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的知识范文
时间：2024-01-11 17:40:3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酒文化的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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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文化积累机制
城市积累的文化是一个城市所特有的资源，城市发展必须要保障自身文化不减损的情况下，增加文化资本量，这既可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底蕴，也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文化积累越多越厚，城市越具有吸引力，并在城市竞争中处于更优势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因此，建构文化城市必须完善文化积累机制。
1.1注重文化积累主体的发展
文化积累的主体是人，城市应该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群体专门从事文化实践活动，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增加文化积累量，提高文化积累水平。而要拥有这样文化素质较高、文化创新能力极强的文化人才，就必然要发展教育，教育是城市文化积累的有效渠道。学校教育为主体提供了专门的机构和场所，对主体进行高效、集中的文化传递，教育的发展可以加强文化积累的效率和速度。首先，城市政府要加大教育投资。城市要根据自身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投资体制，在加强政府投入的同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通过社会捐赠、学校筹款等方式，尽可能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第二，城市政府要促进教育公平。城市政府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制度，使教育权利和教育义务得到合理的分配和切实的实现，避免由于个体差异、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等的不平等而造成教育的不公平，要逐步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系统，为适宜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开辟广阔前景。第三，城市政府要加强教育管理。城市政府应针对目前教育管理中的问题，进一步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使管理制度更加人性化、规范化、科学化，避免教育管理中搞形式、走过场，要着眼于教育的长远发展，统一部署、明确思想、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深入扎实地抓好教育管理工作。
1.2注重文化积累的客观环境的改善
我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之后，文化市场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不断高涨，对文化产品的数量和更新速度都有较高的需求，但由于我国文化发展缺乏科学的管理方式和市场运作体系，本应该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润泽人的心灵的文化，更多的表现出了功利性和物质性，对人的价值观、理想信念、生存意义产生了猛烈的冲击，这样的文化市场使文化积累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动力，社会上许多人认为“读书无用”，可见，良好的社会环境、规范的文化市场对文化积累有重要意义。第一，城市政府要突破限制文化发展的狭隘的区域界限。开放的文化市场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产品存在着与其它商品相同的市场法则，文化市场中文化积累需求的变动往往引起文化积累的变动。开放的文化市场加快了文化产品的流动，拥有丰富文化产品和独特文化资源的地区，在文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其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就越大，这必然带动本地区的文化积累。第二，城市政府要从宏观上加强对文化市场的调控，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城市政府要根据市场信息调查、市场环境调查、文化消费心理调查和文化市场预测，对文化市场进行宏观、合理的调控，大力调整结构，优化行业格局，努力培育一个布局合理、结构完善、规模适当、品味高雅、效益良好的文化市场新体系。
2.建设文化激励机制
在重视和强调城市文化建设的今天，建立与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文化制度，充分发挥文化的长效精神激励机制，对调动市民的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城市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城市政府要努力建立精神激励机制，即文化激励机制，引导市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及共同认可和追求的城市精神，从而激发市民斗志，增强城市活力。
2.1城市相关部门应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强调以人为中心，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关心百姓疾苦，关注社会公平，拓展市民的生活空间，为他们实现正当的利益要求提供便利条件；要改变以往“统治”和“管制”的管理观念，真正树立服务意识，树立市民的主人翁地位，确保市民的利益、价值、尊严得到满足和实现。只有这样，市民才会真正发自内心的为城市做出贡献，他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被激发出来。
2.2树立城市主导价值观
在文化城市的构建过程中，全体市民应该有一个共同推崇的根本信念和价值追求，这对市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都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培育主导价值观对城市政府而言是一种管理手段，对城市市民而言是一种价值评价标准，市民可以依据这个评价标准随时修正自己的行为，并使这种行为趋于稳定化和持久化，形成一种符合城市主导价值观的行为模式，市民可以在城市主导价值观的引导和驱动下，不断实现自身和城市的价值目标。
2.3培育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无形资产，一个城市若没有精神，就没有生机，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样，没有城市精神作为基础的城市市民也会迷失方向，缺乏动力。城市精神可以通过培育、教化等内化为市民的精神品格，形成强烈的凝聚力和使命感，从而坚定市民对城市发展的信心，激发市民对城市发展目标的追求，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巨大的意志力和驱动力。第四，加强道德和法律建设。道德和法律是一种约束机制，也是一种负激励，它指导市民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哪些可以干，哪些不可以干，自觉履行道德和法律规范，自觉地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保持一致，鞭策市民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文化激励机制必须通过多个方面相互协调运作来发挥作用，城市政府要通过各个方面的建设来激发市民，使其产生归属感、自尊感和责任感，发挥出他们的巨大潜力。
3.发展文化传播机制
文化传播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丰富自身文化资源和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人类文化创新和发展的有效方式。在文化传播中，人们把文化从一个文化空间带到另一个文化空间，在异域和异质文化中汲取新的文化要素，为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1丰富文化传播内容
文化传播并不是对等的、均衡的，文化发展存在水平差异，有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一方通常拥有丰富的文化内容、特色的文化产品、创新的文化人才，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资本往往从强势流向弱势，强势一方的文化产品拥有更多的文化需求、更大的文化市场，在文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因此，城市要在文化传播中巩固自身的文化地位，促进自身文化发展，必须改变文化内容单一、缺乏特色的状况，要不断增加文化资本积累。文化资本积累一方面要加大投入，注重无形的、主体化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要加大有形的、物化的、客观化的（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展现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另外，在可能增加文化资本量的同时，也要提升文化资本的质，避免文化资本积累的盲目性、随意性，要依靠优质资本，获得“物以稀为贵”的社会价值，建立文化传播中的优势地位。
3.2明确文化传播对象
文化传播对象即文化传播的接收者。在一般的文化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往往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向他人传递文化，而很少关注接收者的意义表达和需求，这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的效果。只有接收者自发的、内在的对文化内容产生响应才能实现文化传播的目标。文化传播者既要表达出自我的认知和价值取向让对方理解和接受，又要根据对方的需求进行再创造，在传播中实现接受、选择和创造的统一。明确传播对象有利于有的放矢的进行文化传播，为文化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空间。
3.3转变文化传播途径
（1）打造城市品牌。城市品牌同产品品牌一样，著名品牌之所以屹立百年不倒，就因为它始终遵循自己的定位，保持独特的吸引力。城市要挖掘自身的各种资源，打造独特品牌形象，一个形象良好、品味独特的城市，会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2）形成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文化传播离不开政府，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宣传；另外，也离不开各个组织和每个市民，每个组织和市民都是城市文化的“推销员”，每个市民的身体力行都比官方媒体的说教更具传播效应，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个人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
4.健全文化保障机制
文化保障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保障文化建设的正常进行。健全的文化保障机制能及时、有效的排除文化建设中的障碍，解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甚至在问题产生之前对其进行有效引导，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目前，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任就是在人才、资金、制度等方面为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4.1人才保障
城市政府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开发人力资源，不断培养专业知识较多、业务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文化工作者；对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创新人才和管理人才要委以重任；搞好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交流、沟通与合作，以更优惠的政策、更灵活的方法、更完美的制度吸引、培养和使用人才。
4.2资金保障
进行文化建设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只有有了足够的资金，才能保障文化建设顺利进行。
4.3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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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文化塑造成形阶段
企业在适应内外部环境的过程中，在其原有的文化基础上逐渐挖掘、提炼、凝结成一种更好的适应环境的核心价值观，在此价值观的指导下，再细化成具体的可操作的理念和原则。从长期来看，企业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对知识管理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特质主要有分享、学习、支持和相互信任的价值观（Leeetal,2003）；而某些特质则对知识管理起到消极作用，比如唯利是图、保守自傲等。在知识管理实践中，企业会逐渐摒弃自身文化中的这些保守自傲的价值观念，不断鼓励和强化那些分享和信任的价值观念，然后在企业成员中间进行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这就是有利于知识管理行为的企业文化塑造成形的过程。
2.价值认同阶段
作者认为只有绝大多数员工都积极认同、遵守并信任的企业文化，才能发挥文化的强大作用。当员工对企业的愿景使命，信任合作、学习支持的价值观念高度认同时，会自主积极地为实现企业知识管理目标而努力工作，因为他把企业目标和个人目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可以从知识创造、传播和共享的工作中得到兴奋感、承诺参与和激励的积极情绪和热情，这种热情和积极情绪即是员工的内在动机；同时，由于员工价值观的认同，也更容易实现团队工作，每个成员都清楚组织的目标，清楚自己和同事的责任和能力，因此也更有信心来完成组织目标，我们把员工个体对团队或组织为实现特定目标或特定任务所具备能力的这种信心称之为自我效能感（Bandura,1989）。因此，价值认同与员工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自我效能感也能促进内在动机，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会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更强的信心，由此将激发其内在动机去选择充满挑战性和趣味性的工作；而较低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往往对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示怀疑，对知识创造等活动表现出消极情绪，自然倾向于逃避相应的知识创造、传播和共享的行为和工作。
3.行为实践阶段
员工行为是指基于一定动机所产生的行为结果，表明员工“愿意做”形成的结果。诸多研究都表明内在动机是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机制，内在动机越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受价值认同和自我效能感影响，员工感知到从事知识创造和共享活动时将获得更多积极情绪和热情，他们会对这些工作充满兴趣和好奇心，更加倾向于采用非常规的方案和思路来解决问题，从而采取有利于企业知识管理的创新行为。同时，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也能直接正向影响其从事知识创造和分享的行为，因为如果他对他自身和团队从事知识创造和共享活动具有更高信心的话，他将愿意进行此类活动，因为这种工作的成功会给他带来幸福感，这种感受是金钱所不能替代的。企业文化与员工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员工行为深受企业文化影响，不论是从企业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还是从企业实践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作用于知识管理绩效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因素是员工行为。因此，企业文化要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一定是企业文化影响到员工行为，进而导致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变化。结合前人的实证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在企业知识管理实践中，引起员工知识创新和分享行为主要有两大因素，即员工的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员工有知识，有愿意分享和学习的动机，再加之有完成特定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发生作用，就引起了员工的知识创造、分享等知识管理行为，进而这些员工的知识管理行为导致了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文化对知识管理的作用过程模型。
二、基于企业文化对知识管理作用机制的管理策略建议
1.培育共享、创新、学习型的企业文化
企业应建立适应其知识管理的企业文化，才能让员工更好的理解企业知识管理的目标和内容。借助企业文化给员工传递出组织鼓励员工进行知识传播和共享的行为，鼓励员工之间和部门之间以信任和合作的态度一起共事工作、一起交流想法、一起共享信息和知识。其次，企业应该大力培育创新的企业文化，知识管理绩效要持续提升，企业要保持长期的竞争力，需要企业时刻保持着创新的态度和精神，因此需要鼓励和强化员工不断发现新问题、交流新想法，采用非常规的思路和方案一起协同来解决新问题和新困难，从而产生新想法和新知识。最后，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要想获得长期成功，要想从知识管理中获益，就需要在企业内营造出一种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团队学习、系统思考、自我超越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员工把学习当做工作和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自觉和不自觉地传播和学习组织内外的新知识和技能。
2.关注和重视员工价值观的认同
企业文化是通过影响员工的行为来影响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员工是否做出有利于提升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行为，从企业文化方面讲，取决于员工是否认同、遵守和信任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因此，企业不能只是一味的投入资源来构建上面提到的创新、共享、学习型的企业文化，也要关注和重视员工价值观的认同，这需要企业建设有利于员工与团队及员工与员工之间顺利沟通的管理制度和沟通平台，同时要营造有利于纵横向沟通的氛围，这样才能有利于员工对企业文化或价值观的认同、接受和遵循。只有员工真正对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认同了，才能发挥企业文化对知识管理的影响作用，企业实施知识管理才更有可能成功。
3.结合员工价值认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知识管理要通过广大员工创造、传播和共享知识来实现，但这可能会潜在影响一部分人的竞争优势、物质利益和在组织中的权力和地位，这无疑会降低员工进行知识管理行为的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因此要使企业文化对成功实施知识管理发挥作用，单靠员工价值认同来激发和提高员工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是不够的，还需要企业建立和完善以鼓励员工知识创新和分享行为为导向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为企业文化的价值认同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企业在构建激励机制时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对关键员工和关键行为进行重点激励。企业对员工知识管理行为的激励应该要分清重点和主次，应对那些掌握重要知识技能和关键资源的员工予以重点关注，积极引导他们进行知识创造与共享行为，因此要建设开放的企业文化，向这部分关键员工表明进行知识共享不会对他们的利益和权力地位有不利影响，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利益和名望，因此来消除他们内心的疑虑和担忧。同时，对企业知识管理和创新做出重大贡献的员工应当予以重点奖励和宣传。
（2）正确对待和处理知识管理行为中的失败。企业知识管理实践中，知识创新活动遇到失败是经常的事情，企业应当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创新行为的失败，企业可以根据创新活动的性质、范围和重要性以及团队和员工的不同情况进行相应的评估，规定允许失败的范围和造成损失的程度，在此范围和程度之内的失败是可以接受的。这需要企业建立起一种包容和大度的文化和价值观，这样才能消除员工因为害怕失败而选择逃避相应的知识共享与创新行为的顾虑，提高他们进行知识管理行为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有信心来做好知识管理工作。
4.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体系，引导员工知识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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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针对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方式进行分析与研究，结合当下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发展现状为根据，从家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发展中的关系，以及融合方式优化等进行深入探索，主要目的在于更好的实现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融合，促进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 家文化 现代企业文化 融合方式
随着现在城市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在很多方面很好的实现了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在此基础上怎样更好的推动现代企业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成为现代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根据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玩美融合，能够很好的推动现代企业的发展与进步，文章着重对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进行详细分析，实现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
一、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阐述
家庭是我国社会组成的重要因素，每个家庭都是社会上的一份子，对于家文化在我们身边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文化形式，但是却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种文化形式，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前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家文化是组成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现代企业文化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相互辅助与实现，家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融合，很好的对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家文化在企业文化中应用过程中，也很好的实现自身的文化发展价值。从国家发展与进步上来讲，家文化是民族形成与强大的基础，对于家文化来讲，是推动民族发展与进步的基础，对于家族成员更是影响深远，对于人们的发展以及各种行为处事等都进行着约束于管理。在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更容易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等，帮助家族成员更加清晰的认清社会发展与进步，认清自己的发展方向，为自己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家文化中对于团结勇敢的精神进行不断传递，将这种家文化融入现代企业文化中，利用家文化中的家族团结精神等优势更好的推动现代企业的发展。这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实现，很好的推动了现代企业文化的完善与优化，同时根据现代企业文化中的勤奋刻苦、尽职尽责等精神帮助家文化之间实现丰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与进步的角度下，更好的实现现代企业文化与家文化之间的完美融合，更好的实现现代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二、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发展
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前的融合主要是顺应社会对时展的需要以及丰富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家文化与现代文化企业之间的融合，更好的增强了企业现代文化发展的进步，以及现代企业的进步与发展，并且很好的丰富了家文化的发展热荩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根据社会发展角度以及现代企业发展角度方向进行分析，详细的阐述了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实现整体上的发展。根据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前的发展与融合，根据发展历程进行详细分析，实现改善与优化。
首先，利用家文化的发展进行分析，家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发展逐渐渗透其中，家文化在现代企业发展逐渐在现代企业文化发展中形成固定的发展规模，并且在现代企业管理与经营等方面都产生重要的作用，但是现代企业文化中家文化渗透的并不理想，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更深一步的进行渗透。从企业现代文化发展中的企业规模上来讲，不断创大企业发展形式，在管理方面以及企业的经营手段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改善企业经营运行中管理与经营为一体的方式，将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之间进行科学分离，在提高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家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融合，逐层改善基础上实现现代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根据家文化中的企业文化发展进行分析，根据现代企业文化子啊发展中的自由发展方式进行加强，现代企业文化在没有改革与优化期间，不管是经营方式上还是管理文化上都比较单一，不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与进步。随着社发展的进步，传统单一的企业文化发展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需要根据在现代企业文化发展的需要对家文化进行深入分析，促进家文化于现代企业文化发展之间的融合，创新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模式以及进步，当然在不断改善与创新基础上，现代企业文化与家文化之间的融合还需要时间。
最后，利用现代文化融和的方式对家文化进行完善，根据现代企业文化发展的企业特色为出发点，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上以及企业经营手段上不断进行创新，改善传统企业经营模式中比较落后的企业文化，积极推动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发展之间的融合，将家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中的职业精神之间进行结合，团结企业发展的中心凝聚力，根据企业更加完善的发展实现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是促进现代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现代企业文化与家文化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利用逐渐渗透的方式更好的实现现代企业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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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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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阅读理解水平；英文小说阅读；READ阅读模式
【Abstract】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ho take part in the READ model in English novel reading and make use of The Kite Runner as reading material. The investigation involves students’ language basis， problems in novel reading， reading time， reading habits， and so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shows that most students still have relatively low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read few English novels in the spare ti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propose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teaching strategy for English novel reading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hoices of novels’ genres and students’ groups.
【Key words】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English novel reading； READ model
0 引言
1）英文小说READ阅读模式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教师及学者都曾开展过阅读学习或阅读教学模式的研究（Anderson & Pearson，1984； Carrell & Eisterhold， 1983；陈光伟， 2003；韩刚， 2006； 黄源深， 2002）。英文小说READ模式是借鉴文学体验阅读READ教学模式的理论框架，其中的READ由Reading， exploring， assessing和developing四个单词的首字母构成，这四个单词分别对应阅读学习中的阅读、探索、评价和发展这四个要素（黄远振，兰春寿等，2013）。在该模式中，研究者首先要求学生在阅读小说时，厘清故事发展的思路等，并运用逻辑思维方法分析小说的引申含义。其次，探索并思考小说的叙事手法，将自己的阅读心得与其它阅读小组成员分享，并通过谈话式思考促进个人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另外，学生通过自评，互评和他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小说阅读后的评估。自评就是自我反思，自我评价，互评就是小组成员间互相评价，而他评就是教师针对学生的阅读日志进行评价。最后，发展是学生通过阅读扩大词汇量，积累精彩表达，培养阅读策略，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阅读水平和能力，甚至提高阅读者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过程。
2）英文小说阅读模式的研究意义
在国内的大学英语课堂及课后，英文小说阅读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一种促进语言习得的教学手段。然而，不是所有的英文小说阅读都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些小说阅读没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使学生对英文小说或者任何英文材料的阅读产生了厌烦的情绪。因此，笔者希望本文能够激发师生对于英文小说阅读潜在问题的关注，并进一步提出更多更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1 研究过程
本研究对象是非英语专业在校大一和大二学生，阅读的材料是《追风筝的人》，之所以选取该小说，是因为该小说在叙事和故事情节方面都比较突出，也由于其蕴含的关于阿富汗的文化元素比较能够吸引当前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在经过一个学期的英文小说阅读READ模式的实践之后，研究者开展了抽样问卷调查，共发出80份问卷，收集有效问卷56份。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英文语言水平分析
本调查问卷的56人中，有15人未参加过英语四级考试，表明该部分同学英文基础相对较差。有21人参加了四级考试，但是分数在425分以下，表明英文基础一般。有20人通过了四级考试，即分数在425分以上，表明英文基础相对较好。
2.2 《追风筝的人》小说阅读难度及故事情节
关于《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40人认为小说的难读较大，不适合作为课外英文阅读的材料，这些学生主要包括未过四级以及尽管通过四级但是分数较低者。有16人认为小说难度适合其阅读水平。对于词汇量是否太大或词汇太难，有37人表示肯定，19人表示词汇量及词汇难度适中。对于小说故事情节，31人表示情节一般，不是很吸引人，4人表示不吸引人，9人表示没有看懂，12人表示情节非常好，很吸引人。
2.3 《追风筝的人》小说阅读时间
关于该小说的阅读时间，14人表示只读了一部分，7人表示自己阅读该小说花了300小时以上，另有5人表示用时1周，还有4人表示用时低于40小时。以研究者自己阅读该小说的经历（研究者英文词汇量超过2万，每分钟阅读速度大约200单词，每天阅读时间约2小时，阅读完该小说大约使用半个月时间，即大约30小时）来判断，至少23人并没有读完该小说。
2.4 英文小说阅读经历
对于英文小说的阅读经历，6人表示曾经阅读5本以上英文小说，4人表示阅读4本，13人表示阅读过3本，15人表示曾经读过2本，13人表示读过1 本，5人表示没有读过。该结果说明当今高校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并没有阅读英文原版小说的习惯。
2.5 阅读兴趣的反馈
对于英文小说，或者小说的阅读兴趣，有23人表示喜欢冒险类的题材，有17人表示喜欢爱情主题的题材，8人喜欢科幻题材，7人喜欢家庭类题材， 4人表示其他类。当然其中有部分人表示喜欢超过两类题材的小说。可以看出，喜欢冒险和爱情类主题的人群比例最大。
2.6 阅读兴趣的信心及顾虑
针对是否有信心在15到20天内读完200页英文小说的问题，28人表示有信心，28人表示没有信心或者表示信心不足。在阅读英文小说的顾虑方面，47人表示有词汇量不够的顾虑，25人表示阅读能力不够好，20表示没有养成阅读习惯，22人表示不熟悉英美文学作品。可见，绝大部分人的顾虑还是词汇量的问题。
2.7 阅读英文小说的收获
在阅读《追风筝的人》的收获方面，45人表示能够增加词汇量，20表示能够提高阅读理解能力，21人表示能开拓视野并对国外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所以，阅读英文小说无疑对于学生提高词汇量和阅读能力是有益的。
3 结论
通过以上对于使用英文小说READ模式来阅读《追风筝的人》的群体的问卷分析，研究者发现，英文小说READ模式能够有效地针对通过英语四级的学生，即四级后的学生起到较好的作用，特别是阅读类似于《追风筝的人》难度的小说作品。但是，对于英语程度较差的学生，特别是没有通过四级的学生，不建议阅读这样难度的小说作品，所以，该模式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另外，对于小说题材，建议使用冒险类或者爱情类题材的小说。由于调查的对象大多都是出生年1997年左右的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学生，所以，该类题材有可能不适合初高中生，研究生或者成人群体。关于这三类群体，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希望本研究对于外语教师和外语教学研究者能够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Anderson， R.C. and Pearson， P.D.（1984） “A Schema-Theoretic View of Basic Process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Carrell， P.L.， Devine， J. and Eskey， D.E. （eds） 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ambridge： CUP，1988.
[2]Carrell， P.L. and Eisterhold， J.C. Schema Theory and ESL Reading Pedagogy[J]. TESOL Quarterly，1983，17（4）：553-573.
[3]光伟.英语词汇习得研究及其对教学的启示[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1）：58-61.
[4]韩刚.流利英语阅读之路[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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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现象和关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1他主张政治文化是要在“特定民族”的范围内来界定或考察，这是由于他所针对的经验事实主要是美国的公民政治，也是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在我们对前现代国家政治历史的考察中，使用“特定政治社会共同体”更为妥当，因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在那个时代并不流行。在这样修正之后，我们仍需注意到阿尔蒙德很恰当地将政治文化理解为是在“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意味着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具有历史的意识，并不取文化本质主义的方式——对他说来，政治文化不是一种天赋、恒定的本质，是一种在流变中表现出来的特质和状态，离开了政治生活本身的流变，或者离开既有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政治文化就很难考察。这使他的学说具有较强的与历史研究的关联性。此外，阿尔蒙德特别强调政治态度，几乎认为这是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他与西德尼·维伯（Sidney Verba）合作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说到：“我们在这里只能强调，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而且，阿尔蒙德强调政治文化会对所有政治参与者发生影响。这种强调与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民主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2他将民主政治文化称作“参与者政治文化”，并从而与“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相区别。3我们要特别考察的明代中国政治文化，肯定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参与者政治文化”，但也并不能与阿尔蒙德所说的另外两个政治文化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完整对应。即使如此，从社会成员了解和参与政治的程度、方式、态度，来考察政治文化形态，是值得尝试的。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政治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亚种——此类区分可以帮助我们从笼统地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过渡到拥有更具体层面的概念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于政治文化本身的研究已经形成颇有规模的文献系统，对于各种相关的学说，不能仅在概念层面一般了解而已，还需整理出系统的谱系，把握主要学说的内涵，判断其对于历史研究的相关性所在。
基于目前的情况，参考阿尔蒙德等人对政治文化的定义，考量明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实践情况与特点，初步界定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可以构成一个起点。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内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运作。所有社会共同体，都会在其历史经历中逐渐形成某些倾向，包括其主流成员对于宇宙、世界、公共社会、公共权力、社会秩序原理等问题的基本理解与相关的价值观念，以及策略思想。这种倾向中最稳定、最获得公认的部分，凝固为制度——制度是获得原则地位的、趋于凝固的倾向——这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倾向中处于底层因而指向性很强并对政治现象和人们的政治行为形成导向作用的重要成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伦理——关于政治生活、政治现象之意义的界定、辨识、预设以及相关的行为准则与评价尺度。这种倾向中以最为明晰的方式表述并且具有探索和调适倾向的侧面，是政治思想——思想是体现人类自觉和自我意识的领域，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经验的解释、总结、反思、倡议。这种倾向在特定时空展开时表现出来的要素格局、色调、总体环境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特定社会共同体内部由传统和时局推演交互作用而形成并构成随后政治推演基础的总体状态。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从这4个基本维度透视出来的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和运作的精神倾向和生态格局就是政治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所有制度，包括国家体制、民法、刑法等等，都体现主导人群的社会理想、理念。所以政治文化角度对制度的研究，应特别重视制度文本和制度运行背后的社会理想、理念诉求。比如《明律》中有“威力制缚人”条：“凡争论事理，听经官陈告。若以威力制缚人及于私家拷打监禁者，并杖八十。”4其精神是崇尚公法，禁止私刑，可见明初立法者追求以国家权威处置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私人无论何种身份地位，不可私设公堂，任何私人无凌驾他者的司法地位。我们都知道明朝仍然是有社会等级残余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毕竟有“平等”的诉求在，“平等”在很多情况下被当做社会的公则。那么，在明代中国社会中，公理诉求与统治关系之间是如何耦合的？到了这个层面，我们能够看到的研究就很少，需要自己去追问了。其他制度，在厘清其文本、功用、沿革之后，如果肯去追问其文化含义，即那些制度形成的过程、文本和实施方式背后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诉求，也会遇到有意义的论题。比如，研究明史的人，入门的时候就了解内阁制度了，但是内阁制度在政治文化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探究。内阁是在丞相既废之后，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推演出来的，不是设计、预备了内阁之后，再去废除丞相的，所以这种推演的结果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它体现了某种内在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样的诉求导致了内阁的形成，内阁形成之后，为什么明朝人还会用“相体”之类的话语来谈论、评价它，明朝内阁运行的权力——无论大小——是什么性质的，明朝的内阁与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在庙堂政治中的活跃一定有某些牵连，是什么牵连，为什么明朝行得内阁制，到了清朝就被边缘化了？这样来追问，内阁制度的研究就可能更深入一些。又如礼仪制度，从今天生活实践的角度看，会觉得古人的礼仪过度繁冗琐细，但在那些礼仪作为先行制度实施的时候，其规范作用、文化导向功能、心理培育作用，乃至直接的政治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以往被忽视而在近年得到许多关注的明代大礼议，就突出地显示出了礼仪在当时政治文化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明代各种国家祭祀制度、民间祭祀制度，都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涵。
政治关系中，利益是永远的要素，这一点人们一般不会忽视，有时被忽视的是，价值体系也是政治中永远的要素。因为政治是社会公权力运作的机制、行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设置及其运行背后，始终存在着社会成员关于社会应然状态的诉求，这决定社会成员对于现行政治的基本态度，也构成社会制度设置和演变的观念基础。比如，所有的政治社会，社会成员都期待政府能组织使本社会不受外力势力的侵扰，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一定会灭亡。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冲突，不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是价值冲突。明生了多次君主与朝臣在庙堂之上对抗的现象，这种对抗现象背后，有利益问题，也有价值问题。仅仅从现实利益角度去揭示诸如“大礼议”、“争国本”之类的事件，肯定不够，还需考虑价值冲突问题。政治价值观念与利益考量构成复杂的纠结，其中前者更多体现长时段趋势，后者更直接体现当下人们行为的可能范围。
政治思想与政治价值相比，体现为更为明确地通过语言、文本表述的主张。一般说来，要想把握一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需要考察该时代思想家的论述。所以，政治思想史永远带有精英史的意味。思想史是文化史的核心部分，政治思想也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其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
政治生态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运行中展开的总体状态，尤其是其中关于进一步推演的条件和倾向。政治历史是特定时刻的状态连贯起来构成的推演的过程，每一刻的状态，是下一刻状态的基础，所有的政治状态都是其先状态推演的结果。在这样的视角下，一个政治体的内部，就构成一种生态，具有某些政治现象发生的较大可能性，而缺乏另一些政治现象发生的很大可能性。于是，我们就可以考虑，推演出明代“党争”的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生态，明代的“阉党”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生态孕育出来的，明朝皇帝的多荒嬉怠政是从何而来，明代的政治对于普通人、官僚甚至皇帝各有多大的自由度？政治生态中同样重要的方面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心态，包括政治精英、庶民、边缘人群的政治心态，这些基本人群内部，又有不同的人群和层级，其政治心态常有差异。明朝人对于其所在时代、社会政治的感觉、参与方式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相关的研究，会连贯其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考察。其实，政治问题永远与社会、文化密切关联。
所有一般政治史研究的论题背后，都有从文化含义角度再深一步解析的可能。例如：关于明朝的皇权，以往的研究早就揭示了其强化的情况。然而我们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代的皇帝大多是耽于玩嬉而不勤政的——空前强化的皇权与不勤政的皇帝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明朝的皇帝们如何界定自我角色，朝臣、民众对于皇帝权力、角色持怎样的观念。明朝有各层面的政治冲突，发生在庙堂之上的有大量君臣对抗事件，发生在水边林下的有党社运动，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有诸多民众反叛。所有的政治冲突背后，都是极其复杂的利益和价值矛盾，都包含政治、社会诉求的对立，都是观念的冲突。君臣冲突、党社运动、农民战争，都在明代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其间的利益冲突可以用一般政治史的方式去考察，背后的观念冲突，就要透过政治文化的视角去看了。明中后期被公认是大众文化繁荣的时代，庶民的社会自由扩展了，民间舆论比较开放，常常关涉政治。他们如何看待我们在一般政治史考察中看到的那个明朝廷，他们有没有欲望参与政治，他们有没有渠道参与政治，他们认同明朝的程度与方式是如何演变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国家政治发生怎样的影响？明朝一面是皇权强化，另一面是政治批评很发达，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政治批评体现政治反省，明朝人的政治反省是否曾经达到政体改塑的临界点？这些，都可以追问。
借助政治学界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识别出一些关键性的概念，然后考虑其在明代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程度，进而导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来，也是政治文化研究展开的可行方式。例如，“政治参与”是阿尔蒙德等人分析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概念。明代中国不是民主政治，因而阿尔蒙德式的直接政治参与调查会有些错位。但是，凡政治皆是一个运行的系统，都涉及到政治系统内的人参与政治与否及程度、方式问题。明代哪些人群有参与政治的自觉、愿望？哪些人群没有政治参与意识而只有臣民意识或者其他意识？任何人或人群如果参与政治，其基础是什么？是关于政治权利的意识，是社会参与权利的制度，还是利益驱使？有什么政治参与的禁忌？“政治期待”可以从政治态度这一比较笼统的概念中抽离出来，专门追问特定政治系统中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权力、角色、责任的预设如何。如明代中国的一个城市居民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需要朝廷，他或她在日常生活中预设朝廷已经带给了他或她什么东西？如果一个人对于朝廷没有任何期待，即意味着此人在心理上不需要朝廷，其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与政治无关——这就是一种阿尔蒙德所说的“村民政治文化”状态。反之，哪些人习惯于将个人或者社会的状况归因于朝廷，为什么？“国家意识”，即社会成员认为什么是国家，国家与社区、个人是怎样的关系，有没有及有怎样的爱国主义情怀，自己对于国家负有怎样的责任？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认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即社会成员心目中关于国家的政治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关系如何理解？这类国家意识问题，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前现代社会，都值得探询。“政治知识”即社会成员以何种方式拥有政治信息及关于政治了解到何等状态，是了解社会成员政治态度的一个途径。明朝的一个普通村镇的塾师与一个县级官员在政治信息获得方面有怎样的不同？塘报、邸抄、揭帖、缙绅录等等对不同人群意味什么？“合法性”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政治就是运作获得合法性的强制力的过程，而文化意义上的合法性存在于社会认同之中，体现特定政治系统运行的公众心理底线。如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举朝反对，显示朝臣认为此举缺乏合法性，虽然没有能力将之停止，但是明朝不久之后灭亡，可能与缺乏合法性政治行为的累积有关。“开放性”即一个社会容纳外来事物，包括外部信息的能力，是关涉社会体系反思能力、调节能力、存续能力的一个重要相关项。明代中国作为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开放性如何，是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的。
篇7
如何打破窠臼，从作业入手，有效促进中职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呢？笔者认为，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优化作业设计，还语文作业以新的活力，使其焕发独特的魅力，从而提升作业布置和完成的有效性。在平时的教学中，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一、拓展作业设计内容，让学生在探索中成长
（一）让作业和就业联姻
在就业教育日益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重视的今天，作为为学生进入职场打好基础的学科，语文作业的“表情”可不仅仅以其“语文”而存在，也可以“变脸”为与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实际应用环节相关联的某一应用场景。例如中职语文新教材“口语交际”的“拜访”一章的作业，融入了预约客户、接近客户、晤谈交流、告别客户等专业实用场景后，对经贸类学生来说，更具实战和挑战性，也更能激起他们完成“作业”的兴趣。此外，像职业生涯规划设计、为创业实体“巧取店名”等，教师在布置这一类作业前适当创设情境，做好指导，对于职校生来说他们是乐于去做的，这样的“应用语文”实为个人职业能力和语文素养双赢的好凭借。
（二）让作业和生活拥抱
生活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文教学资源，教师在布置作业时，要树立大语文观，培养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作业设计具体内容可以包括“解决学习与生活相关的问题”、“自己身边的、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学习和生活中感兴趣的问题”等。例如：利用节假日开展“店名大聚会”活动，那些五花八门、新潮另类的店名，让学生学会品味其语言精华，体察其精妙创意；或者“大家来找茬”——找出店名或招贴广告中的错字、别字等语言不规范现象，这样的融入生活、富有生趣的语文作业就会深受学生欢迎。此外让学生春节期间摘抄春联对比赏析；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实训内容，鼓励学生根据某设备的操作流程，写作说明文……这些和学习生活紧密联系的作业丰富了语文的内容，比分析解答式作业效果更好。
（三）让作业和流行同行
随着我校语文组省课改课题《流行文化元素与中职学生语文基本能力培养的整合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在作业设计过程中也围绕流行文化元素做足了文章，如布置“我最熟悉的流行语”调查活动作业，让学生分析自己对流行语的理解，明白网络和生活语言环境与正规语言环境的不同。学生们明白了规范语言的重要性后，“孩纸”“hold”“躺着中枪”等不规范的用语便不再出现在正式的读写当中了。当然，流行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文作业设计也要追随形势，不断改进和变化，做到在摸索中实践，在实践中优化。
（四）让作业和“精神”交友
在社会和用人单位日渐注重中职毕业生职业素养的今天，中职语文教学也确实更应注重“人文性”，重视道德精神的作用。我们的语文教学在课堂进行精神道德渗入的同时，作业设计也要有意识地渗透人文教育。例如的《我的母亲》一文中，爱母之情、敬母之意透过字里行间强烈涌现出来，感情之真、之纯动人心弦。可教完该文后，当笔者问及谁知道父母的生日时，却只有1/3的学生点头。笔者当天的作业便是：请“回家拥抱父母并说‘我爱您’”，让学生在爱的付出和体验中获得生命的教育，在朴实的行动中获得精神的陶冶和提升。再如，在父亲节、母亲节时，笔者会让学生自己原创祝福短信，以表达对父母的深情。
二、创新作业设计形式，让学生在挑战中提升
（一）注重作业的趣味性
苏霍姆林斯基说：“所有能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在保证教学目标内容完成的情况下，增加作业的趣味性，定会唤起学生完成作业的热情，他们会愉悦地主动完成。如在小的细节上，笔者可以用多媒体辅助，可配乐读背；可设置与绘画和手工制作等有关的作业；可激发想象的作业；也可让他们分角色参与表演等。“说”、“画”、“听”、“唱”、“演”……诸般“武艺”均可登上作业的舞台，相信学生总能找到自己擅长的一“般”。
（二）区分作业的层次性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存在个体差异。我们要承认这种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学生的层次，设置相应的作业，努力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在作业布置的数量、难度、完成时间上有梯度。
如学完刘白羽的《长江三峡》，笔者布置了如下作业：①摘录文中你认为三峡风光壮美的句子，积累写作素材。②根据课文描写瞿塘峡的段落创作一幅三峡的山水画。③如果你在江中的小船上，面对汹涌的江水，两岸的高山，你会有怎样的感受，请把你的感受写下来。④任选一处景观，写一则介绍三峡风光的解说词。⑤思考：现在由于三峡工程的建成，其经济价值不言而喻，但遗憾的是文中很多美丽的景观不复存在。对此，同学们，你们怎么想？（自主选择二到三题）。这样的作业，由易到难，层层递进，作业有了弹性，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体会到成功的乐趣。
（三）体现作业的实践性
中职语文课程要求指出，应“加强语文实践，培养语文的应用能力”。因此，作业设计要与实践联系起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语文活动，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在操作体验中获得对知识的真实感受，并逐渐转化为能力。
比如：中职语文新教材选取的课文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雷雨》等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口语交际行为过程，这就不妨让学生对这些经典篇章进行改编，排练课本剧，从而既可加深他们对课文内容的把握，又能提高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
再比如，在《走进家乡》的语文综合实践课上，笔者把学生分成四组，分别从“综合简介”“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名人”等四方面去收集相关资料，他们或去图书馆查阅信息、或上网搜索、或实地调查访问……可谓各展其能，亮点纷呈，然后做成资料卡片，在课上以小组名义参加“我的家乡”风情介绍会，并最终设计出一份份精美的手抄报。这个活动让每个学生都有自主学习、施展才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完成作业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求知、学会合作的意识，并增强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除此之外，学生在《我的亲人们》、《成语交流会》等其他的综合实践活动中也不同程度地积累了语文知识，提高了综合素养。
（四）呈现作业的多样化
作为省职教学会课题《网络信息技术在提高中职生阅读写作素养中应用的研究》的核心成员，笔者在布置语文作业上也试着借助学生喜爱的网络平台，改变作业的呈现方式，促使学生想做、乐做作业。比如学习诗词单元，笔者布置预习作业，了解作者和创作背景，学生可以将自己收集的信息摘抄在作业本上，也可以通过QQ发给笔者，或者直接将信息转载在QQ空间。笔者还鼓励学生开展课外阅读，引导他们去文学网站阅读电子书籍，告诉他们读完后可以写“阅读推荐”发至笔者的邮箱。学生阅读兴趣很浓，量多的竟达上百本。也有的学生在家时经常用智能手机下载网络作品进行阅读。当然笔者引导他们选择文质兼美的作品进行阅读，以提高鉴赏能力。
笔者还多次组织学生参加课题组举办的写作竞赛活动，如“我身边的好老师”“我的梦·中国梦”等征文比赛，笔者告诉学生作文可以直接写在作业本上，也可以写在自己的博客或QQ空间日志中，本来对着白纸要搜肠刮肚一番的学生，一到网络上却“对屏如有神”，并且不乏精品之作。
作业呈现方式的多样性，大大调动了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学生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
三、转变作业评价方式，让学生在参与中发展
（一）评价主体多元
在作业评价中，不再是“老师一人说了算”，教师、学生、家长甚至社会都成为作业评价的主体。一般的文本作业，既有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也有学生间的互相评价，还有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有了主动权，调动了积极性，参与作业的热情和兴趣自然更高。同时笔者又引入家长和社会的评价机制，促进了作业的有效实施和质量的提升。
（二）评价内容多元
笔者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内容包括评价学生作业的态度、作业的兴趣、作业的成果等方面。作业态度的评价注重激励每一位学生发挥他们的最佳水平，使他们的努力得到承认。“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业设计过程中，笔者不但注重激发学生的作业兴趣，同时也注重通过评价引导学生保持兴趣。例如，对优秀作业以“成果展示”的形式予以肯定和激励等。
（三）评价方式多元
笔者注意运用激励性、建议性的语言进行评价，对学生的作业以鼓励表扬为主，同时对作业的不足之处进行恰当的引导，使其愉快地接受并不断改进。例如作业优秀的学生可获得教师发的奖状和小礼物；对于作业拖拉或态度不佳的学生，适当给予补充和改进的机会；对于进步者同样给予肯定和奖励，让所有学生都处于一种对作业高度关注的情绪之中。
总之，笔者在作业的设计与评价中，尽量走出传统模式，让学生从语文作业的内容和形式中获得信心和乐趣，帮助学生改变以往被动的学习方式，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从而提高语文综合能力，在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中促进职业生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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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中国石漠化的概况
石漠化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和岩溶极其发育的自然背景下，受人为活动干扰，使地表植被遭受破坏，导致土壤严重流失，基岩大面积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化现象，也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
我国是世界三大喀斯特地貌集中分布区之一，全国有喀斯特总面积约10000多万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其中贵州、广西、云南3省（区）总面积3280万公顷，石漠化总面积达670.8万公顷。贵州省有147.6万公顷石漠化山地，其中岩石率在70%以上面积达80.8万公顷，在短期内具有潜在石漠化趋势的岩石山地有78.1万公顷。西南岩溶山区的石漠化目前仍在快速发展，如贵州每年新增石漠化面积就达933平方公里。
石漠化与水土严重流失已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的山穷、水枯、林衰、土瘦，给当地人们的生存亮起了红灯。石漠化地区日趋恶化的脆弱生态环境制约了西南地区的发展，石漠化地区的人口问题、生存问题、能源问题，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石漠化”发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资源的丧失。治理石漠化，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二、石漠化的成因及其危害
（一）石漠化的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自然因素是石漠化形成的基础条件。岩溶地区丰富的碳酸盐岩具有易淋溶、成土慢的特点，是石漠化形成的物质基础。山高坡陡，气候温暖、雨水丰沛而集中，为石漠化形成提供了侵蚀动力和溶蚀条件。因而自然因素形成的石漠化土地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26%。
2.人为因素是石漠化土地形成的主要原因。岩溶地区人口密度大，地区经济贫困，群众生态意识淡薄，各种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活动频繁，导致土地石漠化。人为因素形成的石漠化土地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74%，主要表现为：一是过度樵采。二是不合理的耕作方式。三是过度开垦。四是乱砍滥伐。五是乱放牧。
经过统计分析，人为因素形成的石漠化土地中，过度樵采形成的占31.4%，不合理耕作形成的占21.2%，开垦形成的占15.1%，乱砍滥伐形成的占13.4%，过度放牧形成的占8.2%。另外，乱开矿和无序工程建设等也加剧了石漠化的扩展，占人为因素形成的石漠化面积的10.7%。
（二）石漠化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主要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生态恶化，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威胁群众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石漠化是岩溶地区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造成广大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和因旱成灾损失巨大。
据统计，1999年3省（区）的200多个县（市）因遭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121亿元；2000年6月贵州省有49个县（市）发生洪涝灾害，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有548万人受灾，破坏房屋7.72万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1亿元。贵州省紫云县麻山等石漠化程度特别严重的地区，已丧失了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采取移民搬迁措施。石漠化导致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1986年以来广西平均每年受旱、涝灾害的农作物面积达1300多万亩，粮食减收2亿公斤，经济损失70多亿元，其中石山地区尤为严重。
二是石漠化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耕地综合生产能力降低，缩小人类生存发展空间，石漠化造成耕地面积大量减少，许多地方广种薄收，难以维持农民的基本口粮，并丧失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三是加剧贫困，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影响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石漠化地区自然条件差，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在3省（区）现有的109个贫困县中，有73个分布在石漠化地区，至今尚有贫困人口625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28个国定贫困县中，石山面积占国土面积30%以上的县有23个。全区1999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150多万，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石漠化严重的石山区，许多地区陷入“越F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结果导致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可以说，石漠化是喀斯特地貌区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
四是影响江河安澜水利水电设施安全运行，甚至危及到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生态安全。石漠化地区处于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源头，生态位置极其重要，两江流域有许多各类水电站，石漠化对水电站安全运行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持续不断的大量泥沙淤积，严重影响了电站的安全运行和寿命，并降低了泄洪能力，直接威胁到长江、珠江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
三、治理石漠化的几点思考
（一）治理石漠化的原则：石漠化治理应遵循水土保持的原则，因地制宜；要坚持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核心，以提高水土资源的永续利用率为目的，把石漠化治理与退耕还林、长江和珠江防护林、水土保持、人畜饮水、扶贫开发等生态工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综合防治。他强调，防治石漠化的对策，首先要立足保护好岩溶地貌地区尚未发生石漠化的地方，防止其发生石漠化，下大力气预防潜在石漠化的继续恶化演变；对于已发生石漠化的地区要实行综合治理，使其逐步向良性发展，重点应放在轻度和中度的石漠化上。
（二）治理石漠化的生态经济模式：防治石漠化须多管齐下。如封山育林、荒山造林、退耕还林、转变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实施生态移民等；同时要制定优惠扶持政策，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个人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与石漠化治理；尤其是要重视调整石漠化地区能源结构，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减少森林资源的能源性消耗。
1.高效合理利用石漠化地区有限的水土资源，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石漠化地区基岩呈半状态，土层瘠薄且大多分布在岩缝中或石旮旯里；降雨量大，但降水极易沿岩溶裂隙、落水洞进入深处的地下水系而难以利用，致使岩溶石漠化地区水土资源俱缺，必须依靠先进技术，高效合理利用有限的水土资源，把生物节水（如培植推广耐旱作物品种等）、农艺节水（如地膜覆盖、聚垄耕作等）、工程节水（如砌墙保土、修建地头水柜等）和管理节水结合起来，通过实施“沃土工程”、坡改梯等培土培肥工程和间作套种、错季节种植、立体种植等措施来提高基本农田的单产和复种指数，稳步解决石漠化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和人畜饮水问题。
2.以生态经济型林（果、药）草为主的石漠化地区植被恢复。重点发展生态经济型林（果、药）业：一是可以大幅度提高所在区域的植被覆盖率，防治石漠化扩大，改善、恢复和重建石漠化地区良性生态系统；同时又可增加石漠化地区农民收入，调动农民治理石漠化的积极性。自从广西实施治理石漠化生态工程以来，各县市都采取各种措施治理石漠化，开始在石山地区搞造林绿化试点，主要树种是任豆、杂交竹、金银花和毛葡萄、核桃等特别是毛葡萄的绿化效果比较好，并且经济效益也不错，是比较适合石山地区种植发展的好品种，并且很多县市都取得良好的效果。山野毛葡萄生命力强，根系发达，藤蔓叶茂，具有恢复植被，调节气候、防止土壤沙化、改良盐碱、减少灾害的功能；它还可以用来护坡、护堤，保护植被，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因此治理石漠化的经济作物当首选毛葡萄。
3.在岩溶石山、半石山进行人工促进封山育林育灌恢复植被模式。广西是我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加快石山地区治理石漠化的步伐，广西采取了造林封山并举和封造结合的办法。不少石山地区还根据自然条件恶劣，封育期长等特点，在加大封山育林力度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石山造林，在石关缝中种上竹子、任豆、香春树等。
4.石漠化地区替代产业的培植及其产业化经营。要从根本上解决石漠化地区人口压力大、农业人口比重高、退耕还林还草后复垦现象严重、经济贫困、区域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石漠化治理区必须在农村就业结构优化、替代产业培植和产业化经营等方面取得突破。
比如加强石漠化地区农村小城镇和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劳务输出和第三产业，以降低石漠化地区人口对土地的直接压力。
还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旅游业，石漠化地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洞穴、峡谷、石林等自然风景点及少数民族风情，可发展洞穴探险、峡谷漂流、民风民俗游，还可以开发季节性果林旅游业等。通过挖掘培植适合石漠化地区地域特色的替代产业，实施产业化经营，成为推动石漠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三）关于加速石漠化治理的几点建议
1.林业部门在石漠化治理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农业、水利、科技、扶贫等多个部门已开始关注和进军石漠化领域。林业部门在石漠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应当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显现出来。通过长期实践证明，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林业措施是治理石漠化的根本手段，应尽快确立起林业在石漠化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2.M快在不同区域启动石漠化治理试点示范工程。林业局作为林业生态建设及防治荒漠化的国家主管部门，应逐步在云南省文山州扩大试点范围，探索模式。
3.加大对石漠化治理的投入，建立稳定的投资渠道。国家在石漠化治理方面还没有专项投资，亟需建立起稳定的投资渠道。
篇9
关键词：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现状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11-0042-04
一、问题提出
教师文化是教育文化中最具活力、最具主体性的文化要素。 理解教师文化可以有多种视角，其中，从组织文化的视角看，教师文化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表现状态，即教师个体文化和教师合作文化。然而随着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中职教师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合作文化逐渐取代个别的、隔离的文化。
（一）课程改革顺利推进需要相应的中职教师合作文化
新课程改革蕴含着全新的文化要素，倡导教师之间形成一种自主的、合作的学习方式，这给长期以来应试教育下形成的传统教师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新课程背景下，个体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快速、综合的发展，致使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依靠中职教师个人的力量无法解决；新经济时代中，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广泛需求，使得人才培养目标依靠中职教师个人的努力无法完成；教师个体文化的思维方式，加剧了教师间的孤立性和竞争性，导致中职教师个体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都受到影响。
因此，在推进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关注教师合作文化，深入探究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发展状态，并对教师文化加以塑造，使之与新时期课程改革相适应。
（二）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深层支撑
2013年，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提出，中职教师的专业标准包括“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个维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职教师作为发展中的专业人员，其发展内涵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其中，以“专业理念与师德”为核心的教师文化建构成为中职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层支撑。没有教师文化的深层支撑，所谓的教师发展和教育改革都将是肤浅的和形式化的。
由于现存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组织形式一般按照专业进行划分，使教师文化表现出了明显的个别文化和隔离文化的特征。即便教师之间进行偶然的合作交流，也表现出合作的技术性倾向和人为的合作倾向。这种教师文化严重阻碍了中职教师群体的专业化发展。教师专业发展是个体的一种成长历程，合作的方式更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教师合作文化的觉醒和发展是中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系统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山西省5个地市（太原市、大同市、忻州市、运城市及临汾市）以及三类中等职业学校（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为分层标准，在此基础上抽取143所学校。再从每所学校随机抽取6名教师，共858名教师。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见表1和表2。
（二）研究工具
在马玉宾的“教师合作文化的结构和要素”，宋燕的《C市中小学教师合作研修组织的调查问卷》以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基础上，结合有关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特点描述的实地访谈，我们编制了“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现状的调查问卷”。问卷包含四个维度：合作意识、合作规则、合作内容和合作方式，共24个项目。问卷采用Likert五等级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分半信度为 0.85。
三、研究结果
（一）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总体情况
1.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总体概况
“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现状的调查问卷”共包含四个因素，每个因素6道题，将每个因素中相关题目上的得分相加即得到教师在该因素上的得分。结果如表3所示。
2.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职称和学校性质差异
对中职教师在合作文化发展的四个因素的得分进行3（职称）×4（学校性质）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中职教师在“合作意识”“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因素上呈现职称主效应，在“合作意识”“合作内容”因素上呈现类型主效应，同时在“合作意识”因素上呈现出显著的职称和学校类型的交互作用；在“合作方式”因素上出现极其显著的职称和学校类型的交互作用。
（二）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具体分析
1.合作意识
合作意识是建立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首要因素。教师之间如果没有对合作形成共同的认识，他们之间的合作实践是很难实现的。问卷中合作意识主要围绕“合作的重要性”、 “合作的意愿” 以及“合作与中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三个内容，运用逐步回归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看出，与依变量相关最高者为X1 合作的重要性（.769），因此，首先被选入回归方程模型1，其次，X2 合作的意愿也随即被选入回归方程模型2，而X3合作与中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变量的偏相关系数未达到.05的统计显著值，因此选择变量程序终止，X3合作与中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并未进入回归方程。
结合表3和表5看出，在三类不同性质的中职学校中，虽然教师对合作的重要性有较强的认识，但是这种合作意识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对于合作与教师专业发展深层次的关系并未认识到，因此，这种认识很难达到真正推动合作行为的程度。
2.合作内容
合作内容是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物质载体，教师有了一定的合作意识需要合作内容和合作方式加以实现。问卷中，合作内容主要涉及“课堂教学”、“学生问题”、“科研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从结果可以看出：首先，不同学校性质背景下不同职称的教师对合作内容的选择有所不同，其中，无论普通中专、职业高中还是技工学校（学校性质），教师因职称不同而在合作内容选择上的不同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初级职称的教师选择合作内容更加全面，中级职称的教师在科研活动中更愿意与他人合作，而高级职称的教师出现低点。见图1。
另外，不同学校性质的教师在合作内容的选择上有显著性差异（F=8.24，P
3.合作方式
集体备课、师带徒是中职学校传统的教师合作方式。由于中职学校课题研究的局限性，课题合作几乎无人问津。在定期的公开课活动中，也是以一位教师为主要代表，其他教师的参与度并不高。单一的教师合作方式成为中职教师合作文化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4.合作规则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规则”定义为：由公众共同制定、公认或由代表人统一制定并通过的，由群体里的所有成员一起遵守的制度或章程。合作规则包括尊重信任规则、共享性规则、理解性规则，它是合作文化的外在保障。在对合作规则重要性的认识上，中职教师都没有给予重视，对合作规则认知的平均分较低（见表3），他们认为“制定规则应该是学校或领导的事情，和自己关系不大”，甚至有的教师听到“规则”二字，便产生抵触心理。
四、讨论分析
（一）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现实诉求
从总体上看，中职教师与其他阶段教师相比，合作文化发展水平整体较低，是由中职教师的层次背景不同、来源渠道多样造成的。中职教师有普通高校毕业生、有高职院校和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也有从企事业单位聘用而来，现有中职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其中高校毕业的教师文化基础知识较扎实，但缺乏专业实践能力；直接从企事业单位聘用而来的教师拥有熟练的技术实操技能，但是文化基础知识薄弱，专业发展动力不足。因此，这两类教师有着强烈的合作需求，是建构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最佳契机。
调查表明，中职教师有一定的合作意识，但这种认识仅仅是从外界舆论或个体潜意识中认为“教师之间的合作是重要的”，而当涉及“合作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这类深层次合作文化意识的问题时，教师往往是茫然的。因此，中职教师需要从深层次上认识和体会到个体专业发展和群体专业化发展的关系，需要建立共享的价值理念，摒弃“非赢即输”的个体文化意识，建立专业学习共同体，铸就专业发展的共同目标。
中职教师在“合作规则”因素上得分最低，说明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外在保障不足，需要学校和教师群体主动建构教师合作的规则。然而，中职教师的合作文化不应仅仅局限于固定的模式和场所中，而是要渗透到教师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种规则不能完全从外界施加于教师群体，而应该是教师合作群体自身的内在要求和组织规则，继而将人为的教师合作文化转化为自然的教师合作文化，这样的中职教师合作文化才是持久的、深入的。
（二）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创新建构
从宏观上，建立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动态模型有利于帮助教师建立合作文化。在动态生成模型中，可将模型设计成循环图。例如，有些教师群体在某一次聊天中形成了合作意识，这种意识便成为他们建构合作文化的基础；有些教师群体找到了一个好的合作内容，这也可以成为教师合作文化的形成契机。中职教师合作文化的四个因素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它们构成的动态模型可实现从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
由于中职教师个体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和利益冲突，而同时中职教师又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预设性特征，这使得他们之间缺少沟通。即便有些教师在要求下进行合作，教师合作也表现出一元化的特点，即单纯地进行任务的探讨。在“合作方式”因素上，中职教师基本保持集体备课、师带徒、公开课等“老三样”；在“合作内容”上，中职教师谈科研即“谈虎色变”。
习惯性的合作方式和陈旧的合作内容是阻碍中职教师合作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创新中职教师之间的合作内容与合作方式，有利于促进合作文化的建构与养成。中职教师并不一定要像高校教授那样从事难度较高的科研工作，完全可以从日常教学活动入手，将科研与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从自身课堂教学的实际问题出发，与同事合作进行“微课题”研究，逐渐培养教师合作群体的科研思维和研究能力，为教师合作文化发展开辟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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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合肥；保护；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99-03
安徽省合肥市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包括“传统戏剧、民间美术、曲艺、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以及典籍精粹各大门类近30种”[1]，其中，庐剧、门歌、庐州大鼓、山庙会等多项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很强的地域性，非遗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研究就更为全面。合肥市非遗在全省乃至全国并不算十分突出，学者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基本以几个典型的非遗项目为主。
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汇编.合肥卷》一书的统计，全市普查成果共计12类238项。现有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国家级2项、省级6项、市级9项。有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3人[2]。
合肥市非遗的各门类分布比例是：民间文学36.6%，民间音乐9.3%，民间舞蹈12.6%，戏曲1.8%，曲艺6%，民间美术10.7%，民间手工技艺8%，消费习俗8.4%，人生礼俗0.4%，民间信仰4.2%，民间知识1%，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0.4%[3]。其中，以民间文学、民间舞蹈和民间美术占主要地位。
二、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现状及问题
通过普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汇编》的编写，再按照门类和发展态势的不同，我们可以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以下分类和初步结论。
（一）民间文学类
主要有故事、传说、谚语等形式，在合肥市非遗中占最重要地位。民间文学的传播面较广，形式大部分为口述方式流传[4]，也有一些政府干部、文化工好者、民间人士有意的进行搜集整理。
通过普查，这些民间文学被记录在案，经过有效整合可以编辑成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供人们阅读、研究，从而可以长期保存。这一类遗存，只要被收录在案，便不存在传承不下去的问题。不过由于环境演变、方言复杂等因素，很多已湮灭，无法考证和记录，也就无法扩充新内容[5]。
（二）民间舞蹈，民间杂技和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类
民间舞蹈主要有生活习俗舞蹈、生产习俗舞蹈、岁时节令舞蹈；传统杂技、体育类主要是肥东地区的蹴球。这三类非遗，在地方举办的一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节庆活动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对传统文化重视起来，传统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被定为法定假日，为这些非遗活动创造了展示的平台，广受民众的欢迎与喜爱，因而前景比较乐观。
不过，这三类项目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群众日常锻炼需要或迎合旅游市场的综合开发而复兴的[6]。某项非遗其本身的初始形态和精神内涵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是否已经偏离了它的原态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娱乐活动、人们在进行相关活动的同时是否淡化了对非遗的认知等问题还有待思考。
（三）消费习俗与民间信仰类
消费习俗主要体现在饮食上；民间信仰则以庙会为主。这两类非遗，尤其是前者，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得到了有力的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其本身符合大众消费方向。目前，国内餐饮市场发展迅速，一些地方特色的饮食，通过商品化、品牌化的加工与包装，开拓出自己的市场，逐步打造自己的品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给消费者带来新鲜与满足。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使自己逐步成为地方特色的代表，在大众心中形成认同感甚至自豪感，从而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给非遗本身加以充实，达到了综合开发与保护非遗的目的。后文将举个案详细描述。
（四）民间美术类
民间美术主要以工艺、雕刻为主，可以在博物馆、收藏馆等得到帮助。有学者提出“博物馆保护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行的，因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的物质文化遗产特性，而且博物馆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博物馆可按照自身的职能，对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藏、展览和研究。”[7]比如，在安徽省博物馆就展出过铁画。另外，如同民间文学类非遗，可以通过出版发行来传播成果。
（五）民间音乐，戏曲与曲艺类
民间音乐以口头传唱的一些民歌小调居多，还有一些节庆、仪式的乐曲；戏曲以庐剧为主；曲艺以门歌、大鼓为主。
在全球化下的互联网新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内容丰富多彩，可选择性高。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各种娱乐节目、网络游戏、酒吧、KTV等，给处于高压生活下的人们提供了便捷的减压方式，其简单、高效，能跟的上快节奏生活频率的特点迎合了大众需求。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三类非遗的传承情况并不十分乐观，面临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尴尬境地。听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一代没有兴趣了解、不愿意学。这类非遗目前只在部分农村有一定市场，而由于这些地区普遍较为贫困，年轻人外出打工较多，投入时间多、收益少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紧缺[8]。非遗传承与保护受到了空前的打击，甚至引发了这些非遗的留存问题的争论。
（六）民间手工技艺与民间知识类
民间手工技艺主要有装帧、编制扎制等；民间知识仅有5项，如药王庙中医诊法、无借助算万年历等。这两类非遗，在与民间传统活动挂钩的时候，往往依然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比如举行祭祀活动，一些地区还会有扎纸人、纸房等物品的风俗。
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很多传统的手工艺、已经不需要再用到现实生活中来。人们有了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便捷有效。就好比发明了电灯后，蜡烛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了。比如，现代西医诊断方式已经基本占据主要地位，中医诊法不仅缺乏人才，很多资料也因为年代久远而消失。
综上，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状况和存在问题。在合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同类型的非遗所面临的发展前景相差很大，有时候，同一类别的非遗项目发展境况也不一样，甚至是同一地区同一类别的非遗项目发展前途也不一样。因为性质的不同、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的差异，影响着某项非遗本身的发展空间和方向。这里的“空间、方向”直接取决于人们的接受程度，它是否能满足当前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是否符合大众的需要，直接决定了它的发展前途。
三、案例研究
除了非遗本身的性质促成了其发展差异，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对不同类别的非遗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同时，市场化对每一项非遗也可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这里，以下塘烧饼、庐州烤鸭两项非遗为例来简单谈谈结合产业化运作，合肥市非遗保护的发展情况。
（一）下塘烧饼
1.来源与内容
下塘烧饼属于消费习俗中的饮食类。它的起源很早，相传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后，途径下塘，老百姓献上烧饼，赵匡胤吃后赞不绝口，而后名传天下。清朝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间，派兵驻扎下塘集。由于军队行军打仗急需干粮，烧饼师傅争先恐后的在烧饼的配料和烤制工艺上下功夫，以招揽更多的生意，因而烧饼的质量不断提高，色、香、味俱佳。后来湘军屡吃败仗，引得人们戏说湘军“只顾紧吃烧饼，哪管战事吃紧。”此语虽属笑谈，但下塘烧饼却因此名声大增[9]。
下塘烧饼的美味在于其独特的制法：“干葱老姜陈猪油，牛头锅制反手炉，面到筋是还要揉，快贴快铲不滴油。”下塘集被誉为“烧饼之乡”。当地人民还有制作烧饼园子的习俗，把烧饼作为礼品馈赠亲友[10]。
改革开放后，下塘烧饼开始向外地发展起来，不过此时还是以街边叫卖、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店铺为主。
2.发展
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下塘烧饼现如今的飞跃式发展。安徽省中华餐饮老字号同庆楼集团，已于2011年成功注册“下塘集”商标，对下塘烧饼进行了包装整合，将制饼手艺人请到公司，将传统的制作烧饼的吊炉搬进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万达广场。从此，下塘烧饼登上了大雅之堂，名声快速传扬，铺前买烧饼的长龙成为万达广场的一道靓丽风景。同庆楼集团此举无疑在对传统饮食的保护、传承和推广上作了巨大贡献。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同庆楼集团不仅仅局限于开发下塘烧饼本身，更是推出了下塘集酒楼等多种业态，使“下塘集”真正实现了品牌化的发展。同庆楼集团将在合肥天鹅湖万达广场推出全国首家地理美食主题餐厅――下塘集大酒店，以合肥及环巢湖地区的乡镇传奇美食为主题，聘请当地有名的厨师，主理各地特色名菜。
3.问题
尽管下塘烧饼目前的发展态势较好，但依然存在问题。我们收集了部分群众对下塘烧饼的评价，主要观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下塘烧饼口味不错，有特色”；另一种是“感觉和街边烧饼没什么区别，4元一个还挺贵，没有传说中的好吃”。因此可以看出，部分群众对烧饼的口碑产生怀疑，正是在产业化运作下过分追求利益和宣传而忽略品质的结果。
（二）庐州烤鸭
1.来源与内容
庐州烤鸭属于消费习俗中的饮食类。它原系宫廷御膳美食，明朝时流入豪门至民间。该产品选料严谨，加工考究，香气浓郁、皮酥肉嫩、咸淡适宜、肥而不腻、味道鲜美。合肥庐州烤鸭店的前身是解放前一家名为“吴鸿发”的私人中餐馆，后改为“大众早点店”，当年他们使用一种特制大缸制作“吊炉烤鸭”。1984年，合肥市政府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就包括对“大众早点店”的改造，引入了北京全聚德烤鸭技术。庐州烤鸭店将鸭子改为巢湖、肥东、肥西等地所产的小麻鸭，区别于北京烤鸭的肥腻，逐渐获得了合肥大众的认可[11]。
2.发展
1983年，庐州烤鸭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1987年分别荣获安徽省和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庐州烤鸭店曾获“中华老字号”、“中华餐饮名店”的称号[12]。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庐州烤鸭店已经在合肥乃至全省人民心目中形成了高“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的“三高”效应。
3.问题
然而，庐州烤鸭店近年来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给本身的发展和庐州烤鸭的推广带来了阻碍。问题包括：有群众爆料庐州烤鸭店出售过变质发臭的烤鸭、使用地沟油，食品质量令人堪忧，并且有市民反映店员的服务态度恶劣、店内环境卫生较差、烤鸭不如从前好吃，很多人去庐州烤鸭店仅愿意购买小食而不点烤鸭。这些问题使该店的口碑在一段时期内迅速下降，庐州烤鸭的声誉也大打折扣。
四、结论
综合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出小结并提出一些问题。
（一）人们返璞归真的理念与消费观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发展创造了机遇
2012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风靡全国，在国内刮起一阵饮食潮流。其实，该片的走红不仅在于朴实的记录了各地美味饮食，更是传达出的一种浓浓的中国特色的家乡情节，一种追求本味、寻找本真、回归本我的情怀，唤起了对中国最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的敬意。
事实上，这种返璞归真的理念在此纪录片走红之前就已经流行于市场。以餐饮业为例，人们出门消费喜欢选择绿色健康食品；城市人在周末喜欢去城市周边体味农家乐。从餐饮业扩展到其他方面，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追求偏爱讲究“原汁原味”，传统节日也相继定为法定假日。这就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回归与宣传带来了契机。被冠以“非遗”头衔的产品更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追捧。例如紫蓬山庙会，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假期娱乐需求，还有长丰草莓、吴山贡鹅等等，具有成功的共性
（二）在快速推进非遗发展的同时，要注重保证非遗项目的原态
我们要密切关注怎样保证非遗项目的内容与精神原汁原味、不被弱化，非遗项目在被商业化包装之后还能否保持原始风味、是否因为市场竞争下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能保质保量等等都值得思考。
另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心境愈发浮躁，日常生活中只需要轻松简单的满足感来缓解压力，繁杂的回归传统的过程有时并不一定迎合群众的心态。比如近年来通俗易懂的网络歌曲走红于民间，而像庐剧、门歌这类非遗项目，流行面却非常狭窄，值得深思；舞龙舞狮等民间舞蹈、杂技，在各类民间节庆互动中如何保证不是仅走形式，而是能够调动起人们的情感、达到精神上的互动，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三）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度发展
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要把非遗放在一个动态的空间里才能保证它的生命力。而创造、维持非遗发展的空间，需要非遗保护工作不断的进行纵深探索。
比如提倡合肥市公交站名沿用老地名的做法，应做到让这些标志不仅被人们所“识”而更被人们所“知”。我们可以相应减少公交站广告牌的占用空间，在站牌处开辟该站名传说的宣传栏，让市民在等待公交车的闲暇过程中增进对其由来的了解。同样，对很多民间文学、绘画、戏剧、曲艺、传统手工技艺及作品等非遗项目，我们并不能只是简单的进行普查、记录，然后放进档案馆束之高阁。怎样向社会普及、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愿意主动了解自己的文化、传承自己的文化，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