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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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

篇1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当前我国的发展方式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笔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至少要在市场调控、联系国情和共有资源这三个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关键词 外部性 产权 帕累托最优

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是靠传统的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来拉动的。结果是使得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被浪费,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尽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口号已经叫响多年,但是由于各地政府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以GDP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所以,口号还是口号,没能得到贯彻。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认识。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经说过:“以前我曾自豪的宣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与制度,产品出厂后,剩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满地狼藉的垃圾场。”

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也指出:中国根本就不是制造大国,中国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欧洲等处在产业链高端的国家,中国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结果却使得大部分的利润都流向了欧美。

一、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资源的探讨有诸多的成果。张波(2005)从立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环境资源法都受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影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环境资源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武子(2010)则从产权制度的方向出发,认为产权制度在解决资源浪费、使用不合理以及自然资源的污染和破坏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金雪涛,荣朝和(2009)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特征出发,认为由私人产权和共有产权有机构成的均衡性混合产权结构才是适合资源环境的产权运行机制。

二、具体措施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在庆祝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及农业活动中的不合理开发等,致使我国环境问题加剧。这不仅影响到目前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已经成为了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学讲究的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我们现在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比例的。有人说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且不说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均,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等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破坏了,资源浪费了等关系经济发展的问题真的是能靠简单的经济发展就能弥补吗?如2009年的湖南浏阳的镉污染;2010年大连新港发生油管爆炸,上百平方公里海域的海面被污染事件;以及最近出现的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油田漏油事故。这些仅仅是靠经济的发展就能解决的吗?

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思路或者方式必须要作出一定的改进。那么,我们在改进的同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注意运用市场调控的手段,消除负的外部性的影响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很多厂商过分的追求私人边际利益,给社会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相当多的负的外部性。所谓的外部性也叫溢出效应,当生产或消费的某些外在的影响未被包括在市场价格之内时,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分为两种情况:即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这是根据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或者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大小关系来确定的。而且不管是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都会降低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这些负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厂商排放的大量污染,浪费的大量资源,这对其他经济主体和社会的福利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环境资源已变得日益稀缺,其相对价格不断提高,机会成本也进一步增加,社会的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的差异还在不断加大。从而又使得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也出现了外部性问题。使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优。

因此外部性的存在是现实生活中经济,环境等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运用多种手段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其中包括补贴、收费等多种手段。而目前占主流的应该是庇古的黄金规则以及科斯定理。

庇古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税即税收-津贴办法。这种办法一方面坚持“污染者付钱原则”即对产生负的外部性的厂商征税。另一方面又对带来正外部性的企业给予补贴。科斯提出运用产权理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后来由斯蒂格勒总结出科斯定理。该定理提出在交易费用为0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明确产权来使外部性内部化。

(二)在中国,要注意中国的国情,且不可盲目的市场化运作

在中国,政府经济建设理念的逐步成熟,我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低,这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也在进一步地放松对这些企业的管制,由原来的“指挥者”转变成为“裁判者”;其次,我国的法律体制正在逐步完善,各个企业也将会在法律的规制下公平地进行竞争,这将会使市场要素的使用更加有效,流转更加快速,配置更加合理。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还不够完善,企业家的素质与责任心还不够强。如近几年出现的“楼脆脆”,沈阳化工在市中心“毒气熏人”等,事件无不体现出我们的企业家普遍缺少责任心,他们信奉的是不管别人的利益,只要自己能赚到钱就是硬道理。企业家素质与责任心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顺利走下去。

所以,仅仅依靠市场明析产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更多的依靠政府的监管。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出售产权许可证来帮助确定产权。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和补贴等财政手段来消除外部性。也就是说,要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福利实现最大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而且我们应始终注意的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可以灵活借鉴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经验。切不可照搬。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体制决定的,另一方面还有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等问题。

(三)对于共有资源,政府应注意作出相应的决策,需要“全体总动员”

在现实生活中,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以及各种矿产资源都是一种共有资源。

在市场中,私人或者一些生产者往往对这种共有资源进行过度的利用,而市场也往往没有充分的保护共有资源。比如之前很多地区的小煤窑屡禁不止,导致地面沉陷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源没不能到有效的配置,导致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从而也引起市场失灵,而这其中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的建立产权。一旦产权建立,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人就可以向那些带来这种污染或破坏的厂商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就可以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也是科斯定理的作用所在。

保护共有资源,除了产权、价格和税收机制外,尤其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司法以及全社会的作用。共有资源与公共物品一样没有排他性:想要使用共有资源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但是,共有资源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就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因此一旦提供了一种共有资源,决策者就需要关注它被使用了多少。在我们生活中,起决策者作用的往往是政府。如洞庭湖的水是共有资源。周边的化工厂,造纸厂向本来清洁的湖水中中排放废水就会带来负的外部性,使湖水受到污染。而政府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方法就可以是收取排污费,这个排污费实际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庇古税的一种,是针对带来负的外部性的行为的。但实际上这种是不现实的,因为收费带来的成本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特别是环保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制定相应的法规,严禁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进行生产。如最近几年,湖南省委就坚决关闭了在洞庭湖周边排放污水不达标的造纸厂,此举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同时更加规范化的措施可以如下:

首先,建立绿色公共财政。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应作为政府的专项基金,财政预算中要包含环保经费科目,且全部都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开支,同时对其用途的审计监督也要加强,以防被挤占挪用。目前,编制环保经费预算上,把基层环境保护局的人员从吃杂粮(很多从事公务的职员是事业编制,在经费上是收支两条线),改为拨款。

其次,排污许可、总量控制和环境评价。污染物的总量控制需要三项制度联动:一是要确定国家和地区各项污染物的最大自净能力,然后政府环保部门就可以按照环境质量标准,在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规定各种污染排放的最大容量;二是严格实施排放许可制度,企业排污的种类、数量、性质、去向、方式等要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审查许可;三是实施环境影响的评价,对由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及评估,提出有效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与措施,进行跟踪监测,严格实施此制度。

另外,对于排污权交易。有关专家朱家贤建议,形成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具体为初始分配的一级市场和初始排放权分配之后的自由交易二级市场。第一,在区域开始进行试点与推广工作,选择那些自愿强制减排的企业以及超强度减排的企业进行交易;第二,建立并规范排放权交易所,可以采取数个区域性和1个国家性的交易平台;第三,出台排放权交易的国家标准指南;第四,建立国家或公共登记机关,给那些排放权交易的参与者开设账户并记录相关的交易活动;第五,适时探索开展碳期货交易;第六,按照碳交易的多边性、持续性、专业性、及技术性等特点,建立完善的经纪人制度。

三、启示

我国政府于1994年就通过了指导我国未来发展的《中国21世纪议程》,确保我国经济,环境资源等的可持续发展。但中国在未来的30年中,资源和环境消耗趋势将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即使按照工业化国家中的低资源环境的消耗水平,中国也将消耗全球50%左右的天然气、钢铁、石油等资源,形成全球50%甚至更多的碳排放,由此看来形势依然很严峻。环境与资源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长久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政府能否有勇气承担责任,能否站在发展的高度,能否目光长远。在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要靠市场,更要靠政府。

参考文献:

[1]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篇2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源环境是人类农业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人类在农业开发的过程中必须遵从客观规律,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因此,环境与发展并不是相互对立、不调和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承的。

(一)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应遵从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因为农业包括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自然再生产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经济再生产受到经济、技术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农业是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结合的复合系统。因此,在发展农业时,不仅要遵从自然规律还要遵从经济规律。

(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必须遵从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理论

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之一是外部性理论。对于农业而言,如果采用低效率的方式配置资源,进行经济活动无疑会对外界环境产生负效应。比如,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以提高单位产量,结果可能导致水体污染、土壤退化等加深层次的負面影响。因此,在发展农业时,应当遵从环境经济学理论。同时,生态经济学理论也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强调在生产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按照生态学原理,使生产的过程按照生态链耦合的方式进行。因此,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应强调物质、能量流动的合理性。

(三)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需遵从“3E-R-T”模式

所谓“3E-R-T”模式是指,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要考虑到5个方面的因素,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技术、资源,即在技术可行、有利于生态恢复、环境保护的条件下,合理地、充分地利用资源,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措施

(一)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建立现代农业耕作模式

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要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调整种植业、养殖业内部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所以,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资源节约、生产集约高效、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合理地进行生产区域布局,改进和完善传统的粗放型耕作方式,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农业耕作模式,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道路,尽量减少或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业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要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工作,才能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建设良好生态环境。要建设好生态环境,就必须加强城乡企业的清洁生产工作,把对环境的污染治理工作做在污染之中,而不是污染之后。

(1)要积极做好城乡工业布局的规划,只有实行好的规划,才能改善农业环境的污染现状,使农业环境的污染得到抑制。建立绿色的农业生态环境,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建设。

(2)还要积极加强对城乡居民生活垃圾的治理,要采取分离垃圾的做法,把垃圾分成不同类别,然后积极探寻处理方法,要增加除填埋、焚烧以及露天堆放之外的处理做法;要尽量使垃圾能够得到利用,使垃圾变废为宝。

(3)要在农村大力发展沼气的应用,农村沼气得到大力应用,就可以解决资源的循环利用。沼气使用量的增大,一方面可以净化农村环境;另一方面还有利于缓解能源的消耗,还能够为农村的植物增加有机肥料;使有机肥料得到大量利用,减少化肥的使用量。这样就会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4)还要积极建立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设施,要提倡节约用水,增强人们节约用水意识,这样才能够把有用的水用到实处。

这样才能改善农业环境的污染现状,使农业环境的污染得到抑制,建立绿色的农业生态环境,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建设。

(三)要积极保护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资源,失去了耕地,农民就失去了基础,因此,在农村要对耕地资源实施合理开发和保护,农村耕地的红线要始终记在心中,实施在行动中,保护耕地是防止资源退化和缩减的有效揩施,因此,对于农村的耕地,要从保护农村耕地资源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当地政府要把加强农村生产的建设用地,一定要加强规划管理,坚决不能触动底线,这样才能积极稳妥开展农村基本农田建设,达到严格限制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在调整中绝不占用耕地面积,这样才能使农村有限的耕地资源得到保证。

此外,还要积极加强保护水资源,要对农村水资源实施统一管理模式,要利用高科技保护水的蒸发速度。主管的农业部门,应积极推广节水技术,要组织农民,积极构建节水型的农业生产体系,这样就可以转变传统的大水灌溉农业的生产方式,建立创新的,可以提高农业灌溉利用率的农村生产方式。

(四)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科技促进农业可持发展

现代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是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宝,它有利于缓解中国农业资源的短缺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这样就可以利用中国现有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动植物品种资源等,在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中,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使农村资源得到大的收益,逐步转变只是片面追求农业生产量的传统观念,要从原有的观念的转化中,缓解生态环境被不断污染和破坏的现状,这样才能使中国农业生产之路,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五)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特色农业

在发展农业模式方面不能搞“一刀切”,尽量避免“风格雷同的现象,应在不同地区发展具有优势特色的地方农业,扬长避短,形成优势互补。在山区,应大力发展果业、林业、畜牧养殖业。在丘陵地带,应根据其自然环境,选择合适的农业发展方向。在平原地区,如果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城镇化的发展,因其农地稀少,应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合理规划、节约用地,利用高科技发展高效、生态、观光农业;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扩大灌溉面积,大力推行节水和干早农业在贫穷落后地区,应建立完善服务体系,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耕地的生产率,控制人口增长,以及加强环境建设。

参考文献 

篇3

低碳经济主要是指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基础,通过技术革新、制度完善等多种方式和方法,最大程度减少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及环境等协调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不仅能够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还能够有效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低碳经济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方面

通过对早期经济学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不难发现,其中都蕴含着低碳经济思想。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国家GDP,其实不然,经济学还兼顾世界经济、人类未来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基于此,经济学中充分体现了低碳经济思想。

(二)其他学科方面

低碳经济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生态、循环、绿色及低碳经济,而其中每一个方面又由多个学科构成,例如:生态经济包括生态学、经济学,针对生态、经济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有效整合。低碳经济的四个方面都能够充分体现出低投入、低消耗等理念,并全面、系统的为现代经济发展做出指导,基于此,相关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为低碳经济奠定了基础。

(三)气候、资源环境经济学

从气候经济学角度而言,《气候经济学》中已经明确阐述了气候与经济之间存在的关系,且温室效应的出现,在很大程度是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另外,资源环境经济学明确提出人类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发展,促使世界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且能够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且资源环境经济学针对排污指标转让的金额也做出了明确规定,低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经济学基础之上的。

三、低碳经济经济学价值具体表现

(一)有效缓解国际经济合作矛盾,健全国际经济学体系

近年来,经济学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经济合作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诠释,而最终都将国际经济合作作为基础,并以国际经贸为主要方式,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国际合作能够有效整合资源,谋取更多利益,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环境问题,特别是当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导致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且CO2等温室气体自身具有流动性,给全球环境都造成了一定影响,而低碳经济中的思想、观念能够有效缓解国际经济合作产生的矛盾,另外,低碳经济不仅立足于国际经济,还放眼于全球经济,基于此,将低碳经济融入到国际经济学领域当中十分必要,更能够体现其价值。

(二)发展自身全面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工业时代前,经济发展缓慢,产生的环境污染也较小,生态系统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确保经济、生态环境及社会和谐发展,然而,工业革命后大量机器等生产设备参与经济发展,导致温室效应,生态系统无法承受重负,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并对人类身心健康构成巨大威胁,传统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活动发展需求,而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经济理论能够更好地为现代经济活动指明方向,并为促进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还体现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和转变,从而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

(三)妥协或是你经济学内容,促进消费模式转变

低碳经济进一步发展,辅工具层出不穷,诚然,概念及理论并没有完善,但已经成为金融学、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一部分,气候自身具有复杂性,专家需要对风险、不稳定性等因素进行重新考察,并重新明确相关概念。另外,经济活动的发展最终目标都围绕着消费,消费越强,相对应的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随之增加,基于此,低碳经济理念在人们生活中的渗透,在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和方法的同时,也有效转变了消费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四、结束语

篇4

摘要:渔业资源衰退、渔业环境恶化问题已受到全球的日益关注。实现渔业资源的合理、有效及可持续利用,加强渔业环境保护,呼唤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指导。该学科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目前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本文在回顾其演进过程的基础上,梳理了其逻辑框架,指出这一框架应当包括绪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及政策分析等逐步递进的四部分;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自然资源的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本理论以及渔业生物经济模型应当成为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在构建这一学科的过程中,应当对稀缺性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及资本观进行修正与拓展,加强既有政策之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逻辑框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9-0064-04

一、引言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本国乃至全球的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多国人的重视,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1]。解决渔业经济发展、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从自然科学与技术角度加以研究,而且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加以探索。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以探索渔业资源与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和演进规律及其应用为使命的经济学科。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该学科的发展尚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构建、发展及提升。笔者曾撰文对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述[2],本文在其基A上,对该学科的演进路径进行回溯,对学科的基本框架进行梳理,供同仁商榷以共同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并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及渔业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协和发展。

二、学科发展的回溯与反思

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既是渔业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溯其由来,就不能不从渔业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渔业经济学之思想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甚至更早,而日本学者蜷川虎三1933出版的专著《水产经济学》是最早的渔业经济学专著。之后戈登・史葛(Gordon,H.Scott)在《渔业资源的最优利用经济方法》(1953)[3]及《共享资源经济理论:渔业》(1954)等论文中提出了生物经济平衡和最大经济产量(Maximum Economic Yield,MEY)的概念及其方法[4]。1961年日本学者冈本清造出版了《水产经济学》。之后,随着渔业经济的日益发展及全球渔业资源的逐步衰退,世界许多渔业国家相继将发展渔业的重点由增加捕捞强度转向渔业科学管理,渔业经济学的文献也快速增加。Н.Π.琴索联夫的《苏联渔业经济学》(1977)、李・安德森(Anderson,L.G.)(1977)的《渔业管理经济学》,洛根渥尔德与汉尼森合著的《渔业经济学》(1978)、近滕康男的《水产经济论》(1979),清光照夫、岩歧寿男著的《水产经济论》(1982)和大海厚宏、志村贤男等的《现代水产经济论》(1982)等都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著作[5]。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虽然著作数量增加、对渔业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理论阐释逐步深入,但受生产力发展所限,直到目前为止,国外渔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实质上是就是渔业资源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对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配置问题。我国学者毕定邦[6]、胡笑波[7]等人曾经在系统梳理前任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分别于1990及1995年出版了《渔业经济学》教材。然而受计划经济时代学术背景的影响,这些教材在学术体系上与全球主流经济学有较大差别。其后国内出版的渔业经济学教材至今尚未能及时系统地整合国内外学术成果,形成能够有效阐释中国乃至全球渔业产业结构、区域布局、资源分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规律。概言之,从主体看,目前的渔业经济学总体来看仍然停留在以渔业资源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需要从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加以系统整理。

在渔业经济学发展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衰退问题受到了全球关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运而生,渔业资源与环境问题受到了经济学家的重视。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起,捕捞、养殖及其相互之间、渔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经济研究成为了渔业经济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渔业资源经济研究与渔业环境经济研究逐步出现了交融趋势。

概而言之,对于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而言,要真正建立起一门学科,尚需认真总结、梳理和回答如下这些主要问题: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概念有哪些?建立在这些基本概念与假设基础上有哪些基本理论?在这些基本理论指导下,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哪些特有研究方法?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哪些可以借鉴到本学科中?如何将渔业资源经济学与渔业环境经济学加以系统整合而形成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体系?如此等等。

三、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逻辑架构

就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架构而言,笔者认为其架构应当包括绪论、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四个逐步递进的主要部分。对四个部分的基本构成,思考如下:

1.绪论。在绪论部分,需要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性质、本学科与渔业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渔业资源学、渔业环境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和说明。

2.基本理论。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应当包括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回顾、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自然资源的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本理论以及渔业生物经济模型等部分。其中,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本理论是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们既是经济学基础在本学科中的延展,同时也为本学科研究方法、尤其是渔业资源与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相关经济政策的设计及经济分析提供基础。

(1)经济学基础理论回顾。经济学基础理论回顾部分既为本学科提供基础,又是本学科与经济学基本理论之间的链接。尽管本学科具有自身特色,但作为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延展及应用,在构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时,首要的是界定本学科与经济学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后面各部分的分析提供基础。其中包括对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社会福利理论、GDP核算理论、财政、货币与贸易政策等知识的简要回顾。

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在对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回顾时,作为经济学基础的延展,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必要对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经济学基本假设进行重新界定与认识。若资源无稀缺性,也就无需节约,无需研究其开发利用的成本与收益及有效利用与配置。这一点毋庸置疑。传统的渔业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可捕捞的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和配置问题。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渔业生物资源的稀缺性,在对于水域与水生生态系统等环境资源,在传统渔业经济学中被看作是外生变量。因此,在构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时,应当对传统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作一定的延展,这种稀缺不仅是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产生的相对稀缺,而是取决于渔业生物资源、渔业环境资源更新能力而产生的绝对稀缺,这种稀缺资源是这一耦合系统中的内生变量。

(2)外部性理论。所谓的外部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生产者或消费者等经济主体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产生了一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而这种有利影响所带来的利益并未被产生这一行为的经济主体自己所获得,或这种不利的影响所造成的损失并未由产生这一行为的经济主体自身所承担。外部性理论之所以应当被纳入到该学科基本理论之范畴,是因为人类开发利用渔业资源的各种行为不仅会通过对渔业资源的作用而产生外部性,而且还会对水域环境造成外部性。可以说,渔业生产、水产品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外部性随处可见。如何纠正外部性带来的资源扭曲性配置,在保护好渔业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尽量提高人类福利是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必须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将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终。没有外部性理论的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构建起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界定与物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有关。所谓非竞争性指的是某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妨碍他人同时享用该物品,也不会减少他人消费该物品的数量和质量。非排他性则指的是在技术上无法将那些不愿意为其消费行为埋单的人排除在消费该物品的受益范围之外,或者虽然在技术上可以排他,但排他成本很高而导致经济上不可行。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则说这种物品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物品可能具备非竞争性但不具备非排他性,或者反之,此二者均被归入混合物品,而一些物品同时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称为私人物品。

(4)产权理论。产权是一束界定所有者权利、特权以及使用资源的限制的权利[8]。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渔业资源的产权界定不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会有所差异。冰岛、新西兰等渔业管理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是否以产权理论为基础进行相关政策的设计、推进政策执行直接影响渔业资源保护之绩效[9]。要研究渔业资源及其相关的环境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就必须以产权理论为指导来进行制度设计、绩效评估。因此产权理论应当成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石。

(5)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指的是“既能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渔业生物资源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它具有与日俱增的稀缺性。在其开发利用过程中,人类必须平衡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权益,必须实现此类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永续利用。为此,需要探讨渔业资源贴现率高低、产权配置以及资源生物特性、环境特性等对资源跨期配置、动态最优的影响及实现动态最优利用的机制与路径。这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托。

(6)自然资本理论。所谓的自然资本,又称生态资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然资产。包括四个方面:(1)传统的自然自然资源;(2)环境消纳并转化废弃物的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3)自然资源的再生增殖能力;(4)生命支持系统。”[10]。

显然,渔业生物资源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可以且应当被纳入到自然资本的范畴。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类仅将其当作财富的来源(即资源)而未将其作为自然资本。何以做出这一论断?理由如下:按照R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所谓的资本,指的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无论是何种资本,追求超出其自身价值之外的增量部分是始终是投入此类资源的目的所在。如果将渔业生物资源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作为自然资本,就应当在其开发利用过程中考虑如何实现其存量的补偿及增殖。然而,无论是全球而言还是在国内,渔业生物资源被过度开发、渔业水域环境被污染比比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因为在理论方面自然资本观的缺失导致了渔业生物及环境资源的扭曲性开发与不当配置,人们只考虑其开发,不考虑其增殖;即便考虑,也重前者而轻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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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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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城市的内涵和主要特点

1.1 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简而言之,生态城市是一类生态健康的城市。

1.2 生态城市的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比较,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1.2.1 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1.2.2 高效性

生态城市能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使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使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关系得以协调。

1.2.3 可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1.2.4 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

1.2.5 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于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2 中国目前的城市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起步

2.1 目前的城市状况

“九五”期间是环境保护大发展的五年,集中体现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全民族环境意识普遍提高、环保措施力度加大、环保投入大幅增加、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等方面。但是,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生态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全国有36%城市河段的水质为劣5类,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点状和面状污染;大气污染十分突出,受监测的341个城市中,有66.7%的城市空气质量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固体废物、城市垃圾、“白色污染”仍然严重;全国城市垃圾真正达到无害化处理的还不到总量的10%;城市噪音扰民十分普遍,2001年监测区域55.7%的城市噪音处于中度以上污染。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市民发生多种疾病。

2.2 生态环境建设的起步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1999年海南率先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生态省,2001年吉林和黑龙江又获得批准建设生态省,陕西、福建、山东、四川也先后提出建设生态省。许多城市如上海市、长沙市、宜春市、扬州市、威海市、深圳市等都先后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奋斗目标。最近几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以及他们的地方学会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地方性学术讨论会,将学术研究与交流推到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于2002年8月19日至23日在深圳市召开,《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将对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 中国如何进行生态城市建设

3.1 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笔者认为,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城市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城市规划为蓝本,以环境保护为重点,以城市管理为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新机制,建设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保持高度和谐的城市。

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建清洁、优美、安静的城市,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高效的生态产业和人们的需求与愿望得到满足、和谐的生态文化与功能相整合的生态景观,实现自然、农业和人居环境的有机结合。

3.2 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

生态城市建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方向。它不仅涉及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针对环境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提出以下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

3.2.1 转变思想,提高环保和生态意识

从不可持续发展思想向可持续发展思想转变。其内涵包括:从追求近期的直接经济效果转向追求长期的间接经济效果;从追求单一的经济高效率转向追求经济、生态合并的高效率。这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转变就不可能有忧患意识、危机感和责任感。这对决策者和企业家尤为重要。因为决策者的思想影响一片,企业家影响一个企业,企业往往是环境污染大户。我国目前的干部制度是任期制,任期内的绩效考核主要还是经济绩效。这很容易使干部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要完成这种思想转变必须把干部任期内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功与过作为绩效考核内容之一。

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就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和应负的环境责任,尊重历史文化,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增强自我调节能力,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运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除了用各种形式加强宣传和

教育外,还应:(1)让市民亲身感受到环境和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2)使市民形成“向自然资源索取是有代价的,污染是要付费的”的概念;(3)营造社会公德大环境,规范那些不规范的环境行为。 3.2.2 加快理论研究,制定生态城市指标体系

现在可持续发展到处都在讲。但是,如果没有能够指导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经济理论和具体的评价指标,又如何知道决策和实践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呢?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重资源开发,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线兼顾市民的基本生活要求。因此,必须针对我国国情建立一套适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指标体系。

(1)生态城市应采用整体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理解城市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包括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和生态效应。也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为不少人所接受。政府应积极支持和组织环境经济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研究,使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发展成为包括“新财富理论”的多科学、多层次、多分支、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其领域包括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森林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等以及这些领域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以环境经济学和城市生态学指导生态城市建设,同时指导国民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机遇,中国应该走在世界前列。

(2)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分解为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目标、结构优化目标以及效率公平目标。这些目标又应按生态城市建设的阶段(初级、过渡、高级阶段)分解为阶段性的目标,形成评价指标体系。用它在建设的各个阶段来衡量城市生态化速度与变化态势、能力和协调度。设计的指标应灵敏度高、综合性强,既有持续性指标、协调性指标,又有监测预警指标。选择指标的原则应注意因子的综合性、代表性、层次性、合理性、现实性。在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导下来编制城市规划条例、械市建设条例和城市管理条例。

3.2.3 建立生态城市环境保护新机制

环境质量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和条件。环境保护是城市生态建设、生态恢复和生态平衡维持的重要而直接的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新机制是生态城市建设的保障。

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从社会主体角度看,社会行为可分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与公众行为。这三种行为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不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发展都决定于这三种行为。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政府、企业、公众的行为都没有考虑到自然环境的有限性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制约,没有把自然环境纳入到经济系统中,致使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大。

政府应成为生态城市建设的主导力量,应加大力度、有效的引导、规定、维护、激励整个社会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行为:(1)国家应提升国家环保主管部门的职能和地位。实质性的参与国民经济决策活动,重大项目从初步方案拟订就应征求国家环保总局的意见;(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队伍的建设,完善体系、加强力量、提高人员素质和敬业精神;(3)在国家、省、市各级政府中设置生态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协调机构,负责政府各部门间管理职能的协调和监控,以推动生态城市建设计划的实施;(4)强调城市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行为中的地位和责任。制订和实施生态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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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观;急功近利;短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1-05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资本家必须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和交换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只关注其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因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服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面对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应对理论和对策,但是受其理论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制约,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问题还是对自然条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必然表现出其狭隘的视野。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眼前的利润,其发展观是急功近利的,缺少长期的目标和对策。

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摆脱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土地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土地和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土地和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绝对限制这一观点。斯密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与土地的年产物的全部商品。因此,当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已经达到其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时,将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工资低落到仅够维持现状,资本达到饱和程度,利润非常低。然而,斯密是在讨论资本利润时顺便谈到这一点,而且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资本是否能够和如何获得最大利润,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如何节约自然资源,以使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虽然马尔萨斯首次提出了人口增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之间存在矛盾,提出了环境负荷问题,认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李嘉图提出资源报酬递减规律,认为它是制约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给予自然资源极大的重视。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仍然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问题。而且李嘉图、马尔萨斯等提出的人类发展在土地资源制约下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经济增长最大制约等观点,也没有受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们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最终使交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达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由于市场本身的不完备,特别是市场交易信息不充分,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往往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的结果,是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那么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便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现存的资源配置状态存在改进的空间,则意味着社会存在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产生浪费。此时,通过帕累托改进,就能提高经济效率。由于这种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帕累托改进也是相对公平的,即帕累托最优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只是在抽象地讨论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机制,其关注的是可利用的资源怎样有效率地使用,并不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在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中,效率并不包含生态效率,公平并不包含环境和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公平。

由于市场配置的资源并不包括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因此,当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能把其归为市场失灵,即“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虽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却不能避免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性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出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又把当代社会无法在代际间公平配置环境和自然资源也归结为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用市场的内在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从市场机制外部的干预和调整来激励或者约束企业的行为。

但“新古典传统重点强调的是自由放任,只给政府有限的经济干预作用。这反映在他们尽管简短,然而确实有所研究的涉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著述中。”如,马歇尔(1890)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为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方法,但马歇尔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外部性利益问题。

卡普(1950)对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提出了重要论述,认为经济增长对环境具有深远的逆向后果。卡普讨论了来自生产过程而被传递到外部的社会成本,如,对冰和空气的污染会损害人体健康,减少农业产量,加速物质腐化,使水生动植物灭绝,并威胁饮用水源等。

巴特尔(1958)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它们大规模出现的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这使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这些为许多人共有的资源。通过在所有经济活动领域制定严格定义的、可传递的、市场化的产权,这种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说,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未能全面地应用资本主义制度方法。

科斯(1960)进一步提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么,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就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各方自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科斯反对政府建立统一标准、依靠税收和补贴等进行干预,认为在一个有明确产权规定的自由市场环境中,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定能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实践中,科斯的方法在涉及的谈判者数量很少、影响范围明确时,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如,解决某一地区工厂排放的烟尘对该地区的危害。但科斯的观点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认为其有较高的谈判成本,而且对于环境污染的外部影响散布较广的地理区域,以及代际间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问题,运用谈判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用由需求决定的边际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给决定的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将焦点放在供给不同,新古典著述家强调需求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值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数量收入的个体,将能够对市场上可获得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做出选择。如果个体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就必定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据,那么他们就以诸如此类的方式配置他们的金钱,以使得最后一镑花在恰好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而不是花到其他任何东西上。”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被降低了。因此,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其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使得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许多人共有的资源;认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便不需要政府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或者产权交易,即可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把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在能否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稀缺资源的价格上升,从而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并没有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而且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自然条件质量下降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兴趣去研究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改善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极力主张通过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且极力为这种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和相关政策主张。

发达国家获得的环境改善的成果许多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基础上的。然而,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这种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以邻为壑”的做法终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结出的恶果。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长期目标和对策的发展观

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目标不包括环境保护的内容。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以激励资本投资为核心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仅带来了滞胀,还带来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不关注生态问题,因而其政策主张无法解决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而盛极一时。根据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而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被看成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成就。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增强经济实力,并在理论和实践中掀起“经济增长热”,也的确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繁荣背后酝酿着更难以克服的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因为从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实践中完全看不到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实现这个目标不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在鼓励国民高投资、高消费的促进经济短期增长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推动下,必然会埋下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建设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发展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强调社会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平稳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以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促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短期波动问题,致力于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者采取的态度是,“那些环境问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现在是不可能钻研得了的,因而不属于他们的真正课题;在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重点是且应当是短期问题。”这一明显具有局限性的研究目的和视野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可能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不能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观并不包含长期目标和对策。

后凯恩斯主义(也称新古典综合派)在保留凯恩斯主义理论要点基础上,对滞胀、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源不足从而是否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如,索洛在其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消耗日益增加的问题。索洛认为,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样,每单位自然资源的边际产出率呈上升趋势,所以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枯竭的假设缺乏技术上的依据。索洛指出,《增长的极限》提出的零增长是把零技术进步当做出发点,零技术进步下的零增长不能缓解资源供给危机,反而会加速资源枯竭,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

后凯恩斯主义提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微观财政支出政策(部门优先发展政策)和微观财政收入政策(税收结构政策)影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可见,后凯恩斯主义对资源供给问题虽有所关注,但其关注点还是在经济增长上,目的是要证明经济增长和稳定增长的概念没有过时,而没有对资源环境问题做系统研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相关对策。

三、庇古关注经济福利的国家干预发展观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庇古的国家干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观独树一帜,因此有必要单独进行概述。庇古提出,外部性是双刃剑,既包含利益,也包含成本支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总是有效运行的,因此存在很大的空间,供政府为推进经济福利的提升而进行干预。据此,庇古提出,政府既应当保护现代人的利益,也应当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杜绝过度和非理性的贴现现象。政府既是当代人的受托人,也是未来人的受托人。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依据法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避免本国可耗竭资源的过度开发。庇古提出了政府应该实施的三条政策措施:国家补贴、税收、立法。其中,庇古税被认为是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使企业自动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在理论探讨上,由于税收涉及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所以争议很大。在实践中,庇古提出的三条政策措施被许多国家所采纳,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在逐步扩大环境保护立法的范围。

四、结语

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针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经济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立法等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利用市场机制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通过企业的自主行为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问题;提出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从而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试图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内生化,以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思想还是强调,只有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以更高的经济效率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古典、新古典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虽然对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大多纠缠在资本的获利和经济增长问题上,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实质性推进。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贫困国家之间展开自由的市场竞争,那些急功近利的资本所有者来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不发达国家,廉价使用自然资源。这虽然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把自然环境的恶化留给了不发达国家;把廉价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变为发达国家维持高消耗、高消费生活的重要来源;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依赖其投资和向其出口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发达国家必然遭受沉重的打击;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不发达国家并没有消除贫困,而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加剧了支配生产力发展的不公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结果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共同和可持续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的主张是天方夜谭,因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和由此决定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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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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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志.对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思考——基于经济学视角[J].教学与研究,2007(11):22-31.

[7]索洛.世界就要面临末日了吗?[M].威廉·米契尔,编.宏观经济学文选:当前政策问题.纽约:纽约出版社1974:48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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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 理论基础 价值

1、低碳经济及其相关理论学科对比研究

生态经济、绿色、循环经济是低碳经济的相关学科,其中生态经济主体探究生态与经济体系的复合结构、具体功能以及规律特征。循环经济则基于生态自然系统中的物质循环以及能量变换规律构建经济系统,令其引入至自然生态体系物质循环中,构建了新一类经济形态。其本质层面体现为一类生态经济,需要利用生态学规律引导人类社会各项经济活动。英国经济学家提出了绿色经济理念,基于对人们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有限资源的合理维护以及能源规划,创建体现健康意识、平衡属性的特色化经济模式。由本质层面来讲,循环经济、生态、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均为三高一低逐步向三低一高发展转变的形式。也就是高水平资源投入、大排放、高能耗、效率低,逐步发展为降低投入资源、控制消耗与排放量,提升生产服务效率的优质模式。上述四类经济类型均为新型发展构建经济思想。其中,生态经济主体传递理念为,经济活动应符合生态规律,其构建体系则应符合生态系统特征。循环经济主体由循环视角构建生态化的经济发展活动。绿色经济为排除自然资源的消耗价值以及形成环境污染造成的价值损失之后创设的生产总值,其主体侧重对资源利用的有效节约,追求最终实现绿色的GDP价值。发展低碳经济主体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提升对人类生活形成的显著影响威胁,其关注经济发展不应以加大二氧化碳总体排放量作为付出的代价,总体追求经济发展应脱离于碳排放。由本质层面来讲,低碳经济可归于生态经济理论范畴。其提法相比于他类经济形势,则更加凸显了当前经济建设发展阶段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发展追求目标由高碳向低碳模式过度。由哲学辩证视角来看,低碳经济可由明确主要矛盾出发进而应对发展经济阶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该经济思想是社会大众面临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恶化污染、生态系统受到不良破坏等问题,进行自我反省与优化更新的实践结果,是对自然与人们实践活动关系的新一轮审视与科学总结。

2、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研究

近年来,持续恶化的温室效应对全球经济建设发展均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其作用程度并不次于世界大战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为此我们应主体针对碳排放量持续提升造成的温室效应产生的显著经济影响,探索新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深化理论基础,拓展研究领域,方能促进低碳经济的良好、优质发展。低碳经济是经济学理论的分支之一,主体基于经济学相关原理及规律,探究发展经济同二氧化碳排放间的矛盾问题,促进经济建设及环境发展的良好协调性。低碳经济同环境气候的变化涵盖较多学科理论内容,因此对其要想进行整体的研究把握,需要我们树立综合视野,深入至多学科领域。可采用继承传统方式,开展边际研究、弹性分析、结构衡量、总量研究、均衡分析等实证研究,同时还应对各地域碳排放标准规范进行深入分析。再者我们可借鉴他类学科研究分析方式,例如环境经济领域学科之中的波及性研究、成本有效性以及成本效益研究等。还可进行碳足迹、金融、碳权以及碳循环的综合研究分析。

3、低碳经济核心经济学价值

3、1解决国际经济发展合作困境问题,优化整体经济体系

经济发展阶段中,提升整体竞争力,仅利用贸易手段远远不够。倘若由经济效益视角来讲,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可令合作成员国形成良好的合作剩余,对各自发展极为有利。而由生态效益层面来讲,国际经济发展合作则会形成更多负效应影响,引发环境问题。基于国际经济合作中将制造环节逐步向欠发达国家实现转移,其技术水平较低,且能源结构不佳状况,会在制造生产阶段中形成显著环境问题。例如过度开发资源、提升碳排放总量等。而基于碳流动属性,则会对国际领域各国均形成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应科学树立低碳经济合作发展思路,通过开展碳贸易与交易,科学解决潜在不良问题,化解国际经济发展合作困境。再者,低碳经济基于国际经济全面收益视角进行发展,因此其理论应上升到国际经济发展范畴领域,令其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应利用低碳经济做好国际经济学的有效补充,优化整体经济体系,进而真正促进国际经济的全面发展。

3、2创建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引导更新消费方式

传统经济学发展理论其研究主体目标为提升财富,尤其将物质财富作为核心任务,形成了显著的温室效应问题。基于现代经济学主体任务为提升国家GDP,倘若仍旧应用传统理论作为行动指引,则会无法符合经济全面发展的核心需求。为此,我们应基于低碳经济学相关理论,创建完善研究体系、夯实理论基石,做好生态经济、绿色与循环经济的有效补充,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良好转变。物质消费的扩充可拉动经济增长,并促进经济循环。基于现行能源体系结构,提升物质消费势必令碳排放总量显著增加,而降低碳排放则会对物质消费形成相应抑制,体现了两环节的矛盾问题,即目标冲突。为此我们可利用低碳经济理论做好矛盾冲突的良好化解。摒弃物质消费是发展经济根本动力的理念,令低碳经济促进生产发展方式的优化更新,并进一步转变人民的生活与消费形式,进而将低碳经济促进物质的过度消费良好转变为精神消费,令人们全面关注智力投资,进而为经济发展建设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3进一步丰富低碳经济主体研究内容

低碳经济研究发展阶段中,形成了一定工具。例如碳交易、货币、经营贸易、碳期货以及关税与期权等。该类理论概念仍旧包含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同时为金融领域、贸易学科与虚拟经济创设了新型研究内容。为此,我们应进一步探究低碳经济发展风险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不确定性问题,丰富主体研究内容,做好经济学原理概念的新一轮审视、更新传统观念,方能提升研究水平,真正促进低碳经济的持续、优质、健康发展。

4、结语

总之,针对低碳经济内涵与相关理论学科分析,我们应做好实践探究设想,明晰低碳经济发展核心经济学价值,才能全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丰富低碳经济内容,实现经济建设全面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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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 环境成本 外部成本内部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54-02

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国际贸易对环境既有积极促进作用也有消极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环境质量下降的根源之一,如何在保障环境质量的同时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是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必须面对、挑战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环境的外部性往往导致市场的失灵,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一点有所忽视,这便使得市场不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生产和消费、商品与服务中的环境成本,商品价格扭曲,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趋于不协调、不合理,许多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进而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阻碍。

对于我国而言,要实现经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面对并解决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环保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解决国际贸易中环境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为生产企业的环境财务成本,既可以避免和消除环境外部化及其负面影响,又能够促进自由贸易在同等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伙伴之间顺利进行。

然而,理论与实践总是有一定差距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截然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环境要素的定价不同、对环境标准的规定也不一致,这就使得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内部化在具体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本文目的在于为解决环境和国际贸易之间的不均衡问题而系统地阐述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理论基础、探讨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意义及其实施途径。

一、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有关概念及其经济学理论依据

1.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有关概念

环境要素禀赋的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可更新、可替代程度以及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环境的吸收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若排污经济实体的排放量在环境的稀释吸收范围内,则不产生外部成本;但当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时,环境吸收污染物的能力下降,且环境的吸收能力属稀缺资源,故排污经济实体需要为排污支付费用。由于环境要素禀赋的评估较难实现量化,产权模糊,较环境成本而言可操作性差,故而有必要用环境成本概念替代环境要素禀赋。

环境成本包括正常利用环境资源所需支付的成本和由于生产造成环境污染所需支付的成本两个组成部分。前者的大小收到该地域环境要素禀赋的影响,环境要素充足丰裕,环境要素成本低,反之则高;后者即生产的外部成本受到当地环境质量标准严格程度的影响,环境质量标准高,生产者环保意识强、治理投入多,外部成本高,反之则低。环境成本分别受到环境要素禀赋和环境质量标准两方面的制约。

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指的是⑸唐飞产过程中正常的资源消耗值和环境破坏风险值共同纳入生产成本、计入商品价格之中,从而消除自然资源的外部性、体现其价值和稀缺性,从而改变由于市场价格扭曲而致的消极外部经济效益现状。环境成本内部化概念着重强调环境和资源的回馈性、有用性和价值性,使用和破坏都是需要付出代价、支付费用的,其价值大小取决于资源稀缺程度、生产全过程中资源环境破坏风险程度的大小。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把环境成本同其他生产成本一同纳入商品生产价值计量,可以更加准确、科学、合理地体现商品价值。

2.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学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性和稀缺性

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环境资源的利用不能排除他人参与共享,效用为多人所扩展应用产生成本为零,且环境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故可被认为是公共物品。由于其公共物品性质,生产者使用环境资源创造经济效益时支付成本很低甚至为零,资源的价格调节功能丧失,其作为公共物品被过度消耗。此外,由于环境对污染物具有吸收能力,往往起初可以容纳、稀释、吸收污染物而被人们忽视其重要性。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主要受到时间、地域的影响,它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资源的有限性。资源稀缺问题本身具有相对差异性、多变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特点。自然资源的稀缺并不是资源的完全消耗或者绝对不可再生,其相对性和绝对性取决于生产消耗量与资源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若生产消耗量未达存储量极限,环境质量基本不受影响,边际成本和生产效益也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资源的稀缺就是相对的;反之,资源稀缺是绝对的。在我国,在自然资源有限和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双重制约下,环境资源日益显现绝对稀缺的态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关系。长期粗放式发展方式会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而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不被破坏或降低破坏程度,从而缓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2)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清晰性

产权包括私有产权、集体产权和公共产权三种,具有可交易性、有限性、可分性和排他性等性质,是集使用、决策、收益、转让等权利于一身的权利。由于资源环境的公共物品性的特殊属性,它属于公共产权范畴之内。产权通过有价值的商品交易体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产权的排他性使得交易责权清晰明确。然而资源环境的公共性使其失去排他性,生产过程中的责权分配不能清晰界定。资源环境产权的模糊不清不能对人们过度消耗资源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进而也就加剧了环境恶化和资源浪费。

二、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对于国家来说,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利于改善生产工艺、优化商品结构。前文提到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廉价的劳动力、环境的恣意破坏和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获取经济效益的发展方式。该模式势必会导致竞争力的削弱甚至丧失,更严重的是会使得资源环境耗尽枯竭,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环境成本内部化虽然短期内可能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益,但着眼于未来,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推动作用下,企业生产加工工艺趋于环保化,工艺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可以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和竞争优势,产品结构得到优化和改善,更加符合国际环保标准准入机制的要求,增强国产商品的核心竞争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环境成本内部化为技术革新提供了机遇。当今国际消费需求呈现出加速向环境友好型产品转变的趋势,国内企业必须通过技术革新,使生产过程资源利用最优化,才能生产出品质优良、价格合理的产品,促进绿色生产、引导绿色消费,实现生产者、消费者、社会和资源环境多方共赢。

2.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

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实现需要靠环保技术革新、设备更新等一系列举措,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如果为了达到国际环境标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必然会有大幅增加,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优势丧失,影响企业销售和收益甚至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秩序。此外,环境标准对出口国产品生产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三、环境成本内部化在国际贸易中的实现途径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都会有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风险,即出现所谓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其影响因素主要有环保观念不强、环境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资源价格不合理等。为实现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的内部化,需要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实行并坚持“污染者付费”方法

所谓的“污染者付费”即要求所有排污生产企业必须为其所排放污染物支付费用。具体来说,由于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和公共物品性,容易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逃避责任,排污者付费则使环境资源有偿化,通过税收等举措,向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企业征收环境保o税,旨在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自然资源、筹集资金投入环保事业。

2.明确环境资源产权分配

无归属和零价格的产权制度对日益稀缺紧张的资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明确界定资源环境产权,实现资源环境的商品化和市场化,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资源环境的价格,既能有效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又能开创技术设备革新的新格局,长期坚持还能提高收益,逐步降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生产成本,实现资源有效合理利用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合理的环境资源价格

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环境资源的价格可以反映其稀缺程度。环境资源由于其特殊性,并不能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化,此时,应当充分发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政府宏观调控参与环境资源价格制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排污标准体系的相关规定,制定合理科学的维护和损害赔偿价格标准,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环境资源稀缺性和公共物品性等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必须作为生产内部化成本才能有效降低资源浪费、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成本内部化对解决国际贸易和环境资源之间不平衡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合理制定环境资源价格等措施是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提升产品环保品质和质量竞争优势,增强企业在国际间贸易中的竞争能力,同时实现社会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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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概念界定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提出:环境责任主要是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沃蒂克和科克伦从企业社会契约的角度要求企业把环境问题纳入企业的日常管理中。企业界人士与企业研究人员通常用“企业品行”来解释企业环境责任。达文波特认为:坚持合乎伦理的企业行为,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要,致力于保护环境。我国学者袁家方认为:所谓企业的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股东最大利益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兼顾环境保护的社会需要,使企业的行为最大可能地符合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并自觉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专家卢代富博士认为:“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和后代负责的体现,故企业的此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白平则认为:企业营利最大化与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同视为企业的二元化目标,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讲是不现实的,并认为企业环境责任的恰当定义是:“企业在谋求自身及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义务,应当对政府代表的环境利益负一定的责任”,并把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具体分为: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其中以环境行政责任为主。

由此可见,企业环境责任着重调整企业与自然界的关系,其目的是通过对企业行为的调整达到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结合上述观点,笔者给企业环境责任的概念界定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谋求自身及股东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义务,应当对政府代表的环境公共利益负一定的责任。必须尽可能地维护环境利益,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采取预防、治理等措施,使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企业根据法律明确规定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和合理使用资源的义务,且这种义务不因企业的终止而立即消失。

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在界定企业环境责任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和后代负责的体现,故企业的此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责任。”企业环境责任的探讨也是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中产生的,所以作为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产生、构建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传统企业理论中,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观点深入人心,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翔实具体的认证,企业也确实秉承这一宗旨而不断发展前进,成为赚钱的最有效工具,“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一观点为企业在社会中获得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相信企业的行为也是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千百年来企业获得了人们的大力赞扬,认为其提高了经济效率,挽救了失业工人,造就了社会稳定,成为社会中不可动摇的神话。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企业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剖析,让人们看到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中与社会公共利益格格不入的局面。如企业为了利益对雇员利益的剥削,对产品责任的问题,在生产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就率先在美国商界产生,并随后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思考。但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也没有达成统一的见解,只是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主体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企业也应承载相应的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而不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地”为自己谋利,因此,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企业应承担起自己的环境责任就是理所当然地了。首先,环境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环境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其代表了广泛的公众利益,一旦遭受破坏也往往影响甚众。同时,环境也具有私人利益的性质,因为作为公共的环境,公众个人对其享有具体的个人权利和承担具体的个人义务,所以作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诉求,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自己的环境义务,无论是为私人利益或公众利益。其次,企业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不可少的要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这些生产资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很多就是直接靠对环境资源的掠夺而来的。在环境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和如此稀缺的今天,企业也必须对其造成的后果和取得的财富付出自己的代价。因此,企业也有必要承担起自己的环境责任。

(二)外部不经济性――企业环境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企业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不满中发展起来的,而企业环境责任得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正是在对企业理论的拷问中诞生的。在这些主流企业理论中究竟存在哪些忽视和否定环境责任的观点成为构建企业环境责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口。有必要对若干忽视环境责任的主流企业理论的观点作一梳理,以此为基础建立我们的企业环境责任。

(1)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早在古典经济学流派就开始利用最大化假设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并被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得以继承。在经济学上,“最大化即行为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最大化意味着对各种方案的比较与选择,即在一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人们总是择取能给其带来最大好处的那一个。在经济学看来,最大化具有公理的性质,因为毋需演绎推断,只要通过经验观察就可以证明其正确性。”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原则出发,假定且要求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唯一目标,不考虑企业行为的消极后果,不考虑企业获取经济利益手段的文明性质和伦理价值。”所以,这一理论否定了企业对其他所负有的责任。

(2)企业管理者只对股东或企业负责。企业管理者对谁负责的范围也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环境责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管理者往往成为企业具体经营管理决策权的实施者。因此,企业管理者也在其权利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企业管理者究竟应该对何者承担责任就成了理论界一直争论的话题。对此,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即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或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负责,唯独企业管理者不应对其周围人和环境负责。

以上两种观点只是众多企业理论中忽视企业环境责任的代表,从中虽然看到对企业环境责任关注的缺失,但是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而必然推出企业应

该承担环境责任。上述论证只是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提供了充分条件,还要以环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才能够证明企业必须为环境负责。根据环境外部性理论,外部性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对自己的排污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付出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为治理污染而承担的社会成本,所以企业一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这一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早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阐述,只是当初环境问题不突出,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三)企业环境责任的伦理基础

企业在社会中已经成为多种社会主体利益的交汇点,企业的活动不可能不涉及到相关者的利益,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更不可能不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正是由于企业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势必会和利益相关者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企业作为不同个人之间的一组复杂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交汇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实体,必然涉及到对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正义问题就呼之欲出。罗尔斯在其对正义的论述中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所谓正义,最一般地说,就是对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和安排,以及与这种分配和秩序相适应的道德品质。因此,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古代“不息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了分配正义的要求,可见正义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然而正义并不能总是和其他伦理价值保持一致,就效率和正义而言经常发生冲突,我们既不能弃效率而讲正义,那样社会将停滞不前;也不能弃正义而只讲效率,那会导致社会无序。所以在企业积极追求的效率和公众追求的正义面前应该保持平衡,平衡企业过于追求效率的办法就是要兼顾正义,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

承担环境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保护的要求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贸易的要求已不仅局限于产品的质量,而且逐步扩展到环境保护。贸易中进口国以保护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通过立法或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境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和服务加以限制。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其首要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是企业的生存之本。那么,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会不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呢?在现代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共生关系越来越紧密,追求利润和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之间更多的不是替代关系。而从长远的角度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环境保护与追求经济利益紧密结合,也成为了现代企业竞争力的源泉。

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可以创造最优化的效益。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来分析这一问题。从投人环节来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降低能耗,节约原材料,从而降低成本;从生产过程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实行清洁生产,提高产出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节约治理污染和处理废弃物的成本。企业的生态型经营行为能够有效提高原材料、能源的利用效率,增加有效产出,减少浪费,通过生态技术的应用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产出的效果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注重产品的“绿色”效应,满足市场对生态环保、有益健康产品的需求,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形象。企业积极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在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一种信息――企业具有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对客户、股东、员工、社会具有负责任的态度。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会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而环境社会责任缺失则会丑化企业形象,令企业品牌蒙羞。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与企业品牌建设将产生直接的、深切的正向关联度。

(二)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可行性

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理论的进程看,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它首先必须是一个经济主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应该以赢利为唯一目的。企业在履行社会经济职能之外,它还是一个社会性实体,企业总是运作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这就要求企业不但要对自己的经济赢利负责,还要对社会全体负责。我们可以从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企业与社会的契约性以及树立正确的环境资源观,在企业内部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赢得长期的经济效益。

现代企业的实体地位、尤其是法人资格的确立使企业成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从而使“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提法的成立具备了基本的逻辑前提。阿尔奇.B.卡罗尔认为权力――责任关系是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凯思・戴维斯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源于企业的社会权力,有权力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长远看,谁不能以社会认为是负责的态度行使权力,谁就将失去权力。关于企业所享有的“权力”,周祖城教授在其专著中归纳为:第一,生存权――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企业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第二,特许权――社会赋予股份有限企业责任有限这一特权,即股东的资金责任只限于他们在企业中的权益:第三,影响力――指企业对人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此影响力不仅是经济的,还涉及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环境的、政治的方面。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企业拥有如此巨大的生存权、特许权(指责任有限企业)、影响力,他们应当对社会负责,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尽责尽力。既然市场机制、法律不足以使社会更美好,那么企业就有义务履行道德责任。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封闭的系统,没有把环境纳入到对生产行为的分析中去。因此,环境保护必须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把环境成本纳入到生产成本中去,引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实行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让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就是为了让企业内化其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成本,无论是实行排污收费、恢复环境原状、责令停产停业还是赔偿他人损失,都是为了促使这一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