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4-01-12 17: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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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篇1

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有一个说法被不断强调着,“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利器”,对于那些生于大山的孩子们而言,教育几乎可以决定他们的一生。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出大山,以什么样的力量迎接山外激烈的竞争,他们的生命将以何种色彩展示于所有同龄的幸运者面前,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机会拥有一个公平的起点,那便是——平等地掌握知识。而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乡、村来说,他们的子孙还必须肩负着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保存和发扬的重任,这又要求民族地区的教育必须责无旁贷地挑起培养文化接班人、传承民族文明的重托。因而教育在这里,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公平的人生起点,它更是关系到,在各民族逐步融合的大潮流作用下逐渐弱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否可以通过其子孙的努力在新时期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本次调查所重点关注的正是少数民族聚居乡村在教育方面的发展状况,调查的地点为福建省福鼎市,调查的主要方式是访谈、文献搜集和现场观察。

一、现状及特点:

(一)该市民族乡、村的基本情况。

福建省福鼎市位于福建省东北角,临海而立,与浙江省接壤。该市总人口为55.8万,畲族是该市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共计32658,占全市总人口的5.9%,少数民族人口的79.5%,畲民主要分散于3乡10镇3个街道办事处和一个开发区,240个行政村,24个居委会,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除畲族外,该市的其他少数民族多数散居于市镇中,并没有形成聚居地。1993年该市成立了峡门畲族乡,成为该市目前为止唯一的民族乡,2001年福鼎市政府确认该市民族行政村为24个。民族地区土地面积共计19.9万亩,其中耕地26764亩,滩涂1500亩,林地95000亩,茶园15000亩,果园12000亩,山地43736亩。据2000年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为2121元,比80年代初期增长了将近二十倍,但从总体上看来,由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少数民族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仍低于全市农业人口平均水准。在这些背景下,民族乡村教育也呈现出自身的发展特点。

(二)民族乡村教育的发展特点。

第一,民族教育基础薄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少数民族受到歧视,尤其是畲族人在教育上被视为化外之民,不能够进入学堂学习和应试科举,造成畲民识汉字者甚少。并且畲族虽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仅靠口传身授无可避免地给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困难。再加上居住地点相对闭塞以及经济落后等原因,畲民们并没有力量依靠自己兴办教育,相对薄弱的基础使得该市的民族教育事业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成为当地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难点。

第二,发展速度较快。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民族乡村的教育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以“两基”达标验收为契机,当地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采取撤点并校、创办寄宿制学校的办法,使少数民族教学点从寺庙、祠堂、厅堂中解放出来,截至去年8月,全市共兴建民族小学42所,其中寄宿制小学12所,在校少数民族学生共3782人,一半以上在民族小学就读。在民族小学任教的教师共202人,其中代课教师的比例已由96年的72.5%下降为17.8%。校园和校舍面积达到54497平方米和19650平方米,分别是96年的4.25倍和2.46倍。笔者所考察的桐城镇浮柳村民族小学原本条件十分简陋,经相关部门筹资30多万元使校舍面积扩大到1091平方米,学校配备了宿舍、食堂、阅览室等,条件改善了许多。

二、问题及原因:

(一)师资问题。教师队伍不稳定,虽然代课教师的比率下降了,但是教师的流动率却始终很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条件不足的问题,民族村多分布于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生活艰苦,落后的山村引不进好老师也留不住好老师,这似乎已然成了一个通例。师资力量薄弱的直接后果就是教学质量普遍不高、学生升学率低,最大的受害者仍旧是畲村的学生。然而,优秀教育人才的引进问题与整个农村的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发展经济需要时间,改变观念需要时间,完善机制同样也需要时间。因而,师资问题的解决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

(二)资金问题。民族村缺乏专项助学资金,少数民族贫困生较多,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根据2001-2002年度的统计资料,初中辍学57人,比率达到4.11%,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收费标准提高,这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农民加重了负担。而且,实行毕业生双向选择制度之后,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信息不灵、社会关系少、社交能力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也导致了一些群众供子女上学的热情衰减。与辍学相对应的就是民族学校收费难的问题,贫困家庭的欠费不仅影响了子女的就学,也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作。

(三)语言问题。在畲族聚居区,人们习惯用畲语交谈,普通话的普及率远远低于城镇,甚至福鼎当地通用的土语对一些畲民而言都是一种障碍。民族小学虽然鼓励采用双语教学(即普通话与畲语),但由于教师要面对的同样也有居住于该地区的汉族等其他民族儿童,并且在一些学校里,汉族学生的比例甚至要远远高于畲族儿童,因而教师通常是用普通话乃至地方土语授课,这就给一些不懂这两种语言的畲家学生们带来了障碍。使得这些学生落后于教学进度,学习效果不佳,学业成绩自然也就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师生间及学生间的日常交流。交流是教育最核心的环节,如果这一环受损,将直接损害教育的最终质量,而每一个学生得以顺利、平等地接收知识正是受教育权的重要内涵,因而,虽然语言问题并非在每一个课堂上都出现,但它的局部存在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课程问题。由于种种原因,特色课程开展困难,民族特点无以凸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虽然民族小学开展了“畲歌进课堂”等特色活动,然而,没有民族文字的畲族人民通常以口传身授为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无法采用民族文字课程,并且主要民族学校的教师多是由汉族人担任,畲族老师数量有限,熟知畲族历史的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并不具备充足的师资力量开设专门的社会历史类课程来引导畲族学生。同时,当前应试教育下升学竞争激烈的大环境、民族地区有限的经济条件以及责任人意识不足等因素,更是促使民族小学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成为了“设立于民族地区的小学”,而未能有效地担负起教授本民族相关知识、弘扬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任务,学生们对畲族文化的认识也通常停留于老人的讲述和日常风俗之上,而无法从课堂上获得更高的满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五)撤点并校带来的问题。撤点并校之后,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相对集中,同时学校的管理也更加规范,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较好的环境。然而,由于畲民居住的分散性特点,取消原先建立于畲民居住地的教学点而在中心区域合并建校,无可避免地为那些居住偏远地区的学生上学带来困难。虽然民族学校为解决这部分学生的上学难问题,完善了寄宿制度,扩建了宿舍,然而寄宿所需要的食宿费用仍是一些贫困家庭所无力承担的。因而这些家庭中的适龄儿童一方面既无力寄宿于学校中,另一方面又往往因年龄太小而无法独自来往于家庭与学校之间崎岖而漫长的山路上,这就造成了适龄儿童失学和入学年龄偏大这两种并存的现象,使儿童失去了最好的入学时间,影响了教育的效果。

以上这些问题,其中第一、二、三乃至第五点在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也同样存在,而第四点问题则体现了一定的“民族特色”,我们可以看出,该问题的解决并不是某个地方部门就可以单独完成的,它与人才、资金、民族文化特点以及国家教育体制等问题均有关联。

三、启示和建议:

贫穷、落后是山村的代名词,经济条件的不足同时也在事实上意味着教育的落后,山村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引领村民发家致富的科技带头人和实用人才,而这一愿望并不是仅靠民族小学、中学等基础教育渠道就能够实现的,要成为优秀人才必须通过更高层的教育。

然而,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接受基础教育的起点低,再加上上述涉及的种种问题,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民族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不高,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得畲村的孩子们在各种升级考试中居于劣势,升学率低,接受高等教育者更是少之又少。根据2001-2002学年统计,将全市各少数民族学生不论城乡户口皆统计在一起,初中升高中的比率也仅有50%,高中毕业的36名畲族学生中高考成绩上大专线的为22人,然而这个数据是包含了城市户口学生在内的总数目,真正从畲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更是屈指可数,负责人介绍,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高的了。

面对民族地区教育的实际困难,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实用人才,我们应当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努力。

第一、建立少数民族贫困学生专项助学金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保证贫困生补助资金的及时到位、合理发放均有积极的作用。资金来源上除了省、市、乡各级政府拨款,还应更多地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有效地进行筹措。通过制定规范的运作程序确保专款专用,根据学生的贫困程度及学习情况发放助学金,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尽量保证学生不因为贫困而失学。

第二、推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撤点并校后创办的少数民族寄宿制小学的基础设施问题,改善办学条件,购置教学设备,保障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根据2000年6月份的统计,全市12所民族寄宿小学中就有8所申报校舍修建补助金,用途几乎都在于宿舍和食堂的建设。尽管近年来政府已给予了大力支持,但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仍十分明显。政府资金的投放应注意学校间的平衡,应以教学楼、操场等主要设施的建设为主。有条件的,鼓励通过社会集资为主、政府适度支持的方式兴建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等。

第三、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政府采取政策倾斜,从财力上保障民族学校,并且采用优惠政策,吸引大中专学生到这些地区工作,尤其是鼓励原地区考出去的学生回乡任教。对于在艰苦地区坚持工作的教师进行一定的补贴,并在职称评定、住房、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优待。由教育人事部门在人事安排上对民族地区进行优先照顾,调配思想表现好、责任心强、业务过硬的教师到乡村工作,并且鼓励教师在职深造,提高学历层次。与城区和集镇内的学校加强联系,定期组织老师观摩学习,掌握优秀的教学方法。还可以与省内高校签订支教协议,请他们定期委派优秀的志愿学生到民族乡、村承担一定期限(如一至二年)的教学任务,为乡村学校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进人”是首要的一步,只要好老师愿意来并且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民族乡村也不烦可以做一个跳板,毕竟,“留人”对于民族乡村而言就必须依赖于长期的经济建设而不只是学校本身所能解决的了。

第四、继续探索民族教育的方法。组织专人编订以畲族的社会、历史等为主题的教材,教材可以使用汉族文字编写,以弥补畲族人民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在民族小学、中学开展专门的民族课程,并且尽可能地聘任少数民族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对学生们进行规范的教育,在完成基础教育的同时,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本民族文化的启蒙。使民族学校得以在提高教学水平、提高升学率的同时,培养学生成为既掌握现代科学知识,适应高层次学习要求,又了解中国国情,且对本族文化有着基本认识的优秀成员,肩负起发扬民族文化优秀成果、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历史使命。

振兴各民族、发展新农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而以上所说的种种提议,也不是仅凭当地政府一家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民族乡村的教育发展需要在下至村民上至中央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完善的民族教育体制,树立起正确的民族教育理念,从而在制度到观念上实现全面的进步。

后记

在本次调查中,我一直尽量避免将调点处理成为少数民族现状分析,因为这毕竟是一次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调查,然而,调查主要是在我母亲的老家——畲族聚居的浮柳村开展的,不可避免地使少数民族农民家庭成为我研究的主角,不可避免地使这次调查兼有了三农问题和民族问题双重色彩。

篇2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市化;城乡统筹发展;日本

二战后,满眼废墟的日本在短短二十五年内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人口比重从1950年的37%,上升到了1975年的76%,在亚洲率先实现了国家城市化,一举跨入了世界城市化先进水平行列,与此同时日本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其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加速阶段的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现实背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一)“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根据《国际统计年鉴》的可比统计资料,2003年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世界平均水平为41.2%,亚洲平均水平是51.3%,英、法、德、澳、美等欧美发达国家均在5%以下,日本为3.2%,韩国为7.2%,印度为52.2%;我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9.5%,世界平均水平为51.3%,英、法、德:澳、美等欧美发达国家均在25%以下,日本为20.8%,韩国为16.5%;2001年农业从业人员比重我国为50%,英、法、德、澳、美等欧美发达国家均在5%以下,日本为4.9%,韩国为10.3、%。以上数据的差距说明,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上述三项指标的差距都非常大,“三农”的地位非常突出。

我国“三农”问题的突出性还表现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日显突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效益水平和积累、投资能力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从而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二)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

导致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的根源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表1的统计数据反映了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国际对比状况。

表中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仅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即使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近年仍低近10个百分点,据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在人均GDP575―999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应属于工业化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在此阶段,国际经验数据显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达到65.8%左右。我国2005年人均GDP已超过1700美元,但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仅为42.99%,远低于国际经验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由人口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导致的“三农”问题突出是我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加快人口城市化发展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也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日本城市化发展的特点与存在问题

(一)日本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1.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模式

日本战后的城市化发展选择的是大城市集中发展模式,即以某一个大城市为人口聚集的中心,周围发展卫星城,再向外辐射与扩展。在这一战略导引下,日本形成了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中心。1998年三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6.8%。日本城市化发展的集中性还表现在城市国土空间分布上的高度集中。日本的10大城市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其中7个集中分布在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事实证明,日本的这-二战略选择是成功的。由于大城市具有土地利用率高,人口容量大的特点,发展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体系有利于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人口,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耕地、森林和潜在的绿化。日本在战后几十年时间内,耕地减少的幅度不大,不能不说是受惠于大城市发展战略。

尽管日本的大都市在其城市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地方都市也发挥着其特有的综合功能。日本的地方小都市主要包括遍布全国各地的人口在3万至10万人的小市及可。这些小都市都是包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综合经济体,在其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及当地民众都十分重视发挥其综合功能,包括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及社会功能。另外,还将传统风俗与现代化生活相互融合,大力发展城乡交流及旅游农业。政府在规划中还明确划分了市区、郊区、农区、工业区及休闲区,一、二、三次产业密切结合,使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

2.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推动

一战后,日本开始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刺激了一批新兴城市的诞生,有力的推动了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顶峰阶段,同时也是日本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不可忽视的是,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已开始的城市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丰田市为例,丰田公司的进入使丰田市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同时又诱致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乃至产业的诞生和一些相关产业的迁入,使得丰田公司的汽车产量从1950年的1.1万多台增长到1961年的21万多台,10年间增长了近20万台。

日本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与日本工业的特点有关。日本轻重工业之间关系比较协调日本轻工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大大低于重工业,吸纳了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从第一产业转出的劳动力,而重工业则始终保持高技术密集性,比较劳动生产率高技术进步快,从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

在日本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中小企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城市中最早能吸收劳动力的是一些技术要求不很高的小企业。据统计,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城市化大发展期间,中小企业发展很快。1954年,日本共有328万个中小企业,从业人数1477.58万人,到1971年,中小企业发展到508万个,从业人数达到3040万人,增加了1倍多。

3.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相结合

日本城市化不仅得益于自身努力,外部因素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日本城市化急剧推进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国际环境有利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时期。外资及技术的引进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1950―1970年日本共引进外资126亿美元,向国外借款67亿美元,另外还有证券投资59亿美元。外资主要集中在电子、钢铁、公路、铁路、机械、石油、化工和海运业等基础生产部门,这对推动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直接动力,对日本经济的腾飞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和改造国外技术,带动了日本的技术革命。

4.市场选择基础上的政府参与

日本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整个城市化过程都是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的。从国土利用规划、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一直到规划的贯彻执行,都可见到政府的影子。

(1)政府对国土的开发利用进行全面规划,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合理安排产业

布局,保障城市化的有序、高效进行。日本政府自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工作。首先设置了专门负责国土整治的机构――国土厅,1950年制定了被称为“国土开发宪法”的《国土综合开发法》,后来又先后四次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2)政府为工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进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依赖于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高新技术主要是以“引进和模仿”为主的,日本政府对几乎所有的高新技术进口都实行减、免税制度。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中,从用地、配套设施建设直至生产、销售等整个过程也都给予种种政策支持和帮助,以促进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3)制定相关法规确保政府规划乃至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实施。为保证城市化进程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制定了众多的相关法律,以确保专门针对城市化进程而制定的国土开发计划的顺利实施。“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只是一个引导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大体框架,为保证它的顺利实施,日本政府又根据各地的特殊条件,分别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东北开发促进法》、《九州地方开发促进法》、《四国地方开发促进法》等一系列法规。

(二)日本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工业公害、住房拥挤和交通堵塞现象严重

在日本城市化高速前进的过程中,由于过于注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城市人口过于密集,一些公害问题及“拥挤症”便显现出来。早在明治初期,就发生过几起重大的矿山公害事件,如足尾铜山矿事件、日立矿山排烟公害案和别子铜山的排烟公害事件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中,最难解决的是因人口过分中而带来的城市住房紧张问题。明治后,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期集中转移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结果人满为患,很多穷人只能居住在环境相当恶劣的贫民区。即使在工业化高峰的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生活在相当不良的住宅环境中。狭小的住房加上高昂的房价迫使大批的市民搬到地价较便宜的效外居住,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大城市中本已很严重的交通拥挤和道路堵塞问题。

2.城市地价飚升,给经济持续发展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土地问题是城市的根本问题。所谓住宅、交通、环境等条件恶劣皆是由于空间有限而造成的。土地的供不应求诱致地价上涨,这本是供求规律的一般反映。然而在日本,这一现象却显得特殊,从1955年到1972年的17年间,日本地价上涨了17.5倍。这是其它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而它也作为重大诱因之一,导致了后来使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的“泡沫经济”。

3.城市负荷过重,居民生活环境恶化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以石油作为主要原料的工矿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急剧增加,使空气质量变差;另一方面,骤增的汽车尾气也使日益下降的空气质量雪上加霜。日本大约是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完成汽车普及化的,当时甚至在普及前几年空气污染程度已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在东京、大阪和横滨等人口密集和人口密度较大的大城市中,当时每年要发出几十次甚至超出百次的光化学烟雾警报及注意的通知。到1992年7月,日本各类汽车的总拥有台数已达到6000万台。如此大量的汽车挤在本不算大的国土特别是主要挤在大城市中,不但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而且由其带来的交通拥挤也令人堪忧。除此之外,由于人口过多造成的城市垃圾也急剧增加,特别在大城市尤为严重。还有在日本显得较明显的“热岛”现象也是由于人口过于集中而造成的。

三、日本城市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日本城市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其产生的问题,为我国实现以城市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借鉴

1.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

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初推行工业化政策以来,由于城市工商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农户转移速度加快,农户人口急剧减少,据统计,1960年日本农户为606万户,1975年减至495万户,1990年农户数降至383万户。工业化快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户到城市就业,1965年日本第二产业增加值占47.9%,非农就业比重占75.3%,城市化达68.1%,二、三产业发展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2.加强政府对城市化发展的规划和法制建设

日本的城市化道路主要由市场主导,城市功能定位、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等都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指导和立法保障等方面。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规划,在完善的规划体系基础上实现各项城市建设。

法规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是日本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保障。日本在一百多年的城市化过程中,陆续制订了《新事业创造促进法》、《市民农园建设法》、《促进建设优美田园住宅的法律》、《国土利用计划法》、《农地法》、《农振法》、《城市计划法》等一百多部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订、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保障。

3.充分重视城市化过程中对“三农”的保护,实行城乡统筹规划和管理

日本在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对“三农”的保护,如通过产业振兴,发展农村工业;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农民职工化)和农民市民化基本同步进行;农地非农化与耕地保护相结合,实现土地集约利用;重视对离土农民的使用和培养等,有力的保护了农民利益,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日本对处于同一地域空间的城市和农村不再作为不同的“属地”而将其相互分割,而是作为一个大的整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统一调整。各城市的城市建设规划包括城乡两大主体的统规统建,城市服务功能的设置也不再局限于城市内,而是把周围农村地带也包括在内,呈放射型移动。城市里的商业和娱乐业的空间设置和建设规模都是严格按照辐射圈范围的大小合理调整建设的。

(二)对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几点重要启示

1.强化政府职能,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要实现城市化的有序、健康发展,避免“大城市”病的发生,必须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化发展规划。同时,我们应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健全有关城市化的法律体系,来为落实城市化发展规划、有效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提供法律保障。

2.继续加强对三农的保护和支持力度,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投入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了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缩小过大且日趋加大的城乡差距,我们从现在开始,必须要认真落实“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反哺政策,要建立健全保护“三农”的政策法规体系。、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应借鉴日本经验,对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农民市民化统筹规划,重视对离土农民的培养、使用和安置,把处于同一空间区域的城市和农村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而这一切,

最重要的是要在相关法律引导下进行。

3.加快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强化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支撑

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必要保证。一方面,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企业则是城市化发展的“主体”,正是由于企业的积聚,才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各种要素资源,从而才形成了城市并推动着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一些新兴产业的发育和发展,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包括城市的管理,必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支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科技进步水平仍然较低,科技创新能力仍嫌不足,因此,我们要积极吸取日本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要积极、合理的引进外资,并通过积极消化、吸收、改造国外先进技术来带动我国的技术革命,从而为加快城市化发展提供更充足的动力。

4.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并举,走“二元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人口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我们要在继续支持现有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小城镇的快速发展,重点应通过乡镇企业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使乡镇企业实现园区化、集群化发展,使农村工业尽快融入现代工业体系,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规模经济效益、减少污染的同时,促进城镇规模的形成、扩大和持续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化的主导力量。

5.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和提高城市的服务功能和就业弹性

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保证。为了提高对进城人口的容纳l能力,我们必须要通过加大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投入,充分提高城市服务功能,才能保证进城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有效避免“城市病”的发生,才能真正的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和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是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协调。因此,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要兼顾轻重工业的比例,兼顾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最强的,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如果能使第三产业充分发育和发展,可以为新进城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必须要通过进一步加快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足够的就业保障。

6.加快制度创新,消除体制与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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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牌形象下的市场角度品牌形象下的市场视角,即品牌经营者以消费者的角度对于什么是市场有多种不同理解。农产品市场定位是一种品牌经营形式的创新,将农业资源通过品牌角度加快进入市场有效配置和使用,通过研究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风险感知及影响因素。目前,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以下因素影响:一是市场信息的自由流动。在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市场存在一定的分离,在不同的省与省,县与县之间农业商品和供需信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影响了其自由流动的效率。同时,一定区域的农业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特色品牌建设较差。品牌信息对区域外流动较少,知名度阻碍市场化。二是市场中介的不专业性。传统经营下通过“农户+中介+企业”的模式,中介作为纽带对于促进农产品进入市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竞争行为的加剧,中介行为的不透明性及操作的不规范性导致农民对部分市场中介的不信任。缺少具有专业农产品品牌的企业从中作为“第三方”支撑起担保的重要平台。三是需要市场保障体系的建立。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及完善保障体系,能够降低农民进入市场后的风险。农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乡村特色农产品为品牌开展特色营销,不失为市场化创新的新路。2.品牌期待下的产品角度品牌期待下的产品视角,即农产品品牌拥有者通过对产品进行自我建设和监督审查,解决产品自身形成过程中的品牌故事及叙事风格,确保产品与品牌所输出的形象一致性及提高产品衍生的附加值,在具体应用中,可以从以下角度分析:一是完善产品地标品牌申请。部分区域特色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品牌形象模糊,对于相关涉农企业的后续建设留有隐患,同时对深挖当地农产品特色资源,完善对地理标志的申请意识淡薄。区域特色地标品牌建设缓慢,集聚化管理难以形成规模。二是塑造产品产地的品牌故事欠缺。产品品牌形象中品牌故事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农产品原产地以传统营销模式为主,以单一的农产品批发等为主要方式,没有深挖历史文化所赋予的产品底蕴。三是没有提升新的产品营销思维。互联网扩大了产品的品牌传播,通过“线上宣传+线下销售”的模式有利于扩大品牌影响力。部分农产品品牌虽想通过新媒体有所作为,但具体营销实践中的思维区别却导致结果和预期有所不同。3.品牌增长下的传播角度品牌增长下的传播视角,即通过有效营销不断增强自身品牌建设,以多种形式打造品牌。在农产品品牌的推广过程中,加强供应链各端对于品牌的理解,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者素质和品牌经营者生产化水平,农产品品牌增长可以从以下方面作出提高:一是农产品的品牌口碑传播。传播过程中对于农产品品牌的反馈是一种被感知的消费,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对农产品准确把握消费者的需求,让人有意识地记住相关农产品特色卖点,延长农产品品牌的生命周期,并达到使目标客户在品牌推广中心满意足。二是农产品品牌从业人员的销售能力。农产品自身注重品质的特点,导致了人们自然对农产品品牌及从业状态乐此不疲地讨论。农产品销售人员用多种媒体报道的方式向有购买欲望的客户介绍并传递相关农产品的信息,提高宣传品牌的相应技巧,有利于建立长期的客户关系。

二、农产品品牌智慧营销SWTO模型分析

SWTO模型分析是一种态度分析法,是对企业战略制定和调整的常见使用方法之一。在农产品品牌营销过程中,把各种不同因素相互匹配加以分析,根据内在不同条件进行分析其优势(S)、劣势(W)、机会(O)和威胁(T)。通过将这些因素列举出来,可以对农产品品牌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继而根据相应的研究结果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1.农产品智慧营销的优势一是区域特色品牌企业的示范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涌现,通过现代农业品牌体系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意识增强,在农村农业全面开放阶段,以品牌建设提高用户忠诚度和信任度来应对国内外市场挑战的力度加大。二是区域品牌的集聚作用。区域农业发展以产业园形式将特色农产品品牌的生产与旅游观光、生态农业种植等方面立体化和综合化。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加强区域品牌的集聚效应,有利于促进农民经济,服务现代化农业体系。加强品牌推广力度,有利于增强农产品市场品牌的竞争力。2.农产品智慧营销的劣势一是品牌缺乏专业的人员运营。我国农产品品牌意识起步相对较晚,以传统媒体为主要的单一宣传方式为主要宣传方式存在良久,新媒体时代来临,对于如何利用新媒体创立、维护和推广自身的农产品品牌仍有待探索。专业农产品品牌运营人员的缺失导致区域农产品宣传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远远未达到预期市场竞争力需求。同时,运营技巧中的全媒体媒介融合能力的不成熟也导致传播形式的相对单一化。二是品牌运营科技含量智能化较低。创新农产品品牌推广模式,可以将消费者从被动变为主动。在农产品推广的具体实践中,以品牌为主的交互型广告模式智能化水平较低,农产品广告植入时,用户深层互动功能体验较差,用户不能透过产品感受到品牌带来的“乡土气息”。3.农产品智慧营销的机会一是政府对品牌参与市场的支持。地方政府对于特色农产品品牌的补贴力度加大,通过网络透明化管理,及时反馈市场供需信息要求,通过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企业行为,维护区域品牌长久。二是互联网社群对品牌的影响力加深。“直播带货”兴起,各大网络社交媒体互动性加深。品牌直接与消费者对话,通过不同需求的社群打开自身优势,“私人定制”式的服务密切了与消费者的联系沟通程度。4.农产品智慧营销的威胁一是农产品品牌的恶性竞争。现阶段,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把发展特色农业品牌作为区域农业输出的重要经济支柱,农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同时加剧了竞争,其中不乏对品牌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甚至“价格战”的情况。二是农产品的品牌附加值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农产品以粮食,水果,肉蛋类为主,其深加工程度较低。部分农产品品牌虽形成,但产品档次低,加工能力薄弱,带动附加值规模小且市场化程度不均匀。

三、农产品品牌推广战略研究

1.交互式推广创作,增强品牌知名度随着智慧营销的进一步发展,以AR和VR为支撑的交互性技术创新了媒介推广形式,在农产品品牌建设过程中,通过下载特定APP软件使消费者体验AR交互技术,将不同农产品的种植过程,食用方法,营养含量等与智能化消费时代的有趣性、有料性相结合,增强消费者主动了解产品的意愿,提升消费者体验。实现以消费者兴趣为核心,将其自身与品牌主动建立联系,在食用农产品品牌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对于差异化农业文化的满足。2.跨渠道融合销售,加强品牌变现能力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使得智慧物流在我国迅速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位,而智慧物流是品牌智慧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营销将互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与运输业相结合,促进农产品生产销售的速率及消费者服务度,将产品品牌线上与线下、大城市与小城市跨空间与时间相结合,推进电子商务在农产品应用中的飞速发展,通过“运输+媒介”的跨渠道融合,品牌的变现能力得到加强与落实。3.促进“农户+品牌+互联网+消费者”模式的实现强互动性媒体的发展,如抖音,快手,淘宝等,带来了传统意义上需要中介模式的消失。农户借助品牌的影响力,通过互联网直达消费者。减少中介的信息传递,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反馈更加直观有效,品牌与消费者,构成更好的市场环境,为农户和品牌及互联网消费者之间创造更好的市场氛围。减少中介的产业链供应,使得产品品牌市场与消费者共享市场信息品牌,从而交易成本也更低,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品牌好感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产品品牌的溢价。同时,晕轮效应也会使消费者对于同区域其他相关第三产业的好奇,进而推动区域乡村振兴。4.加强法律规范和数据库建设,维护品牌权益政府加强对于农产品品牌相关权益和品牌形象的保护,积极建立相应品牌数据库,全方位了解本地品牌及其同类品牌。在实地的数据检测和检索过程中,利用数据监督和保护相应农产品企业的利益,维护品牌形象。同时,制定符合区域农产品品牌利益的法律法规,防止恶性竞争的出现,维护市场良好秩序。

参考文献:

[1]李红利:《三视角分析粤北特色农产品品牌营销现状及对策研究》,《现代营销》61-62

[2]张司飞:《中国农产品品牌营销的现状与对策》,《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342-345

[3]孙玉苹、郑艳霞:《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媒体助力农产品营销策略分析》,《营销策略》2022(1):54-56

篇4

关键词:小城镇经济 可行性 存在问题 对策

小城镇建设的意义与可行性分析

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小城镇,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推动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通过改善农村消费渠道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繁荣农村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得到发展,农业现代化,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消费需求居首位。在有着7亿多农民消费者的农村市场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制”,造成农村消费市场发育不良,启动乏力,严重制约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虽然农民有着很大的消费需求,但是农村相对能够消费的地方太远,以致不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消费数量自然减少。“重城市、轻农村”,农村消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展严重滞后,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村消费培育力度不够,消费观念滞后,思想过于保守,科学消费还未形成。农村商品流通渠道不畅,流通环节多,商品网点少,服务功能差,市场不健全,制约逐步富裕起来的农民消费需求。建立小城镇经济,以点带面,以经济辐射产生经济圈,改善人们的消费渠道,有效地提高国内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治理城市病

城市病包括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着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治理城市病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城市人口转移,减少人口集中;减少城市活动,有人必有活动,所以要有效地将人口转移,那就是发展小城镇经济。小城镇建设好了,就能解决以上城市的诟病。发展小城镇,努力促使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移,减少农民数量,是我国深化改革、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战略之举。

(三)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振兴当地经济发展

“解决农民收入下降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从我国国情出发,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建设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近年来,很多小城镇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地方经济有了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房地产开发有了明显的进展。人口和项目结构都要向技术和知识型转变,这样才能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当地社会进步的脚步不断加快,提升工农业的水平,小镇经济应该成为蔬菜、牛奶、鸡蛋的供应基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

发展小城镇,努力促使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移,减少农民数量。小城镇具有基础设施投资成本低,体制包袱轻,农民迁移“门槛”低,社会风险小,经济发展具有活力,数量多等优势,因而吸纳农村人口的潜力大。城镇化质量低一些,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低成本、低风险、高速度地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且符合农村人口逐步从低等级规模城镇向高等级规模城镇滚动迁移的规律。

(四)流向小城镇的人群增多

分析可能流向小城镇的人群,可以帮助进一步明白小城镇建设的可行性。可能流向小城镇的人群主要有:大学毕业后的大学生。城市生活的压力、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的压力、还有独生子女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趋向回到家乡,但是家乡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会影响这些人返乡的意念。80后的农民工,尤其90后农民工将会是流向小城镇的主力军。

已经富裕了的农民。他们包括小商小贩、小业主、手工业者、养殖户和效益种植户等,即不是通过传统农业种植致富的人,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经济来源使他们不能够到县城或更大的城市去生活。对他们来说,小城镇是最佳的,既有好的生活条件,又不离开他们的生产经营场所。

小城镇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对小城镇建设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城镇规划不到位

在政策、资金和项目资源的使用上,中央政府更习惯于向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倾斜,省级政府向省会和地级以上城市倾斜。对于县城和小城镇的政策设计,一直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经常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一些金融部门对小城镇建设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有认识不足、关注不够等问题。镇一级规划水平不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目标定位不明确,重点不突出,省、市、县、镇各级规划不衔接。有的规划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有的规划可操作性不足,缺少有效实施手段。有的部门不顾乡镇客观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硬性规定增长项目、指标、比例,不仅影响了乡镇因地制宜、扬优成势,而且因片面追求产值、项目,迫使一些地方不惜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举债建设、重复建设;有的乡镇没有着眼宏观谋划,制定适合本乡镇的发展总体规划,而是急于求成、饥不择食、盲目跟风、朝令夕改。

(二)小城镇建设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小,不能很好地发挥经济支撑和有效促进就业

乡镇经济总收入总量小、规模小,对提升地方经济总量根本产生不了决定性或重大的影响。在不多的财政收入大户乡镇,有的还是依靠临城镇周边的土地出让收入充实财政,有的是依靠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等拉动税收,这样的收入结构很难保证持续增长势头。在不同地区的乡镇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较多的经济实力弱、增长幅度慢的乡镇,相对抵消了发展快、收入高、总量大的乡镇的经济贡献率。从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引领作用看,培育的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很难在一个地方大范围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财源增收后劲堪忧。落户乡镇的千万元以上的项目少之又少,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在乡镇没有一家。免征农业税后,大多数依赖农业、收入结构单一、工商业基础薄弱的乡镇,开始陷入增长乏力、财源不足、收支平衡难度加大的窘境。总之,小城镇建设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小,不能很好地发挥经济支撑,产业带动的作用,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村富余劳力。

(三)小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信贷水平不高,制约经济发展

资金投入较少,制约了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一是局部经济发展滞后,投入小城镇建设的资金较少。二是贫困地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滞后。商品经济欠发达,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靠上级补助,无资金投入小城镇建设。三是有的地区虽然实施了小宗国有土地拍卖,但土地拍卖纯收益仅有少部分留作小城镇建设经费,由于投入到小城镇建设中的资金较少,制约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由于一些客观条件欠缺或银行出于自身利益或能力的考虑,对小城镇的信贷资金投入受到了一定制约。目前有些小城镇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着发展速度缓慢,效益较差,银行信贷部门对乡镇企业的投入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存在选择承贷单位难、担保难、还款来源受限制等不利因素。国有商业银行县以下分支机构的贷款权普遍上收,支持小城镇建设有心无权,城乡信用社则因实力有限而有心无力。加之当前金融机构贷款办法、运作方式等尚不适应县乡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制约了金融对小城镇建设的信贷投入。

小城镇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对策

(一)重视城镇选址、加强规划指导并有步骤地引导人口转移

结合所在区域的资源和文化特征,重视城镇选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指导,严格按规划进行建设。按照因地制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步实施,提高投资效益。严格规划执法,认真查处不遵守规划的建设行为。优先发展小城镇的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市场、对外交通,园林绿化和道路建设同步进行,统筹规划供气、供热和污水治理,力争同步配套建设。鼓励成立建房合作社,统筹资金,统一征用土地,并按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进行建设。

鼓励先富起来的农民,带资金到城镇建房、买房落户,办厂经商。凡在小城镇有固定住所、有可靠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对在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不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对进镇落户农民,可根据本人意愿,保留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也可允许依法转让经营。

(二)重视项目建设、形成主导产业、发展特色并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

通过重大项目、集群项目形成支柱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农村人口,壮大城镇规模。项目建设激活小城镇经济,产业发展增强小城镇活力,特色建镇促进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各乡镇特别是重点镇应因势利导,发挥优势,及时把规划项目化,把城镇规划落实到项目之中,通过项目建设实施城镇规划。要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多方引进资金和项目,把乡、镇、村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吸引到小城镇来,形成聚集效应。充分发挥小城镇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形成对外开放和推进农牧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加快建立适应小城镇发展的流通体制,形成比较完备的城镇体系。

小城镇要合理确定适应本地发展的工业类型和项目,调整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推动乡镇企业向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发展。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增强小城镇经济实力。要搞活市场流通,加快小城镇各类市场的建设。按照商品资源状况、商品流通规律和小城镇的特点,培育和建设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集散能力的农产品、小商品交易批发市场和综合贸易市场,积极发展商品流通、信息、咨询、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第三产业。通过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为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配套服务。

(三)多方位融资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然而在现行财政体制下。镇政府并不是一级完整的预决算财政,各种费用由县级政府各部门直接收取,一般不返还给镇财政。镇政府作为城镇建设的投入主体,只能从土地拍卖所得和高额城镇建设配套费来取得投入资金。在部分地方,道路建设被转嫁给了村委会,教育、水、电都依靠群体集资,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和农民的进镇成本。

改革投融资体制,解决小城镇建设资金问题。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支持,设立小城镇建设专项基金。同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通过提供投资项目,引导企业、个人、外商等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中来。加强镇一级财政对小城镇公用建设事业的投资比例,小城镇征收的耕地占用税、复垦基金以及城市配套费等应主要投入到小城镇的建设上来。

(四)改善政府管理体制

实施城镇管理职能的相应权限大部分集中于县级管理部门,造成镇政府难以有效组织实施适合各自城镇特点的城镇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且镇政府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一级财政预算,它只是作为县级财政的一个支出单位。县直各部门伸向乡镇的站、所派出机构基本没有决策权,乡镇完成一个项目需要经过很多关卡审批,短则需要半月,长则半年或一年。 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就要理顺县市与乡镇之间的关系,加强小城镇发展的组织领导,要明确乡镇政府在小城镇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给予其相应的权利。具体来说,要理顺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协调好县级政府及其下属各部门与乡镇之间的关系,用法规规范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行为,合理界定县乡两级政府职能,明确它们的权限,将县级政府各部门延伸到乡镇的站、所进行分类,该下放的下放,该强化的强化。

参考文献:

1.李彦林.小城镇建设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农业经济,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