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年龄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退休年龄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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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一个公共政策话题，能像延迟退休那样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并在公众中引起持续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按理说，如果有关情况包括健康状况、工作条件等都尚可，延迟退休应该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对不少人而言，延迟三五年退休，不但可以发挥余热，有益身心健康，避免退休后突然闲下来的寂寥，而且在岗工资收入一般也会比退休金高，综合考虑起来并不吃亏。然而，人们在讨论延迟退休政策时，会考虑到更多层次和方面的问题，发挥余热和收入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

尹蔚民就实行延迟退休改革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我国面临未老先富且急剧快速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不断下降，社保支出压力不断加大，延迟退休有助于缓解这一矛盾。其二，中国现行退休政策确定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人口预期寿命不到50岁，现在已提高到70多岁，而且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延迟退休不但是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第一个理由当然是成立的，在此无须多说；第二个理由涉及“与国际接轨”的部分，即中国已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这一点则需要认真分析研究，需要有更广泛、更开放的考量维度。

无论从逻辑还是实际看，几乎所有的“与国际接轨”都面临着如下困局：由于只能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与国际接轨，而做不到全方位、整体性与国际接轨，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追求与国际接轨时，其他方面的配套条件如果跟不上，那么在这个方面的接轨就会显得很勉强，甚至最终接不上去。针对“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的结论，许多人认为，不能究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因为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退休年龄逐渐推迟，建立在劳动者的劳动环境持续改善、收入水平稳中有涨、健康权休息权享有充分保障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一些国家的退休年龄逐渐延长，是国家和劳动者之间达成并执行一项契约的结果――国家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各项权益，劳动者则以延长劳动时间、创造更多劳动成果和效益来回报国家。在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中国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为退休年龄“与国际接轨”创造相应的配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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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讨论似曾相识。2005年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启动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研究，从2008年开始类似的争论便以两年一次的频率见诸媒体。利益攸关各方众说纷纭，最终总会以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做出“目前不会调整”的回应而告终。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规——《劳动保险条例》，《条例》规定职工退休条件为男职工年满60周岁，一般工龄25年，女工人年满50周岁，一般工龄20年；从事井下、高空、高温及有害健康工作的劳动者退休年龄提前5年。该政策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从未更改。

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严重过低。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延迟退休年龄乃大势所趋。但鉴于行业和地区差异性大的特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应适度，且兼顾特殊行业群体利益。

适时调整退休年龄，亦是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金支付压力剧增的现实。因为忌讳社会争论而因噎废食，放弃寻求共识的机会，并非上策。

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的现状，或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政府被动延迟退休年龄，否则，财政将面临更大的补贴压力，继而成为地方政府新的债务账单。

有关部门测算，2015年中国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2035年65岁以上人口约有2.9亿人，劳动人口约有8.1亿人，减去接受高等教育、失业和低收入劳动人口，将出现不足2个在职职工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加速引发部分省份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下掩盖的财务风险将会放大。

解决养老金缺口，无外乎在制度内调整参数，制度外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有股份划拨或减持。其中调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数，主要指延迟退休年龄、下调替代率、上调缴费率，下调替代率意味着参保人福利降低，上调缴费率意味着企业负担加重，调整空间有限，延迟退休年龄因此被寄予厚望，屡屡推至前台。按照中国社科院专家郑秉文测算，延迟退休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因此，决策层当适时、适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搞“一刀切”、小步渐进推行是可行务实之举。需要注意的是，一要兼顾那些劳动强度大或就业困难的普通劳动群体的利益诉求；二要研判对年轻人的就业冲击，同时要拿捏调整时机，避免在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时推行，平衡养老和就业矛盾的“弹性退休”值得借鉴。

延迟退休年龄消息，是对民意的试探，惊人相似的是，历次试探皆因有反对声而告终，更为深入、理性的调整方案从未出台。我们期望在一轮轮的争论和回应之后，决策层能正视存在的问题，早日规划、出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举措，以统筹解决以下不容拖延的问题：

其一，提前退休现象大量存在，或少部分参保人有愿意早退休早领养老金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缴费与未来待遇水平关联度不高，产生了“吃大锅饭”者受益的负激励效应，因此建立缴费与待遇水平间的激励约束机制迫在眉睫。

其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需缴纳养老费用，退休后待遇水平远远超出个人缴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双轨制”引发社会不满，此次延迟退休年龄提议即被指责为公务员将成最大受益群体。由于机关事业养老金发放、管理主要由原单位承担，各单位成立了专职的退休人员管理部门，增加了管理成本；同时“双轨制”阻碍了企业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间的自由流动。

其三，基础养老金统筹层次低，地区分割严重，无法实现统一管理，资金无法统一调配，目前养老金结余情况地区严重失衡，部分省份养老金财务风险突出。同时，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差距巨大，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窄，待遇水平过低，农民尚未真正实现社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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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二元制其实就意味对背后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而户籍制度变革的难点在于附着于户口之上的公共资源如养老、医疗、教育等如何进行公平配置。此外，农村户口不复存在后，农民是否还能拥有土地承包权？城市居民是否可以获得农村土地使用权？

这项变革对当前疲弱的住房市场不会产生多大拉动作用，但将眼光放远就可见其对开拓内需和城市化进程的积极影响。

推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而另一个备受诟病的二元体系则是退休养老金双轨制：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由财政统一支付，企业员工的养老金则由单位和员工按一定标准缴纳，前者的退休金远远高于后者。现在，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也已公布，其工作人员将与企业人员一样参加社会保险。养老金并轨跨出了第一步，也同样引发了疑问：巨大的社保金缺口如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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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延长退休年龄 弹性退休 人口老龄化 空账运行

一、养老金空账运行引发的养老危机

我国养老金空账运行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养老金账户的转轨成本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的是DC型积累制和DB型现收现付制的混合制度施行，即“统账结合”制度。养老金账户一部是单位以职工工资总额的20%缴纳，另一部分是职工以个人工资的8%缴纳。前者“现收现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实行的是长期封闭积累、产权个人所有的“完全积累”制，原则上不能调剂借用。

然而，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之前，我国采用的是BD型现收现付制，不存在个人账户。因此，这些在新制度执行前参保的企业员工在退休后只能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完全依靠统筹账户。由于没有累积，统筹账户根本不足以应对当期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需求，在实际的管理中，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并没有分开管理，加之各地财政实力不同，多数地区不得不在实际上采用了“现收现付制”的方法，即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合计缴纳的28%的月工资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个人账户仅仅记账，上述2.5万亿的记账额由此形成。而从近两年数据看，空账扩大的速度正在变快：从2008年到2010年，“空账”由1.4万亿升至1.7万亿，增加3000亿，而2011年一年就增加了5000亿。

（二）老龄化成本不断增加

所谓老龄化成本，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是指老龄化趋势带来的三个潜在风险，即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和公共支出增加；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是指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他们包括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支出。[3] 在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前三项支出会不断攀升，但是后两项会相应减少。虽然，五项支出相互抵消，但是总体还是呈上升趋势。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比2010年增长20.9%；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支出4431亿元，比2010年增长25.2%。

越来越严峻的养老金空账运行和老龄化成本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法来缓解压力。英国政府在2006年5月正式公布一份关于养老系统改革的白皮书，计划将英国民众的退休年龄从现行的男65岁、女60岁，逐步提高至2044年男女都68岁。即使民众罢工抗议，法国仍然在2010年通过了政府退休体制改革方案，规定须满41年工龄才能拿到全额退休金。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可能要到66岁至68岁才能退休。

二、我国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议综述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有96.98%的网友直言“不乐意”，只有3.02%的网友支持。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年龄也在争论不休。

（一）反对延长退休年龄

1.延长退休年龄不利于社会公平

不同人群而言延长退休年龄具有不同的效应。首先，延长退休年龄对体力劳动则的负面效应更大，低收入人群、体力劳动者和普通的企业职工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持反对意见。工作对身体条件要求较高，推迟退休之后身体承受能力下降，并且由于工业绩效的下降收入水平随之下降，因此，他们更愿意早退。其次，公务员、教师、科研工作者等脑力劳动者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劳动者需要长期积累工作经验，推迟退休年龄甚至有利于工作绩效的提高， 很多时候到了老年才能发挥自己的实力，并且，推迟退休之后收入曲线可能继续上升。由此可见，延迟退休不利于普通体劳动者、不利于低收入人群，延长退休年龄对他们意味着缴费增加，领取养老金的总数量减少。

2.延长退休年龄会加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

目前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超过1.1亿人，每年大约有300万左右的人退休，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3%。但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就占去机会的30%。除此之外，“返聘”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企业职工，企业更愿意聘用有经验的老职工而非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对于社会待业、失业和隐性失业的巨大人群来说，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与延迟退休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明。

3.延长退休年龄无法解决“空账”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主要理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空账运行，从表面上看，延长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延长缴费时间，增加缴费总量。但是这种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空账”问题。国家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解决空账问题，将就业和国家财富发展起来，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空账问题的有效办法，而非单一地延长退休年龄。

（二）支持延长退休年龄

1.延长退休年龄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维护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

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预期寿命的提高，现行的退休制度已经严重损害代际之间的公平。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不断上升，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逐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升到2005年的7.83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起始年龄从16岁上升到18岁。此外，目前缴纳养老保险的就业人口学历大部分为本科毕业，和初高中毕业的就业人员相比，少缴费4—7年，第二，学历越高的劳动者工作时间越短而享受的退休待遇却相对较高，导致权利义务不一致。第三，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是建国初的35岁两倍。[5] 依照目前的退休年龄，大部分职工在五十多岁退休，在生理年龄上还处于中年人，按照我国的老龄化和人均寿命，达到65岁才算进入老年阶段。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职工的缴费年限不断增加，加剧了代际直接的矛盾。第四，现行退休年龄男女不一，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10年，然而，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造成性别不平等，也影响女性的养老金水平。因此，不仅要延迟退休年龄，还要体现男女平等

2.延长退休年龄和年轻人就业没有必然联系

从短期看，延迟退休会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取决于延长的方式，若按月份延迟对就业几乎没有影响；从长期看全国的就业容量更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因为老人退休和年轻人就业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一方面老年人空出的岗位年轻人未必能够填补，目前的失业者，自愿性失业过半，达到65%，失业者中30岁以下占87%，45岁以上的只占13%；在30岁以下的失业者中，因不满工作环境而自愿失业者占90%。这些数据表明，失业的原因不仅仅是就业机会供给不足，也有失业者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退而不休”的现象，资料显示，实际上我国相当大比重的退休人员还在工作。再就业的老年人以65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居多，约占再就业老年人口的80%。老年人口再就业无疑暴露了现行的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3.延长退休年龄能减缓基金缺口

如何解决养老金2.2万亿的缺口？一般而言有三种方式：延长缴费时间、提高缴费标准和降低给付标准。我国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合计28%，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的4.6倍，已经没有上调空间了。与高缴费相对应的却是低替代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7147元，月均3096元。而据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证实，2010年全国企业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1300元。据此计算出的2010年全国企业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仅为42%。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目前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远远低于此标准，所以无法通过降低替代率而减缓基金缺口。

三、延长退休年龄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如前文所分析，延长退休年龄能够有效缓解了老龄化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所带来的代际矛盾，老年人的退休和年轻人的就业之间没有直接必然联系，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需要国家宏观地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职位来解决，最后，在养老金的缴费率和替代率都达到极限的前提下，我国只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基金缺口。

1.弹性退休制度

我国可以针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区域实行弹性退休。首先，延长一些特殊行业和智力密集型行业，例如技术工人、教师、公务员等。此类人员的工作经验是工作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中老年才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是将研究转化为成果的重要阶段，如若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硬性责令退休，无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次，调整特殊高危行业和特殊工种的范围。随着经济发展，原先属于人工操作的高危劳动例如锅炉工，现已基本上是机房操作，对于此类人员应将退休年龄适当延长。第三，实行先女后男，小步渐进的退休制度。男女退休年龄不一，是我国退休制度的一大弊病，不符合国际惯例。从人均寿命来看，女性的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年—10年。在制定制度时考虑到建国初女性受教育机会少，并且要照顾家庭，在此历史条件下制定女性早退休是为了保护女性利益。然而，在如今男女地位趋于平等，享受同样受教育的权利，在高学历中女性甚至高于男性。女性退休年龄早直接导致女性的缴费时间少，最终所获得的退休待遇也相对较低。因此，我国可以先延长女性的退休年龄，使之逐渐和男性一致，再将男女退休年龄一起调整。

2.建立一个缴费和退休待遇密切相关的激励机制

大部分网友反对延长退休年龄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现行的退休制度中的个人缴费与待遇之间没有建立一个明显的激励机制，大锅饭因素扭曲了社会保险的本质。因此，我国在设计退休制度时应注意几点：一是要注重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缴费年限和享受待遇相对等。受教育程度和服务社会时间呈反比，为了确保公平，在制定统一退休年龄的基础上，设定一个具体的缴费年限，只需达到缴费年限即可，不一定严格按照退休年龄执行。二是应该格外强调个人缴费的补偿和返还性质，即强调私有化的“费性”，缴费的数量和待遇挂钩，避免给全社会以“税”的误解。三是鼓励职工延迟退休。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延迟退休提高待遇标准。

参考文献：

[1]中国老龄人口全球居首，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20120408/1078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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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制改革当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区别开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是依靠“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更好地承担起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发达地区在这一改革中已经先行一步。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要达到这一阶段，必须先了解和解决改革相关方的态度和想法，继而出台人员安置方案、配套政策等。作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贵阳市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了调研小组，采用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对贵阳市文化系统进行了摸底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等距抽样，在348个样本容量中每隔5个间隔抽取一个样本，总共抽取了72（应访69人，访谈过程中由于实际需要，实访72人）个样本进行访谈。样本中，年龄情况为：21岁～30岁13.9%：31岁～40岁19.4%；41岁～50岁38.9%；51岁～60岁27.8%。职称情况为：正高4.2%；副高8.3%；中级38.9%；初级及以下48.6%。文化程度情况为：初中及以下40.3%；中专25%；大专25%；本科及以上9.7%。样本中男女性别比例为5:4。

收入是改革的普遍关注点

通过对问卷统计后发现，就改革中的关注点一项，47%的人关注收入变化；27%的人关注社保；16%的人关注单位改制问题；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占10%。

如果所在单位要转制为企业，职工的担心在哪些地方？转制后，72位受访者中，有43%担心收入无保障；22%担心职业不稳定；17%担心社保缺失；7%的职工表示情感不能接受；4%不适应新环境；持其他态度的占10%。

人们又是如何看待改革的后果？调查中， 39%的人认为改革能带来好处； 36%的人则认为改革不能带来预期；12.5%人没想过改革的结果；12.5%对改革的后果不清楚。

在回答对改革所持态度时，有43%对改革持支持态度；31%持不支持态度；26%未予明确答复。而在回答所在单位有无改制必要的时候，有47%认为没有必要；36%认为有必要；13%未予明确答复。

一般认为年轻人更支持改革，而本次调研的结果，却出现极大的反差。21～30岁年龄段不支持改革的高达60%，31～40岁年龄段的达36%，41～50岁的为29%，51～60岁的则只有15%不支持改革、60%支持改革。因为文化艺术团体性质原因，员工文化程度较低和所学技能专业性强，所以不愿或者不敢面对市场竞争。在受访72人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9.7%。而中老年受访者则因为工龄多数达到30年，可以离退，所以改革的冲击不如中青年人员大，思想较为稳定，支持改革的比例随之较大。

“假如本次改革中工龄满30年（或工龄满20年且男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人员可以全退，您愿不愿意退？”一题的回答，则充分说明了该项政策的正强化作用，89%明确表示愿意；8%因为达不到条件而未予回答；仅3%人表示不愿意。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规定在5年过渡期内退休的人员，如低于原事业单位退休金计发标准的，其差额部分（待遇差）采用加发补贴的办法解决。而在转制时距离国家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职工，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可以提前离岗，且在此期间工资福利等基本待遇不变，达到退休年龄时，按照企业办法退休，符合补差条件的按照补差条件办理。问卷设计“此次改革对提前退休人员规定相应‘待遇差’补贴，在过渡期内，如您符合提前退休条件，是否愿意提前离退？”在72人中，76%表示愿意退；9%未予肯定答复；16%表示不愿意。

对改革态度不一、担忧很多

本次问卷调查开放式问题总共设计了两道题目，一是如果所在单位转制为企业，您怎么看？做何打算？二是您对此次文改有何意见和建议？设计第一道题目的宗旨是想了解本次改革重点，即文化事业单位里经营性实体剥离人员的态度和想法，随之表露出来的关注点、冲突点以及困难等。第二道题目，着重收集来自一线利益相关者对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回答可分为这几种类型：

积极型：改制后机制较为灵活，可以激励自己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但同时也希望改制后企业有所发展，工作环境更好。

消极型：宣传单位为政治服务，改企业不现实，转制后单位生存困难；改制时机不成熟，市场不成熟，转制条件不成熟，进入市场困难。

中间型：主要改革不合理机制和功能而不是改企，同时又建议打破大锅饭的分配制度。

疑问型：“老人”与“新人”的界限，16年工龄是“老人”还是“新人”？文艺企业化，符不符合文艺规律？如果作为包袱甩掉，可不可取？

建议型：希望政府扶一段，送一程。

妥善解决人员安置，确保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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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经济成本，退休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

社会制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即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规定了社会养老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原则，并使之具体执行和实现。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贫困率、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解决了职员退休后的后顾之忧。然而，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形式会耗费不同量的交易费用，也会产生不同的运行效果。如何选择制度形式?新制度经济学创始者科斯认为，当不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效果相同的时候，应采取交易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老龄化加速、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各国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危机和制度缺陷也日趋凸现。在保障老年人退休后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降低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成本成了各国考虑和设计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养老保险制度的成本可以从制度覆盖对象、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机构或全部经济活动等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本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

一、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测量方法的修正

养老保险制度经济成本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社会保障专家劳伦斯·汤普森提出的。他认为，衡量这一成本的最有效的尺度是用一定时期内退休人口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算。我国学者钟振强对此提出了修正，他认为在计算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时用国内生产总值比用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适当，因为国民生产总值中包含本国公民所在国外创造的社会产品，而这一部分产品并不用于本国基本养老保险。但笔者认为，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国内生产总值远不是一国人们可享受福利的完全测度，国内资源的竞争和冲突可以通过向人口年轻国家的投资而得到减弱，因而，笔者赞同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测量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因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报酬、投资收益的净额，强调的是所获得的原始收入的概念，而退休人口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资金并非全部来自制度内退休金收入，其中制度外的养老收入(如家庭内部的转移收入、企业年金收入等)所提供的消费不应该列入到养老保险制度经济成本测量的范围之内。于是，将公式中退休人口的消费额用退休人口的制度内退休金收入替代，用公式表示为C=P／GNP。其中，C代表养老保险的经济成本，P代表所有退休人口的制度内退休金收入，GNP代表国民生产总值。很显然，由公式可以得出，C的高低受P和GNP两个因素的影响，且与P成正比，与GNP成反比。因而，如果要保持C的稳定或最小化，则要求GNP的增长幅度至少不比P的增长幅度低。

二、我国转轨前后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变化

建国后，我国在城镇建立了以企业为风险分散单位的退休金制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对城镇企业职工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被提了出来，经过十多年遍地开花式的改革实践，于1997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作为新制度运行的起点，确立了我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笔者整理了1990年至2003年间，各年的P和GNP，根据上述修正过的公式计算C并给出C的变化趋势

结果显示，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总体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3年虽比200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以往其他年份，这说明由于人口加速老龄化所导致每年新增退休人口的退休金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GNP的增长速度，证实了“未富先老”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养老形势越来越严峻。在1990年到1996年新制度运行前的7年间，C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绝对数值增加了0.2%，涨幅为9.6%，而1997年到2003年新制度运行后的7年间，C的绝对数值增加了1.09%，涨幅达45.2%，大致是改革前7年的5倍，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1997年后P和GNP之间增幅的距离明显扩大了。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7年，是国民收入的高增长期，改革带来的社会活力冲淡了没有养老保险的危险，这段时期内，旧有的企业养老保障形式逐渐萎缩和停止，而新的养老保障形式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到了1997年，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统一运行。由于新制度确立了国家、企业和职工共担养老金的缴费方式，这就要求作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主体的国有企业职工在工作期间按时向国家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同时企业也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缴纳，于是便产生了大量职工提前退休的现象，因为这样，企业便能少缴养老保险金以减轻自己韵负担，而职工退休转入社保系统后，由国家发放养老金，虽然职工收入可能有所减少，但避免了下岗的风险。一方面，由于提前退休加速扩大了养老金的给付，另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企业效益下滑，经济增长受阻，GNP增幅下降非常明显。在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使得C的增加速度明显快于以前。到了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全面回升，GNP增幅明显，C的增长也趋于缓和。2003年是14年来C首次出现负增加的一年，这得益于该年我国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GNP的增幅高于P的涨幅，从而使得C出现了小幅下降。

三、降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可选路径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各年的退休金给付增长稳定的情况下，GNP的增加幅度对C的高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保持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是C保持适度水平的关键。其次，在老龄化趋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改变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的替代水平，从而改变养老金的总给付，也是降低C的可选之路。

1.促进经济增长

从C的测量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保持P不变，GNP增长显然会使C降低。但实际上，经济增长可能会使C降低，也可能会使C增加，这取决于在职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按何种比例分享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福利，只有将经济增长中的更多比例用于提高在职人口的生活水平，退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在职人口会有所下降，但绝对水平比同期历史水平会有提高，这样就减少了总收入中用于退休人口的比重，使C降低。上述我国1991年至2003年的P与GNP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经济增长过快，会使得退休人口和在职人口总收入的增长对总需求的拉动超过经济在充分就业时能够生产的实物和劳务数量，引发通货膨胀。因此，从长期来看，应保持经济增长和由于退休人口的增加而导致的制度内退休金收入增长的同步性，才能既保持C的绝对水平不提高，同时也不至于引发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

2.降低制度内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

制度内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水平的降低可以降低P，从而达到降低C的目标。虽然我国新制度设定的养老金工资替代率为58.5%，但在实际发放过程中远远超出了制度设定的替代率，平均在85%—90%之间。过高的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不仅加重了人们对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一支柱的过度依赖，限制了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发展，而且，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情况下，维持过高的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还需要不断提高基本养老金的缴费率，这势必会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在职职工的生活水平，最终会使C提高到经济增长无法承受的地步。

鉴于养老金支付的刚性特点，直接降低当前的退休人员的工资替代率，虽然效果明显，但对当前的退休人员的利益影响过大，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降低工资替代率的方法应为：对于已经退休的职工，保持目前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的绝对数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不随在职人员工资水平的增长而增长，直至达到制度设定的目标替代率为止；对于即将退休和将来退休的职工，严格遵照新制度规定的工资替代率。

3.渐进提高退休年龄

因为P为总退休人口数与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收入的乘积，提高退休年龄，会减少制度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使P下降，同时有更多的在职人口从事经济生产，提高GNP，一减一增，使C下降明显。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因为退休年龄的提高而增加的劳动人口不一定会被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所吸纳，特别是我国长期处于劳动力资源比较富裕、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态，因而，在理论上具有极高价值的路径选择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中却遭到了冷遇，我国在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20多岁的情况下，依然延续着20世纪50年代初作出的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这显然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社会养老的负担。

篇7

保险改革既势在必行，又任重道远。如何在全力支持事业单位推进改革和尽量保障广大群众基本利益这两个方面，搭建一座和谐桥梁，实现二者的双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选择了农林渔工的养老保险改革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和认真解剖。

一、情况复杂市直事业单位农林渔工主要分布在*林场、*林场（即市林科所）、市农科所和市水产良种场四家单位，共445人，其中在职农林渔工256人，已退休农林渔工189人；市农科所还有移民农工144人，其中在职115人，已达退休年龄、人事未办理退休手续29人；其中市水产良种场20名渔场工人已于20*年12月按工龄每人每年1209元，另加1万元养老保险费实行了“买断”。未参保的农林工人数较多，情况复杂。

1、政策依据不足。全省是从*年元月起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依据是*文件，只明确机关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全民固定工、劳动合同制工人和人事、工资关系挂靠在机关、事业单位或在人才交流机构的人员为参保对象，而农林渔工不属于此参保范围。但这四家单位的农林渔工相继进入被冠以“事业单位性质”帽子的事业单位工作，因而不属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致使这些人一直被排斥在两个养老保险之外。他们强烈要求比照同单位职工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但政策依据不足，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全国没有统一的政策，全省仍处于试点阶段。

2、改革方向不明。当前，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方案尚未出台，将事业单位划分为行政职能性、社会公益性和生产经营性三大类的改革方向尚未确定。市农科所是我市唯一正处级差额拨款的农业科研机构，改革走势不甚明确。市林科所也是我市唯一科级差额拨款林业科研机构，市政府已于20*年将*林场、*林场确定为公益性林场，拟由市林业局主管转交市建设局主管，市政府已委托市建设局拟定接收方案。

3、身份参差不齐。这些农林渔工中既有建场初期的老资格，可以追溯到50年代，又有自然增长的；既有棉科所、旱科所和农科所合并而来的，又有从外地移民而来的；既有下放知青，又有从外省区调入的；既有编制部门签发编制计划、劳动部门批准招收的，又有主管部门批准招收的；既有按事业单位固定职工管理的，又有分配给土地按农民对待的。若按资历深浅、年龄大小、进场时间长短确认其身份，无法做到公正、公平，相关职能部门也不好操作。

4、收入来源不一。*林场每年财政拨款105万元，无自营收入，人平每月338元。*林场每年财政拨款104万元，自营收入15万元，人平每月661元。市农科所每年财政拨款120万元，科研经费10万元，人平每月374元。水产良种场每年财政拨款10.5万元，自营收入5万元，人平每月431元。

5、参保成本不低。如果比照同单位固定工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按在职人员月平918元作为缴费基数，现行缴费比例27%，离退休人员月平1*2元养老金标准，仅对*林场、河洑林场和市农科所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这三家单位246名在职农林工月缴养老保险费60973元，179名退休农林工月支养老金181148元，每月收支两抵缺口12*75元，全年收支缺口1442100元。现有在职农林渔工年龄普遍偏大，收支缺口会呈直线上升趋势，给同级财政背上沉重包袱。类似这部分农林渔工，部分区、县（市）还有近2000人，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引起连锁反应。

二、问题突出

1、参保无门。在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之初，农林渔工的问题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由于国家、省均无明确政策，一直被耽搁下来。近几年，这部分农林渔工一直向市政府、相关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保处反映，希望能按*文件精神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保处也积极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汇报，至今未能很好解决。

2、生活无助。这些农林渔工虽然高高兴兴地在人事部门领回了退休证，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退休待遇；虽然按时，却不能足额领取退休费，仅为正常退休费的57%左右，*林场和河洑林场农林渔工人平退休费分别为450元、600元，市农科所最低，仅为200元，该单位移民农工到退休年龄，只能享受一次性补助300元；*林场在职不在岗的农林工，单位仅仅发给每月50元生活费，远远低于城镇低保水平。

3、心理失衡。这四家单位的国家干部、固定工和合同工都已在机关事业单位参保，其中*林场已实行了社会化发放，退休人员人平领取基本养老金分别为975元、1243元、1077元和845元，而退休农林渔工（除水产良种场退休渔工外）仅为450元、600元、200元，对比同一单位农林渔工退休费相差一倍以上，最多的相差5倍以上。收入差距过大，心理严重失衡。

4、缴费无力。*林场、河洑林场和市农科所的246名农林工，全年需缴纳养老保险费731676元，而已参保的国家干部、固定工和合同工每月需缴纳养老保险费33476元，全年需缴4*712元，两者合计共缴纳养老保险费1133388元。若将移民农工计算在内，全年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在150万元以上，仅凭这几家单位现有财力是难以承受的。

三、积极应对

篇8

案情：

原告丛某于1962年在新疆奇台县参加工作，1966年被精简退回原籍海安县。1977年3月，奇台县委对丛某进行了复查，并给其恢复工作，继续任教。按丛某的请求，1980年6月，丛某调回海安，被分配在工业系统工作。1991年2月5日，丛某调到一技工学校工作，介绍信上注明人员性质是“干部”。1991年9月至1995年8月，丛某在技工学校培训班招待所工作，1995年9月至2002年4月，丛某也仅在技工学校担任一些管理工作，未实际从事教师工作。1993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时，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94）3号文件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实行分类管理，即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制度、管理人员工资制度和工人工资制度。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均有职务工资一项，教师的职务工资须以教师职称为基础，确立不同的级别，而且强调“专业技术人员在国家下达的聘任职数限额内，按照实际聘任的专业职务进行套改。只有资格而没有聘任职务的，其资格不与工资挂钩”。 丛某为初中文化程度，未能取得教师职称，按六级职员对其实行工资套改。2002年4月，因丛某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被告海安县人事局按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规定，核定丛某的退休工资为原工资的9折。2003年9月19日，技工学校根据丛某的要求，向人事局出具手续有异议，要求改按教师待遇办理退休手续。同年10月16日，人事局在该报告上签署了“丛某同志1991年安排到技工学校，1993年工资制度改革，因其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故按职员实施工资在改，应按职员给其办理退休手续”的批复，原告丛某对此不服，以人事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丛某诉称：我是中小学教师，1993年按行政手续为我调资是错误的。现请求法院判决海安县人事局履行职责，按教师待遇办理退休手续。

被告人事局答辩称：丛某1977年在新疆奇台县某小学工作。1980年调至海安工业系统棉纺厂筹建处，工资均由该单位发给。1991年调至工业技校，介绍信注明丛某为棉纺厂干部，因其未取得教师职称，实际从事管理工作，1993年工资改革时按管理人员套改是正确的。在丛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人事局按规定的折率核定其退休待遇正确。对2003年9月19日技工学校的报告，人事局于10月16日作出了书面回复，故不存在不履行职责的情形。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丛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丛某在新疆工作期间，虽然从事过教师工作，但调回海安工作以后，长期在其他岗位上工作。1991年调到技工学校后，亦未从事教学工作，而是从事管理工作。1993年工改时，对照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94）3号文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进行工资套改，被人事局以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资改革方案为丛某进行工资改革，原告实际上也已接受，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按该方案领取工资。故原告达到退休年龄后，被告按事业单位的职员给其办理退休手续并无不当。对原告的工资待遇及办理退休手续问题，被告亦已履行了法定职责。现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落实教师政策，即按教师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办理退休手续，显然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相悖。原告对被告在为其办理的退休手续中，将其工资打9折计算退休金的处理提出异议，要求按退休前的原工资的100%计算退休金的要求无法律或政策依据。遂判决驳回了原告丛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后，原告丛某不服，提出上诉。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丛某认为其在新疆是教师，调回海安后也应享受教师待遇，并按教师待遇办理退休手续的理由，既缺乏事实依据，也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

本案的焦点主要涉及不具有教师职务的学校职工（又称管理人员）能否按教师待遇享受退休金的问题。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有权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法律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师资格。同时，国家实行教师职务与教师资格分离制度。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应当从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中聘任教师。被聘任教师职务的才享受教师待遇。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30条规定：“教师退休或者退职后，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或者退职待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适当提高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小学退休教师的退休金比例。”为此，全国各地一般都规定，连续从事教学工作30年的退休教师，可按退休前的原工资的100%领取退休金。

篇9

地球已不能阻止老龄化的脚步。2012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显示：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至目前的1.3倍，但与此同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会增加两倍，8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几乎是现在的4倍，达到3.95亿人。其中，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进入老龄社会。

“未富先老”的中国

这意味着中国非常尴尬！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是“未富先老”，一般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人均GDP仅3000美元时就“冲线”了。

老龄社会意味着什么？社区养老院数量增加？走在街上的老人越来越多？当然不止如此！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费用攀升都是最直接的影响――这一切甚至可能动摇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

在过去很长的年代里，中国人都信奉“养儿防老”。直至1997年，中国养老金制度才开始建立：企业按照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20%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用，计入社会统筹账户，个人则每月按照工资的8%进行缴费，计入个人账户。而由于国有企业在1997年之前并未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因此企业改制后，养老保险账户形成了近2万亿元的历史欠账。这造成目前中国养老制度实际是一代人养一代人，年轻人养老年人。随着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这一制度将难以为继――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近半省份基本养老金存在收支缺口。

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中国的退休年龄过低，也提高了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中国女工退休年龄50岁，女干部55岁，男工60岁，这样的数据在欧洲已经绝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参保人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而发达国家的参考缴费年限是41年，相比较而言，中国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风险。

中国的养老基本账户基金也在不断贬值，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的1.5万亿元，90%存入银行，10年来，年均投资收益率不到2%，低于年均通货膨胀率。

正是因为面临的这一系列困境，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急欲寻求突破，亟须改革。2012年3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未来，这些养老基金还可能会投入股市，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上海等一些地区，也开始进行延长退休年龄的“弹性退休”制度试点。

而围绕这一系列政策变化，社会的争议也日益白热化。

世界陪你变老

其实不仅是中国，面对全球老龄化趋势，世界各国的养老政策都面临调整与变革的迫切性。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养老金制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政府市场相结合”。

北欧等高福利社会的养老制度一度是政府主导型的典型，但由于近年来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养老制度也面临着难以维系的局面。政府不堪财政负担，只能纷纷调整政策，扩大市场地位、缩小国家作用。

但养老制度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也存在着风险――由于投资的风险性和市场的不稳定性，民众承担了过大的风险，养老目标是否能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受投资观念的影响。不过，美国养老基金401K的投资保值增值效果倒是不错，替代率水平（养老金与工资水平的比例）虽低，但有大量的增值结余，能够延缓收不抵支的危险。

2010年10月，法国爆发了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示威活动。事件的导火索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了退休金改革计划，将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到62岁。法国政府称，由于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现有退休金制度不仅一直亏损，甚至可能在2018年“破产”。实际上，有意改革养老制度的并非只有法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近年欧洲各国纷纷改革福利和养老制度，引发了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活动。

今年3月，发展中国家巴西也在为养老制度瘦身，巴西政府出台公务员养老金改革法案，对令人羡慕的公务员养老金进行财政补助削减。

2元

1995年，浙江的老黄在月工资仅70元的情况下，花200元给老伴和儿子买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7年过去，老黄被告知：老伴要么一次性领走总共300块钱的养老金，要么每个月领取2元养老金。

80岁

2011年4月，深圳社保局新闻发言人举例：按照现行养老金制度，假设一名普通员工一年缴纳3324元养老保险，30年共缴纳了9.9万元；30年后每年可拿回1.2万元，10年共拿回12万元。但网友计算，如果这名员工每年将3324元存入银行，连续存30年，按最低的一年期活期存款利率3.5%计算，30年后获得的收入可达17.1万元。起码要活到80岁，缴纳养老保险才划算。

骗局？

不仅是中国，在美国，养老保险制度也一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批评为政府推行的“庞氏骗局”――利用新缴费人群的费用去支付老一代缴费人的养老费用，当养老金的负债到期而无钱支付时，无非就是加税、借款、印钱或者削减其他政府开支。

全球各地养老制度及变革

延长退休年龄，削减财政开支，养老金入市增值……经济低迷时期，国家、企业与每个不可避免要走向衰老的公民之间如何同舟共济？

市场主导型

美国

401K证券组合投资计划

401k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种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员工每月从其工资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养老金账户，企业也按一定的比例往这一账户存入相应资金，并向员工提供3到4种不同的证券组合投资计划，员工可任选一种进行投资。雇员退休后养老金的领取金额取决于缴费的多少和投资收益状况。

澳大利亚

完全市场化

2011年，澳大利亚养老基金总额为1.3万亿澳元(约合8.85万亿元人民币)，排名全球第四位。澳大利亚养老金管理完全按市场规则运作，既没有法定的最低收益率，政府也不会为老百姓提供任何本金担保，但个人可选择由哪家养老金公司帮助管理自己的养老金。股市一直是养老金管理公司投资的重要方向。

政府主导型

中国

统账结合

中国养老金制度经历了由企业“劳动保险”，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再转向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央统筹国民基础养老金”与 “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模式的发展过程，2005年初步形成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体系。但目前养老金制度名义上虽为统账结合，实际上实行的却是“现收现付”（在缴费的人支付给上一代退休的人养老金），社会统筹部分资金不足，只好大量挪用现缴费的个人账户基金，导致部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瑞典

“从摇篮到坟墓”到养老金与工资挂钩

20世纪，瑞典的基本养老金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预算负担。20世纪90年代以后，瑞典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政府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1999年起瑞典开始实施新养老金法案，养老金直接取决于从工资中扣缴养老保险费累计数额及其投资收益；补充养老金则由雇主负担改为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

政府和市场相结合型

英国

国家、企业、个人多重管理

英国的养老金政策由基本养老金、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制度组成。英国养老基金持有较高比例的长期资产。近几年的英国养老金改革，主旨是推动企业职业年金的发展，以便政府从沉重的财政负担中得以解脱。部分养老金基金开始逐步增加中小盘股票、不动产、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新兴市场等另类资产的投资比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股市一度大幅缩水，最高时曾导致全英国养老基金一年内损失150亿英镑(约合1500亿元人民币)。

日本

篇10

30多年来，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