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走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经济走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成为全球话题

金融危机以来,“民工荒”和“涨薪潮”轮番冲击中国劳动力市场,这导致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是否还将长期存在,引发国内关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激烈争论,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今年最近几个月内,连续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其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不争事实,这势必对中国经济前景,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问题已经上升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经济话题,它不仅仅关系到国内未来经济的大势,而且将通过我国和各国的经济联系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向。

可能在短期内催化全球经济平稳复苏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本质是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之间比例的上升。从宏观经济学理论出发,居民收入增加的将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扩张;同时,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规律,工资持续上涨过程的初期,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十分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必然导致国际市场中总体消费需求的相应增长。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即消费和收入的关系能在短期内体现出来。由此,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短期效应是直接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

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公敌”是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消费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随着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过程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消费率很有可能还要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众望所归成为了全球消费市场的“有效增量”。根据相关统计,200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左右,而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与此,同时,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提高1%,将带动居民消费支出提高将近0.73个百分点。可见,在我国,“涨薪”对于居民消费的拉动力是十分显著的,未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的趋势将极大刺激国内的居民消费。由此,我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将释放国内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并在短期内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产生积极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短期效应来看,劳动力价格上涨将使国民分配格局较之前更加倾向于劳动,能够直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而促进我国国内消费需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激增,并由此成为全球经济平稳复苏的“催化剂”。

可能在中期内推高全球通货膨胀水平

通货膨胀的类型很多,其中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认为,工资的增加往往是从个别部门开始的,但由于各部门之间工资的攀比行为,个别部门工资的增加往往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上升,从而引起普遍的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货膨胀一旦开始,还会形成工资上升和物价上涨之间的“螺旋式”上行过程,由此导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能够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将取决于生产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即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比较与博弈。而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出发,一般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工资增长速度较快,引致不可贸易部门的工资迅速上涨,并由此引发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上扬。如果该国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很大,通货膨胀将逐步通过外贸渠道输出到国际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通货膨胀的整体水平。因此,从这个理论逻辑上来看,就中期效应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可能使我国经济出现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并通过对外出口商品的“路径”推高全球通货膨胀水平。

由于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和劳动力市场价格扭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内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不但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工资上涨,反而造成了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对外贸易条件的恶化。这违背了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的推论,即国际贸易会提高该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事实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滚滚涌入全球市场,有效地拉低了全球的通胀水平,并帮助英国实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持久低通货膨胀”的理想组合。然而,随着我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贸易部门工资上涨很快。由此将带动非贸易部门工资的快速上涨。从韩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推高国内通胀水平,并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左右,所以相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而言,我国“向外传导”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国构成中期通货膨胀压力,并将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使内部压力“外部化”,从而推高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水平。

可能在长期内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篇2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学家,对全球经济有着精辟的深刻分析,获得了国际上各界广泛普遍的承认赞赏,是“世界经济论坛 ”的特邀评委成员。

全球化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大的经济课题之一,同时它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但在对全球化的理解上,人们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全球化理解成美国化的过程,全球化实际是比美国化有一个更丰富内涵的过程。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它处在提出和制定全球经济活动规章制度的领先地位,但欧洲和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有非常重要影响力的企业,这些比较成功的企业和经济体系逐渐地走向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到十五年的过程中,不断有更多的公司逐渐走向全球,逐渐成为有非常重要影响的力量的企业,像韩国的三星,20年前还是竞争力比较落后的企业,但是现在三星已经非常强大了。最近,我们能够看到,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的企业在全球也越来越成功。

但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企业也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中国企业非常依赖外国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中国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外国专业知识高度依赖的基础之上,中国和日本甚至韩国相比,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技术创新上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的建树。

另外,中国的企业,在过去基本是用储蓄进行海外抄底的,而这些企业的储蓄,其实是没有经过分配的盈余。中国存在太多的企业储蓄,而这些储蓄是巨大的财富浪费,应该对这些储蓄进行征税。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把这个盈余花掉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进行海外投资,但是要想成功地收购海外企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既使在西方国家间的并购、收购交易成功率其实也不是很高。而在在跨境、跨国家的交易中其实是更加困难的,因为这些进行海外收购操作的人员、这些经理们,对当地的文化以及法规的环境了解不是那么够。

篇3

美元持续复苏，新兴经济体显著减速

潘达维表示：“2015年又进入美元走强的新的一年。此前，美元已经实现9%的升值，未来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有数据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而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状态，2014年以来，美元对卢布、墨西哥元、日元、欧元等多种货币大幅升值。

鉴于美国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为控制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处于良好发展状态，美联储多次暗示可能会提前加息。2014年12月，美联储公布了退出策略的新蓝图，概述了从宽松政策向更为正常的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计划采取的举措。在美联储的计划中，预计将在开始升息后结束或逐步结束对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具体操作将视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定。

简世勋说：“目前，美国经济处于相当强劲的复苏时期，这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好消息。但与此同时，其他经济体表现则不佳。”简世勋认为这一情况在2015年将延续，他进一步分析道：“过去几年，特别是2008～2009年已经有一些数据表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些停滞乃至逆转，这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的减少、企业的业务风险避险情绪越来越强烈等方面，受劳动力成本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加上亚洲经济前景不及3～4年前，投资水平下降，出现转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迹象。”

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将近50%，给全球各国经济带来了不小影响。在美国，油价的下跌给中低收入消费者家庭带来利好，使他们的能源支出比例降低，消费者信心得到明显改善。但油价下跌也使得该国繁荣发展中的能源行业面临考验，导致能源企业裁员并削减成本。俄罗斯则随着中俄关系升温加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与欧佩克争夺中国市场。有外媒认为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和外交关系有促进作用，但也有分析称，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除食品之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和油价联动，油价暴跌很有可能引起通货紧缩。

“油价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显著减速。”简世勋分析，“油价为什么下降？有人认为是供应方的问题，并且是边际的原油生产不会控制在沙特手中所以造成油价减少;还有人认为全球经济疲软使得油价下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原油价格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实际上是由下跌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全球经济的通缩趋势带来的，比如说在2013年以及2014年油价开始下跌前几个月当中一直存在通缩的趋势。”

对于油价下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简世勋持保留态度，他说：“大部分人认为原油价格的下跌对于全球经济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某种形式的减税。但油价下跌恰恰反映了来自于新兴市场需求的减少和欧元区需求的疲软，因此油价下降所得会与出口上的损失相抵消。”他以德国为例：油价下跌使德国的消费者的油费支出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德国的出口形势却变得不容乐观。

警惕美元极度走强

对于美元走强的趋势，潘达维认为，受到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及通胀率保持正数等因素的支撑，美元汇率在2015年有望进一步上涨。他分析：“美元走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温和升值9%～10%，这是正向的、积极的美元走强，不会带来太大问题，是有益的;但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美元极度走强，将带来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失衡，届时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审视现行政策。”

潘达维列举了可能导致美元极度走强的三种情况：“一是日元急剧贬值;二是像希腊这样的欧盟国家离开欧元区;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出问题。而美元极度走强的结果是将导致这三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业内有分析师进一步列举了美元极度走强对全球经济可能带来的五方面影响：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QE）预期减弱、中国实施刺激措施速度加快、引发全球并购热潮、出现1～2次革命以及减弱对比特币等替代货币的兴趣。

简世勋表示：“一旦出现美元极度走强的情况，全球需要有一个协调对应的措施。而且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抵消美元极度走强所带来的后果，美国必须执行更加宽松的政策，比如说美联储不应该加息，美国财政政策也必须更加宽松。”

篇4

最后发言的人往往压力很大。我同意刚才大家说的，从进程来看，确实感到G20这样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地走向深入和拓展。G20峰会从2008年走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直接应对危机，挽救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解决与危机相伴发生的全球需求低迷、产能过剩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关注今年我们遇到的议题――结构性改革和长期增长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可能要从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跨度来探讨。

我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G20问题还是属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上的问题，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如何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实，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一直经济危机不断，但能够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类比的危机事件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从危机的后果或者是危机发生以后人类面临的命运来看，这两场危机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2014年11月15至16日，G20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图为峰会期间怀抱考拉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1929年?1933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2008年的这次危机，从它的烈度和扩散范围来说与大萧条不相上下甚至更猛烈，但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确实没有大萧条严重。究其原因，肯定是跟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关――实际上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个支柱，即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但从战后经济恢复到2008年这次危机爆发，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就是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影响。长周期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长度达数十年的周期性波动，驱动经济长周期波动的主要动力是重大的技术革命及其引致的大规模资本投资活动，重大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扩散会引起经济的大繁荣，而技术革命的停滞和衰竭则会引起经济的大萧条，从而形成经济的长周期波动。现在有许多的研究认为，这两次大的危机都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反映，是世界经济长周期走入下行通道的自然结果。但是走向这个自然的结果后，我们会面临什么问题呢？给人的感觉可能是：尽管危机的主要原因有金融体系方面的、有需求方面的，但更重要的其实是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从更深层次和长周期的视角来看，这两次全球性的危机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

也就是说，现在支撑全球经济长周期向上繁荣的因素出现了一个“阻断”。长期增长动力的阻断因素出现后，又没有新的动力支持，全球经济就进入了长周期的下行期。这就是长周期的影响，长周期下行往往会使人类面临重大的经济危机，这就需要全球应对。与此同时，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引领、推动下，全球化又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使得危机向全球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扩散的范围非常大，以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样的全球危机需要大家来共同应对。除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陷入极度困境之外，金融危机还使全球经济陷入低迷，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于是就推出各种高强度的金融救助措施，还有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尽量刺激总需求，希望这样能把经济拉出困境。尽管如此，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艰辛乏力、一波三折，而且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实施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是一个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环境，而从长期来看超低利率和负利率将对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财政刺激的实施又带来了政府债务的高涨，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和政府债务风险的担忧。

力度空前的货币、财政政策的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政策主要是需求管理政策，解决不了供给侧和结构性的问题。实际上，全球经济除了面临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之外，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后果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萎靡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简而言之，从长周期角度来看，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其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而需求管理政策是无法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的。

因此，当全球经济走入长周期下行通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现在全球都在寻找新的动力。根据这次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讨论，还是要继续实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但会议也提出这并不能解决根本，要解决长期的问题，还得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实际就是供给侧改革，按我们国内的说法，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中国今年作为东道主来承办G20会议，面临的环境跟以往G20会议时不完全一样。现在的环境是：危机风险存在、需求不振问题存在、结构性问题逐渐爆发，即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需求问题和供给问题交织、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这使得组织这样一个会议的难度加大，也变得复杂。

由此来看，作为东道主，中国对G20会议的贡献就在于，将G20这样一个机制的注意力从先前的着力应对危机、协调采取政策扩张需求，逐渐引导到了关注解决危机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上来了。不光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当然，中国经济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是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过程;现在全球经济都处于“新常态”，按照IMF总裁拉加德的说法就是“新平庸”，即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并存。实际上，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短期和长期、供给和需求、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块儿的复杂局面。现在G20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就是要应对全球经济这样一个“新平庸”的状态，或者说是全球经济如何走出长周期下行通道的问题。而且，当前各国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分化，在高度全球化条件下，政策是具有很强的外溢性的，如果不进行有关政策协调，结果就有可能是以邻为壑。越是在这样局面复杂的时候，越发显示出G20这样一个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总之，在当前复杂困难的经济形势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危机后复苏步伐各异，经济政策高度分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推动结构性改革就更为艰难。特别是结构性改革往往要求对国内经济进行深刻而痛苦的调整，甚至需要经历剧烈的阵痛，而且结构性改革往往还会伴随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此外，复杂的经济结构问题总是与复杂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尽管结构性改革对于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实中实行起来往往困难重重。而国际社会要在国内结构性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更加困难。因此，G20峰会在结构性改革问题上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或进展，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个人认为，G20机制要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在当前的形势下，无论G20峰会最终的成果如何，为使世界经济早日摆脱停滞困境，结构性改革问题是难以回避的。

最后再谈一下我对G20机制的一点理解。按官方的说法，G20是经济合作的一个论坛，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措施的实施，主要还得靠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不过我们发现，G20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些组织的重要成员，而只有这些主要的成员达成共识后，上述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才能够收到成效。我总体感觉这有点像贸易谈判――总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小集团先谈出一个成果，再带动其他成员一起谈，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在G20这样一个平台上，先形成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主张，接着再把这些主张引入或“嫁接”到有关国际经济组织中，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执行力。

篇5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便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解释，他称其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者，更不会是民族主义者，吉尔平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全部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国际经济的阐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既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观点，又包括历史学、国家关系、国际经济等理论，可谓集大成者，不仅是后世，就连同行对吉尔平此书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誉其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观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无序意味着不存在高一级的政治权威，各个国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况下走向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生了危险便可以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这种无序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特点便会因此确立，相反当各个国家在同一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合作的时候，各种国家机构便会创建起来。

二是既??调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现实主义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要依据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认道德和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只是反对以道德追求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发展。

三是既强调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摆在第一位的，且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也理应摆在国家目标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吉尔平是在2001年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解读的，那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的多种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尔平结合各种变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三点：

首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对于国内事务来说，还是针对国际事务而言，民族国家都是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关于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力量，吉尔平也在此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对于二者的关系，吉尔平的立场一直较为坚定，其虽然承认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但却并不认为跨国公司具有脱离民族国家成为独立行为体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本国经济的联系过于密切，其稍有差异便会使得各国的制度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关注重点发生偏移；（2）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虽然经济区域主义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加强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这一说法，吉尔平却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经济区域主义代替国际体系，经济区域主义只能是扩大本国追求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经济具有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特点。吉尔平认为，自从冷战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带动了国家经济事务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发展，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系相连，许多国家都相继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明朗，国际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也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这种力量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使得全球经济明显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点：（1）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随之结束，政治纽带被削弱，国家经济越发脆弱；（2）不稳定因素重新出现，比如贸易保护、经济区域、反贸易自由化等；（3）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管理规则；（4）全球经济趋向高度一体化，资金流动扩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机反复出现。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必须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吉尔平在此书中对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进行了评价，吉尔平认为虽然此三种主义对全球经济管理皆有所帮助，但这三种主义却并不适应国家管理需求。吉尔平觉得当一个国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其想要获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绝不可能的，这既不符合国家发展，也不符合人们希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国家想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要重视自身利益，更要重视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更加稳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尔平看来，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方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秩序。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吉尔平在本书中对“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和严谨，但仍然存在着些许问题，具体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者的理论与观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作者将最新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评价，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为视角对新经济理论进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权稳定、国际机制、新古典理论等均可以继续使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作风。

其二，作者既忽视了全球性问题，又忽视了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作者的观点中，“国家中心”、“霸权稳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但书中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只字未提，吉尔平始终认为以国家为中心才是建立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实，吉尔平的想法并没有错，经济强国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视，将会与美国传统产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加，而对社会福利的增加却很少提及，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虽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却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热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只是将这一切都归过于国家政策的不健全。

篇6

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令很多学者和部分决策者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归类为“出口驱动型”，其中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过高，中国对外资的依赖过重。因而，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认知就是要推动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内需优先”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继续走向深入，中国与全球经济互相交织的背景下，上述认知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它割裂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会破坏国人对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需继续走向深入，但必须有新的思路，来配合和完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升级。

第一，随着人均GDP和人均消费能力的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将越来越体现在土地资源(包括附着于土地上面的水资源、自然植被等)和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等方面的供应约束，以及空气、排放等方面的环境约束，中国现有的资源禀赋已远远无法承受13亿人口进入小康社会的需求。在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中国扩大内需的资源供应从哪里来?难道是继续榨干我们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只能从扩大对外开放，也就是扩大进口中来。近期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政策调整的一个初步举措，但仅有这个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1978年以来30多年的开放措施，更多含有“奖出限入”的重商主义色彩，扩大出口、吸引外资成为各级政府对外开放的主要工作。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对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干扰的时候，有效改变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思维，从更广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的环境保护等高度来认知扩大进口的重要性，应该是未来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方面。要理顺妨碍进口的各个环节，消除中间的垄断利润，让我们的企业可以更便利地使用国外供应的石油、铁矿石、木材，以至于机器设备和零部件，让我们的居民可以更低成本地享受全球提供的农产品和消费品，这样将大大增加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而进口商品也将给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竞争压力和动力。

第三，“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但前一阶段“走出去”过于强调资金的“走出去”，政府支持的是国有企业的“走出去”，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下一阶段更需要关注的是人员的“走出去”。只有人员“走出去”，能够在国外生存和发展下去，资金的“走出去”才会有意义，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应该在旅游、教育、商务、投资、移民等各个方面给本国人员合法走出去“开绿灯”，中国驻外使馆的主要工作应该转型为领事保护和相关的服务工作，帮助走出去的国人融入当地社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在国人走出去的同时，还要鼓励、规范越来越多外国人士进入中国学习、工作和定居的现象。

篇7

各国退出策略的时机选择

首先,主要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计划还远没有完成。2008年9月前后,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量化宽松措施。此后至今,这些经济体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大都保持了强劲增长。目前,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四大经济体(G4)的M1增速达到12%,其中美国接近20%,欧元区约为8%,日本M1增速也进入了正区间。而另一方面,G20中的主要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美联储资产收购计划的总额为1.75万亿美元,目前大约完成了一半左右,英格兰银行的收购计划还有18%左右未完成。

其次,由于经济复苏和通胀的变化使得政策进退维谷。向后退,复苏格局难持续。近期发达经济体经济也继新兴市场国家之后出现经济好转的迹象,在连续四个季度的严重经济收缩之后,正在恢复性增长,OECD和IMF也明确宣布,进一步上调对明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然而目前的全球经济正处于敏感而脆弱的关键时期,从目前的情况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支出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恢复,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失业率连创十几年来的新高,这将使得私人需求的复苏持续低迷,因此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在2010年回归低增长,这意味着“双底衰退”的风险。

向前进,通胀压力再成拦路虎。全球大规模干预政策正在为货币贬值和通胀积聚风险。在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身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大量美元资金从美国金融机构和一般性债券与金融产品中转出,转为存放在美联储和投资于美国国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急剧膨胀。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1217亿美元,不到两年时间增长了1.36倍。

同样重要的是,美联储在扩张其资产负债表时,对资产质量的要求已大大放松,只要需要,它可以通过购入和持有“有毒资产”的方式向特定机构和市场注人资金。美联储资产质量的下降,将对未来美联储收回流动性的能力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旦美国经济有所恢复,美联储需要通过出售资产的方式收回流动性,但是,很可能美联储持有的“有毒资产”不得不以折价的方式出售,其与购入价之差即为市场纯增加的基础货币。近来,随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迅速膨胀,美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至5月底,基础货币投放量已经从9月份9050亿美元上升为1.7万亿美元。特别是随着近期美国一系列先行指数的筑底反弹,人们对美国经济预期趋于乐观,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均在短期内放大,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就很难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注定导致通货膨胀而是全球的物质财富再次由于美元货币虚增而稀释,再次埋下危机埋的隐患。

如何既能呵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复苏基础,又不至于政策滞后延误退出时机使通胀局面难以挽回,这将是各国决策者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各国退出的机制与工具选择

由于本次危机的严重性,在这次危机政策操作中,流动性工具的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使用频率之高以及交易对手之广,各国在货币政策操作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美联储更是设置了各种流动性工具,甚至不惜使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手段靠制造流动性对抗通缩。

伯南克信誓旦旦的表示,美联储有能力回收流动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从日前伯南克提出的未来宽松政策退出机制的五大手段来看,包括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进行逆回购协议、在公开市场出售持有国债和证券、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回笼资金再存入美联储、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换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联储等,都面临着实施的约束:

1.退出工具难以实现

的确,如果超额准备金利率不存在,那么即使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能够锁定范围也仅仅是法定准备金这部分(存款基数扩大,法定准备金同比例扩大),银行不会有动力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保持较高的超额准备金余额――因为这部分准备金没有任何回报,但与此同时,银行还需要为对应额度的存款支付存款利息。所以,银行更愿意减少超额准备金的头寸,并积极进行放贷,以此来获得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收入。而如果超额准备金可以获得利息收入,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了,当银行积极放贷获得的收益小于超额准备金利息收益时,银行不会去放贷。这也就意味着,美联储可以通过为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令更多的流动性沉淀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而非进入货币流动环节。

美联储提到的另外方式:为银行提供定期存款业务,实际上也是为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演变。在操作流程上,仅仅需要保证这种定期存款不会如大额定期存单一样,在货币市场上流通即可。这种操作方式可以协助美联储更好地规划流动性收回的节奏和期限。

不过支付利息方式有其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美联储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资金成本,如果按照7500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额度估算,其利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总的利息支付就会增加75亿美元。在财政赤字节节攀升的今天,动用财力真是捉襟见肘。

2.货币政策被财政赤字绑架

伴随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去杠杆化”具体表现为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的回归,全球各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激增。IMF日前公布最新一期报告显示,全球各大发达国家日益增加的公共债务,可能削弱振兴经济计划的效益,妨碍复苏。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20国集团中的澳洲和韩国,正面对债务居高不下的问题。预计美国本财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创纪录的1.8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预而到2014年美国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70%快速升至99.5%;英国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到1910亿英磅,有可能在明年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而其他欧盟成员国2009年财政赤字将超过GDP的3%,其中德国今年赤字可能会达GDP的4.4%,2010年达到6%;日本出台的四项经济刺激计划,总支出规模达75万亿日元,已占到GDP的5%左右,致使时隔7年再次陷入财政赤字,各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日益严重。如果为消减债务负担,必须继续为财政赤字进行融资,这使得货币政策的退出被债务负担所绑架。

各国退出策略中的协调与博弈

各国能否在退出策略中实现有效协调则是决定全球退出策略能否成功的关键。不过在全球经济没有找到新的增长引擎之前,各国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复苏基础、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必定服从于“维护稳定,保护增长”的主基调,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最先实施退出策略。由于政府实施的救市计划具有较高的溢出效果,如果政策退出在时间或节奏上的不一致,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增加额外的退出成本;如果一国选择率先退出,而他国仍将维持或加大刺激力度,那么该国的退出计划则很难获得成效。因此,除了退出的时机和机制的选择外,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全球多边的协同合作和政策的协调一致,相互协调的退出策略则能够保证公共财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更好地防范各国间的政策博弈及由此产生的被扭曲化的连锁反应。

未来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如何向市场理性回归和政府理性回归的过程。从经济周期的规律而言,经济周期性复苏需要经历3个阶段:首先是政策刺激阶段。其次是库存周期逆转阶段,库存周期逆转促使企业加大清理库存商品力度,从而可能夸大了经济复苏初期的复苏活力。最后是内生恢复性阶段。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带动企业自主投资、生产支出、收入增长、消费支出,全球经济才能真正走向复苏,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篇8

目前，美国经济正走向“中期调整”，而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由于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不够强劲，预计也将面对同样的局势。我们预测，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今年是3.3％），全球增长率为3.2％（今年是3.9％）。

不过，全球经济中存在着许多良性的趋势，这保证了减速不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低通货膨胀。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通货膨胀仍然很温和，而且能源价格也大幅下降，这将有助于降低未来几个月的核心通胀率。

更根本的因素则是，各国中央银行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变得更加谨慎；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国内竞争，以及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产能过剩，也压低了通胀水平。在发达国家，除了少数例外（英国和近期的美国），持续的产能过剩已经抑制了价格的上涨。随着经济增长趋缓，这些国家的过剩产出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虽然货币政策已经变得更紧，利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随着经济放缓，通胀回落，各国央行面对的压力将逐步消失，一些央行可能在明年降低利率。美联储可能会让联邦基金利率在目前5.25％的水平上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并在2007年减息三次。欧洲央行可能在未来数月内再次提高隔夜利率，但他们也已经逐渐有了暂缓紧缩政策的压力。同样，由于日本经济没有完全走出通缩阴影，日本银行提高短期利率尚需时日。

许多国家的财政政策仍然相对宽松。即使考虑了经济的周期性因素，许多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的预算也还是处在赤字水平。新兴市场的情形更复杂一些，因为最近商品价格的上升使得出口国家的政府收入颇丰，但这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花掉了。

现在，有关全球不平衡导致汇率震荡的担忧已经很小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创下了新纪录，但美元表现仍相当稳定。过去20年里，美元硬着陆的警告声不绝于耳，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人能从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的剧烈震荡中获益。因此，美元的大幅下滑可能已经被中央银行的干预抑制了。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分析师现在都认为，所谓的“全球不平衡”局面的可持续性，事实上可以比设想的更强。他们指出，美国经济的一些流量指标（比如个人储蓄率、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所描绘的图景，比存量指标（如国家的债务存量或家庭的净财富）所反映的更令人担忧；如果用后一种指标的话，美国经济看上去就会好得多，事实上，它处于G7国家的平均水平。

概括地说，2007年全球经济很可能会实现软着陆，出现严重低迷的可能性很低。至少在未来一年内，全球经济环境仍然会较好。

当然，全球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风险，这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美国衰退。美国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取代石油价格，成为短期内威胁全球经济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模型表明，如果美国明年增长率降到0.6％，世界增长率就会是2.2％。这虽然算不上真正的衰退，但确实令人不安。

――石油价格。各种潜在的政治冲突和闲置生产能力的降低，可能使油价攀得更高。不过，目前的价格水平远不足以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而市场也已经学会了如何适应高油价。油价上升导致通胀持续加速的风险也很低――除非石油日产量突然减少300万至500万桶，甚至更多。

――通货膨胀和利率。由于一些央行还有加息的余地（例如日本银行和欧洲央行），因此金融市场对未来几个月的货币紧缩还是有些担心。但我们认为，紧缩不可能很严重。因为各主要央行之间并不存在政策的同步性，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全球通胀背景，使得各国央行要统一采取行动。

――房地产。过高的房价总有一天会调整，而且通常发生在货币紧缩之后。但不能认为，没有大的货币紧缩，房价就不会有大的调整。事实上，在美国许多房价被高估的地区，房价已经开始下降。

――贸易保护主义。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最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加坡的峰会也没能带来多少改观。但这不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的终结。在目前条件下，严重的贸易敌视不大可能发生，而渐进式的地区性的贸易自由化预计将继续发展。

篇9

当今世界与往日有巨大差别，我们所处的是全球化、更加多样化的世界。全球化催生了一批新兴经济体，所幸中国亦是其中之一。世界有更多的选择，不会因为一个或少数几个经济体的危机招致全球性灾难。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所求乃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关贸总协定增加了第四部分《贸易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优惠待遇，其目的是扩大世界需求总量，促进贸易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力推制定《经济权利义务》、《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等一系列行动，但由于目标太高，利益分野太过鲜明，忽视了互利共赢，收效甚微。然而有些目标不期在今日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全球化所催生的一批新兴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添了无穷的活力，世界经济形成越来越多的共性及相互依存关系。期间中国实现了自身的飞跃，同时为世界经济的稳定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融入多边贸易体系，承担应尽义务，享受平等权利。多边贸易制度是中国与全球各经济体寻求互利共赢和捍卫经济权益的极佳平台。但这些大环境仍然解决不了人们现实的疑问。

面临当前主要大市场下行的恶劣环境，中国还要继续融入世界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将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会有更多的挥洒空间，也更有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

篇10

当今世界与往日有巨大差别，我们所处的是全球化、更加多样化的世界。全球化催生了一批新兴经济体，所幸中国亦是其中之一。世界有更多的选择，不会因为一个或少数几个经济体的危机招致全球性灾难。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起云涌，所求乃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关贸总协议增加了第四部分《贸易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优惠待遇，其目的是扩大世界需求总量，促进贸易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力推制定《经济权利义务》、《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等一系列行动，但由于目标太高，利益分野太过鲜明，忽视了互利共赢，收效甚微。然而有些目标不期在今日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全球化所催生的一批新兴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添了无穷的活力，世界经济形成越来越多的共性及相互依存关系。期间中国实现了自身的飞跃，同时为世界经济的稳定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融入多边贸易体系，承担应尽义务，享受平等权利。多边贸易制度是中国与全球各经济体寻求互利共赢和捍卫经济权益的极佳平台。但这些大环境仍然解决不了人们现实的疑问。

面临当前主要大市场下行的恶劣环境，中国还要继续融入世界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将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会有更多的挥洒空间，也更有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