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与社会保障的理解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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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是联系非常密切的两个法律部门,他们都与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定有关。但作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它们调整的社会关系又是不同的。本文在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劳动法;社会保障法;联系;区别
长期以来,我国将保障福利内容纳入劳动关系进行调整,作为劳动法的组成部分,并不存在社会保障法的范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保障法应与劳动法合理界定。但由于两个部门法在发展上的某种联系和延续性,使得学界对它们之间的认识模糊不清。因此,必须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一、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概念
(一)劳动法的概念
关于劳动法的概念,人们分歧不大。一般认为,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劳动法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确立过程中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
(二)社会保障法的内涵
关于社会保障法的概念,缺乏统一的观点。综合各家的见解,社会保障法的定义是:社会保障法是调整以国家、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为主体,为了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以及解决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生活困难而发生的经济扶助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联系
(一)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同属于社会法范畴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并将社会法视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在法国,一般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法在日本重新得到发展。现在,社会法一词,通常被日本学者非常实际地肯定为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总称,或者指社会保险及有关社会事业的法。在英美国家,社会法通常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即除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在于预防社会问题,凡以改善大众生活状况、促进社会一般福利而制定的有关法律,都属社会立法范畴。社会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概念,官方文件将社会法看作是一个法律部门,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并列,并明确了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但如此一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成为了社会法的子法,而非独立法律部门。
(二)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内容有交叉
作为两个相邻近的法律部门,它们有密切的联系。从法的产生来看,两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出现的两个独立法律部门,都是国家干预的结果;就法律属性来看,两者都属于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关注社会的弱者;更主要的是,两者在调整各自关系时存在着交叉关系。就社会保障法的重心社会保险法而言,它是以劳动法为基础而制定实施的,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对象是与雇主建立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因此,至今为止,多数国家仍然保持着在劳动法中包涵“劳工社会保险”立法内容的传统。从我国传统来看,社会保险是从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社会保险法的内容无一不与劳动法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就社会保险法而言,它既是社会保障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劳动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来说,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区别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也有明显的区别,表现为:
(一)两者产生的时间不同
劳动法先于社会保障法产生。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为维护良好的统治秩序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开始关注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对劳动者的就业、劳动合同、工休时间、工资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劳动监察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进行规定,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工业社会带来的弊端(如失业、失地、患病等),劳动法所保护的权益己远远不能满足劳动者的社会生活需要。而且,在劳动者以外的不具备劳动能力或者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小孩、老人,病弱残疾的人们,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权益也日益受到重视,由此,社会保障法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法是以劳动法为基础的,两者的产生时间并不相同。
(二)两者的调整对象不同
劳动法主要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力管理方面的关系、劳动力配置服务方面的关系、社会保险方面的关系、工会活动方面的关系、监督劳动法律执行方面的关系、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关系等等;而社会保障法调整国家、用人单位、公民(劳动者)、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因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发生的关系,它包括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
(三)两者的主体不同
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公务员、军人等不适用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的主体包括国家、用人单位、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公民(劳动者),同时,社会保障也对社会成员中的特殊对象给予特殊帮助。社会保障的特殊对象主要包括因退休、失业、患病、伤残、生育等造成的失去或中断收入来源而需要社会特殊帮助者,这些成员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与竞争能力,使收入中断、减少或丧失而影响了基本生活,从而得到社会给予的特殊保障。
四、结语
正确理解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对社会保障法的实施作用更加明显。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联系与区别,也试着从两者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协调上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引起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史探经.社会保障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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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保制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962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着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社会保障制度为企业员工提供了基本保障,实现了职工的生、老、病、死、伤由传统的企业或者家庭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随着企业对人才要求标准的不断提高,加强社保制度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是目前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简述
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为主体,依照一定的法律和规定,在政府的管理下,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依托,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对公民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补助,以保障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福利,保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和进步。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保障方式。首先,它是由社会向个人和家庭提供的经济保障,超出了家庭和社区的界限;其次,社会保障一般由政府主导,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加以实施,不同于私人的慈善行为或个人的自我保险行为;第三,现代社会保障除了提供实物援助以外还提供现金援助,并建立起发放这些援助的全国性社会行政体系。
二、目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发展比较晚,成长的过程不长,目前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内容等理解的都还不是很深刻。我国目前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手段比较单一,方法比较少,仅仅依靠单一的方法进行管理,必然暴露出很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对员工的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为劳动者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很好的解决后顾之忧,但是,目前很多企业由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解不够透彻,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不够精深,导致在员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依然有很多问题的存在。
1.很多企业中,员工的保障制度不是很明确。当今社会面临着就业困难,所以一些企业就无视劳动法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加之求职者缺乏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对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法律知识的认知不够深刻,不懂得采取法律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很多企业在员工福利等制度上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2.企业对劳动者的相关保险赔偿制度不够完善。企业缺乏对员工关于劳动法相关知识的培训,当今许多企业,利用劳动者法律知识的淡薄,对员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对劳动者各项相关赔偿条款不作出明确的说明,,钻法律的空子。不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赔偿,造成劳动者人身利益的损失。
3.失业保险是一种预防为主的险种,生育险也只关系到部分员工。员工和企业对失业险和生育险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没有设立失业保险,导致劳动者在失业后并不懂得争取自身权益。同时,很多企业歧视女性求职者,甚至在面临生育的时候解雇女性职工。这种性别歧视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原则,劳动力资源配置失衡,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三、社会保障制度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
社会保障制度体现着我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将个人风险转嫁由社会共同承担,从而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加强对员工的激励,更好的体现员工的自我价值;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力,提高全员利用效率加深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有利于维护职工队伍的稳定发展,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更长久发展。
针对上述中企业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助于更好的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要求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明确员工在企业中享受的社会保障;要求企业必须按照劳动法及相关制度履行赔偿保险;要求企业加强员工对劳动法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加强员工的法律意识;要求企业重视人力资源的法律化建设,符合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
四、人力资源的管理创新措施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完善,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也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理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在当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基础上,我国企业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市场人才的特点,不断的加强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创新。
1.重视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建设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提高了劳动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同时加强了员工的维权意识。社会保障制度的颁布,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法律保障。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及时的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建设的不断完善也是提高员工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力,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完善企业社会保险金缴纳
劳动者作为企业的重要成员,是企业的主体,劳动者的利益也直接关乎着企业的利益和长远发展。劳动法规定了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金,这是一种强制性措施。企业在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需要考虑劳动者的切实利益。劳动者为企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提高员工的福利,减少员工切身利益的侵害,才能减少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冲突,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保证劳动关系的和谐。
3.加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是我国贯彻的理念,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将员工的利益始终放在核心地位,注重员工的全面发展,加强对员工的重视,这样才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调动员工的创造性,提升企业的效益,让企业利润最大化。在当今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企业加强对员工切实利益的重视是发展的必然需求。企业应当把员工作为最重要的资源,重视员工,依靠员工,信任员工,尊重员工,充分开发员工的潜力,从而激发员工的创造价值。加强对员工以人为本的管理,作好员工的社保工作,保证员工的全面发展,使员工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目标一致,保证企业的和谐工作。
4.重视对员工劳动法的培训
由于一些员工的法律意识的淡薄,对劳动法的认识不足,往往导致自己的一些权益得不到保护。企业应当重视这一方面的问题,加强对员工自身法律意识的培训,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员工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护,员工才能积极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企业应当从长远利益出发,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区域间人口流动更趋活跃,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
为适应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制度整合与衔接,需要建立制度统一、功能完备、水平多样、管理精细的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应用系统,为社会保障对象提供规范、便捷、高效的服务。确保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社会保险标准体系,建立起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科学适用的社会保险标准体系。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国家社会保险标准协调配套,将社会保险领域的全过程纳入标准化管理轨道,实现对关键环节的有效监控,以标准化手段提升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能力。
6.打造便民服务平台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加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服务设施。优化流程、提高效率、简化程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
结语
社会保障制度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种能够强化并制成企业经营目标实现的重要有效手段,社会保险制度能够不断的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结合社会保障制度,不断的完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保障员工的福利,保证员工的切身利益,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创造性,从而提升企业的效益,使企业利润达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单渭菊,赵娜.浅析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J].山东纺织经济,2010(9).
[2]杨姜玲.论企业人力资源的创新 [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01).
[3]黄晓利.新形势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14).
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底线;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整合
目前对社会阶级不平等现象进行全面研究中,发现形成这一状况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不符合现在社会发展需求,这种现象就会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受到非常严重的阻碍,针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采用合理有效的办法对现存现象进行合理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实践研究中发现建立有效的社会市场保障体系,不仅仅需要对人们的劳动能力进行考虑,还需要对传统社会保障上存在的弊端进行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而促使我国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社保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至今,其自身发展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不得不说这项工程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个人经济效益之间还存在很大偏差,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缴费义务有很多差异,这样不仅仅会导致人们对利益的竞争性逐渐增强,而且对我国社会财务系统还会产生破坏的作用。因此这就需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保障我国社保体系的准确运行,促使我国社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近些年来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相应改革,并对事业单位的养老机制起到高度的重视,其根本目的在于实施社会保障机制的时候通过削弱职业身份和其他与人们自身经济利益相关的事项来对养老中存在的保障差异进行有效解决促使这项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更好的发展。
但是在研究中发现,在经济利益存在差异的两个关联机构并没有对社会保障的基础价值有一个全面获知,仅仅只是对群众的诉求进行表面解决,这就导致群众和社会保障机构在沟通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另外在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实施过程中,可以清楚发现这项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对我国军人和教师等重视性远远超过普通百姓,这种情况的出现加大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竞争,对社会和谐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另外在我国国务院制定的相应法律规章中也说明在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求我国居民以社会统筹和个人相应账户结合的方式推广现在社会上实施的养老保险,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结果,这种现象的出现,还从根本上导致这项技术方法与实际养老制度改革还存在严重偏差。
针对于上述提出的问题,就需要对其进行合理解决,促使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更好的实施。在实践研究中发现要想全面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考虑,以下笔者就针对于这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论述。第一,要想保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更好的发展,就需要对整个过程中的价值观和制度设计这两项原则有一个明确区分,从而实现这两者之间的稳定增长。第二,前面也说出现在社会上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全面落实的根本原因在于这项工程发展时经常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针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对阻碍社会保障体系顺利发展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并根据剖析结果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在现在得到更加顺利的发展。第三,在进行社会保障体系转型过程中还需要对现行社会发展状态有一个全面了解,并根据对社会的了解制定有效的改革途径。但是在实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还是资金筹集,这就需要对这一难点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二、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型要求
尽管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大弊端,但是为了响应社会发展,还需要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做出合理要求,使其在人们生活进行保障的同时,还能够促使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在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善过程中,需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在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有效分割,这样能够有效保证社会保障在劳动力分割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进行。第二,在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时候,还需要全面考虑其对社会市场经济造成的影响,并根据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有效解决措施。另外在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的时候,还需要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要求有一个全面了解,从根本上保证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能够符合人们自身需求。
在进行税收保障改革的时候,需要对人们制定有效的初始激励,保证相应人员在接受税收保障的时候自身能够全部遵循相应法规条例的要求。在实施这项改革的时候还需要对企业或者社会的发展状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根据企业自身发展能力,制定有效的税收保障体系,促使这一过程得到更好的发展。另外在实行这项改革的时候,还要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个全面掌握,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制定有效的税基和税率,提高税收保障体系自身合理性。
我国居民在对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除了有劳动力需求之外,对医疗保险行业的需求程度也非常高,其主要是因为在现在劳动力保障不断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人们自身健康保障,这就导致人们患病概率有很大提升,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就需要在制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对医疗保险行业也起到高度重视。另外在对现存劳动工作者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很多劳动人员的工作并不稳定,这就导致劳动者在体力方面有很大的消耗,对人们自身健康也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针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对医疗保险行业起到高度重视,促使其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善的过程中,还需要按照人们对保障体系的需求制定合理的援助设计,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实施过程中能够全面符合人们自身需求。另外在进行援助规则设计的时候还需要全面考虑目前社会发展现状,这对促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好的改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转型的路径
从实现社会保障底线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改革集中在削减基本保障水平之上的福利。中国则必须以社会保障底线为基准,在填补“低凹”(部分人口社会保护不足)的同时,降低社会福利“高地”(部分人口社会保护过度),并以此促进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推动相应的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当然,这并非试图推行社会保障中的平均主义,而是强调以制度公正为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型。如何以尽可能低的社会经济成本排除转型中的制度,正是本节讨论的重点。在取消二元户籍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城乡扶贫救助体系的整合已在所难免。首先,需要把援助贫困地区的政策与援助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政策区分开来。推行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将有助于缩小地区差别。在此类项目(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中,却不可能把受援地区的非贫困人口排除在外,反倒很难保证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若将这些项目归为地区发展政策,不仅名副其实还便于操作。其次,针对单个贫困家庭及个人特有的困难,给予救济和综合性帮扶,以助其摆脱贫穷实现发展。这可以称为精准扶贫方式,属于社会援助范畴,而且在实施中还需提供社会服务。为此,需要整合民政和扶贫系统,发展社会工作者队伍,以保证及时为贫困家庭及个人提供亟需的帮助。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案例都已显示,以社会健康保险和自愿性附加商业保险的制度构架,既可覆盖全体国民应对基本健康风险的需求,又可满足中高收入群体超出基本水平的特殊保健需求。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不同,前者以高学历人员为主,其平均退休金水平高于企业职工的现象,部分地反映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者在职期间薪酬亦较高。直接以两类人员的平均养老收人差异来论证制度影响,实则不够严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到在现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采用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在社会发展需求,针对于此就需要对现在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合理改善,这样不仅仅能够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对人们的保障作用,而且对我国社会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涉及的方面还比较多,因此要想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改善,还需要对其涉及的相应内容有一个全面考虑,这样对促使这项经济体系更加顺利的完成改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壬戌.推动完善农村社保制度[J].上海人大月刊,2012(01).
[2]王红茹,朱杉.现行社保制度是在“劫贫济富”吗?[J].中国经济周刊,2011(39).
篇4
一、我国关于两类立法相互关系的各种观点及其评析
概括我国关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关系的各种看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劳动法包括保障的;二是认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三是认为劳动法从属于社会保障法。
在我国,“社会保障法”是伴随着市场而提出的一个范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在我国则可以说是渊源流长。我国在劳动法调整对象上存在着某些不恰当的扩大,正是这种扩大涵盖了保障内容,这种扩大可以概括为内在式的和外在式的。所谓“内在式的”扩大,也可以称之为“劳动关系广义说”,是扩大了对劳动关系的认识,将一些保障内容加入劳动关系的范围,并形成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法中较为流行。所谓“外在式的”扩大,可以说是“劳动法调整对象广义说”,是将劳动关系以外的一些社会保障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并形成了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法中较为流行。当前,随着“社会保障法”这一概念被我国逐步接受,又出现了扩大:“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的倾向,我们可称之为“社会保障法调整对象的广义说”,并形成上述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种观点:劳动关系包含了保障福利内容
“劳动关系”有时也称之为“劳资关系”“劳雇关系”“劳使关系”等等。的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关系”是以劳动为中心所展开,着重劳动力、劳动者为本位的思考;“劳资关系”含有对立意味,因为劳方资方的界限分明,其所展开的关系包含一致性与冲突性在内;“劳雇关系”以雇佣的法律关系为基础,重点在权利义务之结构;“劳使关系”则已将的所有的价值意味予以排除,只剩下技术性涵义。(注:黄越钦:《劳动法论》,(台湾)国立大学劳工所发行,1993年修订版,第9页。)我国大陆的学者一般只使用“劳动关系”的概念。劳动关系的概念的模糊性给我国劳动法学者以填塞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对劳动关系作扩大的理解,构成“劳动关系广义说”。正是这种不恰当的扩大,使保障福利内容完全纳入劳动关系,也使社会保障法的范畴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这里所说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在实现过程时和劳动力使用者即、事业、机关、团体等单位行政之间所发生的关系。由于生产社会化,劳动关系的概念也就扩大了,它不仅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关系,而且也包括监督、协调、管理等方面所发生的劳动关系。”(注:详见穆镇汉、候文学:《劳动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载劳动法学研究会编:《劳动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在这里,劳动关系内容中加入了在监督、协调、管理方面的社会关系。在解释这种关系时,指出劳动关系除了包括工时、休假、劳动报酬、职工培训、劳动保护、劳动纪律等内容外,还包括:“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必须给以物质帮助,在法律形式上表现为劳动保险制度。”
很多劳动法的教科书将“劳动法律关系具有长期性”作为一大特点来概括:“其他法律部门的法律关系,一般都是有一定期限的。例如民事法律关系就有一定的期限,不会无限期存在。而劳动法的某些法律关系,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劳动法律关系,一般是在劳动者参加劳动后,在劳动者的终生期间内存在的(例如从工人参加劳动时起,他与企业间就发生劳动关系,退休后仍与企业有一定的法律关系,直到死亡为止。)。”(注:谢怀械、陈明陕:《劳动法简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这一在我们日常的称谓中也有体现,如“退休职工”、“退休工资”、“企业行政”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劳动关系广义说”的观点在十年后仍为人所重复,在由正、副两位劳动部部长主编的著作中称:“所谓劳动关系,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生产劳动而对劳动力占有、支配、使用、交换和管理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包括直接劳动关系和间接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涉及的是最广泛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和关系,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在经济工作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上。”(注:李伯勇、张左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讲座》第4页。)
“劳动关系广义说”是我国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一种通说,有着体制上的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劳动法学的严重滞后,我国劳动法学的一些观点,虽然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我国长期形成的体制弊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单位、个人形成一种纵向序列,每一个劳动者客观上都被囿于“单位”这一狭小的空间。单位人是以强调不平等性为特征的。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单位本身不负盈亏,只是国家管理的一个层次,单位与职工的关系就完全成为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格局,同时也成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劳动者正是通过对单位的依附,来依附于国家。这种依附体现在职工保障方面,表现为不存在社会保障,而由“单位办保险”“单位办救助”。单位对职工采取生老病死的“全包”政策,即由单位承担职工养老、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的所有费用和事务管理责任。各项保险主要在用人单位内部进行,资金的来源渠道单一,缺乏调剂功能。某些社会救济的也由单位承担。
当着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可以通过“单位”这一中介环节,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时,国家必然直接面对民众,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化了。劳动者作为单位人,必然带来劳动关系的扩大化。严格说来这时的劳动关系可以说是一种行政劳动关系,即形式上是劳动关系,而内容上却是行政性的。由于不存在社会空间,因此也不存在社会保障法。我国虽然50年代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但这一规定顺理成章的成为劳动法的组成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办保险”的状况就难以维持。首先,它使不同类型企业特别是新老企业之间的社会保险费用畸轻畸重,非公有制企业则不承担社会保险费用,严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其次,对职工来说,所在的企业可能有兴有衰,甚至有可能倒闭、破产、如果个人的社会保险系企业于一身,风险依然很大。最后,形成了职工对国家和企业的严重依赖心理,它与固定工制度相结合,使企业人员能进不能出,该破产的企业不能破产,严重影响了企业活力和经营机制的转变。因此,在劳动力不断流动的情况下,职工与非职工的身份经常转换,不能只有用人单位内部的保险,没有用人单位外部的保险。随着改革,我国的劳动保险制度,增加了调剂功能,即加强互济性;提高了社会化程度,即加强社会性,从而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这些改革也使“劳动关系广义说”不再成为主流观点,代之而起的是“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广义说”,即认为社会保险关系应当受到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双重调整。
第二种观点是: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的观点,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的制度的逐步形成而产生的一种观点。形成这种观点的最直接的立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将“社会保险和福利”作为其一个章节来进行规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公布,我国在劳动法学的理论上,不再认为保险关系属于劳动关系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社会保险关系虽然不是一种劳动关系,但由于这种关系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而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劳动法调整对象广义说”。,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的交叉观点是我国最为流行的观点。 劳动法是并行的两个部门。社会保险法是社会保障法的下属法律之一,它的适用范围中涉及工资劳动者的部分,同时又是劳动法所包含的内容。劳动法对这部分内容作出规定是必要的,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对这部分内容的调整出现重合和交叉,是完全正常的。”(注:史探径主编:《社会保障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广义说”主要是从两个法适用范围上的交叉来论证的。他们认为:“社会保险法有适用于城镇和两种法律的不同,城镇社会保险法的适用对象中不仅包括工资劳动者,还应包括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甚至私营企业主等等。我国的劳动法适用于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已建立起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不用说适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险法,即使适用于城镇的社会保险法,其实施范围也应远远超过劳动法的适用范围。”(注:史探径主编:《社会保障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未从两个法的调整机制上来进行,因此也就无法回答为什么保险法在已经纳入社会保障法体系的同时,还有什么必要再纳入劳动法来重复规范。显然这种观点的立论依据是现行立法,这就有必要对现行立法的形成原因进行一些研究。
保障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要确立新的保障关系,而且是要在旧的保障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型关系,实际上是要对原已存在的劳动关系进行再构造。这种再构造所形成的新的利益机制,难免和原来的利益机制相矛盾。新、旧利益机制的冲撞使劳动关系呈现出不规范的特征。这种状况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一步到位的普遍推行。为了不使劳动者的保障出现真空,我国采取了先立后废,此消彼长的作法,即先建立一项新社会保险制度,然后才废除相应的单位保险。有时在一项社会保险中还会共容两种制度,如养老保险中的“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医疗保险中住院、大病采取社会保险的办法,而门诊中采取单位保险的办法。这种渐进的状态也反映在我国1994年公布,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社会保险和福利”作为一个专章来进行规定。可见,将这种居于渐进状态的立法作为一种依据,本身是不够的。
第三种观点:劳动法从属于社会保障法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法应当是劳动法的上位法,将劳动法附属于社会保障法。“劳动者是人群中的核心和精华,从一定意义上讲,保护劳动者就是保障人类的生存与,据此,有理由把劳动法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注:肖方杨:《论我国的社会保障及其法律体系》,载《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社会保障法以保证劳动者充分就业为宗旨,规定劳动者参与活动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以劳动者福利为目标的保险体系。因此,社会保障法主要由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为组成部分。”(注:谢培栋主编:《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这种观点可称之为“社会保障法调整对象的广义说”。
我国改革开放是市民社会的一个艰难发育过程,私法也在公法框架里顽强地生成,社会、个人、国家的多元关系的逐步形成,显示出了一种客观趋势。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尤其是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它表现在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发展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民营以及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明显的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工会、商会、保护消费者协会等一些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领域中,我国通过推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而使劳动关系溶入私法因素。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改革开放的2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并仍要发生重大变迁,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同时,我国通过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拓展出社会空间,也使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关系有了重大的区别。如果这时将劳动法作为社会保障法的一部分,就有可能过份强调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走回老路。
二、从调整对象与调整方式上透视两类立法的关系
笔者认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应当是相互独立、相互并列的两个法律部门。两个法在一定阶段虽有交叉,但这并不是一种常态。从上述三种流行观点暴露出来的一个突出是未从调整对象与调整机制的角度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进行研究。其实,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将形成完全不同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式。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保障法与"(一)两类立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调整对象有根本的差异。以社会保障中与劳动法较为接近的社会保险为例,可以概括出两者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相联系,社会保险关系与社会保障相联系。
第二,主体不同。劳动关系涉及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方关系,而社会保险关系涉及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在养老保险中至少涉及国家、保险经办机构、用人单位、劳动者四方主体;在医疗保险中则更涉及、药店等一些主体。
第三,不同。随着市场的,劳动关系具有多重性,即一个劳动者可以建立多个劳动关系;基本的社会保险关系具有单一性,一个劳动者只能建立一个社会保险关系。
第四,后果不同。劳动关系引发的劳动争议,由于具有某些私法关系的特点,主要适用民事程序来解决;社会保险争议引发的争议,由于具有较强的公法性,应主要采用行政诉讼程序。
(二)两类立法在调整模式上的区别
作为我国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劳动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性质,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特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特点,决定劳动法是公法与私法相溶合而产生的部门,也决定了劳动关系的调整适用基准制度、合同制度。随着法律制度的实施,劳动关系将纳入一种多层次的调整模式。这一调整模式由三个层次构成:
第一层次是宏观的层次,涉及全部劳动关系。劳动力是作为社会的劳动力来进行规定。国家根据劳动关系具有隶属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特点,制定适用于全部用人单位和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基准法。劳动基准法在立法上以强制性规范为主要特点。劳动法通过倾斜立法的方式保障劳动者的权利,用人单位可以优于但不能劣于基准法所规定的标准。例如,在工资立法中,规定下限,确定最低工资,用人单位确定的工资,只能高于规定,不能低于规定;在工时立法中,规定上限,确定最高工时,用人单位确定的工时只能短于规定,不能长于规定。劳动基准法是关于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法定内容,这部分法定权利、义务是对约定权利、义务的限制。我国将过去对劳动关系的全面规定,改变为一种最低标准的立法,既能使劳动者得到最基本的保护,也为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平等协商、用人单位行使自主权留下充分余地。劳动基准法在三个层次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对违反劳动基准法的行为,应建立起一套以劳动监察为核心的,强制程度很高的执法体系。
第二层次是中观的层次,涉及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力是作为集体的劳动力来进行规定。劳动关系具有财产关系和平等关系的属性,决定了这种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须以物质利益为动因,进行协商。劳动法中的任意性规范,给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协商提供了依据。然而,劳动关系具有隶属关系的属性,劳动者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又使这种协商难以安全作为一种个别劳动关系来平等进行。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关系的特点更使这种失衡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劳动者个人意志通过劳动者团体表现出来,由劳动者团体代表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交涉劳动过程中的事宜。集体劳动关系的出现有助于克服个别劳动关系的内在不平衡。劳动者组织成为工会与用人单位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是在劳动基准法的基础上,对该用人单位全体劳动者的整体内容进行约定。集体合同的法律效力低于劳动基准法,而高于劳动合同,因集体合同产生的争议,适用调解和仲裁程序,当事人在法定范围内,可以处置自己的权益。
第三层次是微观的层次,涉及个别劳动关系。劳动力是作为个体的劳动力来进行规定。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在劳动基准法和集体合同的基础上,对劳动者个别的劳动关系进行约定。劳动合同的效力低于集体合同。在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在劳动基准法和集体合同限定的范围内,有权处置自己的权益。通过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终止以及变更、解除,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既能使劳动者有一定的择业和流动自由,又能制约劳动者在合同期履行劳动义务和完成应尽职责,从而使劳动力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合理的流动性。
保障法从调整模式上看则更强调国家的作用。社会保障包括三方面的,即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这三方面也构成三个层次。
社会救济是由代表国家的有关部门(如民政部门)向因意外条件或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给予物质帮助的一种形式,例如,对因自然灾害造成的部分地区、部分居民的暂时困难的资助,对残废军人和军烈属抚恤和照顾,对残废公民生活提供的部分资助等等。社会救济也是社会保障中的最低的层次。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的,以保险形式实行的,对于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而不能劳动或暂时中断劳动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或相应的补偿,使其至少能维护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也是社会保障中的中间的层次。
社会福利是国家、地方或社会团体举办的以全体成员为对象的福利事业,如、文化、、卫生设施、环境保护等等。这是社会保障中的最高层次。
社会保障的其他方面相比,社会福利是普遍保障制度;社会救济是依据情况调查而实行的保障制度;社会保险是以曾经存在的劳动关系为基础而确立的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也被称为“安全网”,如果我们以三个层次作为纵座标,以就业保障、健康保障、养老保障、妇幼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内容为横座标。可以编织成一张以国家管理为中枢的社会保障网。
三、从改革趋势上透视两者的关系
当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边缘不清时,就难以对各类关系,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做出清晰的描绘。恰当定位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改革的思路。在我国改革家职责恰当定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总体趋势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国家“退位”不够,主要应解决“国家该退位的地方应当退位”;后者是国家“进位”不够,则更要注意“国家该进位的地方应当进位”。
(一)国家该退位的地方应当退位。
在劳动法的调整上,我国长期来存在的问题是行政因素过重,在改革过程中虽有较大的改进,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国家仍需进一步退位。,劳动关系中还存有大量的行政审查,例如:在劳动关系建立时一些地方执行强制鉴证,招、退工的行政审查程序;在劳动报酬中实行的工资总额管制;在特殊工时中实行的行政审批等等,使劳动关系建立与运行中融入大量行政因素。劳动关系的产生、结束与运行不应当是三方关系,而只应当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方关系。尤其要突破的是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规定每个劳动者只能建立一种劳动关系的观念。
按照传统劳动法学的理解,一个人只能有一种劳动关系。我国所有的劳动管理均是按这一思路来设计的。然而,市场经济的使“一个劳动者只能形成一种劳动关系”的观念有了全方位的突破。一个劳动者事实上已出现了多重劳动关系。一个人同时保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关系时,各个劳动关系可有三种衔接形式。(1)并列衔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关系以钟点工的形式并列衔接。如一个劳动者在甲单位从事四小时劳动,而在乙单位从事四小时劳动。(2)主从衔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关系以主职与兼职的形式衔接。目前人员的兼职劳动是最典型的形式。当着科技人员在用人单位的指挥之下从事第二职业时,其实形成了多重劳动关系。(3)虚实衔接。两个劳动关系以一个与劳动过程相联系,一个不与劳动过程相联系的形式相衔接。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待工”的劳动者保留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不与劳动过程相联系),并另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实的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相联系)。这是劳动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
当着现实逻辑与观念逻辑发生冲突时,需要重新审视的恰恰是观念的逻辑。“一个劳动者只能形成一种劳动关系”这种观点在计划经济无疑是恰当的。在那时,一个劳动者出现了多重劳动关系,国家将很难进行统一的管理。今天,当着劳动力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为了使人尽其才,一个人存在多重劳动关系恰恰是一种常态。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一个劳动者只能形成一种劳动关系”的观念进行全方位的突破。
允许一个劳动者同时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关系,对我国的劳动管理和保障制度会带来有益的。在用工管理方面,应当允许一个劳动者同两个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然两单位工作时间总和不应超过现行的工时制度;在工资管理方面,各地在公布和调整最低工资时,应同时公布月最低工资标准和时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一个职工每天在甲乙各工作四小时的话,甲单位或乙单位都只按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五十来执行;在社会保障方面,缴费关系应当与工资关系挂钩,以养老保险为例,每个劳动者固然只能有一个个人帐户,但应要求多个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工资的一定比例向这一劳动者的个人帐户缴纳养老保险费,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利益。
(二)国家该进位的地方应当进位
与劳动法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法的突出的是国家有一些该到位的领域尚未到位。
首先,立法者没有设置有效的刑事立法来保障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我国在修改后的刑法中并没有对严重危害社会保险制度的各类违法行为予以明确规定,而只是混同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在少数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中,制裁力度也较弱。实践证明,这种立法的滞后,已经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以致于使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困难,挪用严重。
其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缺乏承担“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任务的主体资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4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依照规定,管理和运营社会基金,并负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责任。”但是,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只是隶属于国家机关的一个事业单位,其地位决定了它难以承担“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任务。事实上,许多地方和主管部门运用社会保险基金搞生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或是财政挪用并逾期不归已成司空见惯的现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本难以有所作为。
再次,长期以来,国家将理应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成本予以转嫁。对于稳性养老金债务,各国一般都认为是国家的应承担的责任。所谓隐性养老金债务,是指一种养老金制度终止实施时应承担的现时退休者的养老金和根据在职职工过去工作年限所承诺的未来养老金的支付责任。各国一般采用诸如国家财政补贴、国有资产补偿、政府发行国债后征税兑付国债等方式予以弥补隐性养老金债务。近年来,我国虽然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但由于长期拖欠,已使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
篇5
中国的各种社会保障基本上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的,由此衍生了二元化的保障体制。1958年1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将城乡分割的户口登记制度和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固定下来,标志着现行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自户籍制度形成始,中国的社会成员就被分明地标示为市民与农民两种身份,与此相伴的是二者作为同一国家的公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前者的发展是由国家(包括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负担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均由国家和单位提供和保障;相反,后者的发展则由自己负担,不能享受国家和全民财产带来的利益,被排除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迄今为止,政府在城市社会建立了多重保障制度,保障范围包括最低劳动工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及居民最低生活等。相比之下,农民和农村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社会保障体制不断建立健全的今天,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形式也主要是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农村“五保”和少数地方推广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合作医疗保险,保障的对象基本上是困难户和五保户,农村大多数人还是无法享受社会保障,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除在保障体系之外。
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内曾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使国家以极低的成本维持了农民的基本生活,将农业积累转化为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原料和资金,保证了工业的超常规发展。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保障体制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成为不利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极大障碍。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保障的二元差距又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即表现为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的缺失。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进城农民无法进入城市中的首属劳动力市场,成为正式职工,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障待遇。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74.81%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保险,其中没有购买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者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3.37%、73.77%、84.65%和67.46%。另据2004年劳动和民政统计年鉴中披露的2003年数据,城镇劳动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民工仅为14元,差距高达126:1。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的进城务工农民成为城市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这就是说,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社会保障的二元格局并未彻底打破。
公民资格——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
对于中国目前尚未根本改变的社会保障的二元格局,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建立覆盖全局的社会保障的程度。还有人认为是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不足的结果。其实不然,有研究表明,德国、法国等较早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在类似中国或更低经济发展阶段时,都已成功地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印度,为避免出现“因老返贫”而实施了为65岁以上农民每月提供5美元养老金的农村养老保障机制;即使在越南,也以“米保障”这一特殊的方式建立起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案例表明,即使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和国家,城乡居民也可以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这也提醒我们,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主要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够,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不足,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原因和机制。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的排斥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而进城农民社会保障的缺失也是源于这一制度的限制。因此,从最根本上讲,中国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公平和不均衡是由因户籍隔离而形成的公民身份差异造成的。这导致了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严重不足,造成了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严重滞后和缺失,使得农民这一身份群体作为特定社会的公民在“应有”与“实有”上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换句话说,同一社会中公民资格/身份的差异化乃是形成中国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的深层原因。
何谓公民资格/身份(citizenship)?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公民身份是指个人在一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所获得的成员资格。具有公民资格就意味着享有附着于这一身份之上的法律赋予和保障的公民权利,这正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任何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都是不充分、不实际的。现代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社会公共福利,应该为每一个具有特定社会公民资格的成员所平等共享。因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对“公民资格”这一概念的充分认识,而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的破解也必须建立在这样的价值和理念基础之上。因为只有明确地认识到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的根源并以此进行突破,赋予农民应有的公民资格/身份和公民权利,才能使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处于相同的社会基点上,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共享社会改革发展的文明成果。
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
中国政府把发展经济作为改善民生和实现社会保障的基本前提。在体制改革进入30年之际,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已经具备了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在社会政策上,“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提出内在地要求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发展。
篇6
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险》课程 PBL 参与式教学 经典著作 实验教学
论文摘要:《社会保险》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课程,但传统的教学方法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授,忽略了《社会保险》课程的实践性强的特点,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本文从《社会保险》课程的特点和目前《社会保险》课程的教学方法出发,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提出几种教学方法可以在《社会保险》课程教学实践中尝试,以期能够改善《社会保险》课程的教学效果。
《社会保险》课程是全国高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整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知识体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该课程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还具有非常强的应用性。如何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其理论,并能熟练地应用和操作,需要在继承传统教学方法精华的同时,继续探讨和研究创新的教学方法,使其满足市场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在实际教学中可以进行下列教学方法的尝试和运用。
一、采用基于PBL的参与式教学模式
基于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的参与式教学法是指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其特点是打破学科界限,围绕问题编制综合课程,以塑造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创新力和理解获取新知识、有效运用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为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教师诚心诚意地把学生当做主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成为学习主人的真正乐趣和与老师、同学共同探求知识的幸福。基于PBL的参与式教学模式在《社会保险》课程中的应用探索包括如下环节:1.设计适合学生自学研究的问题体系。PBL模式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并且相对真实的问题情境中,使问题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培养综合思考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力的材料,学生之间通过协作交流来探索和解决一个个问题,在此过程中获得知识,学会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此模式下,学生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体,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其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以及多方面能力的培养。社会保险的实践性决定了《社会保险》教学要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向学生传授相关的理论基础,帮助学生学懂并运用知识于实际,形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针对《社会保险》课程特点设计适合学生自学研究的问题体系时,可把社会保险在当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情境真实地引入课堂,突出社会保险事件的时效性,高度关注重大热点、焦点,关注社会生活,选择最贴近学生的事例,激发其强烈的学习欲望,使他们的思考和活动有较大的空间,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2.科学地进行分组。PBL学习过程均以小组的方式来进行,可随机抽样确定组长,组长和组员之间自行双向选择,这样组员和组长之间可以由于共同的爱好、动机、兴趣走到一起,每个组员都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产生强大的团队凝聚力。小组组长进行组员的明确分工,组织组员用所学的知识和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积极讨论,要求每个组员必须发言。讨论完成后,每个小组长陈述自己小组讨论结果和存在分歧的问题。这样每个小组在分析解决问题的时候,课堂气氛非常活跃,经常出现课堂讨论延续到课下的场面。3.教师组织教学和管理课堂。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PBL 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PBL 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角色不再是讲授知识,而是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小组学习。在PBL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投入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组织和策划教学过程,将传统教学中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通过 PBL 教学案例的编写、综合教学目标的制订、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师指导手册的编写等来表达和实现;另一方面作为课堂的指导者,要运用多种管理手段控制课堂节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针对性地启发和激励学生进行小组学习,鼓励组员之间互相争论、质疑,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个体和集体的合理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将经典著作选读有效运用于社会保险教学全过程
《社会保险》课程作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主干课,该课程的开展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关键环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假设进程的加快,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较高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这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仅靠《社会保险》等专业课程的学习是很难实现的,而经典著作一般立意较高而且着眼长远,对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陶冶其情操是大有裨益的,这恰恰可以弥补原有专业教育的不足,起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如对现代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贝弗里奇报告》以及《福利经济学》等,这些经典著作不仅揭示了本学科的内在逻辑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且对专业的发展做出富有远见的规划。如果学生能够接触并系统地学习此类著作,对其开阔视野、拓展思维以及对本专业知识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三、重视实验教学法的运用
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 “要坚持能力为重的培养模式,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社会保险》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是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的社会保险人才。因此,实践教学是《社会保险》课程中重要且不可缺少的环节。对于普通高校中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而言,固然需要系统地学习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但接受有效的、有特色的专业实验实践教学的训练尤为重要,实验和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主战场。所谓实验实践教学,是指在理论教学之外,通过模拟的或者真实的实验实践以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教学方式。在《社会保险》课程中设置实验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创新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实验实践能力的训练;二是创新精神的培养。通过实验教学、实践教学平台,不仅能够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实践、创新等各种能力,进而增强其社会适应力与竞争力。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吉林大学都开设了社会保险基金信息管理系统模拟实验室。在仿真的环境中, 使学生体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操作的全过程, 增强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西南财经大学还设有保险精算实验室, 对于理论教学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 适应了我国不断增长的对社会保障领域高级人才的需求。
在《社会保险》课程的教学中可以灵活运用以上三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社会保险课程的积极性,使学生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需求。总之, 社会保险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能动的过程, 它需要教育教学管理部门及普通教师的共同努力。 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事业的迅猛发展, 对现有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带来了新挑战, 我们应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上符合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
参考文献:
[1]黄任民.经典著作与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机结合——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程建设探索.中国高教研究,2009.10
篇7
摘 要:在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物,非正规就业因具有就业准入低、劳动力容纳力大、机制运作灵活性等特点,成为许多新增劳动力选择的就业渠道之一,适应经济发展多样性的需要。但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对体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就业方式的灵活性与社会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满足就业灵活性和保障性相统一,成为了非正规就业发展的重要课题。由此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及概念出发,概述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社会保障的现状,对未来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社会保障
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就业矛盾、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巨大,被称为吸纳劳动力的海绵和蓄水池。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有着深层的理论渊源,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在名称上有所差异,国外使用非正规就业概念,国内官方使用灵活就业概念,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关于非正规部门及非正规就业者的理论研究源自三大理论:传统就业理论、贫困就业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就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充分发挥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有利于小企业的保护政策措施,并在经济运行各方面支持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发展灵活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增加就业机会,以促进经济发展。贫困就业理论认为,贫困是非正规就业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城市失业和贫困化而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才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的产生和繁荣。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以来,非正规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这说明非正规就业的存在与发展反映了社会的客观需求。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阿瑟・刘易斯通过构建一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归纳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即由农业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最终转至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
国外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界定多采用2006年世界银行的表述,“以获得收入为目的,在城市地区规模较小的单位中就业,其劳动关系是以临时雇用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其定义是从非正规就业规模和雇佣方式等方面出发的。在中国一般用灵活就业代替非正规部门就业使用,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至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由此可见,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就业群体和用工方式灵活多样性等方面出发的。
二、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及社会保障现状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中国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的估计存在差异,何平等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规模可能超过1.3亿人,于法鸣等估算出中国目前至少有六七千万人从事非正规就业,蔡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在2001年已达到全部城镇就业的38%,2004年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灵活就业者总计不到4700万人。以非正规就业形势较活跃的上海为例,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比例呈平稳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8.7%,2007年上升到了10.9%。虽然在统计总量上存在疑义,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正规就业正以正规就业的补充形式,吸纳劳动力的数量不断攀升。
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针对人群主要是有固定用人单位的正规就业形式,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问题,目前还未出台具有普适性的政策法规,虽然近年来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一方面设计存在缺陷,缺乏适用性、便携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行政执行无力,对违法行为监督不严、执法不力和处罚不够的问题,使得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员被排斥在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除此之外,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小,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近九成的农民工没有被工作单位的社会保险所覆盖。劳动和社会保障2006年统计数据较全面的反映了灵活就业人员及其社会保障的情况:2005年城镇就业者为27331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1312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8%;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12648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409万人,参保率仅为11.14%。总体来说,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不稳定、卫生及安全保护缺乏的工作,他们的社会保障状况亟需得到改善。
三、非正规部门人员社会保障发展路径
第一,明确劳动关系,加强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保障。签订劳动合同是就业保障中重要的一环,政府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监督企业与灵活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劳动者权益。除此之外,政府可鼓励与扶持工会的建立,利用工会谈判的优势,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第二,明确参保项目,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不同类型分步推进社会保险。例如下岗职工、农民工和自由职业者对社会保险具有不同的需求,应针对不用人群,循序渐进,避免一刀切造成的隐患;第三,设计制度,建立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参保形式和缴费标准上,应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通过自愿和吸引的方式,实行比较灵活和优惠的政策,例如降低灵活就业者的参保门槛、降低缴费标准、实现个人账户的可携性。(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 威廉・阿瑟・刘易斯著,施炜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何平,华迎放,《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P26
[2] 丁金宏,冷熙亮,宋秀坤,《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1,(6),P9-10
[4] 劳动保障部规划财务司,《我国灵活就业情况统计分析》[J],中国劳动,2005,(3)
篇8
【关键词】国有企业;社会保障;社会保险
新时期,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各大型国有企业均设立有自己的社保机构和管理中心。这些社保部门有责任为企业职工做好社会保险工作,并且有义务就建立健全大型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言献策。
一、要切实保障失业分流职工的基本生活
(一)做好离职分流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冗员过多。实行减员增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我们在做好减员增效工作同时,也要注重失业分流人员的安置为题,这是关系的社会发展、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问题。规范职工离职程序,保障失业职工基本生活需求,并代缴各项社会保险费。鼓励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实行主辅分离,转岗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效益和效率。
(二)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落实资金
对社保资金筹集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就业者单位、个人和政府共同出资。在这里,单位是第一责任人,个人是第二责任人,政府是最后出面人、兜底人。现阶段,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方面,单位和个人的交费比例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按照这些规定加大征缴力度,提高收缴率,强化基金支付能力。筹集资金是做好国有企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关键环节。坚持实行企业、社会、财政各自负担的办法落实资金。
(三)搞好三条保障线的相互衔接
对停岗、离职职工在进行再就业培训后仍未实现再就业的,按规定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条件的可到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人员家庭经济困难的,可按规定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三条保障线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形成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积极促进失业职工再就业
(一)广开就信息渠道
当前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开辟新的就业信息渠道。一是保持国有经济的稳定增长。扩大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中央提出增加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积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中小企业。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渠道。三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四是提倡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如非全日制工、季节工、短期工、临时工、计时工等。五是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鼓励自谋职业。
(二)加快转变就业观念
各基层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就业培训,提高失业职工再就业能力。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同时,减缓就业压力。引导失业职工彻底摆脱各种传统择业观念,树立面向市场自主择业、自强创业的观念。用人单位也要转变用人观念,社会各方面都要理解、尊重失业人员。
(三)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
逐步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加快推进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形成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市场就业机制。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为失业职工提供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同时,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依法保护求职者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因地因时引导和促进失业职工进入市场,逐步形成企业富余人员直接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新机制。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坚决贯彻落实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形成比较完善的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国有企业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障职工群众的基本医疗,促进国
企业改革和社会稳定。
(一)依法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依法逐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加大贯彻《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的力度,依法将应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职工全部纳入社会统筹,提高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参保率,以及事业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的工作。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同时,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和清欠工作。以及事业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的工作。对用人单位拒不参加社会保险和拒缴社会保险费等行为,坚决按条例规定予以处罚。形成保障项目完善,群众普遍受惠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二)进一步完善城市“低保制度”
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加快建立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体系,帮助他们解决看病、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和城市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要加快改革步伐。
(四)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
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由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缺口不断增大,要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夯实社会保障基础,提高社会保障基金风险抵御能力,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在加强基金征缴、努力开拓新的基金来源渠道的同时,严格管理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严禁挤占挪用,确保基金的安全和增值。
篇9
关键词:社会保障;政府;受益主体;正义
引言:社会保障对于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意外灾害、失业、等原因遭受损失而提供的救助和福利的一项社会制度,体现了社会对于处在弱势群体的人们的一种人文关怀。社会保障之所以能存在与发展,依赖的是它的道德基础,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是我们一直认为的仁慈还是我们现在追求的正义,对此学者们观点也是不一致的。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道德基础
说到社会保障就不能不提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沙白颁布的《济贫法》,其目的是针对越来越多的闲散劳动力,越来越庞杂的流动人口由政府采取措施,实施控制,维护社会稳定。1834年的新《济贫法》其中的理念仍然是对有劳动能力而不去劳动的人进行严惩。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然而对于当时的德国所采取的改良主义,更多的是为了缓解政治危机。1935年美国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当时的美国处在罗斯福总统时期,采取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为了缓解经济和社会危机。而今,在《贝弗里奇报告》中所提出的追求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保护人权的理念倡导下,社会保障不再成为以前的通向其他目的的工具,而是社会保障本身,是一项长期的发展策略。
对于中国古代就有了对社会保障的向往,《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古代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也是古代人们心目中的完善的社会保障的美好向往。当然它的理念显然是一种仁慈,人道之心;“在旧社会,人民群众总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更不用奢谈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权利。因此,旧的社会保障或者说慈善事业并不是一项经常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基于“良心”的个别行为。尽管也有官办的慈善组织,但那也仅是皇帝的“恩典”或慈悲。可见,在那无视人们生活权利的社会,呼唤良心,张扬仁慈,甚至是乞求施舍和恩赐,无疑是处于生活绝境中的人们求得生存的最好方式了。同时,旧的社会保障或慈善事业在这种仁慈、施舍和恩赐中获得了其道德上的意义。”1而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再是人们的奢望、幻想,不再是一些有觉悟的个体,一些慈善组织所为的个别行为,不再可有可无,而是法律保障下的一项制度,这种制度的构建有两重含义,第一是明确了社会保障是公民所享有的一项权利,第二,每个公民所享有的这种权利是平等的,这里的平等我们应该理解为机会是平等的。那么现代社会保障所应倡导的理念到底是一直以来就赋予社会保障的仁慈还是正义?学界观点不一,观点一、人道思想说。有学者指出:“人道思想是社会保障的灵魂,也是社会保障必须坚持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而这种人道思想“来源于人的怜悯之心或将心比心的恻隐之心”。2
观点二、正义思想说。有学者指出:“正义以其应得和法度的语义获得了构成社会保障道德根基的资格,而仁慈却因其天然的弱点失去了担当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道德根基的重任。”3、
笔者认为不能笼统的说仁慈不是社会保障存在的基础,正义就是社会保障存在的基础,因为二者是可以共存的,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首先就语义上来说,谈到仁慈,人们不可避免的要想到怜悯、同情、恩惠甚至等级,笔者的第一反映是那个名句:“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其实这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仁慈只表征一个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只要方法得当,受益人不会觉得辱没了自己的面子,伤了自尊,不会拒绝这种帮助;对于正义这个词,从古到今,法哲学家们不断的在研究,与正义有关的公平、效率也是学者门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它所构建的正义主要在于使得受益主体获得这种救济帮助的权利正当性。“福利最初的引入是为了体现民族团结的,后来又逐渐进入公民身份的定义当中,以至于谁的福利权利如果没有得到尊重,就可以断言他或她没有被当作平等的公民加以对待。”4由此可见,正义和道德的含义界限不相同,功能也不相同。正义和仁慈的根本区别在于正义具有约束力,而仁慈不具有约束力,仁慈虽然不具有约束力,却已经内化成一种高尚的品质,“仁是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为根基,以亲亲之情为出发点,进而推己及人,扩充为社会伦理和道德情感。”5仁慈是社会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品质的象征,在这个层面上,正义就不具有这种意义。“大多数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仁慈的,而且如果穷人能依赖富人的仁慈的话,他们可以过得比目前还好。”6而正义是对社会保障的对象来说,保护了他们的应得权利,获得救济帮助得到权利,也为社会保障找到了合理性和正当性, “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动的盛行却肯定回彻底悔掉它。”7如此来说,仁慈也不具备这种功能。
因此笼统的谈论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是仁慈或者是正义都是不全面的,因为二者功能不同,也不能放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比较,如果仅谈论正义而不考虑仁慈就会出现以下的情况“穷人拥有得到帮助的一种公平的权利,而且我也能够帮助他们。但是且慢,我也具有在市场中获得资源的一种公平权利。因此,也许穷人只能求助我的慷慨大方。”8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尽管得到法律的保障,但是其在实际运行中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往往那些最需要救济帮助的人没有得到帮助和救济,这时候仅有正义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社会具有一种仁慈关怀的大环境,应该说由法律来保障一项制度,与由社会上的每个人去自觉地遵守从心里去服从这一制度的效果是不同的,亚当·斯密曾经说过“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支柱”,而“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9如果说仁慈是社会保障完善运行的一个最高的追求,那么正义就维护社会保障有效运行的底线要件,而二者的配合发挥作用将使得社会保障更好的为那些正在遭受不行的人们带来救济帮助,使得正义的应得请求与需要想吻合,而非相冲突。
二、社会保障的主体
社会保障法的主体及一、社会保障制度的道德基础
他们之间的责任是如何分配的虽然是简单的理论问题,但是却不能忽视,因为这关系到社会保障的实施效果问题。关于社会保障主体,学者们观点也是不一的。
观点一:两方主体说,“以国家社会为主体”。10
观点二:三方主体说①。 “社会保障法协调是调整国家、社团和社会成员之间,在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及发展的权利和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
观点三:三方主体②。“社会保障法涉及众多主体,以三类主体最为重要,包括受益主体、行政主体、服务主体。”12
观点四:三方主体③。“有学者提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国家、社团和劳动者,社会保障作为公权,主要是通过劳动合同的约定转化为劳动者的个人权力,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主要是在企业的范围内实现的。在劳动者已经不存在企业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的直接诉讼对象就是国家,国家有义务实现劳动者的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的实现,则是在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行政组织的工作来实现。”13
社会保障制度是依照法律规定建立起来的制度,国家是当然的社会保障主体,国家当然是通过政府管理部门来代表它来具体行使管理的权力,履行职责和承担义务,同时、还可以依法委托有关机构、社会团体等,将这些社会机构社会团体统一称为社会,因此社会也应当充当社会保障的主体。这是两主体说的主要意思,但是两主体说忽略了另一微观的层面,而这一微观层面是必不可少的,即是社会成员,这是三主体说的主要观点,应该说三主体说比较全面的反映了社会保障法在运行过程中的现状,至于众多主体说中的主要的三主体说,则是学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对社会保障法主体进行划分,以社会保障关系的各主体的不同角色定位,笔者觉得这种提法比较新颖,也比较清晰的划分了社会保障法的主体。首先,二主体说中的社会成员就是全部社会成员呢,还是仅仅是一部分即社会保障的受益主体,就社会保障的直接关系的主体当然应该指得是受益主体,但是就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社会的运行过程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其他社会成员排除在外,而且这种从社会实体角度划分的方法是很难周到顾全的,所以从主体各个角色来划分反而显得很明确。至于劳动者作为社会保障主体的概念是否准确,笔者认为它是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但是劳动行政法律关系有他自身的局限性,例如养老金领取关系中,劳动者是受益主体,也是权利主体,但是社会保障法的受益主体有时并不处在显形的地位,作为社会保障法的受益主体有时可能既不是权利主体也不是义务主体,只是关系人,显然用劳动者作为社会保障法的主体是不恰当的,所以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受益主体、行政主体、服务主体最为恰当。
三、社会保障法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
关于社会保障法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是社会保障法在改革过程中的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即行政主体到底应不应该干预,干预多少已经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从社会保障的运作机制来说,无非是政府通过税(费)等各种手段聚集全社会的力量来帮助部分的遭受保险的人群。由于个人面临的风险不同、大小不一,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有差别,在社会保障中每个人实际享受到的权利和所尽义务不一定完全对应,因此会出现面临风险小,自身能力强的部分人群“逃出”制度的倾向,所以只有政府通过强制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把个人风险在全社会中分散以均衡分担,保障个人不会无法消化所遇到的风险而陷入生活的困境。”14这就表明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是政府干预多少的问题,政府介入社会保证可以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包办、主导和不干预。”15包办主要是指那些社会福利发展很久远的国家,如英国,就是从摇篮到坟墓,事实上是在摇篮前就享有了,母亲分娩前的福利待遇。当然现在这种政府包办的形式也遭受到来自各放的批评,这种包办使政府财政压力过大,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府有可能陷于瘫痪,当然这种方式也使得需要社会保障的公民的到及时的保障,但是可能那些不是那么需要社会来救济帮助的人也混水摸鱼进来,所以也滋长了一种养懒的氛围,不干预政策在此不做讨论,政府主导型介于包办与不干预之间,但是政府主导型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各国在探索政府主导型的方面所选择路径是不同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进行调整。如“德国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了非常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90年代又建立了护理保险,而且根据社会风险的变化情况调整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而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从最早只具有养老、住房、医疗等多项功能的综合性制度也正是新加坡政府根据根据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反映。”16
对于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也要结合中国了的历史与现状,改革前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是相分离的,当时的农村根本就没有政府在城市所包办的社会保障,而且当时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因为处在计划的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的工普遍很低,“政府、企业与职工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利益或者“信用”关系。政府和企业对职工,有一种事实上的终生就业承诺及相关的养老医疗保障承诺;同时,也通过低工资制度对职工的劳动贡献进行了部分的“预先扣除”,并形成了一部分国有资产积累”。17再来看二十年后的社会保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经过改革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形成了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机制,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共同分担机制,但是政府虽然改变了以前的包办方式,却把过去分散在企业、单位的社会保障责任都转嫁给政府,造成了政府压力过大,同时在农村,农村社会保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制度让染处于不成熟、不断摸索的阶段,所以农民并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真正的实惠。所以,目前,关于政府责任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划分清楚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为了避免造成政府压力过大、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应该明确政府的角色,不能让政府承担多重责任。其次,我们必须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险的进程,让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都能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但目前也不可能建立起与城镇想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行的办法是一种“二元主导型”的参与形式。相较之城镇,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中的参与形式可以更为灵活,由于传统的集体保障和家庭保障形式可以在农村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政府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政策扶持,维护和加强这种保障形式。18当把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划分清楚,在适用过程中逐步完善政府的主导行体制,使得社会保障法充分发挥其功用。
四、结语
本文从社会保障法的基本理念、道德基础出发,探讨仁慈还是正义是社会保障的基石,陈述了学者们的观点并且进行了粗浅的评价,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正义是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发挥其功用的前提条件,正义代表着应得或者权利,这就保证了社会保障法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仁慈则为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完善发挥其功用的基础,当社会的大环境是充满仁慈仁爱人道主义的,人们从心底里接受社会保障制度,它的功用必然会发挥的更好,并且对仁慈这个词笔者也进行了研究,发现并无爱有差等的偏见;其次讨论了观点云集的社会保障法的主体,认为社会保障法的主体从社会角色出发受益主体、行政主体、服务主体最为恰当,这样区分绕开社会实体反而更加清晰,并且进一步探讨社会保障各主体之间的责任,政府、企业、个人应当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政府的主导型体制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指明了大方向,具体还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不断完善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 熊玲君:《仁慈抑或正义——谈现代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J],《社会保障制度》 ,2005年第7期,第4页。
2 岳天明:《人道思想是社会保障的灵魂》[J],中国社会报(京),2002年第5期,第28页。
3 熊玲君:《仁慈抑或正义——谈现代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J],《社会保障制度》 ,2005年第7期,第6页。
4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5 赵明远:张骞构建的近代南通社会保障体系[J];社会保障制度,2005年第12期第61页。
6 詹姆斯·L·多蒂,德威特·R·李: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7熊玲君:《仁慈抑或正义——谈现代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J],《社会保障制度》 ,2005年第7期,第5页。
8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9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10 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1 郭成伟、王广彬著:《公平良善之法律规制——中国社会保障法制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页。
12 董保华:《社会法原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97—308页。
13 常凯:《劳动论[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6—187页。
14 何金颖:《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兼评中国的政府责任问题》[J],南都学坛,2003年第6期第102页。
15 同上。
16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第281页。
17 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城镇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前瞻》[J],管理世界,2001年第一期。
18何金颖:《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兼评中国的政府责任问题》[J],南都学坛,2003年第6期第104页。
注释:
1、熊玲君:《仁慈抑或正义——谈现代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J],《社会保障制度》 ,2005年第7期。
2、岳天明:《人道思想是社会保障的灵魂》[J],中国社会报(京),2002年第5期。
3、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赵明远:张骞构建的近代南通社会保障体系[J];社会保障制度,2005年第12期。
5、詹姆斯·L·多蒂,德威特·R·李: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熊玲君:《仁慈抑或正义——谈现代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J],《社会保障制度》 ,2005年第7期。
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8、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9、郭成伟、王广彬著:《公平良善之法律规制——中国社会保障法制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
10、董保华:《社会法原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1、常凯:《劳动论[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6月版。
12、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
13、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城镇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前瞻》[J],管理世界,2001年第一期。
14、何金颖:《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兼评中国的政府责任问题》[J],南都学坛,2003年第6期。
15、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6、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J],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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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劳动者应积极及时的学习和了解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法维权。有些劳动者由于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不熟悉,不知道该如何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些对劳动法规和政策理解不准确,不知道该如何应用,往往造成有的提出的仲裁请求会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这样不利于化解矛盾,不利于劳动纠纷的处理;有些提出的仲裁请求低于国家规定标准,无形中造成放弃了部分合法权益。这些往往都是因为劳动者不了解劳动法规,对自身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没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劳动者应认真的学习《劳动法》,通过学习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自己的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劳动者要通过合法途径,或者寻找法律专业人士去进行法律咨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劳动保障合法权益,做到不盲目,不跟从,依法维权,理性维权。
二、劳动者应通过正规的渠道、合法的方式进行劳动维权。1、协商。劳动争议发生后,劳动者可首先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以达成新的协议,或者有过错的一方改正错误,消除争议;2、调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与法规科提出申请,请求调解;3、仲裁。劳动争议仲裁是解决劳动争议的主要途径。劳动者可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劳动仲裁申请书;4、举报投诉。县级及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设有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部门,有权纠正和查处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部门投诉、举报,要求查处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5、诉讼。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但需注意,未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的劳动争议案件,法院不予受理;6、。劳动者在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还可以通过的方式,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待部门反映。
三、加大劳保监察,加强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深度和力度,提高劳动者法律意识。1.不断更新监察方式,大力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强化监察职能,加大执法力度,积极开展各项监察活动,通过日常巡查、举报专查、专项检查和综合执法检查等活动,对违规企业按照法律规定加大处罚力度。2. 加大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的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创建就业必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使用人单位守法经营,依法用工,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3. 强化“忧患意识”。 树立起“无小事”的思想,及时处理好每一封来信和每一个来访,对劳动者投诉的维权问题及时介入,严格执法,加大处罚力度,确保劳动用工和谐稳定。4.优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劳动仲裁、行政复议等劳动维权办事流程。采取提升服务理念、优化办事流程、实行公开监督、推行效能管理等措施,集中解决劳动者关注的维权热点和维权难点,在进一步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切实解决劳动者维权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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