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监督体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监督体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健全的舆论环境是新闻媒体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监督职能的前提，为使审判独立与新闻监督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首先应健全新闻舆论监督司法的制度环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团体的报刊为辅，以市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多元的办报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违法及腐败现象都公之于众，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同时，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时，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二）制约舆论监督对司法的影响，健全保障法官独立的制度环境。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在目前体制下，如果媒体在审前对案件进行了不当报道，个别法官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在审理这些案件时不得不迎合官方媒体的意见，从而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司法不独立是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此，应该加快司法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上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制定严格的法官任免制度，规定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逐渐将党报、机关报的舆论监督权和审判机关人、财、物管理权分别授予不同的主体行使，从而赋予法官抵抗新闻媒体不当监督的权力，使得法官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三）新闻单位应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部门和人员，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同时，这些专职的法律事务人员可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或修改，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违法的报道流向社会。在我国，近年来由于媒体的不当监督从而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的一些案件中，大都是因为记者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或偏听偏信，对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片面的报道，从而侵犯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例如，有的新闻报道在法庭审结之前对案件作出定性、定罪的结论，直接指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凶手"、"罪犯"，从而侵犯了人民法院的统一定罪权。

总之，记者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法院审判活动的误解，是造成新闻监督妨碍司法公正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在新闻舆论机构中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人员，在不影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通过正当途径与司法机关联系交涉，既可以全面掌握案情的情况下对审判活动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也可以将社会公众的舆论适度地反映到判决中来，以免法院的审判活动完全脱离民意的监督。

二、新闻媒体监督司法的掌握

新闻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适度的舆论压力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的现阶段，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必要。反之，如果媒体监督不当，就有可能妨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从而造成司法不公。因此，新闻监督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必须与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保持一定的界限。具体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

媒体在报道案件主要因素时，也要报道次要因素，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当然，不能要求新闻媒体报道的所有案件都完全真实。虽然新闻媒体在立案、侦查、、审判、执行阶段都可以对案件进行如实报道，但媒体在报道案情时必须遵行一定的规律。例如，对法定不公开的审理的案件，媒体一般不应报道或者不应报道案情细节，以免将本不应该公开审理的案件变相公之于众了；在立案、侦查和阶段，对司法机关尚未认定的证据材料，媒体不得向社会公开，以免妨碍案件侦查和活动等等。

（二）评论是新闻报道的关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事实之时，也可以适当地发表评论。因此，应该赋予媒体诉讼的各个阶段适当地发表评论的权利。

首先，允许新闻媒体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案件发表评论，已为一些国际区域性条约所认可，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是相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4年1月18日-2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制定的《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德里原则》），中国既没有参与制定也没有事后加入，但是，该条约对我国今后制定新闻方面的立法无疑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其次，从目前中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司法腐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适度的新闻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近年来新闻自由在逐渐解禁，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新闻开放程度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理应通过法治赋予新闻媒体较大的权利，为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提供更加宽松的外在环境。当然，笔者赞成新闻媒体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发表评论的权利，并注意以下几点：1．在立案、侦查、阶段，对案情发表评论主要限于程序违法或者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得发表任何评论。例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媒体在报道案情时对此可以随意发表评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应否处以刑罚和处以何种刑罚不得妄作论断，以免侵犯法院审判权。2．如果发现公安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司法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行为时，在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论在讼诉的任何阶段，媒体都应该立即予以公开报道并同时发表评论，通过舆论造势促使有关组织追究枉法裁判者的刑事责任，以此保障司法权的公正行使。3．由于我国当前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未尽如人意，如果一些党政领导利用特权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时，新闻媒体应该立即公开报道，并发表评论，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和义愤，为公、检、法、司机关依法追究犯罪、抵制法外势力的干扰提供舆论支持，使其得以顶住压力公正办案；也可以使这些试图干涉司法独立的人望而却步，从而保证侦查、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通常情况下，评论应该由新闻机构中配备的专职法律人员主笔或者参与，或聘请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审查、把关。且不能是明显的诱导式倾向性的，以免误导广大读者，同时，发表的评论应声明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报刊的意见。4．在任何情形下，新闻媒体报道案情对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可能造成侮辱的评论应禁止。否则，媒体的责任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可以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方面明显存在错误，应该进行批评或抨击，以利于法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予以纠正。

三、救济措施

即使立法中划定了新闻舆论监督审判权的一定界限，但现实中有的记者可能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或者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热衷于对法院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肆意渲染，以引起公众的义愤，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造势，导致审判活动不得不听从于舆论。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审前报道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的，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救济措施：

（一）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直到有偏见的舆论压力消除后再启动审判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媒体在审前对案情已经进行了大肆渲染，法院可以决定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165条增补第4款："为了消除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审判活动的不利影响，保障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合议庭可以决定延期审理。"

（二）由上级法院通过指定管辖变更审判地点，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压力的其他同级法院。为了使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得以落实，对于媒体在审前进行过不当报道的，上级法院可以通过指定管辖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影响的其他同级法院。

（三）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在判决前向外界（包括新闻媒体）散发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司法机关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四）法院可直接对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作出禁止或限制报道的决定。由于我国的新闻法制尚不健全，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不尽如人意，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在采取其他的事后补救措施都难以消除审前报道的负面影响时才能采用），法院可通知媒体限制报道的决定。

篇2

 

显然，上述争议自然涉及如何界定“”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制度来看，尽管各国司法制度的不同特征决定了各国在组织职能和司法程序方面同时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个性，然而某一司法机关之构成“”，起码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该司法机关在其国家的宪法之解释和适用方面享有最高的权力;第二，该司法机关有权对成文法中所未加规定的但是涉及到宪法本身的解释和适用方面的一些重大法律问题(如宪法性原则)，享有所谓的“造法权”。

 

欧洲法院在欧共体法律制度中的宪法性地位问题与欧洲法院的司法解释密切相关。从严格的法律意义而言，欧共体条约不过是由成员国通过缔结条约的形式而产生的国际法律文件，它是经过欧洲法院的司法解释而成为欧共体“宪法”的。在欧洲法院看来，欧共体条约构成欧共体的“宪法”，而该“宪法”的第220{164}条又赋予了欧洲法院关于确保该“宪法”之解释和实施的基本职责。因此，将欧洲法院称之为欧共体的“”或具有宪法性功能的司法机关并非言过其实无论欧洲法院的上述推理是否具有合法性，但是欧洲法院关于欧共体条约之目的性的解释和欧共体组织性质的理解，毕竟顺应了欧洲一体化之发展方向。正因为如此，欧洲法院的扩张性司法解释和司法激进主义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和其他欧共体机构的默许甚至认同

 

不仅如此，欧洲法院在确立它在欧共体法律制度中之地位时，除运用上述推理外，还先后在一系列案件中就欧共体的整个制度框架进行分析，从而为其宪法性司法职能铺垫了更为坚实的法律基础[2]:欧共体条约在其序言中确立一系列必须得到各成员国和欧共体机构之普遍尊重的基本原则和欧共体之基本目标，欧共体法的解释和适用不得违背如此原则与目标而且，该条约还创立了相对完备的组织系统，以确保欧共体任务的实现;在该组织系统中，委员会和理事会可以制定在成员国得以直接适用的条例，①这意味着欧共体机构享有可以逾越成员国政府而直接地与成员国的国民或法人发生关系的权力此外，欧共体条约还就欧共体机构之间的权力范围与相互制约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由此可见，欧共体虽然从形式上看是通过国际条约所设立的一个国际组织，但从它的组织功能和内部权力机制来看，它更接近于“联邦性质”的政治法律实体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法院之所以如此致力于关于欧共体和欧共体法的性质的阐述，其动因之一就在于它为确立其自身的“”地位而寻求法理基础，其中包括解决它与成员国国内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欧共体法与成员国法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欧共体条约的起草者在设计欧共体的司法机关时，虽然赋予了欧洲法院相当广泛的司法管辖权，但从欧洲法院的组织结构和司法权能来看，它毕竟是建立在一般国际司法机关模式之基础上的，因此，欧共体条约没有就欧洲法院与成员国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任何直接的规定不过，根据欧共体缔造者们的设计，欧洲法院的司法控制可以在欧共体与成员国这两个层面上实现②，后者自然涉及到欧洲法院与成员国国内司法机关间的关系问题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234{177}的规定，成员国国内司法机关在其受理案件的过程中，一旦涉及到欧共体法的解释和有效性问题，有权请求欧洲法院作出裁决成员国司法机关的这一权能被称为裁决请求(thepreliminaryreference)，而由欧洲法院根据这一裁决请求所作出的裁决被称为初步裁决(preliminaryruling)■尽官从程序性质而言，初步裁决程序仅为一种间接诉讼程序(它为欧共体法的统一解释和统一适用提供一种间接的司法控制手段)然而，从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欧洲法院受理的裁决案件的数目往往大大超过了直接诉讼程序的案件。究其原因，一方面，直接诉讼程序存有种种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欧洲法院的直接诉讼管辖权很有可能受到委员会、成员国等方面的政治性干扰[3]相比之下，初步裁决程序通过欧洲法院与成员国司法机关间的直接对话方式，保证了那些凡涉及到欧共体法的解释及适用的问题，都可抵达欧洲法院而进入到欧共体法的司法控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员国国内“法院或法庭”事实上己成为欧共体法的司法机关，与欧洲法院共同担负着欧共体法之实施的司法职能„

 

由成员国司法机关直接受理这方面的案件，不仅可以大大减轻欧洲法院的负担，而且成员国司法机关也享有了对欧共体立法进行司法审查的管辖权(该权力最终须受到欧洲法院的制约)此外，由于欧共体机构的立法活动过于频繁，种类和目亦过于繁多，这就给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管辖权的行使造成了一定困艰况且司法机关在解决相关的法律争议时，不仅应就有争议的欧共体法令作出纯粹的法律分析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而且还应结合案件有关事实和相关的国内法律规则作出全面、综合分析，对此，成员国法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气成员国法院在向欧洲法院提交裁决请求的书面报告时，会同时提供较详尽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法律等背景材料

 

个人依据欧共体法有权在欧洲法院或国内法院直接地主张其与欧共体法律相关的权利，这一法律现象曾经一度引起了学者们就欧共体法之性质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议[4]第^章^欧共体条约为个人的权利保护所提供的两种司法保护手段®，对于提高个人在欧共体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由于初步裁决程序克服了直接诉讼程序的种种程序方面的限制，因此个人在实践中一般都倾向于选择适用前者从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关于个人权利保护的一系列重大案件也主要产生于初步裁决程序领域而且，欧洲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欧共体法律制度关于个人权利保障机制的建设，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了直接效力和欧共体法优先这两个堪称为欧共体的宪法性原则。

 

须特别指出的是，初步裁决制度对确保欧共体法律的统一性和有效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欧共体条约的起草者在设计欧共体司法制度的框架时，充分认识到法制原则在实现欧洲联合道路中的潜在作用。因此，他们在设计欧洲法院的人事组织制度时基本照搬了国际法院的模式，但涉及欧洲法院司法管辖权制度的建构时，则大胆突破了国际司法领域的传统理论与实践，赋予了欧洲法院多种形式的司法管辖权欧洲法院的初步裁决管辖权作为国际司法领域之首创，为确保欧共体法在所有成员国的统一解释和统一适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初步裁决程序下，成员国法院的法官们在受理任何与欧共体法相关的法律争议时，己不能简单按照国内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去解释和适用欧共体法，而必须将欧共体法视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

篇3

党的十四大与我国宪法修正案均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我国正处在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论是对于如何顺利地解决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惯性和利益整合所引起的社会问题，还是对如何培育和完善作为一种新体制的市场经济制度，人们都已经深深地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意义。无疑，强调与重视法制对市场经济体制之建构与运行的重要作用确是十分必要。但是迄今为止，在考虑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构建时，理论界和实践中都明显地表现出对实体法制度的过份侧重，而对理应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占据枢纽地位的程序法制度，特别是规范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行政权利行使之方式、手段、步骤等问题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则缺之深切的关注和理解。例如，法学界一直在讨论的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几乎仅限于市场主体制度、市场运行及监控制度的实体合法性方面，鲜有涉及专门的行政权与市场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程序法制度。以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协调性要求来看，缺乏完备程序要件的法律体系和法制系统是难以操作和运行的，其结果要么使法制流于形式化，要么使法制与先秦法家所主张的“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严刑峻法同构化，法律史的考察已一再表明了这一点。[1]基于这种历史教训与现实状况相结合的考虑，笔者认为，在构建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时，必须对法律程序制度特别是规范“政府──市场”关系某些重要方面的行政程序法制度予以特别的重视。

强调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过程中对行政程序法的重视，首先是因为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同时又恰恰是目前最欠完善的一项法律制度。现代法律程序就其通常意义看，包括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审判程序和行政程序。其中选举和立法程序直接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审判程序则主要是规范司法权活动的“程序正义”问题的规则体系。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律建设的逐步推进，上述程序法律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完善，如我国权力机关代表的选举规则及其议事规则均已颁布，行政诉讼制度业已确立，民事诉讼法通过修改结束了其试行阶段并得到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也正在修改之中。但是作为规范行政权运行方式、步骤、顺序、形式之规则的行政程序法，却几乎仍是空白。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程序的作用恰恰更为重要。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最基本的关系即“政府──市场”关系，如何恰当处理好这一关系，特别是对这一关系中政府的行政权如何定位，不仅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能否最终建立，也关系到其能否顺利运行，而对行政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恰当“定位”，不仅需要实体法上政府与市场之间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在一定意义上更依赖于对行政权运作程序的规范化。缺乏后者，极有可能造成如同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行使对公民权利恣意与专横的干预和处置的态势，使市场主体的权利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和落实。甚至，离开规制行政权活动过程的程序法制度，新旧体制的转轨将倍显艰难，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诸多社会关系的实体法体系也将难以运行。对此，笔者稍后将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行政程序法的重视，还因为现实中恰恰存在着行政程序法观念极其淡漠的事实。这种状况也是传统法律文化的表象之一。考察中国法律史不难发现，先秦以后的传统法中一直缺乏程序形式的要素，程序法为实体法所吸收。[2]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民主与法制建设非常重视，先后完善了选举、立法和审判程序，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但对行政程序法却仍然一直未予重视。比如，查我国权威的法学辞书，可见“程序法”条注曰：程序法，即诉讼法、审判法、助法，……为保障实体法的诉讼法律制度。[3]这就把程序法等同于诉讼法，完全排斥了行政程序法。这种行政程序法观念淡漠的状况，推根究源，是与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度集中的行政权本位主义分不开的。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经济，其基本特征是行政权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和管理，这种行政权本位主义从根本上排斥要求行政权规范、民主、公正行使的行政程序法制度。从实践中看，缺乏程序法规则的行政权在运行中固然具有了较高的灵活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其行使的恣意与专横，这无疑与市场经济民主精神和权利保障观念相去甚远，也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精神。与此相反，现代行政程序法内蕴的行政权运行“公开、公平、公正”之要求，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性均契合了市场经济及行政法治的根本要求。西方法律传统表明，行政程序所要求的“正当过程”，本质上具有防止政府专制，保证行政决定客观、公正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从而推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4]因此，在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时，不论是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还是从现代法治精神考虑，都应当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对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建设。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而有必要建立完整、严密的法律体系对其予以调整和规范的话，则从某种意义上看，行政程序法制度恰恰应成为这一法律体系构建与完善的基础，因为后者不仅有利于真正廓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市场”这一基本关系，而且也是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二、体制转轨与行政程序法的意义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之建构与完善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即新旧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能否顺利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不仅直接决定了后者能否最终建立和完善，也影响到社会能否稳定和发展。在这一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及其实现方式的转变，无疑是上述问题的焦点。

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的行政权本位主义，决定了行政权在这种体制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范围的广泛性。行政权对国家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排斥市场的调节功能。第二，作用的单方性。行政权依行政机关意志单方面发生作用，限制和压抑相对一方的意思表示，缺乏对相对人权利予以尊重和保护的机制。第三，权力行使的非规范性。行政权的行使过份侧重于行政目的，而实现这种目的过程和手段则带有任意性、封闭性和非公开性。从法律上看，前述第一点是行政实体法上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分配问题，后述两点则是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权行使的方式、步骤、手段、形式等程序规则问题。市场经济之建立对行政权提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要求，即行政权与市场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承认并尊重市场主体权利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必须转变政府原有职能。行政权对市场的调控应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这样，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均需发生相应的转变。

就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实体权利义务的配置上看，体制转轨要求重新合理配置双方权利义务，原来的行政权过多干预甚至吞并市场主体权利的状况急需扭转。对此，我国已着手转变政府职能，使原来政府对经济活动全面、直接的管理转向服务、监督和宏观调控等职能转变。这一职能转变固然有赖于行政实体法的规范，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规定政府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还权于市场，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方面，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必然牵涉到社会多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与组合，特别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重构，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组合没有一个公正并公开化的程序就不能保障公平，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并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反过来不利于市场经济之建立；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转变职能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只充当经济活动的“守夜人”，政府仍然应拥有对市场运行进行评价、监督、调控的权力，如果对这些权力的行使缺乏程序法上的监控，则同样有可能发生如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行使缺乏规范性、公正性、民主性的情形，产生行政权的恣意行使，造成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侵害。权力之行使必须有程序规制，而不论权力之大小，否则都会造成权力失控，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规定也就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权力专横。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仅有实体法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行政实体法与公正的行政程序法的紧密结合。

就行政权行使的方式、形式、手段上看，体制转轨要求行政权克服其行使过程中的片面性、任意性及非规范性，在尊重与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基于理性选择而行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命令──服从模式，手段多为直接干预和管理，过程大多缺乏公开性，决策则欠缺民主参与机制，在整体上则缺乏有效的限制恣意的归责机制和保障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制度。市场经济要求行政权的运行实现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可以说，实现上述转变直接取决于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完善。通过构建严密合理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可以确立行政权行使的合理步骤、手段、方式、时限等程序规则，促使行政过程吸纳民意，确立行政公开，设立行政权违法行使的归责机制等，从而实现行政活动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因为首先，行政程序按专业主义原则而设置，专业训练和经验积累使程序操作者的行为更趋于科学和合理。无论是许可的颁发，还是税率的确定，专家的意见当然较为中肯；[5]其次，行政程序一般都要求行政活动过程公开，从而使行政权的行使不仅受到到当事人的监督，也受到公众监督，使行为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容易被发现和纠正；第三，行政程序可以改变行政权行使的纯单方面意志性，创造了一种根据证据和事实材料进行公正对话和讨论的条件与空间，从而有可能使当事人的意见和要求在行政过程中得到充分考虑。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行使的上述调控作用，无疑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行政程序法由于在上述两个方面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从而有助于旧体制的消解与新体制的建立。究其内在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行政程序一方面限制了政府权力行使的单方性和恣意，强调通过对话和合意而采取行为，另一方面则要求程序参加人都必须对通过程序产生的结果信守承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契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把自由选择和信守承诺结合在一起，适应了重建社会结构的需要，[6]有助于构建一种“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之社会状态，[7]而这种状态恰巧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相吻合。N·卢曼曾经指出，在西方旧的身份共同体关系解体与资本主义新秩序确立这一历史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一个是社会或私法领域中的契约，另一个是国家或公法领域中的程序。[8]而从行政法的发展历史考察则不难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程序法的出现和崛起，恰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在时间上相吻合，应该说这并非偶然，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权力被限制到了最低点，程序控制的作用尚不明显和突出，而一旦到了政府不得不被赋予较大干预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三、市场经济与行政程序法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并不仅仅依赖市场机制自发的调节作用，也需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从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现代经济运行中最核心的问题。[9]笔者认为，在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市场”（行政权──市场主体权利）这一关系上，行政程序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行政权而言，行政程序为其设置了严密、合理的操作规程，既可以限制行政恣意，又可以防止行政权的推诿和消极无为；对市场主体而言，行政程序法则可以保障其权利与自由，增强其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程度等。前述作用有助于“政府──市场”关系的有序化与和谐，从而为市场经济体制之运行提供良好的条件。

据此分析，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行政权行使的规范化功能。市场经济既要求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某些宏观上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又要求这种管理和监督应当规范化、科学化。行政程序法从两个方面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它通过规定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一系列程序规则，如行政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权违法的归责机制等，从而限制行政权的专横，保证行政权运行的民主化和公正化，防止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规定行政权行使的条件与对相对人程序权利的规定，如时效、期间制度，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归责制度等，防止行政主体推诿法定职责，避免权力行使的消极和无为情形。应当指出的是，程序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范化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比实体法要好，因为实体法对行政权的规范和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律规范的细则化、具体法而实现的，其结果是产生了极其纷繁复杂的“副法”体系，在实体法规定趋于严密周详的同时固然压缩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但也可能因此而导致法律的僵化和行政活动的机械性。程序法对行政权的规范则与此不同。现代行政程序通过促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的对话和争论，使讨论的问题能够更加明确集中，论证更加均衡、完整，从而排斥任意，但却并不排斥行政主体与当事人的选择，而只是使选择合理化、有序化。D·E艾普特曾指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包括选择的两个方面：改善选择的条件和甄别最满意的选择机制”，[10]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政府──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其行为选择的主要方式与过程，就是公正合理的行政程序。

2.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保障功能。市场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应是一种“权利经济”、“自由经济”，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予以充分保障，对其行为选择的自由给予尊重，行政权与市场主体的权利、自由关系要满足上述要求，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对权利的保障功能。一方面，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滥用的排斥，本身就意味着对市场主体权利、自由的保护；另一方面，行政程序法也具有独立的权利保障功能，这表现为：通过为相对人设定程序上的权利，从而保障其实体上权利的落实；通过听证制度的设置，为相对人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提供条件；通过程序法上权利补救制度的设置，矫正违法行政行为，对受侵害的权益予以充分救济等。上述几方面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制度，也使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享有了相对独立的选择自由，对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具有了程序上的“抵御”能力，即他们可以运用程序法的规则来否认和排斥违法行使的权力之有效性，从而不仅在静态的法律规定，而且也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使自身权益得到保障：“不仅是被动地得到保护，而且也可以主动地保护自己”，[11]行政程序法具有的这种权利保障功能在西方法律史中已有了深刻的反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姆·道格拉斯曾经指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的区别”，[12]另一位大法官则直接了当地写道：“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13]在权利与自由成为市场主体行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行政程序的权利保障功能尤为重要。

3.决策的民主化功能。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活动单方意志性与随意性的限制以及对市场主体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运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通过在行政过程中契入公众参与和监督、评价的程序机制，使行政决定尽量吸纳公众的意志，反映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一定程度的合意，从而使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得以增强，而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利于决策的优化。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来看，其手段主要有以行政立法等抽象行政行为形式进行宏观调控和以行政执法形式进行的对市场活动的监督和评价。就行政立法而言，行政程序可以通过规定调查、协商、公告、评价、审议、备案等程序规则，促进立法民主化；就行政执法而言，则可以通过规定调查取证，听取当事人意见和辩解的听证制度，保证行政执法的民主性，从而也使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服从。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行使所要求的民主化，同时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4.效率的导向功能。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求选择的充分自由，另一方面则要求经济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导向功能表现为下述三个方面：其一，行政程序法对行政专横的控制、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机制，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为政府行使权力进行管理活动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但它却减少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摩擦与抵触，增强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其结果是提高而非阻碍了效率；其二，行政程序法排斥随意性，但却并不排斥选择，只是要求选择合理化，因此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它同样允许行政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自由裁量。如当程序的参加者就某一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而达不成一致意见时，行政主体可以选择一个最为合理的方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主体的活动可以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特别程序等，都有助于行政活动简便有效地进行；第三，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主体尊重与保护市场运行的相对独立性，但又可以促使行政权对市场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防止市场运行的某些弊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表明“‘自由的’市场有时同政府权威一样具有强制性”，[14]而这种市场的强制性同样可能侵害个体的权益，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行政程序促使政府积极地行使必要而适度的宏观调控，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效率。

四、制度创新与行政程序法的完善

充分发挥行政程序法对市场经济体制之建构与运行的作用，首先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运行也并非完全没有程序规则。但是这些程序规则与旧的经济体制相适应，表现出片面性、保守性、封闭性和零散性。就其片面性而言，这些程序大多只涉及到行政机关内部行政活动规则，调整行政系统内部的上下级命令──服从关系；就其保守性而言，则反映在这些程序大都规范行政权对相对人的管理，而对其权利保障的程序制度则鲜有规定；就其封闭性而言，反映为行政程序只便于行政主体单方意志的表达和实现，缺乏与当事人合意和对话的机制；就其零散性而言，则表现为行政程序立法形式缺乏统一标准和对行政活动的系统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完善，应当在对原有的行政程序制度进行检讨和反省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进行制度创新。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思路中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宗旨上，必须从市场经济对行政权行使的本质要求出发，以促使行政活动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尊重与保障市场主体权利、自由，同时又兼顾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为目的。这样，在立法的目标模式上，就应把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协调兼顾作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15]

第二，行政程序法的原则，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规定行政公开化、行政民主化、行政科学化等基本原则，以保障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

第三，在行政程序法的内容上，应与将限制行政权恣意，保障公正行政的“听证”制度与以效率为核心的开放性选择机制结合起来。为此应当设定一系列辅助制度，对前者而言，主要有行政公开制度、调查取证制度、对质制度、告知与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等；对后者而言，主要有时效制度、制度、自由裁量行使的条件与归责制度、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制度等。

第四，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形式上，考虑到行政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运行的总体性、原则性要求与各种专门行政活动特殊性要求的结合行政程序法既应有统一的原则规定，又必须设定专门行政活动的程序规则。为此，行政程序法之立法形式，应该将法学界久有争议的“法典化”和制定单行的程序法规两方意见结合起来，先制定一部统一的《一般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活动的目的、宗旨、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再以此为基础，制定配套的专门程序法规，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行政程序法体系。

最后，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程序法的完善应大力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对这种体制下规范行政权运行的行政程序法在西方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程序法作为一项具有较强技术性和操作性的制度，又容易借鉴和移植。国外行政程序法的发展表明，借鉴和移植外国程序法的合理之处，不失为一条完善程序法制度的可行捷径。

「注释

[1][5][6][7]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监护制度 人口普查

一、制度建立的背景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计划生育的坚决执行，致使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引发了吉林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达16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04%已经开始面向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人口比重在逐步增加，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同其他省份相比仍有待提升，物质基础仍然薄弱，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朝鲜族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最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民族，吉林延边朝鲜族人口自1996年出现负增长至今，负增长有逐年加大的趋势。吉林省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政策有：一，将老龄事业纳入省内经济和省内发展规划；第二，发展经济、增强省内承受能力；第三，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气；第四，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第五，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从吉林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和思考可以得出在中国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现阶段实行的制度存在的缺陷

首先，每个家庭都将面临照顾赡养老人的责任，而且对老年人的照顾又无法全部依赖并不完善的社会的养老机构，随着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的展开，每个小家庭养老比重会越来越大，小型化高龄化无疑加重了每个家庭的负担，照顾也会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制度与法律，把养老问题落实具体，减轻国家养老负担，使老年人有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其次，我国现有的监护制度受立法时社会生活条件及认识水平限制，监护的理念与当今社会发展状况不能很好的相适应，监护对象的划分也过于简单，并未明确提出老年人作为监护对象，而老年人因其自身各种机能的退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弱势群体，明确提出对老年人的监护是十分必要的。《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只明确指出了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但未提出老年人的监护问题，在生活中把对老年人的监护划分归类并不明朗，无论是按照年龄划分或是精神状态划分都没有做出规定。要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意在把老年人作为被监护对象，使其受到保护，但法律甚至规定老年人作为未成年人的祖父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父母担当了监护人职责，这无利于对老年人的保护，也有碍社会的和谐进步。

三、建立单独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的重要性

首先从家庭思想道德方面，应该从小树立养老爱老敬老的思想，面对抚养我们长大的父母亲人，我们让其有个幸福晚年是责任更是义务，使我们思想观念提升，感念父母恩，虽当前形势，就业压力与形式可能使子女无法时时陪在父母身边，但也要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从物质上帮助老人，精神上尊重老人。

其次从国家方面，一，加大养老机构建设的投入，使老人老有所依；二，加大社会医疗的投入，医疗对于老年人是一个重要问题，除了需要定期的身体检查外，对于疾病的诊治也是十分必要，而老年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收入无法满足正常消费水平，而长期依赖子女无疑又会加重家庭负担，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救济功能，改善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最后就老人自身而言，对其保护主要来自于：第一，人身保护。解决来自家庭成员的人身侵权，如赡养、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虐待老年人等问题；第二，财产管理。正确处理来自家庭成员的财产侵权，如住房等财产问题；第三，独居老人、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第四，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等等。

因此单独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是十分迫切与必要的，我国监护制度只有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并不适用于对老年人的监护。意志监护是发达国家老年人监护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最大限度尊重本人人格和自的鲜明体现，意志监护是老年人在自己意思能力健全时，可以预先选任自己信任人或机构，作为自己因年老，疾病或其他情形完全或部分不能处理个人事务情况下的监护人。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选择合适的制度方法来解决我国老年人监护的问题。

篇5

一、 关于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诉讼时效起算标准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都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笔者认为该规定存在以下问题:1.在一些情况下,侵害事实发生后债权人可能马上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具体的侵害人,或是无法确定债权的具体数额(如损失无法很快确定),此时债权人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如何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笔者认为对类似情况,就不宜从债权人知道权利被侵害而开始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时间,否则必对被侵害人不公。2.“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过于狭隘,无法包含其他“权利未被侵害”时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等问题。如在无因管理之债中,就不存在谁“侵害”了谁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如何适用权利被侵害的标准?3.人民法院在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来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有很大随意性,“应当知道”包含过多主观判断的内容,易引发争议。

二、关于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

在该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主流的观点(同样也是司法实践当中多数情况下适用的观点)是:就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而言,履行期限自债权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之时或债权人确定的一定的宽限期到来之时届满。债权成立后,履行期限没有届满,债权人的请求权就没有发生,当然亦不存在对权利的侵害,这时候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起算的规定相悖。只有在债权人催讨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才构成对债权人权利的侵害,而在此之前不存在对权利的侵害的问题,不应计算诉讼时效。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

三、关于分期履行的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起算

分期履行的合同,其诉讼时效应按每一期的期限届满日分别起算还是从最后一期届满后起算,存在争议。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合同约定分期履行的情况下,实际是将整体的债务分割为若干个数额、履行期限,甚至是法律后果互不相同的、相对独立的债务。债务人应当在各相对独立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履行义务,否则构成违约,亦即构成对债权人相对独立的这部分合同权利的侵犯。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的规定,应按每笔相对独立的债权履行期限届满时分别起算。但也有观点认为:尽管合同是分期履行,但其义务的设定是依据同一份合同,其义务内容是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相对人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同样也是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其主张合同权利也是对整体权利的主张,故权利人可以在该项作为整体的权利最终到期而未能实现时,才就该项权利提出主张,诉讼时效自然应从整体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就规定:同一笔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为可取,该观点更符合司法效率的原则,不会给当事人增加讼累,也可以防止法院就同一问题多次进行审判,甚至作出不同的判决。

四、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

1.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对象。按《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债权人提出要求是引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法定理由。但债权人向谁提出要求能引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因此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容易产生争议。笔者认为债权人主张权利当然应直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但在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权利请求有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向下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同样可以引讼时效的中断:一是债务人的人,包括法定人、指定人或委托人;二是债务人财产的保管人;三是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四是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其他债务人;五是有关单位,如有权处理或调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组织或行政机关。

2.催讨公告的效力。在债务人分散且众多的情况下,或是债务人有意躲避的情况下,权利人是否可以以公告的形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有待明确。我国现有司法解释仅有条件的确认了以公告形式主张权利具有引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法函(2002)3号《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笔者认为依据这一规定的精神应扩大对公告的适用范围,以更好的保护债权人所享有的合法债权,防止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

五、关于法院可否依职权主动适用时效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法院是否可以不基于当事人的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因此各地法院在处理此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有部分地方法院认为法院可以依职权审查诉讼时效是否届满,无需当事人主张。而多数法院认为法院无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笔者认为多数人的观点更为可取。

篇6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对司法审查体制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规定法院(司法机关)是司法审查的唯一主体，必须由法院审查，从而排除了行政复审和仲裁复审。二是规定了司法的、仲裁的、行政的法庭作为司法复审机构，由司法机构(法院)、行政机构、仲裁机构进行复审。三是复审机构不独立而复审程序至少要达到客观和公正的要求。

WTO规则是适用于所有成员的，其对司法审查体制的要求只是一般性的要求。各成员如何实施这些要求，取决于各成员根据其他成员的要求和自身的情况而作出的承诺，也即各成员的具体承诺才是对其司法审查体制有实质意义的要求。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关于司法审查体制的承诺，是WTO司法审查体制一般要求的具体化，是我国履行司法审查义务的直接依据。在判断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是否符合WTO规则的要求时，除了要以WTO规则本身作为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看我国的行政审判体制是否符合我国对其他成员所作的具体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国加入WTO后应由哪些机构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应当建立怎样的行政审判体制，仅从WTO规则中关于司法审查体制的条款来判断，是不能得到正确结论的，正确的答案应到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中去寻找，因为我国对司法审查体制的承诺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甚至可以说这些承诺才是专门针对我国的WTO规则。我国《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对加入WTO后行政审判体制的承诺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设立或制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GATT1994”第十条第一款、GATS第六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

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二是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受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上诉的机会，且这些个人和企业不因上诉而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由此可知，加入WTO后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实质性要求。我国承诺行政审判体制的实质性要求是公正、独立和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无任何实质利害关系。WTO规则对司法审查体制规定的灵活性在我国不能适用。中国入世工作组的各成员对我国司法审查体制提出了比WTO一般规则更加严格的要求，不允许我国司法审查的主体和程序不独立。第二，形式上的要求。我国承诺了行政复审(相当于我国行政复议)和法院司法审查两种方式，但法院对行政行为享有最终审查权，WTO规则关于司法的、仲裁的、行政的法庭均可作为司法审查机构的规定在我国不能适用。

二、我国现行行政审判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审判组织不能真正独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案件的审理缺乏独立性，难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行政法律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的实体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容易遭受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违法侵犯。为此，国家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授予行政相对人提讼的权利，使其能借助国家的审判权与违法的行政行为相抗衡。从国家权力的设置角度而言，通过赋予法院行政审判权来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目的是为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要实现这一目的，行政审判组织就必须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立法的规定和法律的视角来说，法院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和行政机关处于平行的地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从我国目前的行政审判体制来看，让被告掌握法官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政治地位进退的决定权，是无法保证法官的独立和期待法官作出公正裁判的［1］。

(二)行政审判庭的行政法官专业性和独立性不强。为了适应行政审判工作的需要，行政法官不仅应熟悉一般的法律知识，而且应了解相关的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十分复杂，门类繁多，法官即使处理过一定数量的行政案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不可能完全熟悉。正是因为行政审判不同于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其所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行政的专门知识，国外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行政法官的选拔、培训有特殊的要求，行政法官大多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但在我国，法院内部经常实行法官轮换，民事庭、刑事庭的法官常常充任于行政庭，行政庭的法官又经常被抽调到其他业务庭，因而行政庭的法官没有审理行政案件所必需的知识结构，甚至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也不足。随着我国加入WTO，国民待遇得以落实，经济贸易打破了国界的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范围大为扩大，行政纠纷也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现行行政审判体制的行政法官将难以适应行政审判工作的需要。

(三)现行行政审判体制不利于行政判例制度的建立。从世界范围来看，英美法系国家重视行政判例的作用自不待言，即使是大陆法系国家，也肯定行政判例的效力。例如，法国是成文法的国家，但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几乎都由行政法院的判例产生。行政判例制度的普遍存在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原因在于行政法法典化的困难，行政诉讼中的受理范围、审查标准、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许多问题，很难统一为成文规则，判例的适用不可避免。由于我国的刑事和民事法律制度长期以来奉行成文法原则，我国法律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在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由法院统一行使审判权的背景之下，导致了行政诉讼也缺乏判例的支持。

三、行政审判权的实质独立是我国切实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要求

保持法院审查的独立性是WTO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司法审查主体的基本要求［2］。WTO规则规定，在一个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中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在WTO规则中，任何行政机关涉及涉外贸易领域的行政行为，最后都应当而且能够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只有实现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的独立，才能保证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有效性。裁判机构的独立性，是指裁判机构必须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由独立的司法机关审查成员方政府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和行为，解决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行政争议，是WTO规则所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WTO要求裁判机构独立于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一法治基本原则的要求。司法是公正的化身，任何偏私和成见都不能影响公正的实现，正是司法的独立，才使其享有民众信任的声誉。二是为了充分发挥成员方司法审查体制的功能，给予受不利影响的一方以真正的权利救济，从而有效监督WTO成员与贸易有关的政府行为，消除国际贸易壁垒，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三是WTO除将法院视为一般的解决纠纷的主体外，还将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即复审机关。在司法审查中，法院除居中裁判、解纷止争外，还监督行政机关，对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进行监督。因为行政机关自己解决纠纷可能存在公正性问题，所以应设置保障公正性的程序以及提供最终的司法救济途径［3］。

篇7

预防职务犯罪作为对职务犯罪的事先防备，是一项广泛性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它要解决的是与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职务犯罪问题，因此也就客观决定了这项工作必然要受制于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司法体制的改革进程。对检察机关这一专业部门的职务犯罪预防来说，这项工作更关涉到深层次的检察改革。党的十六大要求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原创：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新时期开拓检察工作新局面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这样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开展的好坏，对检察机关能否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

解决预防职务犯罪现存问题的对策总结最近有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重点有了转变，由原来的调查犯罪，改为现在的预防恐怖犯罪”，这实际上是战略上的重要改变，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定要把预防职务犯罪放在最主要的位置上来，整合反腐机构、合理分工，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民间组织参与反腐，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现在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虽然有一些相应的对策已经提出，但还有必要最后系统地总结一下。

（一）实行依法预防，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是一切法治国家的灵魂和原则。在依法治国的社会进程当中，职务犯罪预防必须是依法预防，通过法律（也只能通过法律）明确职务犯罪预防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而且必须用法律的方式将职务犯罪预防的过程、内容和程序具体细化，否则，仅有原则性规定的法律预防不是法治意义上的预防。在实行依法预防的同时，又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应当构筑在党委领导、法律授权下，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如检察机关）为第一主体地位的社会化系统预防。具体地说，检察机关通过党委领导、法律授权的方式获得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组织实施权，充分调动社会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有效的法律资源，通过专业的法律预防程序，贯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的方针，采取以法律监督为主的多种监督手段，进一步丰富检察权的内涵，多渠道地构筑社会化预防系统。

（二）采取积极措施从根本上提高专业预防机构的预防能力毋庸置疑，预防职权和预防能力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专业预防机构虽然享有法律赋予的预防职权，但欲求得理想的预防效果还必须具备相应的预防能力（这至少又受制于预防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及有效的预防手段两个因素）。以检察机关这一专业预防机构为例，可以采取拓展检察建议外延的方法来提高预防能力，即由单纯的“被动型建议”发展为主动和被动相结合的“双向”检察建议方式。具体地说，由于现有的检察建议只能是通过查办案件或者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发现单位存在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漏洞时才依法发出，这就致使其客观上存在被动性缺陷。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审查各预防对象的工作常规及程序，找出可能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漏洞，并建议改善方法，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发出。检察机关在主动审查之前，各预防对象有义务向检察机关汇报单位的年度预防职务犯罪计划，在扩大职工民主参与的基础上，自己找出本单位容易导致腐败问题发生的环节和相应的预防对策，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篇8

(一)司法体制不完善

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地方政府掌控着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司法机关常常受制于地方政府，在立案、审理和执行中经常受到来自行政权力的干扰和侵犯，在跨地区经济案件、重大刑事案件等表现尤甚。司法权力地方化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壮大，背离了司法为民的理念。即使在司法机关内部也无法做到真正独立，单一法官为列，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可能受到来自审委会、院分管领导、政法委、纪检部门的干涉，无法根据法律和事实作出独立的、理性的判断和决定，司法机关现行的内部管理体制与建立真正的司法责任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漫长的成本、制度成本来调整与消化。

(二)司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权力如果不受到制约，就容易被滥用。我国现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既有人大及常委会的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又有其自身的监督，应该说是比较系统全面的。但监督机制难免存在漏洞以及缺乏监督机构的具体落实，使得有的监督程序未能充分实施，司法监督机制的优点未能得到很好体现，例如在有些地方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实行审判监督，将着眼点放在了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保护上，而不是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上。

(三)司法队伍素质不高

司法队伍整体素质比较低，具体表现为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司法腐败问题严重。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的原因是与法学教育水平息息相关的，司法是一项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关系到人的生命、尊严与财产，在一段时间以来，大量未受到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使得这部分在职人员素质明显偏低。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多、人手少已经成为常态，司法人员受到再教育与培训的机会较少，边干边学固然可以增加工作经验，但对信念的养成、理论的提升作用较小，造成自身“免疫力”低下。同时实行司法考试以后，受到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员加入到司法队伍，新进入司法队伍的人员一般是从学校门到机关门，面对社会生活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职业素养。

二、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缺陷的原因

总体上来看，造成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则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条件下进行的。具体来说，现行司法制度基础既有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又有三大诉讼法等基本法，还有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各个法律涉及司法体制内容基于司法体制内在要求而彼此关联，各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使得在一些领域中如果某一个法律内容发生变化，其他法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因此现行法律的规则所形成的约束体系导致要么系统修改法律，要么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局部性的调整。实际上目前提出的一些改革设想已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制范围，要实现这些设想和方案就必须修改法律规则，否则就会超越法律。由此可见，以现行法律为基础，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层次推进就很难实现。

(二)司法权的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司法权威缺失，司法审判质量不高，效率低下，根本上说的是司法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从司法权本身和运行上看:司法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突出问题，一是司法审判权独立性不高。这表现在:从外部看，各种非正常干预过多，“媒体审判”问题突出。媒体监督司法审判原本是必要的，但是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引发非理性舆论，影响司法审判权的正常行使。从司法系统内部看，行政化问题严重。二是司法审判权的功能定位失衡。司法权功能的核心在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恢复性司法则属次要功能，在行使时应当突出主要功能。从三大诉讼制度层面看:司法审判权运行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在民事诉讼领域，由于民事司法功能失衡、主次不分，导致调、判关系错位。内部行政化管理体制常常导致合议制和而不议、流于形式。二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以审判为重心的刑事司法理念没有树立起来，地位和功能设计比较弱化，侦查权相比较于检察权和审判权过于强势。三是在行政诉讼领域，反复诉讼、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案件的处理程序未得到完全解决。

(三)司法人员的观念意识和形态

司法制度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已逐渐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其权威性、优越性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司法人员尤其是立法者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就要担负起社会各阶层、各主体共同的社会理想。以此形成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固守以往所形成司法制度理念将会影响到改革的实际进程。另一方面，我国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在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这不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法制建设上领先于我国，更主要的是司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统治实践，有其普适性的规则和原则。不可否认，随着东西方制度文明的相互欣赏，中国对西方司法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但需说明的是，制度的借鉴与中国法治建设相结合时，应保持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

三、需要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一)顶层设计与突破口

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深度再调整，深层次的改革还有可能引发意识形态之争等不可预估的风险与挑战。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关国家治理的水平，没有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切改革就没有了评判的标准。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当司法改革全面推开的时候，全面依靠“顶层设计”也不是万能的，必须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推动一个又一个的改革。司法改革必须坚持问题主义，关键在于认清和找到各种问题的逻辑始点和真正动因，最主要的、最迫切、最广泛的问题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坚决推进，并择机启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在动态中把握司法改革的策略、力度和速度。

(二)司法独立的目的与手段

司法独立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直接目的，在理论界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这种共识直接来源于对西方司法制度的成功实践的认知。中国的司法改革面临是以行政为主导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司法权外部地方化与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是司法独立的问题本身，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与司法的外部地方化也存在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三)法律的稳定性与司法改革

篇9

关键词：公司法人 法人治理 结构制度

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实质上就是一种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机制，它既是全球性的话题，也是我国市场经济构建的重要内容，能否建立科学、规范、有效地法人治理结构制度，不仅关系着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的成功，也关系着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及加入WTO之后，国内公司抵御市场风险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高低。因此，加强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度成为当前企业治理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相关背景分析

1.公司法人的治理结构内涵分析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度指的是，为了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公司能够正常运营，遵从法律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组织间，权利分配及监督制约的一种制度体系。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认为法人治理结构，指的是由公司所有者及董事会高级执行者、高级公司经理人这三者之间所构成的组织架构，由这三者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这种结构，公司的所有者把资产交给董事会来经营，而董事会就是公司最高的决策机构，它拥有决定高级公司经理人聘用和奖惩、解雇等权限，其中，高级公司经理人受雇董事会，构成了董事会下边主要决策执行机构，并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来管理和经营企业。

2.公司法人主要治理结构模式分析

在公司法人治理的结构模式中，主要包含以下几种模式：

首先，大陆法系。在大陆法系公司治理的结构模式下，是一种双重的委员会机制，它强调公司监督权、决策权及执行权这三种权限的分离，在股东会下设置独立的执行与监督等机关部门，董事会主要是对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负责，而监事会则是对公司经营及管理监督负责，且董事会、监事会由股东会进行选举而产生[1]。其中，监事会和董事会间的关系中，存在两种做法，第一种，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平等机构，如在日本及中国等国家，就是使用这类体制。第二种，监事会起监督作用，董事会属于被监督角色，如德国。

其次，英美法系结构模式，英美法系治理结构模式中，主要特征是强调资方是公司权力的集中方，于股东会下边设置董事会，由董事会进行经理聘任，公司经理主要负责公司业务，并对董事会进行负责。因为缺乏独立监督机构，英美法系模式也被称作是单一的委员会体制。

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公司法人内部治理体制不够完善

在我国传统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使得国有企业在公司制的改造之后，出现国有股、法人股 “一股独大”的现象，这种不对称的股权结构特点，反映到公司治理结构上表现为内部治理体制不完善，股权控制监督缺乏有效手段和措施，监事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等。特别是国有股、法人股的绝对控股地位使得其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缺乏规范，且这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不仅易引发内部人控制导致经营权滥用，而且还可能出现大股东控制导致控制权滥用，将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公司法人治理监督体制的不完善

首先，在许多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缺乏独立法律地位，且职工董事、甚至独立董事都在参与公司管理过程中流于形式。从我国的《公司法》相关规定来看，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间应当是处于平等地位。在《公司法》中，对监事会所拥有职权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是拥有监督权，也就是应当监督公司的董事、经营活动、经理、财务会计及相关的管理人业务，它其实超越了公司监事会自身能力，且理论宽泛、空洞及不够具体；二是调查咨询权，此项规定也过于宽泛；三是要求纠错的权利，实际上只是建议权；四是代表公司来行使诉讼的权利，然而在实践中，可以行使这项权利的公司监事会很少。

其次，从监事会成员的自身素质来看，其所具备知识技能的比例不够协调。在《公司法》中，只是规定了监事会成员的产生、人数、法律地位等情况，缺乏对监事会成员整体知识技能的保底限制。要知道监督者行使公司监督权的时候，最基本要求是应当具备相关知识技能，如监事会监督公司的财务会计时，查阅公司的财务报表，就要求公司监事会的成员中，至少应当具备一位熟悉财会相关知识的人员，这样才可以体现监事会财务监督的能力。

3.公司法人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完善

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相应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激励约束机制，然而目前大多还在沿袭以住传统的激励约束模式，这也导致公司内部管理者容易出现心理失衡等问题，并在收入分配、运用权力等方面有越轨和越位的现象，使得公司资产损失较大。而股权的约束制度不完善，导致一些公司的管理者为追逐自身利益，而产生内部人员的控制现象，导致公司的所有者利益受损。

三、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相关措施分析

1.明确规定公司董事义务

在《公司法》中，虽然对董事义务作出了相关规定，例如董事应遵守公司章程，并忠实履行自身职务和维护公司的利益，禁止利用自身在公司中职权与地位为自身谋私利。然而这种规定过于宽泛和笼统，缺乏相关量化标准，导致实践中，无法据此来判断公司董事某项具体行为有没有违反该项规定。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公司董事义务，如作为一个董事，应具备专业管理知识与经验，要合理的判断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不能因疏忽、故意和懈怠等因素而造成公司损失。

同时，董事应当以公司最佳利益作为职责履行的出发点，除非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不应当从事和公司利益存在冲突的活动及业务等，并且也不得利用任何的个人目的来侵犯公司财产。

2.完善公司责任追究相关体制建设

新《公司法》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追究相关途径作出了具体规定。责任追究包含两类不同追究方式：首先，是有权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者等提讼，当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者违反了公司相关法定义务，并损害公司的利益时，公司有权作为原告，对其提讼，在提讼中，公司代表人既可以为公司董事会，也可以是监事会；其次，股东代表诉讼，也称股东代为诉讼，即当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公司若是怠于讼诉，符合相关法定条件股东，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可以遵照相关法律规定，以自身名义提讼，所获赔偿归于公司[2]。

3.完善公司监事会建设

在《公司法》中，主要从消极的方面来赋予公司监事会相关权利，监事会对于董事及经理的违法和违章与损害公司的利益行为行使监督权。缺乏从积极的方面来对监事会职权进行规定，导致监事会形同虚设。因此，应当完善监事会建设，如将董事部分提名权，转交监事会；监事会的主席负责召开和主持公司的股东大会；赋予监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聘任及解聘权利；董事编制完财务报告后，应交由监事会进行审核，再由监事会送到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最后，监事会可以代表公司对违法的董事及高级管理者提讼。

4.完善公司激励及约束机制

一些公司经营者由于掌握了公司财产支配权，为追求自身利益，容易出现经营损失和侵权等行为。为杜绝这些行为，公司必须完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妥善处理好激励与约束、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等四方面的关系，通过内部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控制机制约束经理人员的行为，使经理人员的一切活动有法可依，使其权力自觉步入良性运行的轨道。

四、结语

总而言之，加强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司健康长远发展关键保障。而要加强和完善法人治理的结构制度，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会建设，完善公司激励及约束体制，同时，发挥出监事会的有效监督作用，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舆论监督；审判独立；司法权威

近年来，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人们积极通过行使言论自由权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司法审判不会永远完美，但忽视司法审判则永远不会接近完美。正因为有不完美的存在，所以才需要舆论合理合法的监督，但舆论过度干预司法审判已经破坏了法官法律思维的专业性和严肃性，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的树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性对待舆论监督和审判独立，是需要我们思考的课题。

一、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联系

（一）两者有相同的价值取向

舆论监督是言论自由权和公众知情权行使的体现。它的价值取向是在法律范围内言论表达自由，通过监督公权力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要求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目标必须是司法的公平公正。新闻监督与法院独立审判都是宪法予以规定的，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实质内容都是反映公共意志，价值取向都是公平公正。

（二）两者的矛盾冲突

首先，“应然正义”与“实然正义”的冲突。法律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则，一个依法做出的判决，当事人双方都可能不满，因为司法审判是“实然的正义”，而民众舆论要求的是“应然的正义”，双方对事实有不同的价值追求。

其次，舆论自由与审判中立的冲突。舆论自由要求报道以及评论等自由地进行，但审判中立则要求排除舆论信息的干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新闻媒体自然追求感性分析，与人民群众产生共鸣，而这一特点与司法行为的程序性、逻辑性以及中立性等特点存在紧张关系。

再次，价值取向上的冲突。新闻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吸引群众眼球，而过分的介入司法审判活动，使得司法公正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二、两者冲突原因分析

（一）新闻监督缺乏规制

在法治国家，新闻监督必须有法可依。西方发达国家新闻监督立法非常完善，英美法系国家除了制定专门的法律外，还有大量的判例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①而我国涉及新闻传播的立法是不够完善的。目前与新闻监督有关的法律除了宪法以外，主要有《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这些法规无法应对迅速发展的新闻监督业。

（二）用道德情感品评法律问题，给审判工作施加了巨大压力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等自由。但公民对于司法审判的专业性并不熟悉，本能地倾向以道德标准看待法律问题，尤其在网络舆论中带有情绪色彩的言论较为突出。②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道德与法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道德衡量的结果往往与法律审判相左，甚至有时会成为司法的对立面，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三）司法权威有待加强

司法被认为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西方发达国家，司法具有崇高的权威。例如，美国的辛普森案。而在我国，司法的这种权威尚未真正树立。当法院终审判决作出后，很多当事人不是尊重判决，而是通过新闻、上访等诉讼外手段继续表达诉求。久而久之，人们对司法的信仰开始动摇，新闻监督的权威逐渐高于司法的权威，使司法权威难以真正树立。

三、目前平衡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有利氛围

（一）舆论监督环境优化

2015年10月24日，、中国记协以新闻道德委员会试点工作为主题召开了交流研讨会，全会达成一直认同，进而要求全国各省市在今年期间都要建立起省一级的新闻道德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加强新闻道德职业建设、优化新闻媒体结构、加强行业自律、提升新闻工作者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这一制度的实施，规范了新闻媒体自身的行为，进而未新闻媒体实行监督权创立合法健康的环境制度。新闻媒体行业自身建设的提升，自然为司法独立营造了良好的新闻媒体监督氛围，制度挺起来了，司法官员才更能心无旁骛、公正独立地行使审判权。

另外，国家号召全社会学习儒家文化，形成谦谦有礼、文质彬彬的社会成员风貌。这一号召有利于社会成员注意提升自己的道德文化修养，净化大众舆论语言环境，尤其是网络言语环境。大众行使文明的舆论监督，会缓和剑拔弩张的司法与民怨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防止一些投机分子抢占道义和公众情绪的制高点，左右司法审判，即“舆论审判”现象。

（二）司法体制改革开端良好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推行开来。改革裁判文书签署机制，独任审判由独任法官直接签署；合议庭审判，由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成员、审判长依次签署。实行法官终身制，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七种情形等等，这都有利于提高司法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实现审判独立。

四、关于平衡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思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到，舆论监督和审判独立两者都是我国在民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实践中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是必然发展趋势。

（一）对社会舆论监督的规制

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公众往往借助新闻媒介这一公共话语资源表达民意，只起到一定的间接作用。所以，对传媒的规制是规制舆论监督的核心。

首先，完善相关传媒立法。新闻自由在我国大都是受到政策层面的，只有健全的法律才能使新闻媒体有法可依；同时，立法也可以确立媒体监督的法律地位，进一步规范新闻等传播媒介监督的行为，避免出现“新闻审判”的不良现象。

其次，完善制度构建。从制度层面规范新闻记者采访、监督信息反馈、监督责任追究、新闻信息更正，提高舆论监督的整体水平。

（二）法院应固守其审判独立的地位

从法院的角度看，应该正确看待媒体对法院的监督，应该看到其对于审判公正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采取措施完善自身建设，达到审判独立和审判公正。

1、法院继续深化自身改革，固守其独立本位

首先，健全司法和职务保障制度。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审判独立，要求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只服从法律，任何团体和个人对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进行干涉，要求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人民法院从属于行政的体制仍未彻底改变。因此，要进行逐步深入的司法改革，政治与司法相分离，同时完善法官的职务保障制度。

其次，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素质。在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方面，要求法官时刻保持三性：一是主动性，二是独立性，其三是谨慎性。

2、法院应积极为大众创造宽松的监督环境

媒体监督和审判工作都是为了在全社会追求最大值的公平与正义，都是为了维护国家裁判的公正与权威。法院的审判工作是媒体监督的对象，媒体监督是搞好审判工作的保障。司法机构应通过开通网上微博、网上邮箱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和公众对话的沟通平台。通过这些平台，正确引导舆论，实现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良性互动。（作者单位：沈阳工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注解：

① 张冠楠.”媒介审判”下的司法困境[J].法学，2011，（5）：58-59.

② 黄佳鹏.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过程的影响[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7：29-32.

参考文献：

[1] 张冠楠.“媒介审判”下的司法困境[J].法学，2011，（5）：58-59.

[2] 周叶中.宪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1）：271-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