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研究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研究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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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的这份报告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简称“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四个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剩下的研究将在2014年。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人类祸首论可信度达95%

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气候学家强化证实人类对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包括海洋变暖、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报告指出这一研究结果可信度高达95%。这个确定性比以往报告中的数字更高，2007年第四次报告的确定性为90%。

报告负责人之一托马斯·斯托克声称“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很多全球变暖的影响不仅会继续还会加速扩展。

二氧化碳排放引气候变暖毋庸置疑

根据IPCC报告，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远远超过在冰芯中测到的过去80万年的二氧化碳浓度。自前工业时代以来，二氧化碳浓度已增加了40%，主要来自于化石燃料的排放，其次来自土地的开发利用。

1880年到2012年，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呈线性上升趋势，升高了0.85摄氏度；2003年到2012年平均温度比1850年到1900年平均温度上升了0.78摄氏度。科学家提醒，如果没有积极有效措施，到21世纪末，全球气温将比前工业时代至少上升1.5摄氏度。

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科学和国际事务教授迈克尔·奥本海默表示：“最重要的信息是地球在明显变热，大部分升温是由人类导致的，而这种升温会继续。但各国政府对避免2度阈值采取的措施很少。”（2度阈值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专业词汇”。2010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摄氏度是人类社会所能忍受的最高升温限度，也就是2度阈值。）

报告同时强调极端天气灾害的影响

据报告预测，在全球范围内，未来强降雨的强度和密度都将会上升，而部分地区也会经历更加严重和频繁的旱灾，4级到5级的热带风暴的频率也会增加。

国际环境和发展学会负责人卡米拉·托尔敏表示：气候模型还不能预测局部或地区气候的变化。但很多人清楚地感觉到这一年的天气是如何的糟糕，很多人感到身体虚弱。

反对的声音：

二氧化碳没那么可怕

IPCC评估报告新的草案发表前后，科学界发出了很多反对的声音。科学家们认为二氧化碳对温度的影响没有那么大，IPCC的研究方法和精准性也是他们质疑的重点。

德国气候学家汉斯·冯·斯托奇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谈道：“目前人类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值还在加速提高，按照现有的气候变化模型，近10年来，气温应该升高0.25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近15年来，气温仅提高了0.06度。”

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威廉·哈普发文，称IPCC 及其支持者在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妖魔化。

英国《每日电讯》9月30日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理查德·林德森博士抨击IPCC是“可笑的语无伦次”。他指出IPCC在增加自己报告确定性的同时有意忽略了研究模型与实际数据间的不吻合，特别是近17年数据的确是更让人质疑IPCC报告的严谨性。林德森博士指出气温在过去的17年中并没有升高，IPCC报告忽视这一事实而攻击人类的活动是受到了政治影响。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没有紧密联系

更大的质疑来自草案发表前10天，一群由50名各国科学家组成的“非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NIPCC） ”发表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没有紧密联系的报告。这份报告对IPCC的报告提出两点质疑：首先，没有实质证据证明气候变暖的“2度阈值”会对地球的生态或环境构成威胁。其次，没有可信证据证实气候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在这份长达1200页的“反对研究报告”中，科学家对联合国的这份报告内容进行了详细质疑，例如，“反对研究报告”指出IPCC报告中二氧化碳对大气的影响的计算模型远远高于实际，他们忽略了成千上万的证据显示大气对二氧化碳的感应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再比如IPCC报告提到二十世纪中两极的气温升高比地球其他地区快，但“反对研究报告”指出东南极洲的冰层比自1950年代起一直在变冷。

“反对研究报告”承认二氧化碳的排放的确造成了一定的温室效应，但他们认为没有数据表明在工业革命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于现在，所以IPCC的结论并不可靠。

中立方：

气候演变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德国伯尔尼科学家们的研究显示保持不增加“2度”，仅仅是人类应该达到的第一个气候目标，我们应该加入更多的目标：如控制大洋酸化等，才能让地球的环境得以平衡发展。而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球系统模型还难以达到大规模精准统计计算的标准。研究者们还希望未来加入高温、洪水等极端气候条件的考量，但目前的计算机技术，尚难以实现如此复杂的地球系统模型演算。

冯·斯托奇说对这种IPCC的报告和其反对声音的争论感到忧心。他说科技的发展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把极端气候条件简单地归咎于气候变暖，这或许是一种偷懒的行为。而仅因为气温没有增加，就松一口气，也是一种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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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行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报告》课题组在2011年3月-4月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开展了“中国大学生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调查”。调查采取在机房集中进行网上答卷的方式进行。参与调查的人数为6750人，填写问卷6750份，获得有效问卷6643份，有效问卷占98.4%。问卷包括58个问题，划分为气候变化总体、科技、伦理以及政治经济学认知四个方面，问题形式是多选题和单选题。本研究主要关注问卷中的大学生气候变化科技认知层面。本次调查有效问卷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学科分布特点，将被调查学生划分为四个学科类别，分别是气象学、地理学科、工科和人文社科；各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为16.9%、9.0%、41.4%和32.7%；被调查学生中，男生占50.8%，女生占49.2%；被调查学生中来自城市的占44.9%，农村的占55.1%。

1.2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解释大学生是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科技认知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将大学生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参与意愿设置为因变量，因变量为1时表示大学生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因变量为0时则表示不愿意。考虑气候变化科普常识、科技伦理以及科技应对行动三个维度来划分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所有自变量（具体参见表2）。气候变化科普常识维度中，将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CDM）、“低碳经济”概念以及《京都议定书》了解程度四个变量考虑其中，主要因为气候变化了解程度考察大学生对于气候变化概念的总体认知；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清洁发展机制（CDM）则是侧重于技术革新层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取直接有效的技术手段实现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概念是当代具有先进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国家采取的高碳能源走向低碳能源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会催生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的一种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会议中，《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最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全球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控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协议。

气候变化科技伦理维度中，将IPCC报告“气候变暖”结论态度、气候科学研究结论是否应该公正客观、科学家认知为国家利益左右以及富国垄断先进科技手段压制穷国四个变量考虑其中，主要因为青年大学生思维处于活跃期，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公正、公平性关注程度高于其他人群，因此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科技伦理方面的认知对其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应对行动认知维度中，主要考虑了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态度、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程度、对国际节能减排技术扩散以及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发展问题，其根本出路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本世纪中后期，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紧迫并且重要的全球公共治理问题，大学生是国家发展未来的栋梁，对于参与未来的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竞争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之间气候科学研究的竞争、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够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直接的良性效果进而影响各国的自身利益。因此，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态度、国内气候科学研究满意度以及国内外节能减排、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的期待程度是否对其参与意愿有影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2计量模型构建

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Y=F（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随机扰动项。本文反映我国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数据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与不愿意。因此可以采用Binary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Y的取值限定在[0，1]的范围内，将“愿意”定义为Y=1，“不愿意”定义为Y=0。设X1，X2，…，Xk是与Y相关的自变量，一共有n租观察数据，即：Xi1，Xi2，…，Xik；Yi，i=1，2，…，n，本研究中k=12，n=6643。式中，Yi是取值为0或者1的因变量。Yi与Xi1，Xi2，…，Xik的关系为：

3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6643个样本数据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处理，结果列于表3中。该模型的预测准确率达到了80.9%，说明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从模型的整体检验来看，-2Loglikelihood值达到了5512.618，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而NagelkerkeRSquare值达到了0.240，Chi-square值达到了1089.443，说明模型可以较好地进行拟合。根据表3中模型测算的估计参数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关性，其顺序为X10、X9、X1、X12、X6、X4、X2、X11、X5、X7、X8、X3。通过显著性（Sig值）可以看出，排名前六的变量分别对大学生参与意愿有显著和较为重要的影响，现对此6个变量进行分析：表3科技认知视角下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Table3RegressionResultsofLogisticModelforFactorsofInfluencingRespondingClimateChangeActionWilloftheCollegeStudentsBasedonScienceandTechnologyCognition注：*、**、***、分别表示达到10%、5%、1%显著水平.

第一，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程度（X10）对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科学报告。以IPCC第一工作组（物理科学基础组）第四次报告（2007年出版）为例，我国大陆学者被引论文为88篇，只占被引论文总篇数的1.41%。气候科学研究的影响力显然亟需提高。其参数估计值为-1.023，可知自变量对大学生不愿意参加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极大的反向作用。即大学生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满意度越高，则越是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第二，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X9）的估计参数值为-0.629，表明自变量对大学生不愿意参加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较大负向作用。即赞同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学生，更加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科技进步是人类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所在，对此观点有正确的认识的大学生往往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的整体把握较为客观，因此其参与意愿越高。第三，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X1）参数估计值为-0.507，表明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对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直接负向作用。越是了解气候变化的大学生，其参与意愿越是强烈。这一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作为全球热点公共问题，其作为科普常识的宣传性值得关注。科普宣传工作充分，则大学生对气候变化了解程度加深，对气候变化的实质往往理解更加深刻，所以其行动意愿往往更加积极。第四，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X12）参数估计值为-0.356，表示大学生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越高，则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积极性越大。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环节实现低碳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国内以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技术革新方兴未艾。大学生对这些低碳技术的使用比较敏感，应该通过组织团体活动等方式，使得大学生深入这些进行低碳技术革新企业，增强大学生对我国使用低碳技术的感性认识，从而促进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第五，气候科学研究结论是否应该公正客观（X6）参数估计值为-0.202，表明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完全公正客观认知对大学生意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越是赞同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应该公正客观的大学生，其参与意愿越强烈。时至今日，气候变化问题早已经超越科学界，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往往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这属于科技伦理的范畴。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公正、公平性关注程度高于其他人群，因此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科技伦理方面的认知对其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六，是否了解《京都议定书》（X4）参数估计值为-0.116，表明对《京都议定书》越是了解，则大学生的参与意愿越是积极。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会议中，《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最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全球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控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协议。由于《京都议定书》的以上重要特性，对其了解程度可以反映大学生的气候变化科普意识，进而影响到其参与行动意愿。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以现场答卷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6643个样本数据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处理。根据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调研结果表明，大学生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占80.2%，不愿意的占19.8%。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积极。（2）气候变化科普常识认知层面，对气候变化和《京都议定书》总体了解程度越高，则大学生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3）气候科技伦理认知层面，越是赞同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应该公正客观的大学生，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4）科技应对行动层面，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认同度、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度以及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越高，则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基于本文实证结果，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对大学生广泛和深入地宣传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提高其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了解程度。认知是行为的基础，只有使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有广泛和深入的认识，他们才会有去关注气候变化的可能，进而才会主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可能。青年大学生思维活跃，热衷于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是向全社会传播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有重要的推动力量。因此，建议高校要扩张对大学生宣传气候变化知识的路径，以开设气候变化课程以及开设公益讲座等方式宣传教育气候变化科普知识，促使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得到充分认识，进而整体提高我国大学生群体以及普通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

第二，对大学生进行气候科技伦理知识宣传教育应该予以格外重视。气候变化表面是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需求空前，已经普遍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碳排放要求往往是以维护发达国家自身政治需求为出发点。因此，气候变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往往超越了科技本身的范畴，已经被渗透了多种复杂的因素。青年大学生思维处于活跃期，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的公正、公平的期待高于其他人群，因此，气候科技伦理认知对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很大影响。可以通过组织气候科技伦理主题辩论等方式增强大学生的气候科技伦理意识，进而促进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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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组织成立于2004年，是世界上第一家专注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该组织通过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企业合作，提倡清洁、绿色的低碳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推动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解决。五年来，气候组织以实际行动见证了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众多行业带来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全球正在进行一场走向低碳经济的一个未来的变革或者一场革命，气候组织将‘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作为最终使命。”吴昌华说。

“低碳布道者”的成长

从曾经的《中国环境报》记者，到如今的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199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吴昌华，当时根本想不到日后自己将成为一家国际性环保NGO的大中华区负责人。从国内到国外，又从国外回到了中国，吴昌华不仅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更见证了国人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转变。

1992年，时任《中国环境报》英文版记者的吴昌华，参加了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其实当时世界环保界非常想听到中国的声音，但是由于两个因素，中国的声音并没有充分地表达出来：第一，中国不太愿意说；第二，在当时，语言确实是个障碍。”因此，学习英文写作出身的吴昌华“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中国环保界为数不多的能用英文进行交流的工作者，频繁地受邀出席各种国际性会议。

1993年，吴昌华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环境政治与管理学的硕士课程。学习结束后，她加入了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一个国际上顶尖的智囊机构，尤其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知名。在wRI工作期间，吴昌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个中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最终获得通过，而她本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一名中国环境问题的专家。

如果说在WRI的工作得以让吴昌华开始有能力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声音，那么进入世界第六大环境咨询公司安社国际，则进一步坚定了她进入NG0领域的信念。“在安社国际是为企业服务的，以帮助他们符合当地的环境法规为目的，没有什么前沿的东西。但是NGO则不一样，做的是前沿性的东西，更能发挥一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对理想的追求。”吴昌华说。

因此，2007年春天，吴昌华正式加盟气候组织，并成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的专家顾问组成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吴昌华领导下的气候组织中国团队先后发表了《中国低碳领导力：城市》、《中国的清洁革命：低碳商机》等多份报告书，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在低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同时，作为气候组织“全球示范先行项目”的带头人，吴昌华在中国率先推动包括金融机构、企业、政府三方在内的“低碳解决方案”，加速这些解决方案在城市范围内规模化的过程。吴昌华，也因此被业内人士称为“低碳布道者”。

捕捉最动态的转型

气候组织从波兹南会议开始转型，从倡导情节革命到敦促市场转型。吴昌华介绍说，“从波兹南开始，我们决定要来识别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这就包括LED照明、清洁汽车、碳捕捉与储存技术，我们都在不同地区深入去研究。”

这其中就包括有例如LED照明为什么不能怏速实现规模化等问题，吴昌华表示，　“2010年的清洁革命报告已经在坎昆会议期间，主题是城市，我们希望最动态地捕捉到中国的每一个转型。”

“这五年以来，联合国的国际进程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全球议题越来越政治化。”吴昌华谈到，　“由于经济危机等多重影响，以及原来是更多从科学和环境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到目前牵扯越多，越复杂，这种利益纷争导致国际进程不会有任何进步。”

“虽然坎昆的戏演完之后，大家心里比较凉，且不会期待太多，但是也没有人敢说不谈。”吴昌华表示，真正到国际进程中，没有人愿意承担国际罪人的角色。“不过大家也意识到，这不是唯一进程，因而该谈判的作用慢慢变得比较小了，可能会在此平台上达成最小意义上的协议，无非把道义、公平基本的达成。”

在吴昌华看来，国际谈判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关键问题是在全球大多数国家能够形成广泛的共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比较繁琐的国家间政治与利益博弈的过程。各国相互争抢的状态下，互相玩牌，看看你手里的牌是什么，他手里的牌是什么。她指出，气候变化谈判涉及全球各国，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一些矛盾已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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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会计；碳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中所依赖的高碳能源，在成就人类工业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二氧化碳气体的积聚排放。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直接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90%以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在欧盟的积极推动下，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逐渐从理念层面、局部实践走向全球联合行动，国家间积极开展多次气候变化谈判，经过共同努力，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波恩协议》、《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等一系列协议，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和实务操作指导，相关环境法规也日趋完善。因此，在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国际国内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在此趋势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随之产生“碳会计”概念。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碳会计规范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碳信息和碳会计信息的披露问题开始引起政府、监管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同时也开始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投融资决策等产生影响。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文献，总结归纳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启示与借鉴，以期对我国在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方面的深入研究作出一些贡献。

二、国内外碳会计相关研究发展与现状

碳会计是以传统会计为基础，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节能减碳为目标，运用会计理论与方法，对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碳活动（包括过程和结果），进行系统、分类和及时地核算和控制，为政府、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货币性或其他数量化信息和其他形成信息的管理控制系统。是会计学领域中的所有分支（包括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学等）对全球气候变暖和碳减排活动的新响应和新应对。

（一）碳会计的发展

国际对碳会计方面的研究最初是把以碳排放及其交易为核心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会计问题纳入排污权会计框架中进行探讨的，后来逐渐转向建立独立的碳会计体系研究。1978年挪威最早出现碳会计雏形。国家为了弥补当时按传统方法公布的会计数据不能全面的衡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资源和环境因素考虑到传统的经济和社会规划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京都协定书》的签订及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的发展，使得企业二氧化碳等的排放、交易及技能减排等特定环境问题的会计处理规范探讨也愈加热烈。2008年，有学者指出，基于碳排放或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会计事项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排污权框架内，而应同时设置一个类似于社会会计的碳账户对其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计量。之后几年中碳会计迅速发展成为社会性环境财务领域的前沿问题，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发表的题为《重要行业：面对气候变化报告挑战》的研究报告申明，希望业界能够制定和采用全球碳排放会计准则。

我国碳会计现阶段存在于排污许可证交易的框架下，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随着碳会计的发展日趋成熟，将会作为现代会计的一个分支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分析碳会计在我国的发展及如何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从一个已有的成熟框架开始，即排污许可证交易的框架。此外，有学者从碳会计体系构建的角度阐述了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以及会计计量，将碳减排量作为存货进行确认和计量，并以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二）碳会计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

英国金融服务机构主席LordAdairTurner认为“企业衡量和披露碳排放量是进行碳减排管理的第一步，因为只有经过衡量和披露的信息才能得到企业的重视，也容易被理解”。因此，碳会计信息披露对碳治理与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企业正越来越面临来自投资者和环境非政府机构要求披露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信息。投资者需要依据企业提供的碳排放数据进行投资风险评估，非政府机构认为碳信息披露包含的信息能提供与资产价值相关的更加可靠的信息，且有利于他们向企业施压以改变他们的行为。尽管欧洲和北美的很多公司已经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究其原因是尽管披露二氧化碳和气候变化信息的公司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计量方法的不同，披露的信息量很少，而且这些披露的信息之间没有可比性。除此之外，碳会计信息披露类型、碳排放数据的意义以及可靠的监督等的缺失使得理解碳排放权的报告变得困难。碳会计信息披露包括碳排放的计量、组织准备、技术投资和交易等，预期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会刺激企业进一步披露碳会计信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管理行为和会计报告，从而在其后变化和商业中投入更多的研究费用。

我国对碳会计信息披露主要围绕内容与方式研究。在披露内容上，碳会计信息并非环境科学意义上的指数指标，而是企业可核算、可比较和可利用的碳基价值信息，它既是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重要信怠，也是国家制定宏观环境政策所需要的专业信息。因此，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机遇、战略、治理、管理业绩、碳排放具体数据及统计方法等信息可以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披露。在披露方式上，可以选择单设气候变化信息模块，或将气候变化信息分别反映于关于公司战略、财务资源、流动性、关键业绩驱动、公司前景等问题的讨论与分析部分。不论国际或是国内研究，对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而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探讨较多。

国内外学者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主要从公司规模、公司绩效、行业类型、公司负债程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正相关；公司经营业绩表现越好，信息的披露程度越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在重污染和非重污染之间明显差异，由于监管制度压力大，重污染行业披露水平较高；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会倾向于披露更详细的环境会计信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董事持股人数比例有显著相关性，而与独立董事比例没有明显的关系。

三、启示

（1）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不仅是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已成为公司决策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较高质量的碳会计信息披露才能为公司决策者提供帮助支持。当碳排放权的确认、计量形成统一的规定，企业将逐步形成独立的碳会计信息报告。此时，需要制定和颁布相应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规范，鼓励企业进行碳信息的披露。而研究影响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因素就成为实现我国独立碳会计体系的必要前提。

（2）针对我国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停留在内容、方式等理论层面上，对如何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内部治理结构及社会舆论导向入手对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实证研究十分有限，亟待丰富。

参考文献：

[1]王爱国.我的碳会计观[J].会计研究，2012（5）：3-9.

[2]周志方，肖序.论国际碳会计的最新发展及启示[J].中国能源，2009（9）：36-39.

[3]曾锴，王小波，陈程.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碳会计体系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10（10）：16-19.

[4]闫明杰.碳会计的会计体系构建探究[J].商业会计，2011，3（7）：7-9.

[5]汤亚莉，张自力等.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总披露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管现世界，2006（1）：158-159.

[6]张俊瑞，郭慧婷.企业环境会计倍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化工类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统计应用研究，2008，23（5）：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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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变化；政策；治理结构；管理

中图分类号 C9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2-0008-05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综合性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往往是应对性的、被动的，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缺乏灵活性，国家相关机构也尚未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因此，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应该并可以更为积极、主动。

1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地球气候正在发生着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重大变化。1861年以来的观测记录表明，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逐渐升高，20世纪可能是过去1 000年中增温最大的100年，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了0.6±0.2 ℃，增幅最大的两个时期为1910-1945年和1976-2000年。伴随着气候变暖，气候的其它重要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与过去的100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更加频繁、持久，并且强度增大；某些地区，如亚洲与非洲，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在最近数十年都有所增加[1]。

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二部分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陆地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人类居住、农业、粮食保障、能源等各方面都有着显著影响[1]。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列为全球环境问题之首，气候变化政策更是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学术界、企业界，乃至社会大众所广泛关注的政策焦点。

气候变化政策涉及到一国的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自然保护政策等多个方面，影响到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贸易、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前景影响重大。一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的减缓CO2排放的技术措施主要在于提高能源的生产、转换、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以及发展不排和少排CO2的替代能源技术，这些措施从根本上符合中国长远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2]。良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以从最大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协调和统一。

气候变化政策是国家的国际环境政策和环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政策制定、进行环境外交的重要标志。我国不但是最早签署该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更是在该公约原则下所制定的《京都议定书》的积极倡导者和响应者，在美国宣布退出该议定书之后，在俄罗斯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之际，于2002年宣布加入《京都议定书》，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谈判中，始终坚持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态度积极、务实[3]。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有着一贯的策略。中国的气候变化策略可以概括为7个方面：①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活动；③推动履约进程，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④加强宣传，提高中国形象；⑤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为基础，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⑥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意识，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⑦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活动的能力[2]。中国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并在策略上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中央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视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部分，特别是视为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认为，我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对待，而是把它作为整个发展战略中的组成部分。这种角度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问题，即对其重要性的定位不清晰，进而导致缺乏明确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政策。

第二，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方面，中国有着鲜明的立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中国进行国际谈判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各国在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关系上有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时间迟于发达国家，从历史责任上看累计排放量较小，并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经济发展等重大挑战，因此发达国家在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基础上获得较高程度的发展后，理应承担更多保护环境的责任。从人类长远的利益出发，中国政府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都大力支持温室气体的减排；但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也明确主张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各国之间“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履约进程中国家利益的维护。

第三，重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1978年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之后，世界上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开始活跃。尽管我国的气象学和气候学研究基础较好，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相对滞后，1987年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90年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成立，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4]。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积极推动该领域的科学研究，体现在经费的支持和国际合作的广泛开展上。

第四，我国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环境外交的重要部分。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其全球性特征，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方可实现减缓目标。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方面较为积极[5]，强调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希望藉此树立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负责的国际形象。

第五，诉诸公众，把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向定位于“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一方面，这表明政府重视公众参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忽略以下事实：减排的主要责任应在那些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即耗能企业。对于企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负的责任，在现行的政策中尚缺乏明确规定。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的气候变化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位，即：气候变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国际问题，是一个自外而内的问题，而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为了配合各国的努力，其次才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除履约和科学研究之外，在涉及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方面缺乏明确而有作为政策。此外，强调气候变化政策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性，但这样也会导致一种倾向，即有可能忽略气候变化政策的独特性。由于气候变化政策在减缓和适应两方面的不明确，政策与实施行动之间缺乏具体的联系，从而影响了政策的可操作性。概括起来，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注重了全球范围环境与发展的公平性以及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但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前瞻性。

3 中国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

3.1 中国气候变化决策和管理机构

在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已经建立了一系列专门的机构和组织以应对气候变化，并通过十多年的谈判锻炼了一批既掌握国内政策又了解世界情况的队伍。

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担任组长，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原国家气象局。1998年，在中央政府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由当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任组长。200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担任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组长，一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常务副组长，外交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中国气象局局长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协调小组的成员单位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和中国民航总局均派出有关负责人担任协调小组成员，并指定了各部门的联络员。除商务部派出一位部长助理外，小组成员均由部级和副部级官员担任。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中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跨部门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讨论涉及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活动、组织对外谈判、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对重大问题或各部门有较大分歧的问题，报国务院决策，以指导对外谈判和国内履约工作。根据协调小组的分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负责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总体协调工作，外交部牵头负责有关气候变化的对外谈判工作，中国气象局牵头负责有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

在国家机构方面，除了最直接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之外，还有一系列机构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管理。其中，科技部、水利部、农业部、教育部、外交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国家环保局、国家海洋局等国家部委都设置了一些下属机构，可以对口处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例如，国家气象局的科技发展司专门设有气候变化处，主要职责包括拟定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战略规划等。其他的一些部委，在机构的设置上虽然没有明确标识出气候变化的主题，但它们在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事务上，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源局即担负着提出能源节约和发展新能源的政策措施的职责，这类职责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3.2 研究机构

气候变化的研究机构在揭示气候变化机制、分析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提出科学的适应和响应措施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气候变化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科研机构中，以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院、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主体。中科院系统中又以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大气物理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海洋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地球化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地球环境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机构为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有气候变化方向的研究机构和人员。

高等院校也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主要力量的一部分，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等院校于此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

其中，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是较早进入气候变化研究的单位，早期在大气环流模型研究方面有世界公认的成绩，近年来，在东亚季风、水文循环和气候分析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国家气象局及其所属科研机构在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的数次评估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科院植物所领导的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好评；清华大学主持的气候变化国家报告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此外，中科院地理所关于碳循环研究的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网络现已成为国际通量观测网络的一部分。

3.3 国内学会及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

国内的专业学会在促进学科交流、整合科学资源、传达科学前沿信息等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在我国成立的多个专业学会中，有许多学会关注的内容涉及到气候变化方面，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等等。这些学会通过设立相应的分支委员会和开展相应的专业研讨会，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中国生态学会与美国生态学会(ESA)、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在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不同地区和类型生态系统的响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一些相关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陆续成立，也为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和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1985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中国委员会成立，在过去的十年中，WCRP中国委员会在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和协调国内有关单位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地位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1988年5月，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CNC-IGBP)成立；1988年7月，国际科学联盟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委员会(SCOPE CAST CHINA)成立；2004年，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成立。这些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作为学术性机构，从客观上组织和推动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为国家管理机构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咨询，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构建了多个与国际接轨的平台。

3.4 中国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综上可见，中国气候变化的治理结构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有效的治理系统。但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4.1 缺乏明确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

从我国气候变化管理机构的构成中可以看到，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我国气候变化议事协调机构，应担负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职责。但实际上，该小组的性质限制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它的功能定位在议事和协调方面，其决策功能仅限于“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而不是对我国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在该小组之外，没有其它专门机构或组织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而只能把重大决策留给国务院制定。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出现了决策主体的不明确。此外，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没有体现在相关法律和法规上，而是在相关人士的文章和讲话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目前，与气候变化问题决策和管理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主要是参与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部门。对于其中大部分部委而言，除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象部门，其它下属机构很少直接涉及对气候变化事务的处理，这就削弱了相关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便该部门的工作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个别部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往往缘于该部门的特殊性。例如，在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造林事业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渠道的背景下，国家林业局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成立了碳汇管理办公室，并加强了对涉及《京都议定书》下碳汇交易项目的管理。

在地方政府层面，尚未发现任何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机构和组织，地方政府作用不明显。事实上，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会对应对气候变化产有内生的动力。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对其中清洁发展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技术转移潜力颇有兴趣，这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这种关注并非针对气候变化本身，而是针对CDM这种特定机制及其潜在的经济效益。

3.4.2 科学研究对决策的支持能力不足

尽管我国已经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但就现阶段而言，研究能力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不足。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目前对我国气候变化的事实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但就我国气候变化未来情景的预测和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而言，缺乏更为具体细致和意见统一的研究。例如，气候变化在我国不同地区究竟有多大影响，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如农业、能源有何影响，对东亚季风气候影响程度如何，尚没有十分可靠的预测。美国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分别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时间阶段定量地进行了计算，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则较为笼统。

其次，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方面研究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多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从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的研究不够。气候变化问题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合型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进行研究。

再次，科学咨询能力不足。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会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实现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实施提供依据。例如美国，气候变化研究已带有一定的“科学政治化”色彩[6]。而在我国，在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上，由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尚未非常充分，社会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正在起步，因此，基于科学研究上的政策咨询还非常薄弱。

我国一方面需要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更需要把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的支持力量。

3.4.3 公众参与欠缺

尽管我国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正在逐渐加大，但目前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仍是肤浅和匮乏的。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大体停滞在对气温升高这一现象的感知，关于气候变化对生活、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影响则不甚了了，学术界对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似乎也关注不足。一项对农民感知气候变化的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主要是通过气温变化作用于某类指示作物的产量来发生，这种认识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归纳总结，而不是通过气象部门提供的观测记录获得[7]。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不了解、不熟悉、不关心以及对气候变化感知的滞后性致使公众在参与气候变化治理时没有能力具备主动性，公众参与的不足使得气候变化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缺陷。

4 改进管理体制的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管理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消极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常常具有应对性质，通常是在外来压力下，才采取临时的应对策略，因而不具备主动性；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预先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强调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自身需求，因而有着很强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选择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气候变化治理，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权衡，不同的态度也关联到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国家利益。

针对我国气候变化治理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协调的职能上，赋予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充分的决策权；在现有的组织架构下，将其改为国家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气候变化方面重大政策，并在政策实施中协调部门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

(2)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在执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具体责任；

(3)结合“十一・五”计划的能效目标，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特点，发展出有创新性的政策和做法；

(4)在领导小组下，成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咨询委员会(包括中国气候委员会)，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提供及时的政策建议。委员会成员可由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

(5)明确企业在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中的责任和义务，制定政策使其担负起相关责任；

(6)发挥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宣传，加强公民教育与培训。

致谢：本研究是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6年“中国环境执政能力”核心工作组基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IPCC.Climate Change 2001[C].Houghton J H，Ding Y，Griggs D J，et al eds.The Scientific Basis，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Ⅰ to the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 government Panel on Climate Change.Cambridge，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 高广生.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本质和中国应对策略[J].中国能源，2002，(7)：4～8.[Gao Guangsheng.Mitig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China's Strategy [J].Energy of China，2002，(7)：4～8.]

[3] 高广生，李丽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展及其核心问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12(3)：42～46.[Gao Guangsheng，Li Liyan.Process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nd its Essence[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2，12(3)：42～46.]

[4] 田广生.中国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概况[J].环境科学研究，2000，13(1)：36～39.[Tian Guangsheng.Review of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Study in China[J].Research of Eevironmental Sciences，2000，13(1)：36～39.]

[5] 唐更克，何秀珍，本约朗.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立场与挑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34～40.[Kristian Tangen，Gørild Heggelund，Jørund Buen.Standpoint and Challenge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J].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2002，(8)：34～40.]

[6] 曲建升，孙成权.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科学政治化”倾向[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4，(4)：78～83.[QU Jiansheng SUN Chengquan.Political Contents of the Global Change Studies：Taking the Policies on Climate of US as an Example[J].World Sci-tech R & D，2004，(4)：78～83.]

[7] 田青，方修琦，乔佃锋.从吉林省安图县案例看人类对全球变化适应的行为心理学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05，20(8)：916～919.[Tian Qing，Fang Xiuqi，Qiao Dianfeng.Research on Human Adaptive Behavior to Global Change in the View of Behavioristic Psychology Indicated form the Case Study of Antu County，Jilin Province [J].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2005，20(8)：916～919.]

Towards Proactive Climate Change Policy

QI Ye MA Li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篇6

最近，由WTO经济导刊与国际著名智囊机构AccountAbility共同编译的《国家责任竞争力》正式出版了。该书以AccountAbility的多年研究成果为依托，以其定期研究报告《责任竞争力状况2007》为主要来源，集结了众多世界优秀专家对责任竞争力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关于责任竞争力的最新理念和实践。

该书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一个重要的新概念--国家责任竞争力。国家责任竞争力反映了国家竞争力与一个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状况之间的关系。它带给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从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的许多新思考。

第一，国家责任竞争力将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它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意义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一个国家的企业社会状况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国家责任竞争力是未来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形态。而一个国家的责任竞争力取决于三个方面，包括一个国家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公民社会支持监督和推动作用以及这三者的结合程度。这些因素及其有效结合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经营，从而将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和作用。

第二，产业责任竞争力将有助于产业链的全球性升级。责任竞争力理念无论是对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责任竞争力的提高都有显著的指导作用。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升级其产业链，获取和开发全球性品牌升级其产业链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三，企业责任竞争力将决定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责任正在重塑市场竞争规则，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全面责任竞争时代正在取代过去的那种以价廉物美为法则的时代。责任正在重塑未来市场，这个市场将回报那些以正确的方式管理责任的企业和经济体。如以应对适应气候变化为例，在未来能给负责任企业带来至少5000亿美元的市场。因而，企业开发和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解决关系和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的同时，如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消费者权益、贫富差距、男女平等发展、生态资源、反腐败等，还能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或竞争力，企业就增强了责任竞争力，企业就能赢得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市场。

篇7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把重点放在实现低碳导向的新型工业化（生产模式）、新型现代化（消费模式）以及具有整合作用的新型城市化上。

自从气候变化政府间组织（IPCC）的第4份研究报告，权威性地证实了气候变化和地球变暖的存在和加剧、证实了它与人类经济活动的高相关性以来，世界各国正在大力促进低碳经济导向的各种活动。中国发展遇到了未来15-20年低碳经济的严峻挑战。对此谈三点看法。

什么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可以认为是能源脱碳的经济，可以分为相对的低碳化和绝对的低碳化。前者是指高碳能源（即传统化石燃料）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后者是指高碳能源的增长速度为零增长和负增长。目前，世界高碳能源的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1.5―2%，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大概是3―4%，属于相对意义上的低碳发展。而中国2001―2007年间处于高碳能源快速增长的阶段，高碳能源消耗甚至高于经济增长。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世界到2050年的目标是要比1990减少50%，从而使得温度上升不超过2度。从物质流和能源流的过程看，全球变化和温度上升与传统工业经济社会的增长模式有关，输入端的大量消耗高碳能源和输出端的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是传统工业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提倡低碳经济就是要在高碳能源和二氧化碳减少的状况下发展经济。

中国为什么要搞低碳经济。许多人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是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这是不清楚中国未来发展的能源―环境限制条件的严重性造成的。从内部供给看，中国经济基本上是高碳能源驱动的经济，因此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排放的量将持续增加。国际能源机构已经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10年左右超过美国，因此我们存在着内在的改进压力。从外部环境看，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年中暂时没有强制性减排的任务，但是面临着强制性减排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可以用人均二氧化碳不到世界平均的发展要求，化解国家排放总量位于世界前列的环境要求，但是这样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2020年。因此，中国面临着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3个阶段提升，即从志愿性的相对低碳发展（2006-2010年的能源消耗强度减少20%），经过强制性的相对减排（2011-2020年），到最后强制性的绝对减排（2021年以后）。这个战略符合联合国开发署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政策。该报告建议：发达国家到202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30%，到2050年比1990年降低80%；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在2020年达到最高点，到2050年也比1990年降低20%。

中国怎么样搞低碳经济。从能源流的角度看，发展低碳经济基本上是两个途径，一是在源上的替代、减少、提高效率，二是在汇处的吸收。碳排放后的吸纳、消费后的碳中和等末端处理虽然是重要的，但是毕竟属于先排放后治理的被动之策。因此，减少输出端排放的更积极的方法，就是减少输入端的高碳能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很大意义上要依赖国土森林化来吸收高碳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仍然需要把重点放在实现低碳导向的新型工业化（生产模式）、新型现代化（消费模式）以及具有整合作用的新型城市化上。新型工业化是要大力发展低碳型、循环型的物质经济来减少碳排放，例如，促进用销售服务替代销售产品的生产型活动；新型现代化是要大力发展公共型、服务型的消费来减少碳排放，例如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发展规模化的公共交通网络而不是私人汽车以及区域高速铁路而不是高速公路；新型城市化是要大力发展紧凑型、组团型的城市空间和区域空间来减少碳排放，例如崇明东滩规划建设低碳型生态城市的探索属于这样的事例。

篇8

ENN环境新闻网新闻 2014年11月29日

根据海牛生活区域的不同，海牛大致被分成三个不同的物种。西印度海牛生活在加勒比海地区，这种海牛又分为两个亚种：佛罗里达海牛及安的列斯或加勒比海海牛。住在亚马逊和西非海岸的海牛，分别被分为亚马逊海牛和西非海牛。在亚马逊淡水栖息地出现的侏儒海牛可能也是一个新的物种，但其真实性还有待确认。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报告，目前海牛的三个现存物种都被认为处在危险境地，这意味着它们面临灭绝的风险。海牛的太平洋表弟，儒艮，也处在脆弱边缘。我们希望，能从已经灭绝的斯特拉海牛身上吸取经验教训，这种巨大哺乳动物从人类发现这个物种到被猎杀灭绝，其间不过30年的时间。尽管这种动物绰号叫“海牛”，但是海牛属的动物其实和大象的关系非常密切。

从表面上看，海牛和牛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行动迟缓的食草动物，视力也不佳。但是当我们透过表面，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海牛目哺乳动物大约出现在5千万年前。如鲸鱼、海牛目等一些哺乳动物从陆地动物转而又重回海洋。它的一个近亲，其实就是大象。事实上，西印度海牛和西非海牛的脚蹼，看起来很像大象上的指甲。尽管亚马逊海牛和儒艮在进化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指甲，他们只是与大象相近而已。

海牛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当一谈到聪明的动物，人人都会想到海豚或类人猿。海牛，这种行动缓慢，身体笨拙的动物是很难进入我们视野的。然而，有证据表明，海牛同样可以擅长海豚的实验任务，只不过因为海牛是食草动物，它们更难激励。此外，海牛还进化出了其他动物没有的复杂及高度敏感的触觉和听觉。虽然关于海牛大脑发育仍有很多未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大而愚蠢的野兽。

究竟是什么在推动全球变暖争论?

ENN环境新闻网新闻 2014年12月1日

美国科学家们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证据：干旱等极端气候和温度记录并没有改变人们关于全球变暖的看法。该研究项目负责人，密西根州立大学社会学家桑德拉?马夸特?派亚特（Sandra Marquart-Pyatt）认为：恰恰相反，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政治导向才是推动人们对气候变化认知最积极的因素。研究人员使用了超过100个的计算机模型，并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调取了近50年来的数据进行研究，这篇长达12页的研究报告发表在《全球环境变化》上。该报告最后还有42页的附录数据，这些数据是从近800个参数分析出来的，用以支持分析结果。

“此前我们并没有发现美国影响气候变化理念的根由，现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原因才是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看法最重要的因素。”社会学副教授马夸特?派亚特说。以前的一些研究所使用的气候模型，并没有将现在所做的这种调查纳入到影响气候变化的条件中来。过去的研究往往只把一两天的数据作为研究依据，或者对一个特定社区和单一温度进行测量，并没有像这次调查这样采取如此广范围、多重的气候措施来进行研究。该研究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监测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使用了50个州的高温、干旱、降水和风速数据，并结合了11年的民意调查数据，综合进行了分析。

虽然全球变暖减排努力的拥护者希望随着气候变化的事实最终通过现实和问题的严重性来说服公众，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还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有了目前研究的结论，研究者们对未来还是有些许乐观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势必会受到未来气候条件的驱动影响。

EPA家用能源之星咨询工具

ENN环境新闻网新闻 2014年12月8日

美国时间2014年12月8日，美国环保署了一款新的能源咨询在线工具——家用能源之星指南（Energy Star HomeAdvisor）。这款工具能帮助人们通过实施家庭改造项目，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节省资金和能源。美国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Gina McCarthy）介绍说：“当冬天来临时，人们可以在家在能源之星指南的帮助下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省开销，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人们用这款工具将会发现他们帐单上的数字变少了，家里也会更加舒适。

家用能源之星指南首先让使用者通过评估家中的能源使用情况来创建一份家庭能源档案。在此基础上，能源之星会建议所需的改建工程，并对这些工程的优先级进行排序。使用者可以根据这些建议自行决定要实行哪些改建工程，例如给阁楼加装隔热层，或是更换暖通空调的空气过滤片。在改建过程中，使用者可以随时更新家庭能源档案，从而了解改建工程带来的积极环境影响，并得到新的建议来计划未来的改建工程。这份家庭能源档案还可以在卖房时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美国环保署的能源之星住宅计划是一个全国性的志愿计划，旨在建设一种能源效率提高30%的新型住宅。一般来说，能源之星住宅比按通用的能源规范建造的住宅节能30%，同时保护环境并为住户节省能源开支。能源之星住宅的建设不仅有利于购买者，也有利于营造商、抵押贷款公司和住宅产业中的其他组织，因此全美的住宅营造商均支持能源之星住宅计划。如今美国环保署又推出了家用能源之星在线咨询工具，该举措是美国环保署2014年底举行的能源环保行动周的活动之一。

新工艺可变生物质废弃物为化工产品

ENN环境新闻网新闻 2014年12月17日

一种新的工艺能将生物质废弃物做成香料、调味料，或者加工成为赛车、飞机使用的高辛烷值燃料。美国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生物质转化生物燃料中心（C3Bio中心）的研究人员已开发出一种工艺过程，可以利用化学催化剂和热刺激反应，使木质素转化成有化学价值的商品。木质素是一种十分坚韧、高度复杂的分子，它使植物细胞壁具有韧性。C3Bio中心副主任、普渡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教授马赫迪?阿布?奥马尔称：“我们能够利用木质素，把它变成香料、香味剂和高辛烷值喷气燃料之类的高价值分子。同时从生物质中提取出不含木质素的纤维素，它是乙醇和其他液体燃料的基础。这个全部过程只有一个步骤而已。”

植物的木质部主要由木质素和纤维素组成，糖分子长链是植物细胞壁的组成材料。在标准的乙醇生产过程中，酶被用于分解生物质，同时释放糖。酵母会消耗糖，然后产出乙醇。木质素就像是物理屏障，使得从生物质中提取糖非常困难，同时它还充当了化学屏障，对酶有毒性作用。这个过程包含了许多道精制工序，其中包括粗糙的预处理步骤、打破及消除木质素的步骤。木质素占了大约25％的生物质重量，它在生物质中所占的碳比例大约有37％。作为一种碳来源，木质素可谓非常有价值，人类需要一种方法来挖掘它，同时又不会危及生物燃料所需的糖。

此外，该小组研究人员还开发了一种新技术，快速加氢热解脱氧工艺，使用另一种催化剂，可让两种酚转化为适用于插入式汽油的高辛烷值烃类燃料。此种燃料的研究法辛烷值可高达100，而汽车燃料的平均辛烷值只有80。该技术可以通过一个串联步骤生产烃类物质，因此在生物燃料生产领域有巨大潜力。研究人员说，该装置距离商业化应用仅有一步之遥。这个实验的过程和最终产品被详细记录在英国皇家学会期刊《绿色化学（GreenChemistry）》的网络论文中。美国能源部资助了该项研究。

美国纽约州水力压裂禁令

ENN环境新闻网新闻 2014年12月19日

2014年12月17日，美国纽约州政府宣布，在纽约州范围内将禁止水力压裂法开采石油或者天然气。禁令的原因是水力压裂法对环境和健康可能存在危害。此前纽约州政府收到了一份报告，报告阐述了水力压裂法开采油气对健康问题的潜在影响。随后，以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为代表的纽约州政府做出了该项决定，2015年初，纽约州环保委员会委员马斯顿将正式禁令，对水力压裂法开采油气予以取缔。消息传出后，纽约州的环保组织对此表示欢迎，而油气行业则对此表示谴责。

纽约州健康与卫生委员会专员霍尔德?扎克（HowardZucker）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能说明水力压裂法是安全的。水力压裂法有很大的潜在风险，而且我们对这些潜在风险还缺乏完整的认识。如果对水力压裂法的潜在危害都没有清楚的认识，仅靠有限的资料就决定进行水力压裂开采，我觉得为时过早。”为了保护环境，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对油气开采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

针对纽约州的禁令，美国石油学会API在纽约州的执行董事凯琳?默瑞（Karen Moreau）则认为，库默这项禁令是不负责的，他没有考虑这项禁令会引起全州经济动荡，也没有考虑纽约人的需要。在全州境内取缔水力压裂，没有考虑纽约人的经济发展需要、就业机会、政府的收入问题、以及全美国的能源安全。而关于水力压裂开采油气，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有严格的监管和规范。“水力压裂技术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成功运用，时间已经证明这项技术的可行性，一项政治禁令就对它予以取缔，这是鼠目寸光的，也是蛮撞的。更何况，纽约州还依靠宾夕法尼亚州输送天然气，这些天然气在宾夕法尼亚州生产，整个过程都很安全。”

NASA绘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图

ENN环境新闻网新闻 2014年12月25日

过去5个月，“轨道碳观测者2号”卫星（OCO-2）——NASA最新的二氧化碳流量监测卫星异常忙碌，每天都传回百万条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测量数据。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共同使用该数据绘制了全球第一个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地图，显示了二氧化碳有史以来最详细的排放情况。2014年12月25日美国航空航天局在一年一度的“美国地球物理联盟会议”上展示了这项研究成果。

未来200年，海平面预计将上涨10英尺（30.48米），世界很多的主要城市将会被海洋淹没。但人类是否能阻止这样的灾难？

篇9

一、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团长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商务部副部长陈德铭、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等出席。日方代表团长为外务大臣高村正彦，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农林水产大臣若林正俊、环境大臣鸭下一郎、内阁府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大田弘子等出席。

二、12月2日，总理会见了日方与会大臣。

三、鉴于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和两国经济在亚洲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和贸易投资问题、气候变化等环境和能源问题、地区及国际经济问题等，坦率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

四、中方对日本政府对华资金合作及中日民间经济交流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日方也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双方确认中日经济是“双赢”关系。

五、双方一致认为，基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日益增大，应以此次经济高层对话为契机，继续推动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通过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双方认为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有益措施，应继续发挥该机制的作用，一致同意于2008年底前在东京举行第二次对话。

六、双方认识到，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密不可分，就以下宏观经济政策展开了讨论。

（一）鉴于两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双方确认应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推进经济政策的运行。

（二）中方认为，日本走出流动性过剩问题引发的泡沫经济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日方对中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方针表示欢迎。

（三）中国强调促进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平衡稳定发展，并介绍了相关措施，中方认为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双方将继续加强政策交流。

七、双方认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两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参与构建2012年后框架。该框架应是所有重要经济国家以负责任的态度共同参与的富有成效的框架。日方说明了在印尼巴厘岛COP会议上建立新的谈判场所的重要性，中方表示将研究日方想法。

八、双方确认APP（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中各个领域官民合作的有效性。一致认为，从有效实施防止地球变暖措施的角度，在未来框架中加入各领域合作的内容非常重要。同意推进有利于应对公害及地球变暖的协同效益步伐。

九、双方积极评价在扩大循环经济实验示范区、改善长江流域等重点水域水质、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和防止废弃物非法越境转移等领域中迄今所做努力，并愿进一步加强合作。

十、双方就在两国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开展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教育达成一致。中方表示应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在中日环保合作中的窗口和桥梁作用。日方表示将尽力给予协助。

十一、双方一致评价政府间合作及中日民间绿化合作委员会在森林、林业方面所开展的务实活动，同意共同致力于可持续森林经营措施。为进一步利用生物质能，将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

十二、双方同意，继续推进《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共同声明》中节能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促进两国合作。

（一）中方表明将推进节能事业。日方表明将继续支持开展相关培训研修活动，并提议开展有利于实现多边框架确定的节能目标和行动计划的培训研修活动，中方表示将积极参加。双方认为这将有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二）双方同意，加强合作以推动“中日节能、环保商务推进示范项目”取得更多成果。

（三）双方将继续加强煤炭清洁使用技术和生产安全技术方面的合作。日方强调两国煤炭贸易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十三、双方同意继续派遣知识产权官民联合访华团，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将在修改主要知识产权法规过程中开展合作，继续开展知识产权领域人才培养合作；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合作，同意就提供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在中央行政机关指导下推动地方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继续协商；双方确认将积极参与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以协调和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十四、中方希望日方尽早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重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双方愿继续加强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的合作和能力建设。

十五、双方商定在2008年3月底之前通过技术磋商研究解决各自关注的中国南瓜、偶蹄类熟制产品对日出口和日本大米对华出口贸易问题；在OIE公布非疫生产小区标准后研究解决中国冰鲜禽类对日出口问题。双方就今后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出口农产品检验检疫技术交流合作，实现正常贸易达成一致。

十六、为深化中日经贸合作，拓展在技术合作与产品贸易领域的深度，双方将研究制定“中日技术贸易指导方针”；成立“中日技术贸易便利化工作组”；双方将就各自关切的出口管理制度、最终用户名单及法律完善和执行等问题加强交流与合作。

十七、双方同意发表《中日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同意继续联合编撰《物流流通报告书》；双方高度评价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继续促进中小企业合作；双方对农协、农业技术普及等农业领域合作予以评价，就进一步推进合作达成一致。

十八、双方认为，经东亚峰会确认，将共同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尽早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东亚自贸区（EAFTA)、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和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等方面推进合作；双方表明进一步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培育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等地区财金合作的意愿。

十九、双方确认，加强合作以防止通过洗黑钱、恐怖资金、走私危害社会物品等不法经济行为而滥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的意义，将继续推进合作。

篇10

摘要：碳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效果已经在开征碳税的OECD国家得到验证。以节能减排为背景,对国内外有关碳税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综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开征碳税对经济影响和构建碳税税制的探索,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碳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税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196-02

0 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辉煌业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发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化石能源大量消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正逐年上升,由此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1 国外碳税的研究概述

国外对碳税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庇古税,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以及具体的税收实践的完整基本框架。

1.1 国外对碳税基础理论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Arthur C. Pigou（1962）根据外部性理论指出,要使环境外部成本内在化,应由国家采用干预的手段进行外部性的内部化,就是通过税收或补贴的办法,消除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状况,即对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征税,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补贴,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为解决庇古税的实施问题,Baumol和Oates（1975）对庇古税进行了拓展,提出了“环境标准―定价方法”,即政府首先设定一个污染排放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税率根据可接受的环境标准进行调整,直至合适的水平。Burrows（1979）提出,在不完全的信息条件下,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是可以通过逐步控制法,对太高或太低的庇古税进行持续调整,直到找到最优的税率,以达到社会最优。二是规制成本以及确定标准和收费法。

1.2 国外对碳税应用理论研究

国外对碳税的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双重红利和税收中性理论。一、双重红利效应：双重红利,也被称为“双赢”效应,是环境税的主要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对环境税的研究着重关注以环境税替代现行的扭曲性税收,以实现环境税改善环境质量和降低超额税负、增加就业等非环境目标的双重功效,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二、税收中性理论是伴随着对碳税的研究同时进行的,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返还给纳税人,而不考虑其用途和性能；二是返还相关领域,包括直接将税款退还纳税人治理污染或用于激励其投入节能环保领域；三是基于双重红利理论,政府在增加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收入同时,同比例降低从工资所得、财产或者利润等方面的税收收入。

2 国内碳税的研究概述

中国国内碳税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研究都关注其应用性,主要停留在引入碳税和发展和完善碳税税制构建的阶段。国内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2.1 碳税基础理论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碳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碳税开征的理论依据有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双重红利理论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对于碳税概念的界定,国内理论界大多都倾向于碳税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

2.2 碳税应用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内研究主要包括对OECD国家开征碳税国际实践和借鉴性研究,主要是对实施环境税较成功的国家,如芬兰、丹麦、瑞典、美国等进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评价,并结合中国国情（社会、经济、环境与税制特点）提出相应建议。同时,对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探讨,分析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并从碳税的课税对象、税率选择和实施方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2.3 有关碳税税制构建的研究

对于我国的碳税税制设计同样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充分考虑国家对环保税、资源税以及其他税种的宏观布局。

张明文等（2009）认为现阶段我们应该分地区、分税率进行碳税征收,以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在保持经济增长和体现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苏明等（2009）在《我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等系列报告,从税制诸因素角度初步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中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议等。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09年11月的政策研究报告《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中关于碳税的具体制度设计基本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科研所的设计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国合会在碳税的税率选择上,提出比前者更低的方案,并建议建立碳税税率的动态调整机制。中国环境规划院王金南（2009）等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自主开发的我国能源政策综合评价模型―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模型）,模拟不同碳税方案对中国国民经济、能源节约和CO2排放的影响,最终认为：近期在中国征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对中国抑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选择。为使碳税方案不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中国碳税税率宜从低方案起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形成完善的碳税税制。同时,必须切实加强碳税收入的合理使用,达到碳税征收的预期激励效果。

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应充分借鉴国外成功实践经验,根据本国国情,综合考虑环境、社会、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择机开征碳税,碳税的开征之初实施低税率,此后逐步上升,不同能源实施差别税率。碳税的征收环节建议设在生产环节,建立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同时考虑本国国际竞争力,对一些行业给予豁免或特殊优惠。

3 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从国外方面研究来看,Goto（2005）通过一个简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碳税对宏观经济和工业部门的影响。Floros和Vlachou（2005）探讨了碳税对希腊制造业以及能源相关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能够有效的减缓气候变暖。Wissema（2007）利用CGE模型分析碳税和能源税对爱尔兰经济的影响,发现碳税会显著改变生产及消费模式,使其向新能源及低碳能源转变。Lee（2008）分析了碳税和排污权交易对不同工业部门的影响,结果显示仅征收碳税对GDP有负面影响,若同时实施排污权交易则会拉动GDP增长。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大多通过构建模型（主要是一般均衡模型）,对不同的碳税方案进行模拟。分析碳税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高鹏飞和陈文颖（2002）通过建立一个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碳税对我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碳税的开征将导致较大的国外生产损失,但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碳税。魏涛远（2002）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张明文等（2009）利用1995―2005年我国GDP、能源消费和资源税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伎俩模型,分析了开征碳税对我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征收碳税能够提高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同时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用,但会扩大大部分地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

本文认为,开征碳税短期内可能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经济成本较高,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政府收入增加必将促进环境状况的好转和经济的可持续,而且设计良好的碳税制度可以将碳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4 结论

国外对于碳税的研究文献,不管是对碳税理论基础,还是碳税税制构建,都有不同层次的探讨。由于气候问题的特殊性,碳税国际协调偶有实践,但还处于理论层面。而且国外的研究都基于发达国家立场出发,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作用。

国内的研究较晚,大多直接引用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分析方法,注重碳税的经济影响分析和碳税制度的构建。而对于我国是否应该征收碳税的可行性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碳税税制、征收方式,以及碳税的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本文认为,有关碳税问题的现阶段研究仍应以评估、探索我国开征碳税的可行性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碳税税制和具体实施方式。

参考文献

［1］Baumol, W. J. & Oates, W. E.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M］.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Goto, N. Macroeconomic and Sectoral Impacts of Carbon Taxation［J］.Energy Economics,1995, 17（4）.

［3］Floros, N. & Vlachou, A. Energy Demand and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in Greek Manufacturing: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 Carbon Tax［J］.Energy Economics,2005,（27）.

［4］Wissema, W. & Dellink, R. Ag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a Carbon Energy Tax on the Irish Economy［J］.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1（4）.

［5］Lee, C., Flin, S. J. & Lewis, C.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Combining Carbon Taxation and Emission Trading on Sifferent Industry Sectors ［J］. Energy Policy,2008（36）.

［6］高鹏飞,陈文颖. 碳税与碳排放［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2（10）:1335-1338.

［7］张明文,张金良,谭忠富,王东海.碳税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J］.技术经济,2009,（6）.

［8］潘静,高辉.关于我国开征碳税相关问题的研究［J］.当代经济,2010,（7）.

［9］刑丽.碳税国际协调的理论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0,（44）.

［10］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

［11］崔军.关于我国开征碳税的思考［J］.税务研究,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