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生育三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22年生三胎国家补助多少钱

1、生育医疗费

生育医疗费即生育就医的医疗费用，包括有计划生育的费用和生育产生的费用。其中计划生育的费用包括复通、结扎手术等医疗费用，生育生产的费用包括有医疗费、住院费等等，各地都会按照当地标准要求，给予一定的报销补贴。

2、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具体补贴标准为当月本单位人平缴费工资÷30（天）×产假天数。社保是分地区统筹的，所以不同的地区，法规也会不同，一般是产假休完后即可办理生育津贴的申领，截止时间是所有产假期满后3个月。因为三胎生育津贴发放标准和一胎一样均为六个月，只要当事人符合计划生育方案，有准生证的费用都可以报销，报销标准都一样。

3、一次性补贴

在一、二级医院分娩的，每人一次性增加300元补贴。

4、一次性分娩营养补助费用

篇2

各地政策有差异，请咨询当地的计生办，普通是需要申请的，私自生要罚款的。

目前，国家放开了全面二胎政策，生育三胎还是违法的，孩子生下来，一般还是要按照2.5至3倍于当地居民年均纯收入的标准来罚款的。

法律依据：

《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异地生孩子住院费可以报销吗

只要医保包含生育报销责任，且生育符合医保要求，即可报销。

1、要到外地医院生育，需到当地社保服务中心办理异地生育申请手续。批准后异地生育的，所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补助和生育津贴）不受影响。

2、异地分娩的医疗费用由本人预付。产后规定时间内（3个月）内，单位应当出示《异地生育申请表》、医院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发票、收费明细单、《报销表》、《计划生育服务证》（复印件）向参保当地医疗保险服务管理中心申报核定。

建议您直接咨询当地社保中心，确认相关政策并办理手续。

篇4

摘要：本文把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定量的方式分析了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较稳定。当性别选择率一定时，出生性别比本身值越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也较稳定。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26-05

近年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调。五普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9.92，已远远超过正常值范围。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2000～2005年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数据显示，177个国家在104～107之间，6个国家为101～103，5个国家为108～109，超过110的国家仅有4个。可见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的失调在世界上是非常严重的。从城乡来看，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要高于城镇。2000年，中国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4.15，镇为119.90，乡村为121.67。从胎次出生性别比来看，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第二胎为151.9，第三胎为159.4。

一、研究背景

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解振明认为，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即男孩偏好的增强、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和综合治理乏力，管理不规范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原新等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因素归因为三个，第一个是基础性因素，即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尤其是生育文化；第二个是促进性因素，即现代社会少生孩子的愿望；第三个是技术性因素，即性别鉴定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穆光宗则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归结为“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相互冲突的结果。认为由于现行生育政策导致有男孩偏好的人群无法在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内保证有至少一个男孩，再加上B超技术的普及，因此使得人们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干扰了人口出生的生物学规律从而引起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乔晓春把出生性别比作用因素分解为四个变量，其中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是确定性变量。女婴漏报、选择性人工流产和溺婴是中间变量。并且认为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本源，而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孩子数量的限定使这种愿望得到了强化。本文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生育率偏高的广大农村地区，把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归结为是少生孩子的愿望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育率低于农村地区，按照上述观点少生孩子的愿望应该更强烈，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也应该更严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城市出生性别比远远低于农村地区。同时，本文认为男孩偏好是一种传统观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不可能会增强。因此，本文提出，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两个主要因素。从最终影响因素来看，性别选择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男孩偏好作为一种观念导致生育过程中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即性别选择行为，从而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但有男孩偏好的人并不一定做选择性人工流产，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成功率也并非百分之百，因此，成功的性别选择行为才是最终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男孩偏好、人工流产技术和管理不规范通过作用于成功的性别选择行为而对出生性别比产生了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男孩偏好思想作为一种固有的观念不会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即性别偏好引起的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互不影响，两个因素彼此独立。

关于这两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定量的研究，穆光宗和乔晓春曾进行定性分析，对于二者各自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大小仍难以确定。笔者认为通过定量方法分析这两个因素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否则，可能会夸大某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尤其是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比如有不少学者通过定性的分析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只要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出生性别比的失调问题就会大大缓解乃至解决，“导致性别比失调的直接诱因则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农村和城市，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胎。”“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取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二孩的限制，同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生育二孩父母的合法权益，使生育二孩合法化。”那么，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一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仅仅把目前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能不能大大缓解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笔者认为，要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首先必须控制性别选择这个变量。在同样的性别选择率下分析不同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才能真正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分析与推理

(一)现行生育政策及其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我们首先简要说明中国目前的生育政策。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分地区和城乡来执行的。城镇主要实行一孩生育政策，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多数实行“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一孩半”生育政策在19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实行，二孩生育政策主要在5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实行。另外，实行三孩以上生育政策的主要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孩生育政策和“一孩半”生育政策的人口占绝大部分(88.8％)。从实行不同生育政策地区的出生陛别比来看，实行三孩以上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未出现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实行一孩生育政策的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14.15，略微出现了偏高，实行同样的一孩政策的城镇出生性别比则达到了119.90，高于城市，而实行“一孩半”和二孩政策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更为严重，为121.67。

从分胎次出生性别比来看，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基本是正常的。而第二胎出生性别比则高达151.9，第三胎更是达到了159.4。也就是说第一胎基本没有性别选择行为的发生。性别选择往往是在第二胎和更高胎次时进行的。对于城市的出生性别比略高，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一小部分夫妇违反了一孩政策，生育了二胎或二胎以上，并且在生育过程中有性别选择行为。也就是说，对于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城镇来说，遵守一孩生育政策的人群对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是没有影响的。违反一孩生育政策的人有一部分在第二胎甚至更高胎次时进行性别选择才是引起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对于这部分违反生育政策的人来说，他们相当于遵守了“一孩半”和二孩生育政策。由此我们得出，遵守“一孩

半”和二孩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群体。因此，在性别选择率不变时，分析“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才是最有意义的。

那么对于遵守“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来讲，当进行性别选择的人所占比例一定时，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有无差异?如果有差异，那么差异究竟有多大?通过把“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能否引起出生性别比的大幅下降?笔者通过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推导出这两种不同的生育政策下性别选择率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比较在性别选择率相同的情况下“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出生性别比差异，同时论述在特定生育政策下性别选择行为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二)推理的前提

在推理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几点情况：

首先，笔者认为性别选择即男孩选择主要通过对孕育的女婴进行人工流产来实现。而溺杀女婴由于在实际中较少存在，对女婴减少产生的影响极小。此外，女婴漏报导致的只是统计上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并不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调。而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因此要剔除溺杀女婴和女婴漏报这两个因素。

第二，对于遵守“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来说，我们假设他们的生育意愿是两个或超过两个孩子，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他们都会选择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由于计划生育对超生的处罚较严，他们都严格遵守国家的生育政策，即在一孩半的政策限制下，第一胎是男孩时不再生育，而第一胎是女孩时则再生育第二胎。而且由于惧怕超生带来的政策性惩罚，生育子女数最多为两个。

第三，育龄夫妇中有男孩偏好的人群在生育第一胎时不会进行性别选择，同时在有一个男孩的情况下也不会再进行性别选择。也就是说，育龄夫妇中有男孩偏好的人群一旦满足了生育男孩的愿望就不再计较以后出生的孩子的性别。

第四，假设在性别选择中被流产的100％是女婴。

(三)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的差异分析

根据出生性别比的生物学规律，在没有人为选择的自然生育状态下出生性别比大约为1.05:1(注：笔者取的是世界出生性别比的平均值)，即男孩在正常情况下出生人数占总出生数的比例为0.512，女孩为0.488。我们可以得出，假如没有性别选择，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下出生的男女数量之比符合自然生育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二者没有差别，大约都是105。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有性别选择存在并且性别选择率相同时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

1　“一孩半”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关系式

我们假设有10对处于生育年龄的夫妇，在“一孩半”生育政策下，第一胎出生的男孩数为5.12，女孩数为4.88。第一胎生育男孩的妇女不再生育第二胎，而第一胎生育女孩的4.88个妇女在生育政策的允许下生育第二胎。在第二胎生育过程中生育妇女怀孕男孩数为4.88×0.512，这些男孩全部被生育下来。怀孕女孩数为4.88×0.488。由于其中部分育龄夫妇有男孩偏好的思想，因此会有一部分人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堕掉女婴，而通过再生育获得男孩。我们假设第一胎为女孩并在第二胎怀孕女婴时通过流产女婴和再生育成功进行了男孩选择的妇女占这4.88×0.488个妇女的比例为a(我们称之为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那么第二胎出生的孩子数中，因性别选择而出生的男孩数为4.88×0.488a。这4.88×0.488个妇女中未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而自然出生的女婴儿数为4，88×0，488(1－a)。这样，男女出生性别比Ral就可以表示为关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的表达式：

Rsl=[5.12+4.88×0.512+4.88×0.488a/[4.88+4.88×0.488(1-a)]

化简可得：

Rsl=(7.62+2.38a)/(7.26-2.38a)　(1)

2　二孩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关系式

在二孩生育政策下，如果以上假设条件不变，那么第一胎出生的男孩数和女孩数依然各是5.12和4.88。在生育第二胎的4.88个生育妇女中，第一胎所生是男孩的5.12个妇女在第二胎不进行性别选择，那么这些妇女所生育的男女数各为2.62和2.5。第一胎所生为女孩的4.88个妇女在第二胎中生育的男孩数为4.88×0.512，对所怀孕的女婴进行性别选择而出生的男孩数同样为4.88×0.488a，未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而自然出生的女婴数也同样为4.88×0.488(1－a)。这样，男女出生性别比Rs2同样可以表示为关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的表达式：

Rs2=[5.12+2.62+4.88×0.512+4.88×0.488a/[4.88+2.5+4.88×0.488(1-a)]

化简可得：

Rs2=(10.24+2.38a)/(9.76-2.38a)　(2)

从上述两个关系式可以得出，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的值就越偏高。在“一孩半”生育政策下，根据计算公式Rs1=(7.62+2.38a)/(7.26-2.38a)可以得出，当a取最大值1时，即怀孕第二胎是女婴，同时进行100％的性别选择时，出生性别比Ral=205。在二孩政策下，当a取1时，据公式Rs2=(10.24+2.38a)/(9.76-2.38a)可以得到出生性别比Rs2=171。当a取0时，Rs1=Rs2=105。

对公式ns1=(7.62+2.38a)/(7.26-2.38a]和Rs2=(10.24+2.38a)/(9.76-2.38a)做差可得：

R1=Rs1-Rs2=(1218a+0.03)(7.26-238a)(9.76-238a)　(3)我们称之为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

把该结果写成一个函数形式：

f(x)=(12.18x+0.03)/(7.26-2.38x)(9.76-2.38x)　(4)对这个函数式进行求导可得：

f/(x)=(864.21-0.4x-69x)(7.26-238x)(9.76-2.38x)2　(5)

由于第二胎进行性别选择的妇女比例取值范围在0-1之间，因此，f(x)/的值始终大于0。所以在0-1区间上，R1=(12.18a+0.03)/(7.26-2.38a)(9.76-2.38a)的值始终大于0且是增函数，函数值随着a值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当成功性别选择率a值增大时，“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也会增大。当a值为0时二者的绝对差值最小，也为0。我们也可以看出，Rs1和Rs2各自的值也是随着a值的增大而增大的。也就是说，a值越大，Rs1和Rs2的值越大，二者的绝对差值也越大，反

之，a值越小，Rs1和Rs2的值越小，二者的绝对差值也越小。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的相对差值。如果我们用二者出生性别比的差值Rs1-Rs2除以Rs1-105，可以得出与原来出生性别比的值相比下降的相对值R，即二者的相对差值。R的计算公式如下：

R=(Rs1-Rs2)/(Rs1-105)　(6)

3　相同条件下两种生育政策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差异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在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相同时，“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以五普数据中出生性别比失调最严重的江西为例，江西省的出生性别比为138。通过一孩半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和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关系式可以得出，a=42.35％。把该值代人到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和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关系式中，可得出生性别比为128.5，二者的绝对差值为9.5。再把数值带入到相对差值计算公式中，结果得相对差值为28.8％，即相对于原来的值下降了28.8％。如果我们取“一孩半”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为115，那么与上面的方法相同，我们可以计算出二孩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为112.3，二者的绝对差值为2.7，明显比性别比为138时二者的绝对差值缩小了很多。相对差值为27％，基本与138时相当。通过其他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不变时，二孩生育政策与“一孩半”生育政策相比，政策范围内的出生性别比确实有所下降。下降的相对值较稳定，相对差值大约为27％，下降的绝对值随出生性别比本身值的变小而变小。

4　不同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对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变动对两种生育政策的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影响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大小的因素有两个，即某地区出生性别比值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大小。这两个因素的值的变动与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变动都是同向的，即这两个因素各自的值越大，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就越大。而某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大小是受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影响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该地区出生性别比就越高。因此，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大小实质上只受一个因素的影响，即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值的大小。a值越大，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比较小时，出生性别比也不太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也较小，将“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能使出生性别比的值显著下降。而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较大时，调整生育政策才会使严重失调的出生陛别比有明显下降。

三、结论

篇5

年轻时的叶廷芳一直有一个愿望：将来念书后当一个村干部或者乡干部。祖籍浙江西南偏僻山村的他，从小见过许多的基层官员，“粗暴、命令主义”。他的想法是：自己做了干部，决不会像他们一样用、命令的办法让百姓接受一项政策。

许多记忆至今仍然清晰：一位姑妈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后，第五胎方才得子，因为屡屡超生，大冬天被人把门板掀掉；一个表妹生育后被强行结扎，农村的妇女封建意识重，受不了被人脱了衣服拖到手术台上的“奇耻大辱”，从此疯了……

命运的奇妙与公平之处就在于没有人能准确预见未来。一心想当干部的叶廷芳后来却成了一名地道的书生：北大西语系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工作，几十年来被专业人士熟知的身份，是德语文学专家、把卡夫卡、迪伦马特引入中国的介译者、卡夫卡研究的权威学者。

而叶廷芳开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出现在普罗大众的视野，是在2007年。彼时，1936年出生的他，已经71岁。

受到巨大关注的原因，是那份他作为起草人、并联名其他28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的“废独”提案。

“废独”，即“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叶廷芳们在提案中如此写道。

在叶廷芳本人向CCN记者提供的这份题为《计生政策中有关独生子女条例应尽快停止执行》的提案原文中，支持“废独”论点的论据共有六条，分别从生命科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经验等方面强调了“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实行多年后的负面效应。

虽然与自己的“干部”理想渐行渐远，但叶廷芳从来没有停止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并进而参与许多讨论：关于重修圆明园，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关于重视建筑的艺术属性，关于要求住宅人性化，关于提高中国建筑师的社会地位……这个耿直的浙江人，说作为政协委员的自己，要利用这个讲堂来“表达人民的愿望”。

“据我了解，人民多数都是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叶廷芳说，而他格外向CCN记者强调的，则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伦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必然导致的“人性的变异，进而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这个角度，叶廷芳说，在他之前还无人提及。

“被消失”的情感亚层次

你现在把亚层次给取消掉了，就像屋子一样，你设了栋梁，但是椽木没有了，你这个房屋坚固吗?

CCN：作为2007年29名全国政协委员“废独提案”的起草人，您能否讲述一下这份提案出炉的初衷与依据?

叶廷芳：我跟所有那些要求放开(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不一样，他们的视角主要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调……我主要是从人文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从根本上就否定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政篡的制定是不合乎科学的。首先没有经过多学科的、反复的科学论证，多学科包括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文学，甚至哲学都应该包含在内。

就为了实现“我们一定要到本世纪末，使经济翻两番，人口问题一定要严格控制”，就为了一个GDP要上去，就不顾一切了。我去年把这个文章扩大了写时说，不应该以群众的软代价，就是牺牲我们精神素质来达到超低生育率这样一个硬指标。

CCN：老百姓付出的软代价是什么?

叶廷芳：精神健康，中华民族的精神健康。

如果我们中国人口现在能够退回到五十年代，五亿那个水平敢情好，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我愿意，但问题是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这样一厢情愿。

人口的增长，人口的繁殖是自然法则制约着的。生物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的，以人为的办法强行使它从多到少，或者让它停下来，这就是反自然。当然如果人口太多，也造成自然生态不平衡。比如说破坏自然的生物、植物，二氧化碳过多……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自然有它自己的轨道来保持它的法则，而不是由你人自己来决定的。

CCN：自然实际上对这个是有一个自动调节的。

叶廷芳：自行调节。从欧洲历史来看。人口不是无节制的上升、上涨，随着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的会降下来，就是不愿意生育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加上不孕率也特别多。

亚洲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膨胀很厉害，生育率达到六成左右，所以当时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都普遍提出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当然他们都没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最多生两个。

像台湾的政策就是“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跟我们1970年代、提出来的一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十几年下来他们的人口马上就下来，下来以后就紧张起来了，后来就放开了。

现在亚洲实行计划生育的这些国家人口都已经急剧地下降，正常的平均生育率是2.2，他们现在也就达到0.9、1.1，所以好多国家都恐慌了。现在包括台湾人口密度那么大的一个地区，都已经放开到三胎了，原来是一个不多，两个恰恰好，现在是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

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另外从伦理学的层面上说，首先从孩子的成长看，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欢天喜地，这是自然。

独生子女就失去了这个福分，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他(她)的身心健康。

其次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而单从亲情方面讲，又有父母之情，儿女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以及堂兄妹、表兄妹、姨兄妹等的区别，层次是很丰富的。

你现在把亚层次给取消掉了，就像屋子一样，你设了栋梁，但是椽木没有了，你这个房屋坚固吗?不坚固了。人的情感就变得单调、肤浅。这是人伦的缺陷。这种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进而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CCN：当时这份提案一提出，除了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外，您有无收到来自官方的反馈?

叶廷芳：官方当然反应了。(提案)一出来网上都反应很强烈，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第二天也播了，但第三天马上就叫停了，其它一些记者的采访绝大部分都没有了。

过了一些时候国家计生委来了一个邀请，请我到计生委去沟通。请我吃饭，还送了礼物。政策法规司来接待我，互相几乎没什么交锋，我讲我的观点，他们也没什么反驳。到最后一个人员拉拉我的衣角，跟我说了句悄悄话：我们收到同类的意见当中您这种观点是最精彩、最有价值的。

过几天他们用文字的东西答复了我，有四、五千字吧。总的来看拒绝我的观

点，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家不仅十，而且十二五计划，甚至十三五计划都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CCN：但是目前出现的状况恰恰是很多地方出现用工荒。

叶廷芳：对，所以这个不科学。我就写了一个五六千字的书面材料把他一条一条的都驳了。正好是5月7号，我记得很清楚。

从根上不认同人口政策

现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男比女多出2600万。这么多人婚配发生问题，必将对社会造成一些麻烦。

CCN：作为一名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学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口政策上的?

叶廷芳：人口政策一开始我就不赞同。

CCN：就是三十年前?

叶廷芳：嗯，这是违背人权的，人的生育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公开场合，我也不去讲人权，我就讲自然法则。生育得少，你就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的平衡。我们对自然生态的平衡要受到报复，这个普遍都已经理解到了；但是对人的精神生态的破坏现在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是最危险的东西。

CCN：您曾表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抑制入口过快增加，但80年代初“独生子女”政策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在你看来，这些负面影响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叶廷芳：从教育学的层面上说，容易产生家长溺爱，“小皇帝”是一个幽默的称号，可是独生子女的父母都普遍的接受了这个称号，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小皇帝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如果有兄弟姐妹，一起玩，快乐完了，还有人文的一种思维会自然的形成。比如说兄弟姐妹争夺一个东西，最后都会有所放弃，有所妥协，那就是成人社会的谈判妥协原则，在孩童时期就开始自发的训练了。

从社会学的层面上说，至少产生四个问题：一是“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不是合理的家庭模式。其中的“二”――青壮年夫妇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除了每天紧张的工作之外，还要自担5个人的生活，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代社会，特别是面对“上学难、看病难……”的当前国情，显然负荷过重。

第二，这样的家庭结构，决定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这个结构中的主干――中青年的比例日见减少。根据专家计算，2012年－2022年这10年间，18－50岁的青壮年人口将减少1亿。

第三个问题是“老龄化社会”的过早出现，并且数量庞大。有专家指出，发达国家经过了100年才形成的“老龄化社会”，中国只用了20年。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比现在的欧洲总人口还多。

第四个问题是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4岁以下儿童男女比例高于120：100；而2004年抽样调查是121：100，均远远超出正常范围(103－107：100)。

显然在制订人口政策时，(政府)没有考虑到我国“重男轻女”的习惯势力。现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男比女多出2600万。这么多人婚配发生问题，必将对社会造成一些麻烦。

CCN：您也提过，2012到2022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多达1.44亿，“由于社保制度尚不完善，经济困难老人、孤募老人、空巢老人晚景尤其惨淡”。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现阶段的中国，“养儿防老”这句话还是非常适用的?

叶廷芳：还是合理的。

CCN：当时您跟其他28位委员提出的是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提到“计划生育”的问题。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的合理性如何?

叶廷芳：从生态本身来讲也不合理，但是现在包括杨支柱这些人也有一些偏激，他就说要放开两胎，放开第三胎，好像自由放开。我是讲在有限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呼吁提倡直接让政府全部放开?两个根本就不现实，对不对?

像我上次我的提案提出来，有个别网站99％都赞成，但是像人民网调查是百分之七十二点几的人赞成，百分之二十的人反对，百分之七的人不表态，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是支持，毕竟还有一部分反对。

如果说生三个的话，反对的人肯定更多一些。要一步一步来，等到两胎放开了，然后人口还在计划下滑，我们就呼吁放开第三个，这是可以的。

CCN：如果从您理想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还是完全放开是―种比较合理的状态?

叶廷芳：完全放开的话，我估计目前也不会人口膨胀。

人口学界曾经在2004年集中了全国20来位优秀专家进行了两年的研究，最后以详细的文字和图表，证明放开二胎不会有风险。

同时我国北方和南方好几个省的多个试点县经过20来年的二胎实践，也证明没有风险。这些县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以下。

比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根据2000年的统计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承德现在为1.6，新疆建设兵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多年后改为二胎，不但未出现反弹，而且现在的生育率仅为1.00左右。

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前几年经批准实行二胎后，也没有出观反弹，2007年的统计分别为0.88和0.90，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不愿生育和不愿生二胎者，以及17％的不孕率，还有将近一亿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生育也不那么容易，即使放开二胎，我国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2.0。这些材料我都看过，很有说服力。但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

需要意识觉醒

现在人口研究最大的缺陷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介入，那些反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没有一个从事人文科学。

CCN：虽然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近两年学界和民间都传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但从官方和某些研究学者提供的数据和研究结果来看，这项政策还是在中国有实施的必要性。对此您怎么看?

叶廷芳：现在人口研究最大的缺陷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介入，那些反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没有一个从人文科学，就是我讲的软科学这方面去着眼的。

CCN：您觉得国家在制定大部分政策的时候都需要参考人文科学?

叶廷芳：对。但是目前中国有这个意识层面的还是比较少。

1993年，我跟八九个作家一起做一次旅行。这里面有谈话，有一次我就发表独生子女的弊端这个说法，当时大家都笑话我，觉得我思想那么落后。后来我就讲了刚才讲的这些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独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丧失，将来导致人性的变异，变异就是一点点的，你看不见的，但是几十年，几百年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CCN：如果抛开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因素，对于当下中国许多主流家庭不愿生、生不起、生得起养不起的现象，您作何评价?

叶廷芳：应该想生也生得起，也养得起，这样的社会才是更加合理的。

CCN：像您思想开明的这种程度，求真的性格，是与研究外国文学有关吗?

叶廷芳：我这个人有一点参与意识。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盲点，人家还没有去注意，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应该发挥这个作用。提出来，让大家注意到。

篇6

近年来，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但很少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人口形势可以引申至生育政策，生育政策最终需要落实到实际工作，而这都需要依靠基层计生干部去做，他们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意味着今后生育政策能不能真正得以落实，基层的计生工作能不能得以实现转型。

2009年，江浙沪粤的调研正式实施。调查问卷共计2000余份，举办了53场座谈会，调查对象均来自于县乡两级，访谈人员涉及493人。除了53场座谈会，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县乡资格最老的基层计生人员。调查发现：

1.江浙沪粤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低生育率时代已经到来，人口问题出现新的关注点

通过调研，我们团队发现，当前生育水平很低，生育意愿很弱，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真正的低生育水平到来了。长三角两省一市的调查表明，目前的政策外生育主要是一孩政策外和二孩政策外生育，无论是城市还农村，三胎及以上的违法生育都已经很少。城市几乎没有见到，农村也只是极少数。

调查发现，作为上海农业人口最多的松江，其生育率已经15年负增长；浙江现在年轻人生育观念有很大变化，“80后”生育意愿普遍低于“70后”，“90后”生育意愿又比“80后”低。浙江基层计生干部认为，“70后”现在想生孩子，有一些并不是他们自己想生，而是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和施加的压力，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而父母希望家里能够再有小孩。广东省2001年至2009年户籍人口增加了801万人，常住人口增加了1800万人，可见广东省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同样，影响上海人口规模的因素也已经不是出生人口，而是大量的迁入人口，上海松江每年出生人口不到4000人，迁入人口却高达10000人左右，而且其中平均每年有1000多人是婚嫁外来女，也可以说，当地的新娘现在也要靠“进口”。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这些区域又出现了其他一系列综合性的新人口问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人口城市化问题、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调查中还可以看到人口低生育变动已经影响到人口的教育、就业、劳动力供给、婚配、健康、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多元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新的人口问题的出现是与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直接相关的，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后的人口学后果和社会学、经济学后果。

2.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系列性变化，城乡二元的生育政策与社会的现实发展不相匹配

30年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使原有生育政策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环境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座谈调查中可以看到城乡二元的生育政策与社会的现实发展不相匹配，致使人口计生工作在夹缝中生存。

在农村，目前农村中的经济活动已经不能简单地以农与非农来进行划分，真正务农的农民正在呈绝对性地减少。长三角的农村经济非常活跃，尤其是江苏省的苏南地区，浙江省的大部分农村，现在真正完全务农的农民已经很少，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与其他粤西粤北地区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差异。农村中客观存在着无工不富、无商不富的现象，二元的生育政策在活跃的社会经济面前表现得十分不合时宜。调查显示：计划生育条例中有的条款已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

此外，现在的人口，从户籍地、居住地、或者从事职业的角度已很难区分。浙江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很多浙江村庄已经由外地人口为主要居住人口，而村里的当地人则迁进城市。浙江还出现了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人不在户也不在的多种复杂情况。广东省城乡二元生育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可操作性和实施基础，因为有不少的农村居民身份职业已难以区分与认定。江苏省也遇到了与广东省类似的情况，区别城乡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操作，这使得二元生育政策和社会现实出现了分离。

3.刻板固化的生育政策与丰富多元的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步履艰难

虽然江浙沪粤的区域生育政策类型有所不同的，但这并没有给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工作带来多大的不同，三省一市的基层计生工作都存在着过紧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的差距，都存在着刻板固化的生育政策与丰富多元的社会发展之间的政策性矛盾。现行的政策格局给人口计生工作带来很多问题，由于部分群众想生二孩、想生男孩的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不可调和，使部分群众超生、逃生、想着法子违规生育，这给人口计生工作带来一系列管理上的难题。实际上，城乡分体的生育政策使基层计生干部很难操作，过紧过严的生育政策成了计划生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在三省一市的调查中都是显而可见的。

调研结果也发现了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江苏省计生基层干部认为，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但是工作重点却越来越模糊。上海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计划生育工作范围不断拓展，计划生育部门几乎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个社保局或者是第二个民政局。广东省计生基层干部认为，计划生育工作范围变得越来越宽，但是根本任务变得越来越模糊。被调查的基层计生干部普遍认为，计生工作考核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广东省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计生工作考核层次多、细节繁杂、时间长、指标高，在基层工作，计划生育考核牵涉大量工作时间和精力。浙江省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花费大量精力来应付计生工作考核导致他们失去了踏实工作的时间。

4.基层计生干部对现行生育（数量）政策的评价与意见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现行生育（数量）政策“很好，没有问题”的仅占被调查干部的8.8％，也就是说，其余超过90％的干部都认为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意味着调整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几乎是基层干部的共识。

在调查中，认为目前生育政策需要放宽的计生基层干部比例是74％。80.6％的计生基层干部认为，如果生育政策放宽到二孩，他们依然能够控制住多孩（指三孩以上）出生的情况。64.7％的计生基层干部认为2010年是生育政策放宽的最佳时期。可见，计生基层干部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有迫切的需要，并对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执行实施与管理能力表达了足够的信心。

篇7

[关键词]危急孕产妇；抢救；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本资料来源于我县1995年12月～2000年11月，县医院、保健院和11个乡(镇)卫生院上报的危急孕产妇抢救表。

1.2方法：收集汇总1995年12月～2000年11月居住在我县11个乡(镇)194个办事处的危急孕产妇抢救病例。

2　结果

366例危急孕产妇抢救中，216例在县医院、保健院进行抢救，抢救成功率为100％。150例由各乡(镇)卫生院组织抢救，抢救成功率为98％。其中2例因前置胎盘大流血死亡，1例因产后胎盘残留失血性休克死亡，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危急孕产妇发生情况的前五位病种为产后出血、先兆子宫破裂、前置胎盘、异位妊娠破裂、胎儿因素。

2.2　相关因素

2.2.1　发生危急情况地点：县级医院(包括保健院)38例，占10.38％，乡(镇)卫生院82例，占22.40％；村卫生室149例，占40.71％；家中97例，占26.50％。

2.2.2　抢救地点：县医院抢救147例，占40.16％；保健院抢救69例，占18.85％；乡(镇)卫生院抢救150例，占40.98％。

2.2.3　孕期高危因素：异常产史64例，占29.22％，胎位异常47例，占21.46％，骨盆狭小31例，占14.16％，过期妊娠22例，占10.05％，前置胎盘20例，占9.13％，妊高征17例，占7.76％，双胎妊娠14例，占6.39％，年龄＜18岁3例，占1.37％，年龄＞36岁1例，占0.46％。

2.2.4　孕期服务情况：366例危急孕产妇中分娩孕产妇320例，其危产保健情况为产检≥3次的188例，占58.75％，1～2次的58例，占18.13％，0次的74例，占23.12％。

2.2.5　孕产次及计划生育情况：一胎158例，占43.17％；二至三胎176例，占48.09％，四胎及以上32例，占8.74％。

计划内妊娠330例，占90.16％；计划外妊娠36例，占9.84％。

3　讨论

3.1　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加强高危管理是减少产时危急情况发生的关键。

本组资料中，有219例危急孕产妇在孕期就存在不同程度的高危因素，且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得到相应的保健服务，无法发现高危因素，得不到专门管理。有的危急孕产妇是计划外妊娠，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长期外出或拒绝接受村医的保健服务，从而无法得到管理，故此，应加大计划生育宣传力度，搞好优生优育工作，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加强高危筛查率及管理质量，才能有效减少产时危急情况的发生。

3.2　加强高危管理，确定分娩地点，动员住院分娩，使母子能平安地度过孕产期。

从本组资料来看，危急孕产妇发生的第一位原因是产后出血，由于我县是一个集山区、多民族、贫困为一体的彝族苗族自治县、乡(镇)离县城比较远，当孕产妇发生危急情况，才转送来县级治疗或是县级下去抢救都比较困难。所以，孕早、中期要加强对高危孕产妇的筛查和管理，定期产前检查，孕晚期确定分娩地点。要求村医或村干部把所有的高危孕妇动员到乡卫生院或是县级医院住院分娩，一旦发生危急情况可立即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我县的产妇死亡率。

篇8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养老保障；和谐发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篇9

1月6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介绍2005年中国人口工作重点时透露，政府有意通过修改刑法来遏制人为因素造成的中国新生儿“男多女少”，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衡问题。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已被列为新一年中国政府在人口发展方面的大事之一，备受关注的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的解决开始走上快车道。

事实上，台湾地区在1949年之后也曾经历严重的性别比失调状况，但经过40年的调整之后，情况已经大为改观。那么，台湾地区的经验对大陆有何借鉴意义?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长期进行台湾人口问题研究的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郑启五。

过去40年台湾的经验

《新周刊》：台湾也曾出现过严重的性别比失调现象，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郑启五：台湾1949年只有600万左右的人口，带了大约100万人过去，这其中95％是男性。正是这些人口使得台湾发生了世界罕见的性别比失调。台湾当局解决这种状况的办法有几个，一是鼓励老兵不要结婚，积极准备“”。另外就是积极进口东南亚新娘。还有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老年的老兵来大陆娶亲。实际上最后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可怕，不是这100万人都找不到老婆，最后大约只有5％找不到老婆。台湾用了 40年的时间，经过自然的调解，婚姻挤压和性别比失调的状况基本上得到了消除。

但这种情况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和残酷的，给那些终身未婚的老兵以及婚姻质量很差的老兵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现在只是在80岁以上的老人里有失调的现象，因为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一般老龄妇女会比老龄男性多，但台湾的情况恰恰相反，这就是最初性别比失调的后遗症。

《新周刊》：这究竟给台湾造成了哪些影响?

郑启五：人口学上，婚姻挤压现象会造成几个结果。第一是夫妻婚龄差距会拉大，台湾比世界各地的状况都厉害。另一个会造成婚姻的不稳定，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各地区最高的。还会造成的社会化。我们跟台湾人讲起，他们不觉得，但我们作旁观者清的研究，还是发现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

《新周刊》：台湾性别比失调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岸的通婚状况?

郑启五：1989年之前没有影响，因为两岸没有来往。1989年有台湾旅游团来到厦门，一个台湾女游客和厦门一个导游结婚，这是两岸隔绝40年之后第一对夫妻。在这之后，两岸通婚就是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到现在每4.5对台湾婚姻，就有1对的配偶在大陆。

在两岸交流的初期有老兵人口到大陆找老婆的现象，那时年龄最小的未婚老兵还有 60岁的，过了几年这种现象就消失了。那时候有些报纸总是报道台湾老兵到大陆找老婆，是有婚姻挤压的因素，但这种现象一开始就不是主流，大概占30％，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陆的借鉴庶义

《新周刊》：大陆和台湾有什么相似性?

郑启五：中国人求得男孩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不在于经济是否发达。

《撷周刊》：台湾经验对大陆有什么借鉴意义于

郑启五：非常有借鉴意义。台湾人口政策非常详细，会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从最初控制生育的“一个不嫌少，两个刚刚好”到只提“两个刚刚好”，再到现在鼓励生育。每次台湾新的人口政策出来以后，它有详细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大陆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实际上我国性别比的失调应该追溯到 1990年的人口普查，那时就已经发现这种状况，但当时有些人口学家做出报告说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选择性流产是第二位的，人们由此松了一口气。即便这样，政府还是下发了打击B超选择性流产的相关文件，关键是这个文件没有实施细则，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们痛失了1990年到2000年这10年很好打击D超选择性流产的机会。

你看得出来，第一胎的性别比是107，第二胎第三胎就是130、150，这证明胎次越靠后，渴求男孩的想法越强烈。而且随着农民进城，B超知识的普及，他们会发现选择B超检测生育男孩成本最低代价最小，比瞒报女婴的代价要小得多。不是1998年我作为福建人口专家巡视组成员到闽西南的几个县去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新周刊》：计划生育对性别比有没有影响?

郑启五：最近有些政府官员仍在讲计划生育和性别比失调没有关系。实际上不能说没有关，也不能说完全有关，计划生育是造成性别比失调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能否定的。另外，长期一胎化会导致人口急剧老化，导致人口出现“倒金字塔”的状况。

现在中国人口政策要思考的问题是，人口的发展不能仅仅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而要考虑人口自身的安全。人口自身的安全相对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来说要重要得多。

性别比失调，倒金字塔等现象出现以后我们的人口状况会非常混乱。比如现在台湾鼓励生育非常困难，因为一旦不想生，你花多少钱让她生都没有用，人口发展是有惯性的。现在台湾进入一胎化或者少子不婚的状况之后，人口出生率在急剧下降，去年他们的出生人口只有8万多人，从20万到8万，才几年的事情，再怎么鼓励都上不去。

婚姻挤压的后果

《新周刊》：谁是婚姻挤压最终的承受者?

郑启五：就是无穷无尽的后代，婚姻挤压的情况一出现，30岁的男人找不到老婆就找18岁的女性，40岁的人找不到老婆也找18岁的，这就造成20岁到25岁这一批男性婚姻状况的紧张，这种情况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它是波浪型的，―直会延续下去。虽然台湾现在性别比已经平衡了，但是婚姻挤压的状况余波未平，还在不断造成类似的情况。

《新周刊》：贫困人口是否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郑启五：这种情况肯定是会存在的。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的人群，随着婚姻挤压的出现，他会更加劣势。这不单单是婚姻挤压引起的，现在贫富不均的现状实际上已经使得像西北一些地区贫困男性的婚姻状况恶化，而婚姻挤压会更加恶化他们这种状况。

《新周刊》：男多女少意味着女性地位提高?

郑启五：一方面，婚姻挤压会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格更高，但同时对女性的生存状态是很大的威胁，对她们的安全状况，对整个社会的婚姻秩序是很大的威胁。在这种混乱的婚姻秩序下面，尽管价格很高，但女性始终是处于很不安全的位置。整个社会会有大量的的成年男人，他们得不到起码的婚姻需求，会变得更有暴力倾向、犯罪倾向，会催生更多的妇女拐卖。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改善妇女地位是非常可悲的，实际上这远远不能抵消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

《新周刊》：什么时候中国会大面积出现婚姻挤压的状况?

郑启五：中国很大，这4000万光棍稀释到各个地区呈现出的状况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婚姻挤压不是说会爆发性地突然出现，它会悄悄地、逐步地出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它不是像海啸那样，而是像水煮青蛙那样出现的。

篇10

这一消息很快在西溪镇炸开了锅。路老师是西溪镇中心小学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任教语文。在平时，他总是第一个到班，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可是今天，直到第三节课，也不见路老师的身影。校长问遍了所有的老师，“你看见路老师吗？”“没有。”所有的老师都摇头。打电话问陆老师家庭，路夫人说“老路六点多就去了学校呀……”校长中午派人去路老师家，还是那回答：“明明骑着踏板摩托去的呀……”堂屋里也不见陆老师的坐骑。“老路去了学校呀，走时还和我招呼着呢……”邻家老太太也说。怎么回事呢？老师只好回校把情况反映给校长。陆老师的家就在邻近乡镇，离西溪镇不过二十里，也没听说出现车祸之类的事，可是人呢？校长只好向西溪镇教育总支反映路老师失踪的事。总支书记吩咐校长安排好代课，静观其变。

路夫人也着急了，一直在寻找路老师，向朋友同学曾经的同事打探老路的消息。“老顾呀，你有我家老路的信息吗？快一个月没有他的音信了……”老顾也是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和老路是师范的同学，虽然不在同乡镇工作，来往也稠密，因而和路夫人也熟稔。“老路不是在好好的上班吗？”老顾也不知哪里刮风哪里下雨，“正月同学聚会，他都是从学校赶来的呀……以后，以后还真没联系过。”“你和老路都是几十年的交往了，我会……”路夫人眼角都挂着泪花了，“我都找了十几天了，电话打不通……”将信将疑老顾完全信了，也跟着急起来,拨打老路的电话，关机；一连拨打十几个同学的电话，都说“不知道”。“不会有事的，别急，我会慢慢的联系的，一有消息就会联系你的。”老顾安慰路夫人。

“这老路，在搞什么名堂呢？”送走路夫人，顾老师就在腾讯空间给路老师留言：风劲絮纷扬，投止莫彷徨。飘萍知何处，倚望欲断肠。顾老师相信，只要陆老师安顿下来，一定会上网 ，一定能看见留言，一定会和自己联系的。

“老顾呀，我在浙江，找到事了，很好，不用担心……”半个月后，路老师终于打电话给顾老师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父母老病……妻子身体不好……孩子在读书……就那千把多的工资，我一家怎么生活哟？可怜我离开故土时，连妻子也不敢告知……”说着说着，电话那头的路老师尽然哭了起来。男人有泪不轻弹，人不伤心泪不流呀！“别哭，老路……我会尽快告诉你的家人的……”顾老师也啜泣起来，“别哭哈，老路。”

顾老师和路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同学，对路老师的情况非常的清楚。家在山区，老路是家里的独苗。妻子一连生了两位千金，按政策必须绝育，路老师倒无所谓，准备做绝育手术。可是老人就是想不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人竟以死相逼。于是，路老师便让妻子东躲西藏，终于生了第三胎：是个男孩！结果，妻子是农村户口，罚款；路老师工作的乡镇，罚款；教育局记大过处分，降工资一级。没取消处分，不得评模评职称。一直到2008年，才撤消处分。此时，同时参加的工作的顾老师已经一千八百多元了，路老师才一千四百多元的工资。树挪死，人挪活，那一年，在家乡奉献了二十一年的路老师揣着千把元钱，远走他乡了。在浙江一家私办学校教书，月薪六千多，还有奖金。三四年下来，总算还清了计划生育的罚款，还略有结余。不料好景不长，教育局三申五令不准教师挂职外出打工，否则一律除名。路老师又是在父母的催逼之下回来的，还是在小学，职称还是中教二级，月薪才一千六百元。妻子在家养病，孩子都读高中，老人年逾古稀，还在家种田，却是入不敷出。唉，即使是顾老师，也维持不了一家的生计的，工作了二十六年的他，工资也不足两千！老师呀，实在是可怜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