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发展范文
时间：2024-01-18 17:58:5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制度的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发展极”社会;经济增长;社会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时至今日，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前后6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表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发展态势，发展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的修正、发展、创新。
面对区域经济不断的增长需求和区位条件的优势和限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开发了许多经济开发区和“新区”工程。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天津滨海新区、横琴新区一系列区域经济区的建设带动了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这些经济行为模式的实践成功，论证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55年提出的“发展极”理论的合理性。
“发展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某一些地方或大城市聚集，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通过具有“发展极”的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发展极”，通过“发展极”自身的发展以及对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影响，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可见中国经济“特区”和“新区”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形成“发展极”，通过这些综合实验区来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佩鲁认为要形成“发展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或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发展极”;二是有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鼓励和补贴创新型企业和推动型产业的发展，主动建立“发展极”。就中国各个区域的“发展极”建设情况来看，主要是依靠后一种途径。
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并非就经济增长如此简单。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区，伴随经济增长，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各个子系统也在不断的协调适应之中，其中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动尤其剧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制度创新和社会实践。这一过程属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以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和其升级为福建“自贸区”的重要部分的发展过程为研究背景，探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创新的延伸关系，拓展了“发展极”理论在社会建设中的解释，提出“发展极”社会概念，并且分析了这种经济变迁中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实践问题。
二、“发展极”理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经济增长
佩鲁在“发展极”理论中认为一国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的，也就是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分子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势力范围”的“经济空间”形成经济中心发挥吸引力与扩散力，并形成互相交叉，不分地区、国界限制的作用范围。
“发展极”的形成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产业群的形成。具体而言，首先是推进型产业先于其他产业发展起来;其次是创新性企业的迅速扩张;最后推进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第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是“发展极”形成的重要条件。企业家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险，从而可以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而且可以产生一批追随、模仿创新企业的“增长企业”，可形成“增长中心”。第三，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适当的周围环境。规模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聚集大量的企业、部门，而且要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人才等。根据佩鲁的“发展极”理论相关学者提出“增长极发展战略模式”，认为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关键是要进行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以及必要的政策支持，才能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长中心。增长极发展模式主要应用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平潭相对于周边地区实际上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因而，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在政府支持上，主要包括土地、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
篇2
【关 键 词】阅读；儿童；社会认知；观点采择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1-0049-03
认知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儿童的认知发展既包括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也包括对精神世界的认知，两者共同构成了儿童认知发展的全部内容。儿童社会认知主要包括社会规则和权威、观点采择、移情等三个方面，对其的界定比较多。张文新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认为，“社会认知是人对社会性客体及其之间的关系，如人（他人和自我）、人际关系、社会群体、社会角色、社会规范和社会生活事件的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与人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和推断。”[1]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除了与一般的认知成熟度有关外，还与儿童的社会实践机会和社会经验息息相关。对儿童来讲，获取社会实践和经验的机会与成人相比都十分有限，而作为当今人们获取知识与技能、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重要认知方式——阅读，却能够让儿童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促进社会认知的发展。本文主要从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移情能力、道德认知发展等方面探讨了阅读对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影响。
一、阅读与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
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是儿童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能力，在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观点采择可以理解为“从他人的眼中看世界”或“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也就是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并能根据有关信息对他人观点做出准确判断。实际上，观点采择的本质特征是个体脱离自我中心，站在他人的角度上，从他人的视角审视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儿童首先要发现自己和他人的差异，并且能把自己和他人的观点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对他人的观点做出准确判断，而阅读就是培养儿童这一能力的有效途径。在阅读中，儿童能够发现对自己和他人共同知觉到的同一事件，彼此可能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和观点，并进一步对这些观点进行判断整合，最终形成自己较为正确的观点。如，魏剑美的《孩子与乞丐》。
孩子递苹果给街头那个满头白发的乞丐时，叫了声“老爷爷”。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孩子不解地望着妈妈：“妈妈，难道我叫错了？你不是说对年纪大的男人就叫爷爷吗？”
妈妈摸摸孩子的头，轻轻地说：“没有，孩子你是对的”。[2]
孩子对乞丐的称呼和周围人的笑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当孩子在母亲的教育下，认为应该称乞丐为 “老爷爷”时，周围人的笑声使孩子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周围人所不认同的，所以孩子问妈妈，“难道我叫错了？”这时孩子犹豫了，他不能肯定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也无法判断他人的观点，所以求助于母亲，但母亲的言行肯定了孩子的观点和行为。故事中的孩子发现了自己和他人的差异，对不同的观点产生了疑惑，但最终在母亲的肯定下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阅读这一故事的儿童，同样会发现就这一事件自己和他人的观点存在差异，对故事中的不同观点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发现差异，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正确的观点又应当是什么？在阅读时，因为儿童的认知水平、自我中心程度以及社会实践程度不同，对故事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表现出了不同的观点采择。而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却要求儿童对他人观点做出准确判断，只有这样，儿童才能深刻地理解故事中人物的不同立场、不同行为和动机，进而更深刻地理解故事的主题思想。一般故事所阐述的主题思想和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一致的。最终通过阅读，不仅要让儿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对他人的观点做出准确判断，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社会所倡导的主导价值观，从价值观层面提高儿童的社会认知水平，促进儿童的社会化。
然而在阅读实践中，很多家长和教师将阅读的目标定位于阅读的表层功能。如，了解故事内容及表达的意思；欣赏故事独特的画面；学会正确阅读图书的方法等。这一目标似乎具有广泛的适应性，适用于任何一项阅读活动，实际上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深刻的思想内涵，阅读应该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成人在引导儿童阅读的过程中，并不只是让儿童大致理解一下故事情节，提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就结束了阅读活动，而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关注和分析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帮助儿童真正读懂故事内容，深刻感受故事的内涵，并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样，阅读活动就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
二、阅读与儿童移情能力的发展
移情是一种替代性的情绪反应，是个体观察到处于某种情绪状态下的另一个人时，产生与这个人相同的情绪体验，也就是一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情绪情感的过程。儿童在阅读过程中不仅有思维上的投入，还要有情感上的投入，才能深刻理解内容。而阅读本身也影响儿童移情能力的发展，尤其是故事性、情节性很强的蕴涵了丰富情感的内容，会大大促进儿童移情能力的发展。
当儿童在阅读中进入故事情节时，便发生了自我投射，经历了故事中的事件过程，与故事中的角色发生了移情。这种移情不仅会加深了儿童对故事内容的理解，也让儿童认识了故事中所描述的社会。最终通过阅读和移情，儿童不仅理解了文本，更重要的是练习了解决社会性问题的技能，这种练习有助于儿童的相关社会技能向现实转换。在阅读中让儿童所获得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技能又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的社会认知水平，促进了儿童的社会化。
奥地利作家费利克斯·萨尔腾的《小鹿斑比》，是一部最能打动孩子心灵世界的经典童话作品。故事以小鹿班比的视角审视世界，强调了爱与温馨的主题。小说既描写了森林里的和谐气氛和动物们相互温馨的扶持与友爱，也展现了动物们的嫉妒、占有欲、争斗及面临恶劣的环境和可怕的人类时所表现出的迷茫和无助。当儿童阅读到这些具体的内容时，就存在着观点采择和移情。整篇小说虽然讲述的是小鹿斑比和森林里的伙伴们一起历经生存磨难，在一点点了解外部世界的同时，心灵和情感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和洗礼，对自己、大自然和屠杀他们的人类进行着艰难的认识和思考。但同样对于阅读过程中身不由己地融入到故事情节中的儿童来说，感同身受，也和小鹿斑比一样在阅读中一点点认识世界，心灵和情感也在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感染，对自己和社会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思考。
阅读虽然提高了儿童的社会认知水平，但不同的阅读体裁对儿童社会能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加拿大一位研究者曾经对文本的体裁形式和阅读者社会能力的关系，对“书呆子”（经常读非小说类文本的人，如议论文、说明文等）和“书虫”（经常读小说类文本的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叙事性、想象性文本（如小说、戏剧、诗歌）的阅读量与移情能力呈正相关，并且对这些文本的阅读可以提高，并维持了他们的社会判断能力。而非想象性文本（议论文、说明文）的阅读量与移情能力呈负相关，并且对大量解释、说明性文本的阅读，削弱了他们的社会技能。[3]书虫在大量阅读想象性文本，尤其是具有故事情节的、生活化的小说等文体的过程中，进入故事并与故事角色发生移情，获得了大量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技能。而喜欢阅读没有故事情节的、枯燥乏味的说明性、解释性文本的书呆子，因为这些文本的自身特点，而很难从这些文本中去模仿社会经验、习得社会技能，从而导致了社会能力的缺乏。因此，要为儿童选择恰当的阅读体裁，既可促进儿童的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又可促进社会技能的获得。
三、阅读与儿童道德认知的发展
道德发展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道德准则，并以这些准则指导行为的过程。[4]儿童的道德发展往往需要借助外界事物（如生活中的权威、偶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等），不断学习模仿和内化，使其成为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合格成员。很多学者都认为阅读对儿童道德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儿童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对文本信息的加工，对那些与自身道德发展相关的外在信息进行内化，并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外显的道德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儿童在阅读时，尤其要选择阅读那些符合社会正面价值取向和内容积极向上的文本，这些文本能够非常有力地促进儿童道德的发展。曾任美国教育部部长的William John Bennett在其著作《道德之书》（Book of Virtue（1993））中阐述了阅读美德故事对儿童形成良好道德品性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阅读励志类书籍和美德故事，可以感受到故事中的高尚典范人物在面对各种冲突和难题时所表现出的动机和志向。通过阅读这些内容，儿童会有意识地去模仿典范人物的言行举止，并将内容中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内化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提高自己的道德认识和水平。系列幻想小说《哈利·波特》深受儿童喜爱，故事中所描绘的各种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哈利身上所展现的良好道德素质和行为，如正义、勇敢、友爱、协作等，都能使处于同一道德发展水平的儿童认可和接受。
尽管阅读美德故事有助于提高儿童的道德品性，但因为每个儿童的认知水平和阅读能力的不同以及知识背景的差异，儿童在阅读这类文章时不一定能正确领会文本的主旨和作者的用意，甚至有时还会曲解原意，影响以后的道德行为。所以，成人在为儿童选择读本时，要考虑文本难度，文本所体现的道德推理水平要符合或略高于儿童的道德认知水平。此外，选择文本还要考虑中外及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差异，要选择那些儿童既能理解，又值得学习和易于形成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文本。
对于社会实践机会和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阅读让儿童认识了世界，亲近了世界，认识了自己，而成人也不应该在指导儿童阅读的过程中强硬灌输某种既定思想和规范，形成某种社会行为，而应让儿童在认识不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选择，最终形成社会所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和社会行为。
注释：
[1]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13.
[2]程帆.小学生经典晨读100篇（3年级）[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65.
篇3
从经济法的视域证成其价值目标为社会整体利益，更多是借鉴“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分法来完成的。因此，当论述促成利益均衡发展的机制时，现有的市民社会组织形态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政府公权力面前，个人显得太渺小、太单薄。若没有代表自己利益和反映自己意愿的社会中介组织的存在，个体的力量无法与以国家为后盾的政府权力来抗衡，对政府权力的侵害也就无能为力，自身利益的诉求就可能无法实现，就可能会导致政府权力的滥用。[1]本文认为，社会中间层的兴起不但有对抗政府权力干预的作用，而且在经济法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中还是重要的实施主体与利益承担主体。现时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与经济法学对其关注并不成为正比。经济法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以来国家干预说”一直占据主流，对第三部门的研究始终处于漠视状态。[2]实际上是有很多学者关注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但其研究多集中于社会中间层是一种“市民社会”的表达与实现形式而已。这种研究其实质不过是把“黑格尔——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转至中国现实下的一种延伸，而具体的社会中间层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上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这种应然层面的讨论并不能代替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间层的实然状态。本部分将从社会中间层存在的缺位与越位问题着手来讨论社会中间层在应然角度应当处于怎样的结构与框架之中以及社会中间层是如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
二、社会中间层的概念、特征及类型化
在现时的研究中，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萨拉蒙的第三部门理论相对应的名词包括了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中间层，民间组织等几个概念。而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并非一致。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多见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论述中。[3社会中间层主要在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教材里面使用。其实王全兴教授撰写《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一书也对社会中间层作了深入的考究。从广义上讲，社会中间层是指政府和营利的企业之外的一切社会民间组织，它在外延上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其它组织(含单位内部的、以企业形式登记的、未登记的社团等)。在探讨社会中间层的内涵及外延时，清华大学社会中间层研究用图形结构进行了详细说明。
单纯给出定义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关键是明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通过归纳其特征来区分相关概念。社会中间层的特征，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一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萨拉蒙教授(Salomon,1999)提出定为社会中间层：(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结合目前学界的观点，笔者总结了社会中间层的以下几方面特征：
(1)非政府性。这是社会中间层的根本属性之一。它强调民间组织在社会功能上有着与政府类是的公共管理职能，是与政府组织体系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含义:第一，社会中间层的产生是以社会需求而不是以国家职能为基础;第二，社会中间层在体制和组织上独立于政府之外，并不隶属于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体系;第三，社会中间层是按照组织宗旨提供公共服务，而政府是在国家的制度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的。[6]社会中间层设立时就应当与政府机关或者是权力边缘机关相区别，并非通过政府编制或法律专门规定而设立，仅由相关主体按照社会中间层的相关登记管理法规发起、设立的。因此在中国,参与的若干人民团体就不属于此次调研的社会中间层范围，比如工会、妇联等。
(2)公益性。社会中间层的设立目的、组织宗旨、活动开展、提供公共产品都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其实施的既非企业的营利行为，也不是政府机关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以职权或相对人的请求开展的行政行为，而是一种自愿的利他行为。另外，社会中间层不是以会员制为主的互益性组织，其受益者应当是社会上不特定的公众，在符合社会中间层的相关规定时，成为社会中间层活动的相对人。即使以会员共同利益为结社与活动主要目的相关社团在章程中有明文规定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但其主要性质仍然以互益性为主，因此不能算作社会中间层。而一般的民非(主要是一些培训机构与以会员共同兴趣为基础结合而成的俱乐部)虽然在法律上要求及自身在章程中，明确自身为公益性组织，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其更类似于企业,实施的行为更类似于营利性行为，因此仅有部分的以保护社会弱者、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民非在此次调研的社会中间层的范围之内。
(3)非营利性。非营利性是指组织的存在目的不是积累财富或创造利润，而是提供某种公共服务，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并不意味着非营利组织不可以盈利，但其盈利所得必须继续用于组织的使命，而不是在其成员(原文是组织缔造者)中进行分配。[7]非营利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含义:第一，组织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二，组织的利润不能用于成员间的分配和分红;第三，组织的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每一个社会中间层都是以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为自己的意i只形态和指导思想。不以营利为目的，这是社会中间层的本质特征。
(4)自治性。指的是社会中间层在人事、财务、决策等方面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的社会组织，有不受外部控制的内部管理程序，自己管理自己的活动，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是公民实现自组织的社会机制。
(5)组织性。主要是指社会中间层应具有一定的正式的组织形式，包括较为固定的办公场所、较为固定的人员、经常性的活动、一定的组织章程和制度规范。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比如，随着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出现大量的网上社团，这就不能拘泥于上述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一定的正式组织形式”指的是具有一定的组织边界、持续性和组织认同。
(6)职能的互补性。社会中间层的产生是对“二分法”的超越，在市场与政府失灵的情况下产生，其基本职能就应当是补充政府与市场所无法满足的、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些要求主要是指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与一般人对收入安全的需求。具体而言，社会中间层具有组织公民社会参与，进行社会动员，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社会福利的功能。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社会中间层都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但这一概念总体上强调的是类似的属性，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中间层被称之为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部门”。中国国内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中间层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既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社会中间层”这一概念与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一些包括“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社会团体”等概念的基本语境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操作中笔者又根据上图1-1适当调整了概念的范围，具体的社会中间层类型。(一)社会中层在我国的发展样态社会中间层这一词汇及其所强调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体制转型之间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很快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证实，且与过去30多年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过程相吻合。中国的“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中国社会中间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发展的机遇。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涌现出来的大量社会组织，在推动个人参与、实现社会价值、拓展公共领域等方面形成日益丰富的社会舞台，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不容置疑的事实。
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社会中间层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为在曲折中不断增长、突飞猛进的过程。从每年新增的数量来看，以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基数为1〇〇,则1979年以来社会中间层在曲折中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一度出现了停滞，但每年新增的社会中间层组织数量均高于1978年的水平，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最近10年先后出现了两次增长，在1985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978年水平的5.8倍和9.7倍。另外，从实际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中间层组织数量变化看，自1988年实施统一登记制度以来，两类社会中间层组织登记年末数在经历了最初5年的非常规增长后，在1992—2000年一度徘徊在15万家，从2001年突破20万家之后一路攀升，至2008年底突破40万家。2012年底突破50万家。
第二，从结构上看，在过去30多年来主要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各种协会商会的比重呈显著增大趋势，而各种学会研究会的比重则相对缩小。具体来看，每年新增的各种学会研究会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约相当于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3倍，但随后其增量不断减少,相对比重也显著下降。至2000年，新增各种学会研究会只相当于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四成，到2007年度更下降到不足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四分之一。与之相对，每年新增的各种协会商会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形成一个，后来在整体停滞的背景下陷人低谷，但从2000年转人新的增长，并迅速持续扩大,2002年超过上一个，到2007年，年度新增社会中间层组织数量已相当于2000年的5.3倍。
(二)社会中间层缺位与越位的原因述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中间层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快速增长期，其中虽经历停滞或曲折，不同时期的增长态势不同，结构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但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是非常显著的，不仅以两次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且呈现出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展的趋势。其结果是，我国社会中间层组织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成为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力量。能够承担一定的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在经济法领域，学者认为，社会中间层有四个特征：中介性、公共性、民间性、专业性。其具有三项职能:一是辅助职能,辅助政府干预市场服务,辅助市场交易与竞争服务;二是干预与制约职能，体现对市场的干预与对政府的制约;三是协调职能。协调单个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利益集团之间、市场主体与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社会中间层理应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实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通过对事实的归纳，至少发现存在两种情况值得研究：
1.社会中间层错位，成为“二政府”。1996年正式提出的社会中间层双重管理体制，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加强对民间组织宏观登记和微观业务管理相结合的较为成熟的制度形式。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组织的登记审批，指导检查监督组织的各项活动，依法查处违法违纪行为;业务管理机关承担组织的申请登记、对外交往以及活动开展等。双重管理体制将组织的成立、管理、运行以及最后的解体都纳人了政府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制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合法登记的社会中间层往往不是半官半民组织就是已经落人政府严密的掌控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中间层不能通过合法通道进行登记注册而选择其他的生存方式。比如到工商部门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身份登记注册。由于制度上的限制，许多的民间组织游离于体制之外，其组织上、人事上、活动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较强。但是，因为缺乏“合法”身份，在现实中时常遇到“合法性困境”的难题。种种限制使“结社自由”这一原是公民所拥有的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变成了由政府批准的“特权”，通过政府规定的方式来取得合法身份的民间组织已被抹上了浓重的“政府选择”的色彩。因此,在中国，由于双重管理体制的存在，真正的中间层常常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主管单位而被排斥于合法的体制之外。这种做法使我国的第三部门在法律的初始权利设定上就丧失了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独立性，使第三部门成了第一部门的法律附属物。
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性行业协会全都是基于行政手段而组建的。原国家经贸委直管的15家行业协会有9家是由其直管的国家工业局直接转制而来。青岛有53.5%的社团仍由党政领导干部兼任其领导职务。[9]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工会。工会作为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应当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积极发挥《劳动法》赋予的职能，在“劳、资、政”三方构成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处于积极作用，扮演三者之间的桥梁。但在我国现阶段，工会的应有地位没有得到落实，仅作为企业福利机构而存在，领导成员事实上受企业行政的控制和委派。更为重要的是，在劳动法的框架下，集体合同的签订是需要工会参与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大多工会缺位，无法成为谈判一方当事人，承担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向企业积极争取改善劳动待遇的角色。
2社会中间层越位，走向垄断的极端。苏永钦教授早就指出，由于社会中间层毕竟只代表和维护某些特殊群体的共同利益，它的行为也天然接近于联合行为，内在地蕴含着不正当竞争、垄断风险，对社会具有无意或有意的破坏性。[1°]社会中间层成为行业垄断的主导者已经在中国出现。从应然层面，行业协会的价格自律行为必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其
明确表示反对低价倾销行为，并要求企业的市场定价不应低于本企业成本。并且不能构成暴利和低价倾销。而在现实中，行业协会组织的“价格自律”，往往超出了行业自律职能的法定限度，形成价格同盟或价格“卡特尔”行为。例如,2004年，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日前出台了全国首个金饰品行业的自律办法，不仅规定会员单位的饰金价要以协会制定的中间价为基准，上下浮动不超过3%，而且要求非会员单位也须遵守，违反者将受到处罚。再如,2007年7月，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召开价格协调会议，参会企业的方便面产品的全国市场覆盖率达95%,分会负责人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布了涨价消息。但是，要明确这种价格“卡特尔”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属于本身违法的严重垄断行为。《反垄断法》第13条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而美国《谢尔曼法》同样严禁这种垄断协议。
为什么在应然理论层面发展良好的社会中间层在现实中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首先,当然与政府的过度干预有关，政府的过度干预使得市民社会的状态一直未能得以完善，进而直接影响社会中间层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余地。正如之前所述，国家借助双重管理体制对社会中间层进行强力控制，造成经过登记的社会中间层几乎不存在独立性可言。朱健刚教授将之称为“前公民社会状态”。本文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时社会条件下，社会中间层虽然可以发挥着面对其成员的组织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却逆向形成了反抗社会整体利益的效果。这实质上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端倪，这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的利害主体建构才可以得以解决的。
四、社会中间层主体存在的依据
尽管之前已经论述，社会中间层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尴尬与窘境。但是，从应然层面上来看，社会中间层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1.经济学依据。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有的集体消费品,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或者说“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它们带来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12]准公共物品则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在消费方面具有较大程度外部性的一类公共物品。而社会中间层就是提供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其功能具有双向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正如有学者所言，社会中间层具有关注社会问题、表达和综合特殊群体的利益、沟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功能。社会部分群体提供准公共产品就是其存在的经济学依据。
2政治学依据。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原来处于国家范畴之内的实体与关系可能转移到国家的界限之外，而进入社会的范畴。[14]政府与社会中间层的关系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政府和社会中间层合作治理社会问题是第三域(ThirdRealm)的“去国家化”，它预示了一种政治创新一新型的协商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可能影响未来第三部门和整体社会变迁的方向。®社会中间层起到了沟通市场与政府的桥梁作用，以便政府在尊重市场主体独立性、经济性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有的放矢、科学决策。
3法学依据。“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民自主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地方。按照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社会的一部分，是存在公共需求、公共媒介和公共价值的社会空间，是其中拥有自主的独立人格和主权意识的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和影响,是一个社会公共领域得以拓展的基石，而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则被认为是“公共领域载体的机制化”，其核心在于拥有自主的独立人格和主权意识的公民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换言之，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并具有主权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公民，是民间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正如有学者所说，社会中间层主体就是这样一个位于法律之外的子系统，它的自我规制正好可以避免国家的过分介入，借助其本身专业知识、信息、经验和判断，能有效地执行国家政策，降低规制成本。
从以上传统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中间层利益主体地位是在于促成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利益主体群,使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能够在一个可以互通勾连的机制之下进行对话与利益博弈。社会中间层的出现，就是为了保障个人利益得以最大化，也是社会整体利益得到实现的最优选择。[17]并充当政府和大众之间、企业和公民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18]根植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两大基石之上的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以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为导向，以社会中间层主体为路径，最具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和谐关系的合理性。[2]以上即为社会中间层在经济法框架内存在的正当性。
五、社会中间层与政府及市场的利益博弈
1.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位。[19]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是公共资源在该两者之间的配置关系。这种关系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描述为“挤入”与“挤出”。挤入是指社会中间层可以提供为政府提供一定的竞争激励，使得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存在竞争，从而促使政府能够改进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提升对公民需求的满足度。而挤出则是指两者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包括资源配置领域、影响力及财力方面构成排斥与竞争。
2.社会中间层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博弈。经济法学界将两种的关系归纳为一般民事关系、市场规制关系、宏观控制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对此关系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分析：
首先，社会中间层对市场主体起到上传信息的作用。社会中间层可以作为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向政府传递市场主体的信息，反映市场主体的需求，为政府吸纳市场主体的需求提供一套可供实现的机制。一种典型例子就是，社会中间层通过制定企业行业规章制度，扮演行业利益的代言人和政府政策信息的传递者的双重角色，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其次,社会中间层对市场主体起到内部自律的作用。从现时的运作中可以看到，社会中间层开始承接了部分微观管理职能，以管理主体的角色对市场主体的运行提供鉴证、评估、监督等服务，从而净化了市场，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例如，注册会计师就对企业的账目有审核职能，对其提供的账目报表具有诚信义务，不做假账。还有的社会中间层采取破除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将其自身发展成为信息中介机构，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如美国就有著名的盈利性信息服务机构邓白氏信用服务社、信用卡公司、标准普尔等信用评估机构。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论述可以看出，在应然状态下，社会中间层理应发挥着即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市场主体的作用，其目标具体而明确的指向社会整体利益。而社会中间层除了具有协调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特别功效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其通过大量的组成成员的利益表达让个人利益在一种公共视野上形成部分群体现实的社会需求，以此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这也体现了社会中间层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的具有政府和市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将在后文进行详细论述。
六、促进社会中间层发展的制度构建
应然层面的理论探讨不能代替实证层面的制度建构。现时的实然状况是社会中间层无法发挥应有作用以及社会中间层成为其成员实现个人利益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两种不利情况。如何排除这两种不利的情况呢?本文认为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排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放松对社会中间层的管制。正如之前所述，政府的不正当干预现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构建较大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社会中间层的发展领域。由此，排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放松对社会中间层的管制就成为了必要。
2.突出社会中间层的共利维护性。通过具体经济法机制促进社会中间层能够发挥其共利维护性的作用，明确社会中间层上传信息的功能，促进其能够向政府争取利益的机制。
篇4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取得良好开端，2000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8。6％和9。2％，增长明显加快，全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3942亿元，增长14。4％，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一阶段开发的特点是：政府投资为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得到较快。
中西部开发第二阶段的思路并不清楚。外部环境是什么？开发机制是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导还是市场经济为主导？达到什么目标？
遵循22年改革开放的路径，以全球化，市场化为基本机制，主张把80年代开发深圳的模式到西部，中央政府给予大量优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对落后地区实施优惠政策也不违背“非歧视原则”。
为推进西部开发将增加投入，实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在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扩大外商在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投资的试点范围；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对到西部去的者、投资者提供入出境便利。预计国家还会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比如把政府投资变为贴息以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进行开发，承包资源给外资，鼓励人才去中西部工作等等。
但上述思路不足以解决中西部开发的基础。以全球化，市场化的优惠政策体系，是基于民间投资为主体，外向型经济，以外部需求为目标，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要在中西部和沿海地区之间进行自主选择，这是投资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显然，最大量的国内外民间资本，仍旧会投入沿海地区，因为中西部的，交通，社会，文化条件，和人民收入所联系的国内市场，都不具备产生投资高收益的条件。
1999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结构有所改善，东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东部地区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53家，合同外资金额350.6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4.34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82.47%、85.06%和87.88%。中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00家，合同外资金额41.18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12.41%和9.99%，所占比重增长了0.11个和1.54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47亿美元，所占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5家，合同外资金额20.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8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依次为5.11%、4.95%和2.82%；所占比重与上年相比，合同外资金额增长0.34个百分点。
截至1999年底，在全国累计批准设立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82.13%、88.13%和87.84%；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12.86%、8%和8.94%；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5.01%、3.87%和3.22%。其中，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累计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分别比截止1997年底所占比重提高+0.36个和 +0.11个百分点。全国吸收外资最多的5个省市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和山东，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55.85%、63.35%和64.25%；全国吸收外资最少的5个省区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0.89%、0.41%和0.38%。
很明显，如果没有国家资本和优惠政策的有效带动，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主体，仍旧会流入沿海地区。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面积的71。3％，占全国人口的1/4，GDP仅占全国18%。至少到2010年，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仍旧会继续拉大，各项优惠政策充其量，只能够延缓差距拉开的速度而已。
盲目模仿沿海地区开发的根据之一就是“沿海地区饱和论”。
以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论”来东西部关系，似乎东部的投资很快就会饱和，加以优惠政策，民间资本被吸引到中西部来。这是严重的理论误导。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根本不同，就是劳动力不能跨国界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才会流到家来。在一国范围之内，即使有户口限制，劳动力基本自由流动，中西部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会自发流入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资本却不会自发流到中西部落后地区。即使深圳地皮饱和了，外商投资也只会到东莞，一个东莞市就可以容纳大部分企业。大连为了发展城市第三产业，以高税收把企业挤出去，但也只是挤到辽宁省的“中西部”而已。或许北方严重缺水时，重工业会向西南搬迁，这不是市场所支配的，而是自然环境突然恶化和资源枯竭造成的。
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仍旧有容纳投资的巨大空间，如地铁建设刚刚开始。上海现有轨道总里程为65公里，拟建地铁11条，长384公里，轻轨线路10条，长约186公里，每年平均要建设15－20公里，需要投入资金100亿元，总体需要3000多亿元。“十五”期间，中国城市交通投资将达8000亿元，至少有2000亿元将用于建地铁。北京办奥运会，8年投资数千亿，何时饱和？
我的分析，与大多数“市场导向”，“制度改革”万能的理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西部开发落后于东部，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够，即自由度不够；我承认制度不自由阻碍了资本由东向西流动，主要是东部综合投资环境较好，在制度和人才，思想上比西部开放。但是从投资学，要素流动角度分析，则得出相反的结论：恰恰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自由度增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才拉大了东西部差距。如果继续经济主义自由路线，比如取消城市户口，中西部劳动力会进一步流入东部地区，差距还会继续拉大。
加入WTO的作用，与市场经济的思路是一致的，大部分外资将投入东部沿海地区。
（二）中西部开发的基本
第一，以调水和移民为中心的国土整治。
中西部开发可以分为西北和西南。西北的关键是调水和开发资源。调水成功以后，可以优惠政策引导移民：将国有荒地进行规划以后，组织大批农民，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开发。开发出来的耕地和城镇的使用权，100年不变，承包给开发者。西南的关键是以政府为后盾，以大公司为主体，以国际贸易为先导，移民随后跟进，向东南亚地区发展，四川和重庆的经济入海口在印度洋，而不是3600公里以外的上海。
国家将突出重点，力争用5---10年时间使西部大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确定把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特色经济和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领域，建设好一批对西部开发全局具有关键作用的重点工程。同时选择现有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的一些地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西南出海通道，促进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形成，在这些交通干线上重点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南水北调工程极具挑战性，建成后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三条线路，东线投资需要1500亿人民币；中线涉及大规模移民30万人。中线和东线主体工程的输水线路长达2600多公里，工程投资约2000亿元（不包括其他费用，如设备、土地等），涉及7个省市、数亿人口。西线调水如果成功，将长江水源调入黄河，经水渠通向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将沙漠变成绿洲，可容纳2亿人口。
沿着调水沿线，建立移民点。将扶贫改为移民。组织贫困农民全家边挖河，边移动。国家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完成一定工作量以后，即在新城镇获得土地使用权和住宅。
以调水和移民为主要的国土整治，也是中西部开发的主要内容。这是和美国之间的根本竞争。20年以后的中国，究竟是依靠自己农民的劳动积累，进行愚公移山式的国土整治，造地引水；还是进口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土地和水（进口粮食的含义就是进口土地，石油和水）？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10亿人生存的根本。
解决西部缺水的另一条新的思路，认为北方干旱的原因是由于水库太多，延缓了水流速度，造成水量不足，应该从下游疏通运河与上的江河湖泊，将汛期的长江水调入黄河淮河，灌满以前的湖泊，以恢复气候。这条思路非常重要。
第二，农业，生态和环保。
我国需要用50年的时间才能使森林覆盖率达到25％左右，基本解决风沙和水土流失，投入几万亿的资金。
1．大力加强草原建设和草地保护。治理和建设草地2．2亿亩。牧草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草地生态环境预警体系和草地保护区建设。落实草地承包经营。遏制西部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
2．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新疆优质棉花生产基地，广西和云南甘蔗、内蒙古和新疆甜菜生产基地，西南地区热带、亚热带水果和西北地区苹果、葡萄等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四川、云南、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新疆等地的优质蔬菜生产基地，云南、甘肃、内蒙古、陕西和西藏等地的花卉生产基地，重庆、宁夏、甘肃、新疆和青海等地的中药材生产基地，云南、贵州优质烟叶生产基地七大特色农产品。
3．稳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西部地区现有耕地5。7亿亩，其中25度以上坡耕地有6600万亩，要有计划地做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
4．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5．加快发展畜牧业及畜产品加工业。
6．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现有15度以下的耕地3。69亿亩，其中有灌溉条件的2。1亿亩，只要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完全可以保障口粮自给。
第三，提高中西部农民的收入。
我国消费水平比城镇落后10年。农村彩电普及率只有10%。同时彩电生产能力闲置一半，农民收入低下造成国内市场萎缩，而主要是中西部产粮区农村的落后。
我国有着9亿消费群体的农村市场，其潜力之大可想而知。家用电器为例，全国2。38亿个户农民家庭，家用电器拥有量达到1998年城市的普及水平，则需要1。68亿台彩电、1。8亿台电冰箱、1。7亿台洗衣机。我国农村居民实现1000亿元的最终消费，将对国民产生2356亿元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1253亿元，农业部门620亿元，第三产业478亿元。1999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38．7％，提高到“七五”50％水平，就意味着增加3500多亿的消费品零售额，整个国民经济新增8000亿消费需求。如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里人水平，全年消费可达到53867亿元，现存积压产品还不够用。
空说提高农民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有效的办法之一是降低基础设施价格，由于这部分价格对于富人来说微不足道，所以相对收益者总是大多数居民，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政府都以财政无偿投资于公共设施的原因，国家对于农业的支持，包括兴修水利和设施，低价提供电力亦非常重要。北京上海等城市是0。5元左右，在高收入的深圳为1--2元，全国大中城市电价平价为0。78元，但县城的电价竟然比城市高出45%，关键是下面变电站层层加价，必须全面清理。如果农村电价调低10%，彩电的购买量将大约增加342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10%；洗衣机的购买量将增加约565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50%；电冰箱的购买量将增加约214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20%。如果调低50%，低于城市，那么将有效启动农民的需求。
第四，加速农村城镇化
1995年我国人均GNP620美元，城镇化水平30％。在人均GNP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2。5％。 按照购买力平价，我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 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8%，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分别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约12和21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化，1952年滞后5。1个百分点，1978年滞后26。4个百分点，1998年滞后11。8个百分点。这正是我国潜力所在，也是中西部开发的重要。
城镇化的主要是现有城镇的扩大。我国有城市667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37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12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6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363个，19000个建制镇。城市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区划的变动结果。现有城市的54％是“县改市”设立的，建制镇的83％是“乡改镇”设立的。市镇人口增幅大大低于城镇增幅。城市数量增加2倍，建制镇增加7倍多，城镇化水平仅提高了不到13个百分点。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市镇人口增加在市镇人口中占较大比例。20年我国城镇净增人口2亿，其中，市镇人口增长0。5亿，农转非人口累计约0。6---0。7亿，行政区划变动使市镇人口增加0。8亿，在城镇化水平的增量中占40％；中小城市平均规模趋于缩小。20年来，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加88％，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增加2。2倍，其平均规模只有17。8万人。因此，可以将现有城镇的规模扩大。
全国3000个县城，20年内由1万人扩大到11万人，增加3亿城镇人口；
216个中等城市，人口扩大2倍，平均每个城市150万人，可容纳3亿人口。
51个大城市，由50万人扩大到300万人，可容纳1。5亿人口。
37个特大城市，由100万人扩大到500万人，可容纳1。5亿人口。
共9亿城市人口，城市的扩大将产生规模效益。
20年以后，总人口至少16亿人，还有7亿，一半居住在乡镇从事经济作物和服务业，每户可分配1--2亩土地；一半在农村务农，每户可分配20亩土地。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大约600万户，600万套住宅，每套造价5万，连带需求5万，即有6000亿投资，需要钢产量3亿吨，我国钢铁生产能力1。3亿吨已经过剩，实际上农村城镇化只要上了轨道，全部工业生产能力还不够用。国家可以贴息，支持钢材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廉价出售给农民。只有住宅的大规模建设，才会带动家具，农用汽车，农业生产资料，电信，家用电器的需求。这是我国工业的根本出路。
除扩大城市规模以外，还可以结合调水，在中西部地区兴建新的城市和居民点。可以把扶贫改为移民，组织农民以劳动积累，自己建设城镇，自己居住。
第五，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铁路密度为美国1/3，日本1/5，复线率、电气化率、行车速度和集装箱、冷藏箱等化运输手段也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每平方公里拥有公路0。12公里，印度有0。61公里，在121万公里总里程中，国道主干线仅100000公里。
2001年国家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西部地区投资力度，加强西部地区重点工程建设，在继续搞好2000年开工的10大建设项目的同时，计划再开工12个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约3000亿元。计划新开工的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的新疆至长江三角洲主管道工程、广西龙滩水电站、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内蒙古尼尔基水利枢纽、电解铝等有色金属基地建设、运七200A飞机产业化、退耕还林还草及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西部地区广播电视覆盖工程和工程。同时云南小湾水电站、塔里木河综合治理、黑河综合治理、西北和西南进出境铁路、新疆恰卜其海水利枢纽工程、煤炭直接液化和玉米制酒精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也将加快进度。
篇5
近代意义的自然法学说是从格老秀斯开始的，格老秀斯不是从神的眼光而是用人的眼光去看待自然法，他在给自然法下定义时说“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根据合乎理性或者违背理性指明人的行为在道德上可行与否。”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不同于人类法，人类法和神法都是来源于意志的发，而自然法是来源于理性的法。格老秀斯还认为自然法是由一些权利和内容构成的，并且提出了八条权利：生存权，也就是人们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当一个人生命收到威胁时，他有权利进行自卫；躯体不受侵犯权，格老秀斯认为人都有进行抵抗以保卫自己免受侵害的权利；自由权，人们有支配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权利；支配权，包含财产支配权和对人的支配权；对犯罪的惩罚权；守约权；转让和结盟权。
从格老秀斯到洛克，到卢梭，都是以自然权利说作为第一原理，作为其理论逻辑演绎的第一基石，从中演绎出国家的起源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然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继承之前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学说时，也对其进行了改革，使它更适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然法学思想虽说是西方近代思想家为了论证社会契约论而所构建的抽象理论前提，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天赋人权学说中自由权利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平等和自由曾大声疾呼，他赞赏共和制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这种政治制度给民众以自由平等。关于自由，伏尔泰的定义是：自由就是做你愿意做的事。但伏尔泰又声称，它不是某种任意性，原因在于你的意愿并不是任意的，你愿意或不愿意干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伏尔泰的结论是：意志是不自由的，而行动是自由的。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洛克也是民主与自由的鼓吹者，洛克认为，人的自由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没有上级权利和法律的情况下的自由，即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另一种自由则是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即政治社会中的自由。然而洛克认为自由人不同于奴隶，奴隶是基于自然权利要受他们主人的绝对统辖权和专断权利支配的人，而自由人则是出卖其劳动力的人。可见洛克是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自由劳动者的出现作理论上的论证。卢梭认为，通过社会契约论人们得到了社会自由，也就是又以个人力量为界限的自由，转变成被公议约束下的自由。卢梭特别强调，人们通过契约进入社会状态之后，获得了道德的自由和服从法律的自由，在卢梭看来，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唯有道德的自由才能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唯有服从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真正的自由。
启蒙运动时期代表人物的自由思想虽然是带有阶级色彩的，是不全面的，但是也为近代以来人们关注自由权利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人具有自由权利，其中包含社会生活的自由，而社会福利是保证社会生活自由的基础，因而为了保障人的自由权利，应该不断健全发展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三、社会契约论
1776年，杰弗逊在他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开头这样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所有人生来平等……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权利来自治下的赞同。”正如独立宣言所讲，当自然权利成为人的本质和人类理性的最基本特征，也成为社会契约论理论推演的最原始的，最基本的起点。
启蒙运动代表人物霍布斯著有《利维坦》一书，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有死的上帝。霍布斯认为“我们在永生不朽的上帝之下获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就是从它哪里得来的。”在霍布斯看来，这就是缔约的过程，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他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外御强敌，内求和平的集中权利。国家的本质就是某种威慑力量，是某种武力。没有这种武力，信约便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力量使人们得到安全保障。霍布斯认为，这种武力是某种超越于任何个人之上的权力。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与约翰?洛克一样，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社会契约论推翻了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国家和政府是由人们缔结的契约而形成的，那么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并且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因而政府必须提供社会福利以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的需要。
篇6
论文关键词：新农保；发展历程；养老需求；制度建设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的建立，对确保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推动农村减贫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意义重大。能否避免老问题、解决新问题，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农保制度。是该政策的关键所在。
一、广德县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作为安徽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较早的试点地区之一．广德县农村养老保险在经历了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后．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为向新农保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起步阶段。1992年民政部颁发《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后，广德县于1993年开始施行县域经济农村养老保险(即老农保)，采取储蓄积累的运作方式，农民自已缴费，自己养自己，“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1995年底．广德县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0540人．还不到乡村总人口的3％。由于国家财政不投入、集体补助也难以落实，农民缴纳保险费只是当前收入的延期消费，最终演变为“个人养老储蓄”。
(二)发展阶段。2007年9月广德县探索出台了“新农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逐步和现代社会保险接轨，政府适当补贴。形成了独特的“广德模式”。缴费金额以全县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人的8％为基准。个人按比例缴费。最高不高于基准的300％，最低不低于30％，缴费期限设定为15年。达到60岁以后，除以120，建立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县财政当年拿出80万元作为出口补贴，计入个人账户，并且每年计发金额根据全县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调整。此次探索遵循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原则，调整计发养老金办法和建立正常待遇调整机制，为后期实行新农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管理提高阶段。2009年12月，作为国家首批新农保试点县市之一，广德县开始实行新农保，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个人缴费标准上。划分为每年100～600元共6个档次。在政策执行上，完全采取自愿原则，没有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相捆绑。在经办机构上，广德县于2010年5月成立了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原劳动局、人事局合并而成)，下设二级机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务管理所．专门负责全县的新农保工作。此外，为提高经办人员素质，广德多次组织了对乡镇主要领导、社会保障事务所所长、村协办员的培训。
截至2010年6月底。广德县新农保覆盖人数达到174943人。其中，年满60周岁农村户籍老人实际领取新农保养老金64194人，发放率达92．95％，支付金额累计2508．15万元。l6～59周岁人口，已参保110547人，参保率约为38．34％，累计征缴养老保险费5486．79万元。目前。中央财政补助基金到位3560．7万元，县财政已到位资金50万元，基金结余6705．24万元。
二、广德县农民养老需求状况
(一)农村家庭结构状况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普遍广泛地实行。广德县农村家庭的代际结构趋于简单化，规模不断缩小。1995年，广德县农村家庭户均人口为3．78人，到了2008年则下降为3．62人。在家庭代际中．37．6％的家庭有两代人．主要是由一对夫妇和孩子组成的三口之家。37．1％的家庭有三代人．主要是由老人、子女、孙子女组成，中年农民上有老下有小，面i临着巨大的抚养和赡养压力。家庭人口为一代的被调查者中79．1％为60岁以上老人。这说明由老年夫妇组成的二老之家，独身老人、高龄老人之家日益增多。有相当部分农民家庭，父母在家种田务农，子女外出从事副业或进城打工，而且子女在经济上有较强的独立性。父母不再是家庭经济的统治者和主要负担者，所以其在家庭中也就失去应有的地位，使家庭养老保障缺乏凝聚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广德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由1995年的0．95亩下降为2008年的0．81亩，耕地面积严重不足给农村养老带来更大的压力。
(二)农民对新农保的认知状况
新农保已经实施了大半年时间，但是大部分被调查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具体规定还不是太了解，甚至存在一定的疑惑和误解，有的农民甚至害怕自己将来领不到或少领养老金。已参保农民中，60．2％的人表示不知道自己将来能领取多少养老金。31．8％的农民表示对新农保的政策不了解，42．6％的农民对该政策了解一点。18．9％的农民表示一般，对政策比较了解的为6．1％，很了解的仅占7．0％。72．3％的农民认为新农保不能解决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17．6％的人表示不清楚，仅有10．1％的人认为新农保能解决养老问题。
(三)中青年农民参保状况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i习由于流动人口多，许多村子成为了空心村，给政策宣传带来很大困难。中青年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认为等到60岁以后享受养老待遇的时间较长．待遇标准不高且长时期的缴费又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持观望态度。调查发现，广德县30岁以下的农民中目前只有5700多人参加了新农保。在已参保农民中，56．0％的人年龄在45岁以上；未参保农民中，45岁以下农民所占的比率为84．6％。由此可见，新农保对于中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不大。
综上可见，广德县农民既具有养老保险的需求，又面临对养老问题认识不足的矛盾，同时还有一些弱势农民缴费能力不足问题。在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家庭结构不断简化、耕地匮乏、外出人口不断增多，给广德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新农保的发展思路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轫于城镇，在向农村延伸之际，制度设计与经办管理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水土不服”．这就要求新农保的制度要完善与经办管理要有全新的思维。
(一)完善的经办机构是新农保实施的组织基础
随着新农保试点工作的全面展开，发放人数和参保人数不断增加，对县、乡镇和村工作平台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落实到位经办机构和工作人员．并对人员工作经费要给予必要的保障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新农保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众多部门。以公安部门为例。若能解决公安部门人口信息的共享问题，新农保工作开展起来将事半功倍。通过整合资源，努力提高经办管理服务的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水平，才能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到更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各个部门能否通力合作协同配合，发挥整体效应，在新农保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健全的信息化建设是新农保实施的平台保障
新农保的工作较为繁重复杂，由于没有一个可操作的统一的系统软件，参保信息重登、错登、漏登的现象时有发生，信息比对、核实麻烦且周期较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农保的工作效率。开发新农保软件管理系统，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县、乡联网，让群众可以随时在县、乡服务大厅查询系统上，查询政策法规和个人信息，真正实现便捷的一站式服务。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信息化和网络化管理，不但能够提高管理效率，而且能够增强准确性。因此，加快各地社会保险信息服务设施的软硬件平台建设和网络化管理，迫在眉睫。
(三)法制推动与政府推动是新农保实施的双动力
在制度设计上，应体现个人缴费的优越性，逐步拉大基础养老金和参保财政补贴增长幅度的差距。使更多人摆脱“不参保也有钱拿”的简单想法。通过养老保险立法，可有效克服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通货膨胀等问题。但是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在制度设计和工作环节上突出自愿原则，更加科学化人性化地服务于民。从立法上注重公民的参与。变“高”的参保率为“深”的参与度，借鉴西方发到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农村特点根据各地农村风俗习惯、农民文化素质、信息获取渠道等诸多限制因素，明确符合农村实际的农民参与方法。切实保证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
(四)养老保险基金的均衡运营是新农保实施的核心
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是整个制度的起点和首要环节。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营运与监督事关养老保险制度财政基础的稳固与安全，是整个体系中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isl新农保财政补贴资金应列入县财政年度预算，并报经人大部门审核，以保证开展新农保工作必要的专项经费到位，并防止个人账户形成“空账”的危险。开发多渠道的吸纳保险金的途径，拟订养老金预测预警制度。建立科学的养老金运营监督指标体系。对养老金投资进行动态监控运营，及时发现养老金投资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建立养老金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和控制机制。
(五)丰富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新农保实施的制度补充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个人储蓄、家庭保障仍需发挥基础保障作用。一方面它有利于发挥中华民族养老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可以推迟养老金领取时间，降低养老金给付标准，减轻社会负担。新农保不可能也不应由政府全部统包下来，社会保障不等于政府保险，必须依靠社会解决。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新农保起着基本保障作用，个人和家庭起着基础性保障作用。五保户供养制度和商业保险起着补充性保障作用。坚持个人、集体、政府分担责任，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多维度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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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筹；城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都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关乎“三农”问题的解决；关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关乎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党的十七大在《决定》中指出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关系广大农民幸福安康，必须尽快惠及全体农民，要建立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而城乡统筹发展作为新时期党和政府提出了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决定了城乡间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实现统筹发展，按照城乡有别，逐步完善，逐步过渡的方式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保制度的建设。成都市自2007年被列为“全国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过几年的统筹发展，成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阶段性的发展。
一、成都市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成绩
随着统筹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成都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跨越性的发展。成都市在城乡社保发展上遵循制度构架城乡统筹、待遇标准城乡衔接、机构设置城乡统一、经办操作城乡一致的思路，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了城乡群众共创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
（一）打破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壁垒
2010年11月成都市出台《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其中提出了推进户籍改革，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实行一元化管理。“双放弃换社保”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保”是成都市打破以往土地制度，通过土地换保障的方式极大的调动了成都广大农民参保积极性，促进了城乡社保一体化发展。
（二）广覆盖，保基本，求均等
近几年来，成都市城乡居民无论从养老方面、医疗方面，还是从低保方面，参保率及享受的保障待遇比以往都有很大提高。其中，养老保险参保168.5万人；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参保79万人、参保率100%；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712万人、参保率97%；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参保133.3万人。这种广覆盖、保基本的保障制度深受广大农民青睐。另外，成都进一步调整了城乡低保、社会救助体系，以实现城乡低保居民享受同等教育、医疗及其他救助。通过增加财政投入补贴、医疗报销比例、大病互助补充医疗保险等方式，以实现城乡居民享受社保待遇的均等化。
（三）以政府为主导，可持续的财政投入
成都近些年农村社保的发展与政府的主导作用密不可分。政府通过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并通过经济手段对社保做进一步的监管。在推进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投入，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投入占财政一般预算的比重达到12. 4%。同时，政府还大力挖掘更多集资方式，动员更多社会力量，以实现社会保障事业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四）规范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2006年，成都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少儿住院互助金工作从卫生部门整体划转到劳动保障部门管理，实现了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资源有机整合。2007年，成都市和区（市）县两级分别设置并成立了医疗保险管理局，形成了劳动保障部门统一管理、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的城乡医疗保险体制。同时，成都市在保障基金方面也进一步规范了相关的管理措施，明确了各级的管理权限。通过这一实施，基本做到了全市社保制度管理的统一及统筹发展。
二、成都市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
成都经验无论从观念上的勇于创新，制度上的大胆革新还是从其他配套措施上，其成绩都是可圈可点的，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社保覆盖面及水平与城市社保差距仍然很大
农村社保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村居民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仅仅是城市居民每月领取养老金的七分之一（166元），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横向对比来看，成都农村社保还远远落后于很多发达地区农村社保水平。
（二）部分农民的社保在城乡转接方面仍存在很大不便
农民工群体返乡后，其社保转接还存在很多问题，被征地的低收入农民还未被纳入城镇社保制度，其保障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其次，根据《成都市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并轨接转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办法》，全市当前参加农民工综合保险中涉及养老保险人数70万人如果按国家政策有关转移基金的规定计算，资金最大化缺口达7亿元。
（三）制度的碎片化仍是城乡社保统一的障碍
成都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全国的前列，但其制度的总体框架和对接中仍存在很大问题，渐进型改革和补丁式发展的特点导致了制度的碎片化，从而影响城乡社保的统一发展。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法治化欠缺，进而影响到社保基金的管理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的普遍问题，即因缺乏法律的监督使得保障基金管理存在一定漏洞，再加上市场作用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社保基金风险难以很好的控制。
三、基于成都实践，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成都关于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离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我国中西部大多数城市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上提供了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以统筹发展为理念，进行体制创新
对于市场化、城市化局面下的农民身份多元化趋势，户籍问题及土地问题是当前城乡统筹发展中的最大壁垒，必须对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做一个新的界定作为城乡社保衔接的接口，为农民工制定一套过渡性保障制度，以医疗制度和养老制度作为主要保障内容，实行个人、单位和国家各负担的统筹机制，逐步与城市社保并轨。对于失地农民群体的土地进行合理补偿，并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保系统中。
（二）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构建分类分层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基于城市与农村及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经济落差，在短时间内构建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不合时宜。这意味着在城乡社保衔接的过程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从保障类型和保障层次方面，依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农民的经济及心理承受能力，实施多类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较发达的地区，应尽快实现城乡之间的社保衔接；对中等地区，应从保障覆盖面和覆盖水平上做进一步调整，主要以医疗和养老保障方面为主要发展；对西部落后地区，应尽可能扩大和提高低保范围和低保标准，建立和完善合作医疗保险大病统筹制度。
（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农村社保的发展
首先，政府应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体系，承担起社保建设中最基础的职责。在农村地区建立更广的低保制度，配合扶贫手段，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农村的贫困人口。其次，在推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中，政府应适时加入强制性手段。再次，政府应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发行更多有助于农民参保、享保的积极政策，对落后偏于地区，政府可考虑通过土地政策来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对发达地区，可通过社会化养老方式，进一步与城市养老保障制度接轨。总之，国家应以“人人平等”为原则，尽其职责与义务，根据国家财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推进包括农村社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绝不能将应尽的责任视为可推卸的“包袱”，因为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也是政府赖于生存的基础。
（四）加大对农村社保的资金投入，并发掘多种筹资渠道
有学者认为，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可能在2040年左右达到高峰——4亿人，如果保守一点，按城乡各半，就有2亿人。如果今后我国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到2040年就是20万亿元左右。按目前的标准，资金来源完全不用担心。政府应尽其所能加大对农村社保的财政投入。与此同时，应该广辟渠道，借鉴国外模式，发掘多种方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如开征社会保障税、发行国债和社会保障彩票、征收个人所得税及部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收益等等。
（五）进一步完善法律机制，合理规范监督管理机构
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一种制度得以健康而有效持续运行的根本依据。因此，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是规范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制衡机制建设，对其进行规范管理，强化监督也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顺利运行的关键。如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建设；建立全国统一、权威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督体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机构队伍建设。
（六）加大社保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参保意识
要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及社会保障事业的未来发展，充分发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对于东部地区，鉴于其投保条件已成熟，可实现强制性投保机制，从而逐步扩大投保规模；对于中西部地区，对有投保意识的农民可实行自愿性投保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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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题组.关于成都市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的调查[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1，（2）.
[4]陈少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J].福建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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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政府责任;区域差异;实证评估
中图分类号：F84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1-0034-05
一、引言
2009～2011年，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的制度建设已初见成效。截至2011年底，我国农村居民参保人数增加到32644万人，其中有约9000万人已经超过了60周岁，开始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制度为此共支出养老金588亿元①。短短两年，“新农保”制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尽管“新农保”政策的施行促使各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然而该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如制度保障能力不强，区域间以及区域内部制度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国家要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全国农村人口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国家或政府在履行这项职能时，关键是要明确政府责任，才能保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各级政府在承担责任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政策的制定存在着一刀切的现象;（2）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需完善，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财力不相匹配;（3）没有提出一个合理的标准来规范政府应承担责任的大小。为此，本文在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失衡中政府责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并着重对政府责任的理论水平与现实差异进行了实证评估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区域差异背景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农民的收入水平呈现较大差距，其养老需求也明显不同。对于建立怎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学者们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应分区域分层次建立不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李迎生（2002）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认为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尝试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并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经验。[1]武深树（2003）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建设，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实行差异化政策，建立农村社会养老非均衡保障制度。[2]邓大松，李琳（2008）则进一步提出，应针对我国不同群体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差异，设计出相应的转换机制，保证农民在不同群体身份的自由转换，增加其参保的自主选择权。[3]
（二）区域差异背景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与构建
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模式，现有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依据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构建，强调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行分类分层的差异化建设思路的合理性，如要求优先保障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和已经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夫妇[4]，以多元化为起点，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类管理、逐级推进[5]，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模式[6]。其二，我国可以建立一个“三管齐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实行不同的制度模式，并重点解决资金来源问题[7]。其三，“实物换保障”，即改革现有的缴费方式，将农民拥有的土地、农产品或股权等实物在折算后抵充保费，如被征地农民与老年农民可以实现“土地换保障”，而年轻农民可以实行“产品换保障”的方案等[8]。
（三）区域差异背景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研究
对于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承担责任的具体内容，学者们均认为主要包括制度设计、财政支持、组织实施、制度监管等。但是由于各地区的区域差异明显，各地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也有所不同。即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政府承担责任应有所不同，特别是政府责任的重点和功能应表现出较大差异[9]。另外，考虑到地方经济与各级财政责任的差异性，应突出财政补贴的激励和引导作用[11]，并建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10]。特别是针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以保证和推动这些地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12]。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1期2015年第1期（总第193期）郑 军，龙俊桃：发展不均衡与政府责任：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证评估
综上所述，尽管理论界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政府责任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更注重考察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以适应各地方经济的区域差异，并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评价标准来规范政府应承担多少责任。为此，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理论，实证考察了政府承担财政责任的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的影响水平，并提出了政府承担责任的理论标准和相关政策建议。
三、相关理论界定
（一）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之间的地区差距在急剧拉大，经济由西向东呈梯形发展。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较为缓慢与滞后。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然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应保尽保。由此，考察该制度的区域发展失衡时，应注意：其一，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其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服务水平。如图1中，分别用实线和虚线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路径（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呈相对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路径（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水平的同步提高）。[13]
图1 发展中的均衡与失衡
对制度失衡中政府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而进行深度考察，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责任型失衡，即政府提供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水平与政府的财力不相符合，即政府由于主观原因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供给的实际水平小于理论水平。其二是发展阶段型失衡，即限于发展水平提供的财政收入，政府提供的财政资金数额无法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这种失衡政府不存在主观失责的原因。[14]显然，针对区域失衡的原因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应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二）政府间转移支付理论
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各级政府在现有的财税收入、事权和职责框架体系内部的一种财政资金进行转移的制度。转移方式包括上下级的纵向转移与同级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等）的横向转移。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本质是一种财政补助，即中央政府“加强国家凝聚力”，并对各地域的“利益外溢”进行补偿，主要表现为“抽肥补瘦”，体现国家的宏观经济财政政策。[14]
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理论表明，政府之间进行转移支付有如下特点：其一，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各地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也使本辖区以外居民受益，如铁路;其二，各级财政收支的不均衡。即各地方财政往往收入有限，需要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其实现收支平衡。其三，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政府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转移支付，弥补各地的财力差异，才能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也能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服务。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失衡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本文认为制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服务水平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同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2）政府财政收入能力;（3）政府加大制度投入的意愿，具体表现为政府主观上愿意将财政资金投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程度;（4）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供服务的效率。上述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能力是客观变量，它们共同决定了政府确保该制度提供服务水平的能力。然而，政府意愿与服务效率应为主观变量，存在政府责任缺失的可能性。因此，判断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失衡中政府是否存在失职，考察政府主观因素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的影响可以作为判断依据。
由于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政府责任缺失是否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区域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是，这种影响程度又有多大。为此，本文在充分利用各省相关数据基础上，考察了政府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的双重限制下，能够保证制度服务水平的一般规律（理论数据），从而勾勒出一条如图1中所描述的均衡发展路径作为参照系，然后再比较各地区的实际水平与理论数据之间的差距，从而判断政府是否存在主观责任缺失。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本文中数据均来自2011和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在变量选取方面，本文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的比值，Y代表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以农村人均纯收入X1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当地GDP的比值代表当地政府财政收入能力。一般而言，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增速相比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要缓慢些。因此，两者不能呈线性关系。为此，本文将农村人均收入X1进行适当变换，取其对数值，并设定回归模型为：
Y=β0+β1Ln（X1）+β2X2+ε。
本文假定政府支出意愿与制度效率等主观变量与各地经济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等客观因素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据此假定模型中并没有引入政府主观方面的意愿和制度效率，因此这些主观变量对制度提供服务水平的影响表现在残差项ε里。最后，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的变换，得到经验模型如下：
Y=21.93-2.488Ln（X1）+0.2112X2
（21.54） （-19.88） （16.12）
R2=0.9941 F=219.7052 D.W.=1.653
显然，模型设定中各变量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整个模型设计较为合理，拟合度较高，达到了0.994。这些数据说明，当各地政府对当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支持意愿与制度效率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对该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及说明
将全国31个省市地区的2010年与2011年相关数据代入计算公式，不难计算出各地方政府能够确保当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供服务水平的理论值，并将其与该制度提供服务水平的实际值相比
较，最终得到我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实现程度。
从表1可以看出，自“新农保”试点在全国推广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不断增加，说明经济水平在不断增长;而各地财政收入与GDP的比值也呈同步增长趋势，这表示各地政府在确保该制度提供服务水平的能力也在相应增加。
将表格中31个省市地区的相关数据代入上述回归模型中，不难计算出各地方政府能够确保该制度提供服务水平的理论值，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我国大多数地区政府在确保制度提供服务水平的实际值与理论值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政府主观层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地区间的政府责任实现程度日趋完善，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政府责任实现程度大部分要低于中西部地区。自2009年实施新农保政策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政府责任的实现程度都在100%以上，这说明我国大多数地区政府财政责任完全履行到位了，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存在政府责任缺失问题。但是也有部分地区的政府责任实现程度低于100%，甚至包含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例如江苏、广东、福建等。
五、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失衡中政府责任缺失的简要分析 如前所述，导致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发展是否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制度投入的支出意愿积极性程度和政府管理该制度的效率水平。因此，深入探索分析影响这两个要素的关键性因素，无疑是解决和修正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失衡的重要思路和手段。
（一）政府支出意愿缺失的原因分析
相对于政府财政能力的高速增长，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制度设计有着诸多限制，制约了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财政投入水平。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主要以经济绩效为主。尽管这种考核方式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的滞后。基于这种官员考核制度，各级政府往往忽视了应该承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职能。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改革中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等政策，在利益的驱动下，各地方政府更愿意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投资，而不愿直接改善农村养老服务的水平。这种体制性的“投资饥渴”现象，无疑是导致我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保障水平与其投资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
（二）政府效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经常调整，资金管理效率有待提高，制约了该制度的效率水平。这种影响主要包括：其一，各地政府对当地制度建设是否投入以及投入水平如何，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从而导致各地制度提供服务水平的主观差异性较大。[15]其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政府财政投入的稳定机制，各地方政府在实际投入时，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另外，央地政府间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仍不合理，许多转移支付项目及数额的决策主观性较强，“基数法”在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等方面仍在使用，这些缺陷为各地政府为赢得中央更多转移支付在制度设计层面留下了非合作博弈的空间。[16]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由于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各地众多的财政支出项目相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如何吸引竞争流动性强的外资，加快地方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调整有限的财政支出项目，无疑是各地政府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往往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被迫减少了对当地包括农村养老在内的公共服务制度的财政投入，这无疑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地区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中西部地区政府官员在地方建设的“最优决策”是调整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项目，为其升迁提供政绩，即增加见效快、周期短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那些见效慢、周期长的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同时，在人才竞争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地区呼吁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对于满足辖区居民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的需求更加忽视。源于地方政府支出偏好的空间差异性，才从主观的层面上导致了基本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供给水平的区域差距。
（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要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应该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财政投入体制，促使各地方政府从执政理念上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注重服务保障、关注民生。具体而言，可以从地方政府的考核体制入手，逐步改变政府对农村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意愿不足和制度管理效率有待提高的状况。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将关注民生引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从主观意识上增强各地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财政投入的意愿，逐步落实政府在制度建设中的财政责任。其二，采取财税优惠等工具刺激民间消费，减轻体制性的消费压力，逐步调整并改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支出的结构，帮助各地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财政资金投入的压力有所降低。其三，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财政体制，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稳定机制。其四，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改革力度，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水平等公共投入，逐步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范围，从制度设计层面，规避政府责任缺失的风险[17]。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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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官永彬.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区域基本农村养老保障服务差距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1-168.
[15]潘明清，高文亮等.我国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检验与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18-125.
[16]赵佳佳，朱黎.农村养老保障服务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分析[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08，（3）：39-44.
[17]杨立雄.建立健全贫困线制度，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J].湖湘论坛，2012，（4）：8-10.
Uneven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Rural Social Endowment Security System
ZHENG Jun 1，LONG Juntao2
（1. School of Financ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2. Chengdu Branch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Chengdu， Sichuan 611130，China）
篇9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社会制度;推拉效应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61-02
1 农民工进城的农村社会制度推力因素分析
在调查农民工进城的原因我们主要列举出了16个选项,这16个因素可以分为农村的推动因素和城市的拉动因素两大块。农村的推动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干农活收入少;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家里人读书、治病等要钱;欠债多;社会生活方面的在家没事干;不喜欢农村生活;不出去被人瞧不起;家庭关系方面的家人鼓励;家庭关系紧张。
从对农民工进城的农村推动因素分析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以“干活收入少”表现最为显著,其出现频数为118,将近是整个农村推动因素出现频数的30%;其次是“家里没事干”,其出现频数为70,占整个农村推动因素频数的17.7%;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上述数据显示,农村经济状况落后仍然是影响农民出路的最主要的原因,农民工进城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家庭经济贫乏。
关于农民工进城的农村推动力选项分布比较分散,我们可以对以上9个推动因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几个主要的变量(变量都标准化)来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总方差分解表显示前四个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提取标准为特征值大于1),因此只选取前四个主要成分进行荷载矩阵分析,如下表:
从分析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第一个主成分中,以“不出去被村里人瞧不起”的系数最为显著,为0.732;其次是“家里开支需要钱”,系数为0.543;再次是“家人鼓励我出去”,系数为0.542。这三个指标的系数较大,因此可以把第一个主成分看成是与“家里开支需要钱”为原因而引起的“家里人鼓励外出”,“不出去就会被村里人瞧不起”的综合指标。其实质是显现在外的一个“家庭经济是否阔绰”的问题。从这个主成分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农村,家庭经济形象还决定着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地位。该主成分的表达式为:Component1=(0.352,0.329,…,0.732)*(农活收入太少,…, 不出去被村里人瞧不起)/sqrt(1.614)。
在第二个主成分中,很明显,“干农活收入太少”和“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是主要影响因素,其系数分别为0.586和0.522;其次是“欠债太多”的系数比较显著,为0.466。因此我们把第二个主成分看成是“干农活收入少”,“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和“欠债太多”所反映出来的内在的“家庭收入来源欠缺”的综合指标。其表达式为:Component2=(0.586,-0.506,…,0.017)*(农活收入太少,…, 不出去被村里人瞧不起)/sqrt(1.404)。
在第三个主成分中,由“不喜欢农村生活”(系数为0.603)和“家庭关系紧张”(系数为0.475)等变量解释,我们把这些变量综合成一个“生活环境影响”的变量指标。其表达式为:Component3=(-0.394,-0.090,…0.114)*(农活收入太少,…, 不出去被村里人瞧不起)/sqrt(1.080)。
由于第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几乎接近1,我们在此不作分析。因此,我们可以把全部推动农民工外出的农村社会制度因素归纳为三个主要成分,即:家庭经济现状较差,家庭收入来源缺乏和农村生活环境不好三个方面。
2 农民工进城的城市社会制度拉力因素分析
农村收入太少是推动农民出去打工的一个首要的因素,那么在农民工的概念当中,外面的收入比家里多,这是毋庸质疑的。因此,“出去赚钱”在城市的拉力因素当中,我们没有重复列举。
在农民工进城的所有城市拉力因素中,“到外面长见识”出现的频率最高,频数为150,占城市拉力因素总频数的25.5%;其次是“出去学技术”出现的频数为132,占总频数的22.5%;第三是“外面的机会比家里多”,频数为118,占总频数的20.1%。
这三个因素出现的频率最高的原因是与外出打工者的年龄有很大关系的。从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外出打工者当中,74.2%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外出除了赚钱以外,更多的是注重自身的发展,如:长见识、学技术。这个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青年农民工外出不仅仅是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简单劳务输出,为家乡带来打工收入,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自身素质,培养了农民的劳动技能。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进城的城市社会制度的拉力因素,我们对这7个具有较大相关性的变量做因子分析。
根据总方差解释表,我们提取前面三个因子(提取标准:特征值大于1),大致解释了63.2%的方差,基本上令人满意。分析如表6:
从旋转后的因子矩阵中得出:
第一个因子在“城市生活条件好”、“城市工作环境好”和“政府鼓励外出”这三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他们的系数分别为0.778,0.608,.0775。前两个指标很明显反映了城市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鼓励外出”是城市的良好社会环境在农村的折射,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的拉力作用。因此,我们把以这三个指标为基础的因子1称为“城市社会环境”因子。
第二个因子在指标“外面的机会比家里多”(系数为0.746),“到外面长见识”(系数为0.744),“到外面学技术”(系数为0.513)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旨在“个人发展”,说明城市为个人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从而反映进城的拉力作用。因此,我们把这个因子命名为“个人发展动力”因子。
第三个因子在指标“打工已经成为家乡的习惯”上有较大的载荷,其系数为(0.847),这个因子反映了非正式社会制度的影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效仿”,“合群”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是外出打工者把城市的社会制度传达给未外出打工的伙伴,从而形成的一种拉力作用,我们把这个指标命名为“从众”因子。
因此,我们可以把全部拉动农民工进城的城市社会制度因素合成三个因子,即:“城市社会环境”因子,“个人发展动力”因子和“从众”因子。
3 结语
本调查列举了16个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原因,这16个因素分为两大块:一是农村社会制度的负面因素;二是城市社会制度的正面影响。通过对这16个因素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农村社会制度的障碍束缚了农民的发展,使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处于劣势。农民对农村生活的不满导致他们有一种离开农村的欲望。这种欲望就成为了农民进城的一股推动力。
(2)已经外出务工人员的言行和政府的鼓励成为了城市良好社会制度的一种宣传媒介,对未外出务工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影响,使他们在内心产生了对城市的向往和渴望。于是城市的社会制度间接地对农民外出构成了强烈的拉动作用。
篇10
关键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