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生态系统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如何保护生态系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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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黄石生态系统面积达48562~72843km2，横跨怀俄明、蒙太拿和爱达荷三州，由2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森林地、3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3个印第安原著民保护区以及州立土地、城镇和私人土地组成[5]，黄石国家公园是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核心。大黄石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大的保存完好的温带生态系统之一。热泉特征、野生动物、湖泊、大峡谷以及石化树构成了大黄石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财富。其中野生动物包括北美最大的麋鹿群之一，美国最大的放养的野牛群，稀有的灰熊群以及罕见的狼獾和猞猁。生物种类涵盖了67种哺乳动物、322种鸟类、16种鱼类、10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2000种昆虫和1150种原生维管植物[6]。大黄石生态系统内的动物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所在栖息地的环境质量[7]，并且受到了火山地质运动、森林火灾、气候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总体来说，大黄石生态系统由气象气候、地质地貌、生物水文和人类土地使用构成，而各要素之间随时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如黄石地区独特的间隙泉和温泉受到火山活动的影响；热泉中硫、碳、氮含量对水体底部的微生物(嗜热菌、细菌、古生菌)等产生影响；土壤和水体中的矿物质、大气温度湿度等变化带来植被分布和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着食草动物和狼群的分布和数量。同时，人的因素也不可忽略，人类在大黄石地区的伐木、狩猎、采矿、游憩、居住、工作等活动直接影响了植物和动物廊道；汽车尾气、生活垃圾废水、空调等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引起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周期性的森林火灾也对黄石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成为维护黄石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化的直接动力之一。

2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体制适应性

2.1管理机构

大黄石地区的联邦土地在行政区划上由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隶属于美国联邦内政部，而国家森林局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7]。196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2个部门通过“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达成共识，合作共管大黄石地区，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简称“GYCC”)。之后，美国野生动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相继加入GYCC。GYCC作为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管理的协作平台，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四大政府机构官员与当地利益团体、商业团体、非政府环保组织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议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事务。大黄石地区的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利益团体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大黄石生态系统的分析评估、决策机制、项目实施等事项通过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各部门力图找到交叉的任务，寻求共同管理大黄石地区资源的机会。其任务是：1)提供公众服务和维持大黄石地区资源方面的领导策略；2)协调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土地管理行政区规划和监测；3)设置大黄石生态系统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4)提供联邦、州、地方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之间互动论坛，鼓励在联邦单位和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共享；5)确定并解决持续出现的新问题，运用相互协作的战略思维；6)减少重复工作，寻求共享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机会；7)在法律允许和机构使命的范围内，制定大黄石地区统一的规则、要求、程序和公众信息[8]。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统一合作战略目标下，进一步设立多个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实现主要生态系统议题的分项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种合作社、陆生入侵物种小组、清洁空气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团队、渔业团队、水文团队、白皮松委员会、可持续经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成员来自与大黄石地区相关的联邦、州立、县机构的管理者和专家。其他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在GYCC统一协调下参与到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门的灰熊委员会(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简称“IGBC”)，其成员组成包括了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质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在GYCC的协调下进行灰熊数量的监测和保护[9]。由此可见，目标统一、职能细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兼具综合化和专门化的特点。

2.2当前管理内容与形式

2009年，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联邦政府机构管理者、美国地质勘查局和来自高校的科学家共同确定了威胁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三大外部力量：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和入侵物种[10]。参与者总结大黄石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大尺度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动力及其服务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决定管理景观的最佳途径。”他们确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系统是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尤其是水系统，高原和林木群落的变化，雪和土壤湿度的改变，以及诸如干旱、洪水、火灾、昆虫骚扰和疾病等干扰过程；2)人类如何影响生态系统？例如如何管理人类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动物生态的影响？放牧、采矿和能源发展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种的传播？入侵物种如何影响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的变化如何影响入侵物种以及它们的管理？这3部分的议题可归结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属性、程度、机制和规律的研究，在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设定指标、确立阈值、风险分析等步骤实现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起生态科学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针对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物种保护、土地使用等问题，各小组通过制定清单普查、监测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管理导则、管理手册等文件落实管理，并定期汇报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管理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对生物物种或自然灾害在尺度、范围、结构和功能等属性上进行普查、制作清单，评估其状态并建立监测机制；2)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进行生态系统的维持、保护和修复；3)制定物种管理或灾害防治的管理战略(表1)。管理内容细致地考虑了地质、水文、生物资源、气候以及人为要素对于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旨在生态系统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共享生物资源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规划，如《大黄石地区灰熊管理指导方针》《大黄石秃鹰管理计划》《大黄石地区空气质量评估》《大黄石地区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将人类及文化的多样性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管理规划，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机构的评估》《春秋季大黄石地区游憩评估》等(表1)。

2.3管理途径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特别是国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法律与制度是重要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森林局与国家公园局官方就达成了大黄石协调管理共识，围绕野生动物问题、火管理计划以及装备政策等开展对话协调，也制定了合作计划与实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国会进入干预，制定促进协调的法案，加快大黄石协调管理政策的改革，促进国家公园局、森林局等部门捆绑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黄石协调委员会成立区域领导团队，负责机构内部以及区域之间长期目标、计划与管理战略的协调等，这样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才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6]。

3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特征和借鉴意义

3.1战略上：跨边界的生态系统管理思路

国家公园边界常常是一个理想的和考虑实际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协的结果，边界的修订与公园游憩特征和机会、操作和管理上的议题有关，例如可达性、地形测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时也受到管理授权的影响，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权、成本和其他因素[9]。黄石国家公园的边界虽然已经包含了地热资源和多种野生动物栖息地，但生态格局的演变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边界，野生动物的迁徙和捕食路径不会局限在此边界内，边界之外的气候、地质、水文变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对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自然资源产生影响。黄石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从单独的边界内的物种保护、恢复扩展到区域景观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以黄石国家公园为核心，针对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扩大管理边界。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均有明确的边界，但由于公园内部及其周围地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导致了2个或多行政区域在边界处的管理特别脆弱，城镇化、工业化促进保护地边缘地带土地性质转变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11]；另外，目前国内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在进行资源调查分析时对区内资源要素与环境属性描述较多，但从生态系统角度对生物体、环境和人为因素之间相互长期的影响规律和分析明显欠缺。黄石公园这种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思考国家公园资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对于我国目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地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即从区域角度构建保护地生态安全格局，这种格局是基于保护地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跨部门合作协调主要由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YCC)来实现。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64—1991年建立统一框架阶段；2)1992—2005年内部成员扩大和管理内容细分阶段；3)2006—2012年现状成果评估和完善分项规划阶段。从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形成历程来看，其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同美国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图2)。框架揭示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基本过程，其步骤是针对达成共识的生态系统问题制定战略框架、实施行动计划；其特色在于监测评估反馈和利益相关者间协商的反馈。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国家公园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模式要优于我国保护地分权管理模式的观点[13]。实际上美国国家公园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单向的管理，同样存在多部门协调如同农业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关者等，如何有效协调实施是该制度的关键，大黄石生态系统的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制度与政策提供了参考。针对生态系统问题建立统一的战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机制和平台，加强协调和反馈，政策与法律赋予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权力，保障发展计划的实施。

3.3决策程序上：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

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决策以大量的科学评估和监测为依据，通过适应性管理框架把科学知识和管理行动统一起来(图3)，通过科学监测和分析能够证实或潜在地改变管理行动[10]。由于生态系统时空尺度变化的多样性，使得生态系统监测的结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确定性，导致生态系统管理措施可能会根据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科学家一方面通过设计监测模型帮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动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学家互动；另一方面，在生态资源评估时，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学家给出更多信息，使科学家重新设计数据收集计划，建立监测模型，这就要求科学人员与管理者保持合作，对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目的是指导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管理者，从而不断完善基础数据清单和长期监测项目，揭示更有意义的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现象和所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前黄石国家公园猎杀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数量使灰狼濒临灭绝，引进外来树种培育风景林，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破坏[14]。这是由于规划决策只注重人的观赏体验需要，忽略生态系统的自然运作规律所带来的后果。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个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框架[15]。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黄石国家公园的教训以及今天在生态系统保护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的重要性，我国保护地的规划管理应该在动态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应依靠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生物资源的专项分析，从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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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ise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human, but also how to provide a method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can be made is about the quantitative value of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cology, and further shows stick to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nee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关键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

Key Words: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ssessment methods

作者简介:陈屹,(1986年-)男,汉族,江西上饶人,中央民族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20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

地球的各生态系统提供了人类绝大部分的生存物资,如食物、氧气、药材、燃料,同时生态系统净化空气和水源、调节气候、提供娱乐文化等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人类依赖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这些“服务”而生存。生态服务功能是如此重要,可以通过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来更直观的为大家所认识。我们都知道,通过砍伐森林为人类提供木材,木材的价值就是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随之而来的是水土的大量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无法自我调节等等一系列本有功能的丧失,许多不可逆转的损失都是人类用其他方法无法弥补的,因为某个特定生态系统的功能,是其他生态系统无法取代的。通过对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就能使得人类更清楚应该如何应对环境危机。

一、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述

(一)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

(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工作,大多数研究是借鉴国外的一些方法。1997年,由Gretch Daily等人系统地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容与评价方法,并且分析了森林、湿地、海岸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的近20个实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97年Costanza等人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中将森林生态系统划分为热带森林和温带/北方森林两类分别进行了价值估算。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工作,大多数研究是借鉴国外的一些方法。侯元兆等人第一次全面地对中国森林资源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价值进行了评估,薛达元等人(1999) 采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等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间接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欧阳志云等(1999) 对海南岛及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价。其森林评价的特点是考虑的服务功能比较全面。蒋延玲等根据全国第二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及Costanza等的方法估算了我国38种主要森林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成克武等采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及恢复费用法对北京喇叭沟门林区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

(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

目前常用的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有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影子工程法、炭税法和造林成本法、条件价值法,市场价值法适合于没有费用支出但有市场价格的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机会成本法主要针对具有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在核算时既考虑使用者本人开发资源所付出的代价,也要考虑资源开发对他人的影响以及后代人由于不能使用该种资源所需付出的代价;影子工程法是指当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后,人工建造一个替代工程来代替原来的环境功能,用建造新工程的费用来估计环境污染或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方法;炭税法和造林成本法计算出单位干物质生产量所吸收的CO2和释放O2,并根据国际和国内对CO2排放收费标准将生态指标换算成经济指标,得出固定CO2的经济价值;条件价值法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中应用广泛的评价方法之一。

二、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问题与对策

(一)现行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存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研究现状,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森林生态统服务价值评估,即定量受到学科知识结构的约束,方法的探究也是所面临的难题。无论从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该研究都存在一些问题。

1.研究的范围问题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计量一般是在宏观的层面上进行,并不能保证每个微观个体得到考虑,统计数据的不精确。使得评价得出的结果偏差较大,难以形成普通通用的价值评价方法。此外,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是一个主观的行为,每个评估主体的不同必然带来评价结果的差别,使评价结果的实用性打折扣。

2.评估方法缺乏动态

对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评估,需要大量的数据,长期的观察才能得到这些数据。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科学研究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往往都是短期的、静态的,评估的结果的长期有效性得不到保障。

3.价值重复计算

前述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有17种,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生态系统往往在发挥一个功能的同时,发挥着另外一个功能。而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按照服务功能每一项单独计算价值,这样无疑就会把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重复计算。

4.评价方法落后

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价研究,采用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致使速度慢,无法快速有效的完成评估。无法得到某一时间点的某类数据。

(二)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改进对策

1.提高数据真实性

为提高检测森林生态系统的数据真实性,应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在真实数据的基础上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增加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2.多学科的有机结合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背景,只有很好的同时利用多门学科,才能摆脱知识结构的约束,完成价值评估研究。

3.提出生态效益计量评价指标

为避免重复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我认为应模仿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设定一系列的指标,指向每一类的生态服务点。这样做可以有效避免重复计算价值问题。

4.相关方法的引进

随着研究的深入,森林生态系统成为研究的重点,生态效益不显著的如农田、荒漠生态系统,相关研究较少。研究森林生态系统时,可以采取其他生态系统研究的特色方法,完善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

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一)涵养水源价值

根据影子工程法。计算整个区域所涵养的水量总量,如果将所涵养的水都看作是森林中虚拟建造水库的水,那么:涵养水源价值=涵养水源总量×水库水价格

森林就相当于一个容量大小与涵养水量相当的水库,我认为建造这样一个水库需要的费用也应考虑在内,所以涵养水源价值=涵养水源总量×水库水价格+建造水库成本。

(二)保持土壤价值

分为减少土壤侵蚀价值和减少N、P、K流失的价值。前者计算方法为:

减少土壤侵蚀价值=林区减少土壤侵蚀总量×林业生产年平均收益

林区减少土壤侵蚀总量=减少土壤侵蚀模数×有林地面积

后者需要做土壤养分测定,计算方法为:

减少N、P、K流失的价值=侵蚀土地面积*单位面积土层中N、P、K总量×化肥替代价格

保持土壤价值为两者之和:

保持土壤价值=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减少N、P、K流失的价值

上述计算过程,常见问题在于数据的获得准确性较差,需要多点取数,求平均值。一旦森林土壤流失减值,造成的损失并非如此简单的计算,因为土壤是基本上所有植物扎根的地方,是植物生命的根本。

(三)固定CO2释放O2价值

根据森林各树种的年生长率和各森林面积可以计算得出固定CO2量和释放O2量。对于CO2量,采用造林成本,计算总价值;对O2量,采用工业生产成本,计算总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制氧服务功能价值=固碳总价值+制氧总价值

固碳制氧过程,应该算作一个过程的两方面,固碳的同时就能制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计算不应将两者价值相加,可避免造成的重复计算。

(四)净化空气价值

对于SO2、粉尘颗粒的净化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采用吸收能力法,已知每单位面积阔叶林或针叶林的吸收SO2能力,乘以不同树种总面积,乘以工业固SO2的投入。得到净化SO2能力。对于吸附粉尘颗粒,同样采取吸收能力法,得出林区吸收粉尘的服务功能价值。

净化空气价值=吸收SO2的价值+粉尘颗粒净化的价值

=工业固定等值SO2投入成本+工业粉尘颗粒净化成本

(五)供人们休闲游憩价值

采用费用支出法,以游憩者支出的费用总和作为生态游憩的经济价值。但是对于尚未开发的景区,和无法开发的景区,可以采用旅行费用法,模拟旅游市场,计算出游憩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上述各项价值的总和。

四、结论

上述评估方法是粗略的,存在部分重复计算、数据不具代表性、功能分类不全面等等缺陷。但是尽管是保守或是高估的计算结果也可得出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其中休闲游憩价值占服务功能总价值的46%,这为发展当地旅游业发展,如何在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当地经济收入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让人们清楚的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不能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破坏环境,造成服务功能减值将远远大于收益,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维持与保护生态系统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保护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维持一个可持续的生物圈。现代研究证明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技术能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但不能替代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生态服务功能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Costanza R,Arge R D,Groot R D,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Nature, 1997(387):253-260.

[2]财政部农业司.WTO与国外农业财政政策[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许纪泉.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J].林业资源管理,2007(3).

[4]王兵,李少宁,郭浩.江西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J].江西科学,2007,(5).

[5]薛达元,包浩生,李文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间接经济价值评估[J].中国环境科学,1999,(3).

[6]许纪泉.武夷山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及其空间分布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7.

[7]刘承江,张恒庆.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研究[J].辽宁林业科技,2008,(6).

[8]宝音都扔,郭晓川.生态系统服务定价方法刍议[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31).

[9]荆克晶,鞠美庭.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中相关问题的探讨[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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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 启示

1 前言

我国已经规划实施了一系列以保障生态用水，维护生态平衡为目的水利生态项目。水利生态项目能否长期稳定发挥作用，如何实现水资源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简述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以期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2 可持续发展研究

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目标，因此，所有的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研究都是相互依存的，只是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侧重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鉴于水资源在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学者们从理论、方法和实证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了水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管理等问题，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按照水资源的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水资源价值、水权、水市场的研究，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

随着可持续发展从概念、理论、模型、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的研究到实现途径的发展，科学进步与制度安排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戴维·皮尔斯与杰瑞米·沃福德，在对典型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只要能够进行恰当的制度安排，可持续发展是可以实现的。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资源或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与保护。从制度视角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研究，改变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能够综合调控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以及生态和环境结构与功能、信息反馈灵敏、决策水平高的机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

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

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水利生态项目的实施提高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了解和掌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对于水利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始于70年代，Constanza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称为生态系统服务。Pearce等、McNeely等、Turner等的研究，奠定了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理论研究的基础。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包括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两部分，利用价值包括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利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

对受损生态系统恢复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国际上也有研究，Loomis J等用条件评价法（CVM）对恢复美国普拉特河流域的水的自然净化等经济价值进行了研究。但CVM方法主观性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调查对象对价值的追求、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另外，国内外对农业生态也进行了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如Golam Rasul等。范大路对生态农业投资项目外部效益评价研究等等。

鉴于对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的了解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生态系统定价理论及方法的不完善以及价值评估研究所需资料的缺乏等，使得生态服务价值的定量化存在难度。其价值评估发展的趋势是采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学科的有机结合和集成创新。构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综合分析的框架。正如 R. Kerry Turner 等建议的那样，构建生态经济分析的综合框架，将经济评价、综合分析、利用者分析、多目标决策相结合，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4 生态配水研究

水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随着对水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视，保证生态用水，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实现人类一社会一经济一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生态配水研究与水资源配置研究有关，一般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的研究主要包括配置的内在机制研究、模型与方法、实践操作和合理性评价研究。

国际上所进行的流域水资源配置行为, 所依赖的内在机制可分为以边际成本价格进行水资源配置(MCP) 、以行政管理手段的公共(行政) 水资源配置(P/ AWA)、以水市场(WA) 运行机制进行水资源配置和以用户进行水资源配置(UA) 等4个方面，而将生态系统作为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以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为主。Giannias和Lekakis 采用生态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从政策的角度，保证生态配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通过立法进行生态配水，按照用水部门用水权的优先度的高低来配置。非洲国家津巴布韦通过供水能力和水权许可制度来保证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各部门的用水需求。

目前我国水资源配置机制仍主要以行政指令配置为主, 部分地区出现了市场配置和用户参与式配置, 如东阳－义乌水权交易就是市场配置的案例, 另外还存在一些小规模的非正式市场的水交易。总体上，水资源配置模式主要包括: 市场配置、行政配置、用户参与式配置以及综合配置模式。

生态配水是近年来在生态需水这一热点研究领域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旨在通过向生态系统分配合理的水资源以达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目前，根据水资源配置模式和方法，考虑生态系统的特点，对生态配水的研究主要从制度配置、内因性配置、优化配置和协调配置方面进行。制度配置主要根据非科学技术手段对生态用水进行配置。

5 结论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研究的现状，本文对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启示为：

①根据可持续发展系统学方向的研究思路，以综合协调的观点，考虑生态系统自身的配水需要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关系，考虑所涉及的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体现生态、社会、经济等系统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关系，以此探讨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

②鉴于制度保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建立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是实现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

③水利生态项目的实施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精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是难以实现的，如何体现和评估生态系统的改善所产生的生态、社会、经济等绩效是研究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④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型的建立及其求解方法应充分体现生态配水中所论述的制度、内因性、优化和协调配置的优点，建立完善的水利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体系，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其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S. K. Sikdar.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ean Products and Processes, 2000,2(1):1～1

[2]Jordan Geraldine J., Fortin Marie-Josee. Scale and topology in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sustainability paradigm.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2,41(2):361～366

[3]钱正英,张光斗.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及各专题报告.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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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球模型的制作及意义

从“做中学”是杜威提出的教学理论，主张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相联系。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要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生态球模型的制作既符合新课标的精神，又能很好地诠释“做中学”的真谛。教师应布置学生小组集体制作生态球、生态瓶或生态箱，让学生小组合作完成这个作业，并评出最佳作品。完成这个模型，首先需要找到合适的料，比如箱子、瓶子、水、植物、动物等。如果这个小型生态系统要保持更长的时间，必须关注生态瓶中各种生物的种类、数量、比例以及合适的条件，学生可能花很多的功夫琢磨自己的作品，在此过程中，小组合作能力、探究能力、创新能力等得以培养。

例如，关于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关系，新课标的要求是“理解”，这个知识点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因为这个知识点抽象、难以把握。教学中，通过教师的讲解，或书本知识的学习，学生可能会记住，但很难真正去理解。在制作生态球模型时，学生为了让其存在时间更长，必须注意动植物的比例，氧气、二氧化碳的平衡，阳光、空气的作用等。也有很多学生在制作的过程中经历过失败，比如植物少、动物多，很快动物就会出现缺氧现象，或者生态瓶没有放在光下，里面的生物也会出现缺氧甚至死亡现象，学生当然会分析失败的原因，并努力成功，在此过程中，能够理解生态瓶中动植物的作用，理解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关系，理解阳光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这种通过实践获得的经验是任何书本知识都不能代替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理解。

二、生态球模型制作失败的原因

一个生态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生态系统，而且是一个密封的生态系统，除了阳光外，其余外界的任何物质都不能进入这个模型，凭借生态瓶内各种成分的合理配置，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也就是暂时的生态平衡。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考虑生态球内各种成分的种类、数量、比例等，考虑食物链的条数、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关系等，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实验失败。常见的失败原因如下：

第一，缺乏阳光照射，呼吸作用大于光合作用，瓶内二氧化碳含量高，动物死亡，一段时间后，植物死亡，生态平衡破坏。

第二，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关系不恰当。最常见的是植物少、动物多，呼吸作用大于光合作用，瓶内二氧化碳含量高，动物死亡，更长一段时间后，植物死亡，生态平衡破坏。

第三，分解者不可缺少。个别学生将生态瓶消毒，造成分解者缺乏，动物的粪便不能及时分解，环境污染、恶化，生态平衡破坏。

第四，不理解生态系统的实质，生态瓶没有密封，外界的空气可以进入生态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系统，更谈不上生态平衡了。

第五，食物链太简单，不能体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由于有这么多的失败可能，真正成功制作一个生态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学生对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意义能够体会更深刻，认识更到位，保护环境的行为才能更自觉、更坚决。

常见的考题：一位同学将鱼、田螺和一些水生植物一起放在盛有水的密封的广口瓶里(参见下图)，在广口瓶的近旁放一盏电灯。过了几天，他发现这只瓶子中的水会慢慢地变绿。绿颜色说明有水藻在生长。分析回答：

（1）在广口瓶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各有哪些？

（2）非生物因素是否能进入这个密封的瓶子？如果能，主要是什么？

（3）鱼、田螺和水生植物能分开在密封的瓶子里单独生存吗？为什么？

(4)请写出其中一条食物链。

(5)小明担心瓶内的生物缺氧，将瓶盖去掉，请问这还是一个生态系统吗？

（6）如果没有光照射，这个生态系统会有怎样的变化？

（7）小玲在做生态瓶之前，将瓶子进行了彻底的消毒，这样做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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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环境问题的越来越凸显出来，对其进行保护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复杂，我们要找到环境科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在我看来应该是以人类的活动为中心，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各生态系统中众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和相互制约的规律，并且依靠对这种规律的正确认识、建立、恢复和保持一定的生态平衡。

想要更加明确地了解环境科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就要清楚地认识生态学是什么。生态学不是孤立地研究环境，也不是孤立地研究生物的有机体，而是对外界环境和众多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行一定的分析和研究。因此，保护环境工作中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治理污染环境的理论基础就是生态学了。应用生态学的观点就在于研究环境和人类之间的辩证关系，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其发展规律揭示其实质问题，从而有效地处理之间的关系，起到保护自然环境，科学合理地利用开发自然资源以很好地促进生态系统平衡。

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在一定空间内的生物与生物所处环境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行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统一体就成为生态系统。不难看出，时间性、隐稳性、流动性和空间性就是生态系统的四个特点。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结构功能相对稳定，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与无生命物质之间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生态平衡。对于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众多构成成员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可以说是没有绝对静止的状态。环境对于被破坏和被污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同时，生态系统自身的趋温稳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了生态平衡自我调节的承受能力时，生态系统就很难长期地恢复到平衡状态，乃至很难恢复。

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关系，我国东北以红松林为主的混交林森林生态系统中， 成功地推广了采育择伐方式， 保护了森林资源， 提高了采伐量， 加快了轮伐期， 保证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至于利用人工饲放天敌以消灭农、林生态系统中的害虫，避免农药污染；建立人工海水、淡水生态系养殖珍珠蚌、海马、水貂等珍贵产品；人工种植防风固沙林以消除风砂为害，城市植树造林种草以吸收大气毒物尘埃、噪音， 净化空气等等，无不是人类应用生态学知识于环境，定向改变环境以适应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而有意识地打破原来自然平衡，建立新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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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富集地区所做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方面。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保护生态系统，各类湖泊、候鸟繁殖和越冬栖息地及生物物种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但实际上，许多保护区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尤其是湿地保护区不仅处于生物多样性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而且正在不断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的保护管理模式激化了湿地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导致湿地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工作排斥当地群众，利用与保护对立起来而生物多样性难于切实有效地得到保护，另一方面，社区的无序发展又大大削弱了保护区的管理，使保护的目标难于实现。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利用，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为了拯救濒于灭绝的生物物种，维护和保持人类生存的环境，但目前湿地保护和建设中令人堪忧的现状，成为了各级政府、全社会自然保护工作者面前极为紧迫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贫困、发展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促使人们探索联系保护和发展的途径。

究竟怎样做才能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又解决好利用与保护的矛盾冲突呢?显然，单纯封闭式的保护模式，或与保护目标脱节的发展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寻找一条路子或一种模式，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当地社区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坚持综合保护与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才能为当地社区和各级保护组织所接受，解决各方利益群体的需求，保证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湿地公园正是这样一种模式，既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又有利于充分发挥生物多样性的多种功能与效益，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公众需求，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见建立国家湿地公园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落实国家湿地分级分类保护管理策略的一项具体措施，是解决各方利益群体需求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协调保护与发展的战略途径，是引导该区地理、生物、人类社会复合系统走向互利共存，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对实现该地区生态安全、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与进步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湖湿地属澜沧江水系，地处洱海源头，其生态系统多样性极为独特，形成了面山森林(灌丛)―村庄―农田―湖滨沼泽―湖泊水面一岛屿村庄的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交叉重叠的多样性特征，具有典型的湖盆―湖滨一面山结构，包含了区域内景观多样性的所有范畴，构成了地热温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烟渚渔村、岛屿水乡的特色景观构架，在我国较具代表性。其湖光山色、村中有湖、湖中有村、岛屿人家的水乡特色，以及森林、岛屿、田园、民居倒映湖中的奇特景象胜似杭州西湖的三潭映月。西湖平均水深1.8m，最深达8.3m，是一断陷湖泊，为洱海的重要水源之一。洱海13％的地表水来自西湖，与东湖隔河(弥苴河)相望的特殊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水网形状及其所发挥的功能作用恰似洱海“双肾”，在洱海保护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其湿地生态系统中形成的泥炭沼泽，埋藏于水下约2m处，平均厚度4m，最深超过15m，储量达390x104t，是目前在滇西湖泊中发现的极具价值的类型。

洱源西湖湿地是极具观赏价值的珍稀鸟类紫水鸡(Porphyrio porphyrio)在我省的唯一分布地，也是我国紫水鸡最重要和最大种群分布地，还是许多越冬鸟类的栖息地和补食地；此外，西湖出水道为特有种大理裂腹鱼(scllizothorax　taliensis)的洄游通道和产卵区，生物多样性价值极为独特和丰富。此次调查记录到的哺乳类动物共有18种，爬行动物16种，两栖动物14种，鱼类26种，鸟类76种，其中水域鸟类39种；维管植物306种，其中，湿地植物115种。这些动植物中，野菱(Trapa ncise)、海菜花(Ottelia acuminata)属国家Ⅱ级保护植物，虎纹蛙(Rana rugulosa)、大壁虎(Gekko gecko)，灰雁(Anser anser)、普通篱(Buteo buteo)、大蔫(Butasur indicus)、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白尾鹞(Circus cyaneus)、，燕隼

(Falconidae subbu-teo)等属国家Ⅱ级保护动物，另外，分布有大眼鲤(Cyprinus megalophthalmus)、洱海大头鲤(c.pellegrini barbams)、大理云南鲤(C，yunna-nensis daliensis)、灰裂腹鱼(schizothorax griseus)、大理裂腹鱼(s，taliensis)等滇西高原湖泊特有鱼类和斑头雁(Anser bemicla)等青藏高原特有珍稀鸟类，有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是开展泥炭沉积、湖泊演化、生态系统研究的典型地段，也是湿地环境教育的基地，在洱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域环境维护和湿地资源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方经济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不断膨胀对资源的需求，给洱源湿地环境的保护带来了极大压力。我们曾尝试把这一具有全球意义的关键地区建设成为自然保护区加以保护，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在这一贫困地区采取单纯被动式绝对保护的做法，显然不利于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地区同样要承受既要实施有效保护，又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由于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这一贫困地区谋求发展的重要条件，如何解决保护与利用的矛盾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当地政府和各级保护部门，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必须承担的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为了遏制对这一地区高价值生物资源和景观资源的低层次利用，必须寻找一条协调保护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正是建立洱源西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意义和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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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流 生态 恢复 胁迫 目标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水利工程与河流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在国际科技界和工程界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环境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河流生态恢复的理论与工程实践。本文介绍了国际上不同学派对于河流生态恢复的定义，讨论了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和规划河流生态恢复问题。

一、生态恢复的缘起

1. 历史简要回顾

在数百万年长期进化过程中，自然河流与周围的生物种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有序、动态稳定的河流生态系统，依据其自身规律良性运行。人类历史与自然河流历史相比要短暂得多。比如，据科学家估计长江形成的历史，应追溯到约3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强烈运动时期。而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与河流自然年代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这几千年人类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对于河流的进行了大量的人工改造。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利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对河流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利用，兴建了大量工程设施，改变了河流的地貌学特征。河流一百年的人工变化超过了数万年的自然演进。有学者估计，至今，全世界有大约60％的河流经过了人工改造，包括筑坝、筑堤、自然河道渠道化、裁弯取直等（Brookes,2001）。据统计，全世界坝高超过15米或库容超过300万立方米的大坝有45000座。其中大约40000座大坝是在1950年以后建设的。坝高超过150米或库容超过250亿立方米的大坝有305座。（ICOLD，2000）。建坝最多的国家依次为中国、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印度。

一方面，这些工程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却极大改变了河流自然演进的方向。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对于河流大规模的改造，造成了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同程度的退化。这种退化也降低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本来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恩赐因此而减少，这样反过来又损害了人类自身的利益。

人们开始反思水利工程的功过得失，特别是讨论水利水电工程对于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问题。70年代在西方国家就出现了反对建设大坝的观点和思潮，称大坝为“河流杀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一些拟建的水利水电工程由于受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致使计划终止。一些学者还进一步主张要拆除现存的大坝，还自然河流以本来面目。在9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小规模地拆除大坝，比如美国拆除了180座小型水坝，计划在2001年再拆除30座坝。

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在前苏联也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前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设大规模调水工程。至苏联解体为止，相继完成费尔干纳大灌渠（1939）、北克里木运河（1971）、卡霍夫主干渠（1979）和列宁－卡拉库姆运河（1980）等近百项规模不等的调水工程，主要分布在缺水的乌克兰、俄罗斯欧洲部分南部和中亚地区部分。调水线路总长6000多公里，年调水总量高达861亿立方米。到80年代中期，全国调水工程建设形成，更大的调水工程还在规划中。但是形势却发生了急剧逆转。1985年官方准许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调水工程，于是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关于调水工程合理性的大辩论。反对派的主要观点是调水工程存在着潜在的严重生态危机，而决策者和设计者对此问题评估不足。另外，反对派认为在经济上调水工程的是一种挥霍浪费。对于南方干旱地区可以靠工业节水和改造灌溉系统等多种途径解决缺水问题。反对派中许多作家和知名学者反对调水工程的另外理由是工程给俄罗斯北部的中世纪城市、教堂、寺庙等历史文化遗产带来损害。在这种形势下，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中央和和部长会议于1986年8月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暂停调水工程的设计工作，授权国家科委等单位组织对于开展水资源再分配的科学问题研究，进行全面经济和生态研究论证。随后几年，前苏联局势急转直下，到苏联解体后，大规模调水工程计划也就从此束之高阁。

2．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

自然与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生态学中称为胁迫（stress）。人类活动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工农业及生活污染物质对河流造成污染；（2）从河流、水库中超量引水，使得河流本身流量无法满足生态用水的最低需要；（3）通过对湖泊、河流滩地的围垦挤占水域面积以及上游毁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湖泊、河流的退化；（4）在河流的水库中，不适当地引入外来物种造成生物入侵，使乡土种消失和生态系统水平的退化；（5）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系统的胁迫。这是一种物理类的胁迫。

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然河流的渠道化，二是自然河流的非连续化。

所谓“河流渠道化”是指：（1）平面布置上的河流形态直线化。即将蜿蜒曲折的天然河流改造成直线或折线型的人工河流或人工河网。（2）河道横断面几何规则化。把自然河流的复杂形状变成梯形、矩形及弧形等规则几何断面。（3）河床材料的硬质化。渠道的边坡及河床采用混凝土、砌石等硬质材料。防洪工程的河流堤防和边坡护岸的迎水面也采用这些硬质材料。河流的渠道化改变了河流蜿蜒型的基本形态，急流、缓流、弯道及浅滩相间的格局消失，而横断面上的几何规则化，也改变了深潭、浅滩交错的形势，生境的异质性降低，水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生物群落多样性将随之降低，可能引起淡水生态系统退化。二是指自然河流的非连续化。筑坝是顺水流方向的河流非连续化。流动的河流变成了相对静止的人工湖，流速、水深、水温及水流边界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区内原来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统统淹没水底。陆生动物被迫迁徙。水库形成后也改变了原来河流营养盐输移转化的规律。由于水库截留河流的营养物质，气温较高时，促使藻类在水体表层大量繁殖，产生水华现象。藻类蔓延遮盖住大植物的生长使之萎缩，而死亡的藻类沉入水底，在那里腐烂的同时还消耗氧气。溶解氧含量低的水体会使水生生物“窒息而死”。由于水库的水深高于河流，在深水处阳光微弱，光合作用也弱，导致水库的生态系统比河流的生物生产量低，相对要脆弱，自我恢复能力弱。河流泥沙在水库淤积，而大坝以下清水下泄又加剧了对河道的冲蚀，这些变化都大幅度改变了生境。由于靠水库进行人工径流调节，改变了自然河流年内丰枯的水文周期规律，即改变了原来随水文周期变化形成脉冲式河流走廊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最后，众所周知，不设鱼道的大坝对于洄游鱼类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另一类非连续性是由于筑堤引起的。堤防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起防洪作用，另一方面又妨碍了汛期主流与岔流之间的沟通，阻止了水流的横向扩展，形成另一种侧向的水流非连续性。堤防把干流与滩地和洪泛区隔离，使岸边地带和洪泛区的栖息地发生改变。原来可能扩散到滩地和洪泛区的水、泥沙和营养物质，被限制在堤防以内的河道内。植被面积明显减少。鱼类无法进入滩地产卵和觅食，也失去了躲避风险的避难所。鱼类、无脊椎动物等大幅度减少，导致滩区和洪泛区的生态功能退化。

二、 河流生态恢复和生态工程学的定义

人们对于水利工程给河流生态系统带来的胁迫进行反思和总结以后，认为应该缓解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压力，对于各种胁迫因素给予补偿，恢复河流原有面貌，于是出现了“河流恢复”的概念和相应工程技术。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对于“河流恢复”有以下定义：“河流恢复是这样一种环境保护行动，其目的是促使河流系统恢复到较为自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河流系统具有可持续特征，并可提高生态系统价值和生物多样性。”（ASCE，2003）

河流生态恢复是生态工程学的一个分支。所谓生态工程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促进工程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1989年Mitsch 等对于“生态工程学”（Ecological engineering） 给出定义，Mitsch有时也使用 “生态技术”（Ecotechnology）一词。1993年美国科学院所主办的生态工程研讨会上根据Mitsch的建议，对“生态工程学”定义为：“将人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相结合，以达到双方受益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设计方法。”生态工程学的范围很广，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矿山、森林、土地及海岸等的生态建设问题。

1. 河流生态恢复的目标

在“河流生态恢复”的目标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表述，这些表述也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从过程、目标到相关措施都有很大的差别。对于河流生态恢复定义有以下主要表述：

“完全复原” (Full restoration， Cairns,1991)，定义为“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完全恢复到干扰前的状态”。完全复原首先是河流地貌学意义上的恢复，这就意味着拆除大坝和大部分人工设施以及恢复原有的河流蜿蜒性形态。然后，在物理系统恢复的基础上促进生物系统的恢复。

“修复”（Rehabilitation），定义为“部分地返回到生态系统受到干扰前的结构和功能”。

“增强”，（Enhancement，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2），定义为“环境质量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创造”，（Creation，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2），定义为“开发一个原来不存在的新的河流生态系统，形成新的河流地貌和河流生物群落”。

“自然化”（Naturalization，Rhoads and Herricks，1990）。“自然化”的出发点是，由于人类对于水资源的长期开发利用，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河流生态系统，而这个系统与原始的自然动态生态系统是不一致的。在承认人类对于水资源利用的必要性同时，强调要保护自然环境质量。通过河流地貌及生态多样性的恢复，达到建设一个具有河流地貌多样性和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动态稳定的、可以自我调节的河流系统。

对应不同的恢复目标，采取不同的措施。概括各种措施不外以下几种：（1）人工直接干预。 通过人工栽种植被，改变植被结构，引进某些生物以达到生态恢复的目标。（2）自然恢复。主要依靠生态系统自我设计、自我组织、自我修复和自我净化的功能，达到生态恢复目标。（3）增强恢复。是介于以上两种方法的中间路线。在初期的物质和能量的投入基础上，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过程和河流侵蚀与泥沙输移实现恢复目标。

上述几种恢复目标中，实现“创造”这种目标，主要靠人工直接干预。其余几种目标依靠增强恢复和自然恢复，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

2．各种恢复目标的异同

上述几种生态恢复目标存在着共同点。首先，都是从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确定恢复的着眼点是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表明，在一个淡水水域中，各类生物相生相克，形成了复杂的食物链（网）结构。一个物种类型丰富而数量又均衡的食物网结构，其抵抗外界干扰的承载力高，生态功能（如能量流动、物质循环、物种流动等）也会趋于完善和健康。其次，各种恢复目标都把生物群落多样性作为恢复程度的主要衡量标准，而不是仅仅恢复岸边植被或恢复某些单一物种。最后，从生物群落多样性与河流生境的统一性原理出发，都强调恢复工程要遵循河流地貌学原理。

至于几种恢复目标的差别，一些学者对于“完全恢复”这种目标提出置疑。到底恢复到什么历史时期的状况？几十年前抑或几百年年前？由于缺乏河流干扰前的地图、文字或其它图象等科学资料，所以弄清楚干扰前的河流状况是十分困难的。何况在近代社会人们在河流上已经建设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效益。闸坝、堤防、航道等这些基础设施已经成了河流恢复的重要约束条件。如果全面拆除大坝及各种水利设施以恢复河流的原始面貌，从经济分析和防洪安全观点看可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如上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拆除了180座小型水坝，占美国大坝总数0.23 ％。拆坝之举，同样在科学界引起争论。著名生态学家 Mitsch（2004）指出，回顾90年代在拆除大坝行动，“对于拆坝带来的影响方面科学研究论证很不充分，往往是零散片断地进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学院式’的方法而不是用整体式方法。比如一位科学家研究对于鱼类的影响，另一位科学家研究无脊椎动物，第三位可能去分析水样。”Hart (2002)批评说：“已往拆坝的科学论证工作是基于定性的观察而不是定性的测量。由于缺乏对于总体因素比如泥沙输移和水温等重要因素的全面分析，拆坝行动论证中对于拆坝的理由和造成的影响分析往往基于错误的假设。”

其次，对于“创造”一个新的河流生态系统，也有不同观点。不少学者主张，应该更多地依靠自然界的力量，依靠自然演替过程实现生态恢复的目标。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何况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成本要高得多。欧洲和日本的河流恢复实践大多倾向于在承认河流开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河流的生态恢复。在权衡满足经济社会需求与满足生态健康关系上，大体采取二者并重的立场。

三、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

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考虑河流生态恢复工程？首先，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要采取面对现实的态度，充分肯定水利工程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了防洪、供水、灌溉、发电和航运等目的，现在和将来，社会还离不开水利工程。如果在我国侈谈为恢复河流生态而大规模拆除大坝，将是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如果简单引用西方学者观点一概反对建坝，恐怕也失之偏颇。我们要承认水利工程为经济社会服务这个基本现实，在此基础上，研究河流生态恢复问题。同样，针对工程对生态系统的胁迫问题，也应该采取面对现实的科学态度，而不是回避的态度。要承认并且深入研究这些负面影响。新建水利工程需要在充分论证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基础上进行建设。对于新建和已建工程，要采取各种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和生物措施，尽可能减轻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压力，对于生态系统的胁迫给予补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河流原有的面貌。总之，应该提倡“趋利弊害”的原则，而不主张“因噎废食”的做法。

我国治水历史悠久，古籍记载的大禹治水约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说明中华民族大规模的治水活动至今已经有4000余年的历史。古往今来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包括筑坝、筑堤、裁弯取直、渠道化、人工河网化等，已经使我国众多的自然河流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我国有大量的古籍记载了历代治水的历史、对策，但是仍然缺乏大中型河流的包括生态状况的自然演变和人类活动的科学资料。在美国可以讨论河流恢复的目标是欧洲移民到达前河流未受干扰的状况，其实那不过是二、三百年前的历史，而对于我国来说，如果讨论恢复到干扰前的状况是完全缺乏科学基础的。退一步讲，即使讨论恢复到50年前大规模水利建设以前河流生态状态，在缺乏较完整的科学资料条件下，制定这样的生态恢复目标同样会遇到困难。我国河系的中下游地区，人口密集，土地利用高，为防洪目沿河筑堤，已经成为河流恢复的主要约束条件。大范围地调整河流地貌学特征，对于大中型河流来说余地已经不多。

综上所述，在我国对大中型河流生态“完全恢复”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在我国需要全面介绍发达国家提出的“河流恢复”的战略规划和经验，全面介绍西方各种学派对于河流恢复的认识。不可简单引用某一种学派的结论，照搬到我国的河流整治的实际中来。实际上，主张拆坝，实现“完全恢复”河流原貌的，仅是一种学派主张。西方各国也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河流恢复的目标，制定河流恢复的规划并进行设计和实施。

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研究我国河流保护问题。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从经济实力看，在我国多数地区还难于按照西方国家的高标准进行河流恢复建设。生态建设要进行经济分析，充分考虑投入产出关系，取得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在我国值得提倡的经济可行的技术路线是充分利用生态系统自我设计，自我组织的功能，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重点是减轻人为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包括强化治污和污水排放控制，保持最低生态需水量等。在此基础上研究河流恢复问题。在河流恢复工程中，在初期投入少量资金，建设必要的辅助人工措施，主要是河流自然形态的恢复和生物栖息地的构筑，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如果靠国家大量投资进行河流生态建设，力图“创造”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本质上说，这也是“改造自然”的一种新翻版。

总之，在我国河流恢复的目标不可能是返回到某种本来不清楚的原始状态，也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而是立足河流生态系统现状，积极创造条件，发挥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功能，使河流廊道生态系统逐步得到恢复，使其具有健康性和可持续性。按照我国的国情和治河经验，治河工程大多是综合治理，在我国现实可行的路线是，结合河流防洪、整治和城市水景观建设等工程项目，综合开展河流生态恢复建设。

重要的问题是水利工程建设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权衡社会经济需求与生态系统健康需求这二者关系方面，结合我国的情况，要改变水利工程建设的目的仅仅是为开发利用水资源这种单一目标，而是强调水利工程在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应兼顾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为此，就要需要吸收生态学知识，促进水利工程学与生态学的结合，改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法，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学，尽量减少对于生态系统的胁迫，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健康的需求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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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流 生态 恢复 胁迫 目标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水利工程与河流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在国际科技界和工程界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环境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河流生态恢复的理论与工程实践。本文介绍了国际上不同学派对于河流生态恢复的定义，讨论了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和规划河流生态恢复问题。

一、生态恢复的缘起

1. 历史简要回顾

在数百万年长期进化过程中，自然河流与周围的生物种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有序、动态稳定的河流生态系统，依据其自身规律良性运行。人类历史与自然河流历史相比要短暂得多。比如，据科学家估计长江形成的历史，应追溯到约3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强烈运动时期。而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与河流自然年代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这几千年人类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对于河流的进行了大量的人工改造。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利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对河流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利用，兴建了大量工程设施，改变了河流的地貌学特征。河流一百年的人工变化超过了数万年的自然演进。有学者估计，至今，全世界有大约60％的河流经过了人工改造，包括筑坝、筑堤、自然河道渠道化、裁弯取直等（Brookes，2001）。据统计，全世界坝高超过15米或库容超过300万立方米的大坝有45000座。其中大约40000座大坝是在1950年以后建设的。坝高超过150米或库容超过250亿立方米的大坝有305座。（ICOLD，2000）。建坝最多的国家依次为中国、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印度。

一方面，这些工程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却极大改变了河流自然演进的方向。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对于河流大规模的改造，造成了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同程度的退化。这种退化也降低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本来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恩赐因此而减少，这样反过来又损害了人类自身的利益。

人们开始反思水利工程的功过得失，特别是讨论水利水电工程对于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问题。70年代在西方国家就出现了反对建设大坝的观点和思潮，称大坝为“河流杀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一些拟建的水利水电工程由于受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致使计划终止。一些学者还进一步主张要拆除现存的大坝，还自然河流以本来面目。在9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小规模地拆除大坝，比如美国拆除了180座小型水坝，计划在2001年再拆除30座坝。

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在前苏联也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前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设大规模调水工程。至苏联解体为止，相继完成费尔干纳大灌渠（1939）、北克里木运河（1971）、卡霍夫主干渠（1979）和列宁－卡拉库姆运河（1980）等近百项规模不等的调水工程，主要分布在缺水的乌克兰、俄罗斯欧洲部分南部和中亚地区部分。调水线路总长6000多公里，年调水总量高达861亿立方米。到80年代中期，全国调水工程建设形成，更大的调水工程还在规划中。但是形势却发生了急剧逆转。1985年官方准许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调水工程，于是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关于调水工程合理性的大辩论。反对派的主要观点是调水工程存在着潜在的严重生态危机，而决策者和设计者对此问题评估不足。另外，反对派认为在经济上调水工程的是一种挥霍浪费。对于南方干旱地区可以靠工业节水和改造灌溉系统等多种途径解决缺水问题。反对派中许多作家和知名学者反对调水工程的另外理由是工程给俄罗斯北部的中世纪城市、教堂、寺庙等历史文化遗产带来损害。在这种形势下，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中央和和部长会议于1986年8月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暂停调水工程的设计工作，授权国家科委等单位组织对于开展水资源再分配的科学问题研究，进行全面经济和生态研究论证。随后几年，前苏联局势急转直下，到苏联解体后，大规模调水工程计划也就从此束之高阁。

2．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

自然与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生态学中称为胁迫（stress）。人类活动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工农业及生活污染物质对河流造成污染；（2）从河流、水库中超量引水，使得河流本身流量无法满足生态用水的最低需要；（3）通过对湖泊、河流滩地的围垦挤占水域面积以及上游毁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湖泊、河流的退化；（4）在河流的水库中，不适当地引入外来物种造成生物入侵，使乡土种消失和生态系统水平的退化；（5）水利工程对于生态系统的胁迫。这是一种物理类的胁迫。

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然河流的渠道化，二是自然河流的非连续化。

所谓“河流渠道化”是指：（1）平面布置上的河流形态直线化。即将蜿蜒曲折的天然河流改造成直线或折线型的人工河流或人工河网。（2）河道横断面几何规则化。把自然河流的复杂形状变成梯形、矩形及弧形等规则几何断面。（3）河床材料的硬质化。渠道的边坡及河床采用混凝土、砌石等硬质材料。防洪工程的河流堤防和边坡护岸的迎水面也采用这些硬质材料。河流的渠道化改变了河流蜿蜒型的基本形态，急流、缓流、弯道及浅滩相间的格局消失，而横断面上的几何规则化，也改变了深潭、浅滩交错的形势，生境的异质性降低，水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生物群落多样性将随之降低，可能引起淡水生态系统退化。二是指自然河流的非连续化。筑坝是顺水流方向的河流非连续化。流动的河流变成了相对静止的人工湖，流速、水深、水温及水流边界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区内原来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统统淹没水底。陆生动物被迫迁徙。水库形成后也改变了原来河流营养盐输移转化的规律。由于水库截留河流的营养物质，气温较高时，促使藻类在水体表层大量繁殖，产生水华现象。藻类蔓延遮盖住大植物的生长使之萎缩，而死亡的藻类沉入水底，在那里腐烂的同时还消耗氧气。溶解氧含量低的水体会使水生生物“窒息而死”。由于水库的水深高于河流，在深水处阳光微弱，光合作用也弱，导致水库的生态系统比河流的生物生产量低，相对要脆弱，自我恢复能力弱。河流泥沙在水库淤积，而大坝以下清水下泄又加剧了对河道的冲蚀，这些变化都大幅度改变了生境。由于靠水库进行人工径流调节，改变了自然河流年内丰枯的水文周期规律，即改变了原来随水文周期变化形成脉冲式河流走廊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最后，众所周知，不设鱼道的大坝对于洄游鱼类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另一类非连续性是由于筑堤引起的。堤防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起防洪作用，另一方面又妨碍了汛期主流与岔流之间的沟通，阻止了水流的横向扩展，形成另一种侧向的水流非连续性。堤防把干流与滩地和洪泛区隔离，使岸边地带和洪泛区的栖息地发生改变。原来可能扩散到滩地和洪泛区的水、泥沙和营养物质，被限制在堤防以内的河道内。植被面积明显减少。鱼类无法进入滩地产卵和觅食，也失去了躲避风险的避难所。鱼类、无脊椎动物等大幅度减少，导致滩区和洪泛区的生态功能退化。 二、 河流生态恢复和生态工程学的定义

人们对于水利工程给河流生态系统带来的胁迫进行反思和总结以后，认为应该缓解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压力，对于各种胁迫因素给予补偿，恢复河流原有面貌，于是出现了“河流恢复”的概念和相应工程技术。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对于“河流恢复”有以下定义：“河流恢复是这样一种环境保护行动，其目的是促使河流系统恢复到较为自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河流系统具有可持续特征，并可提高生态系统价值和生物多样性。”（ASCE，2003）

河流生态恢复是生态工程学的一个分支。所谓生态工程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促进工程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1989年Mitsch 等对于“生态工程学”（Ecological engineering） 给出定义，Mitsch有时也使用 “生态技术”（Ecotechnology）一词。1993年美国科学院所主办的生态工程研讨会上根据Mitsch的建议，对“生态工程学”定义为：“将人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相结合，以达到双方受益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设计方法。”生态工程学的范围很广，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矿山、森林、土地及海岸等的生态建设问题。

1. 河流生态恢复的目标

在“河流生态恢复”的目标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表述，这些表述也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从过程、目标到相关措施都有很大的差别。对于河流生态恢复定义有以下主要表述：

“完全复原” (Full restoration， Cairns，1991)，定义为“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完全恢复到干扰前的状态”。完全复原首先是河流地貌学意义上的恢复，这就意味着拆除大坝和大部分人工设施以及恢复原有的河流蜿蜒性形态。然后，在物理系统恢复的基础上促进生物系统的恢复。

“修复”（Rehabilitation），定义为“部分地返回到生态系统受到干扰前的结构和功能”。

“增强”，（Enhancement，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2），定义为“环境质量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创造”，（Creation，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2），定义为“开发一个原来不存在的新的河流生态系统，形成新的河流地貌和河流生物群落”。

“自然化”（Naturalization，Rhoads and Herricks，1990）。“自然化”的出发点是，由于人类对于水资源的长期开发利用，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河流生态系统，而这个系统与原始的自然动态生态系统是不一致的。在承认人类对于水资源利用的必要性同时，强调要保护自然环境质量。通过河流地貌及生态多样性的恢复，达到建设一个具有河流地貌多样性和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动态稳定的、可以自我调节的河流系统。

对应不同的恢复目标，采取不同的措施。概括各种措施不外以下几种：（1）人工直接干预。 通过人工栽种植被，改变植被结构，引进某些生物以达到生态恢复的目标。（2）自然恢复。主要依靠生态系统自我设计、自我组织、自我修复和自我净化的功能，达到生态恢复目标。（3）增强恢复。是介于以上两种方法的中间路线。在初期的物质和能量的投入基础上，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过程和河流侵蚀与泥沙输移实现恢复目标。

上述几种恢复目标中，实现“创造”这种目标，主要靠人工直接干预。其余几种目标依靠增强恢复和自然恢复，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

2．各种恢复目标的异同

上述几种生态恢复目标存在着共同点。首先，都是从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确定恢复的着眼点是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表明，在一个淡水水域中，各类生物相生相克，形成了复杂的食物链（网）结构。一个物种类型丰富而数量又均衡的食物网结构，其抵抗外界干扰的承载力高，生态功能（如能量流动、物质循环、物种流动等）也会趋于完善和健康。其次，各种恢复目标都把生物群落多样性作为恢复程度的主要衡量标准，而不是仅仅恢复岸边植被或恢复某些单一物种。最后，从生物群落多样性与河流生境的统一性原理出发，都强调恢复工程要遵循河流地貌学原理。

至于几种恢复目标的差别，一些学者对于“完全恢复”这种目标提出置疑。到底恢复到什么历史时期的状况？几十年前抑或几百年年前？由于缺乏河流干扰前的地图、文字或其它图象等科学资料，所以弄清楚干扰前的河流状况是十分困难的。何况在近代社会人们在河流上已经建设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效益。闸坝、堤防、航道等这些基础设施已经成了河流恢复的重要约束条件。如果全面拆除大坝及各种水利设施以恢复河流的原始面貌，从经济分析和防洪安全观点看可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如上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拆除了180座小型水坝，占美国大坝总数0.23 ％。拆坝之举，同样在科学界引起争论。著名生态学家 Mitsch（2004）指出，回顾90年代在拆除大坝行动，“对于拆坝带来的影响方面科学研究论证很不充分，往往是零散片断地进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学院式’的方法而不是用整体式方法。比如一位科学家研究对于鱼类的影响，另一位科学家研究无脊椎动物，第三位可能去分析水样。”Hart (2002)批评说：“已往拆坝的科学论证工作是基于定性的观察而不是定性的测量。由于缺乏对于总体因素比如泥沙输移和水温等重要因素的全面分析，拆坝行动论证中对于拆坝的理由和造成的影响分析往往基于错误的假设。”

其次，对于“创造”一个新的河流生态系统，也有不同观点。不少学者主张，应该更多地依靠自然界的力量，依靠自然演替过程实现生态恢复的目标。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何况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成本要高得多。欧洲和日本的河流恢复实践大多倾向于在承认河流开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河流的生态恢复。在权衡满足经济社会需求与满足生态健康关系上，大体采取二者并重的立场。

三、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

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考虑河流生态恢复工程？首先，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要采取面对现实的态度，充分肯定水利工程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了防洪、供水、灌溉、发电和航运等目的，现在和将来，社会还离不开水利工程。如果在我国侈谈为恢复河流生态而大规模拆除大坝，将是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如果简单引用西方学者观点一概反对建坝，恐怕也失之偏颇。我们要承认水利工程为经济社会服务这个基本现实，在此基础上，研究河流生态恢复问题。同样，针对工程对生态系统的胁迫问题，也应该采取面对现实的科学态度，而不是回避的态度。要承认并且深入研究这些负面影响。新建水利工程需要在充分论证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基础上进行建设。对于新建和已建工程，要采取各种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和生物措施，尽可能减轻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压力，对于生态系统的胁迫给予补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河流原有的面貌。总之，应该提倡“趋利弊害”的原则，而不主张“因噎废食”的做法。

我国治水历史悠久，古籍记载的大禹治水约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说明中华民族大规模的治水活动至今已经有4000余年的历史。古往今来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包括筑坝、筑堤、裁弯取直、渠道化、人工河网化等，已经使我国众多的自然河流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我国有大量的古籍记载了历代治水的历史、对策，但是仍然缺乏大中型河流的包括生态状况的自然演变和人类活动的科学资料。在美国可以讨论河流恢复的目标是欧洲移民到达前河流未受干扰的状况，其实那不过是二、三百年前的历史，而对于我国来说，如果讨论恢复到干扰前的状况是完全缺乏科学基础的。退一步讲，即使讨论恢复到50年前大规模水利建设以前河流生态状态，在缺乏较完整的科学资料条件下，制定这样的生态恢复目标同样会遇到困难。我国河系的中下游地区，人口密集，土地利用高，为防洪目沿河筑堤，已经成为河流恢复的主要约束条件。大范围地调整河流地貌学特征，对于大中型河流来说余地已经不多。

综上所述，在我国对大中型河流生态“完全恢复”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在我国需要全面介绍发达国家提出的“河流恢复”的战略规划和经验，全面介绍西方各种学派对于河流恢复的认识。不可简单引用某一种学派的结论，照搬到我国的河流整治的实际中来。实际上，主张拆坝，实现“完全恢复”河流原貌的，仅是一种学派主张。西方各国也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河流恢复的目标，制定河流恢复的规划并进行设计和实施。

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研究我国河流保护问题。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从经济实力看，在我国多数地区还难于按照西方国家的高标准进行河流恢复建设。生态建设要进行经济分析，充分考虑投入产出关系，取得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在我国值得提倡的经济可行的技术路线是充分利用生态系统自我设计，自我组织的功能，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重点是减轻人为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包括强化治污和污水排放控制，保持最低生态需水量等。在此基础上研究河流恢复问题。在河流恢复工程中，在初期投入少量资金，建设必要的辅助人工措施，主要是河流自然形态的恢复和生物栖息地的构筑，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如果靠国家大量投资进行河流生态建设，力图“创造”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本质上说，这也是“改造自然”的一种新翻版。

总之，在我国河流恢复的目标不可能是返回到某种本来不清楚的原始状态，也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而是立足河流生态系统现状，积极创造条件，发挥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功能，使河流廊道生态系统逐步得到恢复，使其具有健康性和可持续性。按照我国的国情和治河经验，治河工程大多是综合治理，在我国现实可行的路线是，结合河流防洪、整治和城市水景观建设等工程项目，综合开展河流生态恢复建设。

重要的问题是水利工程建设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权衡社会经济需求与生态系统健康需求这二者关系方面，结合我国的情况，要改变水利工程建设的目的仅仅是为开发利用水资源这种单一目标，而是强调水利工程在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应兼顾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为此，就要需要吸收生态学知识，促进水利工程学与生态学的结合，改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法，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学，尽量减少对于生态系统的胁迫，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健康的需求问题。

参考文献

ASCE River Restoration Subcommittee on Urban Stream Restoration，Urban stream

Restoration，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SCE ， July 2003， pp 491-493

Brookes ， A.， Shields， F. D.， River Channel Restoratio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Projects，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England， 200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estora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s，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1992.

Hart， D. D. and N. L. Poff， eds. . Dam removal and river restoration: special

section. BioScience 52:653-747， 2002.

董哲仁， 生态水工学的理论框架， 水利学报， 2003年第1期P1-6

董哲仁，河流形态多样性与生物群落多样性，水利学报，2003年第11期，P1-7

董哲仁，水利工程对生态系统的胁迫，水利水电技术，2003年7期，P1-5

董哲仁，河流治理生态工程学的发展沿革与趋势，水利水电技术，2004年第1期，P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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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环保部和中科院共同主持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TEEB）行动方案》已顺利通过专家论证，该方案规划了近3年的目标，制定了六方面22项行动。这些行动将在2015年开展多个试点，试图梳理绿色GDP核算与TEEB的关系，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政策前期研究，将TEEB的理论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评估中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1月21至22日，由中国环境保护部（ME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办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利益相关方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了这样一些重要的信息。

TEEB带来的动力

越南北部湾地区有片保护形态很好的红树林，红树林具有防浪护堤、渔产养殖、保护当地物种栖息地的重要作用。当时越南想在这片红树林旁修建码头，通过TEEB核算，将修建码头需要投入的钱、红树林每年产生的效益进行比较。第一个方面是防浪固滩，如果把红树林砍掉，海浪来袭会产生多大的损失。第二个方面是红树林带来的生态效益，包括为养殖业、捕捞业每年会产生多大效益。最后将码头建成后每年的收益进行比较;同时考虑修建码头投入的资金、每年的维修费用以及码头运营得来的收入最后得到一个总的数值。测算结果发现，如果不破坏红树林产生的效益远远高于码头收益，因此修建码头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所长/首席专家李俊生在会上举了这样的例子向大家解释TEEB在改进政府环境决策方面的作用。

据悉，TEEB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的一项倡议，其目的是使利益相关方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通过转变发展模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融入社会主流。TEEB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物多样学的经济学为基础，为政策决策者，私营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系统保护提供了动力，并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和脱贫的工具和指南。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启动了TEEB国家进程。

“计算生态补偿资金，不仅可以让企业交钱交得明白，也让政府收钱收得有依据，”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尚在介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时这样表示。在针对不同生态系统的TEEB实践的分享和讨论中，森林/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生态服务功能与特性，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状况分别需要采取不同的评估体系和解决方案。

事实上，TEEB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还将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资源有偿使用办法以及独立于GDP的生态资本核算体系的制定，将生物多样性评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和决策途径。我国目前已充分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情况只有通过价值化而不是简单的定性分析，才能为政绩考核提供依据。“如果可以在官员任职时和离任时分别做一次TEEB评估，看看最后是盈利还是亏损，作为当地环境保护情况的考核参考，才会督促官员在任期间保护该地区的环境和生态系统，”李俊生认为。

TEEB亟需利益相关方参与

欧洲国家在TEEB行动中具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德国正在编撰或已经完成：《自然资产与农村发展》/《城市生态资产与人类健康》/《自然资产与气候保护》/《自然资产总和报告――共赢与矛盾》。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BFN）的Lennart Kümper-Schlake在讲话中认为，生态系统评估的科学已发展得非常成熟，连接科学和政策的机制有机可循，自然不仅仅指的是自然资本更多的是自然价值，将这个价值纳入决策中，即主流化，目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保护区的重要性和价值，因此，如何推动决策者和公众的参与仍然是一大挑战，各国的TEEB行动中亟需发动大家的共同参与。他介绍了一些国家的经验，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针对国家议题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地方层面至国家层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张凤春也分享了中国TEEB中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机制：环保部和中科院发起的，由数家单位和部门共同组成，通过技术和政策的支撑，最后落实到地方和中国政府;资金上有TEEB China资金支撑，有中国政府（MEP）、地方政府、挪威、德国BFN、研究机构、其他资源，并建立顾问专家组（院士）、技术专家组（知名专家）、项目协调组为基础的技术支持协调体系：以生多履约协调组成员、地方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专家（独立专家）、企业、经济和统计专家、国际机构与专家组成的合作伙伴;最终将考虑到县政府需求;具有典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社会经济具有代表性;有数据基础;具有推广潜力等选择示范点，推动地方的执行以及在全国的示范性。

以TEEB为参考，创新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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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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