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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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　转型经济　制度理论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发显得重要。作为一种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受到了普遍关注。一方面，跨国公司迫于劳工组织和消费者运动的压力，为了维护其品牌形象而不得不致力于推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lity,CSR)；另一方面，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经营成本，为了降低成本，跨国公司往往会懈怠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因此，在现实经营面前，跨国公司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两面性。如何在这种两面性之间实现适度平衡，是一个需要更多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经营主体所处的制度环境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经营理念在这个环境中相互碰撞与融合。跨国公司的数量、规模和市场影响力在中国大陆已经得到空前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力度在不断增强。由于跨国公司的特殊地位，来自不同制度情境下的跨国公司会直接对东道国的市场竞争态势产生干预。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正在大规模地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活动被普遍认为是增进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创新性、不易模仿的方式，已经成为全球管理发展的新趋势。跨国公司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潮流已经延伸到中国，可以预见，这股潮流将对中国的经营活动甚至对中国本土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旨在从制度理论视角分析和探讨跨国公司在华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指出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问题解决思路。

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观点回顾

(一)企业社会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来自顾客、雇员、供应商、社区群体、政府等一些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机构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迫使企业必须将其面临的社会问题纳入企业战略的议事日程。在这种背景下，现阶段的企业管理人员必须不断地满足来自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并投入相应的资源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资源基础观(RBV)来看，企业之所以愿意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产生某种类型的竞争优势，例如公司声誉、吸引优秀的人力资源等。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至今没有一致结论，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协会将其定义为：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改善员工及其家庭、当地整体社区、社会生活品质。这种观点将“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实现了很好的结合，容易为实践界所理解和接受。并且事实上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实施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均衡行为，必须在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获得平衡。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承担那些来源于企业和社会之间存在的隐性“社会契约”的义务，必须对社会长期的需要和需求作出响应，最优化自身活动对于社会造成的积极影响，并将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对于理论模型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而言，广为学术界和实践界接受的是Carroll的研究。Carroll认为判断一家企业的好坏，不仅要看其经济上的成功，还要看一些非经济性标准。企业应当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方式从事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具体来说，Caroll将企业社会责任归纳为4种类型：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发责任。其中，经济责任是指对于企业而言，最初以及最重要的责任当属经济责任，企业必需生产和销售社会所需的产品或服务，并以社会公允的价格出售它们，才能获得利润，从而保证企业的生存发展；法律责任是指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在社会特定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下从事经营活动；伦理责任是指除了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之外，还有一种为社会成员所期望的但未以法律形式规范的责任，社会期望企业承担这种未被明确的伦理行为规范；自发责任是指企业志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社会期望或法律所要求承担的，例如慈善捐助、为上班的母亲提供日间托儿服务等责任。在此分类的基础上，Caroll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社会责任金字塔分为4个部分，其中经济责任处于金宇塔底层，要求企业盈利；法律责任处于金字塔塔腰，要求企业遵纪守法；伦理责任处于金字塔塔身，要求企业成为有伦理的企业；慈善责任位于金字塔顶层，要求企业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Caroll指出，企业在履行这些责任的过程中，应根据企业自身的规模、管理哲学、公司战略、产业特征、经济状况以及其他因素而变化，4个部分为企业管理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可以说，Carroll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隐含了企业应遵守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制度)两个方面的内容。

对于实践操作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运用最为广泛的是SA8000。SA8000中社会责任规定内容包括：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报酬、管理系统等。

无论是理论化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是操作化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概念在实践界的接受和普及，有力地推动了企业主体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实际行动。

(二)制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选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除了前面提到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之外，制度理论中的“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也有助于我们从另一种角度解释这种现象。组织场域是指那些构成一个被公认的制度化生活领域的组织，这些组织包括了关键供应商、原料和产品客户、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生产同样产品和服务的组织。这样，除了场域中心组织之外，一个组织场域还包括影响或被企业活动和结果影响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在这点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观点一致)。组织场概念描述了组织以及组织之间所嵌入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在一个组织场域中，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接受和实践存在两方面的制度性前提。一方面，如果企业社会责任能够直接影响公司声誉、竞争优

势，提升公司财务绩效，那么其更可能在企业间迅速扩散，并为企业所保留和采用，从而增加企业可持续性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基于其合法性，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不作为的替换。企业社会责任的早期实践者成为了社会广泛认可的“模板”，容易获得相应的发展资源。

一旦组织场域形成，就会产生同质性的巨大动力。制度性趋同(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说明了企业在行动与结构上的相似性或同质性。一旦许多组织组成了“场域”，理性的参与者便会使他们的组织越来越相似(即趋同)。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面的制度性趋同存在3种机制：(1)强制性趋同。它来源于企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本企业依赖的其他组织，也来源于企业运行于其中的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劳工组织和消费者运动证实了这一点。(2)模仿性趋同。当企业的目标模糊或是环境中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企业就会按照其他成功企业的作法模仿。一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其他企业就会开始效仿这种作法，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3)规范性趋同。这种趋同主要来源于专业化。一是正规教育、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专家，以及政府创造的全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基础中的合法性；二是跨越组织之间的网络的扩张和深入，并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新模式在这个网络中迅速传播。

综上所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上的发展变化，有其深刻的制度化过程。先前的文献深化与推进了我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观点的认识，这为我们下一步研究跨国公司在华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跨国公司在华的CSR实践现状分析

Scott认为可以从4个方面来描述“场域”这一层次的结构和过程：边界、逻辑、治理和结构化。我们认为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一个企业经营所在的场域逻辑。从这个视角来看，处于其中的所有在华跨国公司及其供应链节点上的企业就构成了一个“社会责任”场域；而其中的每一家跨国公司与其供应商等则构成了次一层次的亚场域。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结构化的行动，所有跨国公司在这个组织场域中相互作用与行动。

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相比，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在华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更多不规范的特征，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是如此。目前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总体情况良好，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强化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来展现公司作为企业公民，积极进行利他性的环境及社会性活动；而有少数的跨国公司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则很少，甚至出现弱化社会责任的倾向。转型经济中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弱化问题主要是由制度结构安排缺陷，尤其是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引发的。

(一)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业务流程，通过自身经营行为来体现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例如慈善捐赠、教育投资、环境保护、援助社会弱势群体等；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一定的责任契约，约束和提升他们在中国的供应商们的经营行为。中国的供应商若要成为这些在华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就必然要遵守他们制定的责任准则，符合他们的标准。这两种类型的活动在其构建的亚场域中得以互动。

在社会责任理念方面，大多数在华跨国公司都意识到，公司目标不应该只是利润最大化，还应该包括员工、顾客、供应商、银行、社区和政府等在内的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些责任，例如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重视对雇员权益的保护、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识、关心和支持公益事业等。在所调查的跨国公司中，这些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基本上形成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例如《摩托罗拉商业行为准则》中明确提出了对经理的追加责任、对摩托罗拉员工、客户和消费者、业务伙伴、股东、竞争者、社会、政府的责任。摩托罗拉的企业公民商业行为准则包括：创新产品、客户满意和品质卓越；遵守道德规范和透明经营；保护环境质量；坚持多元化与包容性；恪守职业安全与卫生；创造经济机会与增长；建立良好供应商关系；支持社区需要；实现股东价值等。

慈善捐赠历来被普遍认为是优秀企业公民的标志。在慈善捐赠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一项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企业公民委员会编制并的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活动中显示，上榜的42家跨国公司合计捐赠4.27亿人民币。另一项影响较大的排名活动――由《胡润百富》所评定的“2005年中国慈善企业榜”中，共有22家跨国公司进入了慈善企业排行前50名。这些在华跨国公司的主要捐赠方向为教育、健康、灾害、社会福利、环保、扶贫等领域。其中，教育是主要的捐赠方向，在所有上榜的跨国公司中，有63.6％的公司对这项内容进行了捐赠。其中，最大捐赠额为20,800万人民币，最小捐赠额为800万人民币，捐赠总额为71,850万人民币，平均捐赠额达到3,265.9万人民币。而2006年，共有16家跨国公司进入了慈善企业排行前50名，相比于2005年而言榜单中减少了6家跨国公司。这些在华跨国公司的主要捐赠方向为教育、体育、灾害、环保、健康、疾病等领域。它们中，最大捐赠额为2.8亿元人民币，最小捐赠额为1,500万元人民币，捐赠总额为10.08亿元人民币，平均捐赠额达到6,300万元人民币。各项指标与2005年相比都有了显著增长。从图1中不难看出，教育仍然是跨国公司的主要捐赠方向，有68.8％的公司对此进行了捐赠。

值得指出的是，在捐赠形式上，跨国公司并非是完全以现金的形式支出，而是以技术、设备、产品和资金捐赠几种方式同时进行。跨国公司的捐赠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干预的重要力量，并且在跨文化、不同制度情境下的经营模式已促使跨国公司将慈善捐赠和公司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

在对供应商的约束方面，2000年以后，大多数在华跨国公司都对其在中国的供应商实施CSR评估和审核。只有通过了评估和审核，供应商才具备资格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网络，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跨国公司对其供应商社会责任行为约束最多的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电子、纺织、服装、制鞋、玩具、工艺品这六大行业中的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做贴牌生产的私营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生产条件、生产安全、员工的职业健康和权益保障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跨国公司要求这些企业必须通过SA8000等一系列责任认证，以此作为签订合同订单的前提。例如，在选择供应商

方面，诺基亚中国拥有一套完整的供应商要求，自2000年起，这些要求中就已经考虑到针对工作条件的道德准则。并且，诺基亚在供应商网络管理中，一直在实行供应商劳工状况评估。

在环境保护方面，跨国公司除了直接对环境保护行动或领域进行慈善捐助、要求供应商进行环境保护之外，还从内部业务流程严格做起，将环境保护与日常经营紧密结合。例如，爱普生公司以“节能”、“零排放”和“削减化学物质”作为生产工艺和工厂运营中降低环境负荷的三大支柱，成立了横跨全公司的专业委员会，专门开展改进管理的活动，旨在建成环境负荷最小化的绿色工厂。

在社会责任信息方面，定期撰写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普遍举措。通过社会责任报告，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宣传公司的基本价值观，反映自己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业绩，披露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向，以接受利益相关者的监督。目前关于公布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在华跨国公司多采取在公司中文网站来公开其举办或参加的“公益活动”或“环境保护”等各种信息资料来予以，但也有一些跨国公司的责任报告比较完善，采取“可持续性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保型可持续发展力报告”、“社会环境报告”等年报形式予以，这些报告内容涉及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业绩。例如，飞利浦中国连同总部会定期针对利益相关者的年度《可持续性报告》，重点阐述公司在该年度可持续性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创造的价值，包括全球环境挑战和新兴市场的创新活动。在该报告中，飞利浦特别强调了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取得的绩效。

在内部组织支持方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2006”发现，在华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内容处理得相对成熟，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专门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并有专职人员负责。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这些跨国公司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活动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例如，三菱设有专门机构“社会与环境委员会”和“CSR专责小组(task force)”来负责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总之，跨国公司在华的社会责任实践在近年来发展迅速，树立了自身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并形成了相应的正式制度。在企业社会责任场域中，跨国公司的管理理念、行动逻辑得以较好体现和落实。

(二)弱化企业社会责任

一些研究指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完善，一些在华跨国公司偏离或违背了他们在发达国家坚持的公司责任理念，降低了商业道德标准。例如2005年的中国媒体上，至少对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公司责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评。类似地，先前的一些研究也指出，跨国公司在华出现社会责任弱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一些跨国公司在华非法避税；外资战略并购及“独资化”、“大型化”趋势增加了行业垄断的风险；一些外资企业劳工标准偏低；一些外资企业产品安全不达标；外商投资企业违法户次减少，罚没金额增加等。除此之外，少数跨国公司人员还在华从事行贿活动。跨国公司的这些作法与其阐释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是相背离的，但由于目前中国还缺乏有力的制度环境来进行过程与结果约束(包括没有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没有相关的制度手段来制裁“不作为”行为)，因此这些不当经营行为还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而对于跨国公司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部分跨国企业弱化他们在中国市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由是：“适应中国市场特点作出的调整”。但无疑这些行为是需要在将来加以改正的。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跨国公司在华享有的特殊优惠政策、控制和占有的资源状况，使得他们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先行者。我们发现，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受到东道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法律等制度环境的综合影响。多数在华跨国公司为自己的企业制订了社会责任行为准则，并且纳入了公司层面的战略发展规划，但由于现有制度安排的缺陷，少数跨国公司也存在违规行为。我们认为应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来应对目前面临的挑战。我们希望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推进有关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进一步研究。

(二)启示

组织的选择受到外部各种压力的约束，为了生存必须对外部要求和期望做出反应。在中国，变化的市场特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自身内部制度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转型经济中市场所包含的众多制度变量，包括资源供应、消费者权益、税收体制、慈善捐赠、公益事业、大众传媒和舆论监督等变量的变化。勿庸置疑，在一个变动的分层系统中，这些多元的制度变量构成将会影响跨国公司市场地位的确立和竞争优势的获取。

通过对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推行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是各种制度约束下的产物。由于我国处于转型经济时期，市场监管力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一些职业操守不够严格的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出现了种种违背社会责任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绝大部分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法律框架和社会期望建立起来的，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制度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冲突，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标准在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需要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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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责任领域 利益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

（一）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外的发展

一般认为，美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在1924年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需要的责任结合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内。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多德——贝利论战中，两位学者就“企业的经理人是谁的受托人”展开了大讨论。多德教授指出：企业对雇员、消费者和公众负有社会责任，尽管这些社会责任未必见诸法律为企业的法定义务，但应当成为企业管理人恪守的职业道德。而贝利教授认为：商业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企业管理人惟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如果要求管理人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人负责，那么，所有者控制企业、管理人应对所有者承担受托人义务的企业法规则就会被削弱乃至颠覆，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名义下，各种各样的利益群落都会向企业提出财产要求，作为市场经济基础财产私有就会被动摇，结果将导致类似一场经济内战的社会财富再分配。

随着争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还应该包括“经济、人权、贫困、社会福利和环境等”。卡罗尔对社会责任进行了更详尽的分类，他认为任何给定的企业行为和责任都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自由决定责任。经济责任是企业必须负有生产、盈利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法律责任是企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履行其经济责任；道德责任是企业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准则、规范和价值观自由决定责任是企业所具有的意志和慈善等。

（二）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的发展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最早以企业社会责任命名的著作是1990年袁家方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该书主要从几个方面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为我国的企业社责任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袁家方的研究过于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比较狭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渐深入。杨瑞龙等人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2000年以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比如，刘连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卢代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谭深等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等。总的来说，我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不成熟，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

二、国内外研究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责任领域的许多重要术语彼此混淆，阻碍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发展。

克莱森曾经指出：“研究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领域还存在最基本的问题未解决：没有任何一个企业社会表现、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社会响应的定义能够提供一个框架或模型，使我们能够系统地收集、组织、分析与这些概念有关的企业数据，学术界也还没有开发出一个能够提供这种框架或模型的理论。关于三个概念的区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的企业管理工作角度讲，这些概念的意义没达成共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表现常常混淆，甚至与企业公民的概念也常常混淆，这些术语使用上的不一致使不同研究结果的比较非常困难，阻碍了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的步伐。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测量工具仍有待进一步的开发。

大量学者使用自我报告法、案例分析法、慈善捐款额分析等方法。测量工具不统一，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就大，难以互相比较，且成果难以推广。以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例，在美国，每年在管理学等学科领域重要学术刊物上均大量刊登有关此课题的研究报告，仔细研究后发现，在同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却很不一致，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测量方法的不一致。

最后，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测评工具及实证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欧美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完成的，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仍待证明。

总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在对传统和主流企业理论关于股东利益至上观点的质疑中发展起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形成则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现实背景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两种结构性变化趋势——企业股权不断分散和多元化社会的发展，促使企业只对股东负责企业的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企业巨型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导致公众对企业的不满，迫使企业主动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国内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系统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比较少，目前的研究还不成熟。

参考文献：

[1]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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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新常态背景；制度；法制化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

所谓的“新常态”就是经历一段不正常的阶段后恢复到正常状态。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中国GDP增速2015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速跌破7%，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虽然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人民生活水平较之前提高了很多，但是粗放型的快速增长造成了资源的快速消耗、生态环境的快速恶化，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无法继续下去，中国的企业生产效率低，产能过剩等问题逐渐涌现，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

中国原先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需要重大改变，应该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平衡产业布局，提升内源性优势。新常态使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的社会建设呈现出新的态势，社会治理体制走向创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深入的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ISO26000以及最新的国家社会责任标准GB/T 36000要求，组织应该将社会责任作为组织整体核心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是组织在进行任何一项活动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社会责任。

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及履行现状

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创造的价值包括股东价值、顾客价值、员工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个价值体系维持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满足员工、顾客、股东、供应商以及社区等各层次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承担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节约资源、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等。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我国越来越受到关注，也出现了一些好的典范，例如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通过了《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管理模块和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负面清单》文件。这意味着中铝建立了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社会责任工作与公司战略和日常运营有机融合起来，实现了社会责任管理的常态化、规范化。中铝公司坚持以ISO26000指导推动公司社会责任建设，从战略、运营、基础三个层面构建公司社会责任管理模块，以实现社会责任与日常运用管理的完全融合；不仅是社会责任管理领域的重大突破，也是央企社会责任管理提升活动的典范，同时也代表着中铝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新的境界，应该说在国内也属首创，不但树立起了中国CSR新地标，而且在国际社会责任领域也是一项重要的创新。虽然我国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能够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但是纵观社会发展很多企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与问题

国有企业目前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和管理机制正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解决就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企业内部缺乏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执行部门，对于企业社会责任重视程度不够，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过于单一；国有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地位不平衡，国有企业在大型安全工程行业和垄断行业占据绝对优势，与消费者相比具有相对优势；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不完善，公众的期望和现实成果的落差比较大。

（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的民营企业在主营业务方面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处于发展初期和成长期，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些企业只是单纯的对外界捐款捐物，而忽视关爱员工、保护环境等社会责任的基本义务；有些企业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外部制度，甚至缺乏诚信意识。多数民营企业没有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挂钩，缺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观。

（三）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与问题

外资企业多数为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本地运营与全球化资源整合是其在当地取得成功的关键，所以外资企业更加注重社区关系和供应链管理的披露，但是随着外资企业对国内经济环境的适应，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外资企业的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淡薄，外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难点在于其法律责任问题。

从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来看，中国企业300强2015年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34.4分，同比提高1.5分，整体处于起步者阶段。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重视程度的降低，近几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虽然持续增长，但是增速在减缓。目前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行业是电力行业，中国华电、南方电网、中国华能等企业均表现优秀，而石油行业和银行业则处于追赶阶段，目前发展迅猛的互联网平台则表现较差，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还有待改进。外资企业100强2015年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26.1分，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亚地区的企业远好于欧美地区的企业。

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国内外企业普遍认证的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标准体系主要包括ISO14000、ISO26000、SA8000以及电子行业行为准则（EICC）四类，他们针对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之对企业社会责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企业应该着眼现在，放眼未来，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履行好本职的企业社会责任，为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我国企业在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安全设施不足造成的矿难及员工事故等问题都反映出了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不惜以消费者及员工的生命开玩笑，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及员工的权益，更没有做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些违法行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这一方面法律制定上不够完善。这就要求不能仅仅依靠舆论或者是社会监督，更需要强制性的政策的出台。除此之外，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一些法律来对企业的行为做出一些规定，但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首先，立法相对过于分散，这些规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措施涉及很多的法律法规，诸多的法律法规很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法律体系。其次，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实际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很多的法规只是建议性的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没有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再者，除了立法本身存在不足之外，司法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执法力度不强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只有立法和司法都做好，才能更好的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后，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履行过程中还缺乏执行和监督的主体，在很多地方，执法部门多是采取以罚代法的方式解决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企业事先就将这一部分罚金算做企业的成本，削弱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

三、结合新常态背景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构建

新常态给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新常态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环境更加绿色、和谐，这就要求企业足够重视社会责任，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创新社会责任。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各种因素充分融合，发挥各方的作用，如人的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政府因素、创新因素等充分凝聚，有效管理好企业决策对社会对环境的影响。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是相对来说执行程度依然很低，对于企业来说社会责任相对虚化，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制，所以必须从制度的角度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原则。

（一）从法制角度规范企业社会责任

首先，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将市场和公众整合起来，完善治理模式。政府需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从法治的视角看待，来稳定市场秩序。当前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需要利用政府的权威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监督。其次，在执法层面，政府要形成硬性的对于企业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严格惩罚制度，要加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检查以及执法惩处力度。通过控制外部体系的存在，将使内部控制系统的监督功能加强，从而使公司治理机制整体形成对企业家的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约束。

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表现在于完善对企业的经济责任、人权责任、环境责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吸收国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规制，并结合中国新常态的实际背景帮助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及相关法规，对于环境保护、职工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有了法律依据，但是这些法律在操作性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有的只是规定了责任和义务，却并没有对不履行责任或者承担义务作出具体的惩罚性规定及条款约束。因此要从公司法的总则中来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企业必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使其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中。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强化企业的守法行为和守法意识，企业要严格遵守公司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在遵守各项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经济利润，为社会做贡献。要通过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使社会公众能够通过司法路径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约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制的多元化

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新常态背景下，对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之前一直强调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进行评价标准的修订，将有助于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目前虽然有国际标准体系，但是那些并不是法律性质的约束，更多的是道义上的要求，主要以舆论压力，企业的自觉意识来实现，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实现比较困难。因此，在面临新常态带给企业的挑战，要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要在国内市场上建立统一，有别于国际标准的针对我国国情的国内标准体系。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化

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社会、政府了解企业承担责任的情况，使信息更加透明化，有助于增强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如果一些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没有公开披露自己的履行情况，不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认可，而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不会得到任何的惩罚及舆论的压力，那么他在以后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就会缺乏动力。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就是要避免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对于我国目前的背景而言，定期总结自己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树立我国企业在世界的良好形象。

（四）政府建立激励机制

在政府建立法律制度之外，作为鼓励，还可以建立一些激励性的机制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相对于强制性的法规来说，激励性的措施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更为有利的刺激，尤其是经济型的激励措施。一方面，政府通过颁发奖杯荣誉这种形式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是企业获取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采取一些经济性的激励措施，具体的通过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无偿拨付非货币性资产等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实际的经济刺激更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是激励性机制只能作为辅措施，在我国新常态背景下，以及目前中国发展情况下，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将会使我国企业走上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管理安全、热心公益事业及实践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任素娟.企业社会责任与核心竞争力的构建[J].辽宁医学院学报，2008（4）：120

[2]卢代富.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述评[J].现代法学，2001（03）

[3]沈四宝，程华儿.经济全球化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构建[J].法学杂志，2008（03）

[4]章辉美，张桂蓉.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J].求实，20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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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企业社会责任 消费者行为 调节变量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虽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时至今日，学术界仍未就企业社会责任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Bowen（1953）提出，企业的责任所遵循的原则是行为符合社会整体目标，目的是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他认为，企业自愿履行社会责任（例如做慈善事业）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从而增加利润。Murray 和Vogel（199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的亲社会行为，例如提高员工及其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水平。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归纳为企业在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同时还要肩负对员工、消费者、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传统上，企业将利润创造作为唯一目标，现企如今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超越这一传统观念，要求企业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注重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简言之，企业在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地将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考虑在内。

二、企业社会责任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越多会带来更高的品牌忠诚度，并提出了三种理论解释这一关系。首先，组织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Maignan （2005）指出，企业一般不会把员工仅仅视作一种经济存在，往往倾向于将他们视作家庭、社区和社会的一员。在此基础上，Daub和Ergenzinger （2005）提出了“泛消费者”（generalized customer）的概念，泛消费者的身份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消费者，他们同时也是企业必须加以考虑的各类利益相关群体的成员或潜在人员。因此，消费者更愿意接受社会责任感高的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其次，Brown和Dacin（1997）的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得分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整体氛围的感知，得分越高越有利于创造一种更为舒适的氛围，从而促使消费者对企业做积极评价。Sen和Bhattacharya（2003）在关于“公司――顾客”平衡的研究中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感及行为是影响消费者对企业认同度的重要因素，高社会责任感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感。Lichtenstein等人（2004）表示，增加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与支持度能够给企业带来益处，而企业社会责任是达到这个目的一个捷径。上述不同的理论研究角度均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和顾客满意度存在密切联系，且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及行为表现对其顾客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影响。

三、企业社会责任对产品评价的影响

关于企I社会责任对产品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Brown和Dacin（1997）研究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Zeynep（2003）进一步指出，当消费者面对企业的新产品时，由于缺乏对新产品信息的了解，消费者会转而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来替代产品信息评价新产品，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评价越高，消费者对企业新产品的评价也越高。

四、企业社会责任对购买意向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以及对产品的评价，而这些构成了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线索。Brown和Dacin（1997）验证了伦理消费者的存在，并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会影响伦理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他们发行，消费者对企业存在能力联想和社会责任联想。虽然企业能力联想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程度超过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程度，但是当消费者面对企业的新产品时，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对消费者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企业能力联想程度的影响程度。例如，负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联想会降低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购买意向，而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则会提升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购买意向。

五、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行为关系的研究框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但这并不表示二者之间的研究已经穷尽。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会逐渐发生变化，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Bouquet and Deutsch，2008），未来研究需要敏感的捕捉到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并分析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下面，我们对一些重要但挖掘不够深入的议题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但是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每一个细分的维度与消费者消费的关系是否一致却知之甚少。目前，绝大部分研究要么采用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水平，或者是单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某一个维度如慈善责任或环境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未来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个维度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机制和条件的探索将会极大地加深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行为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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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 鉴证

一、概述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于超出法律和公司治理规定的对利益相关者最低限度义务之外的、属于道德范畴的责任。其中，企业对合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劳动合同之外员工的福利、友善地对待供应商等。企业对非合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主要是：环境保护、产品安全、市场营销以及对社区活动的态度等。

（一）披露的内容

葛家澍、林志军（2001）认为，利益相关者需要企业提供有关社会责任的诸如环境保护、医疗劳保、社区活动、就业、反种族歧视、雇员培训或所作社会贡献等的信息资料。

在考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第81条，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界定和中国国情，李正、向锐（2007）认为，环境问题、一般社会问题、消费者、企业员工问题、社区问题以及其他，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

（二）提出背景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因企业经营活动引发的环境及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等接踵而至。酒鬼酒的塑化剂事件、山西“黑劳工”事件、太子奶的诈捐事件、屡见不鲜的煤矿坍塌事件等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典型案例。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日益关注，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要求也愈加强烈。

由此种种，张凤元（2013）探讨了低碳经济下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必要性。黄溶冰、王跃堂（2008）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内容分为必须披露的（如对股东、消费者、员工、政府及环境的责任）和自愿披露（如公益活动等）的内容。

二、动机及现状

社会责任报告使用者通过披露的信息，来了解和判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评估其未来发展前景和风险，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Abbott和Monsen（1979）认为，由于计量社会责任活动是一个偏主观的过程，管理者可以策略性地披露几经筛选的信息，使得报告偏袒公司一方是有很大可能的，因为企业都愿意将其自身装扮成具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感。

由此，我国上市公司在主动披露信息时存在漂绿倾向，往往披露有利于企业声誉的正面消息，大多数报告夸大成绩，对负面信息闭口不谈，这导致了在信息披露数量显著提高的同时，质量却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卢馨、李建明2010）。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业绩

大多数学术研究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Lev（2010）认为，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声誉能增加产品销量。Brown等（2006）研究发现，提升企业在社会责任问题上的声誉能带来更多的媒体关注并受到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青睐。

相关研究也表明具有较好社会责任绩效的企业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获益，如Dhaliwal等（2011）研究发现，较好的社会责任绩效与权益资本成本、增加筹集资本的数量显著负相关。

少数学术研究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产生大量成本，使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反而会降低企业业绩。

四、披露的质量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报告有助于利益相关者结合财务信息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但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的可靠性与清晰性存在较大差异，报告是否经过独立第三方鉴证也没有既定的准则规范。

（一）披露内容的可靠性

可靠性是企业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但社会责任活动差异较大及其绩效难以货币化，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使用者相对降低对其可靠性的要求。在与捐赠支出、环境治理费用等相比，使用者更多地关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战略。特别是双汇集团在2010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对其“瘦肉精事件”只字不提，这一回避的态度使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问题受到极大关注。

（二）独立的第三方鉴证

一方面，窦希铭、廖继博（2009）认为，企业可以通过独立第三方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鉴证来提高披露的可信度。孙岩（2012）的研究也表明，独立第三方鉴证及清晰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均会使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和未来盈利做出较高评价，最终提高对公司股票价值的评估和投资意愿。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鉴证效果提出质疑，认为目前还达不到增强有用性和提高可信度的目标。沈洪涛等（2010）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鉴证数量和提供的鉴证业务的质量都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李正、李增泉（2012）的研究表明，虽然由独立第三方出具鉴证意见有正向的市场反应，但董事会对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自我承诺不具有市场反应。

（三）披露的清晰性

有效、全面的社会责任报告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声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清晰性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由于社会公众与企业管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企业会借助社会责任报告向公众披露其关于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窦希铭、廖继博，2009），当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较清晰、充分时，投资者往往认为企业声誉良好、经营风险低，进而会对其未来盈利和股票价值水平做出较高预期，增强对该公司股票投资意愿。

五、小结

综上所述，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还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阶段。还需加强对信息披露法规的建设，完善披露内容并规范计量标准，加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同时，提升企业道德素养，引导和鼓励企业自愿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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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经济性组织，为市场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获取较好的绩效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自身作为经济性组织，是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集合体，它的经营过程必然牵涉到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企业是社会的企业，它的经营发展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也必然牵涉到社会上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问题。因此，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个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对环境保护、员工关系、股东权益、利害关系人权益等各种关系背负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等诸多利益相关者的贡献。

然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1月8日公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1）》（简称蓝皮书）来看，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都存在较多的问题，在满分为100分的评价指标之下，其平均得分仅为19.7分，严重的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超过七成，在社会责任的行使方面有超过半数的国有企业处于旁观状态，有将近30家企业在社会责任得分方面为0。这说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整体水平还处于起步的阶段，由此也可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严峻程度。

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方面，有不少问题涉及到企业的会计操作，包括其相关信息的披露，这些问题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造成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同时影响力也是最大的。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之下，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会计问题进行研究。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真实性情况较差

当前，我国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尽到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者、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监管机构、中介机构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之中，企业选择披露真实性较差的社会责任信息往往能够获取更高的效益，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则缺乏制衡的能力。向凯，陈胜蓝（2008）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真实性为调查内容，在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对分布在我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债权人、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对收到的调查表进行整理之后得到相关数据如表3—2所示。

从上表可知，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的约占70%。根据调查没有一个机构投资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可靠的，同时，上市公司以及中介机构则大部分认为信息并不真实可靠，这是因为上市公司作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主要的供给者，中介机构作为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公众权威鉴证机构，应是最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情况，分析和认知也比较全面。作为局中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尚且如此，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真实性确实不足以令利益相关者认可和信服。

（二）信息披露的质量不高

近年来，虽然我国不少企业已经开始中国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同时也在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相关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政府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标准和规范尚没有明确标准，引导还不到位，同时整个社会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氛围还有待提升。因此，就出现了企业虽然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但是利益相关者却无法从这些本报告之中找到自身实际需要的信息或者真正感兴趣的信息。换而言之，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不高。

（三）只见正面消息，报喜不报忧

我国企业一贯喜欢报喜不报忧，这一点在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企业对其社会责任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披露，有亮点的部分浓墨重彩的进行渲染，将其当做披露重点，而存在不足或者完全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部分则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就是只字不提，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少有提及社会责任履行中存在的差距与不足，鲜见对改进措施或重大负面事件的披露。这种做法容易误导投资者，也会对顾客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判断产生误导。

第二，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所提供的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不能有效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要，关键性不强且无特色，实质性内容少。以社会公众为例，他们在意的是产品的安全责任信息以及环境保护责任信息的披露，对于企业职工而言，他们更为在意企业的医疗保障体系等福利体系的建设。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却更愿意披露企业的经济责任、公益事业责任的承担。

（四）缺少第三方审计

当前，我国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并没有采取严格性的约束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审计要求更是一片空白。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还处在鼓励和引导阶段，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规范还远未成形，审计制度尚未建立。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是没有任何的第三方审计介入的，基本上就是企业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情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真实性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诚如欧洲会计专家协会可持续性审核主席Lars— Olle Larsson 所说，“没有经过审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比广告好不了多少。”

三、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对策

（一）政府层面的对策——严格会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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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视角；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研究综述

一、引言

H.R.Bowen（1953）最早给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五十多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商业伦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焦点。然而，早期研究忽略了作为企业最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消费者（周祖城和张漪杰，2007）。受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驱动，近年来，涌现了大量从消费者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明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消费者反应之间的关系、加深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理解以及指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试图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的信息（下文简称CSR信息）与消费者认知、消费者评价以及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等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并简要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CSR信息对消费者认知的影响

企业在实施社会责任活动时往往会考虑以下问题：消费者是否认同和支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不同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的消费者具有哪些特征等。只有了解这些事实，企业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实施营销策略。

关于CSR信息与消费者认知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Roberts（1995）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消费者分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中立消费者、绿色消费者和棕色消费者4类，并探究每类消费者的群体规模、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相关的态度特征。Mohr等（2001）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根据CSR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构成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将消费者分为未考虑者、偶尔考虑者、行动者和积极行动者4类。Vassilikopoulou等（2005）以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5种态度（奖励、惩罚、重要性、期望和成本承担）为测量对象，将消费者分为有志向的社会责任消费者、狂热的社会责任消费者和被动的社会责任消费者3类。国内学者甘碧群（2004）研究发现，相比于30岁以上的消费者，30岁以下的消费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会强烈地影响他们对于企业营销道德的评价。类似的变量还有受教育程度等。对人口群体特征的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关联的重要性，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CSR信息对消费者评价的影响

CSR信息对消费者评价的影响主要有：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评价，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的CSR信息对消费者评价有不同的影响。

Brown和Dacin（1997）发现，CSR信息会对消费者的产品/服务评价产生间接影响。直到2005年，Berens等学者才首次提出CSR信息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态度。比较而言，消费者的品牌评价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Brown and Dacin， 1997；Sen and Bhattacharya，2004）的研究文献较丰富。根据已有研究，上述关系可分为三类：1.CSR信息对消费者品牌评价有积极的影响。Murray & Vogel（1997）研究发现相比于未接触到CSR信息的消费者，接触到此信息的消费者会对该企业表现出更积极的评价。Drumwright（1996）认为，尽管CSR信息并不一定能够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却可以帮助企业达成一些特定的目标，包括传递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提高消费者对企业品牌形象的评价等。2. CSR信息对消费者品牌评价无显著影响。Pomering & Dolnicar（2009）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CSR信息的存在，因而，它们根本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3.在特定情况下，CSR信息会对消费者品牌评价产生负面的影响，如Simmons & Becker（2006）的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之间没有关联或者差异很大时，该CSR信息就会模糊企业现有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定位，进而会降低消费者对该企业的品牌评价。

四、CSR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

CSR信息与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如消费者是否支持公司所付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努力，公司形象是否与所支持的社会事业匹配，消费者是否要支付额外成本等。近年来，营销学领域的许多研究都在进一步探索CSR信息是否能够提高消费者的行为意向。Kotler & Keller（2005）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营销的概念，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企业营销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用来向消费者传递更高的价值。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者们所关注的行为意向包括口碑传播（Bhattacharya & Sen，2004）、支付意愿（Trudel & Cotte，2008；Graham & Bansal，2007）、品牌忠诚（Du et al.，2007）、抵制关于企业的负面信息（Klein et al.，2004）和购买意向（Sen & Bhattacharya，2001，Yoon et al.，2006）等。

五、小结

近年来，随着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丰富的内涵，研究国内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及响应，有助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开展，指导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

当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有：1.现有研究多以发达国家的研究为主，我国由于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尚不多。受不同社会背景、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差异显著。因此，关于我国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评价和购买意向均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2.现有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够全面，大多集中在从事公益事业、环境保护或劳动用工保护等方面，从而将企业社会责任限定在了狭小的空间内。3.针对性的行业内研究较少，由于每一个行业都有其自身特点，因而不同行业的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以行业内的相对水平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现实意义更大。

参考文献：

[1]周延风，基于消费者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述评[J].消费经济，2007

[2]周祖诚，企业社会责任相对水平与消费者购买意向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

[3]甘碧群、漕伏娥，企业营销行为的道德感知与测度：消费者视角[J].消费经济，2004

[4]郭红玲，基于消费者需求的企业社会责任供给与财务业绩的关联性研究[J].财经研究，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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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认为应当以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呈现以内部经济驱动为主、政府及社会公众等外部驱动弱小的特点为基础，构建层次化的社会绩效评价对象体系、重点突出政府作为评价主体的重要作用、提高社会绩效信息的有用性，以进一步推动社会绩效评价。

关键词：社会绩效评价 驱动机制评价对象 评价主体 社会绩效信息

问题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的系统化研究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开始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和关注。近年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已明确列入西方国家几乎所有大企业的议程。社会责任日益成为企业增强其竞争优势的新动力。企业是否履行了其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如何等等，是政府、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亟需要了解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倍受关注，社会绩效评价也愈显重要。

对于这一课题，我国理论界很多专家、学者也纷纷致力于评价模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等的研究，并且在实务界也开展了大量的评价工作，如很多企业纷纷通过单独出具社会责任报告方式实施绩效评价的自评工作，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尝试开展社会绩效评价，如《南方周末》对国有上市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评价，并了2008年度和2009年度社会责任榜；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2009年度也开展了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等等。虽然这些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进了整个社会绩效评价工作，但是依然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目前评价工作多从社会的视角、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应然”（Norrisa、o’Dwyer，2004），而缺乏从企业规模、行业性质、企业生命周期以及企业自身决策等角度出发研究绩效评价问题，将导致社会绩效评价失去其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驱动力；另外还存在绩效评价主体比较单一、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的问题，将会影响社会绩效评价工作的推进。鉴于此，本文拟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力角度来分析企业社会绩效评价关于“对谁进行评价、由谁来开展评价、评价结果的应用”等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分析

内部动力是指促使企业自愿和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有受企业伦理道德或和企业领导层的道德价值观等即道德驱动力的影响，也有出于追逐长期利润的动机即经济驱动力的影响。从现实来看，单纯出于道德因素履行社会责任的比较少见，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动力中，经济驱动为主的多因素驱动实际上是最为常见的形式。

根据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经验来看，政府和社会公众也会发挥相应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政府法律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推动力（Emtairah et al.， 2002）。因此，政府的强制、社会公众压力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因素，成为外部动力。然而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环境下，由于政府本身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对象，政府不能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外部驱动因素；而社会公众（包括员工、社区、非政府组织、竞争对手、消费者等）力量还弱小，尚不能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推动力量，社会压力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

总体上，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呈现以内部经济驱动为主、政府及社会公众等外部驱动弱小的特点。

层次化的企业社会绩效评价对象体系构建

评价对象是社会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基本要素之一，评价对象的确定对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企业社会绩效评价刚刚起步，社会绩效评价国有企业是社会绩效评价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但是鉴于我国多元化经济成分的特点，除了国有企业外，还有大量的私营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除了大型企业外还有在数量上占99%以上的中小企业。同时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企业处于不同的行业、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环境以及调配资源的能力也千差万别。因此，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推进，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对象应扩大到所有企业。开展企业社会绩效评价工作应当考虑企业的特点，构建层次化的社会绩效评价对象体系，如图1所示。

根据图1可知，企业社会绩效评价对象分为企业、行业和行政区域三层次。以企业为评价对象是指对单个企业实施社会绩效评价，这是目前的主要特点。由于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企业所处在的成长阶段不同，企业在履行基本的社会责任外，对于诸如社会捐赠等层次较高的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力有强有弱，因此，为了既能有效地开展评价又能真正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需要将企业按照规模大小以及企业的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分别以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类别、创建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为评价对象，按评价对象类别设置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

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分属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侧重点要突出。例如，采矿业中要突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而食品加工制造业则更应突出产品质量等。

因此企业社会绩效评价除了根据企业规模、生命周期特点对单个企业实施评价外，还应当考虑行业特性，对行业的社会绩效开展评价。因此需要以行业为评价对象设置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需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来监管。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着某些地方政府监管不到位、甚至不作为的现象，这与一味地为了追求地方政绩不无关系。因此开展社会绩效评价除了以企业、行业作为评价对象外，还必须以各级地方政府作为评价对象实施区域性的社会绩效评价。开展地方政府的社会绩效评价，将对考核绿色GDP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为了推进社会绩效评价工作，需充分考虑评价对象的特点，如规模大小、行业性质、企业生命周期以及地方政府决策等因素，构建层次化的社会绩效评价对象体系，真正激发内部经济驱动因素的作用。

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主体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理论的出现，该理论认为企业是众多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项合约，企业不单纯是为资本所有者谋利益，而是为全体利益相关者谋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前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企业内部经营者、雇员、客户、供应商、政府、社区、社会公众等；未来的利益相关者；非人类物种利益相关者；自然环境利益相关者等。这种理论的实质是认为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向企业投入了各自的资产，都应该对企业绩效有所要求并成为企业的绩效评价主体。从理论上来讲，按照这种逻辑构建的社会绩效评价体系，评价主体应扩展到包括股东、债权人、企业内部经营者、雇员、客户、供应商、政府、社区、社会公众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

但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又存在冲突，尤其表现在当前利益相关者与未来利益相关者和非人类物种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首先，由于未来利益相关者、非人类物种利益相关者的具体利益主体缺位，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处于相对劣势，从而影响了利益相关者间直接参与社会绩效评价的公平性。其次，由于未来利益相关者和非人类物种利益相关者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他们不可能直接参与社会绩效评价，同时，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作为企业社会绩效的直接评价主体是不现实的，而必须由其人行使其评价权力。另外在我国，企业雇员、供应商、社区、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力量还弱小，甚至有些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绩效不理解、不信任等，也无法成为主要的评价主体。因此，从理论上讲，全体利益相关者皆是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评价主体；但从实践操作的可行性上看，企业有关部门、政府有关部门、社会中介评价机构是企业绩效评价的执行主体。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文化和治理结构，对此政府不仅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要求企业自觉进行自我评价并向社会提供客观公允的社会绩效评价报告；还应当承担起作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主体的责任，逐步开展社会绩效评价工作；另外还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序地发展社会中介评价机构，鼓励社会对企业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和引导，从而形成企业自我评价、政府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企业绩效评价机制。

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因素，要加强政府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因素的影响力，在社会公众力量还弱小的现实背景下，政府应当承担起作为评价主体的任务。

我国企业社会绩效信息的有效利用问题

开展社会绩效评价，还必须要解决社会绩效信息的有效利用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如何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在会计实务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政府强制、市场竞争等外部压力以及自身发展需要的内在动力下，从20世纪70年代就陆续开始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企业环境影响信息。经过近40年的发展，企业环境报告的内容由最初的环境影响信息扩展到企业全部社会绩效信息。企业在对外提供传统意义上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等方面信息的同时，还需要对外提供企业的社会绩效信息。我国目前对于社会绩效信息的披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在现有的信息披露工具（财务报告）中加以披露；编制单独的绩效报告（社会责任报告）。

从总体上讲，我国对社会绩效信息利用不充分。自2006年国家电网作为首家内资企业公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主要集中在央企以及上市公司范围内，且其数量呈“井喷式”发展。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数据，共有318家沪市上市公司披露了200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A股上市公司2010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共471份。但是对于相对于我国企业数量来讲，仍然还是微乎其微，并且绝大部分的社会绩效信息只是对企业的推和广告，很少企业提及负面信息。另外，由于缺乏对这社会绩效信息实施有效的审计，因此这些信息价值对于公众来说大大下降。从需求上来看，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绩效，然而从信息利用的角度来看，他们却忽视企业自行披露的社会绩效信息。这一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利益相关方对企业自行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缺乏信任。研究显示，有35%的公众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不可信或者完全不可信。

要提高社会绩效信息的信息价值含量，除了重点突出政府相关部门为评价主体的对多层次的评价对象实施社会绩效评价外，对于企业开展自评价的评价报告需要实施社会绩效审计。这样才能摆脱“绩效报告止于绩效报告”的困境，增强绩效信息的有用性。

综上所述，社会绩效评价对社会责任运动起着推动作用；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驱动力现状对社会绩效评价工作也有着促进作用。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历史还较短暂的背景下，开展企业社会绩效评价工作，必须以驱动机制为基础，构建层次化的社会绩效评价对象体系、重点突出政府作为评价主体的重要作用、提高社会绩效信息的有用性，以进一步推动社会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1.Kel Dummett. Drivers for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004（12）

2.张绪娥.企业社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财会研究，2010（4）

3.杨春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9

4.王正军,王晓霞.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相关性的博弈分析[J].经济经纬，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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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国外优秀的家族企业相比，我国本土家族企业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点，具体表现就是普遍寿命周期不长，抗风险能力较差，核心竞争力缺失，同时缺乏具有国际知名品牌。本文在经过系统总结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与企业自身的战略措施、文化理念、经营绩效等密切相关，同时也与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呈现出正相关的特点。而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显示，长寿型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国际机构BSR的研究就曾指出，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一系列的实际利益，而且有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纵深推进以及社会责任理念逐渐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向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传递包含企业价值观在内的多重信号，有利于解决员工与企业、市场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减少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潜在风险因素，还能吸引到更多认同企业价值观的投资者、优秀人才和消费者，而这些都将提升企业的声誉，形成潜在责任竞争优势，最终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重要作用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新时期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建设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和地位，以及如何培育非公有制经济的责任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本文据此分析了转型背景下家族企业推进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重要意义，并探讨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新的时代背景下家族企业推进社会责任建设的路径选择，以期为我国本土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应对措施，进而促进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民营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

作为世界各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不断成长壮大，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健康、稳定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据统计，世界范围家族企业的比重超过65%，即使在现代大型企业策源地的美国，家族企业仍然大量存在，并成为美国GDP的重要贡献者，同时还创造了大量的结业机会。

具体来看，家族企业主要是指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创业者个人拥有或与其家庭共同拥有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权和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控制权，并能合法地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家庭内部传承的企业组织。

应该说，中国古代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基于儒家思想的商业伦理思想，就蕴含着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如讲求诚信、博施济众、经世济民等。但总的来看，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大特征主要体现为家族企业的“家族主义”，这使得他们其更容易整合内部力量，开展社会责任运动，并且可以更好地履行对员工的责任，保障职工权益；家族企业对市场需求和生存环境反应的灵敏度与较强适应性，使其更容易于接受社会责任理念，更好地履行创造财富及想市场传递产品的经济责任，更注重保障消费者权益；家族企业创始人成功之后感恩、回馈故乡、社区与社会的致富思源情结，有利于家族企业履行对社区、社会的环保责任和慈善公益责任。

家族企业的这些特点也影响和形成了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特性，家族企业更容易或更理性地将社会责任当做自己的事情或当做是必须做的事情。比如说捐赠，在企业内部，通常是家族高层的决策者被某个事件触动了，或是激情时一讨论马上就决定了，这样看效率固然较高，但大部分都只是偶然行为，相当多的家族企业在履行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社会责任时，还没有形成稳定和长期的规划与制度。

毋庸讳言，这也正是目前中国仍有许多家族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还存在认识上的缺失。特别是：仅关注履责中的自身核心利益，欠缺行动的广泛社会性；忽视长远规划和机制建设，倾向于应急和短期行为；多由企业所有者个人偏好主导，形式以传统慈善为主；缺乏对具体项目社会效益的评估。而这种情况伴随着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换代和创二代的崛起逐渐开始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以全球的视野审视自身价值，不仅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不断实现了创新与突破。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对于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为，这是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类似于一般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探讨，我们围绕着该主题的研究也主要从单个个体、某一组织和整个社会三个层面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

第一，从单个个体层面来看，主要讨论家族企业家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企业主或管理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18岁以下的孩子、教育水平等）对小型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从某一组织层面来看，主要讨论企业规模、成长阶段和产业属性、组织文化、组织身份、形象和声誉等因素的影响。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家族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会有系统性差异，并呈现出多次轮回与动态演化的特征，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呈现出金字塔式的从底层上升到顶层，从强制性变为非强制性，从低级变为高级的过程，即初创期企业更多承载的是家族责任，成长期的家族企业以优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主要责任，并更加关注员工的利益，成熟期的家族企业会承担更多致力社区进步和贡献产业发展等较高层次的社会责任。

第三，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主要分析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家族企业可能缺少社会责任，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法律制度能够使家族企业为保护家族私利而行贿政府官员，损害社会公共产品。

在我们对李锦记等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包括企业诚信理念（即诚心对待股东、员工、消费者以及社会大众的信念）和社会责任（即立足社会、企业资源源于社会、企业收益回馈社会的经营意识）在内的企业文化“软实力”是李锦记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始终能够摆脱各种困局、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家族企业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可以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在有效规避各种经营风险的同时，增强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而这对于那些有志于建设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的家族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应该说，家族企业要传承下去，社会责任履行得如何，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这方面，家族企业年轻一代的接班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出国留过学，会更注重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健康绿色的发展，社会责任意识会更强。同时，现在公司治理结构越来越规范，受到法律等各方面的制衡越来越大，这也有利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制度是保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光靠个人善心，还要靠社会整体来规范。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探索

转型经济背景与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行为的表现如何？有哪些特征？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行为表现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一，我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家族企业的一种差异化的战略和战略资源，家族企业主（创始人、所有者、管理者）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社会责任行为的实践方向往往具有奠基性和指向性意义，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企业决策者个人在工作、生活中的社会责任素养和责任意识，强化对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员工、社区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为，进而呈现出风格各异而又特征鲜明的社会责任实践理念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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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中国，土地、信贷等关键的经济资源以及行政审批、政策优惠都由政府掌控［6］，各级政府对资源配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企业来说，建立政治关联至关重要，有助于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和救助［7］、融资优惠以及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在国外，政治关联与银行信贷的关系已经为众多学者所证实，即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得到的信贷支持更多［8］。FACCIO［9］以42个国家的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政治关联与银行信贷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银行债务比率显著高于无政治关联企业。FAN等［10］认为，与政府官员有紧密联系的企业能获得更多以及更长期的银行借款，但随着关联的政府官员因腐败问题下台，这些企业的借款额度会显著下降，期限也明显缩短。在国内，大量学者以民营企业为样本，对政治关联与银行借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具有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11］，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比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12，13］，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联发挥的效应越显著［2］。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政府控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银行信贷

作为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内生现象，国有商业银行依然在我国银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信贷资金更多地是遵从“政治优序融资理论”［14］，按照政府的意愿进行配置。由此，企业能否获得信贷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政府的关系。在我国现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政府控制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不仅担负着保持经济增速的重任，还要为政府分担诸如就业等政策性负担［15］。鉴于此，政府控制企业有充分的资本要求政府提供信贷支持、税收优惠以及行业准入等各种补偿［16］，而政府为了保障经济持续增长和维持社会稳定也会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扶持［17］，通过银行信贷提供资金支持则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同时，与银行在产权上的同源性也会使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政府控制企业。这种同源性一方面有利于政府通过直接干预银行决策使信贷资金配置服从政治目标，另一方面易使政府控制企业和银行形成预算软约束预期，无论是政府控制企业出现违约问题还是银行面临坏账风险，其共同的实际控制人———政府都会站出来“买单”。此外，由于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政府控制企业无论是从资产规模及债务担保能力［2］、信息透明度［3］或是银企合作时间［4］等方面均优于非政府控制企业，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也会更加偏爱禀赋较好的政府控制企业。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政府控制与银行信贷正相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符合政府政治目标。各级政府为了取得政治锦标赛的胜利会愿意用其控制的资源来换取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水平，而直接由其控制的企业更是成为各级政府达到竞赛标准的有力筹码。政府控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越高，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政府取得竞赛胜利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因而政府会给予更多支持以促进其提高社会责任水平，最终形成一个政府与企业各取所需的良性循环。另外，政府控制企业承担的实现就业等政策性负担在某种程度上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是一致的，政府认可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也就是认可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由此，在我国现行的政治环境下，高标准地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向政府寻租、获取政府支持的有效途径。一个承担了社会责任并有可能因此获得积极社会声誉的企业很难不去做相应水平的信息披露［18］，故承担社会责任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即社会责任表现越佳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也会相应较高；反之也成立。据此，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低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高的企业更易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政策与资源支持，政府控制的贷款效应会得到增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增强政府控制与银行信贷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竞赛标准，官员的晋升与选拔也不可避免地与企业社会责任挂钩。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来说，无论是要为所在企业争取更多的政府支持，还是要在政治领域取得更高成就，都必然要参与这场与企业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的“锦标赛”。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一方面能更及时准确地掌握政府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能直接指导企业做出适当反应以迎合政府要求，使自身和企业都得到政府的青睐。尤其是对于政府控制企业来说，其高管存在政治关联大多意味着该企业高管是由政府任命的，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直接而密切，有些甚至能直接参与政府决策，而且出于政治晋升的目的，他们更加倾向于满足政府的政治性目标［19］。当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各级政府的竞赛标准时，政府控制企业中存在政治关联的高管会根据已掌握的当地政府的关注重点，致力于提高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并通过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政府进行沟通，协助当地政府取得竞赛胜利，最终达到个人晋升或获得企业所需资源的目的。由此，政治关联可以通过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使政府控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更好地被政府认可，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对政府控制贷款效应的正向作用。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相比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府控制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影响较大。

2．2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银行信贷

在银行信贷中，政治关联主要通过两大机制发挥作用：①作为一种重要的声誉机制，政治关联可以向外界传达企业不仅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从而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使银行愿意选择与其合作。②政治关联企业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对国有银行施加压力来为自身争取信贷支持。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政治关联与银行信贷正相关。当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高时，说明企业较好地履行了对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获得了较高的利益相关者忠诚度，并且在社会上树立了“负责任企业”的形象，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和经营绩效。这不仅能为银行债务安全提供充分保障，而且可以强化政治关联对银行信贷的作用机制。一方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带来的良好社会声誉可以与政治关联的声誉机制联合作用，降低银行信贷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高说明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表现比较好，符合绿色信贷政策的相关要求，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政治权力干预银行信贷扫清了障碍。鉴于此，出于债务安全、隐性担保和政策执行压力，银行会更青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高的政治关联企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进一步强化政治关联的作用机制，增强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5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增强政治关联与银行信贷之间的正向关系。尽管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影响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但这种影响对于不同的企业也存在差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企业是否由政府控制：因为不同控制人的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来源不同，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力度会存在差异，从而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政治关联在银行信贷决策中的力量对比。在非政府控制企业中，高管政治关联主要来源于2个渠道：①聘请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作为企业高管；②现有高管有相关任职经历。在政府控制企业中，高管政治关联多是因为其直接由政府任命，而且通常带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比较2类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来源可以看出，相比非政府控制企业，政府控制企业的政治关联高管的政治背景更正式，这一方面有助于企业更直接地向政府表达诉求，另一方面能对银行决策产生更强势的影响，从而弱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据此，当企业既由政府控制又拥有高管政治关联时，政府控制会大大增强高管政治关联对银行信贷的作用，从而削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银行信贷决策中的重要性，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关联贷款效应的作用也相应减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6相比非政府控制企业，政府控制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关联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受样本来源限制，本研究选取2009～2011年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②剔除ST、＊ST的上市公司；③剔除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本研究使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来自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公司网站，财务数据和政治背景资料来自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xcel和SPSS软件。

3．2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本研究旨在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背景贷款效应的影响，因此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总借款规模。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①政府控制，表示政府控制情况。②政治关联，参考张敏等［21］的研究，以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政治背景作为政治关联的变量，包括以下4种情况：曾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曾任或现任政协委员；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包括人大和政协常设机构）；曾在或正在军队任职。只要董事长或总经理有1人符合上述4种情况之一，则认为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本研究采用的评级数据是从内容性、技术性和整体性3个方面对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方位评价得出的结果，是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④控制变量（Ct）方面，根据已有研究，控制了影响企业银行信贷的一些因素，如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自有资金比率等。孙铮等［22］指出，企业的银行信贷规模大小会受到企业自身资金充裕程度和外部权益融资的影响，即如果企业内部资金充裕或者易于取得权益融资，其银行信贷规模可能较小。鉴于此，为了减轻其他融资渠道对本研究的影响，将自有资金比率和股本变动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应付债券变动。然而，由于自有资金和其他渠道融资所得资金一方面可能补充企业所需资金，以减少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作为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资金保障，使银行放心地将资金借予企业，从而扩大企业银行信贷规模，故本研究暂不对这些控制变量的符号做出预测。另外，还控制了行业性质和金融业竞争程度。本研究所涉及全部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的PanelA列示了样本企业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总体来看，不同企业的银行信贷规模、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均存在很大差异，而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均值仅为32．0474，说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仍处于起步阶段，披露水平亟待提高；政府控制企业和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总样本中的比例分别为72％、32％，说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多为政府控制的企业。分年度来看，如PanelB，2010～2012年样本企业的银行信贷规模稳中有升，政府控制和政治关联情况基本保持稳定；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来看，2009年的均值为28．5985，2010年和2011年的均值分别为32．0438和34．3307，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所提高。另外，从PanelC可以看到，政府控制企业和政治关联企业的银行信贷规模、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均高于非政府控制企业和无政治关联企业。由表3可见，各自变量间Pearson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为0．178，最小为0．002，说明模型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模型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来看，自变量基本与因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模型的变量选取是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控制与政治关联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政府控制的指标是“实际控制人性质”，是从上市公司股权或表决权方面界定的，而政治关联的指标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政治背景”，是从上市公司高管个人任职经历方面界定的。只有当政府控制企业的高管有相关任职经历时，政府控制与政治关联才会是正相关关系。现实情况是，政府控制企业高管虽由政府指派，且本身拥有行政级别，但并不一定有相关的政府或军队任职经历。此外，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非政府控制企业更热衷于通过聘请有相关任职经历的人员担任高管以建立政治关联、克服资源配置中的产权歧视。

4．2回归结果分析

（1）政府控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银行信贷表4列示了式（1）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府控制都与银行信贷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政府控制的确具有贷款效应，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信贷资源，支持了假设1。对政府来说，其控制企业不仅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而且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政府在配置资源时很自然地会偏向政府控制企业；对银行来说，由于政府控制企业的特殊地位，政府会在其面临财务风险时提供帮助使之渡过难关［17］，因此银行决策时会考虑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认为政府控制企业风险较低，加之银行与政府控制企业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更有助于缓解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故政府控制企业成为银行信贷的首选对象。为了验证政府控制的贷款效应是否受到企业禀赋条件的影响，加入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政府控制的交叉项SD×SC。模型2的结果显示，SC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交叉项SD×SC的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显著增强政府控制的贷款效应。相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低的政府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高的政府控制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假设2得到验证。进一步地，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行业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分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高水平组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低水平组，进行分组回归。模型4的结果显示：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高水平组，SC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低水平组，SC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低于高水平组。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说明政府控制贷款效应的强弱会受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高低的影响，再次验证了假设2。这也意味着在当前政治环境和绿色信贷政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得到了银行的认可，且对政府控制的贷款效应有着显著正向的调节作用。模型3的结果显示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调节作用的影响，SC和交叉项SD×SC均与银行信贷正相关，加入P后，交叉项P×SD×SC与银行信贷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当企业拥有高管政治关联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府控制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增强作用依然存在，且会因政治关联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模型5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