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指导意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工作指导意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按照XXX要求，XX党委调研了XX公司意识形态风险隐患情况，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成立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能职责，落实人员责任，加强学习教育，引导全体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开展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的重要意义，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长效机制，即查即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领导小组严格履职尽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狠抓整改。对工作不落实，排查整治不力，敷衍作假的，进行通报批评；对发生责任事故的，严格追责问责。

（二）隐患排查情况。

一是严格党员干部纪律约束。

加强对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管理和教育，教育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抵制生活中、朋友圈的各类谣言，严禁在手机朋友圈造谣传谣，对在公共场合中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的党员干部依法严肃查处。

二是加强舆情监控。

成立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涉及卫生计生领域的重大舆情监控，对可能涉嫌发生重大舆情的，相关科室要第一时间介入，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迅速展开舆情事件调查和处置工作，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加强舆情会商和研判预警，控制舆情态势，严格把握信息工作。

三是管控好信息传播途径。

加强本系统内外网管理，严禁利用内外网、传播各类损害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通过增加监控软件、硬件防火墙等设备，截断传播途径，发现相关隐患及时处理。

四是管控好信息审核关。

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类信息的审核和把关，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切实把控好“出口关”。

（三）总体评价

总体判断，XX能够深入学习贯彻XXX精神，坚决贯彻落实XX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署，强化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深入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形势。通过对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情况分析认为，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总体向上向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比较到位。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坚强有力，中心组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和普及、网上舆论阵地管控、对外宣传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等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取得明显成效。

二、存在问题

个别部门、人员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些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离我们距离尚远，无需操心；有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发展，在理论武装、干部教育等方面投入不足，把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业务工作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投入较少；管理不到位，不善于研究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

三、改进措施

（一）勇于担责，补齐责任短板

要“高处”发力。全面贯彻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建立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

（二）夯实基础，补齐保障短板

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已有规章制度落细落小落实，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高效落实。要配齐配强宣传委员、宣传干事，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全员轮训、专项进修等方式，提高基层宣传干部业务素养。

（三）精准施策，补齐工作短板

要注重长效。坚持制定年度工作思路，明确目标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张弛有度、有的方矢。进一步细化工作责任，将思想阵地的管理，文化阵地的拓展、网络阵地的维护等工作，以具体项目形式加以细化落实。要注重创新。要创新理念，确立宣传是生产力、文化是软实力、舆论是推动力的思想，努力以宣传工作新成效助推社会经济新发展。要注重考核。在加强年度考核的同时，要把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纳入到日常监督中，跟其他重点工作一起通报点评。

机关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市红十字会多重举措积极开展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开展的主要工作

1、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措施。成立xx生活垃圾分类及减量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我会分管同志为副组长，明确了由项目工作人员作为垃圾分类工作具体经办人员；方案同时明确实施范围、目标任务、分类要求和具体措施等，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我会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

2、发放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倡议书。以“举手之劳小动作，破解环境大难题”为主题，倡导广大干部职工学习掌握垃圾分类政策知识当好宣传员、养成保持低碳环保生活习惯当好引导员、积极维护垃圾分类成果当好督导员。

3、开设宣传专栏。在办公楼主要出入口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垃圾分类宣传，营造“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良好氛围。

4、投放生活垃圾分类垃圾桶。专门订制分类垃圾桶，投放在办公大楼出入口、办公室、会议室、卫生间等场所。

二、存在不足

截至目前，实现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定时定点、直收直运、日产日清，全体人员能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生活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的氛围基本形成，应当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与群众期望达到的效果还有不小差距，一定程度上存在群众中消极抵触不愿分、感到麻烦懒得分、被动应付随性分、了解不够不会分等情况，特别是前来办事人员随手扔垃圾现象比较普遍，说明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程度还有待提高。

三、下一步打算

1、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继续深入开展业务培训机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机关内部营造良好的垃圾分类减量氛围，同时扩大宣传范围，在机关醒目位置张贴有关垃圾分类减量知识海报，引导办事人员共同遵守垃圾分类规定。

篇2

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等渠道，以数字电视、电脑、手机等为终端，向用户提供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交互式信息和服务的一种传播形式。新媒体较传统媒体而言，具有传播形式多样、信息及时、传播内容个性化、受众选择性互动性强等特点。据统计，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1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微博用户达3亿多。随着4G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人将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

我国公共舆论生态格局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也发生了悄然变化，新兴媒体话题设置、影响舆论的能力日渐增强，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群众思想多元化，社会矛盾更复杂，这就要求作为社会稳定器和安全阀的媒体发挥重要而又积极的作用。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是媒体人应当肩负起的历史责任。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应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在媒体融合时代，我们要从更高的角度认识和考虑媒体发展趋势，探究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本质属性，充分认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各具优势，又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尽管这几年新媒体发展速度惊人，但新媒体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与缺陷，比如新媒体原创新闻不足、新闻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不够、网络新闻趋同化等等。它在向用户提供海量资讯的同时，也良莠不分、泥沙俱下。在目前的环境下，新媒体还无法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推动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传统媒体尽管面临着持续的挑战和发展的危机，但经过多年发展后所具备的优势使得它依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主流地位不被动摇。

首先，在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最核心的优势之一就是内容生产力。翻看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内容，绝大多数的报道依然来自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有的甚至仅仅是传统媒体的“搬运工”而已。可以说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对传统媒体具有相当高的依赖性。

其次，传统媒体拥有一大批职业化的优秀新闻传播工作者。他们接受过新闻传播工作的相关专业训练，拥有丰富的采编经验、采编方法和采编手段。对于新媒体来说，即使能组建自己的新闻采集队伍，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见效。

再次，传统媒体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在受众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公信力和影响力，具有较好的品牌形象，这些都是传统媒体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在转型、提升、融合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的有效的方式和手段。

最后，传统媒体拥有专业化的新闻传播理念和运作机制。传统媒体在多年的采访经营过程中，与社会各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积累整合了广泛的社会渠道和资源。

所以，尽管新媒体挤占了部分市场份额，但是传统媒体拥有优于新媒体的人才、资源、权威性及品牌等优势，传统媒体在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主流地位而难以被取代。只有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联动融合之路，相互依存、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才能真正构建和谐健康的舆论环境。

媒体融合发展的策略

面对新的形势，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在感到危机与紧迫性的同时，更要考虑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如何积极勇敢地进行转型，融合发展。

1.解放思想，打开新思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传统媒体对新媒体不应该逃避或焦虑，而应怀着满腔热情去探索、互动。要敞开胸怀，拥抱新技术，打开新思维；要转变观念，创新驱动，以创新思路坚守舆论阵地；要拓宽思路，抛弃传统的包袱，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2.提升素养，适应新要求。人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核心要素。媒体的融合发展对每一名媒体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素养，更是传统媒体人转型融合中所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对内容的要求标准非但没有降低，而是革命式地提高了。原本几百字或者几千字的文章，如今以几十个字甚至是标题式的导语吸引着受众的眼球，阅读、收看的主动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了受众手中。这就要求媒体人的媒介素养更加全面，不仅要有非常扎实的文字功底，还要有熟练的图片软件使用能力、视频编辑能力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图表制作能力，要有对新媒体信息的获取、解读、运用能力等。

在当前媒体环境演变的情况下，负责统筹协调的媒体负责人也要具备更加全面的素质和能力：要能够洞察传媒大势，要勇于决断和承担风险，要善于用人，融合是没有经验可循的试验和尝试，这就要求媒体的领导层知人善任，用智慧来用人管人。

3.内容为王，进军新媒体。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内容为王”依然是媒体价值创造的原点，是媒体取胜的法宝。一个不生产内容，只做内容聚合、分发的APP――“今日头条”却能融资1亿美元，估值5亿美元，尽管这引起了关注和思考，但其5亿美元的估值证明了内容的价值。

传统媒体要加强解释性报道和深度报道的力度和厚度，提高这些报道在新媒体平台上的首发率和率，取得新媒体舆论场的主动权。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威性，积极引导公众舆论，凝聚社会力量，加大主流价值观新闻内容的覆盖规模。

4.推进融合，运用新技术。信息时代，技术发展的引领作用毋庸置疑。新媒体的快速崛起，即是因为有先进技术体系的支撑。媒体要实现智能匹配、融合发展，就要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手段，创新传播形式。

要运用新技术实现业务流程再造，构建全媒体化的业务流程。把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与新媒体信息的速度和广度优势相结合，通过流程重组，实现内容信息的统一采集、加工、编辑，综合运用图文、图表、动漫、音视频等各种形式，实现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视、从一维到多维的升级融合，满足多终端传播和多种体验的信息获取需求。

篇3

2010年1月，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并审议通过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总体方案》，要求广电和电信双方互相开放市场准入。工作分为两个阶段，2010年至2012年为试点阶段，以推进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阶段性进入为重点，制定三网融合试点方案，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不断扩大试点广度和范围；加快三网升级改造，加快培育市场主体，组建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基本形成保障三网融合规范有序开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2013年至2015年为推广阶段，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推进三网融合；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性进展，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的网络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①方案规定，广电总局独家负责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对于广电而言，开局良好。②

（一）广播电视的优势

坚持业务融合和战略合作，参与主导融合进程和产业格局构建，发挥广电战略优势和主力军作用，这是广电业在三网融合新阶段的战略方位。对“台”与“网”关系的处理是广电行业三网融合的关键。广电与电信行业在性质任务、资本准入、内容监管方式等方面均不同，因此，必须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三网融合模式。③广电应发挥自身内容资源、制作播出能力、公信力和控制力的优势，从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加以推进。

1.内容资源优势。三网融合的关键是内容。目前电信运营商构筑的一种互联文化还需要成长，主流节目和控制权广电拥有优势。广播电视所拥有的是新闻报道与评论的独家资源，优质影视剧以及播出平台，三网融合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④将从现在来源单一的有线电视月租收费向多种盈利方式演进。付费频道、影视、电视支付、游戏、购物等增值业务都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意识形态优势。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国家的宣传部门，其舆论引导功能是重中之重，肩负宣传和公共服务责任， 具有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

3.网络优势。目前广电带宽可达40兆～50兆，电信最宽的入户宽带也就是4兆左右，广电网络大容量、可管可控的优势是电信无法比拟的。⑤现在，国务院已经拨款800亿元支持广电有线网络整合，升级改造后网络优势更加明显。

4.内容监管审批优势。广电可以开展电信基础业务和互联网接入、网络电视、互联网国际出口等增值业务，而电信方面目前能操作的只有IPTV。同时，IPTV、手机电视等新媒体的集成播控业务都需要经过广电的平台分发，电信只负责传输与分发，没有内容的管理审核权。

（二）当前广播电视存在的问题

三网融合使我国广播电视及视听娱乐行业走向一个多元化和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广播电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问题。

1.全国的网络整合困难。广电网络的现状是小、散、乱，把两千个小网整合成十多个、几个甚至一个大网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工作。地方割据利益纠结，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尽快实现整合。

2.资金与市场运营经验不足。2009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1665亿元，而电信业务收入达8707亿元。2011年，全国完成电信主营业务收入9880亿元，同比增长10%，增速再次超过GDP。⑥资金实力成为广电的短板。同时，广电系统一直是事业单位体制，运营人才欠缺，市场经验不足。

3.视频节目内容同质化严重。广电节目创新能力不足，陷入同质化恶性竞争的怪圈。

三网融合推动广播电视体制创新效果分析

（一）网络视频突破带动管理转型

2009年末，各地网络电视台在互联网上遍地开花，以应对网络视频对传统电视媒体的渗透性竞争。作为三网融合的重要一环，视网融合的推进对电视业的媒介形态、业务模式以及观众的收视行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更需要清晰的盈利模式来支撑。

2010年试点方案通过的当年，手机媒体即迎来高速发展阶段。手机开始从人际传播走向大众传播，手机视频也成了视频传播的重要途径，内容分众化趋势日愈明显。云媒体电视在2011年集中亮相，为电视媒体加速实现与新媒体的融合提供了新路径，视听新媒体展现出多种业务形态整合发展的强劲势头。⑦

视网融合的快速发展使广播电视业有了更广阔的传播平台，同时也为体制突破提供了借鉴。互联网渠道与广播电视的内容结合，为广电体制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路径。

打通融资政策渠道，支撑广播电视产业繁荣。2010年，多个部门联合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细化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方法、途径和手段，完善了相应的配套机制。除了进一步推进和鼓励合适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发行企业债券等融资方式外，还提出积极利用投资资金、保险、信托、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实现广播影视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直接接轨。

同时，积极探索发挥产权交易所的投融资服务功能，为广播影视充分利用手中的无形资产进行融资创造条件。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金融、资本市场对广播电视产业的支持越来越有力，广电产业化驶入了全新的航程。

（二）突破实践困境，发展思路进一步转型

1.广电行业发展观念真正转变为“市场观”和“用户观”。在市场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文化信息产业既具有商业性，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必须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提供“公共物品”。将播出平台与内容制作平台相剥离，将涉及公益性、舆论导向性以外的内容制作推向市场化运作，实现了文化信息产业“商业性”与“公共性”的融合。在广电行业发展中，观念问题仍是根本性的，广电人要真正转变“市场观”和“用户观”，⑧以便跟上数字化媒介融合带来的环境变化。

2.电信与广电两大产业发展战略思路的差异影响融合进程。从表面上看，三网融合的主要问题在于电信和广电双方的市场准入问题、利益和话语权问题，但核心问题还是整个广电行业（三网融合后的电信相关产业）在转向市场经营之后，如何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公益责任不被侵蚀。⑨

在有关融合走向上，有专家认为：要以媒介思维主导三网融合，构建一个以媒介为高地，以内容、网络和服务为骨干基础的崭新的媒·信产业，不仅是通信业与有线广电的融合，还是IT、通信、传媒三大板块的融合，是双面属性支配下的融合，这是现实国情下的现实选择。

（三）制播分离改革成效良好，广电产业实现体制创新

面对新信息技术融合带来的契机，以及其它领域的市场化步伐不断推进，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成为国有文化单位的要务，而广播电视的节目制播分离改革在徘徊十年后，终于又被重新启动起来。

各地广电行业的发展实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同。制播分离改革主要是从栏目、频道、全台制作部门三个平台进行，建立三种运作机制：

一是栏目的制播分离运作机制。主要表现为引进节目和剥离栏目的制作经营两种形式，如旅游卫视向民营公司购买节目《美丽俏佳人》，该节目已经成为其黄金时段的收视法宝。

二是频率、频道的制播分离运作机制。即以频率、频道为单位组建公司，探索非公益性频率、频道的企业化经营。部分大型广电集团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比如SMG旗下的第一财经和星尚传媒。

三是全台节目制作部门的制播分离运作机制。即从全台节目制作部门的层次进行制播分离改革。⑩上海文广正式分离成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后者是前者台属、台控、台管的控股企业集团公司，主要进行节目制作。

几乎同时，央视二套、五套与山西、陕西等地方电视台也纷纷展开制播分离试点。制播分离成为加速推进广电业改革，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从制播分离实践来看，各电视台、传媒集团的运行效果总体良好，管理逐步理顺并加强，资源整合力度加大。首先是进入资本市场，加大资本运作力度，为集团公司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推动跨地区联合或重组，激发企业和行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也推进了三屏融合，发挥多媒体协同效应，拓展广电发展空间。如东方卫视的节目既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网播出，也在IPTV、东方宽频、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等平台播出。以用户为核心，视频资讯传递，三屏融合。（11）三网融合后的媒体，正面临重新洗牌、重新组合的局面。

三网融合尽管面临着体制深层次转轨的问题，但是对电信和广电产业都是难得的历史机遇。随着各项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的不断落实，制播分离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之中，广电体制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化，伴随着新媒体产业群高速发展的推动，新的信息产业聚集也在起起伏伏中形成，广播电视产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浪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媒大学郎劲松教授主持的“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及相关政策法规研究”（项目编号：06BXW01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2010年2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就推进三网融合答问》，《NCTC·2010第十二届全国有线电视技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

②③⑦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6月版

④姜文波：《坚持自主创新推进三网融合》，《广播与电视技术》，2010年第10期

⑤赵子忠：《三网融合的关键视角：用宽带战略解读三网融合》，《现代传播》，2010年第6期

⑥工业与信息化部：《2011年全国电信业统计公报》，2012年1月

⑧赵金红：《三网融合背景下制播分离改革的观念挑战和应对》，《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4期

⑨冯欣：《文化产业语境中的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之路》，《当代电影》，2011年第10期

⑩李岚：《关于制播分离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北方传媒研究》，2009年第3期

篇4

中考是一个评价系统，评价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价值主体是社会（含高一级学校），评价客体和价值客体均是考生（见图），中考价值主体是中考改革的内在动力。从本质上讲，中考表征的价值是一种社会价值（评价标准），它利用社会赋予的将个体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机制，实现和创新社会所需要的价值。中考改革是中考自身进化和适应系统外部环境主动调整系统现有要素结构与运行机制的过程，其实质是建立和完善新的中考价值取向以更好地体现价值主体的需要。中考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既可来自中考系统的内部，也可来自中考系统的外部。究竟是教育系统（含系统要素个体）个体价值社会化的压力成为发动中考改革的首因，还是社会发展所引起的价值观变化成为发动中考改革的首因，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具体分析。

中考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内部动力来自社会价值观念的改革。一般来说，在社会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突变），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突变）时期，发动中考改革的首因就是作为中考价值主体的社会的需要。社会创造新价值的本性，社会价值观念变革直接确定中考的变革。建国50多年的中考改革经验与教训，充分说明社会价值观念变革是推动中考进行根本改革的决定性力量。

在社会意识形态没有明显变化（渐变），社会主流价值观没有明显变化（渐变）时期，发动中考改革的首因大多是外生的。例如，教育系统要求社会承认自己所创造的价值就有可能成为发动中考改革的首因。此外，由于评价客体是人生命体，有主观能动性，他们在主动满足评价者既定需要的同时，还会能动地创造出首先是自以为能体现自己价值的价值形态，然后试图将这种个体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这种基于自我价值意识的对创造和实现新价值的需要也是推进中考改革的外部动力。

发动中考改革首因的差异直接决定改革力度和效率的差异。如果中考改革首先由其外部的教育系统发动（只反映教育系统价值需要），中考改革的进程将是艰难的；如果中考改革首先由其内部的社会价值观发动，中考改革的进程将是快捷的；如果中考改革首先由其不完全内部的教育行政部门发动（只反映教育行政部门的价值需要），中考改革将孤立无援，难以为继。

在我国，由于中考总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承办.很多人误以为中考是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误解将中考系统的评价主体和价值主体混为一谈，只看到教育行政部门的价值需要与社会价值需要一致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不一致性的一面，将真正的中考价值主体棗社会排除于中考系统之外，而将其外部的教育行政部门（严格地讲，它是既有内部部分又有外部部分的结构）当作内在结构要素来对待，结果是难于激活中考系统内部的要素，以保证很多对中考方式有决定作用的要素发挥作用，反而由中考系统外部因素（如执行中考者）决定中考系统的机制与改革方向。这种误解在将教育系统权力“扩大”的同时，也将中考置于一种只由外部动力支撑运转的窘境。事实证明，表面看来目前我国中考改革的首因似乎来自中考系统内部，但由于确定中考系统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棗社会把自己当作了中考系统的外部条件，因而收效不大。

二、国家在中考改革中的作用

改革价值取向是中考改革的关键。中考命题的实质就是借用中考题目表达一定的价值观，以及建立相匹配的具体价值标准。中考命题成员对选择中考价值取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实际制约中考命题价值取向的是社会价值观、行政主管领导价值观。因此，保障中考改革成功的关键就是建立与中考价值主体价值取向相适应的中考评价主体。这个任务只有国家才能完成。

中考改革的最大困难在于，没有监督具体实施的中考是否满足中考价值主体需要的机制。首先，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中考价值主体的构成成员，对具体实施中考的价值取向漠不关心，使得改革中考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内部的动力。其次，由于把考生和考生的毕业学校摒除于中考的价值主体之外，考生与其毕业学校只能认同评价主体的价值需要，对实施中考的价值取向是否体现中考价值主体的需要没有评价权，这使得改革中考缺乏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力。再次，作为中考直接价值主体的高一级学校没有办法保证能满足自己的价值需要，使得中考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带有随意性。例如，教育部《关于2000年中考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考“要有利于考生创造性地发挥”，也会因考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评价中考的价值主体成员，以及领导和社会没有给予考生真正的评价中考者地位，而流于形式。

国家对中考改革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制度的形式明确中考价值主体，并建立相应的保障组织来保护中考利益。首先，可建立和完善中考命题的审查和组织保障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审查制度，规范中考按价值主体的需要运行。中考审查制度应包括命题资格审查、实施监督、考试评价等三个环节，并在中考实践中逐步完善。命题资格审查主要涉及命题单位是否具备独立命题的能力，是否具备组织实施中考的能力，相关的制度（命题制度、审题制度、阅卷制度等）是否健全等方面；监督主要涉及到考试实施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以及高效实施中考等方面的监督；考试评价主要是指对当年中考的全过程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组织保障制度就是明确运行中考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相关人员的职责、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制度。

其次，建立中考命题和阅卷成员资格证书制度。为了提高命题水平，保障中考的质量，应建立命题和阅卷成员资格证书制度，对命题和阅卷成员的资格进行认证。国家可委托有关单位 就中考理念、考试基本理论、学科测量技术、学科学习心理学、教育实践现状分析等方面进行培训，并分别设置资格认定综合考试，凡通过者，颁发相应的资格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五年，过后，必须重新获得资格证书才能继续参与中考命题或阅卷。此项工作可与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培训工作结合起来。

第三，建立价值主体利益保障组织。一方面，建立利用有关法律、法令保障中考价值主体的利益的组织，直接寻求保障中考利益；另一方面，建立利用有关法律、法令中考价值主体维护个考利益的中介机构，即受中考价值主体委托，维护中考利益的机构。

三、教育系统对中考改革的作用

教育系统对中考改革的作用是通过学生、教师、教育媒介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的。教育系统在中考面前始终处于矛盾状态，它既要求中考维持原状以利于自己追求价值，又要求中考改革及其成果赋予社会价值。因此，中考改革要处理好价值继承与价值创新的关系。

学生（考生）是中考评价的对象，中考分数是表现学生价值的一种形式。中考对试题的区分度有一定的要求，如果脱离学生学习实际，中考就难于合理区分考生的认知水平。因此，中考应严格控制试卷的整体难度，在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主要考察学生综合、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也是中考评价的对象。中考是教师实现自己教育结果价值的途径之一，但中考却有可能脱离教师的实际。不对学生学习产生有益影响的教师活动，难于通过中考认定价值。教学实践中，由于学校自身评价的作用，以及教师对学生实现学习价值过程的实际操纵（校内各种考试的命题权），教师教学对学生有很大影响。

教育媒介包括课程、教学手段、教学设备等，它是联系和实现教与学活动的中介。教育媒介确定中考科目设置和试题载体的范围。无论是分科设置中考科目，还是综合加分科设置中考科目，如果不处理好与实际教育媒介的一致性就可能失去中考的公平性。中考应不拘泥于单个的知识载体和问题情景本身来组织命题，或把教材中的原题仅仅改变一下数据作为试题，按照大纲所列知识点的要求一丝不动命题，一味地强调知识覆盖率都是不合适的。中考应对考生通过初中学习所形成的认知结构进行考察，在不超纲的前提下，允许有不低于10%左右的试题是平时教学中没有出现过的、来源于实际生活的内容或形式，以真正考查考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也可以设计一些合情推理的试题。在选择试题知识载体时，既要有利于做好对初中阶段学习评价的基础，又要适当考虑高一级学校学习对初中学习方法和知识储备的需要。

四、第三方对中考改革的作用

第三方主要包括考生的家长、考生的监护人、考生的亲戚，他们的共同点是在考生身上有不同程度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投入，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通过考生得到回报。中考第三方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他们既是中考价值主体的构成成员，又接受中考价值主体（实际上是评价主体）对投入选择的价值进行评价。

目前，国内中考第三方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中考价值主体的构成部分。他们不了解中考结果应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是放弃自我，只把自己当成中考评价的对象，并与考生一道构成了以考生为核心的应考联合体。中考不再是考考生，而是考应考联合体。

第三方的中考价值主体地位的实际丧失，与现行中考没有维护考生利益的机制有关。在现行中考制度下，名义上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考试首先是为高一级学校选拔合格新生的定位，以及每道考试题目（除作文外）事先都由命题者设置好了解题的起点和终点的作法，使得中考实际提供的是人人有平等参加考试的机会，而不是人人有充分发挥水平的机会（如果考生不按命题者设计的起点、路径、语言表达方式解题，即便有较高的认知水平，也很可能失去进入高一级学校的机会，从而失去凭能力应该分享的社会实际财富和机会）。明智的选择是主动迎合中考试题的要求。考生在作出如此失去自我选择的同时，中考的第三方却强化了考生的这种选择。

篇5

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相关法规和制度尚不完善，消费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受到较大约束1998年和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指导意见》，允许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办个人信贷业务，但还没有出台一部完整的《消费信贷法》，而现行的《合同法》、《担保法》和《贷款通则》中也未对个人消费信贷做出明确的规定，相关法规的缺失增加了商业银行业务操作的难度。与此同时，尽管近年来进行的有关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为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由于社会有效的补偿和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极大地制约了广大居民信贷消费的积极性。（二）受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影响，居民信贷消费意愿不高消费者是否具有负债消费的能力和需求，直接取决于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尤其是预期收入水平。而目前受国内外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影响，居民的信贷消费意愿并不高，居民更多的意愿是将钱存入银行。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做的2012年二季度居民储户问卷调查显示：面对股票、理财、黄金等多种投资手段，居民的储蓄意愿不断攀升。在400份问卷中有47.7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更多地储蓄存款”最合算，这一占比较一季度大幅提高了7.75个百分点，同时，72.25%的受访者在家庭金融资产中选择“储蓄存款”。（三）个人信用体系制度建设不完善，客观上制约了消费信贷业务的拓展空间在国外，消费信贷之所以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消费方式，是因为有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和周密完备的信用网络，借助于先进的管理手段，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信用消费管理体系。而目前我国的个人社会信用体系还很不健全，商业银行缺乏全面查询和调查借款人资信的有效手段，对借款人的各种资信状况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在汽车消费贷款中，银行对借款人的个人资信调查，一般是以借款人工作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为依据，而此证明的开具由于不具备法律效率，随意性大、真实度低，因而很难限制对那些无实际支付能力或过高预期自己未来收入的购车人的贷款，更难以防范那些恶意骗贷的行为，使汽车消费贷款潜在的信用风险增大。（四）消费信贷风险防范和转移机制不成熟目前，针对中低收入者的政府担保、保险公司的信用保险担保等风险防范和转移机制尚不成熟，致使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不能有效地分散和转移。而在消费信贷中占绝对比例的住房按揭贷款业务，由于我国还没有开展对按揭贷款的证券化业务，使得这一部分长期占用银行信贷资源的贷款不能得到有效利用，而由此导致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也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商业银行为了维护自身的经营利益，往往通过提高信贷“门槛”，设置消费额度等方法来降低风险。

对策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个人信用评估体系不仅仅包括征信系统，更包括信用风险管理、失信惩罚机制等多方面内容，它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各家银行可根据自己的业务特色以及发展战略，制定详细、具体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该系统应包括下列内容：消费者的职业状况、收入状况、银行帐户的大致数据、赊账或其他债务、婚姻状况、诉讼、交易记录、品质、习惯、道德等情况。同时，商业银行对那些信用度低的客户，可限制对其办理有关业务，对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客户，银行可拒绝为其办理相关业务。（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消费信贷的发展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免除了居民对养老、医疗、保险等预期支出的后顾之忧，才能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从而促进消费信贷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切实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也至关重要。一般而言，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形态直接影响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所以，应从政策层面上适当增加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刺激其更多地消费。（三）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担保制度，有效防范消费信贷风险消费信贷的担保制度是消费者还款出现风险时的必要保证，因为消费信贷的贷款人是消费者个人，其贷款购买的是超过其即期收入并要用较长时间才能归还贷款的财产或耐用消费品。所以，要尽快健全和完善抵押担保制度。首先，对保证人的范围给予合理界定。对自身条件较好、有稳定收入的借款人，贷款可以用保证作为担保方式，在选择保证人时应选择信用度高、综合条件不低于借款人的客户；其次，抵押物的选择应该是合法、有效、足值的；第三，要对抵押物的二级市场进行健全与规范，使得抵押物变现迅速，从而有效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四）大力提倡非现金消费方式，不断发展信用卡消费方式提倡非现金交易，对掌握社会资金流向、严格税收监管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小额消费贷款，应鼓励银商联手、银旅联手，大力提倡信用卡刷卡消费。将发展消费信贷和发展信用卡相结合，可以使消费信贷分享信用卡的客户资源，减少营销成本，分散信用风险。商业银行在发展信用卡消费时，应注意采取灵活多样的促销手段和开发多功能的信用卡，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同时改善信用卡使用环境，对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消费层次的持卡者给予不同的授信额度，以信用卡为突破口，发展借贷消费。

本文作者：王字君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

篇6

关键词：公共体育设施；公私合作；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G81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2-0038-04

Abstract：It has reviewed the practice of the PPP pattern in the fields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Japan and Taiwa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ir practice with its design， management， operation has begun to take effect. It has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of PPP， defined the concept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using the PPP pattern and introduced the foreign practices， which will make important inspirations and reference values for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to jointly suppl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Key words：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practice； implication

自2013年起，政部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被认为是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巨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创新公共基础设施融资与运营管理模式的新举措。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培育多元主体” “大力吸引社会投资”被写入主要任务和关键措施。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向多部委《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性目录，目录包含了公共体育设施运营等10余项公共体育服务。迄今为止，已有若干省级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布了《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指导目录》。随着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的快速发展，公共体育设施采用PPP模式将是大势所趋，梳理该模式的概念以及国内外的相关实践非常必要。

1 PPP的内涵及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的概念界定

1.1 合作伙伴关系

PPP，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简称），在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总体看来，PPP是指“公共部门（政府、国有企业）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民营企业、志愿机构等），就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1]。

1.2 政府主导（public）

因为国情、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职责也会存在差别，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前提，政府主导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角色始终不变，依据公众意志，指导、规范供给行为的职能责无旁贷。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应当由政府部门决策、出资并负责有效治理。

1.3 民间部门/社会资本参与（private）

西方学者一般用民间部门指代“私人部门”，包括民营机构及非营利、志愿性组织等。如美国民营化大师萨瓦斯认为，公私合作形式可以用一个从完全公营到完全民营的连续体来显示，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民营部门、非营利、志愿性组织基于不同的民营化程度在这个连续体上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2]。马克・霍哲提出，政府改革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就是积极利用民间部门高效率、低成本的治理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因为我国产权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国内研究对private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研究以“PPP”为题名，检索中国知网2015年相关硕博士论文，按照随机排序对53篇论文进行编码。剔除无法查看全文以及非公私合作供给理论研究的文献，对其中的34篇有效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见表1）。分析发现，用社会资本指代private的频率最高，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应用中。

1.4 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的概念界定

结合PPP的内涵以及在国内的研究应用，本研究认为：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公共体育设施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全部或者若干环节，向社会公众提供满足多元需要的公共体育服务。

2 PPP模式在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共体育设施领域的实践

2.1 清晰的制度框架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已专门就PPP立法。他们将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融资、建设、运营、收费、服务、管理以及监督的全过程纳入清晰的制度框架和标准中。

以英国为例，该国财政部负责PPP政策的制定，国家审计署和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对PPP政策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英国财政部下属伙伴关系公司Partner-ships UK为政府等所有公共部门提供PPP的专业管理，尤其是政府购买等方面的知识；财政部下属部门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grammer通过制定工作指南，为地方政府提供项目支持并帮助地方政府制定标准化合同。基于以上的制度设计，“英国政府制定的PPP政策，如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民间主动融资）模式，为本来应该由政府供给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体育建筑物），带来私人部门巨大的融资，管理技能和专业知识优势”[3]。

2.2 定量的评估工具

项目论证、项目确定以及项目采购三阶段的物有所值（VFM： Value for Money）评估方法，是英国对公共体育设施PPP项目采用的可行性评估方法。该评估方法指的是，一个项目采用PPP模式政府付出的代价总和，若小于采用传统模式政府付出的代价总和，则PPP模式从财务上判断可行。2007年，英国就颁布了《VFM定量分析电子表格》，通过定量的操作计算为PFI项目的选择提供可靠的依据[4]。虽然财务量化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会影响VFM评估方法的信度，但是作为一个定量的评估工具，VFM比定性陈述更利于工作的开展。

2.3 合同界定双方责权利

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精神，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契约精神，其主要特征除了表现为政府与社会资本选择合作对象与项目的自由，还隐含着双方地位的平等。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运营一般会有长达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合作，国外很重视对公共体育设施PPP项目合同范本的制定，在合作协议中详尽规定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风险应对、争议解决及违约处理事项等。

1999年、2002年、2004年和2007年，英国政府分别了《PFI合同规范》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PFI合同规范-第四版》对PFI项目合同持续时间、项目开始时间、意外事件防护、服务定价机制、服务标准、服务变更、服务监督、移交时的资产估价、争议解决的方式等均通过合同管理做出了详尽的规定[4]。2003年开始，日本在公共设施领域推行由政府监管、民间力量供给，公民享受的“指定管理者”模式运作公共体育设施，该模式将以往由地方政府掌握的设施使用许可权、收费设定权、活动企划权、设施命名权等管理权限下放给社会资本，同时，在管理制度和合作协议中详细规定社会资本的业务范围和工作基准，并以此为依据监管社会资本的行为[5]。

2.4 专业管理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经营绩效确实胜过公共部门；而民营化的模式可以增加公营事业的营运绩效”[6]。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早就引入R档奶逵场馆管理公司对当地的公共体育设施进行运营管理。自1961年以来，美国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中，私人投入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形成了场馆设施融资、建设的公私合作模式，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美国著名的四大职业联盟（NFL、MLB、NBA、NHL）俱乐部所拥有的体育场馆31%采用PPP模式运作。Kansas's State Expo Center委托给私营机构后，实现每年赢利超1亿美元的业绩。The West Palm Beach Auditorium原由美国公共部门管理，常年处于亏损状态，委托给私营机构后，第一年财政赤字就减少了531 878美元[7]。迈阿密体育馆由专业管理公司运营，场馆多达16 900个座位，16个包厢，但其固定员工只有30人，活动期间通过雇佣临时工完成任务，节约了大量成本。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主体育场采用PPP模式建设以来，采用公私合作方式投资、建设运营体育施设施，也已成为澳大利亚体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从财政角度看，PPP吸引了社会资本投资，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但最终能否降低财政支出的负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还是取决于社会资本的专业运营能力。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山运动中心民营化6个月后，其服务收入将近2 000万，毛盈利近500万，比预计毛盈利高出300万左右。而另外一个同样以民营化方式运营的中正技击馆，虽同属体育设施，但二者之间的盈利情况却相差极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正技击馆内专业管理人员不足，以致经营理念无法有效提升，造成盈利状况不佳；而中山运动中心，则是委托由较具经验的救国团进驻管理，不仅增加盈利，馆内的经营品质也大幅提升[8]。

2.5 面向国际市场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体育设施管理公司，除了管理本国和本地区的体育设施，还以其强大的专业运营技能和管理水平为依托，面向国际市场布局全球化的扩张战略，在全球范围收购体育场馆的运营权。Ogden（奥格登）是澳大利亚一家专业从事体育设施运营管理的公司，该公司除了运营悉尼奥运会主体育场在内的澳洲12个大型场馆外，还为亚太地区大型体育场馆提供各种管理和咨询服务，中国国家游泳馆就是其中一例[9]。美国的SMG（策略管理集团）公司和Global-Spectrum（全球无线）公司是全球有名的场馆设施管理公司，为全球许多国家的大型体育设施提供建设与运营等工作。

2.6 关注民众多元需求

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伯指出：“民众对公共服务有不同偏好，政府公共服务追求普遍性，在供给中只倾向中间偏好，不能考虑民众因收入、教育等差异性产生的多元需求”[10]。当民众的多元需求无法通过政府的普遍供给得到满足时，就会寻求“付费消费”的方式，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满足。

体育设施能否吸引运动人口取决于它所能提供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设施所必需的物理与地理条件，包括场地、设备与器材。上文所列举的我国台湾中正技击馆和中山运动中心，除了经营者的管理技能差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中正技击馆以推广技击类运动为经营目标，馆内是纯属技击类的运动设施，已不符合现代民众多元化的需求潮流，反观中山运动中心，其功能区包含了游泳池、羽毛球场、儿童游戏室，设备更为多元化[8]（见表2）。

3 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的经验和启示

PPP 作为近十几年来国外公共体育设施领域兴起的新模式，对于解决我国人均体育用地不足和体育设施重复建设、运营效率低下等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结合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的实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3.1 加强政策引导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PPP概念的理解逐步深入、实际应用也逐渐增多。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促进PPP模式发展及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的政策法规，如国家《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以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等，能源局、教育部、住建部等部委相继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相关行业的实施意见。国家体育总局应结合我国国情，参考发达国家完善的政策体系，着手研究制定公共体育设施PPP项目的指导意见，明确投资领域、项目申报流程、融资模式、运营管理、风险分配、利益保障等，用清晰的制度框架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公共体育设施的积极性，为社会资本提供完善的政策指导。

3.2 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

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政府投入资金与公共体育设施的巨大需求之间存在缺口，公共体育设施的供给面临较大挑战。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践充分说明，公共体育设施PPP模式，增强了社会资本运营的自和问责制，为公共体育设施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提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我国在运用PPP模式发展公共体育设施的路径中，同样要坚持改革的理念，相信市场的力量。首先调整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方向，发起设立专项用于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运营的公共体育服务PPP投资引导基金。其次，按照“公建民营”的思路，将建成的公共体育设施，交由专业化程度更高，管理水平更优的体育场馆管理团队运营，发掘体育设施的无形资产，满足群众多元的体育需求。另外，为吸引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参与体育设施的投资，必须丰富盈利模式和盈利渠道。政府应通过财政支持、税费减免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资本将PPP模式延伸，打造城市体育娱乐综合体，推动社会资本参与体育与旅游、休闲以及商业等综合业态的开发与运营。

3.3 全过程监管

社会资本具有天然的资本逐利性，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要履行好监管职能，规范招投标程序、明确服务标准以及跟踪、监测、评价服务内容，营造公开、公平、透明、有序、竞争、规范的监管环境，避免出现因处理不当造成的财政风险和公众利益受损。

首先，在招投标环节，要建立专门针对公共体育设施的市场准入措施，选择具备融资能力，又兼具专业水平、运营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其次，在运营监管中，体育部门要引入权威、专业的第三方技术咨询机构，以项目运营绩效作为评价依据，通过合同组织、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实现动态、长期、持续的全过程监管。最后，项目绩效评价时，要综合考虑公众需求满足、风险分担、关键服务指标等综合要素。

3.4 统筹公益和商业

公共体育设施PPP项目，既要保证公共性，也要满足部分公众需求的超前性。但是，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运营方需承担高额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屋租赁税，以及花样繁多的土地使用税、门前三包费、绿化费等，经营负担颇重。政府应从国民体质、公众满意等维度出发，给予社会资本扶持和优待，既让公众获得良好的公共体育服务，又要保障资本获得合理、稳定的经济回报。当然，为了避免社会资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降低公共服务质量，可以在管理制度和合作协议中详细规定社会资本的业务范围和工作基准，并对社会力量的收费设定权进行限定，通过制度设计将获利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质量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参与公共体育设施运营的社会资本专注于提供优质服务。

4 结语

社会资本运用PPP模式投资建设运营公共体育设施，虽前景乐观，但目前来看，与水电能源、公共交通等其他行业的基础设施相比，所产生的利润可能更低，社会资本多持观望的态度。此外，采用PPP模式会导致体育部门控制力的流失，影响对公众的责任，或认为 PPP 模式就是公共体育设施私有化等误读都可能影响PPP模式在公共体育设施中的正确实施。因此，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还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1]ES Savas. Improving Public Se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Competition[J].Springer Netherlands， 1981（3）：151-162.

[2]E.S._瓦斯.民营化与PPP模式：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 Akintola Akintoye. 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of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rojects Engineering[J].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1998（5）：19-21.

[4]黄腾，柯永建，李湛湛，等.中外PPP模式的政府管理比较分析[J].项目管理技术，2009（1）：11-12.

[5]京都市政局政部U痈母镎n.京都市公の施Oの指定管理者制度\用基本指[Z].2014-02.

[6]施光训，林静雯，欧秋伶.公营事业民营化之绩效改革研究[J].全球管理与经济，2005（1）：23-39.

[7]陈元欣，张崇光，王健.大型体育赛事场馆设施的民营化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1）：25-30.

[8]黄彦钧，林秉毅，刘田修.公立体育场馆民营化之可行性评估：以中正技击馆为例[J].台湾体育学术专刊，1996：199-204.

篇7

关键词： 媒介生态；社会生态；媒介控制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4-2-0011-02

2001年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同年，、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意见》确立了传媒集团化的方向。同时，有关部门高层也规划了路径：“先着手组建中央一级和省一级的广播电视集团。这些集团要做到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无线、有线、教育三合，省、地、县三级贯通”。[1]随后，湖南广电、上海文广等一批传媒集团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全国广电格局已形成，央视、湖南、江苏、浙江的一线卫视地位基本确立。而在《意见》实施之前，“四级办台”政策下的市县级电视台还依然存在，但其生存和发展状况堪忧。本文将县级广播电视的发展问题放置于新的媒介生态和社会生态中探讨，从媒介社会控制论的角度来思考新形势下县级广电的发展方向。

一、媒介生态

从传播主体的角度来看，一是整个传媒业的大生态变迁了。2014年8月，国家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意在推动媒介融合，并建立一批大型的新媒体集团。各大传统媒体都整合各自的资源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微博和APP。国务院在2016年2月上线了手机APP，信息和提供互动平台。就电视业来说，网动、多屏互动成为常态，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分散了受众对电视的注意力。同时，作为媒介营收主要来源的广告出现了整体迁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写的《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5）》中的数据显示：2014年电视广告收入首次被互联网超越； 央视市场研究媒介智讯《2015中国广告市场回顾》的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较2014年上涨22%，电视跌了4.6%。广告已经向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端大迁移，这种迁移是资本层面的迁移。二是广播电视业内部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收视率榜单的前几位长期被央视和湖南卫视、江苏卫视等几大卫视占据。无论从投入、人员素质还是设备档次，县级广电是全方面落后。传媒业和广电业内部的情况就如《道德经・七十七章》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这种媒介生态下，县级广电面临着收视率极其低下而且差距越拉越大的窘境。

从受众的角度看，县级广播电视的受众主要是本土的县城、乡镇和农村居民。这批受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迁徙的受众。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乡村人口是61866万人。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2014年春运人数在36亿人次左右。从百度迁徙的可视化数据可以看到这一由城市到农村再到城市的过程。县级广电的这部分迁徙受众的固定收视时间能够预期的是春节，春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要走亲访友和家庭团聚的，所以他们的收视场景也不固定；而未迁徙的受众为县城的企事业单位人员及公务员家庭群体，农村则为留守儿童、老人和未出外的部分劳动力。这批受众具有相对固定的收视时间和收视场景。

二、社会生态

站在国际视野上，从清代我国被拖入全球化的进程开始，我们一直处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面追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追赶，因为惨痛的历史让我们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直言不讳地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它们的“国家利益”，并通过设置世界秩序来实现全球性的资本流动，资本已经渗透进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在精神文化层面，美国也在突破“文化例外”，加强了对我国的文化产业渗透。2012年中美签订《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中国进口美国影片增至每年34部，而且这些进口影片外方都可以参与票房分账。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我国电影201.4亿元票房收入中，美国进口大片《速度与激情7》《复仇者联盟2》《侏罗纪世界》三部就占了四分之一以上。关键是2017年2月《备忘录》就将到期，新的谈判中美方必将有更多的要求。国内传媒集团面临的国际形势尚且如此紧张，以县一级的广电机构的实力更是无法与之正面竞争。

在国内，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媒介赋权，填补了信息鸿沟，让工业时代的信息壁垒不再存在。工业时代一层一层的产业链被打破，互联网企业如小米公司，实现了从生产到销售直接面对消费者。这种生态下，拥有智能传播工具的成本变得低廉，信息的获取和发送也几乎免费。同时，互联网也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在这广袤的信息时空里，我们缺少传统媒体时代的“把关人”。而从传统媒体金字塔式的传播体系中，一下子进入了围观社会，并迅速获取了媒介权力的县、乡镇和农村一级的受众，需要信息“把关人”。

当前，我国处在改革的攻坚期，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当前供给侧改革重要的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而县一级迁徙的受众常常处在产能过剩的现场，他们面对的是最直接的矛盾。社会变迁的速度太快，他们出生时传统的“乡土中国”已经解构，父权社会已经被撕裂，他们的世界观会在自己生活的现场逐渐形成。而这个现场是一个急剧转型、充满矛盾、价值观多元的现场。社科院陆学艺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而且认为阶层之间已经固化了，缺乏人才的阶层间流动。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现了阶层板结。而目前确实出现了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维护的利益集团。这群迁徙动荡的受众处在改革攻坚期多元的现场，他们的奋斗之路又充满着穿越阶层的荆棘，他们群体间必然存在着一定频度的情绪传播。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全面走向市场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在其中，人作为重要的生产力，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也应该而且必须自由流动的，这样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这群迁徙的受众的流动性也在加强，他们的打工场景会随着资源的配置而变化，他们接触的是一个按照资本规律运行的生存场景。他们手上也持有先进的媒介工具――智能手机，但是却少有一个舆论场可以让他们发声。

三、媒介控制

“媒介即控制，即那嵌入我们自己的延伸里的隐蔽的偏向实质上是理性的控制偏向。媒介的控制表现为理性的控制，而且把这种控制媒介化，形成无所不在的意识操纵”。[2]面临着急剧变迁的媒介生态和社会生态，更需要将意识形态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县级广电这个阵地不能丢，因为他们需要肩负着引导“乡村舆论场”，为党和“迁徙的受众”发声的重任。而完成这个重任的关键是满足受众的需求，将受众的注意力聚合到县级广电上来。这就需要用新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一是坚持党媒姓党。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县级广电是最贴近“迁徙的受众”的媒介，他们生活在受众中间，也最能做到“三贴近”。他们需要坚定党的领导，因地制宜地摄制和传播节目，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在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树立一种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面需要提高县级广电人员的专业素养，特别是讲故事的能力，把故事讲好，要走进群众的内心，而不是走形式。

二是打造“乡村舆论场”。可以将县级广电作为县一级的舆论减压阀，将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都放在电视台，将社会矛盾尽量在县一级就解决掉，必要时可以共用省一级媒介资源。电视的聚合能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和对把关人的信任。可以建立县一级的问政平台，逐渐建立党媒的权威。以前县级广电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广告还有和当地企业联合办活动，电视台提供播出平台和冠名权，企业提供资金的合作。特别是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乡村舆论场”不仅能够为县城固定工作的受众提供舆论通道，也是化解城镇化现场矛盾的需要，而且，城镇化及城镇化的配套建设，也为县级广电收入提供了新的途径。实际上，只要“乡村舆论场”做得好就会有受众，有受众就会有广告。第一位的一定是做好节目，做好党和群众的舆论平台。

三是县级广电也要走融合之路。从功能上，将看电视变成用电视。在县一级，每个单位都运营客户端不现实，但是由政府牵头，整合资源，让县级广电与电信合作做县级网络电视、做政务平台，实现与受众的互动是具备可行性的。从内容上看，应注重基层教育和民生。对于留守乡村的妇女和儿童，发挥第一屏的优势和客厅的优势很有必要。乡村教师的缺乏是个现实问题，国家虽然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乡村儿童和城市儿童获得的教育资源还是有较大差距。需要国家更高一层的媒介集团做出标准化的教学节目，充分利用县级电视的到达率，为适龄儿童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也为广电业培养更多的受众。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新形势下的县级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研究――以鄂西北地区为例”，项目编号（2011jytq176）

参考文献：

[1]孟建.中国广电产业改革的奋进与迷思――对“广电集团化现象”的理论思考[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03（00）.

篇8

（一）文化产业依然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中当前不多的亮点之一

2008年全国文化产业年报尚未编制，我们只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算总体发展形势。从供给面看，根据本年度文化产业蓝皮书行业报告提供的主要行业数据，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体发展态势平稳，一些领域还出现了高增长。基于此，我们假定2008年文化产业的发展维持了以往3年的增速，则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达到近7600亿元。从需求面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已经的数据，2008年我国城、乡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2.1%和20.7%，设定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增长速度与上述速度持平，可计算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总量约6931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公共部门文化需求，以及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据，估计会与供给面数字很接近。

梳理20世纪以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往往与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有负相关性。失业将人们逐出了工作场所，但舒缓压力和调适心情的动机却将人们导向电影院和剧场。当传统经济领域一片狼藉、前景黯淡的时候，文化产业领域往往率先进行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走出危机的阴影，成为新经济范式的试验者和示范者。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体制性的而非市场性的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有限。

从供给面看，文化产业在中国还是一个有限开放的产业，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关联度不高，很多领域限制准入。从需求面看，受到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长期失调的影响，文化消费市场多年来一直启动不足，即使遭遇经济危机也没有什么下行空间。从出口面看，我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近年来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总体上还不是一个出口依赖型产业，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较小。此外，我国文化产业与出口相关部分主要还是制造业性质的外包订单，国际经济危机甚至有可能使国际外包订单向中国进一步转移。

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体制环境。我国的人均文化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消费潜力远未释放出来。中国的服务业整体发展程度也低于相同发达国家约10个百分点以上，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文化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新闻出版领域表现突出，媒体产业化进程加速

200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日益完善，以及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在面上的顺利推开。

在文化产业存量诸领域中，新闻出版领域已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突出部”和“试验区”。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启动，2005年试点结束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明确了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出台政策，就转企改制、企事分开、职能转变、上市融资等改革难点问题进行重点攻坚。2008年以来，在继续推动上市和相关投融资体制创新（如文化产业基金的酝酿）的同时，在资本市场助力之下，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进入常态化和多样化时代。年底，辽宁出版传媒公司更名为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公司，将简单的跨地区兼并重组提升到了区域性整合的高度。

（四）新技术发展迅速，广电和通讯日益融合，越来越接近“引爆点”，并承担起保增长、调结构、促发展的重要职责

从2008年到2009年初，广播、通讯、网络等现代传媒产业均有长足的发展，酝酿多年的“三网合一”在第三代移动通讯（3G）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CMMB）壮观的终端汇流中变得触手可及。与此同时，消费类电子技术产品的新发展还引发了阅读习惯的大变化和出版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提速。数字技术的大融合正在启动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浪潮，并适时地承担起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保增长、调结构、促发展的重要责任。

（五）在经济危机压力下，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关联作用加强，生产功能开始发挥作用

2008年12月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设计之都”。近年来，为了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扭转中国制造业过于低端的弊病，设计产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上海已将设计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重心。经济危机来袭，文化产业助力传统制造业升级的作用被高度关注，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关联作用开始成为决策层关注重点。

2008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长三角“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一指导意见受到长三角地区各地政府的积极响应，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转型、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方向。2009年初，《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它标志着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重大联姻。

二、前景预测：国际金融危机将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变，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一）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投资与消费、外贸和内需更为平衡发展的时代，文化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人均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存在相关性。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计算，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达到40000亿元以上，而我国目前统计只有不到8000亿元。

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大变化的拐点，转型的方向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因为，启动内需将直接扩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而指向民生的各种措施无疑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极大地改善老百姓的消费预期，释放被压抑的消费潜力。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今后5―10年的发展阶段里，将有更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经济危机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新兴服务业将开始唱主角，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新的战略方向

文化产业在本来意义上就既是消费服务业，又是生产服务业。但由于概念理解上的狭隘、行业管理上的分割，以及市场发育的不成熟，使文化产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服务作用得不到很好发挥。这次金融危机无疑将洗牌低端制造业，那些靠劳动力密集和低成本竞争的中小企业，会有相当一部分退出市场，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企业将获得绝好的发展机会，进一步向高技术和高文化附加值的新兴工业化方向发展。这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设计、咨询服务，以及服务于传统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经济危机将会加速推动技术创新和进步，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时期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经济危机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技术进步总是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新的消费形式，并以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支撑新的经济增长。根据有关研究，从目前开始的5到10年时间，由于数字技术走向成熟，文化产业发展将进入第三个长波周期的上升阶段。此次经济危机孕育过程，正是数字和网络技术不断成熟的过程，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正好推动本轮技术发展周期从创新走向应用。

2008年伴随着3G和CMMB的同时推出，平民百姓参与文化表达和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大规模复制与传播技术”已经“个人化”，一个大众文化创造潜力充分涌流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还将看到，经济危机将进一步缩小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加速推进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并最终重新塑造消费环境和产业发展环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兴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时代。

“山寨文化”现象是新一轮发展的最重要特点。即所有的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和创造者，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都与创意和创新活动有关。根据最新研究，目前发达国家的所谓“文化产业”不仅是提供直接满足最终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产业），甚至不仅是将文化创意活动“投入”到其他产品和服务中，在这些产品和服务出售后获得高附加值收入（通常所谓“创意产业”），而是通过数字互动技术把非职业人员和普通消费者吸引到创新和创意活动中来。

（四）经济危机将推动全球文化产业格局变化，全球文化贸易将从产品服务竞争进入资本博弈时代，中国在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中低端位置将会改变

全球金融危机将改变中国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低端位置。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为降低成本、度过经济低谷，会将全球性文化产业制造中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转移，甚至将原创和研发中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特别如中国），将迎来文化资本参与全球文化产业兼并、重组的机会。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创意经济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文化贸易格局中，发展中国家近10年以来表现突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已经成长为国际文化产品最大的出口国。根据传统的“以物理形态计算”的文化产品贸易（无法计算其内容的产地），2005年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量占全球市场总额的19%。

文化产业不仅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作用也将日益凸显。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是应对经济危机挑战、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在下一个五年计划

期间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举措。

三、对策建议：抓住经济转型机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实现新的跨越

（一）重新梳理文化产业概念，将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到“发展范式”转型的高度认识

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引领发展潮流的主导产业，文化和经济在数字技术推动下正在出现全面汇流。2008年4月，联合国《2008创意经济报告》，第一次对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的创意经济进行了评估。报告指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全球兴起，它连接了经济和文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新发展范式的核心就是――创意、知识与信息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是全球化的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报告认为，“创意经济表现出创意、文化、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复杂的交互作用，拥有创造收入、增加就业和出口收益的潜力，同时也促进社会包容、文化多元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新兴的创意经济不仅成为最发达经济体中推动经济增长、就业、贸易、技术革新与社会凝聚力的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新兴快速成长地区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全球经济步入危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型的时候，该报告的这一核心见解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

（二）以新的发展思路研究制订“国家文化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为新的增长周期的到来早做准备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制定《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制定我国第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即：《国家“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应该全面研究国际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充分估计我国城乡居民潜力巨大并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统筹考虑国民经济战略性转型中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以及国民经济各行业对文化产业的创意需求，全面评估新型数字化信息技术在推动产业融合、创造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上的巨大能量，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切实可行的战略措施。

鉴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长周期性，也有必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借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做法，制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相衔接，即到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

（三）解放思想，凝聚共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除束缚国民创造精神的一切枷锁

2009年推动改革，有两大有利条件。一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开辟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另一个是数字技术的进步推动新兴文化产业发展，降低了体制内文化资源的稀缺性。总之，出现了更为宽松的市场环境，为文化体制改革也创造了新机遇。释放“原创能力”应该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改革文化体制的着力点。我们要总结30年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正视新一轮全球化时期文化和经济日益融合、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新审视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监管体制，以深化改革的实际行动解除束缚国民创造精神的一切枷锁。

在新形势下，改革要有新举措，对传统的意识形态监管体制应该以改革精神重新加以审视。

出版产业改革近年来通过转企改制、上市融资、兼并重组等，已经在“退出”机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的关键是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准入”。我们认为，新闻出版领域改革，不仅应该是体制内的存量改革和调整，而且应该是出版市场的开放和民营资本的进入；不仅是3―5年内通过已有的出版发行机构之间的兼并重组打造6―7家超过双百亿的大型出版企业，而要涌现出600―700家、甚至6000―7000家创新型的中小出版机构。我们期望一个全新的出版产业的健康成长，而不是从一个传统的行政垄断行业，变成另一个新的经济垄断行业。对于文化产业价值链中一个最接近原创环节的领域的制度建设而言，出版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最终不是看出现了多少个大体量的出版集团，而是要看原创内容是不是得到有效激励，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的创造精神是不是得到充分释放，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版权贸易逆差是不是得到根本扭转，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不是得到有效增强。

（四）以“创意经济”的大视野，创新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结盟，在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篇9

关键词：“互联网+”；资助工作；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同年12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宣布“十三五时期，‘互联网+’行动计划将成为中国网络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由此，“互联网+” 必将成为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高校资助工作亦是如此。1952年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正式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体系。而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优化资助工作，帮助贫困大学生更好完成自己的学业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现在高校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贫困生认定标准不合理

做好贫困生工作的基础是科学有效地进行贫困生认定，当前我国多数高校贫困生认定的依据是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的《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多数高校仅仅根据当地民政部门盖章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学生自我称述以及本班同学的民主评议等对贫困生进行认定。由于缺少合理的标准和监督机制，经常出现漏报和谎报的现象，使得真正的贫困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偏离了资助工作的初衷。

2.贫困生心理疏导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到位

贫困生在高校中往往要承受来自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他们属于特殊群体，在经济资助的同时应该进行心理辅导，但高校中少有针对贫困生的心理疏导工作。自卑是目前高校贫困生最常见也是最突出的心理问题。由于新环境下各种诱惑和对贫困生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加上自身条件的限制，部分贫困生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不适应大学生活的现象。再如消极依赖心理，部分贫困生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无偿帮助后而变得懒惰，将“贫困”作为经济来源的手段，消极坐等资助。所以，高校在进行经济资助的同时，应加强对贫困生的心理疏导与思想政治教育，让贫困生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健康成长。

3.贫困生的跟踪管理工作不细致

当前，为了能让贫困生在高校正常地学习生活，除了政府，社会各界也都加入到贫困生资助工作的队伍中，然而资助工作重视了社会给予，却忽视了贫困生的社会回报。部分贫困生没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滥用资助金，浪费社会资源。部分贫困生受利益的驱使，甚至铤而走险，缺乏感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高校层面虽然缓解了贫困生的经济压力，但没有对贫困生进行细致有效的跟踪管理，缺少对贫困生经济行为的监督，不利于培养贫困生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更不利于贫困生今后的发展。

4.贫困生的动态关注和人文关怀不明显

首先，资助工作一般是在学年初开始，并且后续的资助是以一开始的认定为主要依据，缺乏动态认定机制。但在高校学生现实学习生活中，难免会出现意外导致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类似这样的学生并不能及时纳入资助的名单，一学年后，可能会由于经济和心理压力而严重耽误学生的学业。其次，需在资助工作的公示阶段加强人文关怀。虽然，公示的初衷是为了确保资助工作的公平公正，但将贫困生的姓名甚至是家庭经济情况公之于世的同时，应考虑贫困生的心理感受，照顾他们的自尊心。

二“互联网+”对高校资助工作的新要求

1.资助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是关注“互联网+贫困生思维”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如影随形的“伴侣”，贫困生也不例外。贫困生同样已经习惯用互联网来便捷地获取信息与资源；对资助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特征，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学生相对于现实更愿意在虚拟环境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微信、微博、QQ等交友平台流连忘返。通过网络，个人交友空间迅速扩大，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在激烈碰撞 。所以，通过互联网全面了解贫困生的时代特征和实际需求，才能真正完成资助工作，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

2.资助工作可持续进行的保障是审视工作盲点

从之前分析的高校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中可以看出，现阶段单一的贫困生认定模式；机械的贫困生管理方式；虎头蛇尾的运作机制；闭塞的宣传渠 道、有限的资金来源渠道和单一的资助平台大大削减了资助工作的成效。所以，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模式管理资助各项工作，突破工作盲点，才能有利于资助工作的持续高效运转。

3.资助工作改进的有效途径是选择“互联网+”的工作路径

依据贫困生新的特征，利用“互联网+评议”“互联网+思政教育”“互联网+跟踪监督”“互联网+动态管理”等模式，改革贫困生管理与监督工作，创新资助工作的实现机制与路径，将会大大提高资助工作的成效。

三、引入“互联网+”创新Y助工作的路径

1.“互联网+大数据”完善贫困生认定体系

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生家庭情况的动态变化不同，对大学生贫困程度的认定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在贫困生认定的工作量大，效率低。准确掌握贫困生的家庭情况、生活方式、心理状况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做好认定工作的关键。

“互联网+大数据”为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大数据在这项工作上的运用，通过采集、整理和分析大学生的交友、学习、消费、活动等方面的数据，可以得出大学生实际的经济状况，为贫困生的认定提供依据。大学生的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消费、消遣记录获得，也可以从大学生日常的生活表现、学习情况等方面获得。另外，这些整理的数据应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并由专人维护，定期更新数据，运用专业软件为每位贫困生打分，对学生的贫困程度进行分类与评估。

2.“互联网+资助平台”整合社会资源助力资助工作

互联网是当代大学生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也深深影响着贫困生的生活、学习、价值观和人生观 。通过互联网搭建资助平台，向贫困生提供国家政策解读、申请资助流程解析、社会资助信息、心理疏导、兼职信息等，可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各方信息，缓解经济压力，也能为未来的就业作准备。资助平台能够实现资助者和被资助者面对面，资助资源和被资助者面对面，相关资助信息也能及时公示。

资助主体不仅仅只是政府和高校，还应包括社会组织、慈善人士等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资助的形式可以是直接资助，即直接向已经确定的贫困生进行资助。也可以是间接资助，即提供资金、物品和相关服务等，再由主管部门依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学生申请进行统一分配。正是网络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资助主体和资助资源聚合在一起，最大化资助成效。

另外，政府和高校还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为贫困生提供心理疏导、思政教育、学习辅导、提供兼职机会上。首先，通过打造专业的心理中心，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贫困生多交流，及时掌握学生心理动态。同时通过微信、QQ、微博等网络平台为贫困生建立交流空间，使他们能够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其次，政府应作为媒介，加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将相应的兼职信息在资助平台上，指导贫困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爱好选择合适的岗位兼职。最后，还可以通过资助平台招募志愿者，为贫困生提供线下的学习辅导，考虑到部分贫困生心理较脆弱，辅导的形式和地点由志愿者与贫困生自定。同时，也可通过资助平台搜集整理各学科的学习资源，供贫困生网上自学。

3.“互联网+动态管理”保障资助工作的可持续性

高校应成立由校领导直接负责的资助工作监督管理机构，管理贫困生认定，资助，兼职帮扶、心理疏导、资助平台运营管理等工作。高校贫困生的资助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用动态的思维及时更新资助对象信息并给予应有的帮助。首先，资助金是政府向贫困生直接发放的经费，为了监督资助金的使用是否合理，可将一部分资助金以校园卡、购物券、餐券的形式发放，另一部门的资助金可作为专项基金，支持贫困生以后的就业与创业。其次，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团，通过社团模式，加强区域贫困生的交流，教育贫困生学会感恩，在获得帮助的同时应该积极发展自我素质，早日回馈社会。让贫困生做到资源共享，共同进步。最后，通过资助平台定时定点将资助信息在官方网站和公告栏内，接受大众监督。

另外，除了管理，建立必要的监督机制也是资助工作的重点内容。通过建立政府、高校、社会的三级监督体系，有效地确保资助发挥最大作用，即政府监督高校，高校监督学生，社会全面监督。通过网络联合社会设立共通的举报渠道，方便管理者与监督者沟通，管理者应及时将举报及处理信息告知监督者，保证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4.“互联网+隐性资助”保护贫困生隐私

我国公民都享有隐私权，即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但在实际资助过程中，有的高校为了保证资助的公平性，将贫困生的所有个人信息公之于 世；有的企业为了提高知名度，甚至将贫困生搬到银幕、报纸上。这些做法都是不妥的，保障监督者知情权的同时，必须保护被资助者的隐私权。首先，应该取消现有的张榜公式的做法。其次，通过互联网的数据处理技术进行隐性资助，通过互联网数据分析，专家会谈认定贫困生，略过申请公示环节，直接为贫困生提供资助。同时，定期向社会公布高校资助工作成果，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隐私权，也能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增加资助工作的人文关怀。

四、结论

高校贫困生资助是一项复杂而又必须做细的工作，关系到国家、社会、家庭、人等多个方面。在现阶段的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传统工作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资助工作。依据当代 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特征，结合“互联 网+”的理念，探索一条新的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路径，涉及贫困生的认定、帮扶、管理监督等多各方面，可为贫困大学生缓解经济、心理压力，使高校资助工作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上海世博会；后期效应；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327－06

举世瞩目的2010上海世博会给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等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如何在世博会闭幕后使该效应获得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与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与理论问题。而上海为了利用好世博的后期效应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文化大都市战略”，文化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成为大势所趋，此即新世纪真正能够引领世界的文化产业。那么，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世博究竟留给上海哪些宝贵遗产，又带来了怎样的有利契机?

上海世博会期间，旅游人数屡屡刷新记录，而世博后的世博园区保留下来的“一轴四馆”(世博轴、中国国家馆、世博会主题馆、世博中心和世博会文化中心五个标志性的永久建筑)，经过二次开发后仍是游人看好的去处。世博观光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魅力?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既给越来越多的国人提供了出行的闲暇，同时也给其提供了相应的财力，于是，旅游逐渐成为普及开来而且愈益兴盛的文化实践。而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旅游与文化的结合，文化部及国家旅游局在2009年联合了《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结合，有助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也就是说，文化旅游必须要有足够的文化含量或历史底蕴，以此为前提发挥文化与经济的互动、联动效应。上海恰好具备文化旅游需要的这种坚实基础：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上海通过与过去殖民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主动现代性而完成了一次巨大的文化空间重塑，而且，这一重塑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本雅明曾把19世纪的工业博览会看成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地，是唯一真正现代性的节日。今日世博会，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而言，都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博览会，而是集工业、技术、艺术、商业、文化多样性以及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巨型空间景观，是现代性物化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全面呈现。”也即是说，从首届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始，世博会很长时间内都在展示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与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成就，现今的世博会仍然沿着这一现代性基本理念的道路前行。因为突飞猛进的技术无疑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刷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及交流方式，科技让人类对明天抱有更为美好的展望。历届世博会中琳琅满目的新创意、新发明都会让身临其境的观众体验到现代性物化体系强大的同化力量，令人对现代性与科技的同构产生直接认同感。德波曾批判技术不单极为明显地改变了日常生活，而且它“倾向于降低人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生活于是“减变为一种与稳定的重复性景观的义不容辞的消费密切结合的纯粹的重复性琐事”；而韦伯干脆就把现代工具理性笼罩下的日常生活看成一个铁笼子。然而，在看到技术引发的负面效果的同时，不能忽视正面的成果，尤其是当我们不是简单地把技术看成生活的外在因素时，技术的感性及审美意义也会随之凸显出来。这突出地体现在每届世博会所留下的建筑艺术遗产上，譬如1851年英国世博会的“水晶宫”、1889年法国世博会的“埃菲尔铁塔”等。后者初建时曾被斥为是一座毫无意义的怪物，而建成后的埃菲尔铁塔显得既气势挺拔又轻舞飞扬，且渐与巴黎的其它建筑景点和谐交融，因而最终成为巴黎的象征。“城市建筑是知识形态、观念形态和艺术形态的完美结合。任何城市建筑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因而城市建筑本身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观念文化是城市建筑文化的内核，知识文化是其丰富的骨肉，艺术文化是其外在的画面。”本届上海世博会的整个世博园则俨然一个充满艺术珍品的超级公园，尤其是永久保存的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构形雄伟壮观、含蕴悠远丰厚，而且，它作为个体建筑与上海市其它建筑群区构成了对比、呼应。

大致说来，上海市的现代建筑有三大群落：外滩、浦东新区、世博园。外滩自1845年、1849年分别被英法侵略者抢占后，一直到20世纪加年代期间都是两国的租界。外滩是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是当年各国领事馆的聚集地，可谓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汇聚了不同国家风格各异的建筑，譬如英国古典式、法国古典式、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壁式等，因此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现今人们看到的外滩虽然大都经过改建，但保留了之前的基本风格。它们在在表征着“殖民地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西方在民族国家兴起及工业革命后，不断进行海外扩张的历史过程，这使得现代性染有十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色彩。就是说，现代性与殖民性两者水融，因为现代性一直伴随着欧美国家的海外扩张而散布到世界各地，而且被用作殖民统治合法化的精神工具。从现代性的最初成形到渐趋发展，现代性内部充满对抗与冲突，“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持续的可变性表明，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与西方先发的、主动的、乐观的现代性相比，上海的现代性则是后发的、被动的，带有被殖民的伤痛印记。在欧美及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利益的争夺与领土的觊觎博弈中，上海被全球经济收编为一座半殖民城市，其都市化也是半殖民主义的副产物。所以，此时的都会文化与殖民文化纠缠在一起。正如史书美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要描写都市文化，那么即便他是以某种闪烁其辞的方式，这座城市的多元种族、多元民族主义及其殖民机构结构也都必然会被表述出来。的确，如果去除了西方风格的剧院、舞厅、咖啡厅、赛狗场、进口轿车和好莱坞电影，上海的都市风景还能剩下什么呢?”于是，都市的魅惑使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土，资本主义的天堂，充满欲望与罪恶的城市。波特莱尔、本雅明等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都市现代性的一些普遍主题――商品化、碎片化、孤独的人性等――也在上海颇为流行，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一批小说对此做出了生动的诠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直至现今，在民族主义者的想象中上海特别是外滩建筑铭刻着中华民族的耻辱、见证了所遭受的殖民剥削，即便通过改换建筑名称等方式可以进行意识形态改造，但仍然无法抹去深层的被殖民无意识。

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宣布开发、开放，20余年间浦东新区注意把国际化思路与本地特色相结合来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高起点地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全力打造成为现代化新城区。浦东的变化翻天覆地：由阡陌农田到林立高楼、从

穷乡僻壤到繁华街区，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科技馆、东方艺术中心等建筑为浦东文化旅游的必修科目。某种意义上，享誉世界的“东方明珠”浦东成为上海现代化进程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如果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那么，这一次的上海是主动去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去接受现代性的洗礼。而上海世博会可以看成现代洗礼成果全面而集中的展示：“一是由技术引领工业、市场的现代性物化体系；二是世博物化结构的艺术呈现以及由世博历史促成的现代艺术世界；三是文化以及文明多样性的诉求及呈现；四是深入人心的生态文明理念。”换言之，世博会炫示的不只是先进的技术，还有深厚的艺术，对世界的包容，对自然的尊重。雍容华贵、大气磅礴的中国馆寓意“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是中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实力的展演，象征着全球化格局之中泱泱大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从外滩到浦东新区再到世博，这三大现代建筑群突显了百年中国的衰兴史。

旅游是借助空间的位移而开展的视觉审美体验，旅游的奥秘在于“旅游者主体与旅游目的地的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这种互动关系集中体现在旅游者凝视的辩证法上：旅游景观是凝视的客体，它需要游览者的凝视，影响其视线；而凝视常常追寻能够满足旅游期待的景观。旅游者的凝视带有其自身文化的投影，“旅游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看的对象包含甚至就是他自己及其文化”。所以，世博期间及其后的上海文化旅游观光实际上意味着在一个新的全球化文化场域中对自身、对民族、对文化的凝视与反省。“全球化指的是通常被称为文化的过程，即在全球舞台上与意义赋予有关的过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全球化引发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身份认同问题：“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权力常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时尤其如此。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全球化是一种共时平面结构中的关系互动，而世博园区与外滩、浦东新区还构成了一种纵向的历史关系。具体而言，上海拥有数量众多的国际电影节、音乐节、戏剧节、艺术节等，是电影、油画、话剧、交响乐等源于西方的文化形态在我国的发祥地，世博期间各类中外文艺演出多达两万多场次，上海还拥有传统文化的精粹，如京剧、沪剧、越剧、评弹、滑稽戏等，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上海的多元文化之间在频繁交流中暗地博弈，上海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就无以回避。理解文化身份有本质主义式的，它坚持文化身份是一个既成的现实，有一个稳固的本质，只需将它挖掘出来便万事大吉；还有反本质主义式的，它主张以历史的、开放的姿态来理解身份，也就是说，身份是一个不断被制造、不断生成的不息旅程。“真正的文化家园的回归不会再有了。在一个越来越以流亡、移民和流散为特征，充斥着不稳定和混杂的世界中，纯粹的、真正的绝对性已没有立足之地。”因此，上海的身份也总是在新的实践关系中被重新塑造，这就要求既不能自卑于过往，也不能自满于当今，必须清醒地抵制本质主义的诱惑，与时俱进、在全球与地方的交叉网络中刷新自我认同。

世博后的浦东成了上海的“政治分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和国际会展中心”，深刻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结构、文化氛围。世博不只更新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同时也吸引长三角很多城市积极接轨、学习、借鉴以发挥世博效应。譬如，杭州市推出第十二届西博会等诸多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接轨世博；舟山市依托丰富的海洋文化致力于营造“海”文化时代，并力图成为“海上后花园”以增强文化观光的吸引力；丽水市立足于优美的自然风光、生态环境及与其相关的生活质量等城市发展的优势，在旅游产业中增强后世博商机；衢州市则一面以南宗孔子文化吸引世界各地游客，一面发展面向未来的城市经济与文化，打出儒文化牌为后世博注入传统元素，给中国传统儒文化添加新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