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实体经济发展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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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从产业园开发运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主要对中国产业园区建设行业的发展现状、开发及经营模式、传统房地产商在产业园建设领域及园区投资运营企业间的竞争形势等进行阐述。

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东集团联合编写，通过多名智库专家，经过近7个月的全国调研，分析产业园区发展面临的问题，产业园区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产业园区以及中小企业在政策引导下的发展方向，并对“联东U谷”的成功从拿地、定位、开发、招商及运营服务等整个环节进行了梳理呈现，代表了产业/工业地产行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出版丛书的最高水平。

报告集中国顶级园区经济发展研究专家智库的理论研究与十余年中国最成功产业园区开发运营的实战案例于一体，力求打造高端行业智库。旨在帮助园区投资、开发及运营商提高经济利润，提升入园企业生产效率，同时提出积极的政策导向思路，为构筑稳健的市场经济夯实基础。

为园区开发商的发展布局提出策略依据

在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产业园区或迎来未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产业园区急剧升温的同时，对园区开发企业而言却普遍存在“五大难”问题――拿地难、定位难、融资难、招商难、服务难。

报告从产业园开发运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主要对中国产业园区建设行业的发展现状、开发及经营模式、传统房地产商在产业园建设领域及园区投资运营企业间的竞争形势等进行阐述；重新定义产业园区细分市场，梳理各细分领域竞争现状，针对全国重点经济区域环境特点分析产业园区域形态；在对整个行业把控的前提下，对我国典型产业园区的开发运营企业及园区本身经营情况、竞争力进行重点分析；从园区投资、开发及运营商关注焦点――招商引资进行全面的剖析。

为中小企业的选址提供战略方向

中小企业一直是组成经济“机体”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活力的细胞组织。而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却常常因为被忽视，而面临各种各样的发展瓶颈。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的实施，加快城镇化建设，统筹区域发展战略和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和都市工业园区以及楼宇经济投资、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投资者和中小企业应如何应对、如何有效开展合作，这是产业园区与中小企业面临的大命题。

报告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行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列举国内外中小企业选址策略，为中小企业的选址发展提供战略方向，强调促进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是未来中小企业发展的突破口。

指出政策盲点 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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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形势要求，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机构编制工作

一是创新理念谋划工作。机构编制工作任务重，头绪多，人手紧。我们将全面激发改革管理的生机和活力，用创新的思路、创新的举措、创新的方法来破解工作中的难题和掣肘。树立“一盘棋”思想，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处理好行政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严控机构编制总量与保障重点工作需要的关系，最大限度发挥机构编制资源的使用效率，坚决做到精简、统一、效能。当前，机构编制工作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直接面对具体的矛盾问题，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我们将坚持开门搞改革强管理，积极借鉴各地区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扩大社会参与度。

二是规范管理机构编制。进一步提高机构编制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细化水平，更加科学合理的配置机构编制资源。建立完善机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按照“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有增有减”的要求，在确保财政供养人员“零增长”的同时，处理好严格控制和满足事业需要的关系，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向基层、向亟需加强的领域倾斜，不断提高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效益。找准新时期机构编制工作的定位，当好参谋、出好主意，不断创新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三是提升部门服务形象。一是建章立制，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完善工作规则，强化“每位同志都是最后一道关口”的意识，把目标任务分解到部门、落实到岗位、量化到个人，激发出人人有分工、处处有任务、“全办齐上阵”的干事创业热情，以责任制促落实，以责任制保成效，形成规范有序高效、执行有力的日常管理机制。二是主动服务，提升部门形象。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主动把机构编制融入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去谋划，设身处地为基层、为部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坚持“服务上门、送政策到家”的工作作风，并使之成为工作常态和工作自觉，积极认真沟通、耐心宣传政策、细致沟通解释，引导单位积极转变观念，优化编制使用，提高工作效率。

二、构建“一盘棋”格局，形成“一张网”制度

（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自觉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在全局中去思考和谋划。重新修订《县机构编制委员会议事规则》，凡涉及机构设置、加挂牌子、职能划转、编制调整、人员调整、拟定公务员考录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申报计划事宜，全部提交编委会研究，任何部门都不得擅自审批机构编制和绕过编制部门请示机构编制问题。编委领导对编委会的召开高度重视，每年平均召开编委会6次，编委会的议事决策职能进一步凸显。构建形成了领导有力、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全县机构编制工作“一盘棋”格局，真正建立起了编委主任一支笔审批、编委一家行文、编制部门一家承办的“三个一”审批制度，实现职能配置科学化、机构设置最优化、编制配备精简化。

（二）建立完善编办、组织、人社、财政“四位一体”协调配合约束机制，从根本上控制了人员的“进口”，提升了进人用人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一是坚持空编使用申请制度，严把人员入口关。实行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使用空编申请制度。坚持“凡进必考”原则，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参公人员）考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必须先由编制部门逐级申报编制使用计划；各单位出现空编需调整人员，先由编制部门对其是否空编进行把关，由编委统一研究后，再由组织、人社部门选调人员。通过加强空编使用管理，进一步规范了进人程序，杜绝超编进人。

二是完善人员编制与财政预算联合管控制度，严把财政供养关。不断完善人员调整审批制度、人员工资传送审批制度，促使机构编制与财政预算挂钩的制度和措施得到落实。每年年底财政局编制下年度经费预算，先由编办对各单位在职人数及离退休人数进行审定，加盖核定章，财政部门见到经编制部门审定后的工资预算表，才予编制下年度人员工资预算。这一做法已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固定下来。通过人员编制与财政预算联合管控，实现了编制与人员供养一体化，堵塞了各环节上容易产生的漏洞，进一步控制财政供养人数，节约了行政成本。

三是规范程序严格职数管理，严把科级干部配备关。出台《县干部选拔任用职数预审办法》，明确党政群机关、参公单位、事业单位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均需进行职数预审。县委在动议干部时，由组织部门向机构编制部门提出职数预审要求，机构编制部门进行职数、编制的预先审核，组织部门根据编制部门的审核意见选任干部。通过职数预审前置，进一步规范程序环节，有效杜绝了超职数配备干部现象的发生。

（三）活化存量编制资源，内部挖潜统筹优化。

一是动态调整，盘活编制。编制总量只减不增是硬杠杠，随着社会事业发展，基层人手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此，我们按照“严控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增减平衡”的原则，向管理向创新要编制，坚持严格把关、集约节约、有度有序，出台《县事业编制零空编管理和动态调整管理办法》，探索形成了“县级统筹、重点保障、动态管理”制度，推动编制资源向重点领域、基层和一线倾斜，解决重点部门、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结构性缺编等问题，不断提高机构编制资源使用效益。2018年通过统筹调剂编制、鼓励政策性免职人员调整到乡镇工作、退休减员、分流到事业单位多种途径，共消化15个部门、83名行政超编人员，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行政超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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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体经济的新机遇

(一)全球经济的新趋势

就全球经济而言，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了新动向。2009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他们提出“再工业化”概念，政策关注点再次转移到制造业上，这会影响全球制造业的产业布局，竞争格局有可能产生重大变化。在这个深度调整当中，各国都非常重视工业制造业，而工业作为中国的传统优势，发展实体经济重视工业具有先天的优势。

(二)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机遇

从内部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靠工业拉动，近年我们提出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是相对于目前我们农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不足而言的，所以制造业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另外，目前我们的工业还是大而不强，生产量很大，但在国际市场中竞争手段比较单一，主要靠价格竞争。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能源和资源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企业为保持竞争优势不再削弱，在市场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有了危机感，就必须大力鼓励内部创新。这些都利于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对策

(一)增强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就要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包括制度、资源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首先，提高金融竞争力。金融市场应该准确把握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新特点，认真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保持信贷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投入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次，要合理引导资本竞争力。民间资本之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使民间资本有信心、有条件专注于实业发展。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最后，加强人才竞争力。人力资本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实体经济国际竞争力不强，国际贸易依存度高的很大原因是因为产品缺少高技术含量。因此加大高新人才在实体经济的比率，对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力。

(二)形成实体经济的产业竞争力

中国企业数目较多，但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附加值不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很弱，即所谓“大而不强”。我国要以创新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积极支持企业特别是吸纳就业和科技创新的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帮助企业牢牢把握住未来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一方面要发展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打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产业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风险较高(主要是技术方面)，但因为是国家大力提倡和支持发展的，政策风险较小，对民间资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创新投融资体制，使充裕的民间资金更有效地投入进来。

(三)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企业多为制造加工型企业。要增强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引导。首先，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引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尤其要推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科研体制改革，缩短科技成果商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周期，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显著增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再者，提倡企业间竞争合作。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可以带来1＋1〉2的联盟效益，从而使相对弱小的企业有能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格局。这个战略尤其适合我国大部分技术含量偏低的中小企业。现在较为流行的跨国联盟的合作模式，更是有利于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最后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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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正确认识金融的双重属性。金融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概念，它还广泛渗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是因为金融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属性。金融脱胎于实体经济，依靠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发展，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壮大。二是作为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衍生属性。金融从出现伊始就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强烈冲动，倾向于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回报。马克思曾经对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做了详细描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导下西方国家经济的致命问题与悲观前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给西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已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使金融回归根本属性，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才能有效遏制金融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泡沫化倾向，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第二，要处理好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的关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并非意味着要把虚拟经济一棒打死。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随着国民财富的逐渐增长，必然要有一部分财富从经营活动中剥离出来，以金融资产的形式进行配置和管理。对于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而言，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要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增长的主要是经营活动，而作为“另一种核心动力”的投资活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这固然有当时我国金融资产还不够壮大有关，但也和对投资活动、对金融业重要性的认识需要在实践中深化有关。不管是过去单纯的“银行”概念，还是后来的“银证信保”概念，对金融业的认识都是着眼于首先“管好”而不是首先“用好”，强调“管住”而不是“用活”。因此，要处理好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的关系，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着力增强“另一种核心动力”；另一方面要坚持立足实体经济，通过投资活动为经营活动提供多元化、灵活性、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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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拟经济下的金融风险因素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种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经济形势，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快速扩张的资本经济又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系数。对于虚拟经济而言，实体经济是其产生的基础，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取得发展和进步的时候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了实体经济的相应发展。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中的各种资源配置以及使用效率都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另外，证券化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等虚拟经济的组成部分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给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使实体经济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成本、价格、汇率等风险因素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降低。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虚拟经济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的同时，还造成了金融风险的急剧上升，其中经济泡沫风险是一种危害较大的风险形式。

按照正常的虚拟经济发展来看，正常的虚拟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在与实体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前提下，但是，现在虚拟经济正在朝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方向发展。金融泡沫一直伴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是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在价值角度上背离的表现，从金融泡沫的实质上来看，虚拟金融泡沫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价值。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迅速发展，这些机构之间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各自的金融服务项目逐渐增多，从而使得金融资产不断扩大，而相应的金融工具并没有相应的得到提升，致使各种金融投机行为日益严重，金融泡沫风险不断增加，在金融市场中，各种不良资产以及债券是最重要的金融泡沫产生形式。

在现实中利用资产的扩张这种方式来实现财富增长的形式，只是对经济中实际资源的价格进行了改变，使资源的真实价值被过分的夸张，而资源的实际使用效率却在逐渐变小。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些非贸易品因供给弹性较低，价格也会较快上涨。非贸易品对贸易品比价的上升，意味着实际汇率的升值，出口竞争力随之被削弱。因此价格泡沫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资金的流向，破坏了实际经济活动。当然经济过热和价格泡沫都不会无限制的持续下去，增长的速度终会因某些瓶颈而趋于放缓。泡沫破裂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经济体系当中可以投入该资产市场的资金是有限的。何况，泡沫对实质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消费和投资的财富效应都将进一步降低资金的供给。

二、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管理

（一）对实体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

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自身的工业化水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发展，同时还需要面对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实体经济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根据实际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首先，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形式进行有效的转变，逐渐朝着内涵式的方向发展，增加科技、教育以及设施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从而为集约式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其次，加大对我国经济结构以及产品结构的调整，对科研成果尽快实施产业化生产，以发展技术性商品为重点，不断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不断进行实体经济的创新，增加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最后，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加强对企业法人智力结构的建设，在企业中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责任约束机制，不断引导企业朝着创造财富、避免投机的方向发展，从而增强实体经济，限制金融泡沫的产生。

（二）调整现有的金融结构

对当前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需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对银行中的各种不良资产进行必要的处理，在进行不良资产处理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存量和增量的问题，前者主要是针对于过去而言，而后者的处理主要关系到当前和未来。所以说，在进行金融结构调整时，应该尽量降低不良资产的增量，从而保证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当前，我国主要实施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因此，银行应该将信贷服务主要的提供给那些快速增长、效益突出的企业，进而有效的降低呆账、坏账的发生比例，这就要求在进行信贷服务时，消除一些不平等的规定，减少政府的干预，使银行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选择信贷客户。

在进行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完善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最大缺陷和不足就是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也就是所谓的风险投资。开展风险投资可以有效促进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含量，使科技更好地转换成经济效益。

总之，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泡沫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金融问题，同时也和实体经济以及虚拟经济之间的制度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想要达到消除金融泡沫，遏制金融危机的目的，就必须从实体经济结构以及金融结构两个方面入手，从而保证我国金融的安全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瑶.金融风险与防范对策探究[J].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2010(01）.

[2]梁丽红.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与金融风险[J].科学之友,2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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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发展金融事业的必要性，用足用好金融

工业在临桂实体经济和新区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而临桂通过加快工业发展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决策也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临桂要真正实现工业的腾飞，还必须依靠金融的支持和支撑，因为金融的活跃程度，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繁荣能力的重要标志。

（一）转变观念，正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产业要发展，金融必须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正如经济学家所论述的那样“：正是由于金融是高端服务业，是其他产业的支撑，所以对金融的地位必须高看一眼；正是由于金融是资源的资源，是城市间竞争的制高点，所以对金融的布局必须适度超前。”基于上述理论以及一些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临桂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必须高度重视金融业的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好金融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益。

（二）学会利用多种金融手段促进临桂实体经济的发展。

融资并非只有银行贷款这一种方式，它是直接、间接、多层次、多样化的业态。作为新区建设的主战场，临桂必须开阔视野，树立大金融观，尝试通过做实投融资平台、信托融资、资产证券化、债券融资、项目融资、上市融资、私募股权融资、引入保险资金以及融资租赁等多种途径，促使政府资源金融化。为此，临桂在“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金融协调服务，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扩大信贷投入，同时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大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发展保险业。

（三）深化金融业与工业的合作，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金融固然属于虚拟经济，工业固然属于实体经济，但二者却是“隔行不隔山”：一方面，工业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和平台，金融业的发展必须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另一方面，金融是工业发展的催化剂，没有金融的支持，工业也发展不起来。因此，临桂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手抓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放松，一手抓金融业的发展不动摇，并建立起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使二者相连互动、协调发展，共同服从并服务于加快新区建设这个主题。

二、切实增强做好金融工作的主动性，履行政府职能

在推动金融促进工业等实体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不仅要高度重视，而且要有所作为。因此，临桂县委、县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加强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配合，支持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依法管理好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并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切实履行好自己应尽的职责。

（一）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金融办等服务、协调、办事机构，将金融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根据上级的有关精神，结合实际地制订出本地区的金融发展规划，并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具体部署，明确任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知识的学习与培训，提高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培养出一批专兼职的金融人才队伍。

（二）逐步完善政府管理金融的体制机制。

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制订好本地的金融政策，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的职责，依法规避风险，发展本地的金融市场，引导各类金融活动的有序开展，并进一步强化政府的风险处置责任，改善当地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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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金融相关率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15-02

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对于实体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对虚拟经济的测度有助于把握整个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本文主要用两个指标:马歇尔 K值系数和金融相关率(FIR)。马歇尔 K值系数是从经济货币化程度来测量两者的偏离,而金融相关率(FIR)则是从经济金融化角度来测量。这是因为,代表经济货币化程度的 M2/GDP ,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一般是增加的,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货币化将被经济金融化所替代,此时,反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指标是金融相关率,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而货币化则表现为稳定或下降的趋势。具体过程如下:

马歇尔 K 值系数。马歇尔 K值系数即货币化程度,表明货币在整个社会财富中的比重,可以作为衡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偏离的一个重要指标。表达式为:K=M/PY

在实践过程中,为了利用统计资料的便利,常常用 GDP来代替 PY,系数这样 K=M/GDP。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K值越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偏离的程度也就越大,超过一定限度,泡沫经济出现的概率就越高。

我们以中国相关数据,用马歇尔 K值系数(M/GDP)来衡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程度。表1和图5描述了中国虚拟经济发展的货币化水平及变化情况:

图1 中国虚拟经济发展的货币化水图(1990-2006)单位:%

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期计算而得数据制得

从上面表图分析可得: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M0/GDP 和M1/GDP增长变化不大,到2006年底,流通中的现金与GDP的比率为0.1284,狭义的货币供给量与GDP的比率为0.5977,远远低于同期的马歇尔系数指标的1.6389。而表明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的马歇尔系数增长十分迅速,由1990年0.8192到2006年的1.6389,增长了一倍多。与同时期的国别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国别研究报告《中国:金融部门的政策和机构发展》中的数据,2000年的中国货币化比率为1.3,而美国仅为0.614,德国为0.608,日本为1.17,韩国为0.39,印度为0.626。这似乎表明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进程一帆风顺,但是结合上面对 M0/GDP 和M1/GDP 分析可知,我国的货币化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流动性货币供给所拉动的。因此不能简单的将货币化单纯规模的扩大看作中国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标志。因为金融深化不仅仅是货币量的增加的概念,更重要的还有金融结构的变化和利率的市场化。

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及其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不断提高,有可能并非金融深化的标志。恰恰相反,它暴露了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过多的货币实际上源于银行业务种类单一造成的中国各企业部门效率低下的信贷资金,意味着储蓄一投资转化过程的渠道不畅,乘数没有达到应有的放大效果。

金融相关率(FIR)。用公式表示为:FIR=FT/WT。这其中,FT 表示一定时期内一国金融活动总量,WT 表示一定时期内一国经济活动总量。一般情况下,人们将这一系数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 GDP 的比值,以此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深化程度。本文用金融相关率来反映中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我们用 GDP 表示国民财富,用 X 表示金融资产总额。通过分析及中国的金融相关率,来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偏离的程度。

图2 中国金融相关率与有价证券占 GDP比率变化(1990-2006)单位 %

来源:根据《中国金融统计》、《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数据计算而得。其中金融资产总量指标包括流通中现金、全国城乡储蓄存款总额、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财政借款额、全国证券投资余额和保险准备金数据制得。

从上面表图分析可得:如果仅从金融相关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金融化进程也是相当快速的,由 1990年 88.99%上升到 2006年的 234.66%,提高了两倍多。根据戈得史密斯的研究,一个国家的金融相关率提高不是无止境的,而是大体停留在1.5一2.0之间,可见中国金融化比率从总量上来看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计算的 FIR中的有价证券分离出来计算其值时,我们可以看出在 FIR中有价证券所贡献的比例较低,从1990年的8%到2006年的30%,虽然比例在不断提升,但总比重一直较小。其中债券发行较为平稳,但主要是国债和政策性债券为主要形式,企业债比例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股票市值则波动较为剧烈,主要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机制不完善有较大关系。由此可见,我国的 FIR值虽然较高,但是其增长却不是以直接金融资产为依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直接融资渠道狭窄,虚拟经济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且发展的侧重点应该是资本市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货币化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指标的高水平并不代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高效率,相反却暴露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加速我国金融领域虚拟化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金融继续深化的必要措施。相关建议如下:

第一是肯定虚拟经济的促进作用,积极支持并鼓励适合我国经济环境的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并坚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渐进式发展原则。虚拟经济的发展,要体现出它优化资源配置等具体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作用。虚拟经济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话,大量的创新产品并不会创造真正的财富,也不会起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只是吹大了虚假繁荣的泡沫。鉴于此,我国发展虚拟经济始终应该把握的重点是:金融改革与创新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展开,避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出现疏远现象,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改革创新都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是发展的侧重点问题。以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并非过度问题,而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尚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从总体上看,一方面,虚拟资产数量过少,即一部分真实资产没有相应的虚拟资产;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结构不合理。股权资产,尤其是可流通股权资产份额太低,并且市场运作效率低,不规范;债权资产中,证券化的很少,流动性差,资源配置的效率很低;股票市场缺乏分散风险的股票指数期货,衍生金融产品等所占比重太低。

最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边界问题,即避免虚拟经济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并非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有利于市场,美国金融危机证明,一旦创新脱离监管,将危害市场稳定。因此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与其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不能出现监管缺失问题。应建立严密的监控体系,防范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及时制止市场出现的过度投机行为。既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也要建立健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主体的内部监控制度和监控方法,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为阻止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提供预警机制。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加强对虚拟经济运行的监督与管理,控制其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促进与实体经济运行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张灿.金融泡沫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比得•加伯著,陈小兰译.泡沫的秘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成思危.虚拟经济论丛[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

[4]符涛,吴.浅谈“泡沫经济”的形成机制[J].集团经济研究,2007,(1).

[5]徐爱田.虚拟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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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013-03

虚拟经济和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和核心推动因素，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从根本上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当虚拟经济适度发展，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规模和比例时，会发挥积极功能并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虚拟经济落后于实体经济时，便会产生“金融抑制”，导致资金的低效运行，反过来制约和阻碍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虚拟经济虽然取得一定发展，但其规模还远远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应遵从适度和平衡原则，稳定和协调地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只有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金融风险防控能力才能得到提升。

一、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防止泡沫经济发生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则会增加经济体系的风险，虚拟经济的滞后发展则会对抑制作用经济增长。一国虚拟经济只有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保持平衡，二者才能相互促进，使经济增长达到最优和最稳增长状态。目前，由于中国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政策、措施的不到位，中国虚拟经济发展缓慢，限制了虚拟经济积极作用的发挥，使其远远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目前中国仍要继续发展虚拟经济。但是要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适度性，提高金融风险意识，高度警惕泡沫经济的发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虚拟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2007年底，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已达32.7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127%，流通市值为9.3万亿元，达到最高值。创业板市场已于2009年10月30日正式开市，形成从主板到中小板和创业板到三板市场的多层结构，2010年又开展了融资融券业务和股指期货交易，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层次更加丰富，财富管理和融资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改善。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债券市场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债券发行额和托管余额增长数十倍，债券市场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人民币债券4.9万亿元，同比增长68.5%。中国期货市场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较为迅猛，具有明显的超常规发展特征。来自监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期货市场共成交21.6万手，成交金额130.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和81.5%，中国商品期货成交量占全球的43%，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货市场。”[1] 目前中国已经成功上市了23个期货品种，除了原油以外，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在中国都已上市，覆盖了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等诸多产业领域的商品期货品种体系基本形成。综上所述，中国虚拟经济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还处于比较浅层次的阶段，金融产品过于单一，虚拟经济（主要指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尚不能满足实物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批有成长潜力的产业和企业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金融资源配置不当，虚拟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制约了实物经济的成长。日前，普华永道的最新“IPO市场2010年回顾及2011年展望”报告指出，2010年沪深股市融资总额达到4 783亿元，而2009年底光大证券预计2010年股市融资需求为9 000亿左右，而实际的融资规模估计在5 000亿左右。可见，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没能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导致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结构性失衡，出现了泡沫风险。这泡沫风险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股市泡沫。中国股市投机氛围浓厚，在很大程度上被当做圈钱的场所，泡沫现象明显。二是房地产泡沫。近年来中国房地产投资过度增长，使得银行大量的资金通过信贷流入到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的供给和需求率都不断升高。在投机等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房价飞涨，使得房价远远脱离了其实际价值而产生房地产泡沫。三是因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而造成的泡沫。这种泡沫集中反映在银行的不良贷款上。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作为中介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企业因经营不善而被迫进行破产清算时，银行会出现坏账甚至呆账。企业经营的风险通过不良贷款转嫁给银行，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从而增加了金融系统风险。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在规模上保持一致，虚拟经济只有在一定实体经济规模基础上存在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内，虚拟经济最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这个区间就是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规模。当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这个规模时，虚拟经济最终可能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向实体经济收敛。而当虚拟经济规模在这规模之内的话，虚拟经济会以金融波动的方式向实体经济收敛。而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规模取决于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宏观调控能力、政策选择偏好以及抵御风险能力等等因素。面对中国已经形成的经济泡沫，我们不能因此而减缓虚拟经济的发展。目前，我们还是要适当发展虚拟经济，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让虚拟经济的规模①和速度都与实体经济相协调。只有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适度发展（适当扩容和总量控制的关系）的问题，才能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同时，对已形成的经济泡沫，要采取有力措施抓紧化解，防止出现金融风险。如何适度发展中国的虚拟经济？首先，虚拟经济的发展要适合中国的市场环境。其次，适度的虚拟经济必须符合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走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再次，适度的虚拟经济必须与产业结构提升相协调。虚拟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政策调整等同步发展。通过适度的虚拟经济，以价值形态的资本转移，通过企业间的兼并收购、产权重组，使资本流动起来，在流动着优化配置，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最后，要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杜绝虚拟经济向泡沫经济的转化。虚拟经济投机性的特性必然导致金融风险时有发生，为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政府要发挥其在监管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规范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运作，为其参与者提供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对虚拟经济系统进行监管，防止由于经济主体行为异化和金融运行失常所引发的金融泡沫过度和由于经济体系扩张或经济运行过热而导致的金融泡沫膨胀，使虚拟经济健康运行，杜绝虚拟经济向泡沫经济的转化，从而维护整体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优化虚拟经济结构，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虚拟经济虽然取得一定的发展，但结构还不够合理。突出表现在：金融市场发展尚不充分，存在功能缺陷与体制风险。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的不够协调。中国直接融资比重太小，间接融资比重太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发达国家直接融资多数在50%以上，美国的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额的比重高达88%。二十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筹资额达近5万亿元，截至2010年7月，境内资本市场累计融资4.81万亿元。其中，通过股票市场募集的资金达35 711.75亿元，直接融资能力远远弱于间接融资能力。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体系，信用渠道单一，资本证券化程度低。二是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比较单调，股票和国债占据资本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股票市场规模小而且不规范，投机气氛严重，融资功能和风险分担功能不能很好实现，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中国债券市场由于市场约束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无论是在规模、品种，还是在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09年末中国债券托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到50%，远低于美国的235%和日本的181%。同时，中国债券品种结构严重不合理，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三个券种在发行规模中比重偏高，企业债券和金融创新类债券占比偏低，比重不到20%，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此类债券占比超过60%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企业债未能很好地支持企业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三是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国有银行仍然老大，占整个金融资产70%以上的，中小金融机构比例过小，金融风险过于集中，市场竞争供给不够。国有商业银行坏账率过高，金融体系潜在风险较大。

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虚拟经济存在较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据国家公布的数字，中国四家国有专业银行大约有近2万亿元坏账，占其贷款总额的25%，其中大约有6%~7%已经无法收回。当前，商业银行还同时面临着增加贷款和控制不良金融资产上升的双重压力。由于虚拟经济的高收益性使得资本大量流入股票二级市场或衍生工具市场，造成资产价格的快速飙升。而资金在资本市场的大量滞留，使得实体经济部门资金不足，从而影响了产业资本的积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呈现背离趋势。而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相背离的情况下，当产业资本利润下降甚至亏损时，虚拟资本在投机中创造的利润失去了实体经济利润的依托而成为利润泡沫，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越来越大，虚拟经济的虚假性最终暴露出来并表现为泡沫的破裂，从而导致金融资产面临全面缩水，收入减少，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同时将进一步造成企业大量的不良负债，加剧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此外，过度强烈的行政干预不仅制约了金融虚拟经济本身的健康发展，如利率非市场化导致利率不能反映实际资金供需状况，地下利率和官方利率存在较大的差距，产生金融信息不完全的现象，而且导致金融资源在实物经济部门分配的扭曲，劣质企业对优质企业进行资金上的挤占，结果是，实物经济的增长受到严重阻碍。

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建立富有效率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中国应从制度建设、培育市场主体、风险管理等多个层面优化虚拟经济的内部结构，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质量和风险抵御能力。第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目前，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已初步形成，主板市场正在成熟。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还是两个板，二者之间的作用相互重叠，关系还不明确。三板市场还不活跃，交易量小。各板之间是孤立的。因此，尽快改善上市公司结构，鼓励中小企业和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使股市在支持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加强债券市场的建设，适当提高企业债券融资的比例，扩大居民投资渠道和企业获得资本性融资渠道。第二，进一步发展完善外汇市场。为了与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协调相配合，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完善外汇市场，充分发挥外汇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对流动性、投资性和避险性产品的需求。这既包括加强外汇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也包括外汇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规避风险机制的完善及市场运作规则和信息报告制度的进一步规范。第三，坚持循序渐进，逐步开放的原则，进一步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根据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适时推出国债期货交易和股指期货交易，然后再根据客观条件和需要，逐步推出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票期权、债券期权、股指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但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要把握尺度，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特别是加强产品设计各个环节的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消除风险隐患。

三、有效控制虚拟经济的波动性，减弱外部冲击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经济的虚拟化程度迅速加深，国家之间的金融市场日趋融合，使得各国虚拟经济的关联性和波动性大大增强。特别是那些在世界到处流动的国际游资，更进一步加剧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一旦由于盈利预期导致某国家的某种资产价格上升，大量国际投机资本就会蜂拥而入，推动价格飙升，形成投机性价格泡沫，放大市场风险。相反，若出现价格下跌的预期，这些巨额的游资就会大量出逃，造成货币的急剧贬值，引发金融动荡甚至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随着世界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要防范本国虚拟经济风险，同时也要预防来自世界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对中国来说，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从国内来说要避免金融泡沫的产生，从国际范围来看，更要避免因金融市场的关联和互动使国外金融危机通过关联与互动而对中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

伴随国内证券市场的开放，投资与交易主体的国际化，国际资本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频率加快，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的过度升值会加大企业的运营资本，这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损害实体经济基础。同时，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出又会加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从而给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波动、冲击甚至是危机的风险。此外，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会造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国内经济形势出现过热的倾向。国际投机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是以资本项目开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资本流入国允许国际资本以直接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的名义流入国内，这些国际投机资本才可能方便地流入流出，完成投机性投资的全部过程。因此，在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积极稳妥推进中国金融开放，加强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动态监控，以避免外国投机资本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负面冲击。因此，中国在适度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将虚拟经济的关联与波动控制在有效范围内，从而减弱外部对中国金融领域的冲击。

中国在坚持虚拟经济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要将虚拟经济的关联与波动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科学的、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实行动态监管的指标体系，从而控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使虚拟经济形成的资产、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个指标体系既包括波动性、流动性指标，也包括对与虚拟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经济周期先行指标、货币供应量指标、金融相关比等，还包括系统性风险率、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股票指数异动率等等。一旦这个指标体系达到风险警戒值，就要采取相应措施。通过这个指标体系，可以有效控制虚拟经济的波动性。二是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打牢狙击国际游资冲击的“防火墙”。在目前中国自身经济和金融结构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适度的外汇管制是抵御国际游资冲击的一道重要“防火墙”。在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跟踪、预测和分析，适时调整管理目标，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要加强结售汇管理，以外汇账户监管为切入点，重点监控大额外资、外债的流出，密切关注短期外汇资本流动的流向及流量，防止国际短期资本以各种形式混入经常项目流入流出。强化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和审查力度，通过监控关税和进出口价格等手段来增加投机资本牟利的成本，加大跨境资金流动的外汇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外汇等违法行为，防止短期资本非法流入。同时严格审批资本项目下资金的流入和规范资本项目下外汇交易，加强对贸易信贷等资金流入的管理，加大对非法入境的国际游资的惩罚力度，增加其套利、套汇的交易成本。积极采取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严格执行《外汇管理条例》实施监管，重点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和非法外汇交易实行严密监测。2008年8月初出台并实施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强化了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提出了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以及建立国际收支应急保障制度等相关内容，进一步健全了监管手段和措施，从而给国际资本的流动监管提供了更多的法规依据。三是积极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的金融风险预警、监控系统，通过强化国内监控和国内外金融组织合作监控，严防由于国际投机资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而触发的金融泡沫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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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新的发展观念，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在世界排名第二，成果显著。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量解决的时刻了!前一段时间，有些城市想要发展经济，就靠招商引资，加快发展制造业。于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流入，把产品的制造和组装放中国在大陆，把制造业的前端和后端也就是把现代服务业留在国外。他们既把产品高附加值的利润留给自己，同时把在大陆制造的低加工成本所得利润也收为己有。他们拿这些高额利润继续投入到产品的开发、设计；资金的投融资、保险；企业的优化管理：以及法律、咨询等开发性和管理性的服务业中去：投入到产品全球性的会展、物流、品牌、市场建设等营销中去，使得发展中国家加工制造的产品，永远依附于他们。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改变发展观念，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力度，真正落实国务院提出要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战略任务，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国内生产的大量生产性产品和生活用品，除用于外贸出口之外，还需要扩大内需，依靠发展现代生活服务业，把它们变成本国人民的生活需求，提升国民的消费水平，才能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实体与服务结合型的经济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呈现出由“实体型经济”向“实体与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需要依靠生产性的服务业来支撑，需要依靠生活业的拓展来消费。发达国家一、二、三产业结构的比例，往往是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200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经转向服务业。每个国家，要建设现代化农业，就必须依靠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优良种子、优质肥料、科学种植技术、机械化耕作、防止病虫害、产品销售信息、短期的和长期的销售市场、运输和仓储等一整套的服务体系。只有这些现代服务跟上去，现代农业才能得到发展。各个城市要提高工业产业的结构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水平，就必须依靠现代服务业，提供创新性技术的孵化园区、新技术开发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平台；提供不同产业的资金支持和保险的金融服务；提品原料和销售价格咨询和物流仓储服务；提供企业管理和资金管理的培训和服务；提供现代方式的产品展销和会议服务；提供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等，以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把现代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生产力。这种由实体型经济向实体与服务型经济的转变，符合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需要，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在本次会议上，上海、山西、洛阳等地和企业代表阐述的成功经验，说明现代服务发挥了新的推动效应，值得借鉴。

三、构建新的服务机构和服务方式，通过网络把国内外、省内外的各种优势资源联引过来，形成发展新优势。

发展第三产业，过去往往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进行规划和建设，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处在初建状态，规模小、力量弱、功能差。如今发展第三产业，就必须把现代服务业以网络的方式串联起来，把国内外、省内外的各种优势资源，与本城市、本地区的特色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加快本市经济的发展。为实现这种优势服务方式，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运作机构“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现名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这个中心下设专家团队、设计团队、资金团队、开发团队、运营团队、法律团队等。这些团队聘请国内一级专家，组成“现代服务业发展设计院”，设立现代服务业高级专家的人才库、国内外先进技术的数据库和有关产品价格综合信息库，为全国各城市所用。然后，各省、地及各级城市，都可以设立本地区的现代服务业中心或者现代服务业联合会，逐步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多结点的服务网络。在有关规划、城建等部门指导下，对本地区现代服务业进行全面的规划和建设。对一些大型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还可以从设计、建设以至运营负责到底，直至完成规划设计的发展目标。有了这样一个全国性上下左右互相联通的服务网络，就可以灵活快速地发挥以先进带动后进、以全局指引局部、以长期引导短期、以过剩补充不足等宏观推动和调控活动，为全市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发挥促进作用。这种网络的建立，起码可以协助解决去年发生的“豆你玩”、“蒜你狠”和今年发生的类似洋白菜丰收却烂在地里、莴笋丰收却卖不出去等现象；也可以协助解决我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无效供给大量过剩和高级钢材板材、高技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进而可以协助解决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需求、人才需求、资金需求、销售需求等问题。这个中心在初建、完善和逐步开展工作之中，我们努力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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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4年达到13.3%，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也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自之后的沦丧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振。

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王者归来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以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交易，在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部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名义数量虚拟增值。没有实质商品、劳务和投资基础的虚拟经济，或者说脱离甚至排挤实体经济的“以钱生钱”的金融异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现象。

1978年以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而国际资本年均增长25%左右。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达到50.04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全球虚拟资产“爆炸”到865.03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秃鹫一样肆无忌惮地追逐更高利润的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城”，成为这场“金融大爆炸”的“原爆点”，驱动发达国家竞相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将制造业作为垃圾产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美国甚至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物极必反，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必然会受到其铁面无情的惩罚。1970～2011年间，与资本狂欢相伴的是，全球发生了147次银行危机。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经历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频度和烈度实属罕见。

尤其在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核心国家后，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金融危机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影响范围越来越遍及全球。

正是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灾难式经济溃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出现180度的大逆转：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束之高阁的“供品”，变成了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逐鹿”先进制造

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依靠坚定的国家意志，过去2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O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按照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工业规模总量不足0.4万亿美元，2013年则超过4万亿美元，中国工业规模增长了10倍。由此计算，中国工业占全球比重，从1995年的不足4%上升到2013年的20%。短短11年间，中国连续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

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未来10年将是美欧“再工业化”重建高端制造业的10年，这不但会缩减我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空间，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强烈冲击中国工业制成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规模。

任重而道远

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的国家，但不能不清醒认识到，我们离“制造强国”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目前，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人均工业增加值不及制造业强国美日德的1/3。而且，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2013年我国高端芯片进口额2322亿美元，超过当年石油进口额。

国内每生产一台CDMA手机，要向美国高通公司交10美元专利费，而几乎所有支持中国新4G标准的高端手机都采用高通芯片。更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我国优质、低耗的先进工艺普及率不足10%，数控机床、精密设备不足5%，且90%以上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的石化设备、70%的轿车工业装备，都依赖进口。

中国工业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仍然有待改善。据测算，2010年，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与此相反，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处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在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时，所获利益却甚少。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在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相互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相互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上很不景气，工业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滑，实体经济异化潜在风险加大。

中国企业联合会的“2015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4年国有五大银行以占500强营业收入的6.39%，创造了35.6%的净利润，而266家制造业企业40.1%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仅占18.8%，五大行利润近乎所有制造业企业利润的两倍。

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效益“鸿沟”继续扩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倒挂。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2年我国虚拟经济规模维持在10万亿元左右，与GDP维持着1倍左右的比例。2003年一跃超过20万亿，自此迅速扩大，到2009年已达122.5万亿元，为GDP的3.7倍。

中国制造业在“大而未强”时刻，外有强邻环伺，内有“脱实入虚”隐患，何去何从？自古华山一条路，唯有向上，美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将是砥砺中国制造走向强大的最好“磨刀石”。

不要失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