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体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经济体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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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机制 制度安排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注中心更多地放在了国有企业体制变革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机制问题。而实际上，国有企业机制变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是经历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后，机制变革在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中成为深层次的堡垒。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我国国有企业传统机制形成的逻辑，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国有企业及其本质

国有企业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为弥补市场失灵，在制度、目标和管理诸方面具有特性的现代契约组织。它的内涵是资产属于全民所有，由政府占有终极所有权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本质可以从下面几点加以理解。

国有企业同样具备一般企业的本质。从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国有企业同样可以理解为一个技术系统的生产函数；从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它同样可以理解为对市场的替代，通过它国家可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避免昂贵的市场交易费用；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看来，国有企业同样可以理解为“契约的组合体”。

国有企业也具有现代公司的一般特征，即大生产方式、大规模产销活动、具有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还具有一般现代公司所不具有的特有本质。它的制度特性、目标特性、管理特性都有别具一格之处，它的产权构成特性、目标函数、体制与机制以及管理制度的安排都有其特殊性。

从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本质分析来看，国有企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国有企业如何能够生存并发展下去，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机制问题。

传统国有企业机制剖析

一般来说，企业机制是指企业为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和求得生存与发展而具有的内在功能和运行方式。

企业机制可分为传统企业机制和现代企业机制两种类型。传统企业机制更多地模仿军队和机器机制，容易形成僵化的官僚机制，其灵活性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都很差。现代的企业机制不同于传统的企业机制，具有灵活性、成长性、高效运作、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及市场环境等特征。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也存在着机制问题。下面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传统国有企业机制的问题。

生产机制。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就不能通过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进行监督。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截了当且奏效的治理方式，就是要求企业必须按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的生产指令从事生产，不能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变化调整生产计划，更无权决定生产什么，这样，企业就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车间。

财务机制。在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高度扭曲，企业又无权决定生产方向的情形下，必然出现因政策原因一部分企业盈利，一部分企业亏损。这时利润就不能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信息，国家难以区分企业盈利或亏损的真正原因。为了防止盈利企业享受政策性盈利之惠，同时使因政策性亏损的企业能够保持正常生产，因而就实行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制度。

劳动工资管理机制。由于企业利润不能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也不能反映职工的努力程度，因此职工的工资福利就不能和企业的利润挂钩。国有企业的工资标准就由政府统一规定，实行低工资制度。在低工资制度下，为了保障职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企业必须提供生活必需的实物福利和社会。可见，企业办社会也是劳动制度的一种内生结果。

物资配置机制。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为地压低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必然使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为了确保稀缺资源流向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部门，必须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来配置资源，国有企业需定期向政府主管部门报送所需物资的计划，经批准后由物资部门根据指令性计划供货。

产品销售机制。由于国家无法用利润来监督和考核企业经营绩效，就不得不控制住企业经营的各环节。如果企业拥有产品销售权，就意味着其可以自行选择销售对象、销售数量和产品价格，国家的物资配置权就会失控，也难以掌握企业销售收入的真实信息，从而给企业截留经济剩余开了口子，因而就必须剥夺企业的产品销售权。

可以说，这种传统国有企业机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传统国有企业机制已经不再适应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机制变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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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简指令集;多串口网口;通信体系;有效策略

Abstract：This paper simply introduces the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basic content，the advantage of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for analysis.Through the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structural features，to explore the structure-based streamline multiple serial port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device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to establish a sound to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based multi-port seri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system construction.Accordingly，there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 this communication system，so that it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puter monitoring system of secondary power system equipment，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ulti-set computer serial port communication network project based on Reduced Instruction.

Key word：Reduced Instruction Set;Multiport Serial Ethernet port;communication system;effective strategy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技时代，社会朝着信息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其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各领域中，计算机技术都受到追捧、颇受欢迎，在各个行业中都被广泛的应用，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科学技术的投入逐渐加大，越来越多的新技术都开始推广和应用，改变了我国的生产方式，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电力二次系统也积极的响应社会的号召，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监控和管理。电力二次设备所采用的监控系统是分层分布式，其使用的设备大部分都是现地控制型，所分析出的数据需要通过各种方法与计算机监控系统进行通信。过去的现地通信方式已无法满足新时期下电力二次系统的数据通信工作，为提高电力二次系统数据通信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其必须创新通信体系，改进通信管理装置。

1.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基本概念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是一种微处理器，其所处理的指令类型比较少，所针对的是一些常用的计算机指令，通常用于专机中。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很快，在执行和操作上效率很高。比起复杂指令运算集来说，其指令系统地操作较为简单，而且其所执行的一些较为复杂的指令，也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指令组合而成。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充分利用了流水线技术，避免了CPU空周期的浪费，可以同时发出多项指令。其能有效的促进CPU的运行速度，降低CPI的值。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十分好，其处理其具有并行性，能够扩展计算机的功能性，在数据的处理上具有高效性，被应用于各大中高档服务器中。另外，其所采用的芯片，属于低功耗，鲜少发生故障，在运行中较为稳定，是当下最先进的芯片。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多串口网口通信体系，充分利用了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作用。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多串口网口通信体系，提高了通信的效率，具有安全性和可编程性，操作更为便捷，所采用的配置方式更为灵活。这种通信体系已被广泛应用，能带来多样化的数据传输，具有重要的意义。

2.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优点和结构特征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具有以下优点：从指令系统上来说，由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主要是针对于一些经常使用的指令，因而此类指令在应用的时候效率十分高，操作十分简单;从存储器方面来说，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存储器容易控制;从设计周期方面来说，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所消耗的设计时间并不需要太长，能有效的结合新技术使用。正是如此，使得以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为基础的多串口网口通信体系，在处理数据的时候速度十分快，数据传输具有可靠性。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在结构上有这些特征：第一，精简指令集计算既是一种单周期指令，其避免了因为指令周期数不同而造成的运行问题，所采用的是流水线操作，从而提高了数据的处理效率，加快了指令的执行速度;第二，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所使用的指令格式较为固定，比较简单，寻址方式也有所减少，从而减少了译码的时间，为运行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第三，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中有许多寄存器，利用寄存器来执行指令，简化了指令系统地操作方式，促进了指令执行速度的提高。正是由于其具有这些结构特征，使得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所串口网口通信体系的结构比较简单，此通信体系的系统在操作上较为简易，提高了数据传输和处理的效率，保障了数据传输的安全。

3.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多串口网口通信结构和装置分析

3.1 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多串口网口通信结构分析

从硬件结构上来说，这种通信体系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是其所采用的控制器和串口控制芯片，其所使用的控制器以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为基础，串口控制芯片则基于PCI总线。另外，这个通信装置的每个传输通道在收发电路上都有其独立性。因而，我们说其在运行的过程中具有稳定性，在安全方面具有其优势。在串口通信方面，此装置所使用的发送器和接收器，都具有低功耗的特点，利用可储存能量的电池来进行电能的功用。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多串口网口通信装置改良了接收器和发送器，使得接收器在运行的过程中的能有效的解决噪声抑制的问题，提高了发送器的传输速度和转换速度，并且在数据输出和输入的过程中都能进行防护，维护了数据传输的安全。除此之外，此通信装置使用了工业以太网通讯技术，促进了自动化的形成，其可在ISA总线上使用CAN控制器，从而利用CAN总线来进行通信。

从软件结构上来说，这种通信装置的界面环境十分好，用户在操作的过程中只需要将上位机进行组态，然后将其下载与通信装置中即可。当通信装置在运行之后，便能建立健全的内存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内存空间的分配。内存数据库需要由与之相配套的服务程序来管理，而其操作则由通过API来实施。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多串口网口通信结构的组态比较多，例如模拟量输入、输出和开关量输出等。在电力二次系统中应用这一通信体系，能满足电力二次系统中各种保护、测量、控制装置输送数据的要求，可促进电力系统装置输送数据效率的提高。除此之外，此通信体系所使用的是嵌入式LINUX系统，这一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实时性很高，十分安全可靠，比较稳定。因而在通信体系中以这种新型的嵌入式系统为平台，能够使其进行多项任务的共同执行。采用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能够扩展通信驱动程序。其可以不同数据类型为依据，结合数据点的数量，来为数据划分内存空间。在建立内存数据库之后，则可以利用bootman程序来读取上机位组态信息，启动CAN网通信驱动。在传输数据信息的时候，如果有新的数据则会在第一时间传输于PLC中。

3.2 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多串口网口通信装置分析

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多串口网口通信装置，在通信数据的管理方面比起传统的通信方式功能更为齐全和强大，而且其还促进了工程调试效率的提高。这种通信体系设定了IP地址启动，能够有效地避免因改变网址参数而导致连接网络失败，便于后期维护工作的开展。通信装置可以将其所采用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和配套服务程序，记录于Flash ROM之中。如此一来，当程序发生错误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恢复出厂值来还原系统，以减少通信装置的维修成本费用，简化了系统的调试工作。在进行版本升级的时候，可以通过烧录于Flash ROM中的系统最小镜像，来恢复系统的初始状态，有利于维护程序版本。

4.结束语

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多串口网口通信体系，是一种新型的通信管理方式，与传统的通信管理模式相比，其能发挥出更好的效果。这一通信体系常常被应用于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所采取的通信处理器是一种高度集成的设备，能与多个智能设备传输数据，并且还具备转换功能。这种以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为基础的通信体系，完全利用了精简指令集的功能性和有点，将其应用于计算机监控系统中的通信环节中，能确保数据通信的质量，为使用者提供更为正确和完整的数据信息，并能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科学的分析。

参考文献

[1]李辉楷，韩军，翁新钎等.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协处理器设计[J].计算机工程，20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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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红星.基于Linux的服务器的架构设计[J].中国科技博览，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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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文化构建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1（a）-0164-0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是我国历史沿革过程中的文化结晶。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阶段，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承担者。但目前我国高校民族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如何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使其更好地发扬积极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研究课题。该文以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目的，探讨高校传承民族体育文化的途径，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做出一份贡献。

1 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及重要作用

1.1 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界定

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定范围内开展，并世代相沿不绝，至今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产生积极效应，还没有被现代化的体育及竞技同化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相对于现代竞技体育的概念。[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是在长期的历史沿革过程中，人们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各种生活，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物质、精神、组织制度的总和，并由这些总和对人们的行为、思想、道德产生影响。

1.2 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作用

1.2.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促进对自身的了解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伴随着人们从畏惧自然进步到依靠自身力量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自身的认识，提高了人的身心发展水平，开发了潜能，这是一种对人的身体、智意和意志的超越。

1.2.2 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发生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与自然界有天然的联系，并作为一种中介调节人与社会关系，对于保证人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

1.2.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保存先进的积极的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发展的，并在不断吸收现代体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对自身加以创新、改造，使人类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能积极的适应，更好地协调自身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 高校在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2.1 高等院校是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高等院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高等院校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传承方式，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代表着最前沿的文化学术研究水平，同时拥有广泛的与其他文化交流的空间。因此，是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场所。

2.2 普通高校是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阶段

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认知能力和接受新知识技能的能力较高，思想活跃，处在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时期。高校中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课程，把优良的民族体育文化经过转化编入教材，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知识和技能，这对大学生民族文化知识、技能的传承，民族情感的培养、民族团结意识的强化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3 能进一步融合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精髓

高校通过开展各种体育项目，对各种体育文化进行融和，既拓宽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与创造的空间，使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积极融合，使得学生进一步认识了各种体育文的特色及文化体验，又向全世界发扬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 目前高校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出现的问题

3.1 物质制约因素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场地、器材不能完全满足需求，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在高校中很好地发展。另外，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使用的教材、资料等物质资源相对缺乏，使得教学内容贫乏，不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3.2 组织制度制约因素

高校中民族传统体育课堂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广度和深度不够，开展的传统体育项目也较少，缩小了民族传统w育的范围。大多高校没有民族传统体育节日、比赛等固定的文化组织制度形式。同时缺乏专业教师资源，限制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拓宽，更不用说使得学生产生民族精神层面的升华了。

3.3 意识形态制约因素

3.3.1 来自于现代体育项目的冲击

现代体育运动是当今世界体育的主流体育文化，它因高参与度和广泛的观赏性高而受到了大学生的喜欢。另外，其对提高我国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欣赏水平有一定促进作用，同时也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产生冲击。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新潮的、流行体育文化元素比较喜爱，而传统体育项目则被束之高阁，成为小众项目。

3.3.2 网络文化的入侵

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化对现代社会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冲击了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空间。大学生处于接受新事物的敏感阶段，有一部分学生丧失了辨别能力，对西方体育文化中非主流的糟粕趋之若鹜，容易形成消极的价值取向，对民族体育文化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导致大学生民族体育精神与意识的选择产生了冲击。

4 如何加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

4.1 改善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物质条件

高等院校对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课外活动、比赛的场馆器材等物质条件给予重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确保民族传统体育开展效果。

4.2 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资源的开发

各地的普通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开设适合当地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项目，把民族体育特色文化精髓纳入高校的体育教学，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从民间向高校课堂的转化。并结合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社团、运动会、俱乐部等形式，大力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其成为固定的文化组织制度。

4.3 提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师力量

一方面，在各体育专业院校中，设置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师人才。另一方面，在普通高校中组织培养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教师，采用外出进修学习或请专家进来培训学习，使其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5 结语

高校肩负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担，面对当前各种文化的冲击，应积极开发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创新，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使其具有传统体育特色的同时，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白晋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0-115.

[2] 范维.对我国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发展研究[J].体育科技，2010（8）：1-8.

[3] 韩兵.高校民族传统体育开展的现状调查[J].辽宁医学院学报，2013（11）：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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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坚信，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虽有联系，但它们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

市场经济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本质，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商品经济则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经济时代，如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它可以存在于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此等等。后来，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反映社会的本质属性，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且认识到，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它是国际通用的经济学术语。但是，在观念更新的同时，人们又苦苦地追寻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某种区别，苦苦追寻着崭新的市场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某种联系，他们引经据典，留恋着自己过去的某些研究成果。他们在原有理论的基础__七，提出了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时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经济运行的内容，而后者则是经济运行形式，即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等。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这里交换的客体是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换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使用价值以满换主体的某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为了价值形式本身，即增加了的价值额。在货币产生以后，货币代表着商品价值，一般等价物，除了在极端落后和封闭的地区进行物物交换(W一W)以外，任何交换都是货币为媒介的交换(W一G一W);更重要的是，任何交换都是在市场上进行的。因为，市场不单纯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这一空间概念，市场也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联结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场来解决，等等，这些都需要由宏观经济管理来进行矫正云(l)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制定严格的市场竞争规则，这是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经济前提;(2)政府着力于解决外部不经济间题，迫使市场参与主体在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同时也照顾到社会利益;(3)确定社会发展广目标，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有效地运用财政、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市场经济活动;(4)搞好国防建设、塞础教育、生态平衡等，以保证社会稳定，环境优化，以及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公平和收入均等化，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

第二，宏观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以及再生产各环节经常保持平衡，而单纯地依靠市场的作用是无法做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加强宏观管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成分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它在现阶段主要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这里的“国家”，实际上指的是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国家所有制实际上就变成了政府所有制.由此，这时的政府就具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它是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这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只是浮在经济活动的表面，它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内部。‘这种管理在促使整个经济协调运行的同时，也要维护生产资料公有产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三、深化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前提和保障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取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改革伊始，我们虽然未明确提出这一目标，但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一开始，我们便放开部分计划管制的，范围，使一部分商品进入市场自由交换和自由定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纵观14年改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管那时我们承认市场经济与否，但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逐步缩小计划调节的范围，从而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使市场机制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确立一种崭新的经济体制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形成。这样现阶段就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的特征是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日渐消亡的旧体制，另一方面则是富有旺盛生命力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两种经济体制的同时并存和起作用，使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由于旧的集中命令型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还在不断地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和各种市场关系中，再加上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需要的一些基础保障设施不健全，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种种矛盾和摩擦，诸如通货膨涨严重、经济秩序紊乱、权力与货币交换等现象，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抉择之一。

第一，首先应当明确各种间题的存在决不是搞市场经济造成的.当前各种向题的存在，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旧体制运行的惯性，使现实经济运行往往偏离正常的轨道。如在旧体制中，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控制，后来，通过简政放权和缩减指令性计划，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权限大大缩小，这时政府对于经济活动主要施以指导性计划调节。但是，由于指导性计划涵义不清，而且缺乏具体实施办法，在实际执行中，“指导”变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干预市赞场经营的借口。由于政府(人格化为各级政府官员)的某些行为不规范，在经济调节中出现随意性，用不负责任的长官意志代替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由此看来，旧体制虽然打破了，但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还很脆弱，旧体制的惯性，旧的习惯势力随时都威胁甚至绞杀着新体制;其二，在新体制形成的过程中没有形成各种配套机制和各种保障措施，致使市场机制难以正常运轨。市场机制本身是一种“残酷”的机制，它优胜劣汰，通过保证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来保证社权会经济活动，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就不能把我国经济的主体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参与竟争。而我国目前之所以出现各种社会经济病症，其深刻原因就在于各种措施不配套导致市场法则无法贯彻。由此可见，由于市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则，那么，各种利益，各种势力的碰撞和摩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既然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症结在于两种体制和两种规则同时起作用，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迅速地实现单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在这里，如果实行体制复归，恢复到以前的集中计划型体制，那是没有出路的，这样，我们就只有向前走，就是彻底地变旧体制为新体制，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促使旧体制迅速死亡，并使之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而过渡到单一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有四大支柱:(l)自主的企业制度，彻底割断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2)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3)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包括科学的调控体系和灵活的调控手段;(4)开放的经济联系方式，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扩大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问题，一是彻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理顺产权关系，划清产权界限;二是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商品市场，理顺价格关系，三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换。

第四、思想障碍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层障碍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制度。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还是一种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它有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树立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念。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只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才能繁荣富强，中国的经济也才能有活力.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故此，经济界才放开胆子大搞市场经济，理论界才放开胆子大谈市场经济。但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他们格守多年的信条而改信市场经济。事实上，由于习惯势力的作祟，有相当多的人虽然公开不反对搞市场经济;但是，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用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现象，用嫉妒和猜疑的眼光打量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阻碍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股逆流。它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经济活动的执行管理部门中有一部分人，传统的经济理论对他们影响至深，他们习惯于计划经济下的某些做法，包括下达指示、命令、规定硬性任务等等，并对此驾轻就熟，因而在废除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他们仍然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试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白条”现象吧。迄今，人们在分析“白条”现象时，都认为，“白条”的产生系由于收购副产品时资金短缺以及国家当年拨付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一些久嘴挪用、挤占所致。然而，我们却认为，“白条”的产生有两个探层背景:其一，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所致。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交换的双方都必须承认并尊重对方的所有权，按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而打“白条”正是对于广大农民的产品所有权进而是对其财产所有权的蔑视和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践踏。其二，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官贵民贱”的封建遗毒，因而在与农民交换中，不以平等(经济上和政治上)作为双方交换的基础，而是在交换中渗进许多超经济的因素。这样，“白条”的产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所以，要消灭“白条”，除了要剔除一系列制度和体制上积弊，实现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以外，还要使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所有权制度深入人心。

第二种情况，在经济学界，有相当多的人长期以来学习和接受传统的经济理论，而对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他们无所适从，无力或者从情感上不愿意吸收当今经济发展的新成果和放弃自己的陈旧理论，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学的知识过时了。制度主义大师加尔布雷恩教授有一段绝妙的分析: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愿意放弃陈旧的理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之拥有知识恰如手工业者之拥有技巧和企业家拥有机器一样，他们都以此为凭借，都怕它过时。但手工业者的技巧和企业家的机器都是有形的和客观的，而知识分子的知识是看不见的和摸不着的，所以，他们更容易否认自己所学知识的过时。正因为这样，许多以传统经济理论所著名的经济学工作者面对新形势愤世嫉俗，怀古伤今，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贬斥和低毁市场经济，把许多社会不良现象统统归罪于市场经济，而这部分人本身又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必须彻底地更新我们的观念，最最重要的是用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去培养适合于市场经济需要的一代新人，这是市场经济最终确立并且深入人心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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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6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社会产品再生产循环必须经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分配与交换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分配形成了物质生产部门人员的收入，包括货币性收入和实物性收入，在交换领域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使得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人员获得收入。他们的收入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形式存在，居民获得收入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生产要素再生产出来的条件；资本家获得利润是进行投资再生产的动力；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是保证土地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利息是获得社会再生产资金的代价等等。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收入是分配与交换的重要载体，分配与交换是消费的前提，所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我国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居民主要通过社会产品的初次分配以工资形式获得货币性收入和再次分配以配给形式获得实物性收入，私人的交换形式并不发达，货币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渐起来，货币性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逐渐增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环节，即市场流通环节得到发展。此时，居民获得消费品的途径更多是通过价值形式的收入的支出，而居民的收入也由以货币和实物共同存在的两种形式转化为以货币为主的形式。货币性收入水平理当其冲地决定着消费水平与结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物性收入和货币性收入共同决定消费水平与结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性收入主要决定着消费水平与结构。

西方经济理论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刻画较为系统，主要都基于“消费是关于收入的函数”这个数量关系假定，即C =F (Y)，来构建消费函数的，只是其前提假定条件不尽相同。这里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西方消费函数理论，但是，其所界定的现期收入、持久收入、相对收入等概念对于阐释的消费需求状况还是有一定解释力的。

二、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的实证

凯恩斯提出“绝对收入假定”，其中心思想是消费倾向递减，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现期净收入，即“绝对收入”。据此，建立模型：

C=a+bY ---------------------------------(1)

其中，C为现期消费，a为自发性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现期收入。

为了消除C与Y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回归的，对（1）式作双对数变换，来消除C对Y的非线性相关对回归的影响，有：

lnC=a+ blnY---------------------------(2)

该模型存在的是：尽管短期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是从长时期的统计资料来看，消费倾向不一定是下降的（库茨涅茨在1946年其所著的《1869年以来的国民产值》中，根据1869-1938年美国的收入消费资料证明：从长期看，美国人的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是相当稳定的，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在0.84-0.89之间），这与凯恩斯的理论假设主张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和人均纯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来验证和分析中国消费需求受现期收入的影响度是怎样的。

我们根据（2）式，作回归分析结果为：

表1：城乡居民消费对现期收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地区 年份 a bS.ED.W R2

城 镇 1988-1995 0.452

0.919

0.995

0.03105

0.953 (2.311)

(35.942)

1996-2003 0.569

0.908

0.998

0.008648

3.183

(3.923)

(54.675)

农 村 1988-1995 0.250

0.939

0.998

0.01644

2.543

(2.167)

(54.729)

1996-2003 1.768

0.734

0.809

0.03423

0.826

(1.727)

(5.531)

总体上，可以看出城乡消费的收入弹性都很高，现期收入对消费的解释能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在1996年之后城乡消费的收入弹性均有所下降，农村大于城镇。1988-1995年城镇为0.919，农村为0.939，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现期收入每增加1%，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919%，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939%。1996-2003年，城乡居民现期收入每增加1%，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908%，下降0.0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734%，下降0.205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消费函数对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状况依然有很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说明，自从1996年以来，城乡居民的现期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力在下降，即除了现期收入以外的其他经济变量（如制度变迁等）的解释力在上升。因此，影响目前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现期收入以及正在提高影响力的其他经济变量。

三、基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定的实证分析

这是对绝对收入假定的一种修正和补充。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现期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收入与消费的影响，即所谓消费的“示范性”；还有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所谓消费的“不可逆性”。基于消费的“示范性”和“不可逆性”，尽管收入降低，人们也会动用储蓄(包括银行储蓄、证券投资等在内的广义储蓄)来尽量维持消费水平。也就是说，消费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相对收入等于消费者现期收入与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消费者过去的最高收入水平（除去价格因素）的比率。只要相对收入不变，那么现期储蓄与现期收入之比值也就不变，即不必减少储蓄来维持消费或增加储蓄来减少消费。根据这一假定，杜森贝利提出了相对收入的时间序列总量数据函数式：

S/Y=a+bY/Y’ --------------------------------(3)

其中，S为现期储蓄，Y为现期收入；a0为相对收入的弹性系数；Y/Y’为相对收入；Y’为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用人口和价格指数等修正过的、消费者先前曾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

(3)式是储蓄函数形式，与其相对应的消费函数形式为：

C/Y=(1-a)-bY /Y’---------------------------------(4)

这里，b既定时，相对收入Y /Y’越大，平均消费倾向C/Y 则越小。作为反映相对收入Y /Y’的弹性系数b越大，则说明相对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越大。

该理论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对收入中能够检验的含义相当少，进而难以明确消费预算的含义以及如何以最优的方式实现消费预期。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同收入组的数据来确定Y /Y’，即个别消费群体收入与全体消费者平均收入水平之比，来验证基于消费的“示范性”假定的相对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因为从（4）式来看，就某一年而言，当b既定时，Y越大（趋向于高收入组），Y/Y’越大，则C/Y越小，这符合中国以收入的不同阶层为角度的统计事实，即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平均消费倾向越小。

我们的估算是：Ci，t/Yi，t=(1-a)-bYi，t/Y’t，（t [1，19]，i [1，7]）其中Ci，t为第t期i收入阶层的人均消费性支出；Yi，t为第t期i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Y’t为第t期各阶层的平均可支配收入；t [1，19]为从1985年至2003年；i [1，7]为从最低收入阶层至最高收入阶层顺次。依据（4）式的相关回归结果为表2 所示：

表2：城镇居民消费对相对收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年份 1-a

-b

R2

S.E

D.W 年份 1-a

-b

R2

S.E

D.W

1985 1.090

-0.112 0.959 0.0085 1.367

(109.385) (-11.862) 1995 1.120 -0.189 0.918 0.02643 1.148

(44.921) (-8.280)

1986 1.108

-0.130 0.868 0.01484 0.98

(52.022) ( -6.352) 1996 1.130 -0.209 0.926 0.02783 1.193

(42.998) (-8.694)

1987 1.087

-0.114 0.924

0.01226 2.074

(77.305) (-8.622) 1997 0.995 -0.162 0.918 0.02381 0.952

(46.082) (-8.253)

1988 1.091 -0.0979 0.923 0.01106 1.76

(89.648) (-8.564) 1998 0.996 -0.171 0.895 0.02971 0.802

(38.001) (-7.230)

1989 1.122

-0.150 0.960 0.01256 1.089

(83.754) (-12.012) 1999 0.987 -0.170 0.884 0.3223 0.784

(35.615) (-6.839)

1900 1.098

-0.161 0.976 0.0101 1.148

(99.781) (-15.565) 2000 0.978 -0.155 0.905 0.02759 0.813

(42.674) (-7.606)

1991 1.130

-0.176 0.947 0.01574 1.041

(62.977) (-10.412) 2001 0.982 -0.175 0.921 0.02959 0.886

(41.540) (-8.415)

1992 1.140 -0.207 0.914 0.02627 1.252

(41.530) (-8.068) 2002 0.956 -0.130 0.810 0.04306 0.963

(31.950) (-5.162)

1993 1.124

-0.198 0.931 0.02492 0.935

(47.121) (-9.051) 2003 0.950 -0.135 0.807 0.04699 0.927

(29.874) (-5.114)

1994 1.131 -0.207 0.933 0.02687 0.968

(45.79) (-9.185) --- -------------------

从表2可以看出，代入的数据基本上有着较好的回归结果：相关系数R2基本近似于1，T检验值和D.W检验值证明回归结果成立。作为反映相对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影响的弹性系数b，在1997年以前基本呈现上升态势，说明相对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在加大，消费的“示范效应”增强；1997年至今较20世纪90年代相比，b值有所下降，说明消费的“示范效应”减弱，人们的消费受其他人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度在下降，居民消费受其它因素影响的力度在加大。

四、基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的实证分析

该理论依然是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的补充和修正。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可预料到的、长久的、稳定的收入，即一生中可得到的收入的平均值，如工薪、房租、利息等收入）和暂时收入（非连续性、带有偶然性的收入），相应的消费也分为持久消费（有经常性质的消费支出）和暂时消费（非经常性质的消费），其核心观点是：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消费者的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是固定的比例关系，即Cp，t=k Yp，t其中Cp，t为持久消费；Yp，t为持久收入；k为系数，受利息率、消费偏好、财产等因素决定。据此，建立的消费函数为：

C=a+b Yp，t+ cYt，t -------------------- （5）

对（5）式作双对数变换，来消除C对Y的非线性相关对回归的影响，有：

lnC=a+ blnYp，t+ clnYt，t------------------------(6)

其中，C为消费（包括持久消费和暂时消费）；a 为常数项；b为持久收入的弹性系数；c为暂时收入的弹性系数；Yt，t为暂时收入。

该理论与前面理论不同的是：它用人们的长期收入来分析人们现期消费支出的变化。由此，产生了该理论的缺陷是：过于强调消费决策受长期收入影响，忽略了对消费支出周期性变化原因的分析。

根据这一假定，我们对中国居民的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进行估算，来检验它们对消费的影响度，以期验证：中国的居民消费是否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如果是的话，居民的消费在多大程度上受持久收入的影响？

目前的统计资料中，找不到直接与持久收入、暂时收入相对应的实际统计数字。而一般的估算方法为弗里德曼的三阶移动平均值方法[1]，其公式为：

Yp，t=(Yt+Yt-1+Yt-2)/3 -----------------（7）

Yt，t=Yt –Yp，t --------------------------（8）

其中，Yp，t为t期的持久收入，Yt，t 为t期的暂时收入；Yt为t期收入，Yt-1为t-1期收入，Yt-2为t-2期收入，它们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可以得到的数据，分别为城镇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下面，我们就运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作估算，如表3所示：

表3：中国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的估算

单位：元

年份 城镇估算值 农村估算值 年份 城镇估算值 农村估算值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1980 408.7 68.9 161.7 29.6 1992 1 745.8 280.8 726.3 57.7

1981 461.0 39.4 191.6 31.8 1993 2 101.5 475.9 804.7 116.9

1982 504.4 30.9 228.3 41.8 1994 2 700.1 796.1 975.5 245.5

1983 533.4 31.2 267.8 42.0 1995 3 452.2 830.8 1 240.1 337.6

1984 584.0 68.1 311.7 43.6 1996 4 206.0 632.9 1 574.9 351.2

1985 651.9 87.2 354.2 43.4 1997 4 760.7 399.6 1 864.6 225.5

1986 764.0 136.9 392.2 31.6 1998 5 141.6 283.5 2 059.4 102.6

1987 880.7 121.4 428.0 34.6 1999 5 479.8 374.2 2 154.1 56.2

1988 1 027.7 152.5 477.1 67.8 2000 5 853.0 427.0 2 208.6 44.8

1989 1 185.4 188.5 536.3 65.2 2001 6 331.2 528.4 2 276.7 89.7

1990 1 354.8 155.4 610.9 75.4 2002 6 947.5 755.3 2 365.1 110.5

1991 1 528.2 172.4 665.5 43.1 2003 7 678.2 794.0 2 488.1 134.1

利用（6）式，我们同样以1996年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为界，分别就城乡的消费需求对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作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城乡居民消费对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地区 年份 a

b

c

R2

S.E

D.W

城

镇 1985-1995

1996-2003

0.779

0.780

0.151

0.997

0.02765

1.783

(3.724)

(14.367)

(4.028)

0.973

0.810

0.08488

0.998

0.008882

3.497

(6.594)

(41.124)

(7.876)

农

村 1985-1995

1996-2003

-0.109

0.955

0.08256

0.995

0.03138

1.148

(-0.444) (17.877)

(3.037)

1.833

0.677

0.088

0.851

0.03022

1.741

(2.084)

(6.447)

(3.870)

从表4中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城乡消费持久收入弹性都大于暂时收入弹性，而且差距很大，这说明城乡居民的消费主要是由持久收入所决定的。从城镇看，1985-1995年期间居民持久收入每变化1%，消费变化0.78%，而1996-2003年期间的消费变化则提高到0.81%，说明城镇居民的消费受持久收入的影响增大，其相对于现期收入而言影响消费的能力在提高，这同前面关于绝对收入假定的分析结论（城镇现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度在下降）是相对应的。从农村看，1996-2003年的持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度比1985-1996年期间有所下降，幅度为0.278个百分点；暂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度有所提高，为0.00544个百分点；与城镇相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这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从种植业中获得的持久收入在总收入中相对下降（表现为粮食价格的偏低），因此，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对农民现期消费的贡献度大幅下降；而农村居民因从事非农劳动而获得的暂时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相对上升，其对农民现期消费的贡献度则相应地略微提高。 另一方面，结合关于绝对收入假定的分析结果（1996年之后农村消费受现期收入影响的下降幅度度远远大于城镇），可以发现：在1996年之后，农村居民的现期收入和持久收入对消费的贡献度都在下降；而城镇在1996年之后，现期消费收入对消费的贡献下降，但是持久收入对消费的贡献增强，因此，可以断定：城镇居民因受体制改革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在延迟消费，而农村居民则表现为消费能力的不足。五、基于生命周期假定的实证

该是由莫迪利安尼、布伦伯格和安杜等人提出的，有时也被称为持久财产假定。该理论同持久收入假定一样都考虑到了消费受跨时预算约束的，不同的是：生命周期假定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他只是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来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其一生的消费，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一生的消费，它拉长了跨时预算约束的时间跨度，是终生跨时预算约束。消费者一生中各期消费支出流量的现值要等于一生中各期期望收入流量的现值，这种行为可称作“前瞻行为”。因此，消费者现期消费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而且与消费者上一期的资产存量（包括储蓄、证券、固定资产投资、耐用消费品等）有关。据此，用线性模型来描述这一假定的消费函数为：

Ct= at + bt Yt+ ct-1 At-1 -----------------------------------（9）

其中，Ct为第t期消费；Yt为第t期的收入；At-1为第t-1期消费者所拥有的资产；at为第t期自发性消费；bt为第t期的收入对消费的弹性系数。ct-1为第t-1期的资产对消费的弹性系数。

因为有关统计资料不很完全，现在还难以说出居民资产的准确数量，但是作出接近的估计还是可能的。这里，我们尝试通过国内学者估算的居民资产数量值，利用（9）式做消费对现期收入和滞后一期的居民资产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消费对现期收入和滞后一期的居民资产的回归分析结果

年份 a

b

c

R2

S.E

D.W

1980-1991

1992-2002

178.17

0.933

-0.0763

1.000

3.7558

2.530

(5.915)

(40.344) (-7.488)

2369.017 0.874

-0.127

0.977

1615.1567

1.473

(0.672) (3.692)

(-3.001)

回归结果显示：现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依然很大；上期居民资产存量对本期消费的影响不大，为负（c

六、结束语

以上结合主流学理论的实证分析定量地讨论了中国由收入因素所决定的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从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收入因素以外的其他影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房改、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保障制度改革等）的解释力正在增强，其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体制变化导致的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由于原有的经济体制“破”的速度大于新的经济体制“立”的速度，原有的制度均衡形成的稳定预期被打破，新的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居民的预期尚未达到新制度的均衡点，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消费需求影响的负面作用较大。如图1所示：

SF

SF2

SF1

D

E1

Sf1

E0

A

B

Sf0

E

E2

Sf2

C1 C0

C0’

C2

C预期

图1：经济体制改革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机制

横坐标C预期代表居民个人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的未来预期消费；纵坐标SF代表居民个人对从既定经济体制中获得的收益的期望值；SF1线代表传统的经济体制，对于不同居民而言，随着对从传统经济体制中获得收益的期望值越高，未来预期消费则越小，即本期消费越大。在传统的经济体制SF1下，居民个人获得收益的期望值为B点所决定的Sf0线，其与SF1相交的制度均衡点E0决定了预期的消费为C0，由于传统经济体制给居民带来收益预期的确定性与稳定性，C0也是稳定的，波动不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的经济体制被打破，SF1开始向SF2移动，在新经济体制的体系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或者居民个人还没有适应新的经济体制之前，原来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收益期望值Sf0与新经济体制SF2相交于A点决定了居民未来预期消费为C0’，线段 C0 C0’代表居民未来预期消费增加值，因此，居民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减少本期消费增加储蓄。

篇7

关键词：新经济下；市场营销；发展模式

伴随社会的飞速发展，新经济时代随之到来，与此同时，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新经济时代与以往的任何经济形态不同，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跳出以往的思维模式，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并解决相关问题。如此，运用与时俱进的市场营销模式才能使企业在当前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如下论述将会重点阐述在过去经济体制下所实施的市场营销的特点，其次，再分析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所需要实施市场营销的策略。

一、浅析传统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市场营销战略

对于企业而言，市场营销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企业长足发展的动力所在。工业革命之后，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买卖双方的地位随之逆转，企业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市场营销，这些营销活动越发引人关注。旧时的营销活动单纯侧重于卖东西，在市场流通之后，如何将产品顺利交换给消费者的方式较为单一。在旧时的市场买卖中，价格是消费者的主要考虑因素。因而，企业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成本投入，并不重视产品的外包装、内涵及服务等，以求低成本高产出进而从中盈利。

二、新经济对企业市场营销模式的冲击

（一）市场微型化趋势

伴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慢慢提高，消费意识也渐渐苏醒，个性化消费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需求模式，市场发展趋向于微型化。这种微型化趋势，需要企业细分市场，结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习惯，制定相关策略进行针对性营销，提供符合消费者心理需求的产品，使消费活动达到双方共赢的最佳效果。

（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各国经济先后复苏，许多跨国公司相继出现，全球经济步入了新的纪元。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国内市场逐渐走向国际化，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新的市场营销策略和销售手段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与传统营销相比，网络营销十分自由，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互联网在带来新营销方式的同时，也对传统市场营销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给企业带来一系列问题。调整优化完善市场营销理念和相关管理理念显得势在必行。

（三）产品发展趋向大众化、多样化

市场发展趋向微型化，而特殊产品的模仿跟风日益严重，特殊商品随之成为大众化产品，产品大众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在跟风模仿之下，特色服务被标准化服务形式所取代，产品发展越来越大众化。随着市场的发展，新的经济时代需要足够的新鲜感。为满足消费者需要，产品不断花样翻新，单一型产品逐渐衰微，趋向于多样化。故而，企业需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全面发展多种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实现企业盈利。

（四）市场营销的绿色化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能源危机逐渐加剧，我国的能源也日益紧张，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煤炭、水等资源出现了严重匮乏的问题。企业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开始注重产品的绿色营销，以期能够提升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在市场营销中，企业将公众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相结合，促进市场营销绿色化的同时，树立了企业良好的形象，让消费者对企业产生信赖，从而确保营销活动更好地开展。

三、新经济时代下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模式

（一）更新市场营销观念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旧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因而我们要适时更新市场营销观念，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倡导绿色环保销售理念。传统市场观念不重视环境保护，以牺牲人类生存环境的代价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市场营销要倡导绿色营销理念，将环保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加强环境保护。其次，企业在进行产品营销时，要考虑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措施。政府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企业在产品营销过程中只有依据相关政策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的稳定性。因此，为适应当前经济形势，企业需要时刻关注国家政策，更新营销理念，及时调整营销策略，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营销模式

电子商务诞生于新经济时代，如今已日臻成熟。电子商务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企业可以一对一地直接与消费者之间沟通，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市场营销的许多中间环节，给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便利的同时大大缩减了营销时间。电子商务营销是与实体营销不同，在虚拟空间中触发，而通过这种营销模式，营销人员可以直接和消费者沟通，及时了解掌握消费者的消费情况，结合消费者购物需求，有的放矢地对其开展相关营销服务，以此实现盈利。通过电子商务实现推广互联网经济的目的，全面落实现代化经济发展路线，提升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

（三）注重能力竞争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无疑加剧了市场竞争，企业的竞争不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能力的竞争。在旧经济体制下，市场相对稳定，产品的竞争是企业竞争主场，有优势的企业多表现为产品品牌好、性能强、营销方式多样化等。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网络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市场竞争也越发激烈，企业在对抗国内竞争的同时还面临着国际竞争。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市场发展必须重视企业的发展能力，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能够在市场中突破现有的限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提高市场发展水平。四、总结一言以蔽之，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形势随之发生变化。与传统经济时代相比，企业市场营销有了长足进步。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大众开辟了创业的新途径，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服务业也随之兴起，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与时俱进的发展，满足新经济时代的需要，我们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企业发展的营销战略。

参考文献：

[1]喻莉.新经济时代的市场营销发展模式[J].中外企业家,2016.

篇8

年9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逝世，万人哀痛，世界黯然。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开创者，科斯在八十多年学术生涯里对经济学边界的拓展和思想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作为关爱世人、关怀世界的智慧老人，科斯在102年生命时间里对经济学常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对拉近真实世界和理论世界的距离也付出了很多心血，且成果斐然。

大隐于市

从人生经历看，科斯有点像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主人公，一生伟大而又平凡。伟大之处在于，他几乎获得了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得到的所有尊敬和荣誉；平凡之处在于，他看上去只是在人生不同阶段努力做好了一个学生、一个讲师、一个教授、一个主编和一个学者的本分，既没有太大的跌宕起伏，也没有额外的政治精彩，所有伟大成就的取得都像是一个顺其自然甚至是命运使然的过程。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在伦敦的威尔斯登，和阿甘一样，科斯出生就有腿疾，经常会戴上铁质器械辅助行走；17岁时，在残疾人学校上学的科斯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并于4年后取得了商学士学位。学生时代的科斯表现优秀，但也谈不上天赋异禀。从22岁开始，科斯先是当了6年助理讲师，随后又当了9年讲师和4年高等讲师。41岁时，科斯获得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至美国，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直至退休，在此期间，他还于1964年起兼任《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就任职高校的经历而言，科斯也是一步一个台阶。比起28岁就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教授的萨默斯之流，科斯可能称不上“青年才俊”，但却是历久弥芳，他27岁身为助理讲师时写出的论文，虽然没有立时成为学术焦点，却在很多年后被重新发现并被奉为学术经典。

1991年，81岁的科斯由于“揭示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成本和产权的重要作用”而摘得经济学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科斯而言，独得诺奖的确是恰如其分、实至名归，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褒奖来得太晚，毕竟直至1991年，诺奖已经评选了22届。而上帝似乎比瑞典皇家科学院更具慧眼也更加公平，为了弥补诺奖迟到的遗憾，他给了科斯一个健康的身体，从而避免了科斯像凯恩斯和罗宾逊夫人一样由于不是足够长寿而与诺奖终生错过。

大道无形

从学术成就看，科斯有点像是武林至尊张三丰，同样高寿，同样智慧，同样不拘泥于招式，同样随心所欲不逾矩，单纯而不简单，深邃而不复杂，在释放自己的同时也解开了学术于思想上的深层束缚。科斯一生学术成果丰厚，其中最著名的两篇论文分别是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和伟大之处在于，他细致思考了经济学家们视作理所应当的基础性问题，打碎了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自加于身的锁链，并让学术理论真正接上了地气。

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主线在于发现、论证和完善市场机制。经济学家们先是发现了“看不见的手”，在庞大冗杂的经济体系里，数不清的生产者生产出五花八门的商品，数不清的消费者又在购买并消费着形形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价格机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调节作用，最终使得供需平衡，所有产品市场都能够达到出清的均衡状态，而社会资源也由此获得优化配置，消费者效用也由此实现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机制，但口说无凭，文字描述难以服众，以至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借助数学的力量来验证市场机制的存在性和有效性，最终经济学家做到了，经济学也由此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性”并进入繁荣发展期。

科斯很早就敏锐地发现，斯密式的市场机制作用于一个假想的抽象世界，经济学赖以自鸣得意的理论体系其实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而这些假设尽管看上去颇有道理，但并不现实。于是，科斯进行了一系列在现在看来极具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思考，而放在当时，这些思考既独辟蹊径，也有些离经叛道。首先，传统经济学有一个不易察觉的隐性假设，那就是供给者是无差异的，供给者是一个统称，而并不区分他到底是谁。但科斯注意到，商品供给者是不一样的，既有个人，也有企业，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传统经济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反思经济学另一个重要假设，传统经济学默认经济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的市场，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发生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理想化的无成本世界，就像是物理学上“无摩擦”的世界，人们不需要克服任何阻力或困难，就能自由生产、交易和消费。但现实却是，经济世界是有摩擦力的，人们也并非完全理性，因此，交易在搜寻、协商和成交等环节都有成本。而企业的本质，就是利用管理机制替代市场机制，实现企业内部的成本集约。而企业的边界则取决于这种替代是否有效，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管理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成本将等于并大于市场直接进行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这时，企业就没有必要继续扩大了。

此外，科斯还注意到，传统经济学不仅默认供给者是无差异的，而且还默认交易是物的交换，但实际上，真实世界的交换本质上是权利的交换，无论交易对象是有形的苹果还是无形的排污权，买卖双方交换的是一系列的权利。而既然交换的是权利，那么法律上的产权设置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将法学概念融入经济学，再结合自己提出的交易成本，科斯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只要产权是清晰的，无论产权最初如何分配，市场机制都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如果存在交易成本，那么产权的最初分配将影响到市场机制作用后的资源配置结果。

本质上看，科斯的经济学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引入了交易成本，开启了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更在于解放了抽象假设之于经济学的束缚，进而让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更进一步看，科斯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研究了什么，而是以一生践行并示范了务实主义学术精神。科斯熟谙经典理论，但从不盲从和轻信任何权威，反对“黑板经济学”；科斯精通数理，但其经典论文从不炫技，很少使用数学，依旧能做到逻辑清晰、论证有力；“科斯定理”家喻户晓，但是后人所归纳，科斯本人对教条式总结和机械式套用深恶痛绝，始终提倡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关注现实和研究现实。

大爱无疆

从中国影响看，科斯就像他曾经研究过的灯塔，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理性的光亮。作为智慧老人，科斯对世界、对世人、对中国的关爱是真切、朴实的，同为诺奖获得者，他不像蒙代尔，经常现身于中国各类高峰论坛；也不像克鲁格曼，偶尔在媒体专栏上指点江山。科斯始终在切实地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用经济学家最本分的方式表达关爱。他不仅多次自己掏钱资助围绕中国经济和制度的学术研讨会，还于晚年和助手王宁一起出版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对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进行了详尽解读，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更多、更真切地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帮助。

篇9

“现在该是我们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前瞻而后顾未来走势的时候了。”高培勇教授如是说。

“二元”制度下的“非公共性”

《新理财》：1978 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与之同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已步入而立之年。作为国内财税研究方面的资深学者，您如何评价过去30 年的改革？

高培勇：这显然是一个既意义重大，又颇不轻松的命题。因为，一方面，在过去的30 年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所走过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载的使命之沉重，所发生的变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显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特例；另一方面，对于有了30 年改革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而言，举凡涉及类如财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方面的话题，已经不能停留于史实的追溯和再现层面。

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不过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30 年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市场化，发生于财税领域的改革事项，不仅数不胜数，而且犬牙交错。回顾以往的改革轨迹，总结以往的改革经验，必须放在改革规律的揭示上。过去30 年所取得的财税体制改革成果，固然显著而丰盛，但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中国财税体制目标相比，只能算是阶段性的。通向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道路，依然漫长。

《新理财》：在您看来，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那么，财税体制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

高培勇：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由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的。对于那一时期的财税运行格局，尽管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结，但本着收入――“钱从哪里来”、支出――“钱向何处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体现的目的”这三个有关财税活动运行层面的基本线索，可以将其概括如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部门；财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国有部门；财政政策倾向于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搞“区别对待”。以1978 年的情形为例，全国财政收入的86.8% 来自于国有部门的缴款，全国财政支出的85.6%用之于国有部门。这样一种“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的财政收支格局，所折射出的，无非是财政政策的鲜明取向――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削弱以至铲除私有制经济。

换言之，这种“二元”制度下的财税体制机制所覆盖的范围，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选择的。“二元”的财税体制机制所提供的财税待遇，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有薄有厚的。财政支出的投向，不是着眼于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而是专注于生产建设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属一国国民、身处同一国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辖，但因财税覆盖程度不同而须面对不同财税待遇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居民。

这即是说，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起点。也可以说，正是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同财税本质属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把中国财税体制推上了改革之路。

一枚硬币两个面

《新理财》：您前面说到，“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造成了财政实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乡分治，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下的财税运行格局是怎样的？

高培勇：一是以所有制性质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国有部门系统内部完成的国有制财政，非国有部门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二是以城乡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城市区域内部完成的城市财政，广大农村区域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三是以财政支出的性质分界，财政支出活动主要围绕着生产建设领域而进行的生产建设财政，非生产性或非建设性的支出项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性的支出项目，则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或位于边缘地带。

有选择而非全面的财税覆盖范围，有厚有簿而非一视同仁的财税待遇，专注于生产建设而非整个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此的财税体制机制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财税运行格局，显然不能说是“公共性”的，至少其“公共性”是被打了折扣的。事实上，“国有制财政＋城市财政＋生产建设财政”所集中凸现的，正在于传统体制下的“二元”财税体制机制的“非公共性”特征。

《新理财》：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广为流行的表述是“市场化改革”。如果说整体改革是沿着一条颇具规律性且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的道路走过来的，那么，财税体制改革应该有怎样的改革路径？

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始终作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与整体改革捆绑在一起并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

就总体而言，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首先带来的是GDP 所有制构成的多元化。这一影响传递到中国财税运行格局上，就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财”到“取众人之财”。到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来源于国有部门的比例，已经退居到19.2%。而且，仍在继续下降。而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自然会推动并决定着财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办自家之事”到“办众人之事”。到2006 年，在全国财政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设、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等专门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要投向的支出占比，已经由1978 年的52.7% 大幅下降至15.87%。与此同时，面向全社会的诸如养老保险基金补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所占的份额，分别上升至11.25%、18.69% 和3.58%。而且， 其中不少项目，还是从无到有的。

财政收支的公共化，又进一步催生了财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国民待遇”。也就是说，经济的市场化已经带来了中国财税运行格局的公共化。

呈现在财税运行格局上的这些变化，当然是在财税体制机制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没有以公共化为取向的财税体制机制的变革，不可能有财税运行格局的公共化。

这即是说，经济的市场化和财税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税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拢和逼近的所谓“财税公共化”过程，是过去30年间中国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所经受的最可称道的重大挑战。

“一条主线＋一个取向”

《新理财》：我们常说中国经济体制的

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否也是一样？

高培勇：正如整体改革是一个由目标不那么明晰、靠“摸着石头过河”，到目标愈益明确、以自觉的行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过程，财税体制改革也有着类似或相同的经历。

当改革必须调整航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上谋划全新的财税改革方案的时候，虽然并未清晰地意识到经济市场化与财税公共化的高度相关性，但那时所操用的几乎每一个棋子或推出的几乎每一个举措，也都是基于财税运行格局已经变化且不可逆转的现实而选择的。而且，在那样一种情势之下，能够作为改革参照系的财税体制机制，自然是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的财税体制机制安排以及相关的原则界定，也自然离不开经济的市场化这个基础。来自于诸多方面的同市场经济血脉相连的因素、理念、规则、制度等叠加在一起，不仅催生了公共财政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实践。而且，改革的着眼点也越来越向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来，当局部性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须对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有个总体定位的时候，也许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便被作为一种当然的选择，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从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体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线索和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事项，都被归结于这条改革的主线索，都被覆盖于这一改革的总目标。也正是从那以后，关于中国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从学术界到实践层，都越来越集中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或“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经过了30 年“摸着石头过河”般的艰难探索，在我国，全力和全面建设公共财政，已经演化为一种围绕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意识、有目标的自觉行动。也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全力和全面建设公共财政的时代。

这即是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于公共财政。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沿着“财税公共化”的路径，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方向，并贯穿未来的中国渐进式财税体制改革始终。

《新理财》：在您看来，30 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是否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也就是说，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究竟有无一个一以贯之的改革取向？

高培勇：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这条主线，说到底，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也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取向。这个基本取向，说到底，就是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以如此的角度并站在宏观层面上“俯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全景，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的30 年间，我们正是瞄准“一个取向”、沿着这“一条主线”奔跑过来的。未来的若干年间，我们仍要瞄准“一个取向”、沿着这“一条主线”继续奔跑下去。“一条主线＋一个取向”，正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前瞻未来走势的基础上，对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规律做出的高度概括。

《新理财》：在您看来，当我们对以往的改革轨迹、改革经验和改革规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之后，应该如何勾勒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路线图”？

篇10

1、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总值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要劳务输出国和贸易伙伴国

2、国民经济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生产原材料。独立初期，由于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传统经济联系中断，加之实行激进改革，经济一度出现大滑坡。21世纪初，吉调整经济改革方针，稳步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以私有化和非国有化改造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保持了低增长态势，工业生产恢复性增长，物价相对稳定，通膨水平也降至独立以来最低水平。针对该国国情，在制订2000－2010年发展战略时，吉将发展旅游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列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方向。2007、2008年吉国民经济发展取得较快发展。

3、根据吉尔吉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按生产法计算，2018年全年吉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571.133亿索姆（约合80.93亿美元，2018年全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换68.84索姆），同比增长3.5%。2019年1-8月国内生产总值47.82亿美元、同比增长6.2%。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