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体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实体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实体理论；合并会计财务报表；编制理论观点；国内发展

一、实体理论

实体理论这个概念最早是USA美国会计界著名学者莫里斯・穆尼茨所建议的，并经过USA美国会计学会在1994年出版于《合并报表的实体理论》中[1]。概念上，经济实体理论是合并理论的其中一种，经济实体理论是实体论的一种延伸，于企业集团而言，它是集合并会计报表的最终目标、编制的方式方法、少数股权性质、合并的资产计价额度、合并利润的计量方式和企业集团中还没有实现损益抵消的合并报表编纂方法的总体原理和理论。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至今十五年有余，我国企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参与激烈竞争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的借鉴和全面的分析国际会议惯例。从信息索取方面而言，合并会计报表的编纂过程中，充分满足囊括母公司众多股东在其中的一切信息索取人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而就我国目前经济状况来说，母公司众多股东的信息需求繁杂而量大，按照母公司编制的合并报表基本忽视了其他报表的使用者知情权利。我国的会计关键定义为把小批股东的收效权利作为合并关键体现中合并净利润的一个调配项；把小批股东的权利作为合并股东的权利一部分，在实体理论的大概念下，小批股东的权利就是合并股东权利的构成部分之一，而对合并的主体来说，小批股东的权利并不能作为合并主体的其中一项职责，也不会造成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失。所以说，小批股东利益的损失非但是单一的费用，对于合并主体体现的合并利润而言，它是一项调配措施。企业集团里各公司交易还没有实现的损益抵消而言，实体理论中要求效果为百分百的抵消，却不是按母公司的持有股份比例来抵消，这样就很大程度上的抑制了企业利用集团内部关联贸易来操纵利润的问题产生。

二、经济实体论下财务报表合并的优缺点及国内发展

实体理论可以称为主体理论或者是经济实体理论，实体理论是用企业为主体所开展的理论。实体理论的观点是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关系是操控和控的，跟所有权理论观点的具有和被具有观点不同，这就标志着在实力理论观点里面母公司可以全权支配各分公司的全部资产运作，更有权驱使子公司的全部经营决议和财务调配。这样，母公司和子公司在产业运作、经营过程和财务决策等方面上就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在最终的所有者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编纂合并会计报表的主要方面[2]。以实体理论为准基编纂合并财务报表时，首先，实体理论倡导采用完备合并法编纂合并财务报表，其中全部资产和债务均按照市价反映，无论各种资产的重新估价均要对应整个集团企业，更是囊括子公司的小批股东权益，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交易和他们还没有完成的损益，都全部给予抵消；其次，在构建母公司和子公司结合体的过程中因为收购合并产生的资产和债务升降值及商业信誉，都要全部给予合并和均摊；最后，合并后的股权不但包含多数股东权益，也包括小批股东的权益，表现于合并资产债务表上的时候，母公司没有真实拥有的所有权反映出的是少数股权，并当作合并所有权的单个项目列出。以集团企业中内部交易还没有实现的损益抵销来说，实体理论的要求是百分百的抵销，而非是按母公司股东持有股份的多少来抵销，这就有利于抑遏集团内部相关交易操控利润的问题出现。

我国对合并财务报表的推广和使用有很大优势[3]。1.从现在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说，此后的股份公司股份权益将愈来愈分散开来，以前表述上的小批股东一般在持有股份总额上超越了母公司拥有份额，这样就会造成母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小批股东，虽然从操控的方面来说母公司仍然是母公司，但是股份上的削减会让母公司理论编纂的合并财务报表只是母公司股东使用[4]。所以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只有实体理论能够为全体股东更好做出合并整体的财务信息；2.就我国目前的会计信息须求来说，在对合并报表形成信息需求的不单单是母公司的股东，这对于集团企业的债权人决议是同样有关系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完善，债权人作为商业银行的代表，其利益也是重中之重，所以，实体理论所提倡的开放性合并报表编写的目标，也就是合并财务报表是为了集团企业中所有信息和资源供给者而编纂的，这明显的和我国会计信息须求的现状相对应，极大的填充了会计信息应用者的须要；3.合并财务报表和我国会计要点的定义是相符的，就少数股权和小批股东的收效来看，实体理论下的小批股东股权是合并股东股权的一个局部构成项，所以对于合并的主体来说，小批股东的股权不单单是一个义务，更不会造成经济利益的外溢，也就是说，小批股东收效也不仅仅只是一项费用，而会成为对合并主体实现的合并净利润的一项支配。最终，和我国经济发现相符的只有合并财务报表理论了。

三、结论

在经济实体理论观点下，编制合并报表主要着重的是经济概念上的控股权，不是法律概念上的拥有权，实体理论充分反映了经济实质上所谓的“调控”概念。在我国，《企业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等例行标准中，企业合并的理论基础采用经济实体理论是一种科学化，合理性的选择，我国企业集团在运用财务报表合并时的分析过程也是值得推荐的推广的，而相对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再说，经济实体理论下的财务会计合并报表是每个企业集团所必须拥有的基本[5]。

参考文献：

[1]陶宇龙.商誉会计处理的国际比较问题探究[J].商业会计，2013（13）.

[2]王爱莹.浅谈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理论[J].价值工程，2011（12）.

[3]蔡丽娅.浅谈企业合并财务报表三大理论[J].财经界，2013（11）.

[4]郭燃.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决策有用性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2013.

篇2

摘 要 本文研究的是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问题。文章阐释了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概念与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价值和策略，希望能够为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建设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竞技体育 软实力 提升意义 提升策略

竞技体育软实力，是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精神和智力的形态融合在竞技体育硬实力之中，在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发展和提升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这一点在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发展和提升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如今，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硬实力的不断增强，通过加强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方式，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水平，并在此基础之上，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已经成为了关系我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鉴于此，本文就针对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问题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通过阐释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概念与内涵，分析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价值和策略，来为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建设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概念及内涵

竞技体育软实力是相对于竞技体育硬实力来说的那些无形的实力要素，通常说来，这些实力要素，都是以精神和智力的形态融合在竞技体育硬实力之中的，以一种不可量化、不可物化力量的方式支撑和促进着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发展与提升。概括来说，竞技体育软实力主要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竞技体育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形态的资源，与竞技体育硬实力中那些有形的、可见的资源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次，竞技体育软实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实力主体不断的自我积累获得的，是一种后发优势；再次，竞技体育软实力，具有精神文化产品的特性，因此，其能够重复使用，且具有无限增值的特点；第四，竞技体育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其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必须要依托于竞技体育硬实力才能够得以发挥和显现；最后，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指标是隐性的，相较于竞技体育硬实力的指标来说，是很难进行准确的量化的。

二、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价值

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具有多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但是，概括来说其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首先，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有助于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提升。竞技体育软实力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够在竞技体育软实力上有所突破，将会大大提高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我国竞技体育硬实力一起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其次，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是建设体育强国，实现我国体育事业科学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能够使得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与硬实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协同共进，从而推动我国竞技体育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为体育强国的建成和我国体育事业的科学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策略

（一）重视驾驭竞技体育规律的能力的提升。

要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确保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充分的了解、掌握、运用和驾驭竞技体育的规律。例如：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律、不同体育运动项目的制胜规律、运动队的管理规律以及优秀的体育运动人才的成长规律等等。能够在认识和把握这些竞技体育规律的基础上，科学的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竞技体育工作的开展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能力。而且谁能够合理的运用、科学的驾驭这些规律，那么往往就意味着，谁就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与先机。因此，在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竞技体育规律的认识与掌握，通过加强科学研究的力度、认真总结我国多年来的竞技体育的成功经验、积极跟踪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等多种方法和途径，来提升我国驾驭竞技体育规律的能力。

（二）重视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竞技体育精神文化，不但可以超越地域和国界传播体育文化思想，进行体育文化思想的交流与共享，而且还能够从某种层面上来弥补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硬实力的不足，让本国的体育文化思想得到其它国家的认同与肯定，大大增强这个国家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使得国家的竞技体育软实力得到明显的提升。由此可见，提升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竞争力，不但是提升一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竞技体育软实力文明行、融合性与缓和性最为集中的表现。

而要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的竞争力，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精神文化的传播，一是，要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体育赛事，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二是，重视国际性竞技体育赛事的举办。通过主办重大国际性竞技体育比赛的方式，来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国际知名度；三是，要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体育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国际体育学术交流活动将我国的体育理论、体育思想和学术成果介绍出去，并通过思想碰撞的方式，对其他国家的竞技体育产生影响。

（三）重视管理体制的创新

国家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需要有一个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来作保障。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就是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提升的内在要求。虽然说，前些年举国体制在我国竞技体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举国体制已经逐渐表现了滞后性的问题，出现了诸多的弊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竞技体育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举国体制就已经不再适应了，如果此时仍然故步自封，不知变通，必然会影响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提升。因此，针对这种情况，要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软实力，就必须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何艳华，付甲，邰峰.对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的探讨[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2.02.

篇3

关键词：心理经济 网络经济 心理学 电子商务 未来经济

“经济”是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学者，还是组织对这个概念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对于“经济”的研究及讨论上升到新的阶段，都在探索未来经济会是什么？因而就出现了信息经济、体验经济、知识经济、注意力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等等。这些关于经济的说法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未来经济的概括及描述，但本人认为，在这些描述中均忽略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人类是经济发展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只有人类，才能创造社会、创造世界和创造未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它只是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仍无法完全代替人类，智能机器人也是如此。因而，在未来经济学说的探索和论述中要充分地考虑人的因素，由此便产生了“心理经济”学说。

心理经济学说

人是具有思维和理想，并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人的各种言行、一举一动均在大脑的控制和支配下，而大脑发出的各种指令均要受到心理活动的影响。当然，人的心理活动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未来经济的研究中不考虑人的心理因素，显然是不全面的。因而，要将心理学的知识及理论有机地结合于新世纪经济的研究之中，本人大胆地提出“心理经济”即将到来。

有学者认为：网络经济 = 知识经济 + 网络，本人认为：心理经济 = 网络经济 + 心理。即在肯定人类已经步入网络经济社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心理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而更加突出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及理论来研究未来的各种经济活动，使其成果更能符合客观的现实社会，并描述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其中，网络经济的狭义定义是指利用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网上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相关经济形态活动的总称。

心理经济是未来经济

从心理学体系的角度来理解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心理活动简称心理。而心理活动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心理学把心理活动分为两大类：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其中：心理过程是指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即心理动态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个性心理是标志着人们个别差异的心理现象，包括个性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性。当今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使得对人的个性心理的研究及应用提供了重要条件及基础。网络经济所追求的商品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消费个性化、需求个性化等等，在个性心理研究的基础上使其实现成为可能。

另外，心理学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活动各个领域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普通心理学为主干、以多心理应用学科为分支的学科体系，其中包括社会心理学和商业心理学等分支。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研究人与人交往中的心理活动，协调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商业心理学是研究商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研究的对象是商品经营者和消费者在营销活动中的心理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以及商业经营活动中的组织管理与心理的关系。这两种分支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首先，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才能充分掌握人的心理，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才能采取有效措施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通过商业心理学的研究，才能真正掌握商业活动双方心理状态，为解决消费者为什么买？及经营者怎样去卖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由此又出现了市场营销心理学这个分支。虽然在此分支中关于消费者心理的研究较多，但关于经营者心理的研究却较少，这也是心理学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发挥较好作用的原因之一。而心理经济中的心理是把商业活动的买卖双方均看作是复杂的人，而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商业活动中去。第三，要明确指出文中所谈的心理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研究心理。即：心理的实质既是大脑的机能，又是客观现实的主观映象，其心理过程是通过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的密切结合来完成。

心理学同其它学科一样，正在伴随着经济发展、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在网络经济的新时代中的心理学必然出现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必然加快心理学在网络经济中的应用，如虚拟市场心理学、网络营销心理学等，这一切促进了网络向生产力的转化，必将推动心理经济的到来。

从市场营销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

国内外对市场营销心理学的研究均是以知觉、注意、学习和态度四大心理理论为基础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许多学者将这些心理理论与现实经济相结合提出许多种经济学说，如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知识经济，并在各种经济学说之下来探索虚拟市场营销中的心理理论。详细分析这些经济学说对于虚拟市场营销心理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均具有相应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体验经济学说可以理解为注重知觉心理理论在虚拟市场中的应用，但由于体验式受到产品特性的限制，使得营销的实施范围较小；注意力经济学说阐明了知觉和注意心理理论在虚拟市场中的作用，但注意力不等于购买力，使得争夺眼球的营销之战的硝烟很快散去；知识经济学说是将知觉、注意、学习三种心理理论有机结合的重要体现，如企业需要学习型组织、消费者要进行“学习的革命”，但只学不用或者知识不能转化为效益，其在营销中的价值将大大地降低。逆向思考，可以大胆设想，将知觉、注意、学习、态度四大重要心理理论有机结合应用于虚拟市场的营销之中定会完善虚拟市场营销的心理学理论，从而提出“心理经济”这个学说，并认为心理经济是未来的经济。如今经营者和消费者均注重的“诚信”就是态度理论的具体表现之一，而且心理经济学说会加快心理学理论在虚拟市场营销中的实际应用，促进虚拟市场营销中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解决电子商务相关问题的角度理解

电子商务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互联网与商务的有机结合。在近几年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使其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较小。特别是网络泡沫现象，对电子商务的打击是沉重的。虽然在SARS期间电子商务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并具有比较理想的发展势头。但伴随SARS疫情的结束，似乎电子商务又恢复了平静，又成为制造网络泡沫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电子商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仍未能很好解决，如网上支付、网上安全、实物配送、网上诚信、网上法律、盈利模式等问题，因而出现这种结果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许多问题都与电子商务的参与人有关，或者说与参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因而可以采取心理手段辅助问题的解决。以下仅以电子商务中两个问题的解决过程来论述心理学的应用，为心理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创造条件。

网上支付问题。目前，我国的网上银行提供的网上支付现状相对于近6800万的网民和30余万网上公司或商家来讲是十分充裕的，技术上完全能够满足网上支付的需要。因为自从1998年2月，招商银行推出“一网通”服务，成为国内第一家推出网上银行业务的银行；1998年3月6日，中国银行成功地进行了第一笔电子交易以来。相继有50余家分支机构开展实质性网络银行业务，企业与个人客户超过1000万户。这些网上银行，正在为我国开展电子商务提供快捷的金融服务。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这些网上银行正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为我国电子商务健康有序的发展保驾护航。如，招行的“一卡通”发卡量近2000万张，并被消费者评为喜爱的银行卡品牌。而且自2002年许多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已获准在中国内地开办网上银行业务。这一切，充分地证明了国内网上银行能够保证网上支付业务的顺利进行。

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个人或商家不使用网上支付工具呢？原因可能有许多，但主要还是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本人认为仍然是心理问题。打个比喻：假如在不考虑价格的前提下出去旅游，问旅游者是愿意乘汽车，还是愿意乘飞机？仍然会有许多人愿意乘汽车，因为他们认为乘飞机不安全。事实上，按飞机起落次数与汽车出车次数进行比较会发现飞机的事故率要低出很多，即乘飞机更安全。由于国内外的飞机事故均有报道，使人们对乘飞机产生担心害怕、感觉不安全的恐惧心理。而乘飞机与汽车就相当于网上支付与传统支付，网上支付的确存在安全问题，那么传统支付就安全吗？谁没有经历过丢失钱财的时候呢！只是网上支付出现的安全问题易报道及传播，才使人们得出网上支付更不安全的错误结果。心病还需心理治，可采取扩大宣传策略加强网上支付的宣传规模，提升使用者的使用信心。并借助使用者的亲身体验，逐步消除人们对网上支付的不放心、不信任的恐惧心理，扩大网上支付的使用群体。另外，要让人们清楚地认为到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

网上诚信问题。诚实和信誉对于经济活动中任何参与者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诚信”，才能获得信誉，而“信誉”是所有商务生存发展之根本。但令人遗憾的是，诚信正是国内商家或消费者所缺少的，也是商界许多失败案例的根源所在。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商家及个人更需要呼唤诚信，逐步地树立诚信形象，为建立诚信社会做出贡献。那么，网上诚信问题是电子商务的主要障碍吗？本人认为，就其国内商界的现状而言不是主要障碍。因为对于网上商务参与者的真实性问题，正在借助CA机构提供的数字签名、数字证书、数字签章等手段来解决，而且工商管理机构正在解决网上公司的登记注册问题，已经在一些城市中试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进步，人们的知识水平、思想境界正在提高，更加重视诚信的建立；国内正在加强网上欺诈的打击力度，2003年厦门3.27特大网上诈骗案的告破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传统现实的商务活动中就没有虚假、欺骗等现象吗？当然有，而且很多。

网上诚信问题也是一个与心理有关的问题。因为诚信就是态度心理理论的具体表现，诚信的判断标准是与人们对诚信的理解有关，又与人们根据以往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的判断力有关。这些均是心理现象，并且是因人而异的。另外，诚信是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对其要求是有区别的。如早期消费者能买到货真价实商品，就认为商家的诚信好，但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人们已经将商家的经营形象、服务质量、及时应答等等看作诚信的表现。这是因为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事物的感觉、感受和体验，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或者说人们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再有，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虚就是假。心理作用产生虚拟互联网上都是假的，不真实和不放心导致对网上商务的不信任。

既然网上诚信问题是一个与心理有关的问题，就可以通过心理的手段协助问题的解决。首先，要通过宣传解决人们对虚拟世界的正确认识，转变虚就是假的错误观念。国内正在从技术及法律方面解决网上欺骗行为，网上商务真实可靠性是有保障的，排除人们对网络恐惧的心理障碍。其次，大力推广优秀的网上商家和消费者的诚信典型，建立诚信的标准样板，解决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的差异而导致诚信的分歧理解的问题。第三，商家要建立诚信机制，如康佳集团公司的“质量第一，信誉为本”经营战略很值得借鉴。商家要加强对消费者的诚信要求。如网上登记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必须通过技术、沟通、奖励等手段进行检验和验证。要明确地告之消费者，商家注重诚信对虚假注册将坚决取缔，打破消费者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而对于1900年出生、E-mail：11@22 能通过注册的问题很值得深思。商家和消费者都要善于培养诚信，树立以讲诚信为荣的思想观念，逐步实现诚信社会。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角度较详细地论述了心理学在经济活动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了心理学能够加快网络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促进了我国电子商务有序健康的发展，推动了网络经济的建设步伐。这一切，将使人们更加重视心理学的发展及应用，坚定了心理经济是未来经济的观点。当然，还可以从其它角度来论述心理经济即将到来，如从网络技术应用历程的角度、从新经济争论的角度、从网络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等，这些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及论述。

参考资料：

1. 张小蒂等编，网络经济[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2. 贾建华等著，市场营销心理学[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3

篇4

【关键词】 经济伦理 食品安全

一，食品安全的伦理界定

食品安全是食品的扩展概念，可以表述为：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该概念表明，食品安全既包括生产安全，也包括经营安全；既包括结果安全，也包括过程安全；既包括现实安全，也包括未来安全。

二，从企业经营者角度审视食品安全伦理失范的原因

不良食品生产和经营者漠视公众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公众和社会面前表现出诚信的缺失。众多食品安全事件体现了当今市场上企业诚信和商业道德的严重缺失。消费者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绝对支撑，若说诚信是企业的生命，那么消费者群体就是诚信存在的土壤。

在企业伦理范畴内，食品安全的困境表现为企业诚信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企业间合作关系中，物品关系、经济关系是随时发生的。在这个复杂的链条中，所产生的合作关系和发生的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取决于企业的诚信和伦理道德。而许多企业逐渐专注于自己的领域而忽略其他合作伙伴的利益，久而久之，所有企业都各自为营，把道德缺失的后果放到了消费者身上。食品企业伦理的缺乏是所有企业中后果最为严重的一个，因此，加强食品企业道德建设，杜绝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企业伦理当下的迫切要求。

价值理性在人的活动中表现为价值主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行为取向。价值理性是主体在观念中对未来价值实践活动的目标、方法、手段、结果所做的超前设计和筹划。在价值理性的视野中，人是终极目的，人是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一切都要以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为目的，一切地努力都是为维护、发展、实现人的各种利益，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现人存在的意义，都是为了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最终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践行食品生产与经营中的经济伦理规范

食品安全的维护亦需要道德理论作为指导，再完善的法律和再严格的安全监管也会有纰漏。要从源头上预防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必须从思想上建构食品安全的伦理防线。康德“人是目的”的命题，从存在论的角度指出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人的幸福，人本身即是目的。故人类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艺术、食品安全视角下的职业道德、科学技术、教育乃至国家、政府最终都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人是最高价值，所以必须尊重生命。不仅是作为存在者的个人的生命，而且是作为存在意义上的整个人类的生存。功利主义主张，当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不同人的利益相互矛盾时，通过计算价值、权衡利害，取向于那种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抉择。故功利主义在进行价值比较时赋予了生命以最高价值。生产食品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实现生产者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满足社会人群对食品的需要，在达到人们对自我内在价值实现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人的外在价值。尊重生命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和灵魂，是指要维护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和利益居于至高的地位，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演讲“金钱不能买什么”从金钱的无所不能中亦揭示出企业利润与企业家良心的矛盾所在。因为有10元钱一个拥抱，100元一个普通挂号，加200元一张火车下铺，所以我们可以孤单却不需要朋友，可以心安理得地花钱“雇”人排队。奶制品从3元250毫升到3元180毫升，企业利润仍在上涨或维持，消费者消费的金额也没有增加，然而，孩子们每天需要的营养却在缩水。金钱看似是万能的，然而我们已经无法用可以承受的价格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假种子、农药残留、转基因，可是我们还是很期待，纳米技术的普及、非转基因食品的普及以及深山中圈养着的牛、羊的长成。我们用高科技、高成本来试图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呼唤政府对质量的监管，期待法律、法规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我们忘却的却是一种最基本、零成本的，作为一名经营者的责任心与良心。食品安全事件，本质上是生产者和经营者丧失了起码的社会公德，践踏了起码的良心底线，蹂踊了“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理念，不管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从反面说明有些企业本身道德的沦丧、道德血液的流失，从而陷入了极端狭隘的功利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更加露骨地强调私利的至上性，甚至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和大众利益。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把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当作牟取暴利的牺牲，是对生命的挑衅，是对“义”的极端蔑视和对“利”的不择手段的追求。在当下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中，更要注重“义利兼顾”，企业在营利的同时，要考虑该盈利行为是否符合消费者的利益，是否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以及长远利益。企业正确的价值目标应该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当代社会迅速发展的需求下，企业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企业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追求经济利益，并把实现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是企业，尤其是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食品企业作为社会的分子和实现更长远的经济利益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参考文献】

篇5

一、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

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在出现后，它并不进行生产。然而，为了维持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国家又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分到一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不进行生产，它不可能通过交换的形式来获取它所需的社会产品，它所拥有并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强制性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税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在和运转消耗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因此，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能够存在；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财政的存在，只需要国家这个唯一的前提。可以说，财政是国家内生的一种东西。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不如此。在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家仍然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与财政的这种存在必要性相关的是财政筹集收入的职能。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私人经济主体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外部效应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应导致的成本或报酬分担不合理，它也会妨碍社会的公平。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将外部的成本或报酬内部化，使带有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数量改变到合理的水平。

3、垄断

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产品的供给，使其产品的售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形成了垄断。由于垄断者能够操纵市场价格，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产品边际效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结果是造成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量不足，价格偏高，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对此，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强迫或鼓励垄断者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使该产品的售价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以避免社会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会自然形成垄断。对这种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也应该及时加以干预，也可以划归政府来经营。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市场在交易中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有着更多的信息或有着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总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偏离帕雷托最优。

5、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在微观经济中表现为上述偏离帕雷托最优的情况，市场失灵同样也反映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对宏观经济领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与失衡。为此，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控。

但在现实中，市场失灵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制度崩溃，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应该有一条挽救市场失灵的途径。其中，除了认为应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扩大市场覆盖面（即市场完全化）和提高市场效率来挽救市场失灵，但在实践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多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体现。

于其他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具有以下优势：

1、财政手段比较灵活，税率和补贴额可以根据外部性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2、财政手段的管理费用低，避免了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巨大费用。

3、财政手段在技术上比界定产权、扩大市场覆盖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所应具有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经济的调节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机制能够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介入。只有发生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作为政

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它的职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只能有财政来进行供给。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还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并解决垄断的问题。

2、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在前面提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状况极不公平。这样客观上就要求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机制。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再分配机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场的财政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一点上，财政可以说天然地具有作为进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条件——强制课税权。这使得财政可以大规模地介入国民收入分配，通过税制设计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把资金从那些收入偏高的人们手中征集上来，然后，再通过各种类型的转移性支出项目，如医疗保险、食品券补贴等，把资金转移给那些收入偏低的人们。

篇6

【关键词】音乐欣赏途径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说过：“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所以，学生必须具备必要的音乐欣赏能力，这样音乐的美感才能为学生所接受，音乐教学才能取得成功。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工作者，要全面完成音乐教学任务就必须重视音乐欣赏这一关键环节，不但要重视学生音乐理论知识的掌握，更要注重有效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

一、从学习要素中了解音乐

音乐欣赏是以具体音乐作品为对象，通过聆听的方式及其他辅助手段来体验和领悟其中的真谛，从而得到精神愉悦的一种审美活动。我们知道，音乐艺术是依靠其特有的语言，如旋律、节奏、音色、力度、速度、织体、曲式、调式、调性等要素，来进行表情达意塑造音乐形象的。要想进行比较“懂门道”的音乐欣赏，就要熟悉构成音乐的特有语言，具备起码的音乐知识和修养。特别是在欣赏那些大型的、结构复杂的交响曲、协奏曲、歌剧等中外经典曲目或剧目时，懂得一些乐理知识，哪怕是粗略地知道一些，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受和欣赏音乐。譬如，我们了解了节奏音型，就可以根据节奏特点来辨别一首曲目是进行曲还是圆舞曲；了解了旋律是如何构成的，就可以根据一首乐曲的旋律变化来捕捉其中隐含的音乐形象和音乐思想；了解了和声的一般特性，就可以加深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感受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音乐的感受虽然主要体现为欣赏者的感性体验，但具有音乐知识和修养，将使欣赏者从理性层面更好地解读和把握音乐作品的内涵。所以，我们大学生在听音乐的同时学习一些音乐基本知识，掌握音乐欣赏要素，把理性知识融于感性体验之中，才能逐步培养自己具备一双能听懂音乐的耳朵，身心一体地投入音乐审美活动，得到更大的精神愉悦。

二、情感交流，用心感知音乐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声音语言，能够通过动听的音响以及巧妙的音乐形式作用于人的情感。学生是音乐欣赏的主体，教师采用的音乐作品和音乐活动形式是音乐欣赏的对象。在音乐教学中培养音乐欣赏能力时，既需要教师能够首先掌握好音乐作品本身的丰富情感，以情促学，以自己的情感去激发出学生的情感，从教学过程中的语言、神态、动作以及范唱等方面传递好自己的对于音乐作品的情感欣赏所得，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活动，激发学生对于音乐的学习兴趣和情感体验，从而有利于学生欣赏能力的培养，又需要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深刻分析音乐作品的艺术形象和丰富内涵，抓住音乐作品的特点，并积极研究并运用音乐教育领域的基本原理和相关规律，通过引导学生进行直观的音乐欣赏，并掌握音乐作品中旋律、节奏以及力度等音乐要素，引领学生运用听觉能力用心对音乐进行感知。

三、音乐欣赏课所面临的教学改革

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虽然可以使学生掌握一些音乐知识，但是不能达到让学生聆听、体验和感受音乐目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贯彻“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思想，让师生们在课堂上互动起来，摆脱传统的传教式。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变以往教学中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在音乐欣赏课上，可以挑选有音乐才能的学生，比如擅长某类歌曲的演唱的，或者擅长长笛、钢琴等乐器演奏，甚至是舞蹈。每节课都可以请一位学生为大家表演一段自己的音乐才能，再对这位同学表演的内容进行分析讲解。这样，有了学生的参与，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鼓励舞了有音乐才能的学生。在教学中营造出了平等、融洽、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愉快而有序的学习氛围。从音乐表现出发，让学生在产生音乐表现的冲动和意愿的前提下，在参与音乐表现的过程中，提出音乐欣赏知识学习的任务和目标，就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从联想想象中感受音乐

音乐思维是以审美感知为起点，经过联想想象形成审美意象，从中获得审美愉悦或以外化动作展现内心体验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有一些音乐作品是对具体形象进行描绘或摹仿的，欣赏者通过倾听音乐即可比较容易地产生对相关形象和意识的联想或想象。欣赏这些描绘性的音乐作品，我们可以通过联想把音乐的音响转变为自己头脑中映现出来的具体形象。有一些音乐作品并不对具体形象加以描绘或摹仿，而是通过一定的情节发展来表达某种艺术形象。当然，音乐对情节的表现不可能象文学、电影或戏剧那样具体，只能通过音乐感情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表现一定的情节内容。因此，欣赏这一类作品时，就需要欣赏者细心体会音乐中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感情及其发展变化过程，运用联想和想象把音乐作品特定的情节内容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事先了解、揣摩音乐作品的标题、文字说明和有关的情节内容资料，使我们的联想和想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依据。

音乐素质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审美素质的重要体现形式，而对音乐作品的欣赏就是提高音乐素质的重要途径。音乐欣赏对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来提高大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认真研究教学，不断探索音乐欣赏教学方法的新途径，努力挖掘学生自身潜能，为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说明虚拟经济在我国已经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正确地界定虚拟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探索虚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经济在加入WTO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非常有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个现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现象。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级阶段的论述非常精辟。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支付环节和实物环节发生了分离,货币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进程。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利功能己发生了变化,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实体经济突然成了货币信用的天然载体。

两者一旦分离,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实体经济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状态和运作体系。虚拟经济的发展便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到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成了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便以资金集中的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它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使以资金利资本流动为代表的金融业对与实体经济超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几经变动,使得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该体系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体系的运作规律也部分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背离,使之更好地为我所用,也许是我们对虚拟经济最本质和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解。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后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是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

以上的阶段论客观地描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人们把握虚拟经济的运行趋势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何为我国所提倡和追求的虚拟经济

当前,在西方“虚拟经济”一词往往是指电子商务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概念,以有形、无形来确定和划分实物和虚拟两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重大的经济现象,其本质也是经济活动信用化的表现。

十六大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争论很多,大多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界定上。关于虚拟经济代表性的论述围绕着信用制度展开,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不能将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信用膨胀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中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交易活动。上述界定本身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上的含义,仅仅是为了便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比较接近主流观点。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划分,把非物质生产活动统统视为虚拟经济。这一划分引出了关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很有帮助,但是并未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论及虚拟经济的具体运用。关于虚拟经济,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渠道缺乏,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架构尚未具雏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中介服务组织极度不发达。只有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论及虚拟经济的实质和其重要性。

四、关于我国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行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要发展的虚拟经济内容和功能应该区别于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虚拟经济的一些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有力的法律保证、适时的政策调整是成功的关键。

1.尽快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体系,推动民间资本运营的良性扩展。我国产业的结构还未实现高级化,集中表现在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制约其成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渠道的不畅。美国的硅谷产业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版本,它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风险投资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已经起步,但普遍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平均资本金不足100万元)。为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以拓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问题。

实现这个目标,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间资本,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既会造成社会范围内资金利用的低效率,也会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

2.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增强社会的风险意识,严格控制泡沫经济的过度膨胀。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各类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审计机构、证券分析机构、咨询机构等数量比较少,并且相比较国外相关机构水平也比较落后。

我认为发展我国中介组织,要明确三个方向:一是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在美国有安达信事件的教训。建议采取审计评估轮换制,规定每个审计机构对同一公司审计的员工连续年限,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显然审计成本会微有增加,但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将更多有潜力的个小企业、高新企业纳入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为风险投资等行为创造更好的外在环境。三是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分析和咨询机构,同时,将大学研究界学者和社会体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内部的争鸣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清某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待提高。

3.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近期著名的“蓝田”事件竟然由一个业外的研究人员来引发,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批露制度的不完备性,也对我国的行政性监管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严禁违规资金入市场,防范新信贷风险的政策具有长期性。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我国要大力推进以下措施:首先,要严格股票交易实名制,每个投资者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打击市场内的恶意勾结,防上机构投资者或其他人户联合炒作。其次,要加大对市场操纵者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要调动社会闲散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是个关键,另一方面,越来越成熟的中小股东也会成为市场上有力的监督力量和影响力量。第三,要加强交易信息、重大决策信息的透明程度,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股东户数的相关资料,对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要实行负责制,严厉处罚散布虚假信息的公司和个人。第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增强中小股东、特别是社会资金的投资积极性。

4.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创新涵盖内容较广,包括货币和信用形式的创新、金融机构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和操作技术等技术上的创新、交易范围的扩大等。

严格地说,由于市场体系仍未完备,新经济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创新大发展的条件还未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可以依托上海、深圳等经济金融中心大力培育和发展在小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如期货期权、外汇保值等。

5.积极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金融工具,强化竞争意识。外资金融机构资金的进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且已经对我国的金融业经营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与学习是明智的。

篇8

【关键词】生态学景观设计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 S611 文献标识码： A

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人们开始关注城市环境及自身的居住环境。面对新生活方式的涌现，人们不仅需要创造悦目的环境，而且需要创造健康、生态、安全的环境。一些设计师本着社会责任感，意识到生态在景观设计中必须得到重视，将以人为本的宗旨放置于更宽泛高尚的自然生态圈中，兴起了人与自然“互依共存”的生态主义思想，并开始了探索与实践之路。

1 相关概念阐述

1.1生态伦理学的概述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要素，追溯到人类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的源头及进程，它广义的表现为对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认知方式[1]。生态价值观，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在这里价值观念既指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又包括作为人们评价和选择决策方案依据的价值准则[2]。因此，生态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涵和要求，首先就在于强调生态环境的重大作用，强调重视和维护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生态伦理学提出自然价值的明显意图就是要改变人们对价值问题的习惯性、偏颇性理解，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论模式[3]。具体就是：既承认人的尺度，又承认物的尺度；既看到价值的主观性一面，又看到价值的客观性一面；既承认自然物对人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又承认自然物所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

1.2 生态伦理学与景观设计的结合

自工业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的建筑以及景观设计都没有考虑与环境的关系，当时的设计师认为设计就是一种自我个性和名气彰显。而设计与环境的关系被人们所忽略。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环境问题传统的设计方法已显得捉襟见肘，思路枯竭，想要有突破，必然要有创新。设计开始涉足更宽广的领域，打破了原有的界限。生态开始拓宽景观设计的思路，为景观设计带来了新的生命。

2 景观设计的发展与价值

2.1景观在城市中的发展

2.1.1景观的由来

景观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成书于公元前的旧约圣经，它是用来描写所罗门皇城耶路撒冷壮丽景色。这一最早的景观含意实际上是城市景象。景观的设计与创造，实际上也就是造城市、造建筑的城市。

2.1.2景观设计面临的问题

工业社会推动了人类的进步，环境问题同时也开始显现。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它所提供的机会，这些机会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与灵感从而实现一个真正可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2.2 景观设计的发展现状

时代变化加速了景观设计观念的更新及知识的老化。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生态学为代表的景观科学化设计在不断发展着，生态学的观念影响着景观设计的理念。生态化景观设计[4]突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的减少负面效应，进而改善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良好的景观环境。 现代景观正在蓬勃发展，从人居环境到自然环境，从公共空间到私密空间，从商业地产到文化建筑。各种观念和风格层出不穷，互相糅合。艺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都给景观设计带来丰富的面貌。但是景观设计也面临着重复、环保和环境影响的各种问题。自然无疑给寻求表达形式语汇的设计师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

2.3生态景观的发展价值

从景观设计学的定义来看，它与土地有着很大的联系，生态学思想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也大大影响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景观的这一审美内涵上的递变，也明显地反映在景观保护、设计、创造的态度上。如今景观的意义不仅是对人文的崇拜，更是对地域性及居住理念的尊重。在生态价值观与生态美学的引领下走向形式、功能、思想内涵的更高层次的统一[5]。景观设计，是对人类生生存的土地和生存环境做直接的规划，生态景观无疑对景观的发展给出了最有意义最深远的前景。

3生态与景观设计之间探索

3.1景观的定义

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设计，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为己任。与以往造园相比，根本区别在于，现代景观设计的主要创作对象是人类的家，即整体人类生态系统；其服务对象是人类和其他物种，强调人类发展和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也提出了可持续景观。

3.2生态意识下的生态景观设计

“设计”是有意识地塑造物质、能量和过程，来满足预想的需要或欲望，设计是通过物质能流及土地使用来联系姿态和文化的纽带。好的设计看上去就象没有经过设计一样。它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场地原有机理的一种延续。参照西蒙兹和斯图亚特•考恩的定义：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这种协调以为设计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生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

基于空间形态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积极影响，现代设计师是否能在设计中充分的调动和运用生态意识。不是在于刻意创新, 更多的是在于发现, 在于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场地原有的特性。

3.3 生态与景观设计的创新

工业化带来一些追寻个性张扬、表现自我的理念新思。工业之后，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在景观设计中，把生锈的高炉、废旧的工业厂房、生产设备、机械视为工业生产在大地上留下的艺术品和人类历史上遗留的文化景观，并看作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这些工业遗迹作为一种工业活动的结果，饱含着技术之美。

如今的设计又开始了一次思潮的回归，在设计和布局上开始借鉴自然，融合自然。在景观设计中，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巧妙地借用材料肌理、色彩与植物配植，创造出统一协调、优美而又富有个性的环境空间。崇尚自然这是传统的美学观念。

无论哪种思潮设计，都可以在以生态为原则上有所创新。著名的实例有杜伊斯堡风景公园中的金属广场，正方形钢板按正方形网格铺装场地，现杜伊斯堡风景公园今天的生机与十年前钢铁厂区的破败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该公园的改造为德国城市生态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启发人们对城市废弃地生态恢复含义与作用的重新思考，推动了城市废弃地生态恢复的浪潮。它从另一个方面也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作出了贡献和启发。

结语：生态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内在和本质的考虑。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倡导资源合理利用、挖掘新材料和新技术、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场地的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等思想需要贯穿于景观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始终。作为新一代设计师应该积极思考，努力实践为景观设计的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徐嵩龄.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6（02）.

[2]任文伟，郑师章.人类生态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319.

篇9

关键词：管理会计 知识经济 价值链 

 

管理会计是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把管理与会计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划和控制的信息系统。管理会计为决策与计划提供信息,协助指导与控制,制定激励目标,计量与评价绩效,对强化内部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21世纪,随着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愈演愈烈,管理会计又面对怎样的挑战呢?

一、要求管理会计的目标发生变化 

按照世界经合组织的说法,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会计的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把握知识经济的特征,提供多样化的信息。由于管理环境的变化,要求管理会计系统提供管理过程的“长期战略”信息、提供“服务”、“交货时间”等信息;而这一切都需要传统管理会计目标发生转变,由原来以“成本”为中心,转变为以“增值”为中心,继而转变为以“核心能力”的培植为中心。 企业只有具备核心能力才能持续获得价值增值

二、要求现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革新 

1.合理计量智力资本 

20世纪80年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8%,有形资产为62%;90年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为62%,有形资产为38%;21世纪,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为85%,有形资产为15%。 

传统会计模式注重有形资产的计量,而知识经济下,知识等无形资产的贡献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其他实物资产,为了有效地管理企业的智力资本,同时也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价值,就必须对智力资本进行计量和报告,知识经济下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知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而人是知识的创造者,只有准确的计量了人力资本和其他无形资产的价值,才能正确计算企业的价值,做出正确的决策。 

2.成本计算和管理方法要求随之改进 

在管理会计中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必须作革命性的变革,以“产品”为中心的成本计算将被以 “作业”为中心的作业成本计算所代替。随着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领域的渗透,将会引发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和人工成本的显著降低,当前的管理会计方法已不能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如制造费用的分配,一直以来,对其主要是以直接人工工时为分配标准,而随着高新技术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工成本在产品成本的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少。因此,如果制造费用的分配仍以工时为标准,必然会使产品成本信息失真,企业据此做出的短期经营决策和业绩评价,就可能出现较大失误。 

3 .要求存货管理模式的改变 

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支付、网络采购等活动都可在网上进行,传统存货模式受到挑战,“零存货”的概念有可能成为现实。存货乃是一种资源的闲置,它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果,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应该务求“及时适量”生产,预防产生存货堆积的现象,以至于逼近零存货。传统管理会计中对存货的处理方法已不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

三、要求改变对现行投资方案的评价 

目前的投资方案评价,主要是考虑企业的财务效益。目前管理会计所采用的决策评价标准主要是利益最大化(成本费用最小化)和现金净流量最大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投资主要以智力投资为主,随着企业投资的取向从物力投资向智力投资的转变,管理会计决策方案的评价标准也将从单纯的以财务效益为重点转向财务效益和综合信息并重的评价标准体系。投资的评价和选优,应以方案可能产生的全方位效益为出发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产品价值的大小将主要由其具有的知识含量或技术含量决定,因而经营决策的重点应集中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如何通过适当地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使企业产品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值。

四、要求管理会计加强对非财务信息的重视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的非货币信息将充斥于社会经济的每一个角落,要求企业的管理会计人员及其他各个责任中心从中选择对本企业有用的信息,即利用管理会计所提供的非货币性和货币性信息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有时非财务信息的影响甚至超过财务信息。例如,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引进人才的未来效益、引进高级制造技术的长远利益等,都关系到企业全方位的效益。

五、知识经济要求管理会计着眼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而不是仅仅关注企业的生命周期

现行的管理会计仅考虑生产者所承受的成本,而不反映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者所承受的成本,不仅包括购买价,还可能包括与安装、运行、支持、维护、丢弃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应该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引起企业产品的设计者的足够重视。

六、知识经济要求管理会计注重价值链分析 

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价值链是开发、生产、营销和向顾客交付产品与劳务所形成的一系列作业的价值。价值链分析要求管理者注重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析从供应商到最终用户这条价值链及其一系列的相关活动,从而管理成本。价值链构成了企业的生命链,是企业具有生命价值的基础,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增加价值。在识别了价值链中每一阶段所增加的价值及相关活动所涉及的成本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和发展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有效管理价值链对于增加顾客价值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强调顾客价值,要求企业经营者以顾客为中心分析价值链中不同作业的性质。 

正如著名会计学家余绪缨教授指出,“与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相联系的智力资本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21世纪管理会计将“以人为本”,围绕企业核心能力的培植构建其基本的框架。这也是未来管理会计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余绪缨:现代管理会计研究的新思维[J].财务与会计,2004年第二期 

[2]甘永生:21世纪管理会计的发展模式[J].会计之友2002,12:4-6 

篇10

关键词：技能；竞争力；英国；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

作者简介：许竞（1973-），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英德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比较研究等。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与国家政策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BJA100091，主持人：石伟平。

中国分类号：G7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4-0086-06

技能形成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议题在欧美及日本已被研讨多年，[1]在我国却尚为新鲜，至少抛开心理学界相关微观研究不论。笔者近期撰文指出，一个国家的技能形成体系受其国民教育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共同牵制，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等体制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2]本文基于此观点以英德为个案通过比较分析，旨在揭示技能形成体系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技能形成体系可概括为由公共学校教育与业界职业培训两系统内既定制度构成的结合体，二者间契合的程度与方式决定着技能形成体系的性质。

一、经济竞争力比较

由于世界经济在类型和结构上具有多样性，因此各国学者对于“经济竞争力”概念的理解很难达成一致。甚至有学者称，从“国家”经济的角度讨论“竞争力”根本就是无意义的。[3]严格地讲，只有企业之间才存在真正意义的竞争，因为企业要考虑其投资过程中的成本和利润底线。讨论国家经济的竞争力高低，意味着国际贸易中只有输赢之分，而忽视了各国经济间实存有比较优势这一事实。本文所考察的经济竞争力主要是基于波特就此提出的观点：要考察一国之经济发展状况，实为把握其生产力状况，亦即国家如何对其物力和人力资源做以最大化利用。[4]

（一）国家层面的总体比较

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可能会导致对国家的劳动生产力做出不同的判断。相对来说，要比较两国劳动者生产效率的高低，最为直接的衡量指标是看其每工作小时的产量。据英国官方报告显示，依此指标来看，英国劳动生产力至少要比德国低10%。[5]另外，尽管英国在人均产量上略高于德国，但是英国人均收入（至少针对就业群体而言）分布情况却远不如德国平等。[6]由此，概括地说，若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劳动生产力，英国则高于德国，这是因为英国的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德国，且英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更长。然而，从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德国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却高于英国，原因在于德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更高。

但是，单从总体上对两国生产力做比较，极有可能掩盖其经济体内部在产业层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鉴于产业之间在生产力方面的不平衡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产业对国家经济总体生产力的贡献程度存有差异。某产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该国总体生产力承担责任，取决于该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就业份额，[7]亦即倘若某些产业在国家经济中吸纳了更多比例的就业人数，则这些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经济总体生产力的水平。因此，有必要从产业部门层面对生产力状况做进一步考察和比较。

（二）产业层面的部分比较

从产业部门层面对两国竞争力进行比较，除了了解相关产业所占总体经济的就业份额之外，还应关注同业竞争对手惯用的产品竞争战略，即行动者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市场竞争。传统观点认为，英德经济的生产力差距主要体现在传统制造业，比如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等产业，它们属于典型的技能依赖型产业。[8]再者，德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就业份额也较大。比如，1998年德国有超过24%的劳动力就业于制造业部门，而这一数字在英国同期只有18%。[9]因此，德国经济生产力在总体上高于英国，主要是因为其制造业比较发达，且从就业规模看它也是德国经济的主导产业。

然而，英国其他一些产业却似乎优胜于德国同类产业。这主要是指一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如银行金融业、媒体和广告业、电子商务以及其他高科技产业，譬如信息技术、制药业和生物科技等。[10]然而，与技能依赖型产业不同的是，这类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却相对较少，这意味着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就业份额比较小。因此，即使英国的这类产业具有较高生产力，但由于有更多劳动力就业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制造业部门，由此导致其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于德国。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认为，这两国在某些产业均有其相对的比较优势。

于是，接下来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德国在制造业部门享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英国则在那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上表现卓越呢？为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惯用的竞争战略。这是因为，企业的竞争方式决定了哪些技能会受到雇主的重视及其如何利用这些技能。

（三）企业层面的竞争方式比较

企业对于技能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取决于其市场竞争战略。一般而言，企业间竞争无非是表现在“价格”或“质量”方面，抑或二者兼顾。德国制造类企业历来倾向于遵从质量取胜的多样化产品生产战略。[11]亦即在追求以质量取胜的同时，还从丰富产品的多样化方面下功夫，提高企业本身的相对竞争力。[12]另有学者强调，德国企业的发展战略一般是侧重于对产品的种类和用途进行不断翻新，增强新产品在市场上与同类产品的差异性，同时还关注某些特殊高消费群体的个性化产品需求，而很少与其同行进行旷日持久的价格战。[13]

英国的情况则不然，英国企业所采取的竞争战略相对较为多样而灵活。大多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精英人才的高级技能和创新能力依赖程度非常高，而其他许多企业虽然采取低成本、低质量的竞争战略，却也同样可以获利。[14]就生产方式而言，英国制造商倾向于大规模地生产标准化消费品，德国企业则着力于追求产品种类的多样化。[15]至于为什么许多英国企业较少将提高产品质量作为竞争的主要砝码，而固守价格战，其中一个原因是，质优产品由于价格普遍较高，因而难以在大众消费市场上占据主流市场，尤其是在贫富分化比较悬殊的社会。[16]这表明，企业的产品竞争战略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均等程度。那么，造成社会财富不均等分布的因素有哪些呢？笔者认为，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教育机会不均等必然是主要因素之一，而教育成果在从业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则可以直接体现这种教育不均等的程度。

二、技能形成体系的产出情况比较

“产出”是一个经济学常用术语，而讨论某种“制度”的产出是为了说明制度本身是有效用的，即不同制度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或组织）影响力和后果。这里的问题是：一国特定的技能形成体系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才结构；倘若用技能水平作为人才的衡量标准，“人才结构”就表现为初、中、高三级（职业）技能在从业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即一国劳动力整体的技能构成形态，也就是人力资源结构。

（一）人力资源的形态差异：“哑铃型”与“橄榄型”

有资料显示，2002年，英国从业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低于2级水平①者约占36%，而这一数字在德国只有15%；具有3级及以上学历资格者所占比例在英国是44%，在德国则高达68%。[17]该数据表明，两国在中级技能储备上存在较大差距。然而，德国从业人口中取得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的25-28岁青年比例较低，尚不足英国这类人口比例的一半，亦即在该年龄段英国受高等教育者比德国多。而且，德国高等教育大部分专业和课程属于职业类或应用科学类。[18]因此，在造就高技能②精英人才方面，英国显然比德国更具有优势。

以上数据显示，英德两国从业人口的技能结构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前者是以两极分化为特征的“哑铃型”，后者是以扁平分布为特征的“橄榄型”。结合前面有关两国相关产业比较优势以及企业市场竞争方式看，这两种技能结构似乎恰好满足或者适应了各自经济系统对人力技能的需求。譬如：知识密集型等高科技领域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在质量和技术创新上的竞争力，英国相对较高的高技能人才供应量迎合了这一需求；另外一些依靠低成本和灵活多样化商品战略竞争的企业则以低工资方式养活着大量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另有许多诸如银行金融类的现代服务业，在人才需求和技能利用方面，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比如：企业需要一部分高技能人才专门从事在生产和服务高端领域处理某些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将某些在中、低端生产和服务过程中需求的技能进行分解，以便技能水平较低者足以胜任。[19]如此一来，高技能-高工资、低技能-低工资战略不仅存在于英国的不同产业和企业，甚至还并存于同一产业或企业内。这也说明，英国经济至今依然陷于这种高-低技能均衡状态[20]中难以自拔。同样，德国制造业除了依赖一部分精英人才的高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广泛使用在制造工艺和技术方面达到中级技能水平的劳动力。

（二）成因分析：英德之间在中级技能上存在落差

上文显示，较之德国，英国的中级技能劳动力在从业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对偏小。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事实表象？英国的中级技能比例偏小是表现在“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即英德之间是在中级技能的“供给”上还是“需求”上存在落差？或者说，英国之所以表现为中级技能所占比例小是因为“供应不足”还是“需求不旺”？这需要将分析的视角聚焦技能形成的两大主角――技能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学校是培育人才的摇篮，而职业技能又是现代人的必备之才，因此公共学校教育系统自然是技能的供给方。从表面看，业界雇主是技能的需求方，而实际上他们还是技能最本源的供给方，原因在于任何职业技能皆彰显于职业活动本身，即技能之源并非抽象而成的书本知识，而是具体的职业劳动过程。

1.义务后教育阶段业本职业教育的本质：“政府倡导”与“雇主主导”。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公共学校教育在中级技能供应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从劳动力的年龄构成看，中级技能的形成通常是以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年为主体对象。除少部分青年继续接受大学预备级学术教育之外，大多数青年面临从学校向工作领域过渡的关键期，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受教育常被称作广义上的职业教育（包括技术教育）。如何对这部分青年提供职业教育似乎是教育部门唯独关切的议题。然而，他们作为劳动适龄人口③同时也是业界雇主觊觎的廉价劳动力即剥削对象。于是，业界雇主是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对这部分青年群体的职业教育便成为考察两国差异的重要变量。

英德两国在义务后教育阶段均实施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一种是基于学校来开展，即“校本”职业教育。比如英国的继续教育学院，德国的职业学校；另一种是“双元”模式，即以“业本”（work-based）职业培训为主，辅之以校本职业教育的元素。但不同的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即学徒制培训）是一种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制度”，以业界雇主为主导，而英国的类似做法（即“现代学徒制”计划）则更多是一种“政策”刺激，由政府倡导和发起。虽然两国均存在校本和业本职业教育与培训，但不同的是，大多数德国青少年将学徒制培训作为首选职业教育形式，而英国的学徒制培训计划则是将游离于校本继续教育之外的失业青少年作为吸纳对象。在德国，学校教育系统与业界培训系统之间的分界面比较模糊，职业培训在德国被视为一种教育活动，[21]雇主向来将学徒培训作为补充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英国政府虽然也看到了建立在就业基础上的技能形成的重要性，但却是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进行义务后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改革。尽管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教育经费被大幅削减，政府却相继发起了一系列关于青少年职业培训的倡导计划，着力解决形势严峻的青少年失业问题。这一行动方式表明，政府将技能“供应”不足归为失业问题之症结，因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舆论不乏对学校教育不力的责难。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政府继续坚持改善供给的路线，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在培训市场上引入“准市场”机制，借助经费拨款刺激各公共教育机构（如继续教育学院）和私营培训机构在开展学徒制培训过程中进行竞争，从而实现中级技能供给上的“数量”目标。[22]借助于公共培训项目，英国政府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青年人的培训问题，却无法彻底解决其就业问题。因为培训市场并不等于就业市场，培训市场相对来说是一种较为短期的合作，政府通过施与“胡萝卜”政策便可以让雇主就范于培训义务，但青年人能否实现就业则是由业界雇主现实的“技能需求”决定的。只有就业市场上存在对某种技能的需求，受到这种技能培训的青年人才能有机会被雇佣。政府在提供公共培训方面所做的努力，其结果也只不过是让这些青年人受到了培训的机会，而就业则是业界雇主的“家务事”了。因此，英国政府真正必须去做的，是刺激雇主对某种类或层次的技能提出需求，而非一味地“盲目短期装备”。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将“干预之手”伸向业界雇主生产的“暗箱”，这包括对生产系统在工作的设计和组织等环节进行必要的管制，[23]而这种国家干预主义行为却是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见下文）格格不入的。

2.业界应对技能短缺的方式：“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德国雇主倾向于以集体主义协商的方式积极应对技能短缺的问题。“协商”表现为劳资之间的跨阶级合作，即“社会伙伴”关系,[24]“集体主义”是指行业层面雇主联合会与工会组织分别代表雇主和雇员的集体利益采取统一行动。在双元制职业培训中唱主角的其实是企业雇主，支撑这种制度的核心力量源于业界行动者对技能形成的自觉追求，而不是依靠国家政策的“权宜之计”在学校与企业之间嫁接出一种短期合作关系。当某些内在的制衡机制缺失时，校企合作充其量是流于形式，并不能真正触动关键行动者的压觉点，培训的范围和质量也便可想而知。后种情况正是对英国业界培训状况的概括。英美国家通常被政治学和经济学界称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25]在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同行雇主之间通常是靠“挖墙角”的方式应自身的技能短缺之急，这种个人主义作风其实就是在逃避培训成本的同时劫取他人的培训投入与果实。几乎在所有解除国家管制的自由主义市场竞争中，企业雇主都会面临职业培训方面的市场失灵现象。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由于劳动力流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职业技能则必须具备一定范围内的可迁移性，无论是行业范围内横向迁移，还是企业范围内纵向迁移。一般情况下，大型企业具备维持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和实力，这往往为技能的纵向迁移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而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其技能供应则只能依赖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建立以行业划分的劳动力市场，以集体主义方式组织同行中小型企业进行行业内通用型职业技能培训，不仅可以保障技能在行业范围内横向流动从而刺激青年人参与培训的动机，还可以保障职业技能成为同行企业间分享的公共物品以杜绝挖墙脚的后患。因此，在行业范围内也只有通过集体主义行动方能有望遏制培训市场上因个人主义投机行为所导致的恶性循环。

较之德国，影响学徒制培训质量的相关制衡机制在英国却是缺失的。首先，对于学徒结训时的技能资格认证和培训内容的标准化历来是德国雇主矢志追求的目标。手工业部门学徒培训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发生在魏玛共和国（1919-1932年）晚期，其中包括建立技能界定的基本框架，并依此划定技术岗位的边界，为这些岗位设置培训课程，编写和普及培训材料等。这一过程在纳粹统治时期（1933-1945年）取得了重要进展。[26]而在英国学徒制培训中发挥管理功能的只是一些自愿性和慈善性组织④，他们也部分地承担着类似于德国强制性手工业商会所执行的资格认证功能。

其次，由于英国工匠地位随着行会制度的粉碎（以1814年官方废除《手工业法》为标志）而沦落，英国大工业企业所操持的学徒培训呈现出另一种替代形式。原本由工匠师傅承担的授艺责任基本上是由车间熟练技工来担负，但随着计件工资制的普及，这种技能传播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因为技工在学徒培训上的任何投入都会损害其自身的工资收入。对于有些企业将培训学徒工的责任指派给工头，其间所存在的问题依然明显，因企业对于工头的任用并非基于其具备可资传授的技能，而是指望其对产出情况进行监督。[27]透过这种学徒培训的替代形式可以看出，大工业企业雇主实际上是将学徒培训作为其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附带品，它充其量只是雇主基于机械化生产的需要而做出的弥补性培训而已，其质量和系统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英国政府面对劳资双方内部的等级分化而采取的自由放任政策，致使劳资之间终究未能在学徒培训上实现跨阶级联盟。英国大企业工业部门勉强维系的学徒制培训更多依赖于一种脆弱的“权力制衡”，[28]即由谁（雇主或技术工人工会）来管理和控制生产，学徒培训成为这种阶级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和不信任的恶果。从事不同产业活动的资本家因对技能的依附程度存在差异，故而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上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所谓“众口难调”。公共性职业培训体系能否成功创建和维持，关键在于国家采取何种态度――是偏向其中一方抑或采取“不为”之态度。对于政府而言，避免与任何一方资本家发生冲突的最优选择，即是施行自愿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策。推行自由主义政策意味着对企业集体行动不加设计和规定，对业界职业培训的内容和标准不加以强制性和统一性要求。[29]岂不知像学徒培训这类公益物品只能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处理，妄图绕开这个逻辑是根治英国技能短缺之诟病。这种表现在国家角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最终导致英国学徒制培训在20世纪70年代末崩溃瓦解。

3.先入为主的国家角色：“放任型”与“发展型”。英德两国在义务后教育阶段的业本职业教育和业界职业培训方面存在的差异，在根本上是由其国家的角色所决定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性实体，它在德国和英国两种社会环境下分别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这种特定角色是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渐模塑而成，其关键定型期则追溯至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时。英国在国体上属于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这种国家体制形态是英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长期政治联盟的产物。[30]因此，从国家的根本性质看，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具有面向封建贵族阶级的妥协性。既然存在这种阶级妥协性，资产阶级政府在行使其国家职能时必然会照顾贵族阶级的特殊利益。巧妙的是，资产阶级政府正是凭借“放任自由的”政策手段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保障贵族阶级等其他统治阶级既定利益这一根本性的政治目的。这种“放任型”国家角色表现在经济上，便是坚持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业界职业培训方面遵奉“自愿主义”原则，远离企业组织在工作设计和技能利用等方面的“暗箱”环节；表现在教育上则是维持双轨教育制度，即面向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公学和精英大学和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教育系统。

德国的现代国家形态及性质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延伸了前普鲁士邦国的气质。无论是德意志帝国时期，还是魏玛资产阶级共和国乃至纳粹统治时期，贯穿于德意志这一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始终是一种“国家强权主义”。只不过这种强权国家意志在过去表现为封建君主的“专制主义”，而在现代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发展主义”。德国在国家性质上所表现出的这种“进取性”和“发展型”特征，根源于早期普鲁士容克贵族阶级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共同影响下所作出的“自我改良”，即容克贵族阶级的“开明性”及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动接纳。如此以来，跨阶级联合在英国表现为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的“妥协让步”，在普鲁士则表现为容克贵族阶级的“自觉改良”。英国资产阶级是以放弃“国家干预”作为妥协的代价，德国容克贵族则以主动改良固守了“国家强权”的传统。

从对技能形成的影响看，国家角色主要表现在行会制度在英德两国所遭受的不同命运。旧时行会是管制学徒制培训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不断深化，当英国行会组织的传统特权受到挑战时，国家并没有对其加以保护，这导致英国行会组织早在19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就已经开始衰败了。[31]而行会制度衰败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自雇工匠（即小企业主）被迫与技术工人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大企业主。学徒培训――由自雇工匠亲自收徒授艺这样一种最为理想的技能形成原型――正是在这种阶级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被葬送了。

相反，行会制度却在德国因1897年《手工业保护法》的颁布而得以革新。该法稳固了手工业部门及其商会组织在学徒培训中的重要地位，包括对学徒培训内容和质量的监管以及对技能资格的权威认证。另一次重要的国家干预体现在1969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自此，行业协会在职业培训领域的排他性控制权得到了国家级监管委员会的分享，这为德国工会提供了平等参与职业培训的平台。因为这些监管委员会（由地方、地区、国家三层组成）都为工会代表留有席位，这种全新的监管结构标志着德国工会长达半个世纪的夙愿终于实现。在该法案所构筑的新型培训体系中，工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比国家重要得多。只有当联邦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的工会和雇主双方代表同意之后，联邦政府才能就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做出决策。[32]于是，二十世纪70、80年代成为德国工会与雇主间以伙伴关系真正发扬学徒制培训的黄金时期（或称经典时期）。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处于“弃婴”地位的技能形成，在德国则成为“宠儿”。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的竞争力是以“外缘非技能性”（即从殖民地贸易中掠夺而来的大量金融资本）生产要素为基础，这种竞争力的成就方式使英国资本家对“资本”而非“劳动力”（即技能）产生了高度信任和依赖性，这导致“技能形成”从一开始就在英国遭受“弃婴”般待遇。德国则在国外掠夺失利的状况下，只能通过加强国内劳动力生产能力的方式增强经济竞争力，这种“内生型”赶超战略是所有后发工业经济体腾飞的必由之路。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这条发展路径决定了技能形成在一开始就成为德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杀手锏。如今，全球化虽然使得大多数生产要素逐渐国际化，但人力技能却相对稳定，且依然归属于国家。[32]因此，国家在通过完善技能形成体系以提升本国经济竞争优势方面仍然大有可为。

注释：

①学历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教育者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目前许多有关技能水平统计的研究中仍将受教育者的学历资格作为衡量技能水平的替代指标。英国学历资格共分五个等级，4级水平相当于大学本科，5级则属于研究生水平，这两级属于高级学历资格，3级属于中级，2级及以下则属于初级水平。

②在英国学术界和政策文本中所说的“高技能”人才与我国语境下的同一术语在内涵上截然不同。前者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精尖人才”，而后者则主要是指“熟练的技能型工人”。

③国际劳工组织在1973年通过的《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规定，最低就业年龄不应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即15岁）。我国于1998年正式加入该公约，并承诺我国最低就业年龄是16岁。

④比如成立于1868年的由犹太人监护会组成的“产业委员会”(Industrial Committee of the 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以及于1886年成立的“东伦敦地区基督教儿童学徒培训基金会”(The East London Apprenticing Fund for Christian Children)，“学徒制培训与技工就业协会”(Apprenticeship and Skilled Employment Association）等。

参考文献：

[1]Ashton, D. & Green, F. (1996). Education, Training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Koike, K. & Inoki, T. (1990). Skill Formation in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Brown, P., Green, A. and Lauder, H.(2001).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len, K. A.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可参见许竞.试论国家的技能形成体系――政治经济学视角[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29-33.

[3]Krugman, P. R. (1996) Making sense of the competitiveness debat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2 (3): 17-25.

[4]Porter, M. 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Basingstoke: Macmillan.

[5]Leitch Review of Skills. (2005). Skills in the UK: The Long-term Challenge (Interim Report). London: HM Treasury.

[6]Brown, P., Green, A., and Lauder, H. (2001).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 A., Preston, J., and Janmaat, J. G.(2006). Education, Equality and Social Cohes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7]Griffith, R., Harrison, R., Haskel, J., and Sako, M. (2003). The UK Productivity Gap &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s. AIM Briefing Note.

[8]Brown, P., Green, A., and Lauder, H.(2001).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iffith, R., Harrison, R., Haskel, J., and Sako, M. (2003). The UK Productivity Gap &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s. AIM Briefing Note; O'Mahony, M., and Boer, W. d. (2002). Britain's relative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Updates to 1999. Lond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9][10][14][19] Brown, P., Green, A., and Lauder, H. (2001).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Mason, G., and Wagner, K. (1998). High Level Skill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dustrial Performance: Electronic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Lond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11]Regini, M. (1995). Firms and Institutions: The Demand for Skills and their Social Production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 (2), 194; Streeck, W. (1992).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Studie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2][15]Steedman, H., Mason, G., and Wagner, K. (1991). Intermediate Skills in the Workplace: Deployment, Standards and Supply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136 (1): 60-76.

[13][27] Hall, P. A., and Soskice, D.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Hutton, W. (1995). The State We're In. Kent: Mackeys of Chatham; Keep, E. (1999). UK’s VET policy and the ‘Third Way’: following a high skills trajectory or running up a dead end street?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12(3).

[17][18]Steedman, H., Mclntosh, S., and Green, A. (2004).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Qualifications: Skills Audit Updat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Finegold, D. & Soskice, D. (1988).The failure of training in Britain: analysis and prescriptio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4: 21-53.

[21][24][32] Streeck, W. (1987). The role of social partners in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further training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lin: CEDEFOP, 12.

[22]参见许竞. 再析英国的现代学徒制培训[J]. 职业技术教育，2005（4）66-67.

[23]Keep, E. (2002). The English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Debates――Fragile ‘Technologies’ or Opening the ‘Black Box’: two competing visions of where we go next,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15 (4): 470.

[26]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18.

[27]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1930). Report on the Training of Manual Workers in the Engineering Industry, 18, 23. 转引自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02.

[28]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47.

[29]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41.

[30]Green, A. (1990).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London: Macmil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