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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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背景

篇1

[关键词]“三化同步” 河北 县域经济 转型升级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延伸、细化、发展,县域是实施统筹城乡“三化同步”大战略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三化同步”战略背景下,需要以更高的站位审视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

河北下辖140个县级行政区,位居全国第二位,是典型的辖县大省,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0年,全省县域生产总值达15170.6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74.4%。近年来,伴随发展阶段的深入,全省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一是产业聚集度低,特色不突出。我省县均国内生产总值108亿元,大大低于江苏的363亿元、浙江的209亿元;县域产业集群年营业收入比山东少10000亿元,百亿元规模的集群数量少三分之二;进入全国百强的县由7家减少到3家。二是经营层次低,发展方式粗放。一产特色不强、二产不优、三产不大,县域服务业比重不足31%,比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低5-12个百分点,而且多为传统业态,近20%的县没有外资注入,涉农商标不足浙江、山东的一半。三是均衡协调发展能力差。全省仍有52个贫困县,22个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不足亿元。环首都14县(市、区)只有三河、涿州、霸州3县(市)地方一般预算财收过10亿元,而北京规模相当的通州、大兴、房山都超了2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过万元。四是制约因素多。客观地看,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水、土地等资源制约,融资难、资金外流等资金制约,市场制约等等。从主观发展看,主要是来自于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思想制约,体制机制制约。

二、促进河北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政策举措

针对存在问题,结合发展实际,当前推进河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应重点实施如下政策举措:

1.壮大县域工业规模实力,强化对县域经济的主导作用

加快工业聚集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推动项目向聚集区投放、企业向聚集区集中、生产要素向聚集区汇聚。促进聚集区建设与县域主导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加快培育产业关联度大、企业依存度高、市场竞争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支持企业申报驰名商标、名牌产品和地理标识,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名片和品牌。工业基础较好的县(市)要以增强技术创新和提升产业层次为重点,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工业基础薄弱的县(市)要以壮大规模和优化结构为重点,突出抓好工业项目建设,做大做强工业聚集区,培育优势企业、优势产业,努力实现由工业弱县向工业强县跨越。

2.强化县(市)城区和重点镇建设,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

把城镇化做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和重要依托,推动产业和人口向城镇聚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构筑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支撑的新型县域城镇体系。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制县域镇村体系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机制,开展城乡建设规划全覆盖试点。城镇建设要与市场建设、产业集群发展相结合,提高城镇对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3.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特色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建设。以优势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发展壮大一批经营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实现规模扩张。加快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建设,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到主产区建立专业化的原料生产基地,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打造一批农产品知名品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组建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4.提升服务业规模档次,培育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强化要素供给和引导资金投入,壮大生产业,拓展生活业。围绕农业和县域工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加快发展以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科技、信息等为主体的农村生产业。大力发展农村生活业,加强村民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农村现代商贸流通网络和服务体系,重点抓好县城商圈和商贸重镇建设,积极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扶持建设一批集观光休闲、生活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示范村、示范区,逐步改变县域服务业规模小、档次低的状况。

5.壮大特色产业,推进特色县建设

发展县域经济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坚持走特色之路,着力构建“一城一品”、“一县一业”特色主导产业格局,真正使特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资源型县(市)要制定替代产业和经济转型规划,加大接替产业的培育发展力度,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原有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延长老工业的生命周期。积极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要立足当地实际,集中有限资源,明确发展重点,规划新兴产业园区,实施重点突破。非资源型县(市)要加快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实现规模扩张,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引导县域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对接配套,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工业聚集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作用,集中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要增强配套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围绕主导产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产业信息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城郊型县(市)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城市配套工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都市农业建设步伐。努力在装备配件、新型材料、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配套工业和建设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老保健、康复休疗、现代物流等新型服务业基地上实现新突破。要发挥城郊区位优势,率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要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拓展绿色空间,为吸引城市要素集聚提供优良环境。

6.加快推进扶贫攻坚,推进区域均衡发展

以燕山-太行山和黑龙港两大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特别是环首都9个贫困县为重点,采取倾斜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增加扶贫开发投入,着力巩固和发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积极推进产业扶贫,重点发展以设施蔬菜、设施养殖和高效林果为主的家庭增收项目。推进移民扶贫,对山区、坝上地区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就地难以脱贫的特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现易地脱贫。加大以工代赈扶贫工作力度,改善贫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增加贫困人口劳务收入。推动对口扶贫,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对口帮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重点村及革命老区,广泛动员民营企业、扶贫志愿者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

7.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形成长效支持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激励性财政体制,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国家和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财政困难县、民族自治县乡的支持力度。发展“飞地工业”,支持两地政府间就产业转移项目协商建立指标统计、财税分成等共享机制。二是加强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建立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协调考核机制。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加快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鼓励各金融机构扩大县级机构的信贷审批权限,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县域涉农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县域贷款。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支持县级联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发展大型农用生产设备及林权抵押、合作社担保及其成员互保、农业龙头企业担保等担保贷款。探索水域滩涂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设施农业以及宅基地等抵质押贷款,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等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增强企业融资能力。

8.推进改革开放,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切实改进政府服务,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建立完善县(市)政务服务中心,推行“阳光审批”,完善“一站式”服务,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提高行政效率。选择一批县(市)开展项目代办制试点,为投资者全程免费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事项。积极推进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实行网上审批、网上公开、网上监管。积极探索对县(市)经济发展、综合农业、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职能相近部门进行整合,提高执行力,形成精简高效的大部门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创新招商理念和方式,依托县域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集团)的战略合作,吸引技术水平高、发展规模大、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建立生产加工基地。支持县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参考文献:

篇2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300134)

摘要:本文运用Kress & Van Leeuwen提出的视觉语法理论,对一幅计划生育宣传画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解读其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揭示了当时社会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视觉语法;计划生育宣传画;多模态话语分析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了数十年。计划生育宣传画是一种典型的多模态政治话语,对于理解计划生育政策有巨大帮助。本文尝试运用Kress和Van Leeuwen提出的视觉语法理论,解读一幅计划生育宣传画的多模态意义。

一、视觉语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多模态话语的意义分析逐渐兴盛起来。但是以往的话语分析集中于语言文字这种单一话语模态上,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指导理论基本没有。鉴于此种情况,Kress 和 Van Leeuwen(1996)在他们的著作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中,提出了一种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即视觉语法,认为图像可以表现三种意义,即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为解读图像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再现意义对应功能语法中的概念功能,表征图像中参与者之间的概念关系。根据图像中是否有向量出现,Kress和Van Leeuwen把再现意义区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两种。向量标志了叙事再现,而概念再现中则没有向量。叙事再现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行动过程,反应过程,以及言语和心理过程。概念再现则主要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

其次,图像还可以构建观看者和图像中表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即互动意义。互动意义主要通过接触,距离,视角和情态来实现。当图像中表征参与者直视观看者的时候,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就形成了接触。这时的表征参与者似乎在向观看者索取什么东西,我们称之为 “索取”类图像。如果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没有接触,则表征参与者只是客观地呈现一些信息,这类图像被称为 “提供”类图像。距离指的是通过表征参与者在图像框架中的大小来表现其与观看者的关系。不同的距离可以表现出不同的亲疏关系。例如,特写可以表现亲近距离,中镜头表现社会距离,而远镜头则表现了一种公共的距离。视角主要反映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态度关系。视角可以从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两个维度进行考量。其中正面的水平视角表明观看者属于图像的一部分,而倾斜的水平视角则暗示观看者不属于图像的一部分。垂直视角中的仰视,俯视和平视也可以表现出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不同的权势关系。最后情态表现的是图像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体现图像情态的资源很丰富,包括颜色饱和度,颜色区分度,再现,深度,照明,语境化等等。每种情态标记都是一个连续体,从最高情态到最低情态。判断情态高低的标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与历史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李战子, 2003)。

构图意义表现的是图像中表征参与者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组成一个整体的(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181)。分析构图意义主要考虑其信息值和显著性。图像参与者的信息值主要由他们在图像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一般来说,图像左侧是已知信息,右侧是新信息。图像上方是理想情况,下方是真实情况。图像中心是重要信息,四周是附属信息。显著性指的是图像中表征参与者的重要程度,可以通过大小,前景或背景,色调对比等手段进行实现。

二、计划生育宣传画的视觉语法分析

根据Kress和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本文将对一幅计划生育宣传画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解读其中体现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1.再现意义

这幅宣传画中存在两个向量,构成了两个反应过程。具体来说,图中的父母面带微笑,看向画外的某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父母是反映者(reactor),而现象(phenomenon)没有直接体现出来。从他们喜悦的表情中,我们可以猜测或许是他们对计划生育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个过程中,女儿是反映者,她手中的语文课本则是现象。那个年代农村读书的女孩比较少,通过构建这个反应过程,可以表现出计划生育政策对女孩的关注。

2.互动意义

宣传画中的父母看向画外,与宣传画的观看者形成了眼神接触。根据视觉语法理论,这种有“接触”的图像是“索取”类的,即图像中的人物向观看者索取什么东西。考虑到这幅宣传画的计划生育主题,我们可以推断,图中的人物是在索取观看者的认同感,请求观看者加入到计划生育的实践中来。

距离方面,图中人物都被置于前景,并且只有上半身显露出来,这样就与观看者形成了一种亲近的距离,暗示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即计划生育与观看者是息息相关的。

视角方面,图中的人物是水平正面面向观看者的。根据视觉语法理论,“正面视角意味着图中表现的内容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是与我们的世界一体的。”就是说,观看者实际上与宣传画中表现的内容处在同一种社会实践中,这样也可以提高观看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参与感。

3.构图意义

信息值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一家三口占据了整个宣传画的中心部分。其他元素,比如背景中的电塔,建筑,大桥则分布在图像的四周。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心-边缘式分布,中心部分是核心信息,而边缘部分则是附属信息。可以看出这幅宣传画重点强调了人物的工农学的阶级身份属性,以及计划生育给他们带来的喜悦和好处。

多模态话语分析强调将各个模态看成一个整体。在这幅宣传画中,图像在上方,标语文字“为革命实现晚婚和计划生育”在下方。根据视觉语法理论,图像上方的元素是理想中的状况,下方的元素是现实的方面。这意味着计划生育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数量,造就和谐家庭氛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幅宣传画把计划生育与当时火热的联系了起来,把计划生育建构成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这样能很大程度上激起人们的参与热情。

谈到显著性,可以看出,一家三口在图中是最显著的元素,承担了整幅画中最重要的角色。他们被置于前景之中,并且尺寸巨大,与背景中的建筑,景物形成鲜明对比。并且他们衣着艳丽,色彩饱和度高,夺人眼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女孩读书也是一件很稀少的事儿。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家三口在图中的显著性作用。

三、结语

上文运用Kress和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理论,对一幅计划生育宣传画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语篇意义进行了解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幅宣传画通过突出再现一个三口之家,拉近他们与观看者的距离,表现出来计划生育对社会生活的改善,提升了人们的参与感。同时从这幅画的“索取”特征,可以看出其宣传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观看者参与计划生育实践。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这幅宣传画着重表现了人物工农学的阶级身份特征,并且将计划生育与革命的需要连接起来。70年代,中国的还处于的社会环境中,工人农民是社会的主人,人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这种表现手法正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份需求和革命热情,必然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 A. 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M].London: Edward Arnold.2004.

[2]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Reading Images[M].London: Routledge.1996/2006.

篇3

在实行计划生育的30年间,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资源紧张的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等问题上则逐渐凸显出严峻的态势。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显著下降,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的突出,加上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一系列和计划生育政策初衷违背的问题正越来越明显地困扰着我国社会。

1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人口性别比

11出生性别比合理区间

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就是出生性别比,这一数值通常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合理区间内上下波动。如果人口性别比长期超出这个范围(无论高低),就很容易因性别比失衡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造成相当大的阻碍。[1]

关于出生性别比,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并给出合理数值的人是格朗特,他于17世纪提出这一理念。格朗特认为,人力性别比的合理范围在14∶13左右,也就是10769。但是出生性别比不可能一成不变,并且不同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也会有差异。当时格朗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区间,而在20世纪,联合国正式划定出生性别比的标准值区间,也就是最低102,最高107。

12我国出生性别比现状

我国目前具有性别失衡问题,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情况。但相比于其他也具有类似困扰的国家来说,我国的问题尤为严重,无论是经历的时间还是问题的严重性来说,我国都极为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出生性别比相对来说还能够基本维持在合理范围内,但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就开始持续升高。在2010年的调查中,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1806。即使相比2005年的调查结果有所缓解,但依然严重超出正常范围。

13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

一方面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者说至少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我国强行推动计划生育政策,大量女性新生儿被无端“消灭”,导致我国出现出生比失衡的情况。因我国对生育的控制较为严苛,人们一般不能自由选择生育的空间,不能通过选择子女数量的方式满足自身对性别的需求,流产情况就开始大量出现,最终人们会选择新生儿的性别。[2]

另一方面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键因素。有学者指出,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当中,也有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他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只是降低了新生儿的出生率,但这和出生性别比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坚持认为,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很少的案例是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由于反例数量太少,因此以此证明计划生育对于出生性别比没有影响,会显得有些不合逻辑。对此,有关学者通过统计分析的方式,得出以下结果:生育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出生性别比就会升高025。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出生性别比偏高,至少是一个关键因素。

2计划生育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21分析方法

此次研究主要采取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所用全部模型分别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具体步骤如下:第一,首先以出生率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变量,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运用规定的效应模型。第二,在模型中加入代表计划生育政策的虚拟变量PO1、PO2和PO3,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第三,当计算模型出现异方差或序列相关问题时,应运用FGLS将错误数据纠正,消除界面出现的各项异常数据,以免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

22分析结果

据研究结果来看,在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由于计划生育而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偏效应基本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如果是在市场化还未健全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不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会一直减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机制的健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市场化制度还不健全的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会显著缩小家庭的规模,尤其在农村地区,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成年之后能够为家庭获取更多财富,创造更多价值,因此相比于城市来说就具有收入增长的优势。[3]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农村地区男性比例上升的情况下,人口结构会发生严重失衡,对于农村的长期发展又非常不利。另外,为了避免高额返款,通过流产的方式选择性别就成为很重要的手段。

农村地区更偏好男孩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方面。由于男孩拥有更好的体力,能够更好地完成体力活,因此经济回报会远高于女孩。此外当家庭规模较大时,由于乡村地区经济较落后,家庭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就会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但如果家庭规模逐渐缩小,那么这样的差距也会随之缩小。如此一来,在家庭的幼儿成年后,进入到工作岗位就会因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就不会非常明显。再者,由于家庭规模变小,门当户对的思维理念就会被一定程度破坏。通过婚姻家庭重组的方式,财富能够被更合理地转移配置,这也有助于减小城乡差距。另外,由于家庭规模在缩小的初期,农村家庭规模缩小的程度对比城市居民来说更大,因此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有效减小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政府预见,而是无意引发的。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计划生育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正在逐渐淡化。[4]随着市场化的继?m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城乡收入的差距偏效应开始转为正数,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在这一阶段,已经起不到积极作用,而是在往消极的方向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作用就是限制子女的生育数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政府的强制措施,甚至很多家庭根本没有兴趣生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成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篇4

对话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翟振武

新闻背景

2013年1月14日,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围绕十报告的相关精神,深化发展认识,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在连续10多年保持低生育率水平后,我国是否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如何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发生?

核心观点

观点一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稳定的。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度反弹。

观点二

现行的政策根本就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

观点三

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

三个问题

一问:计生国策为何还要坚持?

记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了低生育率的水平,有人担心我国将来是否会遭遇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加上老龄社会渐行渐近,这种情势下,是否还需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翟振武:当前,我国人口增长势头虽然趋缓,但受人口惯性增长的影响,每年新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预计未来20年总人口还将增加约1亿人。

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随着人口总量的继续增长,本已十分紧张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的问题日益凸显、相互交织,所呈现出的复杂局面,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持续紧张的状况不会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记者:如今,还需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吗?

翟振武: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稳定低生育水平。中国目前所达到的低生育水平,并不完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甚至主要是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一个国家生育率水平的高低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规律是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水平越低。目前世界上生育率低于2.0以下的国家,2011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普遍超过3万美元,城市化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教育水平等也很高。

中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才6890美元,城市化水平才51%,但中国目前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却已降到1.6左右(估计值),比法国和英国还要低许多。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超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下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2.1)以下。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所以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稳定的。除了个别一些非常发达的大城市外,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度反弹。因此,要想稳定住低生育水平,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二问:“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属实吗?

记者:十报告中提出“逐步完善政策”,有人理解为“这是要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信号”,该解读是否准确?

翟振武:这是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和现状不大了解的表现。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在多数城市地区实行一孩政策;在多数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可以生二胎);在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二孩政策;在部分牧区、山区实施三孩及以上政策。

中国在1980年至1984年确实实行过一段时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在1984年已经调整为现在的政策框架。现行的政策根本就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一说。

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如取消对生育一胎的准生审批,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胎,部分省取消一二胎之间生育间隔时间的限制,允许再婚夫妇生育二胎或三胎等等,都是过去十几年中调整和完善的结果。

十报告中再次强调逐步完善政策,是指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相关因素,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统筹规划、循序渐进,逐步完善政策,同时推动完善婚姻家庭、优生优育、性别平等、人口迁移分布、人力资源开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实现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努力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其含义非常丰富,不可简单理解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信号。

记者:“完善政策”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翟振武:“完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要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统筹考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坚持和完善生育政策。

二是进一步完善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立奖励扶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少生快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以及国家法定奖励政策的标准,推出更多的人口计生民生项目,促进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机衔接,保障和改善计划生育家庭民生,使他们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是建立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等服务,不断提高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三问:怎么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记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出生缺陷率不断攀升。在防治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国家还应出台哪些举措?

翟振武:生育出健康聪明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期盼。近几年监测数据表明,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多年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约为153/万。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出生缺陷患儿绝对数量多,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90万例。国际研究显示,出生缺陷儿中约30%在5岁前死亡,40%为终身残疾,只有30%可以治愈或纠正。出生缺陷的发生,不仅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也增加了社会发展成本。据测算,我国每年仅用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诊治费用高达126亿元。

篇5

关键词:生育政策;价值;价值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65-02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物博的国家,但是同时是人均地少物缺的国家,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国家实施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它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对我国的计生政策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国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人民生产、生活与国家承载能力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当代计生政策的价值问题分析

公共政策的价值分析就是考察公共政策过程中某种目的是否值得为之争取、采取的手段是否能被接受以及改进系统的结果是否“良好”[1]。针对我国当代计生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运用公共政策价值分析的相关理论,从价值关系,公共政策伦理以及政策实践三个视角对生育政策进行分析,提出我国现有计生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计生政策价值关系问题分析

价值的构成包括价值主体的需要、价值客体的属性以及价值关系的构成方式。对于生育政策来说,国家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是它的主体,生育政策客体的属性即政策目标,政策的执行是政策价值关系的具体构成。在生育政策中,价值内在关系失调导致政策没有实现应有的效果。

1.计生管理部门职能不协调

这主要表现在已订立颁布实施的计生政策中,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随着行政层级的下降,信息流失率增加,控制权力力度在减小,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现象。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政绩进程出现误解政策的现象。

2.计生政策目标价值观念单一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宏观的角度看,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是有计划的控制人口数量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变人口结构,使中国人口在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微观角度看,是实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和优育,为了社会和家庭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计划生育的目标性很强,其目的就在于控制生育数量,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是控制了,目标也实现了。但是由于目标的单一性,没有考虑到全面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生育权与人权问题等。

3.计生政策执行不规范

主要表现在以“上有政策,下不理解”之变换性执行,主要体现在有些未出生的孩子处于政策模糊地带,下面执行机构未能全面理解上面的政策,陷入两难的局面,最后一般是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之选择性执行,主要是执行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对政策断章取义,有些人如果有钱愿意罚款则可以超生,没有钱则强制引产;“虎头蛇尾,前紧后松”之敷衍性执行,这一点和不同时期有关,计生政策开始实施时,很严格,然而到现在,只要超生者愿意接受超生所带来的责任,执行机构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敷衍性执行。

(二)生育政策伦理观视角下价值问题分析

1.平等性分析

古有“万物皆平等”的思想,今有“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观。但是生育政策本身却存在着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第一,生存不平等。不同国家、不同国情、不同社情、人的生存条件不一样,存在不平等。第二,发展不平等。不同国家、不同家庭使人的发展不平等,包括受教育的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等。

2.公平性分析

我国计生政策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区,同代人之间的不公平。不同地区生育政策不同,在同一时间,造成了出生小孩的不公平。很多地区生育政策只是一个引导性的政策,而不是强制性的政策。

3.正义性分析

正义的解释有三种:一是公正的、正当的;二是正确的或本来的意义;三是公道正直,正确合理的意思。从正义的解释不难看出我国的计生政策在某些方面是不正义的,如对未出生的婴儿因违反计生政策而强制引产,我们就可以说计生政策既不公正、也不正当,不能因为父母之错,全由下一代承担。计生政策是在当时的生育率极高的情况下制定的,当时可能是正义的,正确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如实行原先那个计生政策,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不正义的。

(三)计生政策实践视角下问题分析

1.低生育率无法稳定

低生育率无法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配率不断降低,而又进行了一系列产业化的改革,如住房、医疗、教育等,使的人们的生活成本增加,养育能力降低。二是就业的需要,使得女性的婚龄、育龄延迟,避孕率增加。三是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增加。四是人们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生育能力急剧降低。五是有些人意识改变,没有生育意愿。

2.人口结构趋于单一

计划生育使得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都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精英”来培养,而觉得只有读书才是出路,高校扩招正好满足这一需求,但是社会上并不需要这么多精英,导致大量学生“精英”失业,没有一技之长,也不愿意干农活。目前农村的劳动力是五六十岁的农民,等他们老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二、当代我国计生政策的发展对策

(一)理顺计生政策价值之间的关系

1.协调计生部门的管理职能

一是可以通过网络建立直接的信息系统,直接传达信息,减少传达层级,保证信息的真实和准确性。二是加强有关部门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强化工作意识,熟悉业务流程。三是加强相关领导的责任和思想道德相关素质的培养,使得他们真正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

2.全面统筹计划生育政策

计生政策不应该是静态的,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不同背景、时代的需求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这就需要国家对计生政策全面统筹。应该把计生政策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同时,对计生政策在不同时期产生的问题,国家应该具有预见性,只有全面统筹的方法,才能使我国计生政策得到全面可持续发展。

3.强化计生政策执行规范

第一,把计生政策内涵具体化,操作具体化,使得计生政策明明白白,无球可打。第二,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第三,改变违背计生政策的惩罚方式,不能什么都以“钱”为手段,实行罚款。

(二)公共政策伦理观下的计生政策发展对策

1.注意计生政策中“以人为本”的发展

在计生政策的价值导向上强调“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发展与人的关系,确认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最终实现人文关怀。

2.确保代内、代际公平

确保代内、代际公平,计生政策需要与国际接轨,兼顾我国实际情况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国外的情况,计生政策不能一味靠其强制性的手段限制我国人口增长,而是应该发挥政策的宣传和引导作用,培养公民的生育意识,提高公民的素质,使公民主动配合政策的实施,而不是被动性的靠强制手段实施。

3.鼓励公民积极参与不同阶段计生政策的调整,提升计生政策的正义性

计生政策在不同时代背景、国情下,应该做出不同的调整。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发挥我国公民主人的地位,积极参与。同时,政府必须从法律程序上保障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

(三)适当调整生育政策,稳定生育率;贯彻实施从人口控制向生殖健康的转变

1.适当调整生育政策,稳定生育率

根据国情的变化,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势在必行。适当的调整生育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逐步放开生育政策,有利于我国人口结构比例合理恢复,解决当前我国的就业、老龄化、结婚率低等直接的社会问题。

2.贯彻实施从人口控制向生殖健康的转变

1995年10月,国家计生委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酝酿,正式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即“由以往的仅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两个转变”的提出标志着以人口控制为主要目标的中国计划生育转向“生殖健康促进”[2]。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每隔几年就会举行一次村民委员会选举,分管计生的干部,每次都在换。由于国家的政策在不断的发展中,有些落后的地区,对国家政策的了解比较滞后,因此,还停留在以前对政策的认识当中,所以,贯彻实施国家的计生政策,就必须每年定期地开展基层计生干部的国家计生政策学习和最新解读,便于计生干部服务于群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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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村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新形势下,在农村地区实行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就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实行的基本情况出发,探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出合理的解决策略。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地区长时间存在早婚、早育、多育的传统习惯,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庞大的人口负担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来,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传统的计划经济开始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必然会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现状

由于一些历史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地区不同年龄段的人生育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年龄段的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经过我们实际调研发现具有以下特征:①50岁以上的人中持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生育观念的人占绝大多数,他们都是从计划经济的年代走过来的,当时生活资料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经济不是影响生育行为最主要的原因;②40-50岁年龄段的人,在他们的适婚年龄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一部分人开始接受少生、优生的政策,但是传统观念很难改变,生育动机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们大都经历了计划生育最艰难的时期,也是超生现象最普遍的群体;③20-30年龄段的人开始普遍接受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受益最多的一代人。面对日益高昂的生活费用和子女抚养费用,且超生的家庭不能享受国家相关的福利政策,他们大多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胎,人口增长速度得到进一步控制;④20-30年龄段的人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很多家庭符合二胎标准,但生活节奏进一步加快,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且人们更多的希望过简单的二人世界或三人世界,对孩子的性别往往不太重视,传统观念得到了大力改善,农村人口数量也逐渐趋于稳定。

二、农业经济发展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进而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

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尤其是在封建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人普遍认为人口即财富,只有多生育才能有充足的人口进行劳动生产,导致农村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养儿防老和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导致农村人普遍认为没有儿子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很多家庭在接连生了几个女儿之后一直希望生个男孩,然后就一直生下去,无疑给家庭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尤其是从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呈井喷式增长。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升,不再满足于以前的生活方式,注重个人生活乐趣,而超生必然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多家庭即使符合生二胎标准也不再生二胎,无疑使人口增长速率进一步下降。另外,经济的发展也大大提升了儿童的教育经费,很多家庭负担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就已经很吃力,没有多余的资金和精力抚养更多的孩子,这也是农村人口的得以有效控制的关键原因。

三、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人口素质的提升

随着农村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科学种植、科学养殖技术已经逐渐被引进农村地区,并被广大农民和养殖专业户接受。一个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提升家庭收入、改善个人生活环境以及促进个人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也被引进新农村建设中,人们普遍要求实现市场规范化和法制化,并以法律和道德规范作为评判个人行为最重要的标准。这就对农村地区人民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客观程度上促进了思想解放,也促进了少生、优生的理念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从另一方面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传统的以人力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被取代,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减少,相反对劳动力的机械操作技术和综合素质则进一步提高,人口出生率必将下降。因此可以说农业经济发展在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关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率下降关系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提升人口素质的关键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惠农政策的颁布必然使农村经济发展迎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经济发展也必然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并进一步提升人口素质;同时,人口素质的增长也为农村地区经济建设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为进一步实现农村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1]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3(12).

[2]刘清芝.中国农村人口结构综合调整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07(10).

[3]叶静.美好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计划生育宣传现状调查——以六安市裕安区小华山街道十里岗村为例[D].合肥:安徽大学,2014(5).

篇7

[关键词]优质服务; 个性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 R16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0)-12-201-01

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巨大的成绩,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随着我国低生育水平的出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众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以后,生殖健康、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等先进的思想理念,逐步吸收引入到人口计划生育领域之中。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已经成为基层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的有效载体,成为我国人口计划生育系统赢得民心的品牌。优质服务是全面推进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水平的重要措施,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计划生育工作生命力所在。

1 优质服务的现状

根据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要求,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要积极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使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率逐年提高。但计划生育系统技术服务起步晚,无论是服务阵地还是技术力量、服务设备等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根据基层工作者的相关统计,真正愿意来接受服务的妇女并不多,约占应接受人数的60%~70%。这些情况表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现状并不乐观。

2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存在的问题

2.1 老百姓不了解,不满意,不信任

具体哪些是免费项目不了解(四项手术免费),对免费服务的质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既然是免费的服务就不会有好的质量。也有人认为计划生育查体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发现计划外妊娠的妇女,而不是诊治疾病;对免费发放的宣传资料也持相似的态度,不会有什么实用价值。

2.2 不知道避孕药具发放点

主要是指外来育龄妇女,现在国家很重视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指出要明确目标,努力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1]。有的外来人员不知道去哪里领取避孕药具,有的说自己经常去保健品商店去购买避孕药具,这一项就靠我们去宣传服务。

2.3 发放的质量和群众的需求不一致

优质服务的切人点要从群众的迫切需求人手,要满足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应强调个性化服务[2]。现在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人们的避孕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些免费发放的避孕药具由于质量不如外面买来的避孕药具好。每年2次的查体对那些企事业单位的育龄妇女意义不大,因为她们接受的卫生保健水平较高、项目较全。现在接受服务的人群反而是退出育龄期的妇女占多数。

2.4 担心现有服务设备的精良程度不高,服务不完善

过去乡镇的服务设备比较简陋,使用时间较长,更新换代不及时;我们服务站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带到基层服务的设备不可能是大型的和功能优良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灵敏度不高,影响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吸引力。服务场所不固定,影响了服务质量。对非婚育龄人员服务范围没有重视。

3 提高优质服务的几点思考

3.1 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职业意识

宣传教育工作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非常重要,我们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文艺、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借助有较强影响力的宣传工具经常开办一些贴近群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计划生育政策专栏、生殖健康专栏,走村入户等,让群众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变“要她服务为她要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加以启发和引导,形成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文化和婚育观念。

3.2 健全服务网络,优化职业结构

针对目前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不健全,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服务内容单一等情况,各级领导加大对服务网络的投入,同时加强对服务人员的技术培训。我们还要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自己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为群众提供服务内容多,服务质量高、服务态度好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做到:1、各种避孕方法系统、全面的介绍,可以使育龄群众及时对避孕方法“知情”,建立详细的档案(如使用避孕药具,具体到使用哪种避孕药具的登记);2、建全育龄群众生殖健康档案,生殖健康全程服务跟踪;3、为服务对象提供各种所需的信息(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信息、生殖健康知识,避孕药具知识,生育、哺乳、围绝经期等知识);4、我们配备便携式设备,可以携带进村进行计生优质服务;5、建立经常性的优质服务机制。建立各种随访制度,使计生优质服务经常性,并向广度发展(例如对其进行定期随访,还有生育后随访、人工流产后的随访、新婚服务随访等)。

3.3 提高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质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是我国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作具有预防保健性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已经从传统的控制人口数量、从事最基本的“查环、查病、查孕”工作,发展到涉及人口素质、生殖健康、医疗保健等与医疗卫生有较多交叉的管理与服务领域。因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不仅要遵循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而且还需要遵循相关的医药卫生法律法规,需要执行相关的医药卫生技术标准和规范,具备相应的医药卫生知识和技能以及道德素养。

4 优质服务任重道远

目前计划生育服务阵地建设与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要维持县、乡镇、村(居)三级计划生育服务阵地的正常运行,投入明显不够。专业管理、技术服务能力明显不足,企业、社区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仍然薄弱。所以我们需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解决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要按照明确的方向去做好工作,优质服务的实现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深入群众心中的一盏明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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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十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时代周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三十多年,成效如何?

穆光宗: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有三种含义:一是家庭自主计划生育,什么时候生育以及生几个是家庭、夫妇和公民私权范围里的事,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古往今来,“家庭计划”最普遍。二是政府帮助下的家庭计划,首先在生育的子女数和间隔的决策上依然是家庭、夫妇和公民自主自由自愿自觉,但在避孕节育、优孕优生和生殖健康等方面,政府提供了信息、避孕药具、教育、服务和人文关怀等帮助,这种做法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三是政府强制的计划生育,这时候,政府作为生育决策的人出现,准生证制度是落实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显然,中国的计划生育选择了最后一条道路。

自1980年9月25日颁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公开信》以来,我国就走上了人口生态失衡的非持续发展之路。迄今已经积存了至少1.5亿甚至超过2个亿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施行三十余年的一胎化政策积累了很多弊端,如失独问题、男性数千万光棍人口所隐含的社会安全、独子老龄化所包含的养老安全、劳动力短缺前景下的经济安全、兵源不足所导致的国防安全等的巨大威胁,等等。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以后的中国将长久面临人口失衡的局面。

时代周报:十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已不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且首次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一表述折射出了中国人口问题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势?

穆光宗:党的十报告谈到人口计生时明确指出:逐步完善政策。这是一个以改革引领发展的方向性指示。我们还注意到,像2000年中央文件中强调的“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也销声匿迹,这是重要的破冰信号。2010年,中央提出要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的背景是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22下降到2010年的1.18,早就进入人口不可持续发展的超低生育率阶段。而且从我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看,也属于很低的生育率。

长期以来,国人错误地将对“人口增长”等同于“人口发展”。正如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一样,人口发展范畴也提供了远比人口增长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内涵。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到了今天,维护人口发展结构性安全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追求人口增长目标(控制人口)。

回复“家庭计划”的本来面目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何种联系?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否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

穆光宗: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06,比五普时又高出1.2个百分点,这一现象说明刚性重男轻女的观念因素,狭小生育选择的政策因素和通过B超等技术选择性别的市场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和大范围地得到改变和控制。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是一个必然。旨在恢复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的“关爱女孩行动”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下了很多工夫,但治标不治本,所以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和严重偏高的问题长期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态安全。究其根源,有三个基本因素影响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水平高低和平衡状况,即:生育选择意愿,生育选择空间,生育选择路径。三者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重要性也大致可以根据这个排序来认定。

虽然重男轻女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但是一胎化政策的确是加剧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可忽视的政策性因素。生育的决策和实现是需要选择空间的,而一胎化政策限制了多数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1995年,我撰文明确提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过于强烈的男孩生育偏好和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至今我认为这一理论依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完整地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背后还有一个“性别市场选择”的技术因素,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一个隐秘难以查实的B超市场干预了出生性别比的自然生态平衡。

由此可见,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密切联系,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早就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

时代周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但是到了崇尚市场经济时代,是否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权利?你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穆光宗:的确,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私权和生育公权的权利与责任空间。在后计生时代,中国需要人口发展家庭计划和社会计划的完美结合:家庭和夫妇在社会性别平等和优婚优孕优生的指引下有自由且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间隔的权利;而国家和政府则有正确引导、贴心关怀、优质服务和制度保障的义务。国家需要从“制度性抑制”拓展到“制度性保障”,即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计划生育的改革方向是赋权于民和造福于民。从这个根本的导向出发,与民方便的改革还是浅表的,问题的核心是应该尊重和保护公民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的基本权利,坚守和弘扬生命正义—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大道至简却义理极深,以人为本且以生为贵,还复“家庭计划”(familyplanning)之本来面目,这才是建设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时代周报:你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应该从“计划生育”向“优化生育”转变,请具体阐述这一理念。

穆光宗:生育优化是人口优化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家庭结构更加合理,而且更能确保优生优育,提高新生代的综合素质。我最近提出国家要高度重视“生态优育”,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换言之,两个孩子的成长生态优于独生子女。问题是,我们已经进入了高生育成本的时代,生育高昂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等让崇尚自我发展的80后、90后在生育第二胎选择上望而却步。很多调研发现,他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生育率大致在平均生育1.5个孩子以下。我们说,我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其中包含了政策和文化的双重含义。文化意义的超低生育率具有强大的惯性,说明低生育行为具有很强的不可调控性,因为文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却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篇9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控制人口数量上,没能从全局、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统一认识,因而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重视不够。

(二)传统观念较难改变,由于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

(三)非法手段屡禁不止。少数医务人员特别是一些个体行医者,滥用现代技术,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这一行为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四)调查处理难度较大。目前,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活动,大多都是暗箱操作,除发生了医疗事故不得已报案或群体举报外,很难发现,并且调查取证难。

(五)法律法规尚有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对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却没有相关的责任条款。

(六)利益导向机制不全。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一,经费投入不足,保障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对独女户、二女户的优惠政策不多,难以调动群众自觉遵守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综上所述,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采取政府牵头,部门配合,区域协作,打防结合,防范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对策

(一)加强领导,制定切实措施。各级政府要把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要层层签订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责任状;将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列入考核内容;制定相关奖惩制度,定期进行督察、考评、通报。

(二)部门配合,搞好综合治理。建立健全以党委政府牵头,纪检检察组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卫生、计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性别比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三)优质服务,强化常规管理。要按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标准和要求,规范计划生育常规管理和技术服务,加强生殖健康检查和定期随访,提高育龄妇女孕检的参检率,重点加强持证孕妇的全程管理工作。

(四)政策推动,完善利导机制。一方面,动员协调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健全有利于女孩成长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鼓励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各种补充保险。在城镇,将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养老,独生子女安康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保险,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体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对女孩户及其家庭高看一等、厚爱一层,确保计生女孩户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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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水平 地区差异

生育水平直接决定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人口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因此研究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地区差异,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七十年代开始,辽宁生育率急剧下降,1970总和生育率为4.23,1982年为1.74,到2000年仅为1.2。计划生育政策对降低生育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降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生育水平在全省范围下降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长期存在着。本文将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与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并对今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原因

用总和生育率作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标,成为国内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辽宁总和生育率为4.23,1975年为2.13,1979年为2.15,7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82;80年代辽宁生育总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为1.76,1989年为1.50,8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动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稳步下降,1990年为1.47,1999年为1.2,9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为1.2,而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全省总和生育率仅为0.98。

通常以总和生育率为2.1作为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区间,国际上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总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标准,从70年代至今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可以概括为:70年代从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动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稳步下降,2000年后进入到极低的生育水平阶段。

生育水平的这种变动过程是有着深刻社会原因与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体措施在城乡范围内逐步贯彻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使得生育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波动;90年代后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基本性的改变,生育水平稳定在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这一数据结果让人深思。伴随着多年来辽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生育水平明显下降,但是2005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这样一个超低生育水平,却也不符合实际与相关的生育意愿调查。除了考虑到统计调查中的瞒报漏报等对数据准确性影响外,笔者认为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现代人平均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从而导致了当前生育水平极低。西方学者在研究90年代欧洲超低生育率时,认为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实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总和生育率是时期生育指标,他更多的反映当年的实际生育情况,却不是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准确度量,总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长期稳定时才等于终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变化时,总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减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龄推迟引起的。但是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的生育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早育模式”转变为“晚育模式”,因此现在的总和生育率给实际工作及对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困扰。

二、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辽宁在全省范围内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甚至差异更大。1982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1.74,各地区的差异较大,最高的朝阳市为2.55,最低的大连市只有1.47,两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总和生育率为0.98,最高与最低的仍然是朝阳与大连,分别为1.49与0.68,两者相差0.81。从1982年到2005年,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异缩小了,这是由于原来高生育水平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来低生育水平地区的下降空间潜力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趋势是辽中辽南最低,辽东较高,辽西辽北最高。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与各地区的经济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辽宁各地区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单位:%、元

数据来源: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

注:1982年辽宁共十二个市,盘锦市与葫芦岛市还未建立

我们将辽宁2005的总和生育率、妇女文盲率、城镇人口比例、女性在非农业产业中就业比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之比、农村人均消费七项指标,通过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辽宁可分成三类地区:沈阳、大连、鞍山、盘锦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生育水平低;抚顺、营口、辽阳、本溪为一类,这类地区在辽宁经济文化等都处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较低;其它六个市为一类,即阜新、朝阳、铁岭、丹东、锦州、葫芦岛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劳动参与率低,生育水平较高。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好,医疗条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农业中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生育水平就会较低;而在经济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业水平低的地区,生育水平也相对高,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生育水平的差异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水平地区差异的原因在于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但笔者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性”也是产生地区生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

三、思考与建议

从1984年后生育政策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80年代后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有限,90年代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促进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至今的二十年,辽宁始终保持处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稳步下降。笔者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按照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变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狭义“人口生育政策”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广义“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准确把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人口出生死亡变动规律与趋势;建立人口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人口宏观调节机制,切实有效的进行人口宏观调控,出台相应的政策,统筹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对于当前的超低生育水应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政府及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应重视生育率指标的统计,对真实生育水平进行有效准确的估计。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续这种超低生育水平,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获取真实准确的生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这事关辽宁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利用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优势,开展生育意愿调查,结合调查与统计数据准确把握当前的真实生育水平,及时准确预测未来生育水平。

针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实际情况,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在管理与服务上各有侧重,积极引导。如在经济发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区,人口控制任务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对于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并应积极探索提高本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莉.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4,(4).

[2]杨鑫,李通凭,魏立佳.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