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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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题】经济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关键词】/竞争理论/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世界市场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笔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国际竞争问题，并提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具体策略。

一、马克思的竞争理论

竞争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部分，而是贯穿并服从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其经济理论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讨论与分析了竞争问题，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竞争理论。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的本质是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他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看作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畴的观点，第一个把竞争当作历史范畴加以考察，揭示了隐藏在竞争背后的经济关系本质。马克思认为，竞争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在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交换双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质利益和要求，要实现这种利益就必然产生竞争。他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现象背后所掩盖的经济关系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251），“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352）。因此，竞争是一个历史范畴，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

2.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决定竞争双方的胜败。马克思考察了在竞争中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的影响，并且把这一变化过程看作是规律性的、长期的必然趋势，从而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竞争的动态性质。他指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201）。这个相同的市场价值是由在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且受劳动生产力高低的影响。“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53）。这里，马克思是从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把竞争与其他相关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竞争的性质和功能，从而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动态分析方法。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生产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参数。其中，总是有少数资本家率先进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于是，其他资本家也不甘落后，竞起摹仿，使这种创新的收益得到扩散，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于对新的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又会导致新一轮的创新，而后又是创新的扩散，带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消失了，但相对剩余价值却增加了。如此循环往复，就使竞争过程表现为一个周期性的动态过程。

恩格斯曾从一般意义上把竞争使供求变化导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概括为竞争规律。他指出，“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613）。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揭示了竞争的作用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即通过竞争导致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形成商品市场上供求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这种运动促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一个生产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使社会劳动重新趋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分配。通过竞争调节供与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竞争的作用，使供与求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3.资本主义的三种基本竞争形式。马克思认为，竞争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而价值规律的要求包括三个层次，竞争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种：

（1）生产领域的竞争。在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各个资本家的个别劳动时间量不一样的，为了解决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同一部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而形成商品的价值，在这一层面上，单个资本家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竞争，其目的在于缩短个别劳动时间，降低社会价值，获得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

（2）流通领域的竞争。在流通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其内在价值量进行交换。但在不同的供求状况下，价格和价值在每个个别场合往往是不一致的，这就构成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才能解决，商品价格才能以它的价值为基础，商品价值才能转换为生产价格，等价交换的原则才能实现。

（3）分配领域的竞争。占有和瓜分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但资本家内部如何瓜分剩余价值是通过竞争规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润率规律决定的。就资本的性质和目的而言，任何单个资本在客观上都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种内在客观要求是通过内部之间的竞争使利润趋向平均化来实现的。由于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利润率，通过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以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为特征的激烈竞争，转化为平均利润率。这时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可见，利润平均化过程也就是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资本家激烈竞争的过程。

4.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资本积聚，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市场供求矛盾，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687），这“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686），是“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831）。这一过程不断进行，最后由于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31-832）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而资本主义积累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世界市场的竞争推动了世界市场商品的供求变化并引起商品国际价格的波动，促使商品国际价值的形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商品超越国家的地域范围进入世界市场时，其价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国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不同国家由于其经济技术水平、劳动强度以及劳动生产率不同，商品的国别价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614）但是，决定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一定时期内，国际市场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的情况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就是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当然，在国际市场上这个平均单位是通过竞争来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通过这个计量单位，可以将每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还原为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614）它构成商品的国际价值。商品国际价值在世界市场上的货币表现就是国际市场价格，国际市场价格的基础是国际价值，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根据商品的国际价值来进行，这是国际市场价格形成和变动的基本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次交换时，国际市场价格都是和国际价值相一致的。因为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都是变化不定的，这种价格上的不一致，通过竞争，反过来又会影响世界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使它们逐渐趋于平衡，从而使国际价格接近国际价值。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也是通过竞争来强制实现的。

二、马克思竞争理论的意义及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以资本主义竞争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竞争的本质、形式和结果；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竞争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对竞争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两者的高度统一。因此，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础。

1.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竞争的发展。早在16世纪，随着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并力图把其产品向国外推销，世界市场即开始萌芽。到了17世纪中叶，商业和航运的快速发展，使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廉价的原料来源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国瓜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的斗争渐趋激烈。而17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则采用机器生产，实行最广泛的分工，使大工业得以尽快发展。技术进步、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范围。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趋势，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不断地强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可以说，正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推动了国际市场竞争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构成了国际竞争的基础，反过来，国际竞争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从深度上讲，正是国际竞争的激烈使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从广度上讲，国际竞争使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把每一个国家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国绝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而只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我，依靠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马克思指出，只有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89）。为了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在企业层次上，要不断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组织能力；通过科技进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绩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在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开发设计出具有创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价格的产品；并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其次，在国家层次上，建设与竞争相关的基础设施，培育企业生存、应变和发展的环境；积极促进市场开放和高新技术引入，使企业始终感到外在的竞争压力而不得不提高生产率，最终缩短与世界最具创新和竞争能力企业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强国家新优势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和规划政策；由政府出面对国内各个部门和组织的竞争力进行系统整合，即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战略目标，用系统的观点与方法，以网络与数据库为手段，把权力、资金和知识在产学研一体化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

2.从竞争理论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仍然是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又是经济利益关系，是世界各国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进行扩张形成的一种国际利益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2），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各个国家为了追逐经济利益，都不会囿于国家边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他们在国内无法实现的经济利益。比较优势原则的本质是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建立产业和配置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用本国花费劳动较少的产品交换到本国需要劳动较多或即使花费较多劳动也一时生产不出来的产品，这样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以及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使不变资本更加便宜，从而节约了用于不变资本的成本费用，提高了剩余利益。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国也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仍然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有一定积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国必须集中资源继续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并向具有较好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倾斜。

3.根据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及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竞争中，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总是要千方百计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资本的内冲动和经常的趋势”。（355）“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354-355）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在国际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但这种竞争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因此，中国应对国际竞争最根本的策略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培养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和各类学科领头人。我国在人才资源配置机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人才激励不完善，管理和专业人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高效率与高收入相关性差，高素质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为此，应当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疏通人才流动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费现象。同时，启动吸引专业人才工程，加大改革和完善优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国内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学术带头人的薪酬水平，形成示范效应，实现高效高薪的良性循环，达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篇2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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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论文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之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涵盖了多个方面。从长效角度分析，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無论是货币经济、资本经济或许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无法在长效上与科技经济比拟，这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产力转型为中高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制定创新型的产业计划从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步骤；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的防治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维护生产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务。因此，从微小市场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产业链，淘汰低端产能，振兴教育，提振创新，从宏观经济态势梳理当前形势下的微观小循环是由近及远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篇4

关键词：资本成本　债务成本　市场交易成本　所有权成本

一、对资本与成本范畴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义资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义好“资本”与“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基于经济学中“资本”与“资产”不分，我认为，会计学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是资本的定义。一个佐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资本的定义。他认为：资产是可用的经济资源；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着“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资产须经交易而转手（资产转让），才能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变为资本；所以，资本是构成独立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即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1）。

会计学中的“资本”一般是指“资产（资金）的来源”，按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解释，“资本”即指“负债+所有者权益”。我认为，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中的“资本”应作会计学上的解释。

张五常（2000）认为，“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可见，经济学家是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的。汪丁丁（1996）进一步认为，机会成本的两个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选择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们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作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选择，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价值”基础上的成本。据此，在经济学家看来，沉没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财务理论中，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应是可取的。还要注意的是，选择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成本也是未来成本，而且必须弄清楚谁将承担成本。公司财务中的筹资、投资等财务决策正是面向未来的，作为财务决策标准的“资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来，所以用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来理解“资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资本成本的定义与计量

（一）资本成本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在公司财务中，资本成本的一般定义为：公司筹集和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个“代价”应以“机会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担资本成本的主体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资本成本是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

根据上述定义，资本成本由两部分构成：（1）筹资费用，指在筹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属于市场交易成本；（2）用资费用，指在使用资本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后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②以发红或股利（股息）（投资报酬率）形式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进一步，资本成本的静态（不考虑时间价值）表现形式有：（1）绝对数，即“资本成本额=筹资费用+用资费用”；（2）相对数，即“资本成本率（k）=年平均资本成本额/筹资总额”。实务中则常用“资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资费用/（筹资总额-筹资费用）”。通常，用到“资本成本”时，即指“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有四层含义：（1）个别资本成本，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下的资本成本。（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综合资本成本或总资本成本），即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3）个别边际资本成本（mcc），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它有三种定义方法：①数学上的定义。若y=f（x）[y：个别资本成本；x：筹资量]，则mcc=dy/dx.②经济学上的定义。x=1时的y（因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而增加的资本成本），即为mcc.③财务管理实务上的定义。企业新筹资本的个别资本成本，即为mcc.这个定义的误差大，但实用。（4）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它是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

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而且并不严格区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笼统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二）资本成本概念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资本成本是比较筹资方式、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依据。个别资本成本是比较各种筹资方式优劣的一个尺度（但不是选择筹资方式的唯一依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基本依据；个别、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是比较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重要依据。

2、资本成本是评价投资项目、比较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的主要经济（财务）标准。人们通常将资本成本视为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 rate），即视为投资项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还作为比较选择投资方案的主要标准。

3、资本成本作为资本化率，是运用贴现的现金流量方法进行价值评估（财务估价）的关键因素（变量）。

4、资本成本还可作为衡量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基准。近年来，在对公司的绩效进行财务衡量时，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剩余利润（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eva）或调整的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这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上述指标中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之一。

（三）资本成本的计量

要发挥好“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公司的财务决策与绩效解释的功能，如何准确计量（也许用“预测”更恰当，因为要计量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徒劳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所罗门的“现代公式”（2）。所罗门于1963年出版的《财务管理理论》认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促使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与企业当前价值相等的折现率”。据此，所罗门建立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现代公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计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为企业预期未来净营业收入；k为债务资本成本d为债务的市场价值，s为（所有者）权益价值；v为企业价值（v=s+）；t为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率。

阿迪提（1973）认为，“现代公式”所隐含的下列假设以成立：①预计企业将有永续固定的盈利（为了运用永续年金值公式）；②企业盈利等于预期未来净营业入。

我认为，“现代公式”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推导的问题。所罗门的推导起点是“k=x（1-t）/v”，然后将“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现公式”。问题是，x≠（x-kd）（s/v）+k d（d/v）。理由如下：x=xkd+kd=[（x-k d）+kd]（v/v）=[（x-k d）+kd][（s+d）/v]（x-k 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财务估价中，人们本来是要利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估计（预测）适当的折现率，以便评估企业价值。而“代公式”不过是这一过程的逆运算（有“循环论证”之嫌），试问：“企业价值”又如何确定？用折现现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确定的“企业价值”代人“现代公式”，反求“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能保证与折现现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恐怕是“现代公式”无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种计量“行业平均资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d/da为企业负债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归而得：

（v-td）/a=■+■/a+■+■（a/a）+u/a

式中，v为企业当前市场总价值；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a为企业总资产的账面价值；a为资产的变动量；x为企业预期息税前收益；u为随机干扰项；■为常数项；■为规模系数；■为预期收益系；■为增长系数。

笔者发，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问题：①mm方法不是对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虽然它对个别企业的财务决策有参考作用，毕竟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难以从mm方法发展出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公式；③c=f（k，dd/da），而与负债资本成本本无关，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弃了“加权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与实践（税法）不符，改“（x-i）（i-t）”才对（i表示因负债而发生的利息费用），与因变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业资产收益率，用来作为k替代，显得很牵强；⑦寻找v的替代变量（计量方法）成为成功运mm方法的关键，而对v的计量本来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确，也只能求得历史（过去）的资本成本，但这与资本成本的定义相。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线性的延伸，因此经验估计的结果对来的指导作用要大打折扣。

国内，沈艺峰（1999）、王宁（2002）运用mm方法检验了“股权成本高债务成本”理论的正确性。裴平（2001）用自己构建的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了计量，但与前两位的结论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结果支持裴平的结论。他们的相互矛盾的结果难以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财教科书方法。几乎在所有财务管理教科书中，多是先求出个别本成本，再以财务结构（各种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作为权数，用统计学上的加权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笔者把这种方法叫做“财务教科书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论文《资本成本会计》，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既然大量财务管理教科书财务学者采用上述方法，笔者认为必有一定道理。

纵观个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无不是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而求的。这说明资本成本是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财务教科书方法”还有一大优势是，它能求出个别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可直接用于财务决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简单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观判断就准确的计量出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方法，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这种方法（作者注：也永远也找不到）。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根据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经环境，对各种计量方法的实用价值进行判断，从而，选择出在现有的情况下相对合理的计量方法。”（1997）笔者以为这种概括深“机会成本”概念的真谛。据此，可以预见，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构建与选择不能偏离“机会成本”概念，否则，都将难免犯错误。

三、对“资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创新

将“资成本”理解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分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还原”，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还为债务成本和（所有者）权益成本。进一步，将债务成本分拆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债券成本、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债券成本等，将权益成本分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因为财务决策需要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此，我们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拆为“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开拓现代财务理论的创新空间。

1、债务成本。公司因债务而导致的未来现金流出一般是预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预测难题，所以债务成本的计量相对容易做到。不过，因公司一般有多种债务，所以债务成本也应是一个加权平均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债务可以增加税盾（taxshield）效应，降低成本（信号传递效应），但债务成本本身却会因此增加（债权人将要求更多的风险报酬，破产成本也会增加），那么债务成本与成本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有何影响？此外，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债务成本的？在公司重组（如债务重组）时，降低财务杠杆，随之降低债务成本，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效率），资本市场又作什么反应？

2、市场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学者们的注释与发挥，更使人坠入云里雾里。为此，我们尝试作一粗浅的梳理。

张五常（2000）认为：“必须把‘交易成本’定义为所有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评：“这个定义显然不是构建性的。因为它只能说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说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学派把交易成本按照发生的时间分成两类：（1）事前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前，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等等的费用；（2）事后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后的执行契约的成本，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等行为造成的费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约成本（尤金。法马，1990）。

在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2）人的保证支出；（3）剩余损失。

张五常曾经提出，“交易成本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这个观点，并给出了如下定义：制度成本是选择制度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是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参与博弈者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价值。他还分析了这样的定义无法回避的四个困难：（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组织分工所花费的机会成本。然而这群人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来组织分工并协调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自我约束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等等，其“成本”是无法定义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从生产的“技术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分离出来。（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于是，当事人不可能确定他的每一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两个以上人的行动，所以必定是博弈行为。改变交易成本就意味着博弈的人“选择”从一个均衡跳到另一个均衡。但是，这种跳跃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就连博弈学家也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计量交易成本是困难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影响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个因素（交易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而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在《企业所有权论》中则认为下列因素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单纯的市场支配力、置后的市场支配力（锁定，lock in）、长期合作的交易风险、信息不对称、策略性的讨价还价、客户偏好的信息传递、客户的不同偏好的妥协和协调、异化（alienation）。谁来承担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业所有人、企业客户、其他生产要素的供应方将分担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谁的头上是由企业涉足的其他市场的性质来决定。无论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总是存在着一种动力或利益驱动推动企业以重组的方式采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所有权形式，以尽可能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见，要对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财务理论中，笔者以为至少还要解决如下问题：（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义及其构成；（2）交易成本与成本、契约成本之间的关系；（3）不应将交易成本等价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种交易成本的承担者；（5）哪些具体的交易成本才可以进入公司财务理论视野，即将宏观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微观化（深入公司层次）；（6）公司资本成本中，哪些属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问题难度很大，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选择是进行简化处理：将公司资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的交易成本和隐性的交易成本。显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筹资费用”，即企业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至于隐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计量的困难，我们暂时不作考虑，有待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但在决策时，我们必须定性地考虑诸如隐性的成本、破产成本、寻租成本等的影响。

经过简化处理后，还必须明确一点：计算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成本时，就不要重复计算显性的交易成本——“筹资费用”了，必须将交易成本从原来的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权益成本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考虑。单独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意义在于，将促使公司财务管理关注其外部市场环境，从而更加重视对理财环境的研究，以便在筹资时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3、所有权成本。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所有权”概念在法律上比较明确。按照钱颖一（1989）的理解，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有三种常见的含义：（1）对财产资本回收的权利，这是“产权学派”的定义；（2）对实物财产的控制权利，这是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义；（3）资本回收和控制权利。现在，一般取第三种含义，并表述为：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和收益的索取权，而且收益权（而非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本质（李笠农，2001；殷召良，2001）。这时，企业所有权事实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着。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被严格定义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谢德仁，2001）。亨利。汉斯曼在《企业所有权论》（中译本）中写道，企业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两项名义权利的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权。由此可见，企业所有权不是企业的所有权，而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所有权。

亨利。汉斯曼进一步提出了“所有权成本”概念：企业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大致分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前两种是与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这一权能相关的，第三种则是直接与剩余收益的索取相关。具体而言：（1）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其实就是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企业所有者为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付出的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间交换意见和作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和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2）集体决策成本是指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可能会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他们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如表决）。当所有者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即“集体决策的成本”，包括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和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

笔者认为，所有权成本是企业所有者获取和维护所有权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同样用“机会成本”计量，而且由企业所有者承担。不过，这种所有权成本最终将在企业得到补偿——企业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除非企业失败）。因此，转换一下，可以认为，所有权成本即财务管理中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使所有权成本回归“资本成本”的逻辑体系。“（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可定义为企业支付给权益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报酬，投资报酬又可分解为无风险报酬和风险报酬。这里，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对应“无风险报酬”，风险承担的成本则正好对应“风险报酬”。在财务理论中，“风险报酬”、“无风险报酬”均可以单独计量，只是要将“无风险报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并进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的具体成本项目，这个计量就困难了。

将“（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分类，将有助于改进财务决策理论，使决策分析深入“分子”层次，考虑问题将更周全，并提高决策效率。为了区别传统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的分类（如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将“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总称为“所有权成本”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定义。

“所有权成本”概念还将企业与其所有者联结在一起，必将拓宽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视野。公司财务管理应该为降低所有权成本作出贡献。同时“所有权成本”概念为论证“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了支持，或者说，公司价值最大化也是为了“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了改善公司绩效，我们必须重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公司控制权市场对所有权成本的影响，理论上值得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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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