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时间：2024-01-12 17: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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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它们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古代中国经济是历史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从题型上看，本考点的命题多数以选择题为主，特别是材料选择题，以此来考查同学们理解、比较、判断和知识迁移的能力。从内容上看，古代的手工业、商业、主要经济政策、资本主义萌芽等都是考查的重点。如近几年的江苏高考，2009年考查了灌钢法，2010年考查了水排、古代饮茶之风，2012年考查了官营手工业生产特点、唐宋时期市的变迁等内容。本文把古代中国经济概括为一项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两项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特点）。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
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著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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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王孝通先生就在著名的《中国商业史》一书中提出：我国早在“神农、黄帝之间，商业规模已备。综计世界诸国，惟埃及开国，较我为先；他若希伯来、腓尼基、巴比伦等，世所称为商业发达最早者，犹俱在我国之后；至如近世著名商业国之欧、美诸邦，当时商业，尚未萌芽。”
由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必然是早期商业城市的繁荣，而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商业城市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城市发展远远领先于世界。所以，把华夏文明简单概括为农业文明的观点，是不符合华夏文明客观情况的。纵观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催生的商业城市，两汉时期的西安、洛阳等都城代表了世界商业城市的最高水平，唐宋以后的苏州、成都、扬州等地方城市的商业繁华，也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西方商业发达国家的任何城市。扬州是中国古代地方商业城市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对古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生产活动、特点的分析，对于探寻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全面而客观地切近华夏文明的多元化本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扬州地区及城市商业生产活动
古扬州地区商业生产活动发达，是古代扬州城市商业繁荣的历史背景。扬州地区自古“俗好商贾”，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商业人文景观。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古代江淮地区“俗尚商贾，不事农业”，这是古代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文明的基础。
《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称：“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另据杜佑《通典》的扬州卷《风俗》中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扬州好商贾、不事农桑的生产结构特点，并非是该地区农业耕作不发达，恰恰相反，扬州地区拥有极为灿烂的农业文化历史。据张之恒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的考察：龙虬庄遗址从第8层至第4层都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而从第8层至第4层栽培稻则从原始型向成熟型发展，这说明龙虬庄文化发展的1000余年间稻作农业是持续发展的，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江淮东部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稻作农业贯穿整个江淮东部的新石器时代。
扬州地区俗好商贾的地域人文特征的形成，与发达的农业生产直接相关。一方面，相对于农业生产活动而言，商贾行为无疑是一种“只消费、不生产”的活动，本地发达农业提供的足够数量的剩余粮食，是商贾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历史文献也表明，”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另一方面，学者童恩正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等世界上最早文明发展地区的研究表明，唯有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才能提供足够数量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使人口增加，定居得以实现，并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而促进文明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扬州地区稻谷栽培农业，不仅完全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粮食，而且可保证人口增加和定居得以实现的营养，这是扬州商贾活动盛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二、从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古扬州城市正处于中国商业活动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的关键时间和关键地域。
一方面，周长山在《汉代城市研究》中指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随着铁器的应用，农业和商业的分离，推动了城邑的进一步发展。”“城邑的扩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城与商品交换的场所――市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感受日深的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春秋之商业，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为黄河流域之商业，第二期为扬子江流域之商业，故其时强国之势，亦由北而趋南”，即春秋初期，中国古代商业以北方黄河流域最为发达，这和学界长期坚持的北方黄河文明在早期最为发达，而南方长江流域经济相对落后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是，到了春秋晚期，中国商业活动的繁荣出现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的情况，“吴、越皆扼扬子江之口者，故其势渐强，然而所谓春秋之趋势，由北而趋南者，盖由黄河趋扬子江，又由扬子江上流趋于扬子江下流，岂非随商业之趋向而进行乎?”也就是说，中国商业经济活动发展的规律，是北方发展在前，南方发展在后，具体而言是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扬子江下游地区。
从时间上看，春秋末期正是扬州城市的发生期，在地理区域上，扬州位于吴越国统治的扬子江下游，因此，可以推测扬州城市原始形态就具备了良好的商业活动基础。这也可以说是此后扬州城市商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扬州地区所属国家盛衰与商业发展的关系上看，扬州地区应该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
扬州城最初为吴王夫差所建，后来被越国灭掉，其直接原因固然在于诸侯之间的军事斗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与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仅仅依靠政治阴谋和穷兵黩武是不全面的。
据王孝通先生观点，“越之兴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虽由勾践卧薪尝胆之功，实系计然经营实业之力。”“吴、越之兴亡，率由于商业，商业之于国，关系大矣。”按照这种说法，越国灭掉吴国，与越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直接相关，而越国经济又以商业活动最为突出，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商业发展的两个鼻祖级人物，一个是王孝通先生所说的计然，另一个则是人人皆知的范蠡。前者“尝南游于越”“长于牟利”，后者更是充满商业经营智慧，被尊称为陶朱公，民间则常常称之为财神爷。从越国商业经济发达乃至消灭吴国的情况来看，扬州城在属于越国期间，受到越国商业经济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四、古扬州城市的商业文明，早在吴王刘濞时代的盐业生产活动中，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扬州的盐业活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尚需要学界进一步考证，但是，扬州在汉初吴王刘濞时期，盐业发达已经著名国内倒是不争的事实。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力富饶。”而韦明铧《两淮盐商》一书则说：“刘濞最重要的政绩有三，即铸钱、煮盐、造船。这三大产业，使得当时吴国的强盛 成为天下之首。”对于吴王刘濞时期的盐业经济为其带来的巨大财富，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通过分析“七国之乱”的原因，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由此可以证明吴王刘濞时代，利用盐业积累的财富使国力富强。扬州作为吴国的都城，其商业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早在扬州城市的原始形态时期，不仅具备充分的商业发展的条件，而且，在原始形态的末期以盐业为标志，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商业活动中重要的内容。
二、古扬州城市商业文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了以务农为本的价值判断体系。经商则与社会正统道德观念相违背，公开言利的功利观念尤其违背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因此，从商还是务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产活动方式，而被赋予了道德价值意义。
扬州城市原始形态时期，商业活动相当发达，较早凸显了言商重利的社会风尚，并在道德观念上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由此形成了与传统伦理教义中重农抑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这既是商业生产结构形成的必然特征，同时，也是扬州都市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的差异所在。这正是扬州都市文化原始形态的第一个重要特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在考察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时指出，城市位置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城市只有在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方，或者在国家元首及其权臣需要用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换取劳动而把它作为基金支付出去的地方才能形成。虽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主观目的在于军事运输，但是，邗城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纯粹的军事城市，相反，邗沟在沟通南北运河水道之后，使扬州成为国内日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扬州城市商业文明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是在这一地区农业相当发达，有了足够的粮食剩余可以满足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的供应之后，才会在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地方产生城市。从地理资源条件上讲，邗城阶段的扬州，是非常适合这种城市发生模式的。
扬州的好商贾之风，导致了扬州城市与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不同的道德观念。这里可以通过扬州对于历史上两个重要人物夫差和刘濞的道德评判看出。
篇3
欧洲的文明，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其分裂性。这一点在古代希腊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希腊文明发展出来的是城邦体系，而城邦体系的根本精神，用顾准的话来说，“是完全的和完全的独立”。城邦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排他性，使得希腊世界无法走上政治统一的道路，并最终倾覆了本来就并不稳固的雅典同盟。城邦体系虽然后来遭到毁灭，但政治地理的分裂与冲突这一特点，却被此后的西方文明继承了下来，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基因”。西方世界并非没有发展出帝国体系，然而在以分裂为政治地理深层结构的西方世界中，几乎所有帝国的基础都是不稳固的，一旦崩溃，即难以再生。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文明即分裂为无数的中世纪封建国家。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冲突与敌对。因此，政治地理的分裂，是西方世界体系的常态；多元政治实体——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国家、中世纪的封建国家、近代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是西方历史的主题。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体系称为竞争性体系。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性体系中，任何一个政治实体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积极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变动。那些可能会使自己的实力得以发展、从而有利于压倒对手、打破既有竞争格局的变革和力量，总是值得欢迎的，而商业和军事总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力量。由此在欧洲国家内部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机制，这就是商业-军事的一体化，商业力量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一方面，商业发展向军事力量提出了要求，并为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军事力量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的扩张，从而形成了商业扩张与军事发展之间不断自我循环的关系。商业力量与军事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理解西方近代文明的关键。西方学者麦尼尔指出，由于商业-军事复合体的形成，“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区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有效地维持自己的军队。除欧洲以外，也没有一个地方的武装部队掌握在同情或十分关心商人盈利的人手中。”商业和军事成为西方近代以来国家发展的基本力量，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最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古代中国自秦以来的国家体系，则是以专制王朝的大一统为特点的。基辛格曾说：“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不下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因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战，而且迟早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 在东亚地区，当然也存在着中原王朝之外的势力，但周边的力量对于中原王朝只是补充性的，形不成根本的挑战，相反，中原王朝与周边势力所形成的朝贡体系，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以“天朝”为核心的东亚世界秩序的大一统特质。
由此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的国家体系视为一个垄断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下，专制王朝作为垄断者，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垄断的利润，维持着垄断的局面，并警惕地监视着任何可能挑战垄断、引起变动的力量。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最容易挑战专制王朝垄断地位的都有三种力量：贵族、商人和军队。而在中国，为了维护对体系的绝对垄断，这三种力量便成为中央政权的主要控制对象。从秦朝开始，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出现了对贵族的打击，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层在秦以后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取代贵族地位的是绝对听命于王权的官僚群体。在经济上，通过税收和行政的手段对商人进行抑制，使得商业仅仅维持在满换的基本职能的水平上，使商人形不成独立于行政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在军事上，通过文官对军队事务的深度介入，使军队本身变得官僚化，变成维护王朝统治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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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招幌设计；现代商业视觉传达设计；民族文化特色
从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到我们重庆的“古镇陈麻花”和“谭木匠”等等，相信这些都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几块金字招牌，它们现在在全国已有多家连锁店。从这块招牌立足那天起到现在，它背后经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不论是品牌效应还是历史文化积淀，都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我们中国古代的商业美术设计（特别是招幌广告设计，现称企业形象标志设计、现代商业视觉传达设计或户外设计等）的一个发展历程。
一．古代招幌广告设计的起源
自唐代把招牌作为一种行市管理手段之后，招牌一直是横跨唐、宋、元、明、清五代上千年的广告形式之一。从招牌上的文字内容广泛，它不仅表示经营品种、店铺规模、名称和字号，而且标明店主的姓氏。在招牌的装饰上，也融入艺术性的图案和描金写红等形式。招牌常以黑色为底，周边镶花边纹饰，显得古朴典雅，稳重大方。
1、《清明上河图》中宋代商业市集反映的古代招幌广告设计
《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再现了东京鼎盛时期街市的繁华景象，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各种商店为了招揽生意而将能够展示各自特色的招牌或幌子置于店门口的场景，其中有招牌，幌子，横匾，对联等，这些都属于装潢设计艺术的范畴。
幌子大致可分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类。形象幌是以商品或实物、模型、图画为特征的。在现今重庆各大商圈里，随处可见如“阿利与艾德”、“大食代”等此类餐厅，都是直接把商品模型作为外墙橱窗陈列展示的一部分元素，这些展示手法可以理解为古时候的模型幌子在现代社会应用的一种新语言。标志幌主要是旗幌。多见于卖酒的店铺、车铺和理发店。文字幌是一种原始的招牌，如茶、酒、书、帽、药、米等。
这些幌子在装饰上多用大众喜闻乐见的云纹、钱纹、龙纹和福字等吉祥图案。色彩以象征吉祥的大红色较为常见，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
2、清代的招幌广告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传统的广告形式——招幌广告在清代进入了高峰期。清代的招幌广告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样，由于商业的推动，其商业性、广告性和艺术性更加强烈。清代店铺的幌子，往往由民间艺人和工匠设计制作。在创意、造型、装饰、色彩和字体设计等方面都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民间特色。如北京的“王麻子刀剪铺”、 “内联升朝靴店”、“全聚德烤鸭店”等一些商店的幌子不仅寓意深刻，而且特色鲜明，易于识别，买家一看便十分清楚明白。
二．古代招幌广告设计对现代广告设计的可借鉴性
1、初步的品牌策略意识
古代商家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认识到自家商号、名称在买卖交易中的重要性，借助多样化的媒介和手段来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此外，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利用“名人效应”做广告来推销产品，商人往往利用普通人崇拜名人的心理，用名人效应来扩大品牌影响力。这种形式同样延续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就曾为我们四川美术学院题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验证了名人效应从古至今对广告的一种影响力。
2、简明直观的信息传达
古代广告是随着商业竞争加剧而产生的，这要求宣传广告在文字说明、图像使用上能够简洁明了，信息传达准确无误。文字说明如此，幌子的实物宣传更需直观，易看易懂，这样才能有效扩大销售。
3、稳中求变的发展模式
中国古代的招牌广告、幌子广告等在宋代一经成熟，便逐步稳定，并日渐完善起来，为后代商业广告设计者广为传播，并运用自如。
三．古代招幌广告设计在现代商业街视觉传达设计的演变发展
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表现的宋代商业市集的状况到我们今天的各大城市商业街的户外视觉传达设计，不难发现，通过结合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增加户外广告的形式和视觉冲击力，现在表现的语言和方式变得越来越丰富和新颖，并且具有很大的展示面和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目前，户外广告媒体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路牌广告。2.招贴海报。3.交通广告。4.霓虹灯广告。5.招牌广告：①商店正面设计的平面招牌；②衣袖招牌；③突出招牌；6.其他户外广告媒介：橱窗广告、电子显示屏广告、电话亭广告、临时广告牌——一般用于比赛、展览会等临时活动。
现代招牌系统的特点：①以文字为主，图形为辅。②耐用，使用寿命长。③运用先进材料与制作工艺，突破平面结构。④具有整体感和系统性。
四．结语
针对本民族而言，每位设计师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应该是信息的定向加工者。要在继承本国民族文化基础上，吸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因此，我们面对巨大的传统资源与宝贵财富，应从中获取现代设计的有益营养。
首先，包括广告设计传统在内的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基础。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性的经济大环境中，身为设计师应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告文化之路。将中国传统文化注入广告中进行文化宣传，是复兴中华文化最为便利的途径。
其次，文化传统是民族凝聚的力量所在，是人们心理认同、文化认同的依据，是民族精神的依托。通过能产生共鸣的广告，我们可以将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从文化认同到心理认同，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但都需借助于传统视觉的表现形式。
最后，文化传统是现代艺术设计巨大的艺术之源，从设计的形式到精神内核，文化传统都给予我们无穷的启示和帮助。现代设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设计，而这种文化的设计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设计。在研究未来的广告设计发展方向时，我们应更加投入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领域中去，力图使中国的广告行业向着健康、多元的空间稳步迈进。
参考文献：
[1] 傅克辉. 中国设计艺术史.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2] 樊志育 樊震. 户外广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王树村. 中国店铺招幌.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4] 赵志勇. 户外广告设计.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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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 流转税思想 税制改革 当代意义
所谓流转税，从现代意义上讲，是指以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形式。现行流转税制主要是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具体税种组成。根据流转税的内涵及其理论，在中国古代（约公元前1066年～公元1911年）属于流转税范畴的主要有关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中国古代流转税思想及其发展
纵观中国流转税的发展历程，自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了关市税和山泽税，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流转税历经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的流转税思想的演变轨迹，涵括古代思想家们关于流转税的精辟论述以及古代流转税政策、制度的变迁规律，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宝贵财富。对其进行梳理，不仅是对现当代税收理论的丰富，而且还对建立当代流转税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度体系，以及我国的现实经济和流转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及方法借鉴。流转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无论是流转税诸税种思想的演化，还是整个流转税制思想的变迁，都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一决定性因素外，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流转税征税的实践也是推动流转税思想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而纵观流转税发展历程，历经沧桑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形式改变。形式改变是指流转税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发生的税种形式变化。在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就有了关市税和山泽税等流转税，当时的关市税往往被合称为“关市之征”，思想家在论述时也往往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其后的历史时期，关税和市税便逐渐分离，在分离的同时，各自在形式上又经历了演化的过程，如关税由内部关税，至内部和外部关税并存，再至以外部关税为主；市税在秦汉时期为“市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估税”，在唐朝为“除陌钱”，在宋元时期为“住税”，至明清时期则越来越规范，为交易税或营业税。消费税的形式也经历了一个由盐、酒、茶等专卖品收入向盐税、酒税、茶税等规范形式的转变。流转税具体税种形式的改变，反映出中国古代流转税发展由繁至简，趋向统一、规范的历史特点。
制度创新。流转税在古代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形式改变上，也反映在制度创新上，即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具体历史时期的客观经济要求。如对关市税的征收由早期的主要是地方至宋代的国家制度化、合法化，便是以关市税制度的创新，通过这一创新，体现出封建政权愈加重视财政收入的征收目的；消费税的征收由最初的“寓税于价”向“一切通商”，向二者并行，再向开中制度、纲法、票盐法等变通方式的演变，也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地通过流转税制度的创新来维护其封建收入的真实目的。
所以，流转税制度的创新是对于流转税思想在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时代特点的另一诠释。
结构调整。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流转税在整个国家税制结构中不占有主导地位，但总体来说，流转税在封建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在流转税制结构内部，封建社会前期消费税占主导地位，是封建国家流转税收入的大宗；当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到封建政权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对消费品商业利润的完全占有，采取一些官商分利的妥协政策，从而降低了消费税在流转税中的比重，同时也加紧增设其他流转税税目，极尽其裸的搜刮之能事。因此，中国古代流转税制结构的变化、调整，反映了经济结构发展变化对税制结构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说明了古代流转税思想由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演化的客观背景。
职能转换。税收职能可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分别实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政策目标。流转税作为税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上述税收的共同职能和目标。然而不同类型的税种由于自身特点，更由于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应有不同的职能和目标侧重。在中国古代，奴隶制政权和封建制政权的特质，决定了流转税的主要职能是财政收入职能。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灭流转税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经济背景下所具有的其他职能，比如收入分配、调节产业结构等职能。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流转税职能也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由单纯重视其财政收入职能，至兼顾其他职能。反映在流转税思想方面，主要有不少的思想家越来越重视以流转税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发挥其杠杆作用。
中国流转税制改革的现实思考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重要的经济转轨时期，因此，中国经济具有发展经济和转轨经济的双重特征。尤其是转轨经济，在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现实的流转税制演变依然在形式改变、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职能转换四个方面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既然我国当代征收流转税的实践并没有割断历史，那么，当前的流转税制改革从过去，尤其是古代社会汲取合理的思想因素便符合历史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税制度建设方面。关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过了从政治关税、财政关税向保护关税的漫长演变，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财政关税思想，应该说封建统治者因注重关税的财政征收职能而实施的关税政策，以及思想家出于扩充税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探讨关税问题，都是有其合理的时代经济背景的，无论是先秦时期墨子对征收关税的合理性论证，还是其后各历史时期封建官府征收财政关税的实践，都验证了这一点。关税征收环节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凭借手中的特权大肆搜刮，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负面的制约影响，遏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加之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终于导致了保护关税思想的产生，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在保护关税方面的观点主张，通过关税这一经济杠杆来保护国内新兴工业的核心思想，对于当前的关税制度建设无疑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关税建设的长远发展考虑，应该降低关税税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营业税制度建设方面。营业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逐渐规范的漫长演变，且出现了许多宝贵的制度主张，比如将征收营业税同管理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思想，营业税负担由买方、卖方共同负担的思想，革除营业税征收过程中采用包税制弊端的思想，用商业原则开辟财政收入来源的“除陌钱”思想，用较低的营业税税率刺激商业发展的思想，以营业税来通行钞法的思想，这些思想财富对于当前的营业税制度建设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前的营业税范畴已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社会，而营业税制度建设的着眼点也应在于发挥营业税的杠杆调节功能。营业税税率的设计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发挥税收的奖限作用，合理调节消费；有利于搞活商品流通，稳定市场物价；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为国家更好地积累建设资金。
消费税制度建设方面。消费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由“寓税于价”至“通商”的漫长演变。联系当前的消费税制度，对这一思想脉络作综合考察，便会发现中国古代消费税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历史发展至当代社会主义阶段，客观政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很难再用古代的消费税思想来直接指导当前的消费税改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流转税思想对当代的消费税改革完全失去了借鉴意义，像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有关消费税征收过程中的重复课税现象和税负转嫁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则恰恰是当代消费税改革应合理税负的理论前提。正是由于消费税所固有的重复课税、易转嫁缺陷，才会严重干扰税收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带来市场运行效率的损失，为避免和减少该效率损失，政府应合理安排消费税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消费税制应尽可能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减少对各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扭曲效应。从长远来看，随着价格的进一步改革，消费税的转嫁机制逐步形成，消费税应从调节生产转为调节消费，从平衡产品利润转为促进间接税的累进征收，并依此作为调整消费税税率结构和征税范围的主要依据。
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古代有关流转税征收过程中贯穿的包税制思想，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流转税的征收是有成本的，为了降低流转税的征收成本，封建政权采取的是往往给百姓加重税收负担的包税制、买扑制，这在当代改革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时固然不可取，但它从侧面为当代改革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指明了方向，即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设计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时要遵循低成本原则，这也是符合提高流转税征管效率方针的。
总之，中国古代的流转税思想不仅在古代具体历史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对当代流转税制改革也通过不同角度发挥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作者为上海电力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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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手工业；利润分析；思考政策
一、引言
1.选题背景――以史为鉴，谈古论今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本世纪以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其发展迅猛，其作用有目共睹，它们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为什么会这样？在我们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对吗？
历史是一座知识宝库，人类进步离不开借鉴历史，先民们的成功与失败是对我们的引领和警示。历史上，私营手工业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一直是社会经济中最有生命的、最活跃的。因此，我国发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经济体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央的英明决策。
2、有关利润的探讨
利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会计学都对其下了不同定义。（1）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是资本家在销售商品后所获得的超过其预付资本的余额。”①马克思说：“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可见，马克思关于利润的定义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是一种狭义利润的定义。（2）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将利润分为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两类。其中，“正常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价格，也是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它包括在成本之中，其性质与工资相类似”。“超额利润又称纯粹利润或经济利润。它是指在企业利润中超过正常利润的那部分利润。”并且，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利润中通常还包含对机会成本的补偿。（3）在会计学中，认为“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通过对以上三种利润定义的介绍和分析可见，会计学的定义较好地撇去了阶级立场，以“利润=总收入-总成本”这一基本范式定义和计算利润，是一个较好的广义的利润概念。下面，我将把会计利润作为衡量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利润的标准。分别分析其收入和成本，以求得出“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到底有没有利润？”这一问题的结论。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的利润
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究竟有没有利润？这主要通过中国古代手工业中成本和收入的对比来回答。中国古代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本文将对这三类手工业分别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其中，在对收入的分析上，本文将通过市场的繁荣程度以及一些史料来说明；在成本方面，则主要是分析成本的构成，包括原材料、税、缴纳的管理费用等。
1.中国古代手工业种类及其发展简述
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分为三类：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1）官营手工业：手工业由官府统一管理，工匠集中在官府设立的作坊内，使用官府供给的原料，制作加工官府指定的产品，产品不进入市场。官营手工业工匠有世袭的传统，世代服役“（官府工匠）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②（2）家庭手工业：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的一种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纳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上出售。在中国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手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随着土地兼并的集中，汉代出现田庄经济。（3）私营手工业：独立的私人手工业，大致产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有很大关系，很多朝代采取了“官有民营”的方式，如先秦的“官山海”等；但西汉中期的“盐铁专营”和元代“匠籍制度”等则打击了私营手工业。明清以来，私营手工业快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
2.官营手工业的利润和成本
（1）收入分析
官府手工业的存在，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巩固统治的政治、军事需要，因此其生产部门包含着矿冶业等基础民生部门。以西汉的官营手工业为例，汉代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煮盐业、冶铁业、铸钱业、漆器业、丝织业、酿酒业等。其中，冶铁业、制盐业和铸钱业是政府最重要的三大官营手工业。
汉武帝于元封元年置盐铁官，实现了盐铁官营，“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顾盐铁家富者以为吏。”④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所有盐铁的生产和运输一律收归官营。关于铸钱业，西汉的铸钱业从景帝时起完全为官营，汉武帝时，决定“更造钱币以用，以摧浮并兼之徒。”表明这次币制改革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抑制商人的兼并。
依靠盐铁的垄断专卖和铸钱业的垄断，武帝政府解决了财政困难，还从经济制度上找到了一个抑商问题的办法，铸钱业的垄断更是使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这一史实可以推测，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关乎基础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部门，确实存在着丰厚的利润，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
（2）成本分析
官府手工业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官府直接垄断的各种自然资源，或以土贡、坐派、科买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取之于民。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军工匠、役工匠和雇工匠。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官府手工业的生产营运几无关系。可见，单从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要素方面来说，其价格较便宜，成本较低。
但另一方面，官营手工业不仅垄断着国计民生等高收入、低成本行业。它还要满足奴隶主贵族、封建皇室与官僚集团的寄生性消费。官营手工业主要提供中央政府和皇室的用品，汉代如丝织业、漆器业等。这一类产品并不进入市场，也就没有收入。因此这些产品是对财政收入的纯耗费。《汉书・贡禹传》中关于丝织业耗费的记载云：“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⑤关于漆器业的描述中：“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
可见，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言，官营手工业的成本较低，但其大量产品不进入市场流通，所以官营手工业的大量部门是作为政府财政的负担存在。
（3）官营手工业的利润
官营手工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盐、铁等政府垄断且进入市场流通的部门，成本主要产生于仅供皇室贵族享用和军需部门。但官营手工业的大部分产品是不进入市场流通的，且除特殊需要外，随着朝代的推移官营手工业的封闭性越强，也就越不可能产生利润。利润长期为负也是它明清时期被民营手工业超过的重要原因。
3.家庭手工业
家庭手工业，一般说来，农民家庭从事手工业生产，只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或缴纳赋税所需。他们偶尔将一部分产品投于市场，主要也还是为了换取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生产或生活用品，是以小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变换过程，而不是出于商品生产的既定目的。
可见，家庭手工业并不是服务于利润而存在的，其生产目的决定它不生产或只生产少量利润，可以视为家庭手工业的零利润。
4.私营手工业的利润和成本
（1）收入分析
私营手工业一直伴随着官营手工业出现和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着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小手工业，《孟子・梁惠王上》谈到：“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彤琢之。”由此可知，当时有很多人从事玉器制造业，它成为一门常见行业且有利可图。《史记》中曾提到战国时因煮盐、冶铁而致巨富的大商人，如“猗顿用盛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⑥
汉代时，《史记・货殖列传》日：“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在这一记载中，雍伯却因贩脂发了千金之财，张氏以卖热水饮料赚了上千万的钱，浊氏靠产销胃脯却可以富到车马成行。
唐宋元以来草市、夜市兴起，抑商程度有所减弱，商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的发展。消费市场扩大，需求大量增加。唐代私营手工业涉及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宋代私营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是制盐业和冶铁业，元代制瓷业大多是民营。
明清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中期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⑦苏松一带丝织业出现了两种经营形式：一是机户开坊，雇佣机工；二是散放原料，收取成品，计件付资。可见，明清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从以上历代手工业的致富情况及私营手工业的逐渐繁荣可知，经营私营手工业的收入较高，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收入不断增加。
（2）成本分析
私营手工业的成本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税负和管理费用
生产要素主要有：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私营手工业经营的大多是关乎民生的轻工业，如茶、醋等，原材料价格低；小手工业者劳动力多为自家人，雇工经营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总之，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要素成本较低。
私营手工业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税负：以元代为例，宋代的醋息钱既多且滥。后，两税之外包括醋息钱在内的杂税多如牛毛。“有所谓月桩，有所谓盐产......有所谓醋息钱，又有所谓科罚钱，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随所在，有之不能尽举。”⑧元代制瓷业，官府以“二八抽分”收取20%的产品税。窑户还要缴纳多种杂税，所以瓷课的实际税率超过20%。
（3）私营手工业的利润
私营手工业与官营手工业不同，它的产品是为了销售，它的经营是为了盈利。私营工商业所经营的产品大多是人人所必需的日用品，并且价格便宜，因而有广大的销售市场。虽然总是存在着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打压和高税负，但私营手工业的旺盛发展暗含了大量的需求。所以经营的人往往大发其财，甚至成为富商大贾。
5.结论
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分为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其中，（1）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和军工的需要。这一目的决定了官营手工业不参与市场流通，也就无法获取利润。虽然官营手工业在汉代也发挥过获取利润，增加政府财富的作用，但历史上大多时候官营手工业是对财政的一种耗费。（2）家庭手工业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需要，不存在或只存在少量利润。（3）私营手工业直接以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虽面临繁重的课税负担，但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
在发展的时间脉络上，官营手工业在明清之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具有市场封闭性，利润一直为负制约了其发展；私营手工业因为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和课税政策等早期发展有所受限，但巨大的利润空间是其增长的动力，在明清时期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确实存在利润，且伴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和商业的逐渐发达，利润逐渐提高。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大多时候官营手工业是对财政的一种耗费；家庭手工业不存在或只存在少量利润；私营手工业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
三、对经济发展的思考
1.手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商业的发达程度息息相关。首先，农业是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家庭手工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从而产生了小手工业；农业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其次，通过商业贸易参与市场流通是手工业利润的来源。官营手工业长期利润为负，且因为统治者的支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社会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中国古代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抑制了商业的同时，也打击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2.从政策的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人为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孤立地去发展农业，打乱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的自然平衡，农业发展失去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刺激，本身也很难得到繁荣。
3.从官营、私营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历程可见，中国古代手工业民营优于官营。民营要尽量节省成本，利用价值规律，在市场上优胜劣汰，然后进行原始积累，逐步扩大实力，做大做强，最终给社会提供廉价的丰富产品。但经济的官营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需要，以奢侈品为主，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不计成本，垄断经营，缺点是明显的。所以从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工商业的官营弊大于利，而民营则利大于弊。
4.从当前的经济政策来看，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很有科学性，其意义是深远的，其作用是巨大的。我国发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利于搞活社会经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治国之上策。只有将所有国民都调动起来，把所有经济都参与进来，社会经济才能够活起来，国家才会国泰民安！
注释：
①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上）.
②《管子・小匡》.
③《盐铁论・复古》.
④司马迁《史记・平淮书》.
⑤《汉书・贡禹传》.
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⑦白寿彝.中国通史09卷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⑧蔡戡.定斋集卷K'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
参考文献：
[1]刘花章.两汉手工业商业的官营和民营.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2]陆文静.宋代私营企业管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5日.
[3]赵玉琳，郭连强.究竟什么是利润的源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纵横》.
[4]李建毛.浅论届周私营制陶业――兼及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起始时间.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5]沈济.浅析明代的社会经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6]王文书.宋代的榷醋和醋息钱.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36卷第2期，
[7]王绪栋.西汉时期官营经济再探.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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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及其经济意义
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璀璨夺目的古老文化，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思想，不但根植其中，而且对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仅就人本思想在现代商业银行中的具体运用予以简述。
（一）人本思想
关于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首推孔子“爱人贵民”的人本思想，主张管理者要关心他人，对人民实行宽惠，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则主张德治，他认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由此可见，儒家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而管仲的人本思想则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进行阐述的，他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在现代管理学中，人本思想就是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既要考虑企业效益，又要注意提高企业员工的满足度和认同感。要理解人、尊重人、关怀人，在管理中人性化的东西要多一些。
（二）人本思想的经济意义
将古代的人本思想引申到现代商业银行的管理中，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要求。人本思想的经济属性是把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来看待，并加强对人的经营和管理。就银行来讲，不论是管理信贷业务，还是经营中间业务；不管是会计核算、成本控制、还是项目的论证、新产品的研发等，都离不开“人”这个要素。所以银行也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本管理，树立企业为人，企业靠人的人本理念。
靠以人为本的管理获得成功的典范，在国际上有美国的花旗银行。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潜心开拓，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声誉最响的全能金融集团。它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不断创造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亲情化企业氛围，让员工在花旗有成就感、家园感，实现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在国内有招商银行，在建行之初即提出“人才立行、科技兴行、专家治行”，凭着“求才之心，爱才之德、容才之量、用才之胆”聚集人才，经过十几年的创业发展，在技术、经营、品牌、形象等方面都位居金融界的前列。
二、由人本思想所透视出的银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的评价机制存在很大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对人才的评价一是资历评价；二是学历评价。这样的评价机制造成的弊端有：一是在用人方面盲目追求高学历，从而加大了用人成本；其二是论资排辈现象严重，从而造成人才的流失和浪费。
（二）人员素质差，致使金融案件频发，经营风险增大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其行业特点决定了员工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形成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现阶段，在银行内部特别是在基层行，由于岗位、部门和行际之间人员流动性差、交流少，致使管理人员不会经营，经营人员不善管理；懂前台操作的，不会后台保障等人员素质问题，更主要的是个别从业者品德素质差。近几年，特别是2005年年初以来，银行业金融案件中操作风险领域案件呈上升态势。2005年银行大案频频暴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全被卷入。
（三）缺乏良好的考核激励机制
对于任何一个银行，激励是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制度。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花旗银行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使企业取得更大的发展；同时，也只有不断发展的企业才能留住优秀的“人”；只有满意的员工才会把满意的心情带到工作中去，从而现实满意的绩效。美国席尔士公司曾做过一项调查后发现：员工满意度提高5%，会连带提升1.3%的顾客满意度，同时也因此提高0.5%的企业绩效。但目前多数银行缺乏适应不同层次需求特点的激励机制。
（四）整个银行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较为落后
近年来，尽管中国银行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已有初步尝试，但从整个银行业的现状来看，却处于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由于企业文化的普遍缺失，导致中国银行业权力腐败现象严重，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人才外流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中国银行业的综合竞争力和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风险。因此，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当务之急。
（五）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培训机制
培训不仅是让员工学习知识和技能，也是建立员工核心才干和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经之路，是保持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手段。但目前大多数银行在培训的理念、培训的目标和培训的职能方面仍旧沿袭传统的培训观，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教育培训体系，使员工素质的提高受到一定的制约。2006年3月3日前美国花旗银行亚太区资产融资总部总裁夏保罗坐客金融会客厅时，中国记者问：中国银行最迫切的、需要做的是什么？答：人才、人才、人才，招聘人才，培训人才、重奖人才、重用人才，尤其是培训人才最重要。
三、人本思想赋予现代商业银行的人才竞争策略
古代以人为本思想折射出的人本理念，要求银行必须建立一种选人、用人、惠人、育人的良好机制。
（一）靠领导引领人
作为银行的领导者，一方面要以德服人，必须遵从“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的古训，不断锤炼自身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的品德，只有“修身以道”，才能“取人以身”，最终实现“为政在人”。
提升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既具有世界眼光，又掌握现代商业银行理论与实务的复合型、国际化、高素质的银行家队伍。所以银行领导者既要学习了解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前沿及趋势，学习先进的银行经营管理经验，掌握最新的资产负债管理技术和风险控制技术，把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发展的潮流；又要勇于实践，善于实践，把国外先进的银行经营管理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去创新业务，开拓业务。
（二）靠尊重选人用人
要以德选人，在有德之人中选拔有才之人，使其德才兼备，德智并举。儒家认为：“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只有“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才能使“天下之土，皆悦而原立于其朝矣”。想当初，正因为刘备敬重诸葛亮，不惜“三顾茅庐”，才会有后来“三足鼎立”的局面。
商业银行既要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多渠道引进高层次的人才，又要注重员工的个性化发展，为员工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为其个人发展提供舞台，充分挖潜员工的资质和潜能。
（三）靠机制激励人
孔子说“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花旗银行依靠激励机制，根据人不同层次的需求特点，采用现金激励和非现金激励的方式，来激发和挖掘其全部潜能并使其愉快地工作，打造出激情四射、全力以赴的员工队伍。招商银行正是以薪酬福利为核心的物质激励和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事业激励、精神激励等，来激励招行人不断地走向更好。
（四）靠精神凝聚人
金融企业文化重视人的因素，通过倡导企业精神来引导员工树立理想和信念，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使金融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花旗银行靠以人为本，客户至上的企业文化在国际金融界创造出经久不衰的奇迹。
（五）靠培训提升人
培训可以进一步提高员工素质，丰富技能，为员工创造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银行要坚持“企业与员工双赢”的培训理念，既要有结合员工自身职业生涯设计和工作需所进行的自我培训，又要有银行根据业务改革与发展需要为员工提供的高质量培训。通过建立科学的教育培训体系，把银行办成一个“学习型、创造型的组织”，使员工得到终身学习和持续培训，不断对其知识结构进行再造，以适应信息社会对知识更新的要求。
篇8
关键词:义外;诚信;编纂
一、“义外”之内涵
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与外界交往为核心。主张重利轻义。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荀况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②“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③从上述两种观点能够得知儒家的观点并不是决然地将利和义的关系对立的。只是次序安排存在差异，义在前而利在后。郭店出土的竹简《六德》之中我们能够得知这样一种观点: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门内之治恩掩也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的观点。而划分门内和门外关系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具体而言，一方面是指在处理和外界非商业性群体之间的交往的原则。韩愈在《原道》中主张“行而宜之之谓义”。行为适宜才能为社会所认可。忠恕之道则是相互之间处理关系的标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应当坦诚相见，讲求信用。儒家思想强调与人为善，避免强人所难。延伸出尊重他人人格和利益的的价值观。
二、“义外”在民法典原则的作用
研究历史、尊崇历史是我国优良的传统。从历史中总结、领悟治乱兴衰之道，进而体会社会和人生，是中国古代最尊崇的学问。法律的编纂的明智做法应当是以开放的姿态，跳出历史的窠臼，汲取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因素，发掘其潜在的现代法治价值。诚实信用原则是“义外”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实信用原则及其延伸的制度设计在传统文化之中的体现尤为广泛和深刻。在熟人社会的国度，诚实信用一直被人们所遵从。在生活和交易的各个方面已深入人心。我国古代的典籍之中早有相关记载，公元前十五世纪前后商朝的《商君书•靳令》将“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定为“六虱”。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日月年秋即刑。即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这里所说的诚信可以理解为在现实生活人际交往方面的诚实厚道。但在成文的法律的术语中还未得到体现。具体而言道德的法律化是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推动而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中西方文化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交织互动。诚实信用成为法律原则也正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之中，对于降低交易风险和提高交易效率起着举重轻重的作用。为广大商业人所接受。反映了其共同的价值诉求。在中国古代，信和善两种理念是相生相伴的，人们通过相互之间信守诚实信用原则来维持良性的人际关系以及调节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不论是从自身的道德情操修养还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管理，诚信原则都能起到一种矫正的作用，维持人们内心的良善品质以及促进社会大范围的秩序。在西方，为应对人与人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纠纷，不得不将道德性的诚实信用约束上升为规范性的法律强制规定。二战后，西方社会产生了诸多的信用危机，引起了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和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也不断丰富着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内涵。在国家管理层面制度，秦朝以法度治国，凡事皆有法律规制。以公示制度在国家层面树立诚信，在出土的睡虎地秦朝墓葬竹简之中发现了大量的经济性法律规范，涵盖领域宽广，在国家管制的众多领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限制。首先，在农业与畜牧业管理领域。封建时代的经济主体上是小农经济，秦朝的崛起的的重要原因是依靠了变法时期的奖励耕种的政策。这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田律》中说道:“禀大田而田恒籍者，以见致到日禀之，勿深致”的规定，而“大田”乃是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的官职。此外，对于农业生产的详细过程规定也较为细致，对于生产过程中雨水的降落和稻谷的抽穗所涉及的土地区域面积都应当向上级以书面形式报告。由此可知，秦朝的农业生产以及管理是进行了详细类别划分的。其次，关于关于商业贸易的规则。出土的秦竹简《金布律》规定:有买及卖也，各婴其价。表明在市场”销售商品，商人应当在商品上注明价格。以诚信待人。《效律》也规定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条文。“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意思是说制造的衡器不标准，相关的责任官员要受到惩处。上述规定表明秦王朝在国家制度方面以公示的方式来践行诚实信用的理念。
三、“义外”在民法典债权中的作用
从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开始直至整个封建社会。随着社会大众交往的密切。契约法的内容不断在丰富完善。契约法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汇成了我国古代特有的商业领域内的法律文化特点。同时体现了当时社会水平下人们对诚实信用的追求以及契约主体的自我规范。也透视着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各方面的独特风貌。这对于我国现代民法典编纂的借鉴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众多的时期段中，宋朝时期则显得更为耀眼。宋时期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模式思维得以转变。社会层面倡导义利并举。在农业生产方面，技术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农产品的种类也得到了丰富。北方地区的粟和麦在江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并且从越南引进了新的水稻品种。棉花的种植范围从原来的闽粤一带也向北扩展到了长江流域。浙东浙西以及四川成为丝织业发展的两大中心区域。大城市的商业活动日趋兴旺。商业交往的活动领域突破了官府划定的坊和市的范围，营业时间也不再受到管制。此外对外贸易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时的福建的泉州港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在这样的商业背景之下。宋时期的契约法得以发展成熟。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国子监丞知开封府司录参军赵孚上书，契约由中保人私立，导致界限不清，引发争讼，建议制定统一的文契，立为榜样。宋时期，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汉唐时期的契约制定经验。鉴于商业活动的极具繁荣。为满足市场交易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方便国家对于市场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国家制定了统一格式文本的契约样本。此举也同时削弱了在民间广泛适用的各种契约的效力。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粘二契”的制度。将民间制作的契约和国家规定的统一格式的契约相结合。一方面能够便于普通民众的使用同时适应官方管理的需要。在契约的履行方面，遵从传统的交易规则“先问具有优先权的亲邻”、再次双方签订契约交付金钱，而后再向官府缴纳契税。最后是原主离业。
四、结语
篇9
关键词：古代契约；特征；成因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03502
我国古代契约法律观念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在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封建统治者努力寻求各种方式对老百姓进行有效统治相对应，民间社会一直都在寻求一种自力解决各种纠纷的途径。汉代时，民间社会就有“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说法。
1 中国古代契约法律制度的嬗变
我国古代契约法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原始社会发展的晚期，契约观念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契约的法律雏形就开始出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古代契约法也开始逐步完善。在整个世界的契约法历史中，我国古代契约法具有独特的特点，值得我们现在加以认真的对待和研究。
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在西周时期，当时人们把民事契约称为“傅别”、“书契”或“质剂”，相应的，西周统治者为了管理的方便，在官员设置上设有专门的官员对契约行为进行管理，这种职位叫做司誓、或者是叫做司约、司盟，同时在一些商业中心，为了交易更好的进行，西周统治者在市场内设立了相关的市场管理者，这些史实充分的证明了在西周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对认识到了契约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契约不仅对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深入影响，而且对统治者维护有效统治都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承认，西周时期的契约观念必定要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还非常落后这一客观事实的影响，西周时期的契约观念还只是契约的一种最初雏形，它的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封建专制统治，土地成为了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官僚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这种社会环境使得契约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土地的交易过程中。相比西周时期，在西汉时期，当时的法律允许将土地、奴婢等做为交易的客体进入到市场进行买卖，这种变化无疑对契约的要求大大提高，契约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了，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经过广泛的考察后，认为汉代契约文书格式对以后各封建朝代具有深远的意义，并且契约的使用涉及日常用品到土地，汉代契约格式里都有当事人、地点、证人和固定的立约程序等内容。
三国两晋至唐代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各个领域的经济关系也都十分活跃。在民间，契约的种类十分的繁杂，除买卖、借贷、租赁契约这些形式外，这个时期还存在着诸如雇佣、寄存等契约形式。唐朝的法律还规定，契约是债务发生的重要依据，尤其是涉及到田宅、奴婢、大牲畜的买卖，订立契约是法定程序，而且此契约须经官方“公验”。土地买卖“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否则“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规定与西方法律发展史上的发展是很吻合的，这也间接的证明了契约的观念在中西法律发展史上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的。
宋元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反映，此时的契约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已经显得是比较成熟了。其原因，一个是因为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治国观念有所改变，统治者开始注意义利并重，不再片面的强调义的重要性而忽视利的重要性，在世俗社会生活中，出现了重视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主张官商共利。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唐朝实行的“永业田”、“口分田”制度在唐朝末期由于战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地主和农民的对立非常严重，这些情况直接导致北宋的土地商品化以及土地租佃制度的普遍确立。相应的，以房屋土地交易作为中心的民事性契约制度就呈现出一种程序严格、规范繁杂的独有特点，对契约格式的要求更高，契约格式也日趋完善和规范，这种变化使得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和管理更加方便有效。通过印制统一的买卖契约格式，北宋统治者既从中获利也为民间的交易提供了一种范本，北宋的契约更加规范合理，对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宋契约订立程序更加科学合理，它体现在订立契约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一般订立契约时，契约订立的当事人要按照“先问亲邻”、“输钱印契”、“过割赋税”“原主离业”等要求来做，这既可以体现出契约观念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也体现出北宋时期民间商品经济活动的频繁性。
篇10
【金题点睛】
示例1 （2014年天津卷文综卷历史第2题）《齐民要术》自序：“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降命后稷，食为政首，……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这段话主要强调
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
B.改进生产工具的意义
C.历法与农业的关系
D.农业技术和重要性
答案：A
解析：解答本题要抓住关键词“食为政首”、“要在安民”，就可知选项A项正确。当然也可抓住“为耒耜”的目的是发展农业，而“授民时”的目的在于“食为政首”，即重视农业为首要政策，发展农业就在于“安民”。而选项B、C、D在材料中得不到证实。
变式练习
（2014年上海卷历史第3题）炎帝是我国传说时代的英雄，又称神农氏。据传他使用“焚林而田”的耕作方法，还发明了耒、耜等生产工具。这些传说
A.折射出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
B.可以作为中国原始农耕的直接证据
C.是一种没有史料价值的想象
D.证明了炎帝的真实存在
答案：A
解析：解答本题要抓住对传说的理解。这个传说表明，中国很早就重视农业的发展，但也要知道，传说既不能作为中国原始农耕的直接证据，也不能彻底证实炎帝的真实存在，但它也不是没有一点史料价值的想象，其有待考古挖掘证明。在解答历史选择题时要注意首先排除那些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选项。
示例2（2014年重庆卷文综历史第3题）战国秦汉时期，北方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经济区独占鳌头的局面不复存在了，原本落后的江南经济区获得了显著发展，使长期以来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与悬殊性缩小了。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
A.江南经济发展水平迅速超过北方
B.江南经济开发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C.原经济区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
D.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
答案：B
解析：解答本题要理解材料“使长期以来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与悬殊性缩小了”，虽然江南经济显著发展，缩小了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与悬殊性，但江南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超过北方，只是缩小了差距；这也说明全国的经济重心还没有转移到南方，中原经济区的优势依然存在，只是江南经济开发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变式练习“苏湖熟，天下足。”此谚语自南宋时开始流传。这说明了
A.北宋时期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繁荣
B.北宋立国后主要依靠东南的财富力量
C.中唐以后南方农业进入了全面开发期
D.南宋时，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答案：D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民谚“苏湖熟，天下足”说的是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在南宋时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这说明了南宋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根据史实我们也可知，当时我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而在当时南方最发达的莫过于江南太湖地区。
示例3（2014年江苏卷历史第2题）唐前期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后期则规定：“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由此可见唐后期
A.市的建置制度已有所调整
B.县不满三千户绝不许设市
C.市的交易不再受官府监管
D.只有州县所在地才许设市
答案：A
解析：解答本题要充分理解所提供材料的内涵。唐前期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意思是市场必须设置于州治或县治以上的政权所在地，申明了市场设置的前提条件和范围。“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就是说满三千户以上的县可以设置管理市场的官吏，即“市令一人、史二人”，而达不到“三千户”的县一般不能设置市。“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意思是允许在交通要道或在商品交易已经形成规模的地方设置市场，但设置仍归政府管理，市的交易还是受官府监管。这样就可以知道市的建置制度这时已有所调整，而选项B、C、D不符合材料所述。
变式练习“因丝绸之利日扩……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对该材料的解读，正确的是
A.反映了汉代“市”的出现与规范
B.反映了唐代“草市”的兴盛与发展
C.反映了宋代“市”的发展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D.反映了明清时期工商业市镇的繁荣景象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状况的理解。材料主要描述了居民激增，对丝绸的需求也日益加大，商人活动频繁，商品经济活跃的情况。材料“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属于对市镇繁荣景象的分析，D项符合题意。材料中没有限制“市”的信息，排除A项；唐代在州县城以外的水陆交通要道，或关津驿站所在之地形成的集市，称草市，材料中没有反映相关现象，排除B项。材料中没有叙述突破空间限制的信息，排除C项。
（5）有人依据材料五得出“人口膨胀是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的结论，请加以评述。（2分）
（6）简要评述材料五中垦殖和利用土地的做法。（2分）
28 （15分）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明朝初年“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明太祖遂与日本断交，“专以海防为务。”
――陈梧桐主编《历史（必修Ⅱ）》
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重法。
――《明太祖实录》
到1395年，明朝使臣“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
――张燮《东西洋考・艺文考》
（1）依据上述材料指出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目的、内容与实质。（3分）
材料二
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著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
――《清世祖实录》
顺治二年，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t望，违者无赦。
――《台湾外纪》
（2）依据材料二指出清初实行“海禁”政策的目的、内容和实质。（3分）
（3）根据材料二指出清实施这一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1分）
材料三1684年康熙帝下令开放海禁，设立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并设立海关负责“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之事，但禁止枪械、军器、火药、硝磺的出口。
――陈梧桐主编《历史（必修Ⅱ）》
（4）依据材料三指出康熙帝统治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特点和影响。（3分）
材料四到1757年，乾隆帝下令规定外商“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一切外国进口货物一律由官方特许的“十三行”承销，内地出口货物也由十三行代购，进出口货物的价格概由十三行决定。外商不得和官府直接交涉，一切命令、文书都由十三转达。
――陈梧桐主编《历史（必修Ⅱ）》
（5）结合所学知识依据材料四指出1757年后中国对外关系的特点。（1分）
（6）依据材料一、二、四和所学知识试比较明清初期海禁政策的不同点。（4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A
2.D
3.C
4.B
5.B
6.D
7.C8.A
9.B
10.B
11.B
12.A
13.A
14.D15.C
16.B
17.D
18.C
19.B
20.A21.A
22.B
23.C
24.B
25.D
二、非选择题
26 （15分）（1）由官府垄断变为出现独立的工商业者，手工业分工更细。（2分）
（2）商品种类繁多；商品流通地域更广，超出一个诸侯国的范围，并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市场；商业中心一般又是政治中心，是政治中心的附庸；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4分）
（3）货币流通量少，布帛、谷物成为主要的商品流通媒介。（2分）
（4）城市中划有专门的市，市中有官员进行管理。（2分）
（5）禁止沿街开设店铺，市是专门的交易场所；有专门的政府官员对市场进行管理；市的交易活动有时间限制（3分）
（6）我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的一些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2分）
27 （20分）（1）图（a）反映的是刀耕火种，图（b）反映的是铁犁牛耕。（1分）铁犁牛耕更进步。（1分）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显著标志，它使农产品的产量有所提高，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2分）
（2）图②所示农具与图①农具相比，结构更加合理，回转灵活，能够调节犁耕深浅。（1分）农具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不断改进农具，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同时，农具的改进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古代农耕文明的重要成就。（2分）
（3）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耕作方式为铁犁牛耕、精耕细作；受制于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2分）
（4）个体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较为稳定；自耕农是国家赋税主要承担者，受国家保护；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2分）
（5）他的结论有些偏颇。人口增多是导致垦荒的重要因素，但土地兼并、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导致大规模垦荒的重要因素。（2分）
（6）垦荒增加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部分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大规模开荒破坏了生态环境。（2分）
28 （15分）（1）目的是防止“寇掠沿海”，加强海防。（1分）内容是禁止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鼓励外国来华与政府进行官方贸易。（1分）实质是实行政府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1分）
（2）目的是防止郑成功等反清势力与沿海地区的人民联系，切断沿海地区人民对反清势力一切物资供应。（1分）内容是不允许民间船只出海，禁止一切海外贸易。（1分）实质是针对沿海反清势力而采取的非常措施，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是真正的闭关自守政策。（1分）
（3）中国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对外来商品需求很少，这是清实行限制海外贸易的根本原因。（1分）
（4）特点：开放范围比较广泛，实行多口通商，但还有防范思想。（1分）影响：不仅吸引了外国商人前来贸易，也刺激了中国商人前往国外进行贸易，从而使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同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清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