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日本；出口比较优势；RCA指数；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3）03-0034-06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的调查显示，2011年日本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3.39%，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人口老龄化能够通过影响日本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年龄分布、消费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1]。文章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为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提供借鉴和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率将达到17.17%，至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可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要面临严重地老龄化形势。伴随着老龄化而来的是劳动供给的减少和雇佣成本的上升，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发展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2]。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认清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对中国这种依赖充裕的劳动力禀赋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作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东亚地区，二者在经济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共性，为我们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因

图1是日本1960年—2011年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人口老龄化程度用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衡量（下同）。1960年日本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占5.73%，10年之后，该比重超过了7%，日本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剧，至2005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维持至今。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2.36%增加到3.10%，远高于同期0.17%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图1 1960年—2011年日本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 据库。

形成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从1960年的17.3‰下降到2010年的8.5‰，下降了超过一半，直接后果就是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二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食物的极大丰富，使日本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67.67岁增加到2010年的82.93岁，平均寿命的延长使日本社会老年人口增加[3]。

图2 1960年—201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不足

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日本社会同时面临着“少儿化”与“老龄化”两种现象。少儿人口作为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人口，比率过低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引起劳动力短缺[4]。从劳动力总量上看，1960年日本劳动力数量为4511万，之后呈上升趋势，至1998年达到顶峰6793万，之后呈下降趋势，至2011年劳动力总量仅为6261万人，具体见图3。作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数量减少不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投资，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必然会降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比较优势。

图3 1960—2011年日本劳动力数量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2.劳动力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也使劳动力内部结构趋于老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45岁及以上年龄劳动力为大龄劳动力。图4是日本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布图，2011年日本老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为48.47%，远高于1968年的29.84%，且45～49岁、50～54岁、5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等各年龄段劳动力分布比重，均比1968年显著提高，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由于劳动力直接与生产挂钩，老龄劳动力分布比重高将限制行业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活动的开展。劳动人口内部结构老化会给生产带来3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减退；二是劳动力老化使劳动力流动性减弱，职业变动少，不利于新技术革命；三是大龄劳动力由于身体素质下降、智力衰退，往往创新性不足，难以胜任行业竞争需求[5] 。这些不利影响会限制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开展。

图4 1968—2011年日本劳动力年龄分布结构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3.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政府在医疗、卫生安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相对较高，而在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方面的支出就会相应减少，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6]。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也意味着老年抚育比高，个体劳动者的抚养负担加重，没法将收入更多的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技能培训上，这些都对社会平均劳动效率的提高不利。7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39%，80年代为3.70%，90年代为2.40%，进入20世纪之后进一步降低到1.75%。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限制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挥。

图5 1971年—2011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OECD生产率统计数据库。

二、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现状及变动趋势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分析后，本部分将利用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现状及变动趋势。

（一）出口比较优势指标度量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Balassa提出来衡量一国出口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指数[7]。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其中，Xmt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出口额，Xt表示t年日本总出口额，Xmwt代表t年全世界制造业出口额，Xwt表示t年全世界总出口额。RCA指数实际上是指日本制造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与全世界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之比。该指数大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出口比重大于世界的平均出口比重，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指数小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劣势。

2.Michaely指数（MI）

由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并没有考虑进口的作用，尤其是在进口规模较大时很容易导致计算偏差，因此我们利用Michaely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因素。Michaely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2）

其中，Mmt和Mt分别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进口额和总进口额。MI指数是指日本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减去制造业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指数变动幅度为[-1，1]，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优势，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劣势。

3.净出口率指数（NEX）

净出口率指数也称为贸易竞争力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3）

NEX指数是指制造业的净出口差额占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与MI指数类似，指数变动幅度为[-1，1]，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出口不进口，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进口不出口，贸易竞争力较弱。NEX指数与MI指数不同在于，NEX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的净出口能力，而MI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进出口在全国的相对位置。

（二）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

表1给出了日本制造业1962年—2011年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首先，从RCA指数来看，在样本期内，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1，日本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制造业约占日本GDP的20%、就业的20%、研发的90%、出口贸易的90%。尤其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信息通信机械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比较优势最为明显，在1998年—2008年间3个行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9%、3.8%和29.6%[8]。但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龄劳动力占比增加，行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受到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开始放缓，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1962年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为1.47，而到了2011年该指数只有1.29，可见，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呈下行态势。其次，从MI指数来看，该指数也大于0，说明在考虑进口因素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与RCA指数相同的是，MI指数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下降趋势尤为明显。最后，从NEX指数来看，均值和变化趋势与MI指数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日本确实在制造业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出口比较优势现状进行描述后，本部分我们将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二者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

（一）单位根检验

由图1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口老龄化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速度明显加快，是一个存在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对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既要确定是否是单位根过程又要确定时间突变点，而且其分布也不再服从DF分布，需要对照着突变点发生的位置，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因此，存在结构突变的单位根过程，研究过程复杂性大大提高[9]。

从人口老龄化序列变化趋势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含有均值和斜率双突变的单位根过程，我们将结构突变点定为1990年。在模型中加入阶跃式虚拟变量DL和渐进式虚拟变量DT对这种变化进行描述，得估计结果如下：

因为-5.44

因为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所以其单位根检验过程比较复杂，而对于不存在结构突变的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来说，过程相对简单，可以直接用ADF检验式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可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的水平值接受了单位根原假设，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值在1%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原假设，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过程。所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与人口老龄化序列一样，都是I（1）序列。变量的单积次数相同，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分别考察人口老龄化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长期影响。

（二）协整检验

1.协整回归

我们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用人口老龄化变量分别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作OLS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可见，人口老龄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在长期对日本出口比较优势不利。人口老龄化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下面，继续通过检验误差项的平稳性检验人口老龄化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3个方程的AEG统计量分别是-3.87、-3.92和-3.58，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协整检验临界值为：

C0.05=-3.3377-5.967/50-8.98/502=-3.46 （10）

AEG统计量小于麦金农临界值，说明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分别是（1 0.0192）'、（1 0.0263）'和（1 0.0236）'。尽管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一次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的特定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

2.误差修正模型

非平稳变量的非均衡误差是平稳的，说明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利用OLS回归中的非均衡误差（ t）作为误差修正项（ECMt）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具体结果见表4。可见，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变量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偏离均衡状态时，该经济系统在短期将分别以这种偏离的0.0507、0.0531和0.2503倍强度在下一期朝着均衡点调整。可见，人口老龄化加剧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短期影响要大于对它们的长期影响，在短期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更加不利。

四、结论及启示

（一）基本结论

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次介绍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展趋势，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极大丰富也使人均预期寿命极大地延长，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2）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使日本有效劳动供给不足，引起劳动力短缺，1998年之后日本劳动力总量开始呈下降趋势；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大军中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降，老龄劳动力占比上升，影响了行业的创新性和流动性；三是人口老龄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这些影响都对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不利。

（3）虽然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现下降趋势。无论是只考虑出口的RCA指数还是既考虑出口又考虑进口的MI指数和NEX指数来衡量出口比较优势，日本制造业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开始下降。

（4）单位根检验发现，日本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1990年之前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2084个百分点，而在199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5456个百分点。而且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对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不利，这一结果对于不同的出口比较优势衡量指标来说都是稳健的。

（二）对中国启示

1.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与日本不同，中国在较长的时间里都维持着较低的人口老龄化程度。196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4.00%，远低于同期日本5.73%和世界平均5.08%的水平，直到1986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才达到5.74%，与日本1960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平。但中国年均1.46%的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6。1998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

虽然说从程度上和速度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都要慢于日本，但不可忽视的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快。而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大大提速。《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

图6 1960年—2011年中国和世界平均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中国作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大国，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在过去三十年中依靠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最近几年，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向低老龄化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尽管中国目前可能并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但人口老龄化加剧必然会促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农村劳动力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工资面临着较强的上升压力。

在当前的人口年龄阶段下，维持中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要做到几下几点：（1），打破户籍制度，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让更多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降低大龄劳动力分布比重；（2），稳定房价，加快城市化进程，吸引年轻劳动力在城市安家落户；（3），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加职业培训，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效率，抵消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伟.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日本政府的对策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2007.

[2] 姚洋，余淼杰.劳动力、人口和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J]. 金融研究，2009（9）：1-13.

[3] 王莉莉.新时期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研究[J]. 日本问题研究，2011（2）：50.

[4] 王晓璐，傅苏.日本超老龄社会及其影响[J]. 现代日本经济，2012（5）：65-71.

[5] 武元晋，徐勤.中国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的影响[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26.

[6] Peterson， Peter G. How the Coming Age Wave Will Transform America--and the World[J]. New York：Times Books，1999.

[7] Balassa，B.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1965（33）：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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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模式

一、背景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老龄人口作为人口中的“弱势群体”，随着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壮大。早在1982年，标志着“理解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人口老龄化国际会议”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种趋势，作为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我国当然也不例外。

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的数字表明，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2011年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进入了新的起点。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们面临着诸多人口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我国对人口问题提出以下几个重点：大力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为全国人民关注，甚至为全世界所瞩目。

自成立以来，社会经济都在稳步向前发展，而伴随其中的人口问题也日渐明显和突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在全区24706321的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868157人，占常住人口的7.5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21个百分点。正如自治区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李佳指出，“已进入了老龄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增强加快老龄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着眼富民强区、促进和谐、维护稳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将老龄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口老龄化水平相适应，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广大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二、呼和浩特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呼和浩特市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首府，全区各族人民高度聚居，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的人口战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为全区其他盟市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榜样，呼和浩特市更是首当其冲。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作为标准时点，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为286.66万人，在全区12个盟市中居第3位。2000-2010年10间，呼和浩特市人口净增加42.87万人，增长17.59%，年均增长1.63%。比较上次人口普查，呼和浩特市1990-2000年的10年间，人口净增加52.63万人，增长27.53%，年均增长2.38%。两个十年相比，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9.76万人。然而，在2011年常住人口286.66万人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21.90万, 占全市总人口的7.64%，这表明全市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本次人口普查结果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相比，65岁以上的老人增加了6.63万人，这是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人口出生高峰期，这部分人即将进入老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呈继续发展态势。而相对于老龄人口，0-14岁儿童比10年前少了7.53万人，这表明，近10年来呼市地区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是比较好的，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普查资料显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回民区、玉泉区、赛罕区这4个城区的人口占全区常住人口的69.1%，而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武川县、土默特左旗这5个地区的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30.9%。这说明，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人口压力较大，而旗县地区地广人稀，全市整个人口呈现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状态。由此可以推断，中心城区老龄人口明显多于五县一旗地区。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旗县，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条件等场所和设施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高于旗县。“呼和浩特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174元，比上年增长12.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746元，比上年增长12.1% ，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73938 人，发放低保资金24717万元；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74946人，发放低保资金9246万元。通过这一组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倍多，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却其本持平，基于城区人口是旗县人口的3倍之多这一人口情况，可见旗县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口。况且在旗县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这部分人群多为孤寡、贫困、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经济条件及身体条件的双重制约。

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官员吴玉韶表示，未来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将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等趋势。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数的16.7％；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占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此外，城乡空巢家庭将超过一半，部分大中城市达到七成，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老年人照料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是全国乃至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养老产业的发展事关数以亿计老人的晚年生活，因此，研究内蒙古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探索符合内蒙古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老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大众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相应的养老模式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在呼和浩特地区，现在的养老模式主要分为居家养老模式与社会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模式一直都是中国人首选的养老模式，“养儿防老”、“坐享天年”这种思想一直都存在，但随着城市化和人员社会流动的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的少子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养老院等各种“社会养老”模式也逐步发展起来。在呼市主体城区，养老模式主要是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民间一般养老机构与现代化老人公寓、文化型养老机构和养老型医院等多种养老形式为辅的方式完善老年人的生活。截至2011年6月，呼和浩特市共有敬老院42所，并且2011年计划在5个农业旗县新建敬老院10所、改扩建7所。在五县一旗地区，多采用农村养老模式，即以家庭为基础和主体，辅之以集体供养、群众帮助和国家救济的养老模式。但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内蒙古90％以上农村牧区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近年来，国家倡导社会福利社会化，增加了对社会养老事业的投入，但仍然存在着居家养老水平低，社区养老功能不全，养老机构床位数不足，养老服务覆盖面狭窄，社会化程度低等问题。以养老机构床位数为例，发达国家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50-70张。而据民政部门统计，呼和浩特市现有养老服务机构23家（不包括农村敬老院），床位数4064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12张，这与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30张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且呼和浩特市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以传统的社会救助对象，失能、半失能老人和低收入老年人为主，难以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的多种养老需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养老行业属于投资大、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的微利行业，民间资本参与意愿不强。民办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设施简陋、功能单一的问题。

三、总结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实现了新农保等养老制度从无到有、覆盖范围从小到大、保障水平从低到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未富先老、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存在着多方面问题等待破局和完善。呼和浩特市作为的首府以及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养老模式选择上应综合考虑其经济实力、人力资源、文化传统及亲情、空间、服务和需求等因素，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国成唯一老年人口超1亿国家直面老龄化社会挑战[EB/OL]. 内蒙古人口网,2011-08-29.

[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网, 2011-5-16.

[3]呼和浩特市第6次人口普查现状,每户平均不足3人[N].内蒙古日报,2011-06-13.

[4]呼和浩特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未来五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EB/OL].内蒙古人口网,2011-03-02.

[6]内蒙古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与养老模式的政策研究[EB/OL].内蒙古人口网.201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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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老龄化及河北省社会养老机构现状

我国目前总体上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报告具体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要求。我国目前有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养老院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整体来说，大力发展机构养老，使社会养老机构尽快达到标准化、专业化，是我国现阶段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1.我国社会老龄化现状

中国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之大，是我国社会的特色，现在全球各国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中国。据统计，我国在2050年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会达到4.3亿人。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改变，使得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二是“空巢老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表明，中国的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接近50%。三是高龄化趋势明显。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增长。

2.我省社会养老机构概况

现今河北省养老机构的所有制的性质有所不同，国家对不同类别养老机构的建立与管理有不同的要求，各类机构也对自己的发展有不同的目标。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使河北省社会养老机构管理不规范，整体发展缓慢。

二、河北省社会养老机构发展障碍

1.民办养老机构硬件不达标

河北省许多民办养老机构不仅规模较小，而且设施陈旧，娱乐、医疗康复服务配备也不健全，难以适应和符合老年人生活的特殊需要。

2.养老机构的管理和服务等软件不达标

河北省少数公办养老机构能够在硬件上达标，而在管理和服务方面却和民办机构差不多，都存在诸多短板。比如，有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养老机构200位服务人员中，80%左右来自农村，平均年龄50左右，大多只有小学文化，80%～90%的服务人员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

3.养老机构忽视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作用

养老机构对自身的定位仍然处于低级阶段，也就是让老人吃喝，不让老人有磕碰等意外，而缺少对老人精神世界的关注。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大多不能与老人进行实质上的精神沟通，老人得不到应有的精神慰藉。

三、河北省社会养老机构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统一的法规、制度与标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养老机构健康发展的基础是有统一的法规、制度与标准作为保障。通过立法，建立相对统一的行业标准并实施有效监管，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淘汰不符合标准的机构，使养老机构的运营及发展有章可循，保障入住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合法权益。

2.政府管理入资低层

政府应偏重公益养老，将资金用于建立低层的养老机构，主要针对失能老人、身边无子女的老人以及家庭有特殊困难的老人，并在政策、待遇上为这些机构在招聘人才、规范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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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通常会引起储蓄率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改变，进一步导致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观点通常认为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口结构关系密切，当社会的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态时，对储蓄和投资都有着不利影响。

社会总抚养比重或抚养系数是由经济体中的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年龄结构同时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和社会的生产效率。Daziger通过调查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占其税后收入的平均比例，得出了消费份额随着年龄的增长呈“倒U”形状的结论。Senesi通过建立迭代模型，分析了年龄结构与储蓄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经济体中的总储蓄倾向减弱，也就是说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唐东波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证明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我国的储蓄具有扩张性的影响。

以往的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与储蓄行为的影响。

其实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还同时从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结构两个方面影响着各产业的人均收入水平。首先，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适龄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减少。劳动力与资本的重要地位逐渐发生了逆转，当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减少时，经济发展也将呈现资本追逐劳动力的状态。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数量上的稀缺将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上涨，进而产业结构将实现进一步升级。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时代的“银发人口”将加快“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届时劳动力市场将变得更具自由竞争性和开放性。劳动力稀缺引起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在两个市场间的消散，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将无法继续依赖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差。此时，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将无法持续地集中于生产效率低下的第一、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而是应选择产业结构的主动升级，即发展的重点应从生产率低、消耗高的传统产业转移至生产率高、消耗低的现代产业。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冲击

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不断优化升级的进程中。截止到2011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之比为10.8:46.1∶43.1，在三次产业的构成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生育率的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各个领域。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1．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人口的规模影响。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总人口劳动就业率水平不断提升，1982年全国的就业率为51.9%，到2011年，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70.14%，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以前我国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规模不断增长。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向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福利，一是在此期间人口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二是充足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为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持久的“人口红利”。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则是“人口红利的消散”。“人口红利”的概念最早是由MasonAndrew提出的，并于21世纪初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在经济体中的适龄劳动比重较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性较强、社会负担率较低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来自于增加的生产性人口时，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充分利用其年龄结构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利润，即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产生也需要相应的其他经济条件，如公共卫生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有效的经济政策等。

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橄榄形”形态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盈余效应并不是十分明显，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曾受益于年轻型的年龄结构，如东亚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就有着高度的关联性。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十一五”以前呈现出相似的形态，即劳动力的供给长期大于需求，中国人口老龄时代的到来将扭转这样的劳动力供给格局。根据蔡昉等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分析中的测算，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新增劳动人口数量将持续低于劳动力的总需求量，而且这种差距将持续扩大。〔7〕2010—2015年间中国将达到劳动人口数量的高峰，而大约在2030年左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将步入老年时代，此时恰是中国老龄化前所未有的一个，而相应就业人员的规模决定着我国人口红利在未来的发展中无法继续维持。人口老龄化对就业人员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中就业人口规模的变化上。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劳动力数量呈现出在第一产业稳步下降、在第二产业缓慢上升、在第三产业大幅上升的态势。其中，第一产业将近40%的就业人口仅创造了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尽管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逐年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人员结构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就业结构的影响。

首先，人口老龄化时代对中国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削减。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意味着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将持续缩减。其次，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迁移或者城乡就业结构的改变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呈相互推动的关系。由于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城乡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迁移失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发生了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这种迁移改变了原本的城乡就业格局。1987年我国在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超过3000万，到2000年则已经超过了6300万，迁移率接近5%。

1979—2003年之间中国城镇新增人口中“乡———城”迁移的人口达到了79%。部分学者认为，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对未来重度老龄化的预期，可通过在城乡之间进行人口迁移的途径解决该问题。姚从容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从农村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劳动力将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事态更为严重的结论。刘昌平等在老龄化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模型证明“乡———城”人口迁移缓解了城镇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也加速了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但其实城乡人口迁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为城乡就业结构的改变虽然能在时间上使该问题暂时缓解，但是迁移的过程本身又进一步加速了城乡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了两点:一是知识密集度高的社会足以利用少数的农业人口支撑农业的高速发展。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的支柱力量，其中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日渐成为产业主导。因此，经济发展应主动迎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挑战，其中知识升级和产业升级是解决第一产业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途径。

(二)人口年龄结构对分配领域的影响

1.中国的“未富先老”状况

通过将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阶段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而我国进入老龄化时期的经济状况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2005年《中国老龄化报告》显示，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时代。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50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老年型人口的标准时的GDP为5000—10000美元，我国明显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状况。尽管“未富先老”的概念没有被学术界系统地论证，相关的结论也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根据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在2000年65岁以上人口达到7%的水平，此时人均GNP为840美元左右，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为3976美元。与之相比，2001年世界范围内的老龄化比例超过了7%，此时的世界人均GNP为517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7742美元。〔由此可见，不论是与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时期的经济水平都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

2.人口负担比与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作用

如果“未富先老”的状况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必然将带来人口总负担系数的变化，而人口负担比是影响社会分配结构的重要因素。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当与老龄化水平相对应的老人负担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时，社会财富必定要通过加重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的方式，将资源配置向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等领域倾斜。此外，老龄化对分配领域的影响与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模式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的模式，这种模式所对应的人口年龄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年轻型人口对保障制度的支持是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产生时，原本的养老保障制度势必会受到由人口年龄结构改变而带来的冲击。与之相比，个人累积式的养老金筹放制度似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然而以上两种模式都会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现有的分配结构造成影响，现收现付制倾向于影响我国的财政支出体系，而个人累积式则会通过个人收入分配影响社会的储蓄水平和消费结构。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冲击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二是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

1.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高储蓄率被许多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证实了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日本经济起飞时的储蓄率高达35%以上，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储蓄率也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解释高储蓄率的原因有很多，如人均收入水平、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家庭消费模式的改变等，除此之外，人口结构也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Leff通过对74个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中的抚养比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14〕王德文等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决定储蓄率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人口结构转变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对未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预期，人们的消费现状也会随之调整。正如现代消费理论所论述的，消费不仅是由人们的现期收入所决定的，同样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情况的预期。老龄时期的收入状况充斥着众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们倾向于进行储蓄而规避未来可能的风险。由人口年龄结构引起的高储蓄将从两个方面影响消费结构，一是当期的高储蓄必然会降低当期的消费水平，二是当期的高储蓄将繁荣未来老龄产业的消费需求。

2.对老年产业发展的影响老龄产业是伴随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满足老龄消费群体基本生活和娱乐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不仅为老年人口提供商品保障，同时提供特殊性的生活服务，国外又称之为“银发产业”。老年产业所覆盖的领域广阔而有针对性。针对性体现在其市场定位的消费群体仅是老年人口。广阔性体现在老龄产业可以渗透到三次产业的多个行业，如老年用品领域的消费对象涵盖了机械、器具、食品等产品，生活服务领域涉及到老年护理、养老机构、老年服务中心等市场，此外老年金融、保险、老年教育、文化、休闲等方面也丰富了老年服务业领域。日本的老年产业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经验。

日本老龄产业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老龄人口的增长，老年产品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老年市场空间得到迅速地拓展。到20世纪90年代，从事老年产业相关的大企业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经营，其不仅注重市场规模和产品质量，更是以高端策略服务于老年消费群体。日本老年市场的高端性体现在企业以高端技术开发产品、以高技术产品打开市场、以高服务质量实现其生产和服务的专业化。老年产业每年以4%—5%的增长速度成长，预期将成为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中国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婴儿潮”，而后经历了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如今已经呈现出了“4—2—1”独特的家庭模式。人口老龄化的初期，我国的养老模式仍是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必然要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以补给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为了满足老龄人口新的消费偏好、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老年产业将迎来不断扩大的发展规模和崭新的发展领域。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原本的产品供给结构，其对老年产业的促进更多地体现在第三产业领域。同时，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的刺激不应仅停留在传统服务业，而更应着眼于高技术的现代服务业。

人口老龄化条件下我国经济政策选择

(一)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是伴随老龄化现象应运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或政府主导的力量，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老龄事业的投资。首先，要鼓励养老市场的开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必然导致其他养老模式的兴起，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老年服务将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政策上应从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老年产业更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鼓励资本的进入，从老年设施、老年住宅设计、老年社区服务等多个领域为新一代养老模式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要拓展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不仅要从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领域满足老年群体的商品需求，还应在医疗护理方面加强产品设计和研发投入。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显现出高龄化的人口发展态势，高龄群体的医疗护理和保健产品以及相关服务市场还处于萌芽期，因此应尽快提升老年医院、家庭护理、康复中心等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再次，要对老年市场进行有效的市场规范。在鼓励老年市场大力发展的同时，应保障其市场发展有法可依，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文件，出台相关的管理条例，保证老年产业的有序发展。

(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第三产业转型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劳动力供给、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产业结构，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节奏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显得过于缓慢。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结构的要求，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的升级而且体现在各产业内部的优化上，即完成由“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向“高产出、高效率、低消耗”的转变。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将有力地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目前这种劳动力的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通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解决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上。不可否认，尽管 转移至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多是从事门槛较低、投入资金少的服务行业，但在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等领域吸纳的劳动力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对于第三产业，必然经历由传统服务业向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转变。现代服务业要求用新的服务方式、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生产和生活提供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的新兴服务，这个过程既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也涵盖了对不同环境下现代服务业的自我塑造。

(三)提升人口质量，重视人力资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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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老龄化是关系到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对国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向的确定影响极大。本研究针对北京市老龄化人口基数大、空巢家庭增多加快等现象所带来的医疗市场需求变化,提出了建立综合性医院、社区等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与社会老年康复医院等多元化卫生服务体系,开展老年人健康教育、提早预防慢性病以及发展老年人医疗护理保险的应对方案。

关键词:老龄化 社会医疗保险 影响 对策

联合国人口司组织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的为 “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为“高龄化社会”,达到14%的为“高龄社会”。按此计算我国1999年已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并且我国的老年人口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为世界之最。另外,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同期人口增长速度。据专家预测,到210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将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9%。

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明显高于中青年人,因此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据统国家计数局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长了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了3.5个百分点。今后,如何应对老龄化发展,保障老年人的“老有所医” 已成为我国医疗保障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北京市老龄化现状及其特点

目前,我国已有21个省(区、市)进入了人口老年化时代。200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城市有上海、天津、江苏、北京、浙江、重庆等。其中,北京的老龄人口占13.66%,居全国第四。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老年人口数量大,高龄化趋势明显。1953年普查时北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7.4万,1990年普查为109.4万,2007年达到了210.2万人。其中2007年北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58.8万人,占总人口的13.1%;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7.7万人,占总人口的2.3%,与2005年的10.8%与1.4%相比有明显提高。

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根据2007年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北京市18个区县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均超过了10%,各区县的老年人口比例差异比较明显:排在前三位的是宣武区、崇文区和朝阳区,分别为20.7%、20.2%和19.9%;排在后三位的是房山区、大兴区和昌平区,分别为14.3%、14.5%和14.9%。最高的宣武区比最低的房山区高了6.4个百分点。

老年人家庭空巢化(老年单身户和老年夫妇户)比例增长较快。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纯老年家庭人口数为38.1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8.2%,比上年增长了15.2%。另外,北京老年人口中不愿意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比例也正在增加,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关村地区,空巢家庭的比例超过了30%。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市场的影响

(一)老年人的患病特点

由于生理机能的衰退,老龄人的身体抵抗能力下降,属于高患病率人群。其患病特点主要有:

慢性病比率大。2009年2月由卫生部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居民两周患病的疾病结构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慢性病的比例由39%增加到了61%,而这其中 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群的2.5～3倍。

老年人致残率高,全人口各种残疾现患率总和为4.9%,而60岁以上老年人为27.4%,是全人口的5.6倍。由此可见,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针对老年人慢性病的预防、治疗以及老年护理将会成为我国医疗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医疗市场的影响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对医疗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其表现为:

医疗服务需求量的增加。由于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远远高于了其他年龄组人群,其医疗费用自然高于居民的平均医疗费用,据北京市统计,离退休人员占医疗保险参保对象的18.3%,而医疗费用占41.3%,为在职人员的3倍左右。而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医疗技术的进步,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我国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量仍会持续增加。

医疗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由于老年慢性病人以及老年人空巢家庭的增加,使得病人的特殊护理需求明显增加。目前的以医院为中心的护理服务,不仅会由于高额医疗费用的负担,容易造成老年人病不能医,还可能会因为老年人住院时间相对较长而导致医院床位紧张,使得急救病人也得不到及时治疗等现象的发生。因此,面对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建立与完善诸如老年家庭病床、社区护理、以及养老院等多元化医疗服务体系已成为社会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

北京市医疗市场的问题及政策提议

(一)面临的问题

1.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据统计,北京市的医疗费总量增长速度连年持续在10%以上,大大高于北京市的GDP增长率。其中2005年比2004年增长了近19%,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11.9%。为了抑制总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北京市卫生系统出台了关于医疗费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实施细则,但是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看,随着年龄的提高,健康问题日渐突出,因此作为医疗费用支出主体的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必然使得医疗费用总量呈现出上涨趋势。另外,从政策上一味地强调控制医疗费用总量,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就医服务质量的保障。

2.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不满。根据北京市老龄委2007年的首都老年人近况调查,在中老年人最需解决的问题中,看病就医方便问题位列第三,可见就医问题已成为了老年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据1999年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需求调查结果表明,有68.9%的北京老年人表示重视医疗条件,但是只有44.7%的老年人对医疗条件表示满意,而且19.3%的老年人明确表示不满意。不满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看病难、为老医疗服务措施尚不完善、社区医疗卫生保健站难以推广、医疗费用支出大等问题上。

(二)政策提议

满足老年人的就医需求,实现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针对北京市老龄化发展特点,笔者认为,今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1.建立多元化医疗护理服务体系。老年人慢性疾病相对较多,而慢性病治疗需要长期的健康护理、高度的身体健康管理意识以及健康知识的掌握。所以随着老龄人数的快速增加,医疗市场对慢性病人的治疗与护理的需求会大幅度提高。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老年人患者的治疗康复完全依托于综合性大医院病房,由于老年人长期占用床位这一稀缺的医疗资源,会造成此类医院的床位紧张,影响急需治疗的重病病人的及时治疗;其次,老年人长期住院也会推高医疗总费用。这两种现象都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另外,北京市 “空巢老人”的增加也会造成老年人在身体衰弱不能自理时,难以依靠家庭护理问题的增多。因此,需要建立起一个以综合医院为中心的老年人医疗,以社区医院为主的老年人护理,以社会养老院为补充的老年人康复的多元化服务体系,以满足老年人医疗和护理的多样化需求。

在上述服务体系中,各服务机构的责任各不相同。综合医院的医疗服务资源相对完善,可以在老年急诊患者的治疗以及初期的康复方面发挥作用。而当病情稳定之后,可以转入集康复与护理于一体的社区等基层医院。这是因为基层医院的特点就是利用方便、经济、具备继续进行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基层医院可以按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分级、分类进行医疗保健服务;并且还可以通过建立老年服务病床、老年家庭病床、对生活自理程度较低的空巢老人进行定期家庭护理、寻访等多种服务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关怀卫生服务。另外,为了满足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求,还应鼓励创建社会性老年康复机构,以此作为综合性医院医疗卫生服务的补充。

2.开展老年人健康教育并提早预防慢性病。老年卫生服务涵盖预防、治疗、护理、康复、健康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针对老年人常患的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和冠心病等疾病制定社区综合防治技术规范,增强老年慢病患者主动参与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为老年人组织定期的体检服务,做到防患于未然;还可以通过开展各类健康教育讲座,提高老年人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意识。

3.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目前北京的医疗保障体系并没有覆盖老年人的后期护理费用,而对于患了重症的老年人来说,治疗费用以外的后期护理费用也是一个巨大的开支。因此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对缓解老年人的就医负担很有必要,这也是老龄化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趋势。而且,从长远来看,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可以促进诸如护理机构、护理人员、专业保险等相关人员需求的增加,带动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2006年全国老龄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2.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制.北京市2007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3.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信息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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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4--02

一、人口现状分析

（一） 人口总量分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年底，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比2002年增加600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3%。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减少，年均增加人口由2002年的826万人降至2011年的644万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45‰，2011年降至4.79‰，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同时，我国继续保持较低的人口生育率水平。201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全年新生人口为1604万人，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0.93个千分点。

（二）分群体人口数量分析

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2年33.59 %降至16.60%，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上升至1.78亿，所占比从1982年的7.62%增至13.26%。同时，我国家庭户的规模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02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39人，而2011年下降至3.02人。

（三）城镇人口数量分析

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近2100万人，城镇化率为年均1.35%。截止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

二、人口政策调整的现实依据

（一）是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问题的出路

中国人口抚养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011年降到0.38，之后将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如果生育率水平不能呈现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后的人口抚养比将会持续上升。在本世纪中叶，将会出现平均4个劳动力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预示着老龄化在今后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二）是中国经济应对“未富先老”问题的途径

中国人口结构中“未富先老”的现象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第一，丧失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内在动力；第二，对于一些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第三，科技创新能力仍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无论是面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在逐渐丧失原有的竞争优势，这都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

（三）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和小家庭面临挑战的必然选择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经济领域之外，还体现在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冲击上。许多子女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面临照顾“1+4+8” 家庭成员的责任。与此同时，考虑到独生子女在成长经历、情感、性格等方面的因素，调整生育政策，让孩子有陪伴自己成长的兄弟姐妹，在成年后也有亲人来共同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在遇到困难时也有人可以分忧解难。以上这些，无论对孩子的性格塑造还是心灵的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人口老龄化将带给中国的挑战

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的国家，严重的老龄化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下滑。日本尚且如此，那么在收入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欠佳、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我国，老龄化加速也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程度（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之后人口抚养比就明显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放缓。2011年，中国老龄化水平为9.1%，基本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速放缓时的老龄化水平，面临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的困境。

（一）制度安排不健全

目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离退休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都尚未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与社会发展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未备先老”，即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二）财力保障不足

首先，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社会养老保险占中国公共支出的比例不高，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在全社会得到覆盖，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相对较低。其次，若不改变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许多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而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水平低，年均收益率不超过2%，低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养老金面临缩水的问题。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膨胀，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也将增长，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更大的挑战。

（三）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我国在城市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老年人的需求的考虑不足。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老年人的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和老年人服务设施的空缺，将会给老龄人口的生活带来更大挑战。

四、人口政策调整的实施方案及其可行性分析

（一）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

2012年年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指出，我国应逐步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包含的改革主要有逐步调整生育政策、继续加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关注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发展、统筹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潜力等方面。该报告还特别指出，近期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分阶段分区域放开二孩政策，可以有效避免同时放开二孩给人口数量带来的剧烈变动，也可防止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

问题。

（二）关于放开二胎是否会带来人炸式增长及社会资源巨大消耗的讨论

1、根据“理性人”假设，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理性考虑是否生育二胎。国内外的经验可以看出，放开生育政策乃至鼓励生育后，人口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一般而言，社会发达程度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呈反向增长趋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实施放开二胎政策，也并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加。只有那些原本有生育二胎意愿而积极执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才可能生育二胎。

2、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威胁的是资源浪费而非人口稳步增长

2.1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浪费令人触目惊心，若能厉行勤俭节约，就能节约大量资源。我国城市餐厨垃圾的年最低产生量为6000万吨，全国年浪费粮食总量为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约为500亿公斤，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粮食能养活2亿人。

2.2科技的迅速发展与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稀缺带来的各种挑战。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但生活资料却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按照其理论，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此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验证。2005年12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这意味着我国结束了历时26年的受捐赠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人口总数20%的人口，其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充分说明现代科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源的稀缺带给我们的困扰。

五、人口政策调整的建议

（一）人口政策的调整需以“小步走”方式推进，以避免政策波动过大给经济及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人口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流动，调整城乡人口结构，逐步转变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积极推进地区间、国与国之间人口以多方式流动，虽然这种人口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总量上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全球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二）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

完善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基本保障制度，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取消对城乡居民的区别对待，将所有公民，不论户籍所在地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将其同等的纳入到社会和医疗保障这两大体系中。充分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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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老年人供养体系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同时老年化进程加快、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8亿，对我国老龄化现状以及以后的发展进行充分研究和了解，这对我们及时制定相应措施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谓的老年人供养体系也就是老年人生活经济来源的组成状况。在我国1994年和2004年两次对老年人经济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1994年的调查可以看出，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依次为子女或其他亲属供给(57．1%)、劳动收入(25．0%)、离退休金(15．6%)、社会保险或救济(1．2%)、其他(1．1%);2004年则分别为45．0%、19．3%、31．5%、2．0%、2．1%。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我国老年人的自给自足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不再过多的依赖于家庭成员;而城市的老年人已经将以往主要依赖于子女供养的状况进行了彻底扭转;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家庭养老仍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的养老方式。因而当下中国年轻人面临的问题除了子女教育问题，父母赡养的问题，居住空间问题．．．．．．同时还要面对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高强度的工作。而当前城市的现状则是———许多老人现在都处于独居状态，因为与年轻人生活节奏，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很难融入到一起;而在农村地区，由于资源匮乏，个人发展空间受限，所以通过高考走出农村的学子一般都不愿意再回到家乡，而是选择向城市进军，并随着农村科技作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不断的增加，而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的同时，劳动力匮乏，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造就了诸多的农村空巢老人，相依为命或孤苦伶仃的生活。上海财经大学相关课题组于2014年对河南、甘肃、安徽、广东等21个省份537个村的养老状况的调研结果显示，尽管有七成农村老人希望能与子女同住或住在子女附近，仍有86．5%的老人对与子女间的关系现状表示满意。“流着眼泪说满意”，成为很多农村老人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因为这个基数太过于庞大了。基于当前的情况来看，因为独生子女的增加，导致了年轻一代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加大。早在2000年，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项目中，也对老年人的养老经济保障来源选择进行了意愿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老年人把子女保障作为第一选择的人数最多，然后依次是自己储蓄保障、社会保障、商业保障。所以，老年人更期望能够获得多支柱的经济保障体系，而且他们对自身和子女的保障非常重视。这项指标可以说是进行的一项意愿性的调查指标，但是调查群体是老年群体，他们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会基于现实的养老保障基础，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现状及发展趋势的一个参考指标。

二、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国家财政负担重，是加快老年商业保险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78亿，其中农村老年人已超过1亿。全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000万，其中1200万生活在农村。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我国城乡失能老人总数达到3300万，其中完全失能老人达到1080万，约80%的失能老人住在农村。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1年3月的《全国城乡失能老人状况研究》报告指出，到“十二五”期末，完全失能老人将达到1240万，农村有照料需求的占61．8%，农村照料需求增长速度远高于城市。早在2004年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就已表明，33．5%的老年人主要依靠退休金及社会保险，其中城市老年人中这一比例达到62．8%，农村仅7．9%。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有4367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3761万人。从我国经济社会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不能够一蹴而就的，还需要走长期、渐渐的发展道路。商业保险所具有的灵活、方便、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受就业与否、城乡与否限制的特点使得这部分人将成为老年商业保险的潜在需求群体。从老年人供养体系结构角度来看，虽然当前依靠退休金养老的群体占比不到三分之，但是由于该群体的基数较大并且增速极快，已经为我国财政带来极大压力。在1978年时，我国养老金占GDP比例只有0．5%，但到2002年，这个比例已经提升到3．57%，并且在2025－2030年间，比例将达到10%，已经严重逼近或将超过“警戒线”。所以，快速发展老年商业保险，能将养老负担分担到个人、社会、保险公司上，同时也能大幅减轻由此带来的财政负担。

三、老年人个人经济收入的提高及家庭供养模式的长期存在，是加快老年商业保险发展的经济基础

1．我国老年人收入的逐步增多是促进老年商业保险快速发展的经济基础。

根据调查研究可以得出，在2000年我国老年人的自身经济基础相比1994年来说已经有了巨大幅度的提升，较低年龄的老年人主要经济收入来自于劳动;据2000年对我国城乡老年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虽然把商业保险作为养老保障的老年人占比最低，但是将第一养老保障选择为个人储蓄的占比达到了25．9%，而把个人储蓄作为养老第二保障的甚至已经达到了61．5%的比例。老年人所储蓄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来自于其工作劳动期间，依照储蓄目的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中主要的两种类型是应急储蓄和养老储蓄，并且这两种消费储蓄的主要群体则是老年人。在当前拥有诸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个人储蓄保险有着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也就是个人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机构进行保险办理的方式，这些机构包括了保险公司、银行等，虽然说储蓄具有安全和稳定的特点，但是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国家为了刺激国内消费，对存款利率进行了屡次的下调，并结合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事实上银行存款的收益基本上是负数。商业保险的种类繁多、发展迅猛，收益比储蓄高出许多，在出现较大疾病或是事故的时候有极强的保障。所以在个人储蓄的很大一部分能够转化为老年人的商业保险来源。

2．家庭供养模式的长期存在是老年商业保险加快发展的微观社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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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龄化问题；孝道文化；重建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主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中，重建孝道文化、采取法律手段等来维护和保障老龄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是关键。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取其精华，与当代孝道文化相结合，重建与新型社会相适应的农村孝道文化体系，共同促进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加入孝道文化，使孝道文化的建设形成良好的氛围和风尚，引领农村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开启新的里程碑。

一、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现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年龄的划分标准，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群为老年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60岁以上人群为老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我国60岁以上人群为老年人。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显示，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有2.02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了14.8%，按世界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那么我国早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相对于城镇人口来说，我国农村的老年人口绝对数目和人口所占的比例都比城镇人口高；农村的老年群体生活水平和条件远低于城镇水平；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而言也比较差，虽然政府近年来推广“新农活”、“新农保”一类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惠民政策，但仍存在较大问题。最后，农村的老年人群及所直接交往的主要群体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比较差。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的现状令人担忧，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及整改。

二、我国农村孝道文化的衰微及其成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原有的生活模式几乎不见踪影，自给自足、邻里乡里互帮互助、厚道淳朴等生活态方式被市场经济的功利性所侵蚀，变得以利益为中心、以利益为目的，农村流传千百年孝道文化也随之衰落。对传统美德的不断淡化，导致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不甚理想。我国农村孝道文化的衰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青少年一代不理解甚至不知孝的含义。孝道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涵，是一个完整、规范的体系。对于“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等孝道，当代青年人是非常陌生的，不知道孝为何物，要做到孝谈何容易。

其次，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到青年人甚至孩子之后，其原因是家庭经济体制和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过去家庭中老年人代表了最高的家庭权力，子女一律听从家长的安排，这成为衡量子女孝道的标准。而现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老年人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对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显得非常落伍，老年人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就可以主宰家庭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且子女外出务工见多识广、接受了很多新事物，他们的判断力和决策都紧跟着社会和时代的步伐，他们的收入也是远远高于老年人，是家庭里的经济支柱，这些都改变了各种资源在农村家庭里的配置，对孝道文化的根基有很大的冲击力。

再者，当代农村的文化环境中对老年人的尊重意识不强，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与老龄人生活脱节，其生活质量和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孝道文化的衰微就成必然了。

三、农村孝道文化的重建

1、孝道文化重建的深层解析及立足点

我国传统理论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即孝道，孝被认为百善之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溯，其显著特征是对孝的强调，认为孝是所有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孝道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形态，是中国人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人伦关系模式，中国传统农耕模式使得孝道文化具有农村文化的特点。子女依赖老一辈的生产资料、管理经验和农耕技术来生活，所以让父母得到最好的赡养，这也是孝的浓缩；“孝”作为与人相处之道，不止局限于自己的父母，它的道德内涵包括由父母的敬爱推及其他的长辈。由此可见，农村孝道文化深厚的根基有利于农村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农村孝道重建一方面要立足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立足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文化和社会的根源就在于此。农村孝道文化的重建和传统孝道文化是分不开的，其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及行为方式存在深刻的影响。农村孝道文化渗透在农民生活的各方面，如风俗、信仰、价值观念、思考方式等，还包括民间流传下来的带有文化记忆的建筑、手艺等。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抛弃孝道，则会受到社会的谴责。随着现代化各方面飞速发展，孝道在增加了新的内涵之后，应批判性的加以改造后继承和发扬，力争为老年群体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2、农村孝道文化重建的策略和措施

孝道文化重建需建立好农村的的孝道规范，农村孝道文化是集孝道观念和伦理精神为一体的完善的规范体系。因此，应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吸收传统孝道文化中的精华，使其能够进一步适应农村孝道文化建设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

另外，传统的道德教育核心是孝道，应大力加强民族风俗、尊老爱幼、赡养老人等习俗的宣传、教育，如创建“孝子模范”、“和睦家庭”“道德先锋”等评选活动，树立好孝道榜样，给予其崇高的社会荣誉，形成一种有效践行孝道的激励机制。

此外，农村孝道重建完善养老制度是关键，这种制度可以打破孝道文化中家庭养老模式的局限，使孝道文化中物质承载功能和精神功能达到平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后，把老年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也是孝道文化建设中高一层次的敬亲。家庭、社会养老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建设农村孝道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3、农村孝道文化建设中的法制建设

通过法律的支持和维护，农村孝道文化的着力点在于建立较完善的大众道德价值观念和解决老年人的社会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多个部门，需要法律来规范。我国《宪法》、《婚姻法》明确提及成年子女应履行对父母赡养的义务，应在物质赡养基础上增加精神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应明文规定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子女应受相关法律制裁，并要求其进一步丰富精神赡养的内涵。

与此同时，还应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救助制度，实现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引入和实施《社会保障法》、《社会救济法》等法律法规，并制定和完善社会的医保、社保、养老保险等制度都极为必要。

形成系统化的法律咨询和援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立老年人法律咨询中心和服务站，及时提供其高质量服务。因此，需不断加强执法监督的力度，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有效及时的处理老年人问题，加大打击违法行为的力度，在法治和道德双重作用之下，大力推动农村孝养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快农村孝道文化建设的步伐，共同创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和谐发展的新道路。

四、结语

农村孝道文化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吸收和弘扬；重建与当代相适应的老龄道德伦理和农村孝道文化处理好社会；家庭中的各种矛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其老有所养，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村孝道文化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同时还深刻影响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因此，孝道文化建设已成为当代我们应努力实践和关注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唐琼，戴平安.农村孝道文化的衰落和重建[J].湖北社会学2010，10（6）：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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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老年护理医院护理人员的教育现状和教育需求，为老年护理医院的护理人员教育培训提供依据。方法 使用自行设计的老年护理医院的护理人员教育现状及教育需求量表对徐汇区5所老年护理医院的32名护理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81.5%的调查对象在校期间学习过老年护理课程；68.8%的调查对象曾参加老年护理岗位培训；96.9%的调查对象希望参加老年护理岗位培训。结论 老年护理在校课程需要调整课时，提高实践比例，岗位培训需要增加培训内容，丰富培训形式。

【关键词】老年护理 教育需求 现状调查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平均预期寿命普遍延长。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全球老年人口的1/5[1] 。近年来，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现象也日益加剧，2009年沪籍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占23.4%，65岁以上人口占17.1%，高于国际公认的老龄化标准；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年龄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居高不下[2]。因此，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必然给社会、家庭、医疗保健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对老年护理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研究通过对徐汇区5家老年护理医院中护理人员的教育现状及需求进行调查，为推进老年护理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上海市5所老年护理医院32名护理人员。

1.2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32份，收回32份，问卷有效率100%。

1.3 调查内容

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结合研究目的的基础上形成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三部分：护士一般资料、教育现状、教育需求。

1.4 统计学方法

资料采用SPSS13.0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所用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和X2检验。α值取0.05作为检验水准，P值为双侧概率。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调查对象32名护理人员均为女性，平均年龄（36.8±10.7）岁，最小年龄24岁，最大年龄59岁。职称：护士7人（21.9%），护师16人（50%），主管护师 9人（28.1%）。学历：中专12人（37.5%），大专15人（46.9%），本科5人（15.6%）。从事老年护理工作年限：1-25年。

2.2 老年护理教育现状

2.2.1 在校教育情况：81.5%的调查对象在校期间学习过老年护理课程（包括职后学历教育），其中23.1%的是通过自学考试，76.9%的是参加函授或夜大。她们普遍认为在校教育对掌握老年护理知识理论及操作技能有帮助，但由于缺少实践的时间，因而知识理解不全面，掌握不牢固。

2.2.2 岗位培训：68.8%的调查对象曾参加过岗位培训，其中77.3%的人员参加过区级及以上的培训。参加培训人员认为通过培训，对掌握老年护理专业理论知识和老年护理专业操作技能有帮助，对培训的内容、方法均表示满意。但63.6%的人员认为培训时间太短，课程内容太多，针对性不强。

2.3 老年护理医院护理人员的教育需求

表1显示了老年护理医院护理人员相关知识的需求情况。在调查中96.9%的人员认为对老年护理医院的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很有必要。其中，对心理护理的相关理论和技巧有100%表示需要，对老年护理的先进理念与方法有96.9%的人员表示需要。93.8%的人员认为参加相关知识的培训是为了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和工作的需要，96.9%的人员愿意参加老年护理知识培训，并希望通过培训方式获取更多的老年护理知识最新的医疗信息。81.3%的人员希望培训方式是专题讲座。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现状，为了满足时展的需要，学校作为培养医学人才的基地，应重视和加强老年医学教育，尤其是老年护理人才的教育，尽快为社会准备知识层次较高、理论较为系统的老年护理的人才[3]。

3 讨论

3.1 老年护理教育现状与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对老龄事业十分关注。中华护理学会倡导要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区老年护理。老年护理教育是老年护理发展的基础，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老年护理学陆续被全国多所护理高等院校列为必修课程，部分护理院校正酝酿开设老年护理专业，护理研究生教育中也设立了老年护理研究方向[4]。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老年护理事业发展非常迅速。2003年，美国卡罗莱纳洲北方大学护理学院就开设了3年的老年护理课程。2007年，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护理学院与5个老人护理机构进行老年护理教育合作关系的课程研究[5]。

3.2 老年护理知识在校学历教育需得到重视

老年护理教育包括在校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两方面，而当今在校学习各层次护理专业教育中没有专门的老年护理教育，只在临床护理专业中开设了几十个学时的《老年护理学》课程[6]。本调查中，老年护理在校学历教育中接受过老年护理教育的占9.4%，毕业后参加继续教育接受过老年护理培训的占84.4%，其中62.5%是护理专业函授(夜大)，她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以课堂教育为主，课程安排不尽合理，学习效果不明显。因此，建议在校学历教育中进一步重视老年护理知识的教育，老年护理教育工作者应该结合国内外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老年护理发展之路，积极进行课程改革，加大老年护理师资培训，推进老年护理继续教育，加强我国护理人员老年护理能力的培养。

3.3 老年护理培训需进一步加强

关于老年护理在岗位培训方面，本调查中，68.8%的调查对象曾参加过岗位培训，但岗位培训的内容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虽然岗位培训内容涉及范围较广，但是被调查者认为岗位培训次数太少，培训时间太短，而且方式单调，内容有限。随着老年护理工作的深入普及，护理人员认为，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以满足老年护理工作的需求。本研究中调查对象对岗位培训的次数有更多需求，96.9%的调查对象希望参加老年护理岗位培训，而且希望培训形式多样化，如进行专题讲座后，组织参观学习、提供实践的机会等；希望培训内容增加心理护理的相关理论和技巧、常用的康复护理技术与方法、老年护理的科研方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相关理论、方法等技能。因此，在老年护理教育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制订出系统的培训计划，采取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及不同专题内容的岗位培训，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从而达到提高护理人员老年护理水平的目的。

4 结论

为保证和提高老年护理服务的质量，满足老年患者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加速老年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单纯的医疗护理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精神、心理、生活等多方面护理的需求。培养合格的老年护理人才，积极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满足老龄社会的护理人才需求，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老年护理的发展中，应重视在校学历教育，并有一定的实践课程安排。在岗位培训方面，应注重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护理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从而保证老年护理的工作质量。

参 考 文 献

[1]杨杏英.新形势下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护理对策[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9，29（11）：830-831.

[2]徐汇区居民健康分析.上海市徐汇区健康报告［R］，2010，20.

[3]张雪霞，朱丹.北京地区养老院服务和管理现状[J].护理研究，2006，20（8）：1985-1986.

[4]刘慧，沈军，何红燕.我国老年护理发展现状[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0，18（16）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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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香港在社区安老服务方面有成熟经验，较少“嫌贫爱富”，退休养老保障比较公平，“长者公屋”、“一线通平安钟”等创新，体现社会对养老需求的认知和响应达到较高水平。

上海：困境中自求多福

上海的老龄化有其历史原因。政府在无奈之下，通过外来人口综合保险等补贴高额退休人员医保花费，勉强维持了当前社保收支平衡。但老年人群如果不是养老金“双轨制”的受益者，在享受社区服务、机构养老等方面还是需要自求多福，既要努力开源节流，还要防止受骗上当，方能安度晚年。

在内地率先老龄化

上海的老龄化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L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经是传统中国家庭最基本的准则。遗憾的是，在眼下的上海社区，却到处都是“不知兄弟姐妹为何物”的年轻人，以及“老无所依”的长者。“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的计生政策之下，每个家庭平均少养一个孩子，使得上海成了内地率先老龄化的城市。

统计显示，2011年上海市户籍人口预期寿命为82.51岁。截止2011年底，上海市户籍总人口为1419.3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47.76万人，相当于每三名劳动力要供养一名老人。到“十二五”末，户籍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达70万，而60～80岁的“低龄老人”则逾360万。失能、失智老人也将大幅增加，“老无所依”的社会危机来势迅猛。

“老无所依”具体表现在哪里？

L ：与GDP相比，养老状况是太阳的黑洞。“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这么一个底线似乎也不易守住。据统计，从2013年起，上海市新增老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传统的“养儿防老”基础被毁坏，加之当前在上海能够三代同堂的房子一般都在三五百万元，这使得如何照顾分离居住的老人成为普遍的难题。

社会道德水准滑坡之下，对“老无所依”的种种担忧，严重损害了上海人的幸福感和自信心。打开本地电视频道，黄金时间播放着各种法庭调解节目，内容无外乎抢房子争遗产，老人像块抹布被丢来丢去；体面些的人家，子女往往在海外生活，衍生出新版本的“老无所依”。上海老人想善终，从医保到养老金、社区化养老，需要在各方帮助下，颤颤巍巍地跨越一道道急流险滩。

医保与护理体系

上海老人的医保待遇水平如何？

L ：上海老龄人口高龄化发展和老龄独生子女父母的增加，对医疗保障和老年护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相对而言，上海老人享受的医保服务还算不错。“保基本、全覆盖、多层次”的上海医保改革，先后把城镇从业人员、近200万沪郊农民、330万外来务工者纳入其中。2008年1月，上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正式实施，覆盖1350万户籍市民。本地市民去做几万十几万元的手术，一般只需支付一到两成费用，提高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

上海医保刷卡曾经连续达到每日140万笔的天量。退休人员平均医保花费是在职人员的三倍。由于频频刷卡，医保账户就会收不抵支。上海的办法是通过给处于青壮年的外来人口办理综合保险，用他们的缴费补贴本地人口。

上海的老年护理条件怎么样？

L ：上海有比较完整的老年护理管理体系。按照《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一级护理收费为每月1700元，二级护理为1400元，三级为1200元，其中都有400元是固定用于伙食费的，伙食费上盈亏都不允许超过5%。与其他城市相似的是，“城区公办的住不进，城里民办的住不起，郊区民办的不愿去。”上海市区两级公办养老机构30家左右，只占全市养老机构的5%。民办机构不容易拿到补贴，很多长期亏损，勉为其难。

能够享受怎样的老年护理服务，取决于老年人群的购买力。在这方面，不同“背景”的老人有很大的差别。

养老金“双轨制”与开源手段

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收入有怎样的差异化？

L ：养老金方面最直接的社会问题是“双轨制”问题。我国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双轨制”，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大致是机关事业单位同类人员的一半到三分之一，后者很多人每月可以领取5000元以上。一退休，群体差异就透明了。

更准确地说，当前上海养老金方面执行的是“多轨制”，不但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大有区别，近郊农村也有优厚的养老福利，根据务农年龄发放的养老金还可以继承。凡此种种，使得普通企业退休人员更加心存恐惧，感到自己每月领取的1000多元，接近社会最底层，勉强好过“低保户”，既没有尊严也没有安全感。

上海的低收入老年人群有怎样的资产特点与“开源”手段？

L ：在收入不高的背景下，很多上海居家老人因行动、沟通不便，容易陷入骗子的包围圈，家电维修、清洗都可能被骗掉一两千元，遭遇电话诈骗更是防不胜防，可谓“贫贱老人百事哀”。

与此同时，上海老人大多自有住房，这又是一项动辄百万元的资产。在通胀背景下，低收入、高额资产的老年人群，最容易被人盯上的就是其安身立命的一套房子，许多故事便是由此展开。房子对老人生活有何帮助？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出租非自住房间，以房租补贴养老，每月两三千元的房租，往往比养老金还要管用。

“以房养老”不可行

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上海的养老管理模式有何特点？

L ：第三方机构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也在发展，但养老管理首先应是政府的职责。上海的“十一五”规划确定了“9073”养老格局：到2010年，90%的老人实现家庭自助养老；7%的老人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的老人享受机构养老。2012年初的官方数据显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达到26.2万人。至于机构养老则如前述明显僧多粥少，性价比高的养老院床位稀缺，与户籍人口不相上下的非户籍人口养老问题，就只能靠家庭自理了。

商业保险有望在上海的养老保险中发挥更大作用。上海在内地首次尝试实施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税收优惠政策，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个人信托型养老产品等试点也在积极开展。

在各种解决方案之中，“以房养老”是否值得推广？

L ：2007年，上海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尝试过“以房养老”，具体采用了“以房自助养老”（卖房后继续自住）和“倒按揭”（抵押房产、领取现金至亡故）这两种模式，但结果并不理想。现在看来，在各种社会化养老模式创新之中，“以房养老”并非上策。

“以房养老”模式隐含着纠纷。老人寿命短了，家人不满意；老人寿命长了，企业（机构）吃不消。房价看涨，各方心理都难以承受，守约方压力会越来越大。

老人把本可让子女继承的房产抵押掉养老，需要承担不小的道德压力。只有少数孤独老人在毫无依傍的情况下，才适合考虑此类非常手段。“老人与房产”既是经济问题，更牵扯到传统伦理观念，老年人的需求不能简单地当作“商业机会”来呼应。

香港：安老比养老更重要

香港的养老保障，虽未能做到社会保险层次的全民覆盖，但在社区安老服务方面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养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是如何让老人有尊严、有安全感地安度余生。

人口老化与养老体制发展

香港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如何呢？

W：香港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书称，香港人口面临老化和人力供求失衡，总劳动人口至2029年仅为349万人，即每名在职人口需抚养1.25个非劳动人口。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香港65岁以上的人口，预计会从目前约90万升至2030年的210万，届时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至整体人口的25%。85岁以上的老人将会是现时的三倍。

从殖民地时代开始，香港一直缺乏社会保险体制，是什么原因呢？

W：香港社会福利的发展始自1950年代。受华人传统观念及殖民政府管治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险形式的养老保障一直缺失。因传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家族互助理念，香港华人在遭遇困境时很少主动向政府求援，而是向家庭成员、家族组织、宗亲会、以至同乡会寻求帮助。而香港殖民地政府关注的是有效率地管理社会，而不是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多年来香港的社会福利始终偏重于社会救助，尤其是强调应首先考虑家庭协助，社会只对那些无法获得家庭协助的人承担有限的救助责任。除了公务员的退休保障及私人保险之外，涵盖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计划在1990年代才正式实施。1993年港府颁布实施了《职业退休计划条例》，2000年则开始了强制性公积金制度。

港府给老人的经济支援

香港的“强积金”制度与国内的社保有甚么区别？

W：强积金是透过立法，为所有就业人士而设的退休保障制度。法例规定，除了部分豁免人士之外，凡18至65岁的雇员和自雇人士，都必须参加。法例亦规定，雇主必须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

2000年12月强积金开始实施，计划法定供款额是由雇主和雇员根据雇员入息各自供款5%，加起来便是10%。供款每月一次。供款将用以购入计划受托人所提供的基金，而可选择的基金按风险程度大约可分为货币市场基金、保证基金、债券基金、混合资产基金及股票基金。法例规定计划成员满65岁，便可领回强积金。

相对于内地的养老退休系统来说，强积金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涵盖范围广泛；第二，账户由独立受托人管理；第三，账户自供自用，投资完全由个人自主决定。

强积金是自供自用，不保障家庭主妇及失业人士，更无法解决贫穷老人的问题。针对贫穷老人的问题，香港政府有其他的财政安排吗？

W：香港目前退休养老保障中，与金钱相关的四大支柱是退休前的个人储蓄、强积金、综援及照顾服务。

强积金推行时间尚短，仍有部分老人在退休时根本没有退休金，而综援能够为这些在经济上无法自给的老年人提供安全网。“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由社会福利署推行，援助因年老、残疾、患病、失业、低收入等原因而经济出现困难的人士，以应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以一名单身老人为例，如领取全额综援，每月可达约4000港元。

除综援外，香港政府还会向老人发放俗称“生果金”的高龄津贴。高龄津贴自1973年开始实行，2008年统一升至每月1000元，由于数额不大，被人们形容为给长者买水果（生果）的津贴。70岁以上长者领取生果金不必作收入审查，65至70岁的长者通过收入和资产审查后也可领取。

日增的医疗需求是老人重要的经济压力之一，香港实施免费的公立医疗体制，很大程度上协助老人解除了医疗上的经济压力。但公立医疗系统医疗轮候时间长，政府为针对这一问题，从2008年开始实施医疗券计划。政府每年向70岁以上老人发放500元的医疗券，让长者选择最切合他们需要的私营医疗服务。香港政府计划2013年把每位长者的医疗券金额，从每年500元倍增至1000元。

养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2012年香港电影《桃姐》引起很多人对养老问题的反思，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养老的现况？

W：电影讲述了桃姐在养老院的生活，反映出养老机构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居家养老、日托中心及机构养老，是目前香港养老的几种模式，其中机构养老包括政府出资、非营利机构和私营机构三种，根据院舍种类还可划分为疗养院、养老院、护理安老院、安老院、老人宿舍等，针对不同情况的老人照护程度也不尽相同。香港几乎每条街道都有养老院，价格千差万别，贵的每月上万港元，便宜的每月仅需4000港元。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临近春节，护老院里的老人都由亲属接回去过年了，一位年纪最大的婆婆无人接管；负责人告诉桃姐，老婆婆的家人移民后没有了音讯，她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上面提及过，一个单身老人领全额综援的话每月约有4000元，正好支付养老院的费用。如果长者决定入住养老院，政府会把补助直接支付给院方，所以香港很多私营养老院会主动寻找贫困老人并游说他们入住。而那种需要全护理的老人可在综援以外，获得包括伤残津贴等约3000港元左右补助，其中包括尿布费、奶粉费等等。在香港，长者不会因为经济上负担不起而无法入住养老院。

《桃姐》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其中一个话题是，养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是如何让老人有尊严、有安全感地度过余生。

在让老人更有尊严与安全感这问题上，香港有哪些经验？

W：入住养老院对很多老人来说，都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现在香港有一种比较新的长者住屋服务模式——“长者安居乐住屋计划”，经济条件好的老人付一笔钱作为租住权费，可得到一间由香港房屋协会提供的长期租住房子。而经济不佳的老人，在通过审查后则能入住长者公屋。入住这些地方的老人都有社工跟进，身体孱弱的老人还可以申请长期照顾服务，在经过社会福利署专门部门的审查后，会转由公益组织提供到户的专业照顾服务。

在养老院以外，香港政府及民间机构（包括近200支家务助理队，以及隶属于各类社会服务机构的注册社工）提供了种类众多的社区安老服务。香港的民间机构承担了接近90%的养老服务。香港政府规定，每2万人左右的社区须设立一个老人社会服务机构，例如老人综合服务中心、老人活动中心、日间护理中心等。

多元化的安老服务

可否向我们介绍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社区安老服务案例？

W：1996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袭击了香港。寒流过后，有上百名独居的长者因持续严寒引致疾病发而猝逝于家中。以此为鉴，为全港长者提供第一时间救援及全面关怀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长者安居服务协会”成立，以“一线通平安钟”为长者及长期病患者提供24小时紧急呼叫服务。

平安钟的主机与电话机相连，主机本身具有免提听筒式双向沟通功能。另外，每台主机还配有一个遥控器，遥控器有颈链式和手表形两种。当家里遇到紧急事故（如突然发病、突然跌倒等）需要求救助时，长者只需按动随身佩戴的遥控器或主机上的求助按钮，主机便会自动接至服务中心。

呼叫中心值班人员的电脑屏幕上，马上就能显示求助者的身份以及其他详细资料，中心值班的工作人员可直接通过平安钟与使用者通话。如属紧急事故，呼援服务员将及时致电报警或联络救护车中心，派遣救护人员到场协助。除了提供紧急服务以外，长者亦可随时按动平安钟，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会提供社会服务信息及转介服务、物资送赠、倾诉心声等。中心职员和受训义工更会主动致电慰问体弱或独居的长者，并确保长者平安。这项服务收取月费50元，经济困难者费用由政府负担。现时平安钟有超过1万名用户。

面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香港政府在进行哪些准备工作？

W：港府2012年发表了首份《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进度报告书》，着重提出以孝道来鼓励养老。报告提出，“孝道是社会重要的核心价值”，而家庭则是构建社会的基石。港府表示，支援家庭一直属于港府的优先政策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