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观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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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oday's Marxist philosophy of practice has an important modern humanistic value， which open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moder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of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of life. A New Perspective of Reconstructing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ractice； humanistic value

在物?|世界丰富的今天，在形形的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等种种思潮充斥的今天，人在金钱世界、物质世界面前丧失了自我，甚至于变为了奴隶，如何匡正这一错误的观念，为现代社会重塑现代人文精神价值，成为当今思想界不得不应对的一问题。

本文试从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出发，认为马克思哲学实践观中的“实践的自觉能动性”的观点，有着重要的现代人文价值。本文试从马克思实践观对现代人自我理解提供的新思维方式、重建生活世界提供的新思路以及为现代社会提供人文价值追求的新视角等三方面试对此一一阐述之。

1 实践观念开启了对人自我理解的新思维

西方传统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发展到巅峰，一直以追寻存在者背后真实的终极存在为哲学的最终目标，并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认为人的存在，在于人之先在存在的本质性，人之本质性决定了人的一切，人的发展也受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实体的制约。在此意义上，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代表着一种从“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1]这样的思维模式只看到了人的本质性，结果势必瓦解分裂了人的现实生命，抹杀了人的多样性，导致了对人理解的抽象化。

马克思哲学提出了实践这一划时代的观念，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模式，一种对人现实性理解的新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认为，实践是一种人自觉能动的创造的目的性活动，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不仅仅创造了人的外部世界即人的对象世界，而且也创造了人改造了人自身，也即是实践不仅仅创造了人的生活资料，也创造了人的生存价值，从此方面来说，实践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性，人从事什么样的实践，何种实践方式，也就有什么样的生存特性和生活状态。

从以上理解，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观念为正确真实理解人的生成本原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基础。因为在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中人为其自身的生存提供了所有的创造物，也可以说人是其自身活动的创造者，同样基于实践观点的这种理解，人不再从先验就存在的实体那里去寻找存在的根据，而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一切，自己就是自身的创造者。

这种创造了人自身的实践，是一种集各种矛盾为一体的一种人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物质和精神、个体和社会、目的和因果、过去和未来等等。在这种种实践中，人通过实践，改造了自然对象客体，使自然对象也即是客体打上了主体的烙印，不再是原来单纯的客体；同时原来在传统哲学思维中属于自然一部分的，在自然界面前被动的人，在经过实践活动，使自然相反变成了从属于人这一主体范畴的客体。故正是实践，改变了自然与人原有的顺序，这与原来传统哲学中实体决定并给出了人及其一切的思维方式大大不同，可以说正是实践观念给出了人，人是把握人自身并给出人未来空间一切的主人。人的这种集种种矛盾为一体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也使人集种种矛盾为一体，使得人具有了鲜活的现实性，而不是原传统哲学中抹杀人的多样性，只从决定人真实存在背后的唯一存在去理解人的单一、抽象的存在，而使其人这一动物即与其他动物一样有着本真的存在，但又有本质的不同，人与自然同时存在，但又高于自然，超越自然，人是自然和其他动物的主宰。

2 实践提供了重建“现实生活世界”的新思路

在西方传统哲学视域中，一直以来哲学都是将世界作为客观对象去思考，因而形成了这种固定的对象性思维，这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在整个哲学史和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现代哲学史上“重返生活世界”是现代哲人的广大呼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对这一领域有着更为合理和深沉的思考。

首先，马克思实践观所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文化。这也与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分不开的，哲学的重要传统即是历史生活本文和文化本文的紧密结合，如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资本论》，即是马克思在对他所生活之前的历史生活文本的深刻剖析。再如马克思哲学另一重要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文化文本”所做的权威性批判。并且，历史生活文本剖析和文化文本批判在其著作中均不是彼此隔离，单独使用的，而是相互交织和交相呼应的。因此，正是马克思哲学把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文化作为其哲学理论的关注主题，才使得马克思哲学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生机。

其次，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开辟了新的对生活世界的综合研究方式。之所以称这种研究方式是综合的，因为它既非单一抽象的理性思辩，也非唯一片面的经验分析，而是此两者的结合。这种综合的研究方式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把握，而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把人类实践活动特征、属人世界诸存在精细的事实描述和结构分析是其重要内容。并且这种综合的研究方式也一定是开放的，因为人类历史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丰富流动的，这种不断发展变化和丰富流动性要求理论必须与现实社会生活实际、与现实文化各部门加强对话与交流，由此才能不断校正和深化自身的理论内涵。故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把现实生活世界作为哲学世界，意味着哲学不再是神秘的，独立于生活世界之外的，而是从属于现实生活世界和人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也即是我们说哲学也不再是单单追求对世界的解释，而是对生活世界的改造。

3 实践观念提供了人文精神重建的新视角

当代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激烈反叛中，充满了怀疑、敌视与嘲弄，其后果是直接造成了人文精神在哲学中的丧失。因此，直面人文精神的危机，重构人文精神，是当代哲学中不可回避的主题。马克思哲学提出了实践观点，并把实践活动作为人最基本的价值创造活动。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把内在的精神追求规定为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想。一直以来，传统哲学以超验实体为终极支撑，追求对极端超越的绝对化价值理想追求，这种绝对化的价值理想追求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精神追求。马克思实践观点与此不同，马克思实践观点从生活实践出发，认为人自身就是创造者，人需要价值追求，但自身的价值理想追求已不再需要与外在超越实体做支撑，甚至不再需要与这个实体相关，而是认为人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树立对生活世界的自觉理解，并在对有关生活现实的批判中，就可以树立其真实的价值理想。因人的本性就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意味着，人首先是一种“自由”的存在，他具有永远不断超越束缚，追求自身幸福、创造自身价值的一种“自由精神”。由此，与此不同，正像“人则通过实践活动把生命变成了“自我?定”的自由存在，使生命摆脱了自然的绝对控制和主宰，可以说，“人就是那个其行为无限‘面向世界’未知者”。[3]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哲学的实践观念，与其他哲学观念对人文危机的消解不同，是深扎于现实生活世界中，遵循现实生活世界自身的顺序，在批判中发现新，在批判和改变中，去树立真实的人的价值理想。

再次，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中抽象原则与刻板教条被消解，实现了人生丰富具体的多维度回归，实现了对人生多元开放精神的追求。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认为，人的现实生活生存总是处在特殊的、特定的历史生活条件之下的，不存在超历史的限制，人、人的实践活动目标以及人生道路都是多样性的，不能把人、人的实践活动目标以及人生道路统一在唯一一个模式下，人生的境况也不是仅仅只有一种改变的方式，人的生活也未必只有一种状态，而是人存在的矛盾的多样性决定人生未来的多样性的可能，因为，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活动。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观点的提出，从而使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任何一种刻板和机械的决定论不同，它不再是以往绝对一元化的固定思维方式，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下的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对真实无伪的人的现实生活境界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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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

十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而后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学者们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福斯特的生态思想为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思想方法，也为消除怀疑生态思想的学者们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到：“事实上，整个19世纪生态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崛起，而这又与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伴随。”在一定意义上，他把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内涵及当代价值的揭示转化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揭示。鉴于人们对的辩证法没有多少异议，所以他主要集中于对唯物主义的阐述上。

一、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唯物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伊壁鸠鲁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写作对象，正是因为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理论。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超越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论倾向，这是马克思的―个重大发现。福斯特详细的说明了马克思是如何肯定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超越。他强调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肯定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认识到马克思在坚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伊壁鸠鲁的肯定要比认识到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超越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肯定更为重要。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肯定伊壁鸠鲁就是想要说明伊壁鸠鲁是个唯物主义者。福斯特说到：“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同伊壁鸠鲁主义和英法唯物主义者们的相遇，使他和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了面对面的关系。”

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

福斯特认为成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系统的接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以后形成的。之前我们一谈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和超越，而福斯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和继承上。福斯特认为正是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刚要》这部著作中费尔巴哈同黑格尔实现了分裂。黑格尔认为自然是从精神中分离出来的，自然从属于精神，在《自然哲学》中提到“自然界的宗旨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并打破自己的直接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的外壳，像尼芬克斯那样焚毁自己，以便作为精神从这种得以更新的外在性中涌现出来。”而费尔巴哈“坚持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是现实存在的，包括其中的人类及其对世界的感觉”。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来自费尔巴哈的冲击是毁灭性的。福斯特这样描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冲击，“正是在这里，费尔巴哈的批判最具毁灭性，因为它就是冲着这个离奇的自然哲学而来的，即就是为了脱掉这个皇帝的外衣。正是缘于黑格尔无法提出真正的自然主义，以及他一意孤行地将外在自然（被视为是机械的）置于绝对理念之中，所以他的思辨哲学――他的辩证法――惊人地毁灭了。”之所以说马克思是对费尔巴哈的继承与超越，是因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决裂使马克思彻底看清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实际上是在为神学做辩护，之后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吸取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时为的自然观提供了框架。马克思通过吸收了伊壁鸠鲁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出了自己的“产生于感觉经验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一方面认为人是自然物，另一方面也认为人和其它动物一样是受动的，也就是说“人的欲望是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同时马克思强调人类的对象性的世界是在历史中以不同于人类的方式实现的。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正是借助于费尔巴哈同黑格尔的决裂才同黑格尔彻底划清界限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所作出的贡献。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也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受到黑格尔的影响。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体系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福斯特把马克思形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看成是马克思一生所坚持的思想，即使后来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解读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基础还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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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马克思　生产力　自然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　生态危机　当代价值

从传统农耕文明发展到现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不断向自然界索取物质生存资料，人类在以往的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取得节节胜利。不过人类在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过程，同时也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冲突加剧，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我们具有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尤其是自然生产力思想的必要性。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中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重新挖掘马克思自然生产力中的生态意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传统理解上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生产力概念的阐释，主要是沿袭苏联教科书的观点，把生产力定义为“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能力”，这一片面的观点在理论界长期占统治地位，并长期指导我们的实践，使我们长期以来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这一传统定义，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整体形态来看，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

首先，传统观点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过分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换言之，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存。对此，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产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实质上体现了社会生产与自然生产的辩证统一。但传统生产力定义看不到人们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这种理解显然不全面。

其次，传统观点割裂了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它只强调生产力的社会性，却忽视了自然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事实上，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马克思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包括自然界的自然力和人自身的自然力。因为，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依赖基础和物质前提，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但传统定义明显割裂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忽视自然生产力的作用和价值，这是对生产力理论最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制约自然生产力。主要体现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影响自然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自然生产力如果离开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无论它怎么强大，它也只不过是天然物而已，终究不具备转化现实生产力的条件。其次是自然生产力的存在状况受社会生产力制约。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生存环境具有正负作用，直接影响自然再生产过程，因而，人的社会生产力愈是充分的发展，自然再生产就愈受巨大影响。尤其是高科技和机器大生产的应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

三、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蕴含于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中，在理论上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指导

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渗透于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之中，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内涵。自然生产力思想体现了自然史和社会史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发展过程，自然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在生产力向度上表明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机制上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沟通了自然史与社会史的发展过程。

人们逐步认识到，人类对待自然和对待自身是同等重要的过程。人们认识自然越是深刻，表明人类愈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警示我们：人类只有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合理地、高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自然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生产要素，但自然生产力在数量上不是绝对无限的，而人类活动对自然生产力的满足却是绝对无限的，这种资源的有限和需求的无限之间矛盾要求人类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开发利用更多的自然生产力，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如何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改造自然生产力。因此，要处理好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人类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人类与自然才能共生、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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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今世界，科技已成为推动经济的第一要素，不少人开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质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马克思关于科学劳动的理论，并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科学劳动的性质和范畴的认识，对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正确评价科技工作者的劳动贡献和促进我国科技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原子能的运用、海洋技术、生物科技和空间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个人计算机的运用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标志着人类已经进人了一个新的信息经济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进步已取代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0%—80%。为此，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已经过时，应该用所谓的“科技价值论”或“信息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和科学劳动的论述

学术界有人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归为体力劳动价值论，认为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脑力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这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共同劳动的产品。这表明，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

马克思也非常重视科技和管理等因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他在关于“总体劳动”的论述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马克思又指出:“在总体劳动过程中，有的人用手工作，有的人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由此可见，马克思从未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创造价值，而是也强调脑力劳动和科技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马克思高度重视科技劳动在价值形成尤其是决定价值量大小中的作用。他指出:“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不变，但是，生产商所需要的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的变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不仅肯定科学技术在价值形成和对价值量大小的决定作用，还特别重视它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的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的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二、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

自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后的近两百年间，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人类正在迎接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如果说前两次科技革命把人类从体力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话，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即将到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则是把人类从脑力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的增强了人类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20世纪初，社会经济的增长只有5%到2.0%是靠科学技术获得的，而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已高达60%以上。据统计，美国国民收人的50%，工业产值的58%，都是靠信息技术取得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同时指出，科学技术只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非实体要素发挥作用，只有与生产过程中人和物的因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物化为先进的劳动资料，使劳动资料中的动力系统、机具系统、运输系统和信息系统更为先进。(2)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提高了劳动对象的质量和利用率。(3)通过学习和培训的途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高素质的人和高效能的物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由此可见，新科技通过作用于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进人劳动过程，这就是说，科学技术本身不会创造价值。

马克思分析了科学技术物化对象的机器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人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但同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工艺的产品成本上。先进技术的物质载体—机器只是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它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是把价值转移到它生产的产品上，成为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和作为科学技术物化形式的机器设备本身不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只是科学技术发明者和创造者的科学劳动，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三、科学劳动的概念及其范畴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是同科学劳动分不开的，科学劳动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直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变成为一个从属性的因素。

按照马克思对科学劳动的论述，所谓科学劳动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用于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创造性劳动。这是一个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发现、发明、创造的过程，这种科学劳动的成果一般表现为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表现为潜在的生产力。二是把科学技术用于生产过程的创造性劳动。这既是运用过程，也是继续学习和研究的实践过程，是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总之，科学技术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来源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它不只是少数人或一、两代人劳动的结晶，而是人类世代相传长期劳动的结晶，它不仅表现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分析，更表现为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探索与研究。 在当今知识经济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科技劳动对科技工作者创新能力的要求更为突出。据统计，近20年来。全世界每年出版的书籍约有60万种。平均每分钟就有1 157种书籍出版;每年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约有500万篇，平均每天就有13 699篇论文出现，每年登记的发明创造专利在30万件以上，平均每天就有833件专利问世，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必须尽可能多读书，多掌握信息，才能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凭借其创造力做出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成果。

由此可见，科学劳动不是一般的脑力劳动，是一种要求高的创新性劳动，是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所进行的脑力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脑力劳动。

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为了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应把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的范围加以扩展。过去，仅把企业范围内的科技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现在看来，这个范围太狭窄了。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看到我们当今的现实和马克思设想的存在较大差异，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结合马克思关于总体劳动的论述，扩展生产劳动的范畴。理论界比较赞同的观点是:凡是一切与生产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因此，我们应正视现实，扩展科技劳动的范畴，不仅企业的科技劳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全社会范围的科技劳动，凡是进人市场交换的，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对于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规范收人分配都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也应列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之列。高等教育不仅创造和形成价值，而且造就高素质的现代劳动力，为创造更多的价值奠定基础和开辟道路。

四、正确评价科技工作者的劳动贡献和收入分配

(一)科技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1.创造价值

科技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而且是较高级，较复杂的脑力劳动，比一般工人的劳动可以创造较多的价值，科技劳动之所以是创造高价值的复杂劳动，其原因在于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和使用上的两个特点，一是学习费用高，劳动力再生产投人大;二是劳动强度大，这不仅仅是因为竞争的经济对科技开发的需求在时间上紧迫，而且是因为科技劳动是一种高创新性劳动，要求较高的劳动强度。因此也要求较高的劳动补偿。

2.创造社会财富

科学技术一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会带来社会财富(使用价值)的巨大增长。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迅速增长，表现为较多的社会财富。

3.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

率先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将使其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仍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出售，从而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

(二)正确评价科技工作者的贡献，理顺分配关系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这几年来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科技整体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较为有限。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采取引进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确评价科技工作者的贡献，理顺分配关系，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1.首先要肯定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高级脑力劳动，理应获得较多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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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美学“资源配置”论述。这是我对繁荣美学学科的真诚期盼,即希望国内有限的美学研究力量,不要再放到对马克思《手稿》中“美的规律”无休止地翻译、阐释、论辩之中了。正如逻辑先生

    所说:“两个‘尺度’和‘美的规律’的探究已有数十年,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某一起点,这确实令人遗憾。”[3]因此,当陆梅林先生有关“两把尺度”的译释得到朱立元先生的首肯时,我由衷感到高

    兴——因为他们皆是精通德语的美学家,且观点对立——并长舒一口气:美学界终于可以摆脱因这段译文岐解产生的纠缠了。同时,在拙文中我借题发挥,将笔者认为事关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原则问题

    列出,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共同促进美学研究。

    遗憾的是,逻辑先生除去以笔者上述期盼为由,给我扣上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外,他在大作中并没回应拙文涉及美学建设的诸问题,而是自己又跳入那个“美的规律”阐释“大圈”之中。因此

    ,当我读完逻文后,只能为自己的真诚愿望落空而感叹!在诸多社科和人文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美学界还能再用几十年时间转这样“一个大圈”吗?为此,我决定在反驳逻辑先生的批评时,索性接过

    他强于我的“终结论”的帽子,试图就“马克思美学”、“美的规律”等问题正面阐述我的“终结”性观点。即使我的这一“终结”愿望落空,并被扣上新的大帽子,但只要今后有关《手稿》或“美的

    规律”讨论不再在原地兜圈,我便很欣慰了。

    扭曲实事与逻辑的批评

    逻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拙文第一部分: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我在论及研究方法时,已经涉及到美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在“美的规律”研究中,靠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的现象太严重

    了。拙文就曾例举了我国着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典型”论述。但没想到,逻辑先生对拙文的批评同样采取了一种“典型”的非科学、非逻辑的态度和方法,尽管他的批评不多,但这

    不多的几处批评都是靠偷换概念、歪曲事实完成的。

    先说逻辑先生文章开篇处,明褒暗贬给我扣上的那顶“终结论”帽子吧:

    我十分赞同杨曾宪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中,随着陆梅林……对《手稿》中关于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一段论述的重译与辨析,“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

    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了。然而,这并不等于同意为“终结”论打上句号的一些“盖棺论定”性结论。[4]

    我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所谓的“终结”,仅仅是指“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但从逻文的标题《“终结”前的赘语》和内容可看出,他认定我要“终结”的是对

    美学或《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并将我的几点意见视为“盖棺论定”性的结论。他这是在偷换概念(正因偷换概念,使逻文最后一句存有语病,容易被理解为他不同意对“终结”论的“

    盖棺论定”的结论)。再说了,如果逻辑先生真的能一般地(不必“十分”)“赞同”拙文观点,他就不该在文章中继续再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来一番新探讨啊!他这又属

    自相矛盾。看来逻辑先生似乎习惯于在论述中一面忘却自己的观点,一面再将自己臆想的观点强加对手,进行所谓批判。孤例不足为证,且看以下两段文字:

    众所周知,……《手稿》,属于马克思的早期着作,……在学术界对它是否是成熟的着作,尚有不同见解。但基本形成共识的是,虽然它不是美学专着,却提出了大量的美学问题,而且都有

    极为深刻、透辟的论述。它对美学理论的贡献,正如陆先生所说,“预示着美学的崛起,人类美学思想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根本上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特

    别是《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着名论断,“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而杨曾宪先生对这一提法却表示反感。他说:“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

    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率地拼凑或建构各种‘’学说,包括‘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

    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者’一样,否认自己是‘美学家’!”在这里,杨先生虽然肯定,“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

    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只能称为“美学遗产”,而不能称为“马克思美学”,

    更不能称为“美学”。[5]

    这段不长文字中,逻辑先生偷换概念之处多有。“学术界对《手稿》是否是成熟的着作,尚有不同见解”,这是事实,这里的“学术界”首先或主要是指理论界(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社理论界),学术界大量研究《手稿》着作,其关注的焦点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而不是其美学思想。但逻辑先生却一下子就让“学术界”形

    成了关于美学的“共识”,这意味着逻辑先生将“学术界”概念偷换成“美学界”了。

    如果说,这种偷换概念尚可归属无意的话,他对我的“反感”描述却令我反感了。因为在拙文中,我不仅没涉及或批评陆先生的上述论述,反而充分肯定了《手稿》巨大美学意义。这种肯定并不是

    抽象地表白,而是渗透在我的美学着作中[6]。坦率地说,我的科学系统美学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为基石,是肯定建构不起来的。因此,对陆先生肯定马克思《手稿》的美学意义,特别是有

    关“美的规律”论述中“包含有人类审美活动和艺术起源的内涵,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的观点,我是完全认同的。逻辑先生如果认真阅读拙文,就会找到我的几乎相同的

    论述(手稿“对审美发生学具有纲领性意义”)。既然如此,真不知逻辑先生有怎样的火眼金睛,竟能从拙文中读出我对此“表示反感”的意思。在这里,逻辑先生已不仅仅是在偷换逻辑,而是无中生

    有、栽赃于人了。善意的推度,我想,同他开篇给我扣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一样,恐怕是为了他论文立题醒目、行文转折方便之故吧。且略过不究。

    问题是,即使进入正题,他的批评也几乎全部放空。在拙文中,我明明是说“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因为 “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逻辑先生要反驳我,就要论证

    马克思已经建构并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理论,马克思美学是客观存在。但他接过手去,就将我说的“马克思美学”换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然后在那里紧忙活一番,论证出“美学思想的理论

    性、体系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论[7]。为了加强这一观点的权威性,逻辑先生还指出拙文这一观点“已不是什么新鲜论点。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就引发过一场关于文艺思想是否

    形成理论或理论体系论争。……这场论争……最终是以‘体系论‘形成了共识……”[8]。原来在逻辑先生眼中,“马克思美学”=“马克思美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

    想”!试问,面对这种时时扯断逻辑链条的批评,该如何应答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缄默,由着逻辑先生说去吧!

    关于“马克思美学”

    拙文中的“马克思美学”概念并非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它有着严格内涵,即指马克思在自己着作中建构的,合乎马克思理论严谨性特征并形成逻辑体系的美学理论。它是针对马克思经济学等学说而

    言的。如拙文指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据说,《资本论》之所以没能完

    稿,是因为马克思晚年遇到新的经济学理论挑战,他还想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9]。如果存在马克思美学的话,那么,它同样应当是以这样的理论体系存在的。

    关于体系,逻过这样的解释:“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形成体系,不在于有无专着、有无编、章、节、段等理论框架的外在形式,而更取决于,第一,有无超越前人的新颖观点;第二,这些观点是否

    涵盖了该门学科的重要方面;第三,这些观点是否对他人或后人造成了巨大而公认的影响。”说“体系”不在章节等外在形式,这很对。但后面三条尺度却仅仅适用于思想创新体系,而不适用于理论体

    系,尤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经济学,自身有着明确的逻辑起点、严密的逻辑结构和严谨的理论范式,并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这才

    使得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特征,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生命力。今天,尽管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有着不同见解,但却不会对其基本概念及理论范式产生岐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拿出其中

    的一个概念或范式,就人言言殊、百家齐鸣,几十年拎不清楚,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实践性或革命性可言呢?正基于此,尽管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遗产非常丰富,我之“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仍是持

    之有据的,除非能发现新的马克思的美学论着遗稿。

    当然,还需要再强调一下,这是指“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理论”本身承继发展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放到中国文化中,按这样标准要求孔子、老子理论,那就大不合适了。由于缺少

    科学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抽象思辨与逻辑思维能力发育不充分,经验式、感悟式甚或禅宗式的思维方式与汉语语言结构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使国人的理论着述,不太注意逻辑链条。这往往给后人留下

    “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广阔空间,也造成人们随意置换概念或将自己理论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对待马克思美学遗产的态度上,一些学者便深受此“习惯”的影响。因此,我之“不应自称为‘马

    克思主义美学’”是有所指的。

    本来,只要不轻言“马克思美学”,而是在充分理解消化马克思美学遗产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原则,后人是完全可以创建“美学”体系的。近期出版的中国学者着的

    《美学思想史》[10]中,便列举了卢卡奇、葛兰西、杰姆逊的美学理论。这些美学家,都不是以《手稿》为其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观点对立的美学

    派别,往往都自称为“美学”,而认定对方是反“”的。而这些自称的“美学”,几乎都离不开对马克思着作中的涉“美”词语或论述的搜罗整理,几乎都在对《手稿

    》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理论建构,所以,这种“自称”便难以被美学界所公认。

    对既往派别的评论非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想提醒有志于创建“美学”的青年学者,能吸取前车之鉴,注意划清马克思着作中的一般性语汇与一般性理论语汇与马克思理论语汇的界限

    ,马克思话语与马克思理论与理论、思想的界限。马克思着作中也要用一般性语汇,这些语汇在没有理论语境规范时,并不能视为理论语汇;马克思在论述中,同样要用一般性理

    论语汇,这些理论语汇在没有被马克思明确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理论语汇。同理,马克思的话语,是不能与马克思理论划等号的,在确立前,马克思的话语便不能构

    成马克思理论。而马克思理论虽然属于正宗的,但范畴却大于马克思理论,思想的范畴又大于理论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一辨析。概念的明晰,是科学理

    论建构的前提。象在逻辑先生那里,几个概念被混为一谈时,任何探讨都将失去学术价值。逻文作为典型,恰恰揭示了既往“美学”研究中搁浅或“绕圈”的原因。

    容我再举“价值”为例。“价值”同“美”是等值的范畴,而且对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我在拙文中指出的: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

    值”;马克思着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陆梅林反复引用的视为“价值学”的“价值”概念,皆是取自《资本论》中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概念,而

    非哲学的或价值学的“价值”概念。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

    种概念”[11],则根本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在这里,关键问题还不在于美学界对它们普遍误引或误用,而在于这种脱离马克思理论语境将马克思着作中所有话

    语都提升到马克思理论高度的不良学风。如蔡仪先生以对“美的规律”主观阐释为中介,将自己的“美是典型”说提升为“美学”观点,便更是典型一例。但眼下,蔡仪先生的“

    美学”家称号,已不是“自称的”了,前述那本《美学思想史》中,当代中国的“美学家”,只提及蔡仪先生。这种评价是是否合适,且留给美学史家评论吧。

    关于“美的规律”

    回到逻文所重点讨论的“美的规律”吧。坦诚地说,尽管逻辑先生对“美的规律”的探究数十年没进步表示遗憾,而他自己有关“美的规律”的新阐释,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首先指他的阐释方

    法。逻辑先生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对“美的规律”中的“生产”与“尺度”概念做了语义解析。如果这种解析如同陆梅林先生那样,依据德文原文进行的话,那它起码还具有信息价值或文本价值。但逻

    辑先生却竟然以《辞海》的释义作为对这两个概念辨析的理论依据,这真真是匪夷所思!因为作为译文的汉语词汇,其外文原指内涵与中文语义往往是不对应的,这是语言学常识,我们怎能捧着《辞海

    》对译学术探讨呢!国内学者根据“人文”、“人本”的汉语辞源大做比较文化研究(并得出中国早已有之的结论),已形成一大学术奇观,但愿这种泡沫学术之风别刮到美学界中来。

    其实,逻文中已经引用了国内五种关于“美的规律”的译文。只要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在逻辑先生特别肯定的朱光潜先生译文中,就没出现“尺度”,而用的是“标准”。查《辞海》,“尺度”

    有两个义项:“尺寸的定制;标准、规则”,“标准”同样有两个义项:“准则、榜样”。试问,如果再以朱先生译文为主,逻辑先生是否需要对“美的规律”一段译文再做新的解释呢?国内学者对“

    尺度”理解本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大多源于对原文的理解。如夏之放先生在他的新着中,便认为“尺度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度”,意思是事物的质与量的统一”[12]。如果象逻辑先生这样,

    再加上对汉语语义理解的分歧,那对这段“美的规律”文本释义将永远是浑水一团,无法廓清了。

    而就对“美的规律”具体释义而言,逻文同样缺少学术价值。逻辑先生曾称,马克思有关“美的规律”论述是“清楚、明了”的,我们不该将它复杂化。实际上,将它搞复杂的不是别人,正是逻辑

    先生自己。笔者不通外文,对“美的规律”的语义阐释本无缘置喙。只是在拜读了陆先生和朱先生的大作后,基于对两位着名美学家信任,我认同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应当纠正那种将“内在尺度”视为

    “主体尺度”的观点,并在学界达成共识。但逻辑先生经过一番考证,却将这一几乎弄清楚的问题,又搞乱了——他依然认定“内在尺度”是“人的尺度”:“这里,‘内在的尺度’显然是与动物相比较

    、相对照的人的尺度,是人在生产中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一尺度,是人的本质力量,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生产中的表现……”[13]这里的“显然”如果真是那样显“然” [14]的话,就不会有长

    达几十年论争、释义和考证了。当然,逻辑先生有权坚持这种见解。但既然他的文章已冠上与陆先生商榷的副题,这说明他已熟知陆先生根据德文和英俄译文对“内在尺度”的反复译校了。根据通常的

    学术规范,逻辑先生要推翻陆先生译释的结论,他就应当从德文、俄文、英文中拿出新的有力证据来。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一面重复着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一面却对陆先生的原文考证视而不

    见,自说自话,从中译文中得出了一个旧结论。这只能使人联想到,逻辑先生不怕耗费自己的学术生命,准备沿着“大圈”重新起跑了。对此,我只能恕不奉陪了。

    其实,无论从语法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马克思这段话都不是对“美的规律”进行正面阐释的:人类能按美的规律创造是一回事,美的规律是否指人的能动性是另一回事。“美的规律”在这里虽可视为

    美学概念,但其整段论述却属于“人学”而非美学理论。对此,朱先生的阐释是正确的。他认为所谓“美的规律”内涵都是我们从这段话中领悟出来的[15]。因此,两把“尺度”的翻译不应影响我们对

    马克思美学思想、对《手稿》美学启迪意义的肯定。笔者所异于朱先生及美学界同行的,只是认为“美的规律”在不同性质的美学那里有不同的内涵,《手稿》所涉及的“美的规律”是很有限度的。

    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对这种“美的规律”的探求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社会科学美学来

    说,“美的规律”阐释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更应当具有可复验性、可操作性。在社科美学中,

    “美的规律”既含有《手稿》中所涉及的文化审美生成规律,也包含社会审美生成规律,还包含前文化即纯自然审美发生规律,只是后一规律要受制于前两种规律。同时,“美的规律”除一般的审美生

    成或发生规律外,从主客关系角度,还可分为审美价值规律与审美鉴赏规律。笔者完成的两部科学系统美学着作[16],所讨论的就是这诸多类种的“美的规律”。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些探索合乎马克思美

    学思想,但窃认为,与哪种将《手稿》中“美的规律”思辨化的倾向而言,它更切近实践、因而也更符合的哲学原理。

    关于“合规律、合目的”

    已经说过,逻辑先生批评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结构的需要。他的文章既然开始于对我的批评,当然也要结束于对我的批判。在对人的“内在尺度”能动性进行阐述之后,逻文是这样结尾的

    :

    因此,笔者对杨曾宪先生针对“美的规律”的另一论断也持疑义。他说:“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

    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原本是

    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为什么偏要忌讳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是否是杨先生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思维定势所致?[17]

    没读过拙文的读者不会想到,逻辑先生是将我的一段完整的话,一截两段,一段用在开头,一段用在结尾。他的文章前后呼应了,我的观点却被歪曲了。我之“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

    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是我所说的“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的后文。它们都是我对陆先生、朱先生观点认同的结果。如果“

    内在尺度”不是主体尺度,怎能再把马克思这段论述概括为“合规律、合目的”呢?我这里的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又何来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

    思维定势”?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逻辑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规律、合目的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另一面他却又批评了其它学者关于“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论述[18]。我不禁要问, “美的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如果是,逻辑先生为什

    么反对别人这样概述呢?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对我横加指责呢?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逻辑立场在哪里呢?

    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即使不能把“合规律、合目的”再归纳到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仍是合理的美学命题。我这里的所指同样很明确。作

    为对“审美发生规律”的科学阐释,“合规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条件;而放到实践美学中,“合规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统一的重要逻辑思辨链条。正因为《手稿》中这段论述适应了实

    践美学的这种思辨要求,“合规律、合目的”的阐释才不胫而走,进入多种美学教科书,成为“准经典”的阐释话语,甚至使人往往将其归于德国古典美学命题。

    由于与实践美学的分歧,我之承认“合规律、合目的”是美学命题,只是就其揭示审美发生规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认它是“美的规律”的等值概念。就实质而言,“合规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

    要是人类价值实践活动的规律[19],这种价值实践活动是文化审美发生的条件或基础,但并不等于文化审美价值的现实生成。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征,使人的实践具有不同于动物的

    社会或文化动机。动物既不能按美的规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规律制做。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素质、品格所生成的动机,人却既可按美的规律、善的原则生产或创造,也可能按丑的规律、恶的原则

    进行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因“合规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赢利而破坏自然美、城市美、艺术美的行为难道还少见吗?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名”存“实”亡

    的局面,难道不都是目光短视领导者“合规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设造成的吗?实践美学缺少现实阐释力,症结也就在此:“合规律、合目的”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对象,大多数往往是不

    美甚至丑或恶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自由”了。逻辑先生说:“自由则是与必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是要努力认识、把握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能动地

    去适应与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20]逻文所论,是基于哲学对“自由”的释义。但这一“自由”并不能涵盖人类“自由”的全部。美学所涉及的人类“自由”概念

    ,细分起来有十多种[21],其中包括动物性的躯体自由(如现代艺术造成的躯体解放感)、文化创造自由(如自由体操中的“自由”)、社会活动自由(如囚徒获得的人身自由体验)及“类自由”、“

    诗意自由”等等。笼统地谈论“自由”,对于人文思辨美学是有意义的,但却经不起现实审美实践的检验。如逻文所说,人类认识“自由”便一定会“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达了一种

    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价值观。而现实情况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越多,主体创造自由度越大,人类可能面临的自身被毁灭的危机越严重。这种所谓现代化悖谬,正是现代、后现代哲学家忧心忡忡之

    所在。

    人类能否避免毁灭,当然不是美学课题。但高速、超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使美学面临着挑战。当笔者2000年在内蒙出席美学会议,面

    对草原严重沙化满目苍夷的情景时,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现实迫切需要美学的实践。眼下,一些青年美学家对“实践美学”提出挑战,这是好事。但挑战或超越“实践美学”目的,不应是仅仅寻

    求新的美学派别命名,而是要推进美学研究真正切入实践。“实践美学”最大的局限是它脱离实践,无法指导美学实践。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样的论述,依然停留在对马克思“生命的自由

    ”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远离实践,那么,这种新美学也是难以承受时代赋予美学的历史使命的。这便是我呼吁美学界共同建设社会科学美学的原因。如果说,这将终止对《手稿》的重复讨论、阐释

    或命名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恰恰是符合实践性原则的——对真正的美学来说,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释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规律指导和改造世界!

    [1]  《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  《学术月刊》1998年5期。

    [3]  同1,第62页。

    [4]  同1,第57页。

    [5]  同1页注1,第57页。

    [6]  参见:拙着《审美鉴赏系统模型》第七章《审美文化—社会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7] 同1页注1,第58页。

    [8]  同1页注1,第58页。

    [9] 逻辑先生在文章中曾要我提供马克思一句话的出处,我在图书馆中费了半天时间也没能查到,请逻辑先生见谅。这里只能凭三十年前的阅读记忆回答:那是马克思晚年面对众多庸俗化的“马克思主

    义”派别而言的,原话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是‘者’”。年青时的记忆不会错,具体出处愿高人赐教。有了这一教训,此处便用了“据说”,以逃脱逻辑先生对出处的追究,因它属非专业

    内容,没有笔记,也难查证。同样,后文中“合规律、合目的”的出处亦应有所交代,但因查证的结果难以验证,便也不注名,而是笼统带过。

    [10]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页。

    [12] 《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295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3] 同1页注1,第60页。

    [14]   中国当代学者往往用“众所周知”、“显然”、“勿庸置疑”来逃脱论证,径直推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每当我遇到这样的语句时,便非常警惕,看看“显然”背后是否不显“然”,“勿庸置疑

    ”之后是否有“疑”。

    [15] 《学术月刊》1997年12期,第31页。

    [16] 拙着:《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7] 同1页注1,第63页

    [18] 同1页注1 ,第62页。

    [19] 参见拙文《价值—实践论》《学术月刊》2000年3期。

篇6

【英文摘要】Thisarticlerecallsandsummarizesrecentresearchon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inChinafromthreeperspectives,namely:(1)therise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2)theinterpretationofitsdefiningfeatures,significanceoftheera,developmentalstagesandconnotation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byChinesescholars,and(3)neweXPlorationsintoissuessuchascharacteristicsofsocialtimeandspace,relationofsocialtimeandspacewithsustaineddevelopment,andrelationbetweendigitalizationandconceptionoftimeandspaceaswell.Amongtheresearchtopicsisvirtualtimeandspace,whichreferstothenewchangesofsocialtimeandspacegivenrisetobyvirtualpractice.Itisahotanddifficultresearchtopicfordigitalizedphilosophy,andaseriousissuedealtwithbythetheoryofsocialtimeandspaceinitscourseofdevelopment.

【关键词】社会时空/社会形态/自由时间/时空转化/虚拟时空/socialtimeandspace/socialform/freetime/transitionoftimeandspace/virtualtimeandspace

【正文】

长期以来，国内对马克思时空观的研究和传统教科书对该理论的阐释仅停留在辩证的自然时空观上，对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则很少有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个别学者曾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回应和对该理论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几年数字化和虚拟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终于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为此，回顾和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为这一理论在当代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社会时空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何以提出社会时空观，或社会时空观何以可能，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1.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

刘奔在《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一空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学的时空范畴，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的表现，那么作为运动高级形式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空特性，无非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

刘奔是从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入手，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

2.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一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他认为刘奔虽然强调应把马克思的时空观研究重心放到社会时空上，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

也有读者对俞吾金的观点提出异议。因为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中，引用古尔德的话(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既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来说明时空来源于人的生产劳动。有人认为俞吾金引用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的测量手段，起源于生产劳动。俞吾金是在用时间意识的起源来解释时空的起源。

在以上讨论中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的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只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时空之中，因为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包括其理论内涵、特色、意义、发展阶段等等，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对传统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2.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

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时空观得失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1)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终保持哲学的高度，并自始至终着眼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2)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3)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他没有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而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考察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考察三大社会形态，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

3.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在于：(1)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从主观意识出发的极端，将时空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时空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理解了它与物质、价值、自由等问题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时空的提出，(1)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都是争取时间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给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前进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空运动和相互转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恰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决定关系。

4.关于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时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阐述时空学说，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时空学说的描述中阐发了自己对时空的理解：时空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出发阐述时空问题。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者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且涉及了关于社会形态时空的暗示。

5.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国外很多理论家非常关注并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如马尔库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时间”的概念以表明“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和部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均有质的差异;古尔德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时间辩证法”的学说;吉登斯则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这些学者开始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论述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时间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的角度和思路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国内学者在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成果的同时，从以下方面揭示了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社会的时间结构就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时间结构如下：

附图

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时间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篇7

【关键词】 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生产力；生产关系

一、马克思经典理论家关于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的论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1]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说：“在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时候，人便改变了他自己的本性”。对此，普列汉诺夫特别指出：“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2]

从马克思理论家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地域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彼此相互影响。这些观点，可以称之为的人地关系观。在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中，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能够通贯全体和联结一切的隐蔽观点。

二、从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的基本内容

1、生产力的要素之一是地域环境，它同人类社会有着内在的统一，并通过生产力对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关系”与“观念”的关系只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马克思认为要想达到人和自然界二者的统一，就必须以人类在本质上属于自然为出发点。

首先，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属于有活着的自然物质，同时拥有自然力以及生命力两种属性。因此，人类就一定会在自然界中进行生产和生活，这是其存在的根本。其次，“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还是人的自然存在物”。[3]因此，人和自然二者的统一，就必须利用社会形式以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途径来达到。

生产实践，也就是“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4]这一过程的进行必须依赖于自然界或地域环境。地质、水文、气候等地域环境要素，不仅确定了人类最初的甚至是无意识的组合，尤其是种族差异，而且还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发展。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马克思还认为地理和气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然工具的差异。因此，可以说不同的地域环境对人们的发展生产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2、人类对地域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在看来，尽管人类的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永远会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自然因素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人类也开始逐渐地由被动变为主动。例如，人类开始慢慢学会使用工具和技术向自然界索取自身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地域环境思想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主要就是生产和战争两种类型。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地域环境反作用的形式和程度也就各不相同。

在原始阶段，人类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界的“奴隶”。但尽管如此，人类和动物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分，人类是为了自身的存活而开始学会使用生产工具。即使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和技术去改造自然的根本动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些生产和生活的实践活动和动物那种活动也有根本性的区分。“对于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5]时代的步伐在前进，人类也掌握越来越多的工具和技术，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自然中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效率也在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但是，如果因此而将地域环境在历史时期的不断变迁完全归因于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反作用，也是不合理的。因此除了人类的影响作用之外，还有一些自然本身的因素。虽然这个因素的影响力无法和人类的反作用相提并论，但也不能将之忽视。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

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带有自然属性的问题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一般的理解中，生产工具由人类通过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活动创造出来，但生产资料却是属于自然界的。例如，土地、阳光以及河流等，这些都是自然界本身所提供的。自然界的地域环境因素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深度的影响。从这一点不难看出，生产力的产生和进步在本质上是有着自然属性的。

在类人猿时期，与自然界划清界限的人类制造的生产工具还没有完全诞生，不具有明显的生产力，因此意味着生产关系还没有产生。类人猿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当人类社会开始之初，人类开始创造出初期的生产工具，相对低效率的生产力也开始逐步形成，并构成初具雏形的生产关系。尽管此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不够成熟，但对于地域环境和原始人类之间的关系却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并由最初的直接相互作用变为受生产力影响的间接作用。随着社会阶段的持续发展，这种改变越来越为明显。当人类开始利用技术创造出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也随之出现，生产关系也愈加进步，社会人同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完全间接。

三、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解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四种相互联系并缺一不可的因素：地域环境、社会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四种关系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地域环境和社会人。后一类的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进行相互作用的，而是需要一个连接的“桥梁”。这个角色正是由第一类有着自然属性的二者来担任，使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两者之间进行间接影响。

整体考虑，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两者最初是直接性地对彼此进行影响和作用，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开始改造自然，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变成了间接作用。经典理论家也提到了这一点，并认为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时候，必须以目的性的实践活动作为沟通“桥梁”。人类利用劳动工具等方式来将自己的目的传达到自然环境之中，进而获取自身发展所依赖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这样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证明人类与地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桥梁”的沟通来实现的。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45.

[2] 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20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95.167.

[4] 普列h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M].三联书店，1974.44.

[5] 唯物论文论丛[M].人民出版社，1953.152.

篇8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强调价值生成的客观性的一面，忽视价值评价的主观性的一面，以为商品交换完全是一个客观过程，没有主体的主观参与。笔者认为商品价值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但商品价值的认定是主观的，是一种主体的思想活动，商品交换是商品的客观价值与主观认定的对立统一。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石，至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过分强调价值的客观属性，对价值认定的主观性则认识不足，导致在实际商品交换中找不到价值偏离的理论依据。比如为什么同一个劳动者在国内外同工不同酬，同一种商品同一时期对不同的消费者可以有不同的价值等等。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哪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栓桔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丰富和发展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认定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价值和价值认定的性质不同

长期以来，价值问题是一种哲学中的议题。汉语中的价值，相当于英语中的value，法语中的valeue，德语中的Werto马克思引用了一本名《试论哲学词源学》一书，书中把“价值”与古代梵文和拉丁文中“掩盖、保护、加固”相联系，并从上述词义中派生出“尊敬、敬仰、喜爱”的涵义。“价值”的一般含义就是“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可珍贵的，可尊重的，可重视的”。可见“价值”的一词与日常用语中的“好坏”的“好”相类似，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一种评判。严格地说，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从哲学上看，价值表达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的主客体关系，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从上述的价值界定中可以看出，价值既有客观性一面，也有主观性一面，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作为客观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是客观的，作为主体需要及主体同客体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是主观的。作为主观性的一面包含着主体对客体的评判和价值取向。这种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评判或价值取向就是价值认定。

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并提出价值量度标准“劳动时间”。由于用劳动时间衡量商品的价值量在现实中会出现矛盾，“好象一个人越是懒惰越是不熟练，他的商品将越是大的价值了”，马克思接着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客观标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时，马克思强调“用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要被计算出来”，这种计算就是指要经过人脑的加工。

一方面，价值具有客观性。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一种客观实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使用价值看，它由商品的属性限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而使用价值也有客观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价值认定具有主观性。马克思在寻找价值度量的客观标准时，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过渡到劳动时间耗费，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似解决了价值度量问题，但是，如何认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是一个主观范畴，这样劳动量的认定最终成为主观范畴。从使用价值看，物的有用性程度是要经过主体评判的，使用价值的量化是主观的。在现实生活中，价值是基础，价值认定是前提，商品价值实现是价值创造和价值认定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价值认定的理性分析

如上所述，马克思把商品价值的度量标准已经界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度量标准含有三个前提条件和一个度量尺度。第一个前提条件是商品生产者处于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之下，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中等水平的劳动技能，第三个前提条件是中等水平的劳动强度，一个度量尺度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前提条件是度量尺度的基础和根本，度量尺度是前提条件的延伸，是一种具体操作问题。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看，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认定已经很严密，然而，马克思的价值度量在现实中不具有操作的可能性。现实的价值交换也不是按马克思设计的标准进行操作的。一方面，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三个前提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把握。第一，“正常生产条件”中的“正常”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进行界定，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不一定都处于正常生产条件之下;第二，中等水平的劳动技能也很难界定，现在一般用学历、技术等级和职称来衡量，而事实上具有某种劳动能力不能说明在生产中的贡献;第三，从纵向看中等水平的劳动强度是一个变数，从横向看企业中各个岗位的劳动强度不一致。从这三个前提条件仔细对现实生产的抽象，没有一个企业恰好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价值度量尺度在现实中也发生操作困难。第一，在劳动能力相同、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劳动能力释放到产品中的程度也会不同，如存在干好干坏的区别，以这样的劳动时间作为计量标准，交易双方很难接收。第二，企业产品是许多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结果，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效果参差不齐，如何把他们的劳动时间折算加总也是一个现实难题。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但是在现实中又遇到“倍数”难题。第三，生产是需要生产工具的，沉淀在生产工具中的死劳动如何转化为活劳动，换算比例如何在现实中很难解决。因为生产者无法知道生产工具的准确寿命，无法把死劳动分摊到具体的产品中去。即使按现在的直线折旧法、加速折旧法也不准确，价值的客观性受到挑战。总之，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照现实，很难找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企业，难以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且即使找到这样的抽象企业存在，它也缺乏交换对象。

纵观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三个前提条件和一个度量尺度，每一具体内容都存在主体的主观判断间题，换言之，即存在主体对客观因素的主观把握问题。由于主体的认知结构不同，认知能力不同，客观上会存在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差异。所以，价值认定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这种认知差异能通过讨价还价机制进行协调。

三、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认定

理论研究必须与现实相结合，理论的生活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商品交换双方不是按马克思设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价值认定的，而是交易双方对生产商品的耗费和购买收益的价值博奕，包括两个层次的价值认定。其一，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定。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进行交换的基础，购买者看中的正是使用价值，购买者愿意付出多少价钱关键在于所购买的商品能给他的需求带来多大程度的满足。商品销售者也要考虑他对商品换来的货币能给自己带来的满足程度。如一筐价值量相同的鲜水果与烂水果销售价值不同，就是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观不同的结果。第二，综合考验生产条件在内的商品价值的认定。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商品购买者的货币价值要得到有效实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易双方对商品价值进行着综合的价值判断。如矿泉水和钻石的劳动耗费不同，它们的交易价格不同。然后，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交换双方按各自对使用价值、价值的认定，进行讨价还价式的价值认同。在价值认同一致时商品交换得以顺利进行，商品价值得以实现。

商品交换是商品交换双方的自愿的契约行为。比如当前农村承包责任制条件下的农民换工问题。由于男女的自然分工，出现了一个家庭的男劳动力与另一个家庭的女劳动力之间进行换工情况。此时两家的生产条件完全相同，劳动技术水平不同，劳动强度不同，拥有女劳动力的家庭愿意让女劳动力为对方工作一天半换取对方的男劳动力为自己工作一天。这完全是双方在权衡了双方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效果的前提下自愿的交易契约行为，没有社会任何因素的参与。再比如，古老的部落之间进行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易行为也包含了双方酋长的价值认定，交换过程中夹杂了酋长的意志行为。可以说任何商品交换都是交换双方对价值和使用价值进行认定的结果。

篇9

论文关键词：自然环境，依赖性，发展

 

自然环境是和社会环境相对的一个概念，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环境是指与人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土壤、山脉、河流、植物、动物、矿藏等。广义的自然环境指除了人类社会之外的各种自然物质、能量、信息的因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人的生活和发展与自然环境息息相联，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离开了自然环境，个人乃至整个类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也将不复存在。因此，自然环境对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基础、一个前提。

一、自然环境是人生理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条件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其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源于自然。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割断自身同自然之间的联系。人从自然中输入物质、能量和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和转化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形成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同时人也向自然界输出物质和信息，影响和改变自然界。这个输入和输出关系，就是人和自然的实际联系。它说明人只是在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中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劳动，从自然界那里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借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承认人的肉体存在的客观性就必然承认维持这种存在、满足这种生物组织生理需要的合理性。因此，人有自然需要。自然需要简言之也就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生物需要、生理需要。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到，“在一定意义上，吃、喝、性行为等等，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1](P8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哲学论文，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2](P31)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生前的伟大贡献时强调：“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即历来为繁茂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3](P574)

人的这些生理需要的满足最终需要通过物质资料生产的形式来满足杂志网。而自然环境是包括在物质资料生产其中的，是物质资料生产赖以发展的基础。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赖以发展的基础，自然环境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恩格斯曾指出“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4](P77)马克思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所具有的三个要素，即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对象，指的即是自然环境中的森林、土地、矿藏、河流等因素。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环境是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自然环境首先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并进而通过物质生产活动间接地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指人们的生理特征和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5](P220)

其实，人和自然之间具有原始的内在一致性，从人的生命存在看，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从人的生命活动看，人的生命活动以自然界为基石，人的生命活动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自然界为第一资源，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人类的劳动对象如土地、树木、矿石等，都是自然界提供。“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P53)马克思继而写道：“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36)自然环境是自然的有机整体，它为人生理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在谈论人的发展时不能漠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塑造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备物质条件。

二、自然环境为人的精神文化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人的发展是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和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和完成的，这既是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现实的自然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良好的自然环境在人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价值功能，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印记，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和体现，反过来又为人的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首先，自然环境满足人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爱美是人的本性哲学论文，按照美的原则和规律塑造人，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自然之美并不是人主动建构起来的，更不是自然中的事物触发人的审美“细胞”而产生的“幻觉”，自然之美是某种自然的存在，是大自然的一些属性，诸如它的颜色、味道、棱角、线条等，它们是直接地呈现自己。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人提供了客观的审美对象，唤起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美感，给人营造了美的氛围，以美的气息净化着人的心灵世界。

其次，自然环境还是科学活动的对象，作为人类生产活动对象的自然，同样存在于人类的科学活动之中。“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P56)克思把“科学活动”看作人类的一种活动，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科学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认识自然，从“精神上掌握自然”，然后在生产活动过程中“驱使自然力”为人类服务。

最后，建构良好的自然环境还会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有助于人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良好的自然环境的建设会使人领略到大自然本身的美，人在审美活动中又会自觉意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将维护自然美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理念，从而对自然环境给以呵护，用美的原则塑造自然环境，使自然环境更美，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在交互作用中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今天自然资源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工业化时代的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仅超越了自然界的支付能力，造成生态平衡被破坏，而且也给人自身形成很大压力，打破了人自身发展的平衡状态，出现了不少难以治愈的“文明病”。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对物欲过分追求。人并不是庸俗的经济动物，不能为满足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不惜掠夺自然资源，置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而不顾。作为具有理性的个体应该朝着既有利于自然发展，又有利于人的身心发展的目标努力，重视良好的自然环境的建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保护自然环境，为人的发展营造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论文，自然环境因素就是人发展的基础因素。这就好比个人的发展是粒种子，那么“环境”就是土壤。种子很重要，土壤更重要。没有好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是白搭。要想种子茁壮成长，就必须有块肥沃的土壤杂志网。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也必须要打造这样一块肥沃的最适宜“种子”生长的“土壤”，这就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

近些年来，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空气污染严重、世界性水源危机、森林惨遭毁灭、物种不断减少、臭氧层变薄等等，表面是天灾，在这天灾的背后是人祸，特别是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掠夺式的资源开发超过了自然环境合理的承载能力，使得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到严重的破环，生态系统维持生命的功能退化，资源支撑能力下降。所有这一切已经说明，人类的破坏行为正在将自然界驱赶到一种生态死亡的绝境中，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人与自然的对抗，不仅直接关系到整个类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必须走出当前人与自然紧张的状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

人与自然对抗，源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绝对化和极端化的结果。人类的许多灾难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人与自然相互对抗的自然观。这种对抗既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程度不够的结果，因为这种人与自然对抗的自然观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必将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所代替。走出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环境伦理意识，既承认自然工具价值，同时又要承认其内在的价值，这既是当今人类减少种种灾难的基本途径，又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之路。

（二）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观

要从根本上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谐，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观，积极发展经济，努力实现经济生态化。所谓经济生态化是指人类经济活动日趋符合生态规律要求，日益实现在生态上合理的过程，其本质和核心内容是：使基于劳动过程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及其产物，逐步比较均衡、和谐，顺畅与平稳地融入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物质代谢之中的过程。因此，只有发展生态经济，才能彻底克服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人更好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三）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观

尽管非典、禽流感等继续威胁着人类，然而野生动物的口腹之欲仍未杜绝。因此，倡导文明饮食文化哲学论文，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观，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个人发展，同时也利于子孙后代。

（四）加强环境立法，增强环境执法力度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自然大环境，除了依靠经济手段，建立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生态经济，树立新的可持续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等等，还必须借助于法制手段，建立和健全环境法制机制，使自然环境的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五）加强生态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

人们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中，认识到要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拨乱反正，把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还必须实施和推行教育改革，发展生态教育事业，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这才是保护自然环境的根本长远之计。生态化教育是和构建未来生态文明相一致的新型教育体系，它可以分为学校生态教育和公众生态教育。对于学校而言，要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致力于解决教育过程中人类与自为自然之间的时代性矛盾，从而致力于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质的新人。对于公众教育而言，要致力于提高公众的绿色意识和参与生态环保的自觉性，积极参与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产生的生态危机，从而推动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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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无论是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只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人类天生赋予的、意识决定的，意志与理念决定价值的存在与否。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价值。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代赋予了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而在当前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的知道作用。

    一、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商品生产中交互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当然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不是非生产劳动。问题在于有些生产劳动被看做非生产劳动，或者某些非生产劳动又被看做生产劳动。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从商品生产关系来讲，劳动生产力必须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才有可能进行产品交换，使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劳动不仅包含必要劳动(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还必须包含剩余劳动，从生产结构来说，就是生产劳动是能够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从价值形式讲，就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定义有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使劳动包含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进人流通转化为商品。

    第二，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商品生产是和商品运动分不开的。为了商品生产必须从市场购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人直接生产过程后流水作业，产成品流通流到消费者手中。纯粹商业劳动只是为价值转型的劳动，不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属非生产劳动。但商业劳动又是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就属于生产劳动。农业、采掘业、工业都生产了商品，提供了服务，它们的劳动当然属生产劳动。这是广义的服务。一般是就狭义而言的服务，即未提供商品，只提供劳动的服务。这里的界限在于，或者是生产有形商品的劳动，通过商品间接服务;或者是生产无形使用价值的劳动，直接为消费者服务。超越这个界限，就是非生产劳动。

    第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生产劳动从劳动方面上，由于商品具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相应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从生产方面上，由于生产具有二重性一生产力(物质内容)与生产关系(社会形式)，前者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后者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当具体劳动抽去具体现象成为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便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生产力，即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商品)量，或单位商品所耗劳动量。

    第四，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劳动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简单劳动以体力支出为主，复杂劳动以脑力支出为主。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在于它积累了前人和今人的科技劳动，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劳动。体力劳动多墨守成规，未具有这样的脑务支出，故称简单劳动。因此，从量的比较讲，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

    第五，共同劳动与一般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同一期间(横向)共同协作，马克思称之为共同劳动。但在复杂科技劳动中不仅包含横向协作，还包含(纵向)传递下来的脑力劳动结晶。这种劳动即为一般劳动。

    第六，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凝结在价值中的劳动是已经过去的劳动，或称“死”劳动，不是正在运行的活劳动。

    二、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形态及划分意义

    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其特点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正因为它“抽象”，所以马克思的论证附有若干假设和前提，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去了，仅仅从它的“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正因为它“一般”，因此不仅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且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二种形态为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形态的逐步具体化，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一些原来被舍去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逐步进入研究的视野。二是贴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生活。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二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逻辑推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论的整体。划分和研究两种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要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部分是马克思长期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和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材料进行深人研究得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更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竖立其上的马克思经济科学大厦就是依赖其支撑的。其次，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论具体形态的研究上下功夫。《资本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应该说还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它的具体形态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对当代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三、面对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许多不同的新情况，主要是:(1)由于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单位商品中活劳动的含量大大减少;(2)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精神劳动(科学劳动)已大大超过工人的直接劳动;(3)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已使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减少，而商业、金融业以及各种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即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日趋增大。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都应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不能凝固化，一成不变。劳动价值论研究有如下的新进展。

    第一，劳动主体队伍的多元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研究的劳动主体，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工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劳动主体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也有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还有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中介服务的劳动主体。多元结构的劳动主体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第二，生产性劳动范畴的广泛性。马克思曾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劳动范畴进行了一系列区分。但他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点放在物质生产部门，这也是当时的条件所限定的。在当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已把生产性劳动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为物质生产者生活服务的，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的劳动上。

    第三，劳动价值量的计算具有复杂性。当代科技在生产中广泛运用，使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马克思以简单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而将复杂劳动看成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知识经济时代，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传统的比例结构被倒过来了。商品价值形成中复杂劳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