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因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的因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气候变化　水土保持因素　人类因素

中图分类号：P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9-103-03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世界非常重视的一个全球性热点难题。气候变化不仅和各种自然因素有关，例如太阳辐射的变化、宇宙沙尘浓度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变化、大陆漂移、火山爆发和植被变化等，并且还受到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对气候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静态到动态，从稳定到突变的过程，并且仍然处于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因为不仅每种影响因素都难于定量定性研究，而且这些复杂的影响因子还是多尺度重合的。

THOMAS研究了近一千年的全球气温变化，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气候变化主要由太阳辐射和火山爆发等自然因素控制，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活动的影响则成了主要原因。例如，人类的工业排放和土地，土地覆盖变化等改变全球地表反照率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进而改变大气的成分和地表能量交换过程，最终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广泛而且巨大的改变。另外拉迪曼认为，人类活动对于气候的影响在农业诞生时就开始了，欧洲、印度和中国的早期农民砍伐森林是造成二氧化碳增加的原因，同时，种植稻谷和驯养牲畜产生的大量的甲烷，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温室气体。而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与自然变化的最大不同是他的变化趋势是非周期循环和单调发展的，其积累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在2009年，EOS发表了一份关于地球科学家们对于气候变化的观点的研究概要。有一个问题是：“你们认为人类活动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吗?”地球科学家们达成统一认识后认为，虽然自然因素造成气候变化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类的影响也很重要，出了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以外，这些影响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第一级影响因素，并且这些关于人类对于区域和全球气候的影响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被持续关注。POGER PIELKE和KEITH BEVEN等在EOS中建议，在今后的气候评估中要包含所有的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除了温室气体排放之外，还包括人口膨胀、城市化、土地覆盖和土地管理的变化、动物和昆虫的动力学影响、区域和地区的水源可利用性变化、水污染和极端水文现象(洪水和干旱)等。实际上，水土保持对上述多个因素都有涉及，并且甚至会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的绿化与城市生态建设、土地植被的变化、土地利用、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后激发的极端水文灾害。

1、土地利用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历史上的长期垦伐，以及近代的过度开垦、放牧和深林砍伐等，引起了植被覆盖状况的巨大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研究，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在中国所有的土地利用情况中，四川的旱耕地又是其中很典型的情况之一。四川地域辽阔，地貌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农耕地分布广泛，早耕地比重大，水土流失和与之相关的旱、洪灾害等生产。生态问题突出，既导致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又给长江中下游带来安全隐患。像这样的土地利用不当而造成当地生态破坏的例子在我国比比皆是，积小成多，这些土地利用情况的改变必将引起我国甚至全球气候的改变，因此土地利用的变化一定是预测气候变化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如新疆地区的生态环境从过去的接近60年以来，已经迅速向荒漠化发展。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自然因素，但是人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极大的加快了荒漠化的发展，主要包括过度放牧和过度开垦、以及不合理的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从而加剧了天然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壤盐碱化。例如塔里木河下游泰特杩湖和玛纳斯河的玛纳斯湖的干涸，两大沙漠的流沙面积和土地荒漠化面积的扩大以及天然植被的退化，均与人口的不断增长、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日俱增等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对新疆地区气候变化参数的分析表明，新疆的气候增暖不仅与中国甚至于全球的气候变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在年内变化中冬季升温最明显：另外新疆沙尘暴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强度也与全球的变化一致。因此可以看出，某一地区的环境变化，不仅对当地，甚至会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同步影响。然而这一地区的气候变化较之全球又有其特殊性，比如新疆年内变化中冬季升温最明显，因此也反映出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由于全国的土地利用情况在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探讨其对我国气候造成的变化，高学杰等使用RagCM3区域气候模式，嵌套欧洲数值预报中心在分析资料，分别进行了中国区域在实际植被和理想植被分布情况下各15年时间长度(1987-2001)的积分试验。他们估算的结果是：中国地区冬、夏季的季风环流加强；植被改变引起长江以南降水增多，黄淮、江淮气温降低，华南气温上升；中国北方降水减少，气温在西北部分植被退化的地区升高。这样的结果和我国的气候现状基本一致，也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的情况的变化在研究气候变化时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是相对重要的。

2、植被覆盖变化对于区域和全球气候影响的预测

植被对气候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识，研究认为全球气候中已经包含了植被对气候的反馈作用。就全球来说，植被的存在降低了反射率，增大了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同时，蒸发的增大，加强了全球水循环，在行星尺度上，植被的存在加强了经圈环流，还影响了季风环流。目前各国科学家都对各地的气候变化做了各种各样的预测，使用的模型主要有美国的NCAR模型和陆气双向耦合模式等。例如吕世华等对三江源的草地荒漠化做的预测。他们利用美国NCAR中尺度非静力平衡模式MM5V36模拟分析了三江源区草地荒漠化对局地气候的影响。三江源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总面积31万km2，占整个青海省的总面积的43％，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根据预测，草地荒漠化后，地表反照率增加引起地面辐射平衡变化，昼夜温差加大：土壤湿度和空气湿度明显减小，不利于现有植被生长：潜热通量减小。总的来说，三江源的草地荒漠化后区域气候变得更加干燥，不利于植被生长和水土保持，气候变得更加恶劣。陈玉春等也使用NCAR区域气候模式RegCM2研究了西北植被覆盖面积变化对我国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分别设计了三组试验，植被面积扩大试验、控制实验和植被面积缩小试验。结论认为，植被变化对气候的影响是明显

的，它对地面温度、环流场、降水和土壤湿度、径流量等都有明显的影响。植被扩大，有利于高原及华北地区的降水，改善气候环境，其模拟结果符合实际情况，比较可信，对于开展水土保持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实际上，植被不仅会影响区域的气候，还会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曾红玲等利用陆气双向耦合模式R42 AVIM，通过有无植被覆盖的对比试验分析，总结了全球植被分布对气候和大气环流产生的潜在影响。认为全球植被的变化会对气候和大气环流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只是局限在陆地表面及近地层，还可以向上延伸到对流层的中高层。植被的存在还增强了三圈环流，从而使现有的气候和植被分布更加稳定。

3、生物土壤结皮对全球气候的响应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现象，生物土壤结皮在干旱、半干旱和极地、亚极地区等脆弱生态区广泛存在，生物土壤结皮对脆弱生态系统的稳定、碳氮循环和生态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沙地生态系统中，生物结皮是随着沙地的逐渐固定而渐渐出现的，它的形成过程是：沙地中的蓝藻随风流动，先是流动性较大的丝状蓝藻在不稳定的沙地上定居，随着沙地的固定，形状较小的蓝藻出现，然后早期的地衣和苔藓出现，然后随着沙地固定时间的延长，演替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地衣、苔藓伴随着藻类结皮的生物结皮。虽然在沙地生态系统中，苔藓不是最初的沙丘定居者，但是它确实固沙的主要贡献者，一次有人提出可以将苔藓植物作为生态系统稳定或者退化的重要指针之一。

实际上，在全世界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都广泛存在着生物结皮系统，在那些植物生产力较低的生态系统中，结皮的常常成为当地的主要植被覆盖，因此它对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系统的维持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生物结皮是干旱与半干旱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碳源和氮源，例如在阿拉斯加的北极海岸的苔藓和地衣组成的结皮的平均覆盖度达到25％，在极地地区他们因其产生的大量的泥炭更成为了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碳源：究指出，在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地衣的种类已经由于气候变暖而减少，这更说明了生物结皮各项生理功能和新陈代谢与气温变化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活动对臭氧层的破坏，进入到大气层之类的紫外线也大量增多，而其中的UV-B对地衣会有较强的影响，因为有研究表明UV-B会对脱水地衣的光和作用、色素系统及DNA造成损伤：面对当前的气候变化，特别是降水的改变，对生物土壤结皮也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土壤结皮仅在合适的水分条件下才能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研究证明，在美国、澳大利亚和中亚，随着气温的升高和夏季降水频率的增多，地衣的生态多样性急剧下降。

现在沙地和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研究成为了国内外研究的特点。而一方面，结皮在沙地草原和荒漠生态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生物土壤结皮的生长极其缓慢，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旦破坏，荒漠和沙地生态系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生态系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研究土壤结皮和气候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解决干旱与半干旱区域尺度下生物土壤结皮空间分布特征和规律极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也成了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4、结　语

由于当前世界上大部分的气候变化的风险评估都是基于全球气候模型的，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今后应该加入基于环境和社会资源的地区性的风险评估。比如说，通过提高洪水频繁地区或者台风地区的发展规划和调整，做到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气候变化，我们都能成功的有效适应。

篇2

关键词：风险认知；气候变化；心理测量范式；双系统理论

分类号：B849：C91

1 引言

Start（1969）在《社会利益对科技风险》一文中对“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系统而确切的论述，标志着在心理学领域系统研究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的开端。自此，国内外学者对交通、经济、医疗、消费以及科技等领域的风险认知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气候变化风险由来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过去20年中，研究者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探索大众如何理解气候变化风险（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生活中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认识和主观感受，包括对气候变化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认知、风险结果和风险责任的认知。

气候变化风险与其他领域的风险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利结果的特点，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第一，风险认知对象的特殊性。气候变化兼具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特征：在气象学意义上，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气候状态变化的渐进系统，通常涉及一系列相关现象，如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时，气候变化又是人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风险认知范围的广泛性。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从时间上来说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从空间上来说囊括了全世界各个地区，甚至关系到地球上每一个人。其研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许多类型的风险认知所不能比拟的。第三，风险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据主体是否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将主体分为大众和专家，二者在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引起的结果和采取行动等方面都有差异（Swim，Stern，et al.，2011）。第四，风险认知与行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现为人们虽然担忧气候变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决定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来说，第一，将风险认知研究的领域从自然风险扩大到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相结合的气候变化领域，为全面研究风险认知奠定基础；第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助于拓展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视野，本文围绕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线，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路径。从实践上来说，第一，公众与专家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上存在众多差异，因此，专家面临着如何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信息正确传达给大众的巨大挑战（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为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奠定了基础（Pidgeon，2012）。第二，公众既是气候变化的导致者，又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执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风险的认知。

2 心理机制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在风险认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气候变化风险的特点进行研究。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既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存在，又重视个人或群体在认知客观风险过程中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讲，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心理测量范式，二是双系统理论。

2.1 心理测量范式

心理测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是阐释风险认知的主流理论。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在风险认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20世纪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测量的方法评估人们的风险认知，对预测到的、并且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险事物的风险认知结构进行分析，形成了风险认知两维度结构——“可怕风险（dread risk）”维度与“未知风险（unknown risk）”维度（Slovic，1987），成为描述人们风险态度和感知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Weber（2006）尝试运用该理论进一步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在认知地图中的位置。首先，从可怕维度分析，即激发人们危机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认为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人还没有将气候变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维度上得分较低。而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灾难性与可控性三个客观因素都影响着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观感受。第一，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上来看，当人们根据数据描述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分析时，加之气候变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难激发起人们强烈的危机感；相反，如果气候变化被形象描述为如电影《后天》中迅速变化的灾难，比如龙卷风、海啸、暴风雪等巨型灾难.就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关注和强烈的危机感（Leiserowitz，2006）。第二，从气候变化风险的灾难性上来看，当面对两种死亡方式，即死于飓风或死于冰川融化，虽然这两种情况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们对前者感到更恐惧，因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Page和Howard（2010）认为人们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感知为更危险的因素。第三，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可控性上来看，由于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简单渐进的变化，比如飓风、气温升高或龙卷风等，这些风险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原则上是可控的（Weber，2010）。当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有种控制感的时候，其危险感受性就会减小。

其次，从未知维度分析，即风险的可知性程度，包括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了解与气候变化风险影响本身的特点。一方面，个体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经常接触到的并有一定经验的熟悉风险，对新风险表现出更高的警觉性。例如，在对比温室效应和冰川融化的风险时，个体对冰川融化新风险更为警觉（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认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将减少个体的危机感。此外，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也将影响个体的控制感（Slovic，1987），进而影响其风险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延迟性，人们对一些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未知性。人们长期居住于气候变化的环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对气候变化的信号难以察觉（Moser，2010），因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个体生活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中，感受到的是气温升高，却对其延迟的影响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认为当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迅速发生时，比认为气候变化是渐变时，感觉更害怕。

心理测量范式假设公众对风险的不同反应取决于风险的维度特征，但后续研究发现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结构的风险特征维度却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对风险特征维度构成的讨论成了风险认知研究的热点之一。于清源和谢晓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众对39个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进行因素分析后，将“影响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响的持续性”、“发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严重性”六个维度归纳为“客观认识”与“主动作用”两个新的维度，即个体的风险认知机制涉及风险的客观情况以及个体与风险事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该模型与Slovic的两维度模型有所不同，对比二者的研究，我们认为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研究对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谢晓非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人，不同国家的个体由于文化、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其风险认知可能不同，因此应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条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对一般社会情境的研究。包含30个社会现象，于清源和谢晓非研究的是环境条目，包括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和生活环境类，由此说明人们可能是根据不同的风险维度特征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认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据气候变化条目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建立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征维度结构。

心理测量范式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其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许多研究中问卷条目所涉及的风险问题可能是被调查者不熟悉的，这样被调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个体的判断；第二，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心理测量范式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也仅仅代表被试对风险事件的某些认知状况，并不能反映个体实际的行为反应。尽管心理测量范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风险维度上，探索了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判断的风险特征。

2.2 双系统理论

过去15年来，双系统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对双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信息加工的两种方式（经验系统、分析系统）和个体获得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经验信息、分析信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之所以能得到重视是因为面对相同的信息，人们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行动（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经验系统中人们将目前现状与个人自己或他人的经验相联系，知觉过程自动、迅速，人们通过联想将环境各个方面的经验转化成各种情感，比如说害怕、恐惧、焦虑，进而影响风险认知和决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统中人们运用数字对事实进行描述，通过逻辑分析来评定风险，其过程相对缓慢且需要意识的控制（Marx et al.，2007）。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区别在于信息呈现的方式不同：经验信息是对与个体经验有关的信息进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运用数字等来对信息进行描述。

首先，就两种信息加工系统而言。Weber在2004年开始比较两种不同系统，关注两个系统中人们对气候变化不确定信息的理解差异。Weber（2010）认为科学家和大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同归因是由于他们运用不同系统进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只有49%的大众同意这一观点。在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科学家更多地运用分析系统，而大众则更多地运用经验系统fWeber&Stem，2011）。这可能是因为，首先，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能接触到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可信赖数据；其次，由于科学家受到的教育和专业训练，他们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运用数据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容易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会自动迅速地运用经验系统分析信息。当两个系统所得的结论不同时，经验系统往往要胜过分析系统，因为经验系统更快，更生动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显示英国民众更多的根据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甚至那些经济来源与气候密切相关的个体，比如说农民和渔民，当无法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中获得足够反馈时，他们也会运用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判断。类似的，在乌干达地区的雨养农业中，无论是雨水不足或过多都会导致农业受损，但是过去的研究表明在该地区的市民都将雨水预报根据个人经验转化为确定性信息，导致潜在的相关风险增加（Marx et al.，2007）。虽然经验系统能帮助个体迅速做出决策，但也可能会使个体决策产生偏差。

其次，从个体获得两种不同信息的角度来看，当呈现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时，个人经验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响比数据信息更值得信赖（Erev&Barron，2005）。这是因为在气候变化中，个人经验信息能激发起人们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并回忆过去相关事件（Weber，2006）。其实大多数人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和经验都是间接的，是以新闻和电影中的描述为中介，比如将格陵兰岛或南极冰川融化归因于气候变化，个人经验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Weber，2010）。此外，当目前情境不能与过去经验相匹配时，只要能激发起个体强烈的情感，也能预测个体的行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显示，当个体对气候变暖将导致冰川融化感到强烈的恐惧时，即使个体没有冰川融化的体验，也会更多地参与环保行动。

但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Weber（2010）研究显示双系统所涉及的两种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统可以帮助个体重新分类与过去经验有关的气候变化信息，因此强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统中被激活。此外，两种类型的信息也可能在两种对应的系统中进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具体的、与个人有关的经验信息在经验系统中被加工，并且产生一种有效激励行为；相反数据信息在分析系统中被加工，除非决策者受过一定的训练，能有意识地注意数据信息及其影响，否则其结果对行为只有较小影响。

心理测量范式和双系统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心理测量范式侧重于分析人们是如何形成风险认知的地图，探索风险认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双系统理论从经验、分析两种认知途径和信息类型出发，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的过程。两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释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3 影响因素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多研究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知识、个体经历、情感和世界观。

3.1 性别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众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在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女性比男性经历了更强烈的情感体验（Loewenstein et 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担心气候变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进一步细化研究了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分别对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源、风险事件、风险后果与风险责任的认知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对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整体认知上，男性的分值整体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而在风险后果的认知上，女性的认知程度要高于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更关注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3.2 年龄

年龄对个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重要影响。Loewenstein等人（2001）认为风险认知的年龄差异是由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和生动的想象，所以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认为相比年长者，年轻人没有深刻体验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对气候变化过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年轻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个体对气候变化的知识相关，研究显示作为年轻人的大学生具有更多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知识，更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起源与后果，表示愿意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选取被试的差异，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强对大学生的气候变化风险教育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为产生一定作用。

3.3 知识

目前研究表明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包括气候变化的现状、起因和结果（sundblad et al.，2007）。知识的横向和纵向结构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都有影响。从知识的纵向结构上来说，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并且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sjoberg，2000）。从知识的横向结构上来说，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显示个体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动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后果的认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显示一方面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诱发出一种控制感并降低风险认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气候变化后果的认知没有太大关联，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是对风险认知判断的影响。

3.4 经历

气候变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现象，比如说冰川融化、温室效应、洪涝灾害、干旱、飓风等，个人经历主要是指对上述现象有过亲身体验。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发现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多的担忧，更多地看到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并且更相信他们的行动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由此，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更可能采取节约能源等措施去缓解气候变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关于洪水经历和空气污染经历是否影响个体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洪灾灾民与其他个体差异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气污染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和行为。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一旦离开这个地方，人们受到洪水的影响将变小，而空气污染则是一个缓慢、渐进变化的系统，人们将更长久、深刻地体验到空气污染带来的后果。在研究过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环境价值观的概念，认为有空气污染经历的人们有更高的环境价值观，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更可能把气候变化看成显著的风险并采取行动。

3.5 情感

情感作为态度的组成因素，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调查显示关于气候变暖的消极情感，比如担忧、危机感、焦虑等。比人口学变量、价值观等因素能更好的预测个体对公共风险的态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的高忧虑组比低忧虑组具有更强烈的恐惧、焦虑等相关情感反应，并有更强烈的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动机。而Weber（2010）认为形象、具体的气候变化结果能激发起个体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增加气候变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进个体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诸多研究表明增加对气候变化风险不良后果的担忧，能提高个体的风险认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忧虑也可以促进个体参与缓解气候变化风险行为（Weber，2010；Marx et al.，2007），因此，加强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和焦虑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动产生作用。此外，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一个渐进、可控的过程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意识就会降低；相反，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离的危险事物时，其风险意识就会增强（Weber，2010）。总之，情感与风险认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焦虑等情感能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意识，反之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理解也将影响其情感强度。

3.6 世界观

文化理论起源于Douglas，强调社会文化对风险判断的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决定了风险的内涵及个体对特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中，文化理论根据人际关系模式将人分成四种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等级主义者（hierarchists）、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和宿命论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观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不同的观点（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选择性地注意一些风险，而忽略另外一些风险（Weber，2006）。比如说等级主义者更信赖专家，倾向于将科技看作机会而更少看成风险；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怀疑专家的知识，他们认为现在的气候变化已经非常严重，并觉得现在的新技术和对自然的污染将对后代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个人主义者更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对气候变化风险，他们认为自然能够自我保护，没有必要过多关注气候变化；宿命论者对个人无力改变的气候变化问题宁愿选择视而不见（Weber&Morris，2010）。

虽然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不同世界观对人们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文化概念本身的争议，文化理论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仍有待实施。

4 研究展望

综合以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学科对风险认知的不同领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来分析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在国内是一个开端，因此需要后续的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对以往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深入探寻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

尽管风险认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别从测量、认知、情感等各个角度对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学领域迄今还没有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独立整合理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进行探讨。首先，对相关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验证。过去风险认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自然风险研究的基础上，由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许多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适用性和解释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以便全面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其次，对比分析不同领域的风险认知结果。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和医疗领域，人们的风险认知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Weber&Stern，2011），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是风险类型的差异还是个体对不同风险有不同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从而为建立专门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理论奠定基础。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殊性，进一步探索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目前各个理论均从各自的角度对风险认知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心理测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风险本身的特征，却没有关注风险认知主体的特点；双系统理论研究个体内部信息加工过程，对群体分析却很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因此，我们应该尝试各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并试图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综合的理论框架。

4.2 进一步探索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

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目前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虽然已有研究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找到一些变量，比如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等，但是还有一些变量没有得到验证，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发现保守的政治态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影响；Li等人（2011）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还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个体的风险认知，还会受到心理、社会、文化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次，研究者并没有对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研究者发现情感与风险认知之间存在中间变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在气候变化经历和行动中充当着中介的作用。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媒体和社会交流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个人经验也是通过媒体影响个体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而非直接发挥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发现信息的形象性影响人们的情感，从而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这些间接影响因素还没有得到进一步验证。基于此，我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数据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证据不充分的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二，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变量加以关注，为建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奠定基础。

4.3 加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群体研究

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个体和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所区别。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风险放大研究中发现：当面对具体的情感体验信息时，群体比个人有更大的动力去采取保护行动；Marx等人（2007）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也发现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受到经验信息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层面对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未对群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作详尽研究。此外，群体中包含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世界观的个体，个体与群体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上产生差异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对个体研究结果在群体中进行验证，并对人们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表现进行比较，找到联系与区别，分析其原因并分别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制定相关策略。

4.4 拓展气候变化中风险认知的应用研究

篇3

[关键词] 农业 气象灾害 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 S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7）01-0294-01

气候变化及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正面与反面之分。尽管气候变化促进我国部分地区农业的发展，但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如，南方洪涝严重，北方干旱面积增加，局面地区洪涝、干旱加剧，因为气候变暖的原因，加速了作物提前发育，抗寒性减弱，给农业生产带来较大的不稳定性[1]。气象灾害导致气候变化，必然影响农业生产。为此，分析农业气象灾害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很有必要，便于后续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气候变化总括

气候变化越大，气候状态不稳定，产生气候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类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的人为因素。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多方面的，因为气候变化原因，尽管促使部分地^粮食作物增产，而由于局部气候恶化，严重影响了国内粮食生产。气候变化主要对我国农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气候变暖产生的旱灾与涝灾，导致农业产量降低，致使农业发展不稳定。分析气候变化给农业气象灾害造成的影响，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因气候变化原因对农业气象灾害产生的影响，现实意义巨大[2]。

2 农业气象受气候变化影响

2.1 农业气象受涝渍影响

我国涝渍地区多发于东南与西北地区，涝渍范围小。东南沿海地区受全球变暖及台风的影响，是我国最严重的涝渍地区。涝渍因为季节不同，分为春季、夏季、秋季的涝渍，尤其夏季涝渍造成的危害是最大的。根据涝渍水分不同，分为洪水、涝害、渍害。洪水受大雨与暴雨影响，导致河水泛滥，毁坏农田与村舍等；涝害集中降雨，致使农田积水，损害农作物，很大程度上影响旱地农作物；渍害由于长时间雨水天气，温度低，阳光照射少，低洼地区长期排水不良，导致土地水分饱和，土壤中水分与空气不均衡，致使农作物产量降低。

2.2 农业气象受干旱影响

干旱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国内干旱地区多为西南云贵高原与黄淮海平原等，因为气候影响因素，自上世纪开始，我国降水量北方少，南方多。如，黄河流域一直是比较严重的干旱地区。比方雨少，南方雨少，导致北方与南方出现干旱与洪涝。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黄河断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从这些年比方干旱情况看，我国北方地区旱情加剧，扩大了旱情面积，华东北部地区与华北的干旱面积也在扩大，气候变化下，北方旱情出现了加重趋势。

2.3 农业气象受风雹影响

风雹在我国气象灾害中分布分散且面积广泛，强对气流而产生的一种严峻的气象灾害，出现范围小，强度大，伴随狂风及降水等。我国多发风雹灾害，气象灾害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损失，极大影响了农业生产。因为风雹影响因素，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农业生产受风暴影响面积大。青海地区调整了种植结构，拓宽了种植面积，致使受灾面积越来越大。09年江西因为风雹原因，导致农业受灾面积增大，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损失，受灾面积6000多亩，造成70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最严重的一次风雹发生于09年的安徽与河南34个县，小麦倒伏面积300万亩，其余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24000亩，造成16亿的农业经济损失。从上述可见，我国多发风雹，极大程度上危害了农业。

结束语：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气候变化存有差异，对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造成不同影响。气候变化下，多次出现农业气象灾害，带来沉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构建科学的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系统，促进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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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想从哲学层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1 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地球气候一直在变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②。同时认为“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③。

气候也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这不仅是哲学的推理，而且为亿万年的史实所证明。

地球大约在50亿年前后形成为行星，大约在2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大气圈和水圈，地球气候史也大约为20亿年左右。考证认为地球气候经历着时间尺度为几十年到几亿年为周期的气候变化，现在科学界公认的气候周期变化分三个阶段④。

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距今22亿年～1万年，其最大特点是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

历史时期的气候，一般指1万年左右以来“冰后期”的气候；

近代的气候，是指近一二百年有气象观测记录时期的气候。

1.1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又可分为

1）震旦纪大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6亿年前，曾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冰川气候。

2）寒武纪―石炭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3～6亿年，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志留记、泥盆纪和石炭纪四个地质时期，共经历了3.3亿年，当时整个世界气候比较温暖。

3）石炭纪－二迭纪大冰期，发生在距今2～3亿年。受这次冰期气候影响的主要是南半球。这时处于北半球的我国仍具有温暖湿润气候带、干燥带和炎热潮湿气候带，气候终年如夏，森林面积辽阔，是我国大规模煤田的形成期。

4）三迭纪―第三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2亿到200万年前，包括整个中生代的三迭纪、侏罗纪、白垩纪，都是温暖的气候，当时我国普遍处在湿热气候控制之下。晚第三纪末期世界气温普遍下降。

5）第四纪大冰期气候，从距今200万年开始直至现在。在这次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多次进退。在中国也发现不少第四纪冰川遗迹，定出4次亚冰期。在亚冰期内，平均气温约比现代低8℃―12℃，而在两个亚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内，气温比现代高，极地约比现代高10℃以上，低纬地区比现代高5.5℃左右，这时冰盖消失，甚至极地冰盖也整个消失。在每个亚冰期之中气候也有波动，每个相对温暖时期一般维持1万年左右。目前正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后期。大约在一万年前，地球各大陆的气候带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现代气候的特点。

1.2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

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全球进入冰后期。挪威的冰川学家曾作出冰后期的近1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图1）⑤ ，从图上可以看出近1万年来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它表明这期间世界气候有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最适气候期，当时气温比现在高3℃～4℃（雪线升高表示温度上升）；一次是15世纪以来的寒冷气候（雪线降低表示温度下降），其中1550～1850年为冰后期以来最寒冷的阶段，称小河冰期，当时气温比现在低1℃～2℃。图1中两条曲线――挪威雪线及中国温度变化线，二者显示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温变化（虚线）大体上与挪威雪线的变化相似。

根据对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可以将5000年来我国的气候划分为4个温暖时期和4个寒冷时期④：

第一次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3500～1000年间，当时黄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计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年降水量比现在多200mm以上，是我国近5000年来最温暖时期。

第一次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850年（西周时期），据记载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汉水两次结冰。

第二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东周-西汉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春秋》中提到鲁国（今山东）冬天无冰。

第二次寒冰期是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纪（东汉、南北朝），据史记记载公元225年淮河结冰。

第三次温暖期是7～9世纪（隋唐时期），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长安（今西安）无冰雪，梅和柑橘能在关中地区生长。

第三次寒冷时期出现在10～12世纪（宋代），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1131～1260年杭州每10年间降雪最迟日期是4月上旬，比12世纪以前延迟1个月左右。

第四次温暖时期发生在13世纪（元代），公元1200、1213、1216年杭州无冰雪，长安重设“竹监司”管理竹类，显示气候转暖。

第四次寒冷期出现在15～19世纪末（明清时期），时间长达500年，估计17世纪的冬天温度要比现在低2℃左右。

由上述可见，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间，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是最适气候期。从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初期以后，气候有一系列的冷暖变动。其分期的特征是：温暖期越来越短，温暖的程度越来越低。从生物分布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例如在第一个温暖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在第二个温暖时期象群栖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659～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第三个温暖时期就只在长江以南，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生存。而5000年中的四个寒冷期越来越长，程度越来越强，从江河封冻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第二个寒冷时期只有淮河封冻的例子（公元225年），第三个寒冷时期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公元1111年），而在第四个寒冷时期在17世纪（如公元1670年）长江也出现封冻现象。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曾出现明显的波动上升现象。这种增暖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间的巴伦支海的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时高出8℃。巴伦支海在30年代出现过许多以前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喜热性鱼类；1938年曾有一艘破冰船深入新西伯利亚岛海域，直到83°05′N，创造了世界上船舶自由航行的最北记录。这种增暖现象到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点。此后，世界气候又出现变冷现象，以北极为中心的60°N以北，气温越来越冷。进入60年代以后，高纬地区气候变冷的趋势更加显著，例如1968年冬，原来隔着大洋的冰岛的格陵兰，竟被冰块连接起来，发生了北极熊从格陵兰踏冰走到冰岛的罕见现象。进入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到1980年后，世界气温增暖形势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从22亿年前地球气候的形成至今，全球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这些史实证明一条真理――地球气候一直在变化着。当代的气候变化态势，并未超出历史上气候变化的范畴。至于20世纪以来明显增暖的现象，它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个波动过程，还是永远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仍然需要冷静思考，认真分析，不应匆忙作出结论。

2 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上一节中已经叙述了地球一直处在变化之中的史实，第二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本文作者曾在20年前的《试论干旱》⑥一文中作过论述，认为：一个大区域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有的还在天上。可把这些因素列入表1：

上述因素通过形成五个圈层系统――大气圈，海洋圈，冰结圈，陆地圈和生物圈，这五个系统的综合作用，直接影响着气候，决定着气候变冷、变暖、变干还是变湿。

在此对这五个系统略作说明：

1）大气圈是气候系统中最为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外部参数的影响下，大气环流的稳定特性时间大约是一个月。

2）海洋圈活动性较差，由于水的热容量很大，因而海洋成为太阳能的巨大贮藏库。它既可贮藏能量，随后又以热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形式把所贮之能转入大气层中。其循环的稳定特性时间，在海洋上层变化于数日到几年，在深层为百年到几百年。

3）冰结圈，它是气候系统中比较稳定的因子，多数循环可能是数百年、数千年，甚至几十万年。但是，冰结圈尤其强烈地影响着辐射量，影响到水在地面的分布，从而对气候施加明显的影响。

4）陆地圈的影响因子包括土壤、河川、湖沼和地下水，它们都是水循环的积极干预者和参与者，它们的分布和状况，影响着大气的辐射、热状况以及大气和大气溶胶的交换等。

5）生物圈主要表现为生物群落的数量，包括陆地和海洋中的生物界对水分循环、气体交换以及热动态的影响等。

通过对陆地圈、生物圈，尤其是对生物量施加影响，或通过以上各种方式间接地对其他系统施加影响，便形成人类影响气候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众多的、复杂的！人们至今还不能确切地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程度的定量关系。但是，存在着这些影响却是肯定的。同时可以断言：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从总体讲，自然因素仍然是影响气候的主导因素。人类活动至今仍然不足以影响地区性气候的基本属性，更不足以引起冰期或间冰期等巨大的气候变化。

只是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个别的、局部的气候变化，才被解释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如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毁草滥牧等。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气候变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当从更广阔、更深邃的领域去分析和认识，从而采取适当的应对之策！不要人云亦云，自讨苦吃。

3 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⑦。

已如前述，气候是一个巨系统，它的发展变化受制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多数因素存在于人类出现以前，而且至今不受人的支配，要定量地评价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至今世人尚无这种能力，只能说处在探索阶段，本文也无法说得具体，只能在有限篇幅内，引用一些有关专家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作些推论，供大家参考。

这些成果包括：25万年来太阳夏季日照量变化图（图2）；50万年间地球轨道及旋转轴倾斜参数图（图3）；220年来太阳黑子数变化图（图4）⑧；1.1万年来印度拉贾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图（图7）；美国1900～1939年气候变迁图（图5）⑨；纪元以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图6）；1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化图（见图1）⑤。

这些研究和观测成果，可以使人产生如下认识：

1）影响气候的因子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由于这些影响因子变化的偶然性中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因此，气候变化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又由于影响因子的变化具有某种周期性和在周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气候变化亦有周期性和相对稳定性。认识气候的这种变化性、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可知性，对我们应对气候灾害，利用气候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2）影响气候变化的大因子人们尚难控制。如图2～4所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力对气候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发生在地球本身的一些影响因素，如海洋、冰川和陆地上的山原分布等，也不是人们在短期内可以控制和严重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某地区的气候变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原有自然因素的影响。

3）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中国气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并非完全一致，但彼此先后响应。因此，得不出外国气候变好，中国因为某种人为原因气候单独变坏的结论。

4）中国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图1及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编绘的图6可以看出：若把图中温度“0”线视为现今的温度水平，则在殷、周、汉、晋时代温度低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高于现代，最长的温暖期出现在唐代中期（公元811～1050年），约持续240年，当时在唐都长安可以生长柑橘⑤。

宋代以后，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气候开始变冷，期间虽有波动，但变冷居于主导地位。

5）世界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显著上升，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的巴伦支海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高出约8℃；1940年开始虽有变冷现象，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1980年后，世界增暖趋势更加突出，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并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中排放的CO2温室气体所致。

6）近代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永远的趋势？尚存争论！但更大的可能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温室效应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中是叠加于前述的诸因素中，还是单独在作用？作用有多大？亦有争论，但更可能只是一个尚未完全证明的叠加因素！

因此，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使全球变暖的论点，至今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不能作为肯定的结论。

4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气候变暖是好事还是坏事要做具体分析

前已述及，史实表明温暖的气候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简要的归纳如下：

1）在寒武纪―泥盆纪大间冰期地球气候比较温暖，特别是石炭纪是古气候中典型的温湿气候，当时在中国，全国都处于热带气候条件下，森林茂密，形成大规模的煤层。

2）在6000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现今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当时为大草原；青藏高原当时降水非常丰富，湖泊水面比现今高出8m～60m；古代四大文明古国，正好诞生在这一时期。

3）在图6中显示的公元600年～1050年，是我国最长的一段温暖时期，比较风调雨顺，这对盛唐的出现不无关系。

4）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气候变暖，往往是全球严重自然灾害较少时期。

有的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未来气候变化与农业的关系⑩，书中引述的资料表明，空气中CO2浓度的增加会提高C4和C3作物的水分利用率，还认为“气候变暖还可以由于生长季节延长，积温增加，因而可以采用生育期更长的品种以提高产量”。

对于未来尚难确定的变化，作者引述这些言论并非是在期盼气候变暖，而是建议对气候变暖问题深入研究和辩证思考，科学上切忌起哄和一家独言。

5 具体矛盾具体解决，中国应寻求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之策

已如前述，气候变化是永恒的主题，气候变化可能诱发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变化早为史实所证明，人们应当居安思危，科学应对，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强化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努力探究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究竟，特别应注重我国或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形式，力争对未来气候做出比较科学的预测；

2）加强学科交叉和联合攻关，从不同角度研究气候变化可能给农业、工业、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3）加强气候及气候变化的科普宣传，使人们对气候变化具有正确的认识，以便沉着冷静地看待气候变化，做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4）继续贯彻节能减排的方针，该方针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一为节约能源，二为防治污染，要把防治大气和水土污染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努力造就大气安全、水土安全，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不要因为全球变暖原因的争论而影响节能减排方针的执行；

5）在小尺度上，人类强烈的活动可能对小气候或局域气候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危害人类自己。因此，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要加强人类活动影响局域气候的研究；

6）在大尺度上，由于影响气候的因素主要在天在地而不在人，因此，中国无力也无责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既要提防把所有灾害都归咎于气候变化，从而放松对具体灾害的具体分析，又要防止有人把自然问题政治化、国际化、用气候变暖大做文章而宣扬新的“黄祸论”。

6 简单的结语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热议话题，但本文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以哲学为指导、以地质史和水文气象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主要包括：

1）运动变化是绝对的，20多亿年来，地球气候一直在变，人们早有认识，并非当今发现；

2）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3）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现在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段波涛，并非永远变暖的趋势；而且其变幅并未超出历史上出现过的范畴；

篇5

1气候变化对农业资源的影响

1.1气候变化对热量资源的影响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域温度呈现升高趋势，温度提升最明显的地区是华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在将来各种气体排放的影响下，以冬季变暖情况最为突出，这主要在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多导致温度升高。1.2气候变化对光资源的影响

当前我国平均白天时间正在逐渐变短，减少幅度最显著的地域是华北和东北地区。辐射减少也许是因为火山喷发、城市建设和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方面的因素影响，由于辐射的减少导致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减弱，以至于农作物不能有效地利用光资源。

1.3气候变化对水分资源的影响

我国年平均降水量改变趋势不显著，但地区降水量波动很大，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呈现出下降趋势。在将来各种气体排放的作用下，降水变化分布相对稳定，年降水增多明显地区是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由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导致温度升高，进而造成农作物需水量增大，在其他气象因素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华北地区不同作物的需水量由于温度升高而变化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越来越紧缺的水资源将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2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农作物生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温度的变化决定了生长期的长短。温度升高，其生长速度相对增加加快。据调查发现：平均温度增长1℃，水稻生长期平均减少7.6d。但温度增高对不同品种水稻的生长作用是不同的。温度升高对冬小麦影响最大的阶段是其生长前期，对后期的影响很小，导致春季生长期提前，拔节期影响最为显著，抽穗以后各生长期影响较少，冬季生长期和全部生长期显著减少。通过研究冬小麦的生长情况，在土壤不缺水的条件下，黄淮海地区秋冬季温度升高，播种期到开花期过程变短，开花期到成熟期过程有所增长，播种期到成熟期整个生长期的过程变短。总之，气候变化让农作物生长期变短，并且对生长前期的影响高于对生长后期的影响。

3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量上，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正负效应的不一性。当前主要解决办法是使用气候模型与作物模式相关联，对作物产量可能遭受的影响制定解决方案。在模拟未来气候环境条件下，温度增高，作物生长速度加快，生长期变短，不同品种水稻产量会受到不同的降低。温度升高造成小麦生长过快，生长期变短，春小麦产量降低程度也会高于冬小麦。由于不同地区未来降水量变化不同，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养冬小麦产量会有所增加，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春小麦产量会有所降低。

4气候变化对品种布局的影响

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种植环境、替换产量较高的中晚熟品种来解决产量问题，以确保产量的增加。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在不考虑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的基础上，东北地区玉米不同品种种植区域会呈向北移动的趋势，在受温度影响较大的区域可以考虑用中晚熟品种代替早熟品种，缩短玉米的生长期；干物质含量增多，能够提升东北区域春玉米产量。东北区域不同品种的玉米可种植区域呈向北扩张的趋势，小兴安岭能够播种极早熟玉米品种。所以，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会利于喜温和晚熟品种的播种，进而能够增加作物产量。

5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和气候资源利用率的影响

农作物生产潜力是判断农业气候资源状况的主要根据，其生产潜力的大小决定于光、水、温3种条件的状况和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据调查发现，温度升高对热量丰富地域作物产量的影响呈现为下降趋势，辽宁地区将来因温度升高超过了玉米生长的适宜气温，作物生产潜力呈降低趋势；但东北地区另外两省通过播种晚熟品种，使生产潜力呈上升趋势。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光、水、温3种资源的分配不均是导致生产潜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河北地区降水量逐渐下降，虽然光、温资源可以满足作物生长所需，但是冬小麦的产量在逐渐降低。将来气候变化明显限制春玉米的生产潜力，而降水量变化造成的影响会高于温度变化影响，降水量变化趋势对其影响作用会更加显著。当前全球很多地区农业气候资源利用率较低，我国光能利用率、热能利用率、水分利用率和综合利用率在全球仅处于中等水平。

6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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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候变化的特点

1.1平均温度明显上升 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浓度明显增加，造成地球表面温度上升，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引起全球的气候变化。中国近100 年来年平均气温明显增加，比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略高，这对农作物生产具有重大影响。

1.2降水出现区域性与季节性不均衡 温度的提高会加快地表水的蒸发，导致水循环加剧，暴雨出现的概率增加，虽然降水量很大，却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各地降水量和蒸发量的时空分布也会显著改变。降水既会出现区域性不均衡，也会出现季节性不均衡，即在农作物最需要水的时候出现季节性干旱，从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过去的概念是中国西北部缺水，今后在中国南方也可能出现季节性干旱，水资源短缺将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1.3极端气候现象有增多趋势 极端气候现象指一些发生在特定地区和时间的罕见天气事件，极端气候现象的罕见程度一般相当于观察到的概率密度函数小于10%，这些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干旱、洪涝、低温暴雪、飓风、致命热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和全球变暖有关，也是气候变化的表现之一。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总趋势下，大气的环流特征和要素发生了改变，引发复杂的大气――海洋――陆面相互作用，大气水分循环加剧，气候变化幅度加大，不稳定因素增加，导致这些小概率、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机率增加。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系统的影响往往大于气候平均变率所带来的影响。

1.4冰川消融导致海平面上升 在内陆地区增温造成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在南极冰川逐步融化、冰架面临坍塌，而北极冰帽正在持续消融中，漂浮在北冰洋上的成年厚冰块不断融化，这些因素再加上海水受热膨胀将会使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一系列问题。

2.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1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 农作物对降水存在类似倒U 型曲线的敏感性关系。当降水严重不足时，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出现干旱症状，从而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当降水量增加到一定范围内，加上温度及光照的配合，作物得以茁壮成长；当出现连续大雨、降水量超过一定范围时，又会对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开花期出现阴雨会影响作物授粉，造成落花落果；长期阴雨还会诱发病害；降水量过多会造成农田渍害，严重时作物会被淹死。

2.2气候变化对种植制度的影响 CO2 倍增时温度升高，增加了各地的热量资源，使各地的潜在生长季有所延长，无疑对多熟种植有利，从而使当前多熟种植的北界向北推移。当前我国的一年一熟制大约可向北推移200~300公里 ，一年二熟制和一年三熟制的北界也将向北推移 500 公里左右。麦、稻两熟区、双季稻种植区和一年三熟制的水稻产区，只要水分条件能满足生育期的需要，种植北界均可向北推移。这种变化有可能使一年二熟、一年三熟种植的面积扩大。

2.3气候变化对病虫害的影响 由于温度升高，害虫发育的起点时间有可能提前，一年中害虫繁殖代数也因此而增加，在新的有利环境条件下，某些害虫的虫口指数将增加，造成农田多次受害的几率提高。病虫越冬状况受温度影响将更加明显，冬季变暖，容易越冬，虫源和病源增大；害虫的休眠越冬期缩短，世代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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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变化；城市化；碳排放；低碳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11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9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同时也已经并正在产生着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不仅仅局限于正在频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同时由于各国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之而产生的利益分歧及对损失的规避等一系列的行动，均可能进一步引起国家之间尖锐的经济、政治冲突。而城市既是CO2 及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又是减排的重点领域。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具有“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征，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能源稀缺、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等诸多全球化的挑战[1]。

纵观近两百多年的城市发展，可以看出，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危害程度上越来越严重，已从点源污染发展为目前大范围、大规模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一切引起了全球碳平衡的失调，进而抬升了全球的温度。同时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使得当前城市竞争也在日趋生态化，探求城市发展的生态之路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关键。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再一次将全球的目光聚焦到CO2的排放和环境问题。中国的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基本一致，平均气温和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都在不断升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的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 ℃-0.8 ℃，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2.5 mm，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这些数字都告诉了我们一个严峻的事实：全球变暖正在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城市化、碳排放、气候变化三者正以一种危险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研究气候变化条件下碳排放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引导城市以一种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量、最大限度地维系生态环境格局的模式来建设和发展，是唯一可行的缓解发展与生存矛盾、优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路径。

1 气候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它可能会影响到城市的生产生活、生态系统、能源供给，还可能会扰乱当地经济并使城市居民遭受生计和财产损失，甚至还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尤其是极端天气对全球各地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很多变化通过气候影响的累积效应显露出来，并且已经进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全球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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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变化；水文循环；水资源

中图分类号P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1-0132-02

0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和经济都在飞速增长，水资源变得异常珍贵，然而，经济的发展却使得不少工厂的生产废水和居民的生活污水大量排放，导致水资源严重污染和环境恶化。同时，全球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到空气中而造成全球的温室效应，据资料表明，全球平均气温在20世纪升高了0.6℃，到21世纪全球地表平均可能增温1.1℃～1.6℃。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关心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定会改变全球水文循环的现状，导致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分配并改变水资源数量，从而影响全球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

1气候变化对水文循环产生的影响

水文循环是气候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基础，虽然水文循环可以对气候系统进行反馈，但它也会受其制约。如果气候产生了变化，那么水循环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因为流域水循环基本上都是受日照、降水 、气温、风相、相对湿度等这些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属于气候条件，而其中影响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降水，毕竟降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水循环的开始。除了这些直接影响的因素以外，气候因子可以通过气温、日照、风相和相对湿度对路面蒸散发过程造成影响，从而间接的对水循环造成影响。所以，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是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基础。

1.1对降水产生的影响

从20世纪全球的降水资料分析，虽然在20世纪的陆地降水增加了2%，但是在北半球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却减少了2%，而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沙漠地区降水更少。从我国范围来看，我国近百年来的降雨量变化不大，看不出很大区别，但是如果从50年来看，我国很多地区降雨量都减少了，例如我国东北地区、四川地区、青藏地区、黄淮海平原等，除了这些区域，还有我国的黄河、海河流域的降水量在五十年间减少了50～120mm，虽然如此，我国其它地区的降雨量却有所增加，例如西部地区、西南地区、长江下游、东南丘陵以及东北地区的降水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华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由其明显，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水量也在逐渐增加。

1.2对河流产生的影响

以往50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各大河流的实测流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下降最多的是海河流域，相比1980年前的径流量，总共减少了40%～70%，并且地下水位也下降了。黄河下游花园口在22出现了不同情况的断流，就连主要支流也发生过断流，黄河的年径流量也在快速减少。淮河的递减率达到26.95%，而下降趋势最小的是珠江，十年来的递减率才为0.96%。径流对于降水的变化比对气温变化更敏感，但是河流径流量的下降不完全是因为气候变化而造成的，人类的活动也是影响河流径流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1.3对蒸散发的影响

蒸散发是地表热量平衡和水量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实际蒸散发的测定工作较为困难，所以只能用蒸发皿蒸发量来最为参考指标。根据我国总共664个气象站在96年～00年口径20cm的蒸发皿资料显示：在96年～2000年期间，我国的蒸发皿蒸发量有显著的下降趋势，80年代～90年代的年蒸发皿蒸发量比60年～79年减少了99.8mm，下降幅度达5. 8%.黄河流域在80年代～90年代的年蒸发皿蒸发量比60年代～70年代减少了136mm，下降幅度达到7.5%。

1.4 对海平面水位变化的影响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温室效应的出现，冰帽、冰川、冰盖慢慢发生融化现象，因此导致海平面不断上升。根据材料表示，全球在1961年～2003年期间，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为1.8±0.5mm/年，TOPEX/Poseidon卫星高度仪在此期间测量的海平面上升全球平均速度为3.1±0.7mm/年。通过这些数据可知，全球海平面的上升趋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不但会导致土地盐渍化和淡水盐化，也会导致沿海地区发生海啸灾难。

2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2.1水资源的管理与供给

在我国六大江河径流减少的背景下，我国水资源逐渐出现了供给紧张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北方地区更加突出，气候条件对水文循环产生的影响直接改变了水资源的数量，对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增加了难度，甚至有少数地区连饮用水斗成了问题。所以开展气候条件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分析和研究是当前我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重视的科学问题。

2.2水生态环境变化

由于温室效应，令很多地方的河流和湖泊的水温持续上升，从而影响水质，而河川径流量的不断减少会导致水里的化学物质浓度增加，两者相互作用，湖泊中的藻类和浮游生物也会增加，鱼类也会因为水质发生变坏而提早迁徙。例如我国太湖蓝藻事件，2007年以前太湖蓝藻都是在7～8月发生，但是在07年5月，太湖被大面积的蓝藻侵袭，2008年4月，太湖再次发生蓝藻爆发现象。虽然太湖蓝藻事件的主要原因不能归咎于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的确能导致河流水质变化，毕竟我国的黄河和淮河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径流量减少而引发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结论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也导致了人类生活环境产生了的变化，如我国水资源的急剧减少，使得部分地区存在严重的干旱现象；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部分地区出现海啸。所以人类要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减少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类生活的安全与健康。

参考文献

[1]胡良温.近100年江河源区生态环境与气候演变趋势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5.

[2]林而达，吴绍洪，戴晓苏，等.气候变化影响的最新认知[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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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人口死亡率；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20-06

一、引言

过去的100年，地球经历了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0.74℃，本世纪气候将继续变暖，且速度超过过去一万年中的任何时期。中国是气候变暖最显著的国家之一，近百年来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1.1℃，自1986年以来经历了21个暖冬，2007年是自195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最暖的一年。气候变化通过气温、水文和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如热浪或极寒等极端气候事件、大气中有害气体的含量增加等，气候变化使得病菌、寄生虫及敏感源更为活跃，真菌孢子、花粉和大气颗粒物浓度增加，使人群免疫力降低，疾病的发病率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全球的痢疾患者和疟疾患者中，分别有4%和2%的人的发病原因是由于气候变化，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人，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到2030年，每年将有30万人死于气候变化。但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的健康还一无所知，只有加强气候变化影响人体健康的研究，才能采取适当措施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比2000年提高了2.75岁；女性为77.37岁，比2000年提高了4.04岁，但全国平均水平掩盖了显著的区域差异，过去2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同时，其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既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气候，也有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原气候。本文对研究我国复杂区域气候如何影响人口健康提出了新的估计方法，即从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考察，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分段函数方法得到气候变化的变量，研究各区域气候变化与人口死亡率的关系，由于数据全面，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本项实证研究对于准确评价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气候变化与人口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整合评估模型（IAM），它整合了经济、人口、社会、技术、海洋、陆地、能源与大气等因素，通过评估影响气候变化各因素的变化趋势及其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不同因素条件下气候变化的可能结果和范围。该方法能够研究人口因素，如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变动、城市化等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但IAM模型中往往含有大量的变量，甚至有上百个参数需要估计，如果要研究气候变化与人口的关系就需要将其他因素设定为常量，这将严重影响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其他研究方法还有克林克伯格（Klinenberg）利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的人口死亡率和气温变化，研究发现极低温度和极高温度都与人口死亡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戴斯库尼斯（Deschnes）等人利用回归方法研究了美国气温变化与居民人口死亡率的关系，认为气温对于人口死亡率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在15～20℃时，人口死亡率是最低的，随着温度降低或升高，人口死亡率都会增加。王丽荣等人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整理了广州市、上海市10个冬季和夏季的逐日死亡数据和气象资料，发现在最高温度达34℃的高温天气死亡率明显增加，冬季死亡率随最低温度的下降而略有增加。方博等人利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2003～2007年上海市低温寒流季节超额死亡率，发现气温骤降和天气急剧变化影响居民生命健康，导致居民死亡率的增加。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气候变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气温和降雨量是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指标，对其他气候条件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气候变化的众多指标中，气温和降雨量指标也是对人口死亡率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指标。所以本文在讨论气候变化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时，使用的是气温变化和降雨量变化这两个指标。

1.回归方程

人口死亡率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DRct是第c个省第t年的人口死亡率；εct是随机误差项；Rainctj和Tempctj用来描述每年降雨量和气温波动的情况。Rainctj是第c个省第t年的不同降雨量的天数，将24小时的降雨量每5毫米分成1个区间，超过50毫米的归为1个区间，共11个解释变量；Tempctj是第c个省第t年的日平均气温的天数，将日平均气温每5℃分为1个区间，低于-5℃的归为1个区间，高于30℃的归为1个区间，共9个解释变量。γst是固定效应指标，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之间的差异水平。设计降雨量每5毫米为1个区间和气温每5℃为1个区间是为了能够更精确地确定降雨量和气温变化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假定人口死亡率回归方程能够得到θj和δj向量的无偏估计向量，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之间的差异水平，而且由于气象数据的波动是随机的，所以待估参数与人口死亡率是正交的，θj和δj向量通过各省之间降雨量和气温波动数据是能够被识别的。

2.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降雨量和气温数据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应用服务室共享服务办公室，由于各省内都有大量的气候数据采集地点，如北京有3个采集点，新疆有68个采集点，如果把各省采集点的数据取平均值，计算量繁复，也需要确定各采集点的权重问题，所以本研究统一采用省会的数据代表各省的平均降雨量和气温，由此产生的测量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具体的数据采集点如下（括号内是气象站编号）：北京（54511）、天津（54527）、石家庄（53698）、太原（53772）、呼和浩特（53463）、沈阳（54342）、长春（54161）、哈尔滨（50953）、上海宝山（58362）、南京（58238）、杭州（58457）、合肥（58321）、福州（58847）、南昌（58606）、济南（54823）、郑州（57083）、武汉（57494）、长沙（57687）、广州（59287）、南宁（59431）、海口（59758）、重庆奉节（57348）、宜宾（56492）、贵阳（57816）、昆明（56778）、陕西榆林（53646）、敦煌（52418）、西宁（52866）、银川（53614）、乌鲁木齐（51463）。

本文得到30个省市2004—2010年的日平均气温和日24小时降雨量数据，然后将每年30个省市的日平均气温合并排序，从而得到2004～2010年的日平均气温的各分位数值。2007年的最低气温数值为-20.4℃，是2004～2010年度最高的，比第二高的2008年还高3.2℃；各年的日平均气温中位数处于16.2～17.3℃，波动幅度较小；2008年的最高气温为33.7℃，是各年当中最低的，具体统计分析见表1。

人口死亡率、居民人口数和各地区GDP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地区GDP数据利用GDP平减指数统一调整到以2004年为基期。GDP平减指数计算方法首先利用本年度名义GDP除以上年度名义GDP，得到GDP的名义增长率，再减去《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GDP增长指数，可以得到GDP平减指数。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实证结果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1个降雨量解释变量只有1个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气温变化所有9个气温区间解释变量都在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呈现非对称u型曲线，相对来说，温度较高时的人口死亡率高于温度较低时的人口死亡率。人口死亡率在日均气温低于5℃的时候基本保持一致，在5—10%区间的时候最低，此时的温度属于气象意义上的凉爽天气，也是体感较舒适的天气。随着日均气温的升高，人口死亡率线性增加，当气温处于25～30%区间的时候达到最高，具体结果见图1。之所以在日均气温高于30%区间时人口死亡率略有下降，可能是由于此时属于气象意义上的炎热标准，人群的户外活动因此受到限制，死亡率反而比25～30%区间略有下降。气温处于25～30%区间的回归系数为0.10727，气温处于5～10%区间的回归系数为0.09145，这意味着气温处于25～30℃区间比处在5～10%区间的天数每多一天，人口死亡率要上升0.01582（0.10727-0.09145）人/千人。

实证结果表明极端气温对人类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人的正常体温是通过机体调节产热和散热的动态平衡而实现的，暴露于高温或低温中的人温度调节能力和温度敏感性均变差，这就使维持身体正常体温的能力降低，导致人口死亡率增加。而且患有心脑血管病或循环系统障碍的人，极端气温使得体温调节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增加死亡的危险。所以极端气温往往导致超额死亡率，这也是影响人口死亡率的重要外部因素。

2.稳健性分析

本研究对人口死亡率模型进行了6种形式的扩展来分析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关系的稳健性，分别为：①不含降雨解释变量，即在模型中剔除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11个降雨解释变量，只保留截距项和气温变量；②人口死亡率对数，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再进行回归；③含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9个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建立动态面板模型；④含AR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AR（1）项进行自相关修正；⑤采用2006～2008年的数据，对原始模型采用2006—200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⑥含人均GDP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均GDP项，分析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6个扩展模型与原始模型气温变量的回归系数较接近，都呈现类似的非对称的u型，其中不含有降雨解释变量、人口死亡率对数、含AR项、2006～2008年数据，这4个扩展模型中气温解释变量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含人均GDP模型的气温解释变量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显示人口死亡率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如表2所示，扩展模型①，剔除降雨变量后，气温解释变量能够独立解释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扩展模型②，对人口死亡率取对数后，只是改变了各回归系数的数量级，将模型的总残差平方和从8.59降低到0.27；扩展模型③，加入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后，气温变量和其1阶滞后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气温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原始模型相比并未发生大的波动；扩展模型④，AR（1）的系数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加入AR项后模型的DW值从1.81提高到2.08；扩展模型⑤，利用2006～200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与2004～2010年数据较接近，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的关系具有很好的稳健性，不随时间维度选择发生大的波动；扩展模型⑥，加入人均GDP项之后，方程回归系数为-0.1342，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能够显著地影响区域人口死亡率。具体来说，区域经济越发达，人口死亡率越低，区域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能够降低区域人口死亡率0.1342人/千人。

扩展模型的实证结果说明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人口死亡率。首先是因为经济发展会增加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在患病时人们能够及时得到必要的基本医疗服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公共卫生的边际支出效果更显著，因此，在经济水平不发达时，经济发展对降低人口死亡率的基础作用会非常明显；其次是因为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饮食、居住和环境条件等也相应提高，良好的生活质量是居民健康的重要基础，同时人们对于高质量生活的追求，能够促进健康教育的传播和普及，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也能够有效降低人口死亡率。

五、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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