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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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从“对象性存在物”的视角向“对象性活动”视角的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的劳动出发，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动物那样与自然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感性、对象性是在劳动中产生、实现和得到确证的。鉴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标志。“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更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发现了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的局限性，渐渐对其唯物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845年春，以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发挥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式宣告了自己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决裂，新唯物主义即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又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的错误，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然后又以“实践(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视角来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了从把人仅仅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到把人看作是“对象性活动”的转变。
二、从“静态的感性直观”视角向“动态的历史发展”视角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批评了费尔巴哈。“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是一种抽掉了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普遍性，它指的是与人的社会关系无关的把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共同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生来就有的，默默无声地潜藏在人心深处，由许多个人以纯粹的自然方式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普遍性”并不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人应该是彼此区别的，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是纯粹自然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
人的本质是变化发展的，这是由规定它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已不再用人的本质去解释历史，而是用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解释人的本性，用实践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强调实践的人是由物质生产及其造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也不再是凝固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已转变成变化的、动态的、历史发展的。
篇2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是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特别是与他对时代根本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的。那么，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然处于现代性的时代困境之中。“现代性(modernity)意味着现代世界(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的实质、基础、核心，意味着全都现代世界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一句话，意味着这个世界之本质的根据。作为这样的本质一根据，它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随着现代性在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发和巩固，现代性存保留其诸如高扬人的主体性等合理性方面的同时，越来越凸显出其弊端，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处于诸如抽象理性、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人生意义的丧失和生活世界的物化等种种现代性的时代困境的包同之中，导致技术的繁荣与人文的贫困、“物”的增殖与“人”的贬值、交往的普遍与殖民的相伴等社会生活世界的症状。
在马克思看来，置身于现代性时代困境的背后，并从而决定它们的存在在的基础，就是资本，它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导原则。资本的存在论意义有：(1)资本的增殖自身的“生活本能”。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2)资本作为支配劳动及其产晶的经济权力。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一种“普照的光”。(3)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及其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地说：“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他认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对此又作了明确表述：“资本小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既然是一种“生产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那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必然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资本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宣言》里，马克思就资本对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积极意义作了高度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大师，马克思尤其对资本的消极意义，即它使现代市民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成为遭受资本统治的社会关系，作了深入的批判，其目的正是为了在批判的基础上力求“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从而为“改变世界”提出解决时代困境的方案——人类解放理论。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统治的两个主要方面表现：
首先，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的人遭受了资本的统治。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说：“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克思这里虽然使用的术语是“钱”，而不是“资本”，但是马克思这里用“钱的统治”，表达的就是“资本的统治”。资本对人的统治的消极作用体现为：其一，它会使人丧失“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在《******宣言》里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其二，它还会使人的生命化为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统治使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最。”其三，它会使人在精神上遭受异化，盲目崇拜资本的统治。马克思形象地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作了说明。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的特殊表现形式的商品看似简单，实则“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的谜一般的性质就是它的“商品拜物教”性质，是山现代资本所支配的商品生产过程造成的；商品拜物教性质“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存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而货币的中介运动使得商品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
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货币转化为资本后，人们把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虚幻地看成资本的魔力，所以，资本生息能力又自然使资本拜物教的产生成为可能。
其次，资本的统治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现代条件下的普遍统治因素。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统治使自然科学从属于它；使分工受到了它的制约从而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即一切关系都被资本物化了。存《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还认为资本的统治是通过构成一个个体系，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的。他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而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马克思又明确指出，资本的统治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他说：“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总之，马克思通过其深入地批判分析，从而洞察并阐明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根本性质，即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成为遭受资本统治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如此理解是立基于资本存在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情状，而不是“空穴来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作出了高度评价：“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
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交谈。”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统治的根本性质的把捉，才为其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地，从而也使其人类解放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及其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他“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住于：他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鲍威尔“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一般国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出的条件只能说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混淆了起来”。当时所谓的政治解放，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解放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马克思并不否认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比如它在当时反对了封建々制、反对了教会特权等等，所以他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是，马克思更强调指出，政治解放终究还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有它的限度，
即使它可以使国家成为共和国，但仍不能使组成国家的人成为自由人，就是说他们仍然会受着宗教的限制。同时，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在谈政治解放时根本没有提到“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这个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这个分裂”，从而也就没有看到政治解放必然导致“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即在政治生活中把人变成公民、法人，但在经济生活中却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驱使人成为“利己主义的人”。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所解放的当然不是全人类，而只是使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成为即资产阶级获得自己的解放而已。既然政治解放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那么真正的人类解放是什么呢?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作了解答。马克思分析了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世俗上帝是：金钱。因而犹太人的解放，当是“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中获得解放。”而就整个犹太社会来说，“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犹太”指的就是金钱，“从犹太中获得解放”指的就是人类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为什么马克思说人类解放就是从犹太——钱中获得解放呢?因为“我们在犹太中看到了一般性的现代的因素”，这样，在“钱的统治下”，会使人们在世界观上，表现为“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和“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等等。马克思认为，拜物教远小能把人提高到自身感觉欲望之上，相反地，它却是“感觉欲望的宗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中所指的“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人的实际的宗教观念，而且它也小想消灭这种观念”中的“宗教观念”，其实质就是——“钱的统治”即资本统治下的金钱拜物教——这样一种宗教的观念。而资本统治下的金钱拜物教，就是人受到了物的异化的统治，“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类解放，就是“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易言之，马克思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就是，把人从资本的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中解放出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他文章里，也作了论说。比如，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继续就犹太人的解放对人类解放的任务作了发挥，他强调，“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应该删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他这里所谈的“犹太本质”、“货币制度”无疑指的就是资本的统治。又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还指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里“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无疑指的也就是资本的统治。人类解放的任务就是：要解放资本的统治，重新确立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是针对资本的统治及其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马克思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就是解放资本的统治，疗治现代性，把人类从资本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中解放出来。
三、人类解放的力量、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
马克思在提出人类解放理论并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了任务之后，还就人类解放的力量、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作为人类解放的实际可能性的阶级力量何在?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一般的不公正”的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要同国家制度的“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形成一个“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领域。马克思这里所提到的“被戴上彻底的锁链”、“一般的不公正”、“制度的前提”，指的就是人所遭受的资本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的束缚。而无产阶级虽说是诞生于市民社会之中的，但却被剥夺了市民社会成员的资格和权利，从而具有既诞生于市民社会中又处于市民社会之外的特性，山此，其受到的资本统治的束缚最深重，也正因为此，马克思才理所当然地把无产阶级看成人类解放的阶级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问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其后来的文本中作了更明确的揭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于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异化劳动”认识到，“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换言之，人类之所以要解放，就是因为人类受到了资本统治的“奴役”，而这一“奴役”凸显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受到了资本统治的奴役，导致在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人失去了自己”，而且还直接由于贫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人类解放的条件是什么?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继续分析道，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和解放个人类，必须以“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为前提。马克思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要真正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必须以消灭产生违反人性——资本统治下的物化
的社会关系的奴役——的生活条件为前提。马克思还指明了“私有财产”使得人类必然遭受资本统治的束缚，从而束缚了“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人类解放其被束缚的“感觉和特性”，使它们再“变成人的”。另外，马克思指认了自然科学在资本统治的作用下的局限性，它使人类小得不“非人化”；但也指认自然科学的进步是人类解放的条件，它毕竟是在“为人的解放作准备”。马克思还认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而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普遍的程度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那时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个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南的生活活动；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
人类解放的现实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现实实现方式是“********的现实的产生活动”。马克思认为，“********的现实的产生活动”，“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它是一个真正解决由于资本统治所导致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问的斗争”的活动的环节，表明了“********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其实就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种活动。又因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所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所以，“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资本统治对个人力量的宰制、限制；要消灭这种宰制和限制，不能通过消灭观念的方法，而只能通过人类解放的活动，通过解放资本的束缚才可能做到。人类解放的未来理想是什么?是一个“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高级阶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论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实际上对此问题作了解答。那里，马克思所指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建立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现代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人在身份上有“独立性”，但是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表明，马克思一方面再次强调了在现代社会资本统治的历史必然件，另一方面，人类解放——资本统治的解放，其彻底实现的标志。是人类进入第三个阶段——********社会高级阶段，而“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意思是“第二阶段”——现代社会，要通过人类解放的每一步现实活动，从而“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由此实现彻底的人类解放，进入********社会高级阶段。
篇3
【摘要题】经济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关键词】/竞争理论/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世界市场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笔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国际竞争问题，并提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具体策略。
一、马克思的竞争理论
竞争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部分，而是贯穿并服从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其经济理论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讨论与分析了竞争问题，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竞争理论。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的本质是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他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看作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畴的观点，第一个把竞争当作历史范畴加以考察，揭示了隐藏在竞争背后的经济关系本质。马克思认为，竞争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在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交换双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质利益和要求，要实现这种利益就必然产生竞争。他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现象背后所掩盖的经济关系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251），“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352）。因此，竞争是一个历史范畴，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
2.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决定竞争双方的胜败。马克思考察了在竞争中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的影响，并且把这一变化过程看作是规律性的、长期的必然趋势，从而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竞争的动态性质。他指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201）。这个相同的市场价值是由在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且受劳动生产力高低的影响。“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53）。这里，马克思是从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把竞争与其他相关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竞争的性质和功能，从而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动态分析方法。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生产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参数。其中，总是有少数资本家率先进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于是，其他资本家也不甘落后，竞起摹仿，使这种创新的收益得到扩散，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于对新的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又会导致新一轮的创新，而后又是创新的扩散，带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消失了，但相对剩余价值却增加了。如此循环往复，就使竞争过程表现为一个周期性的动态过程。
恩格斯曾从一般意义上把竞争使供求变化导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概括为竞争规律。他指出，“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613）。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揭示了竞争的作用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即通过竞争导致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形成商品市场上供求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这种运动促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一个生产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使社会劳动重新趋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分配。通过竞争调节供与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竞争的作用，使供与求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3.资本主义的三种基本竞争形式。马克思认为，竞争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而价值规律的要求包括三个层次，竞争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种：
（1）生产领域的竞争。在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各个资本家的个别劳动时间量不一样的，为了解决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同一部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而形成商品的价值，在这一层面上，单个资本家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竞争，其目的在于缩短个别劳动时间，降低社会价值，获得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
（2）流通领域的竞争。在流通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其内在价值量进行交换。但在不同的供求状况下，价格和价值在每个个别场合往往是不一致的，这就构成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才能解决，商品价格才能以它的价值为基础，商品价值才能转换为生产价格，等价交换的原则才能实现。
（3）分配领域的竞争。占有和瓜分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但资本家内部如何瓜分剩余价值是通过竞争规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润率规律决定的。就资本的性质和目的而言，任何单个资本在客观上都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种内在客观要求是通过内部之间的竞争使利润趋向平均化来实现的。由于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利润率，通过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以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为特征的激烈竞争，转化为平均利润率。这时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可见，利润平均化过程也就是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资本家激烈竞争的过程。
4.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资本积聚，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市场供求矛盾，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687），这“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686），是“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831）。这一过程不断进行，最后由于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31-832）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而资本主义积累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世界市场的竞争推动了世界市场商品的供求变化并引起商品国际价格的波动，促使商品国际价值的形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商品超越国家的地域范围进入世界市场时，其价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国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不同国家由于其经济技术水平、劳动强度以及劳动生产率不同，商品的国别价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614）但是，决定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一定时期内，国际市场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的情况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就是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当然，在国际市场上这个平均单位是通过竞争来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通过这个计量单位，可以将每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还原为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614）它构成商品的国际价值。商品国际价值在世界市场上的货币表现就是国际市场价格，国际市场价格的基础是国际价值，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根据商品的国际价值来进行，这是国际市场价格形成和变动的基本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次交换时，国际市场价格都是和国际价值相一致的。因为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都是变化不定的，这种价格上的不一致，通过竞争，反过来又会影响世界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使它们逐渐趋于平衡，从而使国际价格接近国际价值。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也是通过竞争来强制实现的。
二、马克思竞争理论的意义及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以资本主义竞争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竞争的本质、形式和结果；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竞争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对竞争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两者的高度统一。因此，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础。
1.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竞争的发展。早在16世纪，随着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并力图把其产品向国外推销，世界市场即开始萌芽。到了17世纪中叶，商业和航运的快速发展，使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廉价的原料来源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国瓜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的斗争渐趋激烈。而17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则采用机器生产，实行最广泛的分工，使大工业得以尽快发展。技术进步、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范围。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趋势，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不断地强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可以说，正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推动了国际市场竞争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构成了国际竞争的基础，反过来，国际竞争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从深度上讲，正是国际竞争的激烈使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从广度上讲，国际竞争使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把每一个国家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国绝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而只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我，依靠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马克思指出，只有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89）。为了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在企业层次上，要不断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组织能力；通过科技进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绩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在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开发设计出具有创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价格的产品；并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其次，在国家层次上，建设与竞争相关的基础设施，培育企业生存、应变和发展的环境；积极促进市场开放和高新技术引入，使企业始终感到外在的竞争压力而不得不提高生产率，最终缩短与世界最具创新和竞争能力企业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强国家新优势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和规划政策；由政府出面对国内各个部门和组织的竞争力进行系统整合，即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战略目标，用系统的观点与方法，以网络与数据库为手段，把权力、资金和知识在产学研一体化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
2.从竞争理论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仍然是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又是经济利益关系，是世界各国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进行扩张形成的一种国际利益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2），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各个国家为了追逐经济利益，都不会囿于国家边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他们在国内无法实现的经济利益。比较优势原则的本质是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建立产业和配置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用本国花费劳动较少的产品交换到本国需要劳动较多或即使花费较多劳动也一时生产不出来的产品，这样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以及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使不变资本更加便宜，从而节约了用于不变资本的成本费用，提高了剩余利益。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国也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仍然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有一定积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国必须集中资源继续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并向具有较好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倾斜。
3.根据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及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竞争中，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总是要千方百计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资本的内冲动和经常的趋势”。（355）“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354-355）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在国际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但这种竞争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因此，中国应对国际竞争最根本的策略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培养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和各类学科领头人。我国在人才资源配置机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人才激励不完善，管理和专业人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高效率与高收入相关性差，高素质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为此，应当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疏通人才流动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费现象。同时，启动吸引专业人才工程，加大改革和完善优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国内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学术带头人的薪酬水平，形成示范效应，实现高效高薪的良性循环，达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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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转(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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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思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麦氏理论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其要义是什么？其有效性如何？如何认识市场因素对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影响？
一、麦氏市场新闻业理论的提出及其要义
麦氏的研究源自其在斯坦福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地方电视台新闻产品质量的影响》，该论文1986年动笔，1987年完成。在该论文的基础上，麦氏增补了部分二手资料，写成《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在1994年出版；随后又在1995年11月出版的《传播理论》上发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论文略去了《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中的个案材料，以纯理论探讨的形式呈现，也宣告了其理论的基本定型。
理解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有两个关键：一是市场新闻业的概念，二是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
早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便士报的产生，美国的新闻业就已开始市场化生存的旅程，市场理念与新闻理念的冲突自此如影相随。其后，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和职业道德守则的确立，尤其是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使事业化与商业化的矛盾得以缓和。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闻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报纸、电视台乃至全国电视网被家族企业卖给了华尔街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新闻由那些股份制大企业所生产，其股票持有者寻求回报的最大化。新闻部门也开始出现有MBA头衔的管理者的意向，而不是那些‘绿眼影人’的理念。读者和观众成了‘消费者’，新闻成了‘产品’，传播领域或曰信号领域成了‘市场’。”①针对此种变化，麦氏提出了市场新闻业的概念。那么，麦氏笔下的市场新闻业与便士报以来的市场化运作的新闻业有何不同呢？一是媒体所有权的变更——由家族企业变成了在华尔街上市的股份制大企业，投资人寻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二是“国家”与“教堂”之间的围墙已经坍塌——编营分离的制度遭到破坏，持市场营销理念的管理者开始主导新闻生产。
麦氏以微观经济学的社会交易理论透视市场新闻业的新闻生产，提出了一个美国民主市场社会情境下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麦氏指出，市场化运作、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闻媒体必须在投资者、广告商、消息来源、消费者四个市场上与其他媒介企业展开竞争，以获取必备的资源。
在商业化新闻生产中同时存在着四种交易：一是投资者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投资者拿出资金和政策以获取利润与影响，作为媒介企业结构的一部分，投资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二是广告商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广告商向媒介企业支付金钱(广告费)，以获取潜在消费者对其产品(服务)的注意。作为媒介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商对新闻生产发挥的影响力仅次于投资者。三是消息来源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消息来源向媒介企业提供新闻生产所需的素材，借助媒介报道获取媒体曝光，或传播其理念。四是新闻消费者与媒介企业的交易。新闻消费者付出注意力，或订阅费，以获取信息。消费者在新闻生产中发挥的影响力最小。
置身于新闻部门的新闻工作者按照媒介企业自身的组织文化行事，这种组织文化来源于两套不同的规范——新闻规范和市场规范。新闻规范立足于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考虑达成目标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市场规范则追求媒介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出能吸引最多广告商感兴趣的受众的内容。
麦氏宣称：尽管新闻规范和市场规范并非完全不相容，但二者在实践中时常发生冲突，且一旦二者发生冲突时，市场规范往往战胜新闻规范成为主导新闻生产的逻辑。1994年麦氏出版《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时，认为新闻就是这两种规范互相受协下的产品。1995年，他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中，对原有的观点进行了修订——断言经济理性已取代社会责任成为媒介常规的基础。②
二、后续研究者对麦氏理论的质疑
自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提出后，市场逻辑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为市场服务与为公众服务能否协调等问题已成为美国新闻学研究中的显著议题。然而，本领域一些后续研究者的发现却并未对麦氏的结论形成有效支持，反而对其构成了质疑。
1992年，安德伍德(Underwood)等人对美国西部沿海12家报社的新闻采编人员展开调查，其所探讨的问题是：在市场新闻业浪潮席卷美国各大媒体的背景下，报纸的编辑方针与新闻生产管理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对新闻产品的质量带来了何种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报纸确实变得更加读者导向与市场导向了。不过，受访者同时认为，他们的报纸依然强调传统的新闻价值观。略占多数的受访者声称，在更加重视市场效益的情况下，报纸的新闻产品质量较之以前却提高了。据此，研究者给出如下结论：报业发生的变化是复杂的。报纸正通过更强调消费者导向的新闻业来赢得市场，不过同时也力图维护了传统的新闻价值观——那些新闻工作者所珍视的专业社区自治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理念。③
市场驱动的媒体是否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益，而将新闻产品的质量的考量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1994年，科尔森(Coulson)就此问题针对报社采编人员展开了调查，结果有47％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39％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14％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④
对于市场驱动新闻业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将偏向于 报道娱乐性强的新闻，更少致力于有关公共事务的严肃新闻。对此，毕姆(Beam)在1996年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针对美国报业展开研究，来自全美182家报社的406名高级采编人员接受了调查。研究发现，与市场倾向较弱的报纸相比，具有更强市场倾向的报纸反而更加坚守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更多地致力于有关严肃公共事务的报道，而且更有可能在报道中持对抗性的观点。⑤
1995年，时任《洛杉矶时报》发行人的马克·威利斯为了提高报纸的发行量以增加广告收入，决定采取措施来提高报纸的多样性，一方面增加少数族裔成员担任该报采编工作，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版面与栏目提供少数族裔群体感兴趣的内容。1998年春至1999年秋季，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研究者就此项目对该报的76名采编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让受访对象就发行人的动机和此项目的效应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发行人提高报纸多样性行为具有双重动机——既有提高经济效益，改善报纸经营状况的考虑，也有改进新闻报道质量的考虑。而且，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该项行动所带来的效果是积极的——既改善了报社的经营状况，也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质量。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良好的经营状况对提高新闻报道质量可以起到积极作用。⑥
这些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是一致的：为市场服务与为公众服务可以并行不悖，在媒体更多地倾向于市场导向的同时，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并没有被抛弃，新闻产品的质量也并未降低。尽管这些研究本身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提示我们，麦氏的市场驱动新闻业理论及其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的有效性需要重新检视。
三、麦氏的理论逻辑与实证基础再审视
先从理论探讨部分来看，在麦氏的分析中，新闻消费者的脆弱(consumer vulnerability)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麦氏指出，要让市场正常运作，让“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各方利益，使交易双方共同获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交易双方能够理性行事，以维护自身利益；二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提供了足够的选择；三是买方对产品质量有充分的了解。
在与媒介企业展开交易的四个伙伴中，投资者、广告商、消息来源拥有相应的资源和条件，能够像媒介企业一样理性行事。但作为个体的新闻消费者却不可能做到理性、自利地行事，在市场中拥有的选择更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判断产品质量的能力。在市场交易中，脆弱的一方将遭到剥夺。由于四个市场上的结构性失衡，更准确地说，由于消费者的脆弱，媒介企业倾向于按市场规范来组织新闻生产，在满足投资人、广告商和消息来源要求的同时，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⑦
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中，麦氏用了一个形象的类比来说明投资人、广告商、消息来源、新闻消费者四方的力量对比及其对新闻生产可能施加的影响。若将四者共同参与商业化新闻生产的过程比作赌场中的一场纸牌游戏，其情形就是这样的：“投资人作为庄家，制定游戏规则，使游戏能吸引参赛者，负责发牌。牌桌的两端分别坐着广告商和消息来源，通常情况下，他们是老练的、甚至是专业的玩家。另一端坐着新闻消费者——尽管不笨却是赌场中的新手，而且还有两个不利因素：他们的赌本及能赢的钱都是有限的；发给他们的牌不能每张都看，要隔一次才能看。”⑧
在对新闻消费者进行界定时，麦氏使用的词是consumers，他的解释是报纸的读者或电视的观众。可见，麦氏所言的新闻消费者也即是大众传播中的受众。透过麦氏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出麦氏的受众观：受众是一群孤立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作为个体的受众是非理性的，对媒体传播的消息缺乏判断能力和抵抗能力，会做出一致的反应。此类受众观让人自然联想起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和李普曼笔下的幻影般的公众，进而显示麦氏在对受众理性的认识上，与李普曼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此种受众观无疑是有所偏差的。首先，受众并非孤立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是与他人交往的人，作为个体的受众(新闻消费者)置身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并且与他人互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都具有社会性。
其次，受众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在麦氏的眼中，受众是非理性的，其文中有言：“即使是‘有限的理性’，现在看来也是对一个消费者追求自身利益能力的过于乐观的估计。”⑨在他看来，个体受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了解媒介企业及其产品的情况，无法对新闻产品的质量作出正确的评估，因而只能接受控的命运。这种观点倒是与早期魔弹论中的受众观颇为一致，也可跟李普曼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相通，但受众研究后来所取得的成果早已发现受众理性的存在。1940年代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发现了受众的选择性，1970年代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进一步呈现了受众的能动性，看到了受众在多媒介的环境中自主的选择能力、对信息的批判分析能力以及处理和探讨能力。当然，受众的理性与主动性并非绝对的，而是要受到社会结构和媒介结构的制约。
再次，“使用与满足”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的“接受分析”从两个不同的路径出发，同时发现，对于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受众并非照单全收，也不会做出一致反应。“使用与满足”研究发现：“受众能够积极控制信息处理的结构，与媒介结构和内容产生互动，由此可能对相同的媒介信息产生不同的解释和理解”。⑩“接受分析”发现，“受众按照他们自己的认识和期望，对媒介源所提供的信息的意义进行解码，虽然这种解码常常是在某些共同的经验框架内进行。”(11)麦氏提出，和规范新闻业相比，市场新闻业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至少有四种：新闻消费者从新闻中获知的信息可能减少了；受众可能会被误导；新闻来源可能施加更多的操纵力；受众变得对政治更加冷漠。对于前两种效应，麦氏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所获得的证据，后两种效应则多来自推测。在讨论新闻产品的社会效应这一问题时，麦氏并未针对受众接收行为展开分析，没能呈现不同受众对同一新闻产品的解读与接收情况，因此也就忽视了受众对市场新闻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抵制能力。
从实证研究部分来看，麦氏的实证研究是围绕美国四家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展开的，他不仅考察了这四家电视台的新闻生产过程，也通过问卷 调查和内容分析对其新闻产品的质量进行了评估和分析。但其理论探讨却不仅指向美国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而是所有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媒体的新闻生产。也即是说，麦氏认为，其结论是具有普适性的。
为何选择地方电视台新闻部门作为考察对象？麦氏给出的理由是：其一，市场新闻业最早就是在地方电视台新闻部门确立的。和报业不同，地方电视台新闻业中没有传统新闻理念的束缚，它可以自己创造新的传统。结果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样式，它更关注大众的需要，而不是报业所宣扬的传统的新闻价值。其二，麦氏坚信，地方电视台那时已成为美国新闻产业的主导力量。地方电视新闻成长最快，且比全国性电视网新闻或者报纸新闻更受欢迎，但其重要性却被忽略了，学界对其研究非常不够。
有批评者指出，麦氏的研究无异于在桶中捕鱼，早在研究开始前结论其实就已在预料之中。众所周知，与报业相比，地方电视新闻业更注重赢利。(12)
就麦氏理论产生的基础而言，其结论在效度方面具有一定的时空范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麦氏并未对报纸和全国性电视网的商业化新闻生产进行实证考察，则其理论与模式的普适性尚需进一步的检验。换句话说，即便是麦氏的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和预测地方电视台的商业化新闻生产，但其对报纸、全国性电视网等其他媒体的商业化新闻生产的有效性却需要进一步检视，况且前文所提及的众多针对报业开展的研究也确实与麦氏结论不相吻合。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麦氏首次应用微观经济学的社会交易理论透视美国地方电视台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提出了市场新闻业的概念，并建构了一个美国民主市场社会情境下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该模式将商业化新闻生产过程视为媒介企业与投资人、广告商、新闻来源和消费者进行交易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置入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法律/法规、科技)中进行考察，既充分地考虑到了内部的各种要素，也顾及到了外部社会环境因素，该模式本身是较为周全也是合适的，对于商业化新闻生产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倾向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对于模式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及其结果，对于外部社会环境要素如何作用于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却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考察。
审视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自然使人联想到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麦氏的模式对于我们考察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但是，对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特定语境先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经过30多年的新闻改革，我国的大多数媒体已走上了市场化生存的道路，市场逻辑在新闻生产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其次，中国有着独特的传媒体制，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是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媒体乃国有资产。在传媒管理上，我国实行党管媒体的制度，媒体必须无条件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再次，中国新闻业尚处于市场化运作的早期阶段，不仅市场机制不健全，外部的法律机制与媒体的自律机制也不完备，新闻专业理念尚在形成之中。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办报”理念相遇，共同塑造着中国新闻人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迄今为止，从整体上看，市场逻辑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是积极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催生出新的媒体品种，改变了传媒格局，也催生出中国媒体的受众意识和责任意识，使新闻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市场逻辑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屡禁不止，成为全民公害。
考察中国的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需要将其置入到当代中国的独特语境中，既看到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也承认包括新闻工作者、受众、广告商、消息来源等在内的各个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以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考察他们之间的互动，从而真正揭示中国当代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的逻辑，建构本土的原创性理论。
注释：
①［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第1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②［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 301-338.
③Underwood, D., & Stamm, K. (1992). Balancing business with journalism:Newsroom policies at 12 west coast pap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9(2), 301-317.
④Coulson, D. C. (1994). Impact of ownership on newspaper qua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71(2), 403-410.
⑤Beam, R. A. (1998).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rket-oriented newspaper, NewspaperResearchJournal, 19(3), 2-12.
⑥Gross, R., Curtin, P. &.Cameron, G. (1999). Diversity advances both journalism, business, NewspaperResearchdournal, Spring 2001 v22 i2 p14
⑦［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01-338.
⑧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21.
⑨［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99页。
⑩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76页。
篇6
【关键词】拜物教；三个组成部分
一、拜物教内涵
关于拜物教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在狭义的拜物教中，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在不同阶段其含义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广义上的拜物教，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对物的崇拜，主要凸显的是在蒙昧状态之下，人们的雏形。狭义上的拜物教，绝大多数学者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作拜物教。”狭义上的拜物教，从商品交换开始萌芽，在以大量商品堆积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蓬勃发展。当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也提供了拜物教发展的土壤，也是我们研究拜物教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政治经济学角度剖析
“商品拜物教的物……不仅包含了一般与个别、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方法，而且通过商品交换的抽象形式，生发出了辩证法的独特意蕴，即形式相对于内容的独特关系和地位。马克思正是通过揭示这种抽象的交换形式，得以透视资本运作的秘密，进而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交换背后隐藏的是劳动者之间劳动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可感觉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它是由具体劳动创造，是财富的象征，是拜物教的基础与物质条件。商品的超感觉性在于其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创造，是迷惑交换本质的主要原因，让人们看不到商品交换背后劳动的交换。商品的这两种属性都促使了拜物教的滋生。抽象劳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一枢纽打开了剩余价值，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局。
如同绝大多数学者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角度分析拜物教的成因一般，他们也把这种假象归结为马克思说描述的“异化”现象，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这些学者的姓名。马克思揭示拜物教首先是一种异化现象，即对象由主体创造产生，而后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不可回归的状态。假如我们研发了一种智能机器人，它们走路、说话甚至思考，进一步脱离了人类，并意图统治整个地球，这就是机器人的异化。异化强调客体对主体的不可回归性。同样，作为商品的物，都是由人类创造，是人手赋予了它们价值，而现在，它们成为人类所追求的东西，仿佛这种价值是商品与生俱来的，成为了一种独立个体。
问题在于，我们既然知道拜物教是一种异化的假象，为什么还对它趋之若鹜？我们既然知道了商品交换形式背后的本质，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盛行拜物教？但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拜物教化不是消失了，而是愈演愈烈。”这就涉及到了物象化，人不能直接表现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不能直接表现，只能依托一定的中介来完成。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表现为大量的商品堆积，人与人的关系只能靠商品、货币或资本来体现。这就滋生了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仅仅用异化理论也不能正确把握拜物教盛行的深层次原因。能把拜物教的原因归于物象化的学者占少数，其中以韩立新为代表。笔者也赞同韩立新的观点，该理论也是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三、从哲学角度剖析
相对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析拜物教的时间久远，对马克思的拜物教哲学批判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于近几年。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从唯物主义中的“物”与拜物教中的“物”的区别以及从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出发，指出拜物教的批判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学中，而且对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彻底颠覆了旧唯物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从哲学领域解放出来。在这个角度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是李惠斌。
“物神秘化”，是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时所言：“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仅仅能够被我们直观地反映的，我们不能参与其中，而是处于任何客体之外，是一个旁观者。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物神秘化”。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把实践引入了新唯物主义，强调人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而非消极地去反映世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这就切断了拜物教的哲学可能性，揭开了物的神秘面纱：物是可以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物是人创造的，它们没有任何神秘和不可认识之处。并且，在马克思分析作为商品的物与物的交换中，实际上提出了商品的价值等于劳动这一哲学假设，这就进一步远离了拜物教的陷阱，也更加科学化。
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把物神秘化，是否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哲学，还是一种消极被动直观的哲学。这如所说，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一尝。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物教批判理论颠覆了一切旧唯物主义，揭开了物的神秘性，使之变为积极主动的哲学体系，也奠定了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论断，指出了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给人们提供顺应世界、服从现状还是改变世界、改革现实的理论，二者的差别是消极、保守还是能动、革命的差别而不是知与行、是否知道运用理论于实践的差别。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人的彻底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科学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实质。”
从该角度出发，李惠斌提出了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世界观并不能得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原因在于我们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深重，二者之间根本无关联，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世界观指导应该是实践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且物质与意识何者第一性的争论之是服务于世界的起源以及二者谁产生了谁，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只在世界的“大本大原”的背景上有效，第一性不代表第一重要。
四、关于从科学社会主义剖析拜物教的综述
广义上的拜物教，从商品交换就开始潜滋暗长，拜物教同商品生产密不可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作为财富的象征无限堆积，拜物教在资本主义追求财富和金钱的土地上疯狂生长。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追求利益与金钱的社会，商品作为财富，且商品的价值只有靠交换才能实现，那么这种迷惑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即成为一种永恒的主题，自然备受追捧，三大拜物教合乎情理地大肆扩张。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作为资本拥有者的资本家，他不关心生产什么，只关心利润的牵引。这就决定了第1部类和第2部类的生产冲突，生产与消费不平衡，产品相对过剩，引发或刺激经济危机。资本家竭尽所能投资以获取剩余价值，最终却沦为了金钱的奴隶。只有他们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资本家才能摆脱作为金钱的奴隶的命运，拜物教也才能真正消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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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累；失业
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是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对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做了详细的解释，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然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这种现象的发生对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
一、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和面对外在的激烈竞争压力，资本家们必须不断的积累再积累，增加自己的社会财富。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也迫使工人们在生产出产品或资本的同时，日益扩大规模，生产出迫使他们自己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经济现象。
（二）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相对过剩人口是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需求而表现为过剩的劳动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周期循环的过程，过剩人口的存在可以随时使劳动力满足生产的需要。比如，在产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一大批工人被解雇，从而处于失业的状态，但是当生产发展的时候又回到工作岗位，这时候剩余劳动力就满足了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相对过剩人口起到劳动力“储蓄”的作用。而且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也为资本家进行剥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资本家就利用这一情况的存在，压低工人的工资，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从而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相对过剩人口即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存在的。
2.直接原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最初以资本量的扩大为衡量标准，但是后来，是通过资本构成的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来实现资本的积累的过程的，也就是大机器的使用和技术的改进。这样，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必然会产生相对人口过剩，因为所需要人去完成的部分工序已经都可以由机器来完成，所以人就失去了人存在在这个岗位上的意义，资本家为了节省成本，就会进行裁员，这样就导致失业的不断扩大。在农村中也是一样，将先进的机器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必然会导致大批农民失业的现象，产生的过剩人口又会向城市涌入，这又会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从而使工资下降，成全了资本家的剥削阴谋。
（三）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
在一个国家中，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相对过剩人口一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流动式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有时候有工作有时候没有工作，没有稳定工作的劳动者；二是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主要是指农民，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农业对于劳动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少，这样农村就会出现很多剩余人口，这就是潜在的过剩人口；三是停滞的过剩人口，是指没有固定工作，对未来工作也没有规划的一部分劳动者。
二、从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看当前我国的失业问题
（一）我国失业问题现状
1.劳动力资源丰富，供给大于需求，就业形式比较严峻。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尤其是在农村，据最新调查统计，目前农村人口有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农民大部分会选择去城市谋求职业，在现在这样的高新技术条件下，城市的劳动力已经趋于饱和，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就造成就业的严重压力，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了周期性失业冲击，给中国社会到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有超过2000万的农民失业返乡，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给当前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城镇失业率绝对数在持续攀升。目前我国城镇失业率虽被控制在5.3%之内，但是失业人口的绝对数的不断上升，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失业人数更为明显增多，但这只是显性失业人口，大量存在隐形失业风险的人群并没有计算在其内，虽然政府加大再就业保障力度，解决了部分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但这部分人员数量依然较大，据调查，2009年9月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930万人。
3.大学毕业生成为新的失业群体。随着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进程的加快，大学毕业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和社会需求量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483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75万人，“十一五”期间全国将有2500万以上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就业形式十分严峻。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失业是一种虚假的饱和状态。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或失业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培养理念，个人期望和市场需求错位造成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面临一个尴尬场面，就是很多基层的单位或民营企业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去充实，而大学生却总挤在大城市或外资企业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二）我国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1.劳动力总量增长过快。中国人口总数较大，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这就造成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如果以18岁作为劳动力开始参加工作的话，那么从1998年开始劳动力供给继1982年和1987年之后的另一个高峰，并且这种状态要延续到2020年左右。
2.体制转型的深化，高校扩招带来的结果。一方面，为适应社会国家的需要，对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在不断深化，大量体制性冗员不断释放，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实行工资低，就业率高的政策，许多单位出现冗员过多，结构臃肿，生产和工作效率明显低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冗员被释放，所以出现了大批失业人员。另一方面，高校扩招导致毕业生的大幅度增加，城镇所提供的工作岗位远远不能满足毕业生的需求。另外，大学生所学的专业与市场需求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由于受到专业的限制，往往出现“僧多粥少”现象。
3.劳动者自身的原因。劳动者的质量取决于劳动者本身的素质，尤其是劳动者的文化素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于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岗位，如生物工程、金融、外贸等行业对劳动者专业技能要求较高，许多劳动者因为技能和劳动水平偏低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这就造成了大量低素质的劳动者失业的现象。
（三）完善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加快经济建设，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首先要积极发展经济和调整结构，坚持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同步进行；其次，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加更多新的岗位，满足不同层次劳动者的需要；第三，鼓励支持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由于提供的是无形产品，受原材料限制较小，同时对劳动者素质要求层次交广，因而提供的就业机会容易被劳动者接受。
2.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劳动者自谋职业可以以创业带动就业，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创业不仅仅使劳动者本人实现就业，而且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同时，我们要运用好财税，金融政策，增加融资渠道，放宽市场的准入限制，加强自身的素质培训，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推动创业型社会的形成，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3.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历史证明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依赖于资本中的技术存量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和经济增长及就业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劳动者素质是解决失业问题考虑的必要因素，所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发展势在必行的策略。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增长快是造成失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劳动者素质，是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有效途径。
4.对于失业较严重的地区实行政府倾斜政策。在我国，失业较严重的地区主要是一些经济不发达、老工业基地、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如陕西、甘肃、青海、东北三省等地区，对这些地区应实行地区倾斜政策，如减免税收，进行一些政策性的补助来改善这些地区的失业情况。
5.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失业人口的最低生活标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它与相对过剩人口之间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失业也就意味着收入的中断，一些失业的人员会使自己及家人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这样就会造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为了保证失业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业人口的生活问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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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论文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这种解读建立在霍耐特哲学人类学的基础之上，并试图重建马克思社会劳动和斗争概念中解放性规范内涵。对于这种解读我们既要看到霍耐特所处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以及西方的思潮背景，又要立足于我们的现实国情加以甄别，不能盲目跟风，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借鉴霍耐特的解读。
当前我国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重新理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积极参考西方者对的探讨成果、从中获取新的灵感和启发是非常有益的。霍耐特（Axel Honneth）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核心人物，目前已经凭着他的承认理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究其理论路径，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和斗争概念对他的承认理论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两个概念，关注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关注这种解读的时代背景以及它对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认理论的影响，并指出我们对于这种解读应当保留的态度。
一
霍耐特最早在他和姚斯（Hans Joas）合著的《社会行动和人的自然》①中关注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费尔巴哈人类学唯物主义的，他既看到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历史化的积极意义，又发现马克思在这种历史化过程中遗漏了他早期既有的人类学的解放性力量。在随后的《工作和工具行动：关于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1982）一文中，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指出实践规范的维度在后人解读中的遗失；在《统治和道德斗争——修正了的的哲学遗产》（1991）一文中，他分析了20世纪下半期的革命陷入了低谷之后出现的内部的自我批判流派，指出它们共同牺牲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的概念，以至于不能找到行动理论的出路、满足解放理论和社会分析的要求。在他承认理论的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1992）中，他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早期生产美学（Produktionsaesthetik）中存在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以及后期的功利主义的斗争模式，指出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忽视了一种道德动机。在《社会病理学——社会哲学的传统和现实》（1994）一文中，他分析了马克思对社会病理学的贡献。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社会劳动”、“斗争”这两个概念介绍霍耐特对马克思的解读。
首先，霍耐特把马克思理论定位于一种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这个理论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劳动”。从经济角度看，马克思重建英国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后者把当时的地理扩张和经济增长归功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这种劳动最初是农业劳动、后来是商业劳动、再后来是工业劳动，统治阶级被排除在人类生产行为之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这种劳动价值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从解放角度看，马克思的劳动具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意义，劳动是主体意识的客观化的过程，即主体认知能力和智力自我发展的过程；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的类的发展的概念是马克思劳动概念中的第三个成分，因而它具有了德国表现主义的道德底蕴和浪漫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不是被揭示为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被揭示为人类生命过程，这个过程为马克思描述人类劳动过程的客观化提供了背景。②
霍耐特认为，社会劳动概念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用“社会劳动”概念来表征人类存在形式的再生产形式——即对自然的共同占有（approriation），这样技术结构和对工作的社会管理成为人类历史理论的关键因素；第二，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把社会劳动看作人类获取实在知识的实践背景，对自然的共同占有构成了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第三，从实践－规范的角度看，马克思试图赋予社会劳动一种意识学习的功能，其中工作主体意识到其能力和需要超出了一定社会的结构所允许的可能性的范围。③在后人阐释和重建的过程中，大多注重前两个维度、而忽视了第三个维度的解放性功能。为了重建这个解放性的维度，霍耐特解析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个概念的处理。
就马克思本人而言，霍耐特认为在早期的巴黎手稿时期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于劳动的社会解放意义具有不同的论证模式。在前期，马克思主要从有机的手艺人工作活动和机械式的工业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发来论证的；而在后期马克思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将会把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支有纪律、有组织、在技术上能干的集体主体的角度来论证的。霍耐特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有问题的，前者使得马克思“陷入了社会劳动历史形式的二元结构，而没有概念能够解释沟通二者的发展中介。”④由于马克思放弃了早期激进的、把工作过程理解为一种释放道德－实践动机的形成性过程的意图，所以他再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种沟通背景，放弃了手艺式的工作程序也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的假设，这样工人再也不可能期望劳动是一个自我保存、自我导向、体现着自身知识的过程。第二种论证模式霍耐特认为是一种工具主义模式的论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将会担负起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的作用，然而工业生产劳动的实际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晚年马克思仅仅强调工业劳动在技术教育方面的功能，这样第二种论证模式并不能支持他在革命理论中的关于社会劳动优先性的主张。“在这个论证层次上，马克思只能建议无产阶级在智力上学习如何修正它已经发展起来的批判－规范性意识以及如何转化这种意识为革命性活动；解放意识的形成性过程和社会劳动的行动结构以何种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依然和他早期著作中一样不是很清楚。”⑤可以说，这两种论证模式显示出马克思始终没有找到将社会劳动的内在性关系和社会解放过程连接起来的论证模式。
“斗争”是和“社会劳动”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由于马克思前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连接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的论证模式，所以斗争概念在马克思理论前后也出现了不同的论证模式。
霍耐特认为马克思前期斗争模式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实现模式；而后期则是功利主义模式。前者主要体现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观辩证法”的讨论当中。“马克思把他颇具有原创意义的人类学建立在一种劳动概念上，这一劳动概念颇具有十分规范的内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产活动解释为主体间的承认过程。”⑥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自身能力的对象化经验与一个可能的消费者的精神期望（geistigen Vorwegnahme）纠缠在一起，给予个体以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为中介的自我价值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所以它必然会摧毁这种体现以劳动为中介的个体间承认关系的社会秩序，所以历史冲突就必须被理解为“为承认而斗争”。所以，青年马克思把当时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而非获取物质资料和权力工具的策略斗争。然而，霍耐特认为，由于这种斗争把劳动当作手工劳动或者工艺劳动来思考，局限于片面的生产美学特征，马克思不能把他诊断到的异化劳动放到复杂的主体间性承认关系当中，来揭示异化劳动在社会斗争中的全部道德含义。
当马克思从早期著作的历史哲学的人类学前提中挣脱出来，把社会劳动当作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绝对基础的时候，他的社会斗争的道德理论视角就转移到功利主义模式中，因为马克思虽然重申把劳动看作一种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过程，但是马克思还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观念，即把未异化的劳动看作是对人类全体成员需要的充满爱的肯定。⑦一旦马克思运用了功利主义模式，即用结构稳定的利益竞争来代替因相互承认关系受到破坏而产生的道德冲突，阶级斗争就可能被还原为无产阶级为追求“客观的”利益而从事的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可以无视现代法律普遍主义的成就。不过，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霍耐特还是看到马克思在经济著作中的功利主义途径和政治历史研究中的表现主义之间的冲突，对于后者马克思用“伦理分裂”来描述彼此对立的利益集体行为者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连接起来，社会阶级的冲突始终没有被系统地理解为具有道德动机的冲突形式。
二
霍耐特之所以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和斗争概念进行这样分析，是与他早期形成的人类学思想基础、实践－规范性的理解路径分不开的。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各种文化思潮澎湃兴起，其中生态主义、反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思潮都力图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重新审视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本身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来对现当代西方文明进行批判，霍耐特的哲学人类学基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霍耐特主张的哲学人类学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研究的人种学，而是要研究人类变化的不变前提，剖析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结论的生物学基础，构建前语言或者外乎语言的、生物学的哲学人类学。正是因为这种人类学的前提和个体自我实现的要求，霍耐特认定马克思的青年和成熟时期蕴含着在社会诊断上的一致性，也正只有借助这个自我实现的人类学要求，霍耐特才能连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解放理论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革命性效果，也不是自主的社会系统过程、更不是哈贝马斯式的参与者的直觉交往成就提供了社会解放的可能性，而是行动主体的社会经验以及在这种行动中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遭遇障碍的事实提供了社会冲突和进步解放的动力。
实践－规范性的理解标志着上个世纪西方理论家开辟的解读马克思的一种新路径，它主要批评的“还原论”、“文明效果论”，摒弃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主张以社会哲学的规范概念丰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个人或群体积极融入社会的再生产和转型，同时社会的再生产是以个体或者群体围绕着社会规范而进行斗争的方式而进行，并且人类历史在一个敞开的行动背景中展开。霍耐特与其他主张“实践－规范”的理论家不同的是，他将这种实践－规范解释路径和他的哲学人类学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结合起来，不仅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挖掘了自我实现的要求和规范性的解放内涵，也对马克思之后丧失解放性规范内涵的社会劳动观点进行了批判。
这里尤须指出的是霍耐特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的批判。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摈弃主体－客体模式而将工具行动的技术理性和沟通行动的道德－实践理性区分开来，以化解马克思那里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之间的范畴联系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再坚持马克思一直坚持的自主劳动和工业组织劳动之间的区分，同时放弃了劳动的规范性内涵，而仅仅把它保留为一个中立性的概念和社会生产力的范畴置于社会行动的底层。霍耐特不满这种对社会劳动的规范性内涵的剥夺，他强调：“在社会劳动领域中的道德导向过程将会从通过统治建立起来的社会形式中要求属于工具行动的、有意义的工作内涵。这种有效的规范性要求来自于一种表达出来的、道德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不是来自于对相互理解的沟通模式的压迫，而是对工人劳动自主性的剥夺。”⑧随着工业社会学调查深入到劳动过程的日常细节，社会劳动中更多的规范犯和冲突被揭示了出来，这一点可以为霍耐特作证。哈贝马斯的沟通性进化过程固然可以避免将解放过程归责于某一个阶级，但是他理论的局限性也在于它简单地认为异化的工作关系已经被历史地克服，因而无法把握既有的工作关系中的道德紧张。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还曾出现了三种对进行自我批判的流派，分别是博弈论(game theory)的、文化理论（culture-theoretic）的和权力理论(power-theoretic)的，它们试图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救赎式的批判。前两种流派都认为缺乏一个集体性的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概念，主张要么借助于博弈论在的功能主义框架之外补充以个体主体的策略行动，要么对文化传统和解释性模式的逻辑进行再评价；第三个流派认为缺乏一个充分区分的社会权力理解，而这种缺乏是由从经济再生产过程中清除社会权力导致的。⑨而对霍耐特来说，这三种救赎式的批判都牺牲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更不能填平马克思行动理论方面的社会分析和解放理论之间的鸿沟，因为它们的行动概念牺牲了马克思劳动概念本来所具有的诊断潜能和规范潜能。
总之，霍耐特将这种实践－规范性建立在人类劳动中体现出来的自我实现的自主要求之上，构成了它揭示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中的解放性规范内涵、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连接起来的根本原因和根本途径。
三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两个小问题来展开。一是考察这种解读对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认理论的影响和贡献；二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霍耐特的解读基础和路径。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他的哲学人类学理论基础上、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下主张人类的自我实现依赖于家庭之爱、社会之尊重和交往共同体之重视三个维度的承认关系的保证。现实生活中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些承认关系而展开的，人类社会的冲突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通往人类的进步和解放。
首先，解读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是霍耐特要将他承认理论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的一个批判步骤。霍耐特紧紧抓住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捍卫其中规范性的内涵，然后又紧紧抓住马克思如何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联系起来的问题线索，为他提出规范性的承认理论做准备。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马克思理论的诠释者都没有将这种规范性内涵坚持到底，所以当霍耐特不满于哈贝马斯将工具劳动概念中性化以及将道德规范性诉诸于参与主体的直觉的时候，当霍耐特捍卫蕴含在社会劳动中的规范性内涵的时候，他找到了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的新的联系点——即为了劳动的自主性、为了社会劳动领域中的承认而斗争。虽然后来霍耐特承认理论并没有明确地把劳动领域的承认关系作为独立的一个维度，但是它的规范基础是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中获得的。
其次，霍耐特抓住了马克思的斗争概念，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分析和历史观点，但是他不满马克思晚期的功利主义模式的斗争思想，因为这种斗争只是争夺物质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忽视了社会劳动和社会交往中的规范性内涵。只有对这种英格兰式的功利主义模式进行批判，才能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这是霍耐特和马克思的根本不同之处。这个观点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如果不将斗争建立在为规范和承认而斗争的基础之上，纯粹的物质斗争对于人类解放是不够的，人类斗争的动力不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料，而是要满足自我实现的要求，这个要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范畴。另外，霍耐特明显地质疑马克思将社会解放推往某个阶级的肩上的论断，他那里只有异化劳动和承认要求未被满足的“群体”，因而“为承认而斗争”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很明显，霍耐特的斗争理论更加具有现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因为那里无产阶级也占有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和“福利保障”、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从事阶级斗争夺权的动力。而马克思主张的斗争则更加符合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因为那时的无产阶级真正地一无所有，经济危机尚未得到有效地克服。勿庸置疑，对马克思斗争概念的批判浓缩了霍耐特对当时代社会阶级状况的思考和诊断。
其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下的延伸和发展，它们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因为霍耐特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类学基础中找到了规范性和人类学思想的共通之处；他们都主张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持续的社会斗争和解放；都重视具体的生活事件和经验感受，反对超验哲学和超验理论对现实生活和感性的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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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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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代宗教批判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上帝的自然化。上帝的理性化和上帝的人本化三个阶段。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同时又超越了他，马克思对宗教采取了人本化的理解，他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它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宗教的根源在于人的现实世界的苦难。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宗教产生的根源归结于世俗基础．他认为人的彻底解放和作为人的异化表现的宗教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运动过程，作为非理性的异化的宗教只有在理性科学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明白而合理的条件下。才能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一、马克思对宗教的人本化的理解
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实质上就是一个上帝实体化、自然化、人本化的过程。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的思想启蒙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思想领域里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特别是思想启蒙，人的理性得到张扬，作为宗教统治代表的上帝已失去了其原先高高在上的专制统治地位。总的说来，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同时又超越了他。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宗教的本质从三个方而进行了阐述:就人自身的思想意识、心理根源而言，“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己经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宗教是颠倒的社会(社会存在)的世界意识;就宗教本质的特性而言，“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具有幻想性。
(一)人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
马克思以极其简练的语言总结了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及社会作用。他说:“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八。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邃队费尔巴哈出发，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它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马克思理解的人不是费尔巴哈理解的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即人具有社会特质。宗教存在的根源就在这个现实的、具体的人生活着的、颠倒了的社会、国家中，并在这个社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着“总理论”、“包罗万象的纲要”、“逻辑”、“道德约束”、“总根据”等重要角色，为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作论证，成为其精神支柱。
(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这个论断言简意赅，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根源与社会功能。
第一，马克思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借鸦片致幻功能为表喻形式，揭示了宗教是人们关于自己境遇的虚幻意识，而愚昧无知是其认识论根源。
第二，宗教是人的本质的颠倒反映。人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除了受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外，更主要地表现为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等一系列矛盾关系。宗教就是被压迫生灵在苦难中的恐惧、叹息和绝望中的希望。马克思以此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他说，“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
第三，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慰藉。正如鸦片可以麻醉人的感觉暂时消除人的痛苦一样，宗教同样具有这种功能;但如同鸦片又消除人的知觉一样，宗教又消解人的理性，使人认识不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社会地位，并将人改造世界、改变自己命运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实践革命性溶蚀在安于现状、寄希望于来世的蒙昧状态中。可见在阶级社会，就宗教的功能而言，它总体上是有利于统治阶级而不利于被统治阶级的。总而言之，“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二、马克思对宗教的历史地位的分析
(一)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宗教作为人类文化形态之一，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了双面性。一方面，宗教隐藏了现实的苦难，给人们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人们可以寄希望于来世，在彼岸实现理想:另一方面，宗教又是“无情世界的感情”。现实的苦难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人们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只能寄托未来。
(二)宗教造成了人们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宗教是人创造的另一个意义世界。它以神圣的形象使人的存在获得“神圣”的意义。宗教中的神圣形象，把各种各样的力量统一为至高无上的力量，把各种各样的价值统一为至善至美的价值。人创造了宗教，是为了从宗教中获得存在的神圣的意义。意识到神圣形象的存在，会感受到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都被一种洞察一切的力量监视，因此生活变得“不堪忍受之重”;意识到神圣形象的消逝，会感受到人的一切思想与行为都只不过是自己在思想和行为，因此生活变得“不能承受之轻”。
三、马克思对宗教根源的追问
(一)现实苦难是宗教的根源
在阶级社会中，现实苦难和不平等是宗教的根源。总的来说，宗教观用以理性精神、人本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社会文化精神对以“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为基木内容，以神本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基督教文化精神进行否定和超越:用由理性武装起来、以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活动为基础、立足于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去取代异化了的人及其产物—上帝的位置:用“人的本位’，取代“神的本位”;用对人的颂扬代替对神的赞美:用对此岸世界的改变求得幸福取代对彼岸世界的幻想和依靠信仰获得救赎。相比之下，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一切宗教只能是一剂鸦片，带给人的不过是麻醉剂而已。宗教除了对痛苦和叹息给予有限的、暂时的减轻和安慰外别无它用。宗教作为人自身的异化产物，随着人的彻底解放的实现必然会消亡。
宗教观的精神实质与其关于宗教的一般性结论是内在相通、一脉相承的。
首先，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无神论对神本主义的彻底批判是宗教观的理论基石。否则就无法解决在现实中经常遇到的“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自由”的“矛盾”。马克思是极为罕见的彻底无神论者，无疑与其处于人本主义是主导文化精神的时代背景有关。但是，人文主义运动对神本主义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批判完了上帝以后灵魂仍然存在，对圣母还是像过去那样迷信”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其次，在人的解放途径和手段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作用有限，只能起到鸦片的麻醉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间题。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理论产生棍淆，从而造成对宗教观的精神实质的误解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马克思断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中国人对“鸦片”的特殊敏感，近代以来教会、传教士在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宗教被当成一种，对宗教的认识全部集中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绝对真理上。显然，很多人都存在着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思想的误读现象。马克思认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他让人们扔掉宗教，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三，人的彻底解放和作为人的异化表现的宗教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一种最大的分工，而宗教正是这种分工的表现，它将随着人的彻底解放而消亡。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宗教自身的“消亡”与人为的“消灭”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要消灭宗教不应对宗教本身下功夫，而应当从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外部条件上下功夫。宗教的消亡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历史必然，但是简单地人为地消灭宗教却是一种不可取的办法。与其扑灭宗教信仰 的火焰不如消灭宗教产生的外在根源和条件。
(二)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对宗教的学理的批判
费尔巴哈实现了上帝的人本化，把宗教的秘密从天国拉 到人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和第六条中， 肯定了费尔巴哈宗教观在促进人类认识宗教本质方面的贡 献。这一贡献可归为二点，其一，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其二，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认为 “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点，人是宗教的尽头。”是 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 巴哈仅仅以世俗基础、异化了的人作为对宗教的解释是远远 不够的，因为它未能进一步说明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世俗基 础)造成了这些虚幻的信仰，人的本质是什么?又是如何被异 化的。难道仅产生于个人的心理吗?仅局限于个人与某种抽象的本质的分离吗?
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批判中，马克思表现出了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超越，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宗教观的基木思想。首先，马克思分析了世俗基础何以产生出宗教世界，他说“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人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③并由此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对于世俗基础木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也就是说，应该消除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是克服宗教异化的根本出路。其次，马克思明确地阐发了人的本质，说明了宗教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的“社会关系”指人与人在人类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关系以及山此关系所决定的其他社会关系，如政治关系、阶级关系、伦理关系、家庭关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