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医疗服务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端医疗服务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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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引中国高端消费者制定战略

作为综合医疗机构，三星医疗院拥有“最优秀的医疗队伍和完善的高科技诊疗基础设施，真正实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而无论这样的“最优秀”是以国际标准还是韩国标准衡量，三星医疗院正主导着韩国的新医疗文化。

韩国的新医疗文化已经出离了治病就医的原本范畴。在韩流大潮里，医疗也被延伸为包括时尚在内、充满设计感和高科技的观光概念。在韩国济州岛，医疗观光城正在兴建。“癌症筛查”这样的医疗项目正是济州岛医疗观光城的主题内容之一。自2009年开始，三星医疗院旗下的三星首尔医院开始了正式海外营销。为方便外国人士无障碍享受三星首尔医院的医疗服务，医院开发了针对企业高管和国际CEO的癌症筛查等高端体检项目。

2013年，三星首尔医院大力开发中国市场，并为吸引中国高端消费者制定战略。中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最高，三星健康体检中心便与美国梅埃诊所建立的修复心脏心血管中心合作，力求在技术层面更进一步。针对中国有财力的医疗对象，住院期间，三星首尔医院配套提供中文电视、翻译人员和检查结果的中文报告。值得一提的是，如同如火如荼的欧洲移民热一样，三星医疗院的海外核心目标市场同样锁定于中国和俄罗斯。

任何解惑及改进都会即时到位

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模不断扩张。相比市场对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逐步增长，高端医疗资源的短缺状况在一线发达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境外资本投资医疗机构的政策性门槛逐步开放和降低，针对财富人群体检和日常疗养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私立医疗机构也日益增多。中国市场从来不缺乏追逐者和开拓者，瑞士、德国等老牌医疗强国开始抢滩中国市场，三星医疗院则亮出“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顶级医疗信息自动化体系”等服务设置以博得中国市场的青睐。

三星医疗院自开院起，构筑了一个“世界顶级医疗信息自动化体系”，增进服务对象的便利，也为医护人员的诊疗业务和研究提升条件。这个“世界顶级医疗信息自动化体系”包括由指令中枢系统、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电子医疗纪录、转院患者查询系统、可提供声讯通话服务及包括诊疗信息等在内的各种数据服务建立起来的移动医院系统……在2013年分别叫 《医疗团队》以及《最佳医疗组》的韩剧中，这样的系统表现为，服务对象的体检数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医疗团队的个人平板中，然后团队会诊，确认医疗方案。从确认方案到跟进医疗，每一步都同步在信息系统之中，任何解惑或改进都会即时到位。

篇2

面对种种健康隐患，国人迫切地认识到日常养生保健的重要性，为此海南、烟台、丽江、昆明等依靠原生态自然资源为主体的旅游养生地产在国内快速崛起。但仅仅依靠山水自然优势的养生地产只能起到优化生存环境的作用，即使增加了运动、保健、疗养和药理服务，也仅是将休闲活动与度假养生相结合，整体环境的污染、顶级医疗设施的欠缺和高端服务的不足，从本质上很难达到善化生命质量的作用。

针对人口老龄化和亚健康人群的大量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就已经从简单的养生模式过渡到成熟的生命家园模式。这类以健身活动与医疗护理项目为特征，满足旅游者追求放松、平衡的生活状态和逃避工业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疗养方式一时火爆至极。从30年代初只向人们提供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的新鲜空气、有机食物和住宅条件的居住性养生，到30年代中期将完善的医疗配套、高端的社区服务和居住性养生相糅合，从而获得身心放松和延迟衰老的游乐型“生命家园”。美国“生命家园”模式除了具备养生模式所具备的环境、服务、医疗配套等条件之外，还具备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先进的科学技术，将顶级的医疗水准运用到善化生命质量中，将养生保健与生命健康紧密相连，从而建立正确的保健养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达到延迟衰老、提升生命质量的作用。

相对于美国“生命家园”模式，泰国、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养生地产模式也在逐步转型和完善。作为拥有世界顶级医疗设备和顶尖医学水准的韩国，所提供的“养生、健康、医疗、生命”服务体系在全球市场都举足轻重。2013年7月，韩国济州岛医疗健康城将目光锁定在中国这个市场，韩国500强企业韩华集团和中国500强企业绿地集团联手打造首个为中国市场定制的海外华人“生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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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市场风格偏蓝筹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披露，部分创业板及中小板个股的业绩增长速度被认为难以匹配其高企的估值，而传统蓝筹股的“低估值”已隐含了悲观的业绩预期，具有一定的安全边际；另外，一些具有改革转型预期的传统企业受到资金青睐。短期内市场风格仍将偏向蓝筹股。

大成基金认为：第一，仍然看好整体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第二，重点关注近期的政策受益行业，如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和新能源等行业；第三，关注海西自贸区等相关主题投资机会。

富国基金：

医药军工或下半年爆发

尽管市场情绪稍显谨慎，但社会和企业对转型的渴望，不断催生二级市场的主题性投资机会。高端制造、军工、医疗保健、移动互联网、生物技术和信息安全等主题投资，或将成为下半年获取超额收益的主战场。新医改持续推进、人口老龄化加速有望带动国内市场需求稳定增加，医药行业具有较为明确的增长预期。

富国基金认为，考虑到医疗板块整体上收益比较高，超额收益的获取越来越难，三季度在个股选择上将会有新的标的切换。下半年基药招标提速，行业收入与利润增幅可能略好于上半年，给三季度或下半年医药板块的估值稳定提供了较好支撑。

华润元大：

看好医疗服务和医疗器械

数据显示，2009至2013年中证医药指数累计上涨139.08%，同期沪深300仅上涨28.18%。此外，医药制造业收入增速及利润总额增速排名靠前，由此可见，医药行业长期投资价值较高。从政策面来看，国家扶持力度加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放开医疗服务价格等持续利好行业发展。

华润元大认为，医疗服务方面主要是民营医院、干细胞治疗以及基因测序等新型医疗服务。尤其是现代连锁诊所等会比较成功，未来几年在数量方面的成长可以确保。而在医疗器械领域，随着国家出台政策实行进口替代的国产化，为中国医疗器械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此外中国的贫困地区医院条件不足，因而医疗外包服务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万家基金：

市场风格已从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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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养老产业生态圈层次架构模型

 

产业生态圈概念从自然生态系统引申而来，在市场作用下，企业遵循优位效益原理选择适合的发展空间，企业和政府基于区域整体利益和发展需求推动产业链延伸融合，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产业生态系统。

 

(一)层次结构模型

 

从图1看，健康养老产业生态圈由外至里包括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产业生态结构和产业生态链三个层次。内圈的产业生态链是健康养老产业生态圈的核心和特点，决定了产业竞争实力;中间圈层的产业生态结构是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健康养老产业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外圈的产业生态环境是生态链和生态结构相互作用的发展环境和基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健康养老产业的结构和发展水平。外圈层对产业生态圈的影响是间接和长期的，内圈层的影响是短期和直接的。

 

从图2看，健康养老产业生态链层次中，消费者即为具有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的人群，围绕消费需求形成了核心产业链。生产者则为提供健康养老服务的企业，包括康复疗养、医疗服务、保健服务、健康咨询、旅游休闲健身等，从不同层面满足消费者需求，是健康养老产业培育的重点。分解者的作用是促进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运行，消除产业发展不良影响，主要是各类监管机构和中介机构。通过培育、完善和延伸产业链上的行业和企业，形成分工明确、联系紧密的健康养老产业核心链条。

 

健康养老产业生态结构层次中，包括为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信息、人才和技术服务的其他相关行业，如职业教育、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和咨询等。配套行业是产业服务功能完善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健康养老产业培育和发展的效益。

 

健康养老产业生态环境层次中，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在特定地域中，生态环境是发展健康养老产业的基础条件，其他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决定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程度和潜力，可细化为产业发展空间、基础设施条件、人力资源条件、政策环境、相关配套服务产业的发展情况等，是产业生态圈培育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产业生态圈维度分析

 

从区域产业培育和集聚发展的角度，袁政将产业生态圈深入细化为以某主导产业为核心的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地域产业多维网络体系，包括生产维、空间维、科技维、服务维、劳动维、相关基础设施、公共维(或政府维)等内容。生产维是直接为消费者提供健康产品和服务的相关企业和配套协作企业，体现了产业生态链的延伸与合作，以及产业生态结构间的竞争协调。科技维、服务维、劳动维指为产业生态圈提供科研创新、信息和服务的企业组织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通讯设施等。公共维或政府维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了促进产业发展提供的金融、信贷、规划等支持政策。多维网络体系将产业生态圈三个层次的内容进行了明确和细化，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符合产业培育的重点任务要求。

 

二、蓟县健康养老产业圈现状分析

 

(一)生态基础条件较好

 

蓟县位于天津市最北部，南距天津市中心城区115公里，西距北京市中心城88公里，交通便利，便于对接北京和天津消费者市场。蓟县发展健康养老产业的生态条件优越，是天津市唯一的半山区县，有山有水，有平原有洼地，土壤肥沃，山清水秀，被列为全国生态示范县、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蓟县文化底蕴深厚，已形成盘山风景、黄崖关长城、中上元古界标准地层剖面和八仙山原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等六大旅游景区。

 

(二)生产维不完善

 

健康养老产业处于萌芽阶段，主导行业不明确，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健康服务产品质量不高，医疗服务和养老养生核心产业链条不完善，相关配套产业如职业教育、健康咨询、信息服务等产业小而分散，没有形成集聚发展的合力。

 

(三)公共维不断优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蓟县健康养老服务业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机遇。通过吸引北京和天津高端医疗服务资源外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提升蓟县医疗疗养服务水平。蓟县正在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农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示范区试点。三大改革试点为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政策和发展空间方面的支持，开拓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科技服务维能力较弱

 

蓟县医疗养老服务设施不完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区，乡镇医疗卫生资源分布较少，级别层次较低，针对康复、老年护理等领域服务能力薄弱，难以满足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要求。蓟县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医师占比不足30%，健康养老产业发展需要的专业护理、家政服务、医疗咨询等人才缺乏。

 

三、蓟县健康养老产业链培育及路径设计

 

蓟县适合发展三大行业类型：一是老年健康产业，吸引北京和天津有休闲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发展保健品、营养品、家庭病床护理、健康咨询和老年康复中心等产业;二是营养保健品，借助蓟县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已有的绿色农产品产业基础，发展营养保健品和绿色食品产业;三是健身娱乐产业，结合蓟县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健身和娱乐等产业。

 

针对蓟县健康养老产业集群发展要求，设计培育健康养老“特色先行—产业集聚—产业融合”路径，完善健康养老产业生态圈，创新产业培育发展模式，形成京津冀大健康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一)特色培育期(2016—2018年)

 

为健康养老产业的起步阶段，重点任务是基于蓟县现有生态、旅游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引入康复疗养、营养保健品和健身娱乐方面的重点产业项目，迅速形成有市场知名度的特色产品。与知名健康养老机构合作，吸引疗养康复为主的产业项目;引进农产品龙头企业，结合蓟县特色农产品，创新研发设计具有蓟县特色的有机农产品、保健品等;结合蓟县生态休闲旅游业，开发滑雪、骑行等健身休闲项目。

 

(二)产业集聚期(2018—2020年)

 

在前期重点项目的带动下，延伸产业链条，集聚相关的健康咨询管理、健康家居、康复调理等行业发展，丰富健康养老产业类型和内涵;加大金融、物流、职业教育等配套支撑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在蓟县全域范围内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发挥中心城区、特色乡村和景区的空间功能，形成内涵丰富、模式多样的健康养老产业集群。

 

(三)产业融合发展期(2020—2023年)

 

在“互联网+”和智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构建安全、智慧和便捷的健康养老消费体系，加速有机农业、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健康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京津冀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基地。

 

四、蓟县健康养老产业生态圈维度建设

 

在明确蓟县健康养老产业生态链的基础上，结合蓟县健康养老产业生态圈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为实现产业链各环节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蓟县还应加强以下几个维度的建设。

 

(一)空间维

 

空间维涉及土地规划、基础设施配套、城市建设、消费市场定位等因素，任务是对产业发展空间做出部署和安排。健康养老主导行业如健康疗养、休闲健身等产业必须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规划西北部盘山景区周边和于桥水库周边发展中高端档次的健康养老产业，中心城区做好健康管理和咨询行业。结合蓟县农村宅基地改革和发展乡村旅游的机遇，可在北部山区乡村发展特色化的休闲养老产业。

 

(二)科技维

 

完善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功能是健康养老产业的重要竞争力，是产业做大做强的基础。蓟县应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积极吸引北京和天津医疗服务功能向蓟县转移，加强与京津医疗服务机构的对接和合作，在医疗管理、临床医疗、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等方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利用互联网和智能医疗平台，提高医疗信息化服务水平，为健康养老产业提供支撑。

 

(三)服务维

 

积极引入健康咨询、科技信息，人才服务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入驻，提升企业服务水平。打造完善金融服务平台;加快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为特色保健品和健康产品的销售推广搭建好流通平台。

 

(四)劳动维

 

解决健康养老产业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为蓟县及周边地区培养紧缺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积极对接中国保健协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中医药学会等健康产业相关行业协会或学会，加强与北京、天津等城市的中高端健康服务培训机构合作，支持蓟县发展健康服务业职业教育机构。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健康服务业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设护士、养老护理员、高级药剂师、高级营养师、高级按摩师、康复训练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健身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人才培训。

 

(五)政府维

 

制定蓟县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和方向，引导产业有序发展。举办健康养老产业方面的商务论坛和招商推介活动，扩大蓟县知名度和影响力。出台产业和重点企业服务政策，特别是金融支持和用地支持政策，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完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提升职业教育、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府工作效能，基于“多规合一”的基础上，优化空间发展策略，保障健康养老产业用地需求，加快行政审批效率。推动建立健康养老产业行业协会，建立稳定便捷的沟通渠道，创造良好的政企关系。

 

(六)相关基础设施维

 

提升蓟县与京津冀区域交通的互联互通，更好地对接和服务京津养老市场升级改造国道和省道，打通区域断头路，发展轨道交通，融入天津和北京1小时通勤圈。加大对农村特别是特色美丽乡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农村供电、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美化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坚持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现有的信息和网络设施建设标准，为健康服务机构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推进健康服务信息化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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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现状

1.1 医疗旅游的定义

医疗旅游（Medical Tourism），是一种新的旅游业态，指以治病和防病为目的的出国旅游，如高水平的健康检查、整容、住院治疗、美容等。但目前为止，医疗旅游概念界定在学界仍未达成共识。

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WTO）从医疗旅游服务角度出发，定义医疗旅游（Medical Tourism）是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其中，一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病愈后的旅游活动为辅助，通常分为基本无生命危险的项目、有生命危险且医疗资源较为稀缺的项目以及客源国尚未开发或被法律禁止的项目；另一种以康体、休闲为目的，如温泉疗养、中医保健、人工按摩、美容体检等，正逐渐成为国际医疗旅游的主旋律。

1.2 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现状

国际医疗旅游目前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在美国、瑞士、匈牙利、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已流行已久。2010年，全世界全年有600万人到本国以外的地方寻求医疗服务。2013年度全球医疗健康旅游产业规模约占全球旅游产业经济总体规模的14%。可见，医疗旅游已逐渐成为世界旅游产业的新宠，人们能够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享受他国风光，在康复过程中体验异国风情。

匈牙利以拥有丰富且独具医疗效果的温泉地热资源及其旅游地完备的医疗保健服务设施吸引大量旅游者前往治疗。据预测，每年将有数10万来自东欧的退休老人到匈牙利接受治疗，给匈牙利带去稳定的国家收入。印度作为亚洲最早开展医疗旅游项目的国家之一，被誉为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国。2014年印度工商联合会和毕马威会计公司对亚洲国家医疗旅游市场进行调查，其研究结果显示，印度、泰国、新加坡医疗旅游的良好发展得益于其低廉的医疗费用、优质的医疗资源。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也为医疗旅游业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如日本的高端医疗之旅、韩国的美容整形之旅、他们都希望能后来居上，从国际医疗旅游这一巨大市场中分一杯羹。

从上述这些国家发展医疗旅游现状来看，价格低廉、特色鲜明、旅游资源丰富、语言交流能力强等是有效开展国际医疗旅游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医疗旅游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各个方面都还有待完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也主要分散在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等医疗技术和设备先进或医疗保健资源丰富的地区。虽然具有旅游资源丰富、医疗旅游成本较低、中医疗养特色等众多潜在优势，但还存在诸多弱项不容忽视，如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行业监管机制不健全、医疗旅游高附加值项目少，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医疗旅游人才匮乏等。

2 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SWOT分析

2.1 优势（Strengths）分析

2.1.1 旅游资源丰富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医疗旅游是集医疗、旅游、养生、保健于一体，寓休闲于治疗、寓治病于休闲，所以旅游资源也是医疗旅游患者考虑的因素之一。优质的旅游资源可以增加行业竞争力，形成品牌优势。上海具有丰富而独特的都市娱乐休闲旅游资源，至2013年年末，上海共有星级宾馆271家（五星级60家）、旅行社302家、A级旅游景点88家（其中5A级3家、4A级42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45个；接待国际入境游客757.4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3.37亿美元；接待国内游客25990.68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2968亿元。上海与周边的苏州、杭州、南京、黄山等城市实现了大上海旅游经济圈资源互补，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和丰富的旅游活动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医疗旅游者。（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局网）

2.1.2 医疗资源丰富

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大对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医疗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升，这些都为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上海拥有多家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JCI）认证的医疗机构，以及美国医学协会（AMA）认可的国际质量协会保健护理类（ISQua）认证的医疗机构。其中，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标准是全世界范围内验证医疗机构质量的国际“金字准绳”，更是世界卫生组织推崇的评审，代表了医院服务和医院管理的最高水平。从2008年至2015年，上海和睦家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市浦东医院分别通过JCI认证，全面提升了上海国际医疗旅游的服务水平。

2.1.3 医疗旅游成本较低

低廉的医疗价格仍是吸引医疗旅游者的重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和人力资源相关的成本一般约占医院总成本的71%，我国很多医院的人力资源成本约占医院总成本的20%-30%，虽然上海人力资源成本在全国范围内较高，但相对于优质的医疗服务，仍赋予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极大的优势。例如，心脏搭桥术治疗在美国医保者需要8万美元，无医保者需要17万美元，而在上海治疗的费用大约是美国医疗保险者的1/5。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医特色诊疗项目、干细胞临床治疗、“体部伽马刀”治疗、质子刀治疗等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这些性价比极高的项目也受到大量国际医疗旅游者的青睐。

2.2 劣势（Weaknesses）分析

2.2.1 法律法规尚未完善

医疗旅游作为一种特殊旅游项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国家也开始着力开发制定一些法规、条文对其进行管理。目前上海乃至全国尚无建立有关医疗旅游的法律法规，也无相关行业规范，医疗旅游相关立法基本空白。医疗纠纷、医疗黑市、医院认证标准、医生资质、资源分配不均、市场缺乏监管等现象严重阻碍了上海国际医疗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2.2.2 复合型人才欠缺

医疗旅游不是医疗和旅游服务的简单叠加，因此只有做好医疗和旅游双重工作，才能满足医疗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旅游产品及服务。从上海市医疗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平台的数据显示，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客户以北美等国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由此可见，语言也是复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相比以英语为母语的印度来说，上海医护人员总体学历水平较高，但双语人才相对匮乏。医护人员缺乏语言沟通和服务能力，旅游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外加文化差异，本土医护人员的信任度和安全感易受到患者质疑，对上海开展国际医疗旅游具有一定消极影响。

2.2.3 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医疗资源水平是开展国际医疗旅游的基础。上海的优质医疗资源绝大多数集中在公立医院。伴随国际医疗旅游的大力发展，大量外来患者势必与本国居民争夺有限的优质资源，使得医患矛盾更加突出，这对处于医疗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势必将阻碍国际医疗旅游的发展。

2.3 机遇（Opportunities）分析

2.3.1 国际医疗旅游发展迅速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现代通信技术和航空运输业的高速发展，国际旅游接待和服务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医疗旅游既成为医疗国际化的产物，也成为旅游国际化的产物，并以每年以20%-30%速度递增。根据有关研究部门报告，医疗旅游是目前全球成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其消费水平约为一般旅游消费的两倍以上，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二大医疗健康市场。2014年上海接待国际旅游入境人数高达791.3万人次，比2013年同期增长4.5%，旅游外汇收入57.05亿美元，同比增长6.8%，为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提供了客源基础。（图2，图3）

2.3.2 健康意识提高、老龄化程度加剧

现如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身体健康，并对医疗保健旅游等服务产品有较大需求。目前，全世界已有约6亿老年人，有6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必然带动医疗旅游的升温，给上海发展医疗旅游提供机遇。

2.3.3 国家、政府大力支持

从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培育新的旅游消费热点”，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医疗健康旅游到2013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健康文化和旅游，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面向国际国内旅游市场，整合当地优势医疗资源、中医药等特色养生保健资源、绿色生态资源，发展养生、体育和医疗健康旅游”，无不看出国家对于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信心。

近年来，上海市政府也十分重视国际医疗旅游的发展。上海市医疗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平台于2010年6月16日在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商委、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旅游局等多部委联合支持下，在上海市发改委提供的“服务业引导资金”保障下正式投入运行，为上海开展国际化、多元化医疗旅游服务提供保障，填补了中国在国际医疗旅游方面的空白，成为中国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重要模式。

同时，在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下，上海还成立了上海国际医学园，以国际化、现代化、多元化为导向，逐步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医疗保险、医疗会展等，形成医疗服务相关产业链。这些都为推动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事业创造了条件。

2.4 威胁（Threats）分析

国际医疗旅游市场竞争激烈。近年来，医疗旅游市场全球竞争愈演愈烈，医疗旅游产业中心也正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从市场份额来看，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所占份额靠前，新加坡、韩国、日本等紧随其后。

泰国已经成为世界医疗旅游产业的“领头羊”，目前正欲打造“世界医疗旅游服务中心”。马来西亚也雄心勃勃，欲打造“下一个顶尖亚洲医疗旅游目的地”。新加坡将“亚洲医学中心”列为发展目标，并开设专门网站以便游客咨询。菲律宾也计划在2015年实现医疗旅游收入30亿美元。印度则表示未来六年医疗旅游产业年产值将达170亿美元，并一举超越泰国，成为医疗观光产业新龙头。韩国的医疗观光旅游虽然起步较晚，但其高速发展之势将有望成为亚洲新观光医疗中心。自2007年成立“韩国国际医疗服务协会”后，致力修法并推动“医疗观光特区”发展，修法通过医疗院可合法招揽外国观光医疗客，韩国将下一个目标设定为2020年以前吸引100万医疗旅游者。

3 促进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对策

3.1 创建医疗旅游产品特色

从各国医疗旅游发展现状来看，如瑞士的羊胎素、匈牙利的温泉、日本的体检、韩国的整形，印度的瑜伽等产品都各具特色。上海不仅具有高端的医疗技术，中医保健疗养资源也极为丰富，应充分发挥其优势，努力构建具有治疗康复、保健养生、休闲观光等多元化、有特色的医疗旅游产品，积极开拓中、高端医疗旅游市场，形成上海国际医疗旅游产品品牌特色。

3.2 完善医疗旅游相关法律体系

医疗旅游是一种与医疗相关的旅游产品，其专业性强、风险性大。为保证上海国际医疗旅游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加快医疗旅游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医疗旅游行业市场行为、加强医疗旅游行业市场监管，促进医疗旅游行业健康发展。从准入体系、运营流程、评价体系、监管体系等四个维度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保护医疗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3.3 加强医疗旅游复合型人才培养

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必须大力培养国际医疗旅游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开展系统医学知识和旅游服务相关知识培训，以提高医疗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外语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等综合素质，为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旅游服务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3.4 建立医疗旅游行业协会

国际医疗旅游市场上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泰国、印度、中国台湾地区，大多具有全局性的合作、协调机制，以解决如入境签证发放、医疗机构对外开放、医疗旅游资源整合以及相关法律保险问题。上海可借鉴成立“医疗服务国家化专案办公室”或在卫生行政部门成立国际医疗旅游办公室、在旅游部门设立国际医疗旅游协调处，实现有效的资源整合与高效联动。上海应尽快成立医疗旅游行业协会，加强对医疗旅游行业的指导与规范管理，实现上海国际医疗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3.5 促进医疗旅游产业融合

医疗旅游产业贯穿保健养生、餐饮住宿、交通出行、购物娱乐、旅游休闲、医疗旅游保险、市场宣传推介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环节。上海应结合区域医疗旅游已有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配合医疗卫生改革的战略布局、顺应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利用好上海（浦东）国际医学园区、浦东新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旅游产业资源、上海医疗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平台等既有优质资源，借鉴国内外特色旅游品牌综合配套服务的开发模式，开发适合上海市自身特点的医疗旅游产品，促进上海医疗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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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看病贵”，政府有没有新招？“假出院”、门诊配药限量问题怎么解决？公立医院的政府补偿机制如何完善？怎样实现“就医下沉”，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9月26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就“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专题询问。会上，有备而来的委员们频频发问，直指医改问题核心。

作为此次医改专项监督调研组的副组长，瞿钧委员全程参与了大大小小十余个座谈会，接触了社区居民、医务界代表等方方面面人士，对上海医改一路走来之不易颇有感触。在他看来，“医疗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做好这项工作很不容易”。三年多来的医改工作证明，上海已在医保全覆盖、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探索家庭医生制度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多项指标在全国名列榜首，值得肯定。

破解“看病难”顽症

在此次常委会的专题询问中，瞿钧委员毫不避讳地道出了自己对上海医改中“一卡通”问题的忧虑：“上海市民可以凭着医保卡在本市任何一家医院就诊，这就大大释放了市民的医疗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疗过度。”没有逐级就诊，而是任意就诊，在瞿钧看来，“一卡通”造成了目前的就医秩序混乱，“一卡走天下”的状况亟需改变，与此问题相对应的是，社区医院的医疗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和他有相同看法的还有袁以星委员，“看不好病，配不全药”，诸多问题导致了社区医院少人问津、大医院人满为患。“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待遇低，发展空间小，业务提高慢，常常招不进人，留不住人，全科医生更紧缺；同时，社区配药得不到保证，改革前常规药在基层医院可以配到，现在变成要多次跑，跑多家，甚至跑到三级医院。”袁以星委员请相关政府部门回应，“就医下沉”这个喊了多年的口号如何才能变成现实？

对此，市卫生局负责人坦言，尽管上海的医疗资源非常丰富，医疗服务的水平也很高，但看病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方面，要引导老百姓有正确的就医概念，对常见病、多发病，或者诊断明确的慢性病不要再去大医院排队就诊，而是在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地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经历了十多年改革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继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药品遴选配备方面还有改进空间”。如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放心地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优秀医生是关键。除了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外，我们还要制定政策，从人员编制、收入待遇、学术发展等方面吸引优秀医生到社区卫生中心来。”

应对“老龄化”上海

对于老年人口占城市户籍居民四分之一的上海，老年人的医疗护理问题毫无疑问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焦点、社会关注的热点。陈兆丰委员动情道：“当我们看到孤独的老人卧病在床、无人照料的时候，当我们陪伴病中的父母又放不下工作的时候，我们内心的不安和情绪的焦虑是许多人感同身受又无可奈何的共同经历。” “比起上海350万的老年人口，1万张床位简直是杯水车薪。”他直截了当地向政府部门提问：“面对上海老年人口的不断扩大，该如何进一步采取应对措施？”

市医改办负责人开门见山：“上海的老年医疗和护理问题是目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2020年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近500万。” “问题一是居家护理缺失，二是老年护理床位不足，利用率低，住院矛盾突出，人满为患。”他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启动全新的老年护理保障计划试点工作。通过建构老年人状况评估体系、加强护理专业人员培训、调整现有医疗资源等措施，逐步适应上海的老年护理和医疗需求。

制度理念需跟进

全程参加了市人大医改专项监督调研的顾晓敏委员肯定了上海在第三轮医改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她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对于上海这样一个特大型城市而言，医疗需求无限，而医保费用有限。”当前，为控制医保费用，医保部门对医保定点医院施行了“总额包干，超支不补”的模式，并实行指标考核。“医院将指标层层分解至科室甚至个人，导致下游医疗行为产生诸如‘假出院’、‘门诊配药限量’等怪象，政府部门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市人力资源社保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国际上医保费用支付采取了按项目付费、人头付费、病种付费、总额调控预付这四种形式。上海采取了以项目收费为基础、总额预付为主的支付方式，这对调控医疗费用的增长、维持收支平衡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本市已委托多家科研机构研究细化预付的总额，以完善指标分配和动态调整，用更加科学的依据，兼顾不同类型的医院，最终让此问题得到改善。

和北京的3000多家民营医院相比，上海目前只有1000多家。“公立医院一家独大。”张凌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医疗服务业发展的不足，“兄弟省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如北京出台了‘18条’鼓励民办医疗机构做大做强，江苏采取措施将符合条件的民营医院纳入医保定点试运行等，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民办医疗机构的发展。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已经具有较好的医疗基础设施，下一步该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引导社会资本办医？”

市医改办负责人表示，上海目前社会办医总量只有5%，床位总数少，规模小，医疗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确与上海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不相符。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将在浦东与闵行建立两个以高端医学服务为主的医学园区，达到全国乃至亚洲一流的高端医学的水平，为上海的特需医疗、高端医疗服务奠定基础。本市目前正在制定相关政策推进社会资本办医，在资格准入、土地、设备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确保社会办医和公立医院享有同等待遇。此外，本市还制定了“医生可多点执业”等政策，确保民营医疗机构在技术上有保障。

此外，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就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医患关系、医改城乡统筹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询问，会场气氛浓烈。来自医务界的傅舒昆代表大声呼吁：“医改过程中，医务人员的作用不容忽视。”说起医务人员编制和现今病人数不相匹配、医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多靠医院自谋财路、医生在诸多压力下内心煎熬等问题，她更是一度动情至哽咽。

篇7

小到健康检查，大到重症诊疗，技术、价格、服务质量在不同国家间的高低差，正推动越来越多的人跨过国境寻求医疗服务。

这是一块馋人的大蛋糕。全球医疗旅游族的数量已从2006年的2000万人次迅猛增长至2012年的4000万人次，而一个医疗旅游者平均约能带来1万美元的收益。根据全球水疗与健康峰会（简称“GSWS”）与斯坦福研究机构（“SRI”）联合的2013年全球医疗健康旅游产业经济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度全球医疗健康旅游产业规模约为4386亿美元，约占全球旅游产业经济总体规模的14%。

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机构，正努力从“医疗旅游”产业中分到一块蛋糕。

迅速壮大的医疗旅游族

“去韩国体检之后，会觉得中国实在是相差太远了。”潘智辉已经打算好，今年若有机会去韩国的话，他将抽出半天再做个体检。

34岁的潘智辉，从4年前开始每年例行健康检查。他工作应酬多、运动少，体形微胖。在一次爬山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连父母都爬不过。虽然平时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这足以令他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与此同时，他身边的不少朋友早已将体检列为每年的议程。

但是国内医院的服务却不甚令人满意。潘智辉去了所在城市东莞的一家三甲医院，选了一组1800元的基础型体检套餐。随后就是中国医院最普遍的体检经历：内外科检查要排队、抽血要排队、做心电图要排队……整个过程从早上8时开始，中午12时才结束，其中B超排队就耗了两个多小时。如果碰到医护人员心情不灿烂，还附带给脸色看。

2013年春天，身为东莞一家旅行社日韩部的负责人，潘智辉受一家医院邀请，到韩国体验、考察医疗旅游。

“人家那个真叫服务。”将中韩医院的不同体验进行比较之后，潘智辉感叹道。

不像中国医院清一色的白色，韩国的医院灯光明亮、色调温暖柔和，各自独立的房间代替了中国医院拥挤嘈杂的大堂，没有任何令人不愉快的味道――这使得医院看起来更像是温馨的酒店。

从进门开始，就有一位会中文的医生助理全程陪同。体检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体检套餐，在医生的协助下做好体检计划。潘智辉印象最深刻的是，韩国的医护人员都面带微笑，亲切和蔼。

尽管潘智辉选的是最基本的套餐，但也包含了基础的肿瘤筛查，而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只需要2000多元（一些韩国医院为了吸引中国的消费者，在体检上给了优惠价）。15个工作日之后，翻译成中文的体检结果便发到了潘智辉的邮箱里。

潘智辉只是浩浩荡荡“医疗旅游族”中的一员。因为定居地的医疗服务太昂贵或不太完善，他们跨出国门到国外寻求更相宜的医疗服务，大到重病治疗，小到被称为“轻医疗”的健康体检、减肥塑身等。国际上倾向于用医疗旅游来概括这种以侵入性手术治疗、医疗诊断或生活方式医学为首要目的而进行的旅行活动。

上海市教委2009年资助的一项关于国际医疗旅游产业的研究显示，医疗旅游族主要由5类群体构成：对医疗价格敏感者、医疗保险缺失或承保项目缺失者、不愿在国内长期等待医治者、特殊医疗需求者，以及倾向于使用生活方式医学改善自身健康状况的人群。

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医疗旅游族”正在迅速壮大。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居民的出游意愿已达七成。较强的消费支付能力、日渐增强的医疗健康意识，再加上出境旅行的便利，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吸引出国门。

2013年，访韩医疗旅游总人数超过21万，其中中国人占了1/4，已成为韩国医疗旅游市场的主力军。韩国旅游发展局广州办事处郭尚燮局长介绍，最早的医疗观光游客以俄罗斯、中东地区的为主，侧重于重病治疗。“中国人到韩国医疗旅游的项目有点不一样，主要是整形整容，以及现在慢慢开始的健康体检。”

在其他诸如日本、新加坡、美国、泰国、瑞士等热门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面孔。亚洲最大的私立医疗服务集团“新加坡百汇医院集团”市场发展部助理副总裁陈行义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们预计，到2014年底，赴百汇诊疗的中国人将达1000人，其中多数来自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以及厦门、昆明等二线城市。他们到新加坡主要是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重症治疗，以及健康体检。

亚洲的逆袭

作为一个产业，虽然医疗旅游在中国尚属新兴事物，但在国际上，却有了不算短的发展史。

在早期，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医疗技术，吸引了众多以重病诊疗为旅行目的的患者。而今人们的观念已经改变，像潘智辉这样以轻医疗结合观光、游玩等目的于一体的医疗旅游模式正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瑞士的羊胎素、巴西的整容、匈牙利的牙科……正日益受到国际医疗旅游者的重视。

研究表明，与国际观光度假旅游客流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国际医疗旅游客流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

为了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医疗服务，仅2007年美国就有近75万人到境外进行医疗旅游，目的地多为墨西哥以及亚洲的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而到2017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增至1575万人。

拥有“第一世界的技术和第三世界的价格”的亚洲医疗旅游业，正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医疗旅游的目的地。2007年，亚洲医疗旅游服务收入就已达34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2.7%，并且每年以两位数百分比的速度递增。其中泰国、印度、新加坡3个国家的医疗旅游服务，一度占据了整个亚洲医疗旅游服务市场份额的90%。

在传统游客的眼里，印度集中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缺点：人口多、贫困、糟糕的卫生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印度私营医院医术水平高且费用低廉，位列福布斯全球10大热门医疗旅游胜地榜单之上。印度医疗旅游开始于1995年左右，医疗项目类型丰富，不少私立医院具有世界一流的医疗水平，但收费只是欧美国家的1/10，手术等治疗也无需像在欧美国家等上数月之久，几乎立即就可以进行。印度最闻名的医疗服务有心脏手术和矫形，位于新德里的埃斯科特医院每年完成4200例心脏手术，死亡率只有0.8%，感染率只有0.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2%、1%。而且，印度的大部分医护人员都会讲英语，吸引许多欧美人不远万里前来。

亚洲另一个热门的医疗旅游胜地新加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亚洲拥有最佳医疗系统的国家，不过近年正遭受马来西亚的冲击。医疗旅游产业是马来西亚近年的重点支柱产业，2011年总共有38万名医疗游客到马来西亚，多数是进行心脏外科、骨科、牙科、试管婴儿等手术，其中有1万名左右是中国的医疗旅客，这两个数据还在不断上升。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MHTC）首席执行官黄丽莉曾称，在2020年之前，要把外来医疗旅客的整体数字增加至190万人，而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确保收费比新加坡低。

抢分市场蛋糕

医疗旅游产业迅速壮大带来的，是嗅觉敏锐的资本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2009年，韩国政府指定在中央直辖市大邱建设“尖端医疗复合园区”。占地103万平方米的园区投资约为50亿美元，务求将大邱打造成韩国医疗观光代表性城市，同时成为亚洲最佳国际医疗R&D中心。

对于中国市场这块肥肉，韩国更是丝毫没有放松。韩国旅游发展局在中国开设了7个办事处，对韩国的旅游资源进行大力度地推广、宣传。2013年，韩国将已举办过多届国际医疗观光博览会移到了海外，第一站就选在中国的广州。

医疗旅游产业“领头羊”泰国近年每年都吸引了超过200万的国际医疗旅游客，但仍雄心勃勃，正在打造“世界医疗旅游服务中心”。印度政府发出倡议鼓励向医疗服务领域投资，对参与医疗旅游服务出口的医院实行税收减免。新加坡政府成立了由多个机构联合组建的新加坡国际医疗，目标是将新加坡发展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连菲律宾也定下目标，要在2015年实现医疗旅游收入30亿美元。

为了吸收更多的国际游客，韩国、日本、台湾、印度等，都争先针对有医疗需求的游客开了绿色通道――医疗旅游签证。

医疗旅游蛋糕变大的同时，也催生了另一个产业的兴起――医疗旅游中介，包括旅行社和专门的医疗旅游公司。

陈礼煊是一家高端资源整合商务平台公司的老板，他正在筹备面向多为企业主、企业高管的会员推出日本定制旅行项目：这个为期4天的旅游线路，其中一天将安排在东京进行体检。从全身精密检查、防癌精密检查，到癌症基因高端体检，会员有三个体检套餐可选，价位估计在5位数左右。

北京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以医疗旅游中介公司，旗下有瑞士羊胚胎素抗衰老治疗、德国干细胞治疗糖尿病、韩国体检等热门产品，目前已接待过2000多客户。该公司市场部公关经理吴琪估算，中国目前海外医疗旅游行业的市值应该在10个亿以内，根据目前国内亿万富豪有6万名，年人均消费100万左右测算，未来市场深度至少在600亿左右，中国的医疗旅游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潜力。

篇8

一、深刻认识推进健康西安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推进健康西安建设是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健康是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推进健康西安建设目标的提出，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表现。2014年，西安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标志着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发达状态”，发展中心由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社会发展为主，以满足人民群众更突出、更迫切的健康需求。要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医疗卫生体制，进一步提高健康服务保障水平，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健康基础。

（二）推进健康西安建设是维护市民健康的必然要求

身心健康的市民意味着城市更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和更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推进健康西安建设目标的提出，不仅展示了政府预期管理在健康领域的新作为，也有利于以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健康水平为目标，动员全社会参与，切实加强对市民健康重大和长远问题的有效干预。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就是要凸显“未病先防”思路，真正从维护市民健康出发，开展一系列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

（三）推进健康西安建设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必然要求

当前，经济增速正经历换档走低的过程，但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特别是高品质服务需求的增速却在提高。“十二五”期间，西安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先后跨越4000亿元和5000亿元大关，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与此同时医疗卫生和健康事业人均指标还较低，差异化市场需求未能充分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医疗卫生发展不能仅依赖政府的高投入，而要更加注重从完善体系和结构调整中提升效率、提高质量。推进健康西安建设目标的提出，为发展健康服务业带来机遇，不仅有利于拉内需、扩就业，还可以带动西安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二、品质医院的内涵

品质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市场竞争中，品质是质量、信誉、责任和文化的集合，是以顾客为导向，符合顾客需求，让顾客满意的特质。

医院品质，存在于医院的内在本质中，具体反映医院的服务环境、技术水平、道德伦理、医疗费用等，指导并影响医院的管理与运行。广义而言，医院品质是指政府对医院资源的分配、医疗政策规划与执行的品质；狭义而言，医院品质是指医院的医疗临床品质和服务品质。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医院视角出发，探讨的是狭义概念。临床品质指以医生为主的医疗人员对医疗临床作业执行的状况，其品质优劣一般以是否达到医院或卫生主管部门所设定的规范或标准来认定；服务品质是指临床周边设施的品质集成，包括软硬件环境、行政手续、医疗费用及服务态度等品质，以顾客满意度为标准。品质医院，顾名思义就是拥有良好临床品质和服务品质的医院。

三、西安医院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西安市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财政支出和新增财力的80%用于民生事业”，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积极推进医院改革发展，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医院体系，让群众更好地享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实惠。

一是医院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政府财政实力的增强、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西安市不断加大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医疗卫生资源持续增加，在全国及全省处于较高水平。全市医院数、医院床位数和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逐年递增，截止2015年底，西安市有295个医院，比上年新增14家医院，其中，综合医院约210家；医疗机构床位数为54708张，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数为81462人。医疗质量和技术管理得到强化，建立10个市级质量控制中心，对市属市管医疗机构进行临床应用能力评估。

二是积极推进医院综合改革。在远郊7个区县，全面推行县区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成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编制核定工作，取消以药补医、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有效降低了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远郊7个区县的县域内就诊比例达到78%。“十二五”期间，在29家县区级公立医院逐步推行了药品“三统一”和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适时调整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配送和目录增补工作，基本满足了基层就诊群众的用药需求。

三是医疗服务效率有效提升。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把市场无形手的力量释放出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兴办医院，截止2015年底，全市民营医院约120家，占医院总量的40%，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同时，随着新的技术手段在医院得到广泛应用以及医院运行机制的不断健全，医疗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有效提升，2015年全市医院平均病床使用率提高到88.67%，医院平均住院日降低到9.5天，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5328.2万人次，比2011年增长24.15%。

四是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信息化设施投资不断加大，市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基本建成，县级平台建设稳步推进，远程会诊系统全部安装调通。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全员人口三大基础数据库不断完善，目前全市12家市属医院、15家省级三甲医院实现了电子病历数据共享。市属市管三级医院基本建成HIS、LIS、PACS、OA系统，48家医院推行门诊预约挂号。升级完善市级医疗一卡通结算平台，试点医院累计发卡263万张。

五是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近年来，全市建成国家和省市级重点学科85个，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个、省市级科技奖56项，开展新业务新技术95项，填补国家和省市空白19项。每年引进培养博士硕士400余人，区县级医疗单位引进专业技术人员1374人。全市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2.55人，超过国家标准。

在看到西安市医疗卫生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广大市民的殷切期盼相比还有较大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医院看病等候时间长、诊疗时间短。受医生的培养制度、收入水平和就业制度影响，基层医院医生服务质量和水平不高，使得病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也需要前往大医院治疗。此外，西安市的区位和医疗资源优势显著，辐射范围大，周边地区的不少病患偏好西安优质的医疗资源，进一步加大了西安各大医院医疗服务的供给压力。如果将医疗服务分为诊疗、药品和检查三个部分的话，由于诊疗价格过低、医患接触时间短暂等因素，医院看病存在诊疗短缺，用药和检查过度的结构失调问题。

二是医患矛盾形势依然严峻。就医行为是一种搜寻过程，病人是无法准确判断病情，因而不知道哪个专科最合适；医生也不知道哪些病人是最合适本科室的。在分工细致复杂的医疗体系中，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医患双方缺乏信任，加上患者经济和法律意识增强、医患沟通欠缺以及病人就医前后的心理落差，容易造成医患矛盾。

三是医院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医院管理X效率偏低。医院管理理念落后，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意识薄弱，硬件设施未能充分发挥最佳效益。医院管理制度不健全、人事薪酬制度不能匹配行业特点、医务工作强度高以及情感需求未能满足，难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医院效率的提高。

四是就医环境有待改善。近年来，虽然全市新建、迁建、改建了一批医院，硬件环境得到较大提升，但由于占全市医院份额较小，对整体状况的影响有限。这点在北大街区域内医院体现最为明显，例如停车难问题。此外，就医流程优化不足、医生服务意识相对薄弱、方便服务病患能力较差等就医软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四、加快品质医院建设的对策建议

西安“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品质西安”建设，2016年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品质西安的内涵。

（一）加快医院科研前沿化，树立健康西安建设的新思维

从发挥医院最佳社会效益出发，加强医院科研工作，在大医院中创建研究型医院，让经济条件相对差的人看得起病，让相对富裕的人看得好病，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就医时间损耗，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一是围绕西安系统推进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目标，加强医院与科研院所、医疗装备生产商合作，推进原创新药、高端医疗装备、精准医疗等创新研发。二是依托西安雄厚的科研技术实力，运用大数据、编程等技术，开发医疗机器人或新型医疗终端装备，把医生从繁杂雷同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精准治疗质量和水平。三是发挥医院中省级重点实验室和特色科室专家的模范带头作用，建立全市医疗科研创新联盟，共享医疗创新成果。

（二）推进医院管理科学化，培育健康西安建设的新样本

医院科学化管理，要以病人为中心、以提升医院运行效率为目标，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要摈弃急功近利的思想，持续更新管理理念，不断学习先进医院案例、总结自身工作经验，才能作为健康西安建设的新样本展现出去。一是坚持医院行风建设常抓不懈，在全市医院持续开展医德医风活动，坚决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二是提升医院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优化工作流程，方便病患获取信息，满足医疗技术和现代管理的需要。三是适应医院改革发展趋势，建立现代医院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医院法人治理架构，完善人事分配制度，落实医院医疗质量第三方评价机制。四是加强院内重点人群的安全防范意识的宣传和提示，比如对携抱婴儿离开医院的人做必要的检查和询问。只有硬件方面强了，软件方面不掉链子，品质医院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三）促进医院医患和谐化，营造健康西安建设的新气象

医院是为人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场所，要以救死扶伤、捍卫健康为己任。医院要眼睛向内看，一切从患者出发，积极转变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把病人的满意度作为最终追求。一是建立和完善医患沟通制度，加强培训引导医生进行换位思考，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体系，促进医患沟通顺畅。二是在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提供精湛、优质的技术服务，真正为病人着想，诚心实意地为病人服务，把为病人解除痛苦作为终生最高追求。三是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创造条件率先实现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四是探索建立医院社会互动机制，一方面，深入推动医院进社区、养老院、幼儿园开展义诊活动，积极宣传医疗卫生知识，提高健康卫生意识，营造有利于医疗卫生发展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定期举办医院日活动，邀请市民近距离感受医护人员工作，获取社会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四）加强医院服务人本化，打造健康西安建设的新动力

当前，群众健康卫生意识不断增强，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医患关系不尽人意，医务工作者面临较大的压力。需要是人的普遍本性，医院在管理员工和服务病患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各种机制，通过满足人的各种合理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打造医院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一是尊重员工，要充分理解、支持和关怀员工，创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二是着力提高员工综合素质，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加强员工专业技能、人文修养、社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培养复合型员工，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医疗环境。三是着力实现员工个人价值，建立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员工创造力和工作热情的机制，尽力让其“安居乐业”。医院只有对员工好，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细心呵护，员工才愿意付出更好地服务病患，病患也就更多地称赞宣传医院，从而在各个主体间形成良性互动，营造一个有求必应、和谐共生的医患生态环境。

（五）加强医院环境靓丽化，重塑健康西安建设的新形象

篇9

医改是个系统工程，触及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因此，医改的成败与否，除了有赖于医改制度本身的设计和执行，也有赖于医改制度以外其他制度体系的健全和配套。医改最终影响的是未来一个甚至几个世纪中国人的生命质量生存质量以及社会走向。医改关乎民族气运。

求解“看病难、看病贵”

医改的最大初衷是为攻克患者“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难题，即解决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矛盾，减少公众医疗消费的经济负担。所谓看病难，主要（而非全部）内在症结是医疗资源分布布局和配置结构不合理；所谓看病贵，主要（而非全部）内在症结是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不能有效消除医疗机构（包括医疗机构内部科室、医生个人）的逐利动机和逐利条件以及基本医疗保障不足。

医改是一场已经进行了12年的持久战。从刻意回避医疗市场的商业属性，到正视并按照分类设置、分类管理、分配配置资源的原则将医疗服务者划分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再到进一步明确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明确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共同发展的方向。这正是多年来医改的渐进式轨迹。

在这一渐进式的探索和改革中，政府正在描绘和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公立医院、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以非公立医院以及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在宏观调控下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医疗资源、立体、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市场体系—其核心在于优化医疗资源的分布布局和配置结构，增加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

撬动医疗产业结构调整的杠杆

提到增加医疗服务（特别是基本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永远绕不开一个话题—钱。这一话题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从医改内部抽出来，而投向两个钱袋子—财政、非财政（民间、外资）。

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相对于国民需要，财政可支配资源永远有限，而民生产业又一直受社会资本（包括外资）的青睐。在这样的格局下，财政对医疗产业的结构调整发挥杠杆作用的空间很大。财政资源进退的选择只能围绕一个核心—巩固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对公共卫生、基本医疗，财政只能也必须选择持续投入，除投入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外，在医疗服务体系中主要是增加对公立医院，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包括直接拨付事业经费和专项资金，也包括财政购买基本医疗服务），以提升医疗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从财政资源运用的总体效益运筹层面出发，财政资金必须从可以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退出，由市场配置、吸纳资金用以增加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于是政府在医改制度设计时毫无悬念地安排了一个题目—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在这个题目下，社会资本（包括外资）准入空间有两个—举办医疗机构（特别是非营利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改革。

外部配套制度体系欠协调已成为资本藩篱

允许和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是中国政府的明智之举，既是政府在医改命题上务实态度的集中体现，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仍有一些外部配套制度体系存在制度建设滞后或者欠缺协调的情况，使得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时踯躅不前。例子很多：

其一，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制度存在真空。政府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医疗机构，但规定一旦民间资本选择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无特殊原因不得将非营利医疗机构转变为营利性医疗机构。这显然与社会资本的天然逐利性存在冲突，虽给社会资本进入医疗产业造成不小的障碍，但有其合理性，毕竟政府已经给了社会资本自由选择进入营利性领域还是非营利性领域的机会，毕竟非营利医疗机构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待遇。如不设这样一条单行道，就可能使得社会资本滥用免税这一公共财政资源，有违公平正义。

然而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产权问题，却是有必要厘清的大问题。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依照现行法规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现行法规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产权”概念，而在实务操作中，民政部门通常并不承认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产权这一物权法客体，甚至普遍的共识是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是视同为个人或非国有经济组织向社会捐建的医院，即否认财产权，承认身份权。这一认知，有违《物权法》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谁投资、谁收益”的引导民间投资原则。这一认知和相关行政实践在实际操作中引发了一系列不利后果：首先就是使民间资本面对“捐建”望而却步；其次，使得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无法进行产权流转，社会资本甚至国资在民办非营利医疗事业中无法实现资源流动和退出，从而最终影响医疗资源有效配置和有序流动；再次，使得举办者对其举办医疗机构的管理运营权无所依凭，缺乏有效保护；最后，影响和限制了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选项（即公立医院产权向社会资本或本院职工出让），或者造成改革不彻底。这些问题最终均无一例外地与医改总体目标（特别是增加医疗服务供给这一目标）相抵触。

产权问题是制约非营利医疗机构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目前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虽然总数不小，但是做大的不多，并不完全因为缺乏资金或医疗技术资源，更大程度是因为外部配套政策不协调而挤出资本。巩固公益性与赋予公益组织产权并不矛盾。作为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同为非营利经济组织的事业单位就存在国有产权这一物权法客体。

作者认为，无论从物权法或者到非营利组织法角度，都有必要通过完善立法，澄清、承认并保护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只有既保障公益组织的法人财产权，又保护公益组织出资人权益，才能确保公益事业的社会化长期持续投入。

其二，事业单位所有制结构的法律体系存在缺陷。目前许多公立医院，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医院需要转变运行模式，优化医疗资产配置（甚至盘活医疗资产），面临改革。改革选项之一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而产权制度改革的选项之一，是在国资不完全退出、甚至国资继续拥有控制权的情形下引入社会资本，于是势必形成“混合所有制”的多元化产权格局。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等现行法规既未明确允许、亦未禁止事业单位产权中存在非国有成分。

在行政实践中，虽然不乏混合所有制事业单位甚至非国有控股事业单位保留事业单位主体登记的情况，但是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不受理事业单位非国有出资人的举办人登记或变更登记。这直接制约了事业单位以存量产权转让方式，或增量产权融资方式实施改革，同时也将影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因为只依靠转企改制这一条途径，显然是不够的，转企改制途径无法满足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发展需要，同时转企改制由于与巩固公益性的政策目标不完全匹配因而并不应成为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既然国有企业允许通过合资引入社会资本，没有理由不允许事业单位接纳或引入社会资本共同举办和发展公益事业。作者认为，事业单位登记方面的后续立法应适时做出必要的完善。

其三，对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动产的物权保护不健全。根据《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土地使用人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出让年期内有权将国有土地以转让、交换、作价出资、出租、抵押等方式处置。营利性医疗机构从经济性质和民事主体类型上属于企业，其宗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资产性质应界定为经营性资产。但在实践中，一些法制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不恰当地扩大了《担保法》关于“公益设施不得设定担保”规定的适用范围，引致营利性医疗机构经出让取得的营利性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无法办理抵押登记，从而严重限制了其资产杠杆融资的能力，制约了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特别是使企业依据《物权法》享有的物权的完整性丧失了保护。

资本进入医疗，路在何方

仅以上述三点即不难对社会资本办医的现状做出这样一个概括：首先，社会资本可以选择投资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或者营利性医疗机构；其次，如果选择举办非营利医疗机构，其并不拥有医疗机构产权；如果选择参与对公立医院投资，其产权可能不受公示性保护；如果选择举办营利医疗机构，其不动产物权的完整性可能得不到有关监管机关的积极保护。如果这种配套政策格局持续延续，很自然地会导向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包括外资）选择投资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且不会做大量的医疗卫生固定资产投资，只保持轻资产运营模式，所需的医疗设施和设备将通过向医疗资产经营公司或医疗资产租赁公司承租使用。营利性医疗机构最有可能选择的业务方向，将是面向高收入阶层的高端全科医疗服务或者市场商业需求旺盛的专科医疗（例如：口腔、美容、生殖医疗、妇产等）。

这显然对医疗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民营医院整体质量、培育民营医院市场竞争力不利。如果前述情况成为现实，意味着政府真正期待的大量社会资本和外资投资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局面可能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公益性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仍难以缓解，并仍将继续指望政府的财政独家投入，“多元化办医格局”将成为营利过剩、公益短缺的跛脚型多元化办医，形成新的结构失衡。

上述问题的解决除了持续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体系以外，也许可以另辟蹊径。首先是大力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由政府和公众信任的慈善组织管好、用好慈善资产，并增加慈善组织的透明度，鼓励慈善组织举办一些纯粹追求公益性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政府应当大力扶植这类医疗机构，甚至今后可以将一些优质医疗资源（或至少是公立医院改革时）以托管、出让等方式优先考虑吸纳社会慈善组织管理、运营或举办；同时，政府应当组建或指定专门机构代表公众加强对这些慈善性医疗机构的资产配置、收支、收费标准等的监管。这就要求中国具有完善的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慈善资产管理法律环境，而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立法几乎仍是真空地带。除对医疗事业的积极作用外，慈善事业发展对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建立和谐社会关系无疑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篇10

2015中国医生集团大会于9月18-20日在京召开，使“医生集团”一词成为热点。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医疗机构的雇员，而且公立医院垄断了大多数优秀的医疗人才，从而使得医生多点执业难以实现。即使一些医生敢于迈开多点执业的步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场所;大量医学专业毕业生如果无法进入三级医院工作，便放弃了当医生。如何进行我国医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而医生集团或许是多点执业的一种破冰尝试。

Part 1

医生集团 ≠ 医生抱团

医生是医疗中最为重要和稀缺的资源。如何吸引最优秀人才进入医生职业，如何发挥医生的积极性，如何最有效使用医生资源，这些是一个高效的医疗卫生体制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作为自由执业者的医生，即医生作为所有者、而非雇员的就业方式，最能够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保证医生享有自由执业和多点执业的权利，使得医生不被某一个医疗机构垄断，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医生的效率最高。同时，由于医生不必非要成为大医院的雇员，而更愿意去基层的医生诊所或医生集团自由执业，从而为医生的就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概念：团体执业 多点执业 自由执业

医生集团（Medical Group）又称为“医生执业团体”或者“医生执业组织”，有多个医生团队组成的联盟或者组织机构。“医生集团”可能属于医院，也可能是独立的“医生组织”，一般是独立法人机构，以股份制形式运作。

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生都采用医生集团的自由执业方式。据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12年的报告统计， 83%的美国医生在“医生集团”中行医。在美国“医生集团”模式已开展数十年，起步早、形式多样。有些集团是单纯由医生组织成立、独立运营的，而有些则是医生、医院及其他供应商的共同联合。

而国内“医生集团”模式起步晚，但随着国外“医生集团”模式的成熟和渗透以及国内政策的利好，国内“医生集团”模式逐步发展。2015年初，国家颁布《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最大程度上简化多点执业程序，鼓励探索备案制。在政策大背景下，不少医生联合起来形成互助联盟，形成实质上的“医生集团”。

目前，国内主要的“医生集团”主要有：万峰医生集团、张强医生集团、杏香园医生集团、孙宏涛体制内医生集团、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等，形式各异，数量众多。

发展：“天时地利人和”

医疗需求迅猛增长――天时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显示，从2005年至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7%上升至10.1%，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拓展了人们对于医疗市场的需求。

另一方面，人们收入不断上升、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在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时，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经济水平的提升对于医疗需求的增加是重大利好。

多点执业政策――地利

从200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之后，国家对于推动义务人员多点执业的决心就逐步显现。如上表所示，在此之后，国家频频下发关于医疗人员多点执业的通知。由此可见，多点执业是未来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不少医生联合起来形成互助联盟，形成实质上的“医生集团”。国内各种“医生集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医生人心――人和

“医生集团”模式为体制内医生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成为很多医生走出体制，探索市场化定价的一个积极尝试。一部分体制内的医生主张医生不离开医院的情况下，在工作之余采取医生多点执业的模式加入医生集团，医生集团对签约医生采取的多劳多得的奖励方式。并且越来越多的医生也考虑真正走出体制，形成真正的医生集团组织。“医生集团”在医生界引起的“躁动”可谓不小。

模式：美国医生集团的经验

纵观美国医生集团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的市场化释放是促进医生价值回归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促使形成“医生-医院-保险公司”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医疗服务行业利益分配机制的重要变动力量。

1930年以前，医生同时拥有医院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管理者只是扮演了次要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逐步发展到70年代，专业分工逐步出现，医生逐渐将精力关注于临床工作，医院的管理逐步交由专业的管理人员;

1974年随着美国健康计划与发展法案的通过，管理者逐步加大对医疗资源的控制权，到1983年Medicare预期支付体系建立，管理者日益重视控制成本，医生主要关注患者治疗;

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管理型医疗模式扩张，1984-1999年独立执业医生开始下降，医生集团出现萎缩的情况，雇员医生开始增加，严苛的保险规定将医生集团推到医院一边，二者结合呈现紧密的趋势。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医生集团呈现两个发展态势：一方面由于和医保对接的成本逐年增长以及医疗信息化成本逐步提高，美国独立执业成本也水涨船高，导致雇佣医生比例逐步提高，小规模医生集团经营日益困难;另一方面，受到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以及HITECH、ACA法案对医疗保险和电子医疗健康数据的标准建立，大型医生集团则出现与保险公司加速合作的态势，将医疗风险向医院转移。

美国医疗集团发展模式经验

由于美国医生团体可以独立执业，市场化地位得以确立，所以医生始终是医院方和医疗保险组织都争取的重要力量，从美国医生集团发展历程看，主要形成了“医生-医院”模式和“医生-保险公司”模式。

医生行为的判断主要是根据个人价值最大化，当保险一方给予的价格严苛时，医生集团倾向于与医院形成一体化，最为极端的情况就是脱离自由职业成为雇佣医生;当保险公司给予待遇优厚，风险向医院方推进时，医生集团更倾向于与保险公司合作，实现价值最大化。

“医生-医院”模式

在20世纪80-90年代，当美国HMO组织逐步确立并扩大市场份额时，医生和医院都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促进了医生集团与医院的行业重组。一方面医院的横向联合，形成医联体，并进而走向连锁医疗机构;二是医生的横向联合，发展出医生集团;三是医院和医生纵向的联合，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医院直接雇佣医生。

随着“医生-医院”模式的深入发展，逐渐形成了多种医生集团模式，主要包括：独立医生组织（Independent Physicians Association， IPAs）;开放的医生-医院组织（OpenPhysician-Hospital Organization， OPHOs）;紧密的医生-医院组织（Closed Physician-Hospital Organization， CPHOs）和完全一体化组织（Fully Integrated Organization， FIOs）。

以上这四类“医生-医院”模式的分类，主要是考虑医生与医院相互紧密关系：IPAs医生最为自由，除了处理与保险公司合约这一工作以外，专注于患者服务疾病治疗;OPHOs医生则需要借助医院设备、护理、病床等服务，但相对医院医生在经济上仍旧独立，采取与医院合约分成的方式实现医生个人或医生集团的经济独立;CPHOs医生将于相关医院结为更紧密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业务上需要配合医院安排进行合作性医疗服务，更进一步有的CPHOs则需要医生签订排他性协议，医生服务逐步内化到医院组织，医院已经开始提供医生一部分固定收入;到了FIOs，医生完全被雇佣于某一家医院，固定工资的比重很高。这些组织中的医院和医生个人关系呈现逐步由弱到强的过程。

这类与医院形成某种合作形式的医生集团在美国占大多数，例如美国特思专科医生集团，即是医生话语权较大的具备医院的大型医生集团。特思专科医生集团已囊括了近300位的高端知名专科医疗专家和教授，同时还包括了专为名流服务的著名的海景医院霍格医院（Hoag Hospital）、橙县最大的综合医院教会使命医院（Mission Hospital）在内的6家知名医院，致力于照顾到国际患者的每一个需求，为其提供全面、量身定做的医疗服务。

“医生-保险公司”模式

从美国医生集团发展情况上看，“医生-保险公司”深度融合的公司不多，比较成功的是代表性公司凯撒医疗集团。这类医生集团与其说是医生集团，倒不如说更带有HMO组织的成分。

凯撒医疗集团融合健康保险提供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功能于一体，为会员们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健康服务，包括疾病预防、疾病诊疗和病后康复等。凯撒目前成为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性管理型医疗组织，分支分布在美国十七个州，有38家医院，16.4万多名员工，其中有1.5万名医师，4.5万名护士，会员达到900多万人。

凯撒医疗模式最早起源于二战，一个叫作加菲尔德（Garfield）的医生联同几名资本家为一位船厂老板凯撒，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医疗保险模式，为造船工厂的三万名员工，以及钢铁公司提供医疗服务，并将其命名为永久健康计划（Permanente）。

该模式从设计之初就充分借鉴了医疗保险的组织方式，具体是这样的：雇主与工会合作，工业集团每月为每名工人预付1.5美元作为工伤医保费用，同时集团从工人工资里扣除5美分转给加菲尔德医生的诊所，用于工伤以外的其他医疗费用。这就导致医生集团整体的收入水平是固定的，医生也不可以接受会员之外的病人，这就导致医生十分熟悉客户群体，并更加关注会员的工作安全和日常健康状况，降低患病几率。

“专科型”品牌化与“平台型”扩张化

医生集团根据所涉及科室的范围，可以分为“专科型”和“平台型”两种。前者例如张强医生集团、万峰心血管专家联盟、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等，都是围绕某一个专科而成立的医生集团，而且这些医生集团基本上都是独立单一的组织机构。后者例如人才联盟、挂号网的微医集团、中康医生集团等，都囊括了许多不同专科的医生团队，这些医生团队之间相互独立。换句话说，这些医生集团更多发挥的是平台的作用。而从各自发展的思路来看，几乎都是走向“医生集团+医院”的模式，这种发展思路的一个趋势就是专科型医生集团的“个人品牌化”以及平台型医生集团的“综合管理化”。

由于医生集团组织方的经营模式差异，根据国外医生集团发展的趋势，专科型的医生集团将逐渐呈现个人品牌化的趋势，专科型的医生集团主要关注患者服务，通过不断增强该医生集团在所在专科领域的学术地位和水平、吸引组织该领域内高端医生资源加入和持续对所在领域进行医生教育，不断扩展专科型医生集团在所在领域的行业地位，实现医生集团价值;

相对而言，平台型医生集团将逐步承担综合管理任务，提高医生组织和患者之间的交流效率，提升平台盈利水平，以优秀的管理能力取得各方对该平台的认可，这类平台型的医生集团可以向线下医院扩展或向医疗保险公司扩展，不断扩大平台影响力。

Part 2

体制内外 哪个有戏？

医院本质：大型“医生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