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共体医保基金管理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共体医保基金管理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garyding2000”为你整理了这篇医疗保障局营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标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一、基本情况

市医保局配合市卫健委完成“包容普惠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医疗福祉”指标的评估工作，根据市卫健委要求和工作职能，我局根据国家和省、市工作部署，采取四项措施，积极配合卫健部门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医保支付，积极促进医疗联合体建设；

二是完善医保支付，积极促进远程医疗服务；

三是报销比例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引导群众基层首诊合理就医；

四是规范异地就医备案服务，方便群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完善九江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政策，参保居民门诊就医发生的医保统筹费用，县、乡（镇）、村（社区）医联体（医共体）的医疗机构可统一打包与当地医保经办机构结算。九江市医疗保障局、九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九江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经办操作细则的通知》（九医保字[2020]41号）。

（二）建立九江市第一批“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将互联网（远程）复诊（项目编码：1110200002）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由医师通过医疗机构互联网（远程）医疗服务平台，直接向患者提供的常见病、慢性病复诊诊疗服务等，医保实行定额支付：三级医疗机构13元/次、二级医疗机构9元/次。

切实落实江西省医疗保障局文件要求，印发了《关于转发〈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制定第一批“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的通知》（九医保字[2020]67号）文件并抓好落实。

（三）拉开报销比例向基层就医倾斜。一是九江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居民在市内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基本医疗保险起付线分别为100元、400元、600元，报销比例分别为90%、80%、60%；在市外住院的起付线为600元（办理转诊转院的）、800元（未办理转诊转院的），报销比例为50%（办理转诊转院的）、40%（未办理转诊转院的）。二是九江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职工在市内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基本医疗保险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均实行了差异化，基层医疗机构起付低，报销比例高。三是九江市城乡居民门诊统筹，参保居民在市内乡（村）级医疗机构的门诊费用按65%比例报销，在县级中医院门诊中医药治疗费用按40%比例报销；因高血压、糖尿病在县级医疗机构的按50%比例报销。

完善了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江西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经办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九人社发[2016]32号）、《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厅发〔2015〕12号）、《关于进一步完善九江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经办操作细则的通知》（九医保字[2020]41号）三个与医保支付相关的文件。

（四）规范异地就医备案。九江市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到九江市外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省内或跨省）住院治疗，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信息备案手续后，可在异地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住院医疗费用，个人无须先行垫付应由医保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

切实落实省级文件，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九江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的通知》（九人社发[2017]20号）、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备案经办服务规程（试行）〉的通知》的通知”（九人社发[2017]43号）。

三、工作成效

（一）实施城乡居民门诊统筹制度，拉开城乡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建立九江市第一批“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进一步完善了医保支付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的政策，方便群众门诊看病，引导群众就医基层首诊，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分诊诊疗制度落实推进。一是增强共济，加大了慢病人群的保障力度。通过实施门诊统筹，取代了原个人账户的门诊保障模式，门诊基金统筹集中使用，增强了共济功能，对年老体弱者治疗多发病、慢性病的年度报销不封顶，加大了门诊保障力度，激活了门诊基金使用效率；二是加强基层，发挥了基层医疗机构作用。贯彻落实国家医改“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把乡村基层医疗机构作为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对基层医疗机构远程会诊纳入医保报销，调动基层医疗机构发挥作用，引导广大群众基层就医，看小病不出村；三是支持中医，弘扬了祖国传统医学。把门诊统筹报销范围扩展到县级中医院的中医药治疗费用，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和重大疾病康复中的积极作用；四是统一结算，促进县域医联体建设。门诊统筹以县级为单位统一管理，基金以乡镇为单位包干使用，将“县级中医院、乡镇（街道）卫生院（卫生服务中心）、村（社区）卫生室（卫生服务站）”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结算医保费用，有力推动了县域内医共体建设和乡村基层医疗机构的一体化建设，促进了县、乡、村三级基层医疗机构的医联（共）体的联动合作，进一步建立健全落实分级诊疗的规范和秩序，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

（二）异地就医备案成效明显。九江市参保人员到九江市外就医住院治疗人数显著增强，医保基金支付费用也显著增长，极大地方便了参保人员异地就医需求。 截至2019年12月底，我市共为41538位参保人员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上报工作，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情况：九江参保人员到省外异地就医,医院住院29530人次，共发生住院医疗费用67774.55万元，医保基金支付40978.15万元；同期外省异地人员到九江医疗机构就医,医院住院10965人次，共发生住院医疗费用13250.83万元，医保基金支付5676.03万元。其中，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情况：九江参保人员到省外异地就医,医院住院21109人次，共发生住院医疗费用48184.34万元，医保基金支付28974.88万元；同期外省异地人员到九江医疗机构就医,医院住院8285人次，共发生住院医疗费用9638.4万元，医保基金支付4078.68万元。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情况：九江参保人员到省外异地就医,医院住院10319人次，共发生住院医疗费用24304.21万元，医保基金支付15722.01万元；同期外省异地人员到九江医疗机构就医,医院住院3960人次，共发生住院医疗费用5088.97万元，医保基金支付2151.51万元。

四、存在的问题及主要目标措施

（一）问题和难点

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差异化报销比例，我市已分别从2015年、2017年就已实行，但对促进推行分级诊疗的作用有限。在“治好病”和“多报销一点”的选择上，人民群众看重的还是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更加注重是能够治好病。《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九府厅字〔2016〕124号）文件明确：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基本形成，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城市全科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达到60%以上，居民续约率达到85%以上。全市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和整体效率进一步提高，力争县域内就诊率90%左右，力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达到65%以上，就医秩序更加合理规范。到2020年，逐步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体人群，使每个家庭都拥有1名全科医生，分级诊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保障机制不断健全，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层级优化、职责明晰、功能完善、富有效率的医疗服务体系基本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市情的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分级诊疗。

（二）主要目标措施

一是形成完善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二是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三是加强全科医生签约服务，重点是要做实全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保通过对在不同等级医院就医的参保人员给予不同比例报销，采取报销比例差异性来引导群众就近就医。如：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对在统筹区内的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分别为：95%、90%、85%，按转诊转院规定转诊到统筹区外的三级医院住院的报销比例为75%，未按转诊转院规定自行到统筹区外的三级医院住院的报销比例为60%；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对在统筹区内的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住院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分别为：90%、80%、60%，按转诊转院规定转诊到统筹区外的三级医院住院的报销比例为50%，未按转诊转院规定自行到统筹区外的三级医院住院的报销比例为40%（比统筹区内三级医院少报20个百分点）。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差异化报销比例，我市已分别从2015年、2017年就已实行，但对促进推行分级诊疗的作用有限。在“治好病”和“多报销一点”的选择上，人民群众看重的还是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更加注重是能够治好病。分级诊疗制度能否顺利推行，关键还是要提升县级以下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能够为群众看好病，能够让群众看得起病，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满意，群众自然会选择就近就医，而不会舍近求远去看病就医。

五、下一步工作考虑

（一）2020年底前推进实施医疗保险基金市级统收统支，统一全市医保基金征缴和支出，实现政策标准、基金管理、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等全市统一，增加全市共济能力。

篇2

始于2004年的河南新乡、洛阳两地医保商业化改革，一直受到政、学两界高度关注。新医改棋入中盘之际，这一模式或将再度发酵。

“8・20”背后

相关的研讨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召开。上一次，是在2009年8月20日。

当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的“保险业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研讨会”在洛阳召开。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与会发言；医改四大核心部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卫生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全部到场；参会的保险公司超过130家，包括了国寿、人保、平安、太保等保险业巨头。

连维良是河南医保商业化的始作俑者。他的发言，主要谈到了三个方面：一、医保经办业务的专业性很强，因此需要专业化的管理队伍，而保险公司正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必须转变，这种转变的方向就是政府购买服务；三、社会保障必须走管办分离的道路，政府职能最适宜做监管的角色，而保险公司最适宜承担经办业务。

他还表示：目前医保体制处于初创时期，在政府没有背上体制性包袱之时，正是保险业介入医保经办的最佳时期。

2004年，时任新乡市委书记的连维良，将新乡8个县区338万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补偿服务委托给新乡国寿经办。当时，他算过一笔账：如果不移交，新乡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共有544人，每年需要经费千万元以上；移交给新乡国寿之后，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减少到soA，所需财政经费不过150万元。

2007年，当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未覆盖的5县7区推广时，市委书记连维良试图将“新乡模式”引入洛阳。但市领导中超过半数的人并不赞成，因为在当时国家的医保纲领性文件中，均未提及商保机构入局基本医疗保险。

洛阳医保商业化的推行，让洛阳国寿业务量比2007年经办新农台大了许多。公司专门辟出涧东路30号一栋5层楼作为健康保险部的办公地点，新农合部、居民部、职工部也相继成立，位于大楼的2层、4层和5层。大楼的一层，则是医保大厅，专司对外接洽。

但在“8・20”之后，专司对外接洽的医保大厅功能，不得不做“减法”。

2009年8月底，洛阳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局长王亚伟和河南省劳动和社保厅副厅长韩志奎被召至北京，人保部的医疗保险司司长、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司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等7个司级官员、10余位处级官员联合出面与之谈话。

基金司司长陈良指出，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基金的管理权、终审权和支付权必须拿回来。在这位司长看来，把大笔社保资金置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之手，“多了一个环节，就多了一道风险”!

王亚伟他们不得不妥协，主要的原因是“养老保险方面，如果地方财力不足，中央财政会兜底”。

进入9月，洛阳市社保局收回了城镇居民医保的基金管理、费用终审、费用支付权，留给洛阳国寿的，只剩下了信息管理和费用初审权。“居民医保上，我现在只是一个数据库而已，给政府打工。”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尽管被做了“减法”，但新洛之举却符合新医改方针。2009年1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组长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要在基本医疗保险领域引入商保机构。

的这一思路，见诸于3个月后正式公布的医改方案。其中写道：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我们当时觉得这或许是保险业的叉一个春天。”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中国保监会随即于2009年5月27日《关于保险业深入贯彻医改意见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吹响了进军医疗保险业的号角。

在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赴京的那一次面谈中，人保部社保中心副主任吴光把商保公司入局医保比作“推开多米诺骨牌”。

几乎就在昊光说这番话的同时，多米诺骨牌推到了新乡市。8月底，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负责人来到新乡，向新乡市医保局提出全部或部分经办新农合、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要约。新乡市医保局一位工作人员称，河南平安的服务包胜过新乡国寿，并且价格更低。

最终，新乡市委、市政府决定，维持河南国寿的经办地位不变。“在河南，国寿的实力最强，网点也最多，在新农合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新乡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说。

第三方的正反两面

2007年8月，陈勇出任新乡医保局长。之前不懂医的他别无他法，只好每天去医院蹲点。

彼时，新乡的医院仍然按项目付费，医院有足够的动力“上新项目，做更贵的检查，进更好的药，挣更多的钱”。医保局的3个审核科，每天都陷入具体的经办审核业务中，“想抬头都不容易”。

陈勇就凭医保监督科的五六杆枪，监督几十万张保单，无异于天方夜谭。“放手了，大家都自在。”陈勇说。

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也总是趁周末之机，蹲在医院调查，得出的结论，和陈勇一样。

待到国寿入局城镇居民基本医保之后，两位局长发现，审核科的工作量骤减，“甚至一个礼拜抽屉都打开不了几次”。

此消彼长，国寿的业务量因此骤增。

洛阳国寿驻院代表昊苏海和王凤鸽9月3目的工作日志显示：上午10时10分，步入一五医院肿瘤一科病房，开始向83床医保病人、洛阳一拖职工何晓彬核实他“腹腔肿瘤术”后的详细治疗、护理情况。

作为驻院代表，到医院病房走访，核实医保病人身份+查阅病历，了解重大检查项目，解释医保政策是吴苏海和王凤鸽每天的例行工作，而医疗费用的审核，则是两人工作的重点。这一天，两人总计检查科室3个，探望基本医疗病人17名，大额补充保险病人8名，商业险病人4名。

与此同时，在距离一五医院9公里外的洛阳国寿健康险部s楼审核科内，一位转投国寿的某医院护士长正在带领数名有医学学历的年轻人对电子病历、纸质病例逐一审核，当天“待审核”文件柜里(即初审存在多申领情况)的病历已堆了数十份之多。随后，新农合部、职工部和居民部的主任还将“终审”。

“业务量有多大?我告诉你，洛阳人口有650万，国寿负责430万人医保费用的审核工作。”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驻院代表部成立之初的2006年，洛阳国寿新农合部主任董伟平发现，各家医院内普遍存在领导干部家属“挂床”的现象(即白天治疗,晚上回家睡觉；或者压根不住院，空领医保)。很快，这一现象在驻院代表每一天每个病床走访的压力之下几乎绝迹。

时至今日，面对一些国寿扣减的费用，当一些医生试图以专业知识说服国寿不扣城费用之时，国寿往往先通过驻院代表的专业知识予以反驳；如 果还不行，重金礼聘的医疗专家就将披挂上阵。

“这一点非常有效，很多医生可能都是国寿聘请的大专家的学生辈。”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说。

但一些人也在担心商保机构的运营能力。人保部社保中心副主任吴光就曾表示，目前中国有能力经办医保的商保机构尚嫌太少。而于2010年1月亲赴新洛两地调研的人保部社保所医保室副主任董剃晖表示，人保部和保监会的当务之急是设立准入门槛，制定经办医保机构的资质、标准。

2009年11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听在《保险研究》上发表文章称，目前，中国有100多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但专业性健康保险公司数量少得可怜，仅有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和瑞福德健康等4家，而且其规模和市场份额都不大。2008年，这4家健康险公司收入分别为137.8亿元、0.3亿元、0.2亿元、24亿元，只有人保健康稍成规模。

“如果健康险都办不好，就很难说你有经办基本医保的资质。”顾听说。

而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招标方式引入商保竞争机制也只能暂时束之高阁。“连(维良)书记怎么会不知道竞争的好处?但只有国寿的网点最多，遍布城乡。”新乡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

摸石头过河之困

新乡市卫生局局长贸共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农合医保资金放在卫生系统，方能令农民参合利益最大化；而放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国寿手中，有不少弊端，例如2009年，新乡市卫生局叫停了新乡国寿搭车兜售新农合大额补充医疗商业险的行为。他认为，在数字化卫生局工程完成之后(卫生部推动)，“直补”(医保患者缴纳费用时，医院将直接补贴医保费用，患者只需支付自付比例的费用即可)将在新乡成为现实，“就不再需要第三方了”。

而记者在新乡采访期间，也从包括新乡市医保局局长陈勇等多个渠道得到确切消息，新任社保局长和副局长对新乡国寿颇有微词。

卫生局掌管新农合，社保局掌管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两个政府部门的不满，无疑给当地医保商业化的未来蒙一层阴影。

2004年4月，新乡市政府与新乡国寿签署为期3年的新农合医保委托管理协议之时，管理费用为保险费的1％。而这1％，并不从专款专用的新农合医保资金中摊出，而由新乡财政负担。彼时，338万的参合人共计融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个人)约1亿元。新乡人寿依靠这百万元的启动资金，加之总公司的两百万奖励，为138个乡镇卫生院配置了电脑和办公用品，总计花费远超300万元。

有鉴于此，2007年双方签署第二个3年协议之时，管理费用上升为2％。但就在洛阳国寿也在同一年入局新农合之后，新乡市卫生局发现，国寿的管理成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这是因为，新洛两地国寿均已成功开发医保补助报销结算系统，管理成本大为降低。特别是听说洛阳国寿的管理费用不过为1％，后来通过补充协议管理费用还有所下降之后，新乡的卫生和社保系统官员普遍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但在和新乡国寿沟通之后，新乡国寿坚持按照协议执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乡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试图在办公电脑上了解一位医保患者的住院信息时，竟未能如愿，遂向新乡国寿发出要约，要求新乡国寿解决问题。新乡国寿总经理李宏向回复称：新乡国寿已经自主开发了医保信息系统，但医院管理系统(Hosipital intormation system，简称HIS)属于医院内部系统，与己无关，且协议未加注明应由国寿开发，国寿无法接受此要约。

在接受采访时，李宏向几次喊冤：我们是做保险的，对报销结算在行，但对HIs系统并不在行，“每天如何治疗、用药、护理、检查，非我所长!”

甲方与乙方的工作积怨开始向深水区迈进。2009年夏末，新乡市社保局领导班子调整，两位新局长到任，恰逢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扩面”进入攻坚阶段。社保局要求新乡国寿每天派出60A配合工作，新乡国寿虽不情愿，但也口头答应。但结果却是，时而40A，时而30A。新任局长发现“扩面”进展不力，方得知新乡国寿派人“偷工减料”。“不过，这部分内容，在委托协议里也没有。”新乡市医保局局长陈勇说。

种种磨合难题，终归耍有出口。春节前，陈勇告诉李宏向，2009年的费用，节后再给。

篇3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医疗保障； 补偿机制；弋阳县；医疗储蓄账户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3-0032-0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是我国政府为了保证农村居民能够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而建立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新农合的制度特征是：政府明确其政治承诺和政治意愿，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保障；政府成立完全由财政负担经费的专门机构对新农合实行全面的管理，使其形成卫生服务提供者、参合农村居民、合作医疗基金以及政府行政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和制约的关系；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合（毛正中 等，2005）。试点开展几年来，取得很大成效。从宏观数据看，与未开展合作医疗的地区相比，开展合作医疗试点地区的参合农民住院率提高了52.7%；农民就医经济负担减轻，2004年平均住院费用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从补偿前的89%下降到补偿后的65%（卫生部，2006），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城乡公平。为深入了解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基层建设现状，从微观层面对新农合的实施效果作出评价，作者选择了江西省弋阳县进行实地调研，以此为个案，讨论如何完善新农合的制度结构，更好地借助新农合推进社会公平。

一、弋阳县新农合筹资及补偿机制

江西省的新农合试点工作自2003年开展，截至2006年年底，全省有40个新农合试点县，1221万参合农民。弋阳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隶属上饶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8.4%，是典型的农业县。

（一）资金筹集和管理

2006年，弋阳县开始成为新农合试点县，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为243587人，参合率达88.73%，略高于2006年全省的平均参合率84.95%。弋阳县农民参合以家庭为单位，农民人均缴费15元/年，各级财政共补助40元（年/人），全年筹资总额1339.73万元。新农合基金分三个部分，即风险基金风险基金是从新农合总基金中提取和新农合基金结余中划转的用于弥补新农合基金非正常超支的专项储备资金。、住院(门诊大病)统筹基金和门诊家庭账户基金家庭账户指以家庭为筹资单位，按一定标准将每个家庭成员的应缴费用集合在一起建立的账户，用作支付该农户家庭成员的门诊小病消费。。农民个人缴纳的15元中有10元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家庭医疗账户，用于参合者门诊小病费用的补偿，超支自负，余额可结转到下年度，但不可抵交下年的自缴资金；个人缴纳的另外5元和各级财政补助的40元则纳入大病统筹基金，补偿住院及门诊大病发生的医疗费（参见图1）。2006年弋阳县确定的门诊大病指脑中风后遗症、精神病、恶性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等4种疾病。

（二）补偿（报销）情况

2006年，弋阳县新农合给予参合农民的补偿方式包括住院（门诊大病）补偿、门诊补偿两种，从基金支出情况看，2006年全年基金支出总额为714.65万元，其中住院（门诊大病）补偿金额为635.14万元，门诊补偿金额为79.51万元，分别占基金支出总额的88.87%和11.13%，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基金支出都用在住院（门诊大病）方面，与新农合制度中的补偿理念“大病为主，小病为辅”相符合。弋阳县新农合起付线与补偿比例、封顶线的规定参见表1。

在不超过封顶线的情况下，参合农民因住院（门诊大病）实际获得的补偿费用=［总医药费用-非《基本用药目录》的药品费用-非检查项目的检查费用-起付线］×补偿比例。该县2006年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表2。

二、分析与讨论

作者调查发现，弋阳县新农合的制度结构中，存在如下几个可能会影响新农合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一一提出，以作讨论。

其一，新型农合是一项自愿性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自愿参合和低水平筹资的前提下，如何完善补偿机制，以提高农民对参合的预期收益，保证顺利地从农民处筹资，避免由于低参合率所引致的资金风险？

在新农合试点工作中，农民的自愿缴费一直是难度最大的环节之一。日前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即使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不愿意参合者的比例仍然达29.1%（方黎明 等， 2006）。应该承认，不愿意参合的农民并不一定是因为其支付能力不足。可持续的个人缴费，归根结底靠新农合让农民认为可以以低于市场直接交易的代价获得高于市场直接交易的健康价值，在这当中，新农合的补偿机制对农民的参合意愿有很大影响。因此，可以对现行资金的补偿机制作部分调整，力争在参合农民的受益广度和受益深度方面取得平衡。

弋阳县新农合的补偿机制中存在如下问题：

（1）大病统筹基金结余量较大，资金使用效率低，新农合解决参合农民大病致贫的效率较低

在基金的使用方面，按照规定，应该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但是，2006年弋阳县全年基金支出总额为714.65万元，占当年筹资总额的53.34%， 相对于2006年全国新农合基金支出总额占当年筹资总额的比例72.95%来讲，结余量较大。

新农合最重要的目标定位是帮助农民抵御“大病致贫、返贫”风险，据此，我们着重分析弋阳县新农合对农民因大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补偿效果如何。要衡量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大病致贫”问题的成效如何，指标之一是看通过这项制度的实施所减轻的大病负担占制度本身所需要筹资费用的比例，李春芳（2005）将这一概念表述为该制度对大病致贫问题的关注程度。这一概念可以用某地区新农合实践中当地筹资总额中用来减轻大病经济负担的部分有多少比例E来表示，E实际上体现了一项医保方案对解决“大病” 致贫问题的针对性程度如何，该数值越接近1.0，说明该地区新农合解决参合农民大病致贫的效率越高，或者说该方案的针对性越强。因此，有：

E=D/F，

其中：E为对参合农民的大病补偿费用占筹资总额的比例；D为年度某统筹地区新农合对生大病的参合农民所做的经济补偿；F为筹资总额，有F=年度当地人均筹资额×参合农民人数。

依据这一公式，我们对新农合解决“大病致贫”问题的成效进行测算（参见表3）。测算结果表明，弋阳县新农合解决参合农民大病致贫的效率较低，低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发达地区新农合对大病致贫问题的关注程度较高。

2006年，弋阳县新农合的大病统筹基金中，已补偿费用占可使用费用的比例为64.38%（参见表2），对照全省40个新农合县(市、区) 大病统筹基金的平均使用率（72.94 %），资金结余较多。为了吸引农民下年度自愿参合，需要新农合基金管理部门认真估算资金流量和农民患病风险，防止出现资金沉淀问题，以增强新农合对农民的吸引力。

（2）家庭账户资金沉淀较多，在帮助农民应对门诊小病方面作用有限

在门诊补偿资金方面，弋阳县2006年参合农户的家庭账户资金总额为243.59万元，2006年上半年核减门诊医药费4828人次，核减家庭账户资金13.33万元，全年共核减门诊医药费27114人次，核减家庭账户资金79.51万元，已核减资金仅占家庭账户资金总额的32.64%（参见表2），家庭账户资金沉淀较多，说明该县家庭账户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这种情况在我国其他新农合试点县也有发生。由于沉淀的家庭账户资金只能结转到下年度，既不能提取现金，也不可转入大病统筹基金，所以，这部分资金既不能发挥分担疾病经济风险的功能，也没产生经济价值。已有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评估组，2006）表明，不少地区家庭账户沉淀资金过多，导致的后果是，增加了向农民筹资的困难，增大了政府推动新农合的成本。

由于江西省各试点县均不设门诊（小病）统筹基金，表2中的门诊补偿部分实际上是参合农民家庭账户中自缴资金的储蓄，如果发生门诊小病，参合农户并没有得到外来的经济补偿。从性质看，新农合中的家庭账户与我国城镇职工医保中的个人账户相似，是一种医疗储蓄账户。家庭账户模式实际上是发挥了家庭内的横向共济功能对门诊进行补偿，但是，农民本身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因此家庭账户分担疾病风险的功能并不明显。家庭账户的最大缺陷在于只体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忽视全体参合者之间的横向共济，它在低筹资水平上弱化了新农合制度的共济功能。我国实行“大病统筹+门诊统筹”补偿模式的试点县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多数试点县实行的是“大病统筹+门诊家庭账户”的补偿模式。应对家庭账户资金沉淀过多的方法可以是，随着农民对新农合互助理念接纳程度的提升，中西部地区可以考虑改革门诊小病补偿方式，引入门诊统筹基金，这将会提高参合农民的门诊补偿受益面，更能体现合作医疗公平互济的特征。已有相关个案研究（左延莉 等，2006）表明，门诊的消费受补偿模式影响，门诊统筹相对于家庭账户而言，其参合农民更多地利用了门诊的卫生服务，门诊统筹的资金利用更显效率。门诊统筹基金的优点在于可鼓励身患小病的参合农民及时就医，缺点在于可能使基金超支。在实践中，可以用改革新农合基金对医疗服务供方的支付方式目前，新农合基金对医疗服务供方的支付方式普遍采用按服务项目付费（fee for service）的后付制，由基金管理机构根据病人接受服务的项目及其收费标准向医疗服务供方支付报酬，它的缺点是在道德风险和医患关系中供方主导性地位存在的前提下，容易出现供方诱导需求的现象――医疗机构有机会提供从医学角度看不必要的服务。他们是否会这样做，取决于他们面对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在新农合第三方支付的医保模式下，对后付制的改革将有助于医疗费用的控制。的办法应对这一缺点。

其二，衡量新农合成效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仅仅是参合农民从新农合中获得一定数额的医疗补贴，更重要的是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的进步。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既和补偿机制密切相关，更取决于定点医疗卫生机构能否为农民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真正提高农民的受惠程度。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切实建立政府对县乡村三级公营卫生医疗机构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进行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体制改革，以控制医疗费用。

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被调查地区应住院而未住院的参合农民中，有76.6%是由于经济困难（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4）。新农合作为我国在新世纪提出的一项国家卫生政策，终极目标之一就是减轻农民利用医疗服务的经济负担。

就新农合而言，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疗机构主要是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卫生网络”，县属医院应该是新农合的制度设计中为农民提供廉价而有效的卫生服务的主力军。2006年，弋阳县有两所县级医院――县人民医院和县第二人民医院成为新农合的定点医疗机构，它们是当地农民住院的主要收治医院。但是，从2006年的情况看，该县的县级医院对参合农民大病医疗费用的控制能力尚待加强，参合农民住院次均费用达到2946.47元，在江西省40个试点县（市、区）中排名第三，远远高出全省40个试点县的平均值。

从门诊情况看， 2006年全省40个试点县（市、区）门诊对参合农民的次均补助为21.78元，门诊补偿的受益面为18.55%，而弋阳县对参合农民的次均补助为29.32元，门诊补偿的受益面仅为11.13%，由于农民看门诊小病多在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说明该县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定点诊所对参合农民的服务能力尚待加强。

一项医疗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来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尽最大可能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20世纪70年代美国进行的一个社会实验证明了消费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与服务价格之间的关系――医疗服务价格上升10%会导致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下降2%（科尔奈 等，2003）。快速增长的医疗费用导致农民自付的医疗费用较高，阻碍了部分收入较低的参合农民对卫生服务的利用。2005年卫生部与世界银行的现场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对最低收入组来说,无论是否参加了新农合,一旦有家庭成员利用住院服务,则其中有40%以上家庭的人均收入将低于国家贫困线（顾涛 等，2006）。

因此，医疗费用高企必然会对新农合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要提高农民在新农合中的受惠程度，促进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给予政策和财力方面的支持，切实建立政府对县乡村三级公营医疗机构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医疗费用高昂和当前“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体制有直接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财政对医疗机构的拨款减少,医疗机构的主要收入来自业务收入。“以药养医”模式产生的根源是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场化改革推进与政府责任缺失的并存。公共卫生资金的短缺，成为政府对公营医疗机构缺乏约束和激励的重要原因。，控制参合农民的医疗服务费用，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的提升。

其三，在大病补偿部分，如何降低参合农民的起付线和自付率，减轻农民利用基本医疗服务的经济负担，以利于实现新农合最重要的目标定位――帮助农民抵御“大病致贫、返贫”？

在中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新农合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缴费和财政补助两大块，要提高新农合对农民的保障水平，一方面，在大病补偿标准方面，不可定得过于保守，另一方面，应通过增加财政补助提高人均筹资总额，切实减轻农民利用卫生服务的经济负担。

根据表2提供的数据，弋阳县新农合对大病的补偿金额较少，2006年参合农民次均住院需要自付的费用为2050.77元，约占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3，收入较低的农民可能因为无力支付这2000多元而放弃治疗。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降低起付线和农民的自付比例是非常必要的。

想要提高人均筹资总额，大幅度增加农民缴费额度并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做法。2006年，弋阳县筹资总额为1339.7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拨付的补助（人均20元）为487.17万元、省财政补助（人均14元）为341.02万元，市财政补助（人均3元）为73.08万元，县级财政补助（人均3元）为73.08万元，中央财政补助在该县筹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6.36%。按照“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居民都有权获得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这一现代公共财政理念，中央财政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转移支付，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扩大覆盖面,确保参合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稳步提高。以程漱兰教授为首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课题组（2005）提出中央财政更多的资助是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并验证了中央财政为中西部新农合承担更多的筹资责任，主要不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财政分配的政治意愿问题。

三、结语

新农合属于医疗保障的范畴，而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它是国家为保证所有居民获得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而提供的制度保障。医疗服务和保障市场的特点导致的市场失灵以及社会追求公平的意愿，使医疗服务和保障领域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需要政府的干预。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说，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可能无法使福利在社会范围内得以公平分配，政府的干预因此是必要的，以把收入分配引向人们普遍认为公正和公平的轨道上来（布朗 等，2000），而借助社会保障这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公正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做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实践表明，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越健全，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则国家干预分配的力度越大（郑功成，2000）。鉴于中国城乡之间医疗资源的分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而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的缺位饱受诟病。如果政府有意愿改变公共卫生投资的不公平性，应更多地借助医疗保障这种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将政府补贴投向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因此，我国应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使城乡之间享有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医疗和卫生服务。新农合的持续发展最终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医疗保障，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这意味着农民福利的不断增进，社会公平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和谐社会的构建得到推进。

参考文献：

布朗，杰克逊. 2000. 公共部门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4-25.

方黎明，顾昕. 2006. 突破自愿性的困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参合的激励机制与可持续性发展［J］. 中国农村观察（4）.

顾涛，蔡敏. 2006.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 卫生经济研究（7）.

科尔奈，翁笙和. 2003. 转轨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M］. 北京：中信出版社:65-66.

李春芳. 2005. 农村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界定与消除焦点问题所需的若干技术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20.

毛正中，蒋家林. 200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征及目前面临的挑战［J］. 中国卫生经济 （1）.

卫生部. 200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评估工作情况 ［EB/OL］. moh.省略/newshtml/15667.htm.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2004. 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M］.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10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评估组. 2006. 发展中的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评估报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49-50.

郑功成. 2000. 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 北京：商务印书馆: 330.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课题组. 2005. 论“能力密集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自动运行”机制：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J］. 管理世界（11）.

左延莉,胡善联. 200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统筹模式与家庭账户模式的比较研究［J］. 中国卫生经济(12)．

An Analysis of Rural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Structure:

Case Study of Yiya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XIAO Sha

(School of Humaniti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