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融行业前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养老金融行业前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RUILIANAUSTRALIAPTYLTD，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7005）

摘　要：澳大利亚养老基金规模庞大具有海外投资的优势。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固，随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和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加上沪港通的正式启动，澳洲养老基金投资迎来了与中国合作的良好时机。在利弊共存的澳洲养老金海外投资路上，澳洲与中国金融机构的合作前景值得期待。

关键词 ：养老管理基金；投资；创新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268-01

一、澳大利亚养老金定义及投资现状

澳大利亚养老金体系主要有三部分组成，超级年金、管理基金和政府补贴。其中，管理基金又称信托投资，它是将投资人的资金由专业机构进行管理投资使养老基金增值的一种投资形式，其投资方式包含股票、债券、房地产和货币投资。

根据澳洲税务局2015年上半年统计结果，澳洲目前管理基金规模正在逐渐扩大，总资产价值已超过49.5亿澳元。海外投资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并且其投资方式主要以股票与房地产为主。

截至目前已有多家澳洲大型金融服务公司开展海外合作，包括安保集团（AMPLimited）和澳大利亚投资咨询公司（AzureCapital）等，他们都将眼光放到了亚洲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人群中，特别是中国，预计这一新兴阶层将在未来花费数千亿来购买保险、投资等金融产品。

二、澳大利亚养老金投资回报

据SuperRatings数据显示，澳洲养老管理基金在2014年取得7.5%的高回报率。高回报主要是受到了澳洲经济回温的作用，同时世界经济市场的推动也不容小觑。

中国作为澳大利亚养老金的海外投资国之一，其政治形势愈加稳固，随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沪港通的正式启动，澳洲商业投资迎来了与中国合作的良机。

安保集团在2014年以2.4亿澳元收购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9%的股权，自此安保集团与该公司的互利共赢模式又向前迈进一大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指出，今后几年中国中产阶段预计将达7.5亿人，他们对保险、投资产品、财务规划及高级金融服务的需求已整体提升。中国的基金行业总价值在2014年底已达到8000亿澳元，并预计在2017年将上升至1.5万亿澳元。安保集团的投资基金安保资本中国成长基金创下了投资回报率55.36%的优异表现。安保集团进军了快速增长中的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无疑获益匪浅，被投资的养老基金也可获得高额回报。

三、澳洲养老金机构与中国金融机构进行合作的利弊

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以及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加快构建，中国市场坚实的经济基本面、巨大的增长潜力和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营造出的良好投资氛围，时刻被澳洲投资机构所关注。

同时，沪港通的正式启动也进一步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股票市场自此进入新一轮牛市。这对于利用澳洲养老金投资中国股市的澳洲金融机构无疑是一利好消息。中国股市指数的攀升与澳洲养老金的投资回报息息相关。

中国住房市场兴起多年，其房贷规模也在逐渐扩大，澳洲养老基金投资机构也着手于开拓中国房地产市场。麦格理银行（Macquarie）的中国地产基金和安保集团的环球基金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开发上海房地产，且他们都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充满信心。麦格理银行更是早在20年前就在上海成立麦格理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上海房地产市场，收益颇丰。

另外，中国还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使外资的流入规模始终维持在较高且受保护的水平。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正在加速与国际市场融合，并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但不少海外投资机构仍然存在些许担忧。

2015年初，澳洲AzureCapital与华夏基金达成协议将共建基金投资中国股市。公司董事SimonPrice就曾表示，他们最担忧的是中国市场缺乏透明度和信息是否可靠，再加上中国市场信息量庞大而繁杂，所以一个专业的本地合作伙伴是必须的，这也是他们与华夏基金合作的原因。

最近，中国股指大跌，跌幅触及8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可见，中国股市仍然不够稳定，安保集团亚洲证券部主管PatrickHo就表示，沪港通刚启动的几个月股市不够稳定，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吸引更多外国机构性投资者来降低国内股市的波动性水平。因此，澳洲养老金投资机构与中国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机遇与风险需权衡。

四、澳洲养老金的投资前景

澳洲委员会东亚发展市场总经理凌德智指出，以中澳自贸协定签署为契机以及中国开放市场的诸多举措，澳洲银行保险企业、证券基金公司等正面临新的机遇，这也为澳洲养老金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澳国民银行、西太银行、澳新银行、联邦银行、安保集团、邦联集团等澳大利亚的大型金融机构均希望开拓中国市场，而这些金融机构每家都掌管着数百亿澳元的养老管理基金。

随着澳洲和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以及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这些立竿见影的利好都预示着澳洲投资的机遇将更加广阔，澳洲养老金机构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的氛围将会更好。

参考文献：

[1]匡林.国外养老金如何投资?[J].齐鲁周刊，2015（11）：32-33.

[2]苏国.澳大利亚养老服务体系考察报告[J].中国初级卫生保

篇2

上世纪末，科技股泡沫破裂引发股灾，美国道琼斯指数曾于2002年最低下探7000点；2008年，那场始于美国的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道指在2009年3月创下了10年新低，但也是在跌至7000点左右开始收住下探的脚步。

7000点上下似乎成了美国股市坚不可摧的“铁底”。

股灾冲击、金融海啸席卷，道指却为何没有直落山涧，总能坚强地挺在半山腰？

更令人称奇的是，今年3月5日，道指又突破了2007年10月创下的14198点的历史最高点，再创新高。

反观美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陷于停顿，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欧债危机、财政悬崖、债务上限等等不断袭扰。但美国股市却为何能如此强势，一路高歌？

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近年来仍保持年8%以上的增速，但中国股市却“熊冠全球”——自2007年底沪综指从6000多点跌落后，近6年来始终在2000点上下徘徊。不仅被道指远远甩在了后边，甚至为全球股指垫底。

美国股市为何会有“铁底”现象？

……

美股“地质图谱”

带着这些问题，养老金融专家、中国人寿养老保险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刘云龙对美国股市的“地质图谱”——即股市的投资者构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发现，原来美国股市有一根“定海神针”，那就是养老基金。

刘云龙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大资金细分为7大“地层”，逐层描绘出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地质图谱”：

第一层是投资的存续时间最长的养老金；

第二层是投资存续时间稍短于养老金的保险资金；

第三层是投资存续时间较短的共同基金（不过由于大部分养老金是借道共同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这也就使得本来作为短期资金汇集的共同基金，其投资存续平均时间被拉长，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了）；

第四层是投资存续时间略短于保险金的信托基金；

第五层是投资存续时间略短于信托基金的产业资本；

第六层是投资存续时间更短的商业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第七层是随波逐浪、来去不定、快进快出的超短期资金。

相比之下，刘云龙研究中国股市后相应得出的“地质图谱”结构则要简单的多，基本只能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产业资本，第二层是保险及养老金，第三层是热钱和散户。

对比中美两国资本市场“地质图谱”就会发现，美国的资本市场是“金字塔形”的，庞大的长期资本沉睡地层，成为金字塔牢固的地基。

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漏斗形”的，短炒资金规模庞大。在国际上投资存续期相对较短的产业资本，都已经算得上我国资本市场的“保驾护航者”，事实上也是中国股市的价值发现者和抄底逃顶的“先知先觉者”。

当危机来临，不管在哪国资本市场，最先“出逃”的都是超短期和短期资金，其他层级的承受能力则逐级递增。

但不同的是，当金融飓风来袭，中国股市的各路资金总是争先恐后“集体出逃”，后果是显见的——没有“顶梁柱”的股市在飓风中只能轰然倒塌。

而美国市场的养老金、保险资金养老金投资的共同基金，则30年来与股市始终相濡以沫，遇到再大的风浪也不离不弃。

最终就形成了美国股市的“铁底”现象：当金融浪潮将相对短期的市场资金裹挟殆尽的时候，资本市场的“基石”养老基金依然岿然不动，于是跌无可跌的市场就止跌回升了。

“有秉持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养老基金撑腰，美国股市才能在历次危机中都屹立不倒，并在危机后迅速恢复。”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一份名为《美国养老金体系与资本市场》的研究报告这样分析。

相濡以沫30年

过去的30年，美国股市与养老体系同步实现了非凡成长，二者互为因果，形成了良性互动。

私人养老金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入股市，才造就了美国股市的今天。对于美国养老金体系与股市结合的过程，刘云龙在《养老金帝国》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美国的金融史总是安排得如此巧妙和诡异：

1973年12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应声下跌，1973-1974年的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双双下跌超过40%。就在1974年，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即ERISA法案）获得通过，于是伟大的个人退休金账户（即IRAs计划）得以诞生。

也是1974年，美国《国内税收收入法案》，开始对养老金投资收益给予免税的优惠政策。

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为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蒙上了更大的阴影，人们对经济前景一片悲观。同样是在1978年，美国新的《国内税收收入法案》得到通过，其第401条K项条款规定，政府为私人企业和雇员缴纳的养老金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相比1974年的ERISA法案，后者税收优惠政策力度更大，对缴费和投资收益都给予了免税的优惠……”

经历了这两个阶段的“筑坝蓄水”之后，1981年，“401K”计划正式与IRA联袂登台，成为美国补充养老保险体系的两朵“铿锵玫瑰”。

此后，自1982年起，美国的养老金体系便开始向资本市场“开闸放水”。

从1982至2007年，有了“源头活水”的美国股市，其道琼斯指数在25年间上涨14倍，从1000点上涨到14198点。而这期间美国的GDP涨幅只有4倍，从4万亿到16万亿。

“不能不说，这期间，养老金是美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的第一功臣。”刘云龙指出。

数据显示，最近10年，美国私人养老金体系年均净流入共同基金的资金规模为1238亿美元，这成为推动共同基金业持续成长的不竭动力，也极大地稳定了市场信心。即使在2008年遭遇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养老金净流入共同基金的资金仍保持正值。这正是美国股市遭遇重创之后能够快速反弹的内在原因。

而高速发展的美国股市也给其养老金体系带来了不菲的回报，实现了其资产跨越式增长。

同样是在近30年间、美国GDP只增长了4倍的背景下，其养老金资产却增长了20倍。

从1981年到2011年，美国养老金资产从1.1万亿美元增长到21万亿美元，增长近20倍。其中，美国联邦社保基金资产为2.6万亿美元，私人养老金资产为18.2万亿美元，养老金总资产为20.8万亿美元，约合130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目，相当于中、日、德、英、意、法6个国家2011年GDP的总和。甚至美国养老金资产也超过了2011年美国GDP的15.1万亿美元、银行业资产的14.0万亿美元以及股票总市值的17.8万亿美元。

资料显示，随着私人养老金规模的不断放大，其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2011年美国私人养老金资产的18.2万亿美元中，大约有50%的资金即9万亿美元直接投资美国股市。

长期资本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实施的“长期资本战略”、“美国强大战略”（即强大的美元、强大的美军、强大的华尔街、强大的技术）——前者是后者的战略基础。两大战略的实施，不但帮助美国走出“滞胀”困境，而且推动华尔街强势发展。

同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养老金革命”和“金融革命”，几乎同样采取“长期资本战略”，带领英国走出了“英国病”困境，顺利实现从“工业立国”、“贸易立国”到“金融立国”的战略转型。伦敦金融城也因此再度繁荣，成为与华尔街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英国金融甚至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

“一旦养老金长期资本稳健入市，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养老体系的共同发展也将无可限量。”多位养老金融专家这样指出。

首先，养老体系资金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不仅能够为资本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资金，而且这种长期资金的沉淀性和增量性都很强，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能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正如美国股市的养老金长期资本，30年来与股市始终相濡以沫，遇到再大的风浪也不离不弃，屡次从危机中将美国股市托起。

其次，养老体系入市对于改变市场资金结构、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以及培育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也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中，除了社保基金外，主要由产业资本和短期资金两股力量把持市场，短炒盛行。未来一旦养老金入市，其巨大的体量和长期投资的理念，将会在力量和价值观念上影响中国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非常艰难，这被归结为当前市场中几大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

“在此情况下，养老金入市正是要用新的利益主体去制约旧有利益集团。因为养老体系一旦入市，这股力量强大而独立，将给我国资本市场戴上‘紧箍咒’。”刘云龙指出。

从更深层次看，眼下全世界都觉得中国现在不缺钱，但中国不缺的只是货币和流动性。事实上，唯有长期投资能够推动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可我们的长期资本恰恰是非常匮乏的。

篇3

本刊：在红木家具行业，有很多企业家通过多年经营经验，认为股市行情的变化可以作为红木家具行业前景变化的一个可靠参考信号。比如，股市从2007年10月的6124.04直跌到2008年10月的1664.92点，也恰好是红木家具行业从“一夜爆红”到“大地震”的过程，你认为这种判断是否成立？

张荣飞：首先，我认为股市行情变化与红木家具行业行情变化具备一定的关联性。这主要取决于红木家具自身的某些特殊属性，迄今为止，使用功能依然是红木家具的首要功能，其审美功能、保值升值功能都是排在使用价值之后的。既然是家具，那就需要陈设于建筑居室之内。而股市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恰好是相向的，房地产行业越好的时候，股市也是向上发展的。作为房地产行业产业链下游的红木家具行业，发展自然也能受较积极的影响。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

本刊：将股市行业看做一个对行业发展有前瞻性的参照物，这种现象在别的行业多不多？在其他行业中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参考价值？

张荣飞：股市是一个较能反应出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它对很多行业而言，都具备一些在战略决策或者风险躲避方面的参考价值。但根据行业特性的不同，并不是所有行业都与股票行情相向。比如向邮币卡行业、艺术品收藏行业、珠宝行业等在股市消极的时期，却呈现出较强劲的发展势头。

本刊：当前红木家具行业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在发展方向上，有些许不明朗。请您从股市行情发展的角度谈谈红木家具行业现在潜藏的危机，以及未来市场好转的可能性时间点？

张荣飞：股市行情一般分为震荡向上、震荡向下与震荡横盘三种局势，未来时间内，会逐渐向震荡向上的趋势发展，但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个过程会较为漫长。到2013年9月以后，将会引来一个较为平稳良好的发展时期。原因首先是政府会在打动内需方面出台一些引导性政策，以此缓解劳动力、就业、物价压力，进而激活股市；其次，养老金入市势在必行。股票市场和养老金之间可以实现共赢，互有需求，相互促进。一方面养老金入市，有助于提升股市信心，也可以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第三，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而言，经济也需要近两年时间完成调整再发展。就潜藏危险而言，就要看行业内企业的资金结构，如果企业贷款份额较大的话，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篇4

关键词：以房养老；老龄化；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87-02

以房养老又称倒按揭，最初起源于荷兰，以美国发展得最为成熟完善，后扩延至澳大利亚、日本、法国、中国香港等地，在国际社会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养老模式，在实践中又衍生出以房换养，租房养老，大房换小房等新形式，但都是以房产为依托。我国自2006年才引入“以房养老”的概念，作为一种新的养老金筹资方式，在未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以房养老的运作机制分析

一个完整的以房养老运行机制离不开借款老人、银行、保险公司、中介机构、物业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政府监管部门的共同参与，各个参与主体缺一不可，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保证倒按揭市场的正常运行。

1.老年人与社保经办机构签订委托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社保经办机构代为办理住房反抵押贷款，老年人可直接从社保经办机构领取贷款，作为补充养老金。老人对金融业务的了解是不完整的，相对于专业的金融机构在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由社保经办机构代为办理，以组织化的力量申请贷款，谈判议价能力提高，利于维护老年人的利益。银行与社保经办机构做批量交易，比与一个个老人做单独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且增加了交易量，获得规模效益。在开展这项业务初期，互信缺乏，社保经办机构是政府的办事机构，对银行和老年人来说具有公信力，更可信，促进以房养老的发展。

2.社保机构组织相关材料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由第三方房产评估机构对老年人的房屋估值，人寿保险公司预期老人的寿命。银行根据估值、预期寿命、利率等其他因素，确定适宜的贷款额度，签订合同。银行应根据房产价值的不同推出不同的住房反抵押贷款品种。

3.由于这项业务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面临更多的风险，合同双方都应该购买保险，由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担保。保证风险来临时，弥补一部分损失。老人的房产是其唯一的大宗财富，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差，必须谨慎操作。

4.合同执行期间，老人应委托物业公司负责维护房屋，使房屋的正常使用价值不受损，收回后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流通。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收回的房屋破败不堪，或房屋贬值，银行的预期收益就无法实现。

5.资产管理公司负责营运收回的房屋，取得自己的收益后，剩下的就用来偿还贷款，营运房屋不是银行和老人的强项，交给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更利于房产的保值增值。

6.专业咨询机构为各方提供信息服务。在市场中交易双方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不能完全掌握老人的工作经历、健康、房屋状况等，老人也不能对金融机构的业绩、信誉、潜力等了如指掌，这可能会给双方都带来损失，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强交易双方的互信、互利、互惠。在决策前接受专业咨询服务，综合多种信息，消除决策的盲目性。

7.政府负责监管整个业务流程。监管不仅指制定法律规范，还要有日常的监管，定期的检查，或受理投诉，调解纠纷等，只有每一个环节都规范化，才能保证整个运行机制的健康、有序运转。监管不是阻碍金融机构的创新和积极性的发挥，监管的权力要在适度的范围内，目的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二、以房养老的制约因素分析

1.传统观念的阻碍。房屋是大宗不动产，传统上是要作为遗产由子女继承的。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很强，亲人之间负有终身的责任。父母也总希望给子女留下一笔财富，这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而西方人崇尚独立自主、个人主义，父母注意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子女成年后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他们基本没有由子女养老的概念，主要依靠社会和自己养老。子女也不要求从父母那里继承房产，老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处置房产。

2.政策法规缺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房屋抵押过程有银行、保险公司、中介机构等多个主体参与，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规范操作流程，调整利益关系，解决纠纷。

3.房价不稳、寿命、道德等风险因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历史很短，最近十年却空前繁荣，房价持续上涨，远高于多数家庭经济能力，明显有“房价泡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倒按揭是以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为前提的，上涨会损害借款人的利益，下跌会让金融机构亏损。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政府未来如何调控尚不明朗，这会让金融机构望而却步。另外，合同的期限取决于借款人的预期寿命，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不可能准确预测借款人的寿命，这就存在逆向选择的风险。合同期限越长，金融机构面对的风险越大，如不能获得预期的效益，金融机构是不会涉足的。

4.二手房产市场发展滞后。我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一级市场空前繁荣，二级市场却相对冷清和无序。由于借款人抵押的房产都是二手房，要开展倒按揭业务，先要有一个健全的二级市场，保证金融机构待借款人过世后收回的房产可以顺利流通，保值增值。我国的城镇化尚未完成，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是存在的，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买新房，可以预测二手房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后，要积极促进一级和二级市场的协调发展和规范化。

5.我国的房屋产权只有70年，70年之后怎么办，政府没有给出确切的解释。这让贷款机构顾虑重重，因为很多房屋的产权剩下的期限有限，如没有及时出手，投入的资本可能血本无归。另外，我国的建筑物平均寿命偏短，只有30年。且房屋的质量普遍不高，最后贷款机构收回的房屋可能已经破败不堪，无法在市场上流通。且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很随意，一旦住宅区的规划改变就会带来经济利益纠纷。

三、我国政府适度建设性介入以房养老的思路

以房养老是刚引入的舶来品，社会公众不甚了解，金融机构也表现得很谨慎，政府也没有全国性统一政策。目前多是学界的提倡和局部地区有限的试行，而京、沪、宁等地的试行并不成功，没有发展为可借鉴推广的模式，说明在当下我国推行以房养老还是有诸多困难的。因此，需要政府积极介入，培养起这个市场，也只有政府有这个能力。当然，坚持政府主导也不排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1.由社保经办机构代办，不以营利为目的。以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服务机构为中心的运作机制，现实中不易落实，金融机构毕竟是营利性的，他们关注的是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可能会损害借款人的利益。老年人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对倒按揭也不尽了解，金融机构占有信息优势。由社保经办机构代办，可以维护老年人的利益，兼顾收益性和公益性。

2.制定行业标准，指定审批一部分金融机构办理。如美国是指定了6家企业从事，新加坡则是由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和华侨银行开办，有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没有完全放开搞自由竞争。政府对开展此业务的金融机构要进行必要的审批，获得资质后才能进入这一市场。

3.宣传引导，取得社会理解支持。美国自60年代推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起初并没有引起市场的热捧，联邦政府一直不遗余力进行宣传推广，至80年代才被老年人普遍接受。在我国，倒按揭还是一个新鲜事物，金融界和社会大众才刚开始接触，不甚了解，信心不足，需要政府大力宣传解释，消除社会上的犹豫和观望。

4.提供政策法律的支持。美国政府颁布实施了《1987年国家住房法案》，提供一系列法律和制度上的支持。倒按揭市场刚起步，政府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出台优惠政策正当其时，促进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不至于市场运行过程出了问题再仓促补救，早期就要做好前瞻性准备工作。

5.促进中介机构参与。倒按揭业务的开展离不开中介组织的参与，如房产评估机构对房屋估值，咨询公司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等。他们是运行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否则就无法正常开展。

6.政府尽到监管之责，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要协调负起责任来，或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组成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由于养老的敏感性，关系到数亿老人的切身利益，无法承担起重大的风险。

7.坚持公益性社会性与营利性的统一。倒按揭是为养老而设计的，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同时为调动金融机构开展这项业务的积极性，又要保证一定的营利性。使老年人和贷款机构互利双赢，老年人巩固了养老的物质基础，贷款人赢得合理的利润。

8.政府要分担部分风险，市场化运作总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政府应提供担保。如美国就是由联邦住宅管理局担保，即使经营的金融机构破产，老年人仍然可以获得贷款，保证贷款的正常发放和老年人的生活稳定。我国可以由政府出资设立专门的公司为倒按揭业务承保，或在合同中规定好双方必须购买一份保险，这样对借款人和贷款机构都能分散部分风险，减轻可能遭受的损失。

四、发展趋势

以房养老的前景广阔，现在的商品房90%为个人购买居住，房屋自有率80%以上，远超出发达国家水平。二三十年后，当今天的中青年需养老时，会有非常可观的规模效益，今天的障碍，那时或已不存在。以房养老还可以把业务范围推广到农村，新农保的养老金太低，且参保率很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更加短缺。他们多是有宅基地的，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建立，也能申请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将缓解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和养老困境。一个新事物从产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以房养老的前景很可观，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1]张茜，任燕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运作机制探讨[J].求索，2013（2）.

[2]童汇慧，柴效武.住宅资产流动转换以发挥养老保障功效的探讨[J].企业经济，2005（297）.

篇5

关键词：企业年金，商业保险，保险公司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的大幅度提高，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较高层次生活水平的追求，企业年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被引入我国，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目前我国的企业年金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在国际上，保险公司始终是企业年金市场的中坚力量，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然而，我国保险业在企业年金市场上面临着来自其他金融主体的有力竞争。在2007年11月第二批受托人名单公布之前，作为核心的受托人主体只有5家。但是随着第二批年金资格的认定，出现了首批银行受托人，还新增了3家养老险公司和1家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自此，3家银行、3家信托机构和5家保险机构鼎足而立。银行业获得受托人资格意味着银行机构不用新设养老金管理公司就能顺利成为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银行有着更强大网络、更庞大客户资源和无可匹敌的信任优势。可以说，受冲击最大的是保险公司的市场。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保险公司如何权衡现在和未来，如何参与企业年金市场呢?

保险公司利用自身产品优势和技术优势，依靠已有的经验，以多重身份进军企业年金市场，扮演好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和投资管理人，并大力发展团体年金业务，把企业年金市场做大，这既是保险公司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一步，也是保险业服务社会、加快发展的机遇。

一、我国企业年金市场的经营环境分析

1991年我国首次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2000年，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截至2007年底，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已达3万多家，参加职工超过1000万人，积累基金接近1500亿元。我国企业年金发展潜力巨大，据中国保监会预测，我国企业年金每年新增数额将达到1000亿元以上，到2010年预计能达到10000亿元的规模。另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将高达1.8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但就目前而言，我国企业年金覆盖面极小。据资料统计，2000年我国企业年金覆盖人数为560.33万人，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5.36%，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为16247家；2002年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覆盖人数增至655万人，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5.9%；截至2004年3月，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覆盖人数约为700万人，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6.012%，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为22463家。而在西方国家，实行强制性企业年金的几个国家的覆盖率几乎达到100%，其他实行非强制性企业年金国家的覆盖率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如奥地利为95%，美国、加拿大为5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过小，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从政策环境来分析。企业年金的政策环境主要是指对企业和个人的纳税要求和对商业养老金业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它直接影响着企业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和投保型企业年金产品的需求强度、业务发展深度和广度。我国现行的企业年金税优政策既不统一也不明确，一直没有出台针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延迟纳税计划”。而税收优惠政策是各国鼓励企业建立退休养老计划和购买投保型年金产品的重要措施。近几年来，政府相关部门明显加快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步伐，对企业年金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也开始讨论。

其次，从企业年金需求的角度分析。很多文献在分析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发展滞后原因时认为“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企业年金的建立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无疑是奢侈品”。且现实中的企业年金也仅在少数效益较好、经营稳定的垄断性企业中建立，这似乎是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

诚然，在我国各行业之间差别很大，企业之间差别也很大。同时，特殊行业往往在企业年金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已经具备实行企业年金计划的各项条件，如铁路、有色金属、煤炭、电信、石油、民航、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钢铁等。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规模庞大，它们完全可以以行业为单位发起企业年金计划，这种做法有利于从业人员在行业内的流动。从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看出，目前企业年金主要在国有垄断性的大型企业中实行。2007年末，伴随着年金管理机构对国内年金市场的发力，已经有一部分中小企业参加了企业年金计划，但与我国近430万家中小企业总量相比，也只是沧海一粟。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稳定发展，企业年金计划发展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最后，从企业年金经营主体分析。企业年金市场是一个多行业提供服务的市场。《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了参与企业年金市场经营的主体有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各个行业各有优势与不足。其中，信托公司可以作为企业年金的受托人，而基金管理公司、证券管理公司将可能是主要的投资管理人，银行是理所当然的年金基金托管人、受托人和账户管理人。而保险公司通过销售投资连结、万能寿险等产品，已经积累了账户管理人的经验，保险公司具有很强的年金计划的设计、销售能力以及精算能力，其营业网点遍布全国的省、市、县、乡、镇。同时，保险公司具有多年投资与运作的经验。

从企业年金市场众多竞争主体中选择哪个金融机构，由企业年金理事会决定，选择的依据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信状况。因此，只有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积累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拥有成熟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以及丰富的市场经验的金融机构，才能在企业年金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也才能为企业年金需求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二、我国保险公司在企业年金市场的定位分析

考察世界各国企业年金的运营模式，大致分成以下几种方式：直接承付模式、保险合同模式、基金会模式和信托模式。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确立了中国企业年金管理将以信托型为基本模式，采用两种管理模式：由受托人担任账户管理人或投资管理人的部分委托模式；由受托人选择账户管理人和投资管理人的全部委托模式。

在《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出台之前，除了社保部门经营企业年金之外，我国的企业年金市场主要被各家保险公司占据。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保险公司就开始参与企业年金的探索和研究，如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率先推出了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和团体年金(分红型)保险，而后又开发企业年金账户管理系统。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到2004年3月由保险公司经办的团体退休金计划的企业年金资产和覆盖人员所占份额均占

到30%的比例。这种由保险公司经营的企业年金业务就是投保型企业年金，也即企业年金的保险合同模式。

保险合同模式是指企业年金计划发起人可以直接同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由企业和职工定期向寿险公司缴费或由企业直接为员工购买寿险公司的养老型产品的方式为企业员工提供养老保障。这种投保型企业年金以保单的形式归在个人名下，主要在中小企业流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企业年金总量小，如果分别选择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支付的费用太高，而保险合同模式可以确保资金安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

从根本上说，保险公司在企业年金市场的定位应该是风险保障和资产管理。

企业年金业务与传统的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具有替代性，保险公司是否将面对两难选择?

从理论上说，企业年金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的拓展。但若从我国企业年金的实际运行状况来分析，这种担忧就没有充分的根据。

首先，根据两个《试行办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是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首要前提。此项规定将使部分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有养老金需求的企业排除在外；同时由于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程序的繁琐及管理成本问题，很多中小企业在企业年金前望而却步，从而为商业养老金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其次，企业年金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各地区间的不统一，使得许多跨地区经营的大企业因政策的地区差异而产生管理上的不便，在选择养老金安排时可能更倾向于建立商业养老保险计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年金政策以及年金市场的发展状况等，将影响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的开展情况，但企业年金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没有完全的替代关系，从长远来看，二者完全可以平衡发展。

三、企业年金与商业保险协同发展

企业年金市场是一个多行业提供服务的市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年11月19日公布了第二批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名单。倍受关注的是有三家银行获企业年金受托人资格。这意味着银行不用新设养老金管理公司就能顺利成为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可以说，银行业获得受托人资格，受冲击最大的是保险公司的市场。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保险企业应如何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介入企业年金市场?在不同的政策导向下，保险企业在企业年金市场中可采取不同的战略模式。

(一)保险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

首先，保险公司作为受托人，由其提供综合的、捆绑式的年金服务，同时承担账户管理人和投资管理人的角色，才能发挥其分账管理和精算的优势，还可兼得企业年金资产投资收益。事实上，在企业年金的运营管理中，投资才是最重要的环节，无论谁做受托人，都要找到最好的投资人。以目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股市和企业年金管理中的优秀表现，以及其公开透明的管理方式，他们是最受认同的机构理财者之一。所以对定位于专业技术性角色的保险公司来说，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在集团经营模式下提供专业化服务。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增强和企业年金市场的逐渐成熟，综合性保险公司能够成为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良好载体。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旗下设有信托公司、寿险公司、证券公司，集团设有资产运营中心，则可采取由信托作为受托人、寿险公司作为账户管理人、将资产运营中心的职能与人员剥离到信托公司或证券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或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运作，托管人则可以由合作银行或是未来的参股银行承担。

最后，一些不具有规模实力和多种管理能力的中小型保险公司不妨开展有关企业年金咨询业务。据中国养老金网的统计，现在具有单一企业年金资格供应服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就多达61家。试想，客户突然面临几十家年金资格的金融机构竞逐，市场上若没有强大的中介力量，如何维护委托人及受益人利益，保持市场的稳定与平衡。因此，开展企业年金管理咨询业务显得尤为重要。

(二)保险公司作为风险保障的提供者

对比企业年金的信托模式与保险合同模式，会发现：商业养老保险操作管理简单，但是不能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而采取信托型企业年金制度，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由职工承担投资风险而减少企业的风险负担；保险公司通过大数法则将年金的死亡率风险等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分散；在保险合同模式中，通常由保险公司等单一金融机构整合了养老计划的全部业务，形成了综合服务的规模优势，可以大幅节省运营费用。

由此可见，保险合同模式较之于信托模式有诸多优点。而没有出台针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延迟纳税计划”是制约保险公司开展投保型年金的政策障碍。

2007年11月，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鼓励保险公司发挥专业优势，通过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业务、团体养老年金保险业务、企业年金管理业务等提供养老保障服务。

据悉，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制的重要补充——个人缴纳商业养老保险制度，有望通过论证在税收优惠政策上获得突破，并进而在上海实行试点。来自上海保监局相关人士的消息是，受中国保监会委托，该局正在进行“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运营机制”的研究项目。

其实，保险公司经营企业年金业务的优势着重体现在其产品设计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开发销售投保型产品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员工提供养老保障。目前，国内保险公司经营的养老保险产品种类已达110多个，主要是一些传统团体寿险和万能保险、投资连结团体寿险产品。如何将商业保险产品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是摆在各家保险公司面前的重大课题。

因此，保险公司应该进一步发挥其产品研发方面的优势，开发固定年金、变额年金、可转换年金、开放式养老金账户等产品，增强产品的投资功能和账户管理功能，并提供多样化的年金领取服务。通过积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业务，把年金市场做大，这既是保险公司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一步，也是保险业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加快发展的机遇。

四、结论

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为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企业年金市场是一个多行业提供服务的市场。因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保险公司应该首先明确自身及其主要竞争者的优势和劣势，并在自身比较优势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角色选择。

篇6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资产荒”持续的背景下，多元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凸显。随着基金产品的不断推出，中国“基金中基金”（Fund of Fund，下称FOF）市场或将迎来大爆发。

今年9月，证监会正式并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2号――基金中基金指引》，正式开启公募FOF的大幕，行业格局将随之变革。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截至目前，中国公募基金产品数量达到3300多只，已超过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且基金细分类别繁多而复杂，收益特征多种多样，给投资者的选择带来了困难。

在华夏基金总经理汤晓东看来，随着资产荒的加剧，公募基金需要满足投资者多样化资产配置、有效分散投资风险的需求。投资者很难有精力和专业知识寻找和管理自己的基金，而FOF产品可以解决他们的困扰。

从海外市场看，目前全球对冲基金FOF管理的资产已达4500亿美元。美国共同基金中FOF规模占比超过10%，当前中国公募基金规模已接近8万亿元，如按同比例计算，未来中国公募FOF规模有望达到1万亿元左右。

FOF的出现意味着理财市场的进阶和大众资产配置时代的到来：在经济下行周期，单一类型资产的投资风险上升，投资者需要靠合理的资产配置来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FOF的作用是资产配置、二次平缓风险、追求长期的投资效率的提升，但FOF不是“万能药”，它很难给投资者带来超额回报。一旦投资者发现真正的运作不如预期，甚至可能出现投资失败，那时对FOF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 箭在弦上

诸多公募基金正在积极准备FOF产品及相关程序。

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内首批FOF基金经理资格考试结束。包括平安大华、鹏华、建信、华安等在内的多家基金公司均有人员参与了此次考试，其中，部分基金经理已经通过了考试，正在准备产品申报。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FOF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其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多数基金公司初期推出的FOF系列产品将以资产配置型FOF为主。一些公募基金公司透露将以量化基金作为首要考虑的投资标的，部分公司的FOF团队基本组建完成。

“公募FOF是否真正分散风险，取决于底层资产的分散程度，FOF并不是简单的一篮子基金，如果买10只股票基金，10只基金全部重仓某个行业，可能还不如买一只跟踪宽基指数的基金产品分散程度要好。而量化基金本身具有分散投资的特点，可以作为FOF投资理想的底层配置标的。”长信基金FOF投资总监邓虎表示。

据博时基金总经理江向阳介绍，博时基金早在2014年已着手开发FOF业务，意识到以FOF为代表的多元资产管理业务市场前景广阔，及时调整了投研架构，设立了多元资产管理部，专门负责国内市场FOF产品和业务的研发与投资管理，并按从低到高的风险特征，开发出了全方位的FOF产品线。

据《财经》记者了解，华夏基金目前专门成立了资产配置部门，已经准备了目标风险、目标收益、优中选优等一系列FOF产品方案。

10月19日，华夏基金宣布与全球领先的MOM/FOF管理人――罗素投资进行排他性的战略合作。华夏基金投资总监阳琨表示：“FOF层面的基金经理一定要创造价值，不是简单地选几个好的基金。当下要做的FOF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新产品，而是投研体系升级换代的系统工程。”

据建信基金FOF业务投研负责人、量化衍生品及海外投资部总经理梁珉向《财经》记者透露，建信基金将首先布局以目标风险控制为基础并加载养老概念的系列FOF产品。未来的核心策略是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实现多元资产配置下的最优收益。

海外的FOF管理模式分为三种：FOF管理人端、内部管理人和第三方投资顾问。目前国内公募基金亦多采用此类模式。

其中，内部管理人模式适合于产品线完善的大型基金公司，如国外的富达基金、先锋基金等。这类公司旗下产品特点是种类丰富，投资风格多元化，风险控制能力突出，是FOF产品首选标的基金。短期内，内部管理人模式将更有优势，它既不会产生业务上的摩擦，也不会有双重收费的问题。

天弘基金副总经理周晓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基金公司来说，公募FOF目前最重要的选择是“外采”还是“内采”，天弘基金首只FOF产品将以“内采”的方式来做。以天弘容易宝和旗下其他一些简单清晰的基金产品为主要投资标的。内部已经准备了多套FOF的策略。

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部负责人魏凤春亦告诉《财经》记者，博时倾向于先采取内部FOF方式，测试现有FOF投资模型是否有效，再考虑将投资范围拓展到全市场乃至全球，实现更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对于产品线尚不完备的次新基金公司而言，发展内部型FOF显然是“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内部型FOF要求股票类、债券类、海外资产类、股指期货等大类资产的产品线较为丰富和完备。 挑战和难题

10月24日，基金业协会《关于基金中基金（FOF）的基金经理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基金中基金的基金经理注册登记相关流程进行了细化，并对FOF基金经理任职要求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指引》明确指出，“规定基金中基金管理人应当设置独立部门、配备专门人员，且基金中基金的基金经理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基金的基金经理。”

事实上，FOF市场由于自身的特殊性，管理FOF与管理传统公募基金可谓天壤之别。FOF投资要求具备大类资产配置能力，而一般的投资经理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市场一些机构原做单只基金管理的，因为单只基金管理不好做，就开始做多策略管理，转型做FOF。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严弘看来，这其中的角色转换很难。因为出发点不一样，容易出现一些利益方面冲突的问题。管理单只基金和管理FOF的机构，必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界。

这对很多小基金公司来说是个挑战。如果公司发行的FOF规模过小，另外聘请FOF基金经理的话，将会有一个人力成本的问题。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很多基金公司都为此招兵买马。

根据《指引》，公募FOF在投资策略上有“双二十”的限制：除了FOF持有单只基金的市值不得高于FOF资产净值的20%以外，新增同一管理人管理的全部FOF持有单只基金不得超过被投资基金净资产的20%（ETF联接基金除外）。

“这就逼迫基金公司外采。对于小基金公司来说，如果考虑外采，虽然丰富了产品线，但FOF基金赎回费率又成了问题。”北京一家基金公司FOF产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公募FOF还面临一些基本的挑战――投资者教育和流动性管理问题。

“公募FOF追求的是稳健的收益曲线和最佳的风险收益比，大量个人投资者追求短期收益的特点会导致市场大幅波动。如果FOF的产品设计不是很合理，一旦资金转而追求更高弹性的股票型基金或直接撤出市场，造成短期流动性管理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公募FOF的滑铁卢。”魏凤春说。

在魏凤春看来，低波动、绝对收益是公募FOF的特点，但相比于海外成熟市场，中国市场的投资工具仍较为有限，且投资者较为看重短期业绩回报，这使得FOF展现其特点的难度大于国外。

FOF产品本身侧重资产配置，需要产品的创新来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如果仅仅只停留在概念设计和产品营销上，FOF产品的需求将很难拉动起来。美国主流FOF产品中的目标周期、生命周期产品在国内尚未真正开启。

亦有基金经理抱怨对冲工具少、市场深度不足。“任何一个策略都有它的周期性，要想取得一个比较长期稳健的收益回报，多元化、分散化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国内市场的对冲工具不多，多元投资就很难实现。”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财经》记者。 资产配置专业化

近年来，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投资者对理财的需求不断上升，除了传统的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券商、信托等各类机构纷纷开展资产管理业务，逐步形成大资产管理的格局。

“投资者的逐渐成熟，市场期待更科学的资产配置方式。”汤晓东告诉《财经》记者。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华夏基金做了很多战略布局。比如10月，选择与罗素投资，进行排他性战略合作。稍早前的7月，选择与磐安公司合作，设计出了一系列风险均衡策略产品――睿磐系列。

汤晓东给华夏基金定的战略目标是：争取到2020年，资产管理规模达到2.5万亿元。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未来将在三方面重点布局：第一，养老相关的资产管理；第二，给机构提供定制化的服务；第三，给散户提供组合投资的解决方案。

“其实，这几点都跟FOF有关，FOF对整个资管行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汤晓东告诉《财经》记者，随着FOF时代的开启，基金行业的格局可能为之发生改变。

眼下全面去杠杆的市场环境下，国内资产管理市场已经进入了加速机构化的时代。“机构委外资金持续增长，与之相关联的资管模式已经开始呈现分工细化的趋势。现在机构的资金充足，FOF是很好的消化资金的方式。”华南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告诉《财经》记者。

此前，FOF在国内主要是以私募产品为主，市场绝大部分份额一直由第三方理财机构掌控，从收益表现和风险分散效果上看均不尽如人意。而此前国内公募基金公司的FOF经验大多来自于专户业务。但是公募的FOF才是趋势。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此前表示，基金公司未来应该在FOF上积累经验、积累教训，提高自身的产品设计能力和资产配置能力来为养老金服务。

去年8月，《基本养老保险金投资管理办法》正式，首次明确规定了地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于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养老产品的投资比例不能超过养老基金净资产的30%。

“养老金对于大类资产配置的需求会强于对股票单一资产投资的需求，最需要多元资产的配置。因此发展公募FOF满足养老金的资产配置需求适逢其时。”汤晓东告诉《财经》记者。

美国的经验显示，养老金是FOF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并促进了FOF产业的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底，目标日期基金和生活方式基金两类基金净资产合计占共同基金行业总值的63.9%，而来自DC计划和IRA计划的资金规模占两类基金净资产的比例为72.2%，即美国整个FOF行业中，46%的资金来源于养老金。

有机构预测，随着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深化，未来十年中国养老金平均增长速度将超过15%，预计到2025年总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元，届时FOF产业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

汤晓东告诉《财经》记者，未来养老产业相关的产品规模将会占到华夏基金总规模的一半以上。现在华夏基金总规模上万亿元，企业年金760亿元左右。将来养老产业的规模，华夏一家都可以上万亿元。

纵观海外，伴随着资产管理规模的增加，单一资产类别主动型资产管理人的业绩逐渐趋于平庸，面对这种现象，Fidelity（富达）转型为向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解决方案的资产管理机构，在为客户带来收益的同时获得了巨大成功；类似的还有Bridgewater（桥水）、BlackRock（黑石）等。

篇7

[关键词] 养老保险 世代交叠模型 可计算一般均衡

养老保险从实践到理论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实践方面看，养老保险覆盖面广、成本高，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倍受困扰。从理论方面看，养老保险涉及多个领域：它的资金筹集具有和税收等同的效应，它的资金使用属于公共支出理论范畴，它对两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有重大的影响，另外，它还直接改变社会成员在代内（Intra-generation）和代际（Inter-generation）的福利。因此，养老保险理论可以认为是税收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劳动经济学、金融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世代交叠理论等的综合。

一、国外研究现状

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始于1880年代的德国，二十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之后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不断深化，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专题研究领域。

1.养老保险理论的发展

早期的养老保险理论始于192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庇古认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实行普遍养老金制度，既可以增加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又可以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来实现社会公平。凯恩斯学派主张对老年人、失业者等收入能力弱的人加以保障和救济，可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削弱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这一时期的养老保险研究主要是概念上的定性考虑，凯恩斯之后，出现了一些和养老保险相关的定量研究。

养老保险本质上是一种代际福利交换关系，Lerner（1948）在研究政府债务问题时，注意到了代际福利的不同负担。Lerner把政府债务分为内债（Internal Debt）和外债（External Debt），他认为两者导致的代际负担是不同的。首先，内债不会对未来代产生负担，原因是这些债务仅在未来代成员之间分配。当成员A偿还债务给成员B时，A的消费能力降低，但B的消费能力相应上升。从总体上看，未来代的总体消费水平没有发生变化。Musgrave形容这种观点为“从右手交给左手”。但如果是外债，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政府借外债来为某个公共支出项目（譬如社会保险）融资，现存代的消费能力提高，但未来代要偿还这笔债务，规模为本金加上利息，其消费能力相应削减。这样未来代实际上负担了这笔外债，除非政府将外债用于投资项目。如果项目的收益率高于外债利率，未来代福利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收益率低于外债利率，未来代福利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由于Lerner对“一代人”的界定是在给定时期内所有存活的人，其定义过于笼统，之后的学者（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对此加以改进，将“一代人”限定为同一时期出生的人。这样，在任一给定时期，就有很多不同代的人交互作用在一起，因此被称为世代交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 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简称OLG）。代际福利后来成为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世代交叠则成为养老保险领域的基本动态模型。之后养老保险开始分化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一般认为，对养老保险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1970年代的Feldstein，他专门考察了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的影响。Feldstein认为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有三种不同的效应，即财富替代效应（Wealth Substitution Effect）、退休效应（Retirement Effect）和遗产效应（Bequest Effect）。这三种效应中，财富替代效应会减少国民储蓄，而退休效应和遗产效应会增加国民储蓄，因此总效应是未知的。Feldstein（1974）对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财富替代效应占据主要地位，导致的国民储蓄减少大概为2/3。在后续研究中（1981），他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计算得到的储蓄率减少有所降低，不过替代效应依然明显。然而这一领域目前并未形成定论。如Leimer和Lesnoy（1982）的研究显示，和Feldstein的结论相反，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的总效应是正向的。

养老保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很显著。从资金来源看，工业化国家的养老保险筹资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障税。1960年代，Harberger（1962）等学者大力发展了税收负担（Tax Incidence）理论，定量研究的税收理论得以快速发展。社会保障税的研究随之发展，其中以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负担理论最为透彻。税收负担理论认为社会保障税是对劳动力市场征收的从价税，如果劳动力供给弹性不变，需求弹性越大，税率变动对均衡净工资的影响越大，劳动力提供方承担更多的负担；当劳动力供给弹性或需求弹性很小时，劳动力均衡数量变动很小，基本不受税率的影响。Engen和Skinner（1996）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美国男性的劳动力弹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供给弹性在0~0.1之间，他们推断社会保障税上涨对劳动力均衡数量的影响很微小，实证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推断。

养老金的使用情况也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其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个人退休时机的选择上。Gruber和Wise（1999）对11个工业化国家的养老金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法定退休年龄对真实退休年龄影响很大。譬如，1930年的美国没有养老保险体系，超过65岁的男性仍有54%在工作；而在1990年，养老保险已经实现完全覆盖，超过65岁的男性就仅有17%仍在工作。

为了更好地反映养老保险在财政政策中的跨期影响，Auerbach，Gokhale和Kotlikoff（1991）提出了代际账户（Generational Accounts）概念。此前，无论是投入产出表、社会核算矩阵、还是财政预算科目，都不能很方便地反映各代之间的福利平衡和隐性债务问题，而代际账户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代际核算方法指明了政府要遵循代际预算约束，即政府将来所有支出的现值减去政府现在的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存所有代的成员的代际账户值与未来所有代的成员的代际账户值之和。使用代际核算方法为研究养老保险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思路，相对其它核算方法，它更加关注资金在政府和成员之间的分配，明确地体现了隐性债务问题，更好地反映了代际之间福利状况。另外代际核算方法不但考虑财政政策和代际分配政策的短期影响，更衡量它们的长期影响。这种方法自从1991年被提出后，美联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采用这套核算体系来分析养老保险等长期财政政策，目前有近30个国家开始引入该核算体系。

此外，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的方法来研究养老保险的趋势值得注意（Vincenzo，Profeta，2002）。这类研究往往从公共选择角度，用投票机制考查养老保险。Casamatta，Cremerand和Pestieau（1999）把个体投票者按年龄和收入分类，设计了一个两代养老保险模型。模型显示，中等收入成员逐渐成为投票主体，往往导致现收现付体系成为多数票（Majority Voting）选择。

在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方面，世界银行下属的人力发展网络社会保障小组将主要用于商业保险公司的精算原理推广到更大范围――即一个地区或国家，配合其它数学模型，开发了“养老金改革方案模拟工具包”（Pension Reform Options Simulation Toolkit，即PROST）。PROST以人口状况、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形势等统计资料作为依据，可以模拟未来近百年的人口结构、养老保险金收支和隐性债务发展趋势等情况。PROST目前在80多个国家运用，已成为养老金改革的标准精算软件。我国在辽宁省进行养老保险试点过程中，应用PROST精算出未来50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和隐性债务，为有关部门和决策机构制定养老保险政策、编制养老保险预算提供重要依据。

2.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以上理论大部分属于局部均衡分析。局部均衡理论可以分析相当多的养老保险问题，而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功。然而局部均衡的局限在于割断了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因此，在考察养老保险这类涉及领域众多、对经济整体冲击显著的问题时，局部均衡分析有时就与实际情况偏差甚远，必须要借助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即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模型的复杂性和难度远大于局部均衡分析，但它能够反映对经济影响的全貌。基于养老保险的复杂性和对经济的广泛影响，用CGE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得到更细致和深入的结果。下面介绍一般均衡模型在国际上的发展情况。

Johansen（1960）构造的描述挪威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认为是第一个CGE模型。在其后的40多年里，CGE研究发展很快，在理论基础（Arrow，Debreu，1954；Harberger，1959，1962，1964等）、应用研究（Ballard，Fullerton，Shovenetal.，1985；Shoven，Whalley，1984，1992；Auerbach，Kotlikoff，1987等）和模型计算（Harrison，Pearson，1996等）方面大大完善。CGE目前不再是一般均衡的简单数学表达，它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分析性框架和工具。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应用于哪一领域，就形成哪一领域的CGE模型，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国际贸易、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粮农问题、环境保护、能源经济、土地资源使用等（Devarajan，Robinson，2002）。

CGE模型依据考察对象的时间属性，可分为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其中静态模型只考察一期的均衡情况，而动态模型则要考察两期及以上的均衡情况。目前实现动态模型的两种主要框架是递归动态(Recursive Dynamic)模型和跨期动态(Inter-temporal Dynamic)模型。递归动态模型中，各行为主体逐期做决定，首先算出第一期的均衡解，由于投资和资本存量存在关系，将第一期资本存量加上当期投资可得第二期资本存量，各行为主体再根据本期情况做决定，在此条件下重新算得均衡，如此反复，以递归方式得到所有期的均衡解。跨期动态模型中，各行为主体基于对未来各期的价格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样初始的各主体行为方程形式复杂，但省去了递归过程。

最初的CGE研究只是作为经济学者的分析工具，其使用也仅限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然而其应用迅速扩张到政府部门，并对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不少国家进行复杂经济决策之前甚至要进行例行的官方CGE评估与分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员Devarajan（2001）的一项调查，接近20个国家设立了官方的CGE模型研究机构，而其它国家一般也依靠咨询机构或研究机构的力量来建立CGE评估模型，目前它已成为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数量模型之一。

随着CGE成为强势模型，在应用方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Monash大学的McDougall（1993）鲜明地指出了建模者对CGE模型的滥用现象。McDougall认为，决策者或建模者往往持有很强的倾向性，因此在建模过程中，建模者有意无意地会控制模型的走向，使得结果向着预先的期望靠拢。Robinson（2002）指出了CGE模型的黑箱综合症（Black Box Syndrome）问题。随着CGE模型致力于模拟真实经济环境，倾向于更多部门，更多居民户分类，导致模型规模迅速膨胀，这就使得模型变成了黑箱，以至于建模者本人也无法洞悉其中的因果关系，只能机械地解释计算结果。

养老保险的CGE研究，最初出现在税收CGE领域。譬如，研究美国整体税制的BFSW模型（Ballard，Fullerton，Shovenetal，1985）中，就包含了社会保障税（Payroll Tax），然而在BFSW模型中，社会保障税并非重点。其它重要的税收CGE模型如Meagher的澳大利亚模型、Haufler的欧共体统一税制改革模型以及Kehoe的西班牙模型等，分析重点往往也集中在流转税（尤其是增值税）、所得税（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和关税上，社会保障税往往是配角。究其原因，首先并非所有国家都用征税的形式筹集养老金，很多国家采用的是缴费形式；即便开征了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养老保险的主管机构也是社会保障部（局），负责养老金的税源测算、资格门槛、发放标准和税率确定等具体政策，税务机关只负责单纯的征收。另外，社会保障税强调代际福利问题远甚于其它税种，在建模时，把社会保障税单独处理很不方便，如果让其它税种也纳入代际福利框架，既无必要，也会让模型规模过度膨胀。因此，在整体税制模型中，社会保障税往往是外生给定，不做为内生变量。

养老保险的代际福利问题要求必须建立动态CGE模型，养老保险动态模型既可以采用递归动态架构，也可以采用跨期动态架构。一般而言，对于同一问题，跨期动态比递归动态在建模和计算上都要复杂。因此，从总体上看，递归动态模型更流行一些。然而，在养老保险问题上，跨期动态中的行为方程包括未来各期的价格预期，较容易得到不同代的福利值，方便了政策评价，因此建模和计算方面多出的代价往往被认为是值得的。养老保险领域著名的A-K模型采用了跨期动态，可见，养老保险CGE模型中跨期动态更加流行。养老保险领域的跨期动态模型往往也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

1980年代左右，开始有学者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税CGE模型。Kotlikoff（1981），Auerbach和Kotlikoff（1983）沿着Feldstein的方向对美国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简称PAYG）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收现付制妨碍了长期资本的形成，降低了国民生活水平。Seidman（1986）建立了一个很有特点的CGE模型，是为数不多的建议彻底取消现收现付制的模型之一，该模型模拟了取消现收现付制后的经济福利增长情况。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构造了一个世代交叠CGE模型用来研究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个模型影响很大，被称为Auerbach―Kotlikoff模型，简称A-K模型（A-K Model）。A-K模型假定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为75岁，20~65岁为工作期。工作期内获得收入，缴纳社会保障税并且进行储蓄。65退休后获得养老金进行消费，不再进行储蓄。在上述假设下，A-K模型重点考察了养老金政策和人口特征变动对储蓄总量的影响。该模型模拟了150年的经济变动情况，最后模型解到达稳态。A-K模型得到的储蓄率和美国过去30年中的真实储蓄率非常吻合，其模拟结果还显示，储蓄率会从1985年的12.2%下降到2050年的5.8%，之后会稍稍上升到6.3%，达到最终稳态。另外，尽管储蓄率下降，然而老年化的加剧使得劳动力减少。和初始状态相比，最终劳动力相对资本将更加稀缺，导致2050年工资将上涨7%。

由于A-K模型的成功，后面学者在用CGE模型研究养老保险问题时，往往采用与之相同的结构。Kotlikoff（1999）以美国1996年的数据为基准，研究了养老保险体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明尼苏达大学的Mariacristina（2004）将金融领域的生命周期理论融入养老保险CGE模型，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将社会保障税由12.4%提高至14.6%，则美国的社保赤字将在75年内达到平衡；法国国际信息及前景研究中心（CEPII）建立了INGENUE（2001）模型，对欧洲养老金计划进行了模拟，该模型规模庞大，强调国际资本的流动，重点是养老金计划改革对财富的积累影响。目前还有将收入不确定性、货币流动性约束等因素引入养老保险世代交叠模型的研究。

A-K模型产生的时候，还没有专门求解CGE的软件，因此Auerbach和Kotlikoff使用特定的算法，利用Fortran语言对其进行了求解。他们的求解方法针对A-K模型固然有效，然而却不能推广到一般化的世代交叠CGE模型求解。Ferris和Munson（2000），Kehoe和Levine（1985）以及Rutherford（1999）专门对世代交叠模型的求解进行了研究。Rasmussen和Rutherford（2001）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他们构造了一个通用的求解世代交叠CGE模型的架构，可以将各类模型转化为互补问题，世代交叠问题得以顺利求解。

二、国内研究现状

建国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几经变迁。目前，随着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渐成形，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1.养老保险理论的研究

在我国，养老保险问题历来是政策研究的重点，其中定性分析涵盖了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方方面面，譬如讨论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卢元，2000），讨论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的转轨问题（赵耀辉，徐建国，2000），讨论税收政策与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互动问题（李友元，2003），讨论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问题（卢海元，2003），讨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规则问题（马骏，2001）以及讨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跨世纪改革问题（郑功成，2000）等。除了国内学者，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体系实务也很感兴趣，并作了大量调查工作。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包括Dorfman（2000）、James（2001）、Murton（2000）、Raymo（2004）和Whiteford（2001）等。通过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熟悉程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目前对养老保险的定量分析多集中在制度运行方面，譬如用保险理论中的精算模型（Actuarial Model）进行制度设计（原俊青，杨兵，李泽慧，2003；周渭兵，2002等）。另一方面是用统计方法估算和预测养老保险体系的各项参数，譬如孙祁祥（2001）对养老保险的“空账”与转轨成本规模做了测算；李实，魏众和古斯塔夫森（2000）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比例；宋洪远，马永良（2004）使用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城乡差距进行了估计。

上述研究的范围主要还是养老保险自身，尚未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大范围的效应，譬如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和代际分配等方面。然而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和国际养老保险理论前沿接轨的研究，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具有代表性的几项研究包括：任若恩等（2004）对建立中国的代际核算体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该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袁志刚和宋铮（2000）利用一个两期迭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于个人最优储蓄率的影响，该模型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封进（2004）运用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了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养老保险体系中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共存的最优混合比率。

2.CGE模型的研究

对养老保险的全面分析还是需要借助CGE模型。从1980年代中期起，中国学者开始进入CGE研究领域，1990年代，CGE模型开始升温。和工业化国家全方位的立体格局相比，中国的CGE模型还正在完成从点到线的布局。由于CGE模型的复杂性，即使完成一个单独的模型也需要多人长期不懈的合作，单个学者或短期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局部的和零散的，这里不详述。中国CGE模型的显著成果大多是在稳定的研究群体获得的，这些研究团队包括：

以李善同研究员为代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CGE研究团队，这是中国官方的CGE研究机构，因此覆盖的研究领域最为广泛；以郑玉歆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CGE研究团队；以王韬教授为代表的华中科技大学财政系CGE研究团队对中国税负归宿与税制改革的CGE模型进行了专门化研究（王韬等，1998，2004；周建军，2004；陈平路，1997等），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税收CGE模型研究。此外，中国科学院系统所、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系统所等CGE研究团队也在不同方向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并都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3.养老保险的CGE模型研究

我国采用CGE模型对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规模。

西安交通大学的柏杰、席酉民是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依据1997年国务院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评价及对策CGE模型（1998）。该模型将生产部门划分为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4个部门，将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分为7类，农村居民单独1类；劳动力要素划分为国有企业职工、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其他经济单位职工、城镇个体私营及其他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等共5类。该模型设计了5种改革方案并比较分析了每一方案对行业产出、失业和政府赤字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他们(1999)又建立了第2个CGE模型，对扩大社会保险范围问题进行了评价。该模型以逐步统一社会保险缴费率为前提，分析了社会保险在二次分配中对居民福利的作用，以及这种分配对生产、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最终需求的水平及构成。柏杰还用CGE模型对国企下岗职工生活保障金来源进行研究，分析了资金在政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在所有模型中，评价指标在宏观层次上采用GDP、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赤字和社会保险；在部门层次上采用部门产出、部门失业人数；在微观层次采用居民福利。

上述几个模型都是静态模型，自然无法显示最重要的养老保险的代际影响，也无法得到动态指标――如隐性债务、缴费率、替代率等指标的变动趋势。此外，文献重点是模型结果的描述，而建模过程、计算方法等都没有明确给出。

王燕等（2001）开发了一个递归动态CGE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影响，并比较了支付隐性债务和转制成本的各种选择方案，该项研究具有国际水准。模型在中国1995年投入产出表基础上，加工得到经济社会核算矩阵作为基期数据。该模型具体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区分了国有、私营、个体和其他非国有3种所有制形式，另外包含一个简单的人口预测和劳动力供给子模型。

该模型包括10类生产行业、8类代表性居民户（城市的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等5类居民户和农村的低、中、高收入等3类居民户），劳动力的投入分为22个年龄/性别组。模型假设每个生产部门都有3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竞争，每类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劳动可以在部门和不同所有制之间完全流动，资本在部门间完全流动，但不能在所有制之间流动。工资和资本回报是由整体经济的均衡条件决定的。模型的封闭条件是假设政府除养老金之外的支出保持不变，这样如果政府的养老金支出比基准情景增加或减少，则必须调整税收或政府储蓄来实现预算平衡。

该模型模拟了未来50年养老金账户的资金流量，并估算了不同时期政府财务负担的情况，是个非常典型的动态模型，采用了递归算法求解，较完整地体现了养老保险的动态特征。该模型设计了3组共18个方案，模拟结果显示：（1）我国2000年的养老金隐性债务达到了当年GDP的71%；（2）现行的养老体系缺乏可持续性，采用扩面征收可以在短期缓解一下赤字压力，在长期则使赤字情况更加恶化；（3）实行部分累计制会导致转轨成本，每年的转轨成本在2000~2010年为GDP的0.6%，此后一直降低到2050年的0.3%，如果用个人所得税来支付转轨成本，一方面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贫富差距；（4）转轨成本解决后，养老负担将大大减轻，如果维持一个20%的替代率水平，仅需10~12.5%的缴费率就可以使收支达到平衡。

国内现有文献中尚未发现和养老保险相关的世代交叠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三、OLG模型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及展望

中国养老保险是改革最滞后的领域之一，至今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其弊端包括立法进程缓慢、保障功能欠缺、社会覆盖面过小、管理体制凌乱等，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总体经济改革的步伐。养老保险问题涉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部的经济模型模拟在揭示改革方案的全面性方面存在缺陷，可能导致严重的偏差。而OLG模型的优势在于对经济系统的全面把握，应该尽快进行OLG模型在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应用研究，技术路线应该遵循养老保险体系世代交叠动态CGE模型建立、模型求解以及对现实制度的模拟，以便为我国势在必行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提供数量分析的支持和政策方面的建议。

作为养老保险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OLG模型已在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得到广泛重视，在学术界，它也逐渐发展成为CGE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总的来说，OLG模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可信的代际代内政策分析工具。但是，OLG模型毕竟产生时间较短，目前尚未发展成熟。因此，如何与现实制度紧密结合，是对OLG模型的重要挑战。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缺失，我国也不例外。要使OLG模型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经济现实情况，提供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是数据方面的问题。能够模拟现实经济系统的CGE模型往往是数据的海洋。因此，获取数据和整理数据就成为建模者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准确性逊色很多。此外，模型的许多系数需要进行测算或者从相应文献中获取，这些系数的精确程度将直接影响模型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其次是进一步拓展现有文献中的模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OLG模型。这些模型没有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如农村和城市二元体系的差别、公务员养老体制改革、统筹范围条块分割等。譬如，现实情况是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各地区在养老保险负担和养老基金运行上的差异。当前在省级范围内统筹养老保险基金，中央政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调配、调剂养老金，无法解决各地区在养老基金收支能力上的差异性和不公平性。这种局面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不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和实施。逐步扩大统筹范围，在地区间调剂基金的余缺，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和地区经济发展共同要求的。

最后是紧密追踪国际最新的OLG养老模型的前沿动态。目前Kotlikoff等人正将国际贸易、收入不确定性、货币流动性约束等因素引入这一领域，必将使得OLG的模拟现实能力更上一层楼。譬如，由于传统一般均衡理论的限制，CGE模型一般不讨论货币政策，在模型中也不考虑货币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难以在CGE模型中体现。因此，如果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描述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完全有可能将货币政策因素引入模型，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模型中得到统一。

相信经过不懈努力，OLG模型能够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科学和标准分析工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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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提供坚实的法律法规保障

美国风险投资的成功和科技企业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美国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风险投资支持科技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美国1953年制定了《小企业法》，1958年通过《中小企业投资法》并建立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鼓励和支持风险投资扶持符合国家产业、经济政策的科技企业。政府支持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对创业型科技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并通过资本市场来促进企业创业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先后推出《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法》、《国家竞争力技术转移法》、《小企业技术转移法》等法律法规，为风险投资向科技企业投资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极大地激发了风险投资投资于科技企业的热情，形成了美国风险投资的浪潮。1992年，美国颁布《小企业股权投资促进法》，给小企业投资公司以融资支持。2003年实施了《新市场风险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SBA为投资于落后地区的风险投资机构提供担保。

2．在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

美国为风险投资和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通过财税政策等调控手段，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鼓励其向高科技企业倾斜。美国通过改进税制来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40％减半征收所得税，使风险投资资本利得税率降至20％，并通过《股票期权鼓励法》，对股票期权不课税，只有当股票转让时才征税。2003年，为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复苏，美国出台的《就业与经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将资本利得税又降至15％。美国政府还为风险投资提供一定政府资助和信贷担保，鼓励风险投资对处于初创期的科技企业进行投资，通过设立“小企业风险研究基金”等方式，向风险投资者提供无偿资助；政府为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3倍于其自身资本的资金，用于支持其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这些税收优惠促进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使风险投资更富于冒险精神，更愿意去支持那些具有高风险特征的科技企业。美国还通过政府有限采购高科技产品，来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风险投资和科技企业有效对接。这一措施刺激了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展，鼓励了风险投资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20世纪60年代，在《政府采购法》的推动下，美国政府购买了硅谷生产的全部集成电路，极大地促进了硅谷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实施“全面经济计划”过程中，政府用于采购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金额高达90亿美元，IBM、惠普等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政府采购政策的推动。

3．设立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政府牵头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鼓励和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向高风险的科技企业投资。美国通过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由小企业管理局批准设立的小企业投资公司也是一种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其投资方向仅限于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种子期和起步期。政府通过向小企业投资公司拨款、提供低息贷款等政策性金融引导风险投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发挥了政府引导民间资本的作用。1959～1963年，共有692家小企业投资公司共募集4．64亿美元的资金，有效促进了一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1992年，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进行较大调整，对小企业投资公司发行长期债券融资给予政府担保。同时，提高小企业投资公司准入门槛，以提高其投资规模、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小企业投资公司最低资本额从50万美元提高到1000万美元，要求企业管理人有足够的专业投资经验，至少有30％以上的非管理股东。仅1994～2003年的10年间，小企业投资公司资本就实现年均20％的高增长。

4．建立了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和完善的金融市场，是风险投资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托。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获取高额收益，而良好的市场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重要基础。风险资本的集聚和投资需要有一个产权明晰的市场环境，确定风险投资运行过程中各方的权责利；风险投资的顺利退出需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使一些发展前景很好、但不具备主板市场上市资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融资的场所，因而建立多层级的资本市场是风险投资顺利运行的保证。美国宽松、自由竞争的市场，不断产生新技术和新观点，为经济运行带来强劲动力。其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使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有较强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脱颖而出。而美国发达、完善的多层级资本市场，促进了风险投资与科技企业的进一步融合。美国资本市场分为4个层级，主板市场、二板市场、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和地方性证券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满足了不同规模和竞争力企业的融资需求，尤其是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对上市企业的要求较低，对处于初创期的科技企业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上市融资场所，也为风险投资的增值、退出提供了有效途径。

5．充分发挥了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

风险投资行业协会的建立，一方面，对外代表会员公司向政府寻求政策和法律的支持，行业信息，使外界更了解风险投资业的运作；另一方面，对内为会员提供咨询服务，促进会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培养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对风险投资机构进行监管。美国于1973年成立全国性的风险投资协会，在协会的努力下，美国政府在税收和法律等方面给予风险投资公司以较大的优惠，出台了有利于高风险企业的相关条例，为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定期行业报告，让外界更了解行业发展状况，给予风险投资机构以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6．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完善

美国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成功地帮助了很多科技企业发展壮大，尤其是造就了美国信息科技的繁荣，带动了美国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美国风险投资主要采取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分为有限合伙人和一般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约为99％并承担有限责任，一般合伙人为基金发起人和经理人，仅出资1％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制是美国有效的风险投资组织形式，其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了运行效率和效益。美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如计算机、通信、生物医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促进了“硅谷”、“128公路”等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建立。美国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健全，有宽松的投资环境，可顺利募集到大量资金，并投向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科技企业；有严格风险控制机制，包括对投资对象的选择、投资后的管理等；有强力的激励约束机制，基金经理人承担无限责任和获得高额回报，既激励其更好地运作风险投资基金，又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有完善的退出机制，风险投资机构在帮助科技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后，还帮助科技企业在二板市场或纳斯达克市场上市，顺利退出并获得资本增殖收益。

7．资本来源广泛

风险投资由于投资回收期长且风险较高，因而需要募集大量稳定的资金。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较广，包括私人资本、机构资本和公司资本。私人资本主要是富有个人和家族，将闲置资金投资于风险投资机构，这是美国风险投资发展初期的主要资本来源。机构资本主要指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等，20世纪80年代后，养老基金在风险资本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公司资本是一些大型公司通过成立专门的风险投资机构来支持具有创新性的科技企业，微软、英特尔等公司都参与了风险投资。目前，从总体看，风险资本中机构资本占比最高，1993年，养老金在美国风险投资资本中占比约为59％，再加上银行、保险基金、各类捐赠基金，机构资本在风险投资总资本中占比高达81％，此后一直维持在80％多的高额占比；即使在风险投资处于低谷的2003年，机构投资占比依然高达88％。

8．形成了先进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

风险投资是一项复杂、专业性强、风险高的活动，从其汇集资金、选择项目、参与企业管理到最后上市退出，都需要有熟知金融、法律、企业管理和高新技术的专业性、复合型人才。这样，一方面，能在金融市场顺利融通资金，并在所支持企业取得较高成长之后帮助其上市，进而实现退出，获得高额收益；另一方面，能用战略的投资眼光，选取有较高成长潜力的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并帮助企业进行管理，力图使投资收益最大化。一直以来，美国都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国家层面建立创新活动的领导网络，加强对创新型人才的教育和培训。美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普遍开设就业与创业课程，尤其是许多大学都开设跨学科、跨领域的课程。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家们，培养了一大批有敏锐判断力、熟悉高科技领域、善于资本市场操作、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风险投资人才。同时，美国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为激励风险投资经理人，使其尽最大努力为企业获取高额收益，除正常薪金外，还最高给经理人投资收益的20％作为奖励。

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和市场环境，使风险投资与高科技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正处于创建自主创新型国家的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促使其向高科技企业倾斜，从而实现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目标。

1．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要想有效实现风险投资与科技企业的对接，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在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政府给予大力的政策扶持。美国风险投资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在法律、税收、担保、补贴、采购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我国2005年修订颁布了《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和《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为风险投资机构建立和运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这些法律法规还有一定局限性，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应建立《风险投资法》等专门的风险投资法律法规，将风险投资与一般投资有所区别，明确规定风险投资机构的性质、投资方式和投向等。2007年，财政部、科技部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各地政府开始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该办法的带动下，我国各地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条例，并由政府出资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但各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良莠不齐，效果不一，还是应将相关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并进行严格的监管。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规定风险投资企业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可按其投资额的70％在投资满2年后享受应纳税所得额抵扣。但与风险投资发展较好的美国相比，我国现行税收优惠力度仍较低，而且个人投资者还会面临重复缴税的问题。因此，我国应进一步降低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收益税率，适当增加税收优惠年限，并给予个人投资者以税收优惠，避免对其重复征税。政府还应为风险投资提供一定担保，在政府采购时，应规定采购一定比例的本国科技企业的产品。

2．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完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

风险投资可通过完善的资本市场帮助科技企业上市，实现顺利退出。但我国主板市场对上市企业的要求极为严格，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多为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其各项指标很难到达主板市场上市标准。我国于2009年推出了创业板市场，一些有实力的科技企业在创业板市场成功上市，但从几年来的运行情况看，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门槛依然较高。我国应调整创业板市场的准入条件，并简化审批制度，使更多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能通过创业板市场进行融资，也使风险投资有便利的退出渠道。美国四个层级的资本市场满足了不同规模企业的上市需求，尤其是纳斯达克市场，分为全国和小型两个子市场，小型资本市场的标准要更低一些，除财务指标外，更注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我国应借鉴美国的做法，最好将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条件进一步细分，充分考虑不同实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际，在财务标准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对公司治理质量标准有更高的要求，进而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3．政府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风险投资向科技企业倾斜

由政府支持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是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风险资本的市场失灵，还特别鼓励和引导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处于种子期、起步期的科技型创业企业。自2005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后，我国各地政府开始尝试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但总体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存在一些问题，没能有效发挥其支持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作用。首先，就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看。我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资金规模较小，来源单一，主要由各地财政出资，受财力限制，其资金规模都不大；银行、保险等资金受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无法直接投向风险投资领域。为扩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我国应给予民间资本以法律保障和政策优惠，鼓励和引导其参与到风险投资中。其次，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之初就设定适度的政策性目标。政府牵头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目的在于引导其向具有高成长性、高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企业投资，但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些基金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背离了其引导资金向高科技企业倾斜的初衷。为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应考虑设定适度的政策性目标，并将政策性目标进行分解，设立不同目标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如，可设立以支持中小企业为对象的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促进行业发展为目标的引导基金、高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或自主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最后，发挥国家级引导基金的杠杆放大效应。我国在促进地方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基础上，还要采取“祖母基金”方式，由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支持地方引导基金，再通过地方引导基金支持市场化运作的子基金。

4．拓宽风险资本的来源

目前，我国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投资、国有投资公司和未上市公司，个人、金融机构、基金等投入占比较低，风险投资来源渠道狭窄。而美国风险资本充足，来源多元化，资金结构合理，以保险基金、养老金和各类捐赠基金为主，尤其是养老金占有较高比例。我国的风险投资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虽然需要政府投入来引导风险投资，实现其扶持高风险性科技企业发展的目标，但政府不应当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还应引入多方资本参与。我国应放宽对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限制，让这些实力雄厚、有长期大规模资金的机构参与风险投资，增强风险投资的力量，增加资本供给。养老金是美国风险资本的重要来源，但为使养老金保值增值，我国目前对养老金投资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虽然近年来对其投资领域有所放宽，但养老金还不允许进入风险投资市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逐步允许养老金适度参与风险投资。同时，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居民缺乏顺畅的投资渠道，风险投资可成为其有效的投资途径。

5．培养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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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年金 补充养老保险 税收优惠 税收延迟

在我国，企业建立年金制度还是处在一个建设阶段，仍处于探索和摸索时期，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对于企业、职工、政府三方的利益产生的影响到底如何，本文就此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现状

有资料显示，截止2005 年，建立起企业的年金企业有2.4 万家，职工参加人数为900万人，基金积累达到680亿元，资金的累积量相比2000年具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达到256%。企业年金制度作为我国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体系支柱制度，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其发展。各地相继出台地方法规，促进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保障。早在2006年，联想集团作为首个注册备案企业年金计划，超过一年正式员工都可以参加，其中个人部分和公司的出资部分构成了联想企业的年金，出资的比例设置为1∶1，联想委托金融机构开展保险和账户以及投资服务。如果按照至少5%投资收益率以及工资的增长率来计算，加入年金计划的职工，在联想工作30年，如果退休前领取6000元工资，退休之后可以获得社保金和年金的养老金共4000 元， 相比较，不参加企业年金职工，只能获取1300元左右的社保金。

二、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普及受到税收优惠的瓶颈制约

当前我国的补充养老保险依然处在制度的建设时期，企业年金的总体规模依然较小， 发展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企业年金市场的参与机构既要正式的进入，但是税收的优惠问题已经明显的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因素。所以，通过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同时结合考虑我国的国情，需要尽快的制定出比较适合我国发展企业年金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因为作为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是属于非强制性的，假如缺少一些激励政策，比如税收方面的优惠， 对于企业来说是没有建立这种年金制度积极性的。在我国，现行的关于企业年金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很多的地方主要局限在企业的缴费层面，而对于职工的个人缴费则缺少一个统一的优惠。另外一个障碍就是关于税收的优惠形式非常的简单， 仅仅是在企业的缴费环节给予了企业免税的待遇， 对于企业的投资环节利息税和股息税等方面制度缺失必要的安排，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年金发展速度以及覆盖的范围等。

所以，如果对企业的年金缴费税前的列支比例设置一定幅度提高，对个人的缴费部分实施递延纳税等方法，同时对年金基金投资的收益进行适当减免，个人的企业年金领取方面，多种模式，可以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年金支付，通过这些全国性的明确税收的制度支持，相信在我国，年金市场有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年金制度的激励分析

关于企业的年金计划涉及到缴税的环节主要有：企业以及职工向年金计划进行缴费，企业的年金计划所取得的投资的收益，企业的职工在退休之后从年金计划中提取的养老金等。年金计划的受惠方主要包括企业和职工。目前，西方国家大多数允许企业和职工向年金计划缴费的部分从应税所得扣除；对企业由于年金计划的收入进行免税；而只是对退休的职工从年金计划获取的养老金进行征税。形象一点描述就是如果严格的按照三个阶段分析，如果选取E来代表是免税，用T来代表是征税，对以上的三个环节开展课税的情况进行标记，那么在目前西方一些国家对他们企业的年金计划征收税的模式简单的可以表示成E-E-T，依据我国的情况看，可以考虑选择这种模式。比较我国的TEE的模式来说，更加的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企业与职工参加， 促进其发展和壮大。当然，对于政府来说可能减少当期的部分收入。

首先，税收的优惠可以激励企业缴纳年金，总体来看企业建立年金计划可以明显降低税收。对企业的税收优惠，也就意味着是吧给员工缴纳的养老基金计算入经营的成本且免税，也可以理解为税收的减免降低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障的成本，这对企业具有不小的激励作用。毕竟企业是建立起年金计划的关键，给予企业税收方面的激励也是必要的。我国的国家税务总局专业人士政策法规司的副司长杨元伟曾经对此在“完善我国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七点设想”表示，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多支付的缴费部分，在一定的原则上是可以在企业的所得税缴纳之前据实进行列支。

其次，税收优惠激励员工参加企业的年金计划。因为企业年金延期支付所得税，不仅企业缴费部分不记入收入，免除了当期的纳税；而且员工缴费部分从当期收入扣除，同样不用当期纳税；重要的是投资的收益同样不用当期纳税。而这些缴费以及收益要到领取养老金按普通的收入进行纳税。特别是年金的积累期越长，个人利益会越大，账户积累的越多，这对年轻员工激励更大， 即越早缴纳，投资收益越多， 退休保障业也就越多。直观一点说，就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参加了企业的年金计划，那么他每年都会将部分的收入按期的存入到自己的年金账户中，而这个数额则是计税之前，很容易理解就是工作期间应税的收入降低了，此处享受了低税的优惠。然而当年轻人工作几十年后退休，会从自己的企业年金中领取属于自己的现金， 由于税收优惠也会缴纳较低的税，又一次的减少了自己的纳税额。这种做法在国外已经实践了很久，从实际效果来看， 企业的员工参加企业享受税惠的年金计划这一社会补充的养老计划也可以延税。延税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企业为员工所缴费的年金不记入职工的当期收入，所以，员工不会因此项收入而纳税； 第二部分是员工缴纳的自己年金部分从当期的收入中税前扣除，也省去了这笔钱的税收，而且整体的税率下降； 第三部分是有年金计划的投资收益同样不作为当期收入纳税。而这些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只在员工开始领取自己的养老金时才会按照普通的收入进行纳税，大大降低了成本，激发了员工和企业的积极性。

另外，税收优惠对政府的税收影响。前面分析中企业和员工都从政府获得税收优惠， 是否政府税收会有损失？政府因为给予企业年金计划优惠的税收政策，确实会造成当期的财政损失一些收入，据资料显示，这种以内税惠所引起的隐藏性的支出可能达到政府支出公共养老保险这些显性支出的1/4左右，比如美国占到公共显性支出1/5，大约占到全国GDP的1.09%，另外爱尔兰分别占到21%和1.2%，澳大利亚是24.9%和1.01%。这样看，如果把企业建立的年金计划和基本的社会养老保险进行替代的话，也就是政府的公共养老支出会大幅度的减少。因此，建立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隐形的支出减少要大于税收收入减少，所以说政府不会造成收入的损失，还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中受益。

最后，实质上政府延税待遇，是政府推迟税收，税收的总额不仅不减少， 反而会增加， 因此延迟税收也可以当成政府给予企业职工优惠的贷款，政府收取贷款的利息，而员工则得到了更多投资的收益。企业年金发展前景广阔，关于税惠政策可综合考虑制定，突破税惠、法律等瓶颈后，我国年金市场会迅速进入快速发展期。

参考文献：

[1]张云，匡勇.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江西三大行业上市公司为例[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3，（01）.

[2] Johnson Richard W.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on Pension Benefits of Labor. Economics . 1996.

[3]方黎明.影响养老护理人员供给的主要因素和干预措施的效果―国外近年来文献综述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社会福利（理论版）. 2012，（11）.

[4]孙雅静.基于DC模式下参保员工的企业年金权益保障问题及对策[J].时代经贸（中旬刊）.2007，（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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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保险资金悄然加仓A股

2011年的中国内地股市，是令人唏嘘的一年。股市跌到10年前的指数点位，上证综指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股指跌幅榜首。而股市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整体亏损超过了5000亿元。

2011年底，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2012年将迎来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和财政盈余资金等长期资本入市的机遇，这将有利于作为中介机构的国内证券行业的发展。紧接着，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会长戴相龙力挺郭树清，建议让社保养老基金投入运营。

1月9日召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郭树清再次表示，要鼓励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增加对资本市场的投资比重，积极推动全国养老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等长期资金入市。

养老金积极入市的消息一出，无疑给中国内地股市打上了一支强心针。就在个人投资者失望之时，机构投资者却在悄悄加仓，其中保险资金显得尤为瞩目。

中登公司近几期的统计月报数据显示，上月保险类机构共新开10个账户，包括以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名义新开的账户。

业内一位保险分析师指出，保险资金将是股票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由于账户资金量大，尽管保险公司账户只有寥寥数百家，其资金运作却是市场最为敏感的。

据了解，截至1月末，在中登公司的统计表中，保险资金的账户为1052户，仅高于社保基金的开户数，但是保险资金投入的资金量却高达1万亿元人民币。

种种迹象显示，A股市场到了估值底部，这已经成为保险资金的共识。

香港险资同样有意投资内地

当内地保险资金悄悄加仓A股市场，香港当局也在释放其保险资金准备投资内地资本市场的消息。

1月17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与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在亚洲金融论坛上表示，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能够发行人民币产品很重要，可是产品后面一定要有人民币定价的资产。如果香港的保险公司可以把香港保险资金投向内地债券市场，就等于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人民币资产，这样就可以在香港推出一些以人民币计价的保险产品，这有利于香港人民币产品多元化。

陈家强还表示，港府同时也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其他的较长期基金（包括香港退休金），参与内地长期债券市场。

此前，陈家强已率领香港保险及基金界代表团，赴北京与内地有关部门和机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探讨内容包括，香港离岸人民币投资内地市场的规模，即额度问题；其次是产品投资，即哪一类产品可以投资内地，是否包括更为长远投资的产品，例如保险及退休金产品；第三是将来能参与投资内地资本市场的机构种类。

香港的保险资金实力有目共睹，因此，香港当局释放保险资金投资内地市场的信号一出现，立马成为利好消息。

香港保险咨询师王枳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受内地资本管制的限制，香港保险资金目前还没有投资内地股票市场。如果能够更直接地投资内地资本市场，即使先从债券市场开始，对香港市场来说会更方便灵活，同时也对内地资本市场构成重大利好。

不仅如此，香港保险资金投向内地债券市场一旦开闸，还有个重大作用，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正如陈家强所言，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人民币资产，有利于香港人民币产品多元化。

在香港市场上，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渐丰，至去年12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5885亿元。目前，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可用于人民币贷款、购买人民币点心债、人民币点心债基金、RQFII基金及汇贤房地产信托基金（87001.HK）等。

虽然香港的金融界代表均看好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前景，但与近6000亿元的人民币存款相比，可投资的人民币产品仍有限，这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了一定压力。若香港保险资金进军内地市场，无疑为人民币资金寻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各界看好香港人民币业务

去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在港表示，将尽快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和港股ETF（交易所买卖基金），其中RQFII已于去年12月正式启动，目前相关基金产品已进入募集阶段。

香港与内地监管机构讨论逾一年的港股ETF产品，终于在近日完成所有筹备工作。去年底上交所和深交所均已完成了港股ETF挂牌的网络测速，多家券商参与有关测试。

陈家强在亚洲金融论坛上透露，港股ETF在内地挂牌即将成为事实，同时A股ETF在港挂牌讨论进展良好，很可能早于人民币股票面世。“这不是时间先后的问题，而是难易程度的问题。”陈家强认为，ETF产品结构简单，投资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坚亦表示，正在研究扩大RQFII计划，并以扩大的额度投资于在港交所挂牌的A股ETF产品。

2月22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在其网站上公告称，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完成推出跨境ETF的准备工作。虽然仍未指明上市日期，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欠临门一脚了。

在中央的支持下，在香港与离岸人民币相关的各项业务发展迅猛。去年内地还出台了人民币FDI管理办法，这使得到香港融资的企业大幅增加，去年香港共发行87笔“点心债”，发行量超过1000亿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