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与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管理与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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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产业转移金融支持问题研究——以皖江城市带示范区建设为例

房地产贷款风险显现

本期话题银行服务与银行收费问题

承受收费之重:银行中间业务如何突围

银行收费:激情言说与理性思考

我国农信社综合服务水平提高策略研究

制度与服务:中间业务的后劲

服务文化案例:从校长鞠躬致歉谈起

小企业市场拓展渠道创新论

碳的融通碳金融

四川省经济增长中的金融贡献度研究

公益信托:我国公益慈善的出路样本

个人客户金融消费行为分析及竞争策略选择

中国家族企业如何发展与延续

法律关系适用与未来现金流实现实现

“感动”之后怎么办

听听客户在说啥:女儿进了银行之后

凤凰探幽

迟交的读后感缅怀史铁生先生

又见玫瑰,又见玫瑰

回忆与总理握手的激动时刻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内容评析

商业银行IPO

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全球最大IPO的喜与忧

由全球最大IPO看中国金融业成长——写在农行IPO成功之际

中国农业银行成功IPO与未来A股市场

城市商业银行IPO准备中——兼析强化独立董事效能和浙江城商行上市路径

我国商业银行股改上市中流动性来源问题

银行服务收费的八个认识

银行的风险不该由股民来承担

A股国际板:期待中的兴奋与焦虑

2010年上半年十大企业危机事件盘点及分析

金融支持地方优势产业集群思考

商业银行公司业务人员培训需求分析——以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六安市分行为例

表外业务表内化将催生新一轮银行融资潮

实贷实付之思

无为而治与市场经济

杭帮客户经理故事:舆情关注人民币

希腊,让我们感怀

方寸乾坤

“楼脆脆”:酷暑下的炙烤

贷款猛增风险大调整取决城市化——2009年第2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本期话题银行卡业务

中国银行卡——挑战与策略

创建第一信用卡银行——可行性分析与实现策略

商业银行ATM发展策略研究——基于对我国12座城市的问卷调查

推进质量管理持续提升信用卡电话服务质量

开发新自助终端加强个人金融业务分流能力

牡丹信用卡市场风险管理初探

商业银行防范克隆银行卡欺诈的控制建议

中间业务——杭州银行业转型标志与竞争焦点

“融”之是非论

职场宝典:和而不同——化解职场人际冲突的智慧

职场人物:新青年制造——访陈霖和他的班子

杭帮客户经理故事:跳槽者——“非诚勿扰”

《原酿初啜——80年代实验散文》之七:山中

食色西湖父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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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

地方范围内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活动，必须有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点没有成为也不应该成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管理哪些事项，并应该由谁管理。在我国，与金融有关的工作事项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监管，二是货币政策，三是金融改革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金融发展甚至比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更加重要并更具有根本意义，不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从层次分布来看，货币政策主要任务分布在中央一级，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与发展在中央与地方的分布则基本是均衡的。毫无疑问，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既是货币政策当局也是金融监管当局的中央银行及其分支行的主要职能，与金融监管关系比较密切的金融体制改革也理所当然地进入其职能范围、由其管理和协调，但金融发展问题究竟由哪个机构负责，实际上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

与金融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机构，主要是中央银行及其分支行和各级政府负责发展计划的部门。中央银行明确的职能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金融发展虽然应该是份内工作，客观地讲，上上下下的确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重要性排位显然比较靠后，加上金融发展牵扯的面比较广，比金融监管等更加具有宏观性和综合性，中央银行也难以全部承担，因此，既不是中央银行的重要工作更不是主要工作。各级政府的发展计划管理部门，作为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计划和规划方面负有全面责任的宏观经济管理和综合管理部门，有能力也有责任对金融发展负有部分重要责任，但鉴于金融工作的特殊性，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以致无论是在国家的十五计划还是中央银行的十五计划都没有关于金融发展规划的论述，金融发展尤其是地方金融发展实际上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金融发展没有明确负责机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导致金融改革与发展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指向，一方面全国全面的金融发展处于不自觉状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各自为“战”，自行发展，甚至背离整体发展的理想方向和目标。由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缺乏金融发展整体规划的严重性，而在四大银行相继撤并“淡出”的地方尤其是县市一级，金融发展规划的缺乏导致了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融资难不可避免。可以说，地方金融发展尤其是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县域金融发展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中最被遗忘的角点，重视金融发展尤其是包括县域范围的地方金融发展问题势在必行、刻不容缓。鉴于地方尤其是县域范围内货币政策的任务比较轻，金融监管已有明确负责机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地方金融管理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金融发展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金融改革。与此同时，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还应该在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信用体系建立健全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归纳起来，地方金融管理职能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的方面：

1、制定地方金融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地方金融发展规划应该是地方金融管理的首要职能。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个人和企业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规模、特征以及增长趋势的分析预测，参照千人和千企业平均拥有的金融机构数量和结构及其与全国和当地平均水平的比较，制定地方金融发展的总体规划，包括5年和10年发展计划。

2、指导地方性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根据全国金融改革的精神和方向，负责地方范围内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与发展方面的重大决策问题。包括以政府和所有者双重身份，负责地方政府全资或部分出资的金融机构发展和改革方面的重大决策，负责新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组建的指导和协调等工作。

3、推动地方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建设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辅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信用体系建立健全理所当然是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能。包括地方范围内的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地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健全，都应该纳入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

4、配合、协调中央驻地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为了搞好金融监管并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要通过联席会议等形式，作好与中央驻地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工作，配合金融监管机构作好工作，形成合力，共同确保一方金融安全。

二、地方金融办公室的定位与走向

地方金融办公室的成立实际上早已铸就于垂直化金融管理体制的建立，对垂直体制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导致新问题出现的这种按下葫芦漂起勺现象的逐步发现和认识，促使一些地方政府从一两年前开始设立自己的金融管理机构，近来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和巨大示范效应的直辖市金融办公室的设立，使得地方金融管理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可能引起或存在的问题也随之被揭示，而对地方金融管理机构下一步走向的推测更使这一问题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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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高校科研管理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高校科研管理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关键词：金融；科研管理；学术界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现代金融理论知识得到了飞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因此受到了各国政府，学术界，大型企业的重视与研究。

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在风风雨雨中取得巨大发展的30年。中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高校内部管理体制能更好地适应高校使命和任务的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要求，从而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这其中，教学管理体制优化和创新成为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重点内容，这也对新形势下高校教学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风险管理是一种风险量化技术，所谓的风险是指在未来一定的时间及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结果的不确定性。例如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 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是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在数学学科和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使风险量化成为了一种可能。

目前，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受到了许多大型企业的推崇，掀起了一场把金融风险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的热潮。

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和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社会组织，必须尽快同国际接轨，对传统的科研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迎接挑战。

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未知事物的活动。风险与其同源共生，理应引起我们对风险的关注与重视。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

由于科学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风险涉及科研管理的面很广：

1.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对科研活动影响的风险。

2.科研经费在科研活动中是否到位，预算与成本控制是否合理的风险。

3.在科研过程中，科研人员的稳定性，能力与道德的风险。

4.科研成果是否适应社会与企业的需要风险。

对于这些问题，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与金融模型的运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思路。

本研究通过对高校科学研究活动的流程进行分析，发现当前高校科学研究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并运用var等金融模型工具，从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的实际出发，勾画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校科研管理体系。在于把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应用于高校的科研管理，将科研管理与金融学科进行结合，丰富了科研管理理论。以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利用金融模型等金融工具尽力全新的高校科研管理体系，为我国的高校科研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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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创新加速化和金融机构集聚化为序曲的金融全球化乐章快速奏响。这一时期的理论则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中，事后研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更侧重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金融体系的未来安全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超越。此外，相比以前的理论，这个阶段通过强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优点，进而寻求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完善金融体系监管，这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公共利益理论

 

1.负外部性规制理论

 

负外部性规制理论源于金融监管的负外部效应而形成的。其核心内容是：当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时，依赖自律管理的金融机构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存在负外部效应，因此，政府采取措施，克服外部效应相对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等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恰当金融监管控制负外部效应。拉尔夫·乔治·霍特里，引起经济波动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可以利用货币手段控制其波动。中央银行应使用信贷管理，控制信贷动荡促进经济稳定，并提出了一些补救手段，如央行的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循环变化导致是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一个典型危机，加息可能只是诱因，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才是主因。危机不仅仅是过度投资以及投资环境不稳定的问题，因此，对于市场失灵，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其失灵带来的不足，这种政府干预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对金融活动的规制。同时，加尔布雷思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调节和规制。

 

2.公共产品规制理论

 

公共产品拥有的两大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金融体系提供的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搭便车”是公共产品面对的主要问题。个体理性和集体的非理性会导致“挤提”的传染性，金融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违背审慎经营原则，会导致金融系统蕴藏过高风险。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需要一个拥有超然利益、独立和权威的宏观管理者对各个金融机构及其关联系统实行规制，保持稳定的金融产品供应。公共产品规制理论强调，对市场约束条件下金融系统，政府应对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运用各种规制手段进行约束，规避金融系统的集体非理性，以确保相关金融产品的稳健，从而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通过金融规制实现金融产品良性供给和金融系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三、金融脆弱性理论

 

1.金融不稳定假说

 

该假说认为，由于信用创造机构和借款人本身特征，导致金融体系产生了天然的内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Minskey认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金融自身内在特征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密切相关，从而金融自身的内在不稳定性成为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Minskey承认银行危机和经济运行周期变化的内生性，并且该周期变化受到市场自我调节的约束，政府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银行的脆弱性和危机发生。

 

2.银行挤提理论

 

挤提也被称为银行挤兑，储户集中大量提取存款，并随之产生一种突然、集中和灾难性的危机。消费者对银行的支付能力失去信心，大量从银行提取现金，往往以银行不能取款等谣言为诱因，使银行储户产生恐慌，并恐慌性取款蔓延成“银行挤提”。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不会保持所有的现金在手，只保留一定比例现金，所以出现银行挤提，银行会有相继倒闭的危险。同时，金融系统本身和挤提具有高度传染性，一旦发生“银行挤提”，如果不采取及时措施，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挤提，甚至可能导致金融风暴。戴蒙德等在分析了商业存在的内在不稳定后，提出了银行的D-D模型，用以研究金融市场有可能存在的多重均衡。D-D模型得出了信息不对称是银行遭遇挤提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并进而认为商业银行遭遇挤提会对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他们据此认为，对脆弱的金融体系进行监管非常主要。而监管的重点则是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即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与对称性，以使全社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更具信心。

 

四、金融监管失灵理论

 

1.管制供求理论

 

管制供求理论是施蒂格勒提出的，他继承了集团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赞同政府金融监管以自己以及利益集团利益为重心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观点，然后利用供求关系理论来研究了金融监管效率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管制供求理论。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各种监管资源调整各方利益从而可以实现对一个行业调控，主要监管手段包括：新竞争者进入的控制、配套产品生产干预(比如替代品和补充品)、价格管制与货币补贴等。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这些因素主要是市场对于业务活动的限制、利率的上限规定以及市场准入管制等因素。首先，供给方面，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监管时通常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利益，而是使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在执行工作时就会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产品供给，因此，就会使得金融监管效率低下。另外，波斯纳曾指出，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行业监管时，他们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样必然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会遭受损害。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监管不仅可以为被监管者带来利益，还需要消耗一定的监管成本。随着理论的发展，由于缺少明确的监管方式界定以及评判标准，管制供求理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管制寻租理论

 

管制寻租理论是对金融监管范围内寻租行为的一种解释。寻租理论是由克鲁格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部门通过利用政治工具，利用政治特权，获得了资源的拥有权，在损害了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收益大于租金。寻租行为对于社会是一种有害行为，其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还会使社会资源减少，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福利降低。不论在其他行业还是金融监管行业，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都是存在的，因此，政府寻租行为也必然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效率。管制寻租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对于金融监管的管制，不但没能更好的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因此，市场的竞争机制更加不完全，有失公正。所以，在寻租行为盛行的环境下，企图利用政府来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是不现实的，反而会使得金融行业市场秩序混乱，导致更多的不公正现象发生。因此，在该理论框架下，政府部门应该对金融行业放松监管，从而避免大量的寻租现象。

 

以上理论说明监管存在与市场调节同样的失灵性，所以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且与公众利益的维护相比，金融监管更在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功能监管理论

 

功能监管理论认为应当根据金融体系的功能来设计不同金融监管体制，它要求对从事同种金融活动的中介使用同种法规。莫顿(Merton)、鲍迪(Bodie)等指出，相对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组织形式与功能变化相适应，金融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将最终会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功能。基于对金融中介功能概念的深入理解，他们认为基于功能监管的金融体系要比基于机构监管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政府监管。功能监管强调以功能来架设组织结构，功能的稳定性和相似性，特别是金融体系在本质上其基本功能具备同一性，从而政府在应对机构变化设计政策和监管制度时，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更好应对国内与国际金融变化。相对于金融服务可随竞争形式而发生相应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根据功能而制定和实施的监管法规更稳定与高效，并且可以降低机构“监管套利”的可能性。

 

五、总结

 

金融监管的效用存在阶段性特征，对应着特定时期的金融发展需求。金融监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不同时期的金融发展，要适时调整金融监管力度。比如，在经济过热时，强化型监管比较有效;在经济低迷时，效用较低，甚至是负效用。行为金融学、信息经济学和复杂学科的金融监管理论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信息充分和理性经济人等假设前提，从而更加符合当前实际运行中的宏观经济，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和流程再造来解决金融监管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符合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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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新常态；新思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业也正经历着科技与产业高度融合、深度叠加的新变革。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必须适应金融科技新常态，育先机，开新局。

一、金融科技的本质和新常态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究其本质，金融科技是金融机构将数据作为新的、战略性的生产资料，推动实现金融生产力的一次全面升级。其中，5G技术，着重解决数据获取和传输问题，传输速度的提升使得万物互联成为可能，数据的获取和传输将不再是瓶颈；大数据技术，着重解决数据的全量管理问题，成熟的底层技术框架使得数据采集、存储、集成、计算、分析等不再是瓶颈；云计算，着重解决数据的运算能力问题，云计算的基础设施和操作系统使得实施数据传输和运算的网络、系统、硬件、软件等不再是瓶颈；人工智能，着重解决数据的分析和应用问题，机器学习、生物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语音技术、知识图谱等极大提升了基于数据的分析、操作、管理和决策能力；区块链，着重解决数据的信任问题，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了数据存储、传输和访问的一致性、真实性、准确性。现实生活中，金融科技带来的改变比比皆是：智慧网点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当客户步入一个基于5G和人工智能服务构建的智慧网点，基于生物识别技术的客户识别系统第一时间识别客户身份，客户可以在智能交互屏完成各类常用业务，如需客服支持，远程坐席通过视频接入，实现“一对一”服务。“技术应用+服务功能+场景链接+生态融合”四位一体的智慧服务体系，突破了银行服务在交易介质、时间、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为客户带来更加安全、便捷、智慧的金融服务体验。智能投顾提供专属客户服务。理财投资需要专业的知识背景，客户通过网点的客户经理获取专业的财富咨询，受客户经理人数和经验的限制，很多客户无法享受到专业的理财服务。智能投顾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根据客户个人特质和资产情况，评估客户风险承受能力，无需客户经理，就能为客户定制投资组合产品，客户无需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就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设定预期收益率，实现一键投资。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模型，为客户提供在线组合配置建议及组合管理的理财顾问服务。金融科技始于金融、融于金融。各类金融创新将突破时空限制，潜移默化或急速改变客户的金融消费行为习惯，也改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方式。对银行而言，对物理网点和网点从业人员的需求会降低，对长尾客户的服务效能会提升。对客户来说，缩短了业务办理的等待时间，能获得更专属的金融服务，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和体验，更多的业务无需到网点就能办理。这些新服务、新产品，将银行打造成“空中银行”，将客户变成“空客”，客户的新习惯与银行经营管理新模式相互促进，成为金融科技新常态。由此产生新的风险管理数据、模式和需求，要求风险管理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二、建立三大思维应对金融科技新常态

金融科技，未来已来。新常态需要新思维，商业银行应加快适应金融科技带来的转变，以全量思维思考问题，以智能思维推进工作，以底线思维防范风险。

（一）建立全量思维，适应以大数据为驱动的风险管理新趋势

全量思维下的风险管理以大数据为驱动，解决了传统风险管理中数据来源单一、数据维度有限的困境，用全量、有效、合规的数据做好风险管理。一是加强数据获取。金融科技视角下的风险管理建立在多维、海量、动态的数据基础之上，需要整合自有数据、收集公开数据、与第三方服务商合作以及新渠道开发等方式，构建包含市场数据、业务数据、行为数据等维度全量数据，实现数据持续更新，为风险管理提供数据基础。二是提升数据质量。多渠道、多维度、海量的数据会带来数据质量的挑战。一方面，不同数据来源会导致数据标准不统一，需要在金融大数据平台汇总成统一数据格式；另一方面，各个数据来源的数据有效性不同，可能存在数据缺失、失真等问题，需要对数据有效性进行校验。三是保障数据合规。全量数据思维下，数据来源更广，除了公开的市场数据外，还需要利用业务数据、行为数据，甚至是客户在行业内其他机构的数据和跨行业的数据，需要有效使用合规数据，避免掉入合规陷阱。

（二）建立智能思维，掌握以人工智能为手段的风险管理技术

新形势下的风险管理需要建立智能思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平台的应用，改进信息获取时效，前移风险防控手段，实现数据实时获取、模型自主学习、参数动态调整，创新风险控制、监测和预警。一是前瞻性的风险控制。传统的数据获取方式使得风险的防控更多集中在事中和事后，对于事前控制手段较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多维度的数据更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风险管理的控制点向事前移动。二是高时效的风险监测。传统模式下，由于数据获取滞后和需要人为调整模型参数，信息不对称导致风险发现会有延时。大数据技术可以实时获取并处理海量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不间断运行并动态调险模型，实现高效的风险识别。三是新形势的风险预警。前置的风险控制和高效的风险监测方式，使风险信息的发现和获取变得更加灵活、高效，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

（三）建立底线思维，防范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

金融科技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挑战。需要建立底线思维，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一是合规风险。无论是依托大数据平台的数据获取和使用，依托人工智能的实时运算模型和高频的量化交易方式，还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发展，新技术的应用都需要符合法律和监管的要求，防范合规风险。二是操作风险。一方面，大数据管理和使用不当，会造成海量数据泄漏，需要防范数据使用中的信息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模型运行中出现的模型准确度下降甚至误报情况，需要通过持续的模型监测、评估和优化防范模型风险。

三、金融科技新常态给风险管理带来新机遇

新常态下，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为金融业务领域带来丰富应用创新的同时，也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带来了诸多机遇。传统的金融行业风险管理依赖专家经验判断，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对于客户的集群风险、行业风险和市场竞争能力较难识别。金融科技带来风险管理的方法创新，使得风险管理能够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便捷地完成风险识别、计量、预警和控制工作。

（一）构建智能反欺诈监控平台

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发展与普及给金融业态带来了深刻变革。传统欺诈防控方法以专家经验规则为主，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人工依赖程度较高，效率低下。在银行业务线上化、网络黑产技术化的形势下，银行传统的反欺诈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以大数据为基础，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构建的全流程、多维度欺诈风险防控体系，能够实时识别、监测、阻断欺诈风险。工行智能反欺诈基于工银智慧大脑训练智能AI反欺诈模型，嵌入每笔用户动账交易，实现交易过程中毫秒级智能反欺诈识别和处理，直接避免客户欺诈损失。当客户在进行大额交易或向可疑账户汇款时，需要进行二次确认；在客户进行信用卡申请时，无需再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进行核实，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法进行信息核对，风险控制更加高效、准确。

（二）创新交叉线风险智能监控

近年来，杠杆高、嵌套深、产品复杂、资金空转的市场和业务乱象不断，市场动荡极易带来交叉性金融风险传播。传统情况下，因为业务数据分散，每一次市场震动，都需要很多团队和人员分工协作，各自独立分析数据，再统一汇总分析，很长时间才能全面摸透客户存量业务和风险传染路径。金融科技整合全量大数据，一键看清客户业务关系和资金流向，使得交叉性金融风险防范更加高效。工行集团投融资风险监控平台，应用于债券投资、风险排查、风险预警、专题分析，能够支持单客户和组合客户一键式风险排查，15 分钟内分析客户相关的债券、股票、贷款、租赁、票据、交易、存款、结算、资产、评级、财报、舆情等7 大类、25 小类信息，每日4 次获取客户股票债券价格异常波动、经营管理层变化、企业重大盈亏、经营管理重大变化等负面舆情，准实时地识别全市场的高风险客户和高风险债券，支持总分行加强交叉风险管理。对于风险管理而言，金融科技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金融科技可以使金融业务有效提速和扩容，但也显著加大了操作风险、信用风险以及道德风险，加大了风险控制的难度和维度。工商银行愿意迎接各类挑战，坚持“主动防、智能控、全面管”风险管理路径，强化专业化经营和精细化管理，顺应时展趋势，加快金融科技的应用，持续推动风险管理新模式的构建与优化，积极支持金融业务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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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物流；协同管理；信息系统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5. 021

[中图分类号] F270.7；TP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5- 0032- 03

1 引 言

金融物流作为一种新型服务模式，使得“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结合”从概念变成了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供应链中的金融问题，但仍旧存在一些问题。目前的供应链系统管理水平不高，金融物流服务效率较低，金融风险较大，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等问题阻碍了金融物流业务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协同管理方法融合了供应链的集成性、协作性，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有利于降低风险，加强控制，为供应链的良好运作提供保障。

现代物流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金融物流（Finance Logistics）是金融服务和物流服务相结合的产物，不仅能提高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能力和经营利润，而且可以协助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全面提高企业一体化服务水平，同时也能为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增加利润，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本文所构建的金融物流管理信息平台是提升业务管理水平的有效工具，该平台集存货质押、金融质押、风险管理等功能于一体，以金融质押为主体，实现了各模块无缝衔接，并融存货实物监管、工作量统计及成本核算于一身，为存货质押各方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决策依据。保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有效融合，同时为第三方物流企业、供应链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化服务[1]，还可以有效防范仓单质押服务风险、结算服务风险、融资服务风险等金融风险，提高业务运转效率，减少管理成本和物流成本，使物流监管方、银行、生产商、经销商等多方获利，最终提升产业链水平。

2 金融物流

2.1 金融物流的概念

金融物流，即金融服务和物流服务有机结合，主要是指在供应链中，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一种金融服务与物流服务集成式的新型业务。其主要内容包括：物流、流通加工、融资、评估、监管、资产处理、金融咨询等。[2]

第三方物流企业与金融机构有机结合，为供应链中的供应商、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提供物流和金融集成式服务，从而实现传统物流的金融服务创新，实现供应链增值。

在提高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方面，国外相关的文献很多，成果也比较丰富。Buzacott和Zhang[3]则定量研究了业务中的一些重要指标（例如利率和贷款额度）的确定以及对业务风险的影响。Barsky和Catanach[4]认为与金融物流密切相关的商业融资不同于传统的信用贷款，实践业务控制应该由主体准入的基础风险控制转变为过程控制。Diercks[5]认为金融物流业务必须严密监控，介绍了一些如何实现有效监控和提高管理的具体监控方法，阐明了要求第三方或物流企业参与监控的必要性。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很少有现成的模型可用，风险控制水平较低，需要更多的关注。[6]

2.2 金融物流的业务模式

目前，我国开展的金融物流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基于存货的金融物流模式，包括仓单质押融资和存货质押融资两种业务形式。其二是基于贸易合同的金融物流业务模式，包括应收账款融资和订单融资两种业务形式。[7]

本文研究的物流企业业务模式主要有仓单质押、全流程业务、海陆仓、未来货权4种。

仓单质押：以仓单为标的物，货主企业把质押品存储在物流企业的仓库中，然后凭借仓单（质物清单）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根据质押品的价值和其他相关因素向客户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授信额度。

全流程业务：物流公司对质押产品的整个运输和仓储过程进行全程监控监管，实现全程无缝动态监管。

海陆仓：指结合物流传统海运业务，借用仓单质押理念，基于海上在途监管并包含两端仓库（堆场）监管在内的一种全程质押监管模式。

未来货权：是指质押物分批入库，最后根据银行的出库指令统一出库的业务模式。

2.3 金融物流的监管模式

本地监管：物流公司利用全国各地的自有/自营仓库，存放各融资企业的质押产品。适用于仓单质押和未来货权业务。

输出监管：物流公司直接派驻专业监管人员进驻监管企业仓库或场地，对其质押给银行的质押产品执行现场监管。适用于仓单质押和未来货权业务，也是目前物流金融物流业务的主要监管模式。

在途监管：物流公司直接参与各融资客户的货物采购或销售运输业务，将监管范围延伸至收/交货地，将货物运输环节纳入监管范围。适用于全流程业务和海陆仓业务。

综合监管：物流公司对质押产品的整个运输和仓储过程进行全程监控监管，实现全程无缝动态监管。适用于全流程业务和海陆仓业务。

2.4 金融物流的金融风险

实施金融物流的风险一般包括：内部管理风险、运营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安全风险、环境风险、法律风险、信用风险等。

本文主要研究实施金融物流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2.4.1 仓单质押服务风险

仓单质押服务的风险主要来自于质押产品，质押产品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润的获取，不对称的产品信息使得质押贷款业务有可能面临极大的风险。主要的风险源于：质押产品价格通常随时间而波动，当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时，质押贷款的保障程度就会降低；质押产品来源不明或是走私产品，存在罚没风险；质押产品品质风险，可能存在品质不符合质押贷款协议要求的问题。此外仓单的唯一性得不到有效保证，存在造假风险。

2.4.2 结算服务风险

物流结算服务主要涉及金融物流服务企业利用各式结算方式为物流企业及其客户提供的金融结算服务，包括代收货款、垫付货款、承兑汇票等业务。物流业的高速运转性质，使金融物流所面对的风险被杠杆效应放大了。与传统的静态结算服务相比，物流结算服务的产品形态一直处于变动状态，带来了额外的管控风险。此外，金融物流结算业务涉及大量的金融创新和电子网络结算，这对金融企业的安全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3 融资服务风险

融资偿付是建立在企业资金流的有效性和交易的真实性之上的，虚假交易直接影响到资金的回收，而我国现在缺乏完善的信用评价信息，更增加了融资风险和对虚假交易的监督成本。融资涉及多个参与主体，但现在缺乏参与各方的风险分担和收益互惠机制，导致各主体片面转嫁风险，出现“逆向选择”的融资风险。传统的融资风险评价体系难以适应金融物流的运转状况，体制上的缺陷也带来了额外的融资服务风险。

2.4.4 物流企业风险

财务制度不健全，企业信息透明度差，导致其资信水平不高。中小物流企业缺乏可用于担保抵押的财产，资产负债率通常都比较高，绝大部分财产已经抵押，因此导致新贷款申请抵押物严重不足。此外，一些物流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者素质较低，当经营出现困难时，想方设法拖欠贷款利息，不但给金融机构贷款资金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信誉度，增加了物流企业再次贷款的难度。[8]

3 基于协同管理的金融物流管理平台构建

要将金融和物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金融物流管理平台为企业服务，就必须依赖于协同管理。协同管理就是将企业的各种资源（ 包括人、客户、财物、信息、流程） 关联起来， 使之能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或目标而进行协调或运作，通过对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开发利用，实现这些资源的利益最大化，消除在协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壁垒和障碍。基于协同管理的系统包括4个主要元素：人员、信息、流程和应用，其中的核心是人的协同，信息、流程和应用的协同都是为实现人的高效协同服务的。

本文研究的金融物流管理平台覆盖传统物流企业运输、生产、营销和管理各环节，以及仓单质押、全流程业务、海陆仓、未来货权4种金融物流的业务模式，既能满足日常业务操作需求，也能满足统计分析、商务结算、决策管理方面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物流企业的效率，减少了金融风险，实现了信息共享。

基于协同管理的金融物流管理平台主要解决金融机构、第三方物流企业和供应链企业的信息协同，以及各类数据的协同共享问题。仓单质押、全流程业务、海陆仓、未来货权4种金融物流的业务模式基本实现了人员、信息、流程、应用的协同。

（1）金融服务机构、物流企业和供应链企业的信息协同：物流企业通过银行信息接口和物流信息接口，连接金融服务机构和供应链企业，企业能够即时掌握供应链物流信息，物流企业也可以就业务中涉及的金融和款项信息与银行及时沟通。这样的信息系统平台建成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信息共享，降低金融风险。在物流企业内部，总部管控与分类的模块也需实现协同管理，总部从战略管理的高度监督和管理各模块的运作流程，享有充分的管理权限。

（2）数据协同共享：如即时通讯E-mail、报表中心、基础数据等，实现相应的协同。如财务系统接口、Web服务管理实现应用协同。同时这样也使得数据在金融机构、第三方物流企业和供应链企业之间实现协同共享。

4 应用案例介绍

该金融物流管理平台在国内某大型物流企业上线运行后，使物流企业的金融物流业务实现了信息化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在效率方面，由先前的手工操作、人工监控，变为现在的全部信息化、系统化，将项目调研审批流程纳入系统管理。初步统一各片区原先混乱的操作流程和规范，缩短了审批时间。提供多种监管员分派方式，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在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统一的信息平台能够及时掌握相关金融信息，能够及时掌握质押产品的情况，及时了解市场价格的变动，不至于因掌握金融信息的不完全造成巨大损失。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数据同步，保证财商数据一致，提高企业资信水平，便于加强与银行的合作，减少融资风险。提供多种监管员分派方式，并提供监管到期预警功能和出库操作预警功能，降低了风险。方便快捷的电子结算方式和结算业务不断创新，应收账款、预收账款、承兑汇票等金融信息在同一信息系统内及时传递共享，使得金融物流参与方的金融风险大大降低。

在信息共享方面，建成了公司级业务数据中心和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了信息共享，为企业管理及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构建了集中式作业平台，以信息化促进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业务流程规范化、标准化。

5 结 论

金融物流管理平台是物流公司开展金融物流业务的重要平台，也是提高物流企业服务效率的技术保障。针对目前物流企业面临的管理水平较低，金融风险较大，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数据共享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等问题，本文以协同管理理论和信息技术为基础，搭建了金融物流集中式标准化作业平台，初步实现业务流程规范化、总部管控统一化，满足业务操作和物流企业管理的需求。集中式的管理模式确保总部对下属网点的运营情况的严格管控，初步实现以信息化促进精细化管理，使系统的管理作用得以逐步体现。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信息系统，实现了对金融物流业务的信息化管理，降低了金融风险，加强了对监管员的管理、提高了项目管理能力。建成公司级业务数据中心和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完成和强化公司内部信息的一体化建设，为企业管理及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持。该平台构建紧紧围绕着协同管理中的“人员、信息、流程、应用”四大核心要素，将协同管理的理念贯穿于平台的开发和构建中。实际应用案例表明，该平台能够提升运作效率，降低金融风险，规范和简化实际操作流程，促进不同组织和不同系统间的信息共享，提升企业内部的协同水平。因此，该管理平台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物流公司，以提高物流企业整体运作水平，提升其在国际和国内金融物流市场中的整体竞争实力。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冬春，李毅学，冯耕中. 我国物流金融业务信息系统发展现状分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12）：56-59.

[2]陈祥锋，朱道立. 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物流[J]. 物流技术，2005（3）：4-15.

[3]J A Buzacott，R Q Zhang. Inventory Management with Asset-Based Financing[J]. Management Science， 2004，50（9）：1274-1292.

[4]Barsky N P， Catanach A H. Evaluating Business Risks in the Commercial Lending Decision [J]. Commercial Lending Review，2005，20（3）：3-10.

[5]Diercks L A. Identifying and Managing Troubled Borrowers in Asset-Based-Lending Scenarios [J]. Commercial Lending Review，2004，19（3）：38-41.

[6]李毅学，汪寿阳，冯耕中. 一个新的学科方向——物流金融的实践发展与理论综述[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0（1）：1-13.

[7]刘龙政，徐智凤. 物流金融的业务模式及其对物流业的影响[J]. 物流技术，2011（12）： 65-67.

篇7

[关键词]金融风险;转移;金融监管;资产证券化

[作者简介]陈兵,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香港城市大学

机构同样承担着类似银行的业务,也正因为如此其被称作影子银行(shadow bank)。而这些主体没有受到太多规则约束,也无需向公众披露过多信息。但其实际上负担着银行转移过来的风险,并正在为市场提供着大量信用,而其自身的资金储备又是不充足的;当出现了投资者信心不足的情况时,会出现与银行储户挤兑的类似情况而在市场上产生连锁反应。

综上,由于监管者对资产证券化创造资产流动性、转移银行债务风险的操作模式没有充分的认识,房地产市场上原本不流动的风险在相关的金融市场上传递开去,而相应实体经济中的变化也在虚拟经济中被放大了。

(二)对资产池构造方式创新的过度放任

市场风险(market risk)作为现代金融市场中系统风险的另一个更为常见的表现同样与资产证券化某些具体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被用作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会被从发起人的其他财产中分离(segregation)出来,从而避免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会在发起人或其附属机构破产时被一起纳入破产程序中用于清偿发起人的债务。分离需要通过法律上的人为安排来实现,即通过构筑真实销售,将相应债权卖给spv。在证券化几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发展中最突出的变化集中在分离出的债权所组成的资产池方面,也就是说,资产中资产的组合和交易方式经历了不断革新。

资产证券化将不同来源的相关资产组合成资产池(portfolio)后分层(tranche)并以对应层次的资产为基础发行股票给投资者。这种组合一开始是将具有相同合同条款、性质类似的债务打包并进行分层。分层的目的是用多样化的基础资产(un-derlying assets)创设出不同信用等级(aaa,bbb等)的贷款,同时又能够满足证券投资人对于风险和收益不同的投资需要。分层的方式有很多种,较为简单的如转手证券(pass-through note),是将资产池中的资产分成优先级(senior class)、中间级(subordinated or junior)和股权级(equity class),应收账款的分配在量上会首先保障优先级证券持有人受偿,这样最后股权级甚至中间级资产对应的证券会有无法完全收回投资的危险,而优先级证券得到了较低层应收账款的保证显得更加安全;当然也因为其风险较低,对应的收益率也会较低。较为复杂的如转付证券(pay-through note),以最近流行的现金担保债务凭证(cash 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为代表,其分层重要的创新在于将更多不同性质的资产组合到一个资产池中,形成了有如共同基金(mutual fund)这样的产物,通过投资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来冲抵防范基础资产的潜在风险。其进一步通过投资者获得支付时间上的先后创设出不同级别的证券。不同证券持有人在本金甚至利息方面获得的支付时间不同,这不但从效果上保证了较高级别一层的基础资产所对应证券的持有人能够完全收回投资,同时不同到期日的证券又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在投资时对资金周转速度的不同要求。

随后产生的是更为复杂的合成担保债务凭证(synthetic cdo),金融创新于此被发挥到极致,突出特点是资产证券化与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结合起来,比较常用的衍生品有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该金融衍生品是指,合约由两个法人交易,一个称为买方(信贷违约时受保护的一方),另一个称为卖方(保障买方于信贷违约时损失)。当买方在有抵押下借款予第三者(欠债人),而又担心欠债人违约不还款,就可以向信贷违约掉期合约提供者买一份有关该欠债人的合约/保险。通常这份合约需定时供款,直至欠债人还款完成为止,否则合约失效。倘若欠债人违约不还款(或其他合约指定情况,令人相信欠债人无力或无打算依时还款),买方可以拿抵押物向卖方索偿,换取应得欠款。卖方所赚取的是倘若欠债人依约还款时的合约金/保险费。即受保护买方(protection buyer)定期向(为买方)提供保障的卖方(此处即spv)支付费用以换取对与某个实体或某项债权有关(referenced entity or referenced re-sponsibility)的“信用事件”(credit events)的保护。合成担保债务凭证拥有与现金担保债务凭证资产池相同的风险组合形式,不同之处在于合成担保债务凭证的基础资产是信用掉期合约的集合。这种形式的证券化实际上是因为现金担保债务凭证逐渐流行而市场上又缺乏足够的担保来形成更大规模的现金担保债务凭证所产生的信用交易方式。最终,为了进一步充分利用市场上的担保债权,担保债务凭证的股权级会被拿出来再进一步进行分层和合成,就会形成cdo的平方、立方甚至n次方。

上述资产证券化不断创新逐渐走向复杂的过程,尤其是与衍生品结合这一重大变化,充分显示了市场主体投机和有效化解风险这两种相伴的需求。这同时也是前述影子银行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代替银行进行融通资金活动的有力体现,也就是说货币市场在银行系统外成为又一个联系不同主体进而事关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与货币市场有关的市场风险的影响力应被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来对待。现代金融产品如衍生品其基本的出发点无外乎都是让投资多样化(diversifying),对和市场风险存在消极(nega-tive)关联或不相互关联的风险进行组合并最终平抑风险。但是当这些风险和市场成积极(positive)关联时则不能被有效化解。鉴于包括合成衍生品在内的证券化相关操作缺乏透明度和统一结算,监管者和市场主体无法对整个金融市场中的情况作出充分、及时的把握,而越发复杂的产品结构在进行过度信用创造的同时更催生了大量信用泡沫,相关监管机构持着如此操作可以分散甚至化解风险的观念也任由这样的创新无序地发展下去。当投资者信心不足时,货币市场的泡沫就相继破裂了。

三、对资产证券化调整及程度的拷问

只有正确理解前述资产证券化在市场中暴露的问题才能有利于监管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金融海啸发生近两年的时间里,各国政府、行业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已经积极地着手对相关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而事实上,这些以资产证券化及其他紧密联系的相关问题为调整对象的各种措施恰恰反映了金融风险产生和传播方式已经受到了一些国家的重视,并对其监管理念开始产生影响。

围绕着资产证券化,可以看到在源发地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9年6月,美国财政部颁布了加强对金融监管的规定。这份白皮书明确提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改革金融监管和调控中存在的漏洞和缺点,从而将美国经济

拉回持续复苏的状态。在“建立对金融市场的综合监管”这个标题下,白皮书明确地提出了提高证券化市场监管的一些总体性建议,包括出台新的有关市场透明度的要求,对信用评级机构加强管理,以及要求发行商和发起人对证券化的贷款保留金融利益。

而对相似的调整对象。其他主要国家也同样表现出了紧张和极高的关切度,纷纷加大监管的力度。旨在加强国际金融构架、维护金融持续发展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就相关问题已经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其在2009年的《匹斯堡公报》(pittsburgh communiqué)中提出了与美国大致类似的总体目标,那就是对资产证券化、场外交易的衍生品、信用评级机构、对冲基金进行更为严格(tougher)的监管。

具体而言,各国在类似的总目标下正积极出台相关的细化方案。前面提及的资产证券化暴露出的两大方面的问题正好与系统风险内涵的两个方面(以银行为核心的机构风险和以货币市场为核心的市场风险)大致对应,而各国政府和组织对资产证券化的改革调整方案也同样能够反映出对上述两种风险的不同解决方法。下文笔者对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相关做法进行梳理和归纳。笔者主要从对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两方面进行论述,而这两大调整对象恰恰反映了对传统机构风险的继续重视和对市场风险的重新认识。

在对银行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美国的证券和外汇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sec)以及银行监管机构将会规定进行资产证券化的主体自己保留基础资产5%的信用风险,同时sec将会有更大的权力对资产证券化有关贷款层面的信息披露作标准化的规定。欧洲也出台了类似的5%的规定。而g20在《匹斯堡公告》中也提出对银行进行证券化操作要留有更多资金储备。国际上,《巴塞尔协议》终于在2009年7月通过了一系列完善巴塞尔框架协议的新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总结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其中对有关资产证券化规定的完善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揽子措施中,《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进一步加强了对某些资产证券化最低资本要求(第一支柱)的约束,对再证券化产品引入更高的风险权重从而进行相关操作时需要相应增加资本储备,同时要求银行需要对外部评估的证券化风险暴露(exposure)进行更严格的信用审查。类似的措施一方面反映出对传统银行在保证金融市场安全方面重要性的再次承认,以对银行相关操作的监管和控制作为金融危机后各国采取措施的核心部分反映出各国在控制和降低金融风险上对银行的继续重视。但更重要的是,各国监管机构通过资产证券注意到一定的金融操作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市场中的流动,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分散化不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完全化解,甚至反而由于金融风险的传播和扩大而带来整个市场的风险。鉴于此,既然完全保证银行脱离金融风险似不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做法,那么就应当相应给予银行在金融市场中一个修正的定位。

在衍生品方面,g20提出所有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品合同(standardized otc derivative contract)需要在交易所或者电子交易平台上进行,并集中进行清算。otc衍生品合同需要向交易备案机构报告。非集中清算的衍生品需要服从更高的资本要求。美国也类似地希望将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品合同转入清算所进行清算,并在交易所进行受监管的交易;而满足特定需求的“客户化”(customized)的衍生品需要报告和备案。衍生品不是本文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但是其中相关规定必定将会同样适用被合成人资产证券化的衍生品的调整,从而为资产证券化的平稳运作提供保障。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对风险认识的深化一言以蔽之是对传统上较为简单的机构风险调整的修正,所导致的更深远的影响是可能带来监管上的调整广度增加,以及对相应经济性的拷问,甚至是调整模式的转变。

第一,在众多的措施背后实际上一直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金融监管到底应该对金融市场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会涉及有关经济节约的问题。也就是说,相关主体进行资产证券化原本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求成本更为低廉的资金来源,对资产证券化规定过多或过于烦琐的标准和规则会伤害到使用者的积极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对私人性质的资产证券化(private-label securitization)应当进行全面的改革,其对有关修正激励机制的不当以及合理注意义务缺失的主要建议进行了研究,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进行表外操作的主体要求严格的会计标准,提高自留额的要求,增加披露事项和透明度标准,证券化机构补偿应当与证券产品更加长期的表现挂钩,更加简单和标准化的证券化产品等等。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imf所表达的,监管的广度增加又会涉及到是否经济(cost-effec-tire)的问题。imf报告提出,虽然这些方法在总的方向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要全部采纳可能会过于昂贵;其中报告特别提及了美国和欧洲5%的规定。尽管g20的银行资金储备要求也引起争议,但是可能是因为传统上银行在系统安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有关措施得到了包括欧洲影子金融监管委员会(european shadow financial regula-tory committee)在内的更多支持。如有评论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留而在于留多少。同样有关经济性,与衍生品相关的问题作为现代市场系统风险管理的一个新的话题,显得更具争议性。例如早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sec就逐渐展开了对衍生品的调整,而这一调整恰恰是从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衍生交易开始的。衍生品市场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自治的市场,通过行业组织国际互换和衍生品联盟(international swap and default asso-ciation,isda)自主谨慎的管理,被认为已经平稳运行了超过二十年。在这些年中,衍生品私下的、场外的交易享有美国证券法联邦和州两个层级的注册豁免。但从2006起,在向公众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这一问题上,规则ab(regulation ab)要求如果对冲交易中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被估计为“比例重大”(significance percentage),即10%或更大比例时,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的发行商需要对衍生交易相对方的金融信息(financial information)进行披露。如果cds的提供者或其附属机构同abs发行商有不止一单的对冲交易,那么这些交易必须被合并(aggregated)计算来确定上述“重大比例”。具体来说,如果比例大于等于10%但是小于20%,abs的发行商必须

向对冲的相对人(证券持有人)披露某些金融信息,包括对冲交易提供人最近五年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如果比例大于等于20%,那么abs的发行商必须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counting principles,gaap)和sec规定的要求来对经过审计的完整财务报告进行披露。该披露必须列于招股说明书中,同时需要根据修改后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的要求不断更新和持续公开相关信息。这样的规定遭到美国国内abs发行商的抵制,关键在于这些要求将会增加其成本、减少交易的机会。因为对于众多衍生品提供者来说,基于方便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其本身并不会按照gaap的要求准备相应的财务报告,所以能为资产证券化公开发行提供对冲交易的主体就有限了。总之,衍生品市场本来就是一个专业化主体参与的市场,依靠金融创新的力量带动信用创造。故对其进行监管时就显得相当复杂,这也可以从各国对衍生品的监管留了相对较长的改革过渡时间反映出来。如何做到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兼顾效益可能要有待于各国的进一步实践检验。

最后,结合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探讨证券化监管程度这一问题背后有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方面,即可能会涉及到是否还应继续坚持原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模式的问题。以美国为例,证券市场的监管采取的是市场原则的方法(market-dis-cipline approach),这种方法即通过市场参与主体依各自动力驱使和理性判断形成相对有序的市场。在政府原则性的指引下,可以由相关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来进一步细化和指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市场主体接触到充分的市场信息。在一个高度透明的市场中,主要依靠市场的调控同时也被可以满足前述高效的要求。资产证券化市场原本就是一个自主运作的市场,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事实上的政策制定者为市场运作提供保障。但从来就不存在完全不需要政府监管市场,由于过分依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最终因为信用评级市场缺乏有效竞争、存在利益冲突引发不真实评级,并由此助长了信用泡沫的产生。现在各国都已经在着手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改革,并努力改变完全依靠信用机构外部评级的局面,从而逐渐恢复市场的自主性。但如何做到将前述改革中的政府监管措施的指引和市场自行运作协调起来也有待实践的检验。

四、结语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谨慎地分析资产证券化能够充分暴露资产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方面,对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功能的认识不足造成了金融机构置身于风险链条之外的错觉从而可能引发机构风险;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结合过于复杂的信用工具对信息透明度造成了影响,以至于不但不能使风险多样化反而更容易造成资本市场的不稳定。这其中,机构风险和市场风险并非绝对无关;事实上,资本市场的相关风险同样会通过影响市场中的机构来引发危机。

上述两方面从更深层上诠释了现代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含义,而据此各国所进行的监管改革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是对金融市场整体平稳运作的实践。故没有人能否认对于证券化的审视是对这次金融海啸进行反思的核心。

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未来,有学者研究认为,从证券化的核心步骤真实销售来看,这种工具本身就存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但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依然有着逐渐发展壮大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规模效应”(too big to fail)使政府只能被迫接受并通过改进监管、完善规则来保证这一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工具的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了资产证券化在过去几十年来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和为投资者、消费者提供的便利。这样看来,虽然对资产证券化厌恶者不乏其人,甚至有激进者声称要废除这样一种金融工具,但这样的立场是不符合现实、不可取的,例如虚拟经济应当被抛弃这样过于偏颇或激进的观点是应当避免的。

篇8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分离；成因；防范

1.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只是二者分离的一个集中反映。随着开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一些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显著失衡，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的兼并行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业中出现，导致经济体中出现高度集中的问题。这种因为大肆合并而导致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则金融企业因高度集中而为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带来了追逐高额薪酬的机会，再则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凭借自身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而无需承担破产风险的忧虑，即使有破产的风险和可能，政府也会因为其规模巨大一旦破产就会给整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出手相助，因此，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就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甚至会做出一些严重不利于自身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经营行为。

第二，由于金融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大量交易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致使金融经济中的交易出现纯粹性的投机行为增加，乃至金融经济彻底抛弃实体经济，脱离与实体经济的正常、必要的联系，致使整经济发生恶化趋势。

第三，由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导致金融经济中的投机因素影响到经济指标，许多价格指数因为实体经济的弱小和金融经济的强大而难以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这也进一步致使大量价格指数失去了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经济的挤压而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大量社会资本从创造真实价值的实体经济领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经济领域，而金融领域由于其投机而出现出虚假繁荣，这又进一步掩盖了实体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升，这是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发展趋势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会资源流向金融经济领域，金融经济在社会经济整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过度失衡，导致金融经济由于过度集中而缺乏约束，甚至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金融经济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能，一旦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这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整体经济都具有破坏性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弄清楚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2.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是随着金融经济在数量、规模、地位等方面显著超过实体经济中而形成的，随着这种趋势的延伸，二者的分离必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生消极影响。深入分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这对于防范因二者的分离而损害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资产比率增加，风险扩大。在谈金融经济发展甚至超过实体经济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践顺序上还是在现实贡献上，实体经济都是比金融经济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经济必须在实体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能出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任何经济发展时期都是金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经济支撑。

因此，金融经济的兴起、发展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基础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实体经济的交易需要外汇，这离不开金融经济的支持，金融交易对于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各种风险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长会比实体经济增长更快，于是就出现了金融资产比率增加，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的过度集中而损失社会经济。

第二，技术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重要原因。在技术方面，技术发展和创新使得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深受全球化影响而具有国际性，因此金融经济的类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来越大，金融资产比率也相应提高。在制度方面，随着金融经济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机会主义、各种非理、跟风行为、短期绩效评价等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有关，这些行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结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与自由化的膨胀，这是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直接影响因素。这种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厉害，另一方面还突出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这加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3.金融经济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本质上看，金融经济产生自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将自身定位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经济自身的发展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其根源仍在与实体经济，即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和集中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又导致金融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持，进而出现了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出现的表现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自我强化的倾向，金融经济已经基本上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经济还干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致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撑。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努力改革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根本上是金融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经济危机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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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劳动力流动 区域差异

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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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汇储备管理；成本；收益；投资

一、前言

近年来，全球外汇储备规模急剧增长。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各国外汇储备管理目标、管理策略和投资方式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外汇储备资产管理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2005年4月IMF对外汇储备管理目标进行了修正，指出：“与传统储备管理目标相比，目前外汇储备管理在资产保值和确保流动性基础上，更应注重管理的有效性，以最大化收益(或降低成本)”，从而突出了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性目标的重要性。高储备持有国也纷纷采取更加积极的外汇储备管理投资策略，这从近年来纷纷涌现的主权财富基金(SWFs)中可见一斑。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来源就是各国的外汇储备资产，这些资产主要投资于股票、政府或机构债券(包括基金公司、股票交易所等金融机构)以及一些金融衍生产品，其目的是在保持资产安全性基础上使投资收益最大化。但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贬值，包括“两房”在内的美国多家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投资基金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国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这给各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据统计，主要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证券和房地产领域的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2008年3月底到12月底损失了310亿美元；淡马锡2008年4月至11月间资产价值下降31％，仅其在美国银行的投资就损失了至少30亿美元；被认为资产最为多元化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在这轮危机中也难以全身而退，据估计，该基金最多可能亏损1500亿美元，相当于其资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究竟是亏损还是盈利?外汇储备管理效率如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对1994-2008年间我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分析、计算和实证，并得出结论，以期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参考。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中经网数据库等。

二、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分析

外汇储备在我国的运转过程，可以表示为：(1)国际收支顺差带来外汇盈余；(2)外汇市场外汇供给增多，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央行进入外汇市场实行干预操作，买入外汇抛出本币；(3)国家指派专门机构(目前主要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汇盈余以及从外汇市场买入的外汇储备进行管理和投资；(4)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内稳定，央行发行票据来冲销外汇占款。

目前来看，总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资金的使用还是很有限的。外汇储备除了投资到国外购买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债券外，其余的资产主要存在国外银行。尽管2004年以来国家曾尝试运用部分外汇储备给金融机构注资以及其他股权投资，并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汇储备资产进行积极管理，但资金量小0。在这一运作过程中，持有外汇储备的损益就显现了出来。就收益来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持有外汇储备收益，是指国家对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具体包括：(1)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外证券的收益；(2)外汇储备存于外国银行的利息收益；(3)外汇储备用作其他积极性投资的收益。这些储备收益属于显性收益。广义的外汇储备收益是指一国运用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所有收益的总和，包括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和其他无形收益等，具体而言不仅包括外汇储备投资的经济收益，还包括：(4)一国因持有外汇储备而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损失；(5)一国持有外汇储备带来的市场稳定的信心等。(4)、(5)部分收益属于隐性收益。广义的收益又可分为可量化与不可量化部分，可量化部分为(1)、(2)、(3)、(4)，不可量化部分为(5)。

(一)投资国外债券的储备资产收益率分析

虽然这两年实行储备资产多样化改革，但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仍占绝大比重。其中，美国国债约占35％，美国长期机构债券占比30％和长期企业债券占比5％。美国国债具有四大系列：T—bills(4周、13周和26周)，T—notes(2—10年期)，T—bonds(10-30年期)和TIPS(通胀保护的国债)。中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数据显示，我国主要投资的期限品种包括3个月、5年、10年、30年等。近几年来这些品种的收益率随着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化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如3个月短期国债从1994--2008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1％-6.66％；5年中期国债的收益波动范围为2％-5.2％；10年期长债近几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3.0％-5.4％；30年期长债近两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4.25％-5.7％。考虑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投资中、长期国债，其平均收益率约为5％左右。其次还有美国机构债，它们一般比同期限的国债高100-200基点，因此保守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债券的平均收益可达5％。除了购买美国国债，我国还动用外汇储备购买了部分欧盟和日本的长期政府债券。根据相关的研究，保守估算我国外汇储备中欧盟长期债券比例约为15％，日本长期债券比例约为8％。欧洲和日本长期债券收益率近年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在4％和1.8％左右波动，它们相对于美元有超过20％以上的升值水平，折合美元的收益率大约为4.8％和2.16％。

(二)存在国外银行的储备资产收益率分析

除了购买一些政府国库券、债券以外，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主要存于银行，这部分流动性资产约占总外汇储备资产比重的7％。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自1998年1月以来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平均只有3.06％。结合投资国外证券收益率，运用归一法，我们可以大致得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的整体收益率水平，为4.607％(5％×70％+4.8％×15％+2.16％×8％+3.06％×7％=4.607％)。按该收益率来算，1994-2008年我国各年度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如表l所示，累计总收益为3550.41亿美元，计27553.86亿元人民币。

(三)因持有外汇储备而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损失——风险收益分析

风险收益是指因持有外汇储备而减少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以及降低了危机发生时对经济的危害程度，这种降低的危害程度可以认为是外汇储备带来的一种收益。正因为风险收益的存在，使得新兴国家愿意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Rodrik and Velasco(1999)估计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将使资本流动发生逆转的概率减少10％，假设金融危机的成本为GDP的10％(该假定比率不高，见Hutchison and Noy，2002)，那么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的风险收益等于GDP的1％；表2依此计算了1994-2008年我国各年度风险收益，累计为20112.35亿元人民币。

将上述三种收益累加，得到1994-2008年间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总收益为6081.75

三、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成本分析

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也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成本包括：(1)干预成本，即央行进入外汇市场买人美元等外汇的操作成本；(2)冲销成本，即央行对冲市场上外汇占款的冲销行为所支付的费用。广义成本除了(1)、(2)外，还包括(3)机会成本，即如果不将外汇储备投资国外，而运用于其他途径(如进行国内建设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以及(4)如果国内货币市场上外汇占款不能完全冲销，外汇占款剩余对一国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影响。这些广义的成本也可分为量化和不可量化两部分。量化部分包括(1)、(2)、(3)，不可量化部分包括(4)。

(一)外汇市场干预成本

当外汇市场外汇资产供给大于需求时，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汇率)稳定，政府不得不入市进行干预。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交易市场中心执行干预操作，全额从外汇指定银行那里买入外汇资产，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基础货币。干预成本就是央行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外汇所产生的交易损失及额外的利息支付。由于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都呈现稳定与升值趋势，因此央行每年都存在因低价抛出本币而带来的损失。特别是200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2006年底的7.8087元／美元上升到2008年底的6.8346元／美元，升值幅度达到12.47％，这使得央行外汇市场干预成本剧增。此外，央行买人外汇抛出人民币，由此导致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属于央行负债，央行还需额外支付这些负债的利息，这些额外支付的利息也属于外汇干预成本。

本文借鉴Murray(1990)和Ito(2002)的研究方法来分析1994年1月-2008年12月我国外汇市场干预成本。鉴于干预数据的保密性，本文使用外汇储备的变动额作为每月或每季度的外汇干预的替代变量。

1．央行外汇买卖的交易损失采用Talor(1982)的公式来衡量

其中，Pi代表利润，ni为第i期外汇干预额，这里是i期的外汇储备变动额，ei为第i期买卖外汇时的实际汇率(以直接标价法表示)，et为样本期末的市场汇率。为了避免时间区间的选择对收益的影响，本文以逐年累加的方法进行计算。可以看到，按照2008年底人民币汇率计算的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卖出人民币而遭受损失累计为20541.4亿元人民币，具体分摊到过去每一年的损失如表3所示。

按照同样的方法和2007年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3046元／美元计算央行的干预成本，结果为11980.9亿元，分摊到每一年的干预成本见表4。可以看到，2007年以来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外汇买卖交易成本比前一年增加了71.45％。

2．央行本币负债的利息C=(Btrt)／4　(2)

Bt为第t期末的外汇占款增量，n为本国银行间90天期限的基准收益率。计算结果见表5。1994--2008年央行本币负债的利息累计为1431.44亿元人民币。

(二)货币市场冲销成本

由于国内货币市场外汇占款增加产生基础货币扩张，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内价格的稳定，央行不得不通过多种工具和手段进行冲销操作，回收多投放的基础货币，以保证基础货币进而货币供应量不受大的冲击。冲销成本就是指央行运用多种工具和手段进行冲销操作以回收基础货币所产生的成本。

1994年以来我国使用过的冲销手段包括：控制贷款规模、回收再贷款、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发行金融债与增加特种存款、公开市场操作(又称对冲操作)、将财政及邮政储蓄存款转存中央银行等，与此相对应的央行的冲销成本主要有：①回收再贷款所损失的利息收入；②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准备金存款利息；③发行央行票据所需要支付的利息；④邮政储蓄转存中央银行所需支付的利息。其中回收再贷款方面，按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3月期的贷款利率为基准进行计算，1994-2008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因对金融机构再贷款余额在样本期间的增减而多收入利息51.49亿元；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存款准备金利息为9935.35亿元；邮政储蓄转存中央银行利息总计4388.1亿元。从公开市场操作来看，截止到2008年底，中央银行累计总共发行票据671期，发行总量为17058.3亿元。为了吸引金融机构用央行票据置换其超额准备金存款，央行必需在收益率和流动性两个方面提供比超额准备金存款更为优惠的条件，这使得该部分对冲成本十分巨大，2002-2008年间央行因发行票据所支付的利息累计达到4714.79亿元。综合上述四项数据，可得到1994-2008年间广义范围的中国人民银行冲销操作成本总共达18986.75亿元(9935.35+4388.1+4714.79—51.49)。其中各年度冲销成本见表6。可以看到，2008年由于本币汇率上升，央行冲销成本比2007年增长了38.4％。

(三)机会成本(又称为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损益)

如果外汇储备不投资于国外证券而是投资于国内建设，比如直接用其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也会带来一定的收益。我们定义这些因购买他国政府债券而放弃的国内投资收益为外汇储备投资的机会成本。假定外汇资产投资国内，那么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资产规模×当期汇率。其中外汇资产规模是外管局公布的每年度外汇储备累积值。当期汇率按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年度数据来算。中国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可按多种指标估算，如工业资本回报率、工业资金利税率和全部资本收益率等，本文选取工业资本回报率作为参考指标。已有的研究数据均显示，1994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但具体回报率是多少还存在争议。本文援引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CCER)2007年5月研究得出的结论：从1994年到2006年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化幅度为2.2％到13.4％，净资产回报率变化幅度为6.8％到18.5％；如果选择净资产回报率作为参数，平均值为7.8％。可以算出1994-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持有的机会成本见表7，总计为46826亿元。

四、外汇储备管理的净收益

将外汇储备的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就是持有外汇储备的净收益。总收益包括外汇资产投资收益和风险收益，总成本包括外汇市场干预成本、冲销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如果不考虑机会成本，用总收益减去干预成本和冲销成本，就得到外汇储备管理的会计利润(见表8中第一列8)；如果考虑机会成本，就得到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经济收益(见表8中第1列10)。1994-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净收益见表8。

五、结论

(一)如果不考虑机会成本，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是盈利的。1994-2008年间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实现净利润6706.62亿元，收益率达到4.96％。这主要缘于我国执行了安全、稳健的投资策略，从而降低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风险。对不断发展与改革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而言，能在保证外汇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基础上取得如此收益，其管理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多年来，我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支持，增强了我国应对诸如亚洲货币危机这类突发性金融危机的能力，维护了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增强人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

(二)如果考虑储备资产投资国内的机会成本，外汇储备管理收益为-4982.15亿元，整体经济利润是负数。这说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投资还存在改进之处。长期以来，基于安全性考虑，我国将大量外汇储备以美元形式持有，同时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各类资源支持、外汇储备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大量引进先进资源、人力和物力，这需要外汇储备的支撑。在外汇储备运营投资上，如果企图依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市场带来稳定的收益，不仅约束了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助长了全球性的经济失衡，而且还会使投资面临巨大的风险。挪威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国家养老基金”金融危机爆发前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资产，其资产40％投资于股票，60％用于固定收入投资，但金融危机爆发后仅2008年一年就损失约905亿美元，相当于过去10年基金收益总和，这就是一个证明。事实上本次金融危机后，一些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区域转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甚至转而回到本国国内市场投资。

(三)可以考虑成立国家战略基金，将部分外汇储备和国家战略发展相结合，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提升经济竞争力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课题。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国外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和关键技术的能力；二是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例如，用外汇储备注资方式，支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等。但目前储备管理部门对此没有进行整体规划，也没有系统的战略安排。本文认为，国家战略基金应该划分为民族企业发展基金、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和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三大基金的战略发展侧重不同：(1)民族企业发展基金用于国有重要民族企业的发展，目前中金公司主要注资于国有金融机构，未来还可扩大投资范围，包括工业、农业、制造业等在内的民族企业，符合注资条件的都可进行投资；(2)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成立的目的是实现外汇储备与战略能源储备的合理结合；建立能源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对国外石油、钢铁、天然气、煤炭等战略能源领域进行策略性投资，一方面可以提高外汇储备的运营效率，另一方面能平抑世界能源价格波动的不利影响。(3)成立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主要是将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教育和高科技产业，提高国民素质和国家现代科技水平。利用富余的外汇储备，进口高科技设备来支持科研与开发，进口先进的医疗设备，为研究人员提供出国交流或培训的经费，或者用于引进国外的专家和顾问等等。此类投资的回报会通过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实现。

(一)外汇市场干预成本

当外汇市场外汇资产供给大于需求时，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汇率)稳定，政府不得不入市进行干预。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交易市场中心执行干预操作，全额从外汇指定银行那里买入外汇资产，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基础货币。干预成本就是央行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外汇所产生的交易损失及额外的利息支付。由于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都呈现稳定与升值趋势，因此央行每年都存在因低价抛出本币而带来的损失。特别是200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2006年底的7.8087元／美元上升到2008年底的6.8346元／美元，升值幅度达到12.47％，这使得央行外汇市场干预成本剧增。此外，央行买人外汇抛出人民币，由此导致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属于央行负债，央行还需额外支付这些负债的利息，这些额外支付的利息也属于外汇干预成本。

本文借鉴Murray(1990)和Ito(2002)的研究方法来分析1994年1月-2008年12月我国外汇市场干预成本。鉴于干预数据的保密性，本文使用外汇储备的变动额作为每月或每季度的外汇干预的替代变量。

1．央行外汇买卖的交易损失采用Talor(1982)的公式来衡量

其中，Pi代表利润，ni为第i期外汇干预额，这里是i期的外汇储备变动额，ei为第i期买卖外汇时的实际汇率(以直接标价法表示)，et为样本期末的市场汇率。为了避免时间区间的选择对收益的影响，本文以逐年累加的方法进行计算。可以看到，按照2008年底人民币汇率计算的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卖出人民币而遭受损失累计为20541.4亿元人民币，具体分摊到过去每一年的损失如表3所示。

按照同样的方法和2007年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3046元／美元计算央行的干预成本，结果为11980.9亿元，分摊到每一年的干预成本见表4。可以看到，2007年以来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外汇买卖交易成本比前一年增加了71.45％。

2．央行本币负债的利息C=(Btrt)／4　(2)

Bt为第t期末的外汇占款增量，n为本国银行间90天期限的基准收益率。计算结果见表5。1994--2008年央行本币负债的利息累计为1431.44亿元人民币。

(二)货币市场冲销成本

由于国内货币市场外汇占款增加产生基础货币扩张，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内价格的稳定，央行不得不通过多种工具和手段进行冲销操作，回收多投放的基础货币，以保证基础货币进而货币供应量不受大的冲击。冲销成本就是指央行运用多种工具和手段进行冲销操作以回收基础货币所产生的成本。

1994年以来我国使用过的冲销手段包括：控制贷款规模、回收再贷款、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发行金融债与增加特种存款、公开市场操作(又称对冲操作)、将财政及邮政储蓄存款转存中央银行等，与此相对应的央行的冲销成本主要有：①回收再贷款所损失的利息收入；②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准备金存款利息；③发行央行票据所需要支付的利息；④邮政储蓄转存中央银行所需支付的利息。其中回收再贷款方面，按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3月期的贷款利率为基准进行计算，1994-2008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因对金融机构再贷款余额在样本期间的增减而多收入利息51.49亿元；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存款准备金利息为9935.35亿元；邮政储蓄转存中央银行利息总计4388.1亿元。从公开市场操作来看，截止到2008年底，中央银行累计总共发行票据671期，发行总量为17058.3亿元。为了吸引金融机构用央行票据置换其超额准备金存款，央行必需在收益率和流动性两个方面提供比超额准备金存款更为优惠的条件，这使得该部分对冲成本十分巨大，2002-2008年间央行因发行票据所支付的利息累计达到4714.79亿元。综合上述四项数据，可得到1994-2008年间广义范围的中国人民银行冲销操作成本总共达18986.75亿元(9935.35+4388.1+4714.79—51.49)。其中各年度冲销成本见表6。可以看到，2008年由于本币汇率上升，央行冲销成本比2007年增长了38.4％。

(三)机会成本(又称为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损益)

如果外汇储备不投资于国外证券而是投资于国内建设，比如直接用其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也会带来一定的收益。我们定义这些因购买他国政府债券而放弃的国内投资收益为外汇储备投资的机会成本。假定外汇资产投资国内，那么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资产规模×当期汇率。其中外汇资产规模是外管局公布的每年度外汇储备累积值。当期汇率按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年度数据来算。中国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可按多种指标估算，如工业资本回报率、工业资金利税率和全部资本收益率等，本文选取工业资本回报率作为参考指标。已有的研究数据均显示，1994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但具体回报率是多少还存在争议。本文援引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CCER)2007年5月研究得出的结论：从1994年到2006年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化幅度为2.2％到13.4％，净资产回报率变化幅度为6.8％到18.5％；如果选择净资产回报率作为参数，平均值为7.8％。可以算出1994-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持有的机会成本见表7，总计为46826亿元。

四、外汇储备管理的净收益

将外汇储备的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就是持有外汇储备的净收益。总收益包括外汇资产投资收益和风险收益，总成本包括外汇市场干预成本、冲销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如果不考虑机会成本，用总收益减去干预成本和冲销成本，就得到外汇储备管理的会计利润(见表8中第一列8)；如果考虑机会成本，就得到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经济收益(见表8中第1列10)。1994-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净收益见表8。

五、结论

(一)如果不考虑机会成本，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是盈利的。1994-2008年间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实现净利润6706.62亿元，收益率达到4.96％。这主要缘于我国执行了安全、稳健的投资策略，从而降低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风险。对不断发展与改革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而言，能在保证外汇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基础上取得如此收益，其管理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多年来，我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支持，增强了我国应对诸如亚洲货币危机这类突发性金融危机的能力，维护了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增强人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