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创新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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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Alter博士就提出在已经知道的甲型肝炎病毒（HAV）和乙型肝炎病毒（HBV）之外，还存在新的肝炎病毒，但一直没有分离到该病毒，所以称之为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non-A. Non-B hepatitis， NANBHV）。直到1989年，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肝炎病毒，首先将其命名为丙型肝炎病毒（HCV），并证实其是引发输血后肝炎的主要病毒，揭开了丙型肝炎研究和防治的新的一页。1990年唐时幸在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在我国著名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蒋豫图教授和马贤凯教授指导下，选择“丙型肝炎的病源学、流行病学和检测方法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经过唐时幸及其同事的共同研究，刻苦攻关，于1992年在国内率先成功研发了抗HCV抗体检测试剂盒，并获得国家新药证书。采用该检测试剂，通过广泛的流行病学研究，唐时幸等发现当时我国职业献血员（主要是有偿献血的农民）中约30%感染HCV，问题非常严重。当时全国的血站还没有开展对献血员和血液制品进行HCV感染的筛查，HCV感染因此成为我国输血后肝炎的主要原因。唐时幸等在丙型肝炎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引起了卫生部的重视，直接促成我国血站开展HCV感染的筛查，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输血后丙型肝炎的发病率。

2013年我国出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人，因为此前尚没有H7N9流感病毒感染人的先例，该病毒是否存在人传人，是否会在人群引发流行或大爆发，引起全球关注，迅速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唐时幸率领研发人员创新性地利用针对以前出现的H7N7禽流感病毒H7抗原的单克隆抗体，在3个月内研发了我国首个快速检测H7N9禽流感病毒H7抗原的免疫试剂，并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为快速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该项目是国家863特别计划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获得了科技部的好评，体现了创新研发的重要性和强大作用。为此，唐时幸感到非常欣慰，相对于基础研究成果获奖和发表科学论文的光鲜，科研成果转化成可以直接服务社会和人民的产品，更加容易让人感受成功的喜悦，这也成为激励他长期从事创新研究的动力源泉。

唐时幸先后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以及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学习和工作16年，先后两次获得美国FDA杰出科学家奖和杰出分析科学奖。他一直希望能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研发、管理、审批的经验引进到国内。2012年唐时幸以“传染病检测方法和试剂研究领域国际知名专家”获批成为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开启了回报祖国和社会的征程。

2013年唐时幸随团参访以色列，期间他在会议交流中发现以色列公司研发的一款穿戴式心电图监测系统，使用非常方便，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值得引进到国内来，于是他直接去以色列公司商谈引进事宜。但可能是因为对中国公司不了解或者其它原因，以色列公司刚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合作意愿，谈判陷入僵局。为促成合作，唐时幸告诉对方自己刚刚辞去在美国FDA的工作回到中国，是希望用自己在美国学到和积累的知识，做医疗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为社会和人民服务。以色列人听后很感动，说跟中国一样，以色列也有“救人一命，胜似七级浮屠”的说法。这次合作说明，做企业最重要的是做好事情、做对事情，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产品就有市场和商业价值。

近20年来，中国的IVD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缩短了同国外的差距，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唐时幸提出企业研发中心要按照学术研究方式去管理，设立定期学术报告会、认真完成所承担的科研项目、鼓励研发人员等。他认为没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体系，就不可能有好的研发人员和团队，就不可能有创新的研发和高品质的产品。唐时幸还经常受邀在各种行业学会和企业高峰论坛上演讲，介绍美国FDA的法规体系和审批程序，为希望在美国注册产品的企业提供咨询，帮助它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尤其重要的是，唐时幸提倡不仅仅是公司产品注册部门需要了解和学习产品的监管法规，而是从公司管理层到研发和生产部门都必须学习和熟悉产品监管法规，这些新的管理理念有效地促进了研发能力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争强了国内IVD企业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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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有许多突破与创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纲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与创新。这些突破与创新，对我们顺利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与目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党的十四大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和目标，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

《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证。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决定》明确了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已经从基本框架深入到了基本内容，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有机统一。

二、提出了发展的“统筹性”，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这就是说，我们强调的发展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不仅仅是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而且是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的进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坚持和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在“统筹”的基础上，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统筹就是兼顾，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方面和领域，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实现所有领域和所有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在统筹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在全面发展中贯彻统筹的观念和理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在深化改革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现并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决定》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筹性”，丰富了发展的内涵，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发展观。

三、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并对股份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强调：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在股份制与公有制之间搭起了畅通的桥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肯定了股份制在公有制实现中的地位，而且把它看成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一方面，标志着我们对股份制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将加大股份制改造的力度，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将走向股份化，国有资产的战略性调整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也将进入内涵建设阶段，逐步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予以科学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逐渐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和“重要补充”。党的十五大恢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本来面目，解决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归属问题，承认它是不同于公有制经济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范围和领域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给以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样的身份和待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各个行业和领域，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壮大。《决定》指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非公有制经济不但与公有制经济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待遇，使人们更加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它的存在和发展必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都得到充分涌流。

五、明确了产权的含义和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

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何为产权，则是理论界一直争论的问题。可以说，产权的含义不明确是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角度，详细阐述了产权的含义及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

《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建立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具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等主要特征。

明确了产权的含义和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有利于解决和明确以产权为核心的各种权利归属问题，既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确定和明确各类资产所有者的主体地位，真正体现出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各项权利都得到保护和保障，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加速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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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要素贡献论 创新

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这种分配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深化了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是对过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一、提出了“四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多年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只强调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把劳动置于特殊的地位，并且把劳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结在一起，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公有制经济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个体经济则按个体劳动者运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成份，则采取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这样很难体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基于此，十六大报告提出“四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把劳动与资本、技术、管理并列，都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各自以提供者和所有者的身份同时参与分配。也就是说，劳动不再处于特殊的地位，同资本、技术、管理一样只是生产要素之一。

资本在财富创造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那么，承认资本创造财富作用的同时，当然就要承认资本在财富分配上的地位。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恰恰是忽视或者说否定了资本的作用，认为只有劳动者最为重要，资本不仅不创造财富，而且还具有剥削性质，甚至成为压榨人民的劳动工具。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要让劳动、技术、知识、管理及资本，都充满活力，充分发挥它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承认和尊重资本的作用，是十六大报告的重要创新，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对资本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过去我们过份强调劳动，把劳动作为特殊生产要素置于特殊的地位，与我们对于劳动的不正确认识有深刻联系。我们往往把非体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对立起来，在歧视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时候，必然将把从事管理、技术、经营者的劳动当作具有剥削性质的劳动。虽然技术和管理的所有者－－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既有资本的投入，又有劳动的投入，他们参与分配所依据的贡献大小既取决于劳动的复杂程度，又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但将其与资本和劳动区分，并列为“四种生产要素”，其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这样，不仅能够在充分肯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本价值基础上，进一步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更新换代以及经济效益稳步提高，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技术和管理。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在经济生活中恢复它的原有地位。

二、提出了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要素贡献论”

十六大报告中，不但提出了“四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还明确了各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要素贡献论”。

在传统分配体制中，虽然提出了按劳动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对分配的标准，对如何评判“按劳分配”中的“劳”，没有明确的规定。“按劳分配”中虽提出了“劳动尺度”问题，但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这种分配理论，着重于以劳动为基点评价收入，因而往往把劳动收入当作社会主义性质的，把非劳动收入当作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分配体制，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十六大报告调整了评价收入的基点，不再仅仅把劳动收入作为分配评议基点，而是强调各种要素的贡献，按贡献大小分配收入，以要素贡献作为基点评价收入，即“要素贡献论”，充分体现了分配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各要素的贡献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活动对各生产要素利用的要求不同，使某些要素具有更大的稀缺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率。例如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是主要生产要素，发挥着核心作用，其贡献率是相对较高的；但到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高；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如技术、管理）的作用和地位明显上升，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同时，不同的生产要素其贡献率是不同的。贡献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者按照所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者按所提供资本数额多少和资本的类别，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则按照劳动复杂程度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少，这就必须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及其它市场的运转来实现对“四种生产要素”的分配。这样就在分配制度上首次引进了市场机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对过去多年来所实行的分配制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

三、确定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

在收入分配调节中，过去虽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但说法比较含糊。效率和公平之间如何兼顾，如何优先，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必须重新寻找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新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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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决策民主基础上的矛盾化解机制，来实现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村转户移民群；社会管理；户籍制度改革；法治命题

中图分类号：df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09

一、契入改革进程的时代课题：农村转户移民群之社会管理创新

自人类迈入机器工业时代始，城市化水平便成为该时代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测度性指标。城市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动态式概念，但其实质含义是恒定的：随着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城市人口数量则相应稳步上升。此乃城市化概念的核心蕴义，也是各国立法予以制度保障的明确方向。但观之中国，建国后的户籍政策和相关立法却背离此义，严控农村人口移入城市，固定与僵化城乡二元结构，造成户籍分域的隔离与歧视。改革开放后，农村居民要求放宽户口迁移控制的呼声高涨，为回应民意并适应经济发展的走势，中央和各地在农村人口转户问题上开始朝向革新意志的制度摸索。从封闭的禁锢走向开放的流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完成由被动到主动的超越，这种超越使得我们必须直面社会管理角度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型法治课题。

（一）研究之背景：以巨量农村人口的城市迁移为历史图景

历览各朝，户籍制度皆是对辖区人口进行管理的重要社会制度，但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该制度却被异化为分隔城乡、阻滞迁徙的壁垒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为城市市场经济的活跃度及就业机会的开放性所吸引，从而离土离乡谋求更广的生存空间，以解决土地供养的有限性困境。但是，进入城市发展的职业群队，无法越过户籍制度的藩篱从而归入市民阶层，成为身份尴尬的城、农两栖成员。他们同他们的家庭最渴望的就是能放宽户口迁移的控制，对其入城就业定居的客观事实进行户籍确认，从而能享受城市户口所连接的诸多利益保障。民众诉求如此强烈，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对户口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成都、长沙等城市陆续在户籍制度上进行大胆的改革。于当下之中国而言，农村居民转户入城，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态势。

这场户籍制度改革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旨在逐步取消计划经济时期户口迁移的指标限制，改革采取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模式，实行人口转移审批制与分点试验方式。就国外的经验来看，对于转移人口的注册登记，适用尊重迁徙自由、承认居住现实的登记制，多数国家规定：在现住地居留期满，户口管理部门即将其作为当地常住人口登记。我国城市的现实容量有限，土地的农业活动尚未形成产业效益，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仍主要采取审批制。[注：审批制是指虽然有人口迁转的事实，但不能满足准入条件者，仍不能获得当地的居民户口。尽管我国的改革中也出现了取消资格审查、整体转户的模式，但全国各地的主要革新思路仍然是保持农村户籍转城市户籍的转移审批制。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实施了不同的迁户政策，改革已进入到深度的攻坚阶段，2010年，国务院将户籍制度改革列入经济体制改革的11个重点领域，“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大量农村居民迁入城市，仅以四大直辖市视之：1998年至2009年底，上海市的农业人口由379万人降低为166万人；北京市2009年底的城市人口数量突破了该市2020年的控制目标；截至2010年8月，重庆市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1年，已有223万多人转户入城；天津市2010年末全市农村人口只余265.70万人，城镇化率为79.55%，比2000年提高7.15个百分点。2011年10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报告预测未来10年全国将累计转移1亿以上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可见，在我国尚无法一步到位消弭城乡居民身份差距的现

中，农村人口转户迁移入城，已是不可阻遏之时代洪流，同时，它也引出社会管理工作之时代新课题：在巨量农村人口入城的冲击与挑战面前，如何作创新之举。

（二）探索之方向定位：以城市群体分化的管理需求为价值取向

在这场洪波巨澜的时代变革中，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分离出城市原住居民群和农村转户移民群这两个新旧居民群体。综观学术界之探索，已有的研究局限于以职业分类、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区分城市人群[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根据对全国城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 将我国城乡社会成员划分为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及底层等五大社会等级、十个阶层。其中，处于底部的两个等级是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 、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该课题组于2004 年出版论著《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将上述十个社会阶层又分为优势地位阶层、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等三大社会等级， 其中，基础阶层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而本文认为，这种区分方式仅是上下层属的平面纵式划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关注群团空间隔离的立体维度展呈状况。由此，本文主张：以城市环境认同感、融入度、文化形态、伦理观念、生活方式为标准，我们必须承认，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已界分出城市原住居民群和农村转户移民群，在两者之外，还有一直在城市谋生但没有放弃农村居民身份的流动职业农民群。具体析之，农村转户移民层中包括初次脱离土地农作移居城市的新兴移民群，以及早已进入城市生活就业后于户籍改制中获取市民资格的历史移民群，这是我国户口改革基本取向背景下的正常阶层分化，分化导致社会关系复杂度加深，也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管理必须直面此变化，裹挟深入时代的改革勇气，开展制度创新与实践摸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在区域城市人口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伦理思想等分殊较小的基础上设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数量增多，社会管理加入了一些创新思路，比如通过补进利益、突发应急、治安综治等手段，来平衡城市流动人口的利益、控管流动人口的秩序。但在国家户籍体制改革的转型期里，针对转户农民群体的社会管理问题，这种补丁式完善创新已不敷其用。转户农民是比流动人口更为巨量的人群，转户农民的城市化治理，是比处理流动人口更为艰难的重大社会课题，而转户农民又是一个在生活和文化上与城市相异、在经济与心理上处于弱势的群体，为避免他们成为边缘人群，就必须进行社会管理法律制度的创新。目前相关的学术研究并未着力于此课题，虽然近年来以

农民入城为

主题撰文进行释论者有所增加，但基本上都偏重于检视转户数量上的直接成效，对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的探索深度不够，语焉不详、未中肯綮的简单考释与评说，对于社会管理的法治助益也较少，如此水平的学术现状，与我国第三次经济转型期的发展形势极为不配，为填补相关理论之不足，本研究将进行全面探进之尝试，以求促进理论界的研讨充分地活跃起来。

有鉴于此，本文探索的方向定位为：围绕农村转户移民群社会管理的需求，分解出三个法治子命题，将群体对社会需求的及时回应上升为法律规范，依法而治。具体而言，首先要研究对转户移民群的民生保障问题；其次，要挖掘对此群体民众秩序的治理问题；再次，还要考量释解其民意冲突的路径问题。从三个维度来统合共治的学术文本建言，旨在摸索对农村转户移民群进行创新型社会管理的法治化进路，为我国社会的安定、协调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二、利益配给的实质公平：民生保障中现代化法治理念之输入

给予不同出身、文化、职业等背景之公民同等的社会待遇，是基础性的形式公平，乃传统的法治理念；虑及公民间的具体差异，倾斜配置社会利益，并将差异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这种实质公平才是法治的现代化理念。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出现了农村转户移民群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公民群，群体的农耕社会特征、乡土文化意识、宗族脉

系传统置放在城市环境中，成为其无法嵌入城市人群的异质性标识，同时，该群体的经济、心理弱势也延宕了他们与城市自相容到相融的过程。因此，对于如此庞大的一个异质并弱势的群体，应该在保障其民生水平的利益配给制度中引入实质公平理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正义。

（一）立法应当对社会保险利益进行倾斜配置

对于农村转户群体的社会保险问题，关键节点在于立法中如何有理有节地强化实质公平理念。考察目前全国各地的相关制度，就农村转户移民群的社会保险待遇处理，有三种模式：第一类是城乡统一待遇型，如云南省红河州和四川省成都市[注：作为西部的经济优势城市，该市自2011年4月1日起，将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全面并轨。 ]，高扬城乡民众权益同等的旗帜，重新整合社保方案，转户者参加的是城乡一致的社会保险；第二类是选择交叉待遇型，如重庆、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等省市，此模式尊重转户者意愿，由其选择转归待遇标准较高的社会保险序列，既可保留某类农村社保待遇，延续农民的优惠政策，又可参加某个城镇居民社保子项，交叉享受社保待遇；第三类是变更为城镇居民待遇型，如广西、内蒙古、新疆、甘肃、贵州等省（自治区），转户农民进入市民的社会保险行列，平等地享受城镇居民社保的各种待遇。

检视这三种模式，红河州与成都市城乡社保综合一体化的程度之高，在全国亦为典范，但我国其他省市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的局限，无法跟进复制。从实质公平的角度评价，选择交叉待遇型更适合于转户的过渡期，以重庆为例，在创新中，出台了全国弹性最大的转户退地办法；在社会保险问题上也注意到对这一群体的偏重保护，譬如，该市规定转户农民在入籍之后退地之前即可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地后还可变更为农转非征地养老保险，享受较高水平的保险待遇；再如该市转户农民可自由决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等。赋予转户农民在进入社会保险序列时有极为宽泛的选择权，彰显的正是实质公平的核心理念，这种社会管理的创新理念，在我国其他地区具有广泛的可借鉴意义。因此，地方立法在转户改革的攻坚阶段，应该大胆深入贯彻社会管理的创新理念，在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质公平问题上，可以考量优于城乡双层体系内的缴费标准和过渡阶段待遇，设定倾斜保护期，期终后再定位于同等标准待遇。

（二）立法应当对社会福利、救助事项进行合理安排

与社会保险需要履行缴费义务不同，社会福利、救助选取单向配给的路径，不需要公民缴纳费用，且利益供给的覆盖面更广，涵括就业、居住、教育等各个民生领域，丧失土地利益的农村转户移民群，会非常关注社会福利、救助制度能提供何种程度的保障，因此，立法必须有明确的表示与具体的安排。从有助于对农村转户移民群这个弱势群体予以帮扶的角度，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应予关注：

第一，要尽力满足住房之需。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很多地区通过转户条件中的住房标准来化解移民群体的居住压力，比如天津、贵州[注：贵州省2009年6月24日开始实施《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公安厅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凡贵州省籍农业人口在我省城市、城镇有相对固定工作（务工、经商等）和相对固定住所（公有住房、集体住房、私有住房、租赁房屋以及其他房屋）半年以上的，可以办理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的城市、城镇非农业常住户口。凡本省籍农业人口投靠居住在我省城市、城镇非农业户口且生活、居住有保障亲属的，可以办理城市、城镇非农业常住户口。” ]、云南[注：云南省在200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准入条件取代人口控制指标，申请人在居住地同时具备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这两个条件，准予在居住地落户。合法固定住所是指：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住宅；单位分配给职工长期居住未出售产权的住宅。稳定生活来源是指有合法收入、能够自食其力、不需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内蒙古[注：2006年1月1日起，的户籍管理制度规定：“凡购买经城建部门批准兴建并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商品房或自建房屋的，不受面积限制，允许房屋产权所有人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落当地常住户口。” ]、甘肃[注：2011年甘肃户改试点嘉峪关市户籍改革制度中规定的可以转户的人员包括：在嘉峪关市

购买商品房或二手房，人均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上（达到基本住房保障标准以上），并有合法稳定收入的外来人员；在市区从事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连续缴纳税费3年以上，且在本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的人员；暂住满3年，拥有合法固定住所，且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不间断缴纳社会保险费3年以上的人员。 ]、青海[注：依据2010年12月《青海省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全面放宽省内其他地区城镇落户政策：1.凡符合“有合法固定住所、有稳定职业或稳定生活来源”两个基本条件的暂住人口，准许本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在居住城市（镇）落户；2.本省籍农牧民，在本州（地、市）城镇内租房居住1年以上、有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准许本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落户；3.在城市（镇）范围内居住的失地农牧民，需要依法安置的，按照自愿原则，就地转为城镇居民户口。 ]、昆明等省市将有城市住房作为转户的必要条件，还有部分地方采取利益的对换来保障住房，如长沙、广州、义乌等城市都曾试点以宅基地永久使用权置换城镇房产。然而，这种解决方式毕竟是有限的，在改革进程中各地的转户门槛都普遍降低[注：例如，云南省人民政府2011年《关于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转变城镇居民的意见》，明示放宽迁移落户条件：云南籍居民，在乡镇落户，不受条件限制。在县城有合法稳定职业或者有合法稳定住所，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均可在居住地城镇落户。在州（市）和县级所在地有合法稳定职业满1年或有合法稳定住所，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均可在居住地城市落户。 ]：有些省市将住房条件扩展至有使用权即可，其住房利益的延续稳固性取决于租住者的后续支撑能力，或者要依附于房屋使用者在单位的职业身份是否稳固[注：例如，云南的转户条件中所指“合法固定住所”包括单位分配给职工长期居住且未出售产权的住宅。 ]，另外还有很多地区只将住房作为转户的选择性条件，如重庆[注：根据2010年8月1日施行的《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规定，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登记为主城镇居民：在主城九区（一）购买商品住房；（二）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三）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登记为城镇居民：在远郊31个区县城（一）购买商品住房；（二）务工经商三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三）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就地登记为其他城镇居民。 ]、广西[注：2011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凡是在城市市区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含拥有产权的房屋、公租房、单位集体宿舍、亲属住所）、务工经商有一定期限的本自治区籍农村居民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转为城市居民。在县（市）城镇及其乡镇的本自治区籍农村居民可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自治区籍优秀农民工及其共同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自愿转为城市居民的，将不受居住时间限制。 ]，或者根本不纳入转户要求[注：比如西部一些省市对于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者没有住房条件的要求。 ]，无房或房屋不足的转户农民就会在城市中无所栖靠，加之其适应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所以，社会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应该适当向这类人群倾斜，即各地在依法确定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配给条件时，不仅要拓展应用于转户农民，还可以考量适度降低门槛，同时辅以发放租房、建房补贴等方式解决住房困难问题。 　第二，应强化对就业的促进。大量的转户农民迁入城市后，城市的劳动供需关系变得紧张，对此，从劳动力市场的区域宏观调控到就业促进的地方立法，都应该积极应对。目前全国各地户改中就业促进的相关制度都着眼于城乡一体化统筹，及转户农民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就业扶助政策[注：如成都宣布全域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服务和相应的就业配套制度体系；甘肃建成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统一的劳动就业管理和就业信息服务；宁夏规定农民进城落户后，在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等方面与银川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青海规定转户农牧民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可纳入城镇失业登记服务范

围，与当地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就业扶助政策；广西建立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城乡一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以及鼓励城乡劳动者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机制和创业孵化基地，等等。 ]，对农村转户群体的特殊关怀不足[注：只有少数地区针对农村转户群有特别的就业促进制度，如广西专门提出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对进城求职人员进行就业技能培训，提升进城求职人员劳动技能和综合竞争能力；青海规定以提升综合素质和转移就业为目标，对劳动年龄段人口进行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多种方式的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促进转户居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 ]，由于转户农民的职业转换能力和竞争能力问题，隐藏在户口背后的差距仍然存在，因此，实质公平理念下的倾斜回应对策必须加以补足。地方的就业促进立法可创立人力市场与移民集中片区点的联动机制，推进失业移民的城市岗位适应性培养计划。劳动用工立法也必须照应这一群体的职业转型需求，在就业机会提供与劳动技能培训方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移民群体的城市职业能力发展为目标。不仅如此，还要支持转户农民找寻职业自足的合理出路，探索就业组织的新形式。[注：在此方面，上海的经验可值借鉴：2005年12月，上海市通过了《促进就业若干规定》，将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作为劳动者自主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明确下来。这种包括小商贩、家庭工厂、个体户、街头流动摊贩等各种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形式，具有安置成本和技能要求低、就业空间和增长潜力大的特点，适合于为转户农民等弱势群体谋生拓宽职业道路，上海市将对非正规就业的鼓励上升到地方人大立法的首次尝试，值得各城市学习，也为中央层次的立法做出了地方的尝试性探索。

]另外，为避免转户农民成为城市中的异质性人群，防止其因为失业而流离失所，不仅符合条件的转户农民可以从农村低保改为城市低保，而且在确立低保线与给付利益量时，也可针对这个群体的实际困难进行调整。

第三，须保障转户成员的受教育权。一方面，随着转户的农村人口大量进入，需要在科学平衡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前提下，颁行配套性立法文件，强力保证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尤其要注意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教育师资和经费严重匮乏、学科结构不科学、教育的弱保障力与低效率问题极为尖锐，随着转户的农村人口大量进入，本就缺弊丛生的西部教育问题更是亟需大力调整与完善。另一方面，各地集中社区或地域片区居住的转户群落，还应该针对各年龄成员，组织城市文化的学习，建造各级培训学校、博物馆、科学馆、文化室、社区图书室等教育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化工程并进，为各种年龄层次的转户农民增加提升知识素养的机会。

三、多元兼治与城乡联治：民众秩序管理模式构设之突破

城乡公民新群体的分化，使得社会的多元多变性更加凸显，相应地，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与难度也增大，转户农民脱离集体经济组织，从乡民社会走向现代城市社区，由村队集体管理转变为社会辖区管理，这种变化不仅需要管理量的增加，更需要管理模式的创新。但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新兴弱势群体，我们既无国外的先验样本以资借鉴，也无历史的素材提供参考，惟有大胆创新，才能开放出对变革时期新社会群体人本关怀的价值精神。

（一）多元兼治的民主模式

在熟悉城市生活的过渡期，农村转户移民群对外界强压力的感知敏感且反应激烈，基于其波动不稳的脆弱心理，政府机关的一元强力干预模式

容易激发猛烈的逆抗情绪。在政府一元式治理模式中，官权有恣意扩张的倾向，城市转户移民群在乡土村社自由耕作的环境中成长，其接受压制的顺应性小于城市市民，政府社会管理若欠缺科学性，极易引发转户移民群体的主动对抗。基于此，从提高社会管理的接受度视之，我们可以尝试构筑民本位的多元兼治组织体系，创建与转户农民群特征契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机制，实现各社会管理主体的功能协作与互补。

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明确的创新方向：为抑制转户这个特殊时期的多因不安，需要开拓与政府单一主体刚性制度约束不同的社会共管范式，即由政府主导治理、加入中间力量的协治与民众的自治，变政府一元归治的社会管理模式为社会分治模式；在锻炼民众自律自治能力的同时，凸显ngo、npo等第三部门的协治功能，激励这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

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等参与社会管理，通过对农村转户移民群的多元治理，达成现代国家的善政目标。多元兼治的民主模式，其路向特征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就此，山东省泰安市的平安协会模式[注：山东省泰安市平安协会创立于2006年，由于汶南镇警力严重不足，多个企业、行政村共同出资组织专职治安队昼夜巡逻，此后，这一作法被其他乡镇效仿，在泰安市逐步推行，其功能也拓展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预防群体性事件等领域，协会通过交纳会费、社会捐助、政府补助等形式筹集资金，用于镇、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矛盾纠纷化解。 ]具有创新的参鉴价值。平安协会作为民间组织，是沿着群众路线调解内部矛盾、保障和谐社会的成功尝试。针对农村转户移民群，我们需要更多的此类组织，作为社会大众掌握管理话语权的团体性支撑力量，共同探寻政社同治、官民合力的协作管理方案。

在多元兼治的民主模式中，依法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核心工程，对此，行政法的授权与限权功能要兼重，要强调行政问责、行政复议等层级间法治督检方式，增强人大和社会对政府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在政府之外多元主体的参治中，法治的导向是为共治的社会组织确立法定地位，赋予依法认可的权力。在转户农民群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中，我们要充分运用“两新组织”的社会培育成果，无论是促进就业的新经济组织，还是参与民众秩序管理的新社会组织，都必须放入法律协同的框架中。即新经济组织的法律形式确认要破除旧有观念，从真正便利于转户农民就业的角度进行规范化；新社会组织则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予以认定，并以立法文本力量来规制其从事所登记的各项活动。 （二）城乡共治的联结模式

由于不同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对于转户农民的土地利益处理方式不同，因此，会出现农村转户移民群的城乡双栖性，即身居城市、地留农村、跨域两界。例如，1997年国家试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允许在小城镇已就业、居住的农村人口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落户人员可保留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此意见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实施。根据重庆户籍改革的“335配套政策”，允许转户农民3年内继续享有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以及使用权的流转等权益，允许其继续保留已经确权到户的林地使用权[注：即“3年过渡”、“3项保留”、“5项纳入”，其中，“3年过渡”是针对“农转城”原农户的相关土地退出设定3年过渡期，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以及使用权的流转等权益，3年后农民是否退地，坚持自愿原则。“3项保留”是指保留农村林地使用权、保留原户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范围享有的优待、保留享有农村种粮直补、购置农机具直补等同承包地相结合的各项补贴的权利。“5项纳入”是指转户农民在“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方面一步到位，使之融入城镇社区，享有同等的城镇居民权益。 ]；陕西省2010年9月启动户籍一元化改革，转户的农村居民在5年内可以选择继续享受原有的宅基地、责任田的政策，5年后，在享受城市的就业、社保、住房等待遇时，放弃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1]。成都市2010年《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指出，成都将为500万以上的农业人口撕下“农民”的身份标签，农民可以带产权进城，不再以牺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权为代价[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年2月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该意见进一步放宽了农民工进城落户条件，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权[3]。银川市2011年7月试行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九条政策，其中即有“银川市农村户籍人口可以在不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退出农村宅基地的情况下，申办城镇常住户口”的内容[4]。居住的城市化与收入利益的农村保留并存，是对社会管理的一次高难度挑战，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不挖掘城乡联治的方式，户籍制度改革过渡期的社会问题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之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出现时，曾给社会秩序的管理带来过类似的激撞和震荡，但由于在户籍未作改动的情形下，绝大多数农户都有留守农村处理土地利益问题的户员，而农民工又具有很强的流动

性和回归性，因此，在民众秩序的管理模式革新中，并没有过多地探索城乡联结的课题。但在当下，农民转户移民群相对稳定地安居城市，整户搬迁者众，对于其暂时或永久保留的土地利益，在农村已基本无家人负责日常管理，这种人身与财产异地分离的格局，必须有城乡协力的法治化手段来作对治工具。城市社会管理主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共同协作，如何向户改中不断发展的城市化态势发言，是不能回避的必答题。解题的核心要点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尽快在政府的指引和支持下，集约化、产业化运作转户农民的土地，或是鼓励转户农民在农村土地的统筹使用中以各种法律许可的方式进行流转，并切实保障产出的土地收益或流转所得能安全归至转户农民处。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秩序的多元治理主体也应保持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村治管社会秩序其他主体的沟通联系，从经济保障、治安联控、信息共享等方面达成合作。

在城乡共治的联结模式中，社会秩序的安定深因来自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群体留存的土地利益之保障，而从更广角的视域看，此问题则涉及立法在多大程度上放开承包地市场流转的形式，就转包、出租、土地入股、土地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土地交易市场等多种流转途经而言，法律应作更完善到位的指引，惟有实现承包地的资本价值，居于城市的农村转户移民群才能安定其心。当然，与此同时，城乡两域的管理主体还必须在分权、协作、担责等重要问题方面依法落实各自的权限和职责，将城乡联治的重大课题在法治实践中加以研论。

四、决策民主语境下的矛盾化解：民意表达与冲突释放之路径摸索

农村转户移民群是城市群体中的弱核社会圈，基于文化知识的普遍欠缺，以及初入城市对政府决策的疏离，其民意表达的通道不畅，冲突释放的途径狭囿，若不能建立起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若不能依据其特殊性实施有效的社会冲突管理办法，疏导社会矛盾，会愈发深化民众与政府及民众内部的间离，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本部分拟就社会管理中决策民主和矛盾化解的法治创新路径，展开另一个向度的探析。

（一）程序路径：政府管理决策的听证制度

听证所承托的精神，是法律最为可贵的品格——公正。在对农村转户移民群的社会管理建制中构设完整的听证制度，是在社会治理方面对利益相关人怀有高度尊重的作法，完善听取弱势群体意见的听证程序，也将是立法飞跃式的进步。政府管理决策听证属于行政听证，我国行政听证中常见的是重大行政处罚听证、政府价格听证，而其他社会管理中的决策听证并不多见，本部分将此主题作为研究的创新点提出，以决策听证的主题选择、参与代表、公开议程推进等为省思角度，以实践效果为探索方向，完成基本制度的内省和完善构想。

对于决策听证的主题，由于是针对农村转户移民群的政府决策，其主题方案应当纳入民主化建设的内容， 以使政府的关注点与该群体的关注点获得沟通，在确定政府社会管理重心和阶段性工作重点方面， 使政府与移民群达成共识， 这既有利于制定适应现实需要的社会政策，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共执行力， 更有利于公众对政府政策执行的监督，同时也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使利益冲突的潜在因素在公共政策选择过程中得到有效化解。

厘定合适的政府决策听证主题后，听证代表的选取至关重要。代表的决选，不仅需要衡量其与听证项目相关位置的远近，即享有的决策听证权与中心主题的半径距离，还要测度其就政府决策问题的作用能力，那些适用于转户农民群的政府决策，利益的关涉性使得该群体靠近决策的中心部位，但由于该群体的知识素养与影响能力的局限，其对问题的认识、揭示和表达能力可能较差，可以引入利益诉求的中间传递组织。由ngo、npo等第三部门进行代言与协助，以及媒体作为第四力量的介入，制造媒介舆论效力，对政府决策施加正向影响。“第三部门”和“媒体舆论”是具有强烈扶弱感情的概念，同时其利益的中立性与认识的客观性，又特别适合于为异质与弱势集于一身的新移民群体助力。成功的政府决策听证，还必须保证公开性，尤其是对于影响这样一个劣势群体利益的决策，就更需要贯彻公开公平的原则。隐而不宣、秘密进行的政府决策模式有悖于程序公正之本义。所谓秘密进行以免听证会代表意见受到牵制或左右的担心是多余的，公众舆论是更广泛的意见表达，不能因为听证会

有专门的意见代表而排斥程序之外的意见的渗透，相反地，还应该多建立公众与听证会代表之间的意见互通渠道。 　政府决策听证是决策主体与接受调整的利益相关主体间一次关系的整合，是社会管理的社会化走向， 包含着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本意，因此，关涉农村转户移民群的政府决策听证，应当从法律制度设计层面保障其充分民主化。更进一步阐论，政府为了执行社会管理职能，在决策中从主题选定到表决实施都应该有法律保障的民意介入，单一的执行民主，须迈向全面的决策制定与执行民主，这才是民主化社会管理建设的实质内核。

（二）手段路径：处理民意冲突的新型方式

在中国，对农村转户移民群的民意冲突进行管理手段的创新，没有熟悉的经验可谈，但也不能将社会矛盾的处理僵化在传统中，面对这种新生群体，我们必须在法治路径中找到一种创新办法。

就农村转户移民群与政府的官民冲突，我们可以创制第三方观察的辅助手段，即在官民矛盾升级为行政诉讼前，除了行政复议可以救济外，引入社会中间层，或具有社会监督功能的检察机关，对于官民纠纷提供第三方建议书，就纠纷症结、过错界清与责任认定向行政机关递交“观察意见”，让政府能冷静、客观地处置与农村转户移民群的纷争。必须指出的是，农村转户移民群与政府间的一些矛盾，是因政府社会管理执法活动的非公正文明性导致的，目前中国一些执法机关和人员仍固守着官本位的思想，以强调管制、审批、命令为行动目的，社会管理过程粗暴，动仄摆架子、显特权、装威风，执法态度冰冷、生硬、蛮横，重私利人情，效率低下，从而形成强权弱责的执法结果，造成农村转户民众的抵触情绪。因此，本文提出创制第三方建议机制来帮助化解矛盾，旨在复归政府社会管理活动的人民本位思想，即开展以人为本、重责轻权的便民型管理活动。第三方建议书能提醒各级各类机关，其社会管理活动都应该体现利民、廉洁、高效的原则，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管理，无论是基于与纳税人的契约论，还是人民委托说，抑或民众顾客理念，其行动的本位思想必然是人民，其不仅要关注执法活动的行为边界，塑造有限政府，还必须控制其执法管理的层次幅度，理顺上下级、内部部门间、与社会中间层级的关系，杜绝执法中的越位、错位、缺位弊病，控制执法成本，以利民、经济、效率为行为准则。

就社会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的冲突，秉持社会管理的创新精神，可吸纳一些在原农村有威望、辈分高、办事公道的转户公民，参与处置矛盾纠纷，此作法特别适宜在转户农民群的集中安置地域采用，因其与该人群原本的宗族观契合，也是过渡适应期内较为得当的管理辅助方式。依循共性与特殊性是释解一切矛盾的行动经纬，转户群的民意冲突处理模式只有在其经纬上运作时才能发出能量，将其扭离经纬，冲突非但不能得到释放，还可能升级激化。这里所指称的特殊性表现为：这一群体对于脉系亲缘关系的依赖度与信任度很高，就其遵从的伦理观而言，没有必要草率地加以扼杀，而是应该引导其认可的调处主持者或组织按照现代法治观念进行。站在更为主动的立场上，我们还可以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中给威望足、辈分高的族群成员安排位置，也可建立族系协调委员会帮助预警矛盾与平定纷争，甚至可以就这类群体诉至法院的内部纠纷，在人民调解员中引入其宗群长者。

对农村转户移民群进行社会管理的创新控制系统构造，是当下户籍制度改革中社会管理的亟需，在社会治理法律控制系统的运作纽带上，我们输入社会需求信息，输出法律规制文本，在转户农民的社会关系链上产生各种法律关系，并定型化相关的倾斜式保护模式，能保障社会前进的健康与持续。本文作此论述，意在弥补社会管理于特殊城市群体生成后理论创新的空缺，也是对社会发展实践的完善提出之尝试性建言。

参考文献：

[1]佚名.陕西启动户籍一元化改革 五年内交叉享政策待遇[eb/ol].（2010-09-19）[2013-03-31].http：//news.sohu.com/20100919/n275101540.shtml.

[2] 佚名.成都2012年实现城乡统一户籍 农民可带产权进城[eb/ol].（2010-11-17）[2013-03-21].http：//hb.qq.com/a/20101117/000901.htm.

[3] 佚名.广西将全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eb/ol].（2011-02-16）[2013-03-25]. http：//news.163.com/11/0216/04/6t05ive000014aed.html.

[4] 郑峥，张晓璐.银川

重磅推出9条户籍改革政策[n].宁夏日报，2011-07-23（01）.

a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analysis of innovative society control of ruraltourban migrants with transferr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jin l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that has push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ural nonfarm households migrate to cities， which brings a huge impact and challenge to social management.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three problemsthe livelihood protection， the public order governance and coping with opinion conflictin the face of the management needs in the hukou reform.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way to realize harmonious society through the interest rationing， multigovernance and ruralurban joint 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ving on the basis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bstantial fairness， bringing in the modern spirit of law，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l and building the path of dredging public opinion as the research methods.

篇5

关键词：社会管理 利益诉求 管理创新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国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社会在局部利益分化基础上出现了对立状况。针对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出现的个体化利益诉求状况，中国的社会管理应该更进一步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并且形成良性社会沟通机制，通过网络以及信任等途径进行构建，促进整个中国社会的社会管理重新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因：利益诉求能力不对称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管理所面对的具体社会环境条件也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实际上物质条件的快速转变，也是整个社会矛盾更为突出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几年中国的频频发生。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以及社会利益分配机制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形成了社会主义利益分配机制的相关法律制度。但是在解决新出现的各阶层矛盾过程当中，利益协调分配机制，以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发挥出非常良性的效果。如一部分的群体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常选择非法律性的渠道对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表达。

实际上，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诉求的法制渠道是畅通和有效的，但是在社会管理实践当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应用，其本质上看是利益矛盾双方的博弈能力不对称，即双方不能够在公平的法律面前得到公平的诉求机会。法律赋予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对于相对弱势的利益群体而言，其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博弈能力，那么法律所提供的利益诉求渠道并不能够畅通地运用。这也是中国在利益诉求方面出现不公的根源，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动因。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不同类型利益诉求的差异化管理

伴随着中国从温饱线到小康社会建设两个方面的发展，社会管理也必须面对着创新，特别是在改革原有社会管理机制和方法的过程当中，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诉求进行差异化管理。当前中国的利益诉求可以区分为底线类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类的利益诉求。底线类的利益诉求，重点是保障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特别是保障个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发展类的利益诉求，重点是在个体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对于个人的利益的进一步追求。中国各类生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社会阶层也普遍从底线利益诉求向发展利益诉求转变。但是对于一部分经济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的地区，底线类的利益诉求仍然是应该得到支持和保障的重要诉求。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当前中国社会当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诉求，仍然要进行差异化的管理，才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发展。

（一）底线类利益诉求的社会管理创新

针对底线类的利益诉求，实施社会管理的公共管理部门，应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明确保障。底线类的利益诉求是对于社会个体乃至各阶层群体的基本利益保障，从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分析属于保健因素，这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和尊严的底线。

这一类的利益诉求，国家往往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法律条文进行明文规定。因此，社会管理过程当中，针对底线类的利益诉求所引发的矛盾，要拓宽沟通机制，鼓励社会个体以合法的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面对提出底线类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政府应该依法介入矛盾纠纷，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国家已经出台了明确的法律条文，作为执行国家法律和规定的公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等，应该主动帮助有需要的弱势群体，维护其底线性的利益诉求得到合法依规的实现。执法者应该公平执法，不偏私、不滥权，切实解决底线类利益诉求，维护国家法律和人民群众的基本尊严。

（二）发展类利益诉求的社会管理创新

而针对发展类的利益诉求，国家公共管理部门，应该承担调解者的角色。有关发展类的利益诉求，不同群体就此引发的矛盾本质上在法律并不可能进行强制性的规定，如劳动者和用人部门互相之间的薪资分配纠纷，在地方最低的劳动者薪酬标准线的基础上进行的薪酬商讨，实际上也是发展类的利益诉求。劳动者渴望获得和企业发展状况相互匹配的薪酬标准，但是这种标准可能在用人部门又有不同的考量条件。因此，劳动者和用人部门在基本薪酬线之上的利益诉求矛盾，实际上国家公共管理部门不能够滥权介入，而应该鼓励利益双方共同协商来实现调节，这种也就是常见的劳资谈判。但是，公共管理部门也不能够忽视在发展类利益诉求矛盾当中，处在弱势群体里个体的需求矛盾，因为弱势群体中的个体往往不具备争取发展类利益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是依靠个体之间的联系结合形成特定群体来进行完成的。但是群体力量的形成，如果没有理性的群体核心作为引导，那么很可能影响群体行为的合法性，从而出现，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公共管理部门也不能够在发展类利益诉求面前采取不作为的放任做法，而是应该鼓励弱势群体形成合法依规的申诉理念，按照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渠道反映、协调以及沟通。同时，公共管理部门也应该对利益强势一方提出管理建议，以间接协调的方式，不直接干预利益纠纷，依靠各阶层的自觉力量合法、合理、和平地解决社会矛盾。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发展方向。

三、利益诉求的解决机制创新：公共利益诉求平台的形成

创新社会管理，从根本的目的上看，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和人民的进步发展提供良性的社会条件。因此，利益矛盾不可避免地存在，也要求国家公共管理部门依循和谐社会的建设理念，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共利益诉求，特别是不同利益诉求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阶层，都需要公共利息诉求平台进行协调，这样才能够维持社会的良性沟通，避免社会当中的利益诉求矛盾尖锐化。针对当前中国的发展实际，公共利益诉求平台的构建以及形成主要是由两个不同的内在机制共同构成。

第一个内在机制，是形成公平的利益博弈公共平台机制。当前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是不同的，在不同利益诉求当中，又不可避免产生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状况。这也就会产生部分利益诉求者，以个体化的利益诉求与对方进行利益博弈，在各自力量不对称的条件下，利益诉求的解决也不能够以公允的方式进行协调。因此，社会管理的创新，应该重视对不同群体利益博弈能力的对等化，促进利益博弈秩序的合理化，避免利益诉求的博弈双方出现更加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应该有合理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而且人民团体的形成也应该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以及得到所代表个体的普遍支持，这样才能够将这种利益诉求的合法渠道进行普及。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形成特定的人民团体，人民团体作为国家允许的合法组织形态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人民团体应该重视对社会当中所代表个体的利益诉求，主动成为公平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进而代表这些群体进行合法、合理、和平的利益协调和沟通。这样可以避免社会个体组成特定的非正式社会组织，从而对社会的正常秩序产生影响。人民团体的服务化转型在这一语境下成了重要的社会管理创新路径之一。

第二个内在机制，是形成社会资本合理配置的公共机制。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一种无形资本，伴随社会物质资料分配的差异化、效率化，社会资本也产生了分配差异化。社会资本有普遍可认知的话语权、影响力、沟通协调的资本等。这些方面实际上都是社会群体在利益诉求矛盾时候的博弈能力外化形成而来。伴随着社会化大分工的发展，个体劳动差异化日益明显，物质资料分配的差异化、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思维差异、社会生产机能的扩大等，都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资本是相对独立的，平时不同社会群体的沟通越来越少，人群陌生化甚至个体陌生化在社会管理当中已经成为矛盾的根源。因此，对于社会资本分散化的状况，公共管理部门应该积极推动个体和个体、群体和群体之间互相交流和配置社会资本的公共机制。通过这一个公共机制的协调，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有规则、合法的互动，促进社会交流的秩序化。这种良性的协调和沟通，不仅避免了矛盾的隐藏性，而且避免政府的公共管理负荷严重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包容以及和谐。公共管理部门要主动倡导和推动，协调这一机制的落地，真正对社会利益诉求矛盾发挥“治未病”的效果。

四、结束语

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矛盾是无法完全消灭的，特别是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推动了矛盾的形成。因此，面对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应该积极创新，推动弱势群体依靠人民团体的服务进行合理、合法以及有秩序地利益诉求，避免社会资本分散化导致群体间、个体间的不信任，增强社会信任感，才能够真正在利益诉求分化的今天，切实创新社会管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赵冬鸣，艾丽娜.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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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校园；教师；创新意识与能力；提高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6-0005-02

前言

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中都有着深刻的应用，教育信息化进展快速，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正逐渐凸现出来，智慧校园应运而生。智慧校园是“互联网+”教育的重要校园建设模式，其能够将计算机网络的信息服务与校园各个应用服务进行融合，实现了校园的智能化。在智慧校园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对于促进智能教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智慧校园”的含义

“智慧校园”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校园生活的结合，由传统的校园环境向更加多元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美好、和谐的校园环境。在“智慧校园”的规划中，学生们的学习以互联网教学为主、智能化的教学设施、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学生与教师共同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

“智慧校园”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项目，所以，它可以为广大师生提供一个信息交流与服务的平台，根据不同性格的人物提供不同的服务，就像是“智慧校园”对老师开放的权限与学生的权限就有所不同，为了保障学生的学习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所以，对于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权利学校会做一定的限制，既能为学生提供一个优秀的信息资源平台，又能够对学生的权限进行限制，防止学生使用互联网为所欲为。

二、智慧校园学习环境的主要内涵

（一）智慧学习环境的内涵

教师在以个智慧校园学习环境下进行学习，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师的创新意识，同时还包括了相关技术设备构成的物理环境、学习方式、教学方式、课程资源等多种因素。同时这个智慧校园的学习环境并不是独立组成的，而是根据每个特定系统构成的，因此，建设智校园过程中需要将这些因素育学习活动发生一系列的联系，从而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与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智慧学习环境的特征以及技术基础

在建设智慧校园的同时，还需要对智慧学习环境进行充分的了解，现阶段，智慧校园的主要学习环境有以下几种特征：（1）感知学习情境：教师可以与学习伙伴进行活动，根据场景制定出对应的学习方案；（2）记录学习过程：记录学习过程，对学习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有情感的计算、动作捕捉等过程中将其应应用在教学课堂中，从而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3）提供较为逼真的学习经验：建立一些逼真场景，模拟教师情境，使教师在这个全新的情境中制定出全新的教学方案；（4）联接学习社群：建立对应的联接学习社群，使更多的教师进行交流，并使教师之间互帮互助，提供支持，从而激发教师的思维逻辑能力；（5）提供智慧型学习活动：根据教师的创新能力、教学能力、教学任务等相关数据信息进行简单记忆、低水平操作等，再将其发送给计算机等相关智能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增加智慧校园环境而产生的全新机遇，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投入更多的精神进行教学。

（三）智慧学习环境与传统学习环境的区别

智慧校园的教师教学环境与传统教学环境之间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教学目的、教学场所、教学方式等方面。

教学目的：传统的教学时常会收到教学时间和学生人数的影响，同时学生还没有足够的机会进行自主探究，教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能力；建立智慧校园，学生在这个智慧校园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智慧的发展，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

教学场所：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只能在教室中学习，教师也很少开展一系列的课外教学活动，学生在上课过程中对于一些具有实质性的教学物品也很难进行应用，使学生处于一个枯燥、乏味、单一的课堂中；在智能学习环境中，教师的教学场地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其教学资源丰富，在教学过程中会使用到越来越多的先进素材，并为学生提供较为先进的学习机会，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利用一些增强现实的先进技术，在教学过程中模拟教学情境，从而激发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效率。

教W方式：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以讲解为主。智慧学习环境的出现，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种的先进设备进行教学，并发挥出其中的主要优势，为学生制定出一个全新的教学方案。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根据学生对应的学习来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从而解决学生中的不足。

三、智慧校园建设与教师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智慧校园建设下，学习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个性化，教师传统的教学方式很难满足数字校园下的教学需求，难以对学生行为进行预测，难以实现智慧校园下因材施教的要求，如何使教师的教学更加“智慧”，更加符合智慧校园的特点值得探究。

智慧校园背景下，社会对于教师的要求出现了巨大变化，对教师教学质量、教学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积极提升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此来适应智慧校园建设下的教学环境变化。

四、基于智慧校园建设下提高教师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建议

（一）强化智慧校园建设，构建“数字教师”培养模式

应当积极利用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实现对当前教学方式和教学流程的创新，以此来帮助教师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信息化平台为基础，促进教学信息、科研信息的开放性，促进各种信息的高速流转，帮助教师积极的吸收新知识、新信息，为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学校应当积极建设教师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智慧教师，对教师进行3D打印、虚拟实验以及录播教学等方面的培训，构建智慧校园下“数字教师”的培养环境，促进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的数字化，让教师能够充分体验并享受智慧校园所带来的变化。

（二）重构教师研修体系

应当积极构建教师研修的公共服务体系，对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课程进行积极研发，围绕教学标准和教师日常工作需要，积极开发教师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训课程，研发信息技术实用课程，以此来形成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流程，通过信息化的研修平台来提升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利用教师研修平台双向互动优势，促进网络研修的发展，以此来促进教师对资源的整合能力，例如对学科知识内容的整合，对教学方法的整合等，通过智慧校园的建设来营造一个时时刻刻可以学习的教师培训环境。通过在线研修活动、教数学实践活动等来让教师适应智慧校园的发展，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三）提升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力

智慧校园建设以信息技术为基础，这为教师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是广大教师面临的挑战。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掌握信息技术相关教学技能就难以适应智慧校园建设的发展趋势。首先，教师应当积极了解信息技g的本质和其发展趋势，了解信息技术在智慧校园中的应用现状，以此来奠定教师信息能力的基础；第二，教师应当从操作层面加深对互联网及计算机的认识，提升对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力，加强对智慧校园建设中对各种硬件设备和教育软件的认识和应用，积极探索教学资源的网络探索渠道，学会如何优化信息，整合信息，以此来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让教师通过信息技术来提升自身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此来适应智慧校园的发展，提升科研能力。

（四）加强协作

智慧校园的建设拉近了校园中个体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整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应当积极培养协作精神，促进资源共享。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依靠自身来构建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优势，通过与其他教师的协作来实现自身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五）注重整合实践

智慧校园建设中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智慧校园中的教师应当在教学情境中加强信息化教学实践，提升自身信息素养，注重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以此来形成有自身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将个性化的实践知识转化为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注重创新、敢于创新、学会创新，以此来改善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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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创新　行动　环境变量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结构功能连续统，乃是现代社会系统为满足其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技术创新不仅在微观上构成了企业为满足其生存发展所必须作出的主导性行动，而且在宏观上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创新“已经构成了一种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的基础发动机”（[1]，p.13）。

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 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 ]，p. 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 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 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 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1]G. Dosi，　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1984.

[2]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

[4]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T·帕森斯：《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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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司法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 价值 运用

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司法建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现实需要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司法建议制度就已出现，并成为司法机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种方式。2009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高度重视”司法建议。充分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对于司法建议制度功能的重视以及对于司法建议工作、特别是能否得到反馈的具体问题的关心。这表明对于司法建议制度在学理上再也不能泛泛而谈，否则难以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一、司法建议性质法理分析

在目前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司法职能体系中，司法建议作为参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履行，对其性质定位问题，成为学者对司法建议学理分析中观点碰撞的主要焦点。关于司法建议的法律性质，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即职权（权力）说、职责（义务）说、权责一致说。持职权（权力）说的人认为，司法建议是法律授予人民法院的一种特殊职权；持职责（义务）说的人认为，司法建议的内容是要求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发现不宜由法院直接处理的问题时，有向其他机关提出建议的义务，因而它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职责；持权责一致说的人认为，司法建议既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职权，同时也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职责，是职权与职责的统一。界定司法建议的法律性质为何，需从司法建议的与司法裁决、软法①等类似制度的比较研究中获得认知。笔者认为，司法建议本质属性是一种建议，是一种综合性的司法权，它既包含有监督成分，如对行政法制的司法监督，又包含有司法指导成分，如对金融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司法建议。因此，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权，它来自法律的明确授予，可称之为司法建议权。

二、司法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功能

司法建议已经成为法院延伸司法审判职能，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重要工具和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形式和载体，为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安定与和谐、建设法治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司法建议是能动司法的有效举措

司法建议作为人民法院的任务之一，其目的是宣传法律，教育人们遵纪守法，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人民法院通过对案件的开庭审理，使当事人和旁听群众受到法制教育，了解哪些行为是法律允许的，哪些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从而依法行事；通过对审理的案件的分析，采用以案讲法、以案说法的方式形成司法建议，并有针对性地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使相关行政机关认识到自己行政行为的违法和不当，加以纠正和改进。这是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在尊重司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按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要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在保护权益、解决纠纷、管理社会和实现公平正义功能的有效举措。

（二）司法建议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我国现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高峰期，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人民法院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关，通过审理、执行行政案件，介入行政争议，能够清楚地发现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如果能够适时地结合审判实际，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提出司法建议，对行政机关以警示教育作用，使被建议行政机关认识到存在问题的重要性、严重性，自觉克服和纠正，这对于行政机关及时创新社会管理措施，堵塞漏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依法正确履行社会管理职责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司法建议是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有效方法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社会管理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妥善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必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从办理好每一个案件出发，要着眼于从源头上彻底解决纠纷，预防和减少类似问题的发生，对于在审判活动中发现的行政管理等问题，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可以为被建议行政机关提供决策的依据和参考，使行政机关从有利于体现民生、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及时调整行政管理决策，认真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执法的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实现“两个效果”的有效统一。

三、司法建议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适用

（一）司法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正当性界定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以审判机关的身份参与所有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承担的社会管理活动，是契合司法监督角色与社会公共组织角色的共同职责，而应运产生的一种有效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建议本身就具有司法监督和服务社会的双重性质，既包含有司法监督的内容，辅助司法监督目的的实现，又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但回到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如何将司法建议触角正当、合法地延伸至社会管理中，这是解决司法建议正当性问题的关键所在。按照西方政治哲学家们提出的权力边际理论，司法活动的最大半径只能通达与履行法定职权直接关联的事项，除此之外，司法权不能再行扩张。这就决定着人民法院服务社会也应存在一个权力边界，遵循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原则，而不得越权。

因此，司法建议的制发应遵循以下原则：（1）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司法建议的作出符合法律，不与法律相抵触。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司法建议依法作出，即该类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有关问题而提出，而非通过其它途径（如新闻媒体、理论研讨会等），不构成对其他单位和组织正当行使职权的干预。二是司法建议的内容合法，所提对策建议具有明确的法律政策依据，且对相关事宜的处置属于被建议对象的法定职责范围。（2）可行性原则。可行性原则要求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时针对特定的问题，所提对策建议较为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3）时效性原则。时效性原则要求该类司法建议所涉及的问题重要而紧急，需要立即引起被建议单位的重视，否则会造成重大损失，酿成严重后果。

（二）司法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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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院校 美术绘画 艺术设计 创新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02.060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Vocational College Art and

Design Professional Art Painting Teaching

LI Xiupeng

（Tieling Normal College， Tieling， Liaoning 112000）

Abstract Modern art vocational school bears the obligation of professional art and design talent cultivation for various social sectors， so the vocational school art teacher not only to establish advanced educational concepts， strategies should also be undertaken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of painting and innovation to help students enhance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graphic design capabilitie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art painting; art design; innovation teaching strategy

1 现代高职学校美术教师开展绘画教学的现状

1.1 教学方法过于单调

一些老师为了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都会按照教材目录的编排为学生开展教学活动，并将课本作为教导绘画的主要材料。同时，许多绘画教师在为艺术生上课时，总是运用常规的教学方法，先给学生分析绘画艺术的理论知识，再让学生参照范本进行临摹。对于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教师一直运用固定的模式和老套的方法上课，不但欠缺新鲜感和创造力，同时也不利于引导学生开拓思路。

1.2 片面关注课堂效率却很少开展实践活动

目前，许多高职学校都为教职人员建立了升迁机制，而评定教师人员是否能够升迁的标准主要是学生的考试分数以及课堂的效率。许多美术教师为了争取获得更高的待遇或升迁机会往往会将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课堂上，极少带领学生到自然环境中进行写生，也没有为学生争取参与绘画设计实践活动的机会，导致多数学生欠缺绘画设计的经验。此外，许多的高职学校没有与社会企业建立双向合作的关系，使美术专业的学生无法获得足够的实习机会。

1.3 进行绘画教学的同时没有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

某些美术教师为了将绘画技巧教授给艺术生，同时帮助艺术生巩固艺术设计能力，美术教师会将大部分的时间用来为学生安排绘画练习，在教授绘画知识和技巧的过程中，不注重引导学生培养审美观念和艺术创意。并且，美术教师在让学生进行绘画创作时，总是给定范本让学生进行临摹，或者在学生创作之前，给学生提供绘画和用色的参考方向，限制了学生的创作思路，使学生难以跳出范本的局限。

2 在艺术专业改革并创新美术绘画教学的策略

2.1 运用综合性的教学方式开展速写以及素描教学

绘画教师给艺术专业学生开展速写、素描教学活动时，除了要使用教材向学生传授专业的素描、速写的原理知识外，还要紧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使艺术生能够结合真实的事物创作素描作品，帮助学生打开思路，提升艺术生绘制素描作品的速率，使作品达到更高的质量。

首先，绘画老师必须先告诉学生怎样对石膏的结构进行观察，在观察时除了要从全局层面分析头像的大致构造之外，还必须考虑眼部、鼻部、口部等细节部分，只有控制好整体与细节，才能画好石膏头像。除观察之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石膏的整体比例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应该如何排线并调节素描的明暗，提升画面的立体感以及层次感，使素描能够在视觉上达到最好的效果。为提升素描练习的趣味性，美术教师可以在学生基本掌握了人像素描的技巧之后，让学生尝试以真人为模特进行素描训练。艺术生在以真人为模特进行素面练习时，教师除了要提醒学生注意准确把握人像的比例、线条和光影之外，还要提醒学生观察模特的神态，把表情、情绪和神态都融入素描作品中，才能使画面显得惟妙惟肖。

其次，为了激发艺术生参与素描练习活动，美术教师可以把艺术生们划分成几个小组，让每个小组都选出一名面部轮廓清晰的学生作为模特，其他同学则从不同角度为这名模特绘制素描。由于同学之间关系比较亲密，因此互相充当对方的模特进行素描练习，可以让艺术生们更快投入绘画的状态。

2.2 开展色彩应用教学时引导学生养成审美观念

美术教师在为艺术生开展色彩应用教学活动时，除了要使艺术生了解并掌握利用色彩对图像和画面（下转第145页）（上接第122页）进行组合之外，还必须引导学生形成独立的审美观念，提升艺术生的绘画灵感。对于绘画作品来说，色彩就是一副作品的核心与灵魂，按照创作理念对色彩进行混合与拼接，除了能够精确表现出实际物体和抽象的思维，同时还可以通过绘画方式表达创作者心里最真切的感受和思想。作者认为，不同形态、粗细、长度的线条以及不同基调的颜色都属于艺术绘画的语言。为了绘出一副高水平的美术作品，绘制美术作品的创作人员不但要对画面的线条和结构进行调控，同时还必须控制好色彩的调和与搭配，此外，绘画者还必须把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与作品相连，把思想与情感融合到艺术绘画中，只有这样，观看绘画作品的观众才可以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体会其中的思想与情感，并领悟画作的画面语言。

比如，美术教师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水粉画作品给学生欣赏，让学生谈谈自己对这些优秀作品的看法或说说这些作品为自己带来了哪些启示。在欣赏了优秀作品之后，教师再深入地为学生分析色彩应用和色彩搭配的相关知识。让艺术生掌握了基础的绘画知识之后，美术教师要逐步教导学生绘制水粉画和调配、应用色彩的方式。教师不但要使用色彩丰富的静物让学生进行联系，同时还要让学生自己尝试布置画景，培养学生的构图能力和审美能力。

2.3 以合作学习形式来培养艺术生的绘画兴趣

对于一个专业的艺术绘画人员来说，浓厚的绘画热情以及艺术兴趣是让创作人员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为了栽培艺术生的绘画热情以及艺术兴趣，老师应该组织艺术生进行合作形式的学习活动，使艺术生能够在合作以及自我探索的过程中，逐渐领会艺术绘画与艺术创作的乐趣。比如，艺术生在节假日时，可以自由组织或在教师的带领下，到校外的公园、广场或野外开展写生活动。通过开展集体户外写生活动，能够拓展艺术生的绘画思路，培养艺术生感悟自然之美的能力。

2.4 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和绘画水平

现代高职学校最的首要教育方向和开展教学工作的目标，是为现代社会培养和供应高水平的职业人才，而其中的设计专业承担着为社会栽培设计师和职业绘画人才的义务，因此美术教师不但要通过课堂给本专业的学生传输绘画知识、培养学生的绘画设计能力，同时还应该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平和设计绘画的业务能力。为此，美术教师要主动和社会上的设计公司、绘画工作室以及其他相关企业进行沟通，让这些公司和企业能够为高职的艺术生提供一些参与设计及绘画实习的机会，让毕业后有意向从事设计行业、美术行业的学生到岗位上与正式设计师和绘画人员共同开展设计绘画工作。

此外，美术教师还可以推荐学生参加市级、省级甚至国级的艺术设计或美术绘画竞赛，让学生可以通过参与绘画、设计竞赛累积绘画、设计的专业经验，同时还能了解其他艺术生和专业人士的绘画水平，并从他人的作品中学习优秀的绘画、用色技巧。

3 结束语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艺术绘画设计不但能够美化城市、陶冶群众的性情，同时还能为经营企业创造利润。要想提升绘画设计作品的艺术价值，就必须先提升绘画人才和艺术设计师的专业素质和艺术审美能力，为此高职学校的美术绘画教师要不断对教学模式进行改良，并设计崭新的绘画教学策略。教师除了培养艺术专业学生的绘画能力，帮助学生累积艺术设计经验之外，还要通过实践性的绘画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养成高雅的艺术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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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创新的模式下，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尤其是对于我国民办高校教育和管理上，只有从实际的特点出发，结合当下的社会发展，然后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使民办高校可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要求，增加自身的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更加实用的、全面性的复合型人才。

 

一、推动民办高校之间合作，加快创新脚步

 

党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就开始加强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步伐，从社会格局出发深化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健全政府的补贴制度，加强政府的购买服务和奖励制度。所以，在这样的政策要求之下，可以建立非盈利性的民办高校之间的联盟，形成资源的共享，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共同完成创新工作。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解决我国现阶段高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

 

民办高校因为资金资源及其他资源比较有限，所以办学能力不强并且发展还受到了限制，在教育管理以及创新能力上比较薄弱，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政府的扶持力度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与高校之间相互独立没有联系有关。因此，可以建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之间的联盟，解决高校独立、资源缺乏的问题，相互团结共同进步，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使更多的人意识到民办高校，深入理解和支持民办高校，为高校的发展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之间的联盟可以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整合和优化，使民办高校可以规范性办学，加强科学的管理，使高校更高的发展。

 

二、加强师资配置水平，提高整体教学能力

 

在高校教育管理的模式中，需要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模式对学生进行人性化的管理工作，一切以学生发展为准，创立新型的教学管理模式。同时，还要树立教师的标杆作用，通过教师的教育，让学生有更多进步的动力，为学生提供思想的源泉，从而改善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使民办学校的教学水平上升一个台阶。

 

由于民办高校的自身资源有限，很多高校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引入水平比较高的教师和管理者，这样会导致高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没有办法得到提高。所以，民办高校应该抓住现在政府扶持的机会，使教师资源得到优化，把先进的、积极的理论引入到高校的教学和管理之中，使教师可以根据社会的需求给学生提供理论和实践双方面的指导工作，然后根据学生反应出来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激励的方法和措施，使学生的能力有所提升。同时，教师也应该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水平，提高个人的学历和教学水平，确保民办高校可以更加有序、健康的发展。在高校建立一支专职的教师队伍，落实以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创新课程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民办高校还需要在学生学习的专业上下功夫，争取做到创新合理，使课程更加有效。民办高校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发展宗旨，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适应社会的发展，让专业的设置更加符合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然后把学生学习到的内容更好的适用于工作、生活之中，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民办高校需要根据课程安排的现状，然后进行专业课程的培养模式改革，然后以职业为导向，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需要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加强对专业的管理，使高校的专业具有品牌化、特色化，形成最典型的专业，让学生能够学习到更多的技能，使学习焕发活力;另一方面，还需要结合现在的社会发展现状，随时对学习内容进行调整，创新专业，使学生学习内容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民办高校还可以拓展更多给学生实习的平台，让学生增加一些社会实践机会，这样还能增强校企合作的深度，使教学与生产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专业型人才。

 

四、加强政府的扶植力度

 

首先，政府机构应该加强自身的优势和职能，从政策、行动上对民办学校进行扶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建立一些培训的组织，例如：开展民办高校教育基金会、联合会、就业指导会等，让学生可以了解更多社会给予的政策支持，通过沟通、咨询，使学生找到以后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民办高校的智能优化。同时，需要加强教学评估和奖惩制度对高校管理的重要作用，推动高校教育管理评估制度的建立，使高校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教育部门还需要加强依法行政的力度，提升对民办高校的管理，尤其是对民办高校的管理力度，然后侧重于对民办高校的规范化管理，建立统一的机构，使流程更加完善。

 

其次，民办高校需要根据社会的情况转变自己的观念，优化自身的管理结构，保证服务效率，同时，民办报销作为创新的主体，应该通过自身优势的提升，保证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民办高校只有在社会中得到更多支持和合作，才能不断的放开自己的视野，开发多种创新模式，使高校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起来。

 

总之。民办高校由于办学宗旨与公立的学校有所不同，其优点在于有更好的社会化基础，时代性比较突出，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所以，民办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加强对社会上人才的需求要求，把握好整个社会的发展大局，改变自身的教育模式。民办高校还要立足于办学宗旨，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使自身的资源和优点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同时，还要改善管理方面存在的缺点，改善教育和教学理念，多维化的提出改革，使整个学校可以健康的发展。从目前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民办高等教育需要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不断自我更新，协调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