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的弊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生育的弊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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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超声；临床检查

[中图分类号] R593.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34-0050-03

Comparison of clinical with ultrasound determined synoviti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FAN Mengmeng LI Xiaofeng SHI Lei LI Jian

Department of Rheumatism，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ultrasonography （US） in the assessment of joint synoviti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Methods Two hundred patients underwent clinical evaluation， ultrasonography and Laboratory assessment. Results A total of 330（5.9%） and 537（9.6%） joints had clinical and US synovitis， respectively. US variables were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measures of joint swelling， but poorly correlated with those of joint tenderness/pain and restricted motion. PD signal were correlated with CRP and DAS28. Conclusion US can detected subclinical synoviti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This finding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disease activity and may affect the choice of the optimal therapeutic strategy and mearsure the response to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Key words] Rheumatoid arthritis； Synovitis； Ultrasound； Clinical examination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以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其病理基础是滑膜炎，而滑膜炎在关节软骨破坏和骨侵蚀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有研究表明传统临床检查会低估严重的关节炎症[1]。能量多普勒（PD）技术能检测到病理滑膜血管翳增生的血流信号[2]。最新研究将PD显示的滑膜炎分级证明超声不仅可以对RA患者关节滑膜炎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且具有很好的可行性和可靠性[3]。鉴于超声在显示滑膜炎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优势，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ropean League Against Rheumatism，EULAR）和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将超声下确定的滑膜炎纳入2010年RA新的分类诊断标准体系中[4]。随后有研究表明，2010年分类标准诊断RA，如结合超声检查可能改变19.6%～22.2%患者的诊断[5]。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临床检查与超声技术诊断关节滑膜炎的一致性并分析其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2月～2013年7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门诊及住院RA确诊患者200例，男53例，女147例；年龄25～70岁，平均（56±7）岁；病程2个月～21年，平均（5.7±3.2）年。纳入标准：①患者均符合198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的RA分类标准。②均为本院首诊首治的患者，之前未应用任何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DMARDS）治疗。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风湿性疾病。②合并其他重要脏器疾病。③有关节外伤和或关节置换病史。

1.2 仪器和方法

临床检查由一位有经验的风湿科医生进行。每位患者总共检查28个关节，包括双侧第1～5近端指间关节（PIP），双侧第1～5掌指关节（MCP）， 双侧腕关节，双侧肘关节，双侧肩关节，双侧膝关节。按照标准如果一个关节有肿胀、疼痛/压痛、活动受限中的一项或多项则被判定为有临床滑膜炎，如果一项都没有则被判定为无临床滑膜炎。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ESR、CRP，其他还包括DAS28评分、研究者及受试者疾病总体状况评分（VAS）。

超声检查采用MindrayM5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5～15 MHz，按照国际标准推荐的切面对28个关节进行超声扫描。病理滑膜增生按以下分级：无滑膜增生=0，滑膜轻度增生不超过骨面最高点连线=1，滑膜增生超过骨面最高点连线但不越过骨干=2，滑膜增生超过骨面最高点连线并延伸超过一侧的骨干=3。图1示第2掌指关节病理滑膜增生3级。关节积液按以下分级：无积液=0，少量积液=1，中量积液=2，大量积液=3。图2示膝关节积液3级。PD信号按以下分级：无血流信号=0，单一点状血流信号=1，融合的血流信号小于滑膜区域的1/2=2，融合的血流信号大于滑膜区域的1/2=3。图3示第一近端指间关节PD信号3级。记录超声下看到的有病理滑膜增生关节数、关节积液关节数、PD信号关节数，及超声下每个关节的病变程度分级。超声下滑膜炎不包括肌腱炎。

图1 灰阶图像，箭头示病理性增生滑膜

图2 膝关节髌上囊关节积液，箭头示关节

图3 能量多普勒图像，显示滑膜炎血流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患者年龄、病程等计量资料平均值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临床和超声检查发现的异常关节以频数表示，两种诊断方法的一致性采用Kappa分析，各指标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方法。

2 结果

2.1 临床检查结果

被检查的5 600个关节中330个关节（5.9%）有临床滑膜炎，277个关节（4.9%）肿胀，168个关节（3.0%）疼痛/压痛，146个关节（2.6%）活动受限。其中，PIP最易受侵蚀，其次为MCP、腕关节、膝关节、肩关节、肘关节。174例患者被检出有临床滑膜炎，42例患者（24.1%）只累及1个关节（单关节炎），75例患者（43.1%）累及2～4个关节（少关节炎），57例患者（32.8%）累及5个或5个以上关节（多关节炎）。

2.2 超声检查结果

超声检查相同的关节，其中460个关节（8.2%）有病理性滑膜增生，129个关节（2.3%）有关节积液，368个关节（6.6%）有PD信号。超声异常最易在PIP观察到，其次为MCP、腕关节、膝关节、肘关节、肩关节。196例患者超声图像显示有滑膜炎，31例患者（15.8%）累及1个关节（单关节炎），66例患者（33.7%）累及2～4个关节（少关节炎），99例患者（50.5%）累及5个或5个以上关节（多关节炎）。表1显示临床与超声检查发现的异常关节个数及所占比例。

2.3对比临床检查与超声检查结果

330个有临床滑膜炎的关节中被超声证实有滑膜炎的有278个关节（84.2%）。5 270个临床检查正常的关节中被超声检查有滑膜炎的有258个关节（4.9%）（86个腕关节，61个MCP，51个PIP，35个肩关节，20个肘关节，5个膝关节）。5 063个超声检查正常的关节有44个（0.87%）临床检查异常（16个肩关节，10个腕关节，8个PIP，5个MCP，3个肘关节，2个膝关节）。两种诊断方法的一致性较好（K=0.64），其中膝关节是临床与超声检查结果一致性最好的关节（K=0.9）。在临床无症状的关节中腕关节被超声影像证实滑膜炎比例最高。超声检查结果与关节肿胀数有相关性，但与关节疼痛和活动受限数无相关性。PD信号分级与DAS28评分及CRP呈正相关。表2显示超声与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的Spearsman关系指数。

3 讨论

超声影像检查具有简便、价廉、易操作、无辐射、可重复、直接观察关节内改变等优势，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已经成为RA诊断和疗效监测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远比核磁共振技术更适用于临床工作中。

我们发现超声影像检查比其他临床检查能发现更多的滑膜炎。在研究的5 600个关节中，330个诊断有临床滑膜炎，537个关节超声图像显示为滑膜炎，而其中的280个（52.1%）临床检查为正常。被临床检查定义为单关节炎的患者被重新定义为超声下少关节炎或多关节炎。亚临床滑膜炎在腕关节及小关节更为常见。说明超声可发现有微小炎症改变的关节，而这些关节可能会被临床检查忽略。之前的研究发现临床无关节肿痛症状及DAS28评分缓解的患者，在超声下仍可检测到滑膜炎，这就对临床症状缓解而影像学显示持续破坏作出了合理解释，并证实了多普勒超声在RA诊治中的重要作用[6]。但临床检查异常的关节中有44个关节超声下没有发现滑膜炎表现，这个不一致性更易出现在肩关节、腕关节及PIP。肩关节的不一致性是由于肌腱炎导致关节肿胀、疼痛、活动受限，肌腱炎可以被超声发现，但不被包含在超声影像检查定义的滑膜炎中，而临床检查不能分辨关节异常是因为滑膜炎还是肌腱炎。腕关节和PIP的不一致性表现为临床有疼痛症状，但超声图像检查并没有发现滑膜炎，疼痛是由于腕管综合征引起。

我们还发现超声结果与关节肿胀有一定相关性，但与疼痛/压痛、活动受限没有相关性，这表明关节肿胀是关节滑膜炎临床检查较可靠的指标。另外，发现PD信号分级与DAS28评分及CRP正相关，与国外研究结果相同[7，8]，说明在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的基础上结合超声检查才可能更准确地评价RA患者。

总之， 超声可以发现RA患者关节中无临床症状的滑膜炎，从而为患者病情活动性评估、治疗方案的选择、疗效的评估提供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 Wakefield RJ，Green MJ，Marzo-Ortega H，et al. Should oligoarthritis be reclassified ultrasound reveals a high prevalence of subclinical disease[J]. Ann Rheum Dis，2004，63（4）：382-385.

[2] Murphy KJ，Rubin JM. Power Doppler：it’s a good thing[J]. Semin Ultrasound CT MR，1997，18（1）：13-21.

[3] Hartung W，Kellner H，Strunk J，et al.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novel ultrasound score for large joint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one year of experience in daily clinical practice[J]. Arthritis Care & Research，2012，64（5）：675-682.

[4] Aletaha D，Neogi T，Silman AJ，et al. 2010 Rheumatoid arthritis classification criteria：an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European League Against Rheumatism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J]. Arthritis Rheum，2010，62（9）：2569-2581.

[5] Nakagomi D，Ikeda K，Okubo A，et al. The impact of ultrasonograph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with 2010 ACR/EULAR Criteria： ultrasound-combined classification with two different definations of Gray-Scale synovitis for joint involvement[J]. ACR，2011， Present No：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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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问题；人口素质

一、现行的人口政策

我国实行多年的人口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执行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个别省市，原则上农村也是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二是，在一些省市，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照顾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三是，普遍允许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包括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

十强调，计划生育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相对于十七大，中央的政策有了“一增一减”的变化，增加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减少了“稳定低生育率”这一提法。这其实也是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修正。

关于现行的人口政策，每位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李建新教授就主张二胎政策，他认为实行二胎政策是对把干预降到了最低的水平，尊重了人权，也尊重人口的自身发展规律，他认为一胎化政策是有悖人性的逆发展过程，会导致国力衰竭、民族衰亡；翟振武则教授认为现在不是放开二胎的最好时机，因为现在的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现在放开二胎无疑会使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且依靠放开生育政策缓解老龄化问题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还是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二、人口形势的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人口约为13.4亿人，人口略有上升，然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而不是生育率的上升。最近几年有关人口的调查显示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这使很多学者都心存疑虑，认为存在着瞒报漏报的行为，然而他们忽视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首先，经济方面，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断攀升，而且未来的养老保障必将会越来越完善，就代际财富流来说，由子代流向父代的少了，而由父代流向子代的多了，考虑到孩子的价值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放弃生育来换取富裕、自由的生活。其次，文化方面，由于现在人们学历的普遍上升，推迟生育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高学历的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孩子的数量，他们宁愿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 再次，思想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了30多年，使得各家各户有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人们逐渐倾向于生育一个孩子，并且享受生育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各种优惠以及较少的负担。

这样看来，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不可避免，我们不排除有瞒报漏报的存在，但是也不得不正视现在所面临的低生育率。

三、“一胎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在我国实行30多年来，的确有效的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在当今社会，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在经济方面，长期实行 “一胎化”政策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它会使我国的劳动力逐渐呈现减少的趋势，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大大减少，阻碍经济的发展。其次，在社会方面，会使我国的老龄化更加的严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与加剧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还会使抚养比上升，之前积累起来的“人口红利”会逐渐的消退。再次，在家庭方面，现在出现的好多“失独”家庭，就是实行独身子女政策之痛，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在由于各种原因失去自己的孩子时，是父母的伤痛无以言表，尤其是对于已经过了育龄期的家庭更是如此。最后，是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差，性格中会出现自私的特性，为其他人考虑的较少，个人利益占上风。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不能逃避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又是十分棘手，难以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措施，其结果也是治标不治本。

四、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

放开二胎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以及家庭的稳定都有积极的影响。

细细想来，“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只不过是给穷人上的一个枷锁，对富人毫不起作用，拿钱买孩子是大多数富人们的一种手段。考虑到经济成本，现在在普通人家庭一般“养不起”孩子。与以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同，现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家庭才会多生孩子，较少的考虑经济成本，这样还会使阶级分化进一步的加剧，如果能够放开二胎，更有利于社会的公平。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孩子，那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春节，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过，现在每每大节之后都会有不少“闪离”的故事，虽然有可能与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关联，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也脱不了干系。如果继续实行“一孩政策”的话，不仅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加严重，使我国未富先老的困境面临更大的难题，还会影响由以往传统的大家庭所带来的稳定家庭结构。

由此可见，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也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走稳健的人口路线，不能从一个极端（最大控制）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自流）。通过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分析，笔者认为放开二胎是我国人口未来政策发展的必然 趋势。

参考文献

[1] 中新网.十报告：中国将坚持计划生育国策[Z]. 2012-11-13.

[2] 中顾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Z].2010- 1-17.

[3] 翟振武，李建新.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 湛中乐，谢珂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解读[J].人口与发展，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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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生育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管理人员意识不到计划生育中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当前的计划生育档案管理中，许多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偏低，比如，有些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往往是抱着松懈怠慢、草草了事的态度，对档案资料的收集不及时、不完整，将这些不完整的资料归入档案，更有甚者还会做出漏报、瞒报、伪造证明、文件的举动，这将大大的影响了档案资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从而导致了计划生育不能有效的进行。之所以会出现此类状况，大部分原因都在于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在当前的计划生育档案管理工作阶段，管理模式相对落后，还处在人工管理的阶段，没有将档案管理与信息化技术相结合，这在许多方面都束缚了档案管理工作的现代化发展。譬如：档案的资料收集、整理、到最后的管理，都只有通过人工的方式才能进行，但是对于档案的管理工作而言，人工的管理方式不但速度慢而且很容易造成误差，从而导致档案管理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而且在一些地处偏僻且落后的地区，普遍都缺少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和一个先进的档案管理设备，从而在管理工作出现误差、混乱时，这就为某些不法人员带来了可乘之机，例如伪造证明、文件等。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再度发生，必须要推进档案管理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采购设备，并且还要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使得管理人员能更好的开展工作。但在当前，有关部门的经济费用主体是源自国家的拨款，档案管理设备不在其拨款资金范围之内，因为购置设备的经费短缺，导致了档案管理工作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抛开管理设备的问题，还有一点原因，那就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如果想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的档案管理工作，使其向着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发展，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对那些专业素质不强，理论知识不够的人员进行指导和监督，还能完善现有的档案管理模式，从而使得计划生育档案管理工作向着信息化的时代迈步，并且也保证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高效实施。

二、计划生育档案管理的优化策略

在计划生育政策现有的档案管理工作中，有许多管理人员缺少对档案的管理意识，就这一状况而言，要针对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加强培养，让其深刻的认识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才能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进行。此外，还要时刻关注市场的发展需求，要做到与时代、社会同步发展，及时的更新或是录入计划生育档案资料，并将其作为计划生育顺利实施的重要内容依据。由此可见，计划生育中的档案管理人员必须要准确的定位自己的工作方向，要充分得意识到管理工作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此外，还要坚持对档案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规范其行为，绝对不允许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再有敷衍了事、松懈怠慢的现象发生，并且稳步的提高计划生育档案管理工作的水平，从而有效的推进计划生育的有效实施。更为重要的便是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将会直接的影响到管理工作的质量。如果是一名对于工作极其负责的管理人员，那么他将把手中的工作最大程度的做到细致化，很少会有上文提到的录入不完整资料的现象发生，对工作认真负责、毫不马虎。与之相反，若是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极为不认真，那边很容易导致资料的整理错误，造成混乱。由此来看，想要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就必须要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加强对其的技术培训。所以，现实要将管理人员的思想逐渐的转变过来，让其意识到态度的好坏为管理工作带来的利弊，其次便是要将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进一步的提高，规范管理人员的行为，使得计划生育的档案管理工作逐渐的走向专业化。另外，要规避文中所提及的人工管理模式的弊端，由于从资料的整理到相关人员进行管理都是人工进行的，所以会导致其工作时间较长，而且容易出现误差，这便需要合理的运用现代科技，以此来提高档案的管理水平以及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尽可能的做到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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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生育政策 社会保障

城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社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自2005年以来,我镇个体企业主男孩户存在领养孩子现象，有了领养孩子的先例，就出现了个体企业男孩户对象发展自已生育的现象，这两个主要原因对我镇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目前，我镇计划外对象怀孕后经我们多次上门做工作，对象户拒绝采取补救措施，造成很多个体企业主计划外生育二孩的意愿日趋强烈。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起到很强的限制和引导的作用了。因此各省级单位调节城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很必要的，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从城乡生育政策的现状出发，提出适合城乡生育计划的二孩生育政策，以不断的促进生育政策的完善，更加的贴近实际生活。

一、加快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我国在生育问题上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例如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人口数量瞒报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城乡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不利于城乡的和谐发展。近年来很多城镇的计划外生育始终处于反弹势头中，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总目标实现困难重重，我镇也面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局面，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约束性和指导性随之减弱。具体表现在：首先，一些通过政府将城乡的行政级别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村居民成为了城镇居民但是实质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善，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在外面发展的很好但是子女依旧在农村接受教育，生活水平其实已经等同于城市人口的竞技水平；其次，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剧，需要有更多劳动力来补充这部分的需要，有多余的劳动力能够照顾老人，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再次，现在的很多独生子女，性格上发展不完善，由于独生子女从小备受呵护，养成了叫娇生惯养的习惯，同时家中没有兄弟姐妹，不能体会互助和分享的意义，造成性格和人格上的偏差；最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内需来推进的，而人是拉动内需的唯一的因素，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消费者，所以必须要保证城乡的人员的充足；除此之外，实行城乡二孩的生育政策，可以调剂人口的性别比例，打破性别失衡的局面。综上所述，适度调节城乡的生育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是利国利民的重大决策。

二、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过程中二孩生育政策的可行性

这一生育政策在上海已经开始了尝试，上海作为一个思想很前卫的大都市，有着很强的预见性，上海就宣布了符合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针对这种现象，一些人提出了质疑，说上海是公然违背国家的政策，但是这个效果积极的，是明显的，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缓解了这方面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带动了城乡的消费。

2.1 “二孩的生育政策”符合大部分人的心理意愿，养育两个孩子可以保证养老，能够使生活丰富，能够完善孩子的性格，在对城城乡居民的调查中，生育子女数的平均值为1.9,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居民赞成每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赞成养育一个孩子的意愿远远的偏离了正常值。

2.2 “二孩的生育政策”有利于控制人口的性别比，缓解城乡老龄化的进程，维持整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平衡，而且能够稳定并促进计划生育率，这对城乡的和谐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2.3 “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违背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政策，我理解的这个低生育水平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一个合理的区间，生育率这个区间保持在1.5左右就可以视为正常；

2.4 “二孩生育政策”的前提还得是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来保证，随着我国城乡经济水平的发展，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了养育两个孩子的条件，而且整体城乡对教育的认识也字逐步的提高，这也就保证了城乡的孩子有比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三、实行城乡统一的二孩生育政策必须落到实处

有些农村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生存环境也相对封闭，思想观念也不能得到快速的更新，加强全面推行村民自治，以村为单位制定村规民约，推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省条例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在审批宅基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等利益分配时，现在审批宅基地已经实行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的优惠政策，收益分红方面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还没有到位，还有对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不按期上环、结扎、环孕检、外出流动人员不办理婚育证明的人员拟定处罚条款，由政府、计生办督促、指导依村规民约章程处罚和奖励。从而制约不遵守、不服务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行为。我们第一，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重点是农村地区，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第二，必须从国家政策的高度狠抓落实，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还要加快城乡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三，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过程的经验告诉我们，健全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缓解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问题，进而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维护城乡生育政策的稳定。

从上面的几点可以看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二孩生育政策”可以满足城乡群众的生育意愿，也可以保证国家低生育水平的号召，同时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是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二孩生育政策正处于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结合点上，所以要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在目前对政策研究尚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社会调查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要以现实情况为标准，在实际调查中，为找准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加紧制定科学的城乡计划生育的政策，以争取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为准则，不断的促进龙岗镇生育政策的完善。

参考文献：

[1]陈晓华，张小林，梁丹.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与建设实践及其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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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化 计划生育管理 应用 效果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1-287-02

一、信息化的概念

信息化是通讯现代化、计算机化和行为合理化的总称，是凭借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等手段，通过提高自身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们自身生活方式变革的过程。信息化的内涵包括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信息观念深入人心、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信息咨询高度发达与完善；外延包括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为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强大的动力，对于改革探索中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来说信息化既是必由之路，更是绝佳机遇。“以信息化带动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科学化和规范化，以管理服务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信息化”成为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的目标。

笔者单位所在的县计生局于2004年5月完成了《育龄妇女管理系统》、《全员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的网络版安装并投入使用。建立了全县各个乡镇、厂矿和计生委的计算机宽带专用网络，依托信息专用网络，将全县育龄妇女的个案信息汇集起来，建立了全县育龄妇女基础信息资源数据库，实现了全县计划生育管理网络化和不同地点的信息共享和异地查询。

二、传统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缺陷

过去的工作模式一直是靠上面给下面下达任务，而任务的对象又是盲目的，底数谁也说不清。虽然过去也有育龄妇女档案，但由于靠手工管理，一个专干要管几千育龄妇女的资料，不要说搞调查，能处理完日常工作就相当不错了。致使育龄妇女档案这一基础管理工作停滞不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1.劳动强度大。要从档案中汇总出数据工作量非常大,要全过程手工操作。全县的档案资料完整汇总在一个统一时间段一次也没有做过。

2.时效性差。一个调查完成多则数年，少则数月，结果数据出来已经失去了指导意义。

3.数据准确性低。由于档案资料全面汇总困难，县计生委以往都是运用数学模型对样本进行估算，种种原因使得样本误差较大，估算结果准确性低，造成计划指标下达脱离实际，带有较大盲目性。统计数据越往上报成绩越大，问题越少，水分越来越大，使来年计划指标基数失实，从而产生恶性循环。

4.受人为干扰的因素多。从上到下任何一个环节的人，有意无意都有干扰统计工作质量的可能。

5.信息使用率低。一个调查没有几个人能看到结果，用于实际工作也不多，无法共享。

三、信息化在计划生育管理中应用现状

笔者单位所在县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数据库建立以后，决策者可随时查阅第一手的数据资料。管理人员除正常的数据更新维护外，从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有充裕的时间对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办公室里再也见不到成堆的、重复的档案资料，取而代之的是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数据库中的全面、准确、共享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大量的工作人员告别文秘工作转向政策咨询服务、技术服务。计划生育部门管理人员只要会用计算机，都能成为人口问题“专家”，因为谁都能计算出过去只有人口专家才能分析的人口年龄结构表、人口金字塔、总和生育率。人口理论真正走入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成为工作的基础。由于服务意识加强，实现了计划生育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四、信息化在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的促进作用

1.信息化促进了计划生育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基层通过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应用，较好地克服了手工管理方式工作量大、准确率差、效率低、随意性大等弊端，乡镇到县计生委可以直接生成统计报表和各种需要的汇总的资料，既节约了成本又促进了基层管理规范化。

现在无论基层的计生工作还是领导决策，都需要信息的快速与准确，计算机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基层只要化少量的时间，对有关的信息进行必要的收集和录入处理，就可以得到计划生育工作所需要的科学管理和服务基础信息。同时，上级计生委将计算机中反映出来的各种育龄妇女信息及时反馈到村、社区等基层计生干部手中进行有关数据的核对和有关知识的教育，指导基层落实知情选择、随访服务等工作，起到了指导服务的作用，不仅提高了管理和服务质量，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县计生委只需利用信息系统中的大量基础信息，按照各种考核要求，从计算机中抽取相关信息，到基层进行考核即可。每个季度从数据库中打印出一系列名单直接用电话联系的方式，对育龄群众进行计划生育知情选择、技术服务、政策兑现等方面的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样，既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提高了准确性，减轻了基层的负担，避免考核中弄虚作假行为，使得考核工作更加科学和规范。

2.功能的开发提高了办公效率和决策质量。人口变动、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等方面都已经做到了动态化管理。随着县计划生育信息网络的建成，以及计划生育信息网络功能开发利用，使得计生部门用于决策的信息日益丰富，决策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增强了计生委的宏观调控能力。

3.信息化管理手段极大地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政策性强，工作要求细致，工作难度大，有“天下第一难”的“美称”，而流动人口的管理更是难中之难。近几年，随着煤炭销路的好转，经济效益日渐增长，职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建设队伍在矿山频频出现，流动人口的大流量和快流速使计划生育手工档案很快就落伍了，县计生委开始尝试使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给每个流动人口建立电子档案，做到人口随时变动，档案信息随时更改。计生、卫生、公安、民政等部门之间还可以进行信息互联互通，出生入户、新婚登记等信息均可通过网上进行异地交流，对需要提供五期教育、术后随访、避孕效果跟踪的对象通过网上筛选，及时组织人员上门服务。通过信息系统为流动人口提供信息咨询、政策咨询以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性病、爱滋病防治等咨询服务。通过建立“计划生育信息触摸屏”向流动人口提供信息服务和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知识。实践证明，只有加快信息化建设，才是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难的有效举措。

4.优质服务，提升价值，实现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目前笔者单位所在县的计划生育信息系统已由过去单一的育龄妇女信息管理发展成包括育龄妇女信息、政务信息、流动人口管理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等一批数据信息资源。这些信息既是本部门的工作支撑点，也为社会其他部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还可以向教育、卫生、保险等部门提供新生入学预测信息，新生儿健康状况信息以及相关少儿信息等，为全社会开展计生工作的信息服务，使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挥。同样，其他部门的信息资源也为计生管理部门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信息网络技术作依托，实现了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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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确定位,规范基层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一是明确标准,统一要求。2009年,省人口计生委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基层干部队伍职业化建设指导意见》,以群众在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为依据,着眼于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拓展人口计生公共服务的空间。规范了人口计生公共服务机构的名称、服务形象、服务功能、服务形式、设施配置、人员配备、工作制度,同时提出了人口计生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近期任务和远景目标。

二是把握机遇,稳定机构队伍。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确保人口计生工作机构和人员稳定,不得随意撤并和改变机构性质。明确人口计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由各级编制部门研究确定,经费由财政保障。在农村综合改革和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中,人口计生服务机构保持稳定;在优质服务先进县(区)创建过程中,部分经费来源为差额拨款的技术服务机构由编制部门发文重新明确变更为全额拨款;将计划生育流动人口协管员、健康家庭指导员、信息统计员等岗位纳入政府出资购买的公益岗位范畴,各市人口计生系统均拥有一支少到几十人,多到上千人的公益岗位队伍,使基层计划生育的网底队伍更加健全。

二、分类培训,加强队伍能力建设。

一是分类指导,加强管理干部培训。拓宽对各级分管党政领导宣传教育的渠道,以“人口大讲堂”为载体进行集中宣传,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内容纳入党校主体培训班科目,锦州市还将优质服务红旗乡(镇、街道)主管领导培训班纳入市委组织部的培训计划;探索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综合素质的途径,走进院校举办领导干部培训班,2009年省人口计生委先后在清华大学举办了2期公共管理研修班,培训了省、市、县人口计生部门领导干部130余人。各市也纷纷组织本地区干部到清华大学、南京人口学院进行培训;根据工作需要,举办各类管理干部专门培训班,2009年,省人口计生委分别举办了4期流动人口、依法行政、人事信息、财务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县级及以上管理干部560余人次。各市也通过集中培训、现场观摩、拉练检查等方式,逐级开展了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培训。

二是加强继续教育,开展技术人员大练兵活动。2007年起,在全省开展了“科技大练兵”,编印了《辽宁省计划生育科技大练兵活动学习资料汇编》并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岗位资格考试复习题解进行了重新修订》,三年来,培训乡级及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6000余人次,组织各级岗位竞赛120余场;开展了辽西北地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百名人才”工程,已有75名基层技术服务人员在202医院免费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进修学习;2008年,全省开展了“药具大练兵”活动,省人口计生委编印了《基层计划生育药具服务人员应知应会读本》,免费发放到乡、村药具服务人员,并根据各级药具工作人员岗位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活动开展两年来,全省县级以上人口计生委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培训班130余场,乡级以上1500余个计划生育药具服务部门开展了测试和竞赛活动,全省村级及以上2.8万余名计划生育药具服务人员参加了大练兵活动。2009年,省人口计生委分别组织了全省科技、药具服务人员岗位大练兵竞赛,一批优秀基层技术服务人员在大练兵活动中脱颖而出,2007年以来,先后有43名县、乡技术服务人员通过了计划生育副高级职称评审。

三是以提高职业能力为切入点,推行职业化建设试点。2009年,省人口计生委举办了全省生殖健康咨询师能力建设示范培训班,为各市人口计生委培训了58名市级生殖健康咨询师师资,对72名优秀基层计划生育干部进行了示范培训,要求将生殖健康咨询能力培训纳入全省乡级计生工作人员常规培训内容,并首先在职业化建设试点市进行了生殖健康咨询师队伍建设试点。目前,大连市600余名基层计划生育干部全部进行了相关培训,并与大连市人事局联合进行了职业水平考试,有340人获得了咨询师证书,160人获得信息调查指导师证书。盘锦市对全市280余名市、县、乡级计生工作人员全部进行了生殖健康咨询师科目的培训。2009年,全省累计有600余名基层计生干部参加了生殖健康咨询能力专项培训。各市结合家庭健康促进计划,还组织基层计划生育干部参加了育婴师、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指导师、营养师、社会工作者等相关职业资格培训考试。

三、完善机制,促进基层队伍健康发展。

一是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在合乡并镇、社区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换届中,全面推行中层以上干部竞争上岗,普遍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基层计生工作人员;推进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使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人口计生领导岗位。2009年,丹东市人口计生委和本溪市溪湖区分别通过“辽宁省委组织部面向海内外公开选聘领导干部 ”选聘了一名副主任;实行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聘用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签订聘用合同,逐步改善基层计划生育技术人员执业资质问题。

二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政治、福利待遇。在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乡镇、街道计生助理与妇联主任享受同等待遇”,要求“各级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及评选劳动模范要有人口和计划生育代表名额”。各市也纷纷出台干部激励政策,对获得《计划生育工作者荣誉证书》且在计划生育岗位退休的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对多年从事计生工作且工作成绩突出的乡、村计生专干,享受同级副职待遇。大连、营口、盘锦等市为社区计划生育干部发放岗位津贴;鞍山市的7名县级主任先后有6人被评为市劳模,2人荣获省“五一奖章”。2009年,全省开展了首次“辽宁人口奖”遴选活动。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促进了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三是完善管理机制。对村计生专干和中心户长实行“县管、乡聘、村用”。在村级换届选举中,对个当选的人选不符合计划生育专干要求的经相关部门同意,实行选聘分离,由计划生育部门另聘人员担任计生专干;中心户长的使用上,坚持群众推荐,乡村审查、考评,由县人口计生局和乡镇计生办颁发聘书,报酬由财政保障。朝阳市8950名中心户长,全部实行了“县管、乡聘、村用”;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对村专干定期考核,中心户长工资与管理户数挂钩;探索管理制度改革,实行村计生专干异地任职制度,避免了宗亲等因素的束缚和工作中碍于情面的弊端。盘锦大洼县先后有79名村级专干实行了异地任职,3类村转化率达到90%以上;开展主题创建活动,盘锦市连续三年开展了中心户和中心户长“两优一达标”活动,合格中心户达到80%以上。

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干部队伍职业化建设思路更加清晰,生殖健康咨询师培训也在全省拉开了序幕。结合生殖健康咨询师培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生殖健康咨询师培训和考试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建立完善全方位、多角度的教育培训体系。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基础上,发挥网络、电视优势。在生殖健康远程教育网站开展生殖健康咨询师在线培训,允许基层人口计生干部实名制免费登录学习;制作专题教学片,通过“文化共享工程”播放电视节目,为基层人口计生工作人员自学自练提供便利。

二是着手组建省级专业能力考核委员会。依托生殖健康咨询师师资库、计划生育职称评审专家库组成计划生育职业化专业能力考核委员会。开展考核委员会成员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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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关键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4-0082-05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作为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它的治理政策的变迁一方面是市场转轨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受当前国家模式和政治构架的规制。由于中国处于转型这个特定时空场域,其复杂性使得我们很难对当前中国制度变迁的机理作全面的透视,但笔者还是希望在综合各种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有限资料的研究来厘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逻辑。

一、权利回归和模式转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内容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化和机制的常规化,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公共福利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依然存在并得以延续。作为行政管理体系一个环节的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形成了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管理制度及其配套体系。在农村,国家实行的是依托村民委员会体制的计划生育管理模式;在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城市计划生育管理采取的是“部门管理”和“户籍管理”为特征的模式,其具体的管理措施主要是对单位职工采取部门管理,通过行政考核等手段把单位职工落实计划生育纳入各部门的工作责任之中,让各部门管理其下属单位,以达到保证育龄职工落实计划生育的目的。除此之外,对单位体系之外的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自上而下――市、区、街道,直至居委会,对辖区内无固定单位的居民进行纵向“一竿子插到底”式的行政管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依托于户籍制度的计划生育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也主要围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模式及其配套的福利措施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实行权利回归措施,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剥离户籍制度所带有的各种福利措施、赋予流动人口平等公民权等权利回归措施。1999年国家计生委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向其中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并组织有关单位向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措施服务。”2004年颁布、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与服务工作若干规定》更是明确指出“现居住地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这些具体措施中间已经涉及到改革现行的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公共福利制度体系等内容。逐步剥离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各种福利,使户籍管理功能回归本位,使各种福利制度与普遍的公民身份相联系。虽然制度实践过程中存在瑕疵,但是改革户籍制度、给予流动人口平等的公民权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另一方面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改变传统的“两地共同管理”模式,实行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和部门合作的属地化管理模式。1991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生委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原则强调了现居住地和常住户籍所在地“共同管理”,没有规定哪一方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也没有规定各部门之间的责任、协作、分工等,造成了配合不好,甚至互相推诿现象的发生。新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及其后续的相关文件明确了各部门、各单位的责任,确立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和部门协作机制。1999年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第六条规定:“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并且明确了流出地政府和人口计生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责有“为流出人口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对流动人口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指导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适时提供随访服务”;“与流出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工作”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工商管理部门、劳动就业、卫生、房产管理等行政部门应当配合同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2004年开始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流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会同公安、民政、劳动与社会保障、建设、卫生、等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决策、综合治理、共同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管理服务机制”。

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单位。一般认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安排所要实现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的目标,即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政府力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经济增长,从而使财政收入最大化,政府将为每一个利益集团设计不同的财产权利。由于存在所谓的竞争约束和交换过程中的费用约束,在使财政收入最大化与降低交换中的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二是政治方面的目标,即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上述理论来解释。由于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扩大,在东莞等市区甚至已经超过居住地的人口规模,流动人口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同时,由于流动人口的管理无法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网络之中,流动人口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国家试图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赢得民众广泛的政治支持。具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厘清:从宏观层面分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家为适应市场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需要主动作出的制度调整;从中观层面分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当前的行政调控机制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机制应对社会变化的适时调整;从微观层面分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国家破除了旧有的利益壁垒,维护民众公民权利、实现利益均衡、重塑合法性基础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流动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其中15岁到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2]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庞大,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压力也不断加大,为了适应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需求,国家需要适时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调整,对流动人口的计生工作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当前的行政调控机制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机制应对社会变化的适时调整。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治理理论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渗透的过程,对社会的组织化、网络化管理不仅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也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有调查表明,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率比户籍人口要低10%左右。而且,流动人口的违法生育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05年对江苏、广州等6省市的调查,农民工计划外生育约占各地违法生育总量的50%―80%,其中深圳、广州、东莞三市,农民工违法生育分别占各市违法生育的95%、87%、61.6%。[3]由此可见,当前的行政调控机制已经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1999年国家计生委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2004年开始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都明确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流出地和流入地地方政府和计生部门的职责,其中流出地政府和计生部门有“为流出人口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工作”等;流入地政府和计生部门有“负责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日常管理,并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当地计划生育管理”等职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网络管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资料和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各省上报的跨省流入18―49岁人口数量为4849.9万人,而各省上报的跨省流出人口总数为5429.6万人,跨省流出人口比跨省流入的数量多580万人,据此我们可以推算,至少有580万人没有纳入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范畴。而其中各省上报的流入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为1225万人,但是上报的流出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总数为1743.2万人,中间存在518.2万的漏统,所以我们可以说“盲区”中的人口以已婚育龄妇女为主,其比例高达89%。[4]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国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利益壁垒,维护民众公民权利、实现公民资格基础上的利益均衡。据广东省统计,2002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占全省孕产妇死亡总数的83%,是广东省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的4倍多。流动人口中新生儿破伤风发生数占全省新生儿破伤风发生总数的97.3%,是全国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的23.3倍。[5]国家计生委农民工计划生育与和生殖健康调研组的调查显示,至少72%的计划生育手术费由农民工自己负担,大约80%的农民工从未获得过免费的避孕药具。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措施无法得到落实。所以国家计生委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在第九条就规定:“流动人口现居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组织有关单位向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措施服务”,2004年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更是要求,“现居住地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以期打破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利益壁垒,将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都纳入国家社会治理网络体系,赋予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的公民权利,实现对流动人口基本权利的保护。

三、体制内的上下互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过程分析

一般而言,制度创新主体不外乎三种:个人、个人之间自愿组成的合作团体和政府机构。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戴维斯和诺思认为,制度创新可以在上述三级水平上同时进行。个人、个人之间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的创新在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原则下是可以大量存在的。但是在中国,由于集权政治框架的规制,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体制内利益的调整和均衡,提供制度安排、实施制度创新最主要主体的主要是政府。而在政府内部,制度创新又表现为政府层级的差异,越是权力中心的最高层越可能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而下一级的政府机构则充当“第二行动集团”唐兴霖教授将制度创新的决策者和首创者称为“第一行动集团”,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并分享追加利益的称为“第二行动集团”,“第一行动集团”最先认识到现行制度的弊端,预见到潜在利益,并最终提出制度创新的方案;“第二行动集团”执行、维护“第一行动集团”所作出的制度创新方案,他们共同努力,促成制度创新。,高一级政府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直接提供制度安排,或者为下级政府――“第二行动集团”的制度变迁设立整体性的边界和方向。“第二行动集团”一方面执行、维护“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方案,另一方面在“第一行动集团”所规制的制度框架与边界范围内继续进行制度创新并将其制度创新的有益成果反馈给“第一行动集团”以寻求其制度成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遵循政府内部上下互动的逻辑,它的主要路径选择为:中央政府一方面直接提供制度措施,地方政府执行该制度措施,另一方面为了考虑各地的不同情况,中央政府又为制度创新设立整体性的方向与边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设立的方向与边界范围内展开一系列制度创新,其中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成果将会被法制化和规范化,从而作为一种确认的制度被推广。

1991年,鉴于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计划生育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国务院“第一行动集团”颁布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两地管理”的模式的规定,此项法规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进入规范化阶段。各地在该项法规的规制下进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管理。但是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化和机制的常规化,该法规在实践过程中权责不明和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国务院又适时调整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模式。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确立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管理原则。按照这一新制度原则,各地努力开展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执行和改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地方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级市还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许多地区都建立了统一的外来人口领导协调机构,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管理体制之中。同时,根据2004年7月份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的调查结果。全国31个省(区、市)人口计生委均设立了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机构(包括专门的流动人口管理处、挂靠在相关处和事业单位性质的流动人口管理站(办));全国76%地(市)级人口计生部门设置了流动人口管理机构;约78%的县(市、区)级人口计生部门设立了流动人口管理机构;25%的乡镇(街道)级设置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机构。围绕着“第一行动集团”提供的制度成果的推广和执行在各层下级政府得到了有效的落实。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在中央政府设立的制度边界和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并谋求制度措施的法制化和规范化。2001年国家计生委、民政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快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与工作改革的意见》,并以2001年年底在杭州召开全国城市社区计划生育会议的形式对包括社区计生管理机制建设在内的全面推进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改革做出了部署,明确提出了“依托社区、建立‘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城市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6]根据这一制度精神,各地方开始探索适合本地特色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其中有代表性制度创新成果主要有:(1)上海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模式:以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为指针,把外来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管理纳入本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增加经费投入、强化服务意识、增加相关管理者的责任。(2)武汉的“三长责任制”模式:以公安局长、工商局长、计生委主任为主,劳动、人事、城建、房地、交通、卫生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模式。它是一个多部门参与配合、共同负责的综合管理机制。(3)济南的“两位一体”模式:依托暂住人口管理服务站,发挥暂住人口协管员和基层计生工作人员两支队伍的合力作用,在基层形成“两位一体”的管理机制。(4)宁波的“社区化管理”模式。把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管理的模式,为流动人口提供社区化的管理和服务。[6]这些制度创新成果都先后作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成果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推广。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制度的变迁都是体制内政府主动供给的产物,其中既发挥了中央国家机关的政策主导作用,又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是一个在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框架内上下持续互动的过程。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运用“需求――供给”的理论架构来分析制度变迁,提出了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理论,肯定了政府在建立制度安排方面的价值。但同时林毅夫也强调,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等等,政府可能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政府提供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功能局限性。这点在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中也表现突出,例如2004年颁布和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与服务工作若干规定》要求:“现居住地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简称“三同”)。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各地方政府不愿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以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些正式、非正式的制度壁垒的存在,所谓的“三同”管理和服务远没有“同”起来。综合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府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由于受集权政治框架的规制,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由政府充当创新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个人、社会组织充当制度创新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很难启动,其创新成果也很难得到法制化和规范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的制度,它的变迁与创新应该体现为国家、社会与制度之间交相互动的过程,而不应是单一动力作用的结果。个人特别是由个人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的制度创新对制度供给的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人们为一些共同目标而结合到一起的团体或实体的社会组织的发达与否,不仅体现着社会发育的完善程度,而且还会切实影响制度措施的实施效果。换句话说,发达的社会组织影响制度的运行和创新,既可能成为制度执行的主要力量,也可以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鉴于当前转型时期社会组织不发达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政府除了应该承担制度供给的主体职能之外,更应该放松管制空间,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并积极寻求与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合作,鼓励其进行制度创新,并将其创新的有益成果法制化和规范化,以期实现对社会的合作管理和善治。

参考文献:

[1]朱玉,周婷玉.全国流动人口十年内翻番.省略/new/php/20050106/38170.php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主要数据公报[J].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06(2).

[3]国家计生委农民工计划生育与和生殖健康调研组.对农民工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问题的调研与建议[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6(2).

[4]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2006年全国人口形势变动特点[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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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步入21世纪以来，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60、70年代人口之和占据我国总人口的42.6%，而50年代人口占据18.7%。现如今，50年代人群已经完全成为老年人群，60、70年代人群正在步入老龄化，这也是现如今我国需着重解决的问题。本文重点以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作为出发点，进而提出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希望对我国社会发展有所帮助。

人口老龄化过度老龄化问题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现如今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是在人们认识上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年人转向老年人的过程；也有人认为，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的比重上升。现如今比较主流的观念是指，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偏移，即老年人口上升、中年人口下降。但如果辩证分析，这些观念都是成立的，但也都是不澜鞯摹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了“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指出，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在60周岁，现如今，国家、地区评判人口老龄化是：国家、地区中60周岁人口达到该地区总人口的10%或65周岁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时，即被称之为老龄化地区。老龄化会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带来很多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出相应的措施，出台一系列的有效政策，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简述及所带来的问题

（一）适度老龄化与过度老龄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现如今80周岁人口到处可见，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从客观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是自然现象，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当今人口老龄化定义分析，可以划分为适度老龄化和过度老龄化。以稳定人口理论可以推导出生育率更替水平，即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在60岁左右，那么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将在21%左右，理论上可以称之为60岁条件下适度老龄化水平。同理，可以推导出70岁在22%左右、80岁在26%左右。根据此类方法推导，如果生育率小于1.5，那么发展下去的老龄化水平就已经达到过度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处于初期阶段，老龄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彰显，但从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产生非常深刻的问题。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全是消极影响，但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老龄化分口不断增多，其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增加。具体来讲，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人口规模缩减，致使劳动力缺乏、有效劳动力下降、储蓄率下降，引起养老、医疗保障支付困难，加重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削弱经济增长步伐，进而演变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以我国人口年龄布局来分析，我国正在酝酿过度老龄化风险。以理论推导分析，计划生育是导致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主要因素，两个完整的计划生育家庭结构中，中老年人占据半数以上，即双方父母4人、夫妻2人、孩子1人或2人，一旦生育率降低到1.5，那么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极难逆转，计划生育期间我国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假设我国生育率在1.5，那么未来我国稳定人口会每54年折一半，到21世纪中叶老龄化将高达38%；21世纪末达到40%以上。过度老龄化会造成我国人口极速缩减、公共财政危机、经济下滑、老年保障降低等问题。因此，现如今虽然我国开放二胎政策，但以当今人们生活情况分析，二胎家庭少之又少（城市）。

二、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一）原因复杂性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非常多，例如经济宏观因素，终身发展、全面发展的微观因素等。其中，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例如产业结构不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落后等。这一系列原因，有的属于内生性的，反之，也有一些是外部因素引起的。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可避免的。

（二）传导机制模糊性

随着人类社会愈加复杂，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变得更加系统、更加复杂，与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虽然其实质关系非常复杂，但却非常模糊，即不相关现象。特别是一些内生联系，其产生环节极其难以察觉，看似不相关的两种现象，却有可能是一种共生关系，并非是因果关系。笔者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为例，看似老龄化与经济并无直接关系，但中间传导环节依然与国家人口、劳动力人口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受国家传统、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阶段、国家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影响。强调一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下滑的途径不是单一的（直接影响），而是诸多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间接影响）。

（三）发展长期性

解决一个阶段的人口问题往往需要一个世纪，甚至是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在宏观人口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问题。以我国当今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例，当今40～60的人口比例最大，受计划生育影响，80后、90后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并且如今的80、90后大多数都是“一家三口”。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贯穿于21世纪之中，各个阶段老龄化问题不断积累、展现，甚至是爆发。以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终身积累。

（四）风险累积性

如果老年人疾病增多、安全事故增多等问题突然爆发，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老龄化问题具备模糊性、隐蔽性、累积性等特点，一旦爆发老龄化危机，那么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力，并且也无法保障取得预期效果。同时，风险累积性也体现在不同年代，60、70后受计划生育影响，那么80、90后也会形成这种意识，也被称之为风险沉淀。以我国为例，如今我国是由适度老龄化向过度老龄化过渡阶段，虽然我国想要弥补计划生育带来的弊端，提出二胎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很多家庭为了减轻家庭压力而放弃二胎，或者人们没有二胎意识，我国生育水平仍然低迷，人口老龄化问题依旧没有缓解。总之，老龄化问题必须要做到一定的前提性，即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社会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有很多，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相关部门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支持，调整人口结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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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运用于初中政治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教学方式与理念导致其未能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为提升案例教学法的实际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理念，精选案例。

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当前教学中的问题，教师需要转变陈旧的教学理念，建立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且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教学理念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初中政治教师需要正视课程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充分认识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为前提，进行教学理念的转变，可有效帮助教师形成正确的知识观、教学观和学生观。另一方面，教师需要树立正确的教师观，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仅是知识传授者的观念，需对自身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明确的认识，以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参与课堂教学。例如：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时，需要体现学生学习合作者和引导者的身份，选择的案例应是能够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以及教学大纲的要求，且能让学生受到良好启发。

2.把握机会，呈现案例。

初中政治课多以思想品德课的形式存在，而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案例需要将理论与教学紧密结合，反之，容易导致师生讨论与教学的内容和目标相脱节，甚至会出现相背离的情况，因此把握合适的时机将案例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尤为重要。课堂教学时，教师案例呈现既可以在某课时结束后也可以是某个知识点后，还可以穿插在讲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但教学案例的呈现需要结合理论知识并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而定。在教学中，案例呈现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教师生动地讲授故事；其二，发放文字资料；其三，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其四，借助小品或辩论等活动呈现。例如：教师在讲授《保护自我》时，在课后借助多媒体的形式播放现实生活中的危险事件，并让学生结合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发表观看后的感受，巩固加深学生对本节课所学知识的理解，从理论出发并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适时地呈现案例，可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3.境模拟，讨论评价。

初中政治教学中课堂讨论主要是通过分析案例中体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的形式，巩固学生课堂所学知识。因此教师可通过组织学生模拟情境的方式鼓励学生勇于发表自身的不同看法，并让具有不同观点的学生发表进行辩论和探讨，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程度，还可以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例如：在教学《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时，教师借用组织学生模拟《超生》情境，随后引导学生寻找表演中的体现的计划生育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对问题进行解答，其后与学生共同探讨评价超生的危害性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进而不断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

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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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国策是1966年1月28日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而专门制定的，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来有计划的控制人口，减轻家庭负担，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取得了无可厚非的瞩目成绩，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其老龄化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虽然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始终不能改变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四口之家的核心家庭结构现状。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家庭是构成社会系统稳定的最小单元，每个家庭的和睦，就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一旦家庭结构突发变故，家庭某一成员遭遇意外事故，家庭内其他成员将面临心理、身体、精神和社交四个方面的困境。近年来大量交通、医疗、工伤事故、甚至于突发自然灾害等事故导致年轻生命丧失的现象也在逐步上升，从而导致许多城市和农村家庭面临失独或者失子的重大变故，并且其中大部分为中老年核心家庭，想要重新生育已经不可能实现，寄希望于计划生育国策照顾又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这样一批不可小觑的边缘弱势家庭又该何去何从呢？

二、相关概念

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并且共同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家庭，核心家庭在城市户口中的多表现为夫妻两人加一个孩子；在农村户口中多表现为夫妻两人加一子一女组成。

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失独者年龄大多在50开外，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经失去再生育能力。（城镇补贴每人每月270/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50/170元）

准失独家庭：是指前期由核心家庭组成，后期经过重大变故而失去一个子女的农村家庭，夫妻年龄也大多在50开外，已经丧失了再生育能力。在本文指失去儿子的农村家庭。

三、准失独家庭所面临的困境

（一）新计生条例中政策照顾的缺失

自2015年10月29日，中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各省市计划生育条例也在相应的作出调整，于2016年元旦全面出台。《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指出，奖励扶助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本人为农业户口，且户口在本乡镇；2、1973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3、现存一个子女或现存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4、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55周岁（其中独双女户年满50周岁）。安庆市某村杨氏夫妇现年54岁，都是农民，主要靠男主人在家门口做点石匠活营生。杨氏夫妇47岁时丧子，之后再无生育能力，只剩一个21岁的女儿相伴，之后三年，其女儿远嫁外市，因老年丧子的悲痛和年龄的逐渐增大，杨氏夫妇不太健康的身心早已不能承受工地上的繁重体力活，两人只能在家务农养活自己，偶尔杨某会在家附近做点石匠活营生，近来听说国家对他家里这种情况有照顾政策，便去咨询了一番，却被告知他们已往的家庭成分不是独女或双女户，而是早年被改成了独子，不满足奖励扶助的基本条件，只有等到年满55周岁后才满足一个男孩或两个女孩的奖励标准：每人每年960元。属于新计生条例政策中未被涉及的服务对象。

（二）信息不畅导致求助无门

准失独家庭是指位于落后山村因意外事故而老年丧子的农村家庭，大部分农村中老年人都是大字不识、大事不知的，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大量外迁等现象越发普遍，村民们对国家的优惠政策更是知之甚少，除非村委干部们主动走村串门当面解说，否则除了党员和村长等人之外，留守在家的妇女儿童及老人几乎很少主动去村委咨询民生政策，都是被动接受的。杨氏夫妇就是因之前未能及时了解到其家庭成分被改成独子而导致其年满50周岁后，也不能享受相应的扶助政策。而在去年申请低保时，也是因为这一书面证据及其家庭修建小楼房而被拒之门外，失去参评资格。

（三）家庭能力弱化导致养老无保障

众所周知，失独家庭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就是养老保障的缺失，而深受农村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的准失独家庭所面临的就是家庭劳动能力与照顾能力的弱化。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突发意外，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年丧子家庭的劳动能力越来越弱，只能依靠补偿储蓄或政府救济而活。而与此相伴的是家庭照顾能力的减退，虽说本文中农村准失独家庭还剩一个女儿可以照顾老人，但养儿防老的观念总是让两个老人有苦难言，担心同到城里居住会增加其家庭矛盾。再加上女儿远嫁外地，总有不能及时赶回来的状况，若是将农村老年人送往养老院，在当地人看来也是不孝顺的表现。因此，农村准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四）情感缺失及心理困扰问题

如前所述，准失独家庭符合部分失独家庭的特征，其子也是突遇工伤事故而去世，对农村家庭而言，其家庭结构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家庭关系被颠覆，家庭功能受损。其家庭成员对生命与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动力在哪里？”对于老年丧子的农村人来说，不但之前十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了，自己的情感寄托和香火的断灭是最有愧于祖辈的。他们会在悲恸的情感支配下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甚至因严重的心理问题而走向自杀的道路。即使被劝阻后，他们也很难再敞开胸怀的谈论儿女及未来了。

四、应对策略

（一）为解决农村准失独家庭民生问题，需不断完善相应政策条例

政府是民生保障的主心骨，农村准失独家庭问题不单单是一个道德价值问题，已然发展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其数量在不断增长，不同区域的基层干部都有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却没有及时反馈到新的计生条例中，这无疑是该项政策的一大遗憾之处。而与之相对的低保申请中，简单的以修建楼房而拒绝村民的诉求也是有所欠缺的，因此，为解决农村准失独家庭民生问题，政府一方面可以出台更具体务实的政策来惠及民生，另一方面可以制定双轨平行的评定标准，以避免主观臆断，引发群众不满。

（二）为保障准失独家庭生活质量，应建立特别扶助制度的动态调整机制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一个方向，是为了保障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而设立的。直到2008年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扶助对象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年满49周岁；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此项规定自实施的8年以来未曾做出相应的调整，故本文中的杨氏夫妇因还存有一个女儿而不满足特别扶助制度的资格条件，而对于每人每年3240元（伤残）或4080元（死亡）的扶助金也是从未获得过，并且很有可能在今后的老年生涯中也难以获得。为解决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困境，只有建立特别扶助制度的动态调整机制，划分明确受助年龄标准，依据现实状况对农村准失独家庭给予适当扶助，才能更好的保障民生，保障农村准失独家庭的社会生活水平及质量。

（三）为避免信息填写错误，应及时沟通、加强宣传服务意识

民生工作繁琐、沉重，各政府部门所需要的一切资料都来源于基层，这也导致了基层干部经常分身无暇，既要办好上级部门交代的事，又要承接好乡间邻里嘱托的情。在本文中杨氏夫妇因家庭成分被误写成了独子而失去受助资格，这是在以前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的农村社会中经常容易出现的，因此，要解决基层工作中的这些本可以避免的失误，就要不断加强各平行部门的信息沟通，利用纸媒和网络平台，全面打开政府――村委――个人的宣传渠道，让民众充分知晓社情，让政府及时掌握民意。

（四）为解决准失独家庭的心理情绪问题，可引进专业社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