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为经济学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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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酒精；TNF-α；NO；PGE2；动物实验

文章编号：1009-5519（2007）08-1108-03 中图分类号：R363 文献标识码：A

经口摄入酒精可直接损害胃黏膜上皮的脂蛋白层，使胃黏膜屏障受损，加上胃液中氢离子回渗入黏膜上皮细胞，导致组胺、5-羟色胺和肝素释放，引起黏膜下动脉短路，毛细血管压力升高与通透性增加，最终出现黏膜充血、红细胞渗出、胃黏膜糜烂出血，甚至浅表性溃疡；过量饮酒又可引起幽门痉挛，延长胃排空时间，易引起恶心呕吐，胃镜下常表现为急性出血糜烂胃炎[1]。近年研究表明，胃黏膜的损伤与组织中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的减少、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的增加有关[2]。

本研究利用酒精定量灌胃制作急性酒精性胃黏膜损伤动物模型，观察不同时点(0、15、30、60分钟)大鼠胃黏膜的病理与TNF-α定位和血中PGE2、NO动态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8周龄雄性Wistar大鼠24只，体重(170±10)g，由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提供，每笼8只，分笼饲养。按昼夜时程，在室温及稳定湿度条件下，用平衡饲料喂养1周。随机分为对照组、酒精组各12只。

1.2 实验方法：

1.2.1 动物模型及胃液量、胃黏膜损伤指数计算：各组均采用经口插管灌入法，酒精组灌入50%乙醇10 g・kg-1；对照组灌入同容积生理盐水。于0、15、30、60分钟分别处死各组3只大鼠，心脏采血测定血清NO及血浆PGE2；剖开腹腔，结扎胃贲门和幽门，先测胃内液体容积，然后计算胃黏膜损伤指数。胃黏膜损伤指数：每组每时点将大鼠剖腹取胃,沿胃大弯侧剪开，生理盐水洗净后展开并在塑料平板固定。采用小格图纸法计算胃黏膜损伤面积，损伤指数（LI）定义为损伤面积占胃黏膜总面积的百分比。

1.2.2 病理学检查：取糜烂明显的胃黏膜（0.5 cm×0.5 cm），用中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制成4 μm的连续切片，做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胃的病理学改变。每张切片测量至少选取5个视野，包括中央和四周。

1.2.3 免疫组化ABC法测定TNF-α：链酶抗生物素-生物素(SABC)试剂盒及3，3-二氨基联苯胺（DAB）显色试剂，均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按常规免疫组化染色，石蜡切片二甲苯透明，梯度酒精至水，3%过氧化氢孵育20分钟，PBS洗5分钟，共3次，微波修复30分钟，加入正常血清封闭液，37℃孵育30分钟，然后加入一抗TNF-α（1∶100稀释），4℃过夜，PBS洗5分钟，3次，加入生物素化二抗，37℃孵育30分钟，PBS洗5分钟，3次，最后加入SABC液，37℃孵育30分钟，PBS洗5分钟，3次，DAB显色，显微镜下控制显色时间，自来水冲洗，苏木素轻度复染，脱水、透明、中性树胶封片，显微镜下观察。以PBS代替一抗为阴性对照，以细胞浆中有棕黄色颗粒的细胞为阳性细胞。

应用显微图像分析系统（Metamorph/DP10/BX41.生产厂UIC/OLYMPUS,US/JP），对选取视野内免疫组化阳性信号进行光强度及面积分析，计算酒精组、预防组及对照组胃黏膜TNF-α光密度值（灰度积分值与染色面积和强度成反比，表达越强灰度积分值越低）。

1.2.4 血浆PGE2和血清NO的测定：从大鼠心尖部采集血液2 ml，1 ml放入肝素抗凝管，以备测定血浆PGE2；另1 ml室温下静止30分钟，2000 rpm/min离心10分钟，收集上清液，以备测定血清NO。PGE2和血清NO的测定采用ELISA法和硝酸还原酶法，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正常参考值分别为20.6－34.2 pg/ml和（65.7±15.8）μmol/L。

血清NO具体操作步骤如下（购自南京聚力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1）取试管3支分别为标准管（S）、测定管（U）和空白管（B）。S管加入100 μmol/L标准液100 μl，B管加入双蒸水100 μl，U管加样品100 μl，各管加0.1 ml试剂1，靠近液面上方加50 μl试剂2，用旋涡混合器充分混匀，置37℃水浴1小时。（2）加0.5 ml试剂3和0.5 ml试剂4，混匀置室温10分钟，470 nm波长，0.5 cm比色杯，B管调零，测各管消光值。（3）计算：NO（μmol/L）=样品消光值/标准管消光值×100。

血浆PGE2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按试剂盒说明书）：（1）试剂重建，即将原液试剂稀释为工作液。（2）按程序加样、洗涤、加酶标抗体、洗涤、显色、终止、比色。（3）计算：A%=A标准孔/A零点孔×100% 以标准品含量（pg/ml）为横坐标，对应的A%为纵坐标，在半对数座标纸上作标准曲线，待测标本计算A%后可从坐标曲线上查出相应的含量（pg/ml）。

1.2.5 统计学处理：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各组间比较采用ANOVA检验。

2 实验结果

2.1 一般情况：在造模过程中，对照组大鼠出现醉酒表现，结膜充血，躁动，呕吐等症状。

2.2 胃黏膜病理学改变：对照组黏膜光泽红润，无损伤，腺体结构完整。酒精组胃黏膜表面上皮细胞变性，有的脱落，可见糜烂、渗出，黏膜内有充血及水肿，腺体受损。

2.3 TNF-α在胃黏膜中的表达：见表1。

2.4 各组血清NO和血浆PGE2的浓度：见表2。

2.5 各组胃液量和胃黏膜损伤指数：见表3。

3 讨论

人们已经认识到黏膜屏障、黏液-碳酸屏障、黏膜的微循环状态以及其他一些胃肠道生物活性物质如前列腺素（PG）、表皮生长因子（EGF）、NO等在消化道黏膜细胞的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当黏膜屏障受到破坏时，即失去自身防御能力，而迅速出现大量的H+反弥散。H+进人胃黏膜，Na+则反流至胃腔内，致使胃黏膜发生病理生理变化，产生诸多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如TNF-α等，继发和加重黏膜的损伤。

胃黏膜屏障可由外因或内因而被破坏，酒精是重要的外因破坏因子，高浓度的酒精可造成胃黏膜的急性损伤，包括糜烂、溃疡甚至出血。动物实验证明当胃内酒精浓度超过14%即可破坏胃黏膜屏障[3]。黏膜损伤的程度与酒精的浓度及酒精与胃黏膜接触时间有密切关系。但亦有人认为低浓度的酒精对胃黏膜非但无害，而且对胃黏膜还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低浓度的酒精可提高胃黏膜前列腺素的水平，从而对胃黏膜起到保护作用。而高浓度的酒精和其代谢产物乙醛，不仅由于其亲脂性和脂溶性破坏黏膜内及黏膜下的正常组织结构，还可增加H+反弥散，亦可损伤正常的能量代谢，从而破坏细胞功能[4，5]。

本研究中，随着酒精作用时间的延长，酒精组胃黏膜表面上皮细胞变性，有的脱落，可见糜烂、渗出，黏膜内有充血及水肿，腺体受损；酒精作用15分钟后胃液量和胃黏膜损伤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P

目前研究认为酒精引起胃黏膜损伤的机制包括以下几方面：（1）酒精对胃黏膜上皮细胞的直接损伤；（2）酒精对黏膜下血管损伤；（3）由于黏膜上皮及血管内皮损伤，受损伤黏膜局部产生大量炎性介质，引起中性粒细胞浸润，进一步加重局部黏膜损伤，从而使胃黏膜损伤的程度加重；（4）部分患者在酒精的作用下，可引起黏膜下血管扩张，出现一过性胃酸分泌升高，加之胃黏膜完整性受到破坏，使H+逆流机会增加，从而加重胃黏膜局部损伤；（5）继发细胞因子和胃肠道激素的改变,如PG、EGF、NO、TNF-α等[6]。酒精通过上述机制可导致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出血。酒精可造成急性胃粘膜损伤，不同的酒精饮料的损伤程度不同，可能与酒中糖分多少有关[7]。

有研究提示，TNF-α是与黏膜损伤关系最为密切的因子。当炎症或损伤时，细菌或其他抗原会穿越胃黏膜进入体内而引起病理变化。TNF-α是机体受内外环境刺激产生的具有重要生物学功能的细胞调节蛋白，参与机体的免疫、炎症、抗感染等，酒精性胃损伤时TNF-α含量明显增加。TNF-α是迄今发现的内源性溃疡形成介质中最强的一个，作为炎性细胞因子放大网络中心放大器, 对其他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起增强作用[6]。本研究中酒精组与对照组相比，胃黏膜TNF-α的表达均增加，差异具有显著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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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具有国际性,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和研究。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然而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一些事宜时容易失去较为合理的态度。

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地域属性或是文明属性,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一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时也往往以这一含义为出发点、对象、目标和归宿;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在中国(EconomicsinChina),这与中国的经济学(ChineseEconomics)不同,经济学在中国根本上是一种学科传播的结果,例如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而不可以说成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第三层含义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但包括一些外国和国际机构经济学家,说明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第四层含义是中国人研究的经济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就目前来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成就大,与国内联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而我们在不经意中也把他们的研究包含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从罗素描述词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对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学术理论社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但“中国经济学”有无形成尚待探讨,因为探讨对象没有统一标准,任何结论都不具备让他人接受的条件。严复译《原富》拉开经济学在中国的序幕,已经百余年了。现实中,经济学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把这转换为中国的经济学那么就是偷换概念。哲学家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经济学人并不例外,中国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意识,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属性,套用行话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行为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属性,就会使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许多现象就会解释错误。应当指出,我们也受到非中华文化的约束,经济学的引进已经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思想等已经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当然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也影响了其他文明,例如重农学派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学科划分等学科构成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其思想通过西方文明的历史深化并东渐到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现状是中西学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未来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至于孰强孰弱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状态。

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经济学。但现实文化、国情、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不同的约束条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存在单一经济学,又何来学科本土化?诚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样诚然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差异表示在具体的某一方面有此长彼短。我们应该承认落后的经历,承认先辈和我们也学习过其他文明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文化属性归宿的需要,是一种集体的需求。

对于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可谓见仁见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先发优势,数百年的历史领先不仅使得经济学体系,而且经济学说史上学派纷呈,各领。这是一种资源禀赋。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理论,幻想另起炉灶,那么交易费用奇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学习欧美经济学理论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体的学习行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费用过高使得这也是集体理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一个超赶过程,我们应该发挥资源禀赋,例如我们的社会体制、文化体系、独特历史、现在的伟大的经济实践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存在的差异使得建立中国经济学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趋势中把握独特性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文明交往和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注重研究细节问题,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同样在此,唯有把握了我们独特的体制、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并作为约束条件具体分析,解释文明体系下的行为和现象,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了多样性样本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被承认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学习的交易费用,进而加快学习进度和加强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学习的同时及时传播我们的学习状态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学不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学科发展有路径依赖性,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才不会走弯路。但无疑地,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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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 Though the assumption of economic man criticized by different schools， it’s basic core is still reasonable. If we can overcome the assumption’s some limitations and make it perfect， it will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Chinese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an; the reasoned core; use for 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性行为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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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费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演化博弈

一、交易费用理论起源

1.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拥有三个重要的硬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它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资源的利用和使用决策都是通过价格信号为指导。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密逻辑向我们证明：当各种资源的替代或转换率等于各自市场价格的比率时，财富的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由于整个市场的运作能够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自动地保证各种资源优化配置，所以价格机制的运作是在无须成本、没有摩擦的状态下运行的，即交易成本为零。

2.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企业制度被简化为一种生产函数，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被产量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所掩盖。科斯不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假说，①尤其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运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说，提出了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为正时，那么选择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就越发显得特别的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并认为，制度特别是一套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如同稀缺的资源一样，制度选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节约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将该方法运用到“交易费用—制度选择—制度变迁—经济绩效”的分析范式中，在保持传统价格理论硬核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费用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使其成为理解世界更强有力的工具。

二、交易费用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观点

1.国外主要学者观点。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1960）补充说：“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1982，1985）继承了科斯的思想，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假设前提，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对交易费用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最终使交易费用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德姆塞茨（199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所有权权利交换的成本”，他在研究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费用时，将之定义为利用纽约股票交易所以便迅速将股票变现所花的费用，广义的交易费用还可以包括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或阅读金融报刊所花的费用；此外，他还以团队生产中监督劳动的困难来分析交易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偷懒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影响了团队效率。张五常(198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在鲁宾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是一种“制度成本”，他所认定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律师、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人员，佣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费用以外，所有可想到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巴泽尔(1997)从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角度来考察交易费用，他认为权利的获得、保护和转让所需要的费用叫“交易费用”，而产生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商品有多种属性，每一种属性都有可变性，这就使人们测量每种属性的费用难以估计，正因如此，他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

Aric Rindfleisch 和Jan B.Heide（2001）两人在综合1982—1996年间涉及交易费用45篇论文后的感言：“交易费用理论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在其他学科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主要包括社会学、政治科学、组织理论、合同法、公司战略、合作金融、市场等。”他们同时又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声称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则将会带来更多的交易费用，然而，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涉及到因测定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大小。”

2.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引进、消化、深化及运用提供了难得的时机，虽然这一理论还不是十分完善，但丝毫也不影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热情，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对交易费用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将西方学者的定义挪用过来，创新性的理论较少，以金玉国、张伟、陈志昂、缪炳仁等年轻学者就宏观经济增长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他们只是遵循沃利斯和诺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也不过将其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作了一下查验而已，也难怪刘春元（2001）等学者发出了“交易费用”是一个无用的概念的呼声。但近年来，赵（2005）和高帆（2006）两位博士却借鉴Eigen-Zucchi(2001)和钟富国（2003）的研究思路，从考察影响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出发，结合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原理，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最终测算出交易效率数值大小，并以此推算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高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3.简要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合作的关系与和谐的竞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成熟的、规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分工被认为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因而是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目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关键概念：技术方面（资产专用性）、人员方面（有限理性）和行为特性方面（机会主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关键概念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属性。从这些概念出发进行推导，使威廉姆森背离了被广泛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科斯揭示了交易费用普遍存在的事实，却并没有专门深入研究交易费用产生或存在的原因。虽然威廉姆森也从“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对交易费用作了翔实地阐述，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指交易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层面；而“人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但威廉姆森却没有回答“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产生”与“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上升”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虽然可以说明或决定交易费用上升，却不能说明交易费用的产生或存在。事实上，我们也无法证明：在不存在“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等因素时，市场交易费用是否就为零。由鉴于此，仍需要我们作出不懈地努力。

三、交易费用经济学发展展望

1.交易费用经济学（TCE）与产权理论。如果能够将TCE与产权理论优势互补，以TCE意义上的有限理性为基础，借助产权理论相对成熟的模型技术，重新构建一个统一的不完全契约理论，那当然是一个最优选择（聂辉华，2004）。但是这种前景诱人的融合仍然需要面临一些挑战，首先要解决好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对“有限理性”的精确定义；其次，在对待“机会主义”去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选择，这样模型的解释力才会更强。

2.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实验方法和微观计量方法构建行为人的心理决策模型，如前景理论；二是以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构建模型来解释各种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形成了诸如行为宏观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领域。因此，建立演化心理学决策模型，需要假设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和策略行为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而形成制度—博弈规则—演化结果。至于有限理性下的数学建模，需要构建一种涵盖了机会主义行为的效用函数，这对博弈论框架的TCE来说同样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3.交易费用经济学与演化博弈论。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规则，但是却难以解释博弈规则的内生问题，只能穷究于政治过程乃至意识形态、文化等外生因素，实际上不能在终极意义上回答制度的起源问题。而演化博弈学派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均衡，认为博弈规则是参与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一致时自发演化的结果，这就将博弈规则完全内生化了，有效地解释了制度的起源问题。借助演化博弈论，青木(1996)等创建了一种“比较制度分析”范式，分析了日本经济制度的起源、多重均衡性、互补性和路径依赖现象。因而，借鉴和吸引演化博弈学派相关理论及其假设前提，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假设找到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诸多挑战依然存在：如何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找到心理学基础或微观决策模型？如何解决机会主义与事后调适的矛盾？如何解释组织的起源、互补和多样性问题？如何将资产专用性内生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家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5-106.

[2]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1999，（1）：1.

[4]Coase（1998）：“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1111 East 60th Street ，Chicago ，IL 60637-

2786.”

[5]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9.

[6]巴泽尔.产权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9.

[7]Aric Rindfleisch & Jan B.Heide.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and Furture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October

1997：30.

篇5

 

一、经济伦理不是经济与伦理的人为结合

 

一般说来，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因为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投入产出的物质的或数量的问题，它虽是物质及其数量问题，但也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经济如果不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这样的经济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西方从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经济范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范畴到近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及随后的“新经i济人”的提出，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经济与伦理关系的不可分。尽管他们有时提出这些观I点的前提和宗旨本身是形而上学的、甚或是错误的，但至少不会误导人们把经济和伦理当作毫不相干的两回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了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能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性上来。”®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和伦理的关系都很有参考价值。

 

其实，理解和把握经济现象离不开对其伦理内涵的认识。同时，理解和把握伦理问题必须建立在对当时经济状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分析上。否则，对两者的理解和把握难以做到具体和科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更注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范畴出发，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尤其是工资理论第一次透视到工资后面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纵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始终在着力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由此来展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换句话说，只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和伦理关系尤其是阶级利益关系有一个充分认识，才能真正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宏观上来考虑经济和伦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经济和伦理是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在现代条件下，经济和伦理的逻辑关联体现得更为明显。

 

第一，经济作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它是人的素质的物质体现，经济成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物化。生产过程是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形成的一个经济行为过程，它必定是在人的思想观念指挥和操纵下进行。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以及劳动态度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此，经济成就也总是能折射出人的素质的高低、人的道德觉悟的髙低等等。

 

第二，就行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自身价值、造福他人和社会来说，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伦理道德行为。因此，经济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伦理道德问题。

 

第三，所有经济成就都是人际协作的结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依赖大协作，没有协作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不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的体现为现代伦理精神的协作精神和协作程度。

 

第四，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反映着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当然，最集中反映的是人际利益关系，反映社会人际关系中最核心的经济关系，唯此，伦理道德才不会是抽象和空洞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经济伦理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在道德和经济的决策中，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不是其他观点之外的一种观点，而是在经济伦理学，首先是在经济理论的情况下获悉、整理、评价科学观点，并使之用于实践的一种形式。”®

 

由此可见，离开了伦理道德，对经济不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离开了经济，伦理道德也会是空洞无物的虚幻的东西。

 

二、经济伦理学不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伦理经济学的概念超出了经济伦理学作为经济的伦理学的研究目的，趋向于伦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的一体化。伦理经济学的含义肯定超过‘经济学+伦理学’。”®他同时指出：“经济伦理学或伦理经济学的一方面是符合伦理学的经济理论和伦理制度及规则的经济学的，另一方面与经济的伦理学也是相符的”。“伦理经济学或经济伦理学也是一种以经济文化的伦理为前提条件的理论，是一种以发挥市场调节和价格体制作用为前提的伦理规则和行为的理论”，且伦理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概念在逐渐融合®。据此，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判断，即经济伦理学的含义肯定超过“伦理学+经济学”。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观点对于我国创建当代经济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不仅能纠正一些诸如经济伦理即是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或经济伦理学即是伦理学+经济学的片面观点，更有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依据及其性质。

 

应该说，伦理学和经济学是角度不同的相通(在更宏观意义上可称之为相同)学科，为此，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又说：“对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之间的界限根本不能做严格的界定，因为一般的行为与这两种理论必定都有联系。”®事实也是如此，对任何一种经济行为的完整评价和理论分析都离不开对其进行应该不应该的确认，都需要作价值论证;同样，任何一种伦理道德观点的表述和伦理道德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的逐利行为的深层次观察和分析。

 

对此，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伦理学和经济学不能分离或分裂。美国的G恩德利认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会导致两种危险：一是“忽视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贡献和经济刺激对实现伦理目标的帮助”;一是“工具化“即伦理被误用来仅仅作为取得目标的手段”。所以，“来自机械论、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研究模式在此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它们否认人的行为的特殊性，即否认人的行为的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而不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宁愿说，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经济学的概念，一种与伦理相关的研究途径，它包括人动机和对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并且允许把伦理问题纳人到经济模式和功能性的领域中去。”为此，“经济学应该明确地考虑人类行为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

 

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带来的学科建设的后果是严重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过去对于伦理问题和伦理学理论的关注十分不够，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等经济发展了再去抓道德建设还不迟”的庸俗观点。同样，伦理学理论亦很少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理论，至少是对经济方面的实证分析较弱，以至我们提出的许多伦理道德命题和伦理道德原则有时很难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其实有些命题和原则并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疏忽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对经济学理论参照，削弱了一些伦理道德命题和原则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阿马蒂亚森也曾经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福利经济学贫困化，也大大削弱了描述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学研究的。因此，我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应该承认，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确是两门学科，但正如前面所述，只有经济观念(理论)和伦理道德观念(理论)相互渗透，伦理学和经济学才不会导致形而上学，也才能促使经济行为实现最大和最好的效益。因此，“经济伦理学不是矛盾的修饰法、不是生硬的铁、也不是由两种不协调的理论组成”，而是通过互相交流和补充而形成的一个学科整体。

 

三、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建立何以可能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近20年的时间，在国外也是作为新兴学科的面目出现的。尽管如此，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考却由来已久。我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德性主义十分注重伦理道德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上主张经济是伦理的手段，伦理是经济的目的。这虽说不免有些极端，但将经济和伦理结合得如此紧密，其思想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以至“利以义取”的价值观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发展史。西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对人类有益的东西’的分析中，也包含了各种经济管理问题，并提出了对经济学工程方法的需求。”@西方历史发展到近代，从“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到后来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思想理论的阐释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当然，许多经济伦理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卫士”，有着明显的虚伪性。但是有关公正与效率关系的论述，互惠互利原则的阐述等等，多少带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为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十分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揭示的是不同类型人的阶级本质，并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矛盾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可以说，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政治经济伦理学或称政治伦理经济学。这是我国创建科学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为科学伦理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根基。第一是因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人，公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道德权利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均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身价值。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竞争和互利协作创造了独特的运行机制，弱肉强食和尔虞我诈等不道德行为将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抑制的。第三，以德治国、理性经济是我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建设的基本手段和目标，这给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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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学术笑话；理性人假设；帕累托效率

国内高校尤其是财经类院校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学生人数众多。世界上不少著名大学把经济学原理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给全校新生开课。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学的各分支学科中也有广泛应用。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因而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经济现象，为制订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提供思路。在我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目的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1]。

从教学内容、所占学时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学已经超过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高校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的主要内容。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如何呢？国外曾有个笑话，大意是调侃经济系的学生毕业后只记得“供给”、“需求”等少数名词。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为康奈尔大学弗兰克教授的《牛奶可乐经济学3》作推荐序时，曾经感慨：“在经济金融相关课程和课题的教学和研究中，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读了四年经济学本科的学生，甚至已经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当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显得不得要领、隔靴搔痒？为何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上完美无瑕的政策却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为何那些专业学习的学生们往往只能把基本的经济原理停留在书本上和课堂里？”[2]

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以及有限观察，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事实上，许多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学完充满大量“可怕的”图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与一阶导数的初级与中级经济学之后，确实也许还能记住“供给”、“需求”、“边际效用”、“通货膨胀”等少数词，但没有学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用经济学概念与原理深度分析社会问题。

本科生的各类经济学课程，知识体系虽然比较成熟和完善，不少知识也并不晦涩深奥，但是教学上依然需要创造性。现实状况要求我们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创新教学方式，改善西方经济学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效果。笔者曾观摩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以及优秀教师的教学，发现大家尽量将生动的生活事例引入课堂，或将课题的研究成果与学科前沿知识引入专业课，激发学生兴趣等。这些给了笔者很大启发，我们尝试将挑选的日常生活事例、学术笑话引入西方经济学教育，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与学术性，改进教学效果。以下介绍初步思考与做法，抛砖引玉。

一、生活事例与经济学基本概念

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教学方式创新，其精要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经济语言、生活语言和数学语言），营造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兴趣，引导学生真正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从而对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产生持久、真实和积极的影响力[3]。笔者非常认同这些理念与做法。道不远人，经济学应直面现实，从现实生活与日常体验中获取教学灵感。以下是与“理性人”假设相关的一些例子。

经济学在一般情况下假设人们是理性的，具有理性偏好（rational preference）。消费者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消费组合进行打分或排序，这一行为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理性的偏好具备完备性与可传递性两个特点。笔者举的例子是：

如果张三同学下课后到食堂吃饭，假设选项有三项：叉烧饭、烧鸭饭、切鸡饭。那么，理性的消费者应该能给这三项排序。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叉烧饭更好，还是烧鸭饭更好，或者是两者无差异，张三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排序，这就是偏好的完备性假设。如果张三认为叉烧饭比烧鸭饭好，烧鸭饭比切鸡饭好，那么张三应该认为叉烧饭比切鸡饭好，这才满足偏好的可传递性假设；否则就不满足。

笔者进一步提出三个问题，如果一个消费者的偏好不满足可传递性假设，其行为会有什么特点？一个骗子如何利用这一点从中获利？儿童是否有可能出现不满足偏好可传递的行为？从课堂效果来看，同学们感觉例子很生动，问题也比较别致。通过例子加深了对“理性偏好”的理解。

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一般假设人们是自身幸福水平的最好裁判，一个人的偏好（体现为各种选择）与其福祉或者说快乐是一致的。但是，偏好有可能偏离福祉，这有几种理由：首先，由于无知和不完全预见性，一个人偏好的东西不一定符合他真正的福祉。其次，一个人的偏好不仅受到自己福祉的影响，而且受到此人对别人福祉考虑的影响。最后，个人可能有非理性偏好。这又有几种情况：人们有一种牺牲未来甚至完全忽视未来的倾向；存在过多的享乐诱惑和强烈的生物欲望；某些人可能会执拗地坚持某些习惯、风俗、原则或其他东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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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生活；“三个不等于”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什么是行为经济学呢？行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年轻分支，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经济学，我想它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能够有力地解释了传统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也可以说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充实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商品现象扩大到了人类的行为。

一、行为经济学定义

1.从空间定义来看

行为经济学就是透过人们各种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本质的一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它研究的核心领域也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问题等。

2.从时间定位来看

行为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具体地说，行为经济学是一门与心理学有机结合，通过可控实验、调查等方式考察人们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各种经济活动时的行为模式，分析影响行为的内外部因素，理解并解释经济现象，以检验并修正先验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科。

二、“三个不等于”于现代经济生活中解释

如何借助心理学分析方法还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质和解释了哪些传统经济学所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而且理解好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行为经济学。具体地说，就是“三个不等于”：

1.想的≠做的

我们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好了买哪样物品，但有的时候，遇到商品打折，结果是改变自己最初的想法，买了这些打折商品。实质上这种消费的行为并不是理性的，也就是本应是理性“经济人”变成了非理性“经济人”。就是说人并非完全理性自私，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中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的观点。

但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又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大几乎每一个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说行为经济把我们从传统经济学中理性十足的“经济人”，还原为活生生的容易犯错误的普通的、偏好不一的消费者。因此说，我们多了解一点行为经济学的常识，有助于我们提高在消费过程中的幸福指数。

2.钱≠钱

钱不等于钱，我们说这个等式成立吗？这个等式在行为经济学中它就成立。比如我们说500元≠500元？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发奖学金，那段时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学附近不少小饭店生意会十分兴隆，比如你得出500元奖学金了，一般的人都经不起同寝室其他人的惦记，最终免不了请他们大吃一顿。同样这500元钱换个环境，假设它是你历时一周辛辛苦苦做家教得来的报酬，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想必再象这样请客就很困难了。我们看同样的500元钱，因为前者它是一笔意外之财，所以你会很轻易地把这钱花出去，那么，这个时候500元还等于500元吗？可能其他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但行为经济学它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就涉及到了行为经济学中心理账户的概念。为了记录、总结、分析或者报告我们财务上的收入和支出，进而弄清楚我们每一笔钱最终都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建立起各种财务账户，象生产成本账户、现金日记账、费用账户等等。而心理账户也和它有同样的目的，只是有时候人们会下意识的把每笔钱都归入某些账户，而由此导致经济行为结果发生变化。这些抽象的、存在于人们心里的账户，就是心理账户。也就是说，我们的奖学金在一个账户，从心理上讲这个账户里我们得到的钱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所以这个账户的钱我们花的更加容易些；家教收入则在另一个账户中，这一账户中的钱我们主观上评价它们更加来之不易，机会成本比前一账户中的高，所以我们就不会轻易把它花出去。于是就有刚才我们提出的500元不等于500元之说了。也就是同样是500元钱，由于我们建立不同的心理账户，使得它们的预算、成本和支出便成了不同的概念。

那么，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心理账户，那么我们说如何来划分心理账户呢？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一般应当划分为三种形式：最小账户、与当前有关的账户和综合账户。最小账户就是需要作出选择时，在两种选择中比较他们的不同点；与当前有关的账户就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经济环境建立参照系和考虑经济行为的结果；综合性账户就是一般划分的账户，象每月固定支出、储蓄账户等等。

3.快乐≠幸福

近几年，我们经常讨论幸福指数话题。比如全国幸福指数的城市排名等等。那么我们说快乐为什么不等于幸福呢？比如这个月单位发给你5000元奖金，你一定非常高兴非常快乐。你一定是高高兴兴把钱拿回家了。但是第二天，你不慎丢了2000元，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会明显下降一大截；第三天你爱人做美容又办个了年卡2000元，你的幸福指数又降了一大截；然后这个月又有一朋友结婚随礼200元；同事生小孩子200元；你开车不小心违章又罚款200元，一共4600元，尽管这个时候还剩400元，但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已经为0了，没有了。我们说不还剩400吗。

行为经济学认为，“同样是一百块钱，失去一百块钱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非常的高。而捡到一百块钱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却相对比较少。”在行为经济学里，这叫做损失厌恶的一种倾向。人们对于获得和损失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你损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是获得100元所带来快乐的两倍还要多。所以说如何在获得与失去中获得快乐呢？从这个方面来说，就要提高控制自己的厌恶失落情绪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要调整好心态，其实即便出现损失也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严重，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快乐≠幸福。也就是在快乐的基础上，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指数就会越高。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的非常好：知足常乐。

三、小结

总之，行为经济学它是一门什么学问呢？它是一门教我们更加理性的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快乐的选择的学问，是一门教我们管理好自己的心理账户，让消费的行为快乐和幸福起来的学问，是一门幸福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黄有光，著.经济与快乐[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吕保军.行为经济人的三个基本特征[J].经济学家，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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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最早起源于军事学，然后被管理学借用，也被经济学借用；模型起源于天文学，然后成为（变量）数学的一套非常有用的工具，也被经济学借用；故事起源于神学对生活现实的艺术抽象，也被经济学借用。其实，案例、模型、故事是等价的，可以说是从不同角度阐述经济学的的“望远镜”或“显微镜”而已。因此，在经典名言之后，每一次课程都至少展开了一段经济学的故事。故事的目的是铲起一段“疑情”。“疑情”之解一定是从经济学的维度。故事的提问是精心的，但故事本身也许绝非虚构。当然，对故事的提问作了提示。

在宏观经济学部分，轻流派、重机制是讲授的宗旨。正如《三字经》言“经即明，方读子”。“经”即基本原理“，子”即流派。有关不同流派的内容应该在“经济学说史”课中去学，而且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学知识以后再比较不同流派才可能有所收获。经济学说不断发展，造就了多种流派，几乎每一家学说都源远流长。若在力图把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再区别诸多不同流派可能更好，若以当年作学生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会扰乱了对基本经济理论的宏观理解，无法形成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去理解与解释世界经济中的风云变幻。当然，经济学的流派也是非常有趣的。

实用性

教师可能会发现，本课程涉及的基本理论，其假设条件都应首先被列出，并加以讨论。假设是一种抽象方式，又是从现实到理论、从社会人的实际行为上升到理模式的前提条件，离开对假设条件的描述和理解，既无法深刻理解理论本身，又无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假设条件是一切理论的必然组成部分，忽视假设条件教不好经济学，也难以学好经济学。

课程应尽力使用生活中“亲身感应”的经济学故事，力求显示经济学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完全可以用来解释身边的经济现象。本课程也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讨论。总之，本文教学理念是：把抽象的经济理论模型还原为生动、具体的经济现实。

启发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必须理解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现象进行思维和研究的。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在研究经济系统时，首先要把这个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然后将这些子系统组织成一个分析框架。组织分析框架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而不同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分析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如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经济学家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至今为止对其爆发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认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分歧就较大。有从生产角度分析，有从消费角度分析，有从金融角度分析，有从分工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析等等，很难判断那一种分析绝对正确。

（一）经济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分析框架，选择不同的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是不一样的。当代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杨小凯（1948～2004）先生认为，一般都是将经济分析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数学的函数关系来描述。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望，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或用对策论（或称博弈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对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所做出反应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人的自利行为。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第四个层次是当环境变化时，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如果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考虑时间因素，则分别会有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

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应该的这类价值判断问题，而只问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在这个分析过程中，经济学家一般用所谓思想试验的方法。他们对人的欲求等看不见的因素做一些假设，然后用严格的数学逻辑将这些假设与看得见的人的行为（如购买量）或现象（如价格）联系起来，证明某种关于看不见的人的行为的假设为真时，则某种相应的看得见的现象就会发生。这种思想试验的方法就是制造“假说”或理论的过程：假说（理论）一般要用能观察到的数据和现象来证明其真伪，而有些假说（理论）是既无法证明其真也无法证明其伪的，有些假说则可能被证伪或证实。

用经验数据证明假说（理论）真伪的工作就叫做经验研究，一般属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一个假说（理论）包括3个组成部分，即假设-逻辑推导过程-结论。从假设到结论的逻辑过程被称为分析框架。对被经验研究证伪的理论而言，只要其中假设与结论之间的数学逻辑严格而无懈可击，则这条逻辑链条就不会被。因此，当一个假说（理论）被证伪时，就可以将逻辑不真的假设排除，集中考虑假设和分析框架的问题。所以说，数学的严格逻辑过程对思想试验是非常重要的。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虽不能保证分析框架一定正确，但却使理论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从而大大加速真知的积累过程，这也正是人们预言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很快就将超过物理学的重要原因。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第三个层次所分析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分析这种后果是否对全社会有利。

当今，传统经济学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挑战，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正处于剧变之中，但迄今为止，对这四层次分析方法还不存在严重挑战。一些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应将不确定性和信息问题放到经济环境的描述中去。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层次所描述的制度环境（游戏规则）不应该只有完全竞争、私有财产，应该考虑其他一些更复杂的制度环境。甚至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应该作为内生变量，不但在第一个层次中出现，而且还会作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均衡）在第三个层次中出现。这就是所谓对游戏规则（制度）自发演进的研究。

可能有些读者对数学比较厌恶，但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是用数学组织起来的。数学所以能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严格的数学语言能显著提高对经济问题争论的效率，争论的双方都能找到分歧之所在，而在数学广泛应用之前，争论的双方往往对一些概念的定义不严格，同一个概念可做不同解释，使得争论双方搞不清楚分歧的实质。第二个原因同主流经济学形成的过程有关。由于经济学中大量应用数学，使得一代一代的教师可以出答案唯一的试题，学生可以完全重复教师的推理，因而利于主流学派的形成。正是由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共享一个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不仅促进了不同专业领域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而且使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分工，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注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

在方法论上，有规范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的区别。前者是演绎推理，后者是归纳推理。规范分析法通常使用的是推演，更多地凭借思辨逻辑、概念演绎来做判断和结论，在此基础上告诉人们“应该怎样”。

根据规范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常常被叫做指导性理论，他的理想成分比较多，难以进行充分的事实验证。与规范分析方法不同，实证分析方法则更多地凭借事实材料和数据来做判断和结论，注重概括，重于经验描述，从大量数据和案例中归纳出“是怎样”的看法。根据实证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常常被叫做经验性理论，这种理论的实感较强。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规范分析方法用得较多，经济学不需要考虑消费者偏好和投资者意愿，常常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家庭消费什么、怎样消费时刻在发生变化，随机因素和不确定性随时在影响经济变量的变化方向，仅仅根据逻辑推演所得的结论来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规范分析方法要在与实证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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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间；演化经济学；革命；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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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orstein Veblen，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1．22，No．4，1998．

篇10

关键词：经济学；高等代数；策略

高等代数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较为常见，如微分、积分、函数、数列等，这些数学方法被应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始于法国经济学家古诺。自古诺之后，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纷纷采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的理性，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经济学的规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本文分析了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的具体表现，研究了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的策略。

一、经济学中应用高等代数的策略

经济学中应用高等代数，其策略主要是应用高等代数的基本概念、性质、模型、数学思想等，具体则可以分为两类，即直接应用与间接应用两类，分析如下：第一，经济学中直接应用高等代数。高等代数在经济学中的直接应用，往往是着眼于直接计算相应的结果，如微分计算边际成本问题、最优化问题、弹性分析问题，积分计算总函数、函数计算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总成本函数、销售收入函数、总利润函数等，这些经济概念，主要是集中在经济管理中，都是利用高等代数的概念、性质、模型等，从而解决经济管理中的一些常见问题[1]。经济学中直接应用高等代数，这种应用较为普遍，同时也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对高等代数的依赖，同时，利用高等代数解决经济学中这些问题，也更为的科学、理性，也能够为经济管理提供最正确的决策支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等代数应用在经济学中，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准确，特别是对企业生产来说，更是能够找到理论依据，不至于盲目生产，造成经济损失。如企业对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总成本函数、销售收入函数、总利润函数等使用，举例来说，设某厂准备了生产经费1000元，其可变资本为4元，销售单价为8元，则该商品的总成本、单位成本、销售收入、利润函数是什么[2]。根据题意可得：C(x)=4x+1000C(x)=(1000/x)+4R(x)=8xL(x)=R(x)-C(x)=4x-1000又如积分用来解决企业经济管理中的总函数，即计算总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的该变量，举例来说，某厂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为C=100+2X，固定成本为=1000元，每一个产品的标价为500元，求该厂产品全部销售时，生产量何时利润最大，并求出最大利润[3]。计算结果为：C(x)=(100+2t)dt+C(0)=100x+x2+100因此，总收益函数为R(x)=500x总利润为L(x)=R(x)-C(x)=400x-x2-1000,即L=400-2x当L=0时，x=200所以，该厂在生产量为200时，利润最大，最大为L(200)=400*200-2002-1000=39000元由以上可以看出，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一些函数的直接应用，不仅能够使企业管理者更好的认识到自身生产活动的利与弊，同时还能对日常管理起到指导的作用。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经济学中直接应用高等代数，主要是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这是因为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市场中的个体，包括个人、家庭、企业等，而这些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关注的焦点则是保证自身的利益，合理利用手中的资本，因此，这就使得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关注的是结果，只是简单的利用高等代数获得个人行动、企业管理行为相应的支持，在找到合理结果后，就意味着应用的结束，所以，对于经济学直接应用高等代数，关注的点重在结果，可以说，微观经济学领域对高等代数的直接应用较多。第二，经济学中间接应用高等代数。高等代数在经济学中的间接应用，一方面是在经济学中渗透高等代数的思想，如凯恩斯的国民生产计算模型、庭伯根提出的蜘蛛网模型等，都是高等代数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渗透，这种渗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中较难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把经济学中较为复杂的研究简单化。这种在经济学中间接应用高等代数具有比较典型的特点，即经济学以高等代数为基础，已经从单一的定性分析逐渐转向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一转变，既是对高等代数的更深入应用，同时也超出了高等代数直接应用的范围，因而使得经济学中高等代数的应用也更为广泛，同时也使得经济学可以更加深入的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从而使经济学与日常生产、生活的联系更加的紧密[4]。另一方面，是利用高等代数认识经济活动。这里的经济活动，指的是较为宏观的、复杂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经济活动现象，这些经济活动现象包括国民收入、消费、投资、货币、事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开放经济等，这些经济活动现象比较复杂，不是使用简单的语言就可以概述清楚的，因而在经济学中未应用高等代数之前，国家和政府只能够对此进行合理性的安排，不能通过理性、客观的方式来认识、掌握、制定科学的政策、活动来进行经济活动。在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虽然是利用高等代数来阐释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些经济活动现象，但是也对人们认识、掌握、制定科学的行为、政策带来了指导，如对货币的认识，国家和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来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如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及通过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这种中央银行通过一系列的货币控制措施，就可以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而阐释这个货币政策则可以通过模型来进行，举例来说，MV=Py，这个式子是交易方程，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价格水平,y代表实际收入水平，因而当国家政府控制M时，就可以影响到价格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从而实现货币政策能得到真正的实行[5]。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经济学间接应用高等代数，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经济活动现象。

二、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的意义

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具有重大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增强了经济学的适用性、科学性、客观性、规律性等，具体分析如下：第一，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增强了经济学的适用性。经济学在古诺之前，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注重经济现象的分析与归纳，而且往往是对宏观大方向经济现象的研究，并没有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因此造成了经济学属于形而上的一门学科。而在古诺之后，以高等代数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经济学中较为常见的现象，研究的问题也不再是描述问题，而是透过问题研究问题的实质，从而为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同时也增强了经济学的适用性。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学家把高等代数应用在微观经济学领域，通过对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的研究，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楚市场主体如何保证自身的经济利益，如何安排生产活动取得最大的效益等，这不仅有利于市场主体对自身的认识，同时也为更好的管理生产活动奠定了基础。第二，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增强了经济学的科学性。经济学学科从实质上来说，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是，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强，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现象时，也只能停留在研究结论上，并不能对实际生产、生活给予正确的指导。因此，当高等代数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工具之后，经济学家们研究出来的结论，建立的经济学模型对实际生活、生产具有了深入的认识，也能够指导人们进行生产，在总结一些经济现象时，人们也能通过经济学分析，寻找到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从而使得经济学学科真正的迈入了科学之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学家利用高等代数模型来解释复杂的宏观经济现象，如上文提到的货币政策的解释，这不仅有利于经济学家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还能够帮助国家政府认识到如何制定科学的货币政策，从而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货币政策奠定基础。第三，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增强了经济学的客观性。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着手点，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解读，特别是在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之后，经济学的研究也从经济学家的主观臆断变成了数据分析，不但增强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也增强了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使得经济学研究的结论更有信服力，也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定量分析。这主要是因为高等代数本身的客观性，以往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往往只是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来进行定性分析，这不仅掺杂了经济学家个人对经济现象的评价，同时也对经济现象的阐释不够深入具体，难免会让人们对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的了解、认识误入歧途，从而影响对经济现象的判断。第四，经济学应用高等代数，增强了经济学的规律性。经济学的研究，通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有规律性，无论是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还是对经济活动的阐释，经济学研究在应用高等代数之后，能够阐释的更为合理，对规律的掌握也越来越准确，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学模型，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简单化，进而大大加强了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对经济现象的认识，能够指导人们清楚的判断生产的利和弊，达到优化生产的目的。这主要是因为高等代数本身具有极强的规律性，通过利用高等代数研究经济现象，就能透过经济现象认识到其背后隐含的经济规律，在通过经济学家的阐释，从而使经济学的规律性更加明显。

三、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家应用高等代数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学直接应用高等代数的概念、性质、定理等，直接为经济学研究提供相应的计算公式。另一种则是经济学间接应用高等代数的理念，从而建立起适合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模型。经济学家应用高等代数，意义较为重大，主要表现经济学研究的适用性、科学性、客观性、规律性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也更加的具有合理性，从而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指导，也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迈入了科学之门。

参考文献：

[1]黄祖达,向绪言.以就业为导向的金融数学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研究[J].高师理科学刊,2014,7(6):83-83.

[2]张建林,温建,雷丽娟,等.以案例式学习看最小二乘原理在大学数学中的应用[J].科教文汇,2014,10(13):87-88.

[3]刘心,李敏.《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课程一体化教学内容与方法的优化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15,2(3):135-137.

[4]韦程东,周桂升,薛婷婷.在高等代数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探索与实践[J].高教论坛,2015,5(4):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