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解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三农问题的解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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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互动是指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城市的发展来自于广大农村区域的支持，而随着城市的成长壮大，城市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村摆脱困境，促进与拉动农村区域增长，而广大农村又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市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广大农村，城乡互动是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前提。

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农民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就是因为没有遵循市场规律；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它包括农民素质问题和减负问题。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目前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不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而且制约城乡互动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对“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有是两个：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城乡分割体制而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三农问题”的一切根子，都在这两个矛盾上。

城乡互动发展使城市要素、产业与职能向农村区域有序扩散，即通过市场机制，使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在不同产业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这不仅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动力与物质保障，而且为城市盘活闲置资产、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产业升级开辟新的路径。

城乡互动的发展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进而消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逐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从区域社会整体利益和公众的基本需求出发，将城乡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纳入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协调了城乡两大集团的经济利益分配，不仅形成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乡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城乡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生存空间，保证了农民利益，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城乡互动发展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和互补性等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观念的更新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

2城乡互动的机制

2.1“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发展过程存在两种类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的离心力。由于它们的非平衡运动，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极化效应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腹地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扩张，就业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会加大，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2002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235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4.9％，当年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为1009万人，当年净转移1349万人。其中转移到工业的占37％、建筑业的占15.6％、第三产业的占43.3％。据有关调查，北京的外来人口为530万，上海的外来人口为456万以上。而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据估计不少于8000万。特别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带来了人数众多的外来劳动力。其中深圳经济特区暂住户口居民现在已达到280万，是常住人口的2倍。而广东省的东莞市、江苏省吴江市的盛泽镇，外来劳动力也都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人数。

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下，农民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这样也产生较大的推力。江苏省宿迁市到2003年4月底，输出劳59.01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6％。2002年宁夏转移农村劳动力为13.5万人、转移102万人，1997年至少有3400万农民在全国县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将近2000亿元，平均每人5642元，广东外来人口每年至少给家乡挣回30多亿元(新华网)。这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城乡互动关系。

2.2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

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地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扩展，进而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2000年全国民营企业有2084.66万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7.3％，解决就业人口12819.57万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104.5万人。农村非农劳动力为15164.6万人，占乡村劳动力的31.62％。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8812亿元，占全国国民经济工业增加值的47.3％，全国工业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乡镇企业创造的。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2001年我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达20315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7.8％，比1989年增长了12倍，年平均增长为23.8％。

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减弱乡村人口流迁的拉力和推力，促进乡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劳动者素质和迁移能力的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它又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2.3农村城镇化和中小城市的发展

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面广量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所以，小城镇建设的重点由数量扩张转向产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推进工业化进程，将小城镇作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及乡村工业化的增长极。

建制镇非农人口占全国市镇非农人口的比重较高，特别是1996年以前。这一方面说明了小城镇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小城镇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通过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也可进一步说明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对城乡互动的作用。

但小城镇的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还必须通过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及农村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的网络式的城镇体系，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2.4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从经济上彻底打破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其面向市场，走上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之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般是以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先导，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备前提。资料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以乡镇企业为主力(占85％)。全国共有2344万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九五”末，乡镇企业就业人员达12820万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7.3％，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104.5万人“九五”末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254元中有760元来自于乡镇企业，占33.7％。乡镇企业近10年以来，有7年每年从农村吸纳富余劳动力，共吸纳4853万人。这不仅有利于土地流转，而且更有利于进行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等。

2.5体制和制度

有效的机制还必须靠完善的体制和制度来保证，所以要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就要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许农村土地的自由转让、抵押、出租和继承等，充分发挥土地资源效益；建立农民与市民同样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解除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碍等。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3城乡互动模式

3.1城市带动农村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00至1000美元时，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而我国正处在这个阶段。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城市带动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能带出“双赢”的结果。由于城市的发展，可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同时城市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2亿人。在全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统计显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从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6省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主要流入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

全国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占27％，从乡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镇的占74.4％，流入乡村的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

城乡人口的流动，不仅解决了工作和收入问题，而且更重要是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2001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农业(农林牧渔业)所占的比重为67.3％，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32.7％，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个百分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得到的纯收入由1989年的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长6.4倍。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3.2城乡一体化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较突出，城乡隔离使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三农”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要变城市因素的负面作用为正面推动，达到既能缓解农村剩余劳力，又能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双重目的，就要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实现城乡市场、产业结构、保障体系和土地市场等一体化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国内外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互动可以促使城乡都得到有序的发展。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67.7％降低到2000年的37.2％，共下降了30.5个百分点。相应地城市化率也从1980年的14.9％，提高到2000年的48.7％，共提高了33.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5个百分点，这种城市与农村互动的良好发展势态，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树立了楷模。

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长非常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5.25％；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增长也比较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0.85％。说明了城乡差距正在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即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长江三角洲乡镇、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占全国同一类型总数的38.8％，大部分县及县级市的乡镇工业产值已超过整个工业的一半，苏南和上海郊县则占三分之二，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中，工业已占80％—90％以上。因此，使得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集约化发展尤为突出。如上海人均GDP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5.87倍，浙江、江苏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将目前的产业三元(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业)、区域三元(城市、城镇和乡村)、劳力三元(城市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和产权三元(个人、集体和国家)推向一元。

3.3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不仅能解决农民转移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区域城市化发展使我们重新认识城乡关系、市民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实行城乡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可以达到城乡互补，共同繁荣。一方面，城市里有技术、人才、资金和文化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农村有土地资源和人才资源，利用两者的优势，则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补偿。牛文元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才能够最终完成。韩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关系证明，确立区域城市化发展战略是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现代城市发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年末人口为7469.54万人，城镇人口3072.44万人，占总人口的40.94％，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36.22％高出4.72个百分点，上海高达74.62％。GDP为13739亿元，人均GDP为18393元。区内有大、中、小城市54个，1396个建制镇，平均每1800km2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km2就有一座建制镇。2001年8月，浙江省在中国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把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网络，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82元，江苏苏南农民纯收入达到4990元，长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城市的郊区事实上已经连成一片。

3.4城镇网络化

城镇网络化是城乡互动的有效途径，所以要大力发展面向“三农”的新型城镇体系，形成小城镇与发展大中城市并举的城镇网络化结构，进而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三农”和整体内需不足的问题。如内蒙古全区已有建制镇273个、乡集镇1216个，各类小城镇人口达到625万，占全区总人口的1／4以上，已初步形成以旗县所在镇为中心、建制镇为骨干的小城镇网络。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城镇为主体的区域经济结构正在演变为各具特色的城镇群，或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多层次城市圈(城市经济圈)。如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圈，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圈，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长株潭城镇群等。这些城市圈城市密度较大，网络结构发达(如上述的长三角)，也是近年来我国农民进城的重点流入地区，也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良性互动的典型区域。

4促进城乡良性互动的措施

目前影响城乡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障碍有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源、经济结构和素质。因此要更新观念，要跳出农村，通过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繁荣农村；跳出传统农业，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民身份的束缚，实现农民非农化和提高农民现代化水准。

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实现人民真正的平等权力，不再因血统、居住地、职业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4.1处理好几个关系

城乡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处理好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和工人的关系，使工农、城乡、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就是实现“三农”的“裂变”，即农民怎么变成工人，农村怎么变为城镇，农业怎么逐步实现工业化，其核心是如何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它是实现“三农”裂变的载体，只有处理好这几个关系，并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如创建一批农业科技产业园)，才能真正体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推动农村的现代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4.2加快市场化发展、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所以要形成统一的城乡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这样才能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才能促进区域内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进而促进城乡良性互动。

只有按着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促进城市的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4.3城乡统筹、相互促进版权所有

目前我国城市基本上搞的是市场经济，而近10亿人口的农村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资源要素未能在城乡之间统筹配置，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形成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

城乡统筹可以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可以跳出传统思路，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考虑“三农”问题；可以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解决“三农”问题新的希望。

4.4建立保障机制、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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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科技进步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地域、以农业为纽带，相互联系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总称。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人口增长与粮食供给矛盾、农产品结构性矛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耕地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农业生态恶化等，给农村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解放农业生产力入手，从科技进步入手，科技进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1.“三农”问题的成因

1.1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农产品价格不高以及农村知识断层

1.1.1中国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

中国有占世界22%的人口,却只有占世界7%的耕地,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334平方米,其中:有666个县人均耕地面积少于534平方米,400多个子县人均耕地面积少于334平方米,加上荒漠化、沙漠化、城镇化建设用地,人地矛盾恶化,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劳动力绝对过剩的问题。

1.1.2中国农产品价格不高，农民增产不增收

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的价格虽有抬升,但农产品的价格始终涨不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农民普遍存在着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因此,就全国而言,70%的农业人口生产出来的农业总产值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这些农业产值在不考虑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全部分摊给所有农民,也难以和城镇居民持平。

1.3农村知识断层

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表现为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有人没事干与有事没人干同在。而这种所谓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民工回流不是自动离弃造成的荒缺,而是被动淘汰后的黯然退出,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缺乏普通民工,而是缺乏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这种“民工荒”表象背后的实质是农村知识断层。这种知识断层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是教育产业化剥夺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子弟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在一日三餐温饱问题尚待解决的广大农村,能为子女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买单的家庭并不多,而作为职业技能教育,虽然是农民获取技能的一条捷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忽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不大,广大民工有意回避技能教育,放弃了素质提高的机会,他们即使从农村转移出来,也只能从事一些挣钱少、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经济和生存状况难以改善。

2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是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

2.1普及科技知识，增加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很多，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农村经济要发展，科学技术是关键，而科学技术要靠高素质的人来掌握和运用，没有农民的知识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因此，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能有效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虽然也应用新技术，但受到文化素质、传统农业意识的影响，对农业科技成果的认识不足，接受能力差，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迅速普及推广和转化，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要切实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在农业科研机构与农民之间真正架起沟通的桥梁，把“科教兴农”落实到千家万户。深入开展科技下乡活动，通过放映科普光盘，印制科普书籍，结合农时季节开展示范作业等措施，纠正过去的错误认识和做法；结合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种植和饲养的科技培训；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转岗致富能力。

2.2通过科技创新，加速农业增产

把促进农业创新作为农业科研的重点和方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农业科技进步的战略重点和调整农业结构的中心环节，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断增加农业科技含量。按照科学布局、优化资源、提升能力的要求，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基地，改善农业技术创新的投资环境，加强科研基础条件建设，围绕综合开发，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推进农业健康、快速发展，实现农业增产增效。

2.3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村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仍会降低，农业资源依然短缺，要增强农业综合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业竞争力，同时确保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完成小康社会建设大业，必须加快科技进步的进程，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度重视农业科技进步与合理应用，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资源和区域优势，不断深化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加强关键领域和重大技术的研究，重组我国较为分散的农业科研力量，提高全国农业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将先进的科学与技术转变为农民增收和农业致富的手段。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总结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经验，准确把握新阶段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特征和方向，明确目标，奋力攻关，以新的突破推动“三农”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娟琴等:我国农业工程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高等农业教育,200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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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

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

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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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农”问题 城乡经济一体化 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分化和发展不和谐问题凸现出来。其中城乡分割、工农失调与城乡发展不和谐不仅是国人关注的“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也关系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探索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出路。

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我们在解决“三农”及城乡一体化等问题时面临着极为沉重的体制障碍。一方面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人多地少，资本积累与投入不足，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量资金源于农业积累、农业耕地被大量占用。在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约束下，“三农”问题不可能单纯靠中央转移支付和从农业内部得到解决。本文就实施城市工商业向农业产业的渗透和扩散，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一、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资本困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下降，两者的脱节和摩擦更加严重。在讨论反哺政策时，总是强调向农村、农业“输血”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地培育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和竞争能力。另外，由于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信用质量低下，民间金融萎缩，农业产业缺乏竞争优势，因而汲取资金的能力极其脆弱。相反，由于工业相比于农业具有普遍的比较优势，农业资本从农村“外逃”至城市经济。这表明农村金融的脆弱性极其严重，其影响农村金融体系的造血和输血功能。为此加快金融体系创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困境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制度改革提升国家财政能力，对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现有的政府主导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梗阻现象，通过金融功能再造等多种手段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持

农业发展必须走科技之路，这是我国人多耕地少的国情选择，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自身选择。基于我国科技对农业支持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结合国外和农业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我国应主要强调生物技术、化肥技术和农药技术以及农产品加工技术对农业进步的影响。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建立农业项目科技进步基金；重视农业政策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技术推广的影响或作用；建立和形成对农民进行有效技术培训的制度保证；建立农村科技合作网络；加强农业技术专家的队伍建设。通过科技支农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科技农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三、农业发展与人力资源配置

由于体制的、历史的、制度的原因，“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和惯，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不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少且逐年递减，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薄弱。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因病致贫”现象严重，使得更多学有专长的人寻找一切机会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人才短缺制约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科技的进步与应用，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造成不利影响，从根本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鼓励城市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到农村发展，实现城乡知识、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共享，优化城乡劳动力结构和技术结构，提高城乡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合理的投资机制将对促进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

农村的发展不仅依赖传统农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而且还应引入新型的农业部门，如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无土种植农业等，融生产、生活、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从而在传统农业内部发展出一个多功能、多形态的农业集成体系。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扩大和开放型经济的纵深发展，农村经济结构、主要农产品供求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在区域上呈现了差异，因此，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使农业产业结构向市场纵深发展；农业经济向第二、三产业渗透，构造组织体系与生产经营方式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农业自然力的比较优势，通过科技投入和政策支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

五、农业产业化与组织创新

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综合经营体制，是城乡互动和彼此协调发展并不断向外溢出技术、扩展社会资本的动态过程。借助一系列中介组织（如农业种植协会、龙头企业等），把各类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延伸到市场，才能在农民、农业和农村中分离出异质型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从农业内部发展出不同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型，最终彻底解决 “三农”问题。其中，产业链的构建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环节。从制度和组织安排的方式上看，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合作社和“公司+农户”。合作社大多是中、小农户自愿联合，集体加工或销售。“公司+农户”模式一般是以经营农产品加工和购销业务的公司为核心，吸收附近农户组成生产基地，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总结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探索最优组织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组织;中介组织带动型组织;专业市场带动型组织;主导产业带动型组;科技带动型组织。

六、工业反哺农业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我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在反哺过程中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工农协调、城乡统筹发展的“反哺与互动传导机制”，把反哺看作是“直接反哺”和“间接反哺”的统一。前者是“政府有形之手”通过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改进农村公共设施，实施优质的主粮生产区工程。后者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农业产业化政策，培育农业的自生能力。与此同时，政府采取贷款优惠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知识、技术和产业服务，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工农产业的协调发展。间接反哺是把以农业、农村为依托的农业产业延伸至城市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与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向农业产业渗透和扩展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联接起来，更侧重政府产业引导下的市场的无形之手对专业化和分工体系的调节作用。探求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互动机制，是转轨条件下中国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举措。

七、城乡土地统筹与土地合理流转

从我国国情出发，分析和把握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保护耕地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土地占用之间的关系；协调建设用地和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降低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与保护农民利益的矛盾；在不同所有权条件下，消除地权歧视，统筹发展城乡土地市场；建立土地集约利用长效机制；实现农村产业组织与农地产权制度有效结合，维护农民权益的问题。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需要新思路，需要超越单纯的工业发展优先的认知范围。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通过多渠道支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中国的全面转型，推进社会全面转型，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强调经济转型。优化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这对于提高城乡社会和谐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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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民以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进入市场，并按市场要求安排生产和进行商品交换的超小规模、高度分散的经营组织方式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便日益显露，致使农民在流通中所获利益和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农业的比较利益和竞争中地位逐步下降，农业发展速度和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城乡差距有所扩大。只有发展农业产业化，把分散的一家一户农民组织起来整体地进人市场，使农业生产和整个经营活动成为一个产业，即在农业产业内部实行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一体化或贸、工、农一体的经营方式和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化解和防范风险，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收入、利润、风险以适当的方式合理地分散在农民和公司之间。

二、发展粮食深加工是实现产业化、带动主产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围绕农民增收问题，中央提出了促进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增收的紧迫性、重要性。为支持粮食主产区，中央主要强调了搞好粮食生产和促进粮食加工转化增值。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主产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就抓住了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关键。因此，粮食深加工作为农业产业化和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被明确下来。

1.发展粮食加工业可带动农业结构调整

粮食深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最具有延展性的产业环节，因为粮食深加工会向农业生产指示出明确的生产原料数量和品种的需求，给农业生产带来产业结构调整和品种优化信息。这是粮食加工的市场调整作用之一。据有关资料，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产业化的作用，其中食品加工企业在产业化过程的比例约占40%。从产业链的角度看，位于上游的农业，按照加工市场的需求，向位于中游的食品工业提供加工原料，生产出来的食品经过下游的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供应给广大的消费者。在这种食物关联体系中，加工工业是核心，它发展越快，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就越大。因此，发展粮食加工和食品工业，将有利于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单一、产品单一的传统格局，扩大用于加工的优质、专用农产品比例，提高产品质量，为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2.发展粮食深加工可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

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工业与农业种植业之间脱节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和粮食工业的加工企业之间没有形成稳定的产销关系和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培育一批粮食加工龙头企业，靠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牛产与销售“订单”式的关系，逐步形成新的粮食生产流通组织模式，并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实行粮食品种优质优价，町以使粮食加工企业与生产者之间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为形成并稳定这种产业链条，近几年一批粮食加工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司十协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农民入股等方式，使加工企业和农户形成稳定的产销关系和利益共同体，基本实现了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

3.发展粮食深加工可增加粮食的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

在实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以增加农业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切入点，凭借现代生物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发展粮深加工，以工业化推动农业产业化，以高新技术带动传统产业，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是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效益和增加农业收入的重要手段。因此，只追求粮食数量来促进农民增收的利润空间是有限的，而大力发展粮食深加工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的利润将是更大的。把高新技术应用在农产品资源的充分加工转化上，做到综合利用“吃干榨尽”，提高粮食及附产品的加工转化率。通过不断的向粮食深加工要产值、要效率，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的重要途径。

4.发展粮食深加工可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解决就业和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

粮食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就业吸纳能力大的特点。如在美国，目前虽然农业劳动力只有200万人，但是食品上业的从业人员却高达1100万人，相当于从事农业劳动者的5倍。在日本，1990年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就业人口分别占全同就业总人口的6.5%和11.7%。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约有3亿人，食品工业的从业人员却只有1000多万。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业发展还十分落后和有限，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不宽的情况下，发展食品工业和在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可迅速带动当地的交通运输、环保、服务业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机会，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提高农民就业收入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等多种功效。

三、政府在发展粮食深加工中的地位和作用

1.调整思路，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

从2002年农民收入来看，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其中生产性纯收入2327元，分别由第一产业收入1168元，第二产业收入587元，第三产业收入572元构成。三个产业对农民纯收入增量的贡献分别是2%、50%和35%。由此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的第一来源种植业，虽是农民收入的主体，但对增收的作用不大，而第二产业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增加值和空间十分显著。因此在当前土地逐年减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在单位土地上创造的价值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将大批的农业生产者安置在农耕的土地上已不现实。管理部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问题上要跳出抓种植生产促增收的传统观念。在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应有新思路，在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要紧紧抓住农产品加工业和粮食加工业的发展，以扶持大型加工龙头企业为重点，把农民增收问题放到国民经济的产业发展中进行总体考虑。在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提倡发展与农民利益相关的产业，并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相关产业。

2.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培育稳定的粮食市场是农民利益的重要保障

自1995年开始，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出现新一轮增长高峰。但是随着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不少农产品供过于求，粮食价格的连续下滑，导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额减少，使以种粮为主的纯农户增收困难。自1998年到2003年，农民尤其是主产区农民农业纯收入连续走低，这种局面不仅限制了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国内市场的扩大，而且也不利于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高。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寻求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新途径和方法，以发展粮食深加工为切入点，以培育稳定的粮食需求市场为重心，通过扩大粮食加工需求量，带动和稳定粮食价格，并以此为支点，调控粮食的生产与需求量，把农民的利益与相对稳定的市场要求联系起来，以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粮食的总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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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作金融组织；金融结构“二元化”；“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其中一个领域的金融结构也存在“二元化”问题。在此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向农民贷款，使得农民贷款困难；与此同时，财政对农村投入也相对有限。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农民得到生产生活所必需的资金？这主要还得从农民自身来解决。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农村中成立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对解决农民资金缺乏的难题有很大帮助，在一些落后的地方，效果更是明显。

一、关于农村金融文献综述

（一）农业融资论。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处于主导地位的农村金融理论是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支持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其理论前提有：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所以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问题；并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如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和低收益性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比其他产业的低，故农业也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该理论因此得出结论：为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缓解农村贫困、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并促使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消亡，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

根据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广泛实行了相应的农村金融政策，扩大了向农村部门的融资，并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但其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例如，由于可以持续得到便宜的资金和利率上限的存在，使得专门的农业信贷机构和正规的贷款者无法动员农村储蓄以建立自己的资金来源，进而过分依赖外部资金。而且，当低的利率上限使得农村贷款机构无法补偿由于贷款给小农户而造成的高交易成本时，官方信贷的分配就会偏向于照顾大农户，于是大量低息贷款补贴被集中并转移到了使用大笔贷款的较富有的农民身上，农村穷人却得不到资金支持。另外，政府支持的农村信贷机构缺少有效监督借款者投资和偿债行为的动力，加上管理低效问题严重，造成了借款的高拖欠率。总之，就构建一个有效率且独立的金融体系而言，这个理论本身及其施行效果是失败的。

（二）农村金融市场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其理论前提与农业信贷补贴论则完全相反，认为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因此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导致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是农村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低息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农村资金拥有较多的机会成本和风险费用。

该理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主张在农村金融领域实施以下方面的改革：农村金融机构应以动员储蓄作为其重要职能；利率必须由市场决定，且实际存款利率不能成为负数；农村金融的成功与否，应当根据金融机构的成果（资金中介量）及其经营的自立性和可持续性来判断；没有必要实行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目标的贷款制度；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合理性，不应一概取消，应当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结合起来。

该理论得到了人们广泛的接受，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至今依然占主流地位。但是，仅仅取消信贷补贴能否消除那些目前影响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体系的低效能问题，而通过利率自由化又能否使小农户充分地得到正式金融市场的贷款，仍然是值得怀疑。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论。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仍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外部的要素去支持它。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放款一方对于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而简单地提高利率水平又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加剧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恶化；为了弥补市场的失效部分，有必要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金融市场和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

该理论为政府介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它又不同于农业信贷补贴论。它认为，尽管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缺陷要求政府以及提供贷款的机构介入其中，但任何形式的介入，如果要能够有效地克服由于市场缺陷所带来的问题，都必须要有完善的体制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提供贷款的单位对农村金融市场的介入，必须关注改革和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排除妨碍农村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障碍等。同时，该理论也为新模式的小额信贷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以上理论基点，该理论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在金融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育之前，应当注重用政策手段将实际存款利率保持在正数范围内，并同时抑制利率的增长，对于因此而产生的信用分配和信用需求过度问题，可由政府适当从外部供给资金；为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应给予其一定的特殊政策；融资与实物买卖相结合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确保贷款的回收；利用借款人联保小组以及组织借款人互助合作形式，可避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信息而导致的贷款回收率低下问题；非正规金融市场一般效率较低，可通过政府适当的介入加以改善。

（四）哈耶克的局部知识论。除上述三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外，哈耶克的局部知识论在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中也是比较有影响的。该理论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出了解决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问题的金融局部知识分析范式，其出发点与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相近，但其结论却从理论和政策上支持了“农村金融市场论”。

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局部知识的大量存在说明了不完全信息或者信息不对称情况是大量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是政府干预的理由，恰恰可以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发现和利用分散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局部知识，减少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着许多散布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局部知识，只有通过类似于劳动分工的知识分工才能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而竞争是一种发现这些知识，减少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过程，能够促进知识分工，从而增进合作。据此，该理论的主要政策建议是：金融服务供给者应该贴近存在局部知识的具体的人和地方去提供金融服务，满足当地的金融服务需求，从中获取回报；应该充分利用分散在地方的局部知识，促进知识分工，尤其是借款人之间的知识分工；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参与供给作用应该是辅的。

总之，在局部知识论的分析范式框架之内，政府仍然有其位置，但也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

二、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状况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合作基金会）自八十年代试办以后，其间迅速发展壮大，到1998年低，基金会融资规模达到1，600多亿元，对增加农业投入，缓解农民生产资金短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相当部分农村合作基金会以招股名义高息吸收存款，入股人不参与基金会管理，不承担亏损；基金会将筹建资金用于发放贷款，违反金融法规经营金融业务，有很大的风险。《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资金互助组织，不得办理存、贷款业务，要真正办成社区内的资金互助组织。根据国务院的要求，从1999年3月全国陆续开展了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工作，到2000年末清理整顿工作已基本完成，所以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已不合法地存在。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已不合法地存在，但实际上，在一些地方该类组织仍存在，金融监管部门也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究其原因，是因为该类组织确实有它独特的功能，受到农民的欢迎与支持，故而能在狭缝中生存。例如，太湖县小池镇的杨埠储金会，虽然在法律上不合法，但由于其独特的功能，仍然存在下来。

三、杨埠储金会简介

杨埠救灾扶贫互助基金会，现属于太湖县小池镇银山村（由杨埠村和海形村合并而成），1988年初在县民政局注册登记，由县民政局归口管理。当时成立储金会，主要目的是通过储金会吸收村内闲散资金，帮助受灾、受困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储金会由原始股东（拥有储金会的所有权，可分红）组成股东会，即由村委会成员与持股个人组成。原始股东371股，每股10元，现在涉及全村310户，约占银山村总户数的1/3。股东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决定重大事项。股东会下设理事会，有会长、会计、主办出纳员各一人。

原始股东和其他村民均可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借款给储金会，储金会以收取资金占用费（略低于同期信用社贷款利息）的形式放款。发放贷款的程序视贷款金额而定：放款1，000元以内，由主办出纳批；1，000～3，000元以内，由会长批；3，000～5，000元，由理事会集体审批；超过5，000元，需派人明察暗访后再集体决定。净利润按3∶3∶4的比例分红，即风险基金占30%，村级管理费占30%，发展基金占40%。

为防备村民集中提取存款，储金会提取总资产的30%左右作为储备基金，存于银行、信用社。据调查，该储金会从成立到现在，从未发生过挤兑现象，也受到农民的一致好评。储金会一切按章程和制度办事，每季度向县民政局、镇农经站报一次账，接受相关部门的查询和监督。

20年来，这个至今依然没有“正式身份”的“黑户”，因已经具有了某些乡村金融组织的雏形而日益成为舆论焦点，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成为社会主流声音。截至2005年2月底，杨埠储金会这个当年只有5，700元家底的乡村互助基金，现在自有资本已达到19.8万元，全村80%的农户受益。

四、杨埠储金会发展壮大的原因

杨埠储金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它能够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政府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和引导。像这样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黑户”，要想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引导是难以想像的。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可以使这个不合法的组织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可以给予必要的财力帮助和政策引导。

（二）它能够真正地满足农民贷款需求，并具有商业银行和信用社无法比拟的优点，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与大力支持。主要表现为：（1）贷款容易，村民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深，信息相对充分；（2）手续简便，基本不需要抵押，更不用请客送礼；（3）贷款利率低，一般低于农村信用联社的贷款利率；（4）约束力强，由于是在村民内发放贷款，农民不仅受到法律约束，更受到道德方面的约束。“过去，钱是公家的，现在，钱是大家的，不还怎么行”；（5）入股的农民还可以从盈利中分红，更加大了农民入股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农民对它的关心与支持。

（三）它有一套成熟的规章制度和较硬的领导班子。它在存款、放款、收款、利益分配等方面都有一套制度；市、县有关部门在监管与整顿中也对其做了多次规范性引导。它的领导者陈方甲是个高中毕业生，这在当时农村是比较少的，他有一定的智慧与能力来管理好储金会，并受到村民的支持。

五、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意义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农村经济交流的重要渠道，是农民脱贫致富、农村环境改善的直接经济支持，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拓宽了农民借贷渠道，促使农民开展非农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资金互助能够引导并促进农民生产经营和消费上的合作，形成综合合作社，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目前，制约农民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不足，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困难，如农业生产停留在原始水平上、消费水平跟不上去、生产无法扩大等。因此，通过建立相应的合作金融组织，拓宽农民的借贷渠道，能够很好地解决以上问题。

（二）增加农村弱势群体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工农业收入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依其独特的优势，能够很好地服务农民，实现农民的增收，缓解农村贫困，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作为商业银行、国家财政、政策银行（包括信用合作社）与农民沟通的中介。通过合作金融组织的中介、担保和监督，能够有效在减少各商业银行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建立起多种贷款保证机制；有效对接国家引导农村经济、扶持农业产业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转移支付资金和政策机制。

从杨埠储金会得到的启示：

一是该类组织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推广。组建适合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可以有效满足农民贷款需求，使农民得到必要的生产资金和其他方面的资金，但一定要有相关部门的支持并组建一支合格的领导班子，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它就会流于形式，不能持久。

二是要让该类组织合法化，让现有处在地下状态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走到前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该类组织的优越性，使该类组织真正地得以发展壮大，并吸收一些优秀人才介入其中，参与经营管理。同时，政府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其进行支持引导；否则，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灭亡。目前，尽管国家已放宽了一些条件限制，但门槛依然很高，要想发挥该类组织的功能，门槛应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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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 “三农” 关键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从国家经济建设总体来看，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落后，体制不完全，农民收入水平低，与城镇地区相比，贫富差距巨大。在此用一组数据来说明这种差距的严重性：

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多元，差距为3.22∶1。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有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近7000万户农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民需要解决燃料问题，2000万人口用不上电，近100个乡镇、近万个建制村未通公路。全国农村人口中，40%到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目前，农村中学生的数量是城市的4倍，而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只有38%。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比率是22∶1，人均社会保障费比例为24∶1。

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特征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的基础设施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农村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等。这种经济结构刚好符合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lews，1954)关于发展中国家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这种状态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从而导致“三农”问题的产生，也是现代中国城乡贫富差距加大，总体经济水平相对贫穷落后的根源所在。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和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带来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中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以低迷状态，农民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公共设施建设不全面，从而导致城乡贫富分化加大，形成“一个中国，两个社会”的社会矛盾。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固然与城乡不同的资源特征脱不了关系，而国家的宏观调控等人为因素却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主要历史根源：

1）建国初至上个世纪末，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世界发展的形势出发，政府决定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农促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决策是从大局出发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策略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就体现了出来。

2）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的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不公平的升学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导致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层化巩固化。这些由国家宏观调控所产生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利于人口的自由流通，浪费了劳力资源。不公平的升学就业制度，使得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明显低于城市人口，明显的依据就是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较少获得社会保险福利待遇，虽然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但从上文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这种不公平性还在延续。

三、缓解二元结构的矛盾的相关理论措施及设想

首先，建设新农村，自力更生是关键。在科技兴国的指导下，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将农业生产现代化，与城市的工业生产接轨，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减少劳动力和市场资源的浪费。

其次，“三农”问题的形成和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农村自身，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与农业相关的体制有关。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重新确定产权制度，明确私有产权地位，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将城乡经济有机结合，调整产业结构，将城乡间的劳动力合理分配，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完善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风险。

最后，“三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民自身的素质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不是将农村人口简单地搬进工厂、城镇，而是要将几亿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层次地改变，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要求国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其中包括信息、技术设备和经费。要真正实现农村工业化，就得从思想上、观念上实质性地转化，这样才能可持续性发展，才能永久性地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接轨并协调发展。

从我国目前相关政策措施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的形势非常有利。总书记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业富则国家盛，农业稳则社会安。”可见国家对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决心。为落实“把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的政策，近几年，国家对农村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促进了农村建设的飞速发展：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发展很快，2004年，农村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6%，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4.1%；80.7%的行政村设置了卫生室，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42.7万公里，全国99.6%的乡镇、92%的行政村通了公路，96%的行政村开通了电话。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依靠本土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在国家宏观调控制定相关体制和加大经济投入的情况下，已经渐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轨道。但是，要进一步地把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繁荣活跃起来，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城乡间不公平的政策待遇。由国家出面，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在中国工业快速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提倡以工促农，工业带动农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市场。具体措施可以包括：

1)在农村设立原材料加工厂，进行农业产品的基本加工，为工业生产提供服务，减少因为季节、气候、运输等元素引起的损失。

2）把养老院疗养院等福利设施机构建在农村，既有利于农村生活用品的消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又有利于缓解城市压力。

3）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农业，为农民提供科技科学知识等帮助，为农民的产品提供生产销售信息，让交通、信息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力争不造成资源浪费。

虽然说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要让农村建设取得成功，与工业齐头并进，达到共同富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任务还是很艰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在建设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经验，也不能闭门造车，不理实事。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工业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环境的保护，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要注意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总之，新农村建设备受国民和世界的关注，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将对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起到巨大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待有志之士进一步的研究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枝茂，张璐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及其改善.［经济问题On Economic Problems］.

篇8

关键词：林业产业；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林业经济指的是借助林地生态环境，以林地资源作为依托，充分利用森林的自然条件、土地资源以及林荫空间，在森林中开展林业、农业以及牧业等多种活动的复合式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有助于农业、林业以及畜牧业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循环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发展林业技术的意义

1、宏观方面

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林业技术是必要的保障。特别是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转基因植物，使得种植资源不断优化，在病虫害防治技术方面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提高经营效率，加快了林业建设的步伐，使林业技术又上一新台阶。特别是贵州思南地区，由于其复杂的地质地貌，存在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所以，在选择种植资源时，就需要有极强的针对性，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尽可能的选择最适合的树种，从而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提供积极的帮助，也能够满足不同地貌的特殊需求。

2、微观方面

发展林业技术能够提高林业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对于贵州思南地区的林业融资和林业保险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林业建设正逐渐地从传统林业过渡到现代林业，由粗放林业发展为精准林业，产业结构也逐渐从第一产业转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些都需要林业技术方面的支持。在林业建设中，改革林权也需要技术的支撑，林权改革有助于活跃林业产业，推动市场化的发展，林业技术则是重要的保障。

3、加快林业的现代化建设

在林业技术中，林业技术装备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提高林业技术装备能够有效地促进林业的现代化建设。由于贵州思南地区地质地貌十分复杂，因此对于林业技术装备的要求也就比较高，这就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先进的林业技术装备能够提升林业产业的生命力和生产能力，从而推动林业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4、衡量林业建设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标志

与传统林业的粗放型模式不同，现代林业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主义特征的基本前提下，其具有较高程度的生产力水平。现代林业发展要求对林业功能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扩展，从而满足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林业技术装备是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林业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当前林业规划管理现状

1、林权结构过于单一

当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单一公有制林权模式，即林业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个人和单位只有管理权，国家对林业资源有着绝对的领导和使用权。在这种模式之下，国家在有些方面就无法对林业形成全面的管理，存在着规划上或是管理上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对国家的一些管理制度不遵从，对一些政策不作为。此外，这种单一的林权结构还会造成林业资源的流失。

2、产量及品质不高

虽然我国国土面积较为广阔，但是林业资源的分布较为集中，另一方面，由于人口数量众多，人均数量就显得比较低。再加上地理环境的限制，大多数区域种植过于单一化，不能实现资源之间的有效共享。林业资源的产量及品质都是会对林业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在未来的林业资源发展过程中，对林业资源的管理及控制保护工作应受到足够多的重视，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对国民生态环境改善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保障意义。

3、采育失调

林业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是指林业在采伐之后可以通过其再生能力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获得相当量的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林业的采伐量也越来越大，自然的恢复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因而需要借助一种人工的培育方式，即人工造林。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在人工造林方面，力度还不够大，人工造林的面积与采伐的面积缺口较大，同时人工林由于缺乏管理，存活率不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林业保护监管力度不够

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家对林业资源的重视有很大程度上的提升，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有效的对林业资源保护工作起到了政策制度上的保障，监督管理机构对违法征用林地的现象作出了及时有效的制止及补救，但是一部分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力度还不够，对林地用途的管理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占用林业用地的监督审查力度不够深入，林业资源的监督管理工作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工作没有落实到实处。

三、林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1、对林业产业进行科学规划以及合理布局

加强各种林业作物栽培过程中的规划以及布局，对于各种林业产物的产量以及质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林业种植过程中一般都需要搭配其他作物进行种植和栽培，以加强对森林资源的有效利用。当前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常用的模式有林下间种、林下套种等，在林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点是要抓好林业种植环节，林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要对当地的气候、地理等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做好林业种植的短期规划以及长期规划，最终促进林业种植以及林业产业经济的可持续。

2、加强对林业的监管和保护

林业监管和保护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国林业面对着盗砍盗伐、火灾虫害等方面的危险，因而要加强对林业的监管与保护，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强林业的巡查，林业部门要定期对辖区内的林业资源进行巡查，查看是否出现盗砍盗伐现象的发生，一经发现，严厉查处；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加强对林业资源的监督，弥补林业部门人力不足的劣势。二是加大林业资源破坏的处罚力度，对于盗砍盗伐和林区纵火的现象，严加处罚，特别是林区纵火，可视与刑事犯罪，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三是建立林业火警预防系统，在一些中大型林区建立预防系统，早发现，早处理，减少林业资源的损失。

3、强化林业产业的管理

我国对林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起步时间较晚，因此对林业产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林下种植成为很多地区林业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应该要尽量克服一些缺陷，比如管理比较落后、投入不足、生产比较盲目等，在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应该要加强产业管理，对林业产业的规划、种植过程中的各种资源要素进行有效的聚集，并且加强更多专业人才在林业种植过程中的作用的发挥，引进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先进技术，同时还需要培养一批具有林业专业技能的专家，在田间进行各种先进技术的传授，比如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合理施肥灌溉、抚育措施等一切先进技术。帮助农民在林业产业化过程中对各种种植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以提高种植效率，促进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合理选取种植时间

林业造林的种植时间，一般应选择在春季为好。近些年来由于各个林业区域的树木生物学特征不一样及造林工作进行的较为顺畅，造林时间有所提前。在冬末春初时，由于气温不高，植被地上区域都处于休眠模式，种植时不会散失过多的水分。对于冬季严寒区域的造林工作，造林时间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造林时间应选择在阴雨季节，较多的突然水分或者较大降雨量都不适应林业种植。

结束语

现代林业资源管理工作，应通过科学的林业资源管理方法，形成多种成熟可靠的林业造林方法，提升林业产业发展效果，为生态环境的改善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林业产业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井伟民.浅谈林业资源与林业造林方法[J].科技致富向导，2012（27）：375-375.

篇9

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最关键的是各类龙头组织（包括龙头企业、中介组织等）具有越来越强的带动力。十多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龙头组织的带动下，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产生差距的基本原因，在于当前还存在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突出因素。

（一）内部限制因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整体竞争力不强。

与过去相比，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竞争力有了明显增强，但与发达国家国际大型企业相比，其竞争力整体较弱。具体表现在：

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一是规模和实力上难以抗衡。在世界食品加工业50强中，排名前三位的都是英美两国销售收入46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而在我国同类企业中，最大的重点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仅120亿元人民币；在2002年全国41905家龙头企业中，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占43%，销售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仅占4.7%。二是科技和质量水平明显落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80%处于20世纪70-80年代的世界平均水平，15%左右处于90年代水平，只有5%左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业绩增长速度不高。调查显示，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按行业分类，食品消费行业利润额增长幅度最高，2001年500强中食品消费行业的利润额比上年增长54.5%。而我国产业化组织整体业绩增长主要靠组织数量的增加，平均效益的增长不明显。四是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产业链短，研发能力低，专用品种少，加工转化和增值率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率一般在90%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为3：1至4：1，而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40%-50%，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户产值的比重为0.8：1。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具有极强的创新和开发能力，如美国已开发的大豆加工产品1万多个，我国则不过几百个；美国玉米开发3000多个品种，我国只有100多个。

2、中介组织缺乏国际竞争力。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发达国家早就制订了较完备的合作社法，合作社依法从事生产、加工、销售活动，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一个主要模式。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缓慢，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入会入社的农户大约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5%，其中一半以上的农民专业经济组织是一种没有产权关系的、松散型的自我技术服务性团体，难以适应入世的需求。二是涉农行业协会不发达。世界上发达国家按产品建立了各种功能齐备的农业行业协会，在市场准入、信息咨询、实践国家和行业标准，价格协调、规范经营行为、调解利益纠纷、增强行业自律、协调行业发展，开展行业损害调查、加强行业保护等方面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的涉农协会，大部分按照产、加、销分段设置，官办色彩浓，市场主体参与度较低，缺乏必要的调控手段和能力，不能适应产业经营发展和农业国际化的要求，难以发挥协调行业发展、保护行业利益的作用。

3、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我国很多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还没有形成一种科学规范的组织链和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据调查，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利益联结的三种主要方式中，各地主要采取合同制，而采取合作制返还利润、股份合作制按股分红两种方式的比重不到30%。其原因在于我国广大农户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以“公司加农户”为主，公司是农户以外的市场主体投资兴办并管理的。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仍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体，两者的主体地位不对称，农户对龙头企业实际上是一种依附和依赖关系，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二）外部限制因素：政府对农业产品化的扶持政策不够到位。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政府对农业和农业产品加工业的扶持，是农业一体化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境，但我国尚存很大差距：

1、财政支持的差距。各国普遍使用财政补贴政策促进一体化发展。美国、欧盟等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主要在信息、技术、组织、培训和制度方面给予企业辅的支持；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主导型的国家，补贴政策除了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外，政府还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据测算，1996-1998年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绿箱”支出占农业GDP的比例只有3.2%，而WTO其他成员国大多数达到5%至20%，美国已接近50%的水平。同期，我国“黄箱”支出比例为1.4%，而印度一直保持7.5%。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对食品加工业的投资一般占总投资的6%-9%，而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仅占国民经济各行基本建设投资的2%。

2、信贷扶持的差距。美国、日本制定了许多扶持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措施。我国各大商业银行近年改善了服务，加大了扶持力度，但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是小额贷款条件不合理，贷款门槛高，农户贷款难。现行对小农经营设置的小额贷款条件，已远远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要求。二是中小型龙头企业贷款难。中小型龙头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业，按现行的制度，企业可抵押的物少，抵押物的折扣率高。贷款找担保更难，主要表现为龙头企业信贷融资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担保人。相互担保和连环担保又往往引起信用危机。三是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与大型龙头企业的实际要求不适应。农产品流通、加工行业流动资金贷款具有一次性需求量大、使用集中、占用资金时间长、周转慢等特点，有很强时效性和政策性，但目前政策性贷款不能用于产业化龙头企业，商业性贷款抵押担保又难，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和效益。

3、税收政策的差距。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我国税收政策中未体现国家鼓励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对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在税收上实行优惠政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方面的税收政策不仅没有体现优惠，而且与国内一般工业相比，税率偏高，税负过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税负普遍在6%左右，有的达到8%，而非农企业一般只有4%，一是农产品深加工的增值税销项税率太高，进项税率和销项税率税差过大。国外对食品工业普遍采取优惠税率，如英国、加拿大对食品行业增值税采用零税率，英国对其它行业采用17.5%或5%的增值税税率，加拿大对一般行业采用7%的商品劳务税。我国现行的税制规定，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销项税率为17%，进项扣除率为13%，进销两项税率相差4个百分点，生产深加工产品不增值也要缴纳增值税，我国一般加工业增值税销项、进项税率都为17%，农产品深加工业要比其他工业企业多负担4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农产品深加工明显处于不平等地位，严重影响资金向农产品深加工业的投入和产业链的延伸，影响了龙头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4、管理体制的差距。多数发达国家对涉及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管理职能是统一的，有一个高效、综合一体化的农业管理体制，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为农业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宏观管理保障机制。而我国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部门管理权能设置过于分散，现行的农业管理体制与机构设置仍然是生产型管理政府的架构和职能，条块分割严重，将农业与相关产业人为地分开，职能涉及到多个部门，对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对外贸易的调控和服务相互脱节，一直未能形成一个高效、综合的农业行政管理机制，难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有效、灵活、科学的调控，指导和服务。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创新的生命力在于突破生产、加工、销售分割的局面，形成一体化经营，因此对旧体制的弊端反应特别敏感，迫切需要改革农业宏观管理体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对策研究

十多年来，农业产业化逐渐成为农民进入市场的重要载体。根据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展农业产业化应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1、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由于龙头企业在基地建设、技术培训等方面具有公益性，因此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国家应在增加对农业投资比例的基础上，重点向农业产业化倾斜。商业银行应积极探索龙头企业的担保抵押办法，对收购资金实行统一授信、循环使用，并灵活掌握跨年度使用贷款的起止时间；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对象和领域应向龙头企业延伸，将其收购资金纳入封闭运行；国家开发银行应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低息应急贷款资金规模，向龙头企业基地发放中长期贷款；农村信用社应积极开展农户小额信贷，适当扩大小额信贷额度，延长发放期限；税务部门可先将食品行业深加工的销项税调整至与粗加工相同的税率。

2、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关键是要统一思想认识，消除人们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虑，扩大试点。当前应依托优势产业，引导和扶持一批带头人开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试点。应不断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我发展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民主管理机制，在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基础上，逐步使其成为市场主体。有关部门应考虑研究制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项政策，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解决其法律地位和注册登记问题，明确法人资格和依法成立登记的具体办法；应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在农业的各项支持政策中，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纳入其中，在财政、税收、信贷方面给予具体扶持政策。如：通过培训补助、示范推广补助，公用设施补助等方面给予财政扶持，减免所得税，允许申请小额信贷等。同时，政府也应用足、用活WTO中的“绿箱”和“黄箱”政策，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市场信息、科技、咨询等方面的服务，更好的满足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3、指导涉农行业协会的建设。应坚持“民办、民营、民受益”方向，继续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各种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出口型行业外向程度较高、影响面较大、有一定工作基础，应从现有的协会中选择出口量较大的行业进行行业协会试点，鼓励和支持其率先实行行业自律，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应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通行原则，对原有协会进行改造，变官办为民办，逐步将其推向市场，成为由企业和会员自主管理和运作的民间组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向行业协会适当放权，赋予协会一定的职能，使其真正成为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的中介和政府部门的助手。鉴于涉农行业协会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样，具有很大的社会公益性质，政府应对其开展技术推广、教育培训、市场调查、产品展销、国外营销等活动给予适当的扶持。

4、支持各类经纪人和农村专业大户等中介组织在农业产业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很多地方不断涌现出一大批农民经纪人和专业大户等，反映了现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要求，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相适应。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有的经纪人和专业大户已经由一般农产品运销发展到介入订单农业，大型农机跨区服务、成批量的劳动力转移等多个领域，在开拓农产品市场、搞活流通、组织劳务输出、带领农户进入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带动等中介作用。在一些地方，中介组织和经纪人已经成为联接农户与市场、农户与企业、农户与用人单位的纽带和桥梁，使企业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农户扩大了信息来源，加强了组织化程度，提高了谈判地位，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中起到了特有的作用。需要注意和研究解决的问题是，这类中介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发育不够快，运作不够规范，它们的发展还需要得到政府的服务、指导和规范。

5、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发展订单农业既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龙头组织发展后劲的有效途径。发展订单农业应与农业产品化的基地建设相结合，与发展龙头企业的布局相结合，与在龙头企业和广大农民中开展诚信教育的工作相结合；应逐步规范公司与农户的产销合同，努力提高订单农业的履约率；应鼓励大宗优质农畜产品、基地生产按订单组织生产。

篇10

 

由于我国老龄化情况的逐渐加剧，为解决老有所养，我国推出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在2012年已经完成了全面实施。

 

本文将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的情形开始着手进行分析，探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成长与发展。

 

1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的情形

 

社会保障作为我国一项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它的存在不仅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象征。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愿望不仅是人民群众的企盼也是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意义。覆盖范围广、多层次是其所拥有的特点。从2009年我国第一个养老保险试点，到2012年我国仅用了 3a的时间就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这也标志着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系统的全面建立。随着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系统的不断完善，社保经办服务能力也在逐渐的提高，各地养老保险的基本设施也在逐步的建设当中，各项管理制度也在逐渐的加强。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明显、超过预期，而这项决策的实施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由衷的支持。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广，增强了群众参保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此项制度的全面覆盖。

 

2 处理三农问题存在的困难

 

当前我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名列世界前茅，可是三农问题的存在，长期影响着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处理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首要课题。

 

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困难就是在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对政府决策的约束权远高于农民，在政策出台时，城乡居民凭借政治上的优势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农民却无法阻止不利政策的出台与实行，也无法改变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收入的倾斜政策，这就使得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愈演愈烈，越来越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在处理三农问题上，也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提高农村医保补助标准等等，但是这些措施的实行只能治标，却依然没有解决三农问题的严峻性。从国民待遇上看，农民在经济待遇与政治权利两个方面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在社会保险、义务教育以及医疗等权利的使用上也有不足之处。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三农问题引起的表现，为此，解决三农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刻不容缓。

 

3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对“三农”问题的具体影响

 

三农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也是主要问题所在。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全面覆盖，对三农问题带来了深刻影响。

 

3.1 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个人账户养老金与基础养老金相结合的原则为基础，实行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的方式，到龄即领待遇，逐步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3.2 打破了二元结构的不平衡

 

长久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城市为主农村为辅的发展形势，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愈演愈烈，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广后，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生活负担，缩短了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还加快了城镇化进程的步伐，完成了城乡统一发展的目标。

 

3.3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内需的扩大

 

当前我国的国民收入不均衡，农民的收入水平偏低，难以实现国内需求。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农民消费的增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内需的扩大。

 

4 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畅想

 

目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标准太低，以四川为例，基础养老金每月仅75元，与城镇职工标准近10倍以上。国有层面应加大财政投入，待农民年满60周岁以后，将土地等生产资料交还集体，实现真正退休，国家则大幅提升其基础养老金标准。最好接近城镇企业职工水准，以真正实现国民待遇。

 

5 结束语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若农民能真正退休，与城镇职工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则解决了我国人口占比较大的农民养老问题，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从根本上打破了二元结构的不平衡，三农问题也得到了根本的解决，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