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时间：2024-01-15 18:09:2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天下午，艾瑞咨询集团召开2010年全年互联网数据会，会上公布的2010年度中国十大热门网络应用服务榜单指出上述信息。
根据艾瑞咨询监测的数据显示，2010年最受网民欢迎的应用服务前三名分别是团购、微博、B2C商城服务。
艾瑞咨询集团是国内知名网络新经济信息服务机构，专注于网络媒体、电子商务、网络游戏、无线增值等新经济领域，该集团最早推出一系列中国网络经济研究报告。
中国十大热门网络应用服务
1团购
2微博
3 B2C商城
4网站导航
5网络电视
6地图搜索
7视频搜索
8财经资讯
9房产资讯
10教育资讯
微博
月度浏览时间高达7700万小时
据艾瑞咨询介绍，2010年国内微博服务月度有效浏览时间从3月份的760万小时上升到11月份的7700万小时，增长超10倍。
到11月份，微博的“月度覆盖人数”达到9000万人次以上。
根据2010年度中国十大热门网络应用服务榜单，微博位居十大热门服务的第二位。
解读
互动性成就沟通新方式
2010年被称之为中国的微博元年，仅以新浪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底，新浪微博用户数就已达5000万，明星、名人、草根网民等等，都是新浪微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不仅仅是个人，企业机构也将微博当成品牌宣传和接触消费者的重要平台，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也开通了新浪微博，通过这种全新的方式与大众进行沟通。
艾瑞咨询集团分析指出，微博在2010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各大门户网站和其他一些网络服务商等纷纷推出微博服务。由于集合了信息的快速传播性与良好的互动性，微博受到了网民的极大欢迎。
团购
“月度覆盖人数”达到9000万人次以上
团购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通过消费者自行组团、专业团购网站、商家组织团购等形式，提升用户与商家的议价能力，并极大程度地获得商品让利，引起消费者及业内厂商，甚至是资本市场关注。
B2C商城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模式，以网络零售为主，如人们所常见的和购物经常用到的京东商城、当当网等。
艾瑞咨询指出，与微博一样，到2010年11月份，团购服务的“月度覆盖人数”也达到9000万人次以上，成为2010年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且增长速度最快和具备较强成长力的网络应用服务。
根据调研显示，中国的团购用户中，近七成用户选择直接访问团购网站。一周关注1—2次的比重最高，达到45.6%；其次是几乎每天都关注的，占比为32.8%。
艾瑞分析，电子商务服务已经成为2010年最热门的网络应用服务之一，用户网络购物的习惯已经逐渐形成，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快速增长。
解读
“三赢”模式受青睐
团购网站最先起源于美国，2010年年初开始，团购网站在我国遍地开花，走在电子商务网络购物前沿地带。从拉手、美团等网站开始，越来越多的团购网站陆续面市。
艾瑞咨询分析，由于团购价格便宜，产品样式多样化，而备受网民青睐，很多网民都选择网上团购，闲来无事的时候即使是不参加网上团购也愿意在团购网站里面“转一圈”。
对于消费者来说，能用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商品；对于商家来说，薄利能够多销，对于团购网站来说也能够收取一定的提成，可谓是三赢。（编选： 来源：《法制晚报》文/王永生）
《关于2010-2011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系列研究报告定制的通知》
拥有100余位国内知名专业分析师、特约研究员，以及院校专家教授、知名企业CEO、顶尖实战专家，每年度编制近百份电商主题研究报告，并接受企业定制各项报告，承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委托的课题研究、项目申报等专业研究工作，并拥有领先的电子商务行业数据监测系统来实现对行业运行的数据监测、分析。
作为国内专业电子商务研究机构，包括B2B领域的阿里巴巴、网盛生意宝、中国制造网、慧聪网、环球资源、金银岛、一达通、敦煌网等企业；B2C领域的京东商城、当当网、卓越亚马逊、新蛋中国、红孩子、凡客诚品(VANCL)、麦考林（麦网）、库巴购物网、苏宁易购、淘宝网、拍拍网、eBay易趣网、乐酷天、百度有啊、乐淘网、银泰网、珂兰钻石网等；支付领域的支付宝、财付通、环迅支付、百付宝、银联电子支付、快钱、易宝支付等；还有移动电子商务领域的中科聚盟、新网互联、汇海科技、亿美软通、天下互联、新网互联、用友伟库等，以及团购领域的拉手网、美团网、F团、窝窝团、阿丫团、团宝网、24券、爱帮网、糯米网、腾讯“QQ”团、酷团网、大众点评网、淘宝“聚划算”等电子商务各领域典型企业，均为中心的重点研究与监测对象。
篇2
【关键词】互联网+ O2O模式 社区化 O2O平台
如今，我们已经从工业化时代过渡到了信息化时代，并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世界以生活为中心，并将商业的主角从公司转化到了个人；技术也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转移到了DT（Data Technology）。在“互联网+”的时代，个性化定制成为主流，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采用工业4.0的生产方式，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定制生产，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需求、为消费者创造价值。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极为迅猛，其中，O2O模式也从雏形走向成熟。
一、O2O模式的现状概述
O2O即Online To Offline，是指由线上营销和购买来带动线下的经营和消费。“互联网+”的环境，为O2O电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目前，国内出现的O2O主要有以下四大类：信息点评类，如携程、大众点评等；导航导流类，如地图导航、生活导航、垂直网站等；支付类，如团购、支付、预付、预约、点卡券模式等；二维码类，如产品二维码、品牌二维码等。本文所讲的本地生活服务O2O，是指商品交易和服务产生在社区内，并涉及线上支付、下单等流程，并结合社区内线下实体的服务和体验，主要包括餐饮外卖、家政送洗、宅配服务等社区化O2O平台的应用。
在本地生活服务市场上，O2O的发展功不可没：例如，在几年前，我们还是通过拨打附近商家的电话来叫外卖送餐、送饮料，并受到送餐时间和范围的种种限制；而现在，饿了么、邻趣、百度外卖、美团外卖、格瓦拉等等众多在线交易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大众点评、58同城、赶集网等生活服务媒体，则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各种餐饮美食、水果生鲜、鲜花蛋糕、常用药物、选座订票等等，消费者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的配送来得到满意的商品和服务，也几乎不会受到时间和范围限制；并且，线上支付也省去了找零的麻烦，给商家和消费者都带来消费的便捷；此外，服务平台上提供的各种优惠促销活动，激发了消费者的购物欲，满足了消费者的各式需求，也进一步促进了商家的O2O平台宣传。O2O模式将互联网与当地实体店铺的商务机会相结合，呈现这些商家信息，让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了解商家、支付相关费用、得到所需商品和服务、完成线上消费、在线下得到商品和服务。在O2O模式下，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同时商家的渠道得到推广，并节约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根据艾瑞咨询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互联网经济和O2O保持高速增长，其规模保持30%以上的增长率。2014年，中国互联网经济规模达到8706.2亿元，O2O市场规模达到2350.8亿元。对于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而言，其规模的增长率在10%以上，并将在未来的几年中，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在2017年达到72805亿。在本地生活服务市场体量巨大的环境中，O2O行业具备了广阔的增长前景。
二、本地生活服务O2O的环境分析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本地生活服务市场的O2O模式得到迅速发展，本文从经济社会和政策环境两个方面来解析O2O模式的社区化成长，以及如何使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O2O关键要素的得到有效配置。
在经济社会方面，首先，电商经济已逐渐向服务类电商渗透。随着消费者对网络使用程度的加深，网络购物也已向服务类交易倾斜；其次，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长，以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为O2O本地生活服务市场的落地提供了空间；同时，移动互联网和无线技术的大范围普及，以及PC端和移动端软件的广泛应用，为O2O奠定了坚实的用户基础：用户基础成就了O2O模式的人的流量来源，这主要包括注册用户、线索客户等的线上消费者以及线下商家，人的流量支撑可以转化为订单流量，实现商流和资金流的互通；再者，支付技术的创新确保O2O模式实现资金流的准确流动：在支付环节中，通过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社交支付等渠道实现资金流的运营，使人流和商流有效转化为资金流，完成本地生活服务向社区化的发展。
在政策环境方面，早在去年3月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这也标志着“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促使O2O顺利成为“互联网+”背景下的适当商业模式。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聂林海，就《意见》提出了简政放权、创新管理、财税支持、金融支持、规范市场、培养人才、培养行业等七个方面的措施，来推动O2O的创新发展。今年的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以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政府也出台系列政策，旨在大力发展生活业，促进O2O商业模式的健康发展，这为本地生活服务的O2O模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也同样帮助商家的运营实现全面互联网化：通过互联网手段吸引客户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体验，同时使用互联网收集消费者反馈数据，为商家决策提高数据支持，提升经营效率，促进了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这些要素的交互。
三、本地生活服务O2O的对策建议
本地生活服务市场的O2O模式蕴含巨大的潜力，O2O平台与在线商家是互相促进交互发展的。对于O2O平台的商家而言，“互联网+”背景中的创业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怎样不被时代所淘汰、如何突破制约瓶颈和准确把握O2O平台的契机，推广O2O平台应用任重道远。
在宏观层面，O2O模式下的本地生活市场的服务范围和服务辐射带动地区将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也随之增长，并逐步波及二线、三线城市。首先，本地生活O2O的服务领域需进一步延伸，在O2O服务的消费对象方面，从目前的年轻消费群体，逐渐扩大到老年人及学龄前儿童，开拓其他市场人群的社区化服务；再次，是本地生活O2O的服务方向和种类需进一步拓宽，不断创新形式，实现定制化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随着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提升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O2O模式需进一步向二线、三线城市，以及乡镇、农村等地区拓展，二三线城市以及乡镇蕴含着潜在的市场规模，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地区对本地生活O2O的服务需求和接受程度将大幅提升，O2O平台的服务范围也会进一步向这些地区渗透。
在中观层面，本地生活市场的O2O模式需要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联系。在工业化时代，只要销售的产品高于成本便可得到利润，而在“互联网+”的时代，O2O平台则需要建立起关系资产，正如营销学之父科特勒所言：“竞争不是在公司之间进行，而是在整个网络之间进行，一个建立更好关系网的公司将获胜。”首先，O2O商家需要建立起客户关系，庞大的忠诚用户群体是商家不竭的商源和资金源，是商家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其次，要不断学习和完善O2O平台的移动支付模式，支付是O2O的关键环节，缺少了支付，以交易价值转化为主的O2O模式就不可能实现资金的流动，商家则需要更快的适应新的支付方法，给本地生活市场的消费者提供最大化的便捷；最后，要加强与物流配送的联络，在O2O平台上保持同配送方的良好合作关系，把握住“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优势。
在微观层面，O2O平台需要经营好线上商家及线下消费者，结合两者的关系，树立对自身的品牌建设意识。社区化O2O模式下，平台提供的是服务而非管控，因此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完善线上线下以及渠道，增加对从业人员的市场教育和培训力度。首先要把握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的规律和消费者心理，互联网品牌的发轫，一定是基于对行业、客户心理的深度把握，才能准确找出自己的定位；其次，要做好消费者信息梳理和反馈收集，运用信息流来探究消费理念和心理规律，收集反馈信息，掌握大数据的云计算和处理分析；再者，在O2O模式下，对供应链的掌控十分重要，互联网品牌初期忌讳大而全的商品组合，在发展前期应找到一个细小、精准、富有个性化的商品组合，完成对O2O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积累人流、商流和资金流，然后再拓展市场规模，最终形成独特而稳定的风格和品牌体系。
参考文献
[1]卜向红.互联网+时代的新电商模式[M].北京：电 工业出版社，2016.6.
[2]叶开.O2O实践互联网+战略落地的O2O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3]姜德敬.互联网+O2O商业生态破局与重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3]艾瑞咨询.2015年中国企业O2O化服务模式研究报告[R].
[4]艾瑞咨询.2015年中国社区O2O行业研究报告[R].
[5]孔栋，左美云，孙凯.O2O模式分类体系构建的多案例研究[J].管理学报，2015，12（11）：1588-1597.
篇3
关键词：银行排队 金融服务 供求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068-02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客户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需求量急剧膨胀，但是银行对金融服务的供给却跟不上需求增长的步伐，银行排队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
一、中国银行排队现象的特征
1.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排队现象比较明显，而股份制银行以及地方中小银行排队现象相对不明显。《2006年金融服务指数研究报告》中显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服务快速性方面的表现（65.8分）落后于其他股份制银行（73.7分）。
2.排队客户办理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人民币现金存取款、转账和一些业务。这大大增加了网点的业务量，在高峰期加剧了银行排队的现象。
3.银行排队现象具有高峰时点和高峰工作日特点。排队的年分布状况基本上以第一季度、第四季度为业务高峰，月分布状况是以每月月中工资发放时段为业务高峰，而每天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的时段为业务高峰。
4.银行排队客户群体性较强。一是坚持在银行排队的以老年人居多，二是排队客户普遍对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自助设备等现代交易方式不敢、不愿或不会使用。
二、对银行排队的原因分析
（一）金融服务需求增加与结构失衡
1.金融服务需求量的上升。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2007年以来股市的火爆，个人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推出，居民的金融意识和理财意识不断加强，金融投资理财服务需求迅速增长，基金开户、基金销售、银证转账、买卖国债等销售型新业务增长迅猛。因此，当金融服务能力暂时未能及时跟上急剧增大的金融需求时，便出现了“银行排长队”的情况。
2.金融服务需求结构的失衡。科技的进步，使各银行不断加大网上银行、自助设备的投入，以缓解银行工作压力。但是由于居民对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的安全性能存在顾虑，另外ATM机也存在吞卡、存取款数额有限制、可能出假钞、密码被盗等问题。因此，许多客户宁愿多花一些时间去银行网点柜台排长队，也不愿意尝试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或ATM机办理业务，造成对银行服务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二）金融供给不足与效率低下
1.银行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对称性。一方面，相对于银行服务需求数量的激增，银行出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短期内营业网点和窗口难以大幅增加，在总量上不能提供与需求增长相适应的服务，加剧了金融服务的供求矛盾。另一方面，银行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有限的银行服务资源在供给方面短期难以与之相匹配。
2.网点布局没能很好的体现客户分布的特点，致使部分网点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综合利用率低和地区分布失衡的状况。一般商业区银行网点较多，但商业区多数是消费区，人们来此办理日常银行结算业务的情况较少而多数是办理临时提款业务。而在大型居民社区、劳动密集型工业区以及新建的、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地区客户数量庞大，但人均资产相对较低，银行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不愿意为此投放太多的人力物力，因此配套的银行网点相对偏少，服务半径和业务处理压力过大，不能充分满足金融服务需求。
3.营业厅和窗口管理不够科学合理。一是窗口比例设置不合理。一些网点未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分布对私、对公和贵宾服务的窗口比例，形成贵宾窗口客户少空间大，而普通对私业务客户多窗口少。二是窗口的业务分类不合理，没有根据业务手续繁简程度来确定服务窗口和分流客户。三是窗口服务管理不够灵活，未根据业务增减及时调整服务窗口，满足客户要求。
4.银行服务管理不够到位。一是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运营手段缺乏。当客户进入银行的服务厅时，大堂经理主动性较差，不能及时向客户询问、并给予悉心的指导来引导和分流客户。二是银行强化成本收益约束机制，通过大规模使用合同柜员等方式来消减成本。合同柜员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因此这些柜员责任心差，技能素质低，对业务不熟悉，办理业务速度慢、效率低，制约了银行整体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的提升。
5.电子银行及自助机具分流作用未有效发挥。一是银行业硬件设备投入不足。以每百万人拥有的ATM数量为单位，北美和日本都超过1 200台，而中国只约为50台，比亚洲平均水平54台还要低。二是自助机具功能相对单一。多数银行的自助机具只具备查询、存取款、转账等简单功能，而部分功能如同城跨行转账要收取费用。三是自助机具区域布局不够合理。商业区多，居民区少；老社区多，新社区少。四是自助机具操作知识不够普及。教育引导方面的缺失使得大部分年龄较大和文化程度低的人群没有掌握应有的自助机具操作知识，再加上银行在自助设备区的宣传指引作用没能有效发挥，导致现有的自动机具使用率偏低。这种情况无疑成为了银行排队问题发生的“催化剂”。
三、银行排队的解决思路
1.普及金融知识，逐步改变客户的金融消费习惯。通过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金融社区行”等活动，一方面，增进公众对网络银行、电话银行和自助机具的了解，鼓励居民对小额存取款、转账、缴费等业务使用网上银行和自动机具，以改善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另一方面，对于不习惯使用网上银行和自助机具的人群，通过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使他们熟悉一些基本的银行业务和程序。并建议他们尽量避免在银行客流高峰时办理业务。
2.适度放宽机构准入管制，改善金融服务供给。一是鼓励银行增设包括网点和自助机具等在内的服务网点，通过对网点布局的调整，增强其在商业中心区，大型居民社区的服务能力，增加金融服务供给。二是鼓励机构研发和拓展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远程服务方式，及时更新设备，优化金融服务供给结构。三是打破垄断，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可在大型社区吸引民营资本，成立社区银行，业务范围以存取款和业务为主。另一方面，在大型社区设缴费超市，由社区代收水费、电费、电话费等，以有效缓解业务对银行的压力。
3.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柜台服务效率。按照“功能分区、客户分层、业务分流”的原则对网点进行改造。一是根据柜台业务繁简和耗时情况进行分类，开辟简单业务专窗、中间业务专窗、个人理财业务专区等，根据业务不同，将客户分流，缩短客户等候时间。二是根据柜台业务的流程环节进行分段分区服务。根据流水线作业的原理，由银行的服务指示牌和大堂经理，分流不同业务需求的客户到银行营业厅的不同服务区域，如咨询区、填单区、办理区等，实现业务分段处理，提高服务的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程度。三是实现普通业务与贵宾业务的分离，把柜台服务和营业厅最大程度让给广大的普通客户。四是实行弹性窗口和弹性岗位制度。银行应针对季节性、阶段性的特点，找出工作高峰与低谷所处时间段，根据流量和业务量不同配备员工。在高峰时间段，通过适当增加服务窗口及人员来缓解排队压力。五是改进优化业务流程。对个人金融业务的流程进行优化，删减冗余手续环节，使业务连贯高效，迅速提高柜台处理效率。
4.增强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一是各银行应在主要营业网点配置有一定业务素质的大堂经理或咨询人员，及时为办理业务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引导客户选择窗口和自助设备，帮助客户使用自助设备。二是提高服务的人性化水平。银行要提供排队等候时间提示、免费茶水等附加服务。有条件的网点可通过视频循环播放办理个人业务的宣传演示片，重点播放电子银行、个人理财等业务的办理程序。并适时插播时事新闻或娱乐短片，使客户在等候时保持良好心态，提高其对银行服务的满意度。三是妥善处理投诉，及时处置尖锐的客服矛盾，树立客户至上的服务风尚。
5.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员工的服务效率。一是重视和肯定临柜人员的实际作用，建立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用工制度。二是构建和完善银行的工作绩效考核机制，通过绩效考核拉开收入差距，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员工的服务效率。三是银行应定期开展员工服务技能的交流活动，并有针对性的开展提升网点业务处理速度的技能培训，尤其新产品、新业务一经推出，应及时对员工进行培训，以解决业务品种日益丰富、系统不断升级带来员工业务操作不够熟练的问题。
6.充分发挥自助机具的作用。一是银行应加大自助设备的投入力度，完善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服务系统和离柜业务，并根据消费者的行为习惯扩大自助设备覆盖范围，如加强ATM机在中心商业区、大型居民社区的设置。二是减免自助机具业务操作收费，提高自助机具的取款限额，增强自助机具的吸引力。三是加大开发自助机具除存取款外的转账、缴费、购买理财产品等功能，并加大自助机具的日常维护力度，降低故障率，让自助银行真正发挥便民作用。四是银行应在自助服务区显要位置张贴公示，告知金融消费者自助服务区域所能办理的业务种类，对重点复杂操作业务列示操作步骤及程序，并对消费者办理自助业务进行辅导。五是通过优化产品设计，加强对ATM机或网上银行的监控，提高自助机具操作的安全性，增强公众对自助机具的安全感和信心。参考文献：
[1]甄红线.透视银行排队现象[J].经济研究导刊，2010，(35)：54-58.
[2]李超.增加和改善金融服务供给：对银行客户排队现象的深层思考[J].中国金融，2007，(3)：42-43.
[3]杨冬梅.中国银行排队现象的成因及其对策[J].商业文化，2010，(12)：329.
篇4
【关键词】：国有企业赢利亏损银行坏帐政府职能国民利益
——八年来，赢利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赢利额近五万亿之巨，超过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却根本没有上交过国家财政作为国民的公共开支。
——八年来，国有亏损企业亏损额一万多近两万亿元，相当于1997和1998两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
——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转制承担巨大代价形成巨额不良贷款，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3600多亿美元）才能帮助银行全面纾困。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从经济恢复时期到“五五”时期（1950-1980年）合计，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被誉为改革开放元年的1978年，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571.99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0.5%。但到了1985年，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下降为43.75亿元，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2%，反而需要国家财政补贴企业亏损507.02亿。1993年，国家财政补贴国有企业亏损411.29亿，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仅49.49亿，仅占4349亿国家财政收入比例1.2%。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就同非国有企业一样只缴纳税金，再没有将利润上交给国家财政。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资产中涉及数额巨大的亏损项目核销以剥离包袱，不断“做大做强”并强化垄断地位等，利润不增加。本文以1998-2005年八年来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分析：
一、国有企业的利润、亏损与财政补贴
2005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9047亿元（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赢利企业赢利额减亏损企业亏损额，而且不包括金融类国有企业，下同），同比增长25%，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央企业就占6413亿，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而且大部分是垄断性企业。以中国石油为例，继2004年利润总额1100多亿元后，2005年利润总额达1756亿元，占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和的27%，其上市公司以1333.6亿元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地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34亿元，同比增长20%。2006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3516.5亿元，增长16%。
2003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不断要“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利润不断攀升，2003年实现利润总额5000亿元，2004年实现利润总额7368.8亿元。从1998-2005这八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合计3万多亿元。如果分开算，则这八年来，亏损企业亏损额一万多亿近两万亿元（相当于1997和1998两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赢利企业赢利额就近五万亿元（超过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表1）。
表1、全国国有企业赢利亏损状况（单位：亿元）
年份企业户数（万户）赢利企业赢利额亏损企业亏损额利润总额
199823.83280.23066.5213.7
199921.73290.72144.91145.8
200019.14679.81846.02833.8
200117.44804.71993.62811.2
200215.95588.81802.53786.3
200314.67589.12819.84769.4
200413.610429.43060.67368.8
20052.9747310269047.0
合计----47135.717759.931976
说明：1、1998-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05》。
2、2005年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其中赢利企业赢利额和亏损企业亏损额并非是全部国有企业，只是2.9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而9047.0亿元利润总额是全部国有企业。
3、加上其它非金融国有赢利企业的赢利额，则可推算出八年来全国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将达五万亿元。
对于国有企业近年利润大增，根本原因就是能源资源价格的持续高涨和对市场的高度垄断。2004年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10429.4亿元中，仅6家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就占赢利额的70%。去年仅汽油涨价一项，消费者就多掏了427亿元给中石油，占其全年利润的近1／3，如果加上柴油、航空煤油和天然气，那么中国石油1333.6亿利润中有近600亿元是下游企业和老百姓贡献的[1]。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大巨头拥有国内原油90%的开采权，集开采、进口、加工、批发、零售于一身，是承担着“政策”并给予行业垄断特权的企业，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在论证石油、电信、电力等国企“几乎没有垄断”时，有一段著名的话：“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然而，这八年来，国有赢利企业的利润就近五万亿元，相当于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却没有上交国家财政来为人民谋利益。反而，这八年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填补企业亏损补贴合计就达一万亿元（表2）。
表2、国家财政用于企业的支出（单位：亿元）
年份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企业亏损补贴小计
199842.36641.18333.491017.03
199956.41766.05290.031112.49
200071.06865.24278.781215.08
200122.71991.56300.041314.31
200218.97968.38259.601246.95
200311.951092.99226.381331.32
200412.441243.94217.931474.31
合计235.96569.341906.258711.49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P337、P342
说明：1、2005年没有具体数据资料，但不会低于2003年的幅度，则合计就达到一万亿元。
2、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也有用于非国有企业，其它两项全部用于国有企业。
二、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转制承担巨大代价
钟伟（2004）分析出：国有企业运用廉价资金，给中国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每年在1500－1700亿之间。这还不包括本应由市场定价，但却被作为国债建设项目配套资金而占用的银行资金的损失部分。合计存款人损失和银行损失两项，资金定价和配置的非市场化至少带来了每年2000亿左右的直接损失。
随着转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滑，导致银行的大量贷款沉淀形成巨不良贷款，但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及相关政策，国有企业不能大面积破产，国有商业银行还得承担着大量政策性或准政策性业务，继续维持企业生存。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贷款总额为四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即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额为2万8千亿元。[2]
国有银行的贷款对象一向有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传统，国有银行贷款给有国家及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觉得较为“安全”，而且以非国有为主的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难以形成放贷的“规模经济”效果，再加上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加强，国有银行也实行商业化改革，建立起以利润指标为核心的多目标考核制度，其贷款对象则重点以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赢利企业为主。以短期贷款为例，2001-2004年国有独资企业短期贷款在占国家银行短期贷款总额比例平均为73%（表3）。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倾斜在此可见一斑。
表3、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短期贷款及比例
项目20002001200220032004
国家银行短期贷款总额49242.143679.845800.6747987.4646164
其中国有企业短期贷款合计34041.833911.534673.5334746.0732691.41
(1)工业贷款15657.715763.216745.3817639.0717400.71
(2)商业贷款16958.516463.515760.1215168.8314079.9
(3)建筑业贷款1425.61684.82168.031938.171210.8
国有企业贷款占短期贷款比例69.1%77.6%75.7%72.4%70.8%
说明：1、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5》（国家银行人民币收支情况表）。
2、根据林毅夫（2003）的研究，年鉴对短期贷款进行详细分类，包括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三资企业贷款和其它短期贷款八项。认为前三项之和即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合计基本上可以代表“国有独资企业贷款”。
2000年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被视为机密，从未对外披露。但事实上，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在上世纪末已形成了一个惊人数字——1999年不良贷款余额高达25027.47亿元，因而在1999年为启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铺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且剥离14291亿的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2003年一次性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国有银行，年底在对中、建两行注资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核销了建行569亿元、中行1400亿元损失类贷款；2004年将建行1289亿元、中行1498亿元的可疑类不良贷款以50%的价格剥离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2005年5月中旬工商银行2460亿元损失类不良贷款被等值剥离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2005年6月工商银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按地区分为35个资产包，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施华强，2005）。这样，陆续通过注资、核销和剥离的资产合计近3万亿元。
然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担处置银行剥离的巨额不良资产的责任，具有浓厚的政策性背景，对于国家财政或国有资产来说，始终还是“左袋转右袋”，正如以往建立股市主要为解决国有企业困境一样，结果却还未达到初衷目的。
2005年的审计报告更暴露出处置不良资产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违规剥离和违规收购不良资产、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等。这次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抽查审计中，抽查资产5544亿元，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资金715.49亿元，占抽查资金的13%。[3]根据各资产管理公司公布的资料计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承接的不良贷款共11806亿元，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至2006年一季度末已处置不良资产8663.4亿元，现金回收率20.46%，回收现金仅1766亿元，资产（包括非现金资产）回收率24.2%（表4），那么，不良资产损失则是6567亿元。如果按已承接的11806亿元不良贷款计，则只能回收现金2400多亿，资产损失则是近9000多亿；如果按不良贷款余额25027.47亿元计，则只能回收5000多亿，资产损失将近20000亿元。
表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情况表（单位：亿元）
资产处置情况2004年末2005年末2006年一季度末
累计处置6750.68397.58663.4
其中：现金回收137017661805.6
阶段处置进度53.96%66.74%68.61%
资产回收率25.48%24.58%24.20%
现金回收率20.29%21.03%20.84%
说明：1.累计处置指至报告期末经过处置累计回收的现金、非现金和形成的损失的总额。
2.阶段处置进度指累计处置总额占购入贷款原值的比率。
3.资产回收率指回收的现金及非现金占累计处置总额的比率。
4.现金回收率指回收现金占累计处置总额的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网站2006-04-24。
/mod_cn00/jsp/cn002013.jsp?itemid=9&type=1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施华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从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分类方法等影响后的不良贷款余额来看，2000年达到3.7万亿元的高峰，在此后的5年里，一直在3.6万亿元的高位徘徊，也没有明显减少。这表明，1999年以来，账面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明显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两次政策性剥离（施华强，2006）。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指出：“根据最接近现实的估计，帮助银行全面纾困，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该数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将使中国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政府举债总规模将会从目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的较低水平，上涨到70%。如果将养老金欠账包括在内，全部政府借债的总规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5%”。[4]而据标准普尔估计，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若要冲销呆坏帐，所涉及的开支可能达6000亿美元。
从以上数据可知，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和转制承担巨大代价所形成巨额不良贷款的严重影响。2007年，我国银行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巨额不良贷款成为最大问题之一。
三、国有垄断企业的“剥削”
国有企业一方面通过垄断获取不断攀升的利润，另一方面却存在巨大的资产损失。在2003年，中央企业就共申报核销资产损失3178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9.2万亿元资产总额的4%左右，3.2万亿元净资产的9.9%。加上财政部已核准的近1000亿元损失，央企共计核销损失达4000多亿元。而在过去几年中，四大商业银行也共计核销损失接近2万亿元[5]。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共清出各类资产损失高达3521.2亿元。对此，专家学者认为这只是全部国资损失中的冰山一角......[6]。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再创历史新高，亏损额1026亿元。
另外，从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起，国有企业已经没有向国家财政上交利润，其依据是1993年底颁发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7]但实施起来却是所有国有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只缴纳税金，所得利润甚至是通过行政垄断所得利润就没有上交作国家财政收入。
而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财政贡献，“从‘十五’末年税收数据看，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联营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股份公司中的国有控股公司、涉外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完成税收收入13235.90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3.7%”。[8]则非公有制企业占全部税收收入超过一半。
一方面是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损失和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和转制承担巨大代价，需要属于国民的公共财政资金填补漏洞；另一方面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利润额大增，却已经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只按法律法规上缴税收而没有上交利润给国家财政；再一方面是由代表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管理部门制定垄断措施由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高价消费来获取所谓的“高额利润”，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投资者及所有者的现象；再另一方面是非公有制企业受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及垄断的国企行业职工待遇高于其他行业造成的收入不均。而且对于包括像两大石油巨头的国有（控股）等资源性垄断企业因在境外上市，中国的资源性收益还流出境外，利润却没有分给最大股东（国民）。因此可以这样说：用投资者自己的投资，开采投资者自己的资源，再以垄断高价卖给投资者，获得的垄断利润投资者却不能全部分享，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所有者的现象。[9]
现存的国有企业要靠政府庇护下成为享有特权的企业，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进行垄断经营，则会伤害其他市场主体及国民的利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难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许会停滞不前，政府也因此难以从对市场的干预中脱身，实现真正的职能转变。
四、国有企业及其政府部门的职能错位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全部财政收入都来自于国有经济，不过结果并没有将中国经济带上快速运行的通道，反而成为财政难以承受之重，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一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1985年企业亏损补贴507.02亿，占当年财政收入2004.82亿的25%；1989年企业亏损补贴598.88亿，占当年财政收入2664.90亿的23%），从1985年—2004年，国家财政支出用于企业亏损补贴共6357.4亿元。如果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有比较强的赢利能力，也许就不会轻言痛苦的“国退民进”了。
19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采取代价高昂的靠养企业来养人的思路，采取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方法，并对失去活力的企业输血，需要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和形成银行巨大不良贷款，始终需要国民来共同承担。直到90年代后期才开始实施下岗分流，减轻企业负担，但却没有同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这些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下岗职工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利益受损。所以，“和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于把国有企业职工推向了劳动力市场，不如说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育不够。指望靠维持国有企业来防止职工下岗失业，其实不过是主张继续使用一种低效率的补贴制度而不是转向另一种效率更高一些的补贴制度”(张春霖，2006)。事实上，国有企业将下岗职工推向市场减负后的利润大增，却没有以此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机制，这并非是国有企业改革之错，而本身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公共治理方面的缺失。
而在国资委成立以来，“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并且提出“央企不能在规模上进入本行业前三位，就要进行重组。”出现强化国企垄断地位的动作，国资委的权力和国有企业正迅速“膨胀”，不断扩张的国有垄断企业及其节节攀高的垄断利润，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生态”。但是，国有企业及其政府主管部门，从职能上应该要保障国民的利益，国有企业出现亏损需国家财政补贴，国有企业及其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进行垄断经营获取垄断利润，会伤害其他市场主体及国民的整体利益，不能保证国民利益最大化，存在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职能的错位问题。
现代政府一个公认的职能，是建立和维护支撑市场机制的制度基础设施，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公平的环境，难道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结局就是要形成垄断性国有企业？政府如何实现真正的职能转变？
五、国有企业的效益指标及利润去向问题
我国的国有企业一直拥有庞大的经营资产，2004年资产总额达21.6万亿元，但一直以来，效益并不理想，如1998年合计的净资产利润率为0.4%，销售利润率为0.3%，总资产利润率更低至0.16%，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平均超过45%（表5）。
表5：全国国有企业效益指标（单位：亿元）
主要指标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汇编户数(万户)23.821.719.117.415.914.613.6
资产总额134779.9145288.1160068179244.9180218.9199709.8215602.3
净资产总额50370.753813.257975.661436.266543.170990.876763.2
销售收入64685.169136.675081.976355.585326100160.9120722
利润总额213.71145.82833.82811.23786.34769.47368.8
盈利面(%)31.346.549.348.850.147.448
资产负债率(%)65.565.4666564.865.965.7
总资产利润率(%)0.160.791.771.572.12.393.42
净资产利润率(%)0.42.14.94.65.76.79.6
销售利润率(%)0.31.73.83.74.436.1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P384
虽然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理想，但其庞大的资产及所产生的利润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多年来，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一般是政府频频干预管理及限制准入的行业，人为制造出短缺与过剩。每当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后，出现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产业结构出现严重失衡。这种局面的出现，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量大、周期长等，但更多的还是体制问题。一方面，这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不能对需求作出积极而正确的反应，这一点与其他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行为相比较时会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仍在较大程度上处在行政性垄断之下，行业外的能够作出积极反应的投资者难以进入（刘世锦,2005），形成不断的“短缺——加大投资——过剩——压缩投资——再短缺”的循环，既造成周期性的经济过热和经济起伏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资产中涉及数额巨大的亏损项目核销及其它负担的包袱剥离，并提出“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断扩张国有垄断企业，其利润相关效益指标也节节攀高，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由1998年的3280.2亿增加到2004年的10429.4亿。但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石化、电信、烟草等国家垄断行业。如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其中盈利继续向中央企业集中，如2005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利润排序前10名的中央企业实现利润占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55%。
但是，从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起，根据有关规定国有企业就没有上缴利润作国家财政收入。既然国有企业利润没有向国家分红，则所获利润主要去向就是转为所有者权益留在企业里，即除了部分作流动资金和支付非国有股东股息（如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333.6亿元净利润，支付非国有股东股息为14.86亿）[10]，以及部分作企业内部的（高）福利后，大部分用作新增投资。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例，从2000-2003年，四年的净利润合计为954亿元，但2004年的固定资产却比2000年增加了934亿，[11]这就说明了大部分的利润转为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垄断企业既然具有来自垄断所带来的高投资回报率的“超额利润”，又不用上缴，转为固定资本投资是主要渠道。表5数据可知，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1998年的23.8万户减少到2004年的13.6万户，但净资产增加了2.6亿元，资产总额却增加了8万多亿元。
多年来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投资比例一直最高，1995年占54.4%，2000年是50.1%，均超过一半，2001-2004年分别是47.3%、43.4%、39%和35.5%，[12]虽然未过半但仍占比例最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其中，城镇投资75096亿元，仅在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就达40047亿元，占全部城镇投资的53.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5.2%，比1999年多出近3万亿元。2006年1-7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44771.01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是20878.50亿元，占46.6%，[13]这两年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在膨胀。
笔者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5》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1998-2005年，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合计近5万亿之多，这些相当部分转为投资，国有企业利润转化为投资是造成投资率过高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公司法》规定，企业利润在企业内拥有自由支配的权利，那么国有企业属于国民的资产收益就可能被企业化、部门化，甚至那些境外上市的资源性企业，会导致中国的资源性收益还流出境外，侵蚀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事实上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将利润隐藏或以工资福利及奖金等形式分配，形成国有企业职工普遍的高福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14]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通过垄断方式而并非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垄断收益，造成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六、国有企业分红充实社保基金
笔者认为，由于目前存量的国有资产中，一是来源于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二是对农村“剪刀差”的积累，三是以往从现收现付的保障机制转向基金积累制前的退休和参加工作未退休的职工，他们在过去的工作年限所积累的养老金及相关贡献实质上是转化在存量的国有资产中。国有企业资产既然属于全民所有，则必须为全体国民服务。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但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15]国有企业利润承担对全民社会保障的义务，具有现实可能和意义。
现在，我国中央企业大约有12万亿资产，2004年全国13.6万户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368.8亿元，其中中央直管企业集团实现利润4673.1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的63.4%。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5%，两年翻了一番。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因此有必要也有条件将部分利润上缴，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并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
2005年5月，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16]
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减持办法》），决定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减持国有股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根据《减持办法》，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和彩票公益金收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同年10月被迫叫停，使社保基金失去了主要资金来源。
目前，仅养老金历史欠账就有几万亿之巨，但是，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其转让的主体主要为外资和民意企业，正加快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速度,如果全国社保基金不能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获得资金，将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因此，可以重新考虑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改为直接划拨的办法。
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如果按照一般国外的盈利水平的1/3折算，应该有4000亿的红利上缴；按2/3折算则有6000亿。这些资金将弥补相当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从“现收现付”的保障机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但目前仍然存在社会保险覆盖面过小而需保障面广、城乡差异悬殊和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等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因此，有必要把准备减持的国有股直接划拨给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作投资者直接（长期）持有，甚至可以将准备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部分股份直接划拨给社保基金，使社保基金成为战略投资者，既避免国有股减持对股市造成冲击，有利于保持重点国有股权的长期持有和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并获得资本增殖和股息收入充实社保基金。长远而言，也可考虑逐渐将所有的企业国有资本划转给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国有资本的股东职责，并以此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
七、结束语
这八年来，全部国有企业赢利总额减亏损总额后所得的利润总额为3.2万亿，赢利企业赢利额近5万亿元。按照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在“配套改革和其他政策措施”中，已经规定“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但十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实施过。
多年来，国有企业巨额亏损需要国家财政填补，获得的利润（包括垄断利润）却根本没有上交过国家财政作为国民的公共开支，这是对“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的讽刺。因为事实是：国有企业“搞了”这十多年，所获得的盈利根本没有上交国家财政来为人民谋利益，反而为了维持国有企业和为国有企业转制，国家财政不断为国有企业投入和补贴，造成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国有商业银行承担巨大代价形成巨额不良贷款，严重影响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推进。现有国有企业更有进一步强化其垄断地位之势，影响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国有企业既然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企业，则必然要为增加国民福利服务，而不能知识让为少数人受益。对于包括金融行业的所有国有企业，历年来究竟有多少资产损失？国有垄断企业对国民整体福利影响究竟有多大？如何处置政府、国有企业利益与国民利益的关系？这些都值得进行具体的研究及制定具体的措施。
目前，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分红即将实施，但具体方案仍未决定。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完全应该纳入国家财政收入之中，作为政府对国民的公共福利开支，这应该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中国财政年鉴2005》[M].中国财政杂志社,2005年12月.
2、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林》[EB/OL].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download/2649-1.pdf,2003-10-06.
3、钟伟.《警惕“新双轨制”！》[N]，《南方周末》2004-12-09.
4、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金融研究》2005年第12期.
5、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发展报告概要》、《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成因及对策研究概要》[EB/OL]，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网站：/news/2006-01-05_714473_2629824.html
6、张春霖.《公平何处求？》[J].《比较》23缉.中信出版社，2006年3月.
7、刘世锦.《垄断性行业改革如何深入》[J].《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
注释:
[1]《中石油赚钱咋忘了咱老百姓》，《现代快报》，2006-03-22，A30版.
[2]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download/2649-1.pdf，2003-10-06
[3]李金华：《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署网站,2006年06月28日.
[4]陈小宪：《中国的银行改革出了什么错？》.《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十二期.
[5]顾瑞珍：《谁该对巨额国有资产“蒸发”负责？》.新华网，2005-03-04.
[6]杨大鹏、熊贝妮：《3500亿国资流失只是冰山一角》.《经济参考报》，2005-11-08.
[7]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务院（93）国发第085号，颁布日期:1993-12-15，实施日期:1994-01-01.
[8]国家税务总局2006-03-10季统：《各类型企业共同发展税收多元化特征明显》.国家税务总局网,
/view.jsp?code=200603101424042143.
[9]孔善广：《国有垄断企业利益与国民利益》.《光明观察》，2005-05-25.
[10]数据来源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度报表》。其2005年会计报表于2006年3月20日经董事会审批通过。/chinese/tzzgx/2005nb/nb012.pdf
[1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00-2004合并资产负债表》./jyzk/gsnb2004.htm
[12]根据《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计算
[13]2005年数据来源于《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进度统计。
[14]晓亮.《从工资改革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经济时报》,2006-06-15.
篇5
关键词：印度服务外包；对外政策；共享服务中心
一、 引言
本文关注印度对外政策的变迁及其对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发展服务外包政策环境的基础上，比较了两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对外政策，包括关税优惠、外资进入以及汇率政策三个方面，从而发现了中印双方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印度发展服务外包过程中值得中国借鉴的几点建议。
二、 印度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变迁及其影响
印度服务外包发展中软件外包是最主要形式，其中印度国家软件政策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江小涓等，2008）。印度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可分成三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包括：关税政策、外资进入政策以及汇率调整和金融改革，但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国家软件政策。因此，印度对外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形成了其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的阶段。
1. 高关税下的外包现场项目模式：1984年以前。
（1）对外政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在IT产业上的政策是保护主义性质的，对IT产品实行高关税。其中软件产品征收100%的关税，硬件产品征收135%的关税。在那时，由于软件不被视为一个产业，因此出口商难以获得信贷。1973年出台的外汇管制法案（FERA，1973）是印度保护主义政策的又一体现。该法案限制外国企业在印度的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重最高不得超过40%。在高关税和外资管制的双重保护下，不仅印度的软件产业出口表现欠佳 ，同时1977年，IBM也退出了印度。尽管如此，在印度本国企业需要出口和跨国公司需要印度程序员的双重需求下，双方引入了新的商业模式“外包现场项目模式”来应对印度的保护主义政策。
（2）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外包现场模式的产生对当时封闭的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规避了高关税与外资管制的限制，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从而凸显出印度软件工程师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客户企业可以对软件工程的质量实施监督，因此使当时印度出口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
2. 100%股权的外资进入与软件技术园：1985年~1991年。
（1）对外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顺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印度国内的对外政策作了相应调整。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美国家计算机开始普及，随着而来的就是计算机网络化带来的定制软件（Customized Software）需求。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变化，1984年拉吉夫·甘地提出了新计算机政策（New Computer Policy，NCP-1984）。这一政策的提出对关税、外资限制以及信贷都作出了更宽松的调整。比如，将硬件和软件的进口关税降低至60%；允许外资企业设立拥有100%股权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并设立计算机软件技术园为软件企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同时将软件产业视为不需要生产许可证的行业，可以获得银行信贷。在这一时期，尽管仍然存在关税保护，但是100%股权的外资进入政策，结合软件技术园保证了外包模式的可行性，因此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进入印度软件业。在这样的对外政策鼓励下，印度的软件企业数量从1984年的35家增长到了1990年的700多家。
（2）印度软件外包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入驻印度软件行业对印度软件外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班加罗尔——印度第一个软件园的兴起。提到印度的软件外包，不得不想到班加罗尔，在NCP-1984提出后，班加罗尔凭借自身基础设施价格较低、软件人员供给充裕、早期的高技术国有企业所在地等条件，使众多跨国公司选择在这里设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为班加罗尔日后成为印度软件外包中心奠定了基础。第二，印度本土软件企业获得发展。一方面，在外包模式下，印度本土企业可以掌握外国客户的需求信息，从而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投资于质量与流程控制，保证了服务出口项目的利润稳定，企业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印度的软件企业通过外包模式维护大型机系统，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凭借这些声誉，印度本土企业才得以面向全球开展外包业务。
3. 金融自由化与离岸开发中心模式：1992年~1999年。
（1）对外政策。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NPC-1984在印度软件业的成功经验之后，1991年印度开始范围更广的经济改革，不仅进口关税降为零，而且本国货币卢比贬值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在零进口关税下，印度本土的软件企业无需承担高昂的进口关税成本，因此使离岸外包成为可能。随着印度软件行业的不断发展，其工资已经开始上升，但是卢比贬值使以美元计价的印度国内软件行业工资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提供的宽松投资环境使跨国公司在印度开设子公司的数量稳步增加；所不同的是，这些子公司一般交由印度软件专家和管理人员负责。这一带有离岸因素的模式使国内企业迅速意识到了离岸模式的巨大机会，从而催生了“离岸开发中心”模式的出现，即由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运营机构，为外国企业提供软件开发服务。
（2）印度软件离岸外包的发展。对外政策的全面自由化，包括关税、外资和金融的自由化对印度软件离岸外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印度软件业从在岸外包到离岸外包的发展是从被动外包到主动外包的转变。在离岸开发中心出现之前，印度软件业只有等待跨国公司的进入，并在跨国公司的要求下完成软件的开发、维护等一系列工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时的印度企业是"劳方"。但是，离岸开发中心可以使印度企业主动寻求全球外包的机会，并形成自身的专长，比如，TCS和Infosys擅长金融和保险领域，Penafour擅长动画领域，Satyam擅长交通制造业的自动化软件系统，Wipro擅长通讯和研发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企业是“资方”。由于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已经全面自由化，在2000年以后的服务外包发展中，最具影响的政策是私人投资电信业法案的通过，而关于对外政策则较少涉及，因此本文在此忽略2000年以后的讨论。
三、 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环境
可以说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就是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尽管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印度有诸多类似，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也设立了高关税和外资进入的限制，汇率政策也一度采取固定汇率制或盯住美元汇率制；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但是，中国与印度发展外包的路径迥异，从而也造成了政策演变上的差异。事实上，中国承接外包的过程并非伴随某一行业的发展，而是外包模式的演变，即经历了从业务流程外包（BPO）到信息技术外包（ITO）再到业务流程外包（BPO）的演变。
1. OEM模式的制造业业务流程外包。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出口、增加外汇收入，1979年9月3日，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对我国出口加工业制定了众多税收优惠减免政策。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贬值50%，为抓住这一机遇发展加工贸易，外经贸部实行了更优惠的政策：企业和地方的外汇留存比例从15%增加至90%；取消加工装配业务所涉及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许可证制度。1994年的税制改革推出了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加工贸易迅速发展，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超过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50.6%。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规范加工贸易，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出口加工区，在区内经营与加工贸易有关的仓储、运输、进口加工复出口等业务。中国加入WTO后，外资的进入进一步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期，外商投资与外商独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一度占据了出口贸易总额的80%以上。
2. 服务业低端产业的信息技术外包。建于1998年的大连软件园是中国外包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重要标志。当时，中国承接的IT外包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技术服务和系统操作服务两方面（吴胜武等，2009），为了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2006年国家“千百十工程”确定了由商务部及其他部委选定的14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并认定大庆、无锡、南昌3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区”，以及认定苏州工业园区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08）。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政策支持体系既包括宽松的政策环境，比如税收优惠、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信贷保险服务，也包括对企业自身建设的支持，比如人才培养、专项财政资金支持、以及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在政策支持下，中国软件行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承接的外包业务不断提高，包括应用系统开发服务和软件产品研发外包。据估计（吴胜武等，2009），2006年大约60%的软件外包收入来自于应用开发服务外包，其中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金融业。由于软件产品研发外包属于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有较高的附加值，而中国的服务外包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其2006年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
3. 服务业知识密集产业的共享服务中心。共享服务中心将一些内部职能合并到一个独立利润中心，而该中心必须与那些外部提供商展开竞争，根据市场价格和服务水平为本公司的各个事业部提供服务。根据语言要求、不同地域流程的相似性、法律限制以及各个公司的战略，共享服务中心可以在国家、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集中起来。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表明，采用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平均投资回报率和人员精简率均可达到约25%，这一服务外包模式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中国加入WTO兑现开放服务业的承诺促进了中国成为这一模式首选区。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主要从事专业，目前中国专业部门的开放程度较高，而且今后将更加自由化，因此跨国公司对共享服务中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存在乐观预期。
四、 中印发展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比较及启示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服务外包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印度注重纵向发展，通过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重点来鼓励国内软件业，以软件行业的空前发展带动整个经济体的发展；而中国侧重横向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重点发展某一外包模式，比如，在经济的原始积累期，发展制造业外包的加工贸易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最低，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当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时，政策导向又侧重服务业外包，在服务业外包中，同样遵循了相同的原则，即首先发展附加值较低的信息技术外包，最终演变为目前最具吸引力的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关于中国与印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对外政策比较，见表1。
1. 印度服务外包发展中的不足。从国际服务外包的实践来看，目前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是成功的。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五大计算机软件供应国之一，还是世界最大的软件外包国家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出口大国，软件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 ，美国客户购买的软件产品有60%是印度制造的。据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印度占全球IT离岸外包总额（外包收入金额）的65%，占全球BPO外包市场的46%。
但是，相关统计表明，2001年印度有67.1%的人口滞留在第一产业，而同年第一产业在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26.3%。由于印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成人识字率仅为61.3%，而10亿人口中有近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成为限制印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科技投入来看，1995年印度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0.6%，而1996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1%，其中高收入国家的投入比重更是达到了2.3%。从研发人员数目来看，1996年印度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为157人，而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指标为3 284人；从出口结构来看，印度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左右。从这一点来看，印度的经济发展还存在不足之处。随着国际外包产业的不断成熟，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将面临发展瓶颈：在设立共享服务中心的调研中，印度仅位居跨国公司理想选择的第三位，而共享服务中心的外包模式将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主要趋势。
2. 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发展中的不足及对印度的借鉴。江小涓等（2008）认为，与印度对外承接服务外包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本土有四种独特的优势：一是欧美企业的中国本地业务；二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出口大国所延伸出来的服务外包机会，如物流采购等；三是中国有庞大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服务外包将大量释放企业内部服务流程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巨大潜力；四是中国进入扩大生产业开放的新阶段，服务产业内部产生大量外包需求。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模式就是成功的，实践证明，尽管中国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国际外包的最初实践，但是仍不及1985年开始的印度。纵观中印的对外政策比较，尽管中国注重不同阶段各个行业的平衡发展，但是每个阶段的外包模式发展都不够深入，都停留在粗放型。比如，加工贸易仍然停留在低附加值阶段，导致了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利润微薄的大批加工企业面临倒闭；在信息技术外包中，由于知识产权管理不规范、不到位导致外包规模较低；共享服务中心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在外部环境上赢在了起点（据2010年毕马威对亚太区超过280位高管人员进行的调研显示，42%的受访者将中国大陆作为首选），但是今后的竞争仍然激烈。因此，中国未来在承接服务外包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稳固“世界工厂”的地位，从而避免印度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二产业与服务业严重失衡的情况，以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信息技术外包应注重知识产权管理的规范，进一步推行企业认证制度，建立“班加罗尔式”软件园。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为共享信息中心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借鉴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离岸开发中心”模式，以本土企业为基础建立全球共享信息中心。
参考文献：
1. 白远、刘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国际经济合作，2006,（6）.
2. 姜荣春.国际服务外包浪潮：理论、实证与中国战略研究.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3. 江小涓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卢锋.服务外包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兼论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2007.
5. 唐宜红，陈非凡.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国别环境分析——以印度、墨西哥和东欧为例.国际经济合作,2007，（4）.
篇6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外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至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贸易顺差皆在12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之间，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2621.97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外贸顺差增势放缓，但年度顺差仍达到295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净增328.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债务的偿债能力，降低金融高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动乱。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代表了贸易伙伴国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引发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汇率调整压力。除此之外，高额的外汇储备还会成为少数****势力宣扬“中国”的重要借口，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鉴于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贸易失衡状况，探求引起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和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方法是当务之急。
二、综述
关于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国内外各个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但总的看来，文献探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长期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邓立、张坤（2007）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余永定、覃东海（2006）指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导致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John Whalley(2010)运用二阶段增长法估测了FDI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国内企业，导致国内市场产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规模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40%。刘光溪（2005）指出，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应从根本上着力进行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钟山（2009）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国内外贸易的限制措施是顺差得以扩大的政策性原因，国家需要营造良好环境，以此来缓解过度出口的不平衡压力。孙彩梅（2007）认为，贸易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认为贸易的重点在于出口，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的措施相对较少。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Alicia García-Herrero and Tuuli Koivu（2007）运用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双边进口等式，发现外贸进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而这部分减少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减少，这反映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也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反映敏感。Martin S Feldstein(2008)通过对美国贸易账户的数据分析，指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方式在于汇率以及国民储蓄率的调整。Yin-Wong Cheung， Menzie D. Chinn，Eiji Fujii（2009）认为人民币显着低于通过跨国模型估算出的价值，并且多面贸易受相对价格的影响，尽管这种相对价格的关系有时不够准确。因此，中美的贸易平衡应该依附于预期的实际汇率以及相对收入的变动。卢锋，刘鎏（2007）以巴拉萨-萨缪尔森为理论基础，分析得出虽然贸易部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方向呈正相关性，但作为具备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前者的涨幅仍低于后者，由此导致实际汇率被低估，形成出口部门的又一优势，拉大贸易顺差。 刘光溪（2006）认为，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是由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综合形成的，汇率政策在平衡贸易收支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对于处于转型并轨期间的中国经济，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三）国内投资无法完全吸收国内高储蓄
Martin S Feldstein(2008)结合中美贸易实际情况，认为虽然极具竞争力的货币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重要方式，但是本质的解决方式还是来自于国民储蓄率。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储蓄率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和政府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来实现，借贷市场的发展，保险业的完善等举措都能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李扬，殷剑峰 （2007） 从国民经济的供应角度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构成了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高顺差的物质基础，并且由于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将继续拉大。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应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储蓄的变化两方面来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管涛，王信（2007）从国际经验来看，认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初期，当前规模的贸易顺差在正常范围内，贸易顺差变动可以用国民储蓄投资的缺口变化来解释。何帆、张明（2007）指出，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在于国内总储蓄高于国内总投资。政府若放任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的上升，贸易顺差将继续增长，政府若采取积极政策调整，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后者符合中国现实内外平衡的增长战略。与国内投资储蓄投资缺口引起贸易顺差观点相似的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祁春节（2007）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分析，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扩张必然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导致贸易顺差的增长。除此之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贸易品供给过剩以及国民储蓄持续超过投资也构成了贸易顺差的直接因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佟家栋（2007）认为因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必须借助国外市场出清，形成了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足。
（四）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Hummels， Rapoport， and Yi (1998)指出国际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了国际分工，并将这样的国际分工称为“垂直专业化”。 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建立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并通过研究指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形成是开放型国家成长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09）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种贸易顺差由于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是可持续的，并且对我国产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积极作用。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卢锋（2006）指出，双顺差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双顺差结构特点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表现。
除了以上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提出针对贸易顺差的不同观点外，一部分学者也尝试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已有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验证。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2000)采用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从全国的视角出发，认为FDI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一种具体方式，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许煜、徐翱、尚长风（2007）提出了理论假设，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并采用了多变量的Johnsen协整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很大，表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茵、万广华（2005）构造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在1985 ～2000 年间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探究，指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外供给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不大。因此，货币性手段将不足以解决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问题。徐毅（2009）通过对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分析以及对储蓄论的验证，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而生产要素在地方的流动和结合是其形成机制中的重要构成增加的最重要原因。 蒲华林、张捷（2007）针对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中日产品内贸易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最大，韩国和东盟位居其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转移所导致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依据对贸易顺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部分也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其理论推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都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数研究都将贸易假设为同质，或者直接解读为一般贸易。事实上，除了一般贸易，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原因可能不相同，同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贸易影响。（2）多数观点关注的都是内部因素，视角局限在国内，对于国际分工带来的影响缺乏必要的思考，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深化的世界局势不符。（3）在对于国内影响贸易顺差的诸多因素的分析中，某些观点一味固守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脱离了中国当前国情，导致理论推导与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不能用于指导实践。
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卢锋（2006）等学者虽然已从全球分工角度对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但都缺乏系统的内在机制分析。马野青（2009）“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从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外贸顺差转移的角度对贸易顺差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统计性描述进行验证，并没有结合精确的实证检验，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实践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进一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Eviews进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结论。
三、贸易顺差的形成机制
产品内贸易是在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所谓产品内分工，则是将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包括工序、区段、零部件进行拆分，在空间上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现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中，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出口成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为了降低生产品本，提高竞争水平，扩大营业利润，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工序转移到中国内地，之后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其行列，由此逐步形成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产品内分工导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产组织结构呈现出一条类似于“U”形的微笑曲线，而各个国家根据其专业化工序的不同分布在曲线上的不同位置。日本和韩国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美国和欧洲各国则提供核心技术，从事产品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市场营销，这些都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高，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最高处。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提品的零部件系统或模块，属于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处于微笑曲线的次高端。中国大陆则从事中间品的加工组装，提供少量的组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低，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由于各个国家都顺应了全球化变革下对生产工序的“重新洗牌”，在改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国内原有的某些生产环节进行海外转移，或者对当前的生产工序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地进行外包生产，这一方面使得各国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密切，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各国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根据微笑曲线的各国的不同位置，贸易顺差转移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消费水平高，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大块份额，同时它们也具有共同的产业特点，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人力资本价格昂贵，若在国内进行生产，最终产品价格必然居高不下，不利于国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欧美企业会将大量产品生产链移向海外转移，在本国内重点发展服务业，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对于产业链的转移，主要包括中间产品、零部件系统及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而最终出口地分为两种情况，不同的出口地带来的贸易顺差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一是将加工制成品用于承接国本国市场的销售，事实上，大量的欧美企业投资都是以在东道国销售产品为目的。原本在欧美国家制造生产并销往海外的产品现在直接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销售，并且不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零。而对中国而言，本来应该向海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制成品，由于产业链转移到国内，这部分进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贸易进口量减少。二是将加工制成品销往海外，包括对转移国最终产品需求的进口返销。欧美企业将本该承担的对外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经常性账户中，并且由于对该产品由于需要进口返销，欧美国家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由于出口经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两方面得以扩大。在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某些欧美企业也会向承接国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账户上反映出对中国的顺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欧美对中国一直以来实行技术出口限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难度大。因此，中国真正进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间产品价值远小于最终产品价值，远无法覆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额，账户总额上仍然显示大额顺差。由此可见，欧美国家通过在中国建立跨国公司，获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却将贸易顺差留在中国的账户上。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四）中国内地
中国人口总数大，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样带来众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就业压力。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业隐形失业问题，这种社会福利是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中都无法惠及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负责加工、组装的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主要经过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随着大量外资的引进，许多外资公司将整条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经常账户上进口为零。生产出成品之后，外资公司将产品向海外销售，获取销售利润，产品出口收益记录在中国出口账户上，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出口收益的“属地”，真正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属人”是外资公司。这里的外资公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设立的公司。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机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装。这种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呈现逆差状态，而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呈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产品内贸易对贸易顺差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加工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展产品内贸易，因此加工贸易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数据选择1981～2008年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分别设进出口差额以及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SUR、PRO。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 Causality 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 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着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着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在LPRO与SUR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的基础上，做如下协整回归，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5期最为时间序列LPRO和SUR的最优滞后期。检验可得，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其中，LPRO的t值显着。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 1.528*SUR(t-1) +1.47*SUR(t-2) +1.388*SUR(t-3) + 1.340*SUR(t-4) +1.276*SUR(t-5) +1219.606*LPRO(t-1)+ 647.696*LPRO(t-2)+ 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 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政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政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政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
（三）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增长方式
劳动力低廉的特点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规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摆脱加工贸易引起的贸易顺差，就必须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脱离“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最终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不断增加外包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辅以金融、财政、投资政策对产业结构加以调整，直至出口贸易实现内涵式发展。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换之前，外贸都要始终保持自身比较优势，将加工贸易作为本国外贸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
（四）发展良性循环
从上述的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施加正面影响，因此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引起加工贸易的减少，由此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总量。由于两者相互促进，可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最终缓解贸易顺差的效果。
以上政策建议是从加工贸易角度出发提出的，实际上，贸易顺差是一个宏观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仅仅优化一方面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加工贸易属于影响贸易顺差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外汇管理、经济发展等，只有综合所有因素考量贸易顺差的形成，并针对各方面问题辅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整，才有可能引导贸易顺差达到较为合适的位置，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
［1］邓立，张坤.我国双顺差剧增成因及影响分析［J］.财贸经济，2007，(9).
［2］管涛，王信，潘红胜，林艳红.对当前我国贸易项下异常资金流入的分析——兼评渣打银行王志浩关于贸易顺差的研究报告［J］.国际金融研究，2007，(6).
［3］何帆，张明.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J］.财贸经济，2007，(5).
［4］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 1992 ～2003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
［5］李稻葵，李丹宁.中美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哪里［J］.国际经济评论.2006，(5).
［6］卢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研究:对中国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的理论思考［J］.世界经济，2006，(11).
［7］刘光溪.论经济转型期中国汇率改革作用的局限性——客观、冷静地对待国际收支“双顺差”［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8］刘光溪.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与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调整［J］.中国外汇管理，2005，(8).
［9］卢锋，刘鎏.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思考［J］.经济学，2007，(2).
［10］蒲华林，张捷.产品内分工与中美结构性贸易顺差［J］.世界经济研究，2007，(2).
［11］孙彩梅.我国外贸持续顺差的原因及对策［J］.商业现代化，2007，(28).
［12］佟家栋.中国贸易收支顺差调整的可能性探讨［J］.国际贸易，2007，(5).
［13］许煜，徐翱，尚长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贸易收支顺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8).
［14］徐毅.从产品内分工看我国外贸顺差的成因［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1).
［15］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世界经济，2006，(3).
［16］张家胜，祁春节.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的根源与发展趋势研究［J］.财经研究，2007，(8).
［17］张茵，万广华.试析我国贸易余额波动的成因［J］.经济研究，2005，(1).
［18］钟山.关于我国外贸顺差问题的若干思考［J］.求是，2009，(16).
［19］Whalley， John and Xian Xin. China‘s FDI and Non-FDI Economie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Future High Chinese Growth.［J］.China Economic Review 21， 1 (March 2010): 123-135.
［20］Hummels， David， Dana Rapoport， and Kei-Mu Yi (1998)，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Trad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79-99.
［21］Hummels， David， Jun Ishii， and Kei-Mu Yi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1)， 75-96. Knetter， Michael M.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1999)， "Measuring Production-Market.
［22］Yin-Wong Cheung & Menzie D. Chinn & Eiji Fujii， 2010. "China‘s Current Account and Exchange Rate，" NBER Chapters， in: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pages 231-27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篇7
关键词：资金链断裂 应收应付项目 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引言
资金是企业整体运营的“血液”，企业从事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资金的运转，资金链断裂将会使企业的生产、营销等各项工作中断。2004年银行紧缩德隆系贷款，导致了德隆系“老三股”湘火炬（000549）、合金投资（000633）、新疆屯河（600737）出现资金链问题，一个拥有177个子公司、58000员工、年纳税额高达20亿的集团公司轰然倒下。2005年南方高科资金链断裂，对我国国产手机的生产企业给予沉重打击。自2010年之后，非上市的民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事件频繁发生，温州、杭州、鄂尔多斯、郑州等多个城市出现了大面积的企业倒闭、老板“跑路逃离”甚至跳楼自杀的。资金链断裂不仅对企业的生存带来威胁，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找到资金链断裂的原因并提前加以预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原因很多，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相互拖欠款项，形成了大量的应收应付款项，导致一个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带动相关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这是当前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大面积出现资金链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是否成立有待理论研究的检验。
二、文献综述
（一）单变量预警分析方法 根据文献记载最早开展财务预警研究的是Fitzpatrick（1932），之后美国财务专家威廉·比弗（William Beaver）于1966年建立了单变量财务预警模型，1968年美国《会计评论》首次发表了关于单变量财务预警模型的研究报告，发现最好的判别变量是债务保障率，其在公司破产的前一年的预测准确率可达90%，其次是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我国学者吴世农、卢贤义（2001）也是应用单变量判定分析方法建立了企业财务预警分析模型，他们经过研究得出第一年的误判率分别为：净资产报酬率为9.35%；负债比例为24.46%；营运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为21.58%；；资产周转率为29.50%。
（二）多变量财务风险预警模型 Edward I. Altman（1968）运用多元判别分析法（Multiple discriminant Analysis）对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得出Z系列模型。这个模型在财务风险判别研究领域一直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Erik M.Vermeulen等（1998）运用多因素预测模型（Multi-factor model）建立了条件失败预警模型。该模型与通常的预警模型不同之处在于，认为破产取决于企业外部风险因素值而不是取决于一系列“内部的”财务比率。而且，该模型不仅仅把企业分类，还模拟外部风险因素（通过敏感性）对企业现金流产生过程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起，国外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神经网络在财务失败预警方面开展了研究，诸如Odom及Sharda（1990）运用与Altman（1968）Z-Score模型中相同的5个财务比率基于神经网络方法建立了财务预警模型。基于一些学者运用神经网络在财务失败预警方面开展的研究，我国学者杨保安等（2001）、端木正（2004）、刘洪等（2004）运用前向三层BP（Back Propagation）神经网络构建的财务预警模型，李晓峰等（2004）运用粗糙集（Rough）和人工神经网络（ANN）理论建立的Rough-ANN模型等等。刘洪等（2004）学者运用神经网络建立的模型得到的估计样本精确度达到95.7%，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神经网络分析模型在判定财务风险方面要优于MDA模型和Logist模型。董妍慧（2008）利用LVQ神经网络构建了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选定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样本，选择五类重要的财务指标，以Matlab7.0为平台，证明了LVQ神经网络可以成功的应用在财务危机预警实践中。Logit预警模型又称Logistic回归模型，是比利时学者P.F.Verhulst（1838）首次提出的。但最早采用该模型来研究财务危机预测问题的是Ohlson（1980）。张扬（2005）在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研究的基础上，分别比较了适用于高新技术行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两个行业的Logit回归财务预警模型，两个行业的财务指标选择是相同的，得出的预测结果并不相同，财务失败概率的计算模型也不同，但是预测的效果都是不错的。李晓奇（2011）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建立财务危机预测模型，选取2009年ST公司104家和相同数量的对照组公司，设定财务危机发生点为T，利用样本中T-1，T-2，T-3年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了9个具有显著性的指标作为模型自变量，得到回归准确率为84.62%，80.29%，71.63%。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由邓聚龙首先提出并创立的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其实质是求各个方案与最佳指标组成的理想方案的关联系数，由关联系数得到关联度，再按照关联度排序来确定关联程度。因为灰色理论融合了多个学科和理论体系的思想和方法，可以运用较少数量的已知信息去揭示系统的规律。灰色模型建模时对数据的数量要求比较低，并且不必知道原始数据分布的特征，通过有限次的处理便可转化为有规则的序列，这样就很容易找到变化规律。灰色关联分析对样本数据的时间区间要求也不是很高，而且计算量比较小，预测精度比较高。这些特点均适合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样本。
（二）指标体系建立和因变量确定 目前国内针对应收应付项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用销售，基本上都是应收账款的管理、质押以及风险管理等。针对应收应付项目的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更少。信用销售形成应收账款，在对方就形成应付账款。这部分被对方占用的资产，虽然本企业拥有债权，但事实上无法支配，企业不能使用这部分资金。一旦对方不能按期偿还这部分资金，就会给企业带来资金困难，就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主要有以下可能：（1）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比例过大，造成企业资金链危机。应收项目是企业应收而未收的款项，这些资金虽然属于企业的资产，但是被其他企业或个人占用，并不能够为企业随意支配。应收项目总体主要由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组成。流动资产项目可以区分为货币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变现能力很强，可以称为货币性资产。其他的流动资产项目的变现能力要弱一些，可以称为经营性资产。应收项目正是经营性资产的主要构成项目。相对而言变现能力弱，但占有较大比重，如果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的比例过大，就会对企业的短期资金造成很大的压力，很可能面对短期债务而措手不及，所以应收应付项目占流动资产比率也是衡量应收项目对企业资金链断裂影响的重要指标。（2）赊账销售过度，应收账款过多，回收率低。企业为了扩大销售，大量赊销商品，形成了应收账款。如果货款可以及时收回，企业资金可以良性循环；如果不能及时收回，造成大量资金占压，甚至形成坏账，使企业资金短缺，严重的话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经营失败。利用信用销售而扩大销售额存在很多问题，一味追求提高销售额，就会给回款造成压力，回款不及时就会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就会给生产、经营等环节造成影响，影响企业的资金链。衡量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通常采用应收账款回收率指标。（3）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太慢，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应收账款都比较重要，在应收项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收账款周转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应收账款转化为现金的平均次数。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要是衡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企业不但要控制好应收账款的规模，也要控制好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当今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比较严峻的，一般企业都会采取放慢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这就会有很多企业因为应收账款问题而导致企业资金链吃紧，甚至断裂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应收账款周转率是衡量企业对资金链影响的重要指标。（4）应付账款周转速度快。应付项目是指企业应付而未付的款项，应付账款是应付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应付项目对企业资金链影响的重要科目。应付账款是企业可以临时占用供应商企业的资金，如果应付账款的周转速度慢，就意味着企业占用供应商企业的资金周期长，对于企业的资金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5）企业整体债务过高。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整体债务水平的重要指标，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表示。一般企业在初创期间，运营资金多来自于股东的投资，但是当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自有资金已经不足以满足其快速扩张的速度，负债将成为维持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负债与权益资金相比较，不但需要在借款到期时偿还，而且还要支付借款产生的利息。如果企业发展战略安排的不合理，一味大量外债支持企业扩张，却没有及时现金流回笼去清偿到期的债务，就会让企业陷入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境地，甚至资不抵债而被迫破产清算。所以，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偿债能力、防范资金链断裂风险的重要指标。
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首先确定的问题是模型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而因变量应该如何设定呢？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揭示应收应付项目的财务指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系，而资金链断裂并不是一个比较容易量化的指标。在对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过程中，可以将参考序列的数值初始化在1和0之间，也就是把本文通过分析选取的五个财务预警指标即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比例、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回收率、应付账款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数据序列初始化到1和0之间。这些财务预警指标的变化趋势与企业资金链断裂趋势是有规律可寻的，比如应收应付项目占流动资产比例越大，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越大，也就是规范化后的指标值越接近于1，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越大，1就是资金链断裂风险的极差值，灰色关联度主要是寻求各影响因素与理想参考指标的关联系数，因此将模型的因变量定为1是比较合适的。资产负债率和应付账款周转率都是与资金链断裂风险同向变化的，比例数值越大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越大。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回收率的变化趋势是与资金链断裂风险相反的，比例数值越小，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越大。可以通过无量纲化处理，将其变化方向调整为与资金链断裂关系变化方向相同。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国内外学术界在做财务困境、财务失败和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实证研究时采用的样本设计方法主要是根据ST公司与非ST公司在财务状况方面显著的差异性，通过设计实验组（被ST上市公司）与对照组（非ST上市公司），对比其各项指标分析其对于被ST事项的影响程度。但是，本文研究的是资金链断裂问题，选择ST公司作为样本合适吗？ST公司一般都是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而被特殊处理的企业，公司连续亏损但还没有达到退市的地步。虽然有些企业亏损但是不一定资金链断裂，有的企业还是能够正常运营的。针对于资金链断裂而言把退市企业作为样本更合适，退市是上市公司由于未满易所有关财务等其他上市标准而终止上市的情形，既由一家上市公司变为非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的上市企业，没有愿意被特殊处理而退市的，如果是财务原因导致的，肯定是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资金链断裂，企业使用各种可能办法都难以弥补这个资金缺口的情况下，上市企业才被迫接受退市的处罚。因此将退市企业作为资金链断裂的样本企业是比较准确的。选择中国A股退市的42家企业作为本文的样本企业。本文所选择的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财务风险预警模型是利用历史财务数据对企业未来的情况进行预测和判断，所以在样本数据的时间选择上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采用了距今最近可获得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主要选取退市的企业在退市之前被ST之后的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财务数据，作为资金链断裂状态时的样本数据。之所以要分别推三年，而不在同一年选取，是为了达到退市前的财务预警目的，也是为了消除由于外部环境的差异而可能导致缺乏可比性，而且选择前三年的数据来进行预测更为全面。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无量纲化处理 本文在进行分析时，剔除了没有数据的指标和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极大值和极小值等指标。按照邓氏灰色关联度模型的计算步骤对数据进行处理，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新的数据矩阵。邓氏灰色关联度分析在对变量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可有多种方法，例如通过区间值化处理可以使得每个原始数据变换成为在0和1之间的规范数据，并且可以使原始数据接近或者等于1时为理想状态，接近或者等于D时为偏离理想状态最远的状态，同时也可以使参考序列数据和影响因素的数据处置在1和0之间。经过这样的原始数据处理，数据虽然量纲缩小了，但并不改变原始序列的性质和顺序。根据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拟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二）分辨系数的确定 分辨系数的确定要根据观测序列的情况，当观测序列数据差距比较大，而且出现奇异值，变异系数应取较小值，离散掉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当观测序列数据差距比较小，而且变化比较平稳时，变异系数应取较大值，充分体现其整体性、规范性。分辨系数ρ在（0，1）内取值。对于ρ的取值一般根据经验取值0.5，但是这样处理降低了模型的准确性。因为分辨系数的取值大小，直接决定着对关联度的贡献大小。ρ的取值并不是静态不变的，应该根据数据序列的性质，分析计算出ρ的正确取值。本文在对ρ值的选取过程，将根据数据的变化而赋予ρ值动态的取值范围。针对公式中用到的分辨系数ρ，使用上文的计算方法，得到ρ的取值范围表格如表（1）所示。
（三）关联度计算与排序 通过对样本公司退市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的数据进行处理，分别得出资产负债率、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比、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回收率、应付账款周转率五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灰色关联度。关联度值如表（2）所示。通过对样本企业退市前三年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中有两个指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联度数值很高，分别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比，也就是说这两个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联性很强。每一年中财务指标与财务指标之间还是存在差距的，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关联度数值要高于其他财务指标，而且数值差距很大；其次是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比，数值也偏高于其他三个财务指标，数值的差距较大；应收账款回收率、资产负债率和应付账款周转率指标之间差距较小，而且关联度数值也相对较低。观察每个指标的三个年度的关联度数值，发现每个指标的关联度数值变化较小，根据每年的财务数据得出的关联度数值都是非常接近的。本文实证研究通过选取退市企业在退市前，被ST之后三年的财务数据分别计算关联度数值，充分证明了灰色关联度计算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这个结果也充分肯定了本文研究得出结论的可靠性。
下面将这五个财务指标三年的关联度值排序，再把三年的排序加总，得到三年排序的合计值，按照合计值由小到大排列顺序，得到最终的排列顺序，结果如表（3）。通过样本数据关联度排序计算结果列表可以看出每个指标对资金链断裂影响的排列顺序为：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比≥应收账款回收率≥资产负债率≥应付账款周转率。对于灰色关联度方法排列的顺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应收账款周转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系最为紧密，对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影响是最强的。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比较应收应付项目中包含的每个财务科目，应收账款是其中最重要的，讨论信用销售所引起的应收应付项目管理问题，主要是针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应收账款周转率是衡量应收账款对企业资金链影响的重要指标。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越快，给企业造成的资金压力就越小。在很多企业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都很高，如果周转速度太慢，将大大降低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影响企业的营业周期。很多企业都制定了有效的应收账款内部控制制度以及财务指标衡量体系，有效地控制和监督应收账款的周转情况，并在由应收账款引起的资金吃紧与获利之间权衡利弊。由本文的实证分析可得出应收账款周转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系很紧密，控制好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是企业资金链正常运转的有力保证。（2）应收项目指标中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比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系也很紧密，对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影响也很强。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出，企业应收而未收的款项对企业资金的大量占用是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原因。流动资产是维系企业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主要资金。应收项目的款项虽是企业的资产，但企业却不能支配，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的比例过高意味着企业经营活动的资金大量被企业不能控制的、应收款项占用，企业经营活动资金紧张。流动资产也是企业变现能力较强的资产，如果流动资产大量被企业不能控制的、表现能力不确定的应收款项占用，会带来支付和还债困难，也会导致资金链断裂。因此，实证检验结果将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排在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原因的第二位，也是可以解释的、与实际情况相符的。（3）应收账款回收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系相对前两个指标较弱，应收账款回收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营业收入收回情况。首先，说明资金的回收时间长，给企业带来的资金困难和资金压力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其次，如果回收率低，长期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公司只有账面的收入，却没有实质的现金流入。而且如果长时间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变成坏账，会给企业直接造成现金损失，容易引起资金链断裂，所以企业也应该予以重视。（4）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系相对较弱。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整体偿债能力的财务判定指标。很多企业盲目扩张，过分依赖举借外债来充实企业扩张所需要的资金，这就给企业埋下了隐患，经营中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企业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将会导致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倒闭。从企业整体来看，资金缺口可以从三个部分来考虑，即经营资金缺口、长期投资资金缺口和还债资金缺口。前两个部分的资金缺口影响的是企业的经营和投资，但并不会导致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而还债资金出现缺口对企业而言是十分严重的，企业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债权人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措施，这就会导致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虽然实证检验结果资产负债率对资金链断裂的警示能力较弱，但是也是衡量企业整体偿债能力的评价指标之一。（5）应付账款周转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系于其他指标相比较最弱，应付账款本身是衡量企业占用其他企业资金的指标，对于企业而言，远远不及应收账款对企业的资金链影响程度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五、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国内外针对应收应付项目与企业资金链断裂关系的研究文献非常少，而由于应收应付项目异常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破产的案例很多，首次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总结了资金链断裂、财务风险预警的方法和模型，并且对各个方法和模型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了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灰色理论虽然已比较完善、应用广泛，但将其应用到财务风险预警领域问题研究的文献也几乎没有。本文在新方法应用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3）研究结果还表明，与资金链断裂最为相关的财务指标依次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项目占流动资产比、应收账款回收率、资产负债率、应付账款周转率。排序结果表明：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原因中，影响营业周期的资产周转速度排在第一位；其次是流动资产的可控性和可变现性；再次是销售货款等回收情况；企业整体偿债能力和应付账款的周转情况与资金链的断裂的关系相对较弱。（4）检验结果表明，应收应付项目中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应收项目占企业流动资产的比例这两个财务指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关系度很强，特别是应收账款周转率。表明企业应收应付项目中的这两个指标与企业资金链断裂存在着关联性，可以对企业资金链断裂起到风险预警作用。并且，通过三年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财务指标各年份的关联度数值稳定，证明了方法的适用性和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赵睿：《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及其监管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徐乙寒：《郑百文信用销售失败成因分析及对策探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吴世农、卢贤义：《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4]周首华、杨济华、王平：《论财务危机的预警分析——F分数模式》，《会计研究》1996年第8期。
[5]严瑾孟：《具有新型预测能力的财务困境模型研究——Logistic模型的加权极大似然法》，《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6]段小存等：《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的述评》，《经济师》2008年第7期。
[7]张祥等：《财务预警模型的变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8]董妍慧：《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的实证研究》，《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9]张扬：《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统计实证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10]李晓奇：《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Logistic模型的研究》，《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1]崔玉卫：《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计算改进探讨》，《财会通讯》2010年第9期。
[12]尹苏红：《企业应付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0年第35期。
[13]王成武等：《浅谈企业偿债能力评价常见指标的综合性分析》，《青海金融》2005年第7期。
[14]王小军：《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灰色多层次综合评价》，《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5]东亚斌等：《灰色关联度分辨系数的一种新的确定方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6]Carey M.，Credit Risk in Private Debt Portfolio，Journal of Finance，1998.
[17]Amir F，Atiya， Bankruptcy Prediction for Credit Risk Using Neural Network： A survey and New Result， IEEE TRANSATIONS ON NEURAL NETWORKS，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