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扶贫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4-01-17 17: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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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双联 精准扶贫 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21-01
一、张掖市贫困人口基本情况
近年来,张掖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推进“双联”和精准扶贫、专项扶贫等工作,使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2%以内,在脱贫致富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大部分贫困人口集中在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的落后地区或山区,这就给扶贫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张掖市贫困人口中大部分又是农民,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差,进而影响到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没有好的收入又导致他们的经济来源更加薄弱,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开展“双联”和精准扶贫对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我国许多贫困地区,大量农户由于资金缺乏而无法开展农业种植和生产。如果地方政府能出台好的政策和措施,给予这些贫困农户一定的帮扶,在使他们脱贫的同时,使他们更有能力开展相关农业生产,带动当地农业经济的整体发展。开展“双联”和精准扶贫就是对这一部分贫困农户的有效帮助,不管是从资金上,知识技术支持上,还是开展相关培训上等,都能有效地帮助贫困农户早日脱贫致富,推动当地农业发展。
三、张掖市“双联”行动和精准扶贫中存在的主要困难
近年来,张掖市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先后实现了甘州、肃南、山丹、民乐、高台五个插花型贫困县整体脱贫。但在整个扶贫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导致扶贫工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首先,许多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农业收入不稳定,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效果。由于许多贫困农户本身文化知识水平偏低,掌握的实用技术较少,因此,他们无法掌握和使用现代化农业的新知识和技术。再加上这些地方由于基础设施、交通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跟外界交流较少,更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些都加大了扶贫工作的难度。其次,如何有效解决贫困农户资金短缺的问题。由于资金短缺,无法将足够的资金投放到农业上。长期以来,农村普遍存在“银行不敢贷、农民贷不起”的“钱难”问题,严重制约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脱贫致富的步伐。如何在扶贫过程中帮助农户解决资金问题,成为扶贫过程中的重点也是难点。最后,扶贫的效果如何监管,也是考察扶贫工作的重要环节。如果监管力度不够,不但扶贫工作流于形式,而且还会滋生许多腐败贪污现象。如何建立有效的监测机制,强化监管考核也成为扶贫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四、解决贫困农户现状发展农业经济的对策
自从张掖市的“双联”和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的步伐。实施到村到户的个性化帮扶措施,不断推进了双联行动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行动的深度融合。但就在帮扶贫困农户的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工作方法和政策上还缺少一些创新,为了更好地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还应该不断提出和设计出更多具有地方性、针对性和创新性的对策。
(一)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强化金融支持
我国的商业银行网点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多集中在发达地区或是中小城市,在农村或偏远地区设立的营业网点相对较少,考虑到风险因素,这些机构能提供的业务也比较单一,最终导致了农村普遍存在的“银行不敢贷、农民贷不起”的“钱难”问题。当地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政策,激励各个金融机构多推出一些能够帮助农户解决资金融通的业务,为他们今后的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拓展了这些金融机构本身的业务量和客户群体。
(二)利用电子商务拓展农产品销路
由于各个地方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地域性强、季节性强等特点,有时会限制农产品的销售,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本身就欠发达地区,农产品销售的情况对农民收入至关重要。电子商务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各地方政府应该将电子商务和农业有效融合的模式介绍给农民,教授他们如何用农业电子商务的概念来发展农业。
篇2
根据组织安排,2017年7月我成为了XX村扶贫专干并对当地的贫困户进行结对帮扶。在这段时间里,让我锻炼了许多,也开拓了视野,增强了工作的责任心,对于农业的政策理论管理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在与其他扶贫专干及村民的朝夕相处中增进了理解与交流,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学到了许多工作方法,并从他们们身上感受到了强烈的进取神和发展意识,真切感受到基层锻炼的价值与益处。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学习,充分认识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我认为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牢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增强农村发展后劲,促进农民增收,歩使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众“生活福起来、精神乐起来,生态好起来、村容美起来、班子强起来”。要做一个合格的扶贫专干,就必须认真学习有关农村政策、规章制度和各种会议精神,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水平,充分的认识与理解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工作中,我注重学习,认真思考,并结合实际和工作需要,坚持学习相关的理论,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工作才能,增强自己的工作自信心,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和综合能力,以帮助自己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深入基层,踏踏实实为群众服务
首先是进村调研,通过走访群众、座谈、参加村民代大会和参加村两委与工作队扶贫工作部署会等多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民情,熟知村民的要求与愿望,仔细分析与研究,掌握好第一手村料,做到心中有数。
其次是进村做好宣传,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在做好调研,制定好规划后,就是要做好宣传工作,让群众充分了解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为此,我和其他工作队员,一方面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扶贫工作的具体内容、任务和目标:另一方面是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反复宣讲扶贫内容、规划项目,扶贫实施方案、过程、步骤。通过宣传,提高了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更为扶贫项目的实施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一年来,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思想和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个方面:一是政策理论水平低,不能很好地为群众服务。由于本人对农村政策理论掌握不够,对市场经济知识了解不多,缺少经济操作实践经验,在发展当地经济工作不堪理想,还有待进一步提商。二是科技知识缺乏,不能很好地为群众提供科技指导。
针对上述存在的间题,我将认真反思与总结,并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加强学习,勇于实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带着责任、带着问题、带着任务、带着情感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把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好,我有决心、有信心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篇3
内容摘要:我国扶贫政策已经实施了30余年,反贫困措施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方式效率逐渐在降低,因此,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健全的背景下,有必要探索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商业化扶贫模式。
关键词:反贫困 商业化 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的反贫困措施取得了喜人的成效。但目前我国贫困已经从降低“数量”的简单问题转化为攻克“质量”的复杂问题,在传统扶贫方式成效递减的状况下,必须改变由政府独立承担扶贫任务的局面,将扶贫措施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在市场经济领域探索反贫困的商业化途径。
对贫困的理解
从汉字的语义理解,贫困亦即贫穷和困苦。贫穷指物质缺乏、生活水平低下;困苦强调精神上困难、痛苦甚至一种窘迫(底瑜,200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贫困远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收入不足问题,相反,贫困实质上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恰恰是这些机会和选择权利才能把人们引向一种长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使人们享受体面生活、自由、自尊和他人的尊重。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贫困划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胡鞍钢,2005)。迟福林针对政府和贫困人口在反贫困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提出了“反贫困治理结构理论”,强调贫困人口的主动参与,并以最终提高贫困人口获取资源能力为目标。张新伟(2001)通过对扶贫政策低效性与扶贫制度绩效分析研究,提出了“市场化与反贫困路径选择理论”,主张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市场经济建设对反贫困的重要性。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贫困是由于外在生活资料的短缺或内在信心与能力的不足,共同导致的物质贫穷和精神困苦。
我国传统反贫困方式的回顾
(一)救济式扶贫方式的贡献与问题
从1978年至1985年,我国主要采用了救济式扶贫方式。政府一方面大幅度缓解制度性贫困,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取代的集体经营制度,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于非制度性致贫的扶持工作,从1980至1985年,我国用于贫困地区的财政拨款总额达400亿元,扶贫政策主要表现为单纯的生活救济和财政补贴,具体措施是“钱―棉―粮”式的直接援助。实施个体生存发展战略的救济式扶贫,通过直接扶贫到村到户,解决了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
救济式扶贫是一种典型的贫困人口被动接受救助的方式,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贫困人口自身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无偿救济扶贫,只能使贫困人口的生命得以延续,并不能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提高其自身的生产和生存能力,更不利于调动贫困人口主动发挥其自身创造力的积极性;相反,很可能使贫穷者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进而形成惰性等待的心理状态。
(二)开发式扶贫方式的贡献与问题
从1986年起,我国进入开发式扶贫阶段。在此阶段由扶贫措施直接到户改为通过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来改善贫困地区整体的发展环境,对贫困人口不仅提供生活救济,而且通过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在扶贫资金来源方面,由过去的扶贫资金以财政拨款为主改为以银行贷款扶贫为主;在资金的分配上,由过去的平均使用改为适当集中、重点“绑”使用;在政策主体方面,由单纯的政府扶贫改为政府与各有关部门、各行各业、社会各界共同扶贫;扶贫方式由资金或物资的单项投入为资金、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的综合投入,还建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和专门用于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专项基金。
开发式扶贫是我国反贫困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开发式扶贫通过“以工代赈”等形式只是部分的解决了贫困人口集中区域的减贫问题,在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地缘性特征的情况下,近年来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趋缓,加之许多地方政府执行扶贫任务时,扶贫的工作目标被异化,使开发式扶贫措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回顾我国两个重要的扶贫攻坚阶段,可发现两者都表现为以政府为主体,由政府承担资金、指导、操作等一系列具体的扶贫工作,只是具体的操作方式有所不同。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说,反贫困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但是,当政府工作重心转移,或决策者关注的重点发生改变时,会直接影响扶贫工作的进程与效果。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日臻完善,这就促使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视角探索反贫困的崭新途径,基本思路是在不改变政府扶贫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借助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一方面激励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主动提高适应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能力,积极参与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另一方面激励社会中的各方主体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承担一部分原来由政府具体操作的任务,减轻政府负担、提高扶贫效率,最终实现政府制定政策并承担主要扶贫资金、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并获取利润、贫困者积极配合并更多受益的多赢局面。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化扶贫模式
(一)重新界定政府扶贫责任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仍然是反贫困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和扶贫工作的最重要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事必躬亲。在扶贫工作中,政府应将工作重点放到法规颁布、政策制定、机制建立、资金拨付等宏观调控方面。
首先,政府应制定反贫困的相关法律,明确反贫困政策的基本方针,确定扶贫工作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政府应致力于构建一种利益机制,引导社会中的各方主体自发投入到扶贫工作中来。计划经济条件下,扶贫政策及扶贫资金在不同地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统一推进和使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扶贫利益机制是由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府建立市场体系和交易规则,并依市场机制选择手段,设计成规范的利益参数输入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传导功能,影响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和行为决策,最后达到社会资源配置自发趋向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目标。最后,政府仍然是扶贫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但不一定由政府亲自来使用这些资金,可以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以竞争的方式参与扶贫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使社会主体在扶贫建设中获取相应利润。
(二)允许社会主体在部分扶贫项目中获取社会平均利润
扶贫工作需要各产业共同配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产业都可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扶贫工作不以获取利润为目标,但政府可以允许一些扶贫项目的建设者及经营者在实现国家扶贫目标的前提下,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每一项决策都是趋利的,如果政府将一些扶贫项目以商业化的形式推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并给予税收、贴息贷款等优惠措施,使其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则必将调动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
(三)增强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脱贫能力
市场经济背景下,可通过市场来增强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从被帮助的主体来看,目前存在两大制约扶贫工作推进的要素:一是贫困地区资源缺乏,二是贫困人口能力低下。首先在贫困地区构建商业化开发式扶贫模式,引导贫困地区群众在国家必要的帮助和扶持下,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其次,政府通过补贴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从事农村及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决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底瑜.当代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选择与重构――以四川省巴中市“巴中新村”为例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10)
2.胡鞍钢.减少各类贫困,促进人类发展――二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 [N].人民日报,2003-10-18
篇4
【关键词】:林业扶贫;民族地区;扶贫路径
【引言】:一直以来我国的发展中都在寻求共同发展的方式。林业扶贫是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形式,对国家的扶贫工作开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国林业扶贫在当前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面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仍然需要不断的加以重视,采取新的方式来优化扶贫,从而促使我国的林业扶贫工作得到更加稳定的实施。下面将对林业产业实现民族地区扶贫的路径进行详细的讨论。
1、林业产业扶贫工作开展的难点
1.1任务重难度大
我国的贫困地区多为“老、少、山、穷”地区,贫困人口众多,并且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情况恶劣,经济发展水平受到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自然整体水平也比较低,基础建设滞后,基本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1]。实施林业扶贫工作不仅要解决生态环境上的问题,更加要进一步的解决当地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民生问题。而当前阶段我国的立地条件较好的山区基本上已经按成林业建设,其余的都是一些偏远地区或者土壤条件自然环境差的地区,提升森林覆盖面积是极为困难的,农民的致富增收也较为困难。
1.2基础产业薄弱
首先,我国的贫困地区林业产业价值链比较短,基本上还停留在林业属于第一产业的思想上,因此经济利益也难以提升,当中所包含的科技含量较低。其次是贫困地区原有的资源主要为依托第三产业发展的资源,当前也基本上处于一种开发的初级阶段,从基础设施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来看当中比较粗放化,体制创新力度不足[2]。而林业第三产业的其他项目,例如林业身体服务以及林业管理岗等这些服务类的工作也基本上没有开展。简单来说从整体上看林业扶贫产业市场的发展能力十分的弱,对此仍然需要不断的加强,以便于能促使扶贫产业得到持续性的进步。
1.3专业人才缺失
大多数的扶贫地区都属于地域偏远的地区,无论是林业科技还是专业技术人员等方面都比较缺失。由于距离城市比较远,交通不发达,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聘用费用高,从而导致了林业科技服务的质量始终难以提升。贫困地区林业获取专业的林业知识主要靠传统的经验和一些其他的途径所流传的知识内容,因此在先进性上比较差,给林业的生产管理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2、林业产业实现民族地区扶贫的路径
2.1鼓励居民退耕还林
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中要想实现利用林业产业扶贫,那么首先应当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并积极的实施推广林业产业。对此,首先要做的就是鼓励居民退耕还林,在保证家庭的正常需要基础上,将一部分田地归还于林业用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农田的舍弃会给居民家庭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一定要根据国家的规定给予居民一定的补助,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实际的居民家庭情况,如果在一个家庭中没有经济来源或者劳动力,那么应当将补助按照每月发放的方式来进行补助,以便于满足正常的生活需要。
2.2推广林业技术
长时间以来民族地区的林业科技技术培训都是关注的重点内容,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偏远,因此在林业发展中也容易出现一些困难现象。因此,在对居民进行鼓励林业发展滞后还应当持续的推进相关的科学技术培训工作[3]。在进行扶贫的地区应当首先建立起相应的科技培训班,并由专业的人员进行种植技巧和科技管理的方案讲解,促使居民提升知识性和技能性。
2.3对贫困地区投入大量科技引入投资
民族聚集地之所以贫困主要就是因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因此面对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积极的采取措施对此进行控制。相关资料显示,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及农民对于林业产业的重要性都缺少认识,同时也没有相应的科学技术来作为发展的支撑力。再加上民族地区的经费缺失问题,导致科学技术的引入十分困难。因此,在推进林业科技的同时还应当重视起前沿技术的引入,这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外部的投资加入。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最好由政府出面,以此来提升投资者的信任程度。此外,还应当尽量的解决民族地区的交通问题,保证林木资源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合理的利用,减少贫困现象的出现。
2.4加强林业管理
林业管理工作是林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保证了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基础上,提升整体的质量和效率最为关键的就是管理工作。一般来说民族贫困地区的居民年轻劳动力都会选择外出打工,家庭中经常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甚至还有伤残现象[4]。在这样的家庭中还需要进一步的采取措施进行帮助。对此可以在贫困地区设置好相应的林业管理站,定期对林业发展问题和现状进行查看,同时要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其中尽量的以科学化的方式来对林业进行管理,促使产业质量能不断的提升。此外,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还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来进行相应的监管制度建设,只有促使整个林业产业处于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状态下,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这不仅能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提升生活质量,更加能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发展。
2.5引入现代化技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的先进技术,这也要求相关的林业管理人员要有效采取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来实现林业的生产管理。基层林业技术人员要掌握现今的林业生产技术,并且将其告知林农,能够让技术人员对林农进行培训,让其掌握林木深加工技术,从而来不断提升经济效益。同时能够让林业化进行村寨,从而来带动林业产业的生产与进步。
结语
现阶段我国的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开展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还需要不断的对此进行研究和分析。林业产业对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是国家十分重视的而工作,对此还需要加以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促使扶贫工作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胡东.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J].海峡科技与产业,2016,(04):45―49.
[2]戴占山.试论植树造林的方法与意义[J].现代农业研究,2016,(03):46―63.
篇5
一、农村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意义
1.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贫困地区开展精准扶贫的迫切需要。要实施精准扶贫,帮助贫困地区摆脱经济落后的现状,发展教育是一个根本性举措。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生产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贫困地区摆脱现状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激活农村的经济潜能。我国很大一部分贫困农村本来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潜力较强,并且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但由于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开发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导致农村经济中的潜在有利因素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这也是部分贫困地区难以真正实现脱贫的主要原因。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一方面可以让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学到能够切实改变家乡经济面貌的思路、知识和技能,从而释放农村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职业院校开展社会性技术培训的方式,帮助广大农民掌握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优化贫困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结构,为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当农村的人力资源价值提升以后,也会为当地的招商引资提供、创造更好的条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不断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2.接受职业教育是贫困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的优先选择。截至2015年12月,在全国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超过50%的贫困建档人口只有小学以下教育程度。同时,根据国家脱贫攻坚调查组的调研统计数据,22.3%的贫困家庭受访者表示,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技能而难以摆脱贫困。很多贫困地区的儿童往往期盼打工挣钱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然而,由于外出打工的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普遍文化层次低,缺少技术,在选择工作时缺乏竞争力,议价能力极低,绝大部分只能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种。贫困地区农村青年从事体力劳动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的燃眉之急,但对于脱贫致富并无实质性帮助,而且低附加值、机械性、重复性体力劳动工作的职业发展前景不佳,极有可能让贫困在代与代之间传递。因此,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面向,让没有机会或没有条件的农村青少年学生在职业院校中继续接受教育,学到更多文化知识,尤其是掌握以后帮助自己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接受职业教育是贫困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的优项选择。3.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水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抓手。在的精准扶贫理念和战略规划中,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重中之重,是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主要突破口。而在农村教育领域,农村职业教育又是对改变农村经济面貌帮助最大、成效最明显的教育类型之一。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在人,对于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村而言,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的问题更为突出。很多农村贫困人口之所以陷入贫困,除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形态单一、产业发展落后、缺乏脱贫致富的机会和渠道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农村职业教育落后,农民群众缺乏摆脱贫困的信心、动力和能力。通过有限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是精准扶贫理念落到实处、取得成效的根本和关键。4.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是防止贫困人口再次返贫的有力武器。多年来,虽然党和国家一直重视扶贫工作,但由于各级政府对扶贫工作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定位模糊,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指向不准确,导致扶贫工作中存在很多盲点,扶贫中低质、低效的问题普遍存在,以至于部分地区出现“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情况。究其根源,在于以往的扶贫工作方向出现偏差,片面强调对贫困人口物质层面的帮助以及外部条件的改善,没有将扶贫工作的重点放到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上来。每当国家和地方的扶贫工作阶段性展开时,短期内贫困人口的家庭经济状况就有所好转;一旦扶贫工作告一段落,暂时性“脱贫”的农村人口很快又再次陷入贫困。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明了个人的自我发展能力在长久地产生和创造价值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最能体现精准特征的措施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这也是多次强调“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的原因。对此,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支持,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既可以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的内生性发展,也能够让广大农村青年获得彻底摆脱贫困的知识和能力。职业教育成为防止贫困人口再次返贫最有力的武器。
二、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审视
1.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基础依然相对薄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来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相对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和网络,农村职业教育粗具规模;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效益逐年提高,影响面逐渐扩大;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经济面貌和农村居民的生活面貌。然而,与我国城市职业教育和全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相比,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仍然较为滞后,尤其是与城市的职业教育发展相比,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基础依然十分薄弱,给职业教育扶贫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具体来说,第一,从基础设施层面看,城乡职业教育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由于我国广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不足,能够投入到职业教育中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职业教育的实际发展需要,客观上造成了农村职业院校数量匮乏、教学场地狭小、教学设施设备数量不足且陈旧老化等问题突出。同时,由于缺乏配套政策、制度、企业以及资金支持,农村职业院校的实训基地建设缓慢,严重制约了以实用性为特征的职业教育的发展。第二,从教学管理层面来看,农村职业院校在管理制度、专业建设、教学模式、考核评估等方面还存在着僵化落后、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难以吸引具有丰富教学管理经验和较高科研水平的高素质专业师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提高农村职业教育质量,难以实现农村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从生源层面来看,由于农村青少年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加之农村文化生活不发达、现代化基础设施不完善,进入农村职业院校的学生存在着知识面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差的问题,加大了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难度。2.师资队伍建设有待提升。推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落实,需要一批高质量的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作支撑。然而,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普遍落后于城市,不论在教师生活条件、薪资待遇层面,还是在专业成长、个人发展层面,农村职业院校都难以与城市职业院校开展竞争。同时,由于城市职业院校对全国优秀职业教育师资的流动存在着虹吸效应,农村职业院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具有天然劣势。具体表现为:首先,从职业院校教师数量上看,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和《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都规定职业院校专任教师师生比不得低于1︰20,但从2015年四川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对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农村职业院校的调查结果来,师生比普遍低于1︰20,甚至部分贫困地区农村职业院校专任教师的师生比普遍低至1︰3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职业院校教师数量匮乏。其次,从师资力量结构上看,农村职业院校的教师队伍不论是在学历层次上还是年龄结构上都不尽合理。就前者而言,由于专业教师数量不足以及兼职教师聘任渠道狭窄,很多农村职业院校的教师队伍专业构成中,文化课教师比例偏多,兼职教师偏低,不利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就后者而言,农村职业院校中的中年教师数量占比明显偏高,青年教师数量较少,尤其是30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数量过少,使得农村职业教师队伍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最后,从专业水平上看,一方面,农村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本科学历的专任教师占比超过六成,拥有硕士、博士等高学历的教师稀缺,极大地制约了农村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另一方面,农村职业院校的“双师型”教师严重匮乏,由于农村职业院校客观办学条件的种种限制,高素质“双师型”教师缺乏到农村职业院校任教的动力。3.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观念亟须转变。教育是一项社会性事业,既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撑,也需要凝聚社会各界的共识。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联系紧密的教育类型,同样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农民群体的支持和认同。同时,农村职业院校要想在精准扶贫中有所作为,就需要吸纳贫困地区农民群体的参与,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注入内在动力。然而,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民对职业教育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其教育观念成为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也是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难点之一。具体表现为:第一,由于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和社会形态单一,农民群体的思想认识普遍僵化保守,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我国延绵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所形成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观念在农村占主流地位。很多农民虽然能够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也能在实际行动中竭尽全力支持子女上学,但几乎所有农民支持子女接受教育的最终目标都是接受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教育。第二,由于传统封建社会中拥有技术的工匠社会地位低下,同时由于深受封建时代“官本位”遗毒的影响,绝大部分农民都怀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认为只有社会的管理者、公务员才是光荣体面的职业,接受职业教育是没出息的表现。这就使得职业院校始终存在着生源质量差的“顽疾”,也给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4.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脱节。职业院校的教学体系是职业教育活动开展的基础支撑,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必须完善农村职业院校的教学体系。然而,由于农村职业院校管理者对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缺乏深入研判,对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把握不到位,加上农村职业院校办学条件薄弱、教育资源匮乏等客观因素限制,最终导致现阶段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的情况广泛存在。具体表现为:首先,在专业设置方面,很多农村职业院校缺乏灵活动态的专业调整机制,专业调整难以跟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一些已经处于被淘汰边缘2017年9月下的专业在农村职业院校仍然存在。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农村职业院校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其次,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部分农村职业院校教师更新教学内容的速度缓慢,不论是结构内容体系还是具体内容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产业的升级发展,不少教学内容已经丧失了学习价值,尤其是与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等迭代迅速的领域相关的教学内容更是如此。教学内容供给滞后,导致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大打折扣。最后,在实践教学方面,由于受到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的影响,农村职业院校普遍缺乏完善先进的实训设施设备,实训基地建设缓慢,又缺乏校企合作的机会和渠道,加之“双师型”教师数量明显不足,限制了实践教学的开展,成为改善农村职业教育供给的“阿喀琉斯之踵”。以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脱节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面向精准扶贫要求,开拓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1.加大教育投入,拓宽农村职业教育资金来源。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投入作为基本保障。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十分迫切,正是由于财力严重不足,农村职业教育在基础设施建设、教学设备购置、师资力量打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面对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逐步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实现减贫、脱贫目标。这就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通过中央拨款与地方财政的共同投入来保障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的有序运行。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要立足于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发展实际,总体布局,统筹规划,建立起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资金保障体制,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资金筹集为辅的立体化农村职业教育融资机制。第二,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建立起农村职业教育专项资金使用监督机制,建立专账,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定期和不定期开展资金流向监督检查,确保农村职业教育专项资金在阳光下运行,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三,政府部门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办学。一方面,对于直接投资农村职业院校的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政府可以减免一定的税费,在其用于职业教育投入的资金部分给予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最大程度地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农村职业教育领域;另一方面,要创造有利于校企合作的条件和平台,深入推进产学研结合,充分发挥农村职业院校的智力优势、技术优势、科研优势,促进职业院校发展和科研成果转化,保障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增强农村职业院校增收创收的“造血”能力,从自身出发缓解教育资金不足的压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精准扶贫工作。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最明显的“短板”之一,具体表现为:一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二是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就农村基础公共设施而言,对职业教育影响比较直接的包括生产性基础设施(工业企业、农田水利等)、生活性基础设施(饮水安全、道路、电力等)、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农村文化等)。只有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社会资源支持。教育基础设施包括职业院校的教学场地、师生宿舍、食堂、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师生的日常生活和教学活动。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各级地方政府要强化组织领导,从各相关部门和行政机关抽调负责人和业务素质强的工作人员,建立严密高效的领导班子,负责对辖区农村的教育工程进行现场管理,规范工程建设管理流程,落实各项建设工作。第二,各级地方政府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筹措,采取向上争、政府投、企业垫、社会融、银行贷等各种方式筹措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第三,各级地方政府要强化工程建设监督,既要加强对建设单位行为的监督管理,又要加强对投标单位行为的监督管理,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规范有序进行、每项工程质量安全可靠。3.加强教师培养和聘用,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教师是教育过程的主导者、教学活动的执行者。专任教师人才队伍是职业院校最为宝贵的财富。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充实师资力量是职业院校提升教育质量见效最快、最可掌控的一项工作,也是职业院校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地方,尤其应当引起广大农村职业教育管理者的重视。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农村职业院校管理者要提高思想认识,更新教育观念,本着对职业教育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探索,因地制宜,改革创新职业院校教师培养和聘任机制。在教师培养方面,针对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引进外部人才难度大的问题,农村职业院校管理者应当转变思路,将师资队伍建设的路径从外部依赖转变到内部培养上来。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建立起本校专任教师的培训、进修长效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在职教育的培养工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定向培养的方式,对有意愿到农村职业院校任教的学生、技术人员进行专门培养,作为农村职业院校教师群体的“新鲜血液”。第二,农村职业院校管理者要优化调整现有的教师聘任制度,提高专业教师聘任的灵活性、针对性。一方面,农村职业院校在教师聘任方面不能一味“等要靠”,要实施“走出去”战略,与附近师资力量强的职业院校展开师资交流合作,聘请其他职业院校的教师作为客座教授、兼职教师;另一方面,农村职业院校要积极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邀请、聘请其技术骨干、研发人员到学校开办讲座、进行培训、兼职授课。总之,要通过多种方式拓宽农村职业院校教师培养、聘任渠道,提升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4.加大宣传,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面对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各级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农村职业院校应当统筹协调,发挥联动优势,形成合力,构建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宣传工作体系,加强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方法,从思想上改变农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着力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夯实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营造有利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思想氛围。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宣传工作,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宣传工作管理制度,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长效的宣传机制。在职业院校每学年招生前,政府机关、教育部门、农村职业院校要积极沟通协调,统一思想认识,精心组织,有序实施,确保宣传工作步调一致,启动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宣传工作,在保障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数量基础上提升招生质量。第二,各宣传主体要创新宣传的方式方法,多利用现代化的媒体形式和网络手段,形成全方位的宣传体系。在宣传过程中,要使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采用生活化的宣传语言,确保每位接触宣传材料的农民都能够理解、认同。同时,农村职业院校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段向社会开放参观,主动引导农村青少年和家长到学校实地了解考察,由学校安排专人进行接待和疑问解答,将招生宣传营销化,将农村职业教育的宣传深入到点,提高社会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知水平,纠正大众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错误观念,真正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农村职业教育。5.优化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精准供给。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农村职业教育要发展,就必须优化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的精准供给,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无缝对接。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农村职业院校管理者既要深入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市场,了解当地贫困地区对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类型;又要深入行业企业,了解用人单位对专业技术人才知识结构和技能体系的具体要求,开展扶贫技能教育,增强职业发展技能,引导贫困地区人口走向外部市场就业,实现自我脱贫。第二,围绕当地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和精准扶贫的目标要求,农村职业院校要加强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力求甄选出既契合区域扶贫发展实际、又符合贫困人口实际特征的教学内容和培训形式。在具体教学内容上,广大农村职业院校专任教师要保持对行业和专业发展动态的敏感度,紧密依照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精神实质,积极学习、借鉴本专业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其引入、运用于扶贫教学实践中,提高扶贫教育质量,增强贫困地区人口的整体素质。第三,农村职业院校教学管理者和教师要深刻认识实践教学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中的重要性,克服资源短缺的困难,创设实训条件,加强贫困群体的技能实践教学和培训,在充分运用学校自身实训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积极联合企业,通过深化校企合作,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实训机会,实现职业教育供给与扶贫工作的精准对接。
四、结语
从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战略出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于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概括来说,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赋予贫困地区劳动者自我发展的能力,而这两者恰恰是改变贫困地区农村经济面貌最根本的因素。因此,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既是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精准扶贫工作目标的必然选择。以农村职业教育为纽带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支持和配合。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多方入手,助推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序开展。
作者:许媚 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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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精准扶贫 大扶贫 实践路径 扶贫基准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扶贫工作是一项长久而艰巨的任务,也是现阶段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攻坚中的重点和难点。“精准”策略的提出是对传统扶贫中短效、粗暴、简单等行政手段的一种应对策略。而“大扶贫”则应对当下区块扶贫、输血式扶贫。在现阶段的扶贫工作中应将扶贫工作精准到户,以区域性的眼光将某一地区的贫困农村地区、相对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区块、管理复杂的城乡边缘交界进行统合性管理,对资源进行调控式分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扶贫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短板。
现阶段贫困地区的综合表现与特点分析
区域整体性贫困突出。在实际的扶贫工作调研中可以看到,贫困地区往往形成团块状,贫困县毗邻贫困县,经济欠发达省市接壤经济欠发达省市。以河北省为例,张家口地区,其下辖县共有十三个,其中有十个均为国家级贫困县,这些地区相互接壤,在实际的下乡调研中可以看到,其各个县的经济差异不大,经济活力和经济发展力均较低。县域内部的表现往往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所服务的区块经济。贫困地区的团块联系性特点是隐性存在的。
贫困群众就业不稳定现象突出。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滞的农村地区的基本就业存在两种极端情况: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老年和幼儿留守本土通过自耕或者是一些小型手工业赚钱。这两种就业方式往往导致了就业收入不稳定的问题。而相比较城市区块人口,贫困乡村人口就业往往需要依靠自身的劳动力就业,相对附加值较低,对个体的身体素质要求较高。一旦可劳动人口因为疾病、意外等情况丧失劳动力,那么一个相对能够达到温饱的家庭就会迅速滑落为贫困家庭。贫困地区的人们在就业方面遭受着比较大的风险。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突出。从现阶段所搜集到的具体资料来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象相当突出,甚至有“富村更富,穷村更穷”的现象发生。在个别贫困地区可以看到,村内甚至难以找到一条完整的通向外部的柏油马路。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扶贫工作和国家福利保障措施的到位。
精准扶贫中应遵循的方针
坚持“三位一体”多重立体格局。贫困造成的原因是多重的,因此在针对某一地区贫困时应该考虑到贫困的综合形成原因。传统扶贫工作中一般认为贫困地区缺少支柱性产业,在一段时间内流行“大力引入”、“发展特色”等口号的扶贫政策。几年下来既没有真正改善贫困,反而还影响了当地生态,一部分外来投资者水土不服撤离也给当地投资口碑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在进行扶贫时,应该坚持“三位一体”乃至于“多位一体”的策略,从贫困人民的生活保障、贫困地区的贫困原因、贫困地区的政策导向三方面进行考虑。首先保证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温饱,然后通过具体调研分析问题,贫困的原因究竟是资源匮乏、人口素质和技能相对较差、地理位置偏狭抑或是其他因素,因地制宜地对当地进行试点改造。
积极利用“大数据”,做到精准扶贫。大数据在当今精准扶贫工作中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如贵州贵安新区试点大数据进行精准扶贫,在当地通过精准扶贫APP对当地各家各户的收入水平、当地综合的收入水平、以及当地的生活成本进行初步的运算,设计出一套动态的评估机制,对长期处于动态机制下的家庭进行特别关注,例如提供金钱补助、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就业,通过当地的企业合作帮扶找到一项适合劳动者本身的工作。而对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云计算和大数据也能够对此进行筛选,避免财政税收的浪费。
经济扶贫和教育扶贫并重。一部分地方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教育贫困。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当下阶段,即便是传统的劳动力产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劳动力产业整体在逐渐向服务劳动型产业靠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教育程度不高是很多劳动者只能选择相对附加产值较低工作,乃至于只能依靠对贫瘠土地耕种生活的关键原因。因此在开展经济扶贫的同时也应该在教育扶贫上并重,例如在当地开设公益性质的技术培训学校,积极宣传基础教育的重要性,鼓励一部分劳动力需求大的企业在一部分贫困地区开设技术培训班或者是技术进阶班,定点招收工人,培养更贴合企业需求的工人。
注重资格审核,避免“坐等扶贫”现象发生。现阶段传统扶贫中还存在极个别地区“等扶贫”的现象。一些长期贫困的县市,当地已经丧失了经济活力,青壮年人口的流失、水土环境的破坏、乡镇政府的错误规划等造成人民陷入了贫困的怪圈,也存在贫困户将“等扶贫”戏称为“等赏钱”、“等救济”等现象。在扶贫资格审查中,这一类地区显然应该归属于扶贫帮扶区域,但是具体策略需要有针对性的改善,例如通过考察当地的经济结构,适当地引入小微加工企业帮助当地人民实现就业。
“大扶贫”理念在精准扶贫中的具体应用
团块化立体式的对贫困地区进行重新规划,利用交通网络相互联合。团块化的贫困地区在整体进行规划时应该首先关注其地理特征,在一些土地贫瘠不适合发展地区农业经济的乡镇,应该大力帮扶引入手工业加工业,让当地居民能够就业。而团块化立体式的贫困地区在体现共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互补特征。例如地区产业建设相对较好的贫困县可以吸纳人口更多的贫困县人口作为劳动力,而劳动力过剩的贫困县则可以通过提供劳动力服务反哺家乡发展。团块化的地区性贫困也可以产生分工较细的产业分散模式,针对某一产业进行流水线加工。
因地制宜的设置公共配套服务,保证措施在一定时间内的时效性。贫困的产生在除却原生贫困原因后还可能因为后期的政策、资源导致的继发性贫困。例如在一些山地覆盖较广的乡村,资源较为丰富,通过果树种植、禽类散养等方式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但是,可能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一朝村委一种树”的现象,新的地方领导上任为了追求政绩,要求将原来的果树品种拔掉重栽其他品种,对当地的规划也比较混乱。几轮下来,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因此应对当地因地制宜的设置公共配套服务,如丘陵地带覆盖高压水泵、崎岖地形中央拨款提供地方道路建设,设置地方技术学校之外,也应该对一些较好的政策和措施实行长期管理“萧规曹随”,以当地人民的利益为主导,以此来避免地区因政策导向问题导致的贫困。
利用大数据对当地贫困户的需求精准提取,帮扶策略定制到户。大数据除了可以用来分析贫困户是否贫困、处于某种阶段贫困之外,还可以分析贫困户贫困的真正原因,通过一定的计算可以推算利用帮扶改善该户贫困的可能性和速度。在制定帮扶策略时,同样可以利用大数据对贫困户进行精准管理,针对一些留守的老年人、残疾人可以用送温暖的方式进行直接的经济补助,而对一些有能力的青年人可以提供技术培训,对一部分相对较为富裕和有技术的贫困户则可以鼓励其实现合作,通过承租的方式,将丧失劳动力的贫困户土地进行承包管理,进行经济养殖业发展。基于此,应利用相对完善的大数据对当地贫困户的需求精准提取,帮扶策略定制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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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立足特色抓基地,加快发展村级主导产业。我们把产业化扶贫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扶贫开发整体效益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们充分发挥产业化扶贫政策优势,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全力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农村特色产业,大力扶持新建和改造各类特色产业基地,其中水梨1000亩、桂花苗木500亩,新建和改造茶园3000亩、大棚蔬菜100亩,通过产业扶贫,网络带动7万人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致富,贫困村“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主导产业基地已日趋成型。
(二)开拓市场强龙头,积极培育农业企业发展壮大
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结合鄱阳湖经济生态区建设和我县旅游业的发展,大力开发杭白菊种植产业。在时间紧、任务重、群众缺乏生产技术和种植习惯等不利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今年共种植2000余亩,其中我办负责扶贫重点村共种植500亩,到目前为止,收购与加工基本结束,全县共收60万斤,高产田比去年单产每亩增幅750斤,实现大丰收,同时,华林镇共同村,温泉镇板桥山村等扶贫和移民村,今年还成功实施了“钢架大棚蔬菜种植示范项目,该项目对周围几个村寨都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作用;明年我们将继续重点推广一批具有深远影响及很强的经济与社会效应的项目,使之成为我县一项新的扶贫产业。
(三)扶贫到户促增收,切实帮扶贫困户发展致富项目。今年以来,我们紧紧瞄准贫困群体不放松,把帮扶贫困农户发展致富项目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把产业扶贫到户与重点村整村推进工作相结合,与村级主导产业发展相结合,帮助贫困户确立增收项目,确保贫困农户通过发展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方面,我们积极争取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扶持重点村贫困户发展致富产业,发展各类特色产业基地5000余亩,基本实现了贫困户都拥有稳定的增收致富项目;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小额扶贫贴息贷款扶贫到户,加大对贫困农户发展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特色产业。使一大批贫困村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有效缓解了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缺资金,致富无项目的难题。与此同时,充分发挥扶贫互助社作用,用足用活扶贫互助资金,解决了部分贫困农户生产发展资金短缺问题。
二、存在的问题
(一)少数贫困群众思想认识不到位。思想观念还未得到彻底转变,缺乏对科学养殖重要性的认识,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较低,科技文化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极少数困难群众思想僵化保守、固执,对政府各项优惠政策、措施无动于衷。
(二)经营理念有待进一步增强。农产品的销售过分依赖于小商贩的收购,贫困群众商品经济意识不高,经营的自主性不强,“怕卖不出去”的思想还在部分群众中存在。农村经纪人的发展还处于萌芽状态,经营理念的商品意识还有待进一步的增强。
(三)实施产业扶贫项目的基础还不牢固。一是村级集体经济薄弱,上级扶持力度也十分有限,仅凭这种鼓励补贴式的扶持很难解决特殊困难户的脱贫问题;二是农民自主发展的意识还不强,依赖政府补助的意识较强,实施产业扶贫项目的基础还未筑牢。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针对产业化扶贫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今后我们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挖掘产业特色,继续走好产业扶贫之路,使更多的农户依托产业发展走上致富之路。
(一)加大汇报力度,抓好政策资金争取。为了进一步抓好我县产业化扶贫小额信贷扶贫,积极向省市扶贫部门加大汇报力度,及时掌握上级有关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加大项目申报工作力度,争取更多的小额信贷贴息资金,重点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
(二)突出工作重点,抓好贫困村产业建设。重点抓好重点村的主导产业基地建设,认真组织落实各重点村的产业基地建设任务,及时搞好指导和服务,抓好跟踪督办。
(三)加大服务力度,抓好龙头企业建设。加强对全县确定的产业化扶贫重点龙头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和跟踪服务,及时帮助解决生产发展中的难题,帮助搞好企业当年发展规划,及时申报贴息计划,集中扶贫贴息贷款等政策给予重点扶持,进一步使龙头企业搞好建设,做大规模,壮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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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贫困;扶贫;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产业扶贫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6-0053-06
贫困问题对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摆脱贫困也就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历来重视扶贫建设,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的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政府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而我国目前仍有超7000万贫困人口,并且扶贫工作的实施也尚存不足,部分地区对扶贫政策的贯彻执行过于简单粗放,严重削弱了扶贫工作成效。因此,现阶段的扶贫工作必须在总结过去扶贫模式与成效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采取可持续发展方式,实现由单纯的资金调拨的“输血式”扶贫向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扶贫方式的转变,从而产业扶贫的实施也就势在必行。但是,目前我国产业扶贫的开展具有一定盲目性,不能有效地将产业扶贫项目与当地的自然、人力资源相结合,对于产业扶贫与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这种在大方向上的模糊对于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对当地贫困人口脱贫信心与积极性的打击。在以往对产业扶贫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将重点放在政府和社区的层面,没有认识到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存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农户为单位,探讨产业扶贫实施的过程和效果,再结合政府、社区的扶贫开发措施对产业扶贫实施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假设
(一)关于能力建设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发展援助出现“援助疲倦”时[1],能力建设以一种批判传统援助的形式出现,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能力建设主体的自身能力;二是提高在现实世界中主体采取行动的效率[2]。方劲[3]认为,新阶段农村的扶贫政策在资金援助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教育等方式注重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的提高,且这些精神上的“扶贫”比物质上的帮助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孙博[4]认为贫困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造成的,故针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应从多角度出发进行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以经济为主,[JP2]文化为辅的反贫困模式。李倩[5]将自然界自组织理论应用于贫困问题研究,指出制约我国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而在于农民自身缺乏组织能力,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集体的力量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二)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
产业扶贫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当地的资源禀赋为基础,通过对贫困地区可利用资源的合理开发,设计出一套适合当地发展的各环节相互协调的完整产业链体系,通过产业链建设推动地区发展的扶贫模式[6]。早在2002年,Openshaw[7]就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地区可以通过砍伐木材创造就业机会以提高收入。Bigman等[8]研究了印度农村的产业扶贫问题,重点介绍了以地理区位为导向的产业扶贫措施,提出了可行的指导方法。杨颖等[9]针对云南边疆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将农业作为云南省的主要扶贫产业,同时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是云南省贫困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
可见,目前学界关于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对于贫困地区如何有效地利用自身资源、摆脱贫困提出了合理建议,但关于两者关系的定量研究目前却还没有学者涉及到。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并针对结果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依据。
(三)研究假设
随着“参与式扶贫”理念的提出,传统的以外部支持为主的扶贫模式逐渐被否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始意识到,贫困人口参与扶贫及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张海霞等[10]指出贫困人口的参与程度是影响扶贫效果的关键因素,只有贫困人口切实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使自身具备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李兴江等[11]指出贫困是由于贫困人口的能力低下所致,彻底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人口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同时,由于“参与式扶贫”强调村民在扶贫工作中起主导作用,摒弃过去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扶贫模式。因此,在做好贫困人口能力培养的同时,政府部门需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在监督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对扶贫工作进行指导和帮扶[12]。可见,目前大多学者均认同能力建设对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但学术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还无有关能力建设对扶贫效果影响的定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参与式扶贫”的典型代表――产业扶贫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对能力建设究竟如何影响,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据此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a: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b: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c: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d: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e: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能力建设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a: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b: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c: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d: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e: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对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有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云南省具有代表性的3个扶贫重点县的6个自然村,即香格里拉县团结村与汤满村、鲁甸县龙泉村与翠屏村、丘北县笼桥村与八道哨村为研究对象,以户为单位,于2013年7―8月份对当地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36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317份,有效回收率88%。
(二)研究变量
1能力建设水平量表。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确定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关于能力建设的测量借鉴学者李国青[13]的研究,共设定指标23个,其中有效问卷为317份,样本数与变量数的比例高于5∶1,在样本数量上达到做因子分析的要求。继而对数据进行KMO与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KMO指标值为0715,Bartlett球体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原始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可见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分析,构造因子变量。经过三次旋转,得到如表1所示的因子载荷矩阵表(由于篇幅所限,前两次因子旋转结果略去)。
根据表1,可将能力建设指标体系划分为5个维度,分别将其命名为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扶贫信息沟通能力、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及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其中,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包括交通便利度、免除农业税影响、扶贫项目对生活的帮助、现金援助机会和培训对生产的帮助程度;扶贫信息沟通能力包括扶贫资金公开度、获取销售信息渠道和反馈信息处理效率;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包括扶贫工作效率、村干部工作改进和帮扶项目公平度;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包括生产技能培训、生产互助组织、产业扶贫项目和扶贫情况的反馈频率;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包括生活状况的改善、收入提高难易度和获得资金难易度。
2产业扶贫水平量表。对于产业扶贫水平的测量,借鉴学者赵俊超[14]的研究,划分为5个指标,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对量表所选指标值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均达到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利用AMOS170将研究的理论模型转化为具体的结构模型(见图1)。通过此结构方程探讨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是否会通过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扶贫产生间接影响。
四、结果分析
通过对数据分析,得到最初各假设的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
1经检验,所假设的H1部分成立。由表4可知, 所假设的H1a及H1e成立,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与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均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而除此之外,其他3个因子对产业扶贫没有显著影响。
2经检验,所假设的H2部分成立。在假设的H2中,除农户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无明显正相关关系外,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及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均对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
3经检验,所假设的H3成立。表4显示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与产业扶贫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有两条作用路径,即直接路径效应值为0252,间接路径的效应值为0262。它是由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之间的路径系数(0446)和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与产业扶贫之间的路径系数(0588)相乘所得,因此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的总效应值为0514,即为直接路径效应值和间接路径效应值的总和。由此,能力建设各变量、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和产业扶贫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值,如表5所示:
根据表5能力建设各变量对产业扶贫总效应的计算,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的总效应值最高,说明政府和社区对扶贫项目和资源的管理能力严重影响着产业扶贫实施的效果。因此,贫困地区在实施产业扶贫的过程中,政府和社区是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合理有效地利用扶贫资源,选择适当的扶贫产业,对于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扶贫参与人员的执行力水平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和社区合理使用扶贫资源,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各种类型的生产技术培训能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与脱贫积极性,使得扶贫参与人员的执行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从而对产业扶贫的实施产生积极影响。 [JP]
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对产业扶贫的实施也有着重要影响。在针对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扶贫的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农户的参与意识,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扶贫项目当中。在农户与当地政府之间形成以实施产业扶贫为中介的良性互动,在农户具备参与意识之后,必须要进行的就是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提高自身的经济能力、社会能力、生态能力和宏观适应能力,使农户既具备参与产业扶贫的意愿,又有参与产业扶贫所必需的个人能力,这样才能够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达到改善当地贫困状况的目的。
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对于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同样具有影响,政府的内部管理能力主要反映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及行政成本。对贫困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如果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能够合理分配和制衡、制度创新能力强、公共服务水平高、行政支出成本低,该地区的产业扶贫实施水平将会高于其它地区。因此,对于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实施来说,加强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建设与做好其它能力建设同样重要。另外,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也有着直接联系。这主要表现在提高政府与社区扶贫相关人员履行职责的能力,以及利用扶贫资源脱贫的能力两方面,再通过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扶贫实施产生间接影响。
五、结论与展望
[BT2](一)基本结论
本研究选取了云南省香格里拉、鲁甸和丘北三县的贫困农户作为调查对象,问卷中为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因素设计了合理的数据统计量表,并通过SPSS及 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检验与分析,以期对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的关系做出合理解释。通过本次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能力建设所包含的五个因素中,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政府和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产业扶贫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
2.能力建设中的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于产业扶贫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说明在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建设中,政府和社区对扶贫项目的合理选择及实施管理、农户对扶贫项目的积极参与对于产业扶贫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3.能力建设中的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政府和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通过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扶贫产生间接影响。因此,除了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外,加强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政府和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及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对产业扶贫同样重要。
[BT2](二)研究展望
[JP3]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扶贫的文献搜集发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给本次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其次,由于受个人时间及精力所限,本研究的样本选择存在局限性,对于能力建设和产业扶贫的研究有一定地域限制,可能会对研究得出的结论造成偏差。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在样本选择上可以扩大范围,尽可能多地在我国东、中、西部选择有代表性的贫困地区收集数据,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JP]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量表的指标选取上尚存缺陷,由于目前学界尚无有关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的科学的测量体系,本研究所选变量主要是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主观设想拟定,因此在科学性上有待加强。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产业扶贫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适当增加其它中间变量,构建更加合理的结构方程模型,继续完善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实施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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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二、 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三、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四、 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五、 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六、 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七、 加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八、 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九、 加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贫困地区实际和发展阶段,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将人力资源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振兴贫困地区经济的关键,在制定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中,充分考虑当前利益和将来发展的关系,使劳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与开展素质教育、普初教育、学习型社会统一起来,走出一条人力资源开发促扶贫开发的创新之路。
一、人口与人力资源
我国有近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温总理所说的乘数效应和除数效应。人口多是我们的潜在优势,但由于相对过剩,其质量相对不高,限制了人口要素潜能的发展。人口政策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
人口增长周期长, 发展惯性大, 人口压力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释放, 同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承受许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人口素质是人口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把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发展的的有效资源是摆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的课题。
人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人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 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分布人口,开发人力资源,纳入到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贫困地区人口建成强大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为实现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互不可分和互相联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使人口压力转化为有效资源动力,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二、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贫困山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子女的养育成本较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突出,人口数量难以控制。在人口结构方面,一是人口的性别比偏高;二是年龄结构仍然较轻;三是女性初婚年龄下降,早婚早育妇女增多。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集中反映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人均国民收入这两个指标均比全国低,且增长速度又较慢,反映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严重,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比较突出。
贫困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贫困人口素质差,文盲率较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集中又零星。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贫困。
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商品意识薄弱,竞争观念淡漠。贫困地区的人口负担已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劳务输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障碍。在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和农业科技利用率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地广人稀,生产技术简单,每一个人只要有了相当的体力就极易学得生产技术而从事生产,而且农人的生活水准低,也容易满足生活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人便等于有了人力资源。但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技术决不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即就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亦日益复杂,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了人未必就是有了人力资源。
将人由非资源变为资源,这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在各阶段中,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从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在量和质的方面也有差异,大体说来,经济发展所到达的阶段愈高,所需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也愈高。所以现代各国的教育都无不力求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源逐渐落伍,有被淘汰为非资源的趋势;一是对新的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常感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就是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尚未能相配合,其结果将使一部分人被摒弃于人力资源之外,这一部分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的资源,且仍须继续消耗其它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如果教育能与经济发展配合得宜,预测经济发展的进度,事先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人力给予再教育的机会,使其能适合新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所需新的人力预为培育,供应无缺,则可加速经济之发展。
四、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人。“治贫必先治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运用能力,同时还包括生态意识、环保知识的普及率等方面。发展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我国的一些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劳务输出等形式也是有效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要因地制宜,贫困地区现阶段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精尖人才”,还不如说是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的“乡土人才”。事实证明,实行农科教相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培养“乡土人才”是富有成效的。1986年到1994年,国家科委拨专款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培训累计达120余万人次,使科技扶贫联系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据不完全统计,科技扶贫计划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8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以上,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转变观念,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通建立专家型人才库、用好现有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各级人才市场以及做好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工作等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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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甘肃;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甘南
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困扰甘肃发展的一个难题,也是制约其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挑战。目前,甘肃省贫困地区发展的总体特点是贫困面广、程度深、返贫率高。同时,甘肃作为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密集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正是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大利好消息。作为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是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也是藏族同胞主要聚居地之一,藏文化十分丰富,持续、深入、全面探讨谋划建设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项目,对促进甘肃民族地区实现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利于为民族地区、农牧区脱贫致富提供经验。
一、谋划建设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项目的价值分析
谋划建设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项目,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和示范价值。
第一,经济价值。有利于甘南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现代畜牧业、特色农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实现农牧业互补发展,促进农牧民增收长效机制的建设;有利于增强甘南整体经济实力,为甘肃跨越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社会价值。有利于改善农牧区人居环境和统一广大农牧民思想,促进社会稳定;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发展民族精粹,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政府公共应急能力的不断提升;有利于特困地区农牧民素质的持续提高,拓宽农牧民就业渠道。
第三,生态价值。有利于本地区生态保护和恢复,为黄河、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奠定区域基础。
第四,示范价值。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示范意义。甘南州作为甘肃省主要的畜牧业基地,与我国一些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区一样,存在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通过合理发展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畜牧业良性互动的特色发展之路,为其他畜牧业生产区提供样板。藏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示范意义。甘南作为我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承担着藏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通过大力发展藏医药教育事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措施,有效保护和创新民族文化,为其他藏区文化发展提供相关经验。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示范意义。通过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的建设,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提供范本。农牧业互补发展的示范意义。通过农牧业互补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其他农牧区经济发展提供经验。
二、谋划建设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谋划建设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是基于甘南自然特征、民族分布、生态地位等做出的考虑,有助于本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生态环境的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同时,谋划建设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具有一系列良好的基础条件。
第一,政策优势明显。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国家扶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区域,在全国版图上的战略地位及在民族团结进步和各民族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共识;甘南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在国家生态安全及生态建设、水源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已得到了国家的广泛关注。根据甘南的特殊地理位置、民族分布和社会发展程度等特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甘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涉及扶贫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林牧区发展等方面,这为甘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
第二,领导高度重视,部署明确。甘肃省从2012年开始在全省开展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这是甘肃省扶贫开发攻坚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甘肃省“十二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扎实推进的有效实践,对甘南藏区实现脱贫致富意义重大。
第三,甘南各种资源特色鲜明。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甘南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是离内地最近的雪域高原,自然风光秀丽,民族特色浓郁,风土人情独特,有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莲花山和冶力关国家森林公园以及桑科草原、黄河首曲、大峪沟、沙滩森林公园等几十处优美的自然景区;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夏河拉卜楞寺、卓尼禅定寺和碌曲郎木寺等藏传佛教寺院;有天险腊子口、俄界会议遗址和甘加八角城等二十多处历史遗址;有香浪节、晒佛节、采花节、花儿会、插箭节等几十种民俗节庆活动。畜牧资源优势明显。甘南州是甘肃省主要的畜牧业基地,拥有亚高山草甸草场4084万亩,占全州总面积的70.28%,草地可利用面积3848万亩,占草场面积的94.22%,是青藏高原和甘肃省天然草地中载畜能力较高,耐牧性较强的草场。中藏药资源丰富。甘南是甘肃省主要的药材区之一。境内蕴藏的纯天然野生中藏药材850余种,中藏药材蕴藏量为5243万公斤。水能资源得天独厚。黄河、白龙江、洮河、大夏河四条河流及其120多条支流纵横全州,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361.37万千瓦,占全省水能总蕴藏量的21%。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建设正加快实施,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第五,政府公共应急能力加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平安甘南”建设有效推进。
第六,群众基础良好。甘南人民群众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态度积极,渴望脱贫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
三、谋划建设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项目的举措分析
甘肃民族地区脱贫应坚持开发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结合的方针,实行集中连片扶贫开发模式,实现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甘南的扶贫开发必须结合自身地理特征、自然类型、流域分布、民族分布等特点,充分利用国家的藏区政策、林牧区政策和民族政策,围绕减贫和增收两大目标,以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改善民生为核心,通过贫困劳动力转移培训、藏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和生态农业、生态移民、发展高原特色生态旅游等措施,谋划建设具有藏区、林牧区特点的甘南藏区脱贫致富示范区。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以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提升为重点,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输血”固然重要,但是“造血”更加重要,因此,要继续通过“雨露计划”、“两后生”教育等政策的实施,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实现智力扶贫。
第二,立足地方文化特色,通过大力发展藏医药教育事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措施,有效保护和创新民族文化。
第三,开发特色资源,发展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和生态农业,实现产业扶贫。充分依托甘南州资源优势,加快推进青稞、油菜、中藏药材、蔬菜等产业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以牦牛、藏羊繁育为主,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畜牧业,实施农牧互补战略。
第四,通过易地搬迁,实现生态扶贫和移民扶贫。教育群众改变故土难离的观念,对一些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地区的群众实施异地搬迁,消除生存发展的瓶颈制约。
第五,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的大好机遇,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扶贫。通过兴修改造乡村道路、新建改建人饮工程、更新改造民族用品加工厂、改造翻新危房,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第六,积极挖掘旅游资源,结合甘南民族特点和旅游资源分布情况,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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