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分析范文
时间：2024-01-18 17:23:2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国经济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经济分析模式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常常追溯到1947年United States v.Carrol Towing Co.一案，该案涉及三方事主，第一个主体是操作卡罗公司拖船的格里斯运输公司的职员在操作卡罗公司拖船的时候，过失的导致了“安娜C”飘逸。风驱动着安娜C，顺势撞击了一条油船，油船的驱动器在安娜C的船底撞开一个孔。康诺公司职员没有在船上，因此谁也不知道船已经发生了随还。假设安娜C上有职员在船上值班的话，格里斯公司的职员就会即使抽水而挽救安娜C。因为安娜C没有水手结果是驳船倾斜，货物倾泻，船体沉没。法院认定格里斯运输公司和卡罗拖船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在确定康诺公司是否有责任的问题上，法院有着不同的看法。问题的关键是：康诺公司职员当时没有在安娜C船上，其职员不在宫闱是否构成一种过失?如果是，那么就应该减少对康诺公司的赔偿数。
该案件最后上诉到了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著名的汉德法官提出了他著名的法律意见。驳船上没有人值班，结果船体移动而发生损坏，在这样的情况下，该船的船主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汉德法官认为不存在一般的规则。但是其他的相似情况下，所有者的责任决定于三个方面的因素，或者说决定于三种预防该损害所要承担的负担。这个函数关系还可以进一步演化成一个代数公式：损害的可能性成为P，损害成为L，负担称为B。法律责任取决于B是否小于P乘以L，也就是B
法官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这个案件。他说，驳船发生移动而发生损害的可能性，随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有所不同。比如，如果有风暴，危险就大些；如果停泊在一个繁忙的港口，那么偏移就要更
加频繁一些。但是也要考虑的是，水手即使应该生活在船上，驳船却也不是水手的监狱。在适当的时候，他也要下船。在这个案件中，水手于1月3日下午5点离开驳船，驳船于第二天下午2点发生损害，也就是水手离开驳船21个小时以后发生损害。在这个期间，水手都没有在船上。法官说，水手在法庭编了许多故事，但是我们认为他。
其实没有任何离开的借口和理由。而且，损害发生在日短夜长的1月，发生在潮水涌动的高峰期，这样的情况会使驳船不停的颠簸。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和充分的认定：驳船没有充分的得到看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认定：在白天的工作时间里，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康诺公司应该有一个水手在船上，这种要求是公平的。最后，法院判定：没有水手在安娜C船上，康诺公司也存在一种过失，结果是减少康诺公司能获得的赔偿数额。[2]
这个判例在美国法上经常被援用，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判决。汉德法官和他在这个案件中确立的这个B
2 “过失”的经济分析
应该说，经济分析对于侵权行为法的影响，在美国时相当明显的。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经济分析的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也十分实用，比如损失，赔偿和预防所需要的费用都可以用金钱数计算出来。但是，也有的法学家认为，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过失侵权行为法的所有问题，有些费用无法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为此，为了确定当事人是否构成一种过失，我们还必须全面地考察，比如陪审团和法官的认识，成文法规定，司法规则，社会和商业习惯，以及社会的道德规则。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大体上把握“过失”在侵权行为法中的含义。但是同时也要指出的是，这里把“过失”分解成为三个独立的法律概念只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法律分析和应用上，我们可能无法将他们如此机械的区分开来，而且从理论上讲，上述的三种含义也通常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可以讲，在过错责任原则下，不当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才有其法律上的意义；而作为独立侵权行为诉讼下的过失，因为其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当我们在判定行为人主观态度的时候，可以为我们提供较为完整和合乎理性的思路。
因为侵权行为法建立在过错原则之上，所以要弄清一个人行为的责任，过失法也要处理这个问题，这主要包括下面一些元素。
第一，过错。故意伤害肯定是过错，而过失是否具有一种过错?
第二，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造成伤害就肯定不承担责任，而不管他的行为如何不道德。在过失侵权案件中，实际的损害是一个必要元素。比如一个人以每小时90英里速度超车，但是没有撞到任何人。但是有时也很麻烦，比如一个医生延缓了一个人的治疗时间，病人死亡，医生是过失吗?
第三，确定责任的范围。一个人并不是对自己的过失所发生的损害每一个都要承担责任。比如甲答应晚上7点曲照看一家的儿童，但是他迟到了，儿童的父母认为甲会按时到达，而将儿童一个人放在家里。当儿童独自在家时，他把自己烧伤了。甲无疑存在过失，也要承担某种责任，如果他不迟到的话，该儿童不会被烧伤。但是法律会认定，该伤害不在甲责任范围之内。
第四，承担责任的义务。在许多案件中，可能可以认定被告没有合理的行为，他的行为导致了损害，该损害正好是由其过失行为所发生的危险。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是被告的责任。比如你知道你邻居没有看管试着走路的小孩，结果存在一种危险，小孩跑到了街上而受伤。你“能够”看管这个小孩，你也有时间，但是也许你自由的决定你的行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你没有责任看管这个小孩，甚至是一个理智的人会试图避免这个小孩受伤，也是如此。
过失案件的一般公式为，如果被告承担过失侵权行为的责任，原告必须证明：第一，被告有一种义务(duty)。通常或多或少的一种“合理注意的义务”。第二，被告违反了该义务 。第三，被告的行为(或过失行为)导致了被主张权利的损害。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事实上的原因(cause in fact)，一是法定的损害(damage of a legally recognizable kind)。第四，被告的行为(或过失)是损害的法律(接近)原因[legal(proximate)cause]，或事实的原因(cause in fact)它涉及公平和政策基础。这些情况并不能自动的适用于某具体的案件，只是提供一种辅帮助。较好的做法是：它意味着原告要胜诉的元素。如果原告在任何一项上失败，他就失掉诉讼。如果被告证明一种肯定的抗辩，比如与有过失，他也要败诉，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3 与有过失和比较过失的经济分析
在英美法中，经常出现相近的三个术语：“自愿承担风险”、“与有过失”、“比较过失”。第一个术语来源于古老英国法的传统，生动的例子是，在拳击比赛中泰森一拳把霍费尔德眼睛打伤出血，霍氏不能要求泰氏赔偿，因为他知道拳击氏危险的，他知道他可能会被打伤的，但是他还是想跟泰森打。第二个名词我们是不陌生的，通称“被害人过错”例如坐酒鬼开的车本身就存在过错。第三个名词是进一步数量化，把原告和被告过错的程度用数字计算出来，让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比例。这一点很实用，也反映了美国人的特点。不过，这个比例如何确定下来，倒是值得我们琢磨。
在早期的案件中，原告的与有过失会使原告得不到任何法律的救济。这个规则是在英国1890年的Butterfield v.Forrester 11 East一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古老的规则。与有过失又称促成过失、过失相抵或者受害人过失，其含义是原告对自己的安全失于通常的注意。通常，原告与有过失都会减少或者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这一案件被视为最早的关于“与有过失”的案例，原告家住在公路旁，他想修整一下自己的房子，于是搭起支架，支架伸到了公路上，对公路一侧的畅通有所影响，但是并不影响过往的通行。在掌灯时分原告骑马穿过该路段，由于骑的太快没有发现路障，结果撞到支架上，从马上摔下来，原告受伤。在这个案件中被告堵塞了公路，导致了原告伤害，被告存在着过失；然而，原告骑马过快，应该发现路障但是没有发现，他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任，也有过失。既然原告存在着过失，他就不能够指望被告给予赔偿。这个规则被称之为被告“完整的抗辩理由，所谓完整，即不能分裂，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由于与有过失的抗辩理由遵循的是完整规则，因此其缺陷不言而喻。随着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一个新的规则得以产生，这酒是“比较过失”的规则。这个规则意味着，即使原告存在着过失，他仍然可以得到赔偿，但是他的赔偿数额要相应的减少。美国最先采用这个规则的两个州是纽约和威斯康星，前者的成文法有时称之为“纯粹的比较过失体系”，后者的成文法称为“改进了的比较过失体系”。[3]到1992年止，美国只有三、四个南方州的法律没有采用这个规则。
比较过失的基本含义是：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有过失，原告自己也存在着过失，在这种情况下，要比较原、被告双方的过失比例，按照这个比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害的数额。比如，原告受到的损害总数是10000美金，原告的过失为49%，被告的过错为51%，那么判决的结果将是判定被告给付原告5100美金的赔偿。至于双方过错的比例，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因此一般由陪审团来确定一个合适的比例。随着经济分析法学对法学的影响，在侵权法中，特别事过失侵权中，经济分析的方法经常被应用。在比较过失的经济分析方面，波斯纳的Wassell v.Adams是一个典型。这个案件是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任美国第七巡回上诉院法官所判定的一个案件，其特点在于他试图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比较过失的法律问题。闭卷奥过失实际上是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过错比例来确定承担责任的比例，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分析的确有着广泛的空间。在这个案件中，波斯纳分析了双方当事人避免事故所需成本的比例，也分析了雇佣保安的成本与效益比例。作为法官的波斯纳并不像作为法学家的他那样大胆和无限发挥，在许多问题上法官波斯纳还是在传统的框架内应用经济分析。比如对与有过失和比较过失的分析仍然坚持传统规则，其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与陪审团的结论是有冲突的，但是作为法官他必须尊重陪审团的判断。
注释
[1]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2] United States v. Carrol Towing Co.1947 2nd Cir App.159 F，2d 169.
篇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市场发展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加强国际经济法的改革，本文主要就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新特点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我国在世界贸易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制定合理的对外经贸策略。
一、国际经济法发展新趋势
1.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
2.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3.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加快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是世界间贸易关系的部门法，其作用及地位早已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充分地展现，涉及国际间金融、投资、债券、货币、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与纠纷都是需要国际经济法这一大杠杆的平衡的。
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变化的策略
1.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最终能够迫使一个国家执行裁决的还在于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我国要获得国家主权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径是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尚不足以使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因此，要通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推进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有效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
2.运用国际经济法来保护贸易发展
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研究并构建处理WTO事务的法律体系。主要注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研究，利用关于豁免成员国义务的规定，分析研究WTO关于义务豁免和例外情况的规定与实践，有效运用豁免条款或例外条款的规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充分研究、利用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优惠条件，努力发展高新产业和知识产业，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观察了解和学习其他成员方运用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情况;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有效利用保障制度，为我国产业发展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从而强化和维护国家主权。
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缺失定价权；经济学分析
国际贸易定价权，指的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种能够左右国际产品市场交易价格走向的力量或权利。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进出口贸易大国，但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定价权几乎丧失。那么，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缺失定价权的原因是什么?
一、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运用市场供求力量所形成的自由竞争机制解释了市场价格的形成、波动和均衡，探讨了由于产品的供求关系失衡对产品价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即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供小于求时价格上涨，当求小于供时价格下跌、求大于供时价格上涨；并得出了供求关系是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结论。尽管商品价格决定理论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取得了重多项目研究成果，但供求关系仍然是影响价格的最基本力量。
(一)我国进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在出口贸易中，如果国际市场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是一定的、且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那么当本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供小于求时，就有可能取得定价上的优势；否则，就必然会丧失定价上的优势。以我国出口的稀土为例，我国稀土出口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1990～2007年，我国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lo倍，可出口价格却持续下跌，平均价格曾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2008年，全球稀土的需求量为10万吨左右，我国稀土生产能力却达20万吨，国内消费占总产量的1／3，2／3的稀土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刘刚，2009)。我国稀土在国际市场上丧失定价权的直接原因是持续、快速、严重超过需求的无节制供给所致，因此，提高稀土出口价格的重要措施是大幅减少稀土出口量，适度实施稀土供给的饥渴战略，有效把握稀土出口的供给弹性。
(二)进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供求理论分析在进口贸易中，如果本国进口产品占国际市场10％以上较大份额、且国际市场上对该种产品的供给是一定的，那么当本国进口产品的数量求小于供时，就有可能取得定价上的优势；否则，就必然失去定价上的优势。以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为例，我国铁矿石的进口量占据全球65％以上的市场份额，2000年，我国的铁矿石进口量从6900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6.27亿吨，10年间增长了近10倍；而同期的铁矿石价格也由2000年的25美元，吨上升到2008年的137美元／吨，9年间增长了5倍多。应当说，我国对铁矿石进口需求的持续、刚性、甚至是过度增长是导致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的直接原因。因此，降低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钢铁产量、合理减少进口量，有效把握铁矿石进口的需求弹性。
二、我国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
以产业组织理论代表人物张伯仑和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琼·罗宾逊等探讨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的决定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成为了大多数市场结构的现实状况；因此，除了供求关系以外，在垄断竞争中拥有资源、技术等市场影响力的企业成了决定价格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市场理论，出口国能够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影响或取得定价权除需满足占据国际市场较大或领先份额这一充分条件外，还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出口产品非同质且较难被替代；二是出口骨干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强大的影响力等。
产品的非同质和较难被替代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因自然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资源类产品的独占性或垄断性；二是因技术专利性所形成的技术的领先性和先进性；三是因企业、组织或政府的政策等所形成的行业产品的进入标准和禁出标准等。出口骨干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强大影响力的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其生产产量足以保持其在国内市场具有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二是具有组织协调国内行业横向一体化的领导能力，能够通过有目的产品价格变动引领行业的价格走势；三是有强大的信息、融资和营销渠道平台，善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等。
(一)我国出口产品缺失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市场理论分析我国出品产品
包括少量的资源性产品、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和少量的服务产品等。从我国出口的少量资源类产品看，有些资源性产品如稀土是具有资源垄断优势的，但未能影响直至取得国际市场定价权的主要原因是稀土行业没有培育和形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骨干企业，行业企业众多导致集中度过低，在产能过剩的状态下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就成其必然；因此，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稀土行业集中度，控制供给数量，变数量优势为规模优势。
从我国出口的一般工业制成品看，工业制成品技术的自主率很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同时，大多数产品以一般竞争性产品为主，国际市场上的替代程度较高。因此，因缺少技术优势而难以采取控制供给的政策，一旦控制产品供给，其它已存在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就很快填补到市场内。此外，我国同一行业生产厂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低、内部缺少协调和整合，导致对内无序竞争、对外缺乏合力，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恶性竞争，结果使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我国必须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技术的自主率。
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二元经济转型 产出弹性
一、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回归分析
尽管对于制度与二元经济转型两者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发展理论都相应的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为更有利于对问题的分析，我们这里拟采取直接选定变量并在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
先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以及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1]，因此，我们在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而进行回归分析时，就拟将具体的经济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与开放程度。实际测算中，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开放程度（ORL）用对外贸易比率来表示。
依据上述制度变量的含义，我们首先可建立起制度――经济增长的经济评估模型：GY=A0=A1MRL+A2NSOW+A3ORL……（式一），回归后可得到方程：GY=167.37+5.784MRL+11.562NSOW+0.405ORL ……（式二）
（132.418）(2.377)(0.895)(1.450)
R2=0.991,DW=1.10, F=293.204
既然，（式二）中的DW值较大，也即说明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自相关性；这一点其实便说明了“非国有化”、“市场化”以及“开放水平”之间的变化并非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作用的。
由于“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1]，因此要排除这种强烈的正相关对我们制度――经济增长分析的影响，我们这里可以利用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的方法，用 作为回归系数的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为岭回归的参数）。随着k值的变化，我们即可得到不同的回归参数与k2的估计值（见表一）并进而验证我们的相关结论。
表一岭回归k值与系数估计
k R2 NSOW MRL ORL
0.00000 0.98216 1.128233 -0.178237 0.019750
0.05000 0.97092 0.852649 -0.019352 0.124967
0.10000 0.95658 0.713908 0.058057 0.172222
0.15000 0.94466 0.629136 0.102854 0.197453
0.20000 0.93482 0.571193 0.131320 0.212127
0.40000 0.90574 0.446804 0.180115 0.231166
0.50000 0.89377 0.411773 0.188539 0.231628
0.55000 0.88802 0.397477 0190985 0.230494
0.70000 0.87126 0.362855 0.194113 0.226917
0.75000 0.86576 0.353313 0.194216 0.225165
0.85000 0.85484 0.336360 0.139532 0.221330
0.90000 0.84941 0.328758 0.192855 0.219304
0.95000 0.84399 0.521642 0.192012 0.217234
依据表一，我们又可作出岭回归系数的变化图（见图一）
结合表一、图一，我们可以看到，随着k值的增大，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从负变成了正；而当k=0.5时，岭迹图已经比较稳定。为此，最后取k=0.5时，估计回归方程就为：GY=-421.714+6.119MRL+4.22NSOW+4.754ORL ……（式三）
(132.418)(2.377)(0.895) (1.450)
R2=0.945F=44.87
显然，这也就说明了我们所选定的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相关关系中，“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开放水平”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相当；同时，岭回归参数k=0.5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又说明了这三个制度性变量之间是相互推进与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单纯的制度变量的变化都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作用。至此，制度――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也就基本上得以了证实。
分析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后，我们再来观察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二元经济转型变量，我们选定“非农化水平（NA）”为变量，并据此建立简单的计量模型来测算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GY=A+B・NA，计量后可得到回归方程：
GY=-762.79+26.94NA……（式四）
(72.49)(1.76)
R2=0.98DW=0.223 F=232.15
由此可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计量方程（式三）与（式四）并没有拒绝（也即是验证了）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因而，我们也就不难作出如下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协同发展与作用下的产物[2]。如此，为谋求分析的准确性与有说服力，我们又有必要将制度变量与二元经济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中，以测算出这些变量在协同作用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又可以通过建立简单的回归方程来得出相应的计量方程：
GY=46.83+15.412MRL―4.567NSOW+1.810RL―14.653NA……（式五）
(2.77)(8.79) (-2.141) (1.303)(-2.453)
R2=0.994 F=290.994 DW=1.857
从上述结果中我们不难看出，“非国有化”这个核心的制度变量与“非农化水平”这两者对经济的作用是负面的、且明显地与制度――经济增长以及二元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相冲突。不过，这一情况对我们的分析结论并无太大影响。原因在于，DW值过大，回归变量之间存在自相关性，并且很多变量的显著性无法通过，因此，上述方程（式五）其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也就要求我们在实际测算中有必要消除回归变量之间的这种自相关性。为此，我们同样采取上述的岭回归方法来处理此类的自相关问题。于是我们又可以得到估计回归方程：
GY=--213.83+7.321MRL+3.87NSOW+2.834ORL+0.435NA……（式六），
（126.74）(5.76) (2.343) (2.514) (0.156)
R2=0.979F=90.664
根据估计回归方程（式六）并综合前面有关的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如下的三条结论：一是制度变革、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都呈现出了较高的相关关系，也即是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在我国同时存在。二是与三变量综合模型相比较，在纳入二元经济变量后，各种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较大的变化，其中对“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的影响最大。这一点也就无形中说明了二元经济的转型与这两个制度变量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结合这些制度变量的相关性，我们还不难看出：不仅“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是推动二元经济转型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而且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纳到“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的发展上。三是二元经济与制度变量的自相关性同时也说明了，虽然制度变量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很大，然而，这一点却并不能忽略二元经济转变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元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制度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也是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重要因素；此外，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会严重制约到制度变革的结局，而且也还可直接影响制度调整的空间。显然，经济增长应是制度变迁、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与共同发展的结果[3]。
二、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因果推导
应该说，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说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只是这种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些因素能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从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讲，回归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3]。因此，为了真正体现出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我们就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既包容了制度变迁因素，又包括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生产函数，并借此有效地分析出相关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抽象的生产函数Y=AKαLβeε中，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二是对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以及包括技术在内的生产效率的影响。据此，我们即可建立起如下的生产函数：……（式七）
式中α、β、φ为参数；x1、x2分别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占社会总固定资本的比重”和“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y1、y2分别代表“非国有经济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和“非农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z1、z2、z3分别为“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度”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占总职工的比重”。
对上述生产函数变形后进行计量，又可得到如下方程：
1ny=2.451+0.253Ink-0.029x1knk+0.48x2lnk-0.18lnL+0.082y1lnL+0.177y2+0.896
(1.102) (1.769) (-0.937)(2.809) (-0.662) (2.514) (2.412)
+0.155z1+0.144z2+0.639z3 ……（式八）
(0.501) (0.637) (0.764)
R2=0.999F=1686.5 sig=0.00
由此,又能得到包含各种制度结构变量和二元经济结构变量的社会生产函数:
……(式九)
依据上述(式八)与(式九)两个生产函数,我们即可得到以下的衡量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参数指标和数值。
(1)规模经济指数(弹性指数):g=0.072-0.029x1+0.484x2+0.082y1+0.177y;
(2)资本边际产出:
(3)劳动力边际产出:
(4)技术产出弹性:
(5)市场化产出弹性:
(6)开放产出弹性:
(7)资本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非国有固定资本占社会固定资本的比重每上升1%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8)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每上升1%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9）劳动力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劳动力由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10）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产业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11）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12）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上述各种参数指标及其数值也就表明了不同生产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率。当然，如果在这些效率指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不同时期各种参数的具体历史变化幅度，那么我们又可以得到所有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
（13）制度――增长贡献率＝市场化产出弹性×市场化指数变化率＋开放产出弹性×开放指数变化率＋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所有制变化率＝0.155z1+0.144z2-0.029x1lnX+0.082y1lNl.
（14）二元经济――增长贡献率＝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资本变化率＋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变化率＝0.484x2lnK+0.177y2lNL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时期数据（1982年至2005年）代入上述14个方程中，即可得到相关的参数时间序列值（因篇幅限制，这里略去了相关的参数时间序列值）。
依据相关的各参数时间序列值变化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可以形成如下的五方面认识：一是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上来看，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程度要远高于所有制度的变量（因为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达6.025，而制度变迁的只有0.26），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角度上讲，我国过去二十来年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以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主导。二是结合过去各种变量调整的幅度，我们又可以看到我国大幅度的经济制度变量弥补了其产出弹性低下的缺点――非国有经济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64.23%，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比重提高了253.33%，市场化程度提高了245.68%，对外开放指数提高了90%；而与此同时，二元经济转型的较小变化幅度却抵消了其高弹性的作用――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增加了1.23%，非农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72.88%。显然，经济制度变量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二元经济转型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两者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太大――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29%，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率为46.54%，技术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3.13%，而要素投入的增加却达到了16.04%。尽管如此，数据对比上的差距还是告诉我们：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来源于或主要来源于制度的变革，增长的主要来源应可归结为二元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上。总的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享受到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后发优势”（当然，这种“后发优势”又是与制度变迁紧密相连的）。三是之所以我国制度变迁并未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核心与主要的作用，而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却是异乎寻常的显著，其原因应主要有以下的三点：首先从规模经济指数上看，我国的规模经济指数虽一直都在提高，但却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而且无约束值也应低于1（位于0.6-0.7之间），这也即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规模经济递减的状态。其次，从资本的边际产出方程式中（式九），我们又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的增加也有弱化整体资本边际产出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非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里，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又是以粗放式的经营为主，因此，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在其初期并没有提高资本的技术质量和相应的使用效率。最后，从劳动力边际产出及其方程αk/αk=（-0.181+0.082y1+0.177y2）y/L中又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一直处于恶化状态，而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y1、y2的值不足够大,以及L存量的只增不减。四是与技术产出弹性相比,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都很高;然而从发展趋势上看,从1999年起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增长态势均趋于平缓,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点无形中也就说明了由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窄；相反技术产出弹性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显然，这种情况也就充分表明了核心技术的培育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4]。五是与所有制产出弹性、市场化产出弹性以及开放产出弹性的变化趋势相比较，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直接上升的趋势也就表明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而制度变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将成为历史。原因在于，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空间依然很大，而各种经济制度变化的空间却已经很小（如，第一产业的比重仍高达16%，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仍高达50%多；与此同时，市场化程度与开放度接近80%，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高达63%左右）。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应当将重心放在如何推动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上面{5}。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实证计量以及其他相关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及政策建议：第一，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与二元经济的转型共同构成了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总体上讲，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共同作用与协同发展的结果。作为制度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基础，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会严重制约到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制度调整的空间。因此，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可以同时成立[6]。第二，如果从各种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的角度上看，二元经济转型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虽然从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上看，二元经济转型、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以及生产要素的增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总的说来，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要高于其它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享受了渐进式的制度变革的好处，而且也无形中享受到了转轨的“后发优势”[7]。第三，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展趋势以及作用的空间上看，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因素将会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上。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核心技术的培育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将是我国经济边际增长的主导力量[8]。显然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我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心应当从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资本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进步上来。第四，资本产权的非国有化虽然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变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过去简单的“非国有化”发展中，资本产权结构的变化却有弱化我国规模经济与资本边际产出效率的作用。因此，未来的产权制度变革，不仅要注重资本产权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而且还必须要注重资本规模的调整以及资本产权调整与劳动产权调整的协调发展[9]。此外，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分别高于它们的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这一点也就无形中说明了未来资本的产业开放与劳动力的产业流动引导将比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因此，往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应当逐步淡出，并让位于行业的开放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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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urce Analysis on Our Country economic grow at the present stage: System Changes and Dual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Visual Angle
JIANG Man-Yuan TANG Yu-Bi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Guangxi Financial College, Nangning 530003)
篇5
1.1证券市场产品缺乏多元化
个人投资之所以能被证券投资基金代替,是因其进行证券投资组合能够降低风险。成熟的国外资本市场主要是由股票、长期抵押贷款和债券市场构成的,国债、市政债券和公司债构成了债券市场。但是当前证券市场在我国欠发达,可以供证券投资基金选择的仅有国债、股票等很少的金融产品,并且我国国债的交易规模、品种数量很有限及流动性不强,而企业债券发展的又非常缓慢,还没有完全实现流通法人股、国有股,这就使得证券投资基金极大缩减了投资空间。基金管理人很难通过组合来实现风险对冲的目的,这样基金就无法发挥规避风险的作用。
1.2基金公司内部存在的治理结构缺陷
对基金管理人来说,基金规模化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得以实现的根本,基金管理人依赖的基金持有人的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使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并非依赖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看,基金管理人因其行为涉及更多的是普通投资者,应赋予其对企业更多的控制权,这就弱化了股东的影响力。在基金公司内部注重是管理层强、股东弱的体制,充分体现为内部人控制。此外,就董事会的职能而言,董事会参与经营活动,而在基金业董事长的定位没有显现出来。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应对基金公司的法律方面及经营效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我国基金公司内不需要由其完全承担经营职责。
2推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建议
2.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满足行业发展需求
伴随我国对金融业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当下的基金业无论是从内部结构还是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涌现出基金新业务和新产品,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重大决策以促进基金业、证券市场的深入改革和稳定发展,例如综合治理证券公司、在商业银行内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等,基金业的生产发展环境大为改观。为了适应基金业整体生存发展环境的变化,以防《证券投资基金法》制约了基金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中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所以必须对基金信息披露加强监管,避免披露信息时基金经理的人为粉饰;要让基金运作提高透明度,防范基金的内部交易、暗箱操作,向基金管理者施压以保障其合法运作。
2.2创新投资产品
我国基金业与基金业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产品的雷同率高,一直存在替代性比较强的问题,产品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我们可从以下方面创新基金产品。首先,对市场进行细分以准确定位。基金产品的产生是为了能够让投资者满足理财要求,只要投资者有不同的需求,就一定存在创新产品的空间。对于基金公司来说,需要以客户为中心,掌握客户需求并且开发出满足其需求的产品。产品设计要以客户的认可度和投资需求为基础,选择准确的目标市场和进行精确的产品定位。产品设计还需要有个性化,通过对市场进行细分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风险收益偏好。其次,创新投资领域和机制。对金融工具和手段的进一步丰富是创新基金产品的重要基础。基金公司应在深度和广度上对投资对象进行突破,建立创新基金产品的激励机制。可以通过QDII来创新多样化、分散化的投资方向;通过提高业绩和服务水平以塑造自身的品牌优势,进而借助品牌使产品实现差异化。
2.3基金公司强化内部治理结构
基金公司的治理需要坚持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考核基金经理不以短期排名为准,进而避免内部人控制现象;还要推行股权激励,鼓励员工积极努力工作。此外,独立董事要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基金经理与关联单位的违规行为而造成投资者受到损害是独立董事的责任。作为股东利益代表的独立基金董事应以监督者的角色,参与决定聘用基金会计师、基金管理人及分销商,并且监督和检查基金管理人和其他关联人。
篇6
【关键词】 商业银行； 经营绩效； 全局主成分法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7-0057-04
一、引言
目前，国内关于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的文献多集中在经营管理效率方面，都偏重于业绩评价中的盈利性方面，而忽略了风险方面（吴晨，2011；芦锋等，2012）；或者孤立地用一些指标来评价某一个方面（李萱，2000）。然而，一方面，商业银行强调的是“流动性、安全性以及盈利性”原则（统称“三性”原则），因此，基于“三性”原则的综合绩效指标是必需的；另一方面，综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EVA方法、因子分析法等，但这些方法大都是对某年份的截面数据进行静态分析，描述的只是静态的综合评价问题。银行经营绩效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因此单从某一个截面的数据来对银行绩效进行评价，并不能真实地说明银行经营的好坏。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数据的积累，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基本都拥有了大量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截面数据，为综合比较各个银行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绩效水平提供了条件。本文将“纵横向拉开档次”的全局主成分法运用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价中，通过建立基于“三性”分析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评价模型，结合包含时序数列和截面数列的立体数据表，对国内上市商业银行近几年的经营绩效水平及其动态变化做一个实证性的分析。
二、研究方法、指标与数据
（一）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绩效指标的选取是评价工作的第一步。一般认为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的指标以8至15个为宜，具体至本文的应用中，基于商业银行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目标，选取了以下8个指标：（1）存贷比，指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2）流动性比率，指商业银行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3）资产利润率，是税后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4）资本利润率，是税后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率；（5）人均利润额，是利润总额与员工总数之比；（6）成本收入比，是业务及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7）不良贷款率，是贷款五级分类中后三类贷款（次级、可疑、损失类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8）资本充足率，指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比。
本文研究的是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因此主要选取的样本是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上市的商业银行。其中，由于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均在2010年上市，数据不具参考性，在此剔除；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3家上市商业银行受地域限制，规模较小，不宜比较，也予以剔除。因此，本文的样本仅剩下11家上市商业银行，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和华夏银行。为了满足研究的实效性，选择最近5年（即2007—2011年）作为样本考察期，数据主要来自各银行年报。样本总数为55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15个，股份制商业银行40个。
三、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
首先对8个评价指标、11个上市银行和5年的数据，按全局主成分分析的要求进行整理，得到8×11×5个数据构成的时序立体数据表。在全局主成分分析前，首先利用SPSS 20.0社会统计软件，对全局数据矩阵进行样本适度检验，如表1所示。KMO检验值为0.565，大于0.5，这说明样本容量基本上是可行的；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分布值为169.264，自由度为28，显著性小于0.01（p=0.000），拒绝单位相关的原假设，数据适合全局主成分分析。
对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得到有关特征值、特征值贡献率和特征值累积贡献率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前4个主成分已基本含有了原数据表中85%以上的信息。根据全局精度的概念可知，取前4个主成分形成全局的四维主超平面的全局精度为85.057%，则取前4个主成分作为全局的主超平面。
经软件运行所得到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表3为全局主成分解析表达式中各指标的系数。
（一）各银行经营绩效水平变化特征
从2007年到2011年，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得分最大差距分别是61.41、84.25、57.83、53.92、54.58，差距在缩小；平均水平综合得分分别是54.61、57.68、51.64、64.75、81.23，呈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波浪发展。2007年为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起始之年，国家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我国银行业经历更为市场化、更自由的竞争。在竞争的压力下，2007—2008年各大商业银行经营绩效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各大银行有不小的冲击，其经营绩效水平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谷底。具体而言，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无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还是后金融危机时期都有很好的表现，经营绩效水平稳步提高，年均增长率都在8%以上，但中国银行波动较大；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变动高低有别，其中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经营绩效增长最为显著，年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甚至达到20%；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传统股份制银行的经营绩效增长则相对缓慢，年均增长速度在2%～3%之间。
（二）各银行经营绩效综合得分排序特征
2011年同2007相比，除华夏银行外，其余10家银行的排名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国有银行中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的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均有显著的位次前移，特别是浦发银行，由2007年的第8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2位，工商银行前移3位，建设银行和民生银行各前移2位；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则有较明显的位次后移。其中，招商银行从2007年的第3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7位，兴业银行后移3位，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各后移2位，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各后移1位。从排序变化上表现了各商业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态势。
（三）各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仍存在显著差异
由以上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近5年来，我国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差距已经有了显著缩小，截至201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相当。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下面本文借助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Mann-Whitney排序检验从统计上予以证明。建立研究假设：
H0：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差异；
H1：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经营绩效有显著差异。
四、结语
本文采用3大国有商业银行和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7—2011年共55个样本数据，利用全局主成分法对11家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了测算，并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差异进行鉴定，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2007—2011年期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攀升趋势。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近5年来排名不断上升，经营绩效年均增长率都在8%以上，但中国银行波动较大，排名也较靠后；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变动高低有别，其中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经营绩效年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传统股份制银行的经营绩效增长则相对缓慢。
第二，从排名变化情况来看，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均有显著的位次前移，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则有较明显的位次后移。总体来看，在11家上市商业银行中，工商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地位，浦发银行排名上升迅速，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位次波动非常频繁，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排名则始终相对较靠后。
第三，从Mann-Whitney排序检验的结果来看，尽管近5年来中国商业银行整体的经营绩效水平都得到了提高，但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二者的经营绩效仍然存在显著差异，股份制商业银行表现要优于国有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研究表明，采用全局主成分法，结合近5年来的时间立体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量化评价，不仅可以充分体现商业银行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动态变化特征，而且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清将来的发展趋势。未来的研究可以集中在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评价体系完善方面，通过综合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等多个方面的财务、非财务指标进行数据的降维处理，以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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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综合素质；考试内容；命题规律；学习方法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计工作水平的高低关系到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会计核算资料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了具体依据，因此，必须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基于这一原因，客观上要求会计能及时了解我国颁布的新的法律、法规。以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在会计资格全国统一考试中，经济法是其中的一门必考科目，此科目考核不过关，则不能取得合格证书。因此，经济法在统一考试中非常重要。为此，考生有必要了解《经济法》科目的具体内容和考核特点，学会学习方法，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经济法》考试涉及的内容
《经济法》考试注重考查法律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要求考生理解法律的基本概念，掌握法律规则，对某一具体问题知道应如何依法处理。
《经济法》科目的考试教材共有九章，其基本结构可概括为四部分：
(一)总论部分
即第一章，为经济法基础知识部分。包括：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渊源，经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仲裁、行政复议、诉讼)。这一部分介绍的是经济法及相关民法的基础知识，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以后各章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企业法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公司法》，第三章《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第四章《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五章《破产法》。其中第二、三、四章涉及我国对企业的法律要求。因为企业形式都是法定的，法律要规范各类企业的基本特征、设立条件、组织机构、解散与清算、法律责任等，各种企业法的法律规范有共性规律。《破产法》是规范企业丧失清偿能力后通过法院清算、公平清偿债权人的法律，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维护社会利益、解决企业终结的法律。这部分法律规范中，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破产法在2007年的考试大纲都按照修订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变化比较大，以往学过甚至曾经考过的考生，必须认真地重读教材，重新学习相关知识。
(三)市场行为规则法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第六章《证券法》、第七章《票据法》、第八章《合同法》。将原来的金融法规一章分成两章：《证券法》和《票据法》，各自独立成章。2007年考试大纲根据新修订的《证券法》改写了证券法的内容，《票据法》涉及的理论仅从字义上看比较难以理解，特别是2007年的考试大纲独立成章后增加了票据法的基本理论，如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票据行为、票据权利、票据抗辩、票据的伪造和变造，在汇票、本票、支票上充实了许多具体规定，增加了学习难度。《合同法》虽然难度不大，但本身的法条有400余条，包括总则和分则，知识体系面宽，需要考生充分理解法律的涵义及学会灵活运用理论。《合同法》近两年主要增加了《物权法》关于担保的具体规定，分则中增加了供用水电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等，有名的15种合同全部要求了解。这两章因为实践性强，容易出综合分析题。
(四)宏观调控法部分
主要指第九章《相关财政法律制度》。具体内容包括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法律制度。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注重的是法律规范的准确记忆，不要求灵活应用。
二、《经济法》试题的命题规律和特点
经济法考试涉及两大类题型：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主观题包括：简答题、综合题。
(一)题型、题量分析
作为全国统一考试，《经济法》试题具有较高的水准，并且能衡量应试人员的专业水平，各种题型、题量、分数的分布相对稳定。客观题型占分值的75％，其中，单项选择题有25题25分；多项选择题20题40分；判断题10题10分；主观题有4题25分，其中简答题3题15分，综合题1题10分。
客观题如果每题只涉及一个法律内容，考点起码也要达到55个，占的分数达75％。客观题相对来说难度较小，其考核的是考生对基本法律规定记忆的准确性。在经济法考试中之所以大量采用客观题的形式，主要原因是一份试题要覆盖大量的材料，照顾全面，以考核考生对知识全面把握的能力。
主观题的考核目的是考核考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包括简答题和综合分析题。简答题是以小案例形式出题，案情相对简单，有些问题不必展开分析。综合分析题涉及内容多、跨章节，甚至跨科目，案件也较复杂，回答问题难度较大。
(二)难度分析
经济法试题的考试难度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具体体现为：
1 客观题原本的得分题型。都是来源于法律原文的强制性规定，但出现以下变化，使得分变得有些艰难：如以小案例形式出题增多；出题时会把书上几个知识点串起来归纳出题；有的题出得较偏。
以2008年的考题为例：
(1)归纳出题：
甲、乙、丙、丁拟设立一普通合伙企业，四人签订的合伙协议的下列条款中，不符合合伙企业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A 甲、乙、丙、丁的出资比例为4:3:2:1
B 合伙企业事务委托甲、乙两人执行
C 乙、丙只以其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D 对合伙企业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的表决办法
答案：C
(2)案例形式出题：
甲与乙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约定甲将其收藏的一幅名画以20万元卖给乙。其后，甲将其对乙的20万元债权转让给丙并通知了乙。甲将名画依约交付给乙前，该画因不可抗力灭失。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下列判断中，不正确的有( )。
A 乙对甲主张解除合同，并拒绝丙的给付请求
B 乙对甲主张解除合同，但不得拒绝丙的给付请求
C 乙不得对甲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拒绝丙的给付请求
D 乙不得对甲主张解除合同，但不得拒绝丙的给付请求
答案：BCD
2 主观题的变化则表现在不但分数加大，且综合性更强。如简答题的出题方式更灵活，如2000年开始都是以案例的形式出题；综合分析题一题多问、跨章节分布，对考生的要求是不但对知识
的理解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还要有相应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出题的思路及对考生的要求逐渐与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要求靠拢，有些考题为往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考题或变通的题目。
(三)重点内容分析
出于对一门课的考核以及以客观题为主的特点，《经济法》的每一章都会有考题出现，体现的是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面考核的命题思路，但各章的分值分布不均。公司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将是2009年考试的重点。这些内容和会计工作关系十分密切，在实际中运用较多，因此不仅在试卷中占的比重大，而且容易以简答题和综合题的形式出现。在综合分析题中，考核点还容易跨越章节命题，因此，考生应当特别注意合同法律制度与票据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与破产法律制度和证券法律制度的结合等。
三、经济法科目的学习方法
由于考生大多为非法律专业考生，平时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接触不多，对经济法这样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实用性都非常强的法律学科更缺乏认识，难以把握它的规律性，而学习方法对应试能否成功至关重要。下面根据老师的教学经验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给考生以帮助。
(一)摆正心态，培养自身良好的心理素质
1 正确对待考试。应认识到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达到相对的公开、公平、公正，这是目前通过竞争选拔人才的较好方式。要以平常心对待考试。而不要精神紧张，压力太大。
2 不应把应试看作自己学习的唯一目的，学习新法规、新制度、新知识也是现代社会更新知识的需要。应把学习作为提升自我价值的手段和方法来认识和对待。
(二)练好基本功
对于法律的基本概念、基本法律规定必须全面把握，深刻理解，并记住一些关键词和关键句子，尤其是一些涉及金额、日期、百分比、人数等的强制性规定要特别注意，因考试中60％以上涉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和规定。
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全面记忆的要求和规律，即不但要掌握有关数字，还应连同数字的出处一同记忆。如某一比例数字，应考虑该比例与注册资本有关，还是与资本总额或者净资产有关；某一时间规定应从何日开始计算；表决通过某项决议是按全体成员还是按出席会议的成员，是以出资额还是以人数等通过等，才能应对考核要求。
以2008年的判断题为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2/3以上的股东通过。( )
答案：×
此题考核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别决议的规定。不但耍和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而非出席会议的2/3区别，还要清楚，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过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抓住法律法规的主线，善于归纳比较
每个具体的法律法规均有内在主线，如《公司法》是以公司的设立条件、设立程序、组织机构设立为主线，从而引出股份的发行转让和上市等内容；《合同法》是以合同的订立、履行、担保、变更和终止为主线。《破产法》是以破产程序为主线展开；《票据法》是以票据行为和票据法律关系为主线展开。只有抓住主线，才能理清思路，便于理解和记忆。
(四)总结归纳学习方法，争取走一些“捷径”
对非专业考生而言，在法律学习中有大多类似又不知有何区别的感觉，还有就是对所学的知识容易混淆在一起，为此，要找些好的学习方法。如对每章内容进行归纳的“鱼骨刺”法；对难以理解的内容用“图解法”理清各种关系并加以理解；对容易混淆的知识如两种公司的法律规定有何不同，可以用“列表法”对比区别开来等。考生举一反三，就能较轻松的掌握学习规律。
(五)拓宽学习视野，学会融会贯通
考生不要孤立地看待经济法每一部分的内容而把知识学死，要注意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金融法和企业法中的有关内容与会计实务是相通的，是理论规定与具体应用的关系，很多内容在会计实务中也有涉及，即实务中知识对理解经济法的内容有帮助，而经济法的内容也可以为实务中解决问题找到依据和答案，这样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另外，相关章节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也会一起出现，如，企业签订了合同，会有票据支付和纠纷解决等问题；公司成立后有可能会申请上市，这就要求考生要把相关章节有机地联系起来复习，为主观题的考核做好充分准备。
篇8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实体经济；政策性建议
从2007年初开始，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危机的爆发带来了全球信贷紧缩，与美国房地产的衰退结合和共同作用，导致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快速放缓，并且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更糟的是从2008年10月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开始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难逃牵连，也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相对于金融经济，中国的实体经济收到的负面冲击可能更大，因为中国金融经济的开放程度低于实体经济，加之金融创新不足，金融制度和监管严格，因此金融经济的风险低于实体经济。
1.实体经济受到冲击
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给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民众收入增加等带来压力。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了9.0%，四季度增长6.8%，全年增长9.0%，放缓趋势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必然带来就业问题。据专家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大约1100万人会失业。调查显示，2008年10月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就业形势开始严峻，企业现有的岗位流失，企业的用工需求下滑，农民工返乡比例大。2009年国金经济增长率为8%至9%，对就业的总体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加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大量出口企业面临困境。
而作为实体经济，至少受到三个渠道的影响。第一，进出口贸易。第二，外国金融机构极其他企业在华投资，三是国内相关企业的信心与业绩。下面，我将分别从中国实体经济在这场危机受影响的方面一一分析。
2.对外贸易企业面临困境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打击方面，进出口贸易首当其冲。主要表现是外部需求减少，本国出口情况变得严峻。拿美国，欧洲，日本来说，美国和欧洲市场占中国总出口的40%，日本占10%。粗略计算，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达到55%之高。可是美，欧，日因为受危机的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冻结，企业融资困难，房地产价格下调，这三大经济体几乎同时陷入了衰退。理所当然，中国的出口市场情况不容乐观，出口量急剧下降。而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根本无法弥补这三大经济体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减少。就美国单一经济体而言，据测算，当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率就会下降5%左右。并且，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倾向，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的优势。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局又不断调低利率、还有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的做法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矛盾，导致了大量的热钱流入了中国，进一步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这样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被削弱了。并且还加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我国出口贸易中有大约50%是加工贸易，在这其中进料加工和来了加工分别占有42%和8%。美元的贬值幅度加大，以美元为进价标准的进料产品价格上升，导致中国加工出品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以中国深圳市一些电子企业为例，2008年年初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上涨30%，劳动力成本上涨了20%。这其中大部分商品都用于外销，60%左右是销往欧美市场，可是金融危机时来自欧美的企业订单大幅度减少。在这情况下，中国沿海地带想广东，浙江等以服装、塑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外向型中等或小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虽然G20国首脑峰会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呼吁各国不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但事实上为保护本国生产商和国内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贸易摩擦和争端也会增多，外贸形势就更加严峻。
3.私人投资状况不容乐观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中国各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急剧减少，其中甚至有部分外资企业非理性撤出，对地方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据预测，从2009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净额从之前2007年的以万亿美元下降到5300亿美元。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新兴市场的经济体投资。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12月外商在华投资新立企业27514家，同比减少了27.35%。
从国内看，国内的企业投资受到了影响。一个方面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企业的收益预期明显下降，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也下降了。另一个方面是银行对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也在下降，导致了民间企业融资困难。
4.居民消费持续萎靡
一方面，经济的下滑会降低居民的收入预期，这回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金融危机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使人们对风险的恐惧程度上涨。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股市暴跌，使投资者资产缩水，削弱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造成了股市财富的“负效应”。
5.稳定我国金融体系的建议
5.1 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
外汇市场的改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更好的全方位服务。当今中国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币种还很少，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距甚远。为了更好的发挥外汇市场的作用，我国应该逐渐完善和夸大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以增加外币和外币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贸期权等我国尚不是很普遍的交易。是我国货币不仅仅单纯的盯住美元，欧元以及其他的单一货币。
5.2 改进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
过去，中央银行采取了过多得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需要确定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浮动区域，来简历一套标准的干预体系，给市场一个明确的干预信号。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干预措施，使汇率能够准确得反映市场的需求度。
5.3 改变商业银行在外汇市场中的定位
商业银行需要做一个真正的做市商，来活跃外汇市场，而不仅仅是一个中介。最重要的就是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得汇率真正能反映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能够让商业银行在外汇市场中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即应该是作为直接参与者，而不是作为央行对于外汇政策的反应者。
5.4 适度把握符合国庆的金融开放节奏
金融开放对促进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正在向着成熟金融市场学习的中国而言，推进金融开放有助于提高本国金融对世界金融的适应能力。但是金融开放有风险，容易收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的风险的冲击。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国庆积极稳妥得推进对外开放。同时，必须认真考虑怎样能够更好地防范于未然。另一方面是谨慎的推进汇率制度改革。能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必须有五个前提条件做支撑。即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微观基础、完善的金融体系，有效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很显然，这些方面我们国家都有所欠缺。所以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也应当与整体经济市场化的进程相一致。
5.5 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
应对金融危机，不能单单依赖于一国金融监管机构甚至一国政府的措施，二十需要各国监管机构以及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也不能仅仅依赖于单一的经济调控，而且需要综合采取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当前应特别关注金融业所面对的不同的内外风险，对内严格控制金融综合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对外控制金融业开放的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在微观层面上，我国金融立法和监管机构应该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上注意防范性通行风险。要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教训，未雨绸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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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维民.次贷风暴对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及相应对策研究[J].时代金融,2009,10.
篇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关键词 距离函数；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空间面板Tobit回归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01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按照可比价计算1978-201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2010年中国经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目前中国的多个城市环境污染在世界的排名都是靠前的。在人均收入取得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人们对环境的要求随之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境指责和准备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环境税等要求日益增多。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
Grossman和Krueger[1]研究了北美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发现多种污染物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几乎同时Panayotou等[2]人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并且Panayotou首次将这种倒“U”型关系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后很多学者对不同国家的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进行计量检验，得到的结论几乎是喜忧参半，一部分学者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另一部分学者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同样，国内很多学者对特定的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设定后进行检验，如包群等[3]、蔡等[4]、李小胜等[5]，他们得到的结论和国外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Jobert等[6]认为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主要受到污染指标的选取、解释变量的选取、数据处理、计量方法选择和函数的形式设定等不同而不同。目前这一观点基本受到了认可。
但遗憾的是，上述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组合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7]。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Zaim和Taskin[7]采用双曲线型的效率测度方法，对OECD国家的环境效率进行测量。Zhou等[8] 基于环境生产技术构建了环境导向的距离函数，研究了1997-2004年世界前18个碳排放大国的CO2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DEA技术从“多投入和多产出”的角度研究环境效率，这种方法比传统的利用“单投入单产出”更加全面和客观[8]。国内王群伟等[9]采用与Zhou等[8]相同的方法构造环境效率指数，并且利用面板回归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了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
上述的文献都注意到应用全要素的角度来度量环境效率，但是有些研究中没有考虑能源投入问题，实际上很多污染指标是与能源使用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很多研究中的非期望产出只采用一种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代表性有可能不够。为了避免这种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将能源消费看成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对于期望产出，本文和通常的文献一样将各地区的生产总值作为代表。但是非期望产出，本文采用SO2排放和CO2排放这两种污染指标。最后，上面的文献一个重要缺陷是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环境效率指数等的影响因素测量，采用的都是普通线性回归或面板回归的方法。本文正是考虑了上述研究的这些问题，借助Zhou等[8]测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环境效率的研究方法。首先，得到我国省际之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其次，应用空间面板Tobit模型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因素进行研究；最后，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分析和一些政策建议。
公式（7）表示地区i利用t+1时期的投入和产出量，以t时期的技术为参照，而计算的效率大小。同样还有三个距离函数可以通过上面的规划问题求得，这些距离函数只需将约束条件中的上标时间进行更换就能得到。
2 数据来源
根据环境导向的距离函数设置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计算要求，我们需要资本存量、从业人员、能源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以及非期望产出SO2和CO2排放的数据。对地区资本存量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可以用公式Kit=Kit-1（1-δ）+Iit来表示，其中δ表示折旧率，本文认为折旧率为10%，这也是很多文献采用的折旧率。投资数据很多文献都采用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本文也采用该指标，这个指标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上可以找到。投资品的价格指数我们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表示。由于1997年前部分地区的很多数据不全，本文只研究了1997-2011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的30个省份情况。对于期初的资本存量，由于我们研究的期限是1997-2011年，采用1997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折旧率10%和1997-2011年各省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得到，这样就得到了以1997年为基期的资本存量数据，单位为亿元。劳动力本文采用年底就业人员数的平均值表述，单位为万人。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单位是万 t标准煤。好产出用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单位为亿元，按照年鉴中提供的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指数折算成不变价。中国各种统计年鉴中没有CO2排放量的直接统计数据，本文采用肖明月、方言龙的核算方式得到，单位为万 t[10]。SO2排放的数据直接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单位为万 t。
3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根据我们收集整理的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数据，以及环境导向的距离函数公式（7）等，我们能得到四种距离函数。在得到距离函数后，可以根据公式（4）得到1998-2011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的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省份这些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是上升趋势的，特别是广东、贵州、湖南上升的趋势比较明显。但是我们也发现部分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的趋势，例如安徽省和天津市，但占总省份的数目不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阶段，也是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政府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视阶段，这个时期我国多数省份也都经历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产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资源利用效率逐渐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
虽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是上升的，但是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从最高的1.847 4，到最低的0.372 5。从表1中各个省份的1998-2011年的平均值情况来看其波动的特征也比较明显。30个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CPI）在1998-2011年年均增长为2.94%，北京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这30个省是增长最快，年均增长22.27%，其次是江苏年均增长18.36%，和排名第一的北京相差3.91个百分点。湖北、上海、广东、海南、福建、河北、浙江、天津这八个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部分省份也出现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例如，湖南、江西、内蒙古等地区，但从总的趋势看，这些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还是上升趋势的。从这些平均值我们也总结出一个现象，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低或者出现下降的省份，多数是中、西部地区，如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上升。随着发达地区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和处罚力度的加大，省份间产业发生转移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能源消耗多、污染排放大、低效率行业逐渐被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种现象导致中国总的环境污染排放并没有下降的趋势。从表1我们还得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提高，技术效率的贡献几乎没发生变化。这种现象表明各地区提高技术进步的同时应该在效率方面下功夫，只有效率提高了才是一种内涵式的发展方式。
为了理解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原因，我们从时间维度来理解波动的原因。随着这些年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中国加入一些国际性的环境保护协定的要求，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虽然各省份的波动比较大，但是逐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也是上升趋势的。表2显示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从1998年的0.868 8上升到2011年的1.132 5。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这11年只有2003和2005年发生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其余年份，年均的增长速度都在6%以上。从时间维度来看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主要来自技术进步。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整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性越来越好。
产率的提高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也是有一定的极限，是否到了零界点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关的。其次，经济结构的系数为-0.155 1，表明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与我国的当前现实经济是密切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后的重工业化的倾向日益严重，由于重化工业是能源消耗密集型行业，随着排放的污染气体增多，对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一结论与采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两级分解技术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对外开放水平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2 5，产生阻碍作用。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为0.03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技术进步的符号符合理论的预期，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有效的降低了能源的消耗，而能源的消耗与污染的排放是直接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技术的进步会导致污染控制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大量应用，随之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上升情况。
从上面的四个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各个模型估计的系数都是符合经济理论意义的，但是空间面板Tobit模型有效的考虑了空间效应和截断分布情况，得到的结果更为可靠。最重要的是模型的显著性比前面的三个模型都提高了，特别是技术进步在前面的模型中都不是很显著，随着空间效应的引入，这个变量的显著性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环境导向的距离函数，我们计算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从上面的分析看，无论是从省份分析，还是从时间维度分析，1998-2011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都是上升的。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因素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因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的作用，该系数显著，且系数值较大，是促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上升的主要力量。人均收入的平方项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负，表明对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以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的经济结构指标，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作用为负，工业化降低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上升。对外开放水平高并没有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促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无论是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还是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中都表明是主要力量和因素。这给我们的启示是：①今后应该继续加大技术进步的力度，技术进步一方面能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能够减少能源消费，减少污染排放，是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②东部和经济发达省份在保持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继续增长的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继续引进国际上环保的生产技术，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保证自身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高，从而产生辐射带动西部地区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提高。西部地区在模仿和创新的同时，在世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GDP的上升，今后更应该注重是否满足节能环保要求，发展适宜性的技术和产业。③对外开放水平并没有带来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我国长期处于在国际分工中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的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品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一些资源消耗大的产品，今后应该通过税收和行政手段控制这些行业的出口，扭转这种局面。④工业化阻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国新一轮工业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只有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真正的降低环境污染，提高效率，走上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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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Analysis on Chines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I Xiaosheng1 YU Zhiya1 AN Qingxian2
（1.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China）
篇10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资产流动性 资本充足率
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史
资产证券化最早出现在60年代末美国的住宅抵押贷款市场。当时美国的储贷协会和储蓄银行承担了大部分住宅抵押贷款业务。在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的冲击下，这些机构的储蓄资金被大量提取，利差收入日益减少，经营状况恶化。针对上述情况，政府决定启动并搞活住宅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以缓解储蓄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过手证券”，开资产证券化之先河，此后资产证券化在全球迅猛发展。
通俗地讲，资产证券化是指将一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包括贷款或其他债务工具）进行一系列的组合，使其能产生稳定而可预期的现金流收益，再配以相应的信用增级，将其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动、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型证券的技术和过程。具体来说，资产证券化就是发起人把持有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分类整理为一批批资产组合转移给特殊目的载体，再由特殊目的载体以该资产作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收回购买资金的一个技术和过程。
二、资产证券化的收益分析
作为一项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并取得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能给证券化的参与各方带来收益。下面从各相关参与者，即发起人、投资人和投资银行的角度来对资产证券化的收益进行分析。
1、发起人方面
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资产流动性，提高资本充足率和资本使用效率，改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并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和更好的资产负债管理，使得发起人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现有条件，实现规模经济。
在传统的融资方式中，融资者获取资金的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其本身的信用评级。与之相比，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发起人的融资成本。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具有稳定的、可预期的现金流，历史信用记录良好，真实出售隔离了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再通过信用增级等手段，证券的信用级别大大提高，这样融资成本就相应地降低了。此外，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相对较低，只需对进行证券化的资产信息进行披露，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
2、投资人方面
资产证券化在市场中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投资选择机会。由于组成资产池的资产是优质资产，并且有完善的信用增级，多数能获得AA以上的评级，这使得这样发行的证券的风险通常很小，而收益却相对较高，在二级市场上也有很高的流动性。所以，资产支持证券越来越受到投资者，尤其是像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货币市场基金这些投资品种受到限制的机构的欢迎。
资产证券化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品种。现代证券化交易中的证券一般不是单一品种，而是通过对现金流的分割和组合而设计出的具有不同档级的证券，甚至可以把不同种类的证券组合在一起形成合成证券，以更好地满足不同投资者对期限、风险和利率的不同偏好。
3、投资银行方面
资产证券化为投资银行开辟了新的业务，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作为证券化的过程中的融资顾问和承销商，投资银行参与了产品的设计、评价、承销以及二级市场交易等活动，持续稳定的资产证券化为其带来了可观而稳定的服务费收入。
三、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重要意义
资产证券化对中国的发展具有诸多现实意义。从宏观方面看，银行资产证券化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降低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还具有促进扩大消费、发展住宅产业的功效。从微观方面看，开展住房按揭等贷款的证券化可以增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优化资产负债匹配结构，分散抵押贷款风险，有利于降低按揭贷款利率，减轻购房人的还款利息负担，也便于简化不动产转让手续，扩大不动产交易市场。
1、资产证券化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推动作用
（1）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分流储蓄资金，壮大资本市场规模。2005年1月，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5.84万亿元。与此相对应，证监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2005年4月7日股市暴跌之前，沪深两市股票市价总值为52080亿元，股票市场只起到了部分分流资金的作用。数万亿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及其在二级市场的放大效应，将是分流储蓄的重要手段。
（2）资产证券化能提供新的金融市场产品，丰富资本市场结构。资产证券化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变为信用风险较低、收益较稳定的可流通证券，丰富了证券市场中的证券品种，特别是丰富了固定收益证券的品种，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这无疑会丰富市场的金融工具结构，对优化我国的金融市场结构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3）资产证券化降低融资成本，丰富了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为筹资主体提供了一种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型筹资工具，可以使筹资主体利用银行信用以外的证券信用筹集资金。
（4）资产证券化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选择。资产证券化产品具有风险低、标准化和流动性高的特点，其市场前景广阔。资产证券化还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品种，可以通过对现金流的分割组合而设计出一系列证券投资组合，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偏好。
（5）资产证券化能促进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资产证券化通过巧妙的结构设计和独特的运作方式，犹如一道桥梁，在多个层面上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机联系起来。资产证券化一方面为银行信贷风险“减压”，另一方面，在为资本市场增添交易品种的同时，也为市场输送源源不断的资金“血液”，进而促进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协调发展。
2、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的意义
（1）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资本净额除以总的风险资产之后得出的，即：资本充足率＝（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所需资本）。其中，风险加权资产是由银行的各项资产乘以它们各自的风险权重而得。根据银监会对银行资产的风险权重的规定，住房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而证券化之后回收的现金的风险权重为0，这样计算出来的分母变小，资本充足率自然会提高。银行可以将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而非持有到期，主动灵活地调险资产规模，以最小的成本增强资产流动性，提高资本充足率。
（2）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商业银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资产证券化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通过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功能，商业银行可以将不具有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剥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及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从而有效缓解流动性风险压力。
（3）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成批量、快速地转换为可转让的资本市场产品，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将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转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4）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增强赢利能力，改善收入结构。资产证券化的推出将为给商业银行扩大收益、调整收入结构提供机会。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原贷款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还可以为其他银行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及发行服务赚取收益。
（5）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国内银行适应金融对外开放，提高整体竞争力。实施资产证券化，可以使国内银行通过具体的证券化实践来发展机构，积累经验，培养人才，缩小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业务方面的差距。这样，国内银行就会在证券化业务方面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从而提高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能力，不至于在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处于被动状态。
3、资产证券化对其他方面的意义
（1）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推进我国住房按揭市场的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其运作方式已经十分成熟。在中国开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不仅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对于丰富中国的债券产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2）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优化国企资本结构。我国的国有企业受间接融资方式的限制，其资本结构以大量负债为主，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占企业外源融资的比重很高。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国有企业不会增加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从而可以改善自身的资本结构。同时资产证券化还有利于国有企业盘活资产，提高资产周转率。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使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一债权人的银行能够出售债权，从而缓解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大大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
（3）资产证券化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资产转化为债券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这种债券就可能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证券化资产的比重越高，规模越大，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性就越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越显著，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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