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学科评估范文
时间：2024-01-10 17: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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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课程评估系统；多元化；过程性；发展性
课程评估对本科教学质量的保证和提高有着重要意义，是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北京大学一贯重视课程评估工作，并且根据教学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进行课程评估体系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课程评估经过了探索阶段、形成阶段、多样化阶段的发展历程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规模上经历了小规模试点到大规模、专题抽样，再到全体参加课程评估的过程；内容上从最初的纸质问卷、手工统计，填涂答题卡、机器统计到网络评估；评估指标体系上从照搬国外评价指标体系，逐渐中国化，修正原有指标体系，到最终精简指标，不断形成适合学校情况指标体系的中国化、校本化的过程；实施上经历了由学校规定到院系、教师、学生参与的互动过程。
2016年，北京大学启动了新一轮本科教育改革，制定并实施《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及《北京大学2016年本科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点（试行）》，明确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激励体系，结合新建本科教学综合性评估系统，进一步完善教师教学评价体系。为更好开展教学改革和建设，学校设计的“第三版课程评估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并在使用过程中根据教师和学生提出的意见进一步调整改进。
课程评估面临的问题及根本原因
课程评估虽然广泛用于学校教学中，但对于课程评估特别是学生课程评估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对课程评估结果的质疑主要来自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教师的质疑为：一是对评价主体的质疑。很多教师认为学生缺乏对课程评价的能力，只有教师对课程教授哪些知识、如何去教，有客观认识。二是对评价标准的质疑。有些教师认为课程评估指标相对单一，不能够反映课程的特点。三是对评价客观性的质疑。有些教师认为由于自己对学生要求严格，或者学生对教师有意见而报复性地评价低分。四是对评价应用的质疑。教师认为在职称评定、教学奖励等方面应用课程评估结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学生的质疑为：一是评估指标设置不合理，有些学生指出部分指标可能对某些课程并不适用；二是评估结果不公开透明，评估结果目前主要作为管理工具，学生并没有有效途径获得课程评估信息；三是学期末评估设置造成课程改进对评估的学生没有用处；四是对评估率的要求造成学生对评估的应付态度。
为了系统了解课程评估的问题，学校进行了课程评估数据的大量分析，总体来看课程评估结果能够相对客观地展示课程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同时发现存在以下几点规律：一是同一课程多次评价具有相对一致性；二是评分低的课程和教师具有相对一致性；三是学生评教和专家评教的一致性；四是课程评估中前后各10%的课程具有明显优劣特征。因此，课程评估仍然备受质疑的重要原因是在于评估设置的根本点，目前的课程评估主要作为教学管理的手段，而非教师教学发展和改进的方式。在管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课程评估更加重视统一性而不注重课程的个性；注重结果的比较性而非课程本身的发展性；注重运用的客观性而不重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
以教学发展为核心的课程评估系统设计思路
为进一步改进学校的课程评估，通过对国内外多所一流高校的调研和分析，目前课程评估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过程性、发展性、个性化等显著趋势。
1.多种评价方式相互协调，加强过程性评价
教学评估是从课程开始到课程结束一个全过程的检测和反馈的机制，从学期初的需求到学期中的反馈，再到学期末的总体评价，课程质量监控应该作用于整个教育过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学校改变目前期末评估的模式，采用日常反馈、教学调查、期末评价有机结合的方式。以往的课程评估以期末评价为主，课程评估结果重心为总结性评价，缺乏对教学过程的关注，难以形成评价改进的闭环效应，加强过程性评价，能够促进教师在过程中进行改进。
2.多元评价主体相互补充，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以往课程评估系统主要针对学生课程评估设计，新的课程评估系统设计需要整合目前的多种教学评价方式，形成学生评价、专家评价、领导评价、同行互评、教师自评的综合评价体系；各种课程质量监控结果统合到课程质量监控系统中，采用公布和半公布的办法对任课教师进行反馈，以学生评教为主，老教授专家组听课调查为辅，其他内容作为有益的补充。对不同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根据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评价。
3.分级权限设置，给予院系和教师更大自
课程评估重要的核心之一是课程评估指标的设置，现有的评估问卷设置权限主要集中在学校，新的课程评估系统将问卷编制权限分发到院系和教师，根据院系和教师的需要进行分级问卷设计。期末评价问卷采用学校和院系两级权限设置，学校和院系可以根据权限分别设置相应问卷的问题。教学调查给予院系和教师全部权限，根据院系和课程特点开展调查，指标设计能够更加适应院系和课程特点。
4.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和反馈，促进教学改进
原有课程评估结果主要用于院系和学校教学管理，对教师个人教学改进和提高的针对性不足。新课程评估系统要紧密结合教师教学l展工作，强化评估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使评估结果更公开、更透明，使评估结果成为学生选课的参考。同时，课程评估结果与教师教学发展工作紧密结合，对新教师和教学效果不好的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帮助。
课程评估的主要类型
篇2
[摘要]简要回顾了安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对安全科学特点及研究对象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安全科学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安全高等教育及人才培养等问题。在对建构安全科学体系及其相关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全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安全科学体系建构高等教育
ProbeintoSomeProblemsintheEstablishmentOfSafetyDisciplineSystem
QUFang，Assoc．Prof．ZhangYingjun，Prof．LinBoquan，Prof．
(1ChinaUniversityofMining＆Technology2ChinalnstituteofMetrology) Abstract：Thehistoryofsafetyscienceisbrieflyreviewed．Afteranalyzingthecharacteristicsandresearchfieldsofsafetyscience，thechallengesfacedbysafetyscience，higheducationundermarketeconomyandtalenttrainingareprobeinto．Anelementalframeworkofsafetydisciplineisputforwardbasedontheanalysisofrelevantproblemsintheestablishmentofsafetydisciplinesystem．
Keywords：SafetyscienceSystemEstablishmentHigheducation
1.引言
安全科学是研究人类在生产过程和生活活动中技术事故和危害的科学，它是研究事故或危害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预防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安全科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90年代初期的徘徊后，在新世纪已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安全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和提高。这说明科技界已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到了安全科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安全的渴望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但在肯定已有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清楚地看到安全科学面临的诸多挑战和更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安全科学如何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学科体系，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已成为安全科学建设中一个亟待研讨的重要课题。笔者在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试图对安全科学及其学科体系等相关问题进行粗浅探讨，其目的是为了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能展开深入研究，以促进安全科学健康发展。
2.安全科学的形成
安全这一概念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本能地学会了利用大自然并尽可能地避免各种灾难，形成了原始的安全观和防灾方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逐渐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质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人们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生活条件，发明和使用了大量的机械设备，修建了大量的人们需要的人造工程项目；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机械设备的大量使用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各种自然灾害和伤亡事故在数量和规模上也急聚上升。为了消除各种危害，防止事故的重复发生或其他意外伤害事故的可能出现，人们从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事故教训中总结出了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就形成了传统的安全工作方法和安全理念。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50年，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对自身的健康和安全、环境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与此极不适应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安全状况并未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而发生根本的好转，重大灾难性事故时有发生，出现了安全工作状况和现代化生产极不协调的严重局面，从而迫使人们对安全问题重新认识，对安全的本质、安全本身的内在规律、事故或灾害产生的机理、发展过程、传递方式以及控制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深入的研究。
这种探索和研究已突破了传统行业安全的框架和安全技术的范畴，它是以传统的安全工作方法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新的角度、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方法来研究安全问题，是对安全问题理性的思考，这种研究和思考为安全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90年6月在德国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安全科学大会”(1stWorldCongressonSafetyScience)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将自己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方面反映了安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以及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因此，安全问题是与生俱来的，而安全科学的产生却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与现代科学技术带给人们正负两方面影响密切相关，它的出现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文明提出的必然要求。
3.安全科学的特点及研究对象
虽然人们已经将安全问题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但毕竟这门科学的兴起只有20多年的历史，由于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交叉性和潜隐性，要给这门新兴的学科下一个准确、全面和能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困难的，况且安全科学的研究范畴、它的内涵和外延还正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但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安全科学是研究安全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以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安全技术本身)为基础，研究生产实践和生活活动中技术事故和危害的消除及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以保证人员的身心健康、财产和设备免受损失，环境不受危害。具体地讲安全科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安全科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全部范围，生产活动主要包括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也就是传统的行业安全；生活活动则是指日常生活活动中的安全，如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防灾避灾等内容。
(2)安全科学研究的目的首先是确保人员的身心安全和健康，即以人为中心的原则，这是安全的核心；其次要保证设备、财产和环境的安全。
(3)安全科学的研究应该是围绕着其研究目的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它不仅要研究由于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各种事故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防范措施，而且还涉及如何减少和避免由于技术的使用而造成的灾害的预防和处理(如由于矿井开采而造成的地表沉降问题)。它不包括类似火山爆发、地震、普通疾病等纯自然因素所产生的危害。
(4)安全科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安全科学的哲学思想(包括安全观、安全认识论和方法论)；安全科学的基础理论，即应用现有基础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研究安全问题自身的规律以及灾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安全工程技术，即将安全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具体的工程技术相结合，来解决工程领域中独特的安全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全科学和管理科学、环境科学类似，具有跨门类、多学科、综合性、横断性和交叉性的特点。
4.安全科学体系及其相关问题
4．1安全科学体系建构中的几个问题
如上所述，安全科学是研究事物安全本质、事故发生的普遍规律以及有效防治灾害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它既不是传统的劳动保护，更不是散布于各行业中安全技术的简单拼凑，而是集科学、技术及工程应用于一体的完整体系。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整体的综合性和复杂的系统性，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以及行为科学等学科门类的交叉科学。安全科学体系不仅应反映该学科的上述特点，而且要反映现实的需要。
4．1．1安全科学体系的建构必须强调安全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地位
科学基础理论是一门科学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其整个科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基础理论的突破往往能带来工程技术革命性的变革。任何科学基础理论的形成无外乎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从实践到理论，即人们在反复的实践中，获取了对某一事物大量的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找出反映该事物本质的规律，并应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加以提炼和升华，得到本门科学的基础理论。其二是从理论到实践，即首先根据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根据人们对事物已有的认识，提出某些最基本的假设或者公理作为该门科学的基本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从而形成其科学体系。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基础理论的最终形成都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该门科学的基石。
近20年来，安全技术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安全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却没有大的突破。这种现象似乎说明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需要安全基础理论的支持，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安全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应用了安全基础理论的结果，只不过是目前这些理论有很大一部分仍游离于各个纵向运用领域之中，表现为分散状态，而一旦将其归纳总结，上升为基础理论，它对于安全科学的发展就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末过于系统工程在安全领域内的应用。系统工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安全领域开始应用，受到了研究机构、大中型企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迅速在机械、化工、航空航天、能源等领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将这些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成果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和升华就逐渐地形成了安全系统工程。虽然今天的安全系统工程还不成熟，但是安全系统工程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已在安全工程和安全管理中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安全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但是纵观安全科学的科学体系，目前为数不多的一些基本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实践的总结而得到的，并且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而安全科学自身的假设(假说)或者公理则更少。因此，在安全科学体系建构中必须强调其基础理论的重要地位，以使有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4．1．2安全科学体系的建构既要注意安全科学的特点和完整性，又不能完全脱离目前其发展的现状，并且要注意学科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根据科学学的研究成果，现代科学技术在横向上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军事科学和文艺理论九个门类。每个学科在纵向上有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4个层次。将上述思想应用于安全科学体系的纵向分层：
①哲学层次是安全哲学，即安全观，是对安全问题总的看法和方法论；
②基础科学层次是安全学，它研究安全的基础理论、揭示安全普遍规律；
③技术科学层次是安全工程学，它为工程技术层次提供理论基础，并将工程技术升华为理论认识；
④工程技术层次是安全工程，即直接实现或服务于安全的工程技术方法。这4个层次互为基础，下一层为上一层的形成提供素材，是土一层的基础；而上一层是下一层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又反过来作为下一层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
从安全科学目前的情况看，它在工程领域内的应用已非常普遍，相应地在工程技术层次上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但在基础理论和技术科学层次上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层次上成形的东西还很少。此外，在很多方面，安全技术科学和安全工程技术相互交叉，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笔者认为任何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其发展的过程，安全科学也不例外，它必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提高，逐渐得到发展和充实。所以，笔者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不能也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安全科学体系的完美，重要的是所建构的框架要有利于丰富安全科学的内容，对安全科学体系的完善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从而有利于推动安全科学的健康发展。
4．1．3安全科学体系的建构既要注重安全科学自身的独立性，又要注意与其他科学的渗透和交融
任何一门科学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是因为该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别于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在建构安全科学体系时，有必要对其研究范围有一个大体的限定。安全和灾害是相对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安全科学研究的对象。如前所述，安全科学是研究生产实践和生活活动中技术事故和危害的科学，其目的是保证人员的身心健康、财产及设备免受损失、环境不受危害。也就是说，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和防灾减灾。例如，对于火灾的研究，安全科学主要研究城市火灾、工业火灾等由于技术使用引起的火灾，而对于由于自然因素(如雷电)引起的树林火灾就不是安全科学研究的范围。又如，职业病属于安全科学的研究内容，而一般的疾病却超出了安全科学研究的范畴。对安全科学的研究范围之所以限定在技术危害(事故)的范围内，是由于安全科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决定的，同时，也有利于使其区别于其他科学。
在强调安全科学独立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当今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即相互交叉和渗透。安全科学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科学的成就，以便加速其自身的发展。
4．1．4安全科学体系的建构要有利于安全专业人才的培养并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
安全专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培养安全专业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安全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安全工作的有力保证。目前我国已有近50多所高等院校设立了与安全有关的专业，从专业的知识结构和培养方向上看大体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安全科学知识体系为主，结合某种生产行业的科学知识为客体组织教学内容，形成以安全科学技术为主，行业技术知识为辅的知识结构体系；
另一种则是以行业科学知识为主，安全科学技术为辅的知识结构体系。
虽然人们早就认识到前一种知识体系对于培养安全技术专业人才更为有利，是安全类专业的发展方向，后一种体系应逐步向前一种体系过渡，即从行业安全转向大安全，但如何实现这种安全专业教学内容的平稳过渡，以及如何完善以安全知识为主体的知识体系结构却一直困扰着许多从事安全教育的工作者。
一些以行业安全为主的院校，将原来本专业有关课程删掉，新开了许多从其他行业领域拼凑起来的有关安全的课程，形成所谓“拼盘式”的教学计划，按此培养的学生既没有掌握原行业的专业技术知识，又对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似懂非懂，很难满足社会对安全人才的要求。
虽然学科的出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但是社会需求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必须坚持以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为学科发展的根本目标。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安全科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我国目前安全类专业的设置来看主要集中在安全工程、安全管理以及职业卫生保健等领域，显然，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全面开放对安全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以保险业为例，随着国外保险金融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前不在保险范围内的建筑(如大型商场、娱乐中心)以及多事故行业(如矿山开采)等将成为新的承保对象。要对它们承保，首先要对其安全状况进行评估，以确定保险费；而在理赔时，必须对事故及其损失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以此作为赔付金的依据。上述这些工作的完成都离不开安全科技人员的直接参与。除此之外，在市场规范化的过程中，交通、消防、建筑等安全事故多发领域，对安全人才的需求也会大量增加。
因此，要适应21世纪经济发展对安全人才的需求，必须要放宽视野，在安全类专业的内涵和外延上进行充实和拓宽，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安全人才的培养在质量和数量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4．2安全科学体系框架
综上所述，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安全科学进行纵向科学分类和横向理论分层，笔者提出了如下图所示的基本框架。该框架将安全科学在纵向上分成8个学科，在横向上分成4个理论层次。在基础科学层次上并列地给出了自然科学等7个学科门类，主要反映了安全科学是以基础科学为基础，综合应用了其他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了安全科学的交叉性、综合性和横断性的特点。
在此还应该指出，在安全科学体系中，各分支学科以及各层次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学科发展较早，日趋成熟，其内容也比较具体。而有的则正处于发展阶段，其内涵、外延及研究内容尚待明确。此外，还应该强调安全科学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随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升华，还一定会有更多学科出现，笔者列出的仅是作者的认识和体会，希望引起安全科技界有关人士的兴趣，促进此方面的研究工作，以进一步丰富安全科学的内容，促进整个安全科学体系建设的完善。
5结语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安全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安全科学体系的作用是为人们自觉地进行安全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提供宏观上的指导，它在安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就目前而言，安全科学本身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主要原因：一是安全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相对还比较年轻；其次是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人员不多，特别缺乏对安全科学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所以，安全科学要有大的发展和突破，不仅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和财力上的支持，更有赖于安全科学领域内的广大科技人员作出不懈的努力，特别是知名专家和学者的参与。笔者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对安全科学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的重视，推动安全科学的健康发展，以适应21世纪我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安全科学提出的新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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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1.内科学资源库模块构建与初步应用分析
2.中医内科学开放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3.“内科学”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探讨
4.小动物内科学综合设计性实验教学的探讨
5.强化内科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探讨
6.内科学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应用的利与弊
7.结合内科学教学实际,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
8.内科学实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
9.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10.提高中医内科学理论教学质量的探讨
11.《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研究
12.浅谈内科学教学方法的应用与体会
13.如何加强实习生中医内科学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14.内科学教学中病案教学法和传统讲授法的比较
15.口腔内科学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改革思路探讨
16.Blackboard平台应用于口腔内科学教学中的效果评价
17.PBL教学在中医内科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18.对医学生内科学临床实习综合能力量化考核的研究和探讨
19.基于临床案例的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20.内科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新模式的初步探索
21.案例式教学法在高等中医药院校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22.临床医学内科学双语教学调查分析
23.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引入现代医学知识的方式和意义探讨
24.PBL教学模式在兽医内科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和思考
25.改良PBL教学模式在医学留学生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26.医学生内科学双语教学需求调查分析
27.新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咳嗽”篇历代文献引述的相关问题
28.培养创新理念,提高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质量
29.抛锚式教学法在临床医学八年制内科学实践教学应用初探
30.内科学教学中的“逆向思维”与“横向”教学法
31.多种教学方法结合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应用初探
32.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课堂教学的应用
33.谈医学生如何学好内科学
34.能力本位教学法在中职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35.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内科学PBL教学模式介绍及借鉴
36.口腔内科学教学改革初探
37.临床医学留学生内科学全英教学探讨与反思
38.中医内科学内分泌代谢系统病证临床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9.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兽医内科学教学方法探讨
40.中医内科学PBL教学法问题设置初探
41.中医内科学教学在本科生临床轮转实习中的应用
42.浅析如何提高内科学教学艺术
43.师生微信内科学互动平台在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44.内科学双语教学的思考与改进
45.三年制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全科医学方向)内科学实践教学的改革与研究
46.采用多种形式教学 提高学生学习内科学的兴趣
47.案例式教学法在兽医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48.《中医内科学》中英文教材比较研究
49.中医内科学症状术语规范化研究
50.结合八年制医学生特点进行内科学见习教学初探
51.心血管内科学专业发展趋势及设想
52.建立八年制临床医学生内科学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与探讨
53.《内科学》教学改革探讨
54.规范消化内科学临床教学查房模式的实践研究
55.“做乐赛”教学模式在《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56.内科学考试试卷分析与评价
57.中医药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内科学教学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58.基于中医思维模式下的中医内科学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59.论宋金元时期中医内科学发展特点
60.TBL教学法在心血管内科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61.浅谈《内科学》双语教学课程的建设
62.内科学临床见习课双语教学方式的可行性探讨
63.如何提高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64.思维导图在《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65.内科学临床见习实施案例教学应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66.内科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67.案例式教学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68.福建省内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69.内科学课程改革中教与学的创新性研究
70.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内科学双语教学刍议
71.案例式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的运用
72.内科学见习教学中临床思维能力培养
73.改革考试内容方式 提高内科学教学质量
74.以LBL联合CBL为基础的八年制内科学教学实践
75.内科学双语教学探究
76.内科学PBL教学模式对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探索
77.医学生内科学见习课的调查分析
78.内科学“考站式”考试的实施及评估
79.基于系统科学理论及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内科学教学精细化设计与管理
80.病例引导的内科学心血管疾病立体式见习教学法研究
81.中医内科学课程运用形成性评价教学的实践刍议
82.内科学见习课采用CBL联合PBL法初探
83.医学留学生内科学教学模式的建立与实践
84.多媒体在医学留学生内科学英文授课中的作用
85.内科学PBL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
86.CBL,PBL与TBL整合教学法在心血管内科学中的实践
87.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88.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内科学教学体系改革初探
89.《内科学》实践教学中“双语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讨
90.内科学教学改革分析与探讨
91.心血管内科学中英双语教学实践回顾与探讨
92.基于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的内科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93.PBL教学方法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94.八年制诊断学和内科学教学改革探索
95.内科学教学中以问题为基础的病案教学法探讨
96.基于PBL的内科学教学模式探究
97.内科学精品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
98.PBL教学法结合LBL教学法在呼吸内科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篇4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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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学习共享空间 协同机制 协同效应
[分类号]G251
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Lc)是一个借助于网络技术实现的、以支持协同式学习和创新式学习为目的的资源集合。它由学生管理、教务管理、学习支持、网络中心、图书馆以及部分院系参与,借助方便快捷的互联网络、功能完善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和内容丰富的知识库,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资源、功能进行集成,建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并以此为依托,在技能熟练的学科馆员、计算机专家以及专业教师等的共同支持下,为读者的学习、讨论和研究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培育读者的信息素养,促进读者学习、交流、协作和研究,推动群体/团队交互式学习、协同式发展。
近几年来,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都在积极尝试建立以支持学生自主式/交互式学习为主要目的的学习共享空间,希望借此资源平台整合校园内各学习支持部门的资源、服务和技术,为学生提供“全程式”服务,提高学习效率。然而,由于学习共享空间的构建需要诸多部门参与,更需要通过部门间在资源、组织、技术等方面协同合作,才能使分散于校园各处的资源结构逐渐朝优化的方向发展,因而建立协同机制是学习共享空间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学习共享空间构建过程中,各高校对在LC内多个异构系统之间建立内在协作机制的必要性认识不够,对资源分布存储与管理、高度共享与协同制作等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设计和实践,导致出现教育、教学资源过度消费和消费不足并存的现象,资源过度配置和消费者的过度消费行为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损失和浪费,其结果必然造成宏观效率低下,LC缺乏活力和效率。为此,本文将对学习共享空间的建设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学习共享空间协同机制的建设策略和发展方向。
1 学习共享空间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共享空间的组织架构流于形式,部门问协调配合能力低下
从LC的建设实践来看,各参建部门在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组织机构方面未达成有效统一,部门间合作流于组织架构形式,协调配合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①各合作机构间的人员、资源、机构等诸多优势要素仅局限于单纯叠加汇聚,仅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组织架构,表面实现了管理统一,然而各部门间认同度低,并未能从管理理念上达成共识,未将创新思想融入其中,未使系统产生整体作用大于各要素作用力之和的力量;②共享平台缺乏知识管理的制度安排。目前来看,学习共享空间只是将所有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缺乏深入的管理经验与信息共享的闭环管理系统,缺乏知识管理的制度安排,难以真正实现“管理”同步。
1.2 各类信息资源整合困难、未能实现有效“共享”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资源应按照边际效率最高的原则在市场主体之间进行配置,即生产要素总是流向经营效益最好的企业和行业。在高校专业建设过程中亦是如此,重点学科或特色专业总是能够获得学校优势资源的支持,得到大量专业数据库、重点实验室及优秀师资的配置。但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二级院系和科研部门并不愿意把本部门的教学、科研信息资源提供给以图书馆为载体的资源共享平台,更难摒弃以学科为基本单元管理资源的传统封闭观念,无法集成管理校内各机构、部门的全部信息资源,更无法推动信息的交流与互动及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导致资源闲置、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紧缺、无资源可用矛盾同时存在。大量优质资源难以发挥最大化效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又由于教育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LC的物理核心――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图书馆与学校各院系之间的联系松散,鲜有长效的沟通和协调,教师、科研人员对图书馆的认同度很低,而数字图书的问世和互联网络的发展更加剧了这种局面,共享仅存于书面或者口头。
1.3 技术上的“多口径”导致学习共享空间信息系统异构
高校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包括教务/教学信息系统、学生管理系统、科研管理系统以及数字图书馆等。由于各子系统开发建设时间不同,所采用的技术路径和业务平台各异,数据标准也大相径庭。因此,将这些分散/异构的资源整合至Lc体系之内集中呈现时,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标准不统一而造成的信息资源内容、软硬件设施和相关支持系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标准不一、多头管理,导致系统异构的弊端。版本不同、互不兼容、形式各异的数据库、信息系统、服务器导致信息富足的高校内却频频出现“部门壁垒”乃至“信息孤岛”,数据产生与流向混乱,增加了管理难度,严重削减了学习共享空间资源信息平台的效率。
1.4 利益平衡困难,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
由于LC各参建部门间确实存在着资源实力、服务能力、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导致在建立LC支持平台时,综合实力较弱的部门表现出的积极性高于实力较强的部门;同时,又由于LC中尚未建立起基于平衡原则的利益分配或补偿制度,导致资源供给者与使用者间无法均等享受发展带来的利益,无法实现合作共赢,因而双方利益冲突凸显,积极性受挫。如何协调共享空间内各要素之间的利益,建立互利、互惠、双赢与共同发展的利益机制,是LC协同机制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但是,如何寻找利益平衡的平衡点,如何确定利益分配或补偿的合理模型,是目前LC协同机制建立的最大困难。
2 学习共享空间协同机制的构建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只有对LC内各个部门、各类信息资源、多个技术系统、各种利益进行集成管理、有效配置、建立起学习共享空间协同机制,才能更好地克服LC构建过程中的各种网难。
2.1 学习共享空间协同机制内涵
协同机制是一个管理学的概念。简单地讲,协同机制即是促使各异构系统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产生的整体效应大于分别利用每一资源所获得的效应的运行机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1>2。学习共享空间的协同机制主要是指:围绕本校学生学习指导、能力培养以及学校各部门共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建立的,以协同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管理方法和手段,促使校园内各信息子系统或要素按照协同方式进行整合,相互作用、相互协调而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与配置,使系统产生整体作用大于各要素作用力之和的效能,推动在学习技能培养、专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和流动等方面打破藩篱,谋求校园内各部门间携手合作、优势互补和成果互通,最终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系统。
总结目前国内学习共享空间建设经验,协同机制
应包含管理协同、资源协同、技术协同等方面。
2.1.1 管理协同 以协同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促使LC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要素按照协同方式进行整合,并相互作用、相互合作和协调而实现一致性和互补性,进而产生支配整个系统发展的序参量,使LC系统产生整体作用大于各要素作用力之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用的管理方法,就是学习共享空间的管理协同。管理协同使系统实现自组织,并从一种序状态走向另一种新的序状态,是LC协同机制的基础。
2.1.2 资源协同 资源是高校教学创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学习共享空间的资源包含分布于各部门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资源协同即是通过统一技术路径和数据标准,将不同来源的各类教学信息整合并集中呈现在一个统一的网络平台之上,实现本地资源以及外地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和信息资源的无缝整合。资源协同是对各类信息资源的优先选择与合理、高效配置的过程,实现资源协同是协同机制建立的根本目的。
2.1.3 技术协同 技术协同是指在LC建设过程中,采用统一的信息技术路径、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统一的数据格式,建立LC各异构系统的统一资源、信息平台,实现协同服务和创新式学习。即在构建学习共享空间协同机制时,应遵循通用的网络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通过建立起异构信息的技术协同机制,实现各自独立的数据格式、元数据的统一协同,构建分布式、异构型、跨平台的资源节点群。管理的协同、资源的协同、服务的协同都需要借助技术的协同来最终体现,没有技术协同就没有LC的协同机制,技术协同是LC协同机制得以建立的保障。
2.2 学习共享空间协同机制的实现策略
在上述几个协同机制中,笔者认为,通过建立管理协同机制,统一集成管理,可以加强各部门/学科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促进部门/学科间的横向协作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有效整合,从而实现资源协同;而资源协同则又必须借助技术协同所架构的统一服务平台来最终实现;即三者之间可以概括为管理协同-资源协同-技术协同的关系。具体来讲,各协同机制的建设策略如下:
2.2.1 管理协同的实现策略为避免学习共享空间构建中出现政出多门、权力分散、组织架构流于形式而导致各部门协调配合效率低下的现象,LC各参建主体之间对校园资源系统所处环境和目前运行状况、价值等进行全面评估,找出现有学习共享空间与数字化校园建设和自主性学习能力培养目标之间的差距,统一管理思路、整合管理团队、凝练管理渠道,通过建立彼此间的沟通机制、要素整合机制和支配机制,实现溢出效应。具体策略如下:
・识别协同环境,建立管理协同的实现模型。学习共享空间的管理协同机制应该体现在:在LC系统处于变革临界状态之下,各子系统应根据预期目标和目前所处环境、状况,认真考察现有服务体系、设施、资源及人力等条件,结合自身特点、学校组织环境及发展战略,对协同机会和协同价值进行预评估,通过对学习共享空间系统内各管理子系统或要素(人员、资源、技术)进行协同,实现他们之间的优化组合与配置,进而产生一个在结构、功能等方面远远超越原有各个组织系统的、具有新的生命体的系统,达到协同效应的目的,即所谓1+1>2的溢出效应。
・打破原有组织格局,建立新型组织结构。不同部门原有组织结构各有差异,欲达到彼此间的管理协同,从运作上往往需要建立一种新型扁平化组织结构,即突破原有部门任何单一组织的结构特征,形成新的复合型有序结构。这种新型组织结构应能够明确合作部门之间的分工与权限、内容及流程,理顺其职责关系及职责范围,最终促进部门间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实现闭环管理和高效运行,成为拥有统一的调控机制或综合监督协调机制的新型组织结构。
・建立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LC各组成部门间为实现资源整合、服务集成以及功能融合,还需要一整套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做保障。这些制度要求必须坚持整体利益消解部门利益的指导原则,着力健全各部门间沟通与协调的制度内容。此外,完善的监督机制、管理手段、报告流程、畅通的读者信息反馈渠道等也是应该予以健全的制度内容。这些制度应该内容全、拟订精、执行力强、考核严、延伸度强,是审时度势、源于原有制度却又高于原制度的科学整合的产物,是保证新型复合组织协同运行机制建立的基础。
2.2.2 资源协同的实现策略建立资源协同机制可以有效避免LC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各类信息资源整合困难、难以有效“共享”的困境。具体说来,实现资源协同的策略如下:
・管理集成。在高校实现资源协同,首先要加强集成管理,摒弃以学科为基本管理单元的传统观念,打破学科、部门间资源封闭的管理思想,将学校各机构、部门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资源整体,集成管理学校全部资源,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全方位、立体式的管理空间。通过集成管理,加强各部门、各学科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促进部门、学科间的横向协作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有效整合,为开展协同学习、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推动学科间的优势互补,凸显信息资源的整体优势,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资源集成。LC协同机制的绩效取决于其全部成员资源整合、信息共享的程度。充分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能够使成员及时沟通交流各自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实现个人知识与集体智慧的有机结合和成员间的默契配合、相互激励,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LC内各成员共同受益,具体举措如下:①整合各部门数字资源。在集成管理基础之上,整合现有各类数字资源及异构数据库,建立索引库,包括相关合作机构提供的电子资源,电子图书等。②筛选网络信息资源。收集、组织网络信息资源,建立网络资源指引库。③传统文献的数字化。对纸型、光盘、磁盘等多载体传统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改造,并建立数据库,如建立数字化特藏等。
・统一平台。采取上述形式整合各部门资源后,还需建立一个公共的学习共享空间网络平台,进行共享空间的主页、功能模块以及服务栏目的设计,供下载学习软件、教学课件等专业学习资料;支持专家导航、网上参考咨询等实时在线信息咨询服务,实现对数据及时更新和实时维护,实现人机互动和协作/互助式学习,推动知识、信息共享及创新式学习。
2.2.3 技术协同的实现策略解决资源、信息的统一和开放式获取等技术上的“多口径”困境与系统异构及信息孤岛现象,需要借助技术协同手段来实现。同时,技术协同也是管理协同、资源协同最终得以实现的技术保障。在构建学习共享空间技术协同机制时,应遵循以下步骤:
・应该明确学校信息资源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在规划指导下对现有的各种信息资源和既有业务系统所依赖的各个技术支持系统进行清理、盘点、分析、整合,寻找通用的技术路径,为实现共享打下基础。
・在盘存、集成既有信息资源和业务系统的基础
之上,对既有业务子系统与新开发系统进行数据整合、无缝集成,完成新旧整合后在新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上开发新应用,以保证信息资源的最大增值。
・应遵循通用的网络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实现各自独立的数据格式、元数据的统一协同,构建分布式、异构型、跨平台的资源节点群。
2.2.4 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参建各方利益难以平衡,因而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并且管理协同、资源协同能否最终实现,完全取决于各参建部门能否通过协同获得均衡利益。为了调动各参建部门的积极性,应根据各部门提供的服务总量、资源总量或硬件支持程度大小,酌情刘成员以适当方式进行合适的补偿,以平衡彼此间的利益。补偿方式可以以成员分摊、平衡服务总量以及特色资源的拥有量和访问量等方式进行,以建立互利、互惠、双赢与共同发展的利益机制。当然这些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应充分考虑其可行性,根据每个高校不同的情况具体分析与摸索,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补偿模式。
3 结语
学习共享空间建设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譬如整合服务功能、资源无缝集成、确定合理的管理组织机构、争取多向合作等,种种困难惟有通过建立协同机制才可得以解决。但构建高校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协同机制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如何改变资源分别建设、各自享用的传统观念和如何针对不同层次利益主体建立合理补偿机制、谋求利益平衡、激发共建共享积极性的问题。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愈发推动高校学习共享空间的建设步伐,要求不断加强学习共享空间主体及要素间的协同。如何研究化解协同机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完善学习共享空间协同机制的技术和框架,促进协同机制中人员相互协作,营造开放式学习环境,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教师、馆员协作起来,加大知识的共享和交流,为用户提供更加快捷和准确的信息资源等问题,将是研究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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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翔宇,刘高,嵩龙军,异构系统的信息协同机制的研究,计算机系统运用,2009(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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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公共行政；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09905
研究方法的选择一直都是科学研究的重点。德国当代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先生甚至指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的方法\[1\]。我国学者徐祥民也指出，一门学科有没有科学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它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2\]。20世纪80年代西方展开了一场关于研究范式 ( Research Paradigm) 或研究方法论 ( Study of Methodology) 的争论。对抗双方以“定量研究 ( Quantitative Research) ”与 “定性研究 ( Qualitative Research) ”树旗为营。学者们争吵的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剧，以致到了80年代末，成了一场 “战争(War) ”\[3\]。我国部分学者也参与到此问题研究，有关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文献，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一个。尽管公共行政学界对于这一场论战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选择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公共行政。纵观百年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是其显著特征\[4\]。这种对理性的过分推崇，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表现为逐渐突出定量的研究，而贬低定性的研究。
所谓定量研究，是指运用数学语言进行相关的描述，借助数学模型、统计数据等进行量化的研究。所谓定性研究，是指运用文字语言进行相关描述，借助直觉、经验，对分析对象的性质、特点、发展规律做出判断的一种方法。定量研究是理性思维推崇的一种表现。自启蒙时代以来，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就成为学术研究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一切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有的学者甚至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标准来衡量是否为“科学”。这种衡量标准使得可以定量研究的自然科学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科学”，而不能进行定量或者尚没有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则被质疑是否为“科学”。这种衡量标准的接受使得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开始尝试运用定量研究来突显自己研究的“科学性”。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进行定量研究最为彻底的学科。随着贝克尔所谓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其他相关学科也开始注重定量研究。公共行政作为其相近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那么，公共行政是否需要定量的研究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在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中占据何种位置，是主流抑或补充？这正是本文需要探讨的关键。
一、 定量与定性：公共行政研究
方法的历史共生 如果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会给我们一种更为清晰的脉络。威尔逊创立公共行政理论的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效率：“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5\]”。这在威尔逊对公共行政的定义中也可窥一斑：“行政是政府在个别而且带技术性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是合法的、明细而且系统的执行活动”\[5\]。对效率及技术的推崇使得公共行政在诞生之时就倾心于定量研究。随着科学管理的兴起，其所推崇的标准化、定量化研究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罗森布鲁姆总结公共行政具有三个研究途径：即管理的研究途径、政治的研究途径和法律的研究途径\[6\]。管理的研究途径注重效率和技术，它使得公共行政尽可能地吸收管理学的一切研究成果。其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就是推崇管理与经济的定量化研究。
马克斯?韦伯从另一种角度强化了定量研究在公共行政中的分量。马克斯?韦伯看到了计算的和理性的“手段—目的”方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据此建议进行事实和价值的区别。这种区分使得“工具理性”的思维深入人心。自此，公共行政学的定量化研究寻找到一个理论基础。在20世纪50—60年代，公共行政学开始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等开始被公共行政的学者所推崇并运用。定量化的研究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上越来越受到推崇。
但是这种状况被西蒙的研究所冲击。西蒙发现定量研究的完全理性思维很难在真正的决策中发挥实效。他认为，定量研究所需要的前提假设过多，很多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此，决策并不能实现定量研究的“最优决策”，而只能实现“满意决策”。在公共政策领域，西蒙的决策理论也被称之为“有限理性决策模型”。西蒙对此问题的研究给予人们很大的启发，他也由此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的研究开启了人们对定量研究的怀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王 刚，等：公共行政研究的定量推崇批判 如果说西蒙的研究还只是对完全理性的质疑，那么随后的一些研究则对单一理性研究提出了质疑。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中，理性研究是研究的主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非理性决策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这是因为人们（包括政府）在决策时很难做到完全的理性，信息不全、情感因素、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纠结的结果就是决策往往是非理性的①。而且部分学者发现，越是重大的决策，其决策越可能是非理性的。非理性决策开始受到人们的认可。我国学者何颖总结了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应该包括非理性的三种理由，即：公共行政需要反思批判的研究方法；需要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需要伦理的研究方法\[4\]。理性的研究既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但是非理性的研究只能是定性的。公共行政对非理性研究的重视，意味着天平开始倾向定性研究的一端。
事实上，真正对公共行政学的定量研究产生巨大冲击的，是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学派。1968年，一群年轻的学者在沃尔多的召集下齐聚锡拉丘兹大学，通过了明诺布鲁克宣言，他们被称之为“新公共行政学派”。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派对效率的极端推崇，新公共行政学派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对传统公共行政单纯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公正表示强烈不满。他们第一次将公共行政的研究重点从“行政”转移到了“公共”上，认为公共行政不应该仅仅关注效率，民主、公平、公正、回应性等问题也应该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重点的转换，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转轨。这是因为新公共行政学派注重的民主、公平、公正、回应性等很难用定量的方法进行研究，定性的研究是必然的选择。
毫无疑问，定量的研究可以实现研究的精确。在很多情况下，精确的研究可以发现更多的规律。正是基于这种考量，不管是西方的行政学界，还是我国的行政学界，很多学者都极为推崇定量研究。很多观点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没有定量研究的成果存在很大的不足，很难以企及相关研究的高点\[7\]。这种思路使得很多专业学术期刊发表更多的定量研究成果，而不是定性研究成果②。
诚然，定量研究也是公共行政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但问题是，定量研究是否应该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方法呢？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加以证明：（1）公共行政中模糊与精确的共生说明定量研究不可能作为唯一的研究方法；（2）非理性与理性的不可分割性说明定量研究不可能成为公共行政主要的研究方法；（3）定量研究本身的缺陷说明定量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合适的。
二、模糊与精确：公共行政中的
共存状态 公共行政中从来就不乏模糊的概念，精确的概念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如果从概念内涵与外延清楚度的角度加以分类的话，概念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内涵明确，外延封闭的概念。这类概念是最为精确的概念，但实际上这类概念并不多见；第二类是内涵明确，外延开放的概念。我们很难将这类概念的边沿对象做到有效归类；第三类是内涵模糊，外延封闭的概念。这类概念难以从内涵的角度进行定义，列举外延是最有效的方法；第四类是内涵模糊，外延开放的概念。这类概念让致力于精确研究的学者最为头疼。第一类概念作为最为精确的概念，是所有学科不遗余力追求的结果，也是最容易进行定量研究的概念。但是后面的三类概念，尤其是第四类概念就很难实现定量研究。遗憾的是，公共行政中后三类概念，尤其是第四类概念占据了概念的大部分。我们很难想象对“公共”、“公平”、“公正”这样内涵模糊、外延开放的概念进行定量化研究。模糊的概念之所以在公共行政中占据绝大部分，一个很显然的原因在于其短暂的历史。显然，对于历史短暂的公共行政学而言，很难将众多的基本概念做到明确化。在概念没有明确的前提下，进行定量研究并不明智。实际上，进行概念的操作化③一直是定量研究的基础，而模糊概念的操作化很容易产生目标替换。指标的设立是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实际上对模糊概念进行操作化存在相互矛盾的要求。美国研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专家西奥多?H?波伊斯特总结了设立有效绩效评估指标的七条标准\[8\](P101)，很多标准在实现上存在矛盾。例如，“抵制目标替换”和“低成本（不浪费）”本身是难以实现的矛盾体。要抵制完全的目标替换一定是高成本的（姑且不论抵制完全的目标替换是否可行），而低成本的指标一定会发生目标替换。两者只能在“满意”的维度内实现一定程度的共生，而不可能达到定量研究所要求的“精确”。
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公共行政中模糊的描述要好于精确的描述。定量研究相对于定性研究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实现了对对象的精确描述。诚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对对象进行数字化的表述，这在企业管理中已经得到公认。比如，“利润率”、“市场占有率”等数字描述比“提高利润”、“扩大市场占有”等定性描述要好得多。但是定性的描述要好于数字性的定量描述的情况也不鲜见。我们对一个人外表的描述，普遍能接受的标准是“美”或“丑”。我们很难想象对一个人的外表进行数字化的描述。长相“80分”抑或“50分”反而使得我们无所适从。“80分”是“漂亮”的，那么，“79分”是什么？是“美”还是“丑”？现实社会很难达到这样精确描述的程度，也没有必要达到如此精确的描述。
同样的情况在公共行政中更为常见。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政府描述为“民主政府”或“专制政府”，但是将之进行数字的定量描述反而差强人意。如果我们试图对这类更适合定性描述的状况进行定量描述，反而会产生更多迷惑。基尼系数是对一国“公平”状况进行定量描述的典型代表。按照基尼系数的规定，04以下是可以定性为公平的，而04以上是不公平的，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单纯定量描述是不完善的：第一，定量描述需要辅以定性描述，即将基尼系数划分为“公平”、“基本公平”、“不公平”等的定性区间，没有定性的描述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第二，单纯定量描述的适用性面临挑战。例如它认为04以上处于极不公平状况，社会将处于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中，但是实际上很多国家处于基尼系数的04以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存在。在这一点上，定量描述的精确反而使得其普适性大打折扣。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状况，原因在于定量研究需要抽象出一些普适性的假设前提，而实际上很多的假设没有普遍性，在一国（或地区）成立的假设在另一国（或地区）可能是不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公共利益”或者“公平”进行定量描述会产生极其荒谬的状况。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中，“平等、民主、公平、公正、公民参与、幸福、秩序”这样的模糊语言占据了绝大部分，而能够做到精确描述语言少之又少，这样的话语体系的现状使得定量研究不能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三、非理性与理性：公共行政中
不可分割的因素 纯粹的理性研究是不存在的，理性中蕴含着非理性。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划分，是哲学上对认知的基本划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两者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在研究中，以感性认识为代表的非理性认识是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而理性认识是逻辑学的研究范畴。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非理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难以割裂。沃森(PCWason)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典的选择任务实验，可以充分说明理性认识中蕴含着非理性认识的这种特征。实验任务是这样设计的：有一副纸牌，其中每张都是一面印着大写英文字母，另一面印着阿拉伯数字。被试要求在呈现的四张纸牌中翻开尽量少的几张，以检验(证实或)下面的规则：
R1 如果纸牌的一面是辅音字母，则它的另一面是奇数。
这样就可以用很多组纸牌来做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测试，如S3A2，EK69，AB47等等。例如，在S3A2这一组中，如果翻开S，表明被试懂得使用肯定前件式；如果翻开2，表明被试懂得使用否定后件式——这两种都是正确的推理形式。如果翻开3，表明被试使用了肯定后件式；如果翻开A，表明被试使用了否定前件式——这两种是错误的推理形式。实验结果表明，有将近100%的被试懂得使用肯定前件式的有效式进行推理。但只有约50%的被试使用否定后件的有效形式，这表明很多人感到否定后件式要困难得多。尽管在逻辑学中将肯定前件式和否定后件式看做是同样正确和等价的推理形式。之所以有如此奇怪的结果，原因在于在规则R1中，“辅音字母”和“奇数”得到了表征，而“非辅音字母”和“非奇数”却没有得到表征。所以，在有效的推理模式中，选择翻开辅音字母的比选择翻开偶数的要多；而在无效的推理模式中，选择翻开奇数的又比选择翻开元音字母的要多。这就表明，人们在进行推理（理性认识）时受到心理因素（非理性认识）的影响\[9\]。
理性认识（逻辑）无法排除非理性认识（心理）的因素和干扰，这在公共行政中更为突出。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民众更愿意用道德、情感这样的心理因素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公共行政的管理方式或者决策要考虑到民众的公共直觉，非理性因素要远多于理性因素。这种状况在极为追求理性的法学领域也同样存在。部分法学学者最近的研究发现，“在理性分析无法获得精确结论的地方，法律制度的设计会认同以公共直觉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倾向……法律不会冲撞公众的道德直觉”\[10\]。实际上，道德、情感等还不是制度设计（或决策）非理性的全部表现形式，经济成本的考虑也是非理性认知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逻辑（理性认识）上，“诉诸无知”是一种典型的谬误。所谓“诉诸无知”，是指当不能证明A为真时，就假定A为假；或当不能证明A为假时，就假定A为真。但是在逻辑上被断定为谬误的推理，但在现实中却普遍适用。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律中的举证责任规定。如果被告（或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证据为真（或假），就断定证据为假（或真）。法律中之所以运用了逻辑上的谬误推理，原因在于法律考虑到了诉讼的现实经济成本。尽管这种非理性因素冲击了理性认知，但是它在社会现实中却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法律的这种表现也能很好地说明公共行政的现实制度设计中为何非理性的因素如此之多。
四、公共决策中定量研究运用的缺陷
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果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状况下两者却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如A、B、C三个专家对甲、乙二人进行定量评分：甲所获得的分值分别是85分（A专家评分）、84（B专家评分）、86分（C专家评分），平均为85分；乙的分值是90分（A专家评分）、90分（ B专家评分）、60（C专家评分）分，平均是8分。按照定量的评价，甲的平均分是85分，高于乙的8分，甲会胜出；而按照定性的评价，A专家会选择乙，B专家也会选择乙，只有C专家会选择甲，乙有两票，高于甲，乙会胜出。所以定量的结果并不一定会和定性的一致。
这种结果的差异早已被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们所发现。他们由此对决策（或选举）的程序和计算方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同的决策（或选举）程序和计算方法会对结果产生质的区别。在笔者所构建的案例中，哪一种决策（或选举）的方法更为合理呢，是定性抑或定量？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可。实际上，人们创造出多种决策（或选举）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是孔多塞标准、博尔达计数、赞成投票制、淘汰投票制、正负表决法等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或规则的创建就是不同学者对答案的不同回答。
哪一种方法更为合理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它所揭示出的定性决策与定量决策的不一致却是至关重要的。定量研究所关注的精确在某种状态下并不会帮助定性研究，两者的结果方向可以出现相反的情况。如果说上述案例还不足以说明定量研究的不足，那么风险决策或决策树法所运用的定量决策却可以很好地说明定量研究存在的缺陷。
某县政府为增加农民收入，打算在下一年度将通过有关农业服务中介组织向农民推荐一种经济作物，而种植此种经济作物是否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以及增加收入的多少，取决于所种经济作物的市场营销自然状态情况。经过分析，可能的自然状态为：差、一般、好。关于种植此种经济作物的规模问题，县政府提出了三个方案，即A小面积试点、B适度推广、C大面积推广。其报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某县经济作物推广方案报酬情况
方案 自然状态（概率）
差05 一般03 好02
A小面积试点 -1 3 5
B适度推广 -2 4 9
C大面积推广 -5 8 12
期望值的计算公式是EV=∑PiVi。其中Pi为自然状态i的概率，Vi为自然状态i的收益。三种方案的期望值分别是：
A:EV=05x(-1)+03x3+02x5=14
B:EV=05x(-2)+03x4+02x9=2
C:EV=05x(-5)+03x8+02x12=23
比较三种方案的最终期望值（EV），C方案的最大。按照定量决策的原则，选择C方案。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险型决策的定量决策方法。但是这一决策需要有两个假设前提：第一，它假定不论收益的大小，决策者对风险采取同样的态度；第三，假定期望值包括了决策者想要最大化的全部价值\[11\]（P262）。而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成立的。第一个假设假定人们对风险采取相同的态度，而实际上人们并非对所有的风险采取同样的态度。一般而言，收益或风险越大，人们越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态度；第二个假设假定全部价值都可以量化，而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些价值是难以量化为期望值的。前提假设的不成立使得定量决策的科学性受到极大的质疑。除了这两个假设的不成立外，风险决策的定量分析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同的自然状态不可能在现实中同时存在，而EV的计算公式却是将之相加。将不能同时并存的自然状态概率、收益相加所得到的结果，其科学性值得怀疑。
五、结 论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这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可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一些社会科学而言，也可能是极为正确的规诫。但是对于公共行政学而言，并不适用。定量研究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推广，并不有利于其真正的发展。定量研究也许会将公共行政学打造成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尽管华丽和美观，但是远离地面，难以真正对公共行政实践有所帮助。公共行政中模糊状态的存在，非理性与理性因素的纠结，定量研究自身的缺陷，都说明定性研究而不是定量研究，应该是公共行政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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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武,娄成武.定量分析方法\[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注释：
① 在公共政策的研究范畴内，其研究者更愿意用“超理性决策”，而不是“非理性决策”这样的术语表述。
② 这种表现在经济学界最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以经济学的《经济研究》为代表，其2008年和2009年发表的238篇学术文章中，其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定量研究为主。其中，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是216篇，以定量研究为次要研究方法的文章是7篇，仅有22篇文章完全以定性研究为研究方法（其中包括2篇研究综述的文章）。
③ 概念的操作化是社会调查领域的一个专有术语,是指对调查研究中所使用的抽象概念给予明确的定义，并确定其边界和测量指标的一种设计工作。
（责任编辑 齐 睿）第12卷第3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2 No3
篇7
1理论内容相关争议的辨析
1.1有关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核心概念的争议
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概念是争议的焦点之一，但国内外争议的内容略有不同。国外学术界对核心概念的争议主要有两点。第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借鉴了生物学领域的物种进化理论，很多学者探讨借用生物学领域中达尔文的物种演化（evolution）理论表述没有生命的旅游地发展是否恰当［15］。有学者认为旅游地发展比较符合生物进化论奠基人拉马克提出的遗传的“突变”特质，而非达尔文的“渐变”，这种突变理论更符合文化和技术的发展规律［16］。但也有学者（包括巴特勒）认为旅游地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且必须不断调整才能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所以借用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也无可厚非［15］；另外一个曾在概念上引起争议的是巴特勒最初提出的理论中用的是旅游地（touristarea），而非旅游目的地（touristdestination），尽管两者含义相近，但两者在空间范畴和统计意义上都有很大差别。空间上，旅游地不仅包含旅游目的地，而且还有其地区（satellitedestination）；统计上，前者的接待人次只计量过夜游客，而旅游地的接待人次则包括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17］。中国学者对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基本概念的争论，则是着眼于巴特勒的理论究竟是表述为“旅游地生命周期”还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更为恰当。认为应表述为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有杨森林、许春晓、张立生等，综合起来理由有四：第一，从源头上讲，Butler理论受营销学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启迪，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学中的应用［12，13］；第二，旅游产品可以分为旅游地产品、旅游线路产品、旅游节庆活动产品等类型，旅游地生命周期应该是旅游地产品生命周期的分支或者类型，旅游地是旅游产品的空间载体，只有旅游产品才有生命周期，仅因为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研究中实际操作的便捷性，旅游地产品生命周期才以旅游地产品替代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旅游产品［13，18］；第三，一些知名学者（如申葆嘉等）也使用旅游产品生命周期一词［18］。认为应表述为旅游地生命周期（如余书炜、阎友兵等）的证据有两个：一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国外包含Butler在内的学者的研究对象都是旅游目的地、旅游度假地或者旅游胜地，并始终以旅游地生命周期为名；二是在旅游地的构成要素中，包含了旅游活动的参与者———当地居民，而旅游产品的研究通常不包含这一要素［19，20］。还有潜在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种概念都可以，因为旅游地生命周期和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没有严格差别或者区分的意义不大。笔者认为出现激烈争议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属于舶来品，由于文化和发展背景的差异，中英很多词汇在外延与内涵上都无法完全一一对应，一些概念必须经过修正才能适应我国的客观情况，这有待进一步厘清和完善。第二，巴特勒于1980年发表的文章虽然是写旅游地在时间维上的演化，但“S”曲线图模型所能展现的信息较为简单，只直观地描述了旅游者数量在时间维上的变动。很多学者在引入这个理论时只详细介绍了“S”线图，与产品生命周期的销量和利润在时间维上的变动相似，让很多学者误以为是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巴特勒（2010）也认为，模型图吸引了学者过多的关注［5］，以至理论的整体内容被曲解或忽视。第三，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也可以用于指导旅游产品演化的研究，这也是很多知名学者基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旅游产品管理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巴特勒的理论还是翻译为旅游地生命周期更恰当。主要原因有：第一，尽管旅游产品依附于地方的特性使其包含了地方特征，但旅游产品与旅游地的概念在内涵及外延上仍有很大差异。旅游产品是旅游地提供给游客的吸引物与服务的总和，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旅游地是提供游客旅游产品的区域或地方，包含与旅游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要素，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再看巴特勒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中，研究对象是包含一定地域内以旅游要素为显性特征的人文、自然等地方综合要素，符合旅游地的概念。第二，尽管巴特勒勾勒的“S”曲线图只用游客量变化这一数量指标作为阶段识别标志，但文中详细阐述了旅游地社会、文化、经济等要素在各个阶段的变迁规律。如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交流程度、当地居民对游客态度、当地居民生活受影响程度、自然人文环境的变化等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变迁，尽管这些要素性质的改变无法或很难量化，也很难以图形的方式展现出来，但可看出文章表述的是旅游地域综合体的演变，且在空间进程上存在核心－的地理特征转变［5］。第三，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指导旅游产品演化，更可用于分析如国家、地区、省、市、县、乡、村等不同空间尺度上旅游地域综合体的演化研究［5］，而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第四，最重要的依据是，原作者巴特勒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根植于地理学的土壤，在对概念的补充解释里重点提到了旅游地演化具有核心地区到地带的空间扩散的特性［21，22］。所以，综合以上内容，巴特勒的理论表述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更为恰当和严谨。另外，即使不考虑文章的出处，有三个背景仍然值得关注：第一，巴特勒一直接受的是系统的地理专业教育，长期在大学的地理系任职［23］，而旅游地演化也是自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二，巴特勒文章中的参考文献多来自当时比较著名的地理学家，且研究对象都是旅游地；第三，完善和使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学者，多将其用来研究旅游地发展的问题［24］。所以从背景上看，巴特勒理论表述为旅游地生命周期也更符合逻辑。
1.2有关旅游地演化阶段特征的研究
有关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形态，也是产生争议的热点问题。阶段划分争议的范畴里，各学者认可旅游地的演化呈现相同的起点和终点以及相似的逻辑进程和演化路径，旅游地生命周期呈现开始、兴起、衰退的单一曲线形态，但在阶段划分上有所不同，大致有将旅游地生命周期划分为三、四、五、六、七阶段的说法。三阶段说主要是早期探索旅游地发展规律时提出的，将旅游地演变分为发现、发展和衰退三阶段［7，25］，并且三阶段旅游地主要吸引异我中心型、中间型、自我中心型3种性格的游客［26］；也有学者在验证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时发现，尼亚加拉瀑布起步阶段与发展阶段无明显界限，停滞、衰落与复兴阶段并存，即尼亚加拉瀑布发展也呈现了三阶段态势［27］。四、五阶段划分法是各国学者在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个案地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旅游地在发展中呈现出不同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进特征。旅游地演进呈现四阶段，与产品生命周期基本一致，包括引入、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28］，有的旅游地在经历探索、参与、发展阶段之后，长期呈现稳定阶段［29］，或者旅游地直接进入发展阶段，经历短暂的巩固和停滞阶段后进入衰退阶段。当前研究中也有呈现五阶段发展的个案地，如有学者对美国乡村兰卡斯特进行了持续研究后发现，该旅游地的发展呈现了探索、参与、发展、成熟和衰退五阶段［30，31］。六阶段说受到包括巴特勒在内的多位学者的支持，发现很多旅游地的发展支持了经典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尽管各个案例地由于自身特征或外在因素干扰，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间跨度，但历史数据证明旅游地经历了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不同程度的复兴或者衰退［1，32，33］。七阶段说认为旅游地在经历停滞阶段后，必须对其发展进行重大调整，也就是所谓的“再定位”或者“重构”这一阶段，如果干预成功，旅游地才能进入复兴阶段，如果干预失败，旅游地则彻底步入衰退阶段［34，35］。由于旅游地衰退后会出现经济凋敝、人口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恶化、旅游设施废弃，所以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即如何“退出”旅游发展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所以鲍姆（Baum，1998）等认为应该在旅游地衰退阶段之后加入“退出”阶段，这样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进程才更加完整［36］。就其实质而言，早期的三阶段说是学者们为了突出旅游地的动态性，在时间轴线上呈现一定规律性的演进而提出的分法。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正是基于以上研究，对旅游地的演化进程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提出了所谓的六阶段说。至于四阶段、五阶段说，是各国学者依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结合各个案例地的发展数据，发现旅游地的演化并不是完整的依次呈现六个发展阶段，某些阶段因为旅游地的特殊性而没有出现。所以严格意义上，对三、四、五、六阶段说并没有产生争议，真正产生争议的是旅游地经典演化模型到底应该是六阶段还是七阶段。毫无疑问，巴特勒的六阶段模型提出早、传播广、受众多，现在世界各地的学者以巴特勒的六阶段模型作为旅游地演化进程模型的最多［37］。而七阶段说的阿贾瓦尔（Agarwal，1994、1997、1999、2002、2006）是持续对巴特勒理论和案例地研究之后提出的［6］，认为停滞之后必须加入“再定位”阶段，才能决定旅游地是否走向复兴。这一说法不但有其他学者支持［34，38］，巴特勒也对阿贾瓦尔的这一建议给予了高度肯定［6］。从演进方向上看，这五种阶段划分法都描述了旅游地从初期的发现到最终的衰落，呈现出一致的逻辑进程和演化路径。三阶段说对演化过程的划分比较粗略，而四、五阶段说则是不同个案地的演化实证，是对六阶段说的验证和具体表现。六、七阶段说才是对旅游地演化规律的一般性抽象，虽然六阶段说知名度高，应用最广，但综合考虑巴特勒一再强调其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主旨是强调只有通过人为的恰当干预，旅游地才有机会重新走向复兴，因此，加入“再定位”阶段，更能体现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服务于旅游地管理实践，追求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价值。因此，不同于张立生先生的说法［13］，笔者认为阿贾瓦尔的七阶段说更加经典、完整，也更加体现了生命周期理论服务于旅游地发展管理的价值。另外考虑到旅游地彻底衰退之后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等问题，所以如何选择恰当的“退出”路径，也是旅游地开发中的重要课题，因此，在旅游地衰退后考虑如何平稳“退出”旅游业，也是非常合理而有必要的。
1.3有关理论价值的争议
巴特勒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后，有两处备受争议，即模型的真伪问题和模型的价值问题。
1.3.1模型的真伪之争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表述的是旅游地长期演进的路径，所以收集完备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实证研究不易。尤其是旅游地处于探索阶段和参与阶段时，各地很少关注和收集旅游发展的一手数据，所以有关游客数量、特征的资料很难找到。巴特勒也承认由于历史数据的缺失，使得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在实践验证时存在较大的困难［2］。旅游地生命周期引进到中国后，杨森林、阎友兵等学者据此相继质疑其理论价值，认为实践中难以找到完全符合理论表述的旅游地［10，17］，这是巴特勒理论提出后早期学者们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27］。各国学者用不同案例地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尽管各案例中旅游地发展中呈现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但其演化方向和路径基本符合巴特勒构建的模型［1，5，33，37，39，40］。后期，借助多学科视角，许多学者用数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进行模型拟合，证页81第第4期祁洪玲等：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争议再辨析实了巴特勒理论可以用于旅游地发展的分析与预测。如贡萨尔维斯和阿瓜斯利用三阶多元回归方程，结合葡萄牙的阿尔加维省旅游业的发展数据，证实了巴特勒模型的正确性［41］。伦德托普（Lundt－orp，2001）及我国学者吴江等发现作为描述事物生长方程的Logistic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的“S”型曲线［42，43］。张骁明等对Logistic曲线模型和Compertz模型比较后，发现Logistic曲线模型在我国省级旅游地的发展中，能较好地拟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而Compertz模型则比较适合研究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的发展［44］。沈苏彦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发现50年内的时间尺度下，系统稳定发展时旅游地发展规律符合巴特勒模型［45］。有关理论真伪的争议渐微，但是有一点质疑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即是否如巴特勒最初在文中断定，此后也一直坚持的那样，所有旅游地最终一定会走向衰退［2，6］。至于衰退的原因，有4种观点：第一，旅游地发展超过了其承载力水平，自然、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旅游地走向衰退［2］；第二，旅游地衰退是由于对潜在市场开发不利，无法继续保持其吸引力；第三，旅游地技术革新不利，旅游地因老化而退出市场；第四，无法保持良好的竞争力，旅游地被新兴旅游地超越［6］。但无论有关衰退的影响因子为何，有关旅游地是否一定走向衰退的质疑从未消退。笔者认为，尽管现在的确有很多旅游地出现了衰退，也依然无法对“衰退必然论”给出充分的证据。但巴特勒的这一论断有其价值和意义，即使不完全正确，也可以对旅游规划者和管理者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提醒决策者旅游地要追求合理而不是无度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46］。
1.3.2模型的应用价值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自提出以来，其应用价值的大小也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6，47］。许多学者指出其不但无法准确判断旅游地所处的具体阶段，更难以精确判断何时出现阶段拐点，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功能不强。“S”型曲线模型是一个描述性模型，所以定量预测功能欠缺也是其一大弱点。而且由于旅游统计的滞后性，模型只能对旅游地演化进程进行一般性描述，分析、预测功能欠缺，对旅游规划与管理的指导价值不强。因此，对于如何准确判断旅游地所处阶段及转折点，各国学者进行了积极尝试，在发掘模型的判别指标和预测指标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48］，有更多学者则提出了预测部分阶段的指标和方法，如利用当地社区对旅游态度转变作为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转折的指标［49］，或者利用旅游地利润、游客百分比的变化等［6］。我国学者也试图建立各种指标体系，精确判断旅游地究竟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一阶段。如许春晓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力指标法判定旅游地演进阶段［15］；杨春宇等提出了旅游地阶段预测模型，即用游客量增长速度的“加速度”变化定量划分旅游地阶段，并利用相应数理统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游客量预测［50］，该方法不但可以判断阶段拐点，而且开发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预测功能，较之前众多学者采用的数学模型更加符合旅游地发展的实际；杨振之等提出了旅游地发展时间、游客接待人数、年接待量及增长率、外来投资规模、社区居民态度及就业等八方面的因素，综合判断旅游地发展阶段［51］；唐代剑提出了旅游地经济力的复合指标判断旅游地是否到达需要复兴的第二曲线拐点［52］。随着各国学者研究的深入，不断产生新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及拐点的判断方法和手段。同时，不断有学者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指导旅游地规划和发展。如我国著名旅游地理学者保继刚、吴必虎、陆林等分别探索了旅游地生命周期指导旅游规划实践的方法，唐代剑探索了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路径［52］。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而且，旅游地的发展空间有限，只有合理的发展，才能避免旅游地走向衰退，这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旅游地生命周期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旅游规划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53］。孙根年利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估危机对旅游影响程度的方法［54］，进一步提升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价值。需要提及的是，近年来，欧洲南部一些旅游地出现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减少，尽管企业和政府都加大了营销力度，结果仍然差强人意。由于这些地方经济对旅游业依赖较强，所以旅游业的衰退引起了强烈关注，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也受到了当地学者和旅游管理者的重视。因此，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考虑到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其在旅游地管理和规划实践的应用也会不断推进。当然，要想更加深入地发掘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理论价值，需要进一步探索模型的内部机制，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地理学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都将重点聚焦在研究推进旅游地演化的内在规律和影响机制上，这对提升旅游地演化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有着更积极意义［55］。
2总结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