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起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制度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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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知识型企业员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我国社会保障目前已初步形成包含三个层次的基本框架：一是直接面向贫困和低收入阶层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包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乡村扶贫政策、灾害救济、城乡福利院以及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如医疗救助、教育费减免、房租减免等)。这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是解除因各种原因陷入生活困境难以自拔者的生活危机。二是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这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是在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的同时，使其免于沦为社会弱势群体。三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如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目的在于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此外，正在发展中的还有补充保障系统，如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互助保障、慈善事业等。

从以上可以得知，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只是处于基本的生活保障水平，体现的是互济性的特征。对于知识型员工而言，这_-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不能满足其对高水平生活质量的现实要求。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完善。制度体系缺乏总体协调，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都是各自为政，单项突破，缴费比率不统一，缴费形式不规范，待遇标准和范围及管理体制设计不统一；缺乏总体设计，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项目的具体改革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具体改革方案一改再改，项目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制度缺乏统一，性和预见性。

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合理，从宏观上讲，存在国家包揽过多，企业负担过重；供给等级制与平均主义的事实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不能全面启动等等问题。而对于知识型员工而言，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补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具体而言，就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仍只注重于基本保险制度的建设，而对补充保险、储蓄保险、商业人寿保险制度的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是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封闭导致的制度的不参与性以及信息的不公开性。制度参与指的是制度的目标群体参与到制度本身的运作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它关心的是参与这些制度的能力、过程和方式。具体而言，诸种政策与规定如何由员工获知，其知情的来源和渠道是什么，形成了怎样的认知，又是如何回应和进行利用的，对制度在现实中的运作是如何把握的。

第四，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化，它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保障对象的社会化；社保基金的筹集、管理、使用、给付的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社会化。衡量社会保障社会化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就是统筹层次的高低。统筹层次决定动员社会保障资金的伸缩能力，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能满足知识型员工的保障要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如何采取措施，才能满足员工的需求呢?怎样才能设计有效的员工福利计划呢?这就必须再对知识型企业及其员工的特点进行分析。知识型企业是以知识为主要的投资主体，以知识的投入、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创新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知识型企业是知识经济的微观活动组织。从概念上看，知识型企业是不同于传统的制造型企业的，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知识型企业的核心在于知识管理、知识创新、知识产品及知识营销，而不是单纯地对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或是文档的管理。也就是说，知识型企业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特征，其员工也有不同于传统企业员工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知识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具有更高的自主性、流动意愿；更强的经济实力及风险抵抗能力；更高的社会参与及对信息对称的要求。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以上诸多缺陷的情况下，企业的员工福利制度设计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二、知识型企业员工福利计划

福利计划的目的是企业在制定员工福利计划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目的决定手段，企业向员工提供福利的目的不同，会导致福利计划的其他决策也不同。例如，当企业提供福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时，那么福利水平的确定就要依据当地的生活水平，提供的福利也要侧重于实物和服务；如果企业提供福利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整个薪酬水平的外部竞争性，那么福利水平的确定就要根据市场水平来确定。因为本文主要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研究员工福利，因而对员工的薪酬结构并不涉及，而仅仅从保障和效率两个方面来谈员工福利制度的设计。因为知识型员工追求信息的公开性，重视过程的参与性。在进行福利设计时一定要将目的与员工的参与性结合起来，在员工充分认同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有效性。本文分两个层次探讨：物质保障层面和精神保障层面。

就物质保障方面而言，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还只是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且其运行的方式是封闭性的，也就是说，不但员工基本上不知道保障的运行程序，而且能拥有哪些保障项目、保障程度如何也一概茫然，即便是专职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员有时也不很清楚具体的程序是怎样的。因此，员工福利计划采用共同参与型这种模式。从而有效地满足员工的自主性和参与性要求。共同参与型模式是指在福利计划的制定过程中，企业和员工共同参与，一起来制定福利计划。当然，为了带来员工的高满意度，福利内容的设计至关重要。影响员工福利计划制定的因素有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基于以上分析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以及知识型员工的特点，对于知识型企业员工福利计划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重点发展企业年金计划。企业年金计划是一项企业主办的养老保险计划，是员工的一笔延期支付的工资收入，被视为养老金的第二支柱。但是，与基本养老金相比，它具有自愿建立、自主选择管理和运作方式、采用积累制实现个人保障、投资手段多样化和更注重效率原则的特点。因而企业年金具有保障功能、分配功能、激励功能和理财功能。保障功能是因为它的建立，分散了老年收入的风险，提高了保障性；分配功能是因为它是在工资、奖金、津贴、股权和期权之外，雇主对员工分配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激励功能是因为它一般是按照效率原则建立的，工资收入高、工作年限长的员工可以积累更多的养老金，所以有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作用；理财功能是因为在积累和储蓄年金的过程中，会对其进行运营，使基金保值增值，此外，国家还对年金实行免税政策。

第二，全面实行企业健康保险计划。健康保险计划也叫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计划或企业医疗保障计划，是企业为员工建立的、用于提供医疗服务和补偿医疗费用开支的福利计划。因为社会保险保障的有限性，医疗费用开支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企业的健康保险计划成为用人、留人的重要杠杆。目前，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的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因其透明性、高补偿性以及赔付的快速性成为许多企业的首选。

第三，高度重视住房福利计划。种种调查资料显示，在中国，住房福利是企业所提供的，用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一项重要福利项目之一。在“高福利、低工资”的计划经济时代，住房曾经是国有企业的一项最为重要的福利项目，企业分房是大多数员工获得住房的主要来源。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住房体制改革，打破了由企业作为员工住房的主要责任承担者的局面，逐渐建立了通过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的新的住房体制。住房消费成为员工的主要负担。除了住房公积金这一强制性住房储蓄计划以外，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经营发展情况，自愿建立补充性住房计划。对于住房计划的实施与计划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从住房消费的特点和员工所处的状况来把握员工的实际需求情况与变动趋势。当然补充性住房计划提供的水平取决于企业的经济实力，因此企业力图在固定的投入水平上产生最大的效益。在房地产火热的今天，住房团购是许多企业采用的方式，团购一方面可以带来规模效应，享受购房折扣，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和物业管理谈判的实力。

第四，充分运用团体保险。企业代为购买保险是不需要花费企业一分钱的员工福利。通过企业与保险公司直接签订团体保险合同来为员工购买人身保险、健康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等，可以使每个员工享受超值的保费折扣。保险公司对团体保险降低保费率主要是由于团体购买会形成规模效益，大大降低保险公司的售卖和管理成本。而且从员工工资中直接扣除保费的作法可以大大降低保险公司收不到保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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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多元联合模式;社会救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8-0051-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和自由,尤其是人的生存权利越来越得到认同,保障包括流浪乞讨人员在内的弱势群体的人权和自由成为社会共识,流浪乞讨人员政策的价值合理性突显,如何在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之间寻找适度平衡也成为各国政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的核心议题。中国2003年以《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管理办法》取代《收容遣送办法》也表现出这种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争:前者以“自愿救助管理”为原则体现出价值合理性,后者以“强制收容遣送”为原则体现出目的合理性。[1]中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进入价值合理性阶段是一种进步,但在实践中表现出各种问题,其解决依赖于多元联合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所谓“多元联合”,即地区联合、部门联合、机构联合,以救助站的暂时性救助为基础,在行为矫正、技能提高、疾病控制等多个方面加强救助,以实现长期救助、“脱乞”、控制“返乞”为目标,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社会救助。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实现部门联合、区域联合和组织机构联合

流浪乞讨人员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在我国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更是如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和组织机构之间协调合作。这方面,英美两国做得都比较有成效。美国政府十分强调跨地区、多部门合作,成立了一个“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协调委员会”(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加强各方的协调与合作。英国政府在推行救助无家可归者政策的时候,在相关部门中任命一个专门机构就该政策的制订工作组成领导小组:包括健康服务中心、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中心以及警察局、监狱、就业服务中心、戒毒行动组、青少年犯罪预警队、志愿的中介组织、其它地方社会团和宗教团体等组织机构人员。英美两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一是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中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促成民政、警察、监狱等机关和收容机构的交流与协调工作;二是要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学习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的地区的救助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等,共同进步;三是要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尤其要扩大信息存量、加快信息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四是要主动引进社会力量,包括各种民间组织机构、社会团体和专业社会工作者,为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提供更加广泛、深入与专业的帮助。

二、实现救助与管理结合,在保障人权、自由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寻找适度平衡

综观各国的“治乞”历史和经验,如何在保障人权、自由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始终是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的核心议题。究其原因,即在于流浪者、乞讨者和无家可归者问题关系到宪法高度上的人权自由问题和各地方政府如何维护公共利益的问题两个矛盾方面。只有在理论高度上认识到这一点,才不会犯不顾现实国情过度强调人权自由的错误和“各人自扫门前雪”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过度强调地方秩序的错误。在这一问题上英美两国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借鉴。英国历史上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把乞丐问题归结为个人问题,对其采取“禁止”“管制”的措施,但是乞丐问题却“禁”越严重;美国社会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全面同情”,政府、各类组织和全体市民全力“施舍”,结果,一时间乞丐数量迅速增多,犯罪率居高不下,最后人们开始进行自我否定:政府有责任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但也要注意对他们的管理,尤其是对乞讨行为进行限制以维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实际上,对于流浪乞讨问题,存在着两个思路,一个是救助,二个是管理。解决流浪乞讨问题,应该依靠救助与管理的结合。2003年以前,我国在流浪乞讨问题上的对策是依靠《收容遣送办法》建立起来的“收容遣送制度”,强调的是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效果;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成《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初步的“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强调救助的“价值合理性原则”,是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的进步。但是,在新制度框架下,“职业乞丐”现象、“骗站”现象、流浪乞讨人员违规违法和犯罪现象、利用乞讨或控制乞讨人员犯罪等现象日趋严重。究其原因,根本即在于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强调了“自愿救助”原则,忽视了管理职责。可以说,目前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中的很多问题正是两种制度在变迁过程中,从片面注重“政府特制”的权威主义下工具性目标到片面强调“自愿救助”的自由主义价值性目标的价值失衡的结果。[2]

三、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在制度层面上实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系统性

我国当前在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方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之后,对于日益严重与复杂的流浪乞讨问题,我国只实施了《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很多问题都没有作出法律上的规定,至使管理者和救助者在现实中常常面临束手无策的困境。一是要区分合法的乞讨行为和违法的乞讨行为,并以此为基本标准,把当前的流浪乞讨人员区分为“生活无着者(无家可归者)”、“流浪汉”和“谋利者”等几个群体,分别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二是在已有的打击欺骗和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补充制定详细的“反利用乞讨行骗和不当得利”的法规,严厉制止这种行为。三是制定旨在保护流浪乞讨人员中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妇女的法律法规,对“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加强保护。四是加强对真正因生活无着而流浪乞讨的人员的管理和救助,对乞讨行为进行适当限制,包括对行乞的时间、地段和乞讨方式进行详细规定。五是制定和完善救助站工作细则和救助人员行为准则。六是加快健全和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做到对于实际操作中的措施是否合法、禁乞和限乞的规定和措施是否合法,都进行及时有效的司法审查,保障救助管理的合法性。

四、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中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流浪乞讨人员的存在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国家对这些弱势群体有救助的义务。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效果上看,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都不应该仅是政府的事情,要想更好地实现对这些人的救助,必须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以收容所为例,美国的许多收容所就由教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创办和运行。另外,美国政府近些年来越来越倾向于把政府创办的收容站承包给社会组织开展救助工作,政府要做的是加强对这些组织机构的监督和管理。(这是美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民营化趋势。)以之为鉴,为了壮大社会救助的力量,更好地利用有限资源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组织的力量,发挥公益团体、慈善机构等的积极作用。其次,相比过去的收容遣送办法,我们的社会救助办法在处理流浪乞讨问题时更注重“人性化”,也更复杂,对救助人员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加紧对原有工作人员进行基本价值观和工作方法的培训,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社会工作人员,提高救助的专业化程度,进而提高救助效果。

五、把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

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要更好地实现救助,必须把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同社会福利制度相结合,尤其要注重把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同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一方面,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有最低的保障,能够降低生活贫困群体沦落为乞丐的风险;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我们的救助是临时救助,这就意味着乞讨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落实到社会保障制度上来,靠社会保障制度对已经救助成功的流浪乞讨者进行生活保障。当前,这些与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包括政府下属民政部门之间的通知协作制度、法定监护人的抚养义务制度、老年人的赡养义务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以及民政部门主持的其他的补充性社会救助机制等。

六、加快走出低层次重复救助的误区,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长效机制

纵观历史,在世界各国,乞丐问题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这里面原因有很多,但是低层次社会救助的现实存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长效机制的缺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当前,英美两国都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开逐渐采取相关措施,如英国采取了“救助与预防结合”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可能导致行乞的危险进行预防,在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增长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乞丐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要想更好地解决它,我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快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体系建设,走出低层次重复救助的误区。救助不能只局限于提供食宿,也要注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救助,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为他们最终融入社会做出努力。二是实现救助的专业化,保障能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他们需要的救助。三是注重预防和防止“返乞”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参照英国对至乞风险的分析和实践,对我国可能导致行乞的风险因素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强化对这些风险因素的控制,实现控制乞丐数量增长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脱乞”的人员采取扶持措施,减少“返乞”人员的数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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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法理念的定义

我国对民法理念的定义是法律理念在民法角度实现统一化、系统化。有一些专家将民法定义为，为了民族的和平统一而使人们团结起来，而这种正义的本质就体现了民法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有些人认为民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们的正义思想。作为人民群众的重要法则，民法的基本理念自然是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身利益，民法对待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公平公正，绝不能有任何的不公平现象的出现。除此之外，民法还强调社会上的自然人与民法代表人之间有公平的利益关系，主要为了保护社会主体的个人权益不受任何不良因素的影响，甚至侵害。在民法上，重点强调对个人的主要经济利益进行维护，个体与个体之间拥有平等的法律权益，在个体进行经济交易或者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尊重对法的合法利益，并且在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做到保护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实现公平合理的经济交易原则。民法还强调每个主体都有公平的机会进行合理的利益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都拥有公平的法律权益，并且机会平等、权利平等，每个个体都没有理由剥夺其他个体的竞争机会。虽然民法强调公平的竞争机会，但是却忽略了对个体之间的公平匹配原则及最终公平的效果，而这并不是民法中公平原则的本质，民法的本质是对所有个体都实行公平原则，使个体与个体之间受到平等的待遇。

近几年，随着民法的不断完善，民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有些专家学者分析，近代的民法理念只注重表面化的正义理念，强调的是民法的稳定性。而现代的民法理念主要强调实际上的公平公正原则，确保民法的稳妥性。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人生不同阶段，人们都有着不同的期望值。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对人生的定义不同，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上的各种政法及社会制度也各不相同。而对于民法来说，也同人生的发展阶段一样，有着不用的演变过程与发展阶段。民法的理念最初是从一个城镇发展起来的社会法制，经过不断的演化与改变，通过人们对其不断的创新与进化，从而形成现代的符合人们实际生活需求的社会民法。但因为立法的制定对实际的民法具有一定的影响，使民法为了更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而不断地进行改变，这也导致民法在某个层面上更重视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忽略了社会民法的实质。

二、民法理念主体的演变过程与特征

民法理念起源于罗马，当时的罗马民法主要以社会的“市民”为主，民法的建立是为调整社会制度，合理解决市民与市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但社会的等级制度分明，在社会体制上还强调平民与贵族的差别。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的民法理念也随之改变，民法不仅仅限于对社会制度的调整，更注重社会主体的价值体现。民法强调社会主体拥有平等的社会权益，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人格的独立与自由，社会上不存在平民与贵族之分，以往不公平的社会体制逐渐逝去，民法使社会上的所有个体都是主体，都有其主导的社会地位，将所有的市民视为同一层面的平民，这使得所有的社会平民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

三、民法理念主体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根据对以往民法理念的分析得出，传统的民法理念强调人格价值，注重人格的平等、自由。然而过于强调主体化也影响着社会制度的建立，社会需要一个合理的适应社会国情的制度。建立适应社会的制度需要解除独立的民主主体结构，以往的私法结构是较为统一的个人主义体系结构，这种私法结构造成社会结构的破裂，若想打破这种独立的个人主义结构，需要站在社会国情的角度，对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加以分析，再结合社会理论体系，建立良好的和平原则，合理地应用到社会民法中去。

由于民法理念的过于主体化，导致社会制度的准则过于抽象，过于局限，应该对社会制度的主体化观念加以放松。另外，应该对民法理念的固定化思想加以改善，以达到改善社会结构的效果。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使民法理念越来越受到社会群体的重视，而社会制度的构建又依赖于社会的民法理念，因此，建立与时代相结合的社会民法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及合理社会制度的有效手段。

四、民法理念主体在当今社会形势下的发展趋势

民法理念的主体化将个人主义思想放在主要位置，强调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甚至超出了世界观、人类是民法的主导者，法律的建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思想，人类可以自由分配自然资源，改革社会经济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制度。从以往的人类盲目信奉神的思想到现代人类对自由、平等的人格的追求，表明人类已经在个人主体的思想上迈出重要的

一步。但人类不应该过分注重人性的价值，更应该在强调人格的基础上对民法的理念加以创新。

民法的主体化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思想价值体现，使人们更注重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这也造成社会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散，人与人之间缺乏实际的交流，这种现象的产生也造成整体社会体系结构的分解及社会功能的缺失。主体化的社会结构使主体本身拥有自主的选择权，并将自己定义为所有事物的中心，根据对自身情况的分析，找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且发挥自身的作用对构建和谐良好的社会体制做出贡献。然而，这种自我膨胀的民法理念却使主体与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使其难以相互融入对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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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 民主 读后感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对于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此书的分析研究可以为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1.写作背景介绍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是法国人，其在哲学、社会学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建树。该书的发表分成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1835年，下卷在1840年出版。托克维尔经历过浩浩荡荡的法国大革命和波旁王朝复辟，当时法国正处于社会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为托克维尔撰写《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提供了丰厚的参考。在结束了对美国社会的长期考察之后，他结合自己的见闻以及对社会制度的思考，完成了这部名著。该书一经发表便受到了大量的好评，托克维尔也因此名声大噪。

2.《论美国的民主》内容介绍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只有民主的政治理论才能推动新世界的建立。托克维尔在对这一理论进行阐述的过程中指出，民主的政治理论的实现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去探索研究，并不适用于普遍规律。这种观点的形成与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的民主制度对托克维尔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于是他在经过长达九个月的考察之后，将所见所闻忠实的记录在自己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地理情况以及美国民权的起源和其对美国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下卷主要讲述了民主对美国智力、情感、民情以及公民社会的影响，其中托克维尔借助美国的背景，详细阐述了其本人的政治哲学以及社会思想。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所反应的中心思想就是贵族制度的消亡是不可阻挡的，民主的发展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在上卷中他从自然、民情以及法制等多个角度详细论述了美国施行民主制度取得的成就，并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得以确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下卷中他对民主制度与贵族制度下的社会各方面内容进行了比较，突出了美国民主的优越性。

3.感想

《论美国的民主》成书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对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具备清晰的认识了解，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够为法国顺利的度过这一关键时期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他认为想要塑造一个全新的法国必须采用新的政治理论，即民主。于是他将美国的民主制度全面完整的汇集到《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强调，民主制度的实施虽然会为国家带来阵痛，但是却会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持有肯定态度。

从《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我们可以深入透彻的了解到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情况以及民主带来的深刻影响，在书中托克维尔虽然高度的赞扬了美国民主的优越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制度的实现依托于多方面的条件，这种模式是具有特殊性的，是不可以生搬硬套的。该书不仅为人们了解19世纪的美国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同时也为人们深刻的认知民主这一政治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帮助。本书记录了大量现代民主制度实践的资料，我们需要了解到，民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深入透彻的分析本书的核心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的认知民主这一概念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社会体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却依旧缓慢，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单薄，从而对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造成了的巨大的阻碍。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为我国民主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参考，通过对本书的分析，我国确立了渐进式民主的策略，即从改善民情起步，使民众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为民主制度的落实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高旭.公民社会与民主[D].上海师范大学，2014.

[2]兰培珍.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学习与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6，06：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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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企业起源；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1-0066-06

当代企业似乎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经济体，小企业、大企业、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企业形式层出不穷，而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制等企业制度也是不断生成或被设计。但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起源问题，我们过去却较少思考或鲜有有说服力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仅提出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思考和主观推断，而暂不做严格的论证，为的是拓展研究边界，引出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情境是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这里的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

其次，我们要重点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可以有一般企业和现代企业两种理解。所谓一般企业，是指包括手工业企业和使用机器及机器体系的现代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基本特征的，即从事着产品生产和服务活动的，独立的经营单位。所谓现代企业，是一般企业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要追溯企业的起源，我们应该将企业理解为一般企业。那么对于中国一般企业的起源研究，则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0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

最后，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而历史的研究自然是以时间为脉络的，因此我们应对这一问题的时间跨度做一界定。上文提到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而要知道，这些组织形式也可以看做是手工业和商人群体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映照。那么，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是否要以家庭生产和商人的出现，甚至是以分工、交换等古老的人类活动的形式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呢?我们认为意义不大。因为，最初的交换活动发生在人类原始共同体(氏族)之间，最初的交换形式为礼品互换，礼品互换一开始是以男女之间互赠礼物的形式出现的，相伴随的是对偶婚配制度的日趋固定化，从而逐渐转变为个体婚配制度形式。氏族组织内部的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生产方式由采集和渔猎向畜牧业乃至定居农业的发展(亦即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工)，对偶婚配向个体婚配的演化，以及礼品互换向商品交换的转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氏族组织向家庭组织的历史演进，进而以家庭组织为前提条件的家庭生产、个体商人逐渐出现。可见，这一历史进程大致来说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轨迹(只是在具体演进时间上有所不同)，进一步地讲，在尚未出现国家的概念，更没有形成政治制度、成熟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原始社会阶段，并不存在讨论中国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企业起源问题的预设条件，因此我们选以西周时期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那么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以什么时期为终点呢?我们以1840年这一历史事件为终。的爆发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而在晚清政府开始“师夷长技以自强”，移植西方企业制度(如股份制)的环境下，原有的中国本土的企业萌芽也得以根本性的转变，已显现现代企业特征的中国近代企业至此产生。那为什么我们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以为终，而舍弃对之后产生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呢?我们认为，西周至以前，中国企业的起源应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有着一定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形成则可以说是一种“激进式”的变迁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已有企业制度为依托的。也就是说，对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与发生在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形成和演变过程，并不具有理论分析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中国近代企业与中国古代企业萌芽有着显著的区别，

“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手工劳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换言之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在此生产水平上的手工业，一般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不是很高，生产成本比较高，而近代生产力则表现为机器生产力即自然资源(煤、天然气和蒸汽等)转化的机械力，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企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二者之间的主体地位也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官府手工业是历代王朝的附属物，民间手工业则是次生物，它们不可能取得法人地位，全凭官府的需求和政府的‘照准’经营；近代企业则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对企业经营负有限责任。”

至此，我们便可以总结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了，即对西周至期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条件下，商人和手工业者如何艰难发展和兴起，他们所主导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二、已有的相关理论能否适用于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企业起源的问题似乎已得到了很好地解释。这一判断主要源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对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所开创的企业理论。那么是否他们的理论确能适用于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解释呢?

亚当・斯密是最早涉及企业起源问题的，他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分工所创造的生产力是手工工场(企业的早期形态)存在的原因。而马克思则继承并深化了斯密的分工思想，认为分工与协作是企业的本质，强调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并以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产生了企业。

不可否认，在我们今天看来，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解释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产生的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的观点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关于企业是如何产生的解释，并不能完全套用在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研究。首先，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我们所说的中国企业萌芽的形成和演变的时代背景，分别是议会民主与皇权专制、工业革命与奇技巧、海外贸易与闭关锁国、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新教伦理与儒家思想，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到思想文化与道德宗教都有着诸多的不同，这使我们自然

就不能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加思考就作为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问题的解答。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其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不是普适性的。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就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作为一种历史通则。

其次，斯密和马克思都是以当时的手52_32场作为其研究的案例。这一案例对象的选择大大限制了他们理论的适用范围。手工工场是一典型的生产性企业，这也使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自然忽视了对企业流通职能的关注，商业性企业的产生也就很难用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解释。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手工工场认为是企业的初级形态，从而将手工工场看作了企业产生的起点。但是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在手工工场之前还长时期存在着家庭作坊等更为简单、初级的企业形态。这类初级的企业形态的分工和协作水平自然也非常简单，所以当时的作坊主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摆脱“农本工商末”等意识形态和抑商政策的制约，而不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分工协作。马克思关于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在这里也就显得不那么有解释力了。

另外，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或称现代企业理论学派以交易费用为主线，认为“企业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一个契约替代另一个契约”、强调企业的交易属性。但他们只是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逻辑问题，而没有清晰地描述出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过程，其理论的核心――交易费用至今仍被众多学者指为概念不清、定义模糊、定量困难。从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说，交易费用理论并未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框架，仍是以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进行讨论的。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是从总体全局(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了企业内部分工与市场分工的费用问题，却并未指明是何种人做了怎样的替代选择。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替代应是最初的没有组织的单个自然人的生产对组织成一个企业后的生产的替代。科斯直接的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忽略了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忽略了企业家和工人的选择。其实，从最初单个的生产者到后来企业的组成，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互惠”过程，无论工人或企业家的收益都是有所增加的。也许从个人收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整个社会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存在性问题，会更有效一些。从这点上来看，交易费用理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如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倒是从个人收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到“企业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单个的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而进行合作生产”。

科斯在利用交易对企业的存在性进行论述之时，只注意到了企业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却没有注意到企业在专业化和分工协作上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对于单个自然人生产的规模优势。而这也似乎是科斯在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只把企业看做是生产函数后，有些“矫枉过正”忽视企业的生产职能的结果。

由此可见，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这些研究要么是注重逻辑演绎的理论分析却缺少对历史过程的关注；要么是极具历史感却并不能作为通则，而难于在中国情境下得以适用。进一步地说，现有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在于两点：一是没能从历史视角考察这一本来就属于历时性的过程问题；二是没有把中国特殊情境嵌入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过程的分析。

三、可行的研究思路

正是看到以往的经典理论依然不能很好地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起源问题进行解释。我们提出以博弈论框架下的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而若要以此方法来开展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则必须做以下的说明和界定。

1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就是说组织也可以被认为是制度。对于这一说法，学者们有争论。赞成的有康芒斯、舒尔茨、拉坦等人。康芒斯说：“制度……这种运行中的机构(组织)，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可见，在他看来具有业务规则的组织都可以称为制度。舒尔茨在谈到制度的类型时，也是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实验站等组织看作是制度。拉坦也是明确认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

而持否定观点的则有诺斯、柯武刚和布罗姆利等人。诺斯明确地将组织排除在制度的概念之外。他指出，要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组织是在基础规则即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制度类似于运动员的比赛规则，而组织则是运动员在该规则下为赢得比赛胜利，把其策略和技能加以组织或模型化的方式。柯武刚与史漫飞“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诫’和交通规则却是制度”。

从以上各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对把组织看作是制度的学者，是将组织狭义地看作是只有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而赞成派则是广义地认为组织包括组织中的人以及约束组织中人的行为规则，所以组织也可以算作是制度的一种。

在这里，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以上两种判断谁对谁错，因为众多有差异的定义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这取决于分析的目的。

基于此，我们也可以从广义上认识组织，认识企业，并将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产生过程看作是一系列制度(契约)的形成过程。而这些契约主要包括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等等。之所以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看作是这些制度(契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是因为这种方法恰恰可以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并较好地从人的主观意愿出发来考虑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这种融合是指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和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的形成过程，正是企业的分工协作以及专业化相较于自给自足生产而带来的收益过程。为了改变自然经济的局面，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是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基础，从而需要克服统治者设置的各种抑商政策而带来的高交易费用。

2　把制度看作是博弈均衡

在明确了使用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后，我们则需要确定采纳何种制度分析方法。

关于制度分析的方法，林毅夫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提到，西方经济学现有三个流派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第一个流派是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Ronald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第二个流派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Kenneth Arrow、Frank Hahn、Joseph Stiglitz和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或从信息的不对称、克服道德风险的角度来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第三个流派是以博弈论，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 Binmore、H_Peyton Young、Robert Sugden、Avner Grief等。

自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1981)最早将博弈论运用在制度分析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钟情于以分析人与人之间相互选择的博弈论为工具来研究影响人们行为的制度问题。为什么博弈论的制度分析方法如此受欢迎呢?聂辉华(2008)给出了三个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当我们发现真实世界的社会制度不完美时，我们不是去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是去通过改变约束条件来改进现有制度。博弈论方法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强调了结果对于规则的敏感性，这有利于将历史因素融入到制度分析之中。第三个优点是，博弈论允许多重均衡，有助于解释现实制度的多元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既可以容纳历史过程的分析，又可以适用于解释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制度形成，而这两点恰恰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关键。

因此，我们又选定了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作为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工具。而在博弈论中，一般又将制度视为博弈均衡，即如Schoaer所说，把制度当作是行为人的行为均衡(equilibrium 0f behavior)，在模型中则表现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目的是通过不同的策略选择以达到其收益的最大化，即所谓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旧

笔者非常认同制度均衡观，认为制度是内生于行为人在相互策略选择后自我实施(self enforced)的“共有信念”

(shared belief)，而这种“共有信念”又是与人的偏好、认知互动演化的。而回到我们讨论的主体――中国企业的起源问题上，则可以表达为，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形成过程是人们(包括平民和统治者)从原有的稳定的自给自足经济，到逐渐接受企业这种经济形式，接受雇佣关系中产生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企业主“富甲一方”后对统治者政权构成威胁的过程。这种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接受和旧的“共有信念”的抛弃，又是因为人们收益的变化对原有偏好和认知的影响，而偏好和认知的改变又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认同感。同时，我们还可以尝试把惯例、习俗、已有信念等非正式制度对参与人的影响考虑进去，并试图体现企业相较于原有自然经济的分工协作及规模的优势。具体来说，由于一般认为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是企业的最基本权利，也是现代企业相较于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最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手工业自由雇佣制度的形成，民营手工业能否在皇权的统治下自主经营和发展，中国古代商人在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下财产权是否得到稳定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从制度均衡的视角来考察，以说明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

四、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意义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是，在西周至时期的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虽不断形成和演变，手工业者与商人群体也逐渐兴起、壮大。但是，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国的企业萌芽却未能自发演进为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组织形式(即具备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等最基本权利的组织形式)，而是最终以屈辱的方式，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直接移植西方企业制度，“突变”为近代企业。

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中国企业正快速发展成长的今天，认真反思在唐宋时期曾盛极一时的中国，为何于17世纪后全方位(主要指经济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中国企业萌芽虽早已出现，但却未能如西方一样产生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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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守则 构建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007-02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发生着改变，同时也为构建社会工作伦理体系带来机遇和挑战。构建21世纪中国特色的医务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体系，不仅仅要求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吸收借鉴有利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因素，在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改造、发展、创新，从而实现对我国社会工作伦理体系构造的理想。

一、紧随当代核心价值体系

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导向，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认识，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要实现的目标，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构建要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党提倡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政策目标，国家的价值导向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倾向，从而决定了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取向，也关系着社会工作能否顺利协助政府实现美好社会景象的愿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体现了以人为本，追求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恰好符合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取向，让我们更加坚信要以人的实际需要作为服务的出发点，强调对人的尊重，强调人人有平等权利享受社会赋予的福利，不会因为个人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而有所偏颇，在公平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法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制定政策法律时应当特别考虑到社会当中的“最小受惠者”，因此制定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要合乎政策法律要求和本土的伦理道德标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规定了公民基本的道德准则，这也是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应当遵循的基本标准，伦理守则作为指导社会工作者行为的指南，只有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才能发挥专业本身的效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二、立足本土文化

我国传统价值观念对集体的重视远远胜于个体，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个人和集体利益面前，个体利益对集体利益的无条件服从和牺牲是无可争辩的选择。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的束缚下，个人总是作为集体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群体中的个人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个人的位置所在，集体利益的维护要求个人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来确保。正如梁漱溟所说：“在中国的思想中，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而是把人认作‘依存者’”，这种大同、和谐的思想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文化里，家庭和国家永远是个人的庇护所，过分强调了集体对于个人的作用，长此以往个人容易对集体产生依赖性，从而削弱了个体奋斗和创造的激情。虽然这与西方追求个人主义思潮和这种群体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文化不能用对错来判断，它是与社会的历史发展相伴相生的，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社会，同样这种文化也会造就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工作模式。无论怎么样模式的社会工作只要能在合乎社会伦理道德的范围内，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起正向的促进作用，那么这种模式就是好的。对于全世界来说，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因此也不会有一套普适的社会工作模式。当然，即使有普适的模式，对每个国家来说也不一定适合。虽然我们对个人价值的重视程度与西方的差别较大，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抛弃自己的优秀文化，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构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们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之上的，这就是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是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网，人们喜欢以自己为圆心画一个社会圈子，从内向外划分亲疏远近，我们的社会制度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就是“关系的远近”的人情关系。而西方社会把制度放在管理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唯有“铁的制度”是最有效的，最公平的，通过制度来管理国家约束个人，是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执行国家福利政策的一个原因。因此，社会工作应在运用“以理服人”工作方法解决问题时，需充分考虑本土“以情感人”的交往方式的影响。

三、融合西方文化

社会工作这种职业化的助人工作，其发起源于西方的慈善组织会社和社会睦邻运动的助人理念，这种理念原本是个体自发的，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西方国家把它列为一种利他的制度和职业来协助解决人与社会和环境互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这种助人的行为打上了制度的烙印，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从业者具有了强制性和约束力。一方面，社会工作的助人活动是通过社会制度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依靠相关制度的支撑来解决社会问题。在提供服务时，需要专业的工作方法对案主的困难进行分析并借助于相关社会制度的协助对案主提供帮助。从案主的角度来看，他们寻求帮助首先相信的是制度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然后才认为社工有能力帮他们把制度转化为需要的资源。社工会因此获得应有的报酬，而案主的困难得到缓解，达到了双赢。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服务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慈善之举，而是社会福利制度，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是政府为增进案主的福祉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政策性的行为。社会工作被列为一种社会制度，有自己独特的工作守则、方法、手段等一系类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其实也是源于社会制度的支撑。

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民政系统的行政工作，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掌握的仅仅是助人的政策，将这些政策转变为行动的专业技能和方法还有待提升。因此，从我国现状出发，首先通过系统的培训提高原有民政系统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在原有工作模式的基础上把办事方法规范化专业化；其次要注重对新生代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吸纳，为原有的民政工作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形成畅通的交流机制，如老人带新人、新人教老人的互动学习模式，这样能迅速转变民政工作的模式；最后要对一些伦理专家，社会工作伦理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提出的见解仔细研究，并认真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理论的效度，从而及时对理论的应用情况反馈，不断更新和改进。

【参考文献】

[1]陈钟林，黄晓燕.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2]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谢莒莎.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及其解决方式[J].社会工作理论探索，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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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理之有方。”中国的个人理财服务业还处在初级阶段。而了解这个行业在海外发展的过去和现在，了解行业先进力量为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行业的健康发展所做的努力和得到的结果，应该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个人理财服务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包括金融业高度发达，法律、税务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相对严谨和复杂，民众普遍的生活水平较高，中产阶级人群庞大等。个人理财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和民众财富状况以及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贵族走向民众

对个人财富的管理服务起源于欧洲，当初主要对象是贵族阶层和富裕家族。这些家族的资产来源于遗产继承，在理财方面偏于保守，因此直到今日，债券等固定收益类的投资工具依然是欧洲人比较偏爱的投资工具。

到了上世纪，对个人财富的管理服务越来越平民化，其中的原因很多，如：白手起家、通过创业快速致富的人群使创富型客户群体成为财富管理的重要对象；西方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去监管化（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使得更多的普通家庭接触到并且拥有更多的证券化资产。

1990年初期，各国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相应的税务改革，使得每个家庭更加重视对未来退休费用的规划、储蓄和管理；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又使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制度体系和金融产品。这些因素，使得民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理财业成长的烦恼

从海外发达国家理财业的历程来看，一开始也是以产品销售为主要模式，围绕客户的可投资性资产，帮助客户增值保值。同时，金融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从产品发行者手上获得佣金。不难看出，目前国内理财业主要也是以这种方式运营。我们称之为“以产品为导向”的理财模式。

在这个发展阶段，金融机构争相以完整的产品线、多元化的产品（后来发展成更加复杂的结构性产品）来招徕客户，而从业人员更多以销售者的面目出现，为了说服客户购买产品以获得更多的佣金，不断地抬高客户对收益率的预期。

但金融产品不是普通的消费品，资产一旦亏损，客户便会感到受了销售人员的蛊惑；而金融机构在熊市时往往无法说服客户购买产品，形成了“靠天吃饭”的行业生态，这成为该模式最大的问题。

进入到1970—1980年代，在业内先进力量的驱动下，理财业对以产品为导向的理财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形成了金融理财规划（Financial Planning）的理念，提出了“理财服务是帮助客户实现人生长期的理财目标和生活目标”的口号。从业人员不仅要了解产品和客户资产，更重要的是了解全面的家庭财务信息、生活目标和理财目标。这一理念在日后对整个理财行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1990年代初，理财规划服务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然而，客户却在此期间有了更大的转变。尽管理财规划理念对大多数业内人士而言还只是产品销售的一个噱头，但客户对符合其实际利益和需求的服务理念更加敏感。

同时，针对日益提高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呼声，一些发达国家逐步推出了针对金融服务的改革法案（如澳大利亚的“Financial Service Reform Act”等）。这些法案强化了对从业人员的监管要求，其中对行业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包括2K（Know Your Client，Know yourProducts：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产品），以及信息（其中包括佣金、利益冲突、以及法律声明等）披露制度。

用金融拥抱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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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史学到认知科学研究，道格拉斯・诺斯的学术之旅看起来多少有点奇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段漫长而又充满意外的旅程”。他的讲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塑造其学术生涯的其实还是一项持久不变的目标：探究造成经济的富庶或贫穷的最初根源。

自从罗纳德・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发表以后，经济学家的研究就不得不受交易成本和制度因素的影响，诺斯的研究更是有着这种研究方法的深深烙印。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将制度分析引进经济史学的研究。他最初对经济学感兴趣是由于当时是者，不过在探索影响经济表现的原因的过程中，他却发现经济并不必然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相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他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经济的长期发展，取决于社会是否存在有效的制度，使得人们付出努力所得到的回报能够尽可能地接近他们这种努力对社会的贡献。制度是否有效，决定了对社会的激励是否有效，也决定了社会的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决定了国家的福利程度。这个思想，我们可以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细细体味。

有趣的是，诺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许要超过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还远不能说有效，其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制度就是完美的，不过，它们至少已经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结构，当构建的制度框架得出的社会发展结果不符合人们的期望时，制度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修改，向能够产生出想要的结果的方向收敛。也就是说，由于人类所知是有限的，而未来又是非常不确定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修正错误”的能力，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在探究社会制度的修正能力时，哈耶克指出，社会的长期增长，必须允许社会上所有不同的人在一切方向上探索发展的可能；由于每个人的能力、机遇不一样，总会有人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而社会的其他人可以沿着这个方向跟进。建立在分立的产权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显然具有这个优势。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依靠一些精英为其设计、计划发展方向，则非常容易犯错误而且不自觉。诺斯给我们提供了前苏联从高速增长到沉疴不起这个很好的例子。这清楚地表明，少数精英固然常常能够做得很好，但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更多的时候会犯错。只能跟随精英们指定的路径的社会缺乏校错的弹性，而且常常要整个社会为错误付出代价。

在某种程度上，诺斯走向不同的研究途径，他从1990年开始认知科学的工作。显然，他认为，要了解人们为何作出既有的选择，了解为何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意识形态能够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与指引经济的运行，必须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的研究，理解心灵学习与决策的方式。他和实验经济学家、人类学家、认知心理学家、脑科学家合作，研究社会规范是如何起源的，并且取得了有趣的成果。交叉边缘学科似乎正在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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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纳西族；殉情文化

国内外学人关于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研究，论著非常多，而对纳西族的殉情文化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但也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体系。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论及纳西族殉情的俗源、纳西族殉情的原因和文化美学解读。

一、关于纳西族殉情的俗源

关于纳西族殉情的俗源的记载多见于云南的地方志。最早记载于史书的纳西族的殉情习俗，是在光绪《续云南通志》一书之中：“滚岩之俗，多出丽江府属夷民，原因未婚男女，野合有素，情隆胶漆，伉俪无缘，分袂难已，即私盟合葬，各自冠服，登悬崖之巅，尽日唱酬，饱餐酒已，则雍容就死，携手结襟，同滚岩下，至粉骨碎身，肝脑涂地，固所愿也。”就这句话就道出了殉情的整个发展过程：未婚的男女产生感情后，难分难舍，情意浓浓，便私自决定殉情，各自穿上华丽的衣衫，登上山之颠，用歌倾诉心中喜怒哀乐，吃饱喝足，一起从悬崖上跳下。其实，纳西族的殉情并不只限于未婚男女，还有不少是婚后与婚前的恋人一起殉情的，更不可思议的是纳西古王国的某些东巴也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殉身；殉情的方式也不局限于跳崖，经常见的还包括自缢、跳水、服用草乌或鸦片，或者是服草乌酒与自缢相结合。

四川省盐源县邑人陈震宇与清同治甲戊年抄呈的《盐源县志》中所载的《盐源杂咏》中说：“谁谓蛮家无是非，两情相向更相依，今生只合风流死，化作鸳鸯到处飞。(幺摩，败露，男女俱自尽，俗名风流死。)”还有“取次贪花情大浓，风流肠断行踪踪，纵然化作双蝴蝶，未必花间得再逢。(夷俗，男女私通情愿，即采断肠草和酒饮，肠断同死，名日风流逝”。这段话即在讲男女两情相悦，或者败露，便相约着用断肠草和酒一起饮用同死，这种就叫风流死。

二、关于纳西族殉情文化美学和原因的解读

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丽江旅游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学者关注到了纳西族的文化，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纳西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繁荣的趋势，从全方位、多角度对纳西文化进行了探索，而对纳西族殉情的研究也出现了杨福泉、和志武等本土的大家，也有不少的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个人间的悲剧，且从其文化美学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解读。

(一)关于殉情的文化美学解读。

对于生命的意义来说，殉情无疑是具有悲剧性文化，可是，从文化美学的角度来说，它这种文化超越了悲剧，从这种悲剧中可以投射出对自由爱情的精神美和追寻终极关怀的自然美。这是一些学者对殉情文化意义的解读。比如乐鹏在《滇西北奇旅》一文的“奇谷芳菲”部分中，通过游览云杉坪，认为纳西人具有诗人的气质，有柏拉图式的浪漫与激情，为了爱走向自我毁灭之路，是对自然美和爱情美的追求。袁念琪在《高高的殉情地》一文之中，以自己的亲身游览了纳西族殉情的圣地――玉龙第三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了殉情，“殉情的心情是美丽的，殉情的盛装是美丽的，殉情的地点更是美丽的”。

秦晓宇的《另一个丽江》一文，吸引着作者来丽江的是丽江是风流之乡，殉情之都。通过对东巴史诗与殉情歌《鲁般鲁饶》、《游悲》的阅读，把纳西人的情死理解为对青春乌托邦的迷恋，自由与爱情是两朵奇葩，散发着欢乐和忧伤两种芬芳，而纳西人的殉情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福祉，用生命而非文学艺术作品来延续，人类的爱情神话、不老传说。杜健荣的《云杉坪，爱的归宿》一文中，同样是经过游览云杉坪引出殉情，回顾殉情，体会殉情，认为殉情成为了解脱一切的最完美的方式。

杨福泉的《纳西族古典殉情文学中的灵界信仰》一文中，通过结合记载于东巴经的纳西族最早的古典殉情长诗《鲁般鲁饶》和民间殉情调《游悲》等纳西族殉情文学作品，对纳西族殉情者所向往的死后山中灵界“玉龙第三国”这一幻化世界的种种文化内涵和文化美学意义进行了探索：它表现了一个朴素而超然的人生理想和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丽境界，是纳西族传统灵界观念的传承和发扬；纳西族传统的世上万物皆为雌雄二元对应关系，皆有配偶的观念。分析了这一灵界信仰与纳西人传统的死后灵界信仰的传承关系和区别，指出它那种与山林和飞禽走兽和睦相处，“青春在此永恒”等观念的民族历史和传统的深层意蕴以及它与纳西人“人与自然是兄弟”、“生命最终归身大自然”等传统观念的渊源关系。

周文英的《喉咙如何展开――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女人是“蜜”》中的女性命运》一文之中，分析了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小说《女人是“蜜”》是从一个跨国度的爱情悲剧里，探询纳西族“殉情”的特殊而又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义，作者在“殉情”的悲壮而凄美的爱情和生命的绝唱里，进行一次对情感的追溯和灵魂的拷问，认为生命和爱情的选择就是灵魂的选择，也体现了纳西族女性对情死女神的盲目虔诚和无限敬畏。通过纳西族三代女性的命运，勾勒出纳西族女子祖祖辈辈的生活状态，折射出她们身上的忘我、奉献和牺牲精神，揭示了传统的殉情风俗对女子的伤害。

王启梁的《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及法律失败――对纳西族“情死”的法律人类学解读》一文从法律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把纳西族的“情死”视为一个法律个案来进行考察，把“情死”视为一种被冠以风俗之名的非正式制度，从制度间的相互影响、冲突以及人的主观方面发现这一非正式制度产生的原因。“改土归流”这一制度性的变革，使得儒家化的法律制度的确立，即儒教的伦理主张得到国家的支持，受到法律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国家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在丽江各民族中确立一种符合中央正统的生活方式，但是大量的纳西族殉情事件的发生表明了这种正式制度的推行遇到了巨大的社会阻力。官方法律导致了殉情现象的制度化，发展出一种非正式制度，而这种“情死”制度的出现就有力地对抗了正统婚恋制度、法律。从纳西族的殉情习俗个案可知，非正式制度的发生是法律等正式制度与宗教、信仰、价值等人们的主观信念同时作用、强烈互动的结果。

沈玉菲的《纳西族宗教殉情死亡仪式解析》一文，先检视学术界对殉情习俗的研究，从神话传说对文化习俗的暗示和塑模作用出发，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神话对文化习俗的塑模作用是通过纳西族具体的死亡仪式得到实现，而东巴教超度仪式中生动的神话吟诵，对人的心理具有强烈的暗示效果。以丽江纳西族社会历史上的殉情死亡仪式为例，认为这个仪式过程经历了隔离、过度、重生阶段，成功地完成了个体生命的角色转换，使族群新秩序得以建立。作为殉情习俗的发生之因与后续之因，现实的苦难伴随着宗教，前者比较直观，后者则比较隐蔽，双方的关系呈动态发展变 化。虽然神话对仪式发挥了支持与肯定的作用，有力地塑模了文化习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纳西社会环境及婚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殉情习俗已经成为历史。

陈艳萍的《纳西族殉情作品及殉情风尚生死观探析》一文中，以纳西族文化为背景，从其殉情作品《鲁般鲁饶》和殉情风尚所蕴含的生死观入手对殉情现象进行深入考察，笔者认为情死之都生活着的纳西族并非悲剧的民族，它所有的文化表征都显示出这是一个执着于爱、勇于探访幸福的民族。

(二)关于殉情原因的解读。

学术界普遍认为，造成纳西族殉情现象频繁乃至形成习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雍正年间清政府对丽江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之后，派驻丽江的流官引入儒家礼教思想，以夏变夷，全面实行强制性的风俗改革，而纳西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自由传统及相应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清政府以夏变夷政策与纳西族传统的恋爱自由观发生>中突，导致殉情事件增多。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民族性格、精神气质及宗教因素。

对纳西族殉情原因的探讨最为深入的要数学者杨福泉。他的各种著作、论文等皆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探讨。杨福泉的《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一书，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对殉情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进行专题研究，认为研究纳西族的殉情，对于揭示纳西族多元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书中，作者先详细的论述了殉情的词义，殉情的方式，及其殉情的整个过程和殉情产生以后所带来的问题，认为最早导致纳西族殉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激变、文化的变迁，即清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儒家礼教和内地汉俗为标准进行大规模强制性的移风易俗，与纳西族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中突，而封建家长制、强硬性的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冲突，苛刻的妇女贞节观等封建礼教的典章制度都够成了殉情的社会原因。

杨福泉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与纳西族的殉情》一文，认为政治制度变革引发的文化变迁是导致纳西族殉情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清王朝在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实施“改土归流”，推行大规模的“以夏变夷”强权政治和强制性的风俗变革，纳西族传统观、婚姻观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中突，儒家文化的封建礼教与纳西族传统习俗的>中突，导致了众多的殉情悲剧。杨福泉的《神秘的“世界殉情之都”》一文，根据作者的调研，以丰富的传说和事件，对“世界殉情之都”――丽江的殉情史进行解读，指出丽江的众多殉情传说和事件发生有其社会原因和精神原因，汉文化习俗的侵入是殉情的社会因素，纳西族的信仰是殉情的精神因素。杨福泉的《丽江纳西族殉情现象揭秘》一文之中，通过解释被西方人称为“世界殉情之都”，把殉情悲剧发生的前后包括殉情的方式、准备、地点的选择及其殉情发生以后逐一的进行了论述，通视殉情悲剧，认为殉情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下强制实行的移风易俗政策>中击形成的二元婚恋形态“婚前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是造成殉情的关键。同时，纳西族青年妇女成为殉情悲剧的主角，是封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使妇女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让女子更倾向于殉情，决心比男子更坚定。此外，纳西族地区民间禁忌与“养鬼”(无论城乡都存在)的家庭联姻，使得相爱的男女单方或者是双方家庭被诬蔑为“养鬼”的，同病相怜，强烈的自尊心促使他们不愿在社会的歧视下苟且偷生，于是相约殉情。还有一个原因是“玉龙第三国”这个理想王国的诱惑，与纳西人“民不畏死”的精神，面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便表现出了以死来殉自由和爱情的理想。

庾莉萍的《丽江：殉情俗源》一文，以其丰富的史料和民族文学作品记述纳西族的殉情风俗，探寻殉情的源流，讨论殉情的原因，指出民族固有风气、文化的>中突、婚姻自由的向往皆是殉情发生的因素。

从以上的对殉情习俗的研究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与纳西族传统习俗的>中突成为了殉情产生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殉情我们应该从各个因素的综合来分析。和志武在其《纳西族民间殉情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文中认为，“从古代到近代，形成殉情的原因很复杂，甚至还牵涉到社会底层人们心灵中的某些秘密。因此，离开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复杂的诸多因素的综合考察和分析，就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结论。”并通过调查研究认为纳西族民间产生殉情的社会历史原因大致有七个，也是本文的一个总结：主要的社会原因是过去社会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历史传统的影响即《鲁般鲁饶》起到催化剂的消极作用和传统风俗文化中的消极影响；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民国时期抽壮丁的影响； 《游悲》殉情调的影响；落后的社会禁忌的影响，人们不愿与“养盅”和“养小神子”的家庭结亲；近亲配婚的影响，即“姑舅表优先婚”和姨表婚的传统包办婚姻，便产生了“不自由，毋宁死”。

篇10

从人类社会的早期开始，我国劳动人民便依照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创造出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它采取不自觉的艺术方式，用虚幻的想象和夸张手法来反映人类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的美好愿望。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孕育了丰富的神话故事传说，反过来，大量神话传说又为中华文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中国古代神话表现了一个漫长的时间与广大的地域，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神话材料的匮乏和不系统，所以后世学者在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中存在的困难也就超乎想象的复杂和艰巨。在学术界，横式法和纵式法是学术界对神话材料进行分类整理的两种传统方法：一是横式分类法，就是打破故事的原有框架，自然性神话和社会性神话是我们常见的两种神话大类，在这两种大类中又分出了若干小类，譬如在自然性神话下面又可分出了动物神话、风雨云雷神话等。此种分类法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又分成了有关开辟天地的神话、日月风雨等其它自然现象的神话，有关万物起源的神话，有关描述众神和民族英雄的征战神话，有关幽冥界的神话和人物变形的神话的，也有分成有关哲学的、科学的、宗教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神话的。我国著名的民俗人类学家林惠祥老先生将神话分成了定期的自然变迁和季候的神话、自然物的神话、反常的自然神话、宇宙起源神话、神的起源神话、人类及动物起源神话、变化的神话、死后存在及冥界的神话、妖怪的神话、英雄、家族与民族的神话、社会制度及物质发明的神话、历史事件的神话等十二类神话。

二是纵式分类法就是以人物为中心，以历史为故事框架，按照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安排结构，安排资料的内容。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就整理出了我国古代神话诸神神谱，《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学者袁珂、周明编著)即主要采用了这样的分类法。

在我们看来，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研究方法是对神话的内在结构进行单位分析。这种方法认为神话故事的构成单位之间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一丛丛的此种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成丛存在才能拿来使用与结合而造成意义。属于同一丛的诸关系可能出现于不同的年代，但如果能把它们集在一起，那么神话将以一种新的时间尺度重新组织起来，即一种既同时代又异时代的尺度。这样就把把神话故事的组成成分分析为二种原型(Type)和母题(Motif)。一个有独立存在性的传承故事就是原型，故事中有延续传承下去之力量的最小因素就是母题。不论我们把神话作怎样的研究不能失去它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能表达一个能在该社会中单独存在的故事。这种最小的有意义的神话的单位就是神话中的原型，是由一个或多个母题构成的，在不同的神话故事中可以多次出现或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