须得到充分的关注，需要关注的制度条件包括：
1.政府是否会对养老保险责任提供长期可信赖的承诺?改革是否充分考虑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否具备足够稳定的政策环境，以全面实施养老保险改革，并保证改革的稳步推进?
2.是否具备现实的可行条件和有效的管理决策机构?如果没有遵循国情和未能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养老保险改革即使在技术上准备得再充分也一定会失败。要达到这个目标，养老金改革必须主要依靠各国自己，通过本国政治家和专家的通力合作，并与社会公众进行充分的交流，为他们所接受。外界机构如世界银行，可以通过提供相关建议和技术上的支持来加以协助，但是改革的主导权和公共支持必须来自各国内部。
3.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进行保险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养老金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法律调整，而是涉及到退休收入调整等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利益分配问题。特别需要在完善治理结构、缴费的征收、档案记录、信息登记、资产管理、监督管理以及养老金发放等方面，实施全面的综合改革。为改革提供立法准备仅是一小部分工作，重点是要强调自身能力建设和提高基金投资绩效，并辅之以基层机构的不懈努力。当然，国际和双边机构在改革项目和调整贷款方面的帮助也应予以考虑。
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和实施中的相关问题
通过参与当事国养老保险改革实践和其他机构的相关工作，世界银行已经对有关养老保险改革许多方面的最佳操作方案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这涉及到改革的设计和实施中的大多数领域。然而，许多其他领域存在着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不断总结，并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和解决思路。
可行的改革选择
从总体的范围来说，相关项目包括：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调整，一方面维持原有体系的给付结构、公共管理安排和现收现付的制度框架，并调整制度框架内主要变量。包括：(1)维持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提高交费水平，并将给付养老金的替代率提高；(2)调整给付结构，推行名义账户制或相似的方式，但保持公共管理和现收现付的制度框架；(3)在私营管理框架下实施市场化运营管理方式，采取完全基金积累(DB或DC模式)；(4)公共管理框架下实行预提基金制的DB或DC模式；(5)多层次养老保险改革的思路，即在给付结构、管理和筹资方式等方面实施分散化管理。
上述选择体现了养老保险的首要和次要目标的不同层面。世界银行主张多层次养老保险的构架(特别是包括一个零层次，以及适当的强制性和自愿储蓄安排相结合的形式)，并认为无论是否采取名义账户制，第一层次的改革思路都是许多国家实现养老保险政策目标所必需的，尤其对终生贫穷人员、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员工更为适合。
改革的相关选择依赖于各国特殊的国情和制度条件，特别是现行养老保险计划的特殊改革需要，以及管理能力和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条件和制度环境。这些因素与一国的发展状况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经验表明，以减少贫困为导向的养老保险体系在低收入国家具有很大的政策效应。从实现和谐消费的政策目标分析，一个实行公共管理的、现收现付的收入关联型保险计划在高收入国家的多层次构架中举足轻重。可行的改革选择和实际的改革选择往往都是由既有养老保险制度和从非基金制向基金制转换的交易成本共同决定的。
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缓解贫困和再分配
每一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对于贫困救助的作用和能力、和谐消费和高收入者向面临老年贫困风险的群体再分配，不仅依靠制度设计本身和相关激励因素，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管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不同保障层次间进行协调和平衡，力求避免负面效应出现。在多数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层次的措施都有首要和次要的目标，尽管原有体系的惯性作用对改革中可供选择的层次有较强的限制。相反，发展中国家很少受限甚至完全不受限，而缺乏成熟的金融市场和执行管理新系统的能力很低，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的不利条件。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有三个重要的建议值得考虑：
第一，构建基本收入保障层次(零层次)以减轻老年贫困，应该是任何完备的退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低收入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的筹资压力将是一个挑战，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弱势群体如儿童、青年、残疾人等的保障需求，而整个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面临的挑战同样十分严峻，需要给予密切关注。这些包括制定合格的管理标准，以及有效地向尚未拥有各种正式经济保障体系的众多农村人口支付小额养老金。
第二，强制保障系统应当控制规模使其易于管理。在很多低收入国家，可以考虑构建一个基本的或者零层次，并通过第三层次的自愿性计划提供补充收入保障。如果强制的缴费型层次(无论是否采取基金制)能够有效运营，需要设计适当的替代率和适中的缴费率。
第三，在覆盖面较低的情况下，收入关联的保障体系应该弱化再分配功能，强化自我缴费机制，而不能过度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应力求避免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与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分别管理的格局，因为这可能阻碍劳动力的正常流动，而且对于部分人口群体而言，可导致成本的高昂的和制度运行的不可持续。各国的公务员养老保险通常是一国最早建立的保障计划，应该与常规养老保险体系进行整合，实现一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整体和谐。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应严格按照基金制方式构建。
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能力
养老保险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增强制度的财务可持续能力。即根据设立的缴费水平筹集的资金足以支付当期和未来的养老金给付，而不是随意提高缴费水平、降低待遇或由政府财政预算弥补赤字。总之，养老保险制度财务稳定计划必须充分考虑近期和长期的资金流量和积累资产存量，以及投资营运绩效与评估。对于基金制而言，合理估计预期的收益率、国外投资分散风险及收益管理等三个方面的重要建议值得充分关注：
第一，养老保险改革建议如果没有根据现有的体系进行可靠的费用估计就不宜推行，也难以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遵循这一原则，各国可以且应当采取多种模型进行评估(包括世界银行改革选择模拟模型——Toolkit—PROST模型)。评估项目在各国实施的差异性也应该得到理解并给予充分考虑。对一系列评估模型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不同模型假设前提的敏感性，进而更好地理解与改革结果关联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
第二，评估财务的可持续能力(对非基金制至关重要)需要一种长期眼光并综合考虑流量与存量。对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的计划，存量反映了养老金隐性债务。考虑到概念和数据方面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应该精确到每日的债务水平进行测度。对于确定缴费体制，需要在科学设定账户缴费积累额和相应投资收益转化为年金产品换算机制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不同个体的目标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多样性。而且需要在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设定能够满足养老金给付目标的缴费率指标，同时根据养老金总体给付水平预测结果的变化幅度进行及时调整。同样，基于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需要调整指标水平，对于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非常必要。
第三，对于部分和全基金制计划，正确地估计资产和可持续的具有风险调控性的收益率非常必要。公共管理的养老基金在保持合理的投资收益率方面业绩欠佳，这导致了三种选择：(1)如果财政性的工具运行较差或者不具备应付政府随意干预的能力，那么将调整成非基金制计划；(2)保持基金制模式，容易调整为私营化管理和分散化管理方式；(3)改进集中管理模式的治理结构。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对于决定投资业绩主要方面的投资策略而言，治理结构尤为重要。
管理和实施方面的限制
对养老保险改革方案的实施问题需要给予更为广泛的关注，然而即便是进行简要的归结也相当困难。
新型养老保险体系管理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引入个人身份识别系统和账户系统(尤其是DC模式)，以及统一的缴费系统。最大的困难在于养老保险基金流在全国范围内的整合。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视角分析，现金流应该注重分散化，然而数据方面应该强调集中处理。不论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在实施之前，制度构建需要技术上的支持，否则由于不当的原因，改革的路径可能受阻。有关数据流的集中处理需要设置一个信息清算中心，使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第一层次管理机构或任务部门实现更好的协调和信息共享。信息清算中心的作用非常宽泛，这个宽广的领域包括运用国家机构或者半公共的管理机构来征收第二层次的缴费，并在第二层次计划内部分配基金。
养老保险的账户管理费用问题是一个明显充满争论并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有三种策略应予以关注：首先，通过一个中央清算中心的设置，力求降低管理费用以限制总费用的增长，如降低费用征收和账户管理的成本；其次，通过限制在投资基金中的任意转换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最后，通过限制个体的选择来限制资金管理费用，包括使用被动的投资产品管理，由雇主替员工统一选择投资管理者，并在有限的账户管理者中展开竞争性的投标。
金融市场的制度环境和监管问题
目前，存在激烈争论的领域是引人强制的基金制模式的制度环境，而且各界在这个方面要达成共识尚需时日，值得重视的相关问题有：(1)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否引进基金制的养老保险计划?(2)需要哪些规则标准和操作方案来保证基金制计划的有效推行和安全营运?(3)监管制度建设方面如何改善?(4)推行基金制计划的可接受成本如何确定?如何利用基金模式的潜在优势分散营运成本?(5)对于仅拥有少量开放基金的国家，应当如何选择?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计划建立基金制养老保险层次，而且二些国家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不过，基金制层次的引入不需要太苛刻的条件，既有的金融机构和产品都可以发挥作用。建立基金制层次的理想安排是分步骤引入，以便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基金制模式的成功需要具备一些最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稳定的银行体系架构和其他金融机构，以提供可靠的常规管理和资产管理服务；(2)政府追求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努力，以及实施金融领域的改革；(3)强调围绕基金制计划的运行而构建的监管系统，并立足于长期战略促使监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拉美和中东欧众多国家最新的养老保险改革案例，以及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长期发展经验表明，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对于改革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金融市场的各项监管规则应该尽早实施。(1)养老金计划营运机构必须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和前瞻性，以及良好的财务状况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2)对执照申请的严格审查；(3)专门的监管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而存在争议较多的监管问题是：建立单一型监管机构还是复合型监管机构(如在智利率先采用的)，或是对多个领域的监管机构如保险、证券、银行和共同基金进行整合；如何划定提供养老金产品的运营机构范围；如何在监管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如何建立监管者的高效服务和责任机制等。
具有一定开放的经济体如中美洲、中欧和非洲的许多国家正在实施基金制养老保险改革。在金融市场欠发达条件下实施这一改革，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包括：本国特殊的资源密集型发展和监管能力的提高；国家总体经济规模不大，而养老基金机构数量很少而管理的资产额相对庞大，形成很高的营运风险；有限的金融工具使投资风险难以分散。机遇在于：各国融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加深，为分散退休者的养老风险创造条件，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面临的选择包括：构建区域性基金制养老保险计划(该思路在理论上有很好的预期效果，但在实践中则很少被采纳)，也可以参照众多国家的现行方式，采取中央统一集中管理(操作上很可行但并不令人信服)；向外国机构开放金融市场，并使政府影响远离投资决策，但必须承担相应的机构设置、规则制定和实施监管所带来的较高成本。
养老保险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任何国家若要成功推行养老保险改革并实现制度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政治经济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目前，世界银行从各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是，高效的改革进程对于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借用政治学的概念来界定养老保险改革的三个重要阶段——改革辩论阶段、改革理念形成阶段和立法与实施阶段，这些界定适用于众多已经推行养老保险改革的国家。
第一阶段，改革辩论阶段。通常是耗时最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需要各界人士参与对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充分吸收各方观点，即便有严重分歧，也会在争论过程形成重要成果。需要对其他国家已有的改革经验进行介绍，普通公众和对政策制定有关键影响的群体都应获得有关这方面的充分信息，如议会、工会和新闻媒体。然而，将这一阶段的分歧公之于众，有助于在下一阶段达成共识。
篇10
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第42号文件《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明确规定：“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化运营和管理。企业年金实行基金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该文件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文件中提出企业年金的概念和相关制度与政策安排。这是中国企业年金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将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一、企业年金的性质与运营机制
1.企业年金的性质：介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与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之间的养老保险制度
国家养老保险是指有国家组织、为劳动者甚至全体老年公民提供退休金或养老金的老年保障制度。这种老年保障制度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雇员的共同供款，有些国家来源于一般税收，列入公共支出预算。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有两种主要类型：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主要为劳动者提供退休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二是以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为全体老年公民提供基本养老金的国家公共年金制度（有些国家需要家计调查）。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是投保个人自愿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签定的一种老年保障合同。它是投保个人的一种风险防范行为和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一种金融服务的有机衔接，也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与国家养老金制度相比，企业年金往往不需要国家出面组织，但由于其担负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一般需要国家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扶持和有关部门的监管。但是，企业年金的资金筹措和运营具有自己的特点，一般不采取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普遍实行的“现收现付”制，而采取基金积累方式，需要进行保障投资安全前提下的专业化的市场化投资。在市场化投资问题上，企业年金与商业人寿保险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商业养老保险是按照大数法则，采用死亡率等指标进行科学精算，以此为基础收取费用和支付待遇，按照完全的商业方式进行运作和投资，并获得经营收益，不承担强制性的社会义务。与商业养老保险不同的是，企业年金可以享有多方面的税收优惠，对投资范围等方面的监管约束也更强一些。
2.国外企业年金的运作机制
（1）企业年金一般坚持企业自主建立原则。目前世界上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计划有强制性、自愿性和集体谈判决定三种类型。强制性计划是政府通过立法强制所有企业建立，职工个人也不得退出，只在法国、瑞士、丹麦等少数国家实行。通过集体谈判方式决定是否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只有瑞典等极个别国家实行。绝大多数B1家的职业年金计划都采用自愿性的制度安排。美国私人退休金计划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没有法律要求雇主必须向其雇员提供任何退休金，这与强迫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形成鲜明对照。澳大利亚在建立国家养老金制度之前，一些雇主为了吸引并留住某些娴熟的工人和重要的职员，或者为了奖励业绩优秀的老雇员，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愿职业养老金。开始主要覆盖全职、白领的男性雇员，并集中在公共部门、银行业、保险业等行业。1974年，澳大利亚只有32％被纳入到这种自愿的职业养老金计划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覆盖面也只有40％。为了解决政府养老金保障程度低、财政压力增大（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与雇主自愿职业养老金覆盖面窄的矛盾，澳大利亚政府于1991年通过了一个立法，要求雇主为其雇员向经批准设立的职业养老金基金缴费，开始建立职业养老金保证制度（SG），通过对不建立该制度的企业征税的方式，或者通过向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这在自愿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准强制性”。企业年金实行自主建立原则，一方面可以与强制实施的公共年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区分，可以更加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不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强制也没用）；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不用背上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与财务包袱，为其市场化运营创造条件。
（2）企业年金的建立与发展需要以税收优惠为主的政府扶持。企业年金计划作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运作和管理离不开政府的倡导、支持和监督。根据一般国家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经验，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立法、监督和税收政策上。政府的立法主要保障雇员的平等权利和补充养老保险计划的合法性。政府的监督主要是保障积累资金的安全性和有关立法的执行情况，比如对基金投资公司资格的认定等。政府对企业年金计划的扶持引导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政策上，主要有筹资时对供款单位与个人的税收优惠，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基金运营和投资时期积累资金的增值收益税、利息税：企业年金领取阶段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等。目前国外通行的是前两个环节免税、后一个环节征税的EET税制，即允许顾主和雇员从他们的税前收入中扣除养老金缴费额，减免投资收益所得税，对领取养老金征收个人所得税。既保证不重复征税，又促进企业年金的建立和资金积累，达到保障老年体面生活的目的。各国对补充养老保险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取决于它在养老金体系中的地位。一般来说，如果公共年金水平较低、更多地依赖自愿性职业年金的国家（如英国、爱尔兰等），对职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多。相反，公共年金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比利时、丹麦等），对职业年金的优惠待遇就较少。
（3）企业年金一般实行基金积累原则。企业年金作为企业为雇员自主建立的养老保障计划，为了发挥它在吸引及激励单位人才中的作用和基金的投资运营，一般（目前只有法国采取现收现付类型）采用基金积累的模式，将补充养老保险资金记入个人账户，其收益取决于缴费数量和积累资金的投资回报。这种缴费确定型的职业年金计划，收益额明确，便于投资运营和分配。它将根据历年缴费及资金收益为参保者提供有关待遇。由于实行基金积累制，企业年金计划积累了大量的资产。1950年，美国私人退休金计划的资产只占金融资产的3％，1984年增长为16.7％。1998年，美国退休金资产总额为8.7197／亿美元，其中由私人信托机构管理的私人退休金资产为4.33万亿美元，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储蓄为1.47／亿美元。1998年整个退休金资产占到美国股票市场的27.3％和各种公司债券的11.9％。2000年，美国参加401（K）计划的雇员超过4200万人，资产规模为17000亿美元。
（4）企业年金积累资金需要市场化的投资运营和相对较严格的风险监管。作为非强制性的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其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不同于现收现付的公共年金。由于实行基金积累和大量沉淀资金，职业年金需要通过投资运营获取收益，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大多数职业年金项目的资产委托银行、保险公司、基金投资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投资，一些大公司往往自己雇佣投资经理经营自己的职业年金项目，实行自我管理。总的来看，法律允许对企业年金积累资金进行多种形式的投资。比如，美国参加401（K）计划的雇员，往往拥有对个人账户资产的投资决定权，他可以选择本公司的退休金计划，也可以选择银行、共同基金等金融机构开设或改换个人退休账户（IRA）。1999年，401（K）计划的资产组合比例为：股票基金占53％，公司股票占19％，担保投资合同（GIC）占10％，平衡基金占7％，债券基金占5％，货币市场基金占4％，其他占2％。大多数雇员将3／4的个人退休账户资产投入股市，2001年以来，由于安然、安达信，世通、花旗银行等公司造假信息的披露，美国股市动荡下跌，多数个人退休账户损失惨重。这说明美国企业年金计划与股市的紧密联系，尤其是有相当比例（20％左右）集中在本公司股票上，有较高的潜在收益，也有较大的风险。为了防范年金市场的投资风险，澳大利亚实行严格资格认定的基金经理人管理（主要是排他性基金、公司基金、行业基金、零售基金和公共部门基金五种基金类型）方式，实行审慎监管原则。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经理和相关的受托人进行投资决策及投资策略，实行独立的市场化投资，委托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投资基金。2000年澳大利亚700万人纳入到职业养老金体系中，平均每个人拥有3个职业养老金账户。大多数基金都持有多样化的风险投资组合，其中——多半的总资产投资于股权市场。
二、企业年金应当成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
1.养老保障从单一支柱走向多支柱势在必行
经济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与人口结构相对稳定是公共养老金制度健康运行的主要前提。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人口老龄化，使公共养老金制度开始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财务危机。为了支付日益沉重的养老金负担，企业保险费不断提高，加大了劳动力成本，减少了就业岗位，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严重的养老金债务和资金缺口，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反思。面对老龄危机，单纯依靠公共养老金制度已经力不从心，改变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单一支柱或主体地位，发展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不仅可以缓解财政危机和企业负担，而且增强个人自我保障的动力和企业承担保障责任的适度灵活性，同时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克服消费超前、储蓄和投资不足的状况，促进经济的发展。企业年金制度的起源甚至早于公共年金制度。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公共年金的地位更加重要。为了缓解公共年金的过重负担，许多工业化国家通过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金计划。这为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金计划的发展普及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持续增长，企业、个人也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补充养老保险，而且比公共养老金计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很多国家把发展职业年金、私人年金作为完善老年保障体系、缓解政府压力和对付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对职业年金采取一定程度的税收鼓励政策，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甚至把职业年金计划从企业的自愿行为变为政府强制性的政策，促进了职业年金的发展。德国1975年通过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法》，补充养老金相当于在职工资收入的15％，有1／3的企业参加了补充养老保险。日本参加了厚生年金（即基础养老金）的民营企业60％实行了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美国基本养老金提供的养老金相当于退休前平均工资的40％，企业年金约为30％，大约有70％的大中型企业加入了企业年金计划。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职业养老金计划的普及率已达到50％，企业年金计划积累的资产在一些国家已经超过GNP的70％（见表1）。企业年金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养老金三支柱中的第二支柱，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支柱，其替代率将逐步达到20％～30％。
同时，个人年金（商业人寿保险）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个人年金保费收入1970～1997年间由9.6亿美元增长到901.7亿美元，年均递增20％。英国参加个人退休金计划的数量由1988年的792万件增长到1992年的1792万件，1996年个人退休金保费收入达到67.6亿英镑。加拿大1970～1989年个人年金保费收入由1.26亿加元增长到61.7亿加元，年均递增144％。
2.企业年金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金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保持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导致巨大的社会保障负担显性化，迫使中国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的重点，放在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面向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不完全的公共年金）制度方面。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意味着中国发展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尤其是企业年金不重要。相反，加快发展企业年金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时机逐步成熟。
（1）企业年金计划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仅仅覆盖部分城镇职工。2002年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数量11128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44.9％和全国从业人员总量的15.1％。还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从业人员、非农从业人员没有基本养老保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会进一步扩大，但扩展速度不会太快。1989～2002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由4817万人增长到11128万人，年均增加450.8万人。鉴于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绝大多数均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短期内继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非常困难。这意味着还有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需要依靠家庭或其他“非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决老年保障问题。这为企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2）企业年金将成为保障退休职工体面生活的重要保证。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替代率将逐步降低，单纯依靠基本养老保险难以提供比较充足、体面的退休保障。由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财政负担已经过重，指望政府提供全部的较高水平的养老金不现实，也不符合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的国际潮流。根据养老制度的改革目标，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将逐步由目前的85％～90％之间下降到60％以下，企业年金的替代率为20％。从长远趋势分析，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将达到50％。因此，企业年金在我国未来的社会养老体系中，将占据重要的作用。
（3）建立企业年金是提高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日益力n快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将使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及其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大大减少。1996～2001年，中国城镇公有制企业职工数量减少4600多万人。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中型企业为了吸引和稳定人才队伍，将需要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补充，并具有很大的自和灵活性。相当数量的中小型企业雇员和非正规就业形式，短期内难以建立规范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能成为中小企业的巨大负担），发展具有灵活性的企业年金也许可以成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一种替代物。
（4）中国发展企业年金的条件日益成熟。经过十几年发展补充养老保险的积极探索，中国发展企业年金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中国政府意识到发展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重要性，颁布了一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的政策法规。2000年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占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人数的5.3％，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投资经验。随着中国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企业年金基金将获得更加完善的市场化投资运作的外部环境。同时，企业年金具有的“投资规模大、投资期限长和十分注重安全性”的特点，将成为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5）发展企业年金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途径。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发展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并不矛盾。它们作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共同参与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不完全是相互替代。因此，发展基本养老保险与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可以同时进行，不能因为目前基本养老保险还不完善而忽视补充养老保险。因此，发展补充养老保险不能等，可以让有条件的地区、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照国际惯例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方向，不失时机地、因地制宜地把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起来，将有助于中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三、中国企业年金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
1.中国企业年金的发展思路
中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经过10多年的发展，虽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与发展的必要性及发展潜力相比，总的发展步伐比较缓慢，还缺乏与市场化投资相适应的、合理的管理体制与管理规范，缺乏合格的经办机构与专业管理人员，缺乏发展企业年金的清晰思路与法律保护，企业年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困难重重，收益率很低。加快发展企业年金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明确基本思路。
（1）按照“三支柱”模式设计企业年金制度。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走向“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模式，并且比较成功。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改革目标之一是逐步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逐步发展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中国试图设计部分积累制的“多支柱”模式。但是，由于把不同运行机制的养老保险支柱混杂在一起，没有真正建立起各自独立的“多支柱”，事实上变成厂捆绑在——起的“多层次”。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利益主体的独立利益需求产生了矛盾，导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困难、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缓慢，难以形成“多支柱”体系。2000年开始的辽宁改革试点，在设计思路上希望遵循世界银行赞同的三支柱模式，但它目前的重点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把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资金做实并与社会统筹账户分离。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到2002年底已做实个人账户基金47.9亿元。对于企业年金，也做出了一些符合国际惯例的规定，如企业年金实行基金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国家对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实行市场化管理和运营等。
（2）加快建立公务员与国有事业单位职工的职业年金制度。中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公务员与国有单位事业单位职工队伍。2001年全国公务员性质的国有单位职工1084万人，事业单位职工2327万人。这两种类型的国有单位职工尽管在财务预算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从最终有财政负责的角度考虑又有很强的一致性，可以统一考虑。总的来看，国有单位职工的总体收入水平比较高。2001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11178元）高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0870元），其中机关职工工资（12142元）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11452～16437元）更高一些。他们都比一般的私营企业更有条件建立一个与其职业相联系的补充性的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相对应，为这些较高收入的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既可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又可以在逐步降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一个通过市场化运作而不断增值的补充年金，起到推进改革、稳定队伍，促进企业年金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作用。从基金性质和运作机制上看，我们主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职业年金应等同于或近似于企业年金。如果政策到位，这将成为推动我国私营养老金基金迅速发展的重要力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证节约财政的预算资金，同时使职业年金对所有职工体现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的有机统一。
（3）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与企业年金账户的接轨和统一。中国在基本养老保险中设立个人账户，其本意是为个人账户建立基金积累制的运行机制，使其通过市场化的投资，为参保职工提供比较高水平的养老保险待遇。因此必须实现保值增值。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个人账户的定位和职责很不明确，开展市场化投资的难度很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养老金的“四账户”（社会统筹账户、个人账户、企业年金账户、个人储蓄账户）很不规范，存在政府职能、企业和个人角色混淆，投资监管体制不顺等问题。从组织性质看，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是强制实施的，与企业年金或者职业年金的自愿实施有较大程度的差异。但如果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真正独立出来运营之后，这块基金的运营方式与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从投资监管的角度，将同一职工名下的两者账户合并管理，有助于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我们认为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仍有值得改革的余地，将职工所有的个人账户与企业年金账户逐步接轨甚至统一是有必要的。上述思路能否可行，可以采取试点方式加以验证。
2.发展企业年金的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企业年金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为推进这一制度健康发展，要加快完善有关的制度和政策。
（1）采取适当方式逐步降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中国确定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将逐步降到60％以下，目前总和替代率仍接近80％。这在国际上是很高的替代率水平（国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普遍在40％左右）。基本养老保险水平过高，也意味着降低了发展补充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弹性空间，不利于发挥个人、企业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应尽快明确基本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的关系和发展定位。要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缓解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亏空，使现收现付性质的基本养老保险水平逐步降低，赋予企业年金及商业补充养老保险以更大的责任，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2）完善发展企业年金的扶持政策。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激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重要手段。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补充养老保险之所以达到较高的覆盖水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中国在辽宁试点中对企业年金规定了4％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当逐步推广到所有类型的职业年金制度。同时考虑在供款、投资和领取三个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采取国际通用的EET税收优惠模式。
（3）进一步完善企业年金的有关制度规定。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模式是自愿的、缴费确定型的基金积累制度。因此，需要对目前的企业年金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第一，关于举办资格。目前劳动部门规定了4个基本条件，即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依法纳税、具有经济承受能力和民主管理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一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如果一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意味着企业年金要完全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空间、规模和水平，同时意味着没有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从业人员、乡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没有办法举办企业年金。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第二，关于举办主体。目前中国举办企业年金的主体比较多，有行业部门，有大型企业，有工会组织，还有社会保险管理部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企业年金的发展模式，应当确定企业为举办主体。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可以由企业决定自主管理还是委托专业机构管理。工会组织或政府社会保险机构不宜作为经办主体，如果继续举办企业年金，应当逐步按照专业管理机构的要求，加快现有管理机构的改革或转化。第三，关于企业年金参保对象和权益保护。从理论上分析，所有企业员工都有资格得到企业年金，但作为企业自主建立的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允许企业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员工工龄、贡献等方面的不同有一定的自，使其发挥吸引人才、稳定队伍、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要建立保护参保人的合法权益的有关制度。
（4）加快企业年金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化投资要求的监管体制。企业年金的管理监督体制涉及到经办、投资、运营和监督等诸多方面。应当根据企业年金的性质与业务流程，对企业年金从建立到投资方向、风险控制、收益分配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从政府监管体系看，工商行政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等部门，可以参与企业年金资格的认定（涉及到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年金经办机构、专门投资机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主要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投资、运营：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等金融业务主管部门，应对基金经办机构的投资、运营风险进行监管，以保护参保人的合法权益，并保持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
（5）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储蓄性养老基金的作用在于它具有更高的投资收益。高收益同样具有高风险。由于战争、经济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基金管理不当或存在欺诈行为，基金积累模式下积累的资产遭受损失的概率更大一些。一般情况下的风险是金融风险和操作风险，比如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基金管理混乱、违规和欺诈风险、投资决策失误和管理效率低下等等。基金管理者和监管机构必须了解这些风险，对这些风险进行动态评估，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防止养老基金遭遇不慎行为的侵害，保护基金成员和投保者的合法权益。
（6）加快补充养老保险人才队伍培养、专业投资机构建设和法制建设。不论是企业年金，还是商业保险，都十分需要大量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和运营。中国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要力n快补充养老保险人才队伍培养和专业投资机构建设，另一方面，要根据加入WTO的新形势，加快保险业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步伐，大力引进外资、人才和国外专业投资机构，加快企业年金市场和商业年金保险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加快制定企业年金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为企业年金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公平的外部环境。主要
参考文献：
《财经》杂志编辑部编：《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陈佳贵主编：《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陈文辉主编：《中国寿险业的发展与监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方明川：《商业年金保险理论与实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