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三农问题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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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承包制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小农经济，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农业自身所需要的规模化效应难以满足，农业收益低更成为必然。农业收益低造成资本挤出，同时提高了进入的成本，技术金融等相关难以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的收益率低，形成了恶性循环。“人造国情”矛盾。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的经济结构，是由于城乡资源不同而形成的，产生城乡差距，有其必然性，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断进行，城乡差距会不断缩小。但是我国的城乡差距不仅仅包括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有研究指出，由于人为歧视的制度安排，几十年来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5∶1。如果住房、教育卫生等也考虑在内，中国的收入差距将达到6∶1。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仅仅为1．5：1。

2三农问题的解决模式分析

2．1代表思路评析

首先，土地流转的基本思路是将土地从不使用的土地的人手中流转出来进入其他人的手中，通过企业合作社等形式实现规模化，从而提高收益，克服土地撂荒等问题。但是有偿的流转导致多余的租金成本，这给原本低收益的农业增加了又一道障碍。在此基础上的讨论并不否认大型农业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否认规模化收益会降低单位成本，但是农业的低收益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农民增收更多程度在现实上大都是依靠兼业化，农业合作社尚难以形成可供移植，可全国推广的合理模式。其次，现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性质弱化，耕地取得的收入远远不如外出务工。因此大量土地撂荒。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质更倾向于社会保障。这是在制度设计时就是考虑到的，符合历史国情；在土地流转研究中也为学者所承认。但在进城务工较盛行的地区，土地大面积撂荒也不愿流转出去的“鸡肋”状况凸显。土地使用权固化的问题制约着土地的发展。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以及针对二元户籍制度的研究学界已经比较充分，但是针对真正的实施问题却难以实现。第一，从理论上看，针对土地的社会保障性质，城市拥有各种社会保障，农村拥有耕地，这在不考虑量上的量的差距上，这种制度安排是具备一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进城农民工作为农村的户籍，享有农村的耕地，在这种角度上来说如果再强求与城镇人口完全相同的社会保障等待遇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公平原则。而城中村人口作为农村人口却丧失了土地，也没有社会保障相比农民工却更反映出了一定的不公平。第二，从现实来看，户籍制度上捆绑的歧视农村人口的各种社会保障，各种福利的量过大。如果完全放开二元户籍制度，国家财政上具有一定的不现实性。如何真正实现户籍制度上社会保障城乡置换，保障尽量更加平等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这就需要将目光转向农村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

2．2代表性模式设计评析

2．2．1重庆模式

（1）“地票”改革。所谓地票，就是由市国土房管部门发给等量面积建设用地指标凭证。这个凭证就称为“地票”。地产开发商通过竞拍地票，获得申请对城市近郊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权利。重庆地票将农村地区的非耕地转变为耕地，随即将城市近郊的农地纳入城镇土地开发版图。就是借宅基地的流转实现了用于建设的农地的置换，农村的宅基地变为城市的宅基地，其目的在于保证耕地的不减少，克服城市扩张的用地瓶颈。（2）“脱衣穿衣”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1月，重庆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制定了《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全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中，以解决有条件农民工“转户”为突破口，对转户农民设计了“3＋5”、“脱衣穿衣”的政策体系：即进城农民穿上城市就业、医疗、社保、教育、住房“五件衣服”，脱掉农村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件衣服”。截止目前已经有近两万名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农民兴趣很高。不可否认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城乡制度的很大衔接，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制度设计影响极大的一次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穿五”存在一定的时间迟滞，或者依靠市场（除了教育问题可以立即解决，社保、医疗具有年限限制，就业培训远远不足，住房只能依靠廉租房等），实际应用效果没有预想的要好。具体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制度改革也仅仅倾向去于两类重点群体：一是有条件农民工及新生代。二是历史遗留问题。所以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效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2．2．2天津模式

天津“宅基地换房”。所谓“宅基地换房”办法，即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内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原村庄建设用地进行复耕，而节约下来的土地整合后“招”、“拍”、“挂”，用土地收益弥补小城镇建设资金缺口。这是自下而上建设小城镇的做法，数量上可能满足了中国城镇化的要求，却难以达到城镇化的标准。其本质更倾向于工业增收的思路。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房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可以保证农民有所居，农业产出不减少，来追求增收，确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农业依然难以发展。

3系统解决三农问题模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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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信贷，三农问题

 

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限制因素

（一） 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

1．金融服务供给方

中国的农村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既有官方组织又有非官方组织。非官方组织一般是指一些地下钱庄，主要从事个人借贷。官方组织包括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提供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

表1 金融供给机构

2.金融服务供给因素对农村金融的限制性分析

①金融机构从农村地区撤出，农村金融网络覆盖不足

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量减少了在村镇一级的营业网点，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其县支行网点减少377家，撤并比例为15.4％。为了在获取更大收益同时降低风险，银行更愿意将从农村吸取的资金贷放到城市，在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00多亿元。在保险方面，最大的财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也大幅减少农业保险项目，直接或间接投放到农村的资金大幅降低。

表2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撤并的县支行

 

 

 

撤并数（家）

撤并比例（%）

工商银行

541

27.8

中国银行

204

18.6

建设银行

464

24.1

农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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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林省解决“三农”问题取得的成绩

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抓好粮食生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尤其重要。几年来，吉林省通过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2006年，克服了春季干旱和大面积阶段性低温并发等气候条件不利因素，粮食生产在连续3年丰收的基础上再创历史最好水平，总产量达到275亿公斤。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商品率连续多年保持第一。畜牧业克服了禽流感和价格下滑的影响，保持了较好的持续发展势头。园艺特产业效益稳步提高，北药生产基地工程、优质高效食用菌产业带工程和推进人参产业振兴计划等都取得了较好效果，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总产量快速增长。2006年全省园艺特产实现产值283.7亿元，比上年增加38.7亿元，增长15.8％，农民人均园艺特产收入达到891元，比上年增加109.4元，增长14％。“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已见雏形。初步统计，全省各种类型专业村已发展到3933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42％。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2500多个。平均订单生产率达到62％，龙头企业已达1300多家，产品初加工产值近25亿元。

积极落实中央及省里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工作效果明显。吉林省严格按国家政策要求落实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省里安排粮食直补资金18.5亿元，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补贴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保证了及时足额兑现到户，为确保良种补贴政策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省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补贴办法。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操作程序。农机补贴资金1500万元，安排在全省30个县(市、区)，突出粮食主产区和农机化示范区。从2006年开始，在落实国家重大农业政策的同时，省里实施了对重大农业增产技术补贴，省财政每年在预算中安排2500万元专项资金，对生物防治玉米螟、农田统一灭鼠、测土配方施肥三项重大增产技术进行补贴，推广面积每年各67万公顷，共200万公顷，2006年粮食增产7.25亿公斤，农民增收7亿元，投入与增收比为1:27，效果非常好。2007年，“三项重大”技术补贴工作已经全面结束，预计“三项重大”技术可促进全省粮食增产8亿公斤左右。

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口，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省财政每年递增5000万元支持农业产业化项目，培育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壮大，已成为全省第三大支柱产业。目前拥有长春大成集团、长春皓月、吉林天景等国家级绿色食品开发龙头企业8个，省级龙头企业29个。全省70％以上的农产品通过农产品加工业基地转化增值。

针对部分地区基础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等情况，吉林省加大了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西部地区，不断加大发展建设节水农业的投资力度，鼓励农民发展节水农业，使干早少雨的松嫩平原发展高产高效农业的梦想变为现实。松原市鼓励农民筹资打井、修复旧井、死井，并采取群众自筹、财政匹配、专项贷款等办法，大力支持农民购置节水设备。两年累计投入节水灌溉建设资金20多亿元。目前，松原市已建设各类水库23座，新打井2万多眼，购置最新喷灌设备4350套。白城市近几年，仅打井和节水灌溉设备资金就投入3.3亿多元，新打井3万多眼，购置节水灌溉设备!万多套。节水抗旱能力的提高，每年为农民挽回的经济损失达5亿元左右。

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减缓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坚持以城带乡，广辟增收渠道，多方挖掘增收潜力，在稳定粮食生产、积极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了劳务经济，使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带动力量和最大亮点，2006年，全省已转移农村劳动力330余万人，实现劳务收入270多亿元。

(二)吉林省破解“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央惠农政策推动下，吉林省农业农村形势持续向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乡村治理发生明显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局良好。同时，全省农村形势、农业和农村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不强；技术设备落后。科技贡献率低；产业精深化程度低，优质高效农业比重低；强势龙头企业不多，产业布局过散，集群效应不强，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农村金融品种短缺，金融服务滞后；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发育不足。农户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农民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科技素质还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仍没有改变；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农民增收渠道过窄，转移就业压力加大。持续增收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由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2:1扩大到现在的2.63:1；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不完善，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阻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上述问题表明，尽管全省“三农”工作出现重大转机。但就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任务而言，任务还相当艰巨，不能有丝毫松懈。

(三)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建议

结合吉林省实际，我们应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强化措施。着眼于加快发展，切实加强对“三农”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1　继续贯彻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以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核心，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做大做强优质粮食产业、精品畜牧业、精深加工业、园艺特产业、绿色食品和劳务经济六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信息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继续落实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产粮大县“三奖一补”、农资综合补贴、增产技术补贴等支农政策，重点扶持股份制农机合作社，扶持粮食生产大户、农机大户和科技示范户，引导农民采购大中型农机具和复式作业机械等科技含量高的新机具，在机具类型上突出发展收获机械、插秧机械、经济作物生产机械等新型机具。从当前和长远看，粮食增产增收最终要靠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建议国家在吉林进行农业重大增产技术补贴试点。对吉林省重大农业增产技术补贴给予大力支持。

继续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切实加强耕

地保护，加强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大发展现代农业扶持力度。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问题，多年来对商品粮基地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吉林省作为一个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优先发展畜牧业，扩大产业规模，建设现代畜禽养殖小区，推进畜产品精深加工，抓好畜禽优质品种培育、引进、扩繁和疫病防控，促进畜牧业全面升级。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继续推进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工程建设，推广应用一批粮食稳产高产栽培、畜禽养殖、食品加工等先进适用技术，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建设农机化试验示范基地，大力推广水稻插秧、土地深松、化肥深施、秸秆粉碎还田等农机化技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推进农机服务市场化、产业化。

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加快发展农业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农业持续增收。要加强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和预警应急体系建设，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鼓励农业保险业务向多元化发展。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开展农户保险知识培训，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提高农民自觉投保的积极性，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2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村工业化

把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工业集中区建设结合起来，推动县城经济发展迈出更大步伐。进一步搞好农业产业经营。继续坚持用产业化经营为主导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通过贴息补助、投资参股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做大企业规模，做强企业实力，促进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强化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突出标准化、特色化、品牌化，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规模，培育竞争优势。加大对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抵御风险的能力。

3　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按照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的总体要求，坚持点面结合、统筹安排、整体推进。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农村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环境。认真总结新农村试点经验。推广成功做法，扩大试点范围，增加试点启动资金。

培育新型农民，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引导农民树立新观念，努力破除小农意识和落后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加强省级农民教育平台、县级农民科技培训基地和乡村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阳光工程、绿证工程、乡镇企业蓝色证书培训的财政支持力度，扩大培训规模，全方位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民的岗位技能和就业能力，更好地适应发展的需要。同时，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文化和民主法制教育，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的现代新型农民。

4　加快农村土地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改革。努力解决“二元”结构

积极争取国家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当前，农村户籍制度是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实现非农化转移的一个很难逾越的制度障碍。必须大力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农民身份限制。改变农民的“恋土”观念，鼓励农民进城镇安家落户。按照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的原，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进入城镇，实行离土离乡。同时。积极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社会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消除离土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一大批有能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能够放心地、有保障地流转自己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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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农”融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 F630 [文献标识码] B

一、“三农”融资问题的研究现状

我国虽是农业大国，但是农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面对这样的现实国情，国内学者可以说在研究解决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增收的问题上，不仅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得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在农村金融领域，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研究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林毅夫，李永军（2001），在农村中曾经红极一时的乡镇企业逐渐遇到发展难题，就是出现融资困难，造成这样的问题的原因就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是大银行主导，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韩俊（2003）也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农业银行的对农贷款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要高于一般贷款，据统计，涉农贷款不良比率比全部常规贷款不良率高出约八个百分点。周小川（2004）指出，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从广义来看不仅包含国家对涉农资金的配置，还包括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丁志国，徐德财和赵晶（2012）也同样指出，旧有的农村金融组织很大程度上难以完全承担起服务“三农”的重任，必须要因时因地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通过对许多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既有的研究多是关注农村金融组织（资金供给端）存在的问题，较少关注农村产业化发展（资金需求端）。建立现代农村产业体系才是解决“三农”应问题的出路，也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目的，也是实现农村金融领域需求端与供给端良性互动的内在需要。

二、“三农”融资现状分析

“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三农”问题中的资金需求可以分为现实需求和政策需求。所谓的现实需求就是农村建设需要资金，农业产业化需要资金，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需要资金。依据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是走农业经济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未来农业发展的模式是产业化发展，商业化运作，这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来支撑这一模式。所谓的政策需求就是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激发出的资金需求。政府提出扩大内需和“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政策。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我们需要打开国内潜在的消费市场。要让我们的发展从出口型向内需型模式的转变就需要注重农村消费市场。缩小贫富差距，开发农村消费市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完成相关目标。另外，扶持农民和农村企业创新创业实现增收是有着多方面效益的方案，其不仅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还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也还能增加农村吸引资金流入的能力。

另外，当前的城乡二元体系导致农村资金外流，加剧了“三农”资金需求的缺口。当前的城乡分离的市场体系造成农村和城市金融也为二元的结构。城市相对于农村有着更多的商业机会以及完善的金融服务组织，这就使得资金进入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商业资本在风险偏好和获利机会等方面权衡，加剧的“三农”资金的缺口。农村资金流失的原因复杂多样，最主要的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以税收为主）。

三、“三农”融资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资金需求方的原因

首先，农业自身性质的原因。我国农村的经济是以种植业，养殖业，渔业和林业为主，又有乡镇企业（或农村中小企业）为补充的结构组成。由此，我们将农村的经济主体分为农户（包含农户合作生产的团体）和乡镇企业。农户经济主要是依托家庭组织形式，是分散化，非机械化的小规模生产，这种经济形式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和受自然影响属性。另外农户生产获得的产品也具有不宜保存，难以运输的特征。这些因素就使得农户经济相关的金融活动具有了独特的表现：区域差异性和季节性;缺少抵押担保品;信贷规模小。农村中小企业由于其生产与农业积极密切，所以导致其产生的金融活动也有与农业生产高度相关的金融融资的特点。

其次，农村金融需求呈现多样化。一般农户是以家庭为组织单位，家庭这种组织即作为生产团体又是一个消费主体，它也就需要用于生产的借款和用于生活的借款，比如农户为更新或购买较贵的生产农具，子女上大学，家中老人遇到重大疾病等情形。农村中小企业作为农村金融贷款主体也是会有不同的金融需求，比如更新重大机器设备、建设厂房等所需的长期贷款;购买季节性的生产原料所需的短期贷款。

最后，农户缺乏相应的借款抵押担保品。现在我国农村居民一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二没有市场认可的宅基地所有权证明。这两样资产本应该是农民最有价值的资产担保品。因此，我国农户的金融需求就受到极大地抑制。

（二）资金供给方的原因

首先，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不能应对农村金融多元化需求。农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偏向城市金融。其在农村的金融业务一般是接受存款为主而向农户放款的业务十分有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助农作用弱化。目前我们在农村建立的农村信用社经过政府改革后更像是商业银行。所以农信社的助农作用大打折扣。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政府专门农业发展设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通常的贷款对象是符合政府政策目标的企业机构，而且这类贷款多是数额巨大，使用受到较严格的管理限制。民间借贷组织运行欠规范，还不能对正规金融机构有较好的补充作用。这种情形下民间金融就会运作不透明，极容易陷入非法融资的陷阱。。

其次，涉农的资金数量和品种的有限性都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当前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是农产品出售或者来自于进城务工所得，而且这两种收入是彼此替代的。这就需要农户的生产不能发生突发性事情（例如重大疾病），否则农户可能是没有足够的储蓄来解决这样的突况。农产品加工企业有时需要较多贷款也得不到。有时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原料购买季节时若资金不足，这也许会引发企业对农户的违约。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三农”融资还存在金融品种难以满足农村中各种融资主体的融资需求的困难。各种金融机构在向农村投放贷款时由于担忧风险偏大往往没有进行金融品种创新的动力。这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的可供选择的金融品种单一，人为抑制着农村金融需求。

四、解决“三农”融资问题的相关对策

（一）强化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业是弱势产业经济部门，因此需要各国政府提供形式各样的政策扶农村金融的发展。我国农村和农业一直以来都是处于让位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的地位。这使得农业金融活动并不活跃，甚至抑制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农村金融市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提供包括法律支持、补贴、税收优惠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政府可以组织相关行政部门牵头建立特别委员会负责筹建本网络体系，还可以推出特别的农业金融扶持政策来吸引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

（二）培育面向“三农”的农村金融组织

首先，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农户之间建立资金自助组织。这样的互助组织就是有限个彼此信任的农户自愿自发组织并只对内部成员贷款的封闭性的民间机构。它有着三方面的优点：即使发生信用风险不会冲击整个社会金融体系;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成的弊端;管理成本小，贷款效率高。

其次，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有限个股东出资建立，不接受社会存款。一般而言，这类公司不必须有很高的成立资本门槛，只要求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足额且一次性缴纳公司成立资本。这样中小性的贷款他都可以满足，能很好地服务农村，使得农村中的金融供给产品多层次化。

最后，鼓励社会资本成立各种农村金融服务性公司。农村中各种资金供给主体的健康发展必然需要多种多样的服务性组织机构的配合，由此，农村金融才能走向持续健康发展的体系化道路。

（三）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所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就是依托现代科技，面向市场需求，由单一农产品生产向集农产品生产，资源开发，文化服务，环境保护等为一体的多层次，多功能的农村经济体系。这种多元化、复合型经营可以最大化利用农村内外的各种资源，形成更高级的市场竞争体，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农村发展，农户增收。只有实现这样的农业发展道路，农业经济才能摆脱效益低下的困境，农民才有可能获得收入增加。我们要大力促进农业产业体系，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1.优先扶持当地农业中的龙头企业。要解决农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必然要发展工业企业，引进工商业优秀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各地的农业龙头企业通常是有相当的生产规模，一定的资金储备和技术，在融资、用地、税收等方面优先扶持这类企业难度更小，收效更快更好。俗话说，农民增收快，全靠龙头带。农村企业可以和当地居民或村集体达成协议租赁农田创办自己的农产品基地，也可以直接和农户签订供给采购合同。

2.引资增智，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未来的农业应该是向多元化发展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单一的农产品生产极大限制了农民的收入，我们需要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建立现代农业产业结构，我们需要向农业经济系统引资增智。“引资”就是利用农村金融体系把各种资本引入到农业经济，用以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或者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增智”就是提升农民的素质水平以及吸引大学生或农业技术人员选择农村就业创业。政府应鼓励农民利用当前良好的国家扶持政策在农村创业，比如利用小额贷款种植药材，养殖野生动物等。政府也应该引导农村村集体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实现一村有一品，一乡有一业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崔艳娟，孙刚.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1）

[2]丁志国，谭伶俐，赵晶.农村金融对减少贫困的作用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1（11）

[3]童元保.农村信用社改革模式选择影响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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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三农”问题 城乡统筹 财政支农 对策措施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中的70%在农村，“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定，则天下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一旦离开了农村问题、农民状况的科学考证，就无法破解其中的缘由和奥秘。当前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否则，就很难达到既定的目标。财政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承担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基本职能，因此，在其政策的设计和制度的安排上，必须把思路统一到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高度上来，立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尽快扭转长期以来财政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城市由政府一手“包办”，而农村则由农民自己买单的不合理现象。

一、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制定向农业倾斜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

为了支持和保护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按照公共财政原则，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制定向农业倾斜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体系时，应当体现“三农”的优先位置，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其他支出的增长速度。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受市场变化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且生产方式的变革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干扰而迟滞，因此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帮助。然而，建国50多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支持一直很低，解放初期为5%左右；“二五”时期达到10%左右；“”时期降到8％；后，为解决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问题，强化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1978―1980年，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上升到13.07%；但到“六五”时期又降到8.8%，“七五”、“八五”略有提高，分别为9.08%和9.32%，但“九五”、“十五”时期又降到8%左右，特别是最近几年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这一比例根本无法保障我国农业结构战略调整、产业全面升级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而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一般都保持在10%左右，像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占到财政总支出的15%以上，大大高于我国水平。况且，数十年间我国60%的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气象事业的发展，直接用于农业的生产性支出仅占40%左右。从而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发展环境恶化，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又将产生巨大冲击，而上述政府支农的低水平状况与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称。因此，要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就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正确认识我国已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期，作为政府公共财政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确保财政农业投入的优先增长，其分配额要与农业的基础地位相适应。一是在财政支出安排的顺序上，要优先考虑农业支出的需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将财政农业支出列为“吃饭”财政，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优先安排，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二是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政府支农行为纳入法律进行规范，对农业投入的数量界限做出明确规定，确保各级政府的支农职责落实到位。三是重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导向功能，灵活运用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吸引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以拓宽农业投资渠道，聚集农业发展基金。

二、优化财政支农方式，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建立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投入机制。

明确农业财政支持的方向和重点至关重要。今后财政支农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WTO《农业协议》中“绿箱”政策的有关规则要求，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和薄弱环节，重构财政支农的政策体系，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具有自己特色的财政支农补贴模式，尽量减少间接的或对中间环节的补贴，积极探索对农民直接支持的各种有效办法，明确财政支农的投入重点。

1、增加农业基本建设的财政投入。农业基本建设主要是对农田水利、农地改良、农业机械、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一些地方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水库、桥梁及灌溉配套渠系等已年久失修，坍塌毁坏，不能使用；还有一些地方在发展特色农产品商品基地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急需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和乡村道路的建设，但因没有资金而只好搁浅，因此，加大农业基本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是解决农业基本建设欠账太多，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措施。

2、增加农业科技方面的经费投入。（1）建立健全农业科研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研究、推广，促使农业科技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2）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支出，支持乡镇农技推广部门兴办农业科技示范场，转换服务机制，创新推广方法，对乡、镇一级农技推广部门开展经营性技术服务的收入制定财税优惠政策；（3）加强对实用农业生产技术开发的扶持力度，特别要注重对区域性支柱产业、主导产品有明显增产、增效作用的技术开发、推广以及对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望在短期内运用于生产实践的农业科技攻关项目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4）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经费投入力度，继续强化农村“三教”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通过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创业发展能力，提高进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技术水平，帮助他们在城镇稳定就业。

3、增加农业产业化方面的资金投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培育支柱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中国农民之所以弱，非常重要的一条不在于他们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它们的组织化程度太低，凝聚不起来，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声音，甚至在很多地方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有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动，通过利益机制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可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群、产业链，有利于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引导农户进入市场的有效机制。因此，国家应增加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投入，重点扶持有市场前景和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依靠农业组织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4、增加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财政投入，为农民增收创造预期效应。（1）支持依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2）支持健全农业环境监测网络，加强渔业水域、草原牧区的监测系统建设，加大环境监测力度；（3）支持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加强草地生态工程建设，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4）支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确保农产品的消费安全。

三、按照“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调整现行农业政策，规范农村分配行为，尽快建立有利于农民增收减负的农村公共事业筹资制度。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农民除上缴规定的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以外，还承担着大量的非税负担，以及地方利用各种名目收取的乱摊派、乱集资，由此导致农民综合负担不断攀升。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90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为33元，1995年为77元，2000年为96元，2001年为91元，农民人均税费负担2000年比1990年增长了2.8倍。加上农村的其他乱收费，农民的实际负担还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为规范农村分配行为，曾研究出台不少办法，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公共事业筹资制度，因而在农村分配行为中，低税高费，以费代税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在税费改革前，乡镇一级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交通等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费用没有纳入公共财政制度的范畴。村级组织要向农民收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即所谓的“三项提留”。这是一种处于“正规财政制度外”的所谓的“制度外筹资方式”。这种制度外筹资方式造成了农村分配的极大混乱。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虽然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公平合理的财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着眼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尽快建立覆盖城乡、统一公平的公共财政制度，增加农业的财政投入，实现由“少取”向“多予”的历史性转变。并通过建立精简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

四、着眼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矛盾，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建立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为什么我国“三农”问题显得这样突出又这样难以解决，以至于积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说到底，是因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这种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加上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正是这种长期性，造就了我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做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这是在科学分析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程度却只有37.7%，比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要低10.3%。我国目前人均GDP仅有900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最基本的原因是城镇农产品消费群体比重太小。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2001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2%，而农业就业比例仍高达50%。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生存发展空间小，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突破“三农”问题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的束缚，跳出农业看农业、调出农村看农村，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由城乡分治走向城乡一体、协调发展。一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加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兼顾地方财政收入状况，通过对地方税种进行分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以保证乡镇财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二是通过财政分配的适当倾斜，加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城打工的农民、乡镇企业的职工和城镇居民一样，应实行由国家、单位、个人三方面共同负担的办法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对纯农户可采取国家负担为主、农民负担为辅的办法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三是拆除城乡樊篱，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障碍，打破城乡分割的身份壁垒，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和转换身份的额外负担，建立统―、开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摒弃针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和乱收费，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农民进城由流动就业向稳定就业转化。四是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功能，通过居住的城镇化，农民的非农化，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彻底解决由城乡二元结构引致的“三农”问题。

五、改革公共品供给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和支出范围，将公共资源的分配重点由城市向农村转移。

在现行的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结果是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却很少承担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责任。而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乡里大部分公共事业发展的经费。“小马拉大车”，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事权责任的不对称以及在财力分配上“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是导致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导致县乡财力紧张、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为实现城乡统筹、促进社会公平，必须对现行的政府公共品供给体制进行改革，分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和引导性原则，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凡属于农村计划生育、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极强、接近于纯公共品的“准公共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而对于“准公共品”，如农村道路建设、安全用水、通讯、广播、电视以及农村医疗卫生等，东部地区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中西部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各承担相应责任，对欠发达地区、粮食主产区考虑到财政严重困难的实际，中央要多拿钱加快建设，以缩小差距，促进公平。为此，在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时，必须把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纳入到财政制度框架内，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能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真正给农民以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一是统筹城乡供给，将公共资源的分配重点放在农村。二是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三是改革公共品财政支持方式，通过“以奖代补，以物抵资，先建后补”的形式，把“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变为“专项转移支付”。四是推进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市场化改革。对承担着农村公共品供给最主要职责的事业单位，必须剥离其不符合公共服务需要的机构和职能，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部门，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要推向市场。通过各种措施的综合应用，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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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

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

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

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

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

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

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

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

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

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

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

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

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

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

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

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

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

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

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

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

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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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西方发达国家在三农问题的治理对策中，之所以如此重视第三部门的作用和地位，决不是偶然的。从法学的视域上看，在第三部门兴起的背后有其深层原因和机理。

（一）三农治理中的市场政府双失灵与第三部门兴起之分析

第三部门在西方三农问题的治理对策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法学寓意。透过表象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法律发展链，即：“市场失灵——政府弥补”，“政府失灵——第三部门弥补”。正是在三农问题出现“双失灵”的法学背景下，第三部门兴起了。

第一，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弥补三农问题中市场失灵的法律之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天然地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正是由于三农的这些“天然弱势”，由于与市场相伴而生的各种市场风险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客观存在，在市场达尔文主义[8]的支配下，三农问题产生了。从交易主体的法律类型上看，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主体只有一种类型，即“个体型交易主体”，不管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品流通贩卖者，他们表现在法律上都属于自然人类型的交易主体，因此，又可称为“自然人型交易主体”。发生在这些不同的个体型交易主体之间的简单商品交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强势地位与弱势地位之差别。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的法律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的个体型交易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更重要的全新类型的交易主体，即“团体型交易主体”。团体型交易主体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集团公司、垄断组织等为代表的法人，因此，这种类型又可称为“法人型交易主体”。现代市场经济中，单个的农民是个体型的交易主体，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在与团体型的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时，“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根本难以对抗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团体型交易主体，难以抵御市场风险，难以有效保护自身利益。而且，市场经济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而价格机制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但是，由于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使这些前提条件并不能得到满足。况且，市场本身也不能解决长远的整体利益、社会实质公平等问题。另外，当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达，发展到当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后，农民除了面临着上述的团体型交易主体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加强弱悬殊的交易主体，即国外对进口农产品的反倾销壁垒。反倾销壁垒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而这些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决定着农产品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分散的农民作为交易主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弱势地位。于是，农业领域的市场失灵产生了，三农问题出现了。[9]

第二，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弥补三农问题中政府失灵的法律之需要。

为了弥补三农问题中的市场失灵，必须运用市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在传统的“二元结构”模式的法律框架约束下，人们把人类社会分成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市场，一是国家，即“市民社会（市场）——国家”的二元结构。当市场的无形之手出现失灵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运用国家的有形之手来对其进行弥补，表现在法律上，就是“市场失灵——国家弥补”的法律链条。但问题在于：国家并非全知全能，政府在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弥补时，也可能出现“政府失灵”现象，结果，不仅市场失灵没有得到弥补，反而带来了许多弊端：（1）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实际上并不是公众所要求的理想化的“纯粹公务人”，他们也往往受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公共利益。这样一来，政府不仅不能弥补三农问题中的市场失灵，反而由于政府权力的扩张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其结果是农民的福祉反而受到损害，与政府干预的美好初衷背道而驰。（2）政府并不一定掌握着比私人部门更广泛、更精确、更有效的信息，因此，政府对三农问题中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弥补往往沦为一句空话。（3）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内部制衡机制，政府对三农问题中市场失灵的干预在实践中异化为权力寻租、设租等腐败现象，扭曲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4）由于政府缺乏竞争机制，再加上政府的纯公共性之要求使得政府及其官员缺乏积极勤政的“利润动机”，这大大降低了政府对三农问题中的市场失灵进行真正有效弥补的积极性和效率。（5）即使政府有志于为三农问题的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但是，由于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能够进行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的生命实体，还必须通过具体的官员“”政府进行决策和执行，因此，在三农政策制定和施行的链过程中，往往偏离了“仅限于弥补市场失灵领域”的初衷，异化成了一种“政府规制俘虏过程”。

第三，第三部门在三农治理中的兴起是自身优势的法律发展之结果。

如上所述，既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市场和政府都存在失灵现象，那么，必须由一种全新的“第三种力量”来对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进行弥补。这种新兴力量，就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既像公权部门（第一部门）又像私人部门（第二部门）”，但却“既非公权部门（第一部门）又非私人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具有很多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新特点：一方面，与第一部门（政府部门）相比，它具有“民间性”，即与政府部门相分离，不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不受政府的非法干扰和控制。但是，它也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援助，接受政府的合法监管。另一方面，与第二部门（私人部门）相比，它具有“非营利性”，即它不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存在。但是，它也必须将市场机制引入内部运营才能得以生存。第三部门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1）它能有效地降低第一部门在三农治理中的成本。在第三部门出现之前，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要想对分散居住、人数众多、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民进行交流和管理，必须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这样就造成了政府运行成本十分高昂，乡级政府机构臃肿，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而第三部门出现之后，可以简化农村管理程序，缩短农村管理链条，使之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精干有效的农村公共管理流程，从而能够降低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成本。（2）它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参与到政府对三农问题进行治理的公共管理活动中来。农民囿于其千百年来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小农思想之局限，在对国家管理活动的参与中，常常表现为三种不良的消极心态：第一种是远离政府，“冤死也不告状”就是这种心态在法律文化上的形象写照。第二种是权力崇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此作过详尽的分析，认为小农的自私、愚昧、对权力的崇拜等特性会阻碍历史的进步。“奴隶翻身成了奴隶主”就是这种心态的形象描述。第三种是结成暴力组织反抗政府，“皇帝轮流做”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而第三部门由于不是建立在政府公权力的强制基础之上的，而是农民自愿组织、自由参加、自主管理的非政府非盈利民间自治组织，因此，它能在政府公权力与农民私权利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利于实施有效的三农治理，从而避免上述三种不良心态和行为对社会以及农民自身产生损害后果。

（二）三农治理中的博弈论与第三部门兴起之分析

第三部门之所以在三农治理中兴起，除了上述的市场政府双失灵之外，还源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博弈法律机制之变迁。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对三农问题进行治理，集中体现了国家与农民家之间存在的博弈矩阵。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博弈矩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零和运动下的博弈解”，一种是“变和运动下的博弈解”。所谓零和运动，是指在博弈矩阵中，参与者的利益和损失是相对应的，一方得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或者说一方的效益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成本损失之上的，一方的获益是基于存量利益的转移而不是增量利益的创造，最终的结果，就是各方的收益与损失之总和为零，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增量利益。而变和运动则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共同创造出新的增量利益。如果三农问题解决得好，则国家与农民均能从中得到利益的增长，这是一种良性的博弈模型；而如果三农问题解决得不好，则要么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建立在对农民利益的制度化剥夺基础之上的，博弈的结果是国家单方获利而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要么是农民的获利是建立在对国家赋税的偷逃抗拒之上的，博弈的结果是农民单方获利而国家的利益受损，这是一种非良性的博弈模型。

国家（第一部门）与农民（第二部门）之间为什么需要出现一个中间缓冲带（第三部门）？因为，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一方面，农民要求国家能保障他们的权利、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公共物品，为了达此目的，农民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由国家代表农民来“集体行使”这些权利。但是，问题在于，农民让渡给国家的这些“单体权利”一旦脱离了单个的农民而通过法律形成了一个“集体权利束”，则它就成了一个独立于农民之外的“公共权力”，这些公共权力由政府及其官员负责具体的决策及执行，而公权力又往往具有“内在的扩张冲动”，因此，国家往往在权力扩张的冲动支配下，在三农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倾向于把最大限度的权力纳入自己的事务范围之内，这就表现出国家无时无处不在的“全能政府”姿态，而这种公权力对农民私权利的过多过细干涉又会让农民丧失意思自治、私权自主的自由空间。这就出现了“诺斯悖论”，即对于由国家和农民构成的这一博弈矩阵来说，国家在法律制度的安排等领域的介入不可或缺，但一旦介入过多过深过细，又会遭遇到退出的要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要从国家手中“把让渡出去的权利重新夺回来”，力争把国家公权力对农民私权利的侵害降低到尽可能合理的程度。但是，农民把这部分权利从国家手中重新夺回来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分散行使，还必须把它交给另外一个能更好地代表农民权利自治的组织来行使，这种组织，就是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扮演着一个“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缓冲带”的角色和作用。它把农民既不想让渡给国家、但单个农民又无法行使的这部分“准公共权力”承担了起来，为农民提供“准公共物品”。因此，在第三部门出现之后，三农治理中所需要的“纯公共物品”（如农村治安、农业税赋等）继续由国家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第三部门提供。第三部门之所以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得以兴起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是由其自身的优势所决定的：（1）更具适应性，在组织体制和运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对农村社会基层的需要能及时地做出比政府体制更灵敏的反应。（2）更具效率性，第三部门能承担起传统上由政府承担的许多任务，其办事效率比政府更高，有利于削减政府赤字。（3）更具弥补性，能弥补市场和政府运行机制的双失灵，有利于在三农治理中更好地实现实质公平。（4）更具创新性，能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凭借这些优势，第三部门在三农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三农治理中的公共物品与第三部门兴起之分析

第三部门的合理性还来源于公共物品的非国家化供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下面分别论述之：

第一，可能性分析。第三部门既不同于纯粹的第一部门（公权部门），也不同于纯粹的第二部门（私人部门），但又与公权部门和私人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指出，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着一个序列链式：“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根据萨缪尔森的这个链式，我们可以类推在纯粹私人部门和纯粹公权部门之间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链式：纯粹私人的部门、大部分私人的部门、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部门、大部分公共的部门、纯粹公共的部门。在这个链式的两端，就是传统“二元架构”分析模式之下所定义的纯粹私人部门和纯粹公权部门；在这个链式的中间，就是三种不同种类的第三部门的具体类型：“大部分私人的部门”是指公益企业类型的第三部门：“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部门”是指公共事业类型的第三部门：“大部分公共的部门”是指非政府公共机构类型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与公权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价值取向上看，公权部门是完全为了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具有纯粹的公益性，公平优先；私人部门则完全是为了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具有纯粹的私利性，效率优先；而第三部门则兼顾公平和效率，为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2）从运行机制上看，公权部门是依靠国家权力来运行的，通过单方强制行为来调节；私人部门是靠市场机制来运行的，通过契约、竞争和价格来调节；而第三部门是靠协商来运行的，通过沟通、说服、互惠合作等方式来调节。（3）从作用范围上看，公权部门主要是提供传统的纯粹公共物品和一部分混合公共物品；私人部门主要是提供私人物品；而第三部门则是提供准公共物品或称混合公共物品。（4）从经费来源上看，公权部门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公共财政下的税收收入；私人部门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市场运作中获取的利润收益；而第三部门的经费来源比较多渠道，包括政府资助、私人赞助、提供服务的适当收费等。

第二，必要性分析。不管世界各国，农村与城市都存在着差别，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居住集中、产业分工程度高、税赋易于收缴、便于统一管理，因此，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也较易于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来统一安排。但是，相比之下，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产业分工程度低、税赋不易收缴、统一管理较难，因此，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往往难以象城市那样由公共财政统一安排。即使政府有志于要象城市那样通过公共财政为农村提供完善的公共物品，但这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城市的一盏路灯作为一个公共物品，能为成千上万个城市居民提供公共的夜间照明服务，分摊到每个城市居民身上的路灯费用能够全面摊薄，符合“公共物品的规模效益法则”。但是，在农村，同样的一盏路灯却只能为寥寥几个农民所共享，分摊到每个农民身上的路灯费用将极其高昂，以至于不管是农民还是政府都根本无力承担这盏路灯所耗费的高昂成本。况且，公共财政之所以称为“公共”财政而非“无偿”财政，也正是源于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来源和用途都必须与有关的居民相对应。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农民缴纳的税赋所得到的财政收入本来就不如城市多，如果再由政府统一为农民提供路灯这项公共物品，则就是“取之于民的远远小于用之于民的”，通过短期的财政转移支付来扶贫，或许能够支撑一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将因此而陷入财政困境，是一种有悖于法学原理的 “政府超经济行为”，根本难以持久。况且，在围绕着有没有必要象城市居民一样享受这盏路灯之公共物品的决策上，农民也会权衡一下自己为此而付出的成本（表现为为了这盏路灯而缴纳给政府的税赋）和收益（表现为自己夜间享受这盏路灯照明而获得的利益）是否值得。或许，在权衡之下，农民认为并没有必要享受这盏成本远大于收益的路灯之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却往往可能在公权力的扩张之内在冲动下，替代农民进行这项决策，强行安装这盏路灯，然后再强行向农民收取高昂的费用。于是，关于这盏路灯的冲突就产生了。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冲突？第三部门是一种全新的制度选择。通过农村中的第三部门，农民可以绕开国家公权力的强制性而进行自由决策、自主抉择，如果决定安装这盏路灯，则本村的有关农民自愿负担一定的费用，同时，政府也进行一定的扶贫性质的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是，在第三部门出现之前，这盏路灯由于是由政府公权力部门安装的，路灯的直接支配权掌握在政府手中，那么，有关的政府官员就可能在此过程中产生职务道德风险，安装一盏超过本村农民实际需要的豪华路灯，并从路灯供应商那里收取权力寻租的租金，而且，该官员还可能为了向电力公司收取更多的权力租金而让这盏路灯不分白天黑夜都一直亮着，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现在，由农民自愿组成的第三部门来安装并管理这盏路灯，路灯的直接支配权就掌握在了农民手中，就能在路灯的采购、安装、供电、控制等各个环节都做到决策最优化、最经济合理化，从而，这盏路灯的成本就能够大大降低。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8] “市场达尔文主义”是指把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达尔文淘汰法则移植到市场经济的领域中来，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的支配下，认为“强者恒强直至垄断、弱者永弱直至淘汰”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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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凸显并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也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现状如何，应采取怎样的对策予以解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键是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大农民就业；核心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这两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全力推进工业化进程，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圈子，用工业化理念统揽“三农”工作全局，以发展工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措指导开展农村、农业、农民工作，走活兴工强农的路子，促使国民经济结构由农业占主导地位向工业占主导地位转变，农村区域社会由传统型农业社会向现代型工业社会转变，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实行产业化经营。目前，农产品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农民收入靠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来实现越来越难。所以，农业生产必须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而使农业向集约化、质量效益型转变，就必须走产业化之路。农业产业化是传统增量型农业向现代效益型农业转变的有效载体，是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现代农业的显著特点是“产业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实现产业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必须要有龙头企业。因此，推进全市农业产业化进程，重点是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目前，全市有一定产业规模的只有乳业，而特色农业要做大做强还需努力。有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分类培育，落实好各种扶持、奖励措施，建立相应的服务组织，积极主动地帮助企业解决具体困难与实际问题。企业家要始终保持勇立潮头、争先创优的精神，不能有小进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同时，要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建立健全企业与农牧户一体化的经营机制，用契约化的手段，使两者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共同体。

加大投入和发展科技型农业

政策的支持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非常密切，财政支农支出与农牧民收入的弹性系数高达1.34，即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可以带来农民收入更大幅度的增加，同样农业贷款与农牧民收入的弹性系数8.6。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引导与扶持力度，采取多种有效的扶持方式促进农业发展，农牧民增收，落实多予少取的富民政策。发展科技型农牧业是增加农牧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要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构筑以乡镇为龙头，农牧户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土专家”、乡土人才为主体的农业技术队伍体系。鼓励支持科技人员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技术承包，为农业生产提供典型示范和科技服务。要本着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示范带动的原则，建设全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强化农业对外开放和信息化

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项目建设是最有力的支撑，这就需要强化农业对外开放，以招商项目为重点，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从实际出发，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认真搞好项目筛选、论证、建设和服务工作。要根据市、县的区域优势和农业产业特点做好项目规划，实施非均衡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产业发展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合理布局优势特色产业区和产业带。

篇10

(一)随着这些年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生产经营体制的不断变更和发展，以前的救灾救济方式已经难以发挥对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作用。商业保险的引入，能够让农村新的风险保障体系得到健全，同时还能够有效的维护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从而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二)商业保险在农村中的发展能够帮助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很多问题。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数据表明，农村中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要严重的高于城镇的情况，已经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商业保险的发展，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减轻人口老龄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负担，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商业保险的发展，能够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农民因为意外伤害和疾病等因素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减少了农村居民因病返贫的现象产生，让农村社会更加稳定，还有一些自然灾害而引起的问题，如子女教育问题等等。商业保险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少部分的资金投入，同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四)商业保险资金投资功能的发挥，支持了农村的一些基础建设，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的增收增加和拓宽了渠道。同时在农村中，商业保险的发展还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和费用，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养老基金亏空等问题。

二、商业保险在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问题

(一)农村居民保险知识贫乏，导致商业保险发展缓慢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有着对保险的需求，但是因为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农村居民虽然听说过保险，但是真正对保险的了解可谓少之又少，并没有把保险当做是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因此他们的投保率及底。

(二)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本质是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

商业保险工作是一个企业，而企业是属于盈利性的组织，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利益最大化的创造和追求。而农业商业保险中，因为自然灾害和一些设施的简陋等等造成了商业保险的高赔付，这就和商业保险的目标相悖。再加上农村保险跨越的地域面积大。单笔保费低、业务分散等等，导致了商业保险公司服务成本的增加。

(三)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

农村所需要的保险产品一般是那种缴费低、覆盖广、缴费灵活以及保障高的保险产品。而商业保险公司目前所经营的保险产品中，对于这类保险产品还比较缺乏。再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对于保险金的支付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虽然国家近五年来对农村的农业发展和农民个人通过保险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经营风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民个人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但由于农民对保险认识的局限性，就导致了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较窄，规模不大，风险集中，商业保险不能在其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

三、增强商业保险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

(一)加强商业保险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农村居民的投保意识增强

商业保险能够有效的服务“三农问题”，促进新农村的建设。能够得到农村中，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商业保险要利用好乡、镇政府部门，积极的做好农村保险知识的宣传工作，加深农村居民对于保险的认识，比如可以在乡镇的街道上、各村的村委办公点以及各个村落的重要路口等进行农村保险宣传专栏的设置，宣传当前的保险基础知识、保险法规以及承保和理赔中的重要事项等等。还可以通过乡镇的相关干部进行集中的保险知识以及典型案例的宣传，增加农村居民的投保意识。同时还要结合当地的教育机构进行保险知识的宣传，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得到保险知识的普及。

(二)处理好三种关系，确保农村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

一是要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保险公司要把效益放在首位，但同时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到社会的利益，在为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得到生存，求得发展。二是保险公司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虽然从目前来看，农村保险的见效慢、成本高以及费用大。但从长远的利益来讲，农村保险业务才刚刚开放，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三是保险公司要处理好企业本身和国家大局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农村急需的医疗、养老以及意外保险保障等，为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三)把商业保险资金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商业的保险的货币增值是靠保险资金的投资来实现的。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多样的经营形式的出现，农村可以进行投资的各种资源异常丰富。比如农村的畜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开发、沿海养鱼业的发展各种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等等，都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了广阔的投资方向和资金运用的天地。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保险公司把资金投入到一些前景好的企业中，这样就能够实现农村经济和企业经济的双丰收为“三农问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