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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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经济学；方法论；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D019；D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3－0036－03

一、引言

以经济学中的“效率”作为核心概念、以“成本――收益”及收益最大化作为衡量标准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被称为“法经济学”或者“法律经济学”。也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作为主流学派的代表波斯纳认为，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虽然非主流学派对法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并不相同，但是两者均主张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法律问题。

作为一种研究法学的“方法论”，其不仅仅包括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还要“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比较选择。研究手段的筛选和运用。研究目的的限定等。”因此，法经济学对研究主体思考角度的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明晰、研究方法的辨析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以此为研究思路。对法经济学的价值基础、研究方向、研究范围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在我国发展的局限性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法经济学中“效率至上”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效率”是波斯纳在其学术架构中唯一追求的目的。即法律要如何操作，才能够最大化地增加社会财富的总数量。同时，波斯纳从“法律是什么”的根本观点回答了“如果只追求效率，难免使法官枉顾法律的规定”。他根本不相信所谓法律的形式主义的观点，所谓法律的形式主义就是相信法律是一个精密的概念及逻辑体系，运用某套法律方法训练所提供的种种推理方法、依从法律文字及体系内在秩序的指示。就能替当下案件“发现”既有法律替它早已准备好的解决方案。暂且将既定法律放于一边。效率是否是未来法律追求的最重要价值?而在法学界。“正义”被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法律实际上也正是以正义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更广泛的角度。正义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之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也是关于国家法律对于组成全体国民的所有个人的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一直是社会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于此，在探求法律的最基本价值上。效率与正义发生了冲突。如何辨明其中的关系，是法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前提。

近现代为多数学者所追从的“正义”主要来源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其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里。罗尔斯把“正义”摆在优先于“效率”的地位，并把它作为衡量、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首要”的价值尺度。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他又对正义的原则做了新的表述：(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相对于这两个正义原则。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优先原则。第一，自由的优先原则。只有满足第一正义原则所处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后，才能满足第二正义原则所处理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第二，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即公平机会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在罗尔斯对正义的描述中，效率是达到正义的重要考虑因素，如差别原则，但是效率并不可以完全替代正义，在优先位次上。正义优先于效率，只有在正义下的效率才是法学家所追求的，一味的突出效率的价值是有所偏颇的。

三、关于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围的争论

在《企业的性质》一书中，科斯提炼出了影响生产的制度结构(企业和市场)的交易成本概念。随后，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创造性地将交易成本工具运用于具有互相影响的外部性问题探讨，通过分析将产权赋予不同的当事人，得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时不同的法律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命题，即科斯定理。其后，卡拉布雷西于1961年首先在《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思考》一文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侵权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尝试，他关注的核心是法律规则的效率和公正，倾向从宏观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研究法经济学，并形成了以其为代表的耶鲁法经济学派：加里・S・贝克尔将微观经济学理论运用于一系列非市场行为选择的研究。如种族歧视、犯罪、家庭组织等问题，掀起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狂潮；而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方法触及到了普通法的每一个领域，其认为法律应该在任何领域引导人们从事有效率的活动。

从上述法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来看，其明显在研究方向上出现了分歧。其一。科斯开创的以经济学问题为研究对象。将法律制度作为分析工具、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探究法律体系运转对经济学体系运行影响的法和经济学，其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其二，以法律制度和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为分析工具、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法律制度的效率的法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学，其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这一发展方向以波斯纳为代表。而之所以法经济学走上了这两条不同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由于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存在不同而造成的，科斯定理表明，不同的法律制度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经济绩效。从这一定理出发。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认为。既然法律是重要的，那么现实中的法律是否促进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即法律是否具有效率增进作用便成为了他们的研究主题。而现在我们所接触的法经济学的研究也多基于此研究方向而展开。

四、法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几大问题

除了以上提到的法经济学中“效率”原则与传统法学“正义”原则的冲突以及法经济学内部研究方向分歧和研究范围模糊等问题外，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理性人与最大化原则舍弃了人的复杂性和社会化的特征

法经济学研究通过使用货币作为测量杠杆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及其动机，实际上人类行为存在着多元化的动机，追求效用最大化不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是总能成立的。正如马科斯・韦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4种：一是工具理，二是价值理，三是情感行动。四是传统行为。其中法经济学指的理性只是前两种。法律是人们行为规范的综合，法律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外。政治、文化、历史、伦理等方面的因素对法律

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一个人在非常饥饿的情况下向一个富人乞讨一块面包，在后者拒绝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人抢了这个面包，那他就犯了抢劫罪而不能提出紧急避险的抗辩，原因是由于交易成本是低的，所以，我不能就成功购买面包而进行商议，表明面包对美食家确实是有价值。这个推论。将财富最大化推向了极端，而完全没有顾及人道主义和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等因素。同时。理性经济人及法律经济学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由此推断通过个人理性实现集体理性。但是K.J.AR－ROW和AMRTYA SEN的研究表明，人们不可能从个人理性达到集体理性。博弈论的研究也表明。个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往往是不一致的，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法律不仅规范个人之间的行为，而且还涉及到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其所在群体、不同群体间、群体与国家间、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与协调，因此，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理性经济人与最大化假设在分析法律时。尤其是法律领域时。会有很大局限性。

(二)法经济学的“形式化”或“模式化”。有时将使法律问题复杂化、绝对化

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经济学之所以能扩散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它社会领域，所凭借的正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技术优势”，而这一点已被大量的事实经验所证实。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曾自豪的指出：“40年前，理论经济学家尚能运用普通的语言与数学抗衡，可是过去的40年表明，经济知识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统计分析。而不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积分的运用，而不是解释概念。今天。许多经济学家都深信。法律研究将重蹈经济学近年来的这段历史。”然而。正如美国法学家霍尔批评的那样，在法学研究中“以单一因素去阐明复杂现象的谬误”，因为法律就像“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拐角是及其困难的，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这段话描述鼓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者正为合适。毕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以此基础上用严格的模型进行分析，自然不可能穷尽法律现象中所出现的因素。同时过分地使用“经济模型”，不但不能使问题更加明了，反而会使法律问题更加复杂。

(三)法经济学研究由于方法的高度理论化。无益于现实法律问题的解决

法学是研究社会活动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学科，并非逻辑推理哲学思辨的纯粹理论体系。当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纯粹形而上的研究使其理论体系逐渐完备的同时，离现实就会越来越远。但是法学研究的根基必须紧紧扎根于现实生活的规范调整，着眼于社会的秩序和人们在现实中对正义和公正的期待。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杂志编辑部1997年召开的圆桌研讨会上。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可能“过于理论化”了，人们对真实世界提出的问题研究的不够。

对法律进行数学描述。尽管可以得出复杂的公式。但是如何计算、如何统计，依然是个问题。如果数学公式脱离了现实的数据，如何进行运算，运算的结果如何使得人们信服，是法经济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刑法中“情节特别严重”、民法中“显失公平”等等，均无法运用数学计量。也无法进行运算，因此，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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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经济人

有限理性

展望理论

价值函数

一、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动因及兴起过程概述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又称为“心理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认为，人类行为是有限理的，并且，经济人偏好不总是稳定的。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决策

1．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的偏差

一个基本偏差是：小数法则。例如，当一位投资者观察到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去两年中的投资业绩好于平均情况，就会得出这位基金经理比其他经理优秀的结论。

2．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展望理论

莫里斯.阿莱最先提出实际情况中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并由此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说明阿莱悖论。如，给定一组选择，a：以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没有收益。此时，被实验者往往会选择a选项。给出第二组选择，a：以25%的概率获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没有收益；b：以2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没有收益。与第一组选择相比，两个选项获得收益的概率同时减为四分之一，但此时被实验者往往放弃a而选择b。

卡尼曼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在此基础上，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即展望理论。

在展望理论中，相对于各种选择下效用的绝对水平，决策者重视各种选择所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 U=U[，I]-U[，0] 即效用值 U[，I]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的变化量，如果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 U[，I]增加，则 U取正值，反之若见小，则 U 取负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 U [，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 U[，b]，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决策者会选择A而放弃B。Σp[，a] U [，a]＞Σp[，b] U [，a]

（1）

价值函数V（ u）的解释：

价值函数V以效用值的变化为自变量。该函数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损失。比如说，按照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以80%的概率损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损失，损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确定损失，所以应该选择后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宁愿冒一下险，选择前者。因为如果幸运的话，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体现了损失上的风险偏好。

（2）

决策权重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三、由行为经济学思想想到的对投资问题贴现模型的改进

给出两个选择，a：在未来十年里，每年可获得1.2万元的现金流，总贴现值收益为10万元；b：立刻可以获得9万元收益。现实生活里，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因为相对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万元，贴现10万元的收益还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

所以，在传统投资贴现模型中添入一些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偏好因素及风险因子。并且，传统投资贴现模型假设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相同，而实际经济每年在发展变化，客观经济环境也在变化，利率、通货膨胀率也随之变化，结果可能未必相等。

设Pi为投资者对于每年现金流的心理偏好权重，即每年现金流相对于投资者的价值体现；每年现金流为Ci ；n年里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为 i；每年现金流可得性风险为Ri，实际的总贴现值对于投资者个人的价值体现为V：

V= Pi （1-Ri）

投资者会潜意识的依据自己偏好，根据贴现值在自己心理账户中的价值体现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来判断投资决策。

最后，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否定传统经济学，而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补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虽然，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自身也没有建立起严密的逻辑理论模型。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经济学会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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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验经济学；计算机仿真；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4-0243-03

过去的教学观点认为，经济学较难进行实验课程的设置，只能依靠课堂上教师对经济学理论和现象的讲解以及逻辑上的分析来进行日常教学。学生单纯的通过教师课堂的讲解和课后的习题，很难对于经济问题的形成、环境和发展的过程有一个清楚、直观的了解。所以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经济学课程的教授是摆在大学教育面前的重大问题。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是一种将实验手段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方式，西方有关实验经济学的研究由来已久。史密斯于1962年发表了称之为实验经济学奠基石的文章《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也因为对实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实验经济学已经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计算机仿真（Computer Simulation）成为一种实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成果，建立被仿真系统的计算机模型，并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对模型进行动态实验的一门综合性的技术。两者都通过实验的方式来验证经济学原理，在方法、作用和结构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施的方式、参与的对象等方面有较大的区别。如何运用两者的优势作用于经济学的实验教学中，是继续深化大学素质教育以及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校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计算机仿真的发展和应用

迅速发展的计算机仿真技术，可以包容和显化行为者的有限理性，是研究经济制度的偏好演化和政策评估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它运用了编程思想，将经济模型转换为计算机模型，通过计算机仿真程序运行实现，将结果与预计进行比较，还可以通过改变一些参数和设置来重新改变结果，以观察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结果。仿真的具体方法一般是先建立关于仿真的基本框架模型，然后进一步的量化、具体化，通过软件设计和程序设计编写转化成计算机语言，设计各种不同的、有意义的环境运行仿真。相对于单纯的理论分析或者复杂耗时的实物实验来讲，仿真实验具有经济、可重复、耗时短、可控性等多方面的优点。仿真研究需要合理的行为设定，通过不同的设定来运行得到各种可能的数据结果。

二、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实验经济学是一种将实验手段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方式，它是在可以控制的实验环境中，针对一些经济理论或者经济现象，通过人为地设置各种条件和假设来改变实验的环境和制度，以此观察实验运行的方式和实验对象的各种不同行为，最后分析解释各种实验结果和现象，以达到剖析、检验和进一步完善经济理论并在一定情况下提供政策抉择的研究方法。实验实施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需要认真评估其存在的大量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时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完成。实验的方法论是需要全面的考虑和评估研究对象的所有方面。在进行实验的不同阶段时，经常会出现客观性和真理性不一样的情况，所以需要研究人员使用合适的方法选择正确、客观、真实的数据信息。科学客观的认识事物，经历从整体到个体，再从个体回归到整体的过程。在建立模型时，也有可能模型并不能代表整体，而只是特殊，所以一定要把握相对性的存在，建立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辩证存在的关系。

三、实验经济学与计算机仿真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对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的解释和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基本目的相同，都是通过各种手段和工具对经济学理论做相关检验和研究。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在模型设计的整个阶段中，都要遵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要求。所以说两者在方法论、基本结构、以及研究目的上是类似的。但是两者也有一定的差别，具体表现为：

1.实验过程侧重点的不同。计算机仿真的侧重点偏向于如何运用计算机技术模拟经济模型运行的整个过程，对于软件的编制和计算机的应用有较高的要求。实验经济学侧重于实验过程中人员的组织、安排。计算机仿真的实现是学科交叉应用的结果。它需要经济学的知识来建立经济模型和数学模型，又需要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将数学模型转变为计算机模型。对于实验经济学来说，根据验证模型的实际情况，可以不需要计算机方面的应用，可以直接采用人工组织和控制的方式，实现整个过程。

2.实验过程中的参与者截然不同。计算机仿真通过计算机算法和程序的编制，在仿真的整个过程中来模拟人的行为方式。实验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群体中，通过实验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筛选。虽然在很多经济学试验中，也使用了计算机仿真来处理非抉择性的某些中间过程，并进行数据的搜集、处理和分析；但是在进行关键性的抉择的时候，还是以参与的人做出的反应为结果。

3.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的不同。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非常重要。对于计算机仿真来说，程序一旦生成、封装，多次重复进行实验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重复一次实验，甚至只需要根据要求，修改程序的参数后直接点击程序运行即可。而一般的经济学实验的重复进行，还是需要实验的再次组织。实验的最终结果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也可能发生较大差异。所以实验的可重复性和可控性要弱于计算机仿真。

四、计算机仿真与实验经济学的应用方法

史密斯认为每一个完整的经济实验，都由实验的环境、所处的体系和参与者的行为3个因素组成。在进行实验的不同阶段时，经常会出现客观性和真理性不一样的情况，所以需要研究人员使用合适的方法选择正确、客观和真实的数据信息。要把握相对性的存在，建立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辩证存在的关系。根据以上原则，将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理论和方法应用到高校的实验教学中，需要教师在深入了解和掌握两者的方法和实验技术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实验内容，规范实验的整个过程。具体应用方法包括以下几点。

1.选择合适的理论点进行实验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结合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方法，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实验教学。每学期做6～7个实验，每次实验的时间控制在两个课时以内。确定在实验中是否需要利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来进行辅助，如果需要计算机仿真方法，还需要分析和决定在哪个环节进行设置。实验环境和制度的规范化对于实验的最终会产生的结果至关重要。要详细设计实验的参与者、实验的讲解内容和方式、实验的地点和持续时间、报酬的设计、实验的物理条件等。在设计实验的过程中，应该做到比较基准清晰化。必须考虑到实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的保密性。实验室交易制度应该明确的规定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交流程度、交流时间和采取的行动，以及行为和收益的关系。明确买家之间、卖家之间或者买卖彼此是否可以产生信息的流通。也就是：①制度规定语言，M=（M1…Mn）。它包括信息元素m=（m1，m2，…，mn）。其中Mi是由行为者i传送的行动信息集；②一个制度还规定了一组分配规则h=（h1（m），h2（m）…hn（m））。hi（m）是分配给第i个行为者的支付；③一组成本估算规则C=（C1（m），C2（m）…，Cn（m））。Ci（m）是由行为者i给出的支付，二者共同构成了行为者的信息函数。对于参与者报酬的设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参与者充分了解决策与报酬之间的所有关系，但是参与者的报酬是私有信息。实验的设计需要使得报酬超过做出不同抉择或者达成交易的主观成本。作为日常的大规模且多班级的经济学实验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都采用货币激励作为主要手段，而可以采用课堂学分和本章学分的形式，对于完成实验较好（取得效用较大或者表现合适）的同学给以较好的学分。减少参与者行为的变异性和随意性，尽可能的降低随机行为带来的实验不确定性。对于学生来说学分的奖励非常具有诱惑性，可以将参与者面对其他报酬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降到、压缩到较低。在有一些经济学实验中，应该设计参与者的不同边际行为，所获得的报酬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在市场实验中，成本高比成本低的卖家所获得的报酬应该少。

2.利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评估实验的结果。实验完成后，教师应该根据实验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对实验予以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是否达到预期的要求，验证理论的真实性。如果失败，需要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出需要改进的因素，为下一次实验做出准备。而效率可以作为一种比较的标准和比较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史密斯在实验中将效率设为付给参与者的报酬和可能的最多报酬的比率。通过效率来考虑改进模型标准。

五、两者对经济学实验教学的意义

1.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在实验过程中，适当运用计算机仿真，提高教师和学生对新方法、新工具的掌握和使用。在课堂实验较为简单并且运算量不大的情况下，学生的亲身参与更加具有直观的感受，对于理论的认识也会更好，更适合采用人工处理的方式。所以经济实验的教学，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注重教学实际，根据情况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和方法，有效提高课堂实验教学质量。

2.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帮助学生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可以通过它来检验，发现它的运行前提和环境。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观察它的不同结果和现象。通过引导学生观察这些现象的相同和不同，要求学生对结果、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和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得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使得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而不是教科书的被动接受者。

3.教学方式新颖，教师与学生互动性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多个主体来参与到教学中来，使他们亲自体验到市场交易的不同过程。学生通过亲自动手操作，观察数据的变化，了解变换的原因，最后掌握经济现象的本质。将经济学的教学从被动的理解，提升到将学生置身于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去参与、思考、解决问题。这种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充分、生动，赋予了学生真实的感受，帮助学生了解理论和现象产生的全部过程，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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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传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结合了产业政策与传统经济理论，是理论与当前实践的有机结合。研究产业经济学，对于促进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加强产业供给侧改革有重要意义。探究产业经济学的相关前沿问题，介入博弈论相关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和实践的形式探讨前沿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产业经济突破发展瓶颈意义非凡。

2现代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意义

产业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经济学科，之所以称其特殊，是因为产业经济学学科的正式确立以及正式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关于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思想和内核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便初见端倪。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需求，产业经济学的热度与日俱增，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围渐广，其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也日趋明显，并且在产业经济学研究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和专家逐步确立了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研究模式，即将微观经济作为经济发展主导，将宏观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核心的全新经济学研究模式。同时，基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形式日趋多元化，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多样，传统经济学背景下只针对企业内部架构的研究方向在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已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全面掌握产业经济发展态势，因此，在新形势下要结合博弈论、方法论等诸多方法，对不同的产业经济案例进行剖析，以多个性来概括产业共性，将竞争秩序与竞争激励作为稳固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而能够实现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现代产业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加速理论成果向实践应用的转化，促进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

从整体来看，研究产业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面。首先是理论意义，通过博弈论、方法论、案例解析等方法对产业经济学展开研究，有利于建设统一的产业经济学体系，有效地将经济学与管理学二者有机融合，一改往日传统经济学实践应用效果不佳的弊端，加强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水平。其次是实践意义，通过研究产业经济学，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形成，加强国内产业供给侧改革，优化配置国内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经济的创新发展，由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精细化经济增长模式，降低生产损耗，提升生产效率与效益。

3现代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

3.1人际捆绑

互联网已成为当前国内现代化产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产业经济发展要围绕互联网经济展开，并且随着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核心地位将更加明确，其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也更加明显。在历年的产业经济研究过程中，随着产业供给侧改革，产业经济也在寻求着发展模式的更优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人际捆绑形式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发挥企业经济的规模效应，通过扩大企业消费规模，进而降低个人消费成本。具体到互联网经济中，人际捆绑产业经济的典范便是团购，例如，过去的美团、饿了么，已经今时今日大火的拼多多，这些企业和品牌便是依托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形式来对自身产业经济进行市场拓展，近年来取得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成绩。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在互联网产业中的深化应用，演变出团购经济这一主流经济形式，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际交易成本，这是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形式能够在互联网产业中大获成功的关键所在。团购依托的是互联网，用户通过PC端和移动端上的软件或者APP下单来实现。团购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并发展到如今这样的火爆状态，源于早期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而企业从自身层面出发无法有效获取用户需求所致，因此互联网企业转变思路，将满足需求的答卷交到用户手中，让用户通过人际捆绑的形式来传播自己的需求，并通过捆绑的方式降低互联网企业运营成本，以产业经济规模效益实现企业成本降低、用户消费成本降低的双赢。具体而言，团购的经济模式通过人际捆绑形式，通过消费评价以及消费价格降低这两项来迅速完成企业产品在用户群体中的裂变，随着团购经济的不断发展，近乎已占据当前互联网经济产业的半壁江山。人际捆绑产业经济，相比传统的企业产业经济，能够快速打开用户市场，不必再花费大量精力去市场调研，临摹用户画像，将选择权交给用户，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双赢。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想要进一步提升效益，便需要互联网企业提升估价精准度，将折扣力度降至最低，同时进一步加强人际捆绑信息传播的研究，从两个关键环节提升团购消费的活性。

3.2网络融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应用，在为传统产业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在新形势下的全新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互联网+”和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全新变化，因此，网络融合成为时下产业经济发展和寻求突破的最优路径。在演变过程中，以转变传输的方式，加强网络融合产业、通信产业以及传统产业模式三者的融合。从经济学角度来考量，网络融合实现了将消费者终端、市场工作与服务三个层次的有机融合，并基于规模经济效应有效降低了生产和运营成本。不过并非所有的网络融合都一帆风顺，以三网融合为例，其在融合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站在双边市场视角来看，三网即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电信网，这三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强行融合不仅困难多，而且即便完成了融合，能起到的实际经济效益提升作用也比较有限。因此，想要加速三网融合，且提升融合后的产业经济效益，需要政府牵头开展工作，通过制定长短期规划，将数字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纳入三网融合的产业进程中，有效加强三方产业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降低融合难度，另一方面也能更加紧密地联系，提升融合后的产业收益。此外，对产业进行融合探究时，不能将理论内容割裂，而是要结合规制理论、双边理论以及捆绑理论在内的多种理论内容展开深入研究，以提升可持续竞争力为基础，以探究产业布局和发展为导向，为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3.3双边市场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传统产业经济模式背景下日渐式微的双边市场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模式下重新焕发光彩，并逐渐成为互联网产业经济的重要经济形式之一。其本质是在中介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互联网经济内核。当前的双边市场经济产业模式，共包括五大产业，分别为信用卡、创新型产业、传媒产业、网络游戏产业以及软件产业。双边市场经济模式下，双边是否能够依据各方所需获取经济效益，需要就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分析，如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双边市场型互联网经济企业为美团外卖、滴滴打车等，这些互联网经济企业面临的双边市场问题主要是平台费用居高不下、跳单引发诸多纠纷等。首先针对平台费用问题，在平台竞争激烈的当天，商家对唯一平台依赖性逐渐下降，平台要适时通过降低平台费用或中介费用的方式，稳固商家；其次是跳单代表的违约问题，平台应当通过适当降低差价率的形式，让利市场双边。

篇5

关键词：反垄断；行为反垄断；行为法经济学；有限理性；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F005；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06（2016）01-0052-08

反垄断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BehavioralLawandEconomicAnalysisofAntitrust﹚又称“行为反垄断﹙BehavioralAntitrust﹚”或“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行为进路﹙BehavioralApproachtoAntitrustLawandEco-nomics﹚”，是法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心理学交叉研究在反垄断领域的应用，也是对传统反垄断法经济学研究的反思与拓展。2002年，美国圣母大学法学院教授Tor首次提出使用“以行为为依据的方法﹙BehaviorallyInformedApproach﹚”研究反垄断，这标志着行为反垄断研究的开始。在之后的七年间后续研究并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7年美国田纳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Stucke发表的《行为经济学家来了：21世纪的反垄断》一文，被评为当年杰里•科恩纪念基金写作奖“最佳反垄断文章”。自2010年至今，国外的行为反垄断研究逐渐成熟，学者陆续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行为反垄断理论的核心议题。2011年，Reeves和Stucke的《行为反垄断》一文发表之后，学界逐渐接受了行为反垄断这一术语和研究范式。实践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部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美国反垄断研究所都在研究行为经济学对反垄断政策的影响。而且，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英国公平交易办公室的竞争政策官员，都已经接受了新古典经济理论解释现实时存在局限性的事实﹙Stucke，2012﹚［1］。反垄断是行为法经济学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但国内相关研究较为欠缺。因此，本文将系统阐述行为反垄断的研究方法、基本观点、监管理念及其受到的质疑与所做的回应，并尝试展望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行为反垄断概述

行为反垄断主要以行为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为实证理论基础，结合行为法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框架，尝试更好地解释、解决反垄断问题。

﹙一﹚行为反垄断的研究方法及其反垄断目标Tor﹙2003﹚

［2］认为，行为反垄断使用的是一种以行为为依据的方法，它以有关人类决策的实证研究替代了不切实际的理论模型，以有限理性人假设替代了完全理性人假设，依据更符合现实的人类行为理论和经验性实证研究，能更好地解释复杂的反垄断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法律和监管策略。Hor-ton﹙2011﹚［3］直接断言，反垄断分析将最终使用“智人﹙HomoSapiens﹚”假设替代“经济人﹙HomoEco-nomicus﹚”假设，而随着反垄断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应当运用进化生物学理论从结构和行为的角度进行反垄断分析。从总体上看，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完全理性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意味着个人追求收入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国家追求预算约束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有限理性人假设或智人假设则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往往偏离上述最大化。具体而言，行为人的决策偏差集中表现为三点：一是有限理性，即人们会出现判断错误和偏离预期效用理论；二是有限意志，即人们的行为往往会违背其长期利益，而且可能同时具有多个难以排序的效用目标；三是有限自利，即人们有时会追求公平等自身利益之外的价值［4］。据此，Stucke﹙2012﹚［5］质疑了美国在反垄断实践中依据芝加哥学派理论只追求单一经济目标的做法，认为应将反垄断的多重政策目标整合进法律框架，将现行法律标准由“单一目标/合理原则”模式转变为“多目标/更为明确的原则”模式，即以更简单的标准和原则替代“逐案”合理原则分析；以维持竞争结构和维护竞争自由替代直接监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显然，美国反垄断法律框架中的这一改变既有助于避免因不明确而导致判断犯错，也有助于通过纳入多重效用目标和更为兼顾公平考虑到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和自利因素。

﹙二﹚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市场失灵新形式：行为利用

一般而言，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社会稀缺资源，主要是指四种市场机制偏离基本竞争模型的模式，包括：垄断和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外部性；公共物品。但是，在行为反垄断研究中，学者将行为利用﹙BehavioralExploitation﹚视为一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Huffman﹙2012﹚［6］认为，行为利用是指消费者在决策中通常会因使用启发法而产生认知偏差，经验丰富的商家可能会故意利用这种现象，从而产生具有反垄断危害的强迫行为，例如商家藉此获得或维持竞争优势或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多个企业协调一致从事某种行为利用行动。Huffman和Heidtke﹙2012﹚［7］进一步指出，行为利用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损害消费者利益，指消费者被引诱参与某些如果其知晓真实信息就会选择拒绝的交易；二是导致次优资源配置，指资源会依据消费者表面而非真实的偏好进行配置。Stucke﹙2012﹚［8］则从企业行为的角度列举了理性企业吸引并利用有限理性消费者的方式，主要包括使用框架效应和改变参照点让消费者视价格变化为打折而非附加费用、使用锚定效应固定较高的建议零售价、加入诱饵选项引导其消费边际利润率高的商品或服务、使用沉没成本谬误提醒并引诱其继续支付、使用可得性启发法驱使其购买某种保险、降低价格的透明度和提高产品复杂性，等等。可见，行为利用这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不仅会显著影响市场机制在配置稀缺资源时的有效性，导致无法实现效率最大化等经济目标，还会使个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直接损害，导致无法实现公平正义等社会目标。

二、行为反垄断对传统垄断行为理论的反思

行为反垄断学者研究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等反垄断领域的核心问题，得出了迥异于传统理论的结论。

﹙一﹚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研究

1.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过量的负净现值进入。传统的反垄断法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在进入某个新市场有可能获得利润时，才会理性地选择进入该市场。但Tor﹙2002﹚［9］发现，进入者的有限理性会转换竞争格局、限制看门人机制的功效、使创新性进入者因过于自信而过量进入。而且，行为反垄断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三种无法通过传统法经济学分析的社会现象：一是较为普遍的负净现值过量进入，原因是进入者存在乐观偏差、称许性偏差、情感启发法、计划谬误或控制幻觉；二是进入者对未来盈利或成功的预测不敏感，原因是进入者存在乐观偏差、称许性偏差、控制幻觉，或者低估其间接影响；三是初创进入者比多元化进入者的表现更差，原因在于进入者的偏好强度和判断模糊性。此外，进入者往往会过度自信，并在尚未进入市场时就已失败，因此不能仅通过观察进入率，就得出在位者市场份额无法转化为市场力量的结论；而且，当进入壁垒较少且进入市场较为容易时，即使独占垄断者没有市场力量，任何提价企图都会使新进入者身不由己地参与进来﹙Tor，2004﹚［10］。因此，监管者可于事前采取措施使意图进入新市场的企业对该市场做出正确判断，从而避免发生过量的净负现值进入。2.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掠夺性定价的现实危害性。传统的反垄断法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由于追求成本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不会在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采取会遭受损失的低成本掠夺性定价行为。但Tor﹙2003﹚［2］发现，面对新进入者或小规模在位者的成功侵蚀，垄断者往往会以其在市场中的长期支配地位作为评估预期收益的参照点，判断应该采取何种竞争策略做出回应，并在其认为可能无法阻止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降时，采取负预期值的掠夺性定价行为。这表明企业会受制于锚定效应，即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会根据某个参照点或初始值做出决定，而所选取的参照点或初始值却有可能是偏离实际情况的。Tor﹙2004﹚［10］还发现，即使缺乏足够合理的损失弥补可能性，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和独占垄断者也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有意识地从事高风险、负净现值的掠夺，甚至孤注一掷地希望通过负预期值掠夺性定价重新获得支配地位，而此时的掠夺性定价行为发生概率往往会高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显然，企业还会受到乐观偏差的影响，即会高估成功概率、低估失败和承担风险的概率。因此，监管者可以采取措施使企业认清市场竞争现状、了解失败和承担风险的概率，从而降低非理性掠夺性定价行为的发生概率。3.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独占垄断消极影响的严重性。Horton﹙2011﹚［3］认为，基于进化生物学的反垄断研究表明，诸如独占或寡占之类的大规模经济集中对经济效率和经济体系产生的积极影响被过分高估，而消极影响越来越被低估，因此理论研究不应被束缚在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脱离实际的静态模型中。Stucke﹙2012﹚［1］指出，反垄断研究已经超出了界定狭窄的市场概念：首先，当前的一种重要进入壁垒是网络效应﹙NetworkEffects﹚，包括直接网络效应﹙指消费者从一种产品中获得的效用会随该产品使用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和间接网络效应﹙指一种产品或科技的使用者数量增加会带来更多的配套投入﹚；其次，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欺骗性言论或雾件﹙Vaporware﹚，利用羊群效应导致的网络效应来独霸市场；再次，如果企业和消费者会使用启发法决策并由此导致认知偏差，那么将试错学习过程视为进入壁垒，企业要进行有效竞争，就需要最低水平的试错反馈﹙包括通过内部试错反馈提高其生产率、通过外部试错反馈来获取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偏好﹚，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学习的显著竞争优势，也会降低新进入者威胁其市场力量的可能性；最后，独占垄断者会使用默认规则之类的方法，利用消费者存在的现状偏差、框架效应、沉没成本谬误等启发法或认知偏差，通过行为利用达到维持独占垄断的目的［1］。显然，取得独占或寡占垄断地位的企业更容易利用消费者的有限理性来独霸市场。

﹙二﹚关于经营者集中的研究

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通过合并取得其他经营者的股份、资产，以及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情形［11］。在国外，这种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后果的行为也被称为企业合并，特别是处于同一相关市场、同一生产经营环节中的企业进行的横向合并向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例如，美国1992年和1997年《横向合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都规定了反垄断五步分析法。Stucke﹙2007﹚［12］认为，监管机构使用这种分析法可能会错误地否定或肯定某些合并申请，而且，他们通常会花费数月时间进行事前合并审查，却很少在合并后对这些行业进行回访，以调查其对竞争状态真正产生了什么影响，因此应致力于合并后审查，并通过向公众提供数据来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某些合并在何时、为何可能会显著减少竞争。2010年，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了新版《指南》，直接废弃了五步分析法，并建立了一个基于事实的更富弹性的分析框架。但是，新版《指南》多次提及合并后的比较，却未专门规定合并后的审查程序。Reeves和Stucke﹙2011﹚［13］认为，缺少合并后的定期回访会导致无法确定是否能实现所声称的效率目标，因此不能直接假定大多数企业合并有利于竞争；此外，这种想象中的效率可能是认知偏差影响下的产物，例如“激情战胜理智”或者是企业高管因自我归因偏差和可得性偏差而过于自信的结果。除了认同提供更多关于实际合并效果的证据会更有益的观点，Werden等﹙2011﹚［14］还指出，完全基于观察以往合并效果的合并控制也许不可行，因为这种行为反垄断有可能削弱执法效果，原因在于实践中难以区分是合并产生的影响还是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也难以确定合并评估中的系统性误差及生成的误报信息。Stucke﹙2012﹚［8］提出，合并后审查意味着反垄断机构可以在合并完成之日的2~5年后，在可观察的范围内，通过考察定价水平和价格因素﹙包括创新、生产力、服务、质量﹚来分析该行业的竞争水平。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负担，可以实行两阶段审查法，即在第一阶段对该行业的合并后竞争状况进行初步评定式审查，只有当结果显示竞争显著减弱时，才启动第二阶段的彻底审查。也就是说，行为反垄断更主张在事后评估企业合并的真实效果，而非进行事前预测，因为这种预测往往会产生错误，既无法起到反垄断的作用，也不利于教育民众。

﹙三﹚关于垄断协议的研究

一般而言，垄断协议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以协议方式实施的控制价格、地域、数量等意在限制竞争的共同意思表示，根据“协议的签订者是否处于同一经济环节”可以区分为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前者“是指在生产或销售中，处于同一经济环节的、具有相互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签订的共同控制价格、产量、技术、产品、设备、交易对象、交易地区等内容的协议，或虽没有协议但共谋采取协同一致的行为”，后者是指“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商品时，要求下游企业必须按照固定的或限定的价格向第三人销售产品”［11］。在国外实践中，前者被称为卡特尔，后者被称为转售价格维持，学者对此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一，行为反垄断对卡特尔最优威慑理论的质疑和完善。美国反垄断法威慑卡特尔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假设定价者是理性最大化者，理想的反垄断处罚=﹙违法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执法成本﹚/发现概率。但Tor﹙2004﹚［10］指出，除非收益大大超过成本，否则对于有激烈竞争历史的企业来讲，建立有益合作和有害共谋的难度都比传统理论预测的要大，而当竞争对手或特定市场有共谋的历史时，产生合作和卡特尔的难度则更小。Stucke﹙2006﹚［15］进一步指出，反卡特尔的首要武器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执行竞争政策，并在卡特尔的同时，通过道德教育激发民众对核心卡特尔的厌恶情绪，让民众充分认识到其非法性和潜在危害。原因在于，传统法经济学最优威慑理论用于反垄断领域会产生以下问题：难以对威慑进行实证衡量；适用上存在困难；需要运用全球化处罚遏止跨国危害；可能产生反竞争后果；难以通过威慑企业高管使其不采取核心卡特尔行动；假设行为人是理性利润最大化者，无助于衡量犯罪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法官在判决时可能会拒绝采纳最优威慑理论。换言之，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行为反垄断研究通过质疑完善了卡特尔最优威慑理论，显著增强了该理论的解释力。不仅如此，美国反垄断实践还表明，宽恕制度的法律威慑、道德谴责和公众教育作用并不理想。有研究表明，因宽恕制度而被破除的卡特尔的存在时间大约是10.3年，而在无此制度规范下的卡特尔平均存在时间仅为8.1年。虽然实践中不断提高逮捕概率、不断增加刑期和罚款数额，但是美国实际被反垄断机构查处的卡特尔数量不到所有卡特尔真实数量的10%。因此，可以依据行为经济学有关气质性因素﹙包括沉默成本、过于自信偏差、可得性启发法﹚和情境因素﹙例如基本归因错误﹚的理论，在承认行为人会受非正式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驱动的前提下，由司法部进行更多的后实证审查﹙Stucke，2010﹚［16］。此外，卡特尔后审查还意味着，反垄断机构应当访问价格固定者并公开其报告，建立计算机化数据库﹙应当包含关于某些行业特征和阴谋性质的数据﹚，并标识出涉及卡特尔行动的所有民事和刑事的反垄断同意令、申诉或诉讼行为﹙Stucke，2012﹚［8］。由此可见，除了由监管者开展事前和事中审查，还可以依靠司法机关开展事后审查以及发挥非正式规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其二，行为反垄断关于转售价格维持合法性的判断。由于转售价格维持在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还会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增进竞争、节约交易成本和促进新企业进入等，法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甚至曾公开支持这种反垄断行为。但是，Tor﹙2004﹚［10］发现，转售价格维持﹙ResalePriceMaintenance，以下简称“RPM”﹚通常比芝加哥学派预测的更加有害，因为企业更倾向于高估损失发生概率和下游搭便车概率，也更偏好在边际上通过采取与价格有关的方法来控制此类风险。Tor和Rinner﹙2011﹚［17］还指出，在许多情况下，RPM可能既非完全有利于竞争也非完全不利于竞争，而仅仅是有限理性企业倾向于过量使用。具体而言，厂商的有限理性RPM主要表现为：﹙1﹚高估降价的预期危害，原因包括锚定效应、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2﹚降价厌恶，原因包括损失厌恶、公平考虑；﹙3﹚支持进行RPM的偏好，原因包括因基于推理进行选择和相容性效应而导致过于看重消除或降价行为本身，而非解决其潜在后果，以及因确定性效应、模糊性厌恶、管理者的风险态度而导致高估RPM的潜在收益。而且，企业因从其错误行动中吸取教训或受到市场惩罚，而减少过度依赖RPM的过程往往比较缓慢，这一过程也会导致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与此相反，Werden等﹙2011﹚［14］认为，竞争法的前提是不受约束的竞争过程最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只有竞争过程被破坏，政府才能干预市场，因此即使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竞争政策也不应当谴责这种并不妨碍竞争过程的做法。

三、行为反垄断对政府监管的启示

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往往需要政府干预经济。但是，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问题。因此，行为反垄断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反垄断监管理念。

﹙一﹚通过反垄断监管纠正市场失灵

为了解决行为利用这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Stucke﹙2012﹚［8］认为监管机构可以使用以下补救措施：改变现有的或者创设新的默认规则；要求消费者在给定选项中选择；教育消费者利用前景理论下的框架效应和可得性启发法；将某个选项设为默认并对退出程序做出限制性规定；规定针对购买者的冷却期；对理性企业开征行为利用税；采取预防措施，帮助消费者减少自身的认知偏差并增强意志力；向消费者提供承诺；增加企业识别潜在受害者的搜寻成本。此外，他还提出行为反垄断理论可以从四个方面帮助竞争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政策：一是填补空白，帮助机构更好地解释垄断行为，了解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批判地评估具体反垄断政策背后的假设；三是评估竞争法应集中化还是分散化，尤其是在行为人有限理性假设前提下，能证明保护非理性消费者的反竞争结果的正当性；四是重新审视三个基本的反垄断问题，即什么是竞争，什么是竞争法的目标，什么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法律标准［8］。概而言之，监管者可以综合运用上述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监管措施，包括直接规定默认规则、限定行为人的可选选项、给予行为人一定的冷却期等，以达到纠正市场失灵的目的。

﹙二﹚通过反垄断监管纠正政府失灵Cooper和Kovacic﹙2012﹚

［18］研究发现，有缺陷的启发法、认知偏差和短视可能会导致监管者采取那些更符合其政治监督者偏好的政策，同时，依赖于初始政策立场、信息流的次序和真实性、监管者先验知识的现状偏差和确认偏差，可能会导致监管者采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基于上述研究，他们认为应假设政治监督者偏好那些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并热衷于能解决存在于想象中的问题的政策或行动，而选民可能会因各种认知偏差而导致其需求的是短视政策。对此，他们提出了两种矫正措施：一是通过选择架构，从选择集合中消除或者使行为人难以选择次优替代方案，从而避免存在认知偏差的决策者做出不理智决定；二是通过完全消除认知偏差，或者使有限理性监管者在决策时考虑其认知偏差，从而使有限理性人能够像理性人那样决策。上述行为反垄断理论有助于促使反垄断政策制定者提高对细微差别的重视程度，并在现实中的事实与正统经济理论产生冲突时，超脱主流思想框架的束缚﹙Reeves和Stucke，2011﹚［12］。显然，监管者作为有限理性个体同样会面临各种决策偏差，也需要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四、行为反垄断研究受到的质疑及相关回应

﹙一﹚行为经济学是否具有预测力，认知偏差理论是否具有系统性

Wright和StoneII﹙2012﹚［19］提出，行为经济学理论不是预测模型，欠缺预测力，因此它无法为反垄断法提供任何明确的、可实施的政策建议，也无法被法官或监管者用于处理反垄断案件。Devlin和Ja-cobs﹙2014﹚［20］也认为“行为经济学在现代反垄断政策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它完全是含糊的，不受限于一种理论，并依赖于通常反向运行的认知偏差。尽管有时能描述过去，但它无法预测未来，这是任何反垄断分析方法的致命缺点”。对此，Leslie﹙2013﹚［21］提出，行为经济学可以解释非理，并在视之为既定事实的前提下，解释为何会发生这些行为，因此能弥补法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许多不足。也就是说，行为经济学有助于提高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解释力与预测力。Tor﹙2014﹚［22］也认为“事实上，那些记录下来的群体层面对理性的偏离，是强烈鲜明的、系统的、可预测的，这反映的不是个体层面的一致性，而是个体层面判断和决策行为显著异质性的集合”。行为经济学所基于的有限理性假设本身就是个人决策理论，是基于试验心理学得出的实证研究结论，比理性人假设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且，有限理性理论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已经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这为行为反垄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行为反垄断能否替代基于微观经济学的反垄断法经济学

Werden等﹙2011﹚［14］认为，如果使用行为反垄断理论替代利润最大化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就不得不改变如何进行合并审查以及是否违法的判断标准，而且，即使心理学能在许多重要方面为经济学提供依据，也不能在竞争政策中替代经济学。VandenBergh﹙2013﹚［23］也认为，行为反垄断无法取代主流反垄断经济学，因为行为方法的有效性受限于分析结果的模糊性，而且使用非理性假设能否更好地解释、预测市场行为和设计有效竞争政策，也存在疑问。对此，Huffman﹙2012﹚［6］指出，这实质上是认为行为经济学将复杂因素引入反垄断分析，可能会使其太过复杂而无法操作的泛泛之谈，或者说，他们质疑的是经济学本身，而不是行为反垄断能否更好地解释现实。从法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的关系角度看，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完善，两者不构成替代关系。因此，作为行为法经济学研究组成部分的行为反垄断，也是对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

五、研究展望

篇6

关键词：农业经济学；培养模式；德国

农业经济学是以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学科。虽然古代中国和欧洲都出现过一些农业经济思想，但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则是伴随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调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早期农业经济学主要关注农业生产状况、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等问题，从20世纪早期开始，农业经济学开始关注农场经营管理如农场主如何调整生产方式以获得最大利润问题，这个阶段农业经济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大量优秀的、懂得农场经营管理的农场主。在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产业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而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转变到以农业政策为核心，即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抑制食物价格上涨，通过榨取农业资本以促进非农产业扩张（于晓华、郭佩，2015）。在“食物问题”解决之后，农业又面临城乡收入扩大的“贫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农业经济学科培养出大量农业政策研究人才。进一步，当城市化、工业化结束之后，如何减少农业政策对市场扭曲，同时调整农业经营方式，拓展农业环境生态、文化传承、教育等功能成为政府面临的新问题，即“农业调整问题”（YuandZhao，2009）。在这一阶段，市场对农业政策研究人才的需求下降，但涉农企业对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开始向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倾斜（周应恒、卢凌霄，2009）。当前中国正处在通过各种政策补贴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的“贫困问题”阶段，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未来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持续下降；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贫困问题逐步解决，如何调整农业生产功能，缓解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减少政府财政支农负担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重点的改变要求学科的培养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否则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而趋于萎缩。当前中国的农经学科正面临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而欧洲的农业已经进入最后的产业调整阶段，农经学科也经历了大量的调整重组过程，通过研究他们农经学科的培养，有助于帮助我们设定农经学科的改革方向，缓解学科发展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提高学生的就业情况。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总结当前我国农经学科的特点与挑战，之后以德国几所开设农经学科点的大学为例，简要介绍德国农经学科专业与课程设置以及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借鉴。

一、当前我国农经学科培养模式与挑战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农业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依然以为政府相关部分以及高校等科研机构输送政策分析执行人才为目标，培养内容与方法也注重宏观政策问题、忽视具体农业经营、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农业信息化等市场亟需人才，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熟悉体制和政策等宏观问题，但管理实务和操作技能极为缺乏（毛迎春、黄祖辉，2006）。相应的，科研工作者也大多关注劳动力、土地制度、粮食安全等宏观问题，而对农场经营、农产品营销、食品消费等具体现实问题不太关心（冯开文等，2014）。受培养模式的限制，当前我国农经学科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市场对以擅长农业政策分析的农业经济学毕业生需求不断下滑，相关专业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此导致农经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于晓华、郭佩，2015）。其次，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正不断被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显学挤压（张露等，2016），而这些学科拥有更完善的培养模式和更广的就业市场，农经学科缺乏特色，丧失竞争力。

二、市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德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工业化的国家，农业GDP占GDP总量不足1%（国家统计局，2016）。由于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太小，传统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学科设置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相关大学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例如，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对奶制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基尔大学据此设置了牛奶生产专业，开设奶制品生产、销售以及产业链管理等相关课程；欧洲居民对养马以及赛马运动尤为热衷，针对这一需求，哥廷根大学在农学院下面设置了马学，除了教授马匹饲养之外，还开设赛马运动以及体育经济等相关课程。此外，狭义农业虽然不断萎缩，但与之相关的食品加工、销售、餐饮产业、农业资源管理、棉纺木材加工利用等生物经济产业则蓬勃发展。部分大学针对这些新兴产业开设了食品经济、农业可持续发展、生物经济等新兴专业与课程。从课程设置角度来看，德国农业学科课程设置安排非常广泛，不仅有农业经济、国民经济、食品经济等专业课程，还需要了解企业管理、社会学、法律等相关课程。由于德国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兴趣自主选择各种课程。

三、德国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

德国授予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校较少，最为知名的是以农业科学为主的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覿tHohenheim），接下来我们以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为例来了解德国的情况。霍恩海姆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agriculturaleconomics）是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学习时间4个学期，合格之后授予理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该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年主要是必修课程（compulsorymodules）与半选修课程（semi-electivemodule）的学习，第二年主要是研究方向选修课程（electivemodules）与论文写作。必修课程包括农业与食品政策（AgriculturalandFoodPoli-cy）、应用计量经济学（AppliedEconometrics）、环境与资源经济学（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农场系统建模（FarmSystemModeling）、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等五门课程；另外，学生还可以从农业发展（AgriculturalDevelopment）、国际农业贸易（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粮食安全（FoodSecurity）等半选修课程里面选择一些课程。除了课堂学习外，学生还要求参与上机操作、小组讨论、学术研讨会以及案例分析等训练。第二个学年学生依然要从一系列课程中选修10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学生农业经济学教育，并保证学生能够获得与意向工作相关的训练。硕士导师会对学生的选课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第二学年还必须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该硕士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视角、跨学科分析复杂系统、交流、谈判、促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就业领域包括政府部门、NGO、国际组织、以及私人企业，具体目标职位包括农业产业的上下游、食品产业链管理、政府和非政府涉农部门、国家与国际涉农组织、研究与教学机构。

四、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培养方案

德国能够授予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学校较少，一共只有十几个，2005年德国开设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项目（Doc-toralCertificatePrograminAgriculturalEconomics，以下简称PAE项目），联合为农业与食品经济学的博士生提供培训。这个项目通过大学联合开设课程，制定统一的学位要求，组织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学习来提高农经专业博士生的教育质量与效率。此后相关学校陆续加入该项目，截至2016年，一共有柏林洪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参与该项目，基本涵盖德国境内以奥地利所有能够授于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接下来我们将以PAE项目为代表介绍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方案。PAE项目的博士培养要求至少修满30个学分，每个学分相当于30个小时的学习。具体学分主要通过三个模块构成：理论方法模块18个学分（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modules），软技术模块6个学分（Softskills），学术研讨会模块6个学分（Colloquia）。其中理论方法模块又包括理论（Theory）、实证（Empirics）、专业课程（Focustopics）三个部分，理论与实证至少需要各自修满6个学分。具体每个模块课程的选择由博士生与自己导师商量决定。课程的开设由各大学相关专业教授自行组织，通过统一的选课网站向所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农经博士生开放，学生注册登记之后会收到授课老师的邮件通知具体上课时间和地点。由于课程由不同大学开设，所以上课地点分布在13所大学，这给全德国农经专业博士提供了一个共同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具体课程的设置根据教授的情况会有所变化，以2016年为例，当前一共开设有家庭行为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数学等9门理论课程，农业与食品经济时间序列分析、生产率与生产效率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等15门实证课程，农业部分技术与创新、高级供应链管理、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中的建模模型等6门专业课程。软技术模块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学学术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学术研讨会模块则取决于不同学校，以哥廷根大学为例，农业经济学博士毕业要求至少参加18次学术研讨会，并做3次学术报告。每次学术研讨会都要提供一份证明，由导师签字；学术报告则需要事先向学院提出申请，由学院安排时间地点并公告，届时需要邀请导师之外的其他教授做正式点评。修满30个学分之后方能申请进行博士答辩，答辩论文需首先提交学院，自己负责联系包括导师在内的3个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会首先由交给三个评审委员评审，评审委员写好意见之后交给学院密封，答辩前一周告知申请博士生，要求按照意见做好答辩准备，答辩时三个委员会以提交的评审意见为基础提出问题，要求博士生现场辩解。整个答辩持续1个半小时左右。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开闭门会议讨论答辩结果并给出等级，当前的等级包括五个：完美（0分），非常优秀（1—1.5分），优秀（1.6—2.5分），及格（2.6—4分），不及格（4.1—5分）。

五、总结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学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德国农业经济学学科课程与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参考。德国经验表明，食品经济、生物经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农经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应该适应市场需求，培养涉农企业经营管理、食品市场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相关的领域人才。

参考文献：

[1]Yu,X.andZhao,G.:Chinese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30years:aliteraturereview,FrontiersofEconomicsinChina,2009,4(4):633-648.

[2]冯开文,原正军,王任,李军.改革以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刊文视角的回瞰[J].中国农村经济,2014,(12):77-89.

[3]毛迎春,黄祖辉.中国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与趋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4-16.

[4]于晓华,郭沛.农业经济学科危机及未来发展之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5,(8):89-96.

[5]张露,张越,张俊飚,童庆蒙.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历史与前沿[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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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宏观经济学;IS－LM－EE模型;环境定向技术;商业周期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往往更多的强调在需求及膨胀等内容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环境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尽管在资本主义市场形势下环境对宏观经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当今社会世界经济形势已然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暴露出了极大的缺陷，其必然也需根据市场经济形式的转变而做出创新，将环境所具备的影响纳入其理论中，这也是环境宏观经济学出现的原因。下文将就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展开相关研究。

一、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环境宏观经济学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HermanE．Daly提出。其认为经济在其增长过程中应受其所处整体大环境的限制。受市场形式的影响，往往在环境、资源等方面会出现滥用等现象，因此，要切实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能保证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适度性。通过总结来看，其在环境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任务的提出

在研究中Daly认为要完善对环境公关经济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对研究的任务等进行明确，而这一任务就是要针对环境宏观经济学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这一任务就好比是要在船上设置承重线来明确其载重的标准一般，经济制度的制定就是为环境宏观经济设置同样的限制，以此来预防环境宏观经济超过其速能承载的负荷。其也指出，就如同家庭等经济形式从属于整体的经济市场一般，环境宏观经济也从属于大的自然系统，且这二者也相互承担能量的投入与产出，而这也正是环境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主题的明确

关于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Daly指出其所研究的内容更多的集中在规模等方面，而不是经济配置的相关问题。且在这一研究中其也对规模和配置等进行了划分，并同样以船的承重线进行比喻指出，当水位超过船的承重线之后无论船的质量有多好也难逃下沉的结局，同样，当经济的形式超过了在一定时期内环境所能接受的承载度，那么尽管经济形式使用如何优质的配置也难以继续发展。所以，针对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除了要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要在适度性的原则上研究其规模，以此来保证经济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三)重视相关的环境政策

以环境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来看，其对经济所明确的规模往往和传统经济学中所指出的公平与稳定等方面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因此，这也必然应成为环境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由于环境宏观经济学的规模适度可能与其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因此，但规模和配合问题处于同一系统中时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也就要求能在解决中采用相关的政策来作为工具。而Daly指出在这一问题中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来对人口的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转变以往知识产量的观念而给予产率更多的重视。

二、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HermanE．Daly提出了环境宏观经济学之后，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对其这一观念表示了认同，并在Daly的环境宏观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设想。如IS－LM－EE模型、环境定向技术、商业周期理论等等。

(一)IS－LM－EE模型

IS－LM－EE模型Heyes在21世纪初继HermanE．Daly所提出的环境宏观经济学之后所提出了一种模型形式，这也是对环境宏观经济学最具影响的一项研究。对于环境宏观经济学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能有效对其进行重新的评估，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关理论的支撑。而之后的Lawn和Sim等也在IS－LM－EE模型上有所研究。首先，Heyes在IS－LM－EE模型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环境均衡曲线”的相关概念，为Daly的环境宏观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Lawn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融入净账户等相关的因素;最后，Sim同样对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但与Lawn之间不同的是其在模型中更强调产出方面的缺口问题。

(二)环境定向技术

环境定向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利用其框架对技术、经济、环境这三要素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在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环境定向技术方面的研究。而在这一研究中也可针对对象的不同来进行进步模型的划分:首先，节能技术。其在环境定向技术中具有典型性，能放宽在源消费基础上经济增长与其之间的限度;其次，环境定向技术的进步模型。这一概念由Acemoglu提出要求能融入劳动及资本等不同的要素;最后，开放经济下的进步模型。这一模型主要是对封闭的经济体进行扩张，让其能在开放的经济形式中实现进步模型的建立。

(三)商业周期的理论

在以往，商业周期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对经济波动的现象进行研究，但其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对技术等进行研究，就往往存在一定的假设性。而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恶化，因此，在商业周期的相关理论中也应当融入相关的环境政策内容。而在这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环境政策主要包括:“不确定冲击”背景下的环境政策、“商业波动”背景下的环境政策、“确定及不确定”背景下的环境政策、“能源密集度模糊”背景下的环境政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学和环境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就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来看，其往往忽视了环境的重要性，而对相关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而环境宏观经济学其提出了背景就在于环境在行为等方面的制约性，因而，要切实做好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就无法与环境等相脱离，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未来也将成为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1］任力，梁晶晶．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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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是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读后感，基于博兰对评判方法论的论述，对方法论的意义、方法论的逻辑、批判提了一些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方法论；逻辑；批判

劳伦斯・A・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是一本经济学学科的方法论著作，该书很多内容是经济学领域的独有的方法论，但是，全书在与经济学领域的不同学者、不同流派的争论中，所运用的逻辑、批判的方法等却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法论的意义

方法论所涉及是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或者说，方法论所涉及的是规范一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风笑天，2006）。方法论可视为对具体方法、技术的指导哲学层面的探讨和指导，但并不能直接促成产生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博兰在书中就分析了经济学方法论上两大取向：实证主义经济学和规范主义主义经济学，前者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则和价值有关，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博兰还从“工具主义”，“约定主义”，“归纳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对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进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论往往可能出现争论和对立,比如“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的对立，在社会学领域，具体表现出了孔德以降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社会学，以及韦伯以降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所以，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视角，规定了对一些问题的基本命题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学术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兰提到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拒斥经济学方法论一样，中国社会学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内每年发表的社会学相关的论文怕是数以万计，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方法论的，对具体的方法、技术的创新、改进、深化的论文也鲜有公开发表的，大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调查、研究，或者对西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辨析。从学科教育来看，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对方法论几乎是忽视的，在社会科学教育中不仅是学生而且大多数的导师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对现有理论的了解与掌握上，对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则大多轻视。中国的方法论也许都避而不谈、存而不论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学为指导就概括了。有学者认为我国社科领域对方法论的忽视“造成了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一种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难从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们所独有的后设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国内学术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创造力的困境。”（刘莹，2005）

二、方法论的逻辑基础

单就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编排来说，在正式展开他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之前，专门对方法论的逻辑进行了辨析，体现了逻辑的重要性。博兰在书中说经济学试图成为实证的科学，社会学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试图使社会学科学化。科学的两个支柱分别是逻辑与观察，所以谈方法论，不能避开先讨论逻辑上的合法性。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李增刚，2004）。

科学研究要运用归纳和演绎这两套基本的逻辑体系。归纳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往往是对立的，其实在博兰的书中，对不同学术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两套逻辑的方法论的对立。

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博兰对“最大化假说”的批判、对波普尔的澄清、对新古典动态学的模型的批判，也进行了大量的逻辑论证。博兰所运用的逻辑基础就是他在本书开篇部分所讲到的“归谬推理法”与“归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通过一项结论的虚假性进行论证，以驳斥其假设的真实性这样的利用论据的方式被称为归谬推理法，反之，归真推理法从假设到结论、向前“传递”真实性。博兰通过对弗里德曼的那篇论文分析，强调了这两个逻辑的重要性，他说“明确识别论据的两种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论的批判，倘若认为能被运用于归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论据，则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归真推理法，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对合取型论据、析取型论据极其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

三、关于批判的方法论

博兰在书中对各种各样的既成的“真理”、“事实”进行了批判，对这些似是实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刻了检讨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动态学、价值中立等，在论文第一部分甚至对“批判”进行了批判。博兰在自己的这部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中突出“批判”,不仅书名有批判二字,而且书中很多篇章标题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书中通过20篇强调批判的论文系统说明自己的方法论的特点。他说：“对理论采取批判的观点,是我不同于传统方法论的核心之处。”（博兰，2000）

对波普尔的评析在该书中是重头戏,不妨看看博兰是如何进行批判的。通常认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然而，博兰却对这种认识和波普尔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说：“我反复指出，如果他们认为波普尔的观点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证伪主义’的话，那他们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他接着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家竭力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的行为。”因而,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证伪性,因而必须分清主次。博兰认为,在波普尔主义中,批判是主,证伪为次。

有学者认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据何在?换句话说，批判理论本身建立的支点是什么?它如何证明自己是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偏见和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总会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质疑。（伍学军，2004）

四、关于本书的批判

博兰给本书取名为《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但是本书中给人感觉有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视角或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应用”的章节里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模型也展开了批判。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是两门性质根本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既有的经济学知识，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周建成，2005），故，方法论学者和经济学者之间应该是允许有一定的界限和分离，恐怕该书开篇博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反感方法论也有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6.

[2]风笑天主编.社会学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李增刚.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点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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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垄断经济学法学分析经济学分析

反垄断及其他其他法律所存在的差异，是其使用过程中要利用法律分析再结合复杂的经济学。并且它在法律分析上于其他的部门存在了很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了定性。而且在垄断行为的差异上也会对其竞争起到不一样的效果，并且它也需要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就像在刚开始就要明确当事人的行为是属于搭售或是价格歧视。反垄断法的分析有法律和经济两部分，在这当中法律分析的作用是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在基本上属于比较传统的思想；而经济的分析却是在其他部门极少见的，之所以少见就在于垄断这种行为在竞争中所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在个案中予以评论，但其它的法律合同的成立条件以及效力就比较具有普遍性。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中，还是很少出现经济分析，传统思维占据主要位置。

一、基于反垄断法上宏观层面的经济学分析

在宏观层面来看反垄断法的目标以及方向是由经济学所引导，并标示着反垄断法的主要宗旨及其终极作用，而这个形成将极大的限制竞争行为的方法。在不同的時期所处的经济学观念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偏差，因为这个使得反垄断法所追求的的目标以及方式方法也产生了偏移。在二十世纪初新兴的全面竞争理论觉得，是竞争的原因迫使营销者降低，进而从降低成本来继续保持可观的利润，这就使得消费者需要增加，也使得社会的总产出大大提升，进而制定出绝好的效率生产。因为资源的使用是消费者所以在制定计划时把消费者的观点才可以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完美。故，竞争是所有环节中最为重要的，它可以让不完善的生产效率以及资源的配置渐趋完善，所以要尽可能的把有可能损坏竞争的因素全部排除。在这当中要做的就是尽量使得市场结构处于一个“原子型”，就算市场上大部分都是经营者，但他们中的个人力量都是极其微小的，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制约竞争的行为，而他们增加利润的最简单也是唯一的做法就是减低成本降低价格。从这点来看反垄断法使得竞争处于一种制约的局面，并且是完全竞争，而对于想要降低竞争的行为它都会马上改正。但好景不长很快的他们就认识到了，他们的这种市场不但不存在并且还趋向与反竞争。如果想要人为的长期维护就绝对无法达到规模效应，而且还要极力的防止进一步更新、服务以及在广告上的宣传等一些因素，这些都会在很小的时间内加强个别竞争者的能量，使得“原子型”市场结构崩坏。本质上它对经营者降低、增产的做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对于生产以及配置的效率没有任何的作用而且造成了极大的制约。

二、基于反垄断法上微观层面的经济学分析

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在宏观层面上让人们对反垄断法的宗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肯定反垄断法上判断合法与否的方法是观察当事人做法对社会总产出的作用，这也使得反垄断的分析有了方法和步骤：对当事人的行为必须要有限制性影响，而且此种制约要趋于影响社会总产出降低，这样才能达到反垄断法管辖区间；假如这个行为可以产生效率，并且效率的积极作用超出其限制的消极后果，如果从整体上能够提升社会总产出，就要以效率为重中之重，而达成这种效率所必要的制约，就该认定其为合法，假如它会致使相关市场竞争消失。经济学自身的研究不能当作为反垄断法的规范，假如不存在法律分析所提供的框架以及导向作用，经济学的分析缺少基础的确定性、稳定性以及指向性。在当前我国对于竞争经济学与反垄断法的研究处于底层地位，两个都没有对经济学原理和反垄断法的基本条文达到一致的理解，这也是多数案件有误差的最主要原因。

三、案例分析

三Q大战—是我国至今为止反响最严重的反垄断案件，它就是个很凸出的案例。在本案中，腾迅公司让QQ使用者删掉奇虎公司的360含杀毒软件等一系列产品，不然不提供任何服务，奇虎公司于是就指控这种逼迫用户“二选一”的方法对其产生不利效应，这就构成了支配地位的滥用。两方都诚挚邀请了经济学专家，根据众多经济学的报告，针对相关市场界定以及支配地位的认定实行经济学分析。

针对相关市场界定，两方当事人以及法院都以腾迅公司的“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为起始，使用“假定垄断者测试法”来检验相似服务之间是否具有替代性。“假定垄断者测试法”的操作方法是先假想该“假定垄断者”的价格上升，再观察此时不同种产品间的替代性。因为即时通讯服务与杀毒软件都是免费使用的产品，所以当事人和法院还对“假定垄断者测试法”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动—选择了不检验假设垄断者“假如提高价格”时的产品替代，而是检查其“假如降低服务水平”时的产品替代状况[4]。

在上面的讨论中很清楚地就能够看出奇虎公司并没有即时通讯服务，在这个市场，两者不是竞争者也并非消费者，故此在有关市场的界定方位发生了偏移。事实上，两者在广告业务有着较大的竞争，相关市场的界定本来应该以互联网的广告服务为重心。在新型的互联网广告市场上，如果以传统的市场份额为核心的支配地位认定方法很难起到作用。总体来说，如果支配企业滥用行为的话，消费者的需求就会随着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会使滥用行为悔不当初。行为人的市场份额能够在某种情况上映射它对社会总产出的制约能力，乃至其他经营者的扩大产出，故此可以作为检验行为人能否拥有支配地位的开始。但是在互联网广告产业中的话，广告用户能够轻易的转变，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市场份额的检查也就没有实质了的含义。

事实上，经济学研究早已提出，在软件、互联网等产业上，市场份额占支配地位认定中的下滑，但网络、锁定等新型因素才是支配地位认定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案列中，用户在面临“二选一”的选择要求时，若是换一个新的杀毒软件只用几分钟，也不需要其他的成本，但若是将即时通讯服务软件换掉的话，就会失去自己在网络上的交际圈和大量的记录信息，即使把重要信息转移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在比较下消费者也就没有了别的选择只能够选择保留即时通讯服务。而腾讯的此种排斥能力也是它能拥有支配地位的证实，而奇虎的360杀毒软件就没有与之相较的的锁定效果，对腾讯没有类似的排斥力量。

四、结语

反垄断法最适用方法就是对涉嫌行为的消极和积极效果进行制衡，这种经济学分析并不用有高度的专业性知识，即使是非经济学专业的人经过刻苦钻研也可以很快上手，而经济学在这方面的使命就是使得自身的研究成果适用到可以使法院简易透彻，并且引导它对法律条文进行精确简析。而它的前提是，经济学的研究要吸收法学研究的规律思想，且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

参考文献： 

[1]许光耀. 反垄断法上的经济学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02：26-29. 

[2]陈承堂. 中美两国反垄断起诉资格比较研究[J]. 法商研究，2011，01：10-18. 

[3]许光耀. 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分析[J]. 政法论丛，2011，04：98-103. 

篇10

【关键词】行为财务理论；非理性；投资决策；建议

一、引言

财务学作为一门研究财富变化的实用性科学，其发展史源远流长。但对于财务学科的本质、研究对象以及职能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特别是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先进科技成果的大量应用，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日益复杂，传统财务学不能够反映由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交互制约作用所产生的规律性和能动性的局限日益突出。受经济学将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当前西方财务学研究的一个趋势是财务由纯技术性的商业语言过渡到人文性、社会性的行为科学上来。研究领域从“物”到“人”的转变标志着对财务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行为财务理论的出现和运用正是这种转变的表现。

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质疑和挑战中提出来的。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后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支持，但同时也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与其相矛盾的市场异常现象。对有效市场假说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对其理论基础的冲击。行为财务理论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传统理论的质疑，另一方面，其产生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得以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修正了传统财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由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偏差和情绪等心理方面的原因会使其无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无偏估计。通过在财务理论研究中引入对人们决策过程中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特征的研究，一门新的学科――行为财务学也就宣告产生了。行为财务理论将人们决策过程中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特征引入，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了依据。

二、企业投资决策现状分析

投资决策作为财务决策的起点，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动因和收益增长的重要基础。目前企业投资决策存在着投资不足及投资过度等现象，由于传统财务理论对于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中的非理性现象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因而将行为心理学引入到财务理论，对管理者投资决策过程中的偏差进行解释分析，产生了行为财务理论。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投资者行为延伸到管理者的决策行为，该理论认为，企业投资决策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管理者的非理性和外部投资者的非理性。其中管理者的非理性(如过度自信，后悔厌恶，自我控制等)将会导致企业的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而外部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也会影响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从而导致投资扭曲。

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也对非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很多研究。陈炳华(2004)对2001-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和短期投资占总资产比重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平均约把占总资产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资金用于作为短期资金。管理者非理使现金及短期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很大，说明公司并没把资金投入于企业的正常长期资产中，企业存在投资不足的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除了存在把资金用于存银行、买国债等投资不足行为外，也大量存在投资过度的行为。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驱动外因、行为特质和现实表现等进行了理论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同高管人员适度自信行为相比，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行为与公司的投资增长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米黎钟和李国平(2005)通过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理论和市场驱动理论解释了公司购并普遍失败的原因：过度自信理论认为市场是效率市场，但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导致他们进行并不能创造财富的购并，而市场驱动理论则认为市场是非效率市场，由于投资者的非理导致股票的价格背离价值，因此公司管理者利用投资者的过度乐观提供的机会窗口进行购并。

此外，外部市场的非理性对管理者的影响是明显的，投资者的情绪很可能扭曲管理者的投资行为，当外部投资者非理性时，公司股票价值被错误估计，投资者与管理者在是否进行投资方面产生分歧，从而管理者可能偏离最大化公司价值的目标，做出非理性的选择。郭雪飞（2010）指出投资者的非理性会使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价值。当投资者过分悲观时，低估公司股价可能会使公司因股权融资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从事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投资。而当外部投资者过分乐观时，公司股票价值又被过分高估，投资者认为公司有盈利前景很好的投资项目，但实际上管理者很清楚，这些项目的净现值并没有那么乐观，甚至是小于零的，此时如果公司管理者致力于公司价值最大化，拒绝投资于投资者认为可盈利的项目，投资者将抛售公司股票，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下降。

综述以上文献可以发现，管理者的非理性以及外部投资者的非理性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行为财务理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财务行为理论下投资决策实施建议

传统的财务理论把财务决策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条件下推导出各种财务决策的均衡模型。行为财务理论则是基于心理学原理，把财务决策过程看成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企业外部市场和企业内部环境的认知过程等。对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一）建立完整的市场评价体系。为了保证资本市场的公正性和信息完全性，要加快对市场评价体系的建设，利用完全独立的市场综合分析与评价工具，对市场内关键性的组成部分进行定期评价和为财务理论框架下的公司投资决策研究分析，以便使参与市场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公开的和公平的完整信息。

（二）强化企业管理者投资决策意识。企业管理者应不断学习和积累有关行为财务理论的知识和经验，深刻认识人的认知和行为偏差，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决策能力。此外，建立信息搜集渠道和制度，尽可能获取必备的及时精准的信息，并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信息进行提取与分析，以避免纯粹凭感觉和经验下结论。要尽量排除个人因素的影响，可以由多方位人才组成的团体进行决策。

（三）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上市公司产权配置，同时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以防范市场主体非理对上市公司实体投资产生不良影响。尤其在中国证券市场，个体投资者占相当数量，他们更多地追求短期资本利得，而且心理预期容易发生大的波动，会影响公司管理者对市场的判断，推动公司偏离长期价值最大化目标，并且也容易被市场操纵者利用。

（四）建立一系列投资决策管理机制。从影响企业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因素来看，制度缺失是产生非理性投资决策的重要根源。但在我国资本市场，外部环境的监管制度不健全，内部激励和监督机制的不合理，使得制度的制定常常只是迎合了少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制度角度寻求解决我国企业管理者投资决策行为非理性的有效途径。为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可建立投资项目终止决策机制、民主的投资决策制度、建立内外部专家咨询制度及加强突击审计和财务监控的功能等。

四、结语

行为财务理论对企业投资行为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与传统财务理论相比，由“应该怎样”转向了“实际是怎样”，更贴近了现实生活，更具有实践意义。首先，关注点由“物”转变到“人”，这更符合现代财务学的本质，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为现代财务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能更好地分析公司投资问题背后人们各种行为的真实动因，能更好地寻求促进国家、公司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和谐的有利条件。最后，更有助于认识复杂的资本市场运作过程，提高公司资本配置效益。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既有按照公司长期发展和真实价值最大化原则配置资本的管理者，也不乏迎合资本市场短期投机交易的管理者。

行为财务对传统财务理论构成了巨大冲击，但迄今为止还没能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带来了重构财务新理论的契机。当然，人类行为复杂多变，因此行为财务研究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进行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传统财务理论。比如象期望效用这样的传统理论，如使用得当，在行为财务的研究中同样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可以预计，随着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的不断演化，行为学和财务学研究层面上的发展与深化大有可能融合为一门完善的学科――行为财务学，这将引发财务学的一场“革命”，尽管还有漫长一段历程要走。由于我国在行为财务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因此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围绕资本市场进行有中国特色的行为财务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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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向南,俞佳.行为财务的发展与应用研究[J].经济论坛,2005(20).

[3]吴伟,熊鹏.行为财务学述评及其发展趋向[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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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雪飞.基于行为财务的有限理性给投资决策带来的困境分析[J].商业会计,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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