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的主要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资本的主要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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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4.便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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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经济与金融的交融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经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内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现象。经济金融化，从本质上而言，指的是：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分析与总结。在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形势下，金融业的资本过度膨胀，非金融业资本也逐渐呈现金融化特征，金融资本积累方式成为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这些特征反映了发达国家内资本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与经济全面扩张的特征。

一、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分析

（一）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过程

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过程主要体现在其结构调整上。首先，非金融企业中的资本不断上升，其发展趋势甚至超过了产业资本的发展趋势。非金融企业要获得资金不再只是通过产业化发展获得资本，而是更多的依赖于金融资产上。比如，美国的非金融企业中金融资本在总资产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到了41%，甚至非金融业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0%。其次，非金融企业发展所获得利润更多的来源于金融资本的扩张和发展中，而产业资本的利润则有所下降。非金融企业通过对金融资本的优化配置，能够通过红利、股息等方式获得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的持续增加，使得每年非金融企业利润也出现了高增加值，一度提升了将近3倍的水平。另外，非金融企业的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已经成为GE大幅增长的动力。

（二）金融业发展日益壮大

发生于上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技术革命，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得资本向金融业大量倾斜，金融业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大产业。美国金融资产总量不断增加，在1975年时金融资产总量仅仅有7.48万亿，发展到2007年时已达到147.07万亿。快速发展的金融也已经成为美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其能够为GDP提供超过制造业贡献率2.75倍的经济价值。不管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总量还是与制造业资本量的比较上看，美国的金融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超过非金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并成为美国的主要产业部门。

（三）金融业利润比重上升

金融业利润在整个经济的利润总量不断增加，并逐渐超过了非金融企业利润，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态势。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美国工业部门的生产利用率不断下降，到本世纪初时已经由80年代83%下降到77%，呈现出发展低迷的现象。但是同时期金融业却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出台了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这为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大量有利条件，使得金融业的利润总额由1985年的15.7%发展到2007年的25.4%，在实体经济萎缩的情况下，金融业却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经济利润。

二、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大量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经济重心转向金融服务

金融业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企业将自身的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中，消费者通过金融产品参与到资本的繁殖及分配过程中。资产价格的提升使得金融产品所附带的利润更加丰厚，经济发展的中心也向着金融领域倾斜。许多资产的价格大幅上升，在国内市场上，较为突出的资产价格上升现象，主要见于房地产及其相关领域。例如，我国的134家中央企业参与到房地产竞争中。另外，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到金融行业中，大量资金为了寻找利润，投入到金融产品中，并将金融产品作为保值和增值的手段。这些资本的投入并没有转化为生产产品的动力，而成为推动金融交易数量及种类扩张的动力，这也导致资产的泡沫化发展，加剧了资本分配的不均衡性。

（二）虚拟资本比重加大，刺激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虚拟资本也得到了空前的增长。经济的金融化使得大量纸质的所有权凭证在市场经济中流通，且经由股市的操作，大量的所有权凭证以超过其本身价值的资本数量进入到市场经济中，但是这些资本价值却并不一定转化为生产资本，因此虚拟资本的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金融化不断加速，且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比例越来越高，货币资本和银行资产所占据的比例不断下降。例如，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化程度不断增强，甚至成为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影响性因素，但是过高的金融化程度使得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甚至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社会债务大量增加，社会分配更加不公

经济金融化导致大量的社会债务产生，其主要反映在居民的住房贷款及地方政府债务两个方面。随着地价的不断上升，地方政府控制地价的欲望也逐渐加强，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融资，因此抬升地价，推动债务的不断上升。另外，由于住房的居住功能减弱而投资功能增强，居民对住房的金融化需求与居民的住房需求融合在一起，成为居民或者家庭债务的主要原因。而经济金融化发展，使得企业对生产活动的依赖性呈现出不断降低趋势，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降低，但对资本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甚至被资本所支配。这就使得占有资本较少的居民获得的财富分配比例下降，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

三、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一）合理分配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防止过度金融化

要推动我国金融资本的发展，就必须要认识到金融资本的特征。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金融资本必须立足于实体资本之上，其本身并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倘若金融资本的发展，完全摆脱了实体经济的限制，那么就容易引发经济虚假繁荣状况，并引起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形成泡沫经济。这样的发展不仅不能为实体经济带来资本支撑，甚至会腐蚀实体经济的根基，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利益。因此，必须要认识到金融资本的特征，并合理分配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既要发挥在实体资本的基础之上金融资本的价值，又要限制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使金融资本为实体资本服务。国家要采取措施，调整经济发展格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降低不合理的收费征收政策，使金融资本主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二）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监管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金融体系，通过严格的市场监管激发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同时抑制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以现代化金融体系限制金融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政府可以通过强化管制，控制短期交易，鼓励长期投资，利用征收资本所得税的方式克制投机行为，减少资本的获利空间。同时政府要强化信贷管理，防止信用的过度膨胀，导致货币价格的不断上升，利用控制信贷供应的方式提升资本持有者的成本，从而降低财富效应的不断扩张。

（三）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合理推进金融开放

我国应积极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通过加入国际性组织的途径，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并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防止美国金融霸权的侵蚀。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应逐步推进金融开放，既不能忽视金融资本的价值，又要控制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同时以现代化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制度的创新与改革，控制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警惕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金融掠夺。另外，政府必须要控制投资方向，降低投资比率，要给民间资本以发展的空间，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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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资本 商品期货 储备

2006年世界初级产品市场可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的一年，期货市场上原油价格最高达到78.71美元/桶(纽约商品交易所)，虽然下半年有所回落，全年涨幅仍达19.58%。铜价最高达到866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全年涨幅达87.56%。对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国外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对能源资源的强烈需求，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因素”。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市场各要素和变化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因素”仅仅是国外期货投机资金做多初级产品的借口，或称“概念炒作”，而“概念”背后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投机运作。

一、世界金融资本运作规模空前增大

由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的普遍宽松，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货币流动性的大量增加，由此导致金融资本及其运作规模迅速增长。以人们特别关注的对冲基金为例，据《对冲基金情报》200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全球对冲基金超过8000只，总资产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而1994年全球仅约有4000只对冲基金，总资产不过1900亿美元。在最近的2001年到2006年的5年多的时间里，对冲基金的资产从5640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此外，其他各种金融资本，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各种政府基金的规模也在快速增长。

金融资本规模的快速增长和逐利本性，使得其在各种市场的运作规模空前加大，特别是大量流入商品期货等市场。据美国期货业协会统计，2006年前10个月全球在交易所交易的商品类衍生品共成交8.53亿手，同比增长33.8%。其中农产品、能源产品和金属类产品分别成交3.49亿手、3.22亿手和1.82亿手，同比分别增长26.9%、37.5%和41.7%。金融资本运作规模的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二、金融资本的投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转移风险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功能。自期货市场诞生后，相应的商品市场便成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石油、铜等矿产品期货也就有了金融产品的属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资本规模的快速扩大，当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造成供需平衡比较紧张的时候，货币市场上的投资者将一部分转移到了商品期货市场上来。

一向活跃于股票、债券和汇率市场上的金融资本看好初级产品市场。原因是由于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和巨额外债，使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商品期货与证券和债券具有负相关性，与通货膨胀又呈正相关性，使大量以美元存在的基金为了避免由于可能存在的汇率波动，纷纷试图以买进商品期货来规避风险。由于股票、债券市场的不景气和商品市场的赚钱效应的影响，促使金融与贸易紧密结合，金融资本大量投资于商品期货成为金融资本运作的新特点。

从市场参与者的结构来看，在世界主要石油期货市场会员的构成中，涵盖了世界主要的银行、投资公司和石油公司，如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摩根士丹利、兰德公司；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等。目前几乎所有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政府机构性基金都进入了商品期货市场。

三、金融资本在初级产品市场的运作给我国经济构成威胁

金融资本的加入，使商品期货市场产生过度投机。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剧烈波动，对于我国利用国外资源造成困难，使国内重要短缺资源潜伏供应中断风险。

1、金融资本影响商品期货价格，期货价格主导消费价格。2006年8月开始，随着国际油价的大幅下滑，我国进口原油也急剧增加，8月份原油进口曾同比大增34.8%，至1182万桶，这个势头在9月得以延续， 9月份进口原油同比大增24%，至1346万吨，创下单月进口最高纪录。尽管我国石油进口大增，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仍在持续下挫，可见金融资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供求对价格的影响。石油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关键因素在于金融资本期货投机的影响。同样原因，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由金融资本主导甚至直接决定。

现货消费价格由期货价格主导。初级产品市场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形成联动机制，如石油定价机制就是市场供需双方在签订供货合同时，通常只是确定某种计价公式，计价公式中的基准价格一般与石油期货市场上的石油价格直接相连，即国际油价的定价方式是间接的，期货价格通过计价公式直接影响现货价格。

金融资本将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了一套由期货到现货的定价机制，进而放大非市场因素，并造成世界各地、各种市场的连锁反应，由此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方向。

2、金融寡头和垄断供应商推高商品价格，我国只能被动接受国外不合理定价。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而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不多，金融市场规模还较小，金融资本实力较弱，金融服务业不发达，在金融资本操纵商品价格的世界商品市场上，我们没有定价权甚或相当的影响力和谈判筹码。仍以石油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价格与进口数量同步涨落。这就出现了一个不理性的现象：在价格高涨时进口多，在价格低迷时进口少。有人说我国企业不具有对国际市场价格进行预期的能力，其实不然，而是我们只能被动接受价格而不能影响价格的结果。铁矿石涨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2003年我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而在2005年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我国钢铁业被迫接受了日本最大钢铁商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单方达成的协议涨价幅度，铁矿石价格上涨71.5%，随后的 2006年、2007年又分别上涨19%和9.5%，3年累计涨幅达128%。再如2005年10月到2006年6月的电解铜涨价，虽然我国连续在国内市场抛售库存物资，无奈不敌金融资本的大肆挤兑，铜价节节攀高。有研究表明，上海金属交易所的价格对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影响非常小，而反之则影响极大。

3、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快速增长，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价格波动给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商品市场的波动，一方面，由于我国消费增长的刚性，不得不按照高涨的价格支付不断扩大的进口商品的费用，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抬高了我国工业生产的成本，使得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上升，削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且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据测算，2006年原油价格上涨影响我国多支出117亿美元。2005年铁矿石价格上涨，使得钢铁行业增加成本397亿元，相当于钢铁行业2004年利润总额的46％。铁矿石价格的连续上涨对主要钢材消费产业，如建筑、机械、轻工、汽车、集装箱、造船、铁道、石化等产生严重影响并波及到宏观经济运行。

四、通过建立和加强储备分散金融资本运作带来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金融资本对商品期货市场的操纵行为与市场垄断行为实质是相同的。垄断行为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操纵交易数量以改变价格，并从改变后的价格（即垄断价格）中获利。金融资本在期货市场上短期内控制了交易头寸，从而控制价格。在经济体内，打破垄断是政府的职责，在国际上应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垄断，也必须由政府出面。对于国际金融资本运作对我国经济构成的威胁，我们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各种应对措施应当构成完善的应对体系，包括完善金融体系，发展金融和商品期货市场；壮大市场规模，加强预警监控，完善风险防范措施；拓宽利用国外资源的途径，提高企业获取国外资源的能力等。除此之外，加强储备在化解和分散国际金融资本运作风险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一定规模的储备，可以增强争夺商品定价权的实力和化解供应中断风险，在商品价格上涨时获取直接收益。商品定价权之争，实际上是企业或者国家间实力的较量，在我国企业和国家实力尚不雄厚的条件下，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可以发挥杠杆作用，增加回旋余地，如在2005年以来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我们就可以作为筹码，至少可以延长谈判时间，由于供方也要考虑年度产销平衡问题，因此会给对方造成压力，使我们在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在2005年至2006年电解铜飞涨的情况下，就可以多抛售一些，一方面减轻国内企业的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减缓价格波动。

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在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情况下，可以有效化解风险。在国际外交事务围绕资源争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在外交谈判中获得主动。应特别注意的是，应对非市场事件，有时仅有货币是不够的，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实物才行。而石油、铜等期货品种已经具有越来越强的金融属性，既能有效应对资源短缺风险，又能随时变成货币应对金融危机，具有进退两益的好处。

2、一定规模的储备库存对商品期货价格上涨起着制约影响。如图1是铜价格与库存关系示意图。研究发现，商品期货价格与交割库存成负相关性，即库存增加，价格下降，库存下降，价格上升。经验表明，利用库存对价格的影响关系，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在适当时机可以将部分物资借给企业注册成交易所标准仓单，甚至不用实际交易就可以配合其他实质性措施影响价格走向。象美国的石油储备，仅公布库存的变化就可以影响石油价格是一样的，库存对于期货市场具有相当的威慑力。

3、石油和有色金属等大宗资源性产品应当作为储备重点。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增长强劲，由于国内资源相对匮乏，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包括铁矿石、铜在内的多种大宗基础产品。由于欧美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对这些工业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已大大降低，他们对价格的波动远没有我们敏感，并且他们掌握大量的跨国垄断矿业公司，一定程度上会容忍或支持其价格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大幅上涨。我们则必须高度关注工业原材料可能出现的危机和市场波动，采取措施稳定市场，化解风险。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石油等能源消费上占比虽然远远大于我，但是他们同样掌控着大量的既有资源，并且大多数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战略储备，相对我国应对风险的能力要强很多。另外国际金融资本大多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机构和个人资本，价格波动正是他们他们掠夺不发达国家，获取直接利益的好时机，因此，在金融资本大规模运作于商品期货市场的新背景下，资源价格的波动体现出新的全球利益博弈新格局。由于资源匮乏和金融实力不强的双重约束，我们始终处于价格波动的受害者地位。

从我国实际出发，考虑应对资源和金融双重风险需要，当前我国应尽快进口储备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交易量大、金融属性强、我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宗能源和矿产品。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资料：

[1]2006国际金融市场报告，省略 金融界网站 ，2007-3-21.

[2]马凯.驳“中国能源”[N].经济日报，2006-11-8.

[3]陈晓刚.金融市场决定油价 对冲基金影响越来越大[N].中国证券报，2007-1-26.省略 ，中金在线，2005-10-22.

[5]江涌.定价权与标价权是国际资源争夺的焦点[N].中国经营报，2006-04-01.

[6]岑科.以印象派眼光扫视对冲基金[N].新财富， 2007-03-2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capital influence to futures market,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reserves.

Jiang Zaijun

（Wuhan University of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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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至今,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危机已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全球正面临自二十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二、当前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探讨

此次危机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由美国虚拟经济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论界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美国信贷市场上宽松的信贷条件

2001年以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房地产市场繁荣,贷款机构预期未来市场持续走高,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后,贷款机构积极发放次级贷款。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贷款机构尽可能地降低进入门坎,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推动了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这又降低了房贷的风险,刺激了房贷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债券(RMBS)的存在,任何贷款机构在对不良信用评级的个人贷款后无需置于其资产负债表内,而只需转手卖给RMBS的投资者。由于RMBS信用级别低,市场流动性不强,不易脱手,诱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根据期限和信用水平将RMBS打包成抵押债务凭证(CDO),从而进一步刺激了RMBS的发展和CDO市场的极度膨胀,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的上升,引发贷款机构资金链的断裂,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缩水,最终引发这场金融危机。

(三)信用评级不严和金融监管的缺位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在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同时,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和衍生产品给予了与风险不对称的评级结果,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助长了危机的蔓延。此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

在信用评级不严的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监管松懈。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次级抵押贷款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中加长了链条,衍生产品的定价已经脱离了原有贷款产品的风险,而仅取决于发行机构公布的回报率和评级机构评定的等级。监管的缺失,纵容了金融机构盲目追逐高额利润的行为,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利率的不断提高,房价下跌,使贷款人无力偿还次级贷款,金融机构信用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机爆发。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宽松的信贷环境和美国式的过度消费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样追求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从而导致物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联邦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利率,最后引发次贷危机。

(五)投行杠杆比例过高和金融衍生品开发过滥

据有关统计显示,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达到28倍。华尔街利用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CDO)、信用违约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杆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贷的金融效应,铸就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传递链条。

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因果关系,对次贷危机成因进行阐述:即利率上升―房价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信用紧缩―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的资金链断裂―金融资产缩水―投资衰减―金融恐慌―次贷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和新特征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特征,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

(一)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的资本主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虚拟资本也在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品种,出现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虚拟资本是对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再次虚拟。虚拟资本也成为当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资本形态。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生息资本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即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垄断实现高度投机,获得高额利润。

(三)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

当代资本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控制整个世界,通过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影响世界。历史表明,经济震荡,由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过高急转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不足,使石油产业遭到重创,达到以美元优势控制石油的目的。

当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在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下,表明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级虚拟化。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对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的信贷政策、金融风险管理政策等角度出发,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属于操作层面和现象层次的分析;缺乏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认识危机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

(一)从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形成机制

马克思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建立在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各方强制统一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生产和商业危机先导阶段的金融危机;第二类是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的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规律以及资本市场赌博投机的本质特征的金融危机。

1. 第一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导致第一类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导致生产过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生产扩大与市场扩大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动力,资本过剩从而商品过剩是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以商业信用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导致商业货币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过剩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商品价值的回流时间往往早于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容易产生虚假的需求;在商业货币不断膨胀下,这种虚假的需求积累起来,商品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属性,它们决定了生产过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并不是商品过剩的必要条件,不是商品过剩的充分条件,只是加剧了商品过剩的累积程度。第一类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奏,其形成机制(图1)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将第二类金融危机成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而导致的虚拟资本过剩。虚拟资本的过剩同样可能导致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与货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市场的危机。

首先,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虚拟资本实际上是基于预期收益资本化的幻想的资本。

其次,虚拟资本是伴随企业资本扩张与商品流通发展而产生的,但却能摆脱生产和商业的束缚而依靠信用制度获得自身的发展。“虚拟资本巨大的扩张潜力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相结合,为金融市场虚拟资本商品的过剩创造了条件”。

最后,虚拟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通过赌博投机实现价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杠杆化”;另一方面,“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当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使得金融杠杆化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致虚拟资本商品过剩严重,一旦货币发生紧缩,将导致债务支付链条断裂,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第二类金融危机本质是在金融市场过度的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的膨胀相结合的情况下,过剩的虚拟资本与货币形成尖锐的对立,最终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导致危机爆发。其形成机制(图2)揭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是危机发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以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为导火索,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始,进而波及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从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制度。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1.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条件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对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

2.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3. 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和杠杆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变,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银行家们不断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制造高风险的虚拟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的杠杆性,实行高杠杆的运营模式,通过将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化,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高度膨胀,将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本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持续的影响,世界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以往的危机多半起始于物质生产领域,然后向其他领域扩散,而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之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以往危机大多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则是实物生产日趋萎缩,整个国民经济虚拟化。以往的危机表现为广大居民购买能力下降和消费不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此次危机则是这些国家各个阶层包括工薪层在内的超前消费或过度消费,国民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消费泡沫”;这次危机不仅扩散的面更广,几乎传播到了世界所有国家,而且传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这些特点,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化相联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特点。

(二)金融资本恶性膨胀,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在继续使用这种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手段进行国际剥削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资本输出和资本直接剥削外国劳动的作用,国际剥削的重点已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国际剥削的重点由昔日的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逐步向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转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之所以积极推动这种转移,是因为金融资本的输出具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国际剥削和压榨功能。

金融资本已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和维护国际垄断资本所需要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其世界统治和盘剥的增强,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化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国民经济的虚拟化,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次世界性金融风暴的形成,是金融垄断资本长期统治、横行的必然产物。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日趋虚拟化。表现为:

第一、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金融资本越来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金融资本超前发展,资本家与生产过程脱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额已达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资本不仅在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不仅完全脱离了生产活动,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凌驾于整个社会生产之上,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宰,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的发展。

第二、在金融资本泛滥的同时,实体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各种服务性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而增殖的途径日趋狭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工业品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物生产领域向第三产业转移。银行、保险、证券等虽然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增加产值,但却不能为国民经济增加物质财富,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虚拟化的重要因素。

(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横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增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脱离实体生产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转移的过程,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组织发展跨国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为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的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沉沦。不仅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在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种货币金融杠杆或货币金融政策从事国内外的投机活动。总之,金融投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基本途径。

(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权势的增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垂死性更加明显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从来都是不一致的,不仅广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根本对立,而且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矛盾和对立则在进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强烈。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结束、新的动荡时期开始的一个突出的信号。从国际方面来看,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日益恶化。

六、结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

的成因的认识,不应单从其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对其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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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这种积累，只有通过产业资本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上的循环运动过程来实现。产业资本不断地将劳动力这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不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商品和新的剩余价值，“还要生产并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则是要把上一轮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再投入到新一轮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去。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必然带来一种结果，即“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这种社会再生产过程越是循环反复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就不得不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转化为以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的“虚构商品”。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越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生产与需求的同一关系就会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转化为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要进行下去，就必须不断地在商品资本通过市场交换转变为货币进而转变为扩大的货币资本的环节上，实现“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暂时地得以解决。不经过这一“飞跃”，则商品价值，进而剩余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剩余价值若不能实现，也就无从转化为资本，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无法持续下去。因此决定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环节是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论是古典危机还是当代危机）本质上都是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外在表现。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商品价值由商品体到货币体的“惊险的跳跃”的过程，在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会发生。这种“跳跃”发生的几率甚至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反复而趋于减小。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得“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如果单纯依靠资本投入的扩张，就会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导致劳动力价格过快上升到“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程度。对于资本来说，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生产方法，从而使所生产的每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就可以暂时地取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同时淘汰其他竞争者。个别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增进劳动生产力就越是成为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实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越有必要。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单向变化就成为一种常态：不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增加，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减少。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变化必然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这种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为结果，进而成为资本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资本驱使下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导致的消费需求萎靡。生产与需求的这种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剩余价值就会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停滞和萎缩而无法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突然中断，以商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费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暂时缓解

（一）透支消费的目的与实质客观地讲，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来说，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趋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正是这种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支配的资本蓄积规则及财富分配规则相冲突的结果。如果不能依靠压缩生产能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寻求缓和。突破“量入为出”的观念，决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的必然产物。“透支消费”的观念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恰是日趋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蓄积的过程，资本蓄积越快则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也就越尖锐化。资本蓄积正是通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能力的扩张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却会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所具有的消费购买能力相对地变弱。要缓解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必须改变一部分社会劳动生产物的性质和用途，使生产与需求暂时达到耦合状态，使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从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物质载体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已经补偿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力，所以其性质和用途不能再作改变。唯一还可以改变用途的劳动生产物，就是那些补偿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耗费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值形态即是剩余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透支消费（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消费透支，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财政透支）本质上都是将剩余价值的用途暂作改变，在抑制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得以成功实现。

（二）透支消费的必然性与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费来缓解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归纳为：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这种使资本可以继续行使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和对剩余生产物的索取权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刚刚形成并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必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使剩余价值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日臻完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越来越遭到全体劳动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快，实行这种“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相对于危机爆发时销毁过剩商品并消灭生产能力的那些危机应对办法，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可以在尽可能小地破坏生产力的前提下，尽量地缓和因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将社会储蓄基金部分转变为社会消费基金，暂时减缓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速度，以破坏相对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另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资本牺牲的是对已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的直接支配权，换取的是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平稳运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以“高福利、高消费”著称的福利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全社会范围内多层次的透支消费，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了一种毋需废除资本对生产支配权力的应对办法。实行透支消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注定了透支消费只能暂时缓解社会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并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

三、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激化与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

（一）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向金融资本转变当资本家以“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办法来缓解被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时，资本不会放弃对转变了用途的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最终支配权。透支消费暂时转变剩余价值用途的过程，只是通过信贷或公债的方式，将作为这部分剩余价值物质载体的剩余生产物的使用权暂时让渡给消费者或政府。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的财富分配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资本家对已实现剩余价值的即时索取权转变为对已实现和将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长期索取权。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虽然没有转化为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中完整循环的产业资本，却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到期还本付息的规则，不仅将过去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收回，还额外地从因这些剩余价值的垫付而得以实现的新的剩余价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来。这些游离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金融资本，表面上看只是当作商品的货币，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P383）。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盛行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并不是资本给劳动者的无偿馈赠，也不意味着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发生了改变；实行透支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本可以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并将资本对劳动者以及对社会生产的支配进一步深化。

（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金融化与货币过剩常态化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越是盛行，越来越大比例的剩余价值会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这种形式的转化非但不可能使业已存在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得到彻底解决，反倒会使这种矛盾关系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导引作用使产业资本周转效率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既定剩余价值所需的产业资本预付量减少了。这一改变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资本蓄积的速度不是减慢了而是加快了。资本蓄积速度的加快推动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加速变化，不变资本比重进一步上升，可变资本比重则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速了劳动者购买力弱化的过程，实现剩余价值的目标使社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快速放大。这表现在扩大的透支消费使得对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债权关系和信用关系作杠杆，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成倍放大。金融资本借由透支消费取得的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支配作用，使得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不再直接表现为商品过剩，而是表现为常态化的货币过剩。金融资本流向哪个产业部门，哪个产业部门就会在供需两旺的形势下迅速膨胀；反之，金融资本一旦撤出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会因需求的萎缩而迅速衰落。对商品的需求往往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也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无关。在这种形势下，不仅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金融资本，甚至在实体经济部门中循环周转的职能资本也有向金融部门流动的趋势。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经济加速金融化。最近20年美国经济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很能说明这一趋势。从衡量货币发行量的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94年美国该指数为62.16%，但到2012年已达89.92%；再从衡量资产证券化的股票市场交易额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88年时美国该指数仅为33.97%，在1997年达到123.73%，在2000年时则达到321.88%，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50.19%。①

（三）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和货币过剩的常态化，非但没有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反倒将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在各种金融衍生品的遮蔽下悄然生发。以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例，次级抵押贷款本是面向信用程度差和还债能力弱的借款人的一种高风险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却将这些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利用担保债务凭证等工具面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为购买这些债券融资。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因为有各种方法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以劳动者为主的消费群体购买力越是随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相对弱化，金融资本为实现剩余价值而鼓励透支消费的动机就越强烈，手段就越翻新。金融资本对透支消费的支持，扰乱了价格信号反映并协调生产与需求关系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信用货币的高度不稳定性，成为频繁引发以货币过剩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不同于金属货币，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具有高度的可伸缩性。当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较容易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极力延长信用链条，大量的信用货币被创造出来，并带动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加速。但当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实现新的剩余价值而让渡出去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个人和政府债务的累积；一旦债务无法清偿，信用链条的崩溃会使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急速萎缩，并加剧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信用货币的不稳定性，正是金融资本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控制没有消除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的外在表现。扩大再生产越是加速进行，劳动者购买力越是萎缩，与透支消费相联系的信用货币过剩也就越严重。当过度扩张的信用也无法帮助资本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出来时，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就引发现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从商品过剩向以货币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态转变，是金融资本通过透支消费取得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支配权的必然结果。通过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转化为金融资本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导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但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起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金融资本既然不能改变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只能使这种对立激化导致的经济危机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四、危机形态转变的经济后果

（一）劳动者地位的弱势化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透支消费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曾给人以一种幻觉：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而提高，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可以保证劳动者不再依附于资本。但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表明，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并没有丝毫改变，并且随着危机形态的转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化的倾向。一方面，在金融资本引导下不断加快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使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被制造业部门所排斥，劳动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在遭遇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还出现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表明，美国平民失业率自1974年1月突破5%，1982年曾一度攀升至10.8%，直到1997年5月初才首次降到5%以下水平。②另一方面，劳动者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个人生产力趋于贫乏。在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比重从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③相对于非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劳动者的财富创造能力增长更为缓慢。劳动者经济地位弱势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与需求对立加深、经济危机频发的直接原因，又因新形态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加剧。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导致金融资本失去支持透支消费的能力，转而要求政府和个人清偿因透支消费而累积起来的债务，以便将垫付出去的资本回收。政府和个人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不仅导致福利资本主义破产，还将劳动者推至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消费者行为的虚荣化消费者的一切消费行为，原本都应当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的。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人的劳动的目的和消费的目的应当是一致的，即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劳动，也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消费。金融资本对社会生产的支配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更加深化，与危机形态转变相伴生的货币过剩也使消费者迷失其行为的目的，陷入消费目的虚荣化的境地。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将需求的范围限定在人的衣食、生殖、居住、装饰等动物机能上。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透支消费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较低层次的人的动物机能方面的需求，却不能满足更高层次的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全社会透支消费培养起来的“消费至上”的观念，无助于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满足，也就不能达到再生产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使消费者出现“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倾向，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相对于动物机能方面需求的满足也是过剩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各种透支消费的机会，使消费者可以仅仅是为了虚荣而非为了需要进行消费。名牌箱包等奢侈品在使用价值上与一般商品并无差异，但是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故让众多消费者哪怕背上债务也要购买。消费者行为普遍虚荣化既是经济危机形态转变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形态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消费者出于虚荣心而做出的消费决策，使生产者误以为商品供不应求是可以持续的状况，从而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加剧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使这种虚荣消费失去财富支撑，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就显现出来。普遍的虚荣消费越是与透支消费紧密结合，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就越是容易造成货币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五、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篇6

“金融类国资的出资人职责难以到位，可能会产生经营层越位行使出资人的错位。”孙晓霞直言。

孙晓霞对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现状的弊端并不讳言。人们并不一定都赞成，但一定会重视她的见解。因为她是财政部金融司司长，主持中国万亿中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一方重镇。

她目前所在的财政部金融司，长期承担国有金融资产基础管理之责。孙晓霞本人同时是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的董事。

一米七五的身高、精致的妆容、飒爽的气质，孙晓霞在财政部大楼颇为简朴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金融国资基础管理者

《财经》：财政部近年出台了一系列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办法。即将出台的《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更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制订这些办法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什么？

孙晓霞：我们在制定这些政策时，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正确处理好金融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二是提高管理透明度；三是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金融资产流失，促进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在国有金融资产评估方面，我们提出，国有金融资产的评估应针对特定的经济行为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真正反映国有金融资产的价值。

股权设置、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公开发行上市（IPO）是一些企业重组改制经历的三个阶段。各阶段的资产评估目的不同，评估结论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如股权设置阶段用重置成本法得出的评估结论，不能作为引入战略投资者时的谈判定价基础。

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家为国有金融企业改革所付出的代价，需要用收益法或市场法对国有金融企业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网点布局、客户资源、特许经营权、商誉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在国有金融资产的转让方面，财政部正在制定《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我们考虑，要严格控制国有金融资产的场外直接协议转让，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应以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基础，进入规范的产权交易机构挂牌交易，通过公开竞价确定转让价格，确保国有金融资产转让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主要目的在于动态、客观、公允地反映国有金融资产的价值。可以说，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国有金融资产基础管理制度框架基本建立。

《财经》：财政部在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上的主要职责分工是什么？

孙晓霞：准确地说，财政部从来没有被明确赋予过完整的国有金融资产的出资人职责。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明确由其对国有非金融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但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管理未明确。中编办于2003年专门印发有关文件，明确“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继续由财政部负责”。据此，财政部实际承担了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

《财经》：国有金融资产基础管理指的是什么？

孙晓霞：国有金融资产的基础管理非常关键，它是防止国有金融资产低价转让，避免国有金融资产流失，维护国家所有者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产权登记管理。按照现行规定，凡是占有国家资本的金融企业都应该在相应层级的财政管理部门进行产权登记，财政部门将对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是资产评估管理。这是确保国有资产价值得到合理反映，防止国有资产低价转让的核心环节。对拟上市的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改组改制项目，财政部门要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核准确认；有些项目需报财政部门备案。在过去的几年中，财政部曾退回了一些不合规的备案项目。

三是资产转让管理。金融企业要按照规范的程序转让其所持国有股权，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财政部门严格控制国有金融资产进行场外直接协议转让，鼓励金融企业以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基础，进入规范的产权交易机构挂牌交易，使国有金融资产价值得到应有体现。

防止“红顶商人”

《财经》：在股份制改造后，国有金融企业大多初步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目前对于进一步改善有诸多构想，你有什么建议？

孙晓霞：总体看来，国有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还有比较大的完善空间。

在股东层面，一是目前我国法律和监管部门在制定法律与相关政策时主要注重对中小投资者保护，防止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今后在立法和有关制度设计上要注重平衡对国有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二是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企业占主导地位是客观情况，从优化国有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国家股东不能简单地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约束，需要通过在董事会中的“用手投票”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

在董事会层面，一是要明确董事长与经营层之间的分工，同时要强化股东对董事会的监督约束作用。二是积极完善股权董事制度，明确股权董事的权利义务，充分发挥股权董事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股东权利的作用。三是要选择对我国国情和金融企业运行了解的外部人员担任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四是建立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绩效评价、考核选拔机制，增加董事会在管理层任命中的影响力，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五是深化董事会对国有金融企业经理人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建立公平竞争的经理人市场，择优聘请优秀人才。

在监事会层面，主要是进一步明确监事会在国有金融企业内部的职责，清晰界定监事会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之间关系，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求加强对金融企业经营的监督。

《财经》：在国有金融企业中，党委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应怎样协调？

孙晓霞：“党管干部”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国有金融企业要按照这一原则，正确处理党委和“三会”的关系。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对金融企业高管缺乏有效的外部考核，没有与业绩挂钩的量化考核，金融企业高管在享受市场工资待遇的同时，也享受国家相应行政级别的补贴、住房标准、车辆配备标准等，实际是“红顶商人”。

同时，金融企业高管选拔的市场化程度有待加强。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如果金融企业经营不善或出现严重的内部风险管理问题，如最近出现的美国次贷风波，有责任的高管人员往往会引咎辞职或自降薪酬，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从我国情况看，虽然一些金融企业改制上市之后改善了约束机制和内部管理，但客观因素占很大部分，目前整个宏观经济基本面是上升趋势，改制金融企业尚未经历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考验，其运作机理是不是真正健康，还有待观察。

因此，在目前的体制下，要科学化和市场化地加强对金融企业高管的约束，关键是建立以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为基础的业绩考核制度，将金融企业业绩和高管任免相结合，防止激励有余、约束不足。

《财经》：激励有余、约束不足的情况是否已经出现？

孙晓霞：从我们的统计结果来看，国有金融企业薪酬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决定机制不合理，高管人员自己决定薪酬，容易以国外金融机构市场化的薪酬水平为参照，没有注意到我国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客观情况。

《财经》：目前国有金融企业股权激励被暂时叫停，财政部是否将推出一些具体管理办法？

孙晓霞：由于金融企业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自身特点，实施股权激励不能简单套用现有法律法规。

财政部已经于去年下半年着手制定国有金融企业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我们考虑：一是将股权激励纳入薪酬进行管理，避免股权激励成为简单加工资。二是注重对基层员工的激励与约束。由于金融企业的主要风险点在基层和操作层面，利润也主要由基层创造，股权激励必须适应这个特点，否则容易形成道德风险。三是建立预期收益封顶机制。金融企业经营业绩与经济周期关联度高，客观性较强。通过建立股权激励收益封顶机制，可以避免过度激励。

目前这个办法已形成初稿，还需征求有关部门意见。这是财政部金融司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争取在年内出台。

匹配责权利

《财经》：在当前的环境下，对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你有哪些建议？

篇7

企业的金融管理简单而言就是对企业内货币资金的流通活动、信用活动进行经济管理与规范，它属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分，从经营、投资等方面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第一，金融管理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发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经营管理活动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撑才能发生，而金融管理就相当于握住了企业资金的来源渠道。企业的经营管理主要依靠企业的股票发行、银行贷款、金融市场的融资等几种方式来筹集所需资金，而无论是其中哪种方式，都涉及金融管理。第二，金融管理对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对企业而言，投资有多种渠道，不仅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进行投资，而且还能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等方式进行投资活动。而这些投资活动都要求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行情变化、证券的收益水平等有所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管理直接关系到投资活动的收益，若金融管理失当，则投资活动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是失败。第三，金融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顺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我国，企业是组成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它的发展能够对国民经济发展大局产生影响。而处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企业，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国民经济的制约。对此，国家有明文规定，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协助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定经济大局。第四，金融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内在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经营风险，例如产品滞销、投资失利、企业亏损等，而金融管理则从大局出发，通过实施保险管理工作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

二、金融管理存在的现状与问题

1.企业对银行借贷的依赖性比较强。银行借贷是目前中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通过银行借贷，企业可以解决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资金困难的问题。然而，企业都过分依赖这种融资方式，造成企业经营的自主性降低，企业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展开正常的经营活动。不仅如此，对银行借贷的依赖性过大也增加了企业的金融风险，一旦国家的货币政策发生变化，企业的运营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2.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比较困难。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收益，而目前许多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的问题。在企业对投资对象缺乏必要的风险评估、欠债公司的信用度比较低、市场经济环境缺乏相关的制约机制等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资金很难得到等额回收。投放的资金不能得到正常回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企业容易发生资金断链的现象，轻则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重则会使企业面临破产。

3.企业的金融资本结构不合理。企业的金融管理与金融资本结构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金融资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偿债和再融资能力。当前，我国许多企业的金融资本结构并不合理，债务资本、股权资本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不协调，这就直接造成企业资产的流失，进而导致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金融管理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4.企业金融管理的手段比较落后。金融管理在我国各大小企业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铺展，许多企业对金融管理工作的认知还不够深，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设立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也没有任用专业的金融管理人员。在这种现状下，企业的金融管理手段就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管理水平。受这种比较落后的金融管理手段的影响，金融管理工作的优势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而这又会加深企业的经营者对金融管理的误解。

三、完善金融管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的几点措施

1.扩宽企业的融资渠道。金融管理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开拓融资渠道，增加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言，开源与节流是使企业维持正常经营的重要途径。而拓展融资渠道无疑是开源性的举措，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大部分都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的金融管理工作做得不够到位，没有在开拓融资渠道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我国的中小企业要积极寻求更多的融资渠道，摆脱依靠银行借贷的窘迫局面，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2.提升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企业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企业的金融管理工作也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企业发展环境作为支撑。所以，企业要不断加强现代信息化建设，将现代信息技术引进到管理工作中来。首先，在财务管理方面，企业可以采用ERP系统对金融管理工作加以细化，使企业的财务数据分析的效率和正确率得到大幅度提高，进而为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提供价值含量高的信息。其次，在金融管理的硬件与软件建设方面，企业也要有所作为。在硬件的建设上，企业要及时引进现代化的管理设备，而在软件建设上，企业要及时更新、升级金融管理软件，如此，才能全方位提高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3.加强金融管理人才的专业性。我国企业金融管理工作的实施缺乏专门的管理人才和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这就使得企业的金融管理工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为了提高金融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使金融管理更加科学、专业，就要对金融管理加以整治。一方面，要任用专业的金融管理人员。金融管理本就是一项对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的工作，只有任用专业的金融管理人员才能使管理工作形成系统。另一方面，要设立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管理挂靠在其他部门被视作正常现象，然而事实上这种做法影响了金融管理的工作效率，同时它也使工作人员的责权划分不明确，由此而产生一些责权纠纷。

4.规范企业预算的编制工作。企业预算是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做的预算工作，包括业务预算、资本支出预算、财务预算三种预算类型。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预算都与企业的绩效挂钩，同属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范畴。因此，要完善金融管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就要对企业的预算编制工作加以规范。在进行预算编制的过程中，要确保程序的透明度和严肃性，不可以随意对预算加以更改。而同时，还要保证预算编制的公平与公正，对编制工作加以强制力的约束。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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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金融创新为科技发展的重要依据，依据科技的发展来拓展金融市场，全面展现金融、科技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和价值，引导产业进行有效转变，优化产业划分，是现阶段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注重分析科技金融的运行机制，并且深入分析金融创新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科技金融 运行 机制 金融创新 科技 金融市场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技术的不断创新，未来的世界战争一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就是金融战。但是现阶段随着我国科技技术的不断完善，促使金融和科技产业也得到了有效的创新和融合，这种跨越式的创新和实验为科技的创新提供了有效的依据，不但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优质的发展方向，也减少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一、科技金融运行机制及运行现状分析

现阶段，我国在融合科技技术和金融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教多的实验，科技金融工作得到了有效的创新和提升，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本之间没有全面结合，大多数的科技结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变。第二，创新风险投资支持科技类型中小企业发展强度不大。创业问题投资整体范围较小，投资阶段的创新式项目较少。第三，受到考评系统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金融机构更注重于大项目、大企业提供的贷款，对于科技企业信贷范围较小的，提供的支持率较低。第四，实际发展中构建的科技金融服务支持系统不全面。科技金融结合正处于实验时期，没有构成全面发展的系统，缺少发展结合系统和综合服务平台。

二、科技金融发展的创新方案

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明确科技金融工作观念和发展方向。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突破以往金融工作的限制，除了要结合科技新中小企业重要的帮助意外，还需要注重市场的引导，支持企业增强自我的管理能力和风险抗压水平，从而依据完善整体工作形式的方案提升企业的综合能力，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认识和理解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的发展阶段，财力有限，金融市场发展不够，科技发展的目标要明确，需要结合国家和区域政府重点科技项目的支持，多鼓励职场转变效率高的科技项目，多鼓励影响国家民生发展的科技项目，注重支持多样化实验改革的实验工作，以此加大创新研发和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促使海内外科技人才得以创造更为优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并且促使其不断的拓展和进步。第三，创造多样化的股权融资服务系统。支持有基础的区域构建创业投资引导基因，提升对基金的管理，构建依据市或者是县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展现省财政资金的推动作用，结合政府资本来提升投资者的信息，指导社会资本融入到创业风险投资行业中。构成混合所有制的项目基金，展现出基金本身具备的推动作用，结合参股、跟进投资以及风险补助等形式，不断引导创业投资企业的拓展工作。第四，创建多样化债权融资服务系统。在政策担保贷款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贷款的方向，降低贷款审批过程中的工作进程，创造债权融资服务系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创造绿色通道。构建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创造担保风险池基金，结合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设定引导科技创新信用提升系统。分析财政贴息支持方案，支持金融系统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贷款。与国有银行实施“统借统还”的贷款工作，与一般的银行实施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与小额贷款公司实施小额信用贷款，从而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科技企业发展的需求。第五，设定多样化的尝试融资服务系统。其有助于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提供融资的条件，促使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取满足需求的形式，从而便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到资本市场中，提升发展区域性技术产权沟通市场建设，不断拓宽融资的途径。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多方面发展的金融服务系统提升金融资本的来源，为彼此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全面展现出彼此途径资源和客户资源的特点，化金融服务产品，为科技创新提供更为有效的依据。而金融和科技的结合，一定要构建权威性的评价系统，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达到发展之前设定的目标，实现资本回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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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宗商品价格；误差修正模型；中国需求；行业政策

一、前言

一般而言，大宗商品定义为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主要包括能源类，基础材料类及农产品类，一般具有同质化、可交易、被广泛作为基础原材料等商品特征，如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石、煤炭、大豆等，他们具有价格波动大，供需量大，易于分级和标准化且易于储存、运输等特点。

理论上，作为生产原材料的大宗商品生产，受地理环境、自然因素等影响，需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生产要素的移动，消除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因此形成国际统一市场和国际统一价格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战后重建及科技进步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贸易量、国际直接投资同期大幅上涨，这在实践上为建立全球统一市场，强化大宗商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定价、交易提供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较有代表性的是通过国际期货市场进行定价和交易，如纽约和布伦特期货市场进行的原油交易，LME开展的有色金属交易和芝加哥期货市场进行的农产品交易。

经济增长需要生产要素的投入，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资源丰裕程度的改变都会影响国际贸易的结构、条件或方向。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大宗商品，近20年来的生产量与消费量也同步大幅增长。这从客观上为扩大大宗商品交易，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提供了市场基础。

二、“中国需求”的代表品种金属铜概况

金属铜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品种，也是大宗商品里极具代表性的商品。金属铜热导率和电导率极高，化学稳定性强，具有耐腐蚀性，且具有抗张强度大，可塑性、延展性等特点，为目前世界最重要的工业金属之一，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交通、建筑，汽车制造等行业。

由于金属铜用途广泛，与经济增长相关性高，但资源分布不均衡，因此铜精矿及铜材一直是国际贸易里的主要交易品种，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的前提下，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国际铜交易市场，标准化的铜期货合约也成了期货市场里的主要品种。

近年来，”中国需求”逐渐成为国际热点话题，自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上最大铜消费国，国际铜价一涨再涨，铜成为继铁矿石后最大的金属逆差交易品种，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产业结构安全，同时也通过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工业制成品—消费品的传导路径，使国内经济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为进一步说明“中国需求”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铜价及全球铜供需状况、美元指数、美元利率等因素的实证分析，指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基本原理并不能合理解释当前大宗商品价格，进而提出国际金融资本利用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首先金融化大宗商品，然后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日趋显现出较强的金融属性，最终使国际金融资本针对“中国需求”进行炒做，提高商品价格，增加我国经济增长成本成为可能。

三、铜的价格波动及其商品属性与金融属性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说明

1、LME金属铜期货价格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是全球最主要的有色金属交易平台。当前有色金属的生产商，交易商均以LME结算价格作为他们销售的基准价，LME已经成为全球有色金属价格的定价中心。数据显示，当前西方95%的铜交易都集中在LME。因此本文选取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LME铜期货月度价格作为原始数据，一方面可反映近年来铜价的权威运行过程，另一方面，为整体分析提供完整的数据支持。

2、实物供需量（CUS和CUD）

作为大宗商品，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金属铜消费量增长带动的供需变化应该对铜价产生直接影响。铜的供应包括原生铜和再生铜，用CUS表示；需求量以同期消费量为代表，用CUD表示。两项数据均采用国际铜业协会（ICA）公布的月度数据。将实物铜的供应量与消费量引入模型，体现的是市场上最基本的供需状况。按供求定律，铜价波动应与精炼铜供应量呈负相关，与需求量呈正相关。

3、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一国经济景气度，尤其是制造业经济景气度的关键指标。在假定大宗商品定价脱离实物供求后，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存在被金融资本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滥用的可能。对某一经济主体如“中国需求”进行炒作，需采用能体现宏观经济走势且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与大宗商品消费紧密相关的数据PMI，在上述假定成立的前提下，中国PMI应该成为铜期货市场上金融资本关注的重点，铜价波动应该与中国需求的代表性指标PMI有较强相关性。

4、美元指数USD

国际金融资本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对大宗商品价格进行脱离商品属性的定价，前提是对大宗商品进行金融化，使其具备一定的金融属性，并面临全球性的投资需求；美元是世界范围内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美元指数不仅反映了美元购买力的变化，同时还直接反映美元的投放数量以及纳入美元指数计算体系中其它主要经济体的汇率变动和资本流动性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用美元指数来衡量金属铜的金融属性，体现大宗商品的保值功能和投资价值应属合理。

（二）模型构建

上述四项共五个指标均属时间序列，首先对所有指标取自然对数，然后对各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时间序列非平稳，还应对各指标取一阶差分，如所有序列均为同阶单整，应对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在证明多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后，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以分析对铜价波动产生影响的指标及期作用发生机制。

1、平稳性检验

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如原假设成立，则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数据非平稳。否之为平稳序列，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直接进行回归。经运行EVIEWS软件包，各指标检验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无法拒绝原假设，及各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需进行一阶差分确认各序列的单整阶数。同样运行EVIEWS软件，可证明上述五个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因此需对多变量先进行协整回归，再检验协整回归中残差项的平稳性，以确定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

2、建立协整回归

采用OLS方法建立协整回归方程：LNLME=C+LNCUS+LNCUD+LNPMI+LNUSD，回归结果如下：

由于残差系列的平稳性检验不能直接用EVIEWS运行下的ADF检验临界值，需对协整检验临界值进行手工计算，在显著性5%，自由度为5，样本量为72的前提下，根据公式C（a）=∮∞+∮1T-1+∮2T-2及协整检验临界值表计算，可得残差系列平稳性检验的临界值为-4.961（C（a）=-4.7154-17.432/72-16.5/722）。上述回归结果中检验值-2.431926明显大于临界值，暂无法对多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做出判定，因此需逐一更换被解释变量，用其它变量为解释变量重复进行协整回归并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在以LNCUS为被解释变量，其它变量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结果如下图：

其中，检验值-6.006明显低于临界值-4.961，因此不能否定多变量间存在C（1，1）阶协整关系，换句话说，多变量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可以在前述协整回归中以稳定残差序列et作为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不难看出DLNCUS和DLNCUD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剔除此变量再进行回归，ECM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误差修正模型方程也写为：

DLNLME=0.5622*DLNPMI-1.8075DLNUSD-0.129Et-1

T： （2.65） （-4.02 ）

R2=0.340 DW=1.310

方程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根据回归结果，拟合值，观测值及残差序列如图示：

模型中DW为1.310，不能确定扰动项是否存在自相关，继续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自相关性（LM），通过运行EVIEWS软件，证明在一阶和二阶下该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更高阶检验结果类似。

此外，模型通过F值检验，说明方程整体回归系数显著；数据通过取自然对数，消除了异方差影响，说明模型设定适当，但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低，仅为0.34，考虑到铜价的波动受经济基本面、投资者情绪及风险厌恶偏好、自然因素等多方面影响，而该模型仅选取部分宏观变量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判断变量间一定的相关性，更重要的是解释LME铜价波动脱离了实物供求状况的事实，而并非精确解释或预测LME价格的形成，因此拟合优度偏低应能接受。

（三）模型解释

通过模型构建的过程。可以说明近5年金属铜缺乏商品属性，铜价波动脱离了实物的供求状况，因此在回归方程中体现为系数显著性不强，无法通过T检验。但在整体上铜价波动与供求无关的背景下，铜价却与中国的PMI指标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具体表现为PMI指标的变动对铜价波动存在正向影响，PMI变动1%，LME铜价将产生0.5622%的正向波动，揭示“中国需求”的存在；同时，美元指数与LME铜价呈负相关，美元指数变动1%将会对LME铜价产生反向1.8075%的影响。LME铜价以美元计价，美元指数走高，确实会对LME铜价带来负面影响，回归数据与事实相符。此外，误差修正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每年铜价波动幅度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有12.9%的幅度得以修正。

以上模型解释，基本证明我们对铜价波动的假设，即LME铜价波动并不受实物供求状况波动的影响，这说明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渗透，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由期货市场及金融市场来执行定价，实物的供需状况仅成为价格的影响因素，而非决定因素。同时，此结果也说明金融化了的大宗商品可针对某一经济主体的需求，利用期货市场对价格进行干预，使某一经济主体的需求成为市场上炒做的对象，这是金融资本对大宗商品赋予其金融属性的目的和结果。

（四）分析结论

传统理论认为铜价应受全球供需状况影响，但事实上LME铜价波动与全球铜需求的相关性非常弱，相比之下，铜价与美元指数的相关性更高，因此可以解释为：LME金属铜被标准化为金融投资产品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时，其面对的需求已不仅仅只是对实物金属铜的使用需求，还必需面对全球的国际资本投资需求。当一种商品被赋予一种金融属性逐渐转化为一种投资品（标准化期货合约），并且以一种投资品的身份在国际市场上实现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此过程我们称之为金融化。被金融化的产品，其价格便可能远离其生产成本及其内在价值，而更多的受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资本市场监管力度、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动性，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等方面控制。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一些国际金融资本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对兼具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大宗商品进行刻意放大或炒做某一种因素，在期货市场上对被金融化后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行自由定价，使之脱离实物供求状况的定价成为可能。这也就是现实市场上出现“中国需求”的内在逻辑。

四、现实意义

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我们论述的中国需求确实如上述分析中被国际金融资本不恰当的利用过吗？我们可以从几个大宗商品的中国因素，价格上涨幅度等方面做个简单对照：

由表中数据不难看出，在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及相应金融化平台的基础上，国际金融资本刻意放大、炒做“中国需求”的现象确实存在。因此体现出部份大宗商品物资价格迅猛上涨，而部份大宗物资价格却上涨乏力。

再看2008年，受美国次货危机影响，全球经济面临严重衰退，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中国政府宣布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带动了大宗商品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并带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阴影。然而中国政府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却使“中国需求”遭到更大程度的炒作，全球经济因“中国需求”逐步走出谷底，可中国的经济复苏之路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8年至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步履维艰，可铜价涨幅却达到了244%，锌价涨幅94%，相反，有世界需求但没”中国需求”的铝价涨幅却远不如其它品种.这种国际市场上一方面在渲染“中国需求”的可怕，一方面却在“中国需求”中享受利润盛宴的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除了基本金属外，其它大宗商品里的能源商品，农产品也存在对中国需求的大肆炒作。反之，无中国需求的商品，价格与成本，价格与资源的稀缺度却不成比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可以说是稀土金属（rare earth metal），包括铈、镨、钕、钷、钐、铕、钆等。稀土是发展高新技术、国防尖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在目前全球8800万吨的稀土资源总储量中，中国占比达36%，而且中国是惟一一个能够提供全部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然而，作为稀土第一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10倍，但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0%左右，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通常只在教科书上出现的“悲惨式增长”真真实实地落在了中国稀土产业头上。

五、政策建议

通过实际对照，可以合理确信“中国需求”作为一种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现象确实存在。但从传统理论上说，需求只应从总量上的平衡状况来决定价格，而不应以某一个交易主体的存在来决定。但事实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是一些金融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利用大宗商品日趋完备的金融属性，通过对某种因素的刻意放大，实现特定大宗物资价格按有利于某种国际分工变化的局面。其中，对大宗商品资本化是前提，全球化的期货交易平台是保证，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种国际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结合“中国需求“和“中国生产”，有效制订统一的行业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重点可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行业整合，提高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定价权、议价权。对一些关键行业的整合应提到保证国家产业或战略物资安全的高度上来，统一对外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当前重点讨论的稀土产业，必须立足长远，立即制止当前无序开发状态，从全国范围内整合稀土生产企业。央企应在资源整合、保护、开发等方面，代表行业政策的执行者，积极参与国际稀土行业的规划，在稀土行业的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避免20年后成为无稀土国而再次面临“中国需求”的困境。此外，行业协会、企业应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政府相关部门也应从国家利益的高度，配合企业、协会，适时适度的相关产业政策信息、大宗商品生产、消费、进出口量等信息，打击市场投机行为。同时还应从外汇管制，政策指导等方面，继续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资源基地的建设，提高资源自给率，以有效降低国际原料商、中间商及其它金融资本对“中国需求”炒作的风险；

（二）加强资本市场建设，特别是商品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的最大作用是价格发现，它能将市场实际需求与市场预期及时反映到期货市场的平台上，从而引导整个资源的配置。上海期货交易所已成为全球铜期货三大定价中心之一，但与LME相比，我国目前期货交易市场发展还远远不够。因此要从交易品种，交易规则，法规建设、人力资源等方面着手，加强期货市场的建设，通过增加交易品种，延长交易时间、提高交易量等，利用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地位，逐步提高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全球商品期货市场上的影响力，最终形成全球化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交易中心。

（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09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美元的持续走软，由于人民币与美元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美元走软使得我国企业在购进大宗商品时，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推进人民币境外结算，可避免国际贸易结算时的汇率风险；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可实现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则可通过国内的货币政策或其它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定价进行合理引导，以摆脱当前只能被动接受的局面。

（四）成立战略物资储备基金，保护国内产业安全。大宗商品物资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影响深远。要改变当前中国需求导致的“中国买什么涨什么，卖什么跌什么”的怪象，单靠现有的国家物资储备收储或投放实物商品、平抑物价已不大可能有效影响市场，因为金融化后的大宗商品更多地受金融资本的投资需求影响，因此建立一支战略物资储备基金，在商品期货市场或其它相关金融市场上通过有国家产业背景支持的市场预测、交易，从而形成全球市场上的一种重要投资力量，并代表一种投资方向，这样更能有效地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进行引导，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五）结合海外资源保障基地，中国企业还应尽快建立起海外的商业营销网格体系，掌握营销渠道的自主性。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大宗商品领域的行业集中度有日益增长的趋势，而且在行业内领先的这些跨国集团，非常重视物流网络、营销渠道的建设，特别是在矿业行业，原料供应商与国际贸易商以及一些金融资本在矿业开发、投资方面均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股权或开发融资等方面的合作，因此，在整个行业内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通过多种途径了解、预测、分享下游冶炼企业的库存状况、采购时间、品种和数量，期货套期保值状态等，利用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抬高价格，赚取巨额价差，而我们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这些利益集团的对立面，企业的运行模式过于有规律，过分暴露，导致中国需求被利用和炒作，因此，应加强营销渠道的建设，逐步减轻以致最终消除对西方营销体系与渠道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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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资主导；产融结合；海洋产业；定投基金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12-0033-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12.07

一、研究综述

产融结合一般是建立在股权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持股、控股、股权合作与人事协作管理等形式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1]。产融结合主要采用由“由产到融”和“由融到产”的路径形式，构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信贷联系、资本联系与证券化联系[2]。建立在产融结合基础上的“由产到融”能够把土地、资源等部分资产通过证券化由实体产业领域转移到金融机构[3]，而“由融到产”能够通过集合融资、信贷支持、金融平台等途径将资金疏导集中到特定长期投资领域，助推产业的战略发展[4]。产融结合可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规避系统性风险。为控制风险，当银行、财务集团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与金融信息服务时，容易出现“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不协调情况，金融支持不能匹配经济发展需要[5]。但是，如果能够实现产融结合，让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形成共同的产权约束，通过内部信息流动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规避市场交易容易出现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集团的外在经营风险。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运行，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匹配[6]。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融结合形成的必要性与内在推动力。从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分析，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是在相互推动的基础上演进的，符合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准则，具有现实必然性[7]。但产融结合的内在生成需要多元化推动因子，包括充足而又稳定的资金流支持、健全的信托机制、成熟的资本运作能力、金融与产业的利益共享协同、财务及管理协同等[8]。同时，产融结合也会衍生风险，比如资金链条被拉伸，致使风险的传导性更强。因此，产融结合应该在政府的疏导与管控下规范化运行。

2.产融结合的方式选择。目前，产融结合已经形成几种特定的模式，主要有美国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德国全能银行制产融结合模式以及日本主银行制产融结合模式[9]。

3.中国产融结合的现状与产融模式探究。通过对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分析，利用制度变迁模型，结合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经验总结，得出中国的产融结合应该采取主办投资银行制。另外，针对特定区域内产融结合的研究，以民营企业发达的温州为范本，以产融结合中民营企业和民间资金参股金融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在对金融机构法人治理机制与管理体系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民营企业、民间资金能成为产融结合的重要主导力量[10]。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理论界为进一步研究产融结合问题以及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研究仍不能满足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前以下问题的研究还需不断深入：对由产融结合的创新形式与有效组织形式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尤其对产业发展基金以及规制系统的探讨还显欠缺。另外，根据经济发展的转型需要，对产融结合的一些有效实践，比如产业发展基金的有效运行及其运行效率的控制管理还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尤其国家海洋战略下的海洋产业发展来说，探索有效的产融结合路径，为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也是对产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要补充。

二、以产融结合实现民资功能的有效放大

（一）产融结合应适应资本需求

产融结合是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筹集有效资金，产融结合的过程就是将用于投机与储蓄的闲置资金转移到重点发展产业领域内的过程。但是，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资金驱动或者利益驱动，金融资本难以短期内集聚到既定的产业发展领域。因此，产融结合的前提是存在具有较好投资前景以及投资回报的产业，从而由较高的产业投资收益来凝聚发展资金，而且这些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受制于有限资金瓶颈的发展阶段，急需大量资金的介入。

当前，浙江海洋产业的发展就处于这样一个资金短缺的阶段。在“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推动下，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步伐加速推进，各项海洋工程、海洋产业投资全面铺开，资金的基础支撑薄弱。到2020年，浙江省海洋生产总值达1.2万亿元，成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强省。根据这样的发展速度，在2010—2020年的十年间，浙江海洋经济总量的大规模扩张，必然带动一批海洋传统产业、港口物流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大多都属于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产业资本的注入。因此，按照“集合融资，科学管理，风险规避，运作规范”的理念与规则建立海洋产业发展基金，可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为浙江海洋产业发展的提供充足资金。

（二）民资具有逐利本性

由于资金具有时间价值，当资金没有充分使用或者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时会导致其时间价值的流失，这就赋予了资金天然的逐利本性，也就是资本要实现其保值增值功能。伴随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的来源渠道以及存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主要有民营企业积累资金及扩大再生产资金、民营个体资金、居民个人储蓄资金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末，全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33万亿元，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民间金融途径积累形成的民间资本，都是以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并没有过多进入投资领域，民间资本的逐利本性有待释放。

（三）以产促融释放资本效能

在常规投资渠道缺乏的情况下，高额投资回报往往推动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极易产生泡沫的虚拟投资领域（例如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从而资金开始不断偏离实体经济领域。与此同时，产融结合过程中相关产业的发展又面临资金短缺，这就必须解决产融结合过程中民资的逐利本性与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之间的耦合关系[11]。通过疏导民资流向，让更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领域，在以产促融的基础上释放民营资本投资效能，实现资本效能的最大发挥。同时，产融结合也能加速资本的积累与扩张，确保资本运行的安全与收益，创新民间投资渠道。

另外，产融结合过程中资本功能的发挥，是通过借贷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益输送、信贷关系与股权关系为纽带而联系起来，从而可以直接作用于金融资本。但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都必须通过组织严密的人事关系来保持，只有这样金融资本才能符合相关产业的各种需求。同时，金融资本还应该以人事关系的建立为前提满足借贷资本的投资扩张需求。

浙江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关键在于海洋装备产业的发展，而从很多海洋强国的发展实践来看，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大发展都必须借助于政府与国家政策的外在支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资金的投入。例如新加坡、欧美、韩国等国家都采取了各种出资手段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制造，带动整个装备制造业的爆发式发展。结合当前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产业与海洋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见表1），加快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首先扶持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由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量巨大，在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下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需要整合民间资金力量，通过“以力借力”的方式集合有效资金力量注入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打造海洋开发的“硬实力”。

三、民资主导型产融结合的产业发展效应

民资主导型产融结合是基于民资效能得以有效发挥下的产融结合，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它的金融资本来源主体是民营企业和众多个体，受众范围相对比较广，这种情况下应该做到系统性风险的控制[12]。因此，产融结合的融资前端必须是能够确保长期稳定运行的产业领域或者产业融资项目。在这一产融结合的风险机制倒逼下，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通过规制管理发挥产业的自动风险滤波效应，既要促进长期运行风险较小的产业发展被强化与放大，又要确保短期风险波动较大的产业发展被弱化或者退出产融结合领域。同时，民间资本也能够通过风险识别自主选择高风险产业或低风险产业，经过优势劣汰形成具有产融结合优势的主导产业。

（一）产融结合中的产业选择

产融结合所体现的产业发展效应主要表现在募集的金融资本与分布在各个特定产业领域内的产业资本的融合情况，这些特定产业就是产融结合中的“板块效应”。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研究室调研课题组（2010年）的研究报告，精密仪器、工业设备、船舶制造、钢铁冶炼、石油化工、电力、计算机、生物医药等重大产业的发展通常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与产融结合产业具有较为准确的匹配。

随着民间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迫切需求高收益与高保值的多元化投资渠道，民间资本在市场化条件下的流向容易出现盲目性，往往在某一特定经济领域集结，推高资产泡沫，如当前虚高的房地产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发挥“有行手”的作用，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培育具有一批前景的产业和重大项目，引导民间资本向这些领域注入。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就通过设置基础设施产业基金，重点扶持机场、通信、工业地产、基础设施、传媒、休闲以及商务地产等产业的发展（见表2）。

（二）产融结合中的金融资产选择

在传统的海洋产业领域，比如海洋捕捞、滩涂围垦、远洋运输、海洋养殖等传统产业的产品附加值较低，不能带来较高的投资收益，对承担较高溢出风险的金融资产而言不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相反，诸如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洋新能源利用、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底钻探等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投资前景，投资回报率的预期较高，能够吸引股权金融资本与长期投资资金的参与。因此，产融结合的实现条件就是必须在金融资产选择上满足股权投资较高的投资回报需求[13]。对浙江海洋产业发展项目来说，可由浙江金融投资公司组建专业资金管理团队，根据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设计出规范的海洋项目型基金产品（见表3）。然后通过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完成基金份额的募集。

四、以定投基金为浙江海洋产业发展搭建产融平台

由于定投基金具有定期定额投资的特点，在采用定投基金的形式进行产业融资时，投资者就能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通过调整投资策略规避风险。以定投基金构建产融平台，可满足风险抵抗能力较差的中小投资者的长期投资需求，并能为战略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14]。在此基础上，可根据浙江海洋产业发展对长期专项资金的需求特点与需求规模，组建符合海洋产业资金需求特征以及投资周期较长的定投基金。尤其要根据不同海洋产业发展项目的具体特征，规划设计相匹配的专项定投基金，科学合理构建定投基金与海洋产业互为推动的产融平台。

但是，搭建产融平台的前提条件是构建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与管理结构，例如组建综合性金融控股公司，形成“财政预算+金融资本+资本运作+民资参与”四位一体的系统金融控股平台，在其架构下包含担保子公司、证券子公司、银行子公司、保险子公司、基金子公司、实业子公司以及类似金融子公司（见图4）。其中，主要由银行子公司的业务部门负责吸纳闲散的社会投资资金，并承担“资金池”收入与支出的财务管理工作。证券子公司主要负责对打包优质资产进行证券化处理，初期投资期满时将证券化处理后的资产以发行上市的形式进行投资资金的兑付或者转化为可随时变现的金融资产。在产业投资资金稳定供应的情况下，实业子公司主要承担投资项目的选择，将募集来的投资资金投入到重大产业发展项目（比如海洋装备产业），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的增值。另外，考虑到产业基金运行风险的防控，由保险子公司或者担保子公司承担具体投资项目的风险担保，防范较高的系统性风险。

五、浙江海洋产业定投基金规制设计

（一）浙江海洋产业定投基金的治理结构

建立海洋产业定投基金，其管理体系的形成需要具备科学的治理结构，连接并规范基金投资者、董事会决策层、职业经理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分配，确定内部详细的权限划分，以此来解决基金运营体系内各方利益的协调分配问题，确保基金的高效有序运转。海洋产业资金考虑到提供者或投资者多为民间自有资金所有者、中小企业投资者、民间机构投资者等分散主体。须构建由发起人与其它投资者代表共同组成的投资者委员会来行使一般基金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功能。

投资者委员会负责指定基金托管人，支付托管管理费用，同时明晰资金往来，监督投资运行。投资者委员会只是资金的来源与监督管理机构，还必须在投资者委员会的监督下成立专门负责基金日常运营的基金管理公司，由它选择投资项目与设计基金项目投资组合。除此之外，投资者委员会的重要职责是根据基金公司作出的产业调查分析，明确项目投资领域，做出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可观收益的项目投资决策。

在海洋产业基金的使用管理方面，按照《浙江省海洋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必须成立基金的董事会，规避决策风险，然后由董事会一致表决通过基金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为了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还应设立服务于董事会的投资决策咨询委员会，而且投资决策咨询委会组成人员必须包含有浙江省金融控股公司派出的5名上线人员，以明确浙江省金控公司对设立海洋产业投资基金的监督管理。

当基金董事会对某一投资项目做出出资、增加或者减少投资份额前，先由投资决策咨询委员会和项目小组对预投资项目进行评议，为董事会项目决策提供专业意见、技术和智力支持。另外，对海洋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使用必须严格监控，按照基金设立的招股说明书，资金只能运用于对浙江省海洋经济的重点发展产业进行投资或者某一特定产业进行投资，比如舟山港产业基金只能用于舟山港的建设、浙江省船舶产业基金只能用于船舶生产建造以及相关装备产业。未经浙江省金融控股公司批准，浙江省海洋产业投资基金的任何资金不得从事房地产、股票、债券、贵金属、期货等方面金融投资，为确保闲置资金的稳定运行，只能将资金存放银行或者托管账户。同时，也不能以海洋产业投资基金的名义为他人或者任何机构提供担保。

海洋产业基金的项目投资主要可以划分为直接投资、母基金、战略合作等三种模式。直接投资主要应用于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贸易基地以及重要集装箱港等基础设施产业，这些资源型产业项目对发展海洋经济具有战略意义，但由于投资周期较长，缺乏有效市场资金的流入，应该通过直接投资的模式。与此同时，浙江省政府重点发展的海洋经济项目以及海洋经济新型产业的早期孵化项目，比如海洋清洁能源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母基金投资主要应用于特定的海洋经济细分产业，比如针对海洋生物产业，通过母基金重点对海洋生物保健食品和化妆品、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生物基因库开发以及海洋农业良种选育等进行精细化投资，致力于培育一批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海洋高精尖产业。战略合作模式主要应用于海洋经济领域内那些资源整合难度高、资源需求量大的海洋新兴产业，比如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难度较大，需要引入战略合作者进行联合投资。

（二）浙江海洋产业定投基金的运行机制

浙江建立海洋产业定投基金的运行机制应该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以信托投资契约的形式向众多意向投资者发放收益凭证，将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募集起来组成投资基金。围绕治理结构设立的投资基金，主要由基金投资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三方共同协商订立统一的信托投资协议，基金管理公司按照契约规定运用信托资产进行基金投资，基金托管人按照契约规定对基金的资金流动进行投资管理，并监管资金的流动性风险，有必要时及时向投资者委员会反馈风险状况。基金投资人则按照契约规定的收益方式享受投资回报。另外，投资对象与融资主体之间应建立在信息对等的基础上，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实现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定投基金的海洋产业投资形式决定了分散的投资者具有特定的局域性，与投资地域具有天然的联系性，这就方便投资者可以时刻关注投资项目的运行状况，从而根据直观的风险情况或者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来进行个人投资决策的调整，将个人投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

另外，浙江省海洋产业基金不以盈利为目的，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规范管理”的原则进行运作，围绕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两大“国家战略举措”，重点支持浙江省海洋装备、清洁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水利用、海洋勘探开发、滨海旅游、航运服务、涉海商贸服务、海洋信息与科技服务、现代海洋渔业等海洋经济新兴产业项目。因此，应该根据特定项目需要，设计出海洋项目型基金产品。为了符合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整体规划，应由政府作为海洋项目型基金产品的主要承办方，按照海洋经济重点产业目录，委托金融投资顾问科学设计资金产品并募集资金，同时由保管银行全程管理及监控产业基金的资金运行。另外，根据投资者提供资金的期限，设置短期优先投资者和长期劣后投资者，确保不同类别资金能够及时有效的回笼，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三）海洋产业定投基金风险防控

针对海洋产业发展基金的投资特征，应该制定科学的风险防控规则。例如海洋产业发展基金募集的资金主要运用于长期项目投资，容易出现短期流动性风险，这就需要设立短期拨备资金池应对流动性风险。同时，针对产业发展基金运营过程中的管理风险或经营风险，在管理架构上应确保基金投资项目的引入推介、风险评估与投资决策工作要单独进行，比如选择投资项目的负责人不能参与项目审核、风险评估以及各项投资决策的做出。通过风险的流程控制，规避基金投资过程中人为操纵风险，实现基金运行中风险的科学化管理与防控。另外，还应加强基金风险的后续管理，在海洋产业定投基金规制系统建立的基础上实时监测基金运行风险与运营效率，及时识别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在后台管理上强化整个定投基金规制系统的风险防控。

（四）海洋产业定投基金的资本回报与退出机制

出于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考虑，海洋产业基金前期重点投资主要集中于海洋基础设施、海洋项目前期投资、海洋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海洋研发技术投资等，投资周期相对较长，而民间资金的退出与进入往往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资金在使用周期上存在不完全匹配的问题。基于这一特征，可以参照澳大利亚麦格理产业基金的管理模式，首先确定产业基金要投资的产业项目，在此基础分门别类就行打包集成，最后在资本市场以证券化的形式实现资金的赎回与转让交易，这就使项目的投资价值实现了证券化、货币化，也通过资本市场为产业基金的原始投资者提供退出与实现资本回报的机会，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海洋产业发展基金在金融投资产品设计初期，就应从资本市场要求、法律框架、金融产品特征、价值结构设计等多个方面做好私募投资产品转公募投资产品的准备，为后期的基金上市募资提供前提条件，形成有效的资本回报与退出机制。

（五）确立海洋产业定投基金担保机制

浙江海洋产业定投基金设计的初衷是在民间资金与海洋产业发展之间进行要素的调剂分配，为富余的民间资金开辟新型的融资渠道，也为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海洋产业解决急需的资金问题。民间资金被引导进入国家战略产业层面，必须要首先要确保个人投资者资金的安全，而能够提供较高安全性的手段就是建立海洋产业定投基金的担保机制。但是，海洋产业的发展具有长期性、不稳定性，银行、担保机构的金融机构往往无力也不愿承担较高的投资风险，这时就需要行政措施来确保产业基金的安全，比如地方政府可以依托地（下转第55页）

（上接第38页）方财政为产业定投基金构建担保机制，在产业基金遭遇重大损失无法还本付息的情况下由地方财政按照一定比例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将个人投资者的风险程度较低到最小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使民间资金流向国家重点引导的产业领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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