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北大未名集团董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潘爱华博士荣获2015年度伯里克利国际奖（Pericles International Prize），以表彰他对新医药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运用生命科学和医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所创立的生物经济学理论。

颁奖仪式于2015年8月31日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区（Calabria）卡坦扎罗省（Catanzaro）鲁杰罗市（Torre Di Ruggiero）隆重举行。在颁奖现场宣读的颁奖辞为：潘爱华教授是生物经济学说的首创者，犹如古希腊时代诸多哲学家，以他独特的前瞻性思维，开创性地把生命科学和经济学进行有机整合，创造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生物经济学理论，为人类发展提供全新的农业、食品、医疗和环境等相辅相成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伯里克利国际奖自创建以来，受奖人员主要为杰出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潘爱华教授是荣获伯里克利国际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10月17日《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有幸采访到潘爱华教授，并对生物经济学理论创新体系和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分享潘教授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获伯利克利国际奖的理论

中国经济报告：可否简单介绍一下你获伯利克利国际奖的生物经济学理论？

潘爱华：我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了生物经济（Bioeconomy）这个概念，2003年发表了有关生物经济理论的论文。生物经济学是应用生命科学和医学的观点及方法研究经济社会所产生的新的经济理论和新的经济模式。从狭义上来讲，生物经济学是应用生命科学和医学的观点及方法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理论。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生物经济理论、生物经济模式、生物经济产业。生物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十个理论：生物经济学、新资本论、经济基因学、经济生物重组理论、股市医学模型、生命的信息载体学说、三元论、社会基因学、管理信息不对称理论、国家公司学说等。这个体系的第二个层面，生物经济模式是在生物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价值的新经济模式，主要包括生物经济社区、生物经济孵化器、健康物联网等。生物经济产业是在生物经济理论指导下，运用生物经济模式，将大金融、大市场、大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大产业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以生物产业为主导和核心，二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生物产业，三是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未名集团就是在生物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生物经济模式，发展生物经济产业（图1）。

中国经济报告：生物经济体系第二个层面中的生物经济社区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潘爱华：我学过医学、生物化学和经济学三种学科，在我看来，家庭是社会的密码，单位是社会的基因，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所以，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应该以社区为重点和中心；改革也必须以社区改革为一个基本单元，而不能以孤立的单位作为改革的基本单元，人类的理想社会应该从一个个的社会细胞，也就是社区组成。生物经济社区也可以通俗的称之为“基因部落”，它依托生物经济体系，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过着原始部落生活。“基因”就代表现代科技成果，包括互联网和身体健康等，原始部落生活指的是有乡愁的美丽乡村。具体到产业，生物经济社区分为三个版本，用于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农村新型城镇化、农民和谐共生的称为“未名公社”；用于发展旅游产业的称为“旅游部落”，比如合肥半汤部落；用于发展养老产业的养老社区称为“颐养部落”。生物经济社区，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想模式和人类未来的理想社区，也有助于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生物经济产业和生物产业是类似的吗？

潘爱华：生物经济产业有别于生物产业，生物产业是大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而大产业恰恰就是生物经济产业的核心内容。所以这里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逻辑关系，生物经济产业包括大市场、大金融和大产业；而大产业下面又包含生物产业；生物产业又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制造、生物服务等领域。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在生物医药和粮食领域的应用有何看法？

潘爱华：“互联网+”在我们的生物经济体系中，我把它放入大市场里面。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协同发展，通过“互联网+大市场”的应用，达到实现农业各种资源的高效配置。

生物经济时代的开拓者

中国经济报告：未名集团与世界上领先的生物工程企业相比，具有哪些核心优势？

潘爱华：未名集团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信念及创新引领发展的思路，在生物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独特操作模式，有着独特的研发思路，走出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我们在生物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生物经济模式创立了生物经济孵化器，这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重组模式。生物经济孵化器组的对象提供全方位、个性化和保姆式服务。它有三个特征：有生命、可分裂繁殖和利益均衡。而常规孵化器利用的是数理重组和化学重组的原理对资源进行重组，所以它是无生命、低效的和利益不均衡的。

以未名生物医药工程为例，就是根据生物经济孵化器的模式创造出的独特发展思路，利用中国和未名集团的独特优势，创建新药高效研发体系，把全世界新药研发具有产业化价值的成果为我所用，整合世界医药资源，建立“新药高速公路”，解决人类健康问题。我们对生物医药实施了一个叫“百千万工程”的战略规划。第一步就是通过实施生物医药的“百人计划”，引进百名一流生物医药人才。第二步就是通过构建生物经济孵化器，孵化千个生物医药项目。通过建立“生物金融超市”，集聚万亿资金。生物经济孵化器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重组模式，它可以分为五个步骤：目的资源获得、资源重组、上市、融资和套现。

中国经济报告：聚焦到粮食安全上，你认为应该如何做才能在让百姓吃得放心的同时，又让农民利益最大化？

潘爱华：第一，我们要高举粮食安全的旗帜，但心里要有数，并不像“狼来了”的故事所讲的，我们一直说狼来了，狼就真的会出现。我们现在并没有狼，短期内也不有狼。不能被这种东西扰乱了我们的思维。

第二，建议成立粮食部。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负责粮食安全，而不是分摊在各个部门碎片化式的管理。这样一是高效，再一个是可以把很多资源配置在产业上发展经济。其余的生物，和人相关的事务由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管理；人之外的生物，像农林牧副渔等，建议成立一个部，比如“大农业部”或“生物产业部”等，统一部署，统一管理，避免交叉管理。

第三，发展颠覆式农业。传统的农业，以保障粮食供应为主，是不可能赚钱的，附加值也低。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有办法在农业上赚钱。比如我们现在发展的生物经济产业解决农业问题，就是因为它能赚钱。举例来说，这一颗玉米，种下去以后，每一个成分都变成产品和商品。这里面可以分三个层次，这个玉米可以变成十到二十种产品，淀粉、氨基酸、乙醇等（图2）。以前我们只讲这个，但是现在多出来秸秆。用我们现在最先进技术去做，一吨秸秆可以纯盈利3000元钱，一亩地大概可产出一吨玉米和0.67吨秸秆，和玉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不是种玉米，而是种秸秆。

中国经济报告：秸秆可以干什么呢？每年都有很多秸秆在地里被烧掉了，很难想象秸秆会和玉米有一样的价值。

潘爱华：不是一样，而是超过玉米三倍的价值。秸秆里面主要有三种成分：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现在的加工都比较低效，所以成本很高。像木质素存在技术壁垒，很难实现。而依靠科技革命，这些都可以加工提取。此外，秸秆里面的液体部分，也可以利用。以利民33号玉米为例，它的液体含糖量大概是10%。将这10%变成糖又是价值。有的地方因为焚烧秸秆还会被罚款，这是很不划算的。所以，发展生物产业能够使产品的价值最大化。

以生物量最大的黑龙江一省为例，仅一省就有一亿一千万亩玉米，按照计算它大概有5000万吨的秸秆，就可以生产2000万吨的琥珀酸。一吨琥珀酸16000元，仅这一项就可以让黑龙江增长多少GDP？不只是秸秆，还有水稻、小麦、很多枯枝烂叶。剩下的问题就是市场能不能消化？完全没问题，因为纤维素乙醇是多少都能消化了的。但是现在生产纤维素乙醇的技术水平，只要油价跌到80美元以下，就不能赚钱，必须停产。而我们的技术，只要油价不低于30美元，就不用停产。所以必须要依靠技术革命。

中国经济报告：农业高速公路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潘爱华：我刚才讲了未名集团企业规划是“一步两个脚印，实现三大梦想”，一步就是生物经济理论基础，两个脚印就是在生物经济理论指导下，创立生物经济模式，进而运用这些模式发展生物经济产业要实现这三大梦想”，就必须创新，不走寻常路。因此，我们提出，要建设三条高速公路，建设新药高速公路（新药高效研发体系），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人吃药问题贡献力量；建设健康高速公路（健康物联网），为人们提供线上健康管理和线下健康服务；那么为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就需要建设农业高速公路。农业高速公路，简单来说，就是讲生物经济产业的体系在农业中的应用。建设农业高速公路，需要将与农业相关的生产资料、技术以及资金、资源等要素高效配置到农业中来。

篇2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市场；农民增收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7-0014-02

我国“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引起社会的重视却是最近几年，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国的三农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好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就一定会发生社会的大动荡。可以说除腐败问题以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贫富悬殊、就业、贫困、人口、生态环境等均与“三农”问题有密切的联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而消费则显得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2007年甚至达到了72%，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1998年，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一旦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J].中国经贸导刊,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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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正是从我国当前“三农”现状出发，通过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强调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来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与方法。

关键词：“三农问题”；重要性；解决办法

我国要想实现现代化，促进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三农问题。由此可见，解决三农问题是至关重要，农村的经济落后没有得到发展，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十分缓慢的，“三农”问题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从总体上来说，广大农村的现代文化程度十分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这就是如今“三农”问题的现状，主要表现为：

（一）农村收入下滑，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近些年来农民的收入很不稳定，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很不稳定，因为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于土地，而近些年来地震，旱涝灾害的频繁发生，使粮食的产量大幅度下降，这就造成了农民的收入较低，而城镇的经济水平较高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不受自然的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比较稳定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就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农村的劳动力问题十分严峻。一方面由于我国如今从国外进口的农副产品价格低，质量好，这就给我国农民的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大部分年轻农民选择进城打工，导致农村实际有效劳动力大幅减少。此外，农村的经济水平低，对教育不够重视，致使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素质较低，而城市的现代水平提高后，工业生产对技术的含量要求提高，对工人素质要求相应提高，以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很难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三）农村的社会秩序较乱。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认识不足，在加上经济水平较低，很容易产生一些不满的情绪，他们用一些消极的方法进行抵抗，有些地区出现了暴力反抗等事件，而且农民对法律认识不够，遇到侵犯人身利益的情况不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知道用暴力或者有一些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解决，这些严重影响了农村秩序的稳定。

（四）农业资源短缺基础设施落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道路的不正确性给我国的农业带来了严峻的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就使我国的农业失去了赖以发展的基础，而且水土流失，水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使我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在加上农业基本设施的落后，这都是我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性

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人口比例较大，而我们衣食都与农民有关。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想要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要解决“三农”问题，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一目标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要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就必须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农村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并没有真正的受益，我国的农村还是原始农耕劳作，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农业的科技含量并没有提高，现代化进程依然十分遥远。如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下去，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容易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中国改革也会因此失去动力，现代化的发展也将会受到阻碍，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我国是人口大国，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为了确保我们国家粮食的安全，满足十几亿人口的需要，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团结，实现国家的长治之安，可以使我国更好的推进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使国民经济向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三、解决“三农”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一） 调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就必须要调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在我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不公平，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倾向于城镇，而忽视了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不能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就业、受教育的机会。这是造成我国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较低，素质相对较差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将会造成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不仅影响着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此以往将会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得到了基本的完善，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十分落后，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是不够完善。农村对养老保险的认识不足，大多数的农民都片面地认为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必须改变农民的这一错误认识，而我们国家政府也应该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使农民和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2]。

（二）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

我国实行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在城市中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我国应该取消这种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这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要手段。只有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才可能和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待遇，可以在城镇中找到一份较理想的工作，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轻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压力。

（三）增加国家投入

我国的土地面积辽阔，自然灾害频发，而农村对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我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救济力度，完善这一救济体系，保障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自然灾害对农村人民的影响，使农村人口可以稳定的生活。此外，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农业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产业，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力度对农业进行保护。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十分的重视，我们也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业的发展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村容村貌。

（四）支持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农村的经济，更有效的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基础和前提。要想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向城镇进发，以此来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力。这样可以更好的提高农民的素质，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以来必须要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提高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更好的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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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之痛点。说是国殇，也不为过。中国农民之痛苦和悲惨是局外人难以想见的。一部呕心沥血的《中国农民调查》成了让人伤怀悲秋的“中国书”。人说：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经济为引擎；第二次现代化以知识经济为引擎。然而，对广袤的中国农村来说，不少地区现在恐怕还处在前现代化时期或是第一次现代化的初级阶段。

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难想像，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强势经济一定会打败体力经济这种弱势经济。那么，身处小农经济或者近似小农经济的弱势经济体系中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命运到底由谁来主宰？他们如何摆脱不幸？苦思之下，结论是：只有知识的力量和农民自我的觉醒才能拯救中国农民。只有农民自己的强大才能彻底改变其命运。

鲁迅先生早年说过：人立尔后万事举。“人立”即“立人”，可以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完整的权利、强大的自我。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毕竟是内因。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民的发展程度偏低，是长期的教育落后和投资匮乏所导致的“深度能力贫困”。根据笔者对2000年“五普”数据的计算，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7．1年（城镇人口为9．4年），也就是初一文化程度，至于所受教育的质量就不好说了。所以，这里有个农村教育贫困的问题。农村人口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其危害至少有：

易遭受轻视；

缺乏发展的能力；

会淡漠权利保护意识；

难以把握自我发展的机会；

难以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群体；

意味着多了消费力却少了生产力；

只能对土地资源进行粗放的开发利用；

避免不了非农化的同时却意味着逆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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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能否对其实现成功转移是中国农村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策略和异地转移策略做了分析，认为在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同时，鼓励民工回乡创业及大力引入城市资源，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的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据李子奈（2002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有1．4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低效率。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　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　收入水平低。

3．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的经济根源。当前农村77．5％的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至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　的转移策略。20多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1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另外，城市和沿海工业加工区也吸纳了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但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专营工商业和服务业，许多人仍是游历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两栖职业者。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视为自己的家，保留在农村中占有的资源，就成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理性选择。这既使农业日益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形成和培育城镇化的基础，这才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1．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

当前，我国乡镇企业已全面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城市工业之外构建了“第二工业体系”，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截止2001年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33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6．8％，大大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已达820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850元，占全 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4．4％；同时，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

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加工约占总量的80％，我国只占10－20％。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2－3倍，我国还不到1／3。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正好相反，是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很广阔，潜力很大。只要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3．鼓励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美国著名经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指出：“市民素质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转移，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工人和现代商人，又能为农业实现现代化培养一代现代农民。”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4．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下乡，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到60％。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资本所有者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方向，这就为将城市资本连同企业家、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一起引入农村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将农民堵回农村，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三、“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1．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限于我国尚有1．5－2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和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条件，我国工业结构优化战略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最大比重，美国为26．1％（1926年），日本为27．4％（1973年），台湾为33．5％（1985年），而我国目前只有15％左右。借鉴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抓住入世机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可以再上升0－15个百分点，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相当于1990年农村新增的7500万劳动力。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就业比重高达60－80％，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种类有150个，而我国只有50左右。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就业份额为20－30％，而我国目前仅有4％左右。据推算，全国32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43个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中，社区服务业可提供的就业机至少应在1500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3．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4．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弥补我国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我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术检测壁垒，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退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篇6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效率低。在我国，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3.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定的经济根源。当前大多数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致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 的转移策略。勺窝乡是纳雍县八个重点产煤乡镇之一，近几年来大量煤矿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大部份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全身投入到煤矿企业，这为家庭增收、减轻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很多人仍是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随时转变。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作为自己的重点，保留在农村占有的资源。这既便农业在日后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带动农民发展非农产业，促使农民增收。

1.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将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只要我们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2.鼓励外出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富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更大的贡献。

3.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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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声音：房地产不是洪水猛兽

“尽管今天有些城市、有些地区的房价很高，但是从全国普遍情况看，并不全是泡沫。”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4月15日表示，不能把房地产看成洪水、猛兽，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张晓强是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会期间做上述表示的。

张晓强表示，回想起大概在三十多年前，我的老家上海有很多家庭三代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十几平方米住了几十年，那是非常普遍的生活状态。现在，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很多的居民都住上了房，今天很多的老百姓改善了住房。尽管今天有些城市、有些地区的房价很高，但是从全国普遍情况看，并不全是泡沫。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好的继续做好，把短处改善，而不要把房地产看成洪水、猛兽。

张晓强还指出，中国银行业中跟房地产相关的信贷业，个人按揭大概占15%。房地产开发贷款，大概占比7%。两者加在一起是2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表示，讨论房地产的前景基本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住房还处于绝对短缺阶段。想不想根本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想不想克服老天爷给我们留下资源短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所有这些重大战略难题的解决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让大多数人住城市，就是发展城市化，城镇化。这是一个无须质疑的前景。就如同我们无须质疑现在3岁和13岁、23岁的小伙子将来要不要娶媳妇。这是一个伪命题。

企业观察：中国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

“鉴于刚性需求旺盛，国内房地产市场中长期发展仍比较乐观。”

“调控效果在8月份可能会体现得更加清楚。”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关于本轮房地产调控已初见成效的说法，在 “持续调控下的房地产创新”分论坛上，得到了与会嘉宾的赞同。

“这次调控是我碰到的最严厉的。”怡海置业董事长王琳达说，她从1989年进入中国房地产领域，经历了中国的几乎历次宏观调控。她认为，这次调控“确实有效”，从今年二季度已开始逐步控制住房地产行业的过快增长，一线城市的市场反应已很明显，二线城市也有所显现。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在博鳌亚洲论坛对媒体表示：“目前，房价还看不到会下滑的迹象，但是这个趋势再发展下去就很难讲了，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政府是否会出台更严厉的措施。”被问到是否会出现政策退出后，房价报复性反弹的情况时，许荣茂表示看不到该种迹象。

摩根大通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说，“十二五”期间3600万套保障房将极大满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房地产市场从1997年发展至今速度很快，调查显示89%的居民拥有自有产权住房，但局部高房价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篇8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工业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业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目前“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远低于GDP的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图1显示，从1994年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急剧下降，从1994年的32.49%下降到2000年的1.95%，下降了30.5个百分点，2000年后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位运行，最高点也仅达到2004年的11.98%。与GDP的增长率相比，在1995～199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农民收入状况有了改善，但自1997年之后，农民人均收入就大大低于人均GDP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

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图2是1992～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1994～199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但随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2005年则达到了3.22倍。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1989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48和0.545，二者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455和0.367。1989～2005年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0.455，仅下降了9.3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距由0.3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由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城镇居民总收入中通过农产品购买转移到农民手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则使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或城镇居民手中，由于农村居民的比重超过城镇，则上述数据显示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显然使农民的相对收入进一步减少。给定恩格尔系数的这种下降的趋势，则经济增长率越快，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收入比例越低。

3．农民购买力不足，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消费水平远比城镇居民要低。一方面农村购买力水平较低。统计调查显示，2005年在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中，占人口57%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19014.1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26.8%，而占人口43%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51891.9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73.2%。从人均消费性支出来看，2005年城镇居民为7943元，农村人均消费支出2135元，前者是后者的3.72倍，农村人均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农村市场还没有启动。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耐用品拥有量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消费品农民买不起，2005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洗衣机、彩电、冰箱、空调、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分别为96、91、135、81和42台，而农村居民对其拥有量分别为40、3、20、6和2台；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趋势。从1991年的22.51%降到2005年的10.18%，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品大量过剩的最主要原因。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产值与就业的比重发生偏离。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由1991年的24.3%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93%，就业比重由59.7%下降到44.8%，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虽然下降比率高于产值的比率，但下降幅度仅33%，远低于产值的下降幅度。从产值与就业的偏差来看，在这16年间，二者的偏差并未明显改善，在1991～1997年，二者的偏差曾一度缩小，但随后又出现偏差增大的趋势。产值与就业比重发生偏离，就业比重偏高，劳动力转移缓慢。

二、“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

人们日益认识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几个误区：

1．以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打开“三农”问题的症结

在许多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一产业就业多和产值比重低是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农业，因而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但这种分析却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假定经济中只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且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流出并不改变粮食产量，同时假设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没有收入弹性。现给定粮食的初始价格，则农民的收入只取决于城市人口的数量或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各为50%，农民的收入将是粮食初始价格的2倍。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只要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变，则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变，只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粮食的产量超过需求将使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会减少。这样，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由此可以推论出，要使农民收入提高，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转移的劳动力数量。

采用生产率变动的方式解释城乡收入分配的变动也是不成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只会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一旦由于生产率提高使粮食的产量提高而超过需求，则会使粮食价格下降，农民只能是增产不增收。如果为了防止粮食价格下降而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制定收购价格，农业生产率提高后将使粮食供大于求，同时，农民的收入将被稳定在制定的粮食价格上，农民也将根据这个价格决定产量。显然，一旦把价格固定住，则限制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原因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完全受城市对农产品需求的约束。

当然一旦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那么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毫无疑问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会增加农村的发展。可是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2．以为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城市化速度太慢，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民又可以接受极低的工资和生活条件，有不需要审批的极低的土地成本，还与中国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和80年代初期80%的农村人口的特殊条件有关，比如投资的集中管理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止农民进城等。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或许这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可选择的最好的发展方式，但乡镇企业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城市里的所有条件都要比农村优越，节省耕地、交通和信息发达、科技、教育、金融以及社会服务等都可以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可以使工人享受现代的城市生活。

乡镇企业的这种低工资成本的扩张在工业化初期可以非常有效地扩大就业。乡镇企业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基本消费品，同时增加了农村的就业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这在中国可能是其它的发展方式所难以达到的。但是必须看到，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一点只要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成本和产品需求就清楚了，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是低到了工人根本买不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地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工人工资相对于平均每年15%以上的GDP增长率来讲几乎就没有什么提高，农村居民靠乡镇企业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需求太小了，乡镇企业的低工资竞争还导致了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下降，目前基本消费品领域的需求严重不足显然与此关系极大。1997年以来，随着城市基本消费品需求的萎缩，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出口，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20%以上出口的增长率带动的，而这种依靠低汇率的出口增长却是不能持续的，接近50%的GDP出口是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因为中国人更需要那些出口的基本消费品，而不需要进口的奢侈品和外汇储备，而一旦出口的增长率下降，必然造成乡镇企业产品需求的严重萎缩。

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所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但更会带来工资率的上升而使乡镇企业的成本提高，更多的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而不会永远接受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和工作、生活条件，只要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快，乡镇企业将难以维持低工资的生存条件。

总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城市的不发展为基础的，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收入和产业结构的流转上似乎有成为第二个“农村”的趋势，因此，必须加速城市化的发展来改变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实际上，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城市化的方向进展，珠三角地区和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由大城市辐射所形成的城市群，从而把农村逐渐改变为城市，这个趋势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明显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地区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群周边地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来更好地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呢？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国家针对“三农”和收入分配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工业反哺农业，采用严厉的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控制房地产业投资和钢铁等基础工业的投资，通过出口退税刺激出口的增加等，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然而从长期来看则未必有良好成效。工业反哺农业将提高工业的生产成本而限制工业的发展，而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转移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和真正“反哺”农业；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已发展到重化工业阶段，基础产业乃至房地产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需要发展的产业，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产业的资产值太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经济波动，但是不能因此就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外贸出口退税虽然使出口大幅度增加而有利于就业，但换来的却是增加注定要贬值的外汇储备。

在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依然占60%的条件下，采用紧缩政策不仅起不到降低资产值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果，而且会由于失业的大量增加使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我们否定了前面所提到的政策后，所能采用的政策取向就只剩下一条路，这就是扩张性政策，或者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幅度提高GDP增长率（如20%以上），这种扩张性政策与1998年以来所采用的政策不同甚至安全相反，以前的政策实际上是向着使经济复苏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比如提高资产值和刺激消费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和家庭资产的资产值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急剧上升，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居民消费不足，另一方面造成投资率居高不下并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收益，因此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问题持续恶化。当前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朝着把政府支出用于能够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和降低资产值的方向进行。这就不仅需要从总量上调节需求，而且特别要采用产业政策调节需求的方向，以从根本上扭转决定市场需求的收入流向。如何扭转市场需求的流向、甚至能不能改变市场需求的流向都是复杂的问题，比如目前能不能让高收入阶层都不买汽车、别墅而转向基本消费品部门的投资来增加就业？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我们也不能采用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发展基本消费品部门，因为目前基本消费品部门生产过剩而严重亏损。我们需要找到整个产业结构中最关键的环节作为突破口，这就是通过城市化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

从1980年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1985～1988年和1991～1996年两次高速增长的跳跃，结果是极其成功的，目前采用扩张性的跳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解决当前中国结构性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技术水平完全可能使中国在2020年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标，使所有农村居民享受到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完全应该达到或超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二十年前的速度。只要我们抓住农村货币化和城市化这个根本点，同时理清市场机制运行的脉络，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不危险。

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村存在几亿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极大潜力的条件下，对城市化的发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就业岗位的限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发展，即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目的是为了经济的货币化，而货币化与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化必须同时进行。

1．城市化——打开“三农”问题的钥匙

城市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它与工业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是一个含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太慢了，无论与拉美国家7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还是和东南亚超过5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都是落后的，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用了20多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而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的比率只提高了20%。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完全可以在未来的15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从而使他们享受现代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实际上，现代的教育、文化以及产品的消费只有在城市里才是可能实现的，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提高人们对现代产品的需求，也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因此城市化比技术和工业产值更重要。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城市化问题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问题，比如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统发达，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等等。但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由多种产业共同构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这些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房地产业、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是保证需求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条件。

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薄弱环节又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可以使高速增长的投资有了方向，还可以改变收入的流程。例如，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将雇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开发的收入用来开发廉价的商品房安置农村劳动力进城，像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可以就地建立城区与大城市相连，把大城市的区域扩大，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这种大城市的扩张还可以抑制不断上升的市区的房价。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使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可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全面进行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通过农村产业化的规模经营提高生产率和采用新技术，使农村的收入水平提高，这又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压力。可见，通过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需求，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得以复苏，进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高涨。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使农民变为市民，使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目前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相对于经济增长率和工业部门的高速增长而言是太慢了，致使农产品需求受到严重的约束，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远低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而低收入又进一步使农业投入减少和技术进步缓慢。

从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劳动力转移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关系。图4是我国1991～2005年名义GDP增长率曲线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变动曲线，由图4可以看出，二者的相关性非常明显。1992～1996年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5.20%，这段时间内第一产业人口转移也较快，年均转移劳动力近1000万人，就业比重年均下降1.84%。1997～2002年，随着名义GDP增长率下降，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减缓。2002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幅减少。虽然近些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但是这种转移速度相对于名义GDP的高增长来说仍显得太慢。1992～1997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快，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下降了8.6个百分点，而产值只下降了2.7个百分点。而在1997～2003年，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降低，就业比重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产值的比重则下降了5.3个百分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的差距并不是统计数据中的3倍或5倍所能表示的，因为这些货币统计数据所表示的只是能够买得起什么产品，而不代表实际的生活水平，农村目前的收入水平仍停留在温饱阶段，这种收入水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发展几乎无缘，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娱乐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可以说相差一个时代，目前有近40%的农村家庭连最能与外界沟通的电视机都没有。这种与城市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又无法在城市里长期居住和获得稳定的收入，而一旦失去工作或收入下降就意味着必须离开城市回到农村。

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的发展速度相联系，英国、西欧和美国城市化过程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原因是工业的增长速度较慢，从而并不会带来城乡之间的严重矛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速度极快，比如名义GDP增长率持续超过20%乃至更高，则必须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因为按照前面的分析，所有的货币投放或投资只能首先流入工业和城市，它只能通过工业部门雇用农村劳动力和购买农产品的方式才能流向农村。因此，城市化的速度一旦放慢，必然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严重下降时，也必然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而拉美国家则由于经济的严重波动而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城市病”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在目前存在60%农村人口的条件下应该说别无选择，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同时完成农村的城市化，而不能中途停顿。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和放慢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会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目前并不是在理论上论证要不要加快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的怎样安置的问题，经济增长率越低和城市化速度越慢，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越多，问题就越难解决，拉美、印度、南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所有产业中是最慢的，工业部门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种植业在技术上几乎没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速度更是严重下降的。显然，在目前农村居民人均不到3000元的收入水平上是不可能使生产性投入增加的。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不能根据成本提高，因为在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条件下，只要价格提高，农产品供给就会增加而使价格下降，而工业生产资料投入的价格却不受限制。这使政府经常为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发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增加农业的投入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正常的发展顺序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使农业的生产技术得以改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将形成对农产品正常的供求状态，促使城乡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和工资率。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为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所证实的。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各种支农措施，也不能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仅依靠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通过城市化的道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经济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才能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为我国经济进入现代化工业国家扫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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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市场取向；县城经济；小城镇

【摘要】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即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6L＿想办法解决。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发展、壮大县城经济，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一、统筹城乡发展与市场取向改革

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和城镇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从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得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的﹁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数量不能随着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应减少，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人都担心我国农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农民脱离农业的速度跟不上，使农民蒙受难以预料的损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我国农业领域里沉淀了过量的劳动力，这是农民依靠农业增收困难的深层原因。与此相联系，由于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过高，导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1990年的4倍，扩大到2002年的5.3倍。这表明这段时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应当如何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纯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几乎都谈到物化劳动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在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投资报酬递减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趋于递减。如果多余的劳动力未能转移到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则必然造成潜在的待业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农业劳动力都投在数量固定甚至日趋减少的土地上，则必然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种因为农业活劳动投入量过多而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偏低，实际上是属于不充分就业。这就说明了，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农业部门中，仅仅节约劳动时间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才有可能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农业生产要素(诸如土地、劳力、资金)的配置起着调节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设土地的边际效益递减了，就会有资金(技术装备的货币形态)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在于优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国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价格甚为低廉，而其他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则是较为昂贵的，从而使得劳动力要素很难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劳动力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率都产生不了，资金也就很难进入农业领域，在农业中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资金替代劳动力的机制，也就很难形成。

本来，在难以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让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拥有足够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非农业部门的扩张，还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这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地关系相当紧张，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来说，除了土地，还没有其他稳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一步说，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耕地所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超越”了耕地所承担的生产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必然高于效率原则。这就必然极大地限制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目标还汉有到位，市场体系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农村严重过剩的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流不出去，农村甚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流不进来，一句话，正常的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阻。这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趋于缓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农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中国农村必须经历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导农民最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体制下解放出来，把生产经营启还给农民；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发展

二、三产业。这两次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正经历着第三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同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

从理论上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而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很有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以及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新的提法突破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框，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种倾向，即有些同志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理解为跳出“三农”抓“三农”：即解决农业问题靠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靠市民化(把农民变市民)；解决农村问题靠城镇化。这种观点有对的一面，但还不够全面。正确的提法应当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与立足“三农”抓“三农”相结合。从我国国情出发，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如果农村经济繁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现代化，“三农”问题也不可QB得到解决。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及“三农”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

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相对于城市，农村所蕴藏的潜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农村这个辽阔的区域内，总是蕴藏着比城市丰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仅如此，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部门、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区域内将会集中全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预报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支付劳动者报酬9000亿元(农民人均910元)，吸纳就业人员135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28%)。从总体上说，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也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这就决定了县委、县政府要把农村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县域经济要以农村经济为中心。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其落脚点应放在县、市，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操作平台。还须指出，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汇合点，因而应该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城乡协调发展相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强调的不仅仅是城乡共同发展，而且是城乡相互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互动式发展。从实际解决“三农”问题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县(市)这个层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为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在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开发重点等一系列发展重大问题上，县(市)都具有相对的、较大的自；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管理层次，具有比较完备的管理职能，Q8够有效地调整县域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市)、乡(镇)、村三个层次，履行统筹、协调、组织、服务功能，统揽县域经济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先强县(市)”的原则，走出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促进，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个县、24个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财政收入达283亿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农村有2／3劳动力从事

二、三产业，农民纯收入增量中有80%来自非农产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迅速推动浙江省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其在全国的排位，从第十二位进入前四位，而且显著提高了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结果。

三、统筹城乡发展与小城镇建设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即认为城市化是为了解决现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设上，虽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模都有很大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却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农村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农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就涉及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论及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指它是和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城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逐步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如果说，以往发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运行的，始终没有顾及“三农”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以损害“三农”为代价；那么，当今的小城镇建设则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也就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城镇化滞后。从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体系看，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要求，都是结合着繁荣农村经济的内容提出来的。

小城镇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从狭义的小城镇概念出发，小城镇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乡村的特征。小城镇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个中心点为依托，以中心至辐射点为半径所构成的区域网络。所不同的是小城镇的辐射点是周围的村。换句话说，小城镇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周围乡村的基础上，作为小城镇中心的镇，它的形成、发展与周围乡村发展的特点，乃至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2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区域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广大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民，要求既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得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建设，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设施，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小城镇的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因素。作为我国广义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小城镇，不仅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联结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因此，小城镇不仅要发展成为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同时也要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对中国来说，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也是逐步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是城乡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基本动力则是农村工业化。反过来，小城镇建设又会大大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中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农民太多是其贫穷的根源，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就要让农民减少下去。不把农民变非农民，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小城镇分布于广大农村之中，既具有农村的某些优势，又能发挥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设得好，对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可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况且，随着小城镇的发展，还可以逐步提升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几年，国家城建部门在重视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巩固、提高现有小城镇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一批起点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镇，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为龙头、小城镇为网络的城镇化体系。这就是理想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无论是农村或者城市，就业压力都相当大。这就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带来特殊的困难，这就决定了实现城镇化目标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城镇化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就业形式也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相当程度上是采取不完全转移方式。这是和我国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土地不仅仅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为目标和动力，因而基本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一旦城市失去就业机会，或者城市就业成本过高，他们就会退回到农村，因为农村还拥有长期而又稳定的承包地。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要加以分析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和城镇化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许多“农民工”虽然在城镇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他们和原有城镇职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劳动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甚至付出加倍的劳动，也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由于有城市户籍的正规就业职工的利益是刚性的，他们的工资水平一般是呈上升的趋势；农民工的利益则没有保障，同时由于进城“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庞大，数量越来越多，供大于求的趋势有增无减，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更谈不上享受原有城镇职工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虽然已经从农村走向城镇，却不被城镇所完全接纳。这就不难理解，“农民工”现象的出现，是与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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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及对策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影响

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一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农村劳动力供给量超过劳动力需求量的部分。在投入与产出关系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表现为新增农业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即使把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发展。

2000年，杜鹰主持的农业部课题组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行了预测：“十五”期末，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1.8亿人。

规模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表现在：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业内部，严重制约着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与工业化进步的程度不相称；三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差距。

二、城市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及其转移的制约因素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落后，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贫富差距，增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识；“三农”政策的实施，给农村人口转移带来机遇。

但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包括传统的户籍制度、差异化的城乡教育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制度等。加上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乡镇企业发展程度不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为有限；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竞争就业能力较差，多集中在城市传统部门等多重因素，共同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及对策

总的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渠道包括：农业内部吸纳；就地或者就近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转移；向大城市转移；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市场。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关键在于做好以下三篇文章：一是将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相结合，以此作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根本途径；二是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流动，作为解决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重要途径；三是继续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有效发挥农业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的作用。

具体来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存问题，其转移途径和对策选择有以下几条。

（一）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城乡分割体制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允许自由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可以采取国际通用的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办法，以身份证取代户口簿，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为主要依据申报城镇户口的制度，尽快以导向性的准入条件替代硬性的进城人口指标控制，相应改变就业、入学、住房等规定，在权利义务方面平等对待新进城镇落户的居民。

其次，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扩大医疗保障、劳动保障、生活保障等社保制度在农村的覆盖面。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科学划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及制定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并将农民工以及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如个体商贩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尤其对于农民工在跨省、跨县市流动就业时，社会保险转移的可操作性较差，应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这一问题。

（二）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建设

加快建设中小型城镇，升级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合理调整城镇结构，尤其是发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优势，广泛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

（三）增强乡镇企业活力，提高其劳动力吸纳能力，鼓励农民回乡创业

国家应在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信贷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让其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调整，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开辟融资渠道，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增强乡镇企业的活力。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大力扶持小城镇第三产业发展，重点发展具有地区资源优势、传统工艺优势、特定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优化乡镇企业结构。大力鼓励和支持农民回乡创办中小型乡镇企业，自主经营，解决就业问题。

（四）尽快建立和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善劳动就业环境

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管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服务，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入就业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准入资格，做好岗前培训，打破城乡流动界限，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和有效性转变。

（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加大科教投入力度，增加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扩大农村教育规模；改革农村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让农村的孩子真正学到能够安身立命的知识和本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口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提高其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重点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农民企业家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素质，让他们起到领头羊和先锋模范的作用。

（六）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内部转移

建设现代农业，落实科技兴农战略，大力推进农业发展。引进最新科学技术、现代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经营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生态化的农业。第一产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快发展林业以及水产养殖业和畜牧业，发展和推广劳动密集型农业，以扩大农业内部的劳动力总量。加大农业产业化的力度，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将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组合为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实行种植养殖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把三大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使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努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在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和促进农村传统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的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如农村的观光旅游业等。倡导以工业反哺农业，减少“剪刀差”带来的工农不平等。从实际出发，积极引导农民“兼业”，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让农民在农闲时通过打零工等方式输出劳务，补贴家用，但又不必真正离开农村，这样保证了农忙时家中有足够的劳动力。

（七）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政府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以促进就业，并通过发展适当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等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保制度等，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享受到公平的待遇，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就业环境。加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信息服务。政府可依据失业率、长期失业者比例和不充分就业率等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抓好农民工失业监测工作，建立失业预警系统，及时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如财政货币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工资成本控（八）降低情感成本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牵涉到众多农村家庭的社会现象，它关系着每一个相关家庭成员的情感体验。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如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提高待遇，促成剩余劳动力的举家迁移，做好留守人员的安抚工作，真正落实休假、带薪休假制度，并做好劳务输出者回家探亲的交通工作等，尽量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心理和情感成本，维护相关家庭的稳定与整个社会的和谐。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及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的一体化进程、改善区域人口结构、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能带来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等转移效应。

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留守妻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造成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智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滞后甚至出现断层，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造成城市生活的过分拥挤和治安水平下降，引发城乡文化冲突，金融危机下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回流的现象等。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问题，积极引导其向着有利于农民自身发展和家庭幸福、社会公正和谐的方向发展，同时注意化解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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