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国经济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经济分析模式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常常追溯到1947年United States v.Carrol Towing Co.一案，该案涉及三方事主，第一个主体是操作卡罗公司拖船的格里斯运输公司的职员在操作卡罗公司拖船的时候，过失的导致了“安娜C”飘逸。风驱动着安娜C，顺势撞击了一条油船，油船的驱动器在安娜C的船底撞开一个孔。康诺公司职员没有在船上，因此谁也不知道船已经发生了随还。假设安娜C上有职员在船上值班的话，格里斯公司的职员就会即使抽水而挽救安娜C。因为安娜C没有水手结果是驳船倾斜，货物倾泻，船体沉没。法院认定格里斯运输公司和卡罗拖船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在确定康诺公司是否有责任的问题上，法院有着不同的看法。问题的关键是：康诺公司职员当时没有在安娜C船上，其职员不在宫闱是否构成一种过失?如果是，那么就应该减少对康诺公司的赔偿数。

该案件最后上诉到了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著名的汉德法官提出了他著名的法律意见。驳船上没有人值班，结果船体移动而发生损坏，在这样的情况下，该船的船主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汉德法官认为不存在一般的规则。但是其他的相似情况下，所有者的责任决定于三个方面的因素，或者说决定于三种预防该损害所要承担的负担。这个函数关系还可以进一步演化成一个代数公式：损害的可能性成为P，损害成为L，负担称为B。法律责任取决于B是否小于P乘以L，也就是B

法官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这个案件。他说，驳船发生移动而发生损害的可能性，随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有所不同。比如，如果有风暴，危险就大些；如果停泊在一个繁忙的港口，那么偏移就要更

加频繁一些。但是也要考虑的是，水手即使应该生活在船上，驳船却也不是水手的监狱。在适当的时候，他也要下船。在这个案件中，水手于1月3日下午5点离开驳船，驳船于第二天下午2点发生损害，也就是水手离开驳船21个小时以后发生损害。在这个期间，水手都没有在船上。法官说，水手在法庭编了许多故事，但是我们认为他。

其实没有任何离开的借口和理由。而且，损害发生在日短夜长的1月，发生在潮水涌动的高峰期，这样的情况会使驳船不停的颠簸。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和充分的认定：驳船没有充分的得到看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认定：在白天的工作时间里，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康诺公司应该有一个水手在船上，这种要求是公平的。最后，法院判定：没有水手在安娜C船上，康诺公司也存在一种过失，结果是减少康诺公司能获得的赔偿数额。[2]

这个判例在美国法上经常被援用，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判决。汉德法官和他在这个案件中确立的这个B

2 “过失”的经济分析

应该说，经济分析对于侵权行为法的影响，在美国时相当明显的。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经济分析的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也十分实用，比如损失，赔偿和预防所需要的费用都可以用金钱数计算出来。但是，也有的法学家认为，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过失侵权行为法的所有问题，有些费用无法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为此，为了确定当事人是否构成一种过失，我们还必须全面地考察，比如陪审团和法官的认识，成文法规定，司法规则，社会和商业习惯，以及社会的道德规则。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大体上把握“过失”在侵权行为法中的含义。但是同时也要指出的是，这里把“过失”分解成为三个独立的法律概念只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法律分析和应用上，我们可能无法将他们如此机械的区分开来，而且从理论上讲，上述的三种含义也通常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可以讲，在过错责任原则下，不当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才有其法律上的意义；而作为独立侵权行为诉讼下的过失，因为其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当我们在判定行为人主观态度的时候，可以为我们提供较为完整和合乎理性的思路。

因为侵权行为法建立在过错原则之上，所以要弄清一个人行为的责任，过失法也要处理这个问题，这主要包括下面一些元素。

第一，过错。故意伤害肯定是过错，而过失是否具有一种过错?

第二，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造成伤害就肯定不承担责任，而不管他的行为如何不道德。在过失侵权案件中，实际的损害是一个必要元素。比如一个人以每小时90英里速度超车，但是没有撞到任何人。但是有时也很麻烦，比如一个医生延缓了一个人的治疗时间，病人死亡，医生是过失吗?

第三，确定责任的范围。一个人并不是对自己的过失所发生的损害每一个都要承担责任。比如甲答应晚上7点曲照看一家的儿童，但是他迟到了，儿童的父母认为甲会按时到达，而将儿童一个人放在家里。当儿童独自在家时，他把自己烧伤了。甲无疑存在过失，也要承担某种责任，如果他不迟到的话，该儿童不会被烧伤。但是法律会认定，该伤害不在甲责任范围之内。

第四，承担责任的义务。在许多案件中，可能可以认定被告没有合理的行为，他的行为导致了损害，该损害正好是由其过失行为所发生的危险。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是被告的责任。比如你知道你邻居没有看管试着走路的小孩，结果存在一种危险，小孩跑到了街上而受伤。你“能够”看管这个小孩，你也有时间，但是也许你自由的决定你的行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你没有责任看管这个小孩，甚至是一个理智的人会试图避免这个小孩受伤，也是如此。

过失案件的一般公式为，如果被告承担过失侵权行为的责任，原告必须证明：第一，被告有一种义务(duty)。通常或多或少的一种“合理注意的义务”。第二，被告违反了该义务 。第三，被告的行为(或过失行为)导致了被主张权利的损害。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事实上的原因(cause in fact)，一是法定的损害(damage of a legally recognizable kind)。第四，被告的行为(或过失)是损害的法律(接近)原因[legal(proximate)cause]，或事实的原因(cause in fact)它涉及公平和政策基础。这些情况并不能自动的适用于某具体的案件，只是提供一种辅帮助。较好的做法是：它意味着原告要胜诉的元素。如果原告在任何一项上失败，他就失掉诉讼。如果被告证明一种肯定的抗辩，比如与有过失，他也要败诉，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3 与有过失和比较过失的经济分析

在英美法中，经常出现相近的三个术语：“自愿承担风险”、“与有过失”、“比较过失”。第一个术语来源于古老英国法的传统，生动的例子是，在拳击比赛中泰森一拳把霍费尔德眼睛打伤出血，霍氏不能要求泰氏赔偿，因为他知道拳击氏危险的，他知道他可能会被打伤的，但是他还是想跟泰森打。第二个名词我们是不陌生的，通称“被害人过错”例如坐酒鬼开的车本身就存在过错。第三个名词是进一步数量化，把原告和被告过错的程度用数字计算出来，让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比例。这一点很实用，也反映了美国人的特点。不过，这个比例如何确定下来，倒是值得我们琢磨。

在早期的案件中，原告的与有过失会使原告得不到任何法律的救济。这个规则是在英国1890年的Butterfield v.Forrester 11 East一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古老的规则。与有过失又称促成过失、过失相抵或者受害人过失，其含义是原告对自己的安全失于通常的注意。通常，原告与有过失都会减少或者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这一案件被视为最早的关于“与有过失”的案例，原告家住在公路旁，他想修整一下自己的房子，于是搭起支架，支架伸到了公路上，对公路一侧的畅通有所影响，但是并不影响过往的通行。在掌灯时分原告骑马穿过该路段，由于骑的太快没有发现路障，结果撞到支架上，从马上摔下来，原告受伤。在这个案件中被告堵塞了公路，导致了原告伤害，被告存在着过失；然而，原告骑马过快，应该发现路障但是没有发现，他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任，也有过失。既然原告存在着过失，他就不能够指望被告给予赔偿。这个规则被称之为被告“完整的抗辩理由，所谓完整，即不能分裂，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由于与有过失的抗辩理由遵循的是完整规则，因此其缺陷不言而喻。随着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一个新的规则得以产生，这酒是“比较过失”的规则。这个规则意味着，即使原告存在着过失，他仍然可以得到赔偿，但是他的赔偿数额要相应的减少。美国最先采用这个规则的两个州是纽约和威斯康星，前者的成文法有时称之为“纯粹的比较过失体系”，后者的成文法称为“改进了的比较过失体系”。[3]到1992年止，美国只有三、四个南方州的法律没有采用这个规则。

比较过失的基本含义是：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有过失，原告自己也存在着过失，在这种情况下，要比较原、被告双方的过失比例，按照这个比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害的数额。比如，原告受到的损害总数是10000美金，原告的过失为49%，被告的过错为51%，那么判决的结果将是判定被告给付原告5100美金的赔偿。至于双方过错的比例，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因此一般由陪审团来确定一个合适的比例。随着经济分析法学对法学的影响，在侵权法中，特别事过失侵权中，经济分析的方法经常被应用。在比较过失的经济分析方面，波斯纳的Wassell v.Adams是一个典型。这个案件是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任美国第七巡回上诉院法官所判定的一个案件，其特点在于他试图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比较过失的法律问题。闭卷奥过失实际上是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过错比例来确定承担责任的比例，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分析的确有着广泛的空间。在这个案件中，波斯纳分析了双方当事人避免事故所需成本的比例，也分析了雇佣保安的成本与效益比例。作为法官的波斯纳并不像作为法学家的他那样大胆和无限发挥，在许多问题上法官波斯纳还是在传统的框架内应用经济分析。比如对与有过失和比较过失的分析仍然坚持传统规则，其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与陪审团的结论是有冲突的，但是作为法官他必须尊重陪审团的判断。

注释

[1]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2] United States v. Carrol Towing Co.1947 2nd Cir App.159 F，2d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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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市场发展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加强国际经济法的改革，本文主要就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新特点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我国在世界贸易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制定合理的对外经贸策略。

一、国际经济法发展新趋势

1.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

2.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3.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加快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是世界间贸易关系的部门法，其作用及地位早已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充分地展现，涉及国际间金融、投资、债券、货币、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与纠纷都是需要国际经济法这一大杠杆的平衡的。

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变化的策略

1.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最终能够迫使一个国家执行裁决的还在于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我国要获得国家主权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径是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尚不足以使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因此，要通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推进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有效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

2.运用国际经济法来保护贸易发展

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研究并构建处理WTO事务的法律体系。主要注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研究，利用关于豁免成员国义务的规定，分析研究WTO关于义务豁免和例外情况的规定与实践，有效运用豁免条款或例外条款的规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充分研究、利用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优惠条件，努力发展高新产业和知识产业，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观察了解和学习其他成员方运用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情况;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有效利用保障制度，为我国产业发展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从而强化和维护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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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缺失定价权；经济学分析

国际贸易定价权，指的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种能够左右国际产品市场交易价格走向的力量或权利。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进出口贸易大国，但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定价权几乎丧失。那么，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缺失定价权的原因是什么?

一、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运用市场供求力量所形成的自由竞争机制解释了市场价格的形成、波动和均衡，探讨了由于产品的供求关系失衡对产品价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即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供小于求时价格上涨，当求小于供时价格下跌、求大于供时价格上涨；并得出了供求关系是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结论。尽管商品价格决定理论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取得了重多项目研究成果，但供求关系仍然是影响价格的最基本力量。

(一)我国进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在出口贸易中，如果国际市场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是一定的、且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那么当本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供小于求时，就有可能取得定价上的优势；否则，就必然会丧失定价上的优势。以我国出口的稀土为例，我国稀土出口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1990～2007年，我国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lo倍，可出口价格却持续下跌，平均价格曾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2008年，全球稀土的需求量为10万吨左右，我国稀土生产能力却达20万吨，国内消费占总产量的1／3，2／3的稀土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刘刚，2009)。我国稀土在国际市场上丧失定价权的直接原因是持续、快速、严重超过需求的无节制供给所致，因此，提高稀土出口价格的重要措施是大幅减少稀土出口量，适度实施稀土供给的饥渴战略，有效把握稀土出口的供给弹性。

(二)进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在进口贸易中，如果本国进口产品占国际市场10％以上较大份额、且国际市场上对该种产品的供给是一定的，那么当本国进口产品的数量求小于供时，就有可能取得定价上的优势；否则，就必然失去定价上的优势。以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为例，我国铁矿石的进口量占据全球65％以上的市场份额，2000年，我国的铁矿石进口量从6900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6.27亿吨，10年间增长了近10倍；而同期的铁矿石价格也由2000年的25美元，吨上升到2008年的137美元／吨，9年间增长了5倍多。应当说，我国对铁矿石进口需求的持续、刚性、甚至是过度增长是导致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的直接原因。因此，降低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钢铁产量、合理减少进口量，有效把握铁矿石进口的需求弹性。

二、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

以产业组织理论代表人物张伯仑和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琼·罗宾逊等探讨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的决定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成为了大多数市场结构的现实状况；因此，除了供求关系以外，在垄断竞争中拥有资源、技术等市场影响力的企业成了决定价格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市场理论，出口国能够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影响或取得定价权除需满足占据国际市场较大或领先份额这一充分条件外，还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出口产品非同质且较难被替代；二是出口骨干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强大的影响力等。

产品的非同质和较难被替代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因自然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资源类产品的独占性或垄断性；二是因技术专利性所形成的技术的领先性和先进性；三是因企业、组织或政府的政策等所形成的行业产品的进入标准和禁出标准等。出口骨干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强大影响力的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其生产产量足以保持其在国内市场具有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二是具有组织协调国内行业横向一体化的领导能力，能够通过有目的产品价格变动引领行业的价格走势；三是有强大的信息、融资和营销渠道平台，善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等。

(一)我国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我国出品产品

包括少量的资源性产品、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和少量的服务产品等。从我国出口的少量资源类产品看，有些资源性产品如稀土是具有资源垄断优势的，但未能影响直至取得国际市场定价权的主要原因是稀土行业没有培育和形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骨干企业，行业企业众多导致集中度过低，在产能过剩的状态下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就成其必然；因此，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稀土行业集中度，控制供给数量，变数量优势为规模优势。

从我国出口的一般工业制成品看，工业制成品技术的自主率很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同时，大多数产品以一般竞争性产品为主，国际市场上的替代程度较高。因此，因缺少技术优势而难以采取控制供给的政策，一旦控制产品供给，其它已存在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就很快填补到市场内。此外，我国同一行业生产厂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低、内部缺少协调和整合，导致对内无序竞争、对外缺乏合力，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恶性竞争，结果使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我国必须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技术的自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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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二元经济转型 产出弹性

一、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回归分析

尽管对于制度与二元经济转型两者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发展理论都相应的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为更有利于对问题的分析，我们这里拟采取直接选定变量并在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

先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以及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1]，因此，我们在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而进行回归分析时，就拟将具体的经济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与开放程度。实际测算中，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开放程度（ORL）用对外贸易比率来表示。

依据上述制度变量的含义，我们首先可建立起制度――经济增长的经济评估模型：GY=A0=A1MRL+A2NSOW+A3ORL……（式一），回归后可得到方程：GY=167.37+5.784MRL+11.562NSOW+0.405ORL ……（式二）

（132.418）(2.377)(0.895)(1.450)

R2=0.991,DW=1.10, F=293.204

既然，（式二）中的DW值较大，也即说明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自相关性；这一点其实便说明了“非国有化”、“市场化”以及“开放水平”之间的变化并非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作用的。

由于“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1]，因此要排除这种强烈的正相关对我们制度――经济增长分析的影响，我们这里可以利用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的方法，用 作为回归系数的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为岭回归的参数）。随着k值的变化，我们即可得到不同的回归参数与k2的估计值（见表一）并进而验证我们的相关结论。

表一岭回归k值与系数估计

k R2 NSOW MRL ORL

0.00000 0.98216 1.128233 -0.178237 0.019750

0.05000 0.97092 0.852649 -0.019352 0.124967

0.10000 0.95658 0.713908 0.058057 0.172222

0.15000 0.94466 0.629136 0.102854 0.197453

0.20000 0.93482 0.571193 0.131320 0.212127

0.40000 0.90574 0.446804 0.180115 0.231166

0.50000 0.89377 0.411773 0.188539 0.231628

0.55000 0.88802 0.397477 0190985 0.230494

0.70000 0.87126 0.362855 0.194113 0.226917

0.75000 0.86576 0.353313 0.194216 0.225165

0.85000 0.85484 0.336360 0.139532 0.221330

0.90000 0.84941 0.328758 0.192855 0.219304

0.95000 0.84399 0.521642 0.192012 0.217234

依据表一，我们又可作出岭回归系数的变化图（见图一）

结合表一、图一，我们可以看到，随着k值的增大，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从负变成了正；而当k=0.5时，岭迹图已经比较稳定。为此，最后取k=0.5时，估计回归方程就为：GY=-421.714+6.119MRL+4.22NSOW+4.754ORL ……（式三）

(132.418)(2.377)(0.895) (1.450)

R2=0.945F=44.87

显然，这也就说明了我们所选定的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相关关系中，“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开放水平”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相当；同时，岭回归参数k=0.5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又说明了这三个制度性变量之间是相互推进与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单纯的制度变量的变化都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作用。至此，制度――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也就基本上得以了证实。

分析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后，我们再来观察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二元经济转型变量，我们选定“非农化水平（NA）”为变量，并据此建立简单的计量模型来测算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GY=A+B・NA，计量后可得到回归方程：

GY=-762.79+26.94NA……（式四）

(72.49)(1.76)

R2=0.98DW=0.223 F=232.15

由此可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计量方程（式三）与（式四）并没有拒绝（也即是验证了）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因而，我们也就不难作出如下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协同发展与作用下的产物[2]。如此，为谋求分析的准确性与有说服力，我们又有必要将制度变量与二元经济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中，以测算出这些变量在协同作用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又可以通过建立简单的回归方程来得出相应的计量方程：

GY=46.83+15.412MRL―4.567NSOW+1.810RL―14.653NA……（式五）

(2.77)(8.79) (-2.141) (1.303)(-2.453)

R2=0.994 F=290.994 DW=1.857

从上述结果中我们不难看出，“非国有化”这个核心的制度变量与“非农化水平”这两者对经济的作用是负面的、且明显地与制度――经济增长以及二元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相冲突。不过，这一情况对我们的分析结论并无太大影响。原因在于，DW值过大，回归变量之间存在自相关性，并且很多变量的显著性无法通过，因此，上述方程（式五）其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也就要求我们在实际测算中有必要消除回归变量之间的这种自相关性。为此，我们同样采取上述的岭回归方法来处理此类的自相关问题。于是我们又可以得到估计回归方程：

GY=--213.83+7.321MRL+3.87NSOW+2.834ORL+0.435NA……（式六），

（126.74）(5.76) (2.343) (2.514) (0.156)

R2=0.979F=90.664

根据估计回归方程（式六）并综合前面有关的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如下的三条结论：一是制度变革、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都呈现出了较高的相关关系，也即是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在我国同时存在。二是与三变量综合模型相比较，在纳入二元经济变量后，各种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较大的变化，其中对“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的影响最大。这一点也就无形中说明了二元经济的转型与这两个制度变量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结合这些制度变量的相关性，我们还不难看出：不仅“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是推动二元经济转型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而且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纳到“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的发展上。三是二元经济与制度变量的自相关性同时也说明了，虽然制度变量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很大，然而，这一点却并不能忽略二元经济转变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元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制度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也是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重要因素；此外，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会严重制约到制度变革的结局，而且也还可直接影响制度调整的空间。显然，经济增长应是制度变迁、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与共同发展的结果[3]。

二、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因果推导

应该说，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说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只是这种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些因素能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从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讲，回归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3]。因此，为了真正体现出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我们就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既包容了制度变迁因素，又包括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生产函数，并借此有效地分析出相关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抽象的生产函数Y=AKαLβeε中，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二是对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以及包括技术在内的生产效率的影响。据此，我们即可建立起如下的生产函数：……（式七）

式中α、β、φ为参数；x1、x2分别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占社会总固定资本的比重”和“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y1、y2分别代表“非国有经济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和“非农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z1、z2、z3分别为“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度”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占总职工的比重”。

对上述生产函数变形后进行计量，又可得到如下方程：

1ny=2.451+0.253Ink-0.029x1knk+0.48x2lnk-0.18lnL+0.082y1lnL+0.177y2+0.896

(1.102) (1.769) (-0.937)(2.809) (-0.662) (2.514) (2.412)

+0.155z1+0.144z2+0.639z3 ……（式八）

(0.501) (0.637) (0.764)

R2=0.999F=1686.5 sig=0.00

由此,又能得到包含各种制度结构变量和二元经济结构变量的社会生产函数:

……(式九)

依据上述(式八)与(式九)两个生产函数,我们即可得到以下的衡量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参数指标和数值。

(1)规模经济指数(弹性指数):g=0.072-0.029x1+0.484x2+0.082y1+0.177y;

(2)资本边际产出:

(3)劳动力边际产出:

(4)技术产出弹性:

(5)市场化产出弹性:

(6)开放产出弹性:

(7)资本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非国有固定资本占社会固定资本的比重每上升1%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8)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每上升1%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9）劳动力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劳动力由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10）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产业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11）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12）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上述各种参数指标及其数值也就表明了不同生产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率。当然，如果在这些效率指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不同时期各种参数的具体历史变化幅度，那么我们又可以得到所有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

（13）制度――增长贡献率＝市场化产出弹性×市场化指数变化率＋开放产出弹性×开放指数变化率＋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所有制变化率＝0.155z1+0.144z2-0.029x1lnX+0.082y1lNl.

（14）二元经济――增长贡献率＝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资本变化率＋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变化率＝0.484x2lnK+0.177y2lNL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时期数据（1982年至2005年）代入上述14个方程中，即可得到相关的参数时间序列值（因篇幅限制，这里略去了相关的参数时间序列值）。

依据相关的各参数时间序列值变化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可以形成如下的五方面认识：一是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上来看，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程度要远高于所有制度的变量（因为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达6.025，而制度变迁的只有0.26），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角度上讲，我国过去二十来年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以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主导。二是结合过去各种变量调整的幅度，我们又可以看到我国大幅度的经济制度变量弥补了其产出弹性低下的缺点――非国有经济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64.23%，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比重提高了253.33%，市场化程度提高了245.68%，对外开放指数提高了90%；而与此同时，二元经济转型的较小变化幅度却抵消了其高弹性的作用――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增加了1.23%，非农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72.88%。显然，经济制度变量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二元经济转型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两者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太大――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29%，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率为46.54%，技术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3.13%，而要素投入的增加却达到了16.04%。尽管如此，数据对比上的差距还是告诉我们：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来源于或主要来源于制度的变革，增长的主要来源应可归结为二元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上。总的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享受到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后发优势”（当然，这种“后发优势”又是与制度变迁紧密相连的）。三是之所以我国制度变迁并未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核心与主要的作用，而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却是异乎寻常的显著，其原因应主要有以下的三点：首先从规模经济指数上看，我国的规模经济指数虽一直都在提高，但却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而且无约束值也应低于1（位于0.6-0.7之间），这也即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规模经济递减的状态。其次，从资本的边际产出方程式中（式九），我们又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的增加也有弱化整体资本边际产出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非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里，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又是以粗放式的经营为主，因此，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在其初期并没有提高资本的技术质量和相应的使用效率。最后，从劳动力边际产出及其方程αk/αk=（-0.181+0.082y1+0.177y2）y/L中又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一直处于恶化状态，而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y1、y2的值不足够大,以及L存量的只增不减。四是与技术产出弹性相比,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都很高;然而从发展趋势上看,从1999年起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增长态势均趋于平缓,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点无形中也就说明了由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窄；相反技术产出弹性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显然，这种情况也就充分表明了核心技术的培育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4]。五是与所有制产出弹性、市场化产出弹性以及开放产出弹性的变化趋势相比较，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直接上升的趋势也就表明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而制度变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将成为历史。原因在于，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空间依然很大，而各种经济制度变化的空间却已经很小（如，第一产业的比重仍高达16%，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仍高达50%多；与此同时，市场化程度与开放度接近80%，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高达63%左右）。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应当将重心放在如何推动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上面{5}。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实证计量以及其他相关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及政策建议：第一，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与二元经济的转型共同构成了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总体上讲，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共同作用与协同发展的结果。作为制度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基础，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会严重制约到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制度调整的空间。因此，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可以同时成立[6]。第二，如果从各种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的角度上看，二元经济转型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虽然从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上看，二元经济转型、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以及生产要素的增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总的说来，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要高于其它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享受了渐进式的制度变革的好处，而且也无形中享受到了转轨的“后发优势”[7]。第三，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展趋势以及作用的空间上看，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因素将会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上。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核心技术的培育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将是我国经济边际增长的主导力量[8]。显然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我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心应当从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资本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进步上来。第四，资本产权的非国有化虽然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变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过去简单的“非国有化”发展中，资本产权结构的变化却有弱化我国规模经济与资本边际产出效率的作用。因此，未来的产权制度变革，不仅要注重资本产权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而且还必须要注重资本规模的调整以及资本产权调整与劳动产权调整的协调发展[9]。此外，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分别高于它们的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这一点也就无形中说明了未来资本的产业开放与劳动力的产业流动引导将比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因此，往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应当逐步淡出，并让位于行业的开放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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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urce Analysis on Our Country economic grow at the present stage: System Changes and Dual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Visual Angle

JIANG Man-Yuan TANG Yu-Bi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Guangxi Financial College, Nangning 530003)

篇5

1 政策背景

我国的人口政策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仅1962―1973年的婴儿潮时期，我国每年维持着2400～2700万的生育人口，这1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达3.14亿，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当时为解决人口增长对于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的不利影响，我国开始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0年的11.87‰下降至2010年的4.79‰。计划生育政策曾在一定历史时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我国开始面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根据六普数据，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9%，超过了7%的临界水平，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将带来我国劳动力锐减，社会抚养压力增加，人口红利消失，长期经济下行等诸多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开始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2011年我国各地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是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为进一步解决此问题，2015年10月，我国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同时，生育一孩或两孩的夫妻均可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利于进一步提升国民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深远。一方面，有助于为未来补充提供新生劳动力，降低长期生产成本，维持正常的人口结构，利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婴儿潮将带来新的行业机会。适逢中国处于消费转型的时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在从出口和政府投资向居民消费转型，这样的时代背景也放大了全面二孩政策对于消费行业的刺激水平。

2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补充高素质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普遍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主要由人口、技术、制度等因素决定。人口总量大的国家具有较为廉价的生产要素，社会生产成本较低，经济具有竞争优势。中国始于21世纪初的较长时间的经济腾飞正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之上的。1962―1973年是中国的婴儿潮阶段，后修生养息带来了大量的新增人口。到了21世纪初期，这些新增人口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但是中国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正在出现缺口，东南沿海各地已出现了用工荒等现象。如果不转变人口政策，中国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渐枯竭。根据测算，2036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至8亿人以下，而如果放开二孩政策，劳动年龄人口在2048年才降至8亿人以下。

2.2 减轻社会长期抚养压力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两个青年人要抚养四个老人，我国社保基金将面临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据统计，2014年我国四项社会保险当期结余了近6000亿元，尚能维持收支平衡，但是2014年社保基金收入的增速仅为10%，而过去这一增速一直维持在20%的水平，未来面临着较大的抚养压力。根据测算，如果不放开生育政策，2050年我国老龄化率将达到34.5%，如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50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29.9%，这将有助于减轻社会长期抚养负担。

2.3 拉动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

宏观经济学里，经济增长由居民消费、政府投资、出口和民间投资拉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市场增速低迷。同时，我国政府投资过量带来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社会无法消化过量产能。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压力。而全面二孩政策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据测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每年将带来新增消费达1200～1600亿元，这将有效将目前高企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3 对于细分行业的影响

3.1 地产行业

居民对于房地产的需求包括居住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其中居住性需求由20～44岁青年群体的人口数量决定。放开二孩政策将在长期内增加房地产需求。根据测算，如果全面放开二孩，那么在2050年，20～44岁的人口比例将比不放开二孩时增加4%，增加规模达到1.28亿人。这部分新增人口将使房地产行业直接受益。而从短期来看，全面二孩政策也会对地产行业的需求有结构性影响。该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包括户型大小、功能设计等方面的产品结构调整；二是教育配套需求未来将更为强烈。目前，我们常见的是“三口之家”为主的家庭结构，但随着二孩政策完全放开落地，未来或将出现较大面积的“四口之家”“三代同堂”的局面。原本的小户型已不能满足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需求，三房以上的大户型将逐渐成为二孩家庭的重点考虑对象。同时，学区房依旧是热点，争夺学区房及入读名额也将越发激烈。

3.2 母婴行业

母婴用品分为四个大类：一是母婴儿用品，如奶瓶、奶嘴；二是婴幼儿服装；三是儿童玩具类；四是婴儿食品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将带来婴幼儿用品、服装、玩具、食品的需求增加。尤其是母婴食品，我国母乳喂养率较低，城市母亲的母乳喂养率仅有17%，我国对于婴幼儿奶粉市场需求非常大。此前，国内家庭购买孕婴童产品主要通过母婴店、大卖场，以及网络购物。有数据显示，他们来进行解决，分别占有43%、24%、15%的比例，可见母婴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3.3 教育行业

教育是对于少年儿童的重要投资。根据2009年一项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独生子女家庭将10.6%的收入用于子女教育，而双胞胎家庭则花费了17.3%。随着“二孩家庭”不断增加，教育消费将使中国的储蓄率降低7～10个百分点，即从今天的30%下降到十年后的22%。家庭对于教育的投资数量不断增加。而具体到未来的发力点上，在线教育行业作为新兴方式，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2015年在线教育方向，“轻轻家教”“疯狂老师”“老师好”等创业项目获得了投资机构的热捧，在线教育平台领头羊沪江网获得了10亿元人民币的D轮融资。

3.4 医疗健康

全面二孩政策将带来母婴对于医疗健康的需求。一方面，婴儿潮的到来将增加对于医院的产科、儿科资源的需求，相关资源需要重点布局；另一方面，互联网医疗健康需求也相应增加。

4 国际经验对比

4.1 美国婴儿潮背景

美国婴儿潮发生于“二战”后，从1946年至1964年，美国诞生了7600万婴儿，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由于出生在和平时期，没有经历战争的恐慌和大萧条的困难，并且享受着战胜国的待遇，这时期出生的人口普遍接受了较好的教育，享受了较好的物质生活。他们深刻影响了日后美国经济发展脉络。

4.2 婴儿潮引发的三次经济热潮

婴儿潮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此时美国对于婴儿及儿童消费需求带动了婴儿食品、玩具、动画片发展。最为典型的代表是迪士尼动画。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至9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步入了青壮年时期，他们由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通常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对于新事物的好奇心，在该阶段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今天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就是在此阶段诞生发展的。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该阶段，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步入中老年阶段，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为了有效配置并合理利用个人资产，美国汽车、房地产、金融产业蓬勃发展。美国鼓励私人通过贷款等金融手段投资房地产。不过这也为美国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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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银行； 经营绩效； 全局主成分法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7-0057-04

一、引言

目前，国内关于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的文献多集中在经营管理效率方面，都偏重于业绩评价中的盈利性方面，而忽略了风险方面（吴晨，2011；芦锋等，2012）；或者孤立地用一些指标来评价某一个方面（李萱，2000）。然而，一方面，商业银行强调的是“流动性、安全性以及盈利性”原则（统称“三性”原则），因此，基于“三性”原则的综合绩效指标是必需的；另一方面，综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EVA方法、因子分析法等，但这些方法大都是对某年份的截面数据进行静态分析，描述的只是静态的综合评价问题。银行经营绩效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因此单从某一个截面的数据来对银行绩效进行评价，并不能真实地说明银行经营的好坏。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数据的积累，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基本都拥有了大量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截面数据，为综合比较各个银行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绩效水平提供了条件。本文将“纵横向拉开档次”的全局主成分法运用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价中，通过建立基于“三性”分析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评价模型，结合包含时序数列和截面数列的立体数据表，对国内上市商业银行近几年的经营绩效水平及其动态变化做一个实证性的分析。

二、研究方法、指标与数据

（一）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绩效指标的选取是评价工作的第一步。一般认为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的指标以8至15个为宜，具体至本文的应用中，基于商业银行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目标，选取了以下8个指标：（1）存贷比，指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2）流动性比率，指商业银行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3）资产利润率，是税后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4）资本利润率，是税后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率；（5）人均利润额，是利润总额与员工总数之比；（6）成本收入比，是业务及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7）不良贷款率，是贷款五级分类中后三类贷款（次级、可疑、损失类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8）资本充足率，指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比。

本文研究的是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因此主要选取的样本是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上市的商业银行。其中，由于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均在2010年上市，数据不具参考性，在此剔除；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3家上市商业银行受地域限制，规模较小，不宜比较，也予以剔除。因此，本文的样本仅剩下11家上市商业银行，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和华夏银行。为了满足研究的实效性，选择最近5年（即2007—2011年）作为样本考察期，数据主要来自各银行年报。样本总数为55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15个，股份制商业银行40个。

三、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

首先对8个评价指标、11个上市银行和5年的数据，按全局主成分分析的要求进行整理，得到8×11×5个数据构成的时序立体数据表。在全局主成分分析前，首先利用SPSS 20.0社会统计软件，对全局数据矩阵进行样本适度检验，如表1所示。KMO检验值为0.565，大于0.5，这说明样本容量基本上是可行的；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分布值为169.264，自由度为28，显著性小于0.01（p=0.000），拒绝单位相关的原假设，数据适合全局主成分分析。

对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得到有关特征值、特征值贡献率和特征值累积贡献率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前4个主成分已基本含有了原数据表中85%以上的信息。根据全局精度的概念可知，取前4个主成分形成全局的四维主超平面的全局精度为85.057%，则取前4个主成分作为全局的主超平面。

经软件运行所得到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表3为全局主成分解析表达式中各指标的系数。

（一）各银行经营绩效水平变化特征

从2007年到2011年，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得分最大差距分别是61.41、84.25、57.83、53.92、54.58，差距在缩小；平均水平综合得分分别是54.61、57.68、51.64、64.75、81.23，呈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波浪发展。2007年为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起始之年，国家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我国银行业经历更为市场化、更自由的竞争。在竞争的压力下，2007—2008年各大商业银行经营绩效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各大银行有不小的冲击，其经营绩效水平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谷底。具体而言，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无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还是后金融危机时期都有很好的表现，经营绩效水平稳步提高，年均增长率都在8%以上，但中国银行波动较大；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变动高低有别，其中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经营绩效增长最为显著，年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甚至达到20%；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传统股份制银行的经营绩效增长则相对缓慢，年均增长速度在2%～3%之间。

（二）各银行经营绩效综合得分排序特征

2011年同2007相比，除华夏银行外，其余10家银行的排名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国有银行中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的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均有显著的位次前移，特别是浦发银行，由2007年的第8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2位，工商银行前移3位，建设银行和民生银行各前移2位；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则有较明显的位次后移。其中，招商银行从2007年的第3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7位，兴业银行后移3位，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各后移2位，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各后移1位。从排序变化上表现了各商业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态势。

（三）各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仍存在显著差异

由以上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近5年来，我国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差距已经有了显著缩小，截至201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相当。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下面本文借助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Mann-Whitney排序检验从统计上予以证明。建立研究假设：

H0：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差异；

H1：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经营绩效有显著差异。

四、结语

本文采用3大国有商业银行和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7—2011年共55个样本数据，利用全局主成分法对11家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了测算，并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差异进行鉴定，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2007—2011年期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攀升趋势。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近5年来排名不断上升，经营绩效年均增长率都在8%以上，但中国银行波动较大，排名也较靠后；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变动高低有别，其中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经营绩效年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传统股份制银行的经营绩效增长则相对缓慢。

第二，从排名变化情况来看，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均有显著的位次前移，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则有较明显的位次后移。总体来看，在11家上市商业银行中，工商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地位，浦发银行排名上升迅速，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位次波动非常频繁，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排名则始终相对较靠后。

第三，从Mann-Whitney排序检验的结果来看，尽管近5年来中国商业银行整体的经营绩效水平都得到了提高，但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二者的经营绩效仍然存在显著差异，股份制商业银行表现要优于国有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研究表明，采用全局主成分法，结合近5年来的时间立体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量化评价，不仅可以充分体现商业银行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动态变化特征，而且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清将来的发展趋势。未来的研究可以集中在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价体系完善方面，通过综合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等多个方面的财务、非财务指标进行数据的降维处理，以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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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建设的主要模式包括俱乐部经营、承包经营和自主经营等，其中任意一种经营模式背后，都涉及到资金往来，只有针对性的对各种模式加以审计，才能保证体育场馆建设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俱乐部经营

目前，多数高校采用传统模式管理体育场馆。这种封闭式的经营范式并不能为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带来更多动力，相反，会使体育事业的发展持续陷入僵局。为了更好地经营、管理高校体育场馆，最大限度地保证高校体育教学的正常进行，同时为社会公众提供健身活动的便利，一些高校将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充分借助高校体育场馆的优势，发展以体育协会与体育俱乐部为主体的体育运动。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可以自愿加入，组成具有各自任务和目标的体育组织。高校通过体育协会或俱乐部完成对体育场馆的经营和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模式，无论是场馆出租，还是提供培训，都将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相结合，实现了内外有别、社会化经营的管理方式。

2、承包经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民健身活动逐渐兴起，各项与之相关的活动不断广泛深入开展，高校体育场馆逐渐成为群众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迎接和举办赛事时可以够提供场所和相关服务，其社会功能正在不断显现。然而，虽然一些高校体育场馆已经在社会化体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无论是自主经营还是俱乐部式经营，都难以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难以规避因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主观因素的干扰而带来的各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承包经营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模式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承包者以承包合同的形式确定与所有者之间的责权关系。这种承包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表明高校体育场馆建设的逐渐趋向于市场化，无论是校内承包还是校外承包，都有效地促进了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能够在教职工、全社会的参与和监督下，很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向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体育资源和服务。

3、自主经营

将高校体育场馆建设推向市场，并向社会开放，不但是高校体制改革的需要，也能够体现高校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意愿，更能体现全民健身的诉求。在今天的高校中，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体育赛事的举办，都较之于其他社会组织有明显优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紧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紧紧抓住群众体育健身需求的不断高涨，通过自主经营和主动出击，很好地吸引了一个庞大、稳定的社会消费群体，在体育场馆市场化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金、便于管理，一些高校体育场馆通常经由本校体育部门或者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其目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能够保证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和课外活动等的顺利、有序地开展；另一方面又能在自主管理的基础上高效调配和配置各类体育场馆资源，更好地为社会群众服务。

4、合作开发经营及管理

资金短缺是高校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投入不足和无能为力已经严重制约了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规模和进度，针对这种状况，其出路就是把高校体育场馆建设推向市场，吸收社会上企业资金和个人资金参与学校体育场馆的开发建设，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合作。具体办法是学校负责提供地皮规划和监督，开发商负责投资和建设，产权归校方，经营管理权和效益归开发商，开发商负责保证校方的正常教学和训练使用，其余时间自主经营，校方根据开发商投资的数额及收益情况合计出其经营管理的年限，保证开发商有一定比例的经济收益，经营期满开发商将经营权交还校方。管理上由校方成立场馆科，对本校体育市场做前期调查，并对现有场馆设施做一个精确评估，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方案，让合作资本参与管理；除保证正常教学和训练外让其自主管理，维护责任也由其负责，自负盈亏；双方以合同形式约定责、权、利，场馆科代表学校负责协调现有场馆和新开发场馆的日常管理和经营，服务好开发商，并做好检查、监督工作。

二、高校体育场馆建设的经济功能与特征

由于高校体育场馆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其在后期运行阶段会出现资金短缺的状况，使得体育场馆维护缺位，甚至会导致设备损坏、废弃等。从这个角度讲，有必要分析高校体育场馆建设的特征和经济功能，以便从更加专业化的角度对建设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为全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1、高校体育场馆的经济功能

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具有商品属性，无论是采用何种经营和管理方式，经营者、管理者都要遵循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因此，在进行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要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对本校的师生员工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收费标准，甚至不收费，并将其看做是国家公共事业的一部分。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功能，学校有义务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体育场馆设施，或者象征性的收取一定费用。这样一来，就为高校体育场馆的所有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合理借助价格杠杆撬动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经营和管理高校体育场馆的过程中，要以开放性和公平性为基础，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场馆给出不同的收费标准、制定不同的价格。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体育场馆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保证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能够得到全面的体育锻炼。比如，对那些能够容量较大、多体育锻炼不具有过多要求的场地设施可以考虑免费开放；对于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场地等，实行校内无偿开放，校外有偿开放；对于在资金和人力方面投入较大的体育场馆要实行有偿开放，以便平衡体育场馆资源，合理利用资金和人力，最大限度地彰显高校体育场馆的功能。此外，还应注意的是，高校体育场馆与一般服务性行业不同，任何从单纯经济实体的视角对其加以经营的做法都将引致效率低下，也就是说，高校体育场馆因其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征，只有借助市场手段才能提高其使用效率，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

2、高校体育场馆的准公共产品特征

场馆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拥挤情况，即对场馆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能力时，场馆的边际生产成本就趋近于零，增加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增加其运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体育场馆的管理者就需要对消费者承担的拥挤成本进行计算，当这一变量持续增加时，就应该停止体育资源的免费供应，以便出现过度消费的状况。同时，为了更好地缓解或者避免可能出现的安全、资金等问题，可以从制度的角度限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或者是通过增加消费成本而消减消费者的规模。从这个角度看，高校体育场馆就具有了共同物品的属性，与之相关的消费行为需要被公平对待，任何消费者都有权利通过消费享受体育场馆实现承诺对外开放的各项资源，因此，消费者应受到公平对待。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高校体育场馆还存在正的外部性，即“利益的外益性”。一方面，社会公众会从体育场馆的开放中直接受益，另一方面，体育场馆资源的外部性能够向全社会传递体育锻炼的信息，提供体育锻炼的资源，整个民族素质都会因此得到提升。当然，为了使体育场馆的开放得以持续，需要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对经济效益给予重点考虑。比如，通过收取一定费用的形式补贴场馆的维修、维护等费用。这样一来，不但能为校外人员的身体锻炼提供便利条件，而且也使体育场馆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

三、高校体育场馆建设全程跟踪审计的路径

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体育场馆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除了要在制度、运营等方面给予思考和支持外，还应在资金的使用、筹集、监管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为全过程跟踪审计制定详实的工作方案，在强化对经济合同的审核和管理、注重工程造价审核、强化对结算资料的核算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证资金的使用安全、高效和公平。

1、强化对结算资料的核算

在高校体育场馆建设的过程中，要保证合作单位或者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及时、完整、准确的编报结算资料，并对所有结算资料予以审核和复核。比如，要对建设项目的验收记录、竣工报告以及图纸和文件等进行审核，看其是否齐全、合规和真实，只有达到了结算要求，才能确认其符合高校和社会的利益诉求。此外，在对结算予以初步审核时，要对相关责任人、暂估价款的调整和各建设工程的费率等要素进行审计，看其是否依照合同的约定执行。当然，为了更好地维护高校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可以在体育场馆运营的过程中，组织召开审计专题会，对结算审核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审核，寻求基建、财务、外审和施工单位的有效配合，按时、保质地完成各项任务。

2、为全过程跟踪审计制定详实的工作方案

对高校体育场馆建设工程进行审计时，要依据统一协调、分项目实施的要求进行。这是因为，时至今日，高校体育场馆建成之后的经营管理和保值增值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场馆业主的高度重视，是高校体育资源高效配置的核心问题，也关系到全社会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为此，高校体育场馆如果聘请专人进行管理和运营场馆或者独立经营，就应在保证其良性运营的基础上，使场馆的资金投入和相关收入能够得到监督和审查，以实现其长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3、强化对经济合同的审核和管理

当前，大部分高校体育场馆都是在维修改造基础上进行的建设工程，但是，即便施工图纸完备，也会因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使资金的使用陷入困境。为此，在高校体育场馆市场化的今天，需要在合同签订之时就对相关部门和组织进行运营成本和工程造价的控制。比如，可以通过高校的审计处联系相关管理人员，一起对场馆的存量资源和流量资源进行调查和了解，分析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要将考虑到的状况在合同中明确体现，对设计变更和洽商签订条件等问题要严格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尤其是相关设施的建设进度、进度款的支付时间和比例等问题，要做到严格把关。

4、注重工程造价审核

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化经营，不可避免地要对场馆设施进行维护和检修，而针对这些状况，应对其进行全方位动态跟踪控制。比如，在场馆运营之处，就应注重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项目人员的检查，对是否按照投标文件约定配备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审查；对运营中按照经营合同的履行情况、对参与的各方进行综合审查，看其是否具有履行合同条款的能力；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设计变更或者洽商内容的改变要及时加以审核；尤其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重大质量、安全等问题，要第一时间给出书面审计建议，以便相关单位能够对其进行落实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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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实体经济；政策性建议

从2007年初开始，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危机的爆发带来了全球信贷紧缩，与美国房地产的衰退结合和共同作用，导致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快速放缓，并且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更糟的是从2008年10月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开始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难逃牵连，也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相对于金融经济，中国的实体经济收到的负面冲击可能更大，因为中国金融经济的开放程度低于实体经济，加之金融创新不足，金融制度和监管严格，因此金融经济的风险低于实体经济。

1.实体经济受到冲击

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给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民众收入增加等带来压力。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了9.0%，四季度增长6.8%，全年增长9.0%，放缓趋势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必然带来就业问题。据专家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大约1100万人会失业。调查显示，2008年10月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就业形势开始严峻，企业现有的岗位流失，企业的用工需求下滑，农民工返乡比例大。2009年国金经济增长率为8%至9%，对就业的总体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加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大量出口企业面临困境。

而作为实体经济，至少受到三个渠道的影响。第一，进出口贸易。第二，外国金融机构极其他企业在华投资，三是国内相关企业的信心与业绩。下面，我将分别从中国实体经济在这场危机受影响的方面一一分析。

2.对外贸易企业面临困境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打击方面，进出口贸易首当其冲。主要表现是外部需求减少，本国出口情况变得严峻。拿美国，欧洲，日本来说，美国和欧洲市场占中国总出口的40%，日本占10%。粗略计算，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达到55%之高。可是美，欧，日因为受危机的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冻结，企业融资困难，房地产价格下调，这三大经济体几乎同时陷入了衰退。理所当然，中国的出口市场情况不容乐观，出口量急剧下降。而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根本无法弥补这三大经济体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减少。就美国单一经济体而言，据测算，当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率就会下降5%左右。并且，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倾向，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的优势。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局又不断调低利率、还有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的做法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矛盾，导致了大量的热钱流入了中国，进一步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这样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被削弱了。并且还加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我国出口贸易中有大约50%是加工贸易，在这其中进料加工和来了加工分别占有42%和8%。美元的贬值幅度加大，以美元为进价标准的进料产品价格上升，导致中国加工出品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以中国深圳市一些电子企业为例，2008年年初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上涨30%，劳动力成本上涨了20%。这其中大部分商品都用于外销，60%左右是销往欧美市场，可是金融危机时来自欧美的企业订单大幅度减少。在这情况下，中国沿海地带想广东，浙江等以服装、塑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外向型中等或小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虽然G20国首脑峰会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呼吁各国不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但事实上为保护本国生产商和国内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贸易摩擦和争端也会增多，外贸形势就更加严峻。

3.私人投资状况不容乐观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中国各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急剧减少，其中甚至有部分外资企业非理性撤出，对地方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据预测，从2009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净额从之前2007年的以万亿美元下降到5300亿美元。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新兴市场的经济体投资。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12月外商在华投资新立企业27514家，同比减少了27.35%。

从国内看，国内的企业投资受到了影响。一个方面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企业的收益预期明显下降，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也下降了。另一个方面是银行对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也在下降，导致了民间企业融资困难。

4.居民消费持续萎靡

一方面，经济的下滑会降低居民的收入预期，这回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金融危机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使人们对风险的恐惧程度上涨。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股市暴跌，使投资者资产缩水，削弱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造成了股市财富的“负效应”。

5.稳定我国金融体系的建议

5.1 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

外汇市场的改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更好的全方位服务。当今中国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币种还很少，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距甚远。为了更好的发挥外汇市场的作用，我国应该逐渐完善和夸大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以增加外币和外币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贸期权等我国尚不是很普遍的交易。是我国货币不仅仅单纯的盯住美元，欧元以及其他的单一货币。

5.2 改进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

过去，中央银行采取了过多得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需要确定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浮动区域，来简历一套标准的干预体系，给市场一个明确的干预信号。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干预措施，使汇率能够准确得反映市场的需求度。

5.3 改变商业银行在外汇市场中的定位

商业银行需要做一个真正的做市商，来活跃外汇市场，而不仅仅是一个中介。最重要的就是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得汇率真正能反映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能够让商业银行在外汇市场中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即应该是作为直接参与者，而不是作为央行对于外汇政策的反应者。

5.4 适度把握符合国庆的金融开放节奏

金融开放对促进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正在向着成熟金融市场学习的中国而言，推进金融开放有助于提高本国金融对世界金融的适应能力。但是金融开放有风险，容易收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的风险的冲击。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国庆积极稳妥得推进对外开放。同时，必须认真考虑怎样能够更好地防范于未然。另一方面是谨慎的推进汇率制度改革。能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必须有五个前提条件做支撑。即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微观基础、完善的金融体系，有效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很显然，这些方面我们国家都有所欠缺。所以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也应当与整体经济市场化的进程相一致。

5.5 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

应对金融危机，不能单单依赖于一国金融监管机构甚至一国政府的措施，二十需要各国监管机构以及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也不能仅仅依赖于单一的经济调控，而且需要综合采取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当前应特别关注金融业所面对的不同的内外风险，对内严格控制金融综合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对外控制金融业开放的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在微观层面上，我国金融立法和监管机构应该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上注意防范性通行风险。要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教训，未雨绸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浩.全球债务危机将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J].化工管理,2011,10.

[2]孙维民.次贷风暴对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及相应对策研究[J].时代金融,2009,10.

篇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关键词 距离函数；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空间面板Tobit回归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01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按照可比价计算1978-201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2010年中国经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目前中国的多个城市环境污染在世界的排名都是靠前的。在人均收入取得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人们对环境的要求随之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境指责和准备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环境税等要求日益增多。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

Grossman和Krueger[1]研究了北美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发现多种污染物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几乎同时Panayotou等[2]人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并且Panayotou首次将这种倒“U”型关系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后很多学者对不同国家的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进行计量检验，得到的结论几乎是喜忧参半，一部分学者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另一部分学者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同样，国内很多学者对特定的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设定后进行检验，如包群等[3]、蔡等[4]、李小胜等[5]，他们得到的结论和国外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Jobert等[6]认为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主要受到污染指标的选取、解释变量的选取、数据处理、计量方法选择和函数的形式设定等不同而不同。目前这一观点基本受到了认可。

但遗憾的是，上述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组合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7]。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Zaim和Taskin[7]采用双曲线型的效率测度方法，对OECD国家的环境效率进行测量。Zhou等[8] 基于环境生产技术构建了环境导向的距离函数，研究了1997-2004年世界前18个碳排放大国的CO2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DEA技术从“多投入和多产出”的角度研究环境效率，这种方法比传统的利用“单投入单产出”更加全面和客观[8]。国内王群伟等[9]采用与Zhou等[8]相同的方法构造环境效率指数，并且利用面板回归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了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

上述的文献都注意到应用全要素的角度来度量环境效率，但是有些研究中没有考虑能源投入问题，实际上很多污染指标是与能源使用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很多研究中的非期望产出只采用一种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代表性有可能不够。为了避免这种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将能源消费看成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对于期望产出，本文和通常的文献一样将各地区的生产总值作为代表。但是非期望产出，本文采用SO2排放和CO2排放这两种污染指标。最后，上面的文献一个重要缺陷是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环境效率指数等的影响因素测量，采用的都是普通线性回归或面板回归的方法。本文正是考虑了上述研究的这些问题，借助Zhou等[8]测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环境效率的研究方法。首先，得到我国省际之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其次，应用空间面板Tobit模型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因素进行研究；最后，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分析和一些政策建议。

公式（7）表示地区i利用t+1时期的投入和产出量，以t时期的技术为参照，而计算的效率大小。同样还有三个距离函数可以通过上面的规划问题求得，这些距离函数只需将约束条件中的上标时间进行更换就能得到。

2 数据来源

根据环境导向的距离函数设置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计算要求，我们需要资本存量、从业人员、能源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以及非期望产出SO2和CO2排放的数据。对地区资本存量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可以用公式Kit=Kit-1（1-δ）+Iit来表示，其中δ表示折旧率，本文认为折旧率为10%，这也是很多文献采用的折旧率。投资数据很多文献都采用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本文也采用该指标，这个指标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上可以找到。投资品的价格指数我们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表示。由于1997年前部分地区的很多数据不全，本文只研究了1997-2011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的30个省份情况。对于期初的资本存量，由于我们研究的期限是1997-2011年，采用1997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折旧率10%和1997-2011年各省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得到，这样就得到了以1997年为基期的资本存量数据，单位为亿元。劳动力本文采用年底就业人员数的平均值表述，单位为万人。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单位是万 t标准煤。好产出用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单位为亿元，按照年鉴中提供的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指数折算成不变价。中国各种统计年鉴中没有CO2排放量的直接统计数据，本文采用肖明月、方言龙的核算方式得到，单位为万 t[10]。SO2排放的数据直接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单位为万 t。

3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根据我们收集整理的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数据，以及环境导向的距离函数公式（7）等，我们能得到四种距离函数。在得到距离函数后，可以根据公式（4）得到1998-2011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的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省份这些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是上升趋势的，特别是广东、贵州、湖南上升的趋势比较明显。但是我们也发现部分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的趋势，例如安徽省和天津市，但占总省份的数目不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阶段，也是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政府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视阶段，这个时期我国多数省份也都经历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产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资源利用效率逐渐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

虽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是上升的，但是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从最高的1.847 4，到最低的0.372 5。从表1中各个省份的1998-2011年的平均值情况来看其波动的特征也比较明显。30个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CPI）在1998-2011年年均增长为2.94%，北京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这30个省是增长最快，年均增长22.27%，其次是江苏年均增长18.36%，和排名第一的北京相差3.91个百分点。湖北、上海、广东、海南、福建、河北、浙江、天津这八个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部分省份也出现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例如，湖南、江西、内蒙古等地区，但从总的趋势看，这些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还是上升趋势的。从这些平均值我们也总结出一个现象，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低或者出现下降的省份，多数是中、西部地区，如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上升。随着发达地区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和处罚力度的加大，省份间产业发生转移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能源消耗多、污染排放大、低效率行业逐渐被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种现象导致中国总的环境污染排放并没有下降的趋势。从表1我们还得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提高，技术效率的贡献几乎没发生变化。这种现象表明各地区提高技术进步的同时应该在效率方面下功夫，只有效率提高了才是一种内涵式的发展方式。

为了理解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原因，我们从时间维度来理解波动的原因。随着这些年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中国加入一些国际性的环境保护协定的要求，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虽然各省份的波动比较大，但是逐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也是上升趋势的。表2显示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从1998年的0.868 8上升到2011年的1.132 5。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这11年只有2003和2005年发生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其余年份，年均的增长速度都在6%以上。从时间维度来看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主要来自技术进步。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整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性越来越好。

产率的提高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也是有一定的极限，是否到了零界点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关的。其次，经济结构的系数为-0.155 1，表明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与我国的当前现实经济是密切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后的重工业化的倾向日益严重，由于重化工业是能源消耗密集型行业，随着排放的污染气体增多，对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一结论与采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两级分解技术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对外开放水平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2 5，产生阻碍作用。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为0.03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技术进步的符号符合理论的预期，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有效的降低了能源的消耗，而能源的消耗与污染的排放是直接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技术的进步会导致污染控制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大量应用，随之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上升情况。

从上面的四个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各个模型估计的系数都是符合经济理论意义的，但是空间面板Tobit模型有效的考虑了空间效应和截断分布情况，得到的结果更为可靠。最重要的是模型的显著性比前面的三个模型都提高了，特别是技术进步在前面的模型中都不是很显著，随着空间效应的引入，这个变量的显著性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环境导向的距离函数，我们计算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从上面的分析看，无论是从省份分析，还是从时间维度分析，1998-2011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都是上升的。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因素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因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的作用，该系数显著，且系数值较大，是促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上升的主要力量。人均收入的平方项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负，表明对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以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的经济结构指标，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作用为负，工业化降低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上升。对外开放水平高并没有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促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无论是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还是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中都表明是主要力量和因素。这给我们的启示是：①今后应该继续加大技术进步的力度，技术进步一方面能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能够减少能源消费，减少污染排放，是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②东部和经济发达省份在保持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继续增长的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继续引进国际上环保的生产技术，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保证自身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高，从而产生辐射带动西部地区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提高。西部地区在模仿和创新的同时，在世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GDP的上升，今后更应该注重是否满足节能环保要求，发展适宜性的技术和产业。③对外开放水平并没有带来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我国长期处于在国际分工中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的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品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一些资源消耗大的产品，今后应该通过税收和行政手段控制这些行业的出口，扭转这种局面。④工业化阻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国新一轮工业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只有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真正的降低环境污染，提高效率，走上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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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Analysis on Chines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I Xiaosheng1 YU Zhiya1 AN Qingxian2

（1.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China）

篇10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资产流动性 资本充足率

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史

资产证券化最早出现在60年代末美国的住宅抵押贷款市场。当时美国的储贷协会和储蓄银行承担了大部分住宅抵押贷款业务。在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的冲击下，这些机构的储蓄资金被大量提取，利差收入日益减少，经营状况恶化。针对上述情况，政府决定启动并搞活住宅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以缓解储蓄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过手证券”，开资产证券化之先河，此后资产证券化在全球迅猛发展。

通俗地讲，资产证券化是指将一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包括贷款或其他债务工具）进行一系列的组合，使其能产生稳定而可预期的现金流收益，再配以相应的信用增级，将其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动、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型证券的技术和过程。具体来说，资产证券化就是发起人把持有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分类整理为一批批资产组合转移给特殊目的载体，再由特殊目的载体以该资产作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收回购买资金的一个技术和过程。

二、资产证券化的收益分析

作为一项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并取得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能给证券化的参与各方带来收益。下面从各相关参与者，即发起人、投资人和投资银行的角度来对资产证券化的收益进行分析。

1、发起人方面

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资产流动性，提高资本充足率和资本使用效率，改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并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和更好的资产负债管理，使得发起人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现有条件，实现规模经济。

在传统的融资方式中，融资者获取资金的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其本身的信用评级。与之相比，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发起人的融资成本。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具有稳定的、可预期的现金流，历史信用记录良好，真实出售隔离了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再通过信用增级等手段，证券的信用级别大大提高，这样融资成本就相应地降低了。此外，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相对较低，只需对进行证券化的资产信息进行披露，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

2、投资人方面

资产证券化在市场中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投资选择机会。由于组成资产池的资产是优质资产，并且有完善的信用增级，多数能获得AA以上的评级，这使得这样发行的证券的风险通常很小，而收益却相对较高，在二级市场上也有很高的流动性。所以，资产支持证券越来越受到投资者，尤其是像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货币市场基金这些投资品种受到限制的机构的欢迎。

资产证券化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品种。现代证券化交易中的证券一般不是单一品种，而是通过对现金流的分割和组合而设计出的具有不同档级的证券，甚至可以把不同种类的证券组合在一起形成合成证券，以更好地满足不同投资者对期限、风险和利率的不同偏好。

3、投资银行方面

资产证券化为投资银行开辟了新的业务，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作为证券化的过程中的融资顾问和承销商，投资银行参与了产品的设计、评价、承销以及二级市场交易等活动，持续稳定的资产证券化为其带来了可观而稳定的服务费收入。

三、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重要意义

资产证券化对中国的发展具有诸多现实意义。从宏观方面看，银行资产证券化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降低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还具有促进扩大消费、发展住宅产业的功效。从微观方面看，开展住房按揭等贷款的证券化可以增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优化资产负债匹配结构，分散抵押贷款风险，有利于降低按揭贷款利率，减轻购房人的还款利息负担，也便于简化不动产转让手续，扩大不动产交易市场。

1、资产证券化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推动作用

（1）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分流储蓄资金，壮大资本市场规模。2005年1月，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5.84万亿元。与此相对应，证监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2005年4月7日股市暴跌之前，沪深两市股票市价总值为52080亿元，股票市场只起到了部分分流资金的作用。数万亿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及其在二级市场的放大效应，将是分流储蓄的重要手段。

（2）资产证券化能提供新的金融市场产品，丰富资本市场结构。资产证券化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变为信用风险较低、收益较稳定的可流通证券，丰富了证券市场中的证券品种，特别是丰富了固定收益证券的品种，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这无疑会丰富市场的金融工具结构，对优化我国的金融市场结构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3）资产证券化降低融资成本，丰富了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为筹资主体提供了一种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型筹资工具，可以使筹资主体利用银行信用以外的证券信用筹集资金。

（4）资产证券化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选择。资产证券化产品具有风险低、标准化和流动性高的特点，其市场前景广阔。资产证券化还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品种，可以通过对现金流的分割组合而设计出一系列证券投资组合，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偏好。

（5）资产证券化能促进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资产证券化通过巧妙的结构设计和独特的运作方式，犹如一道桥梁，在多个层面上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机联系起来。资产证券化一方面为银行信贷风险“减压”，另一方面，在为资本市场增添交易品种的同时，也为市场输送源源不断的资金“血液”，进而促进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协调发展。

2、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的意义

（1）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资本净额除以总的风险资产之后得出的，即：资本充足率＝（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所需资本）。其中，风险加权资产是由银行的各项资产乘以它们各自的风险权重而得。根据银监会对银行资产的风险权重的规定，住房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而证券化之后回收的现金的风险权重为0，这样计算出来的分母变小，资本充足率自然会提高。银行可以将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而非持有到期，主动灵活地调险资产规模，以最小的成本增强资产流动性，提高资本充足率。

（2）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商业银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资产证券化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通过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功能，商业银行可以将不具有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剥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及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从而有效缓解流动性风险压力。

（3）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成批量、快速地转换为可转让的资本市场产品，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将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转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4）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增强赢利能力，改善收入结构。资产证券化的推出将为给商业银行扩大收益、调整收入结构提供机会。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原贷款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还可以为其他银行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及发行服务赚取收益。

（5）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国内银行适应金融对外开放，提高整体竞争力。实施资产证券化，可以使国内银行通过具体的证券化实践来发展机构，积累经验，培养人才，缩小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业务方面的差距。这样，国内银行就会在证券化业务方面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从而提高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能力，不至于在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处于被动状态。

3、资产证券化对其他方面的意义

（1）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推进我国住房按揭市场的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其运作方式已经十分成熟。在中国开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不仅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对于丰富中国的债券产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2）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优化国企资本结构。我国的国有企业受间接融资方式的限制，其资本结构以大量负债为主，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占企业外源融资的比重很高。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国有企业不会增加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从而可以改善自身的资本结构。同时资产证券化还有利于国有企业盘活资产，提高资产周转率。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使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一债权人的银行能够出售债权，从而缓解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大大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

（3）资产证券化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资产转化为债券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这种债券就可能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证券化资产的比重越高，规模越大，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性就越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越显著，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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