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发展研究报告范文
时间：2024-01-12 17:41:1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乡村发展研究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大边疆战略视野下的“问题”分析
中国西部民族事务管理
中国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
美巴分歧和矛盾及两国关系前景
中印关系的若干问题
西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研究
新一轮西部开发与研究型大学的使命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自然资源补偿机制研究
发挥口岸在兴边富民中的作用
西部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实践研究
新时期西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论纲
西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研究
社会工作介入西部灾后农村社区扶贫的思考
西部大学生集体户籍管理问题研究
四川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的VEC模型分析
成都市人口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成都市残疾人生存与发展研究报告
成都市残疾人公共服务需求现状分析
残疾人的社会距离初探
优势视角下残疾人就业环境研究
四川省三峡外迁移民生计重建与社会融入研究
外来移民社会融合研究述评
从稳控到整合: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
汶川地震后成都市公民意识变化情况及其影响研究
社会工作对灾后社会建设的作用初探
非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的伦理困境探析
试析发展政策的包容性特征
西北地区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研究
浅析我国反贫困政策的改革之路
西部民族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现状解析
西部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及体系构建
西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刍议
西部电视选秀节目的特色与策略研究
欧盟碳排放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部大开发的立法完善与法制保障
西南地区民族纠纷的类型及法律应对
西部地方政府在中国—南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投资布局优化研究
西部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西部地区跨部门政府信息整合与共享机制研究
西部资源枯竭型转型试点城市华蓥市的调研报告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股权投资基金基地建设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有寺无僧”问题现状及对策
时期中国内地会西南边疆传教活动述略
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历史转折点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篇2
关键词农村；文化内涵；建设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11-0398-02
ExplorationonConstructionofRuralCultureConnotation
AN Yong-ru
（School of Management，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The measures of enhancing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connotation were elaborated，so as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related issues.
Key wordscountryside；culture connotation；construction measures
广大的中国农村，生活着全国人口60%的农民。加强当前农村文化内涵建设，是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1-4]，是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先进技术和举措与落后的农村文化素质矛盾的主要办法，是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从而为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5-6]。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地深化改革，为广大农民减轻负担、增加收入而实施不少农业扶贫政策和改革方案，但农村文化基础薄弱、农民文化素质低，使得农村的很多工作存在推动速度慢，工作成绩不佳，发展不连续等问题。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是农村发展进步的保证。农村农民文化内涵建设的成果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改革的成败。为此，搞好新时期农村文化内涵建设，是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与薄弱的农村文化的矛盾，解决制约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绊脚石，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应采取以下措施。
1搞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业转业培训
要发展三农，核心是如何解决好农民的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因此，大力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化沉重的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更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解决此矛盾，必须得解决农民的从业培训问题，解决沉重的人口负担，转为非农产业和城镇的人力资源并非就舍去了三农的发展，相反能更进一步促进三农的发展，通过从业、转业培训到就业，提高了农民的素质，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以此自然地链接城市与农村市场，通过培训实践就业对加强农村文化内涵建设、发展三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改变
制约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文化基础薄弱，跟不上当代农业发展的步伐。要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首先应该把如何提高农民农村文化内涵建设作为首要工作来抓，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当然在这个工作的实施过程中，运行成本和工作阻力较大，但是可以搞试点逐一推开来进行，或者转变政府职能、市场管理工作和通过政策引导优势行业反哺农业的发展。
3保护和挖掘农村历史风俗文化，为发展乡村文化旅游长廊作保障
历史上以农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曾是众多民间文化与工艺的舞台中心。民间的手工制作、戏曲、传统习俗等，都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文化，有的需要继承和发扬，有的需要发掘和保护，更需要的是充实其符合时代进步的内涵。尊重和发展好农村历史风俗文化，对有技巧地抓好农村文化内涵建设，发展三农有着非常大的意义[7]。
发展乡村文化旅游长廊，要让农民自己充分认识其宝贵性，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特殊文化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民间的传统的手工制作、戏曲、传统习俗可谓无价之宝，政府要进行引导和开发，并使其体现出具体的价值，让农民感到实惠。同时，进一步加工和包装，用来作为乡村文化旅游的代表性作品来抓，带动地区区域化特色经济的发展。
4支持和引导村民和村干部参加学历职业教育
要切实抓好农村文化建设，抽取部分年轻农民、村干部、农村妇女参加学历教育，切实做好文化扶贫。2006年，安顺职业技术学院与安顺市西秀区区委联合办学，成功举办了西秀区各村村干部“农业技术与农村行政管理”专业中职学历班，学员人数达342人，已于2008年完成第1期村干部学历教育培训班。通过教育培训，切实提高了村干部的素质；2007年，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又与关岭县举办了2007级学历教育班。通过这些学历教育，提高了村干和村民的素质，为三农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5建设乡村数字信息系统，切实做好“三百工程”
建成农村数字信息系统，实行村村通宽带，培育新型的信息化农民，使他们能利用现代互联网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市场信息、农业区域定位等方面的知识，组建自己的市场信息系统。成就自主农业发展，降低行政成本。同时，整合资源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开展“三百工程”是新时期“惠民、富民”实践中提出的具有一种典型意见的农村科技创新模式，它既具有科技服务的统一指挥职能，又具有科技服务的分散指导特点，其核心是整合农业科技资源、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科学技术的指导需要有诚信的企业、专家和科研院校去提高农村文化建设，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为农村生产力服务。文化扶贫要结合产业扶贫并驱进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6建设科技示范园，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科技示范园是采用先进的设施、先进的种植和养殖技术，可使农民、学生、游客等领略到现代农业全新发展模式。同时，生产的瓜果蔬菜、畜产品堪称绿色食品，倍受游客青睐。使园区成为科研、教学、实习、培训、推广、旅游的基地，是对农村文化内涵建设进行科普教育的理想场所。
为切实抓好“三农”工作，2007年，顶云乡党委政府决定在全乡大力推进土地“打包经营”模式，探索土地增效空间。在这个模式探索的过程中，政府发现规模经营土地不仅是整合土地问题，关键是农民的种植技术水平、养殖技术水平跟不上，于是引进安顺市安科种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顶云乡石板村建成了1个4 hm2的生态示范种植基地，取得很好的成效，带动全乡搞了多次农民科技种植示范培训，带动全乡农户种植蔬菜逾200 hm2，切实为顶云乡建设完成颇有成效的科技文化示范。目前，已有一批教授、专家进园开展科研、教学、生产活动，并引进了一批国内外先进的技术成果，旅游参观者络绎不绝。这种模式对于抓好农村文化内涵建设在培训效果上直观而迅速，有效促进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8-10]。
7结语
综上所述，建设新时代的农村文化，需要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赋予其新时代的主题。要引导广大农民，学习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现代社会基本知识；要引导他们有一种放眼国家发展，关心外部世界的思维；要引导他们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要引导他们培养法治观念、民主思想、公德意识和科学文化技术，使他们正确理解“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并为这个目标自我服务。中国农村最需要的是一种以开放思维、进取精神去做好新时期农村文化内涵建设。
8参考文献
[1] 赵学清.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N].人民日报，2008-01-15.
[2] 朱启臻.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1-15.
[3] 朱启臻，鲁可荣.乡村旅游与农村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1-21.
[4] 聂华林，张贡生，李泉.中国西部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5.
[5] 蔡.民生经济学：“三农”与就业问题的解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
[6] 邓鸿勋，陆百甫.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就业创业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1-5.
[7] 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4中国农业发展报告[M].北京：农业出版社，2004：1-7.
[8]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7.
篇3
[关键词]NGO 图书馆合作 图书馆协会
[分类号]G250
所谓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即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它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不靠经济利益驱动，其原动力是志愿精神。国际NGO自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从总体上被分为运动型NGO和倡导型NGO。运动型NGO是面向救助和发展的组织，倡导型NGO主要通过游说、激进分子的活动来唤醒人们的意识。
发达国家的NGO已经发展到高度成熟与完善的地步。以美国为例，活跃在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额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随着国际性大型NGO的不断发展壮大，它们将触角伸向中国，中国本土NGO也在这个大环境下不断创立发展起来。近年来，NGO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被中国的民众所认识，并在中国的公共服务、慈善公益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NGO与图书馆在“公益”性质上的广泛契合，NGO作为民间力鲢参与图书馆建设的事例就也司空见惯了，如著名的纽伯利图书馆、摩根图书馆、克里勒图书馆都通过非政府的力量建造运营。除了出资捐赠建造图书馆，美国的NGO还深入到图书馆的服务体系中，为读者提供一系列的公益服务。“全美图书募捐活动”就是其一，它是由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发起的，其目的是帮助学校图书馆丰富其藏书，为孩子们营造更好的阅读氛围。2010年，“全美图书募捐活动”一经发起就得到众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美国国家教育协会为全美44所学校图书馆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另外，其他43所学校分别获得了出版社给予的优秀图书捐助。
1 NGO在图书馆发展中的影响日渐凸显
1.1合作促进基层图书馆的发展
NGO与图书馆最广泛的合作形式是：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图书馆的建设。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尤为明显，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国家与省(州)、市级图书馆都是由政府兴办的，但大量的社区图书馆和特殊图书馆多为NGO组织所办，一些国家私立性质的大、中、小学数量大，特别是私立大学比例更大，它们所属的学校图书馆均属NGO之列。从绝对数量上看，国家与各级政府兴办的图书馆比例很小，大多数的图书馆具有NGO性质。同样，我国的市县(区)以下的基层图书馆建设一直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长期以来，除经济发达地区的社区图书馆有所发展之外，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社区图书馆基本上处于空白。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图书馆是NGO发挥作用最大的地方，NGO具有贴近基层、了解群众需求、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通过其筹措资金，解决馆舍与图书资料经费困难的问题，再由志愿者(或安排就业者)进行管理。
1.2通过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实现NGO与图书馆的双赢
NGO与图书馆的合作可以有多种渠道与灵活多样的方式，共同实现双赢。如：图书馆为NGO组织的活动提供文献信息服务和活动场所；也可以利用图书馆人群往来集中的特点，为NGO组织募捐或其他筹措经费等工作提供便利条件。NGO可以通过组织志愿者活动为图书馆的卫生、绿化或阶段性突击工作等提供人力资源；也可以通过国际NGO组织资助偏远贫困地区建设图书馆等。
1.3NGO模式正在渗透到图书馆事业发展中
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这一特征已经开始渗透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各种图书馆联盟的出现就是最典型的标志。2002年5月，由CALIS管理中心联合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22家高等学校图书馆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通过了成立宣言。该联盟以“整体规划、统一标准、联合建设、共享资源”为宗旨，制定了《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章程》，强调依据章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以联盟形式协调高等学校特别是部属院校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上的立场。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图书馆界已经很好地掌握了NGO的规则，并利用NGO的规则和组织形式对正在建设中的数字图书馆进行单边或多边磋商，协调立场，制定共同遵守的原则和标准。这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一个巨大进步。
2 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NGO
NGO在西方图书馆事业的成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较短，但已经开始对图书馆建设与服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无法忽略的因素。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
2.1NGO文献已经列入国家图书馆保存计划
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功能，一切具有历史记录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应该在图书馆中有所记录。NGO在参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产生的文献资料是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来源。活跃在中国的大型NGO，如香港乐施会、绿色和平组织、喜马拉雅基金会、自然之友、NGO发展交流网等，在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传播科学环保理念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会议文献、研究报告、社会调查报告、项目相关资料等，这些非正式出版物对于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2008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专门面向NGO公布了《国家图书馆致非政府组织(NGO)的一封信》，信中充分肯定了NGO在发展理念、组织架构、行动模式、项目运转机制和效果等方面资料的文献价值。国家图书馆计划系统采集国内NGO的相关资料，凡符合收藏标准的NGO文献，将被收入正式馆藏并永久保存。作为国家总书库的国家图书馆在此方面率先做出了引导作用，各级同样具有文献保存功能的省级大型图书馆，也应当开始重视与NGO在文献资源建设上的合作。
2.2NGO参与图书馆的实体建设
目前，已经有许多的国际与本土NGO参与了欠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设。例如，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下的中国青树乡村图书馆服务中心于2002年建立，负责中国各地青树图书馆的项目实施支持和协调督导。截至2010年4月，该中心已经在青海、甘肃、陕西、江苏、贵州、云南和山西7个省市自治区帮助建立了43所图书馆，其中18所中心图书馆带动了周围的25所卫星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和乡村图书站，并在北京设立了1个流动书库，为4所打工子弟学校服务。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机构也是一个本土NGO，其下的“乡村图书馆”项目自2003年由志愿者开始发起，致力于为改善乡村教育提供最为基础的公共教育设施。该项目计划为援建的每个图书馆配备适合当地实际需求的图书1000本，订阅2份报纸和4-5份杂志。同时，在图书馆的实际运作上，坚持方便读者、促进读者阅读以及管理员本地化的原则。
2.3NGO参与图书馆读者教育与阅读推广
公共图书馆需要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职能，但是，鉴于图书馆员数量与专业的限制，图书馆要进行特定的专业技能培训，必须得到其他组织的支持，而NGO可以很好地参与到图书馆的教育活动中来，提供专业的知识培训服务。2006年，国际NGO法国沛丰组织与北京西城区图书馆开展了主题为“潜力无限”的农民工计算机技能培训，图书馆主要负责场馆和配套设施的提供和对学员在图书馆培训期间的管理，沛丰则提供专人全职、全程对整个项目进行管理。这种合作模式不但拓展了图书馆的传统服务，也凸显了NGO的公益价值。
2010年，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乡村图书馆建设及阅读推广研讨会。在会上，奕阳教育研究所负责人张守礼将NGO支持乡村阅读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书本扶贫：现在已经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即阅读推广，不只是看书识字，还有阅读的方法与内容；在未来的第三个阶段，则必将是文化立人，参与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建，激活当地文化网络，重建公民社会。从2007年9月开始，立人乡村图书馆组织已经在湖北黄冈市蕲春县、河南信阳市淮滨县、四川巴中市巴州区、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建成5个图书馆，每个馆已经实现平均馆藏5 000册，每个馆成立义工小组和读书会，组织形式多样的以阅读为中心的课余活动。
2.4NGO对图书馆特殊人群的服务
每一位读者在公共图书馆内都有平等享受图书馆资源及服务的权利，对于一部分特殊人群，图书馆应当给予更多的关爱，而个体图书馆在服务特殊人群功能发挥上仍有不足，NGO的专业性可以弥补这一点。
“华声公益助盲志愿者团体”组建于2005年，是一个总部设在北京，以网络为平台，自发组织成立的民间公益志愿者团体。旨在帮助盲人接触社会、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及培训，改善盲人群体的生存现状。目前，该NGO正在筹建虚拟有声图书馆，包括海量的有声读物资源，用先进的流媒体技术和符合国际标准的图书馆管理软件，面向全国的盲人开放，提供给全国的盲人在线收听。目前已经完成硬件的调试安装，正在抓紧时间进行图书馆管理软件的开发设计。
2.5行动中的NGO――图书馆志愿者行动
志愿者行动具有强调自愿，广泛参与，讲求实效，持之以恒的特点，它充分调动了广大热心图书馆事业人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美国，图书馆读者意识很强，尤其是公共图书馆，读者在图书馆中地位很高，读者的利益和需求对图书馆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各地公共图书馆都建立了类似“图书馆之友”的群众性团体，例如波特兰市馆组织的“图书馆之友”就有3000多会员。“图书馆之友”是读者自愿参加的，一般是热心图书馆的读者，也有各区推荐的读者代表和当地名流。“图书馆之友”反映读者愿望和要求，帮助图书馆活动的开展，参加图书馆义务劳动，向图书馆捐款和向社会募捐筹款。
同样，在我国很多的省市图书馆中，也活跃着一支支志愿者队伍，他们积极参与图书馆的工作，无偿为图书馆提供帮助，为社会奉献爱心。如协助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书库管理，维护阅览室的秩序，打扫卫生，协助图书馆新用户使用终端检索操作，在大型图书馆进行楼层指引等服务。有的青年志愿者还利用自身的外语优势，为语言沟通障碍的国际读者提供翻译服务，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开展图书预约、资料查询等服务。
3 NGO与图书馆合作中的瓶颈
在我国，由于监管的缺失和NGO自我约束不足，使得NGO公信力不高；普通民众对于参与到NGO中的动力不足。也使得NGO难以吸引到优秀的人才来获得更快速的发展。纵然在与公共图书馆的合作过程中，NGO没有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但是却不可忽视一些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3.1资金与来源短缺
NGO是公益性的团体，不像政府那样有财政收入的支撑，也不能像营利组织那样有利润获取的途径。所有的NGO在投身中西部乡村图书馆的建设时，必须得到社会个人或团体的广泛捐助，这些NGO的社会资源均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在募捐的过程中，NGO对于项目实施的结果无法做到很好的把控，一旦资金链条断裂，便会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以至于影响到援助项目的进展。微笑图书室是在2003年5月由民间志愿者自发筹建的网上公益捐书平台。它号召热心公益的人们通过微笑图书室的平台向贫困地区的学生捐赠旧书刊或者捐款筹集新书刊，为孩子们提供课外阅读的机会，其负责人表示，这种通过网络募捐图书的捐赠力量微薄，对落后地区的阅读状况改善只能是雪中送炭。
资金匮乏对于整个NGO的群落来说是一个事关生存的普遍问题，目前，许多NGO希望通过改善与政府的合作模式来寻求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时在募捐的方式上更加开放，能够让更多的慈善人士参与进来。这种探索值得图书馆在与NGO合作时借鉴。
3.2志愿者服务时间短
对于国外的NGO来说，在中国开展项目时间受到限制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以“梦想行动国际”的“图书馆项目”为例，该服务项目的每个周期为三周，由于所招募的志愿者大多是留学生，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他们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样一来，图书馆所能够收到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
国内从事乡村图书馆合作的NGO，其志愿者大多通过招募的方式找寻，有志于扎根乡村的志愿者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志愿者在服务了半年或一年之后会选择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因此，不断招募新的志愿者是NGO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在志愿者交接的时候出现了空档，NGO与图书馆的合作也会暂时中断。
针对短期服务的制约，NGO目前的解决方式有两个，一是通过招募致力于长期服务乡村的志愿者，举办一些长久性的活动让乡村图书馆的项目能够维持下来；二是通过对当地人员的培训，让他们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从而实现乡村图书馆的长久发展。
4 充分发挥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作用，推动NGO与图书馆事业的合作发展
中国图书馆学会是由全国图书馆工作者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图书馆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在图书馆和政府之间充当信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虽然中国图书馆学会与政府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业务开展与组织形式具有典型的NGO特征，即不靠权力和经济利益驱动，其经费来源主要由会员交纳的会费、各类捐赠、政府资助、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以及各类基金等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草案第二稿，对图书馆的定义是：“向社会公众或者特定对象开放，具有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开发和服务功能的社会公益性机构”。NGO的基本宗旨是利他、关爱、公益，这与图书馆事业的目标是完全一致。NGO与图书馆具有相同的公益特性和相似的理想追求与奋斗目标，“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以有益社会为宗旨”，是二者共同的追求，它们完全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可以互动、互惠、互利，共同造福于人类。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常熟论坛”上，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办馆的个人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参会给论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给与会者带来了惊喜和感动，他们在这次论坛上受到的重视和展现的风采让人们看到了NGO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作为第三分会场的主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使人们对社会力量援助图书馆建设充满了无限憧憬与期望，无限感动与祝福，同时也有不尽的思考与担忧：社会力量以怎样的模式参与图书馆建设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基层图书馆是不是应该主动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
篇4
一、认真抓好条例宣传贯彻，全市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推进
2013年是新修订的《省防震减灾条例》贯彻实施的关键之年，全市地震系统上下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精神，研究部署防震减灾工作，着力解决防震减灾工作中的难题。
（一）开展条例的学习宣传。一是印发了《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省防震减灾条例>的通知》、《关于开展<省防震减灾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宣传活动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对条例学习贯彻进行部署，组织开展了条例的宣贯培训班和“学条例、履职责、强效能”知识竞赛活动，通过全员参训、以赛代训等活动的开展，让全市地震工作者熟悉条款、了解规定，从而更好地贯彻执行条例。二是向社会各界宣传条例。在《法制报》上刊登“依法防震减灾，共建平安”宣传我市防震减灾法制建设；省防震减灾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期间，利用电视台影视频道观众收看多、覆盖面广的特点，连续3天在黄金时段播放滚动字幕，提高条例在群众中的认知度，在市政府大楼门前摆放宣传展板，向机关工作人员宣传条例，让机关工作人员了解、关心防震减灾工作，从而更好地支持防震减灾。
（二）推进条例的贯彻实施。一是出台防震减灾指导性文件。在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精神的基础上，组织人员对我市防震减灾实际进行调研，以市政府文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意见》，确立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防震减灾工作的主要任务、工作重点、工作举措，为我市防震减灾工作依法行政提供了重要保证。二是行政权力网上透明运行。将防震减灾行政权力项目进行再清理，保留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建设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的审定》、《改建、扩建工程对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项目审批》和《在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开采地下水和注水审批》四个项目，制定了行政审批服务流程再造方案，缩短了行政许可时间，保证了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
（三）推进目标任务的落实。一是强化目标分解。召开了全市防震减灾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领导与各市（区）分管副市长签订了2013年防震减灾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将市政府与省政府签订的主要目标责任层层分解落实。二是健全跟踪机制。完善日常工作及时备案、目标任务季度汇报、重点工作进行点评等工作机制，建立了市（区）地震局长每季例会制度，回顾总结工作落实情况，提出下季度工作的主要举措。三是加强目标督查。8月以政府办名义印发了《关于对2013年度防震减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查的通知》，对各市（区）防震减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阶段性检查，9月组织召开了全市防震减灾目标任务推进会，总结、点评各市（区）重点目标任务的落实情况，确保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推动各项工作转型升级，防震减灾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
今年来，我局紧紧围绕市委确定的争创全省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美好的大局，立足现有基础，加大科技和经费投入，提振工作效能，全力推进防震减灾各项工作转型升级。
（一）地震监测研判水平不断提升。一是注重震情监视。始终牢固树立“震情第一”的观念，制定了《市2013年度震情监视和短临跟踪工作方案》，强化春节、国庆、十时段震情跟踪监测，全年共监测M1.0级以上地震119个。二是组织震情会商。按照月、季、年中、年度和临时震情会商规定，组织震情会商13次，编发《震情通报》13期，组织编写的《市2013年震情趋势研究报告》获全省第二名。三是指导市（区）台站的建设。主动服务姜堰强震台、苏姜堰10井数字化改造、泰兴测震、强震台和靖江形变台的建设，从与省地震局沟通联系到台站的规划建设，多次上门指导、跟踪服务。四是进一步做好群测群防工作。明确了乡镇分管防震减灾工作的负责人，明确了乡镇（街道）兼职从事防震减灾的工作人员，共跟踪处置非地震异常现象4起，新增宏观测报点2个。
（二）震害综合防御能力不断提升。一是抗震设防管理工作稳步推进。制定印发了《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管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今年来对主城区41个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实施了行政许可（其中地震安全性评价工程17个），靖江市依法对69个建设工程进行备案（其中地震安全性评价工程4个），姜堰市对56个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抗震设防要求进行了审核，（其中地震安全性评价工程8个）。二是活断层探测工作有序推进。成立了活断层探测与危险性评价项目工作小组，组织开展了项目的招投标，省地震工程研究院、北京震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并分别与我市签订了该项目的技术服务合同和监理合同，中标单位认真履行合同，组织人员编制项目的实施方案和监理规划，实施方案通过了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邓起东院士等八位专家的评审，近期将按照实施方案进场施工。三是推进地震安全示范社区、示范学校建设。指导靖江市城西等7个社区创建地震安全示范社区的创建工作，确保7个社区创建成省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开展对已创建成功的11个省级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回头看活动，确保巩固创建成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一是推进全市地震应急预案的修订和应急演练工作。先后与教育、卫生、住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部门联合发文，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城市基础设施经营管理单位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进行动员布置，全年共指导232所学校、93家医院、3个通信、3家供电、6个供水、11个供气部门的编制地震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管理。制定印发了市乡镇（街道）地震应急演练方案，指导靖江、姜堰、兴化、海陵、高港等地区的5个镇街开展了地震应急桌面示范演练，检验了预案可操作性，提高了部门协同应急能力，推进了地震应急工作在乡镇的开展。二是组织开展地震基础数据的收集录入工作。以市政府办文件印发了《关于做好地震应急基础数据收集工作的通知》，组织召开了基础数据收集工作布置会，多次上门收集整理，共整理表格40多套，输入和整理数据条目2601条，数据约12000多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基础数据收集录入上报。三是地震应急视频系统建成。认真做好了项目的论证、设计、招标、施工、调试等工作，实现了我市与省局及兄弟市信息互联互通、应急数据共享、同步视频传输，为增强我市应急指挥能力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四是开展地震应急处置与反思。受扬州4.9级地震发生波及后，我市及时启动有感地震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震情、调查受灾情况、派出现场工作组赶赴灾区援助，通报震情信息，释疑解惑,消除了市民的恐慌，维护社会稳定。组织召开了全市地震应急工作研讨会，研究和落实切合我市实际的应急措施，强化部门责任。承办了第五届省苏北地震应急协作联动区联席会议，认真开展地震应急检查工作，切实推动全市地震应急快速响应工作有序开展。
（四）防震减灾宣传工作不断加强。一是加强宣传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全国防震减灾宣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组织各市（区）委宣传部、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集中收看，进一步明确防震减灾宣传工作重点，制定印发了《全市防震减灾宣传工作意见》和“防震减灾日”、科普宣传周开展宣传工作的通知，认真部署宣传教育工作。二是借助媒介优势普及知识。在《法制报》登载宣传防震减灾工作的文章；争取“12345”行风热线上线机会，宣传地震知识，认真解答市民疑问；在影视频道常年普及防震避震知识。同时利用互联网传播快、覆盖广的特点，在门户网地震局网站上动态信息141条、震情信息133条。三是扎实开展“六进”活动。“512防灾减灾日”，在海陵区政府广场举行“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728唐山地震纪念日”，深入城南街道沁莲社区开展唐山大地震纪念日宣传活动，发放资料、播放科普专题片。组织人员赴高港、兴化中小校开展专题讲座，取了良好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市共发放宣传资料3万多份，组织大型宣传活动20多场，直接受众十多万人。
三、狠抓地震系统队伍建设，防震减灾工作效能进一步提升
干部队伍建设是做好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石。一年来，我局积极加强人才招引，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奋发有为、充满活力、风清气正的地震工作队伍，有力推动了防震减灾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作风建设常抓不懈。一是全面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党组书记与党组成员签订的2013年度“一岗双责”责任书，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防震减灾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积极配合做好组织、编制、审计部门做好了“三责联审”驻点审查工作。二是切实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及时调整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制定2013年度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计划，把预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制定市地震局党风廉政建设暨职务预防犯罪工作责任分解表，将责任层层分解、明确到人。组织开展风险点排查、观看廉政电教片等活动，将职务预防犯罪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三是认真抓好民主监督。组织召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开展述职述廉，接受群众民主评议；组织召开行风监督员会议，主动征求社会各界对防震减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强化监督。
（二）主题教育不断深化。一是深入学习领会十精神。组织全局人员全程收看十盛况，聆听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所作的报告，召开十精神学习宣传贯彻会，专题学习十报告。二是深入开展“三解三促”活动，局领导多次赴挂钩的海陵育才社区、兴化黄界村慰问贫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为促进社区、农村发展出谋划策，慰问金发放、工作经费支持，真正做到科学发展向上攀登，联系群众向下扎根；三是深入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开展“支部晋位、党员争先”、“党员义工服务”等活动，党员的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得到了全面提高；抓住全市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利契机，积极开展“六个一”活动，进一步增强全局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推进机关效能建设，开展“勤廉履诺强效能”大讨论活动，全局同志认真对照标准，查问题找差距，深刻反思工作不足，积极撰文建言献策，营造了良好工作氛围，有力提振了工作效能，有效推动了我局各项工作的发展。
（三）学习培训优化创新。一是走出去开展学习调研。组织各市（区）地震局长和市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赴丹阳市、连云港市地震局学习，拓宽视野，学习经验，推动工作的开展；二是业务培训。邀请市政府办李恺副主任对全局干部和各市（区）地震局部分人员进行公文写作培训，进一步提高全局人员公文写作能力；邀请省局监测中心、测震台网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市地震系统工作人员进行地震观测分析知识培训，提升专业水平。三是沉下心进行课题研究。“市防震减灾工作发展体系研究”课题作为地级市唯一代表在全国防震减灾政策研究成果交流与研讨会上交流发言，《市地震局年度地震趋势研究报告（2007-2013）》获省地震局2013年度防震减灾优秀成果二等奖，《地震谣传的成因分析与对策思考》在《大众社会科学》发表。
2013年工作打算：
全市防震减灾工作将围绕“党的十精神”的学习贯彻，以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为根本宗旨，以“防震减灾十二五重点项目”的有序实施为主要抓手，不断加强地震监测、震灾防御、应急救援三大工作体系建设，全力推进全市防震减灾事业科学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两个推进”。一是推进“12322防震减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12345政府服务热线接轨，实时接受群众防震减灾知识咨询，适时提供地震震情信息，实现地震信息网络管理、数据传输、信息服务与共享、政务信息传递与等。二是推进“数字化深井综合地震监测台阵”建设。重点做好2000米超深井前期论证，推进十二五重点项目的落实，形成区域地震前兆和测震观测台阵，实现对及周边地区地震异常变化的有效监控，提高地震活动监控和地震速报能力。
（二）“两个加强”。一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动。进一步加强与发革、住建、民政、卫生、公安、教育、民防等部门之间的联动，在重大项目安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应急物资储备、防震减灾宣传教育等方面，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二是加强防震减灾队伍建设。“以学习贯彻十精神为主线”，组织开展“争先争优争一流”为主题的专题研讨，形成防震减灾转型升级的实践与思考、加强和创新市（区）防震减灾社会管理的调查报告，认真谋划明年工作。招录1-2名业务素质好、掌握高新技术人才，组织开展全市地震系统人员及乡镇防震减灾助理员的轮训，为地震系统的转型升级发展注入新活力。
篇5
关键词：甘肃;信息消费;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36-0129-02
近年来，基于科学发展观理念，我国主动调整结构，加大对消费的投入，逐渐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到消费上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推进，计算机、网络、通信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即时通信、网购、移动支付等业务的迅速增长，信息消费逐渐成为社会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成为内需拉动的一大亮点。
同样，在甘肃省，信息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对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消费，成为未来消费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2012年我国信息化发展指数研究报告显示，甘肃省的信息化水平仍处于中低水平，落后于同处于西北地区的陕西和宁夏，因此有必要比较分析甘肃省各地区信息消费的情况，发现各地区信息消费存在的差异，为甘肃省更好更快地提高信息化水平作提供参考和建议。
1 甘肃省信息消费现状
甘肃省辖属14个市州、87个县区市，总人口为2 557.53万人，城镇人口为923.66万人，乡村人口为1 633.87万人。截止2011年底，甘肃省拥有网民700万人，网民普及率为27.4%，较2010年年底提升了2.6个百分点。
自2007年以来，甘肃省网民规模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互联网普及率也逐年上升，不过增长速度有所减缓;甘肃省网民规模与西北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明显，而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信息消费载体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高精尖技术成果已普遍应用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市场上的家用高清晰数字化彩电、家用电脑、摄像机等高档文化娱乐用品不断升级换代，加速了居民家庭文娱用品消费的快速增长。2011年甘肃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3.7%，增长了0.3个百分点;2011年底固定电话普及率为15.5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63.1部/百人。
2 甘肃省各地区信息消费差异分析
2.1 甘肃各地区信息消费水平差异
对于信息消费的测度，本文将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娱乐的总和视为信息消费。
根据《甘肃发展年鉴2012》的数据整理可知，甘肃各地区城镇和农村信息消费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金昌市城镇信息消费水平最高，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信息消费支出5 347.36元，其次为酒泉市;城镇信息消费水平最低的为临夏州，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信息消费支出仅为1 361.7元。
2.1.1 从各地区城镇信息消费水平看
从各地区城镇信息消费水平看，可以将甘肃各地区分为三个类别：
①金昌市和酒泉市属于高等水平。
②陇南市和临夏州属于低等水平。
③余下的则属于中等水平，包括兰州市、嘉峪关市、白银市、天水市等。
甘肃各地区农村信息消费水平与城镇具有显著差异，各地区城镇信息消费水平都高于农村。嘉峪关市农村信息消费水平最高，农民平均每人信息消费支出为3 001.939元，其次为金昌市;农村信息消费水平最低的甘南州，农民平均每人信息消费支出仅为347.04元。
2.1.2 从各地区农村信息消费水平看
从各地区农村信息消费水平看，可以将甘肃各地区分为三个类别：
①嘉峪关、金昌市和酒泉市属于高等水平。
②兰州市、白银市、张掖市、平凉市以及庆阳市属于中等水平。
③余下的则属于低等水平，包括陇南市、临夏州、甘南州等。
总体而言，甘肃省各个地区都存在城镇和农村信息消费水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在确保城镇信息消费水平的有效供给下，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投入，对于甘肃省各个地区以及全省的信息化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2 甘肃各地区信息消费结构差异
根据2012年《甘肃发展年鉴》相关数据统计，对于城镇而言，各地区人们对于信息消费的三项支出的顺序依次是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医疗保健。对于农村而言，各地区人们对于信息消费的三项支出的顺序依次是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对于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各地区城镇三项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大致相同，交通通信约占39%，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约占37%，医疗保健约占24%。而对于农村而言，各地区三项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差异较大。
对比城镇和农村，各地区农村医疗保健支出所占信息消费的比重普遍高于城镇，这与医疗卫生制度的深化改革相关。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普遍低于城镇，说明各地区对于农村的教育投入依旧不足，教育文化资源分配不合理;对于交通通信支出所占比重，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则不尽相同。
篇6
关键词：垃圾秸秆混燃分布式发电 经济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
引言
推广应用一个发电系统，其经济性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垃圾秸秆混燃分布式发电是一个新兴产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垃圾秸秆混燃分布式发电涉及分布式发电经济评估等许多问题，在具体发电工程建设中应采用合理的经济评估方法。以下从技术角度分析分布式发电对配电网网损的影响，又从经济评价指标和敏感性等方面分析了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另外，利用垃圾和秸秆发电，不但可以替代部分化石燃料，而且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还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1 分布式发电对配电网网损影响
线路中不同位置分布有若干负荷，配电网中负荷种类繁多，随机性强，因此DG存在线路不同位置对线路线损也有不同影响。
假设一段线路可分为n段,每一小段线路的阻抗为R i+jX i。沿线路将节点进行编号,从系统电源的0母线开始,依次编为1,2,……,n,相应节点的负荷功率为Pi+jQi。沿线路将支路进行编号,依次编为1,2,……,n,相应支路的线损为ΔPi+jΔQi。形成的配电网络如图1所示。图中第k个节点上,有一个注入功率为PDG+jQDG的DG。
图1.1 多节点恒功率配电网络
基于辐射状链式结构配电网的恒功率负荷模型，对配电网进行潮流计算，再根据潮流计算的结果，结合33节点标准配电网测试系统，得出分布式发电接入位置的改变对配电网网损的影响。
图1.233节点配电网络系统
取各支路的阻抗均为0.5+j0.5Ω,各节点的负荷功率均为100+j100kV・A，系统母线电压取10.5kv，DG容量取1000+j484kV・A，可得到DG放置在同一馈线的不同节点处的线路线损。
图1.3 DG位置变化引起的网损比较
由上图可知，加入DG之后，系统网损得到显著改善，由约325KW降到最低的约160KW；但同时可以看出，在同一馈线上，随着DG的注入位置与系统电源距离的增大，网损先减小再增大。所以分布式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要合理设计接入与运行方式，能有效减少系统线损。[12]
2 经济性指标及敏感度分析
经济效果评价是工程项目评价的核心内容。为了确保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研究经济评价的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天津市电力公司现行执行的天津地区售电价格标准,居民用电价格为0. 48元/ (kW・h)。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乡村人口年平均用电量232.2 kW・h，假设该地农村地区用电人数30万人，装机总容量与年发电利用小时数（以5000小时计算），计算出年发电量为7000万 kW・h。电费销售总额为3360万元/ 年。同时，根据天津市现行相关规定，垃圾处理的补贴为100元/吨，垃圾发电补贴为0.25元/ (kW・h)。设备的使用寿命一般为15 ―20 年，若取其寿命为15 年,并假定用户每年电费支出情况相同。依据这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来确定基准方案的经济参数。经过估计，该项目投资额为1.3亿（主要考虑设备价格，其他因素暂不考虑）。其余参数皆选取目前在国内己建的或已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垃圾、秸秆发电示范项目，计算中，先假设电价、燃料价格不变，假设分布式电源的容量可以满足电网的技术条件限制。
3 环境效益分析
采用垃圾秸秆发电不仅能够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目前，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垃圾包围城市的危险局面，由于垃圾处理不当已经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的随意焚烧给农村带来的环保问题也已日益严峻，由此引发的大气污染和消防安全问题更是危害巨大，经常会有秸秆燃烧引发火灾的事故发生。
利用垃圾和秸秆发电，不但可以替代部分化石燃料，而且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秸秆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其平均含硫量很低，可使得二氧化硫和粉尘的排放量大大减小。将垃圾在高温下焚烧和熔融，得到可燃气体，可燃气体和余热被有效地利用来发电。由于垃圾焚烧时炉内温度高达900℃～1100℃，垃圾中的病原菌被彻底杀灭，从而达到无害化的目的。垃圾焚烧后，灰渣只占原体积的5％，很好地做到了减量化。
有数字显示，运营一台2.5万千瓦的生物质发电机组，与同类型火电机组相比，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万吨，大大减轻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温室气体或有害气体的排放。燃烧后产生的灰分，每年可达8000吨左右，作为高品质的钾肥，可以直接进行还田，环保效益突出。此外，作为农民的生活用能，秸秆燃烧效率只有约15%，而生物质直燃发电锅炉可以将热效率提高到90%以上，显著提高了生物质的利用效率[14]。按照日处理1800吨二段往复式垃圾焚烧设备计算，年发电量可达1.6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4.8万吨，年减少氮氧化合物排放480吨、二氧化硫排放768吨。
4 结语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天津市农村地区建立垃圾秸秆混燃分布式发电厂不仅减少了配电网损，同时还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参考文献
[1]庞秀峰,牛焕生.浅谈垃圾发电在环保中的作用.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樊靓.推广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电促进可持续发展[J].消费导刊,2010，3.
[3]高育红.我国的秸秆发电[N].供用电,2009-1.
[4]刘.北京垃圾处理：无害化与资源利用并举.[N].中国建设报,2010-2.
篇7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要点
一、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克服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何构建生态城市和绿色人居?
（6）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7）怎样实现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6）本报告由于资料口径原因暂未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有关城市。
篇8
总人口不应等于“城镇常住人口＋乡村常住人口”
社会各界普遍认定或引用的中国2010年的城市化率约为47%，不少研究报告同时认为，今后中国城市化率的进程将放慢。为此，笔者试图找出这些报告中关于城市化率的数据来源或是否带有关于城市人口的统计调查及方法，但只发现关于城市化率的初始数据均出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人口数及构成”一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8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68%，这就是众人反复引用的城市化率，若按每年约上升1个百分点的历史速度，则2010年的城市化率应该略超47%。
那么，为何人们又认为今后城市化的进程会放慢呢？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0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1.04%，而2008年只增加0.72%，似有放慢迹象，加上今年出现的民工荒，容易让人猜想流向城镇人口数量的减少。
国家统计局对城镇人口变动数据的解释是“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得出”，其中，2005年是按总人口的1%进行抽样调查的，而对人口按城乡划分的依据是在所在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统计局解释，这是1982年以来所采取的统计口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乡村的常住人口加上城镇的常住人口肯定要小于全国总人口，因为总是存在一部分人，不住满半年会换一个城市，这部分人离开本乡、镇、街道已经半年以上，被统计为外出人口，但却没有同时被其他地方认定为新进的常住人口。这部分离乡人口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他们肯定未被统计到常住人口之中。或许统计局已经对这部分人的统计做了技术处理，但由于抽样调查本身也存在局限性，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城市化率数据提出质疑。
疑问之一，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大得难以置信，怎能留得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只有10.6%，但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达2970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8.1%（见《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均增加值为1.19万元，而二、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6.32万元，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后者的1/6。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投入产出比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疑惑，或许官方公布的2.97亿农业从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同时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劳务活动，还有就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以老弱为主。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看，在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中，51岁以上人员占比最大，达到25%。是否65岁以上的老人从事农业劳动的，也被统计为农业从业人员，普查公告中并未说明。
疑问之二，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为何如此之慢？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普查数据看，2006年末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13181万，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末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三年只增加1352万人。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2006年末的33880万人（统计局农业普查数据）降至2009年末的29708万人（社会保障部数据），三年累计减少了4172万人，若加上劳动力自然增长因素，即中国2000-2015年年均劳动人口增长率为0.9%（蔡，2006），则中国农村从业人员每年增长430万。如果按农业普查公布的其中70%务农计，则过去三年农业从业人员的自然增长应达到900万人，因此，农业从业人员过去三年累计减少507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690万。假定从第一产业退出的劳动力有10%失业，其余人员转而成为农民工从事二、三产业劳动，而官方公布的外出农民工与留在户籍地的农民工数量大约是2:1，则过去三年新增的外出农民工应该有3043万。由此推算，2009年末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1.62亿，而非1.45亿。
疑问之三，随迁的农民工眷属是否被纳入城市常住人口中？因为官方只公布外出农民工数量，但并未公布过农村外出人员数量，也许这些数据都是比较难统计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的分析表明：2005年14岁以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314万，那么至2009年末，这一规模很可能达到1500万了。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农村儿童进入城镇就读的数量会更多，并会带动老人进城照料小孩。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看，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不都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享受城市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如良好的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娱乐等。因此，农村非劳动人口进入城镇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如果与外出农民工的数量累加在一起，总数接近或超过2亿。若这一推断成立，那么农村人口数量将少于城市人口，我国的城市化率应该超过50%。
疑问之四，国内很多大城市都把控制人口规模作为政绩，制定了人口控制目标，但实际人口增长却大大超过控制目标，那么，是否存在某些城市的基层部门刻意低报常住人口规模的情况？控制人口是国家的长期国策，因此也成为各省市政府的政绩之一，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也会带来基础设施瓶颈、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及治安等诸多问题，故大城市都不希望人口增长过快，如北京市政府曾提出“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但事实的情况却是，大量的中西部人口流向东部大中城市，大大超过原先的控制目标，因此，中国东部城市的实际常住人口可能还要大于公布人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新移民的数量难以统计，另一种可能则是，城市基层机构刻意压低本区域流入人口数量，以完成下达的人口控制“指标”。
因此，统计中国城市人口数量的有效办法是调查中国农村的常住人口，因为农村人口是净流出的，且往返流动性不大，便于统计。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城市化率，它或许比目前统计局公布的计算方法更能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
城市化率=（总人口-农村常住人口）/总人口
考虑到农村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人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但没有离开本乡，可以认为，这部分人也已经“被城市化”了，可以从农村常住人口中除去。按官方统计，2009年这部分人的数量是8445万。如果大家认同这个算法，则中国的城市化率又可以上升6个百分点。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构成看，其中39%是工资性收入，可见，中国农村如果没有二、三产业提供就业机会，则难以生存。
每当我们跑到农村，会发现居住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人比例很低。农村发展的滞后超预期，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我们所听到的数字要高得多。当我们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最严重的国家时，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期望第六次人口普查能够提供农村人口的确切数据。
经济与人口政策应和
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相一致
目前，全球的城市化率为51.3%，其中，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中国官方公布的只有45.68%（附图）。
但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二大国，并有望在今年或明年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此外，中国出口总值已是全球第一，每年人口的流动量也是全球第一，如此好的流动性，不大可能出现半数以上的人口还在农村的社会格局。当今年再度出现民工荒，不少学者又开始判断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时，我们又怎样解释“低城市化率”与“农民工短缺”这两个不应同时出现的命题呢？
笔者还是倾向于中庸的判断，即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农村的闲置劳动力依然不少，但城市化率却被明显低估了。虽然我也认同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的观点，但这种差距并非大得惊人。例如，中国目前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3%、46.3%和43.4%，这一比例对应的城市化率应该在55-65%之间，而笔者估计的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在50-55%。造成城市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还是与我国的人口政策、户籍制度与经济政策等相关，如人口政策主要就是计划生育制度，这一制度显然不鼓励人口流动，而户籍制度本身也阻碍了人口流动。
同时，我们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城镇化政策实际上也是导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发展中西部地区和在本乡本土实现城镇化都是增加城市人口的有效途径，但在中西部地区，要让1万农民变成城镇居民，其投入成本也许是东部地区的好几倍，因为中西部的产业配套、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条件等都难与东部相匹敌。中国与日韩的共性就是人多地少，但我国中西部地区还面临水资源匮乏等诸多问题，自然条件比日韩差很多。日韩基本采取了人口集聚在某一区域的方式，如首尔土地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0.6%，人口却占全国的21%；东京人口35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25%，而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是全世界所有首都中最低的。经济和人口的集聚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如法国最大城市巴黎的GDP占法国GDP的30%，东京、首尔、纽约等大城市的GDP均超过本国GDP的10%以上，而上海却只占中国GDP的4%，北京更低。据统计，全球50%的GDP是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的。
篇9
日前，一直在试图向服务业转型的海尔集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2011年10月19日，海尔电器宣布与英国家居用品及百货零售商Home Retail Group订立协议，成立合资公司，海尔电器与Home Retail Group 各占合资公司51%和49%的权益，2012年起合资公司在中国以“Argos”品牌发展多渠道百货零售业务，高调进军零售市场。“Argos”究竟与海尔的服务转型有何关联？海尔此举的深意又是什么？
布局销售渠道，海尔加速服务转型
梳理近年来海尔在渠道领域的种种举措不难看出，“Argos”很可能是海尔渠道大格局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日日顺商贸，直取三四线市场
海尔的渠道布局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为了占领中国广大的三、四级市场，海尔集团在上海全资成立了日日顺（上海）营销策划有限公司。2006年，上海日日顺营销策划公司与现任的海尔电器COO李华刚合作，共同成立了河南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之后，河南日日顺下设合肥日日顺、江苏日日顺以及青岛日日顺3家控股子公司，在以上四个区域开始布局农村市场。截至2010年，日日顺在全国已发展了7000多家县级分销网络和3万家乡镇级网点，并在13万个乡村建立了村级服务联系站，县级覆盖率达90%以上，镇覆盖率达65%以上。除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的县镇没有布点外，全国其他省份的三、四级市场都已布局完毕，其中山东、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的布点相对密集。
日日顺商贸并非单一业态，其渠道业务目前由日日顺电器、日日顺E家及日日顺乐家三个板块组成。其中，日日顺电器和日日顺E家（主营3C产品）都是相对常规的零售业态，而日日顺乐家的业务模式与Argos非常类似，主要依靠“产品目录册＋网上商城＋加盟店”多渠道复合模式来销售百货商品，顾客可以通过浏览产品目录或网页选择商品，然后由日日顺把货送到客户家中。
通过在三、四线市场全方位、多业态的布局，海尔日日顺已经逐渐成长为集店铺、网络、目录销售、物流、售后服务于一体的渠道综合服务商。
海尔专卖店，贴近广大社区居民
家电专卖模式并非海尔首创。2004年2月，格力和国美发生摩擦，董明珠不满国美不打招呼且无休止的“砸价儿”行为，断然下令停止向国美供货，黄光裕则针锋相对，随即向全国销售分支了“把格力清场、清库存”的决定。双方矛盾骤然升级，关系急剧恶化。经过这场“闪电离异”，格力由此走向了自建专卖店渠道的运作模式，而这一模式很快成为国内其他家电巨头效仿的对象，海尔、美的、长虹等一系列家电品牌专卖店短时间内在国内市场遍地开花。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海尔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长期以来，它们同样不满国美的“专横霸道”，但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只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此次借国美、格力的一场大战，“海尔们”趁虚而入，兵不血刃即解决了渠道的依赖患，实现了自身销售渠道的多元化，同时，它们在大卖场的利益也丝毫没有受损，每年还是一如既往地能拿到国美和苏宁的订购大单。
与“大而全”的国美、苏宁不同，品牌专卖店走的是“小而专”的经营路线，这种路线并非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一种完全符合渠道发展潮流（两极分化）的商业形态。以海尔为例，截至2011年底，海尔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专卖店数量已有6000多家，乡镇级专卖店有28000家。目前，海尔专卖店的网络体系已基本搭建完毕，海尔从中也受益匪浅。
Argos，专注于一、二线市场的目录销售
与传统的单一渠道模式不同，Argos零售采用的是虚实融合的销售模式，具体包括店铺销售、网络销售、目录销售、电话下单、用户自己提货或公司为用户提供送货到门等多种形式。从海尔在渠道方面的一系列布局，我们不难看出Argos今后在中国发展的一些端倪。
其一，Argos零售很可能主打我国的一、二线市场。如前所述，Argos开展的是多渠道百货零售业务，这一点与海尔的日日顺乐家非常类似，同样的商业模式，海尔不太可能进行重复布局。加之在自主渠道领域，一、二线市场本来就是海尔的短板，因此，海尔极有可能将一、二线大中城市作为Argos未来发展的主战场。
其二，Argos很可能主推目录销售。虽然采用的是多渠道模式，但目录销售才是Argos的最大亮点。参考Argos在英国本土的相关资料可以得知，Argos的店面通常都很小，只有几百平方米，店内没有货架，布局简单，商品被储存在与店面临近的仓库中，顾客无法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取而代之的是几十台小型电子查询器，以及摆放在门口显眼位置的一本本厚厚的购物导向目录，人们在路过店面时可随手拿取这些免费目录，以便回家后慢慢翻阅和挑选。
毫无疑问，海尔看重的也正是Argos这种独特的销售模式。目前，我国一线市场相对成熟且竞争激烈，国美、苏宁几乎垄断了家电的店面零售，京东、新蛋们则在互联网市场占得了先机，一味强攻的话，海尔基本没有胜算。如此一来，目录销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差异化手段，这种方式对于不会上网或不方便出行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目录销售的市场究竟有多大？理想地看，所有的非网民都有可能成为Argos的顾客。根据CNNIC最新的研究报告，截至2011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13亿人，如果按15亿的总人口计算，Argos的潜在用户数量应该在10亿人左右，再加上网民中可能的购买者，这个潜在用户的规模会变得更为巨大。
当然，目录销售并不是Argos的全部，服务则是其最大特色。比如，Argos门店提供了一些电脑，顾客可以按操作提示使用信用卡支付货款，取下自动打印的小票后等候叫号取货，这样就省去了排队付款的麻烦；又比如，顾客可以通过24小时购物热线和网站来订货，其实这并不新鲜，但关键的是，顾客可以查询任何一家Argos门店的商品库存、门店的地理位置、商品价格和其他信息，这让很多不愿出门购物的人感到非常方便。另外，Argos还为残疾人提供了CD版的电子目录等人性化服务，若残疾人有其他需求与不便，只要拨打电话或在店内告知员工，Argos都会尽量满足。
海尔转型的背后
从品牌制造到渠道运营，这是一个不小的跨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海尔决心从一个单纯的品牌制造商转型为一个渠道综合服务运营商呢？
第一，家电行业的未来走势迫使海尔转型。
2010年，受益于“家电下乡”及“以旧换新”等相关政策，我国家电行业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增长。2010年，国内家电市场零售总规模达到10400亿元，家电市场增速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8%。然而步入2011年后，家电行业的成长势头开始减缓，根据中怡康数据，2011年上半年，国内家电市场销售规模达6123亿元，与2010年同期增速高达23.9%的情况相比，2011年上半年的整体市场增速下滑了11.1个百分点，而且这一局势仍在持续恶化中。数据显示，2011年10月，原本上半年成长势头较好的白电又出现集体滑坡，电冰箱、洗衣机、空调三大白色家电产品的国内销量全线下滑，与2010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9.64%、8.17%和12.11%。分析人士表示，整个家电业正在减缓快速扩张的步伐，甚至开始集体收缩。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国家补贴政策也不再给力。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已于2011年12月31日截止，而后续替代政策至今尚未出台。同时，山东、青岛、河南、四川三省一市的“家电下乡”政策也于2011年11月30日如期结束。尽管部分省市（比如浙江省）的“家电下乡”政策延续到2013年年初，但全国来看，政策的影响力已呈现出减弱之势，2012年乃至2013年的家电市场一位数的较低增速基本可以预期。受行业减速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的问题已经被充分暴露出来，甚至被放大为企业危机。2011年年底的美的“裁员门”就是这种大环境下的一个缩影。据悉，2011年12月，美的裁员的规模涉及美的制冷家电集团60多家各地销售公司，裁员幅度在40%以上，有些超过了60%。美的大幅裁员与公司前期过快的发展速度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家电行业持续恶化的市场环境所致。
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环境，海尔的市场表现总体尚可。据统计，2011年第四季度，海尔公司的冰箱、洗衣机增速都高于行业水平，空调增速与行业相当，公司整体仍保持增长，但增速慢于第三季度。迫于形势的压力，海尔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海尔对各地工贸公司的人员进行了考核，部分业绩考核靠后的员工将被辞退，然而通过辞退员工降低成本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治标不治本，业绩提升的关键还在于摆脱对实物产品的单纯依赖。如此看来，海尔转型渠道服务商，向产业链的下游寻求发展机遇不失为明智之举。通过海尔在人员调整中的一些细节，我们也能看出它的这一转型思路。比如，海尔把人员调整和渠道转型相结合，将此前面向电器连锁、社区店和精品店渠道的员工，部分调整到日日顺等其他渠道中，以充实自主渠道力量。
第二，市场竞争压力逼迫海尔转型。
2004年，海尔集团年销售收入首度超过1000亿元，此后海尔进入缓慢的发展阶段，2007年销售收入上升到1180亿元，2008年才跨过1200亿元的销售门槛。此外，作为海尔集团核心的家电业务的市场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空调业务被美的和格力远远超越，冰箱和洗衣机业务也被美的步步紧逼，2010年美的集团收入规模已超过千亿，这一数字直逼海尔的1357亿元。
提升业绩已是当务之急，目前看来，海尔电器是此次转型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从2010年8月底到2011年6月，海尔基本完成了对日日顺自主渠道的全面整合，且这一整合的成果已经在公司的经营业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海尔电器2011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公司销售收入达241.49亿元，同比增长67.9%，其渠道综合服务已取代洗衣机成为销售收入的最大来源。其中，以日日顺为主的渠道综合服务业务的收入同比骤增123.9%，达到222.34亿元。从分类收入构成看，渠道综合服务已占海尔电器2011年上半年总收入的76%，而洗衣机和热水器分别只占18%和6%。
同时，海尔电器的服务转型也得到了风险投资的认可。2011年7月29日，经过三个月短暂接触后，海尔电器与凯雷亚洲基金III就战略合作一事签署了备忘录。凯雷投资将以可转债和认股权的方式向海尔电器注资，总价值超过1.省略）
篇10
论文摘要：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农民在基本解决生存问题之后如何获得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农民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价值目标。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在内的、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理应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优先路径选择。公共财政应重点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领域。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理论界尚未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以解决农业问题为中心，首先投资于农业，如补贴农业生产，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目标是让农民增收，目的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形成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中心，首先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整治、文化建设等，改善人居环境，把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目标是让农民安居，目的是打造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基础。笔者则认为，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新农村建设应以人为本，以促进农民的发展为首要任务和根本目的，首先投资到关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质量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等领域，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只有这样，农业、农村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才有可能。
一、农民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价值目标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WWw.133229.coM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应加以区别。1980年代以前，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保障粮食安全是首要任务。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农业不仅供养了世界上多于21%的人口，并且自1997年以后，每年农产品净出口50亿美元左右。总体看来，当前农业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但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远没有解决，表现在农民数量庞大、收入低、就业难、地位低，不能同等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同步融入现代化进程，甚至存在日益边缘化的情况。应当说，中国“三农”问题的主导方面和相互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之首。
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许多人认为是收入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困扰8亿农民的不仅仅是收入低，更根本的是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所能享受的公共产品不足乃至严重匮乏，在就业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遭受歧视、排斥等。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不仅表现在收入和财产差距上，还表现在就学、就医和就业的机会不同，以及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差异方面。2000年全国普查数据显示：城市15-64岁人口中从未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口比例为2.5%，而农村为8.7%；城市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14%，而农村为38%；城市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均受教育年限10.2年，农村为7.3年。此外，农村人均期望寿命比城市低6岁，农村儿童和孕产妇的死亡率比城市高一倍。2001年，城市新生儿死亡率为10.6‰，农村为23.9‰；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人33.1，农村为61.9；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6.3‰，农村为40.4‰。2005年，中国城市人类发展指数为0.81，农村为0.68，后者只有前者的83%，差距明显。①
收入的不平等多源于机会的不均等，“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行为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而国家80%的公共卫生资源投放在城市；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③义务教育人口的60%在农村，却只有不到25%的资源用在农村。1999年，初中升普通高中的比例，城市为55.4%，县镇和农村为18.6%，相差38.6个百分点，2002年两者差距拉大到46个百分点。④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匮乏，就学、就医、就业的不可及性，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农民的发展成本，降低了农民及后代改变生活现状的可能。
可见，农民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收入问题，而是以收入、就业、教育、健康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性问题，实质是农民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如何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阿马蒂亚·森认为，追求发展的目标应该是能力而不是收入的提高。虽然能力和收入会随着个人年龄、性别、社会角色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形成较大的差异，但能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失去获取收入的可能性，进而失去将收入转换为发展的可能性。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和现实行动。为了13亿中国人的福祉，新一届政府勾画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崭新理念，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上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之路。在此背景下启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拉动内需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保持农村稳定的无奈之举，而是推动农民现代化的长远战略，旨在改善亿万农民生存和发展状况、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发展农业生产、进行村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但如果农民得不到发展，即使修了路、建了房，新农村迟早还会变为旧农村；即使脱了贫，还会返贫。近现代长达百年的乡村建设经验与教训说明，如果没有对农民发展权利的尊重和发展能力的培养，仅靠直接的物质投入，并不能使贫穷消亡、落后根除，难以使农民走上自信、自立和自我组织的发展道路。只有农民自身发展了，他们才会有信心去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新农村建设才有可持续性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没有为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而对农民的人力资源投资，新农村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很可能遭遇严重挫折。因此，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目中有人、心中有人、以人为本，一切工作都应该以促进农民的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提高农民发展能力、创造农民发展条件、完善农民发展保障为中心。
二、投资于农民的教育与健康：新农村建设的优先路径选择
人的发展，主要是人的发展能力提升，包括了多方面的含义：一是健康长寿的能力；二是获得文化、技术和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三是摆脱贫困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⑤人的发展能力主要是由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决定。教育赋予人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健康的心灵和人格，是人得以发展的动力。健康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内容，是人得以发展的源泉。良好的教育和健康标志着良好的生活质量，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新农村建设应该以人为本，把促进农民的发展、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首要任务。
1．教育与卫生医疗是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始终把投入重点放在了城市，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短缺。自1980年代以来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和卫生医疗市场化改革导致教育、医疗费用飞涨，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湖南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孩子从进学校门到高中毕业，在1980年代共需数百元，1990年代需8000元，到2004年则需3万元。据安徽省城调队调查，按某县2004年2668元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培养一个大学生相当于该家庭一个劳力18年的纯收入。⑥全国农村人口中40%到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⑦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对农户的需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减少子女上学费用是农户高度关注的问题，——河南省西平县高达93.33％的农户关注；陕西省大荔县87％的农户关注；陕西省宝鸡县83.3％的农户关注，浙江省上虞市80％的农户关注。对于增加医疗点，减轻看病负担，陕西省宝鸡县农户关注率达到90.7％；河南省农户的关注率为72.22％。⑧“上学难，看病贵”是农民生存、发展面临的基本难题和最迫切希望解决的实际问题。公共财政应首先满足农民最基本和最迫切的公共需求。
2．教育与健康投资回报率最高。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指出，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在内的、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投资应该看成是生产性投资。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重要。⑨在新农村建设中，投资于农民的健康和教育是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其一，能够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教育支出、医疗支出是当前农民最大的两项货币支出。2005年农村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到总收入的30%。⑩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和免费公共卫生服务，相当于是通过减少支出而增加农民收入。若每年减少100亿—400亿农民的教育负担，等同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到2个百分点，其效果不亚于减免农业税。(11)其二，经济效益最高。钱克明的研究表明，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资，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而每增加1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仅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6.75元。且政府每增加1元的农村教育投入，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12)教育投资还能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和进城打工的机会，提高工资水平，“每增加1年的教育，农户平均工资性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000元。”(13)樊胜根的研究也表明，农村“公共投资领域，教育投资效果最显著，同时对农业、非农业以及整个农村经济增长的回报率也很高；农业科研推广投资使农业生产大大改善；对农村通讯、电力和道路的投资同样对农村有较大影响；灌溉投资对农业生产增长的影响不明显”。(14)其三、惠及全社会、社会效益好。教育和公共卫生是正外溢性很强的公共产品，投资于农民的教育和健康，实际上是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受益的是13亿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农民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的提高是吸引物资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能够增强国家的市场竞争力，使工业、第三产业和城市从农民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15)另外，投资于农民的教育和健康还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如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全民福祉的增益，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3．我国已具备投资于农民的健康与教育的财政实力。周洪宇的研究表明，以现阶段实行的义务教育减免标准计算，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共需经费合计约634.3亿元。中国2006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大约在6770亿元左右，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只占9.37%。随着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逐年减少，中国gdp持续快速增长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逐年增加，到2007年左右完全有条件在农村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制度。(16)按照亚行的最近估计，我国每年只需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就能保证中国2500万最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为1.2亿农村学生支付9年的学费，为7.7亿农村人口建立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17)经过20多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已具备为农民提供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实力。
4．国际经验的启示：教育和医疗应当优先。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最先关注的是农村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农产品价格维持；其次是创造农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最后才是如何确保农民收入（曾祥炎，2005）。教育和医疗是这些国家共同的优先选择（见下表）。这说明农民的人力资源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前提要求和战略性因素。西奥多·w·舒尔茨的研究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无独有偶，韩国人认为，“新村运动”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把新村教育作为“新村运动”的核心。韩国在1972年成立研修院，负责培训“新村运动”的骨干，培训内容涉及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市民教养等内容。韩国还在村村都建立起“村民会馆”。通过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协力”的思想观念。
投资于农民人力资源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对非农民投资的社会收益，而对非农民人力资源投资的私人收益高于对农民投资的私人利益。中国农民多年来用自己的创造的农业剩余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为国家繁荣、稳定做出巨大牺牲。现在已经到了回报农民，以人力资源投资“反哺”农村和农民的时候了。国家应创造条件并鼓励非农民特别是城市高收入居民自我人力资源投资，将公共服务投资重点转向农民。
三、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
农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和卫生服务分别表现为不同属性的产品，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和支出重点应当有所限制和有所选择。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各类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中，层次越低，其公共性越强，收益的外部性越强。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其基础性和外溢性，一般被视为公共品。公共卫生服务所具备的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考量社会的需要、支付的成本、个人负担的能力和政府的财政状况，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应该是财政投入的重点。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投入机制。这一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首先表现在总体投入水平偏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合计1.93亿人，占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总数的78%，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义务教育学生的61.8%在农村，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还不足30%。这样的经费投入比例显然是不合理的。2003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1365亿元，比实际基本需求相差476亿元。其中公用经费缺口310亿元，校舍维修经费缺口95亿元，特困地区专项补助经费缺口44亿元，其他则为人员经费缺口。(19)《中国教育报》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有58%的农村学校危房改造经费无法落实，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而缺少课桌凳的小学也接近40%。(20)其次，在这种体制下，乡镇负担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78％，县财政负担9％，省地负担11％，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21)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62%的财政收入，但基本摆脱了负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占全国财政总收入22%），却负担着87%的义务教育投入。(22)相当多地区的乡镇财政不堪重负，农民负担过重。“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不可能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无法使农村义务教育走出困境。促进农村义务教育，首先要加大投入，要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财政投入的重中之重。其次要构建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义务教育作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以中央和省级政府提供为主，地市级政府适当配套。中央财政应重点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不发达农村地区教师工资和经常性运转经费应由中央负担；欠发达农村地区教师工资应由中央政府负担，经常性运转经费应由省级负担，学校基本建设则由基层政府负担。
中国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重城市、轻农村，重治疗、轻预防”。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开支380多亿元，用在城里的是84.5%，用在乡镇卫生院的不到60亿元，只占15.5%。(23)政府拨款的68%用于医疗，22.7%用于公共卫生，而且主要集中在县级预防保健机构，对村级卫生机构的财政支持极少。多数村级卫生机构基本不存在，大部分村级卫生室私有化。2000年政府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卫生方面的资金总额还不到2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只有2.5元。(24)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普遍通过“有偿服务”进行“创收”，导致本应无偿提供的一些公共卫生项目变成了有偿服务，影响了预防保健措施的落实。公共卫生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公共卫生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整个人群和国家的医药费用，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高效率。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政府可实施的效益成本比较高的卫生公共干预领域包括：幼儿疾病免疫、学生卫生服务、家庭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健康教育、艾滋病预防。在县、乡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为保证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中央和省级财政应担负起维护农村公共健康安全的职责，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援助基层政府行使这一基本的政府职能，逐步实现城乡公共卫生服务的大体平衡。当前农民的医疗服务消费行为基本表现为“小病不出村，大病到县及县以上医院”，近60％的门诊服务是由村卫生室或私人诊所提供的，仅1/4左右是由乡卫生院提供的。(25)重建村级公立卫生室并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对于改善乡村人口的健康指标，是一种最有效率的投资（朱玲，2000）。与私立医疗点相比，村民共有的卫生室除了提供医疗服务以外，还能够更有效地承担群体预防、保健知识传播和组织改善环境卫生活动等多种社会功能。村级公立卫生室如同村庄小学一样，是农村人口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一个组织保证，各级政府应该保证村级公立卫生室像村庄小学一样有稳定的财政支持。(26)
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等：《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第6页、46页、55页、6页。
②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迟福林：《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a]，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民权益保护》[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④同②，第46页。
⑤同上书，第3页。
⑥迟福林：“强化以提高人口素质为重点的农村公共服务”[n]，《经济参考报》2006年6月24日。
⑦徐勇：“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第3-8页
⑧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报告”[j]，《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7期
⑨[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
⑩韩俊：“建设新农村中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若干问题及政策建议”[j]，《改革》2005年第10期
(11)“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中国有财力承担”，《南方周末》2005年3月10日。
(12)汤灿晴等：“农村教育:问题与对策”[j]，《农村经济》2004年第5期第86-88页。
(13)李国祥：“我国农户要素资源收入贡献的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11期。
(14)樊胜根等：“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13页。
(15)dreezeandsen，1989，hungerandpublicaction，pp.206-210，clarendonpress，oxford.
(16)艾启平：“中国有财力在全国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中新社北京2006年3月4日电。
(17)征庚圣等：“统筹城乡发展完善乡村治理”，《经济参考报》2006年4月22日。
(18)曾祥炎：“工业反哺农业应遵循农村经济发展次序”[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第4期第15-18页。
(19)程刚：“义务教育法有望做修改将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n]，《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19日。
(20)张玉林：“从数字看教育不公”[j]，《中国改革》2004年第12期第22-24页。
(21)张德元：“农村‘知识贫困’与教育资源配置”[j]，《调研世界》2003年第7期。
(22)吴明熹：“公平：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n]，《中国教育报》2005年8月8日。
(23)陈锡文、韩俊等：“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24)张元红：“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与筹资”[j]，《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