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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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酒精；TNF-α；NO；PGE2；动物实验

文章编号：1009-5519（2007）08-1108-03 中图分类号：R363 文献标识码：A

经口摄入酒精可直接损害胃黏膜上皮的脂蛋白层，使胃黏膜屏障受损，加上胃液中氢离子回渗入黏膜上皮细胞，导致组胺、5-羟色胺和肝素释放，引起黏膜下动脉短路，毛细血管压力升高与通透性增加，最终出现黏膜充血、红细胞渗出、胃黏膜糜烂出血，甚至浅表性溃疡；过量饮酒又可引起幽门痉挛，延长胃排空时间，易引起恶心呕吐，胃镜下常表现为急性出血糜烂胃炎[1]。近年研究表明，胃黏膜的损伤与组织中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的减少、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的增加有关[2]。

本研究利用酒精定量灌胃制作急性酒精性胃黏膜损伤动物模型，观察不同时点(0、15、30、60分钟)大鼠胃黏膜的病理与TNF-α定位和血中PGE2、NO动态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8周龄雄性Wistar大鼠24只，体重(170±10)g，由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提供，每笼8只，分笼饲养。按昼夜时程，在室温及稳定湿度条件下，用平衡饲料喂养1周。随机分为对照组、酒精组各12只。

1.2 实验方法：

1.2.1 动物模型及胃液量、胃黏膜损伤指数计算：各组均采用经口插管灌入法，酒精组灌入50%乙醇10 g・kg-1；对照组灌入同容积生理盐水。于0、15、30、60分钟分别处死各组3只大鼠，心脏采血测定血清NO及血浆PGE2；剖开腹腔，结扎胃贲门和幽门，先测胃内液体容积，然后计算胃黏膜损伤指数。胃黏膜损伤指数：每组每时点将大鼠剖腹取胃,沿胃大弯侧剪开，生理盐水洗净后展开并在塑料平板固定。采用小格图纸法计算胃黏膜损伤面积，损伤指数（LI）定义为损伤面积占胃黏膜总面积的百分比。

1.2.2 病理学检查：取糜烂明显的胃黏膜（0.5 cm×0.5 cm），用中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制成4 μm的连续切片，做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胃的病理学改变。每张切片测量至少选取5个视野，包括中央和四周。

1.2.3 免疫组化ABC法测定TNF-α：链酶抗生物素-生物素(SABC)试剂盒及3，3-二氨基联苯胺（DAB）显色试剂，均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按常规免疫组化染色，石蜡切片二甲苯透明，梯度酒精至水，3%过氧化氢孵育20分钟，PBS洗5分钟，共3次，微波修复30分钟，加入正常血清封闭液，37℃孵育30分钟，然后加入一抗TNF-α（1∶100稀释），4℃过夜，PBS洗5分钟，3次，加入生物素化二抗，37℃孵育30分钟，PBS洗5分钟，3次，最后加入SABC液，37℃孵育30分钟，PBS洗5分钟，3次，DAB显色，显微镜下控制显色时间，自来水冲洗，苏木素轻度复染，脱水、透明、中性树胶封片，显微镜下观察。以PBS代替一抗为阴性对照，以细胞浆中有棕黄色颗粒的细胞为阳性细胞。

应用显微图像分析系统（Metamorph/DP10/BX41.生产厂UIC/OLYMPUS,US/JP），对选取视野内免疫组化阳性信号进行光强度及面积分析，计算酒精组、预防组及对照组胃黏膜TNF-α光密度值（灰度积分值与染色面积和强度成反比，表达越强灰度积分值越低）。

1.2.4 血浆PGE2和血清NO的测定：从大鼠心尖部采集血液2 ml，1 ml放入肝素抗凝管，以备测定血浆PGE2；另1 ml室温下静止30分钟，2000 rpm/min离心10分钟，收集上清液，以备测定血清NO。PGE2和血清NO的测定采用ELISA法和硝酸还原酶法，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正常参考值分别为20.6－34.2 pg/ml和（65.7±15.8）μmol/L。

血清NO具体操作步骤如下（购自南京聚力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1）取试管3支分别为标准管（S）、测定管（U）和空白管（B）。S管加入100 μmol/L标准液100 μl，B管加入双蒸水100 μl，U管加样品100 μl，各管加0.1 ml试剂1，靠近液面上方加50 μl试剂2，用旋涡混合器充分混匀，置37℃水浴1小时。（2）加0.5 ml试剂3和0.5 ml试剂4，混匀置室温10分钟，470 nm波长，0.5 cm比色杯，B管调零，测各管消光值。（3）计算：NO（μmol/L）=样品消光值/标准管消光值×100。

血浆PGE2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按试剂盒说明书）：（1）试剂重建，即将原液试剂稀释为工作液。（2）按程序加样、洗涤、加酶标抗体、洗涤、显色、终止、比色。（3）计算：A%=A标准孔/A零点孔×100% 以标准品含量（pg/ml）为横坐标，对应的A%为纵坐标，在半对数座标纸上作标准曲线，待测标本计算A%后可从坐标曲线上查出相应的含量（pg/ml）。

1.2.5 统计学处理：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各组间比较采用ANOVA检验。

2 实验结果

2.1 一般情况：在造模过程中，对照组大鼠出现醉酒表现，结膜充血，躁动，呕吐等症状。

2.2 胃黏膜病理学改变：对照组黏膜光泽红润，无损伤，腺体结构完整。酒精组胃黏膜表面上皮细胞变性，有的脱落，可见糜烂、渗出，黏膜内有充血及水肿，腺体受损。

2.3 TNF-α在胃黏膜中的表达：见表1。

2.4 各组血清NO和血浆PGE2的浓度：见表2。

2.5 各组胃液量和胃黏膜损伤指数：见表3。

3 讨论

人们已经认识到黏膜屏障、黏液-碳酸屏障、黏膜的微循环状态以及其他一些胃肠道生物活性物质如前列腺素（PG）、表皮生长因子（EGF）、NO等在消化道黏膜细胞的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当黏膜屏障受到破坏时，即失去自身防御能力，而迅速出现大量的H+反弥散。H+进人胃黏膜，Na+则反流至胃腔内，致使胃黏膜发生病理生理变化，产生诸多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如TNF-α等，继发和加重黏膜的损伤。

胃黏膜屏障可由外因或内因而被破坏，酒精是重要的外因破坏因子，高浓度的酒精可造成胃黏膜的急性损伤，包括糜烂、溃疡甚至出血。动物实验证明当胃内酒精浓度超过14%即可破坏胃黏膜屏障[3]。黏膜损伤的程度与酒精的浓度及酒精与胃黏膜接触时间有密切关系。但亦有人认为低浓度的酒精对胃黏膜非但无害，而且对胃黏膜还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低浓度的酒精可提高胃黏膜前列腺素的水平，从而对胃黏膜起到保护作用。而高浓度的酒精和其代谢产物乙醛，不仅由于其亲脂性和脂溶性破坏黏膜内及黏膜下的正常组织结构，还可增加H+反弥散，亦可损伤正常的能量代谢，从而破坏细胞功能[4，5]。

本研究中，随着酒精作用时间的延长，酒精组胃黏膜表面上皮细胞变性，有的脱落，可见糜烂、渗出，黏膜内有充血及水肿，腺体受损；酒精作用15分钟后胃液量和胃黏膜损伤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P

目前研究认为酒精引起胃黏膜损伤的机制包括以下几方面：（1）酒精对胃黏膜上皮细胞的直接损伤；（2）酒精对黏膜下血管损伤；（3）由于黏膜上皮及血管内皮损伤，受损伤黏膜局部产生大量炎性介质，引起中性粒细胞浸润，进一步加重局部黏膜损伤，从而使胃黏膜损伤的程度加重；（4）部分患者在酒精的作用下，可引起黏膜下血管扩张，出现一过性胃酸分泌升高，加之胃黏膜完整性受到破坏，使H+逆流机会增加，从而加重胃黏膜局部损伤；（5）继发细胞因子和胃肠道激素的改变,如PG、EGF、NO、TNF-α等[6]。酒精通过上述机制可导致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出血。酒精可造成急性胃粘膜损伤，不同的酒精饮料的损伤程度不同，可能与酒中糖分多少有关[7]。

有研究提示，TNF-α是与黏膜损伤关系最为密切的因子。当炎症或损伤时，细菌或其他抗原会穿越胃黏膜进入体内而引起病理变化。TNF-α是机体受内外环境刺激产生的具有重要生物学功能的细胞调节蛋白，参与机体的免疫、炎症、抗感染等，酒精性胃损伤时TNF-α含量明显增加。TNF-α是迄今发现的内源性溃疡形成介质中最强的一个，作为炎性细胞因子放大网络中心放大器, 对其他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起增强作用[6]。本研究中酒精组与对照组相比，胃黏膜TNF-α的表达均增加，差异具有显著性（P

篇2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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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竞争；法律价值；经济组织；效率

    法律价值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理学界有学者将法律价值概括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只有当法律符合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法律才有价值（有用性）可言。”并认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应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1〕。这里所说的法律的诸项基本价值是就法律体系整体而言的，是作为各部门法由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和可用于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又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法律价值。我国学者对反垄断法的价值也作了较多的研究。其流行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是竞争；竞争是传递、实现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如提高经济效益、增进社会财富以实现消费者福利。这一认识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立法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该认识是以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为依据。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 “看不见的手”——— 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自由竞争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虽然不断被修正和拓展，但价格理论、竞争的观念一直居于核心的位置。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看，竞争更是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如美国《克莱顿法》第 2、3、7 条都明文规定，商业行为不得 “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针对《谢尔曼法》在明确性等方面的不足，判例法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即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1 条规定：“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的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议以及联合一致的行为，如以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为目的或使竞争受到阻碍、限制或扭曲，则是禁止的。”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

    从法律价值存在形式上看，分别有观念、理论、制度形式存在的法律价值[2].本文立足于法制度层面，通过对经济学和反垄断法上竞争概念的梳理，并根据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状况和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的具体要求，认为我国法学界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和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有失偏颇。竞争价值对反垄断法所要调整的经济现象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即使仅从经济学进路上看，过于突出竞争价值也不具有逻辑自洽性。本文拟从经济学角度，对反垄断法价值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一、经济学上的竞争和竞争理论

    经济学界对于竞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对竞争所下的定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竞争系指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竞争至少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所以达尔文力图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借用这个概念，并像经济学家用于人的行为那样，将它用于自然物种。[3]在经济学中，竞争首先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市场是交易活动和竞争行为发生的场所。竞争总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并表现出结构和行为两方面的特点[4].市场的状况决定着竞争行为得以开展的强度。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竞争理论[1]研究的主要内容。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则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具体表现。其次，竞争是与效率相联系的。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规模报酬不变并且没有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意味着最有经济效率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由于可以从市场和效率两方面对竞争概念加以诠释，竞争就表现出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特征。竞争的事实性表现为竞争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特定的市场状况相联系并有客观外在形式L竞争的价值性表现为由于在一定情况下个人的逐利行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竞争活动本身也成为人们价值诉求的目标。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是否能得以实现又与经济现实及其变动相联系，并为相关竞争理论所阐释。

    竞争理论包括如下类型：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新古典竞争理论，如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现代竞争理论，如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可竞争理论等。竞争理论的提出和[5]演进必须基于一定的经济现实。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亦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竞争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在这种理论模式下，竞争是自我维持的，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都得到充分展现。

    新古典竞争理论和现代竞争理论则是构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之上。新古典学派学者马歇尔最先观察到自由经济不仅包括自由竞争，还包括自由合作和联合。因而提出了马歇尔冲突：规模经济带来垄断，垄断必然排斥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自由合作和联合、垄断并存的经济现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古典学派有关产业组织的竞争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冲突，经济学家对竞争和垄断等经济现象作了新的阐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2]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与哈佛学派竞争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哈佛学派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者关系的分析，认为高度集中和高进入壁垒对经济福利有不良的影响，而且竞争本身是不能自我维持的。哈佛学派的此项论证就为强化反垄断管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管制垄断以恢复竞争的地位（事实性）和作用（价值性）  .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20 世纪70年代前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标被认为是保护竞争[6] .同期判例法更是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是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的法律规则。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上述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判断集中及定价的结果要看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哈佛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芝加哥学派还运用经济效率标准对进入壁垒、掠夺定价、搭售、价格歧视等经济现象作了重新阐释。由于芝加哥学派采纳的是不完全竞争模型，并强调长期均衡分析方法，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或干预，个体垄断势力在竞争过程中一定是短暂的。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更强调市场本身的作用。由于芝加哥学派极为注重效率标准，故也被称为“效率学派”。

    从上述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对于竞争概念的理解，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市场状况下加以把握的。竞争概念有事实性和价值性两方面的特征。由于完全竞争并不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与竞争一样，垄断以及处于竞争与垄断中间状态的自由合作和联合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的常态。出于对竞争价值性的笃信，经济学家构建新的竞争理论时仍然将竞争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建立在传统微观分析基础上的竞争理论对竞争的价值性的描述是有根本缺陷的，即竞争理论主要限于对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而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组织）则是作为黑箱“或既定的逻辑前提存在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自己的竞争理论，还表现在打开黑箱”，深入研究其内部结构，并对市场和组织两种形式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论证。

    二、市场和经济组织

    传统微观分析中把微观经济主体当作“黑箱”的观点受到了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批评。罗纳德。科斯最早论述了经济组织[3]的问题。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对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资源的流动方向仅仅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描述只是有关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完全不适用。科斯进而提出，企业执行着与市场相似的功能，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实现人们合作的手段。[4]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市场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证。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来交易产权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搜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交易成本）。与市场配置资源相比，内部组织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内部组织有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优势的属性。就激励的意义而言，内部组织减弱了作为双方均不受对方控制的正常谈判关系缩影的侵犯性的态度倾向。就控制的意义而言，在于企业内部可用以强制实施的控制手段，比企业之间的活动种类更多且更灵敏，在出现冲突时，企业拥有一种比较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企业还因为通行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求助于内部变化。如企业通过共同所有权可以克服不完善的财产权利界定造成的机能不良的后果并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沟通网络[7] .但是，将产权结合进一个组织的方式以运用其资产也会发生成本。如筹建组织的成本、交流成本、制定计划的成本、谈判成本和在组织内监督尽职表现的成本（组织成本）。[5]既然通过市场或通过内部组织配置资源都要支付成本，所以，要明确特定经济行为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还是通过内部组织的方式予以实现，就有必要对这两种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

    交易费用经济学还从资产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客观性：即在特定的资产条件下，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只能由经济组织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如威廉姆森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范畴。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资产专用性包括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资产。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范畴在有限理性和投机倾向的行为假设下分析了合同的各种缔约可能，认为以通用资产为实际内容的交易，无须建立保护性的治理结构，它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只要在市场上分别签订合同即可。如果是涉及重大专用资产投资的交易，交易双方必须进行互惠贸易，交易才有效率。由于价格与治理结构二者的相互作用，合同各方就不要企盼价格低廉与无须安全措施二者兼得的事了[8] .这样，在缔约人处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并且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的场合，通过经济组织来组织、运用资源就成为必须。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传统微观分析的重大修正。这一学说对经济组织和市场可替代性关系进行了论证、说明，认为在分析、衡量企业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否时，不仅应考虑到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竞争理论，利用竞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效率；还应当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依据，考虑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可替代性，通过内部组织本身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经济效率。

    三、反垄断法上竞争的概念及其地位

    事实上，不仅企业可以成为市场的替代手段，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活动（管制）同样也是市场的替代手段之一。施蒂格勒、史普博等所开创、发展起来的管制经济学充分论证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如史普博认为，在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有必要直接干预[9] .微观分析的需求与供给理论被运用到对管制行为的分析中来。如王俊豪认为，政府管制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政府对提供新的管制政策的认识和条件。政府对管制供给的认识主要出于对管制供给的理性认识和分析[10].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理性认识无疑会约束或促进管制的供给。反垄断管制是管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于竞争理论等认识也就构成了对垄断等行为管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竞争是反垄断法与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关注的交点。同经济学一样，各国反垄断法中“竞争”          一词使用频率非常高，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欧盟竞争法、德国竞争法等中都没有对竞争的概念加以界定。法学上人们对于竞争的理解受到经济学上的较多的影响。

    反垄断法学者或反垄断法立法、执法机构体现了将经济学上的竞争理论特别是有效竞争理论引入到法学中的倾向。竞争的价值性特征对反垄断法的价值取  向的设定起了重要作用。如德国政府在《〈反限制竞争法〉立法理由书》中指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组织必须需要完全竞争成为一个经济现实……立法就是有责任使完全竞争免受种种限制手段戕害。”但“由于完全竞争的模式并不现实，有效竞争的概念在 60 年展起来了……有效竞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首肯。自6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竞争政策之中。在《反限制竞争法》修正之时，政府明确主张以有效竞争原则作为思考的主要依据。”[11]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欧共体条约》第81、82条虽然没有提及共同体市场竞争的模式，但欧共体理事会1989年的《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条例》明确指出，共同体规则必须包括企业合并的规则，目的是使共同体市场或者该市场重大部分的有效竞争不致受到严重损害，一个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其出发点是这个合并能否维护和发展共同体市场的有效竞争。这说明，欧共体市场竞争的模式是有效竞争[12].

    在历史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立法、执法也有重大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竞争被视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这种观点至今还有影响[13].有学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看法就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行。新古典经济学各派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将凡是偏离市场秩序的现象统统归结为市场失灵，对于他们所不懂的事统统归结为垄断。该学者认为，1945—1970年，反垄断措施得以强制执行，正是这种学术意向的反映。“[14]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国学者认为中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目标模式也应当是“有效竞争”。我国甚至还出现了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分析问题的唯一着眼点的看法。笔者在以往的许多场合也曾经将有效竞争作为反垄断的目标模式做过过分夸大的渲染。[15]

    四、竞争作为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存在的问题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竞争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进而指导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是否可行，涉及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问题。即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是否与竞争理论所论述的范围完全契合。

    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的对象即经济性垄断，主要包括：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三类。限制竞争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通过协议、决定或者其它协调一致的方式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限制竞争协议实施主体所处的经济环节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是反垄断法有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合同法或公司法上所称的合并，企业通过收购其它企业的股份或取得其它企业的财产而取得控制权的行为，或通过委托经营、联营等方式而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还可能包括人事兼任等情形。企业集中概念的具体外延视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而有一定差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则涉及到两个基本概念，即市场支配地位概念和滥用行为的概念。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企业在市场中处于无竞争状态或居于压倒性的地位，包括经济学上所说的独占和寡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在市场环节的限制竞争行为 （包括垄断行为），   纯粹组织内部的行为并不由反垄断法调整。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凡是与产业组织有关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 这样，从不同角度，可以对产业行为的具体类型进行细分。从行为影响竞争的后果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促进竞争的行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和与竞争无关的行为。从行为发挥功能的机理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和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市场行为）发生在市场环节；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组织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内部组织环节，又可能发生在市场环节。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反垄断法所调整的企业集中与纵向限制行为是设立组织的行为，既属于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又可能同时属于限制竞争行为。该两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它们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由于发生在市场环节，可能给市场带来反竞争效果，从而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市场机能的发挥。由于竞争理论主要表现为是对通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的理论阐述，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竞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对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也包括对内部组织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以竞争理论中所阐述的竞争概念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为竞争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其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性：竞争传递了效率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数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 [16]但由于组织行为并不反映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组织实现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场机制的评价中来是否促进竞争），如果仅以促进竞争与否作为评价合并和纵向限制协议是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的标准势必会割裂效率价值，造成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错位。如果以竞争作为评价标准会背离效率价值时，就必须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反垄断法作为政府管制的特定类型应该仅在出现市场失灵时才主动干预经济生活。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是市场主体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出现的自我调节方式，在不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情况时，反垄断法就不应该加以干预。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的问题在于：把完全竞争看成是观察产业行为的最合适的透镜[17]，过于强调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价值，甚至将维护竞争作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这种理论模式下，集中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变化都成为反托拉斯法所要规制的对象；相反，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的优点在于：由于将效率目标作为评价标准，这使得他们无论在分析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还是在分析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时都能作出统一的解释。同样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产业行为时就构成了对其竞争理论的有效补充。这样，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而不是以竞争理论或竞争存在与否作为管制的唯一标准。从法律实务上看，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学说已陆续进入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视野。[6]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的竞争的概念并进而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论点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反垄断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及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评价缺乏解释力。在一定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的价值反而会背离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效率目标。首先，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出于特定产业成本的考虑，就排除竞争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于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就允许专利垄断。其次，在出现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或过度竞争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产业政策等就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只会对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再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不能解释垄断状态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为什么也能够为当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所容忍和行为主义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为竞争性行业如果处于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一方面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垄断领域所受到的严格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人们对竞争和垄断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竞争并不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其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反垄断法放松规制合并和运用合理原则调整纵向限制行为的法理基础。如果合并行为本身具有反竞争的可责难性（消灭竞争对手），反垄断领域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放松规制的现象呢？很多有效率的有关纵向限制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得到竞争法的认可也不是简单仅以竞争价值所能解释的。最后，以竞争作为唯一的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新经济背景下的一些经济合作现象的出现，如策略联盟等。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流行的以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并用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竞争的概念等做法有失偏颇。对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应该重新认识。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应当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对于反垄断现象的解释和评价应该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律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54一256-

    [2] 卓泽渊。论法的价值[J].中国法学，2000，（6）：23.

篇4

关键词：交易费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22-02

一、交易费用理论起源

1.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拥有三个重要的硬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它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资源的利用和使用决策都是通过价格信号为指导。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密逻辑向我们证明：当各种资源的替代或转换率等于各自市场价格的比率时，财富的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由于整个市场的运作能够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自动地保证各种资源优化配置，所以价格机制的运作是在无须成本、没有摩擦的状态下运行的，即交易成本为零。

2.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企业制度被简化为一种生产函数，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被产量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所掩盖。科斯不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假说，①尤其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运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说，提出了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为正时，那么选择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就越发显得特别的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并认为，制度特别是一套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如同稀缺的资源一样，制度选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节约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将该方法运用到“交易费用―制度选择―制度变迁―经济绩效”的分析范式中，在保持传统价格理论硬核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费用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使其成为理解世界更强有力的工具。

二、交易费用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观点

1.国外主要学者观点。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1960）补充说：“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1982，1985）继承了科斯的思想，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假设前提，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对交易费用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最终使交易费用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德姆塞茨（199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所有权权利交换的成本”，他在研究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费用时，将之定义为利用纽约股票交易所以便迅速将股票变现所花的费用，广义的交易费用还可以包括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或阅读金融报刊所花的费用；此外，他还以团队生产中监督劳动的困难来分析交易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偷懒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影响了团队效率。张五常(198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在鲁宾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是一种“制度成本”，他所认定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律师、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人员，佣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费用以外，所有可想到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巴泽尔(1997)从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角度来考察交易费用，他认为权利的获得、保护和转让所需要的费用叫“交易费用”，而产生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商品有多种属性，每一种属性都有可变性，这就使人们测量每种属性的费用难以估计，正因如此，他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

Aric Rindfleisch 和Jan B.Heide（2001）两人在综合1982―1996年间涉及交易费用45篇论文后的感言：“交易费用理论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在其他学科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主要包括社会学、政治科学、组织理论、合同法、公司战略、合作金融、市场等。”他们同时又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声称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则将会带来更多的交易费用，然而，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涉及到因测定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大小。”

2.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引进、消化、深化及运用提供了难得的时机，虽然这一理论还不是十分完善，但丝毫也不影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热情，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对交易费用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将西方学者的定义挪用过来，创新性的理论较少，以金玉国、张伟、陈志昂、缪炳仁等年轻学者就宏观经济增长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他们只是遵循沃利斯和诺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也不过将其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作了一下查验而已，也难怪刘春元（2001）等学者发出了“交易费用”是一个无用的概念的呼声。但近年来，赵（2005）和高帆（2006）两位博士却借鉴Eigen-Zucchi(2001)和钟富国（2003）的研究思路，从考察影响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出发，结合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原理，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最终测算出交易效率数值大小，并以此推算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高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3.简要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合作的关系与和谐的竞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成熟的、规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分工被认为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因而是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目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关键概念：技术方面（资产专用性）、人员方面（有限理性）和行为特性方面（机会主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关键概念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属性。从这些概念出发进行推导，使威廉姆森背离了被广泛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科斯揭示了交易费用普遍存在的事实，却并没有专门深入研究交易费用产生或存在的原因。虽然威廉姆森也从“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对交易费用作了翔实地阐述，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指交易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层面；而“人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但威廉姆森却没有回答“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产生”与“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上升”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虽然可以说明或决定交易费用上升，却不能说明交易费用的产生或存在。事实上，我们也无法证明：在不存在“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等因素时，市场交易费用是否就为零。由鉴于此，仍需要我们作出不懈地努力。

三、交易费用经济学发展展望

1.交易费用经济学（TCE）与产权理论。如果能够将TCE与产权理论优势互补，以TCE意义上的有限理性为基础，借助产权理论相对成熟的模型技术，重新构建一个统一的不完全契约理论，那当然是一个最优选择（聂辉华，2004）。但是这种前景诱人的融合仍然需要面临一些挑战，首先要解决好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对“有限理性”的精确定义；其次，在对待“机会主义”去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选择，这样模型的解释力才会更强。

2.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实验方法和微观计量方法构建行为人的心理决策模型，如前景理论；二是以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构建模型来解释各种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形成了诸如行为宏观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领域。因此，建立演化心理学决策模型，需要假设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和策略行为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而形成制度―博弈规则―演化结果。至于有限理性下的数学建模，需要构建一种涵盖了机会主义行为的效用函数，这对博弈论框架的TCE来说同样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3.交易费用经济学与演化博弈论。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规则，但是却难以解释博弈规则的内生问题，只能穷究于政治过程乃至意识形态、文化等外生因素，实际上不能在终极意义上回答制度的起源问题。而演化博弈学派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均衡，认为博弈规则是参与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一致时自发演化的结果，这就将博弈规则完全内生化了，有效地解释了制度的起源问题。借助演化博弈论，青木(1996)等创建了一种“比较制度分析”范式，分析了日本经济制度的起源、多重均衡性、互补性和路径依赖现象。因而，借鉴和吸引演化博弈学派相关理论及其假设前提，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假设找到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诸多挑战依然存在：如何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找到心理学基础或微观决策模型？如何解决机会主义与事后调适的矛盾？如何解释组织的起源、互补和多样性问题？如何将资产专用性内生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家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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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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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ic Rindfleisch & Jan B.Heide.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and Furture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October

19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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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分析方法；经济法教学；人才培养；合理应用

经济分析方法是指主要采用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情况，描述各类法律问题。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1]。与传统法律方法相比，经济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技术性和具体性，能够将具体的法律问题数量化，使法律的经济分析更加精确，比规范分析具有更强的实用价值和操作性[2]。对于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经济法学者们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实际教学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经济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经济性，经济法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第一，从价值追求上看，经济学以资源的有效性为前提假设，寻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法律制度中，无论是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规制法，立法目的条款中重要的法律价值理念之一就是效率。第二，从经济法的内容构成来看，经济法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的，对经济生活准则的表述通常甚至不加转换，直接由立法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将经济制度、经济技术性规范通过变为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从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功能上看，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反映基本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竞争规律、投入产出规律。经济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财政、金融、税收作用于市场经济，发挥着节约交易成本、节约资源消耗、节约权利配置的费用等功能。第四，经济法律行为接受经济评价。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要接受经济评价，市场秩序是否更加稳定，市场竞争是否更加公平自由，是评价宏观条款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的根本标准[3]。因此，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内容构成、手段功能以及评价标准，与经济学都具有相通性，在经济法教学中贯彻经济分析方法具有客观必要性。

二、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应用的难点分析

由于涉及大量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分析工具，因此，如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协调经济分析和传统法学的规范分析是经常遇到的难点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科学生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基础

经济法教学中由于内容经常涉及一些经济学（广义上）基本概念，例如预算法中涉及财政收入计算方法的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区别，税法教学中涉及税率、税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分，反垄断法教学中涉及相关市场认定中交叉需求弹性等原理，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而我国现行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很少有高校会将经济学作为经济法学学习的前置课程，这给经济法教学带来了挑战。

（二）套用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基础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规制经济学认为存在市场失灵，所以需要用国家有形的手替代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即先有市场经济后有经济法。而我国经济法是从一个非市场社会中产生的，不存在市场经济这一前提基础，中国经济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而出现。当前，主流的经济法学教材中仍普遍采用西方经济法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教学中引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叙述中国经济法的历史和特征时，难以自圆其说。

（三）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结合难

经济分析方法有自身的一套逻辑体系和分析框架，并且不同经济学派各自的观点并不相同。传统法律分析方法注重法律的教义学分析，强调概念的准确性、一致性和规范性，评判经济行为的标准是合法/不合法模式。法律概念的经济分析在概念的规范性上有欠缺，且对行为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成本/效益模式。因此，在经济法教学上存在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的协调问题。

三、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合理应用

经济分析方法的思考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在法学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增设经济学基础课程

在目前的非专业基础课程中，很少有学校设置经济学原理课程，这不利于经济法律相关课程的学习。对于法科学生而言，掌握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对于法律课程的学习乃至今后的工作都有帮助。将经济学课程作为经济法学习的前置课程，可以大大节约经济法授课教师对于基础经济学知识的讲解，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知识的讲解方面，提高教学效率。

（二）调整教材中有关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原理

现行主流教材中，甚至许多经济法学者的研究中，以西方经济学原理阐述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给经济法教学带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建议分头阐述，经济法在西方的产生过程，可以西方经济学原理阐释。对于中国的经济法，主要应以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政策和主流经济学原理加以解释。

（三）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以法律分析主、经济分析为辅

由于经济学原理的变动性强，不同学派观点存在冲突，对经济法的教学应当以法律分析为主线，注重相关法律概念、规则和制度的规范性分析，梳理其中的权力（权利）义务关系。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无法用某一个经济学原理一以贯之地解释或阐述所有的经济法问题。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应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法律概念的经济学背景知识的分析；二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对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例如，反垄断执法中的宽恕制度，可以借鉴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理论进行解释；三是对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演变进行解释，通过经济分析方法的解释，能够让学生对经济法中的法律概念、制度原理和立法思路有比较深刻和具体的理解。

结语

综上，在经济法教学中，不能过分迷信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经济法教学毕竟主要是法学课程，应当以传统的法律分析方法为主导，借助经济分析方法在概念、制度和立法思路上的解释力优势为法律分析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冯玉军，柯华庆.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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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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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语言学；融合；学科交叉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392-01

近年来，对经济学和语言学进行交叉研究的理论成果越来越多，新兴的学科分支正逐步形成。与经济语言学相比，国内学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程度更高，形成了不少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乃至建立博士专业点。相形之下，经济语言学似乎还不那么受到重视，其实作为学科交叉与整合所产生的新领域之一，经济语言学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并加以研究探讨。

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学说和教育经济学。它是一门语言学和经济学交叉相融的边缘学科。一方面，它一直是语言学隐型或显型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是非常年轻的经济学分支。

经济语言学的相关属性主要表现在言语配置优化与否，效用是否最大化。向明友（1998）指出：人类的言语生活受行事能量守恒定律、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规律、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支配。正是由于这三条规律的存在，人们才去追求言语的优化配置，并使言语的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在语用行为规律中，语言经济与否，其优化配置表现为下列五种属性：一般均衡性、前提共识性、择近性、从众性和言语生效性。此五种属性可概括并称为经济语言学的属性，其表象和目标为言语的优化配置。之所以将这五种特点称为经济语言学的五种属性，是因为如果按照这些属性来配置语言，言语的效用就能达到最大化，言语的配置就能达到最优化。效用最大化的言语，实现优化配置的言语实际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经济的言语，能使言语实现最优化的属性也必然成为经济语言的基本原则。

1.经济语言学的一般均衡性。均衡（equilibrium）也叫平衡，这是借用的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本意是指当物体同时受到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两个外力作用时，该物体因受力均衡而处于暂时静止状态。最早把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用来研究商品的供求关系，形成了经济学中的局部均衡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分析中，法国经济学家又提出了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使“均衡”思想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价值理论之一。将均衡概念引入经济语言学，主要用在对言语投入与需求量关系的分析上。

2.经济语言学的前提共识性。经济语言学是语言哲学家、语义学家、语用学家以及话语分析家共同关注的课题之一，哲学和语义学从例题的语义关系角度关注前提问题，语用学研究突破命题范围，突出强调语用前提的重要性。

3.经济语言学的择近性。省力动机是人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典型范例，受省力动机的支配，人们在讲话时总是容易选择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话题，在推定话语前提时，也最容易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下结论。言语行为中择近现象很多，比如“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一说法，描述的就是言语的择近性，也就是人们讲话时总是容易选择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话题展开。

4.经济语言学的言语生效性。言语行为理论在对说话行为和施事行为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取效行为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国学者顾日国（1994）对取效行为存在的症结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在言语交际行为中，人们以言行事，但言语在行事过程中仅起承载信息、调节关系的作用（向明友2001）。如果要行之事的难度超出受话人的能力，出现受话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时，言语就未必能实现预定目标，但言语的效用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时就出现言语的效用（utility）和效果（effect）不统一的情况，这不是言语的过错。如果发话人言语能让听话人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听话人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那么发话人的言语就算达到了优化配置。

5.经济语言学的从众性。从众心理对人类的语用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为了实现语用行为中的言语效用最大化，交际者双方须共同沿守从众性，即必须遵守语言社团内大多数成员都共同遵守的长幼、尊卑、真假、善恶、美丑等社会文化方向的道德、信念及价值观规则，法律、法规及公约等社会组织规则以及语言工具的结构规则。

在当今社会，不包含经济学属性的语言学意识，不是与时代契合的语言学意识；同样地，排除了语言的重要性的经济学理论也没有更长远的未来。经济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为人类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工具和视角，呼唤更多知晓经济学和语言学的人员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由于作者学术能力有限，对于经济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描述介绍还很不全面，但是可以预见，经济学语言的研究，尤其是经济学语言的修辞学研究将成为今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骆裴娅.经济语言学视域下的广告语言[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04）.

[2]李宇明.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J].语言文字应用，2012（03）.

[3]辛菊，凤.语言的经济原则与汉语联合式合成词的认知模式[J].语言文字学术研究，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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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俏玲.简论经济语言学[J].船山学刊，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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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国权.语言经济学与经济语言学比较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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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这种努力促成了一门新的分支科学的诞生。该学科研究的是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悖的反常行为，探求新的决策模型，并将其加以实际应用以验证模型的功效。行为视角更具雄心的目标是能够影响实用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实证和规范分析的方式。总的来说，在应用领域中才能评价出这些新的观点的有用性。如果是有用的，人们希望，有朝一日它能够与主流观点相融合。

基于行为背景取得进展的一个例证是金融学。行为金融学如今正在蓬勃发展，已有足够的成果保证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行为金融学的成功，部分源自标准的基准模型与丰富的现实数据之间相当明显的矛盾，用行为倾向填补有助于消除对金融市场和基本理论的令人不安的理解上的差异。

尽管其他应用领域没有取得相似的进展，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不可以或不应当把人类的行为特征应用到其他领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传统的消费者决策模型在一些问题上对人类行为的实证描述不够充分，人们对行为经济学的兴趣被激发了出来。这些证据（与传统的经济模型相悖）说明，人们的能力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理性、自我控制和自利方面是有限的。

人们处理信息能力的欠缺，证实了人们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在作决策时，一般是采取试探方法或根据经验；而且对事情的各种可能性的估计存在偏差。另外，人们往往会囿于似乎不相干的信息，不愿改变现状，厌恶损失。总之，他们不能达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非完全自控是指，经济主体作出的决策常常会与他们的长期利益背道而驰。自我控制问题会导致成瘾行为、储蓄不足或拖拉延迟。与新古典观点相反，将选择集加以限制，这对意志力有限的经济主体而言是有益的。自利性不足是指，人们的偏好考虑了社会因素。人们关心，或看上去是关心别人的福利。人们也讲究互惠：乐意别人公平地对待自己，也会在别人表现得公平时公平地对待别人。结果就是，经济主体比新古典所假设的更为心地善良且（当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更为怀恨在心。

除了背离传统经济学模型的上述三个基本点之外，经济学家还对影响经济决策设计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进行了考察，同时还探究了决策机制以期弄清楚人们决策过程中的“黑箱子”，并对其加以模拟化。神经经济学的最新研究就直接针对决策到底是如何作出的这一问题。这是个相当重要的进展，因为这有助于解决建立基于个人决策的福利标准时遇到的根本难点。

除了修正过的个人决策模型，其他行为模型也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体制的运作。在规范经济学方面，加入行为要素的模型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制度，这不仅仅建立在对制度作用的更深入理解上，更是建立在对个人需要和福利概念的更深理解之上。

比如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有实证和规范两个目标；其目的不仅要描述公共政策的效果，而且要对它进行评价。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包括以下两个组成部分的人类决策模型：一部分描述选择，而另一部分描述福利。基于选择，我们可以预测政策改革对个体行动以及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福利，我们能够确定这些变化是有益于消费者还是会伤害消费者。

传统上，经济学家不区分经济模型的行为和福利，因为标准的福利分析立足于现实性偏好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人们的选择中推断其需要。当进行政策评价时，我们试图充当个体的人，从相应条件下观察到的消费选择中推断他可能的政策选择。

但人们对行为经济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标准消费者决策模型不能为人类行为提供充分的实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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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波普尔；索罗斯；西方当代经济学；理性；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1-0152-02

20世纪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流派一直影响着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直到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的出现，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证伪主义是波普尔在经济学中的遗产，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它强调“不断证伪”和“逼真度”，与经典经济学理论契合颇深。

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运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并预言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灭亡。波普尔却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有规律可寻，而人类社会的变化却是无规律的。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波普尔对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分析性的批判，但是他批判的对象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一些所谓的“庸俗的者”，这种庸俗的不具有科学性。同时，他又是对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的更新者。在他看来，科学的理论不适用于普世，“真伪不对称性”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乔治·索罗斯是一位运用哲学的思维来判断经济形势的金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受其导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反射性理论。他将这一理论运用到金融证券实践中，并获得巨大成功。他认为参与者对事实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理性人以及对市场拥有完整信息，同时他认为事实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其内在的客观性最终决定走向。尽管刚开始，卡尔·波普尔对于索罗斯的经济能力并不看好，但他从推销手袋做起，二十多年后，无疑已成为现代经济世界中的一股强势力量。

他的“彻底可错性”观点认为，人类的思维和客观之间存在扭曲，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也绝不可能有人掌握绝对的真理。在较深的层次上，他与波普尔的科学观产生根本性的分歧，明确表示完全不赞成波普尔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相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客观性显而易见，社会科学完全模仿自然科学是不正确的，还可能有不好的结果产生。

就知识层面来说，索罗斯对于西方当代经济学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掌握。他只是就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有初步的认识和批判。他认为经济学最核心的思想应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达到观念和概念的“均衡”。其次，索罗斯还批判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对人类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概念、数据及输血模型为基础，是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索罗斯强调了经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均衡性等。他对于经济学的科学性也给予了批判，要改变信念，用“可错性”替代“科学性”，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和确定性。然而，他完全赞同波普尔的反对归纳法推崇演绎法。

从上述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索罗斯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

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对立关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欧美经济思想理论上来说是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有着“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论断传统，强调当代西方经济学脱离了对经济本质的分析，只描述了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不能触及到经济问题的本质。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坚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总体分析。①肯定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应与传统经济学思想相互学习。

在经济学的认识中，人的行为是受外在刺激的一个良性反应，与受到的内在心理刺激并无大的关系。反观心理学，则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以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方式来进行。心理学与经济学不同，不推崇“理性”，他们认为理性并不完全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总而言之，经济学重视外在刺激，而心理学则重视内在刺激。不仅如此，经济学趋向正规化、逻辑化，而后者更强调问题的本质特征。尽管两者在这方面存有差异，但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会出现一定的融合和交叉影响。

心理学在经济学领域中一般有两类：一是运用心理学能够解释经济学中的一些现象；二是心理学同样也能解释经济学不能解释或者解释不全的现象。例如在金融领域中有很多现象是以往的经济学难以解释清楚的。

现今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价格决定了生产的方向，而消费者是有权利和有能力去决定他们是否要在商品上消费。理性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假说何理论等形式。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②就房地产行业来分析，房价的持续抬高离不开人们的从众心理在作祟。从心理学角度看，从众心理是现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是一种非理性思维，在经济学上称这种现象为“羊群效应”，原先是指在一群羊中有一只羊突然跑起来，其他的羊也会跟着一拥而上。因而，在市场上，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做出某个决定，往往就会引起大众跟随。房价的逐年增涨，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涨的太快就不免是由于一部分人的从众心理“炒”出来的。这种非理性思维是盲目的，往往会使人失去客观的判断能力。这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的结果。

所以，实践证明，心理学的发现和运用大大的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为经济学能够更加完善地解释人类的行为提供了创新的见解。近年来，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新发现和实验成果使得传统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遭遇被改写的命运，当代经济学不得不朝更加坚实的新方向发展。

注释：

①霍华德·金.经济学史[M].顾海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64-70.

②.实践论[M].人民出版社，1952.

参考文献：

[1]钱小虎.浅析宗教的世俗化倾向[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1）.

篇10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生活；“三个不等于”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什么是行为经济学呢？行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年轻分支，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经济学，我想它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能够有力地解释了传统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也可以说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充实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商品现象扩大到了人类的行为。

一、行为经济学定义

1.从空间定义来看

行为经济学就是透过人们各种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本质的一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它研究的核心领域也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问题等。

2.从时间定位来看

行为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具体地说，行为经济学是一门与心理学有机结合，通过可控实验、调查等方式考察人们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各种经济活动时的行为模式，分析影响行为的内外部因素，理解并解释经济现象，以检验并修正先验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科。

二、“三个不等于”于现代经济生活中解释

如何借助心理学分析方法还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质和解释了哪些传统经济学所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而且理解好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行为经济学。具体地说，就是“三个不等于”：

1.想的≠做的

我们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好了买哪样物品，但有的时候，遇到商品打折，结果是改变自己最初的想法，买了这些打折商品。实质上这种消费的行为并不是理性的，也就是本应是理性“经济人”变成了非理性“经济人”。就是说人并非完全理性自私，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中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的观点。

但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又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大几乎每一个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说行为经济把我们从传统经济学中理性十足的“经济人”，还原为活生生的容易犯错误的普通的、偏好不一的消费者。因此说，我们多了解一点行为经济学的常识，有助于我们提高在消费过程中的幸福指数。

2.钱≠钱

钱不等于钱，我们说这个等式成立吗？这个等式在行为经济学中它就成立。比如我们说500元≠500元？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发奖学金，那段时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学附近不少小饭店生意会十分兴隆，比如你得出500元奖学金了，一般的人都经不起同寝室其他人的惦记，最终免不了请他们大吃一顿。同样这500元钱换个环境，假设它是你历时一周辛辛苦苦做家教得来的报酬，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想必再象这样请客就很困难了。我们看同样的500元钱，因为前者它是一笔意外之财，所以你会很轻易地把这钱花出去，那么，这个时候500元还等于500元吗？可能其他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但行为经济学它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就涉及到了行为经济学中心理账户的概念。为了记录、总结、分析或者报告我们财务上的收入和支出，进而弄清楚我们每一笔钱最终都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建立起各种财务账户，象生产成本账户、现金日记账、费用账户等等。而心理账户也和它有同样的目的，只是有时候人们会下意识的把每笔钱都归入某些账户，而由此导致经济行为结果发生变化。这些抽象的、存在于人们心里的账户，就是心理账户。也就是说，我们的奖学金在一个账户，从心理上讲这个账户里我们得到的钱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所以这个账户的钱我们花的更加容易些；家教收入则在另一个账户中，这一账户中的钱我们主观上评价它们更加来之不易，机会成本比前一账户中的高，所以我们就不会轻易把它花出去。于是就有刚才我们提出的500元不等于500元之说了。也就是同样是500元钱，由于我们建立不同的心理账户，使得它们的预算、成本和支出便成了不同的概念。

那么，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心理账户，那么我们说如何来划分心理账户呢？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一般应当划分为三种形式：最小账户、与当前有关的账户和综合账户。最小账户就是需要作出选择时，在两种选择中比较他们的不同点；与当前有关的账户就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经济环境建立参照系和考虑经济行为的结果；综合性账户就是一般划分的账户，象每月固定支出、储蓄账户等等。

3.快乐≠幸福

近几年，我们经常讨论幸福指数话题。比如全国幸福指数的城市排名等等。那么我们说快乐为什么不等于幸福呢？比如这个月单位发给你5000元奖金，你一定非常高兴非常快乐。你一定是高高兴兴把钱拿回家了。但是第二天，你不慎丢了2000元，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会明显下降一大截；第三天你爱人做美容又办个了年卡2000元，你的幸福指数又降了一大截；然后这个月又有一朋友结婚随礼200元；同事生小孩子200元；你开车不小心违章又罚款200元，一共4600元，尽管这个时候还剩400元，但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已经为0了，没有了。我们说不还剩400吗。

行为经济学认为，“同样是一百块钱，失去一百块钱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非常的高。而捡到一百块钱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却相对比较少。”在行为经济学里，这叫做损失厌恶的一种倾向。人们对于获得和损失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你损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是获得100元所带来快乐的两倍还要多。所以说如何在获得与失去中获得快乐呢？从这个方面来说，就要提高控制自己的厌恶失落情绪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要调整好心态，其实即便出现损失也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严重，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快乐≠幸福。也就是在快乐的基础上，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指数就会越高。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的非常好：知足常乐。

三、小结

总之，行为经济学它是一门什么学问呢？它是一门教我们更加理性的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快乐的选择的学问，是一门教我们管理好自己的心理账户，让消费的行为快乐和幸福起来的学问，是一门幸福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黄有光，著.经济与快乐[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吕保军.行为经济人的三个基本特征[J].经济学家，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