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措施范文
时间：2024-01-16 11:44: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森林生态系统 稳定性 对策途径
前言：在2008年1月，南方省区遭受百年不遇的凝冻灾害，据统计贵州省森林资源受灾1635万亩，林木受灾蓄积401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下降0.81%，直接经济损失56.5亿元。突发的灾害显示贵州森林生态系统整体稳定性较弱，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反思森林培育、森林经营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改善森林质量性状，完备森林结构和功能，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主要途径，是贵州现代林业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2008年凝冻灾害对贵州森林生态系统的危害分析
贵州省2008年凝冻灾害森林资源损失调查中，根据林木受损株数或蓄积比例将受灾程度等级划分为轻（10%≤受损比例
（一）不同树种的受害特点分析
从受灾范围及受灾程度等级看，华山松、马尾松、柳杉的受灾比例最大。其中以华山松受灾最为严重，受灾小班比例达38.8%，受灾程度中度以上的小班占27.04%，原因在于华山松为浅根性树种，且材质轻软，凝冻持续时间过长造成上重下轻，在风的作用下，极易发生腰折、翻蔸等。
（二）不同林分结构的受害特点分析
不同林分结构的小班受灾比例特征主要表现为：纯林高于混交林，飞播林高于人工林，人工林高于天然林，受灾比例随郁闭度及林龄的增加而提高。
（三）不同经营措施下林木的受灾特点分析
不同森林经营措施下林木的受灾比例表现为抚育>间伐>低效林改造>管护>封育，充分说明抚育、间伐、低效林改造等人为扰动强度大的森林经营措施如果不能做到科学合理，反而容易使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下降。
（四）采脂林分的受灾特点分析
松脂采割是对马尾松、华山松植株干扰最剧烈的一种利用手段，不规范的采割导致采脂林分抵御不利环境的能力大幅度降低。据统计分析，马尾松、华山松采脂小班中，受灾小班的比例达64.95%，其中中度以上受灾小班占52.58%；受灾类型以腰折为主，占55.07%。采脂林分的受害范围与受害程度远远高于未采脂林分。
二、森林培育及森林经营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9年以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贵州省森林资源步入快速增长期，森林面积、蓄积及森林覆盖率稳步上升，但全省森林资源总体质量不高、功能低下、结构失调，森林生态系统整体稳定性不强，可持续性弱，尚不能充分发挥森林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森林培育和森林经营中片面追求森林面积的增加，忽视森林质量性状的改善和提高。
（一）片面重视森林面积的增加，森林培育质量不高
1. 营造林作业设计及施工未完全遵循适地适树原则。
2. 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繁育滞后，造林树种单一。
3. 生态公益林的营造方式选择不当，人工造林比例过大。
（二）森林经营工作滞后，森林质量性状改善缓慢
1. 地方公益林未得到有效管护。
2. 抚育间伐不到位，林分结构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调整。
3.生态公益林更新和改造不及时，不能有效提高生物多样性。
马尾松、华山松等松类林分是贵州省主要森林资源，对全省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市场需求扩大，采割松脂成为重要利用手段之一。但受经济利益驱使，经营者为了追求高出脂率往往实行掠夺性采割，树干割面扩大，严重影响采脂木的正常生长，降低其抵御各种不利环境的能力，严重危害森林生态系统稳定。
三、提高贵州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对策途径
（一）转变观念，统一认识，用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理念指导林业生产。林业可持续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林业的客观需要，也是林业自身协调发展的内在需求。要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开展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用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理念指导森林培育和森林经营，改变以往片面注重增加森林面积的做法，将提高森林质量作为维系和增加森林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建立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多种效益，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切实提高森林培育水平，保证森林培育质量。数量保障的森林资源是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基础，但培育低质量的森林反而加大了森林经营的成本和代价，因此应摒弃以往重数量、轻质量的森林培育模式，坚持森林分类经营原则，提高森林培育水平，从根本上确保森林培育质量。
（三）大力推行科学经营，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1.规范森林资源的管护，防止森林群落逆向演替。
2.强化生态公益林的间伐管理，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稳定。
3.及时开展低效公益林的改造、更新，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4.改革商品林管理模式，提高商品林经济产出。
（四）规范松脂采割管理
采割松脂是森林经营者利用森林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森林利用不能危害生态安全。应规范松脂采割管理，禁止在特殊保护地区、重点保护地区的公益林里采脂；对在一般保护区公益林、商品林里采脂的，严禁超范围、超强度采割；对采脂造成森林、林木毁坏的，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五）建立科学合理的森林培育和森林经营技术体系，加大科技支撑力度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通过对森林培育、保护、利用、发展的人为调控，实现可持续经营目标，需要多层次的科技支撑。因此应及时从造林树种选择、种苗繁育、立地条件评价、抚育管护、经营利用等方面展开科技攻关，组装成熟可靠的森林培育、森林经营技术体系应用于生产，加大科技支撑力度，不断提升森林培育和森林经营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景文.森林生态学（第二版）.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203～208.
[2]州镜中，孙多.森林经营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19～26.
篇2
我国草地面积约4亿hm2,占世界草地面积的12.5%,占国土面积的41.7%,是我国耕地面积的3倍多[3]。草地资源是我国重要的国土资源,是维持食物安全和改善膳食结构的重要物质财富,是维持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阵地。当前我国草地环境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草地生产力低下
我国草原牧草平均产量不足450kg?hm-2,其中优良牧草比重不足20%,灌丛化趋势增加,小半灌木+杂类草>禾草+豆科牧草。天然草地的家畜承载能力十分有限,饲草供给能力差,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仅能保障夏季的家畜放牧性饲草供应。而在退牧、禁牧的国家政策下,传统自由放牧正在转向舍饲、半舍饲,以及全年放牧到季节性放牧的转变。因此,草地生产力低和可收获性差就成为今后限制我国草地畜牧业发展的短板和瓶颈。另一方面,人工草地保有面积小。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多年生人工草地的实际保有面积不足33.3万hm2,占全部草地面积的比例不到0.1%,造成冬季饲草储备不足,严重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1.2生态系统稳定性差
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是我国草地畜牧业面临的另一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牧草产量年度波动大、生物多样性降低、功能类群计量关系失衡和难以以草定畜。牧草产量年变化率一般在30%~80%,优良牧草年变化率高达60%~180%。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1979-2010年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封育30年、保护最为完好的羊草(Leymuschinensis)草原,其牧草产量年变化率也高达36%。夏季干旱是当前影响草地生产稳定性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类型。
1.3土壤固持能力减退
随着过去10年西部大开发“退牧还草”和“围封转移”战略的实施,我国草地生态环境趋于好转。但必须看到,这种恢复仅是植被结构与功能的部分恢复。例如,植被覆盖度和高度有所提高,但产量依然低下,以先锋植物和一、二年生杂类草为主,而生物多样性未有改善,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依然未有根本改观。就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的主体土壤系统而言,天然草地土壤贫瘠、沙化依然严重,地下生产力低下;土壤有机碳贮量整体没有明显变化,而土壤N库则整体继续下降,有效P养分供应明显不足;植物根系进一步表层化,细根比重增加,死亡周转加快。研究表明,土壤固持能力的恢复尚需要30~50年的时间。
2世界草地科学的新理念与新趋势
占世界陆地面积52.2%的草地生态系统是物质生产和生态服务最主要的陆地生物圈与人类活动圈,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现代草地生态学的发展趋势,还是全球环境问题和中国的现实状况,都要求草地生态学研究与草地畜牧业实践都要在可持续性科学的大框架下继续发展,即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草地的物质生产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人类要想获得更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必须树立人工生态设计和定向干预的理念,而不能一味被动地适应自然[4,5]。因此,无论是健康的、还是退化的草地生态系统,“进一步提高草地生产力,维持草地稳定性和提升草地固持能力”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科学命题。
2.1草地生产力调控
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各种计量关系。例如,生命物质的化学生态计量比、土壤C/N比与机械组成比、植物根冠比、植物功能群组成比,乃至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比、畜牧业的草畜比等等。生态系统调控的实质就是对上述各种计量关系进行调整。当前,草地生产力调控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牧草的总产量?如何增加优良牧草比重?以及如何增强草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长期以来,“围栏封育,依靠自然力恢复”一直是全世界普遍采用的一种恢复退化草地和提高草地生产力的技术措施[6]。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期封育的草地,其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不到其最大潜力的46%,主要是由于植物萌发受到阻碍并导致植被更新困难等[7]。由于缺少动物采食,生态系统物200质循环和自我调节功能丧失。此外,其恢复速度缓慢,容易产生火灾,浪费生物量[8,9]。面对当前全球人口不断增长和社会物质产品需求的压力,这样的生产力调控方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亟待寻求高度人工设计和定向干预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10]。草地施肥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在30kg?hm-2的施N强度下,牧草产量通常可以提高30%~80%[11]。国内外研究结果均表明,长期少量施N可以显着增加禾本科优良牧草的比例,能够定向调控植物群落的植物功能群组成,主要是由于不同植物具有不同的N素利用效率和响应对策[12,13],以及提高优良牧草(例如羊草)的结实率。天然草地大面积施肥的可行性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管理人员的高度质疑,主要是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基础割草场的雨季施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其在冬季雪灾年份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极其有限。通过浅耕翻、松土补播优良牧草,能够显着增加天然草地中优良牧草的比例。然而,在草地改良中其效果往往不理想,主要是由于实施的经营理念和技术细节上的问题。目前,国际上提出了适应性草地管理的科学概念[14],并进一步提出了将精准农业的发展思路引入到天然草地管理、退化草地恢复和草地生产力调控的实践中[9]。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将草地灌丛化作为草地退化或荒漠化的一种类型。当前在全球变化背景下,需要对灌丛的生态系统功能重新加以认识。由于灌丛地下根系生物量大,木质素含量高,具有超强的固碳功能;另一方面,灌丛类多属于固N植物,根系深、吸收地下深层水能力强,在严重干旱年份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地上生产力。在冬季大雪年份,由于其地上部高大,大部分枝条能够露出,可解决家畜的急需。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保持一定比例的灌木、半灌木种类来增强草地抵御冬季雪灾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野生动物[15]。人工和半人工草地是生产力提升的主体。在我国农牧交错区发展人工草地、加强全年饲草储备,可以极大地缓解天然草地应对自然灾害(干旱、雪、沙尘暴)的饲草供应压力,发展高效优质的集约化草地畜牧业[1]。通过在不同区域建立国家战略饲草贮备基地,进行区域间、不同季节间饲草调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草地应对灾害气候和全球变化的能力[16]。在灌溉、施肥、田间管理等集约措施下,其牧草生产能力能够超过温带天然草原[9]。在当前科技手段和综合国力明显强盛的情况下,在半干旱区大规模调水工程实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在传统经营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草地发展思维。由于全球人口的激增,对食物的需求将在未来50年翻番,这对食物生产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将形成严峻挑战[17]。从被动适应和改善自然到主动的人工生态系统设计,是实现可持续性生物圈、增加地球承载力的必由之路[5]。通过人工设计,形成具有结构完善、功能稳定、信息完整及调控有效的生态系统,保证系统的健康运行和良好发展并不断调整使之日臻完善[18]。应用人工生态设计的原理与方法,进行生态-生产功能区优化布局是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途径[19]。当前的发展趋势是通过大量的野外控制实验,研究高度人工设计和定向干预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为草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具体的研究实例,丰富其理论基础、完善其理论框架。
2.2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
生态系统稳定性主要通过对其物质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时间和空间格局与过程的波动程度来考察。就草地生态系统而言,主要是考察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季节变化和年度变化,以及群落之间、地域间以及区域间随气候和环境要素变化的波动程度和稳定性[20]。由于物种与功能群之间存在着补偿效应,乃至群落之间、地域间以及区域间通过人为调控可以形成的补偿性,构成了草地的稳定性维持机制[21]。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生产力及其稳定性具有正效应的机制归纳为互补效应和选择效应,其中,互补效应包括生态位分化和互利效应[22];将多样性导致稳定性机制归结于平均效应、负协方差效应和保险效应[23]。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草地生物多样性导致群落的稳定性[23~25]。长期封育的草地将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下降[24]。长期少量施N会导致植物丰富度的损失,使净初级生产力的年度波动增加[13,26]。放牧、刈割、火烧和少量施N能够定向调控草地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与功能类群计量关系[11]。土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的根本。目前,对保持稳定性的草地地下生态学过程及其调控途径尚不清楚,其长期被作为一个“黑箱”来对待。土壤中生活着大量的微生物,大约只有1%的土壤微生物是可以分离培养的。对于土壤中C和N转化微生物功能类群多样性仅具有初步了解,而对于完整的土壤生物链、营养级构成及其多样性特征基本上一无所知[27,28]。草地土壤动物在稳定性维持中的作用相当关键,但这方面的研究开展极少[25,29]。
篇3
关键词：世园会；城市生态公园；生态设计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众所周知，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城市公园带来强大的空间，在建设发展的同时，需要考虑其公园本身的生态可持续性，城市生态公园不仅具备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功能，还在城市生态系统建设、城市乡土特色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新型城市公共绿地系统、展示生态文化景观等方面独树一帜。因此，人们开始对城市生态公园大为追捧，其设计理论的讨论也空前热烈。
1. 城市生态公园设计理论
1.1 建立和谐生态系统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是生态设计的价值所在。在生态公园设计中，生态思想要贯穿到整个设计过程中，以这种和谐的生态观来改善人的行为与生态过程的关系，使公园的使用功能与生态功能在空间、内容、规模上能协调一致。生态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应主动借助植物以及其它一些生物物种的作用，把生态因子向着使人感觉更舒适的方向调整。为此，应考虑更多的生物措施以充分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如行道树的选择既考虑造就人行道的林荫效果，再如恰当的垂直绿化起到室外降温的作用，穿插能释放较多负氧离子的针叶树种或既杀菌又有清香气味的树种，从而使空气清新。
稳定的生态系统是公园设计的根本，公园往往建在山体、水畔、海边等地方，这些地方地处生态学上的边缘汇带，天然景观虽好，但地质、水文、气象、生物诸因子间的平衡比较脆弱，更易发生自然力导致的灾害，如滑坡、泥石流、崩塌、沉陷、洪水、台风等。为了防患于未然，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就着手考虑环境稳定性的问题，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提高环境稳定性从两方面入手：其一：在规划中尽量尊重当地的地质、地貌、土壤、水文、植被现状，因为这是千万年来各种自然力作用取得均衡的结果，如果你强行把它破坏了，就可能引起生态系统连锁性的退行性变化，或它又向原来的状态恢复，把你花了投资构筑的东西和安排的景观部分或全部地毁坏掉。其二，在维护和加强系统稳定性的措施中，生物措施应是首选的，因为这些活的东西可以通过适应和调节而和其它生态因子达成平衡，虽然从短期看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从长期看却是最稳定的。这方面的措施，比如生物护坡、生物固堤等。
1.2优化公园景观规划格局
通过对理想景观模式、景观格局分析及适宜性分析等景观格局理论方法的综合使用，按照公园的生态要求和功能要求，将公园的景观格局优化，使公园景观规划秉承“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创造时空交错、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园林景观。例如主入口区，该区域以休息空间和水景为主，作为人们进入公园的主要交通地点，在景观上也具有其独特的特色，增加公园的吸引力。入口区的休息空间成为人们绝佳的等待休息区域。园中的湖水，让还未进入园中的人们提前体味到园中的乐趣和与自然的交融。独具特色的林荫大道、木桥、流水、鸟鸣、花香让游人身临大自然，流连忘返。再如自然生态观赏区，此景区被水系包围，跌水、大水面以及溪涧的不同水面设计，丰富水景观的形势。湿地生态保护景区――水上活动区，利用原有地理位置，湖水的便利，遵循自然遗址和天人交融主题，将此区规划成一个湿地的生态保护景区并让人们亲身感受原始生态的美。
1.3 生态设计兼顾文化内涵
文化是精神的体现，是景观空间的精髓和灵魂，一个没有文化承载力的生态公园，是令人心生距离感和冷漠的。美国建筑师西蒙・范・迪・瑞恩和斯图亚特・考恩把“生态设计”定义为“任何与自然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生态设计要表达出与其生态内涵相一致的景观形式，给人以潜在的文化熏陶和直观的美学享受。从文化概念中提取一个城市根源的特性，让城市公园的设计具有文化性，一个公园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文化观的城市公园生态设计把隐性的生态文化层面的要素转化为显性的生态美学景观，通过对生态美的基本特征和范畴的分析，总结出一些更具兼容性的元素，使“生态”与其它文化概念相融合，展现出更具特色的设计理念。
2.西安世园会生态设计
2011西安世园会会址位于西安灞生态区，是西安新型生态新区。西安世园会在规划建设中以绿色环保为理念，在诗意的园林画卷中展示了文化神韵，并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西安世园会以“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倡导“简单而不奢侈，低碳告别高耗，回归自然，绿色生活成为追求的时尚”的理念，将以现代生态理念再现和展示长安生态美景。在园区的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中，以水为脉、以绿为底、以景为翼、以雅为体；综合运用当今生态建筑的最新成果，建造“零消耗、零排放的生态示范建筑，以“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理念为主旨”，借助园区水阔岸长的地域特色，植柳造园，再现长安灞柳盛景，实现碧水长天、天人和谐的自然风情，打造城市生态公园的新阶段。
西安世园会在倡导绿色生活理念的同时，使陕西文化融入其中，展现文化与生态的完美融合。，比如在这些景观艺术的绿色画卷中展示环保理念，五彩终南是秦岭的缩影，在鲜花植物中巍然屺立，重在传达尊重环境即是尊重自我，长安花谷用不同色彩的花舟描绘出“天上”美景，在绚烂多姿的视觉震撼中反衬“大地”艺术的苍白，呼吁花满城都；灞上彩虹是结合水面的景观艺术，烘托出开阔壮丽的花水之美，更强化了水之可贵，城市应对生命之泉倍加珍惜；这些景观不仅是生态化的自然美景，更是生态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总结
城市生态公园作为大型公园建设的基础考虑因素，其设计理论及方法还需不断的完善。西安世园会作为一个大的城市生态公园的代表作品，可以为今后城市生态公园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使得城市生态公园设计达到其整体性、可持续性等特性。
项目基金：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资助：陕西重大景观规划设计与人文精神（项目批准号：11EH138，项目类别：国家西部）
参考文献：
[1] 邓毅.城市生态公园设计方法[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篇4
1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
水土保持在根本上保护的是土地资源，而土地是地球上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是各种矿物质的贮存场所，是动植物生存繁衍的栖息地，同时也是人类从事各类生产活动的场所，更是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水土资源的条件，如果离开水土保持，各类生态建设如林业生态建设、海洋生态建设、城市生态建设等都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只有在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生态系统中所需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长效可持续利用，使得整个生态系统维持在一个动态平衡中，实现良性循环[2]。
2水土保持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
土壤是动植物生长繁殖的基础，在生态建设中改善土壤质量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水土保持工作中的补植乔灌木、老头树改造等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土壤孔隙状况、入渗速率、团聚度等，增强土壤的排水能力和通气度。同时水土保持还有利于提高土壤的肥力，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研究表明，采取不同的水土治理措施的土壤其有机质含量、全N、P、K含量均高于对照组，且能快速及时地为植物提供养分，拥有较好的自动调节功能。此外，科学有效地水土保持措施还有利于恢复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治理区土壤中的真菌、磷细菌、纤维分解菌及好氧型自生氮菌的数量均高于一般的天然林及人工林。土壤的理化性质得以改善，其中生长的动植物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3]。
3水土保持减少自然灾害发生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各类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大大增加，通过设立土壤水库和实施水保工程使地表径流和泥沙的流失量大大减小，有效预防了江河洪水和淤积的发生。水土保持中的植树造林工程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而平稳的生态系统是遏制自然灾害发生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态建设工作的主旨所在[4]。
4水土保持改善局部气候条件，提高生物多样性
水土保持工作的有效开展可使近地层地区的小气候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使近地层的温度降低、湿度增加、昼夜温差减小。气候条件的改善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植被覆盖率，提高了植被群落的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工作中的挖条沟使原有的板结土壤和母质层地表得以改善，同时起到了拦沙蓄水的作用，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治理区林木的生长恢复，增加了物种的丰富度，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动调节能力。
5水土保持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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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园林，生态修复，理念，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86.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前言
生态修复是指停止人为干扰生态系统,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能力使其发展走向正确的秩序,或使用的弹性的生态系统，辅以人工措施，恢复受损生态系统一步一步或使生态系统发展方向的良性循环，指致力于那些在自然突变和活动的影响下,人类活动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工作。
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生态园林城市是一种以人为本,根据自然环境、资源流向经济效益的命脉,使得生态良性循环、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类居住环境的优良形式。生态园林城市倡导生态伦理，倡导绿色文明，保护和构建地带性植物群落,实现清洁生产,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再生能力，保持该地区文化特点，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功能的协调，以满足生态平衡，城市发展和布局结构合理，形成了协调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城市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系统的城市发展。城市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形成完整的城市绿地系统。城市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和谐发展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城市，保持城市原来的历史风貌,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持自然形式的地形地貌、水系、人文、自然景观，形成一个独特的城市。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供良好的城市生活环境，积极参与公共利益的制定和实施的当中来。
三、城市园林生态恢复的概述
景观生态恢复是指恢复原始生态系统的受损，这与人类活动被暂停或相互联系。景观生态建设应以景观空间结构调整和重建为基本单元，包括调整原来的景观格局，改善受损生态系统的威胁或功能，完善基本生产力和稳定性的影响，人类活动对景观演化导致一个良性循环。城市景观生态修复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情况下恢复原始的生态系统，这也没有什么必要，也不可能实现。生态修复是最关键的恢复系统所必需的结构和功能，使系统能够维持城市本身。生态恢复与重建是跨尺度、多水平的问题，其主要的性能水平是一个生态系统区域，景观生态恢复与重建景观退化。
四、以生态修复服务功能为导向的城市园林绿地规划模式
1．内容
城市园林绿地规划设计,从整体性出发系统,规划和设计不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规划和设计措施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园林绿地景观是由人工植物群落影响下的人工地形、水和其他自然元素与纯人类构建结构建筑的复杂巨系统，园林绿地景观系统不再是在分散状态，但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整个反映在每一个部分的绿色空间景观必须密切关注其整体性。对于处理这类园林绿地，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有机部分的园林绿地景观。但现实往往只能满足城市在视觉上的需要，而不是整个花园绿地生态调节功能。使园林绿地发挥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功能，必须是有机组织。遵循生态修复服务功能的工作原理,利用生态花园绿地景观设计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植物配置,使用自然植物利基原理、设计的生态关系对象进行植物的合理搭配，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和相对稳定的植物群落；
（二）、利用植物不同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特征,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植物群落的布局，以达到最大的衰减的空气污染，水质污染；
（三）、在使用景观要素、景观素描大量的材料中，在景观设计应该充分利用的时候,比如工业荒地垃圾要合理有效的使用；
（四）、改善生态环境的重点是景观设计；
（五）、生活生态位的改善是促进生产生态位改善的推动力。
2．工程技术手段
技术的基础是生态修复。不同的技术水平不同(非生物因素、生物物种、个人、人口、社区、生态系统和景观、区域和全球生态系统)。回收技术,分为物理技术、化学技术、生物技术和生态技术等。旨在恢复各种物理性问题(如辐射、风、水文学、土壤颗粒结构、温度、湿度、矩阵、地形、地质、水利、灌溉)、化学问题，污染和废物处理和利用,土壤、富营养、化学结构和流程、酸化、盐渍化和碱化土壤肥力在极端环境改善等、生物问题(错误处理幼苗,种子生产、种子的选择、育种和种质改良等)、生态技术(从不同的层面看,比如人口调控或社区配置控制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生态行为装配)生态演绎的规定,来构建一个城市园林绿地规划模式优化生态系统。
五、城市园林生态修复的管理方法
人们常常基于人类的方式恢复城市园林生态。在不同的恢复模式和参与空间和时间顺序(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同，经常影响达到极限状态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生物物种存在于许多方面，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和生态重建的大型工程项目是人工干预和生物物种的人工生态修复的表达模式。由于生态系统恢复时间开放,物种通常不是一个单一的步骤，是多次入境的过程。因此一定条件下的空间和时间的混合物种及其配合参与的人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形成的城市园林生态恢复模式。
在同一时空领域上进入的物种组合有利于形成生态结构和功能流程的基本环节或链；在不同时空领域上进入的物种组合有利于形成绿地景观的基本生态结构网络，进一步促进绿地景观网络功能的发育。
各项生态修复服务功能对于城市居民的重要性差异:在一个特定的城市，从城市绿地规划的关键考虑因素是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为城市居民有差异,这是优先确定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基础。
生态修复服务功能与绿地的提高而增大的速度的差异: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绿色景观，生态服务功能将会得到增强。然而,由于绿地增加的数量、生态修复服务增强速度是不同的，或绿色的敏感程度的增加都是不同的。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灵敏度越高的生态修复服务功能应该更优先，如图。
六、结束语
现代工业化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使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受到极大的危害，为了让生态系统得到良好的恢复,必须借助现代手段的景观恢复、景观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关系来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以实现健康的生态系统，进而实现园林化的美丽城市。
参考文献
[1]城市绿地规划的理论基础与模式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2]园林绿地景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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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生态保护；修复；环境禀赋不优越；用水体系；
Abstract: as the our country economic society to increase of water consumption, make of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this problem increasingly sharp. Develop the wat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s the focus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guarantee maintain normal water cycle in the amount of water needed to balance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to the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ork,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exploring, adhere to the person and the nature harmoniously concept. But the atmosphere only part of precipitation form water quantity, and the rest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s for use, this part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directly for the use of the precipitation in maintaining regional vegetation ecosystem sta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the water ecological system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promot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ork the sustainabl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Keywords: wat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pair; Environmental endowment not superior; Water system;
中图分类号：TV2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引言
近些年以来，随着水资源短缺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水资源保障的要求日益提高形成尖锐矛盾。而且在我国逐渐出现了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污染、水土流失等水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因此国家对水问题的认识不断的进一步深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受损的水生态系统，成为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近年来，治水理论又有了不断的更新的发展，使得治水实践发生了巨大地变化。
1.水生态环境禀赋不优越
水是不仅仅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生物群落生命的载体，同时也是能量流动以及物质循环的介质。由于受到气候以及降雨量的影响，我国现大概有39%的面积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人类活动易引起土壤侵蚀、沙漠化和盐渍化；在半湿润、湿润地区，也有一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约有占国土面积10%的地区属土壤侵蚀中度敏感区，占国土面积2%以上的石灰岩地区易发生石漠化；再加上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等由于特殊地貌和气候等因素造成的生态脆弱地区。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由于对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重视度不够。对水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利用，以及过度的强调防洪，洪灾发生更加频繁；河道工程中大量的使用混凝土、浆砌块石等硬质材砌筑河床，导致河流被完全人工化、渠道化；并引发江河断流、地下水超采、地面下沉；过度围湖造地，侵占河道，降低了河湖的调蓄能力和行洪能力，加剧了洪水灾害；不注意生态保护，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江河湖库淤积。人类既要适当控制洪水，改造自然，又必须主动适应洪水，协调人与洪水的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约束人类自身的各种不顾后果、破坏生态环境和过度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从无序、无节制地与洪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地与洪水协调共处。认识到生态环境用水的重要作用，提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要满足经济用水、生活用水的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生态用水、环境用水。
2.生态环境用水体系及其分类
我们根据对流域生态系统中水循环过程的分析探究，得出水汽凝结以降水形式降落到地表的过程中，其中有一部分会被植被拦截或被植物散发掉；另外一部分会渗入地下转变为地下径流；而其他的部分降水则会形成地表径流。地表径流和返回地表的地下水，最终沿江河水系或地下水系注入海洋或蒸发到大气中去。在流域的整个水循环过程中，可以概化成形成水资源之前和形成水资源之后的生态环境用水循环过程，则可分为四个方面。
（1）降水在形成水资源的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水量被天然生态系统所利用，主要形成流域的蒸散发量，以维持流域的天然生态系统。降水是维持区域天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稳定性和多样性的主要水源，这部分生态环境消耗量对流域天然生态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降水形成的河川径流，在人类用水以及沿途汇入支流和与地下水发生转化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水量以维护河流生态环境健康，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是指维持河湖给定目标下生态环境系统一定功能所需要保留在河道内的水量，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兼具航运、发电、水产等河道内生产功能。
（3）降水形成的地下水系统具有一定的环境地质和生态功能，为了维护这种生态功能，需要维持一定的地下水水位或维护一定的地下水循环而需要的水量。
（4）河道外生态建设的用水，专指保护、修复或建设生态环境需要进行人工补充的水量，包括城镇生态环境用水、农村生态环境用水和林草植被建设用水等。
3水资源承载能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坚持合理开发水资源，强化水资源节约、保护、配置工作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水资源承载能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水资源承载能力即是在一定的流域或区域内，其拥有的水资源能够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规模并维系良好的生态系统的能力；如果经济社会发展超出了水资源承载能力，就会失去必要的物质基础，就会造成生态的破坏，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我们必须要看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是可以提高的。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可以大大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方向性的对策措施。如：节约和保护水资源是我国的一项重大国策；节约用水是减少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消费的手段之一；大力推行节约用水措施，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通过节约用水，减少无效用水需求，减轻供水压力，减少污水排放，减轻污水处理的费用；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用水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是水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等。
4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路线图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水生态环境调查与问题分析、目标分析与标准确定、生态环境用水配置和主要对策措施等内容，技术路线见图1。
图1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路线
5发动群众，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机制
单靠我们水利专业的人去治理这些河流是远远不够，只有不断去增强公众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意识。不断去增强各级干部和广群众的环境意识、生态理念和法制观念。列入工作计划，大张旗鼓地传生态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及时报道和表扬先进典。各级教育、宣传、劳动及其它有关职能部门要重视生态系统方面知识教育、培训，面向社会、面向基层，让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人心，把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建设变成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建设。坚持专门队伍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思路，积极发动、组织和引导人民群众参与环保工作，形成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广泛群众基础。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涉及群众利益的规划、决策和项目应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继续实行有奖举报制度，积极探索调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机制。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继续实行有奖举报制度，积极探索调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机制。如何有效地做好保护与修复工作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充分重视水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的作用。搞好水资源的利用是实施生态修复的关键和保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生态修复这一新思路、新举措落到实处。
（2）明确思路，扎实推进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其实施的内容、组织管理方式与通常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有着显著的差别，同时，在不同的区域，生态修复的建设内容各异。
（3）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基于创新的生态修复要进一步创新。调整作物种植比例，实行增麦、压豆、增经、增饲措施，即轮作制改为豆、麦、经饲制，坚持耕作制实行耙茬、深松、少耕制的水土保持耕法，同时推行秸秆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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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电站建设基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1.1水电站建设对于河流水文生态系统的影响
水电站建设本质上看就是对河流水文状况加以干预，通过引起水文情势的变化，从而使水文状况更加符合开发利用的条件。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河流水文生态系统的变化上，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1水电站建设可以对河流下游的水文状况构成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是借助水电站的蓄水、控水功能得以实现，通过水量调控，可使河流下游出现水位、水量、流速等方面的变化。
1.1.2水电站建设可以对河流区域的水文资源加以合理调配
通过水电站，可平衡河流上游及下游区域的水源分布，使河流干枯两季的水量都可满足农业灌溉、河道运输等方面的需求。
1.1.3水电站建设可以通过水流拦截，对河流的含砂率加以改善
水电站能够有效调节河流中的泥沙淤积状况，保护河流下游区域的生态系统。
1.1.4水电站建设能够对河流区域水文情势构成影响
例如，江西赣江井冈山水电站位于万安水电站及石虎塘水电站之间，能够对河流水文生态系统加以进一步隔离，在此过程必然会导致河流水文情势的变化。经过测算，井冈山水电站在建设前，此河流区域的流速处于0.60~2.80m/s之间，而水电站建设运行后，相应水域的流速在0.12～0.61m/s范围内。
1.1.5水电站建设能够对气温、降雨等因素产生影响
在气温方面，由于水电站建设后，库区空间面由陆地成为水面，由此使得库区能量在交换方式及强度上出现变化，进而导致气温的浮动变化。如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水深超过8m的水库，其在冬季时节的平均温度可以超出陆地平均温度约2～3℃。在降雨方面，水电站建设能够对水面、气流构成影响，可带来水汽的变化，由此引起降雨量的增减变化。
1.2水电站建设对于河流地质地貌的影响
水电站建设可以对河流的河道构成产生影响，而河道是否具备较强的稳定性又关系到水电站本身及河流区域居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如前所述，水电站能够对河流水流的流量、流速造成影响，作为河道生态系统及河床形成的主要动力，水流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河道的生态特征发生变化，使其在河道深度及河道宽度上有所改变，最终造成河流地质状况的变化。一般而言，水电站建设通过对水流加以控制，可以促进河道稳定性的提高，但河流河道状况的差异化，也会使水电站对河流地质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1.3水电站建设对于河流水质状况的影响
水电站对于河流水质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对河流水沙状况及污染物的稀释及扩散调节得以实现，一方面，水电站能够对水流的滞留周期加以调控，在此过程中可以稀释水流中的污染物质，从而带来水质的改善；另一方面，如水电站河流区域遭受到外来污染物的侵袭，水电站在水量调配时，也能够将附着于泥沙上的重金属污染物扩散到水体，从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扩大。
1.4水电站建设对于河流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通过相关实验研究证实，水电站建设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物多样性水平的提高，如洄游鱼类，其活动区域如受到水电站设施的影响，其种群数量会急剧锐减，严重时可导致鱼群面临生存危机。此外，水电站建设还能够通过对河道水温、水质的影响，造成河流水生物体系的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井冈山水电站建设可以通过对生态环境和系统的介入，营造适宜草滩、灌丛、水沟等动物物种生存的栖息环境。要缓解水电站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建设部门可以建立并适度调整生物自然保护区范围，以此减小水电站建设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具体保护区规划调整可参考长江流域水电站的探索和实践经验。水电站建设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能够体现于植物物种上，这种影响往往趋于消极，如由于水电站建设，可能造成一些稀有及特种植物类型的消失，加快了植物物种演变的进程衡。
2基于水电站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这一概念由西方学者提出，主要侧重评估项目建设中各种外力因素对生态环境体系构成的影响。作为水电站建设项目来讲，其能够多方面制约影响到河流及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因此，在工程投入施工建设前，有必要对其可能对河流生态环境施加影响的因素加以系统分析，得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案，从而针对水电站建设中对生态环境发展不利的各项因素，制定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达到既保障水电站各项效益功能的发挥，又最大限度地降低水电站基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2.1评价标准
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应遵循相应的标准，通常情况下，水电站基于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标准应由国家、各级政府及水利建设行业共同制定。如在对水电站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指数进行评价时，可以《中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为标准。如涉及到无法计量的要素，相应的标准又不齐全，一方面应选取保存工程本底值，待工程实施后对其加以比对，从而大致评估水电站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可以采取科研院所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对水电工程进行评价。
2.2评价原则
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涉及到众多因素，要确保评价环节的真实合理，应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应按照以下原则创建：
2.2.1完整性
完整性强调在建立评价体系时应考虑到生态环境系统的各个要素，对水电站涉及到众多方面的影响加以统筹。
2.2.2层次性
层次性指的是在建立评价体系时要在全面统筹各类影响要素的基础上，着重对其加以归纳分类，形成层次分明的评价内容。
2.2.3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侧重评价体系既能体现水电站建设基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又要兼顾生态环境系统抵御外部因素侵扰的能力水平。
3评价指标
水电站建设产生的影响波及面较广，在探究其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时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又要体现在具体细致的计量指标上，此外，还应着重考虑到水电站施工建设的具体环境条件。通常情况下，在水电站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上，要涵盖水电站的规模、等级、性质、建设环境、影响波及面大小等诸多因素。其中，水电站基于河流生态系统环节的评估指标应包含以下几点：第一，生态系统是否完整。例如，水电站河流生态其景观结构状况如何、是否具有异质性、河流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类别是否属于稀有品种、河流生态物种多样性是否丰富等。第二，生态系统的弹性状况，生态系统的弹性大小也即是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的大小。例如，水电站建设区域及周边地区水土状况如何、当地气候环境变化规律是否稳定、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等。第三，生态系统中的水文质量状况。例如，水电站河流区域洪峰参数数值、水体的酸碱度大小、水体的含沙量大小、BOD（生物需氧量）指数等。
4结语
水电站建设在建国及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也对生态环境施加了一系列影响。水电站在建设开发时，应正确认识其利弊，既确保水电站各项功能效益的最优化发挥，又要全面对其基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加以分析评价，形成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齐头并进的和谐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1]庞祥洪.水电站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补偿措施[J].科技与企业,2012(1):61.
[2]宋靖国.大型水电站建设的环境影响及生态修复[J].北方环境,2011(9):214.
[3]杨贵春.水电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J].商品与质量·建筑与发展,2014(1):796.
篇8
关键词：公路；路基；设计高度
中图分类号：U2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公路路基是沿路线位置按照一定的技术要求，在地面上分层填筑或开挖的带状土工构筑物，其高度受路线纵坡设计、路基稳定性要求、沿线的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情况和工程经济要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路线平纵断面的设计中，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合理确定路线的平面线位和设计标高，使公路路基的高度趋于合理。
1公路路基高度的合理确定
在公路设计中，公路路基高度是由路线的平纵断面设计决定的，合理确定路基高度实际上就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合理地进行平纵断面设计。一般在山区公路设计中，主要是合理确定路桥、路隧的分界高度；在平原区，在满足下穿构造物的前提下，要注意降低路基填土高度，以节约用地和土石方工程量；以路基的强度、稳定性，以及路面的要求角度，还应当注意路基的最小临界高度和考虑路基的沉降等情况
I.I山区公路路基高度的合理确定
1.1.1山区公路的特点
山区公路的特点是，沿线地形高程变化大，坡陡沟深。地形高程的变化程度远远大于公路纵断面线形的适应程度。因此，不仅路基填挖变化频繁，而且高填深挖地段也会频频出现。路基高填深挖的段落往往在技术处理上较为复杂，对于高路堤和深路堑的设计，要在对沿线工程地质情况进行认真勘察的基础上，着重进行边坡稳定性、整体稳定性的检算和边坡的设计。对于高路堤还应注意路基填料的变形，深路堑应当注意边坡防护的设计。另外，高填深挖产生的大量的借方或弃方的处理也需要进行设计，合理处置。
l.2山区公路路基高度设计的思考
山区公路路基高度合理确定，一般应满足以下主
要原则：
(l)土石方大致均衡，以减少借弃方数量，降低造价；
(2)尽量减小高填深挖路基的高度以加强路基的
整体稳定性；
(3)努力改善线路平纵断面，尽量减小高陡边坡
或占压河道，以避免路基局部失稳或受剧烈冲刷；
(4)绕避地质不良地段，保持路基长久稳定。
除考虑以上原则外，对于山区公路路基设计高度，高路堤和深路堑方案，不仅工程量相当巨大，更为重要的是其对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首先，高路堤的填筑和深路堑的开挖破坏了项目所在区的自然环境，使自然景观失去原始状态，如果处理不当还会引发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埋压植被等问题。其次，对环境的改变还会造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容易破坏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打破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导致生态平衡的丧失。
因此，在方案选择时，必须注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考虑。在山区公路的设计中，应当充分进行高路堤与桥梁方案、深路堑与隧道方案的比选，桥、隧、路综合考虑，合理确定路基与相关构造物的分界高度。
在线形设计上，也应开拓思路，想方设法地降低路基高度。例如，在平面设计中，根据山区的特点，采用以曲线为主的线形，增强平面线形对地形的适应性；在横断面设计上，根据地形特点，采用分幅式不等高的路基断面，以克服横向较大的高差等。
1.2平原区公路路基高度的合理确定
1.2.1平原区公路的特点
平原区的公路设计条件较好，很少会出现高填深挖路基的情形。在以往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为了满足频繁的地方交通下穿净空的需要，而往往采用较高的填方方案，使得公路的占地和土石方数量都大大增加。另外，平原区往往水网纵横，还要考虑桥涵构造物设置对路基高度的影响，以及浸水路基对路基设计高度的要求。
1. 2.2平原区公路填土高度较高的问题
在平原Ⅸ已建和在建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中，为了满足频繁的地方交通下穿净空的需要，许多设计都使填方高度做到3m左右。目前我国已建高速公路的平均填土高度为2.2·3.2 m，高手一般等级公路1.5—2.0 m。路基高度的增加，必然会导致路基土石方、道路征地等费用的增加。根据有关国内已建高速公路的资料统计，路基、土地征用和通道修筑这三项费用之和到达了总造价的50%。在公路建设中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是公路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在平原区，土地大都是可耕作的耕地，包括许多基本农田，因此，在平原区较高的路基方案是不适宜的。
由于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是全封闭和半封闭式的，因而沟通公路两侧的交通也是必须的。而且高等级道路的线形指标较高，纵断面的适应性较差。根据目前采用的情况，行之有效的方法主要有：合并地方交通流，减少下穿通道的个数；局部地区重新进行土地区划，以减少公路两侧的耕作往来；适当修建上跨桥等。
公路路基高度的确定，不仅对公路项目的工程量、造价、施工的难易性等影响巨大，而且对环境保护、占用土地等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工程项目日益重视“以人为本”，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合理确定公路路基的设计高度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施工注意事项
(1)在既有线附近通过或使用的各种车辆／机具设备不得超过机车车辆限界，作业人员和工具与接触网必须保持2m以上的距离。
(2)距发现接触网断线及其部件损坏或在其上挂有线头、绳索等物时，人员不准直接或间接与之接触，在接触网检修人员未到达前，应距晰线接地处10 m以外设置防护，严禁人员接近。
(3)在接触网支柱及接触网带电部分5m范围以内的金属结构均须接地，在与接触网相连的支柱及金属结构上，若未装设接地线或接地线已损坏时，严禁人员与之接触。
(4)施工中，任何作业均不得影响接触网支柱、地锚等设施的稳定。
用曲线形设计、分离式路基等措施，改善路基高度；在平原区，可通过调整规划、合并通道等措施，千方百计降低路基高度；在软土地区，注意沉降对路基设计的影响。
结论
在复合地基设计中，当桩端不能达到硬持力层，或延伸至硬持力层明显不经济时，应进行桩端持力层承载力验算。本工程设计中同时采用压应力扩散法和实体基础法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实体基础法升算结果要求加固深度较大。由于客运专线对线路平顺性要求较高，对挡土墙而言，要求设计的可靠度相应加大，故设计采用了实体基础理论计算结果。本人认为，在地基处理设计实际应用时，应根据线路等级及工程要求的可靠度选择相应的计算理论，确定加固置换率和桩长，并应验算加固区下卧层地基强度。
参考文献：
[1]GB 50007-2002，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Sl.
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工业生态系统关联性分析
由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威胁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挑战，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发展模式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并成为应对能源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手段。低碳经济是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这必将给以企业集群化为基础的工业生态系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在探讨工业生态系统构建的进程和低碳经济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工业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应遵循低碳经济发展要求进行重组和整合，以期为低碳环保的工业生态系统的成功构建提供相关借鉴。
一、中国工业生态系统发展现状
在传统的工业体系中，每一道工序都独立于其他工序，消耗原料，堆积废物。我们逐渐运用一种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生产模式，即工业生态系统（Industrial Ecosystems,简称IES）。这个系统最大的特点是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高，而将企业、工厂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和破坏降到最低.
西方国家早在九十年代初便致力于构建工业生态系统，我国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30余个工业生态示范园区。
(一)工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
如图所示，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企业，实线代表已存在的交易形式，虚线代表可能存在的交易形式。核心式和联合式IES是以企业群的形式存在的，而独立式IES则是企业内部存在废物利用的循环结构的企业。
(二)工业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
(三)工业生态系统的绩效分析
利用生态效率-物质流分析对工业生态系统循环经济进行绩效评估。
(1)绩效评估指标之一―生态效率。生态效率是指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它可以认为是产出与输入的比率，而产出往往是公司、部门或者经济整体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输入则是公司、部门或经济整体产生的环境压力的总和。其计算公式为：
由此公式可知，工业生态系统内部资源输出端可以用生态效率中资源效率来表示，而废物输出端则可用生态效率中环境效率来表示。
(2)绩效评估指标之二―物质流分析。物质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关于特定系统的物质流动和贮存的系统分析。其分析过程中包含正向物流、逆向物流和消耗流。逆向物流是对废品的再利用过程，通过对逆向流分析，选取物质循环类型并获得相应物质的循环效率，从而弥补生态效率指标在衡量循环经济绩效过程中的不足。
(3)指标权重的确定。结合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不同层次的指标权重（见表1）。
二、工业生态系统内部关联性分析
工业生态系统内部关联性主要集中在副产品交换网和工业共生网络两个方面，而工业共生系统又包含生态产业链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本文用低碳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工业生态系统内部关联性的优化。
(一)工业生态系统模式
(1)模式1：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等。杜邦公司曾把循环经济三原则发展成为与化学工业相结合的“3R制造法”，放弃使用某些环境有害型的化学物质、减少一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以及发明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艺。
(2)模式2：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盈利社会中介组织，它将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处理。“绿点”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谁生产垃圾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企业交纳的相关费用，由DSD用来收集包装垃圾，然后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再生利用。
(3)模式3：工业园区模式。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典型代表是法国巴黎森迪尔工业园区。该园区以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二)副产品交换网
副产品交换是指企业寻求利用彼此的副产品，而不是将其作为废弃物处理掉。副产品交换网的构建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并提高环境绩效，通过副产品的交换，整个工业生态系统处于一种资源有序循环状态，实现了资源的多级重复利用。工业生态系统中的副产品交换过程由一系列关键元素组成,包括工业制造部门、副产品商、资源恢复与循环部门以及其它各种从事副产品加工、处理和服务的个人和机构等。这些系统元素在工业共生系统中协调运作,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完成副产品的交换过程,实现资源的循环流动。所有参与的企业,一方面向其他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废物,另一方面,也接受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的生产废物,在一家企业不能全部用尽的废物,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关系用于其它企业。在此过程中，资源的有序循环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尤其是在一些污染较为严重的行业，化石燃料燃烧废物又可作为交换网中其余企业的原料，使物质在副产品交换网中源源不断流动，最大程度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达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三)工业共生系统之一―生态产业链系统
在工业生态系统中，资源开采者企业、生产者企业、废物处理者企业和消费者企业形成了资源与信息共享的平台，被称为生态产业链。产品自原材料到终端商品的过程中，生态产业链始终扮演着减少资源消耗和协调生产销售流程的角色，其对技术升级和资源节约的要求催生了产业链顶端技术的创新和产业链底端对大生产批量和高质量的要求，这些都契合了低碳经济的要求。
(四)工业共生系统之二―基础设施系统
基础设施系统是由环境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和技术中心等软环境与道路交通、能源通讯等硬环境有机结合起来的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强调把教育和技术要素引入是由于此因素与工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是低碳经济的要求。在运转机制上，基础设施系统与产业链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息息相关，它既是连接产业链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的平台，又是公共服务系统的价值表现形式。从低碳经济的角度说，基础设施系统的软环境是工业生态系统不断完善的动力，但其高额的投入费用、高风险以及市场运作的不成熟，其进展比较缓慢，整体盈利能力和对工业生态系统贡献能力较弱，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
(五)工业共生系统之三―公共服务系统
公共服务系统是政府、园区管理者和市场三位一体的工业生态系统内部服务平台，其价值是辅助工业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为工业生态系统提供政策支持。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认为，制度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社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上限，适宜的制度结构可以将经济活动尽力推上其上限，不适宜的制度结构则会使经济活动呈现出收缩衰退的趋势。底特律的汽车业集群即是因其完善的公共服务系统而大大减少了在生产活动中的各种成本并建立了流畅的销售渠道，最终成功建立了低能耗的工业生态系统。
三、工业生态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
(一)污染控制效率低下
工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目标包括三部分：经济发展目标、环境保护目标和社会目标。然而经济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大量的投资，然而这部分投资不能像生产领域的投资一样在未来带来直接的经济利润，使得GDP增长受到限制。另外，多数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企业生产的外部性，然而企业出于私利的考虑，不会主动采取措施消除这种外部性，使得污染控制效率及其低下。
(二)生态产业链建设不成功
企业若有意愿参与到工业生态系统内部是因为有着潜在的收益，但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倘若潜在的收益不能弥补成本，则打击了企业参与到工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积极性。再加上工业生态系统若缺乏相应的刺激政策，就会进一步打击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三)企业间信息沟通不畅
由于工业生态系统内部企业之间特有的广泛和紧密联系容易造成专有信息扩散，对拥有专有信息的企业构成威胁，各个企业之间由于担心因合作而将机密暴露给对方，导致在竞争中失去优势，都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另一个原因在于信息化网络建设滞后导致信息沟通不畅。信息沟通不畅将导致生态系统内部运作效率降低，大大增加经济和环境成本，不符合低碳经济的需要。
(四)废物的交互交换利用不充分
在工业生态系统内部，存在相关产业间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关系比较松散，且由于技术原因，废物的分离和再利用很难达到充分和统一，同时由于企业间废物利用的成本过高，导致部分企业从工业生态系统外部获取原料，致使工业堆叠，环境效益得不到保障，这对低碳经济的工业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构成了挑战。
四、工业生态系统优化的途径
(一)建立严格高效的环境管理模式
严格污染控制措施的制定和高效率实施使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对企业产生正确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污染的排放将会受到惩罚，而企业如果能够控制污染的排放，甚至如果能够通过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而产生额外的收益，将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再者，污染控制措施改变了技术方案的吸引力，促使企业寻求通过技术流程的改造和企业间合作等方式进行废弃物综合利用领域的探索。
(二)引入共生链管理，提高共生系统的柔性
对工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而言，当由于各种原因生产成本变化时，如果不提高其供应价格，就会亏损，最终只有停止生产，而由于产业链的彼此关联，终会使整个系统都无法运行。因此，可采用价值链管理的方法来寻求成本竞争优势。价值链将生态企业的生产、营销、研发和人力资源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各个环节既相互联系，又具有处理资金流、信息流、物质流和技术流的组织能力，形成供、产、销一体的价值流通线。
(三)组建信息交换和企业交流的平台
在工业生态系统中，虽然企业间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和潜力，但由于企业往往过多关心自身的原料供应、产品生产和销售等，而很少关心其他企业的情况，所以这样的合作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通过组建信息交换和企业交流平台，可以增进企业的相互了解，帮助企业发现潜在的合作伙伴，并有效降低为了进行合作而发生的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预期当一项合作结束后会很容易找到另一个合作对象，这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风险。
(四)加强工业生态系统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
技术是工业生态系统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技术上的不可行性可能导致剩余物质的不可使用，影响产业链的连续性和废物的交互利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共生技术对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相关技术的缺失成为我国工业生态系统建立和完善的主要障碍，因此，工业生态系统的技术创新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芮加利,王子彦.工业生态系统类型及稳定性的相关性探讨.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09（5）.49-51
[2]许乃中,曾维华,薛鹏丽,东方,周国梅.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方法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3）.44-49
篇10
关键词：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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