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

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作为伦理道德研究的学科范式在问题意识、研究主题和知识图式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架构。伦理学是追问“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道德与利益之关系为基本主线，在生活世界图式里探讨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范式;道德哲学是立足“我应当干什么”，以事实与应该之关系为主题，在语言世界(或精神世界、概念世界)里研究伦理道德知识的学科范式;实践哲学是探寻“我们如何在一起”，以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之关系为目标，在现实世界里深化伦理道德应用的学科范式。通过这样的区分，厘清伦理道德研究中的多元与一元，揭示当代伦理道德研究的困境，进而指明为走出这样的困境提供伦理道德学科解决方案的可能。

关键词:

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基本问题;道德困境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提到伦理道德一般人们想到的学科就是伦理学、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①而这三个学科范式在学术界关于伦理道德的研究视域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加以应用的②。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个研究领域学科范式却有不同的学科名称?在使用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时是否都是意指同样的研究领域?在使用这三个名称时，是否完全是一种语言的习惯或随意的安排?这样的问题不仅仅纠结着进入这一领域的初学者，而且也使得众多伦理学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含糊其辞。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界开始具有一种将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的倾向③，虽然“这个区分的价值仍处于争论之中”，但是，由此而来的一个学理性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种将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学科范式区分开来的可能?笔者以为，这样的辨析不仅仅有利于拓宽伦理道德的研究视角，而且有利于分析当下伦理道德价值多元化成因。

一、伦理学学科范式的生成及其基本问题

“范式”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范式的特点是:首先，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其次，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并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同时，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①后来，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的具体研究中，意指各个学科发展阶段的模式。就其本意与在各个学科的广泛应用来说，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指某个学科(如伦理学)或者某个同质性领域(如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共性图式;二是在一定共同体内部具有一定的公认性;三是指反映一定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

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人类思想史上，无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为重要标志的。今天，翻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总会有这样的感受:《尼各马科伦理学》似乎比当代书店的里的各式各样的以伦理学、道德哲学命名的那些研究伦理道德的书籍更为亲切、更接地气、更为好懂。这是为何呢?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著作的第一卷开篇不久就说，“有的道理自本原或始点开始，有的道理以本原或始点告终……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并且探索路径到底是来自始点或本原，还是回到始点或本原?……最好是从所知道的东西开始，……对我们来说，研究还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开始为好。所以那些想学习高尚和公正的人……最好从习性或品德开始。”③在此，亚氏为我们指出了伦理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差别，并且使得伦理学研究从柏拉图本原性的哲学研究中走出来，面对真正的“生活世界”。伦理学是关于生活世界的学问，是在生活世界中追问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是从“习性或品德开始的”。离开生活世界，我们是无法去理解亚氏伦理学的。亚氏创立伦理学的现实土壤是真实的“生活世界”，没有生活世界就没有亚氏伦理学。所谓“生活世界”，意旨“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伦理道德产生的共同源头，圣经、古兰经等用讲故事方式所隐含的逻辑恰恰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本真关注，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许多伦理道德概念之所以今天争论不断，正是因为孔子是对于当时生活的不同现状而言的，使用了一些类似的话语，在无法还原生活世界的今天当然是争议不断。在确立了“生活世界”作为伦理学学科诞生的“共性图式”基础之后，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范式是否获得“一定共同体”内部的共识?亚里士多德虽然创立了伦理学，但亚氏却不是第一个提出伦理道德问题的人。代表着伦理道德第一次在世界史上出现的思想家是苏格拉底⑥，苏格拉底所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这个“道德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伦理学基本问题: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古典中叫义利关系)。“人能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谈论美德……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考查，不经过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⑦当道德与生活发生冲突时，“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①苏格拉底毅然选择“道德”而不选择“生活”(某种意义上说是放弃人生最大的利益:生命)。正是苏格拉底对美德的义无反顾使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走上了追问美德的不归路。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念幻想，然后其背后的生活事实恰是柏拉图的生活追问:我的老师苏格拉底一个如此具有美德的人何以会被城邦、被生活所抛弃?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贯穿着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伦理道德篇章。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提出了幸福的目的论之后，接着就是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将幸福与快乐相联系(快乐恰恰是体现美德与利益之间的现实悖论:道德不一定快乐，快乐不一定道德)，“主要的生活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享乐生活，另一种是政治生活，第三种则是思辨、静观的生活。”②而接下来的讨论中，亚氏通过“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实现活动”③这一定义来说服人们值得一过的生活是在德性的指导下，在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之间寻找中道。由此可知，生活世界在古希腊哲人那里、在伦理道德之中是一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

通过对于“伦理学”第一次出现的相关文献与思想史的梳理，就不难发现“反映”伦理学学科诞生的“一定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即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以道德与利益(道德与生活、义利)关系为基本问题，追问“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伦理道德学科范式。在这一研究纲领中，苏格拉底提出了问题，柏拉图揭示了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进而为后来研究的人们“提供了”研究伦理道德“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

二、道德哲学的近代凸显和理论范式

从西方话语的语言体系来说，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用拉丁语moralis(道德)来翻译希腊语ethics(伦理)本身只是一种语言转换，没有太多的理论旨趣。但是，道德(moralis)被广泛使用应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④，特别是到“休谟问题”的发现，使得道德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范式。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学，实质上并没有回答休谟问题，而是回避了休谟问题，它不是要回答“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而只是确定了“应当”产生的主体性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建立在“生活世界”之“是”基础之上的“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伦理学问题，被康德转换为要在主体性的“精神世界”里确立“我应当干什么”的道德哲学问题。让生活世界归于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归于精神世界，二者就如两条平行线一样永远没有交点，这就是康德无法走出的二律背反。黑格尔发现了这个问题，黑格尔明确地意识到，近代哲学的问题是各种对立，所要研究的内容为:一是神的理念与存在的对立;二是善与恶的对立;三是人的自由与必然性的对立;四是灵魂与肉体的交感。①休谟问题被黑格尔化解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之中，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和解”。黑格尔认为，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和解”的基点是哲学，方式是概念，“概念”既包含着客观生活世界的经验，又篆刻着主体精神世界的印记。近代道德哲学是建立在语言世界(或者说概念世界、精神世界)基础之上，以“是与应该”(或者说事实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为基本问题，追问“我应当干什么”的伦理道德学科范式。不同于伦理学立足于生活世界，为人寻求价值方向的“目的论”意识，道德哲学立足于语言世界、概念世界、精神世界，试图确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根据，为人的道德行为需求确定不移的“义务论”色彩的绝对准则。不同于立足于生活世界对于人的情感、快乐、幸福与德福一致等经验性问题的研究，而是注重人的理性、义务、责任等道德律令的纯粹性研究。

三、实践哲学的实践使命与伦理道德范式转型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实践哲学的奠基人。这样的“实践”内涵揭示了几个重要内涵:一是实践是主体的自觉行动，没有自觉就没有行为、没有实践;二是实践主要可以分为面向自然的实践(生产劳动)、面向人际的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三是面向人际的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因为其是以自身为目标的过程和实现活动，因而是最高的实践;四是伦理实践与政治实践因为建立在人际之上，因而是人自身的实现活动，这个实现活动本身构成了人生活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通过人的生存实践形成和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概念和意义”，因而“是一切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与条件。”⑤可以说，行为、实践、现实世界几乎是三位一体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及其实践哲学思想是隐含在他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理论阐释中的，不像伦理学、政治学那样是显在的。实践哲学的真正确立应该是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回归古希腊实践传统的所谓“实践哲学复兴”，这样的实践哲学复兴使得实践哲学成为现当代哲学的显在话语，以至于列维纳斯甚至把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⑥一个颇为奇怪的学术现象是“实践/行为”⑦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几乎被遗忘了。笔者以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有意做任何事情”这种“实践能力”的行动主体还没有觉醒，或者说觉醒的主体还不具有普遍性。亚里士多德是要通过实践概念传达对生活世界的追问，提出自己主宰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至善幸福是值得一过的生活，是古希腊极少数的哲人和公民们追求的生活。因而这种实践还不具有普遍性，在某种意识上实践是伦理学学科范式得以实现的理性工具，还不是实践本身。而近代道德哲学通过语言和概念在精神世界所要确立的恰恰是“一个超历史、无时间、自主的和单一的理性主体”①，根本无关实践本身。这样的主体通过黑格尔的道德哲学转换成现代人的教养:从一个个特殊的个体上升为普遍的个体。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哲学不具备的“有意做任何事情”的主体，经过近代道德哲学的教化已经普遍存在，因而实践哲学也就有了“复兴”的可能。一般来说，实践哲学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狭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二是从实践视角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审视。后一种实践哲学实质上已经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思考，脱离了实践的本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关注伦理道德的实践哲学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学科范式的差异，因而主要侧重于前者。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原先单一的关于伦理学、道德哲学学科范式在当代学界人们为何要以一种包含伦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多种意味的实践哲学来加以取代?如前所述，实践哲学兴起的前提是主体性的觉醒，而主体性觉醒之后，实践哲学面临着双重研究范畴:一是研究主体的行为，一是研究主体间的行为。前者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后者就是政治学。因为一个个主体自视自身为具有实体性的“普遍的个体”，而忽视自身实践的先在性，不同主体之间呈现出价值多元，乃至麦金太尔发出感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③平等、正义理论受到关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纷争不断。伦理道德不再是追问人生何义的幸福主义的伦理德性，也不再是追问主体何为的道德应当，而是要在现实世界里接受实践的检验，在不同理性主体之间追问“我们如何在一起”、个体至善还是社会至善成为实践，哲学讨论伦理道德的基本主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含糊不清的政治学似伦理学、伦理学似政治学，在现当代的实践哲学中实现了彻底的融合，伦理学指向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指向伦理学。正说明这个世界在走向一种去道德的时代，因为实践哲学所关注的不是道德的哲学，而是哲学视野下的道德;关注不再是坚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而是在实践视野下的伦理道德何为。

四、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及其当代困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要观点有: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二是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关系问题，三是什么是善、善何以可能等基本问题。④最终以罗国杰先生在《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中将道德与利益关系确定为伦理学基本问题而告一段落。21世纪初，肖群忠先生又旧话重提，发表《伦理学基本问题新论》，提出“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作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三要素。⑤需要注意的是，前者的讨论几乎是在立场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后者是在中国传统伦理语境中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似乎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作为伦理学发源地与学科范式明显的西方哲学传统被遮蔽了。何谓伦理道德基本问题?就是使得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就是贯穿整个伦理道德思想史的问题，就是研究伦理道德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所有伦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在者、中国传统伦理、西方伦理传统那里应该是一样的，在不同时代也应该是一样的，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也应该是一样的，这样的问题才能够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

结合前面对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学科范式的历史梳理以及中国学界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的现状，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应该是:道德与利益、事实与应该、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表述应该说是面向当下语境的，它在西方传统中的表述是道德与生活、是与应当、个人还是社会，在中国传统中的表述是义利、名实、群己①，在立场那里即是道德与利益、历史与道德、善恶矛盾等。同时，这三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思想家追问伦理道德时不可回避的主题。之所以这三者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从知识论的视角来说，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价值论的人之为人的问题，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探讨道德本真的认识论问题，而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关系问题则是一个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论问题，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伦理道德的本质，解决了伦理道德的本体论问题。

在这样的伦理道德基本问题与主题视角下，结合前面的讨论，可以将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作更为明晰的一个表述如下:学科范式共性图式伦理道德主题基本问题知识范畴伦理学生活世界道德与利益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价值论道德哲学语言世界(精神世界、概念世界)是与应当我应当干什么?认识论实践哲学现实世界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我们如何在一起?实践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将伦理学的主题界定为道德与利益，但并不是说是与应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等问题就不是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事实上，道德与利益、是与应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都是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主题。在伦理学诞生的古典时代，在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生活世界追问中首要解决的主题就是道德与生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解决的路径是要过美德的生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德是否可教”，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希腊哲人，《尼格马科伦理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个问题显然就是一个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而苏格拉底的悲剧正是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道德冲突”的悲剧。同样，在道德哲学中，还有美德伦理(道德与利益)、规范伦理(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和元伦理学(是与应当)的分类。通过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学科范式辨析，是要说明伦理道德基本问题在逻辑上是同构存在的，在时间序列上它们的出现与完善又是有主次之分的(古典时代是美德的义利之辨是主要矛盾、近代是与应当是认识论主线、现当代是平等正义的群己争论是时代热点)。在学科范式上正是这种逻辑的同构存在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相互混淆，正是时间序列的主次之分使得我们能够走出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之间混沌不清的思维混乱。

篇2

一、存在、人与我

人即存在。存在乃整体、大全、无，随着存在的分裂和聚合而涌现出的类存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直接分有大全。这种分有一方面决定了它们都是存在，是类存在。人也如此，是一种类存在。这就是人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分有又使它们处于“无根”状态、残缺状态。归依大全成为类存在的根性。然而，与自然万物接受大全引领，依靠生长、灭亡等手段归依大全而且永远难以达至大全不同，人主要依靠创造走向大全。人不仅能接受大全的引领，而且还能引领大全；不仅能达至大全，而且能丰富、塑造大全。这首先表现在人能创造、丰富自身。这就是人的伦理意义、价值意义。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即由此决定。因此，在本体论上，人与自然万物同质、同级、同在。在价值论上，表面上看，人与自然万物的区别在于，人是与自然万物相较有所不同的一个特殊的类，正如自然万物与人相较也是一些各不相同的类一样，人的使命就在于保持其作为类的特殊性，即保持其作为类的存在；深层次看，人具有新质，比自然万物高级，甚至高于存在，因为人是一种应当之物，能超越存在。在此意义上，人是万物之精华，包容万物；是存在之镜，包容存在。人与存在同在，没有人，存在就不再存在，不再完满。人即存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柏拉图将善的理念置于众多理念的顶端。

人的伦理性存在具有根本意义。人可以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人可以充当政治性存在、经济性存在、文化性存在、教育性存在，但这些存在无不以人的伦理性存在为支撑。事实上，如果人没有完成向伦理性存在的转变，人就不会拥有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尊严。如果没有婚姻伦理，人在宇宙中的繁衍续存都成问题。因此，人、人之伦理性存在理应成为价值伦理学关注的焦点。

“我”是人的一个类存在。如果说归依存在是人的根性，那么，归依人则是“我”的根性。一方面，根源于人使“我”承继了人的宇宙地位与尊严，这是与生俱来的，但却未必伴“我”终生。在这一点上，众多的“我”是同质、同级、等高的。另一方面，“我”的出生即“我”与人的分离，从此“我”开始了向人的归依和跋涉。“我”的一生即走向人、走向圆满的一生，这是由“我”的类存在决定的。途中“我”可能被取消人的资格，可能一不小心自动离队，还可能凭借创造力量达成人，甚至超越人、丰富人、完善人。这是因为，人是应当之物，“我”也是应当之物，我有机会成为人的领路者。换言之，人在存在的意义上有绝对的自由。在这一点上众多的“我”因为伦理创造力的强弱和伦理成就的大小而显示出价值论上的高低。

如同人对存在的分有是残缺不全的，“我”对人的分有也是残缺不全的。人的残缺性使其在宇宙中具有充分的施展空间，有绝对的自由，同时也具有巨大的宇宙使命。这是人之形而上学涌动的根源。“我”的残缺性使“我”在价值王国、在如何做人上具有充分施展空间，有绝对的自由，同时也具有巨大的人的使命。这是人之伦理涌动的根源。

“我”生活于“我”的残缺性中。由于“我”的残缺性源于“我”的存在，所以“我”的一切活动都流露出这种残缺性。我任性、我偏狭、我自私，我温和、我豁达、我善良，我快乐、我痛苦、我烦闷，我行恶时因内疚和恐惧而烦，我行善时也因猜忌和结果的不定性而烦。一切都因“我”而起，我深感做人难。而且，我还要时刻面对众多残缺性的“我”。我生活在“我”的海洋里，我整日在“我”中挣扎，直到“我”成为人，才能解脱。这可能需要无数代“我”的努力，也可能幸运之神就降临在今天的“我”身上。

由“我”走向人是一段漫长的人生历程。其间要跨越我们、你、他等站点。“我”每天都在钻入我们、你、他之中，受其排斥和同化之后再出来，同时“人”也在排斥和同化我们、你、他。直到有一天“我”成为并包容了我们、你、他，“我”就成长为人，拥有一个人的存在。

“我”直接来源于母体的“我”。离开母体即“我”的开始。婴儿期即我的“前我”。母体的“我”虽具有伦理意义，但“前我”还不具有。这主要是因为婴儿还没有责任能力，还不能创造价值以扛起责任，其行为也就不具有伦理价值。直到“我”在“前我”面前出现，我才开始我真正的伦理存在。婴儿行为的最大特点是无理性、无“我”性，仅靠身体直接亲近存在，这看看，那摸摸，这嗅嗅，那舔舔，与存在融为一体。其聪敏源于对存在的直观、体验。赋予婴儿行为以极高的理想伦理价值地位，目的是要有“我”性的我回归而又超越无“我”性的我，成长为人。

如上，我的伦理之路历经三个阶段：一是婴儿或“前我”阶段。此时“我”的理念还未出现，我是一个非伦理性存在；二是“我”阶段，此时我一方面为适应世俗社会而力求摆脱婴儿期的稚气，一方面受人的召唤而力求超越“我”，有时因我堂堂正正地做人而博来阵阵赞赏，有时我为一次诚实而付出昂贵的代价，有时我至大至刚，有时我胆小畏缩，我可能由昔日的小人进取为今日的君子，也可能由君子蜕变为小人，我被夹在善与恶、正与邪、苦与乐的中间，备受伦理煎熬。而且，只要“我”性不去，煎熬不止；三是人的阶段。此时我已将“我”从我的存在中连根拔起，任尔东南西北风，“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养我皓然之气，至死不渝。当然，我的这种洁身自好是一种不自由状态，只有我们都超越“我”才有人的全面的、真正的自由。此时伦理学纯属多余。因此，伦理学真正要解决的是第二阶段的困境，即解决“我”的问题。只有在“我”阶段，我才具有丰富的伦理意义，才是真正的伦理性存在，是伦理价值的载体。在走向人的历程中，关键在于“我”做什么，创造何种价值。

二、看、思与做

看是我接触存在的第一种基本方式。自生睁眼至死闭眼，看伴我终生。看是我向存在发射的光，此光照亮存在。即使不能思和做，我却能看，通过看洞察世间万象。在伦理意义上，看是一种能量，能产生伦理效应，因而本身是一种存在。看把我与存在直接相连，看其实是存在之中的存在，即是存在中的光。我就是通过此光直接把握存在。看即直观。伦理现象不比自然现象可以条分缕析，因而只能通过看、直观来洞察。看是我进入价值世界的惟一信道。看有内视和外视之分：外视是接触财物价值的主要方式，内视则是接触人之苦与乐、爱与恨、赞同与反对、意志与应当等内部态度的主要方式。

思是我把握存在的辅助方式。“前我”阶段，我只能靠看把握存在，当“我”面临于我时，我之思才开始。思的长度远不及我的长度。因此，思之对象的域界随我思的能力而消长。思是一种认识活动，哈特曼认为：“认识归根到底是一种存在关系，也即一种存在的主体和同样存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1]这种关系不同于看所连接的我与存在、伦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一种主客体现象，在那里不仅存在是破碎的，而且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对立。别尔嘉耶夫认为，思（认识）揭示的是存在、生命的秘密，哲学接近生命的本源；“认识是光，这光来自存在，并在存在之中闪烁”[2](P7)。但是，思对于伦理研究并非多余。当我反思伦理行为、总结伦理经验时，意识的作用显露出来。思可以作为看、直观的辅助工具。

做是我接触存在的第二种基本方式。生命即生机、活力。其他生命在自然力面前意志薄弱、甚或只有顺从的意志，而我的生命在自然力面前则显示决定的意志，以至于我会不惜生命来捍卫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尊严、捍卫我在价值领域和人伦领域的地位和尊严。意志的力量不仅能为人伦立法，而且能为自然立法；不仅能立足于自然世界，而且能创造一个伦理价值世界。如果不这样做，在人伦领域，我就被取缔；在自然领域，我、人一并被取缔。生命、意志、做与我同在。做是我之生命发射的能量，是我生命意志发出的绝对命令。于我，做就存在，不做就不存在。事实上，如果说看和思与我的存在还能须臾分离，那么做与我就根本不可分离。我注定要做。

总之，对于接触存在来说，看、做是两种基本方式，思是一种辅助方式。它们虽然都是我向存在发射的能量，但价值领域只能靠前者来把握。思是迄今为止把握客体的有效手段。当今科学给人类造成的诸多问题，根源于局限于客体的思是一种不健全的理性。这种理性显然不能把握存在，更不能把握价值领域。然而，看和做能把握存在，自然也是根治这种不健全理性的良方。理性之思虽能引导做，使做省力，但这种引导毕竟有限，在思终止的地方，看与做会义无反顾地推进下去，才独立地前行，才真正地开始。正如大脑通过各类器械把月球搞得再清楚，人终究要登陆一样。其中的根由在于，做不仅能推进思，而且能匡正思，最根本的是做是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

如果说思是一种有限理性，需要做和看来推进和修正，做需要看、思来引领，那么可以说，看、直观则具有无限性。它直接从存在出发，无须任何引领。它是发现价值、善的特有方法，意志则以绝对命令的方式将此价值、此善传达于我付诸行动。在伦理价值领域，关键在于我准备做什么，而这首先取决于我直观到什么是应当的，然后意志坚决地按此应当去做。

三、“应当”是如何发生的？

“应当”产生于存在的深处。

首先，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尊严，一方面使我承继并拥有了这种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又迫使我去保持这种地位和尊严，这就是人的终极使命。这是种伦理地位、伦理尊严和伦理使命。这种地位和尊严说明我是有绝对自由、绝对责任、绝对目的的存在，反过来说，没有这种绝对的自由、责任、目的，人在宇宙中就不存在。因此，在向人迈进的历程中，就出现作为人我应当做什么？这是生活中我时时刻刻面对的问题，也是伦理学的第一个基本问题。

其实，一方面我做所依循的法则对于我是给定的，意即我必须维护人的地位和尊严，即我必须做人。此即第一应当。这是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向我发出的绝对命令：应当做人！这是一种存在的必然性、人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此应当法则又是人自身的存在法则，是生命意志本身运行的法则，因而是一种意志的必然性、自由的必然性。

其次，我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众多“我”的海洋中，我在社会、在众多“我”中的地位和尊严同样赋予我以自由、责任和使命。我必须随时超越“我”，必须容纳我们、你、他，必须尊重其他“我”的地位和尊严。这种伦理的必然性就是引领我做的“应当”。同时，尊重其他“我”就是尊重我自身，因为我与其他“我”是同类的。没有什么比尊重我自身更自由了，因此这种貌似外在的必然性同样是自由的必然性。当在公共场所“我”踩了别人的脚还一幅傲慢模样时，别人会责斥：“你还是不是人？”没有什么比这类话更能激怒“我”了，因为这句话从根本上取消了“我”的存在，把“我”开除出人的队列。哈特曼凭空独断地提出并要人们接受“我们应当做什么”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3]，其根本错误在于否认了“我们”对于人、对于存在的根性，从而使他的问题有失去伦理意义的危险，难怪别尔嘉耶夫抱怨在哈特曼伦理体系中，“不清楚的是，人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获得创造价值的力量”[2](P70)。对于伦理学，根本性的问题是“作为人我应当做什么”。

再次，我是具有直观能力、理性能力的存在。行动前，我能靠直观获得应当的法则，并预测行为的结果，靠理性获得知识的法则，并设计行为的图景。然后，在意志作用下，以应当的法则引领知识的法则，将其付诸行动。行动后，面对结果，我或欣慰或内疚。对结果的考察是理性的事，这就是对应当的反思，即“应当之思”。“应当之思”能帮助我建立和巩固按应当法则行动的习惯。当然，伦理学也重视对结果的直观，以评价其中的伦理价值，归咎责任。伦理习惯主要是靠失败感、内疚、痛苦、自责等伦理体验来建立和巩固的。

但是，伦理学的使命在于塑造人，对结果的关注、伦理制裁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次行动。它主要不在乎我做了什么，而在乎我还准备做什么；不在乎我过去是什么，而在乎我还能成为什么。伦理学实质上是指向未来的，是自由的、宽容的、爱人的，它真正关心的是“作为人我应当做什么”。

四、作为人我应当做什么？

伦理学之所以必须先从存在出发阐明其实践品格，然后再从存在出发论证其第一个基本问题的确是“作为人我们应当做什么”，是因为伦理学本身的特质确实比后者具有优先性。哈特曼的疏忽就在于，不从存在出发，不从人的存在出发，独断地宣布“我们应当做什么”为第一问题，然后又由此问题宣布伦理学的实践品格。

伦理学有两个基本构成：一是伦理法则问题，背后是深层次的意志自由问题；一是对前者进行论证的问题，即伦理学的基础问题。而且，伦理学家多有共识，认为前者是“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叔本华认为，尽管伦理学家对此问题的回答貌似不同，但实质一样，用最简单、最正确的形式表述就是：“不要害人；但应尽力帮助人。说实在话，这就是所有道德写作家竭尽全力试图说明的命题。”[4]我们暂且不论叔本华的概括是否正确。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对这同一问题甚至同一答案有不同的论证？这似乎是一个愚蠢的发问，因为立即就有这样的反问：条条大路通罗马，起点和终点相同，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路？也可以回答为：不同的论证都是正确的，都是伦理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可以回答为：作为哲人个性的传达，伦理学是一门自由的学问。我们也可以反问：条条大路通罗马，难道就没有一条捷径？伦理法则固然有多样性，难道就没有统一的法则？论证可以有多样性，难道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证明？

问题还是为什么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论证？我们认为是哲人对“应当做什么”的不同理解造成的，而且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的理解里面只有一种是全面的、正确的。亚里士多德从经验出发强调德行，因为德行能导致幸福。康德从先验出发，得出一条绝对形式的法则，因为这条法则本身就是普遍法则。康德是为法则而法则。我们认为，伦理学中的经验主义是错误的。诚然，“应当做什么”中的“什么”可以是经验中的一切，我们可以从经验出发而且必须从经验出发，因为任何一种行为都不是一种纯粹的伦理行为，因而必须借助经验；大多数人都从经验出发，他们就生活于经验之中。但是，难道经验中就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一切都能出自经验？难道我们永远就只日复一日地重复经验，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创新？当今“克隆人”的问题经验中有吗？显然，在经验主义那里，创新伦理法则的前线被彻底封死，伦理生活的创新也就此完结。

康德的伦理先验方法是正确的，但康德对伦理学必须采取这种方法的原因并不十分明白。只有哈特曼一眼就认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中的“什么”是“还未做的”，因此它是一个先验的领域，必须用直觉的方法来考察。其实，人之伦理行为确实要从经验出发，伦理研究考察历史中的习俗、伦理法则并对其进行论证是很有必要的，但这会把伦理学变为解释学，变为后发的、继起的。这是对伦理学实践性的扼杀。伦理学作为关于人的学问，其使命在于创新伦理法则，并引领人们创新伦理生活。它虽然可以研究伦理生活中“已出场的”一切，这是比较容易的，但它更主要的是要研究“未出场的”一切，这是真正的困难与挑战。

五、对于人什么是有价值的？

“作为人我应当做什么”中的“什么”是“未做的”，这种“未做的”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质料性存在；二是观念性存在，我们称其为应当之物。它们都是先验的，但又是两类不同的先验性存在。

应当之物的先验性根源于它本身。无论它是否被实践，是否被经验，它都是先验的。不同的是，在被实践之前，它以纯先验的形态存在；在被实践之后，它以与经验材料相混杂的形态存在，经验形态是其表象，实质上它仍是先验的。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它本身就是先验的独立存在。

而质料性存在的先验性则不同。它只是相对于经验才是先验的。一种情况是，它至今未曾为人所经验；第二种情况是，从根源上讲，现有经验中的一切在首次为人所经验之前，都是先验的，或者说，经验中的一切无不来源于先验；第三种情况是，它虽已为人们经验过千百次，但在一次具体的行为中，它仍有待于被经验，因而是先验的。在被纳入实践之前，质料性存在的是先验的，在被实践之后，这种先验性质料性就完全变为经验性质料。质料性存在的先验性依赖于应当之物的先验性。随着应当之物的被实践，它的先验性被彻底改变。

应当之物除了具有先验性的特征之外，还具有理想性、应当性的特征。应当之物是一种理想境界，理想性是指应当之物始终是行为者坚守、执行的目标和信念，即使在它被实践过后也是如此。应当性是指意志欲实践应当之物的坚定性、必然性，是一种自由必然性。例如，在我们以诚实原则结交的朋友当中，诚实原则依然是悬挂在朋友头顶的利剑，他如有背弃，随时会被逐出朋友之列。其原因就在于诚实原则具有这种理想性、应当性。

那么，应当之物究竟是什么？

我们没有随心所欲地做什么，而是在行动之际切入“应当”，这说明在行动之前有一个特殊过程发生：要么意志之前没有裁决物，要么有多种裁决物——有等级之差，甚至处于同一等级——相互冲突，令意志难以裁决而又必须裁决。所谓意志的裁决，就是意志把裁决物与我的内部状态相对照，看其是否符合我的情感——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否对于我有意义、有价值，是否对于人有意义、有价值，最终形成一种态度。这是一个评价的过程。当然，对于行为本身及其结果，也存在这样一个评价过程。经过评价，我们建立一个意义世界，这是一个现实领域。“对于人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与意义本身、价值本身是两回事，这个意义本身、价值本身就是应当之物。意志的裁决就是要根据后者发现前者。后者是一个评价标准、评价根据的问题，比前者更为根本、更为关键。“作为人我应当做什么”所确定的伦理法则就是要根据这个评价标准来阐明，这是一个伦理学的基础问题。如果说“对于人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有价值的”是伦理学的第二个基本问题，那么，“什么是价值”则又是这个问题的根本，价值及其结构与秩序是这个根本问题的具体展开。

【参考文献】

[1]倪梁康.而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258.

[2l［俄］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篇3

当前，体育事业要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树立社会主义的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乃是其基本的和重要的条件与保障。今年召开的全国体工会上，伍绍祖主任的讲话和讨论的《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和《体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等文件中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这无疑为体育伦理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期待着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产生新的飞跃。为此，本文愿就体育伦理学学科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的几个问题，谈些粗线的想法。

1关于深化体育伦理学研究的有关思路

近年来，我国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坚持了理论的指导，努力从中国的国情和体育实际出发，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其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坚持上述方向，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指导思想、研究思路上注意这样几点:

1.1要牢牢把握和处理好体育伦理学研究和体育现实发展的关系，即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幼何反映井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实践。应该承认，我们目前的体育伦理学研究还落后于体育事业实际发展的要求。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迅速发展的时代。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提出了许许多多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期待着理论工作者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比如，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能否和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精神道德领域的负效应?历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还是道德建设能与其同步发展?为什么近十年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一片加强声中反倒时常被忽视、被冲击、被淡化?这些无不涉及到体育领域。

在体育事业的现实发展中，同样也面临着一大堆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说明并解决。其中，急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体育，如何保持体育自身的道德价值，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和泛商品化的侵蚀，克服狭隘的局部私利，以捍卫奥林匹克的神圣理想，保证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体育发展中已感受到而无力解决，社会主义体育可以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实践向理论的挑战，又是催发理论前进的压力和动力。为了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科学地揭示体育发展的道德方向，积极促使体育道德对体育事业发展能动作用的发挥。对此，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应担负起更艰巨的责任。

1.2要扎扎实实地深化体育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专题研究。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必须要挖掘独特的研究对象的特殊运动规律，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体系。我国的体育伦理学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初步建构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对有关的基础理论，有一定的专门阐述。

但由于学科建立时间尚短，目前对许多基本理论的研究层次还不够高深，有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还没有纳入到学科体系之中，特别是不能满足于对普通伦理学理论的直接搬用和表层移植(尽管这在研究初期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比如，体育道德基本原则的表述问题就是至今没有较好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努力使体育伦理学在一般伦理学的基础上，有更多的个性内容，真正成为伦理学的独立的分支学科。所以，当前是否可多搞一些较深入、细致的专题性研究，开拓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基础理论的研究质量。切不能以为体育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就不需强调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1.3要研究体育道德规范可操作性的方法。体育伦理学所研究的体育道德现象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这几个有机联系的方面。体育道德规范是其中。而经由道德意识概括而成的体育道德规范，只有有效地在体育行为实践中产生结果，才构成体育道德活动运行的全部过程，才能使体育道德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体育伦理学的任务，决不只是提出体育道德规范，更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如何实现规范对实践的指导和向实践的转化。

现在，经理论研究所提出的和有关组织所制定的各类各种体育道德规范已不算少了，但其作用又总是不大令人满意，存在着要求和效果两张皮的现象。固然，这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任务，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此是否应有所作为呢?笔者认为，可以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的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探索体育领域中现实的道德规范形成的规律和人们现实体育道德意识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与体育道德活动相关的其他因素，进而找出较符合实际的行动措施和操作方法。要研究如何通过努力，日益形成保障体育蓬勃发展的体育道德氛围、机制和格局的问题，使体育道德尽可能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2关于当前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部分内容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可对当前体育伦理学急需研究的部分内容，作出大致的例举:

2.1在体育伦理学基础研究方面，需继续深入和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内容可包括:经典作家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体育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地位、体系的研究以及体育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的研究;体育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和体育的道德价值的研究，体育道德的本质、特点和结构层次的研究，体育道德变革发展规律的研究;体育道德意识、体育道德价值及其判断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原则独特性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范畴的内在必然性和其他范畴内容的研究，体育道德实践活动的主客观机制的深入研究等等。

2.2在体育伦理学的应用研究方面，需不断从现实体育实践发展中挖掘和充实的研究课题有:现阶段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道德机制与道德环境的总体或分别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道德建设特点与基本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体育领域道德价值导向的反思研究，北京亚运精神的内涵、形成与社会效应的进一步研究;体育队伍道德素质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其加强的、对策研究，社会中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体育道德意识和体育道德行为状况的调查分析研究;各个基层单位、各项体育活动中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方法的总结研究，对各种体育道德问题，如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地区和小团体主义、体育竞赛中的暴力事件、滥用违禁药物等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对各体育管理体制、锻炼训练方法、运动项目形式等的道德分析与道德评价的研究，规范体育道德行为和培养体育道德品质有效途径与方法的探讨研究;体育道德教育宜传的阵地、形式、效果方面的研究，为迎接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创造奥林匹克文化氛围的研究等等。

2.3在体育伦理史和体育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研究不够或尚属空白。至少包括:对体育伦理史上各人物、思想、国别、阶段的分别研究，体育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研究，对古今和不同历史阶段的体育道德思想、活动的比较研究;对各应用伦理学科、各部门道德体系的比较研究，对中外体育伦理学、体育道德的比较研究等等。

3关于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的问题

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使各种学术组织普遍建立，整合并增益着科研能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体育伦理学学组，作为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的学术团体，在我国体育伦理学的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适应体育伦理学研究发展的新的需要，学组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组织、协调理论研究，规划、引导学科发展的艰巨责任。众多对体育伦理学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都希望能得到学术组织的帮助，希望能在学会和学组的带领下，形成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集体攻关力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学组是否可在如下一些方面有所努力，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3.1健全组织，形成一定人员构成的学术核心，改变目前组织过于松散的现状，并逐渐扩大队伍，为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学会或研究会积累条件。

3.2根据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划要求和体育运动的具体实际状况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适时地拟定体育伦理学研究选题指南，供研究者参考选用。

3.3尽可能利用和创造各种条件，多组织一些体育伦理学的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

3.4适当组织力量，集体申请和承接国家体委有关的研究课题，力争在“八五”期间组织搞出几个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成果。

3.5密切和伦理学界的广泛接触和联系，积极吸收聘请伦理学工作者参加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力争尽早在伦理学界取得，席之地，使我们体育伦理学组织成为全国伦理学会中的成员。

篇4

关键词：体育伦理；竞技体育；问题；对策；展望

体育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更多的是身心和谐的一种状态。同时，体育也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体育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多种社会互动频繁发生，有着复杂的多层次的道德关系。人们期待着体育比赛中运动员的表演不仅仅能给人以观感的享受，而且在行为上表现出道德上的善与美，体现出人格的魅力和感染力。人们对体育不同寻常的道德期待，使得他们面对体育中的道德失范现象时出更加难以容忍的态度，失望与反感也会随之而来，这与体育本身的功能不符，这与我们崇尚的体育伦理相悖。

一 对基本概念的认识

（1）伦理

所谓“伦理”就是指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范[1]。因此笔者认为，体育中对体育伦理的要求更多的表现在对体育项目规则的遵循和对体育精神的敬畏与尊重。

（2）体育伦理

体育伦理是一个具有鲜明特性的伦理学研究领域，尽管体育伦理问题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但是对这一领域的专门研究却尚未引起我国学界应有的广泛注意。近年出版的《伦理学大辞典中，其应用伦理学部分覆盖的领域广泛，囊括了经济、生态（环境）、生命（医学）、科技、计算机、管理、行政、军事、军人、职业、人口、社会、制度、教育及法等多种领域的伦理学，但是体育伦理学不在其中[2]。那么，用一般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来处理体育问题是否合理？下面我们就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 社会发展与体育伦理的关系

体育的内涵决定了它与人类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崇尚礼让、宽厚、平和等价值取向，这在现当代依然表现明显。具体如下：

（1）强调社会和谐，限制竞争

儒家从“仁”出发，以中庸之道否定竞争和拼搏意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过分淡化个人利益和需要，“重义轻利”，否定竞争的功利性，以儒家礼法对体育进行种种限定，以“和谐”取代胜负。在这种社会伦理背景下，我国传统体育活动总体表现“中庸”、“和谐”的一面，社会没有形成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意义上的竞技体育，而呈现一种以内敛、养生、教化等为特点的体育形态[3]。现如今，也正是市场经济下各种因素对体育的冲击式这反面的特点缺失或消失才让人们感觉到鲜明的竞争与不和谐。

（2）社会道德规范和善恶色彩浓厚

体育活动中无处不在的渗透着道德教化。如唐代“十五柱游戏”，在不同的木柱上分别标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傲、慢、吝、贪、滥”等字样。体育活动是社会道教化的手段与形式，并与个体的自我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4]。

（3）“天人和谐”下的身体观和生命观的彰显

传统社会讲求“天人和谐”、珍惜生命的生命观和身体观对体育形态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型塑了特定的传统体育形态，其动作形式、强度大都表现为适度、温和的特，一些项目还强调身心合一，注重健身、修性、养生效果；另一方面是排斥那些冒险、激烈及强调速度、力量等，而可能对人身体有损的体育运动。认为人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坏[5]。

在中国传统伦理背景下，体育受到社会轻视，体育发展受到限制，体育总体表现“中庸”、“和谐”的一面。怎样才在不违背体育伦理的基础上完成好竞技体育的任务与目标，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 竞技体育中存在的体育伦理问题、应对策略以及建议

（1）高科技对体育伦理的挑战

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已落下帷幕，比赛为期8天43次刷新31项世界纪录，比两年前的墨尔本世锦赛多了27项，也比历史上创造世界纪录之最的1976年蒙特利尔世锦赛多了14项。在创造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中，身着高科技泳衣的超过五分之四，高科技泳衣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6]。

今天的体育运动已无法离开科技的支撑，但值得深思的是，在体育竞赛中含有多少的科技成份才是合乎伦理道德的？笔者认为，既要合理安排高科技指挥赛事的顺利进行，又要做到科技与体育的完美结合，不能单纯的仅以高科技做后盾也不能被新技术新知识蛊惑，要找到体育科技与体育伦理的理性整合点，要求体育科技为提升体育伦理奠定现实的物质基础，体现着体育实践主体的创造力和征服力，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体育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2）人为因素对体育伦理的亵渎

继2010年中国体操女队因年龄造假问题被剥夺了悉尼奥运会的女团铜牌后，2011年2月16日，9名中国花样滑冰选手又被曝在参加国际滑联青少年组和成年组花样滑冰赛事时存在年龄造假问题，其中包括双人滑名将张丹、张昊，希望之星隋文静、韩聪以及女子单人滑选手耿冰娃，这类因运动员年龄造假而被曝光的事件称之为“年龄门”[7]。篡改年龄，可以让运动员在某些体育项目上获得利益，占据优势，但这种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的不正当利益，丧失了诚信，是一种道德缺陷。类似这种人为的有损体育道德的事件还有黑哨，假球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两方面做起：

第一，竞技伦理制度化。即在竞技道德建设过程中，进行系统化的规则建构，强化竞技道德职权、责任关系，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奖惩、督促等机制。竞技体育伦理制度化作为一种道德约束、规范机制，实质是通过公共规则的形式，把必须实施的竞技道德目标、理想、原则定型化、标准化、形成某种稳定的规范体系，从而最终达到道德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自觉规约与外部驱动相结合，实现竞技体育道德的有机整合[9]。

第二，提高竞技队伍整体素养。一方面，道德完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构成：另一方面，道德是自我完善的精神力量。个人通过对伦理道德的内化，认识从事竞技体育工作的目的、意义、自身的价值，增强自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的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能力，完善各种素质，协调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10]。

四、竞技体育与体育伦理发展趋势展望

（1）以科学的竞争观丰硕体育伦理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也与一定社会伦理背景相适应：竞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和激发，阻碍竞技竞争的社会伦理基本被破除。人们已经能接受并主动参与社会竞争，而竞技体育无疑又是对这一意识的强化和适应。

（2）以良性的竞技体育发展观支持体育伦理

把一定的人文、伦理理念纳入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与运行过程中进行思考，并把这种思考、思想的过程上升到系统、科学的高度，从整个学科的建设的定位来审视竞技体育的伦理研究[11]，才能进一步做好更全面、深入地进行竞技体育伦理研究。

（3）以竞技体育的价值证实体育伦理的意义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将伦理学规定为“善”的研究，而善的问题就是价值问题。而竞技体育的伦理精神，就应当理解为竞技体育的“善”，即是竞技体育的道德性和价值性。竞技体育的“善”反映着今后竞技体育参与主体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以及竞技体育所带来的社会意义。畸形的利益博弈将导致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正确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也就成为了竞技体育伦理研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12]。

[参考文献]

[1]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8.

[2]饶涛，卢亮.制度・制度伦理・伦理制度化[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3]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4]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4.

[5]崔永东.道德与中西法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郑铁，季芳.高科技泳衣，该不该禁？ [N].人民日报，2009-7-31.

[7]米修.中国体坛十大年龄门：花滑遭质疑体操铜牌被剥夺[EB/OL].[2011-02-15].http：//.

[8]田恩庆，倪腊贵.我国运动员“年龄门”事件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12（36）：26.

[9]向剑文，辛静.新形势下加强我国体育道德建设的思考[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0（5）：18.

[10]王泽应.21世纪新伦理学的建构及其理论特质[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11]陈锡林，刘艳.体育伦理道德观的基本问题[J].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2001，20（6）：106-112.

篇5

【关键词】休谟问题；休谟定律；归纳；哲学

一、《人性论》的主题与休谟问题

近代西方哲学的共同主题是回答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休谟承袭洛克和贝克莱经验主义的传统，继续对以笛卡儿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进行彻底的攻击。休谟不仅要为知识的合法性清理地基，而且企图建立人的科学体系。他在《人性论》引言中明确指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而我们对这个科学本身所能给予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又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而人性又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因而“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确实的解决。因此，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牢固的基础”。那么，这个人性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休谟似乎是仿照柏拉图把人性的本质归为人的灵魂（三分为知、情、意）的结构。他把《人性论》分为三个论题：论知性、论情感和论道德。这表明，休谟把关于人的科学归结为人性理论，把人性归结为人的灵魂和精神，又把人的精神一分为二：知性（或理智、理性）和情感两大部分；相应地，把人类心灵的对象世界划分为事实和价值两个世界。休谟是通过对“知性”的研究为科学知识提供合法性基础，通过对“情感”的研究为道德知识提供合法性基础。显然，休谟写作《人性论》的主题是明确的，即人性与知识和世界的关系。

二、对于休谟问题的争论

休谟问题主要是指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能从事实命题直接推导出价值命题；二是价值判断不能被科学所认识和证立。对于休谟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在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直觉主义与不可直观主义、情感主义、规约主义、描述主义等几大流派之间。而这些流派可以归纳为两大基本学统，即认识主义和非认识主义，前者认为道德命题是有意义的，可以被认知和确证，而后者则怀疑前者的看法。（1）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用自然属性去规定和说明道德的理论，它认为，道德的善恶就是事物的自然属性，即事物的可经验地加以观察的属性，如快乐、幸福、兴趣等。或者说所有的道德与价值属性，都能借助事实来定义，或者翻译为事实的属性，因此从是或事实判断推导出或派生出应当或伦理判断就是可能的；非自然主义伦理学是用某种形而上的、超验的判断来作为伦理或价值判断的基础，它认为，道德的善恶既不能通过经验事实加以证实，也不能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2）直觉主义。所谓自然主义的谬误，就是在本质上混淆善与善的事物，并以自然性事实或超自然的实在来规定、定义善的各种伦理观点。自然主义伦理学从事实中求“应然”，使“实然”与“应然”混为一谈；形而上学伦理学又从“实然”、“应然”中求实在，把“应该”当作了超自然的实体。摩尔认为，价值属性的意义不同于事实属性的意义，而“善”的概念具有单纯的、终极的、不可直观感觉的、不可试验的、也不可分析的性质，它是不能定义的，善就是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流派都认为，从事实命题不能直接推导出价值命题，各流派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如何认识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的区别，尤其是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现代英美哲学认为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休谟定律。其次，对于价值命题的证立问题，比较主流的看法认为，各种价值命题之间由于涉及人自身的情感、兴趣、义务感等，并不存在一种普遍而客观的论证规则。

三、休谟定律下的认识问题

休谟定律即使被接受，休谟问题即使不可解，这也并不影响我们对知识的追求。只是休谟定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实际事情的普遍知识的追求是没有合理依据的，是不能确定为真的。而且，我们以前认为认识到确定为真的知识的想法是错误的，人类关于实际事情的普遍知识从来就没有达到过。

最后我们说，“休谟问题组”的本质是人类探索的一个古老的哲学基本问题：人类理性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理解、认识和把握我们的对象世界。如果把休谟问题作为一个正确的否定性理论而接受，那么休谟问题就是不可解的，至少在目前的认知环境下是不可解的，而对不可解的问题去尝试解决是徒劳的。既然休谟问题和人们对确定为真的普遍知识追求的心理是相矛盾的，并且接受休谟问题是不可解的，那么我们只能放弃对确定为真的普遍知识的追求，认为经验知识是可错的，但却是可以接近真理的。认识越接近真理，它对我们行动的指导作用也就更大、更有效。

参 考 文 献

篇6

法律的道德性是富勒法律思想的核心。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富勒对道德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在富勒看来，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义务的道德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原则。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在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同时，富勒将自然法分为实体自然法和程序自然法两种。其中，实体自然法关注于法律的实体目的和理想，被称为法律的外在道德 程序自然法关注于法律的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被称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富勒认为，内在道德是使以规则指引人类行为的事业成为可能的道德，它是法律能够成为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并不涉及社会价值的实体判，但如果立法者要完成其任务，就必须考虑这些原则，因为，这种程序自然法的缺失不仅仅会导致一套糟糕的法律体系; 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不能被恰当地称作为一套法律体系的东西。具体而言，法律的内在道德包括以下八项具体内容:

( 一) 法律的一般性原则。一套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系统所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是显而易见的: 必须有规则存在。从最低限度上讲，不管公不公正，必须存在某种类型的规则。并且，与其他社会规范不同，法律因具有一般性而是普遍适用的。

( 二) 法律的公开性。结果的可预见性要求法律需要公布于众。通过公布法律，人们得以了解法律，对个人行为做出调整。

( 三) 法律的非溯及既往原则。法律用规则来规范人的行为。用明天将会制定出来的规范或指引今天的行为等于是在说胡话。

( 四) 法律的清晰性原则。清晰性要求是合法性的一项最基本的要素。含糊和语无伦次的法律会使合法成为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目标，或者至少是任何人在不对法律进行未授权的修正的情况下都无法企及的目标。

二、对新自然法学的重新定位

( 一) 自然法学的价值分析方法

自然法的理论是西方法理学的主导理论之一，发展到现代，自然法理论所研究的论题已经不同于古代和近代的自然法理论，它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在古典自然时期，理论研究集中在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和人类理性等抽象虚幻的问题; 二战后复兴的新自然法学将关注点放在一些理想价值上，法律应当符合一定的理想价值。新自然法学家们的理论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前提和主张，他们都把研究重点放在隐藏在实在法背后、更深层次，能够指导法律制定的法的观念。他们主张，在抽象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实在法律制度应该合乎一些理想价值。

这些理想价值，在富勒这里即指的是道德。自然法学派以自然法作为评判实在法的尺度，突出强调法律与理想价值之间的联系，因而自然法学派的研究方法常常被称为价值分析法。所谓价值分析方法，是指从价值入手，以价值为标准，对法律进行分析评价的研究发方法。与其他方法追问的问题不同的是，价值分析法追问的法学基本问题是法律应当是怎样的?。所以可以说，价值分析法的视角是站在制定法之上的，这种分析方法以超越现行制定法的姿态，用哲人的眼光和终极关怀的理念，试图回答法律为什么存在以及法律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对法律中价值因素的讨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探讨法律的本质、特征以及功能的问题时，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是从正义这一重要价值作为切入点的。而对正义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法学，政治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对以课题的讨论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是从这时候开始，将法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得以形成。后来在古罗马即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说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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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治理科研必须忠实地为教学服务工商治理科研应与工商治理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变“死科研”为“活科研”。牢固树立工商治理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基本思想,不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科研真正围绕教学而展开。克服以往科研的盲目性,注重科研选题,明确科研方向,使工商治理科研回归教学,忠实地为教学服务。科研是教学的原动力,教学是否有后劲,要害在于科研。这便要求工商治理科研必须针对性强、方向性强、实用性强。工商治理科研成果应是能回归教学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工商治理学科是一门范围十分广泛的应用性学科,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因此其研究主题具有广泛性特征。注重的是实践与成就,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言:“治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1](P2)在科研选题与科研过程中,应强化的是工商治理学科的应用性。在应用于教学时,应紧扣教学主题,科研成果与教学主题相辅相承、调解一致,这样便可明确工商治理科研的方向———为教学服务。

二、工商治理科研与教学要适应人文教导与素质教导需要

目前高等学校工商治理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完全实用主义课程比重偏大,而人文科学课程极其薄弱,所谓“左脑巨人,右脑矮子”,导致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与人文教导严峻脱离。假如使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与人文教导实现有效对接,必然要求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加大人文教导课程的比重[2](P12)。然而传统的工商治理教学内容陈旧,急需重组、改造、更新,不论是企业治理学、领导科学,还是治理哲学、治理伦理学,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尤其是治理伦理学,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治理伦理学的重要性,并在工商治理学院普遍开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涩泽荣一说过:“拨算盘是利,读《论语》是道德,余则相信论语、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故咀嚼《论语》的教论以为处世之信条。”[3](P6)从素质教导上看,21世纪是素质教导的时代,我国将逐渐由应试教导向素质教导转变。素质教导要求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体现科学人文观与伦理观的工商治理教学内容将占主导地位。因此须加强治理伦理学的教学内容,加强的主要措施是建立一整套科学性、可行性俱强的系列教改练习方案,这些方案的研制均须工商治理科研来完成,并不断应用于教学之中,以适应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导的需要。

人文教导与素质教导要求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专业的重组与改造。这便需要对工商治理教导专业进行大胆改革,强化工商治理科研,强化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标准是能否更新丰富教学内容,与素质教导接轨;能否提高工商治理学生的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以适应21世纪人文素质教导的需要。

三、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原则

工商治理科学研究离不开方法论,更离不开哲学。正因为如此,才应该铭记大卫·哈维的话:“没有方法论我们将躺着不动,没有哲学我们会无目的乱转出处。”[4](P5)因此,若使科研与教学合二而一,真正实现科研为教学服务,就必须建立哲学原则。若使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首要的问题是工商治理科研选题。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5](P3)通过工商治理科研实践,深感选题的重要性,选题的好坏或方向直接影响科研成果,进而影响科研成果的应用。科研初期往往带有一种盲目性,追新求奇,缺少辩证思维。随着科研的进一步深入,渐渐形成工商治理科研选题的基本思路,即工商治理科研为教学服务,且将科研成果全面正确地应用于教学。经过多年实践,逐渐形成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原则。即:服务性原则;需要性原则;应用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1.服务性原则。工商治理科研紧紧围绕教学而进行。为教学服务是工商治理科研的终极关怀。工商治理教学从哪些方面加深改造,工商治理科研的触角就该伸向哪些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科类不同,如理工、农林、医师等,虽然科研的目的目标不同,但科研为教学服务却是一致的。不管哪类院校都在从事高等教导,因此都该遵循服务性原则。保持服务性原则,就是保持以教学为中央,以科研为动力,科研回归教学,教学促进科研。

2.需要性原则。科研的目的在于社会的需要。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要适应新世纪人文素质教导的需要。工商治理科研能够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但更重要的是为教学服务。因为只有明确科研服务于教学,才能明确科研方向。保持需要性原则,必须确定社会需要什么,工商治理科研优势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使科研服务于教学以及如何满足人文素质教导的需要。

3.应用性原则。工商治理科研的应用性极其广泛,尤其治理伦理科研和深层治理科研,能够研制经济发展规划、工商治理策划、诚信经营模型、企业联盟、环境治理等等,这是为地方经济、企业发展服务。但突出工商治理科研的应用性要强化为人文素质教导服务,将大量工商治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这是高等学校工商治理科研的根本。因此遵循应用性原则,就是遵循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

4.创新性原则。只有工商治理科研选题具有创新性,才能使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工商治理教学具有创新性。所以创新性是工商治理科研与教学的灵魂。不同科类的科研均需遵循创新性原则,这种创新可以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发明,也可以是新发现、新理论、新思维。对工商治理科研而言,就是在工商治理科学的边缘地带领域开展研究,因为在边缘地带领域很多是空白地带,可以提炼很多新思想。如在治理科学边缘领域的“深层治理学”便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题有无为治理、不伤害原则、中庸治理、简朴治理、整合治理、负熵治理、分形治理、周期治理等等,其研究价值巨大,应用性也强。将研究成果充实教学中,这样既保持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创新性原则,又保持了应用性原则。

5.科学性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就是遵循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科学性,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与人文规律。运用科学的观点看待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问题。经过论证、筛选,将有利于教学的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不能无选择地全部应用[6](P11)。有些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为地方经济服务,为工商企业服务。如技术发明、创造等。只有保持科学性原则,才能正确地确定工商治理科研选题,才能有效地为教学服务。

6.可行性原则。工商治理科研选题不能盲从,应实事求是。科研选题与科研过程均应建立在可行性基础之上,不能凭空构建。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更应突出可行性特点,问题的要害不在于科研为什么为教学服务,而在于如何为教学服务,因此构建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服务渠道是至为要害的。服务渠道选择的好坏或是否畅通,即可行性如何,直接关系到工商治理教学的效果。

四、工商治理科研的成果分类与服务渠道科研成果分类可以有教师单体、院级群体、校级与省级等。在各级成果中教师单体成果分类十分重要,因为教师单体是最基本的单元,是组成群体成果的基础。在分类过程中,要保持为教学服务,保持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统一。作为教师单体,笔者将已取得的能够应用于教学的科研成果分类,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深层治理科研成果。如完成的专著《深层治理学》、《周期地理学》,大量的规划文本《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规划》、《齐齐哈尔市克东县扶贫规划》、《哈尔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区规划》,还有在《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治理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优秀治理论文以及由科研地图转绘成的大量的商贸教学挂图、幻灯片等等。

第二类是治理伦理科研成果。如在《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发表转载的治理论文,“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阐释与计算方法”、“人地关系调解系统的建立———对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补充”、“‘后结构主义’思维框架下的企业生命有机体理论研究”,涉及到人地关系、人伦关系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文。

第三类是工商教改科研成果。如在《黑龙江高教研究》等发表的教改论文,“让学生从‘面具’后面走出来———‘多元交流评价式’小论文教学的行动方案”、“高等学校教学治理的有效方法研究”等等,主编的全国高校教改教材《新概念人文地理学》。

依照三类科研成果,建立起3条服务渠道,即深层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渠道,治理伦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渠道,工商教改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渠道。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教学实践,这3条渠道运行良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研回归教学、教学促进科研的良性循环系统。

五、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123”应用模式

通过上文所论及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便可构建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123”应用模式,即1个服务,2个需要,3条渠道的应用模式。1个服务是指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2个需要是指人文教导需要与素质教导需要;3条渠道是指深层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治理伦理科研服务于教学,工商教改科研服务于教学。如图1所示。

通过3条渠道可将工商治理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应用于教学之中,如把专著《深层治理学》、《周期地理学》等的科研成果编入教案中,以研究促进教学;把区域治理规划成果与科研论文编入自编讲义中,以充实更新教学内容;把大量科研地图转绘成教学挂图或制成幻灯片;把编辑制作的扶贫电视片纳入教学过程中;把研制的各种教改方案付诸教学实践中[7](P3)。同时,为适应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需要,主动编写教改教材,如笔者主编的全国二十余所高校使用的《新概念人文地理学》与配套教材《新概念人文地理学试题全解》等,更加切合实际教学的需要。依照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123”应用模式的实践,极大地丰富更新了教学内容,使教学科研紧密结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有利于人文教导与素质教导的需要。

六、普通高等学校科研服务于教学的“12n”基本范式

普通高等学校科类众多,包括理科、工科、商科、农林、医药、师范、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等等。无论哪类院校,都有科研为教学服务的职能。一些高校忽视科研为教学服务,这是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普通高等学校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必须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的教导,以适应通才教导的需要。同时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个中央任务是职业教导,培养跨世纪专业人才,因此要面向21世纪,适应专才教导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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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建筑伦理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与会人员从多个视角、多种维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

1 确立合理的建筑设计价值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鹨运多年的建筑设计经验，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建筑设计中应确立的正确价值观。

崔鹪菏咳衔，建筑师在做设计时应该时时体会到身上的责任，能让人们感受到建筑的伦理和文明。当前，一些建筑师开始关心民生，关注一些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建筑，如居住、环境、公共空间等问题，在设计中倾注人文关怀，重视生态文明，便是一种体现。

崔鹪菏考蛞回顾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师在设计观方面的价值嬗变。他说，80年代的深圳，由于处于建筑市场迅猛发展的初期阶段，设计师顺应市场需要，更为关注的是商业利益和经济逻辑，如银行的贷款是怎么来的，多少时间建完才能还清贷款等市场问题。过于关注建筑市场方面的商业利益，势必会造成一些不讲建筑艺术、建筑文化质量不高的建筑物纷纷出现。建筑不是纯粹的艺术，不像一个画家拿着纸笔可以在房间里任意画自己想要的画。建筑设计师要意识到，设计和经济整体的链条是息息相关的。建筑动用巨大的资金，有很多因素要影响、制约设计师的决定。现在建筑市场上有很多非理性的设计，就是由纯粹的经济逻辑驱使所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建筑界开始构建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同时，建筑师面对的利益要求也越来越多元。一方面，建筑师如果通过设计能给开发商增加容积率，维护其商业利益，就能得到更多的项目。但是，另一方面，建筑师也要满足业主的利益和价值追求。而且，建筑师还有自己的梦想，希望像“明星建筑师”一样，形成自己独特甚至新锐建筑风格。但是，如同过于关注商业和市场需要会产生负面效应一样，过于追求自己的品位和个性风格同样也会带来负面问题。因为你过于关心自己的建筑风格，有时往往会忽略城市需要什么，业主需要什么，你的使用者需要什么，这就是价值观上的一个偏差。崔鹪菏壳康鳎建筑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创作。因此，在他的建筑创作中，常常会结合业主建议、使用者需要、投资规模、建造技术等因素对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灵活调整。

建筑与建成环境的和谐问题是建筑伦理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崔鹪菏咳衔，建筑具有环境归属性，它总要扎根于具体的城市环境之中，因此建筑能不能处理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否与周围环境关系协调是建筑师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建筑的开放空间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如何让人们能够停下来在这些开放空间中有聊聊天、坐一坐的愿望，是现在很多建筑都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因为我们有消防通道的要求，有地下停车场的要求，还有规划条件的制约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我们的建筑不能像欧洲一些城市那样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共空间。今天人们越来越注重城市步行空间，步行空间与建筑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现在有些文化建筑和公共建筑孤零零地处于街道之中，和城市没有任何关系，也就很难成为城市活力之源。

崔鹪菏炕固乇鹎康鳎建筑师不仅应当重视建筑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当今环境日益恶化，人、建筑、自然之间业已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系的背景下，环境友好的价值更是当代建筑师所追求的重要价值取向。他认为，应确立合理的绿色建筑理念，应该是建筑本身带来绿色与环保，而不是仅仅通过被动的技术手段而成为绿色建筑。在我国，绿色建筑带动了多种产业发展，如涌现了众多生产保温材料、太阳能板的企业。但是，有些绿色建筑其本身就是高耗能产品，这就与绿色建筑理念是相背离的。崔鹪菏康纳鲜龉鄣悖实际上反映了当下绿色建筑的一个误区，即利用非绿色的手段去实现环保目标，却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系统的和谐，实际上是一种伪绿色建筑的表现。

总之，崔鹪菏咳衔，建筑设计界应有共同的价值观，即建筑师是为社会做设计，应更用心地服务大众、关心环境。建筑设计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只有确立合理的建筑设计价值观，我们才可能给历史、给未来留下好的建筑遗产。

2 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原科技司司长、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李先逵以民居保护为例，讨论了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

李先逵首先指出，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对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态度的转变。

李先逵认为，以往我们在做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时往往没有把城市文化当成主要的考虑因素，认为功能是主要的，而在当今城市设计、建筑遗产保护应树立的基本理念是城市文化是城市建设的灵魂。因此，对城市文化定位的转变，要从“经济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功能城市”走向“生态城市”，从“国际城市”走向“地域城市”。李先逵特别强调，对建筑文化的再认识非常重要，因为若不能充分认识建筑的文化价值和乡愁价值，就不能树立正确的保护理念。

李先逵长期从事民居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因此他已民居保护工作为例，提出了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根据相关国际等文件的规定，建筑遗产保护应该遵循五个原则，分别是作为基本原则的原真性原则、整体性原则，作为衍生原则的延续性原则、文化性原则和永续性原则。

李先逵认为，现在对于“原真性”原则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是取得共识的是建筑遗产保护要尊重文化遗产本身的基本历史信息和文化精神，不应该随意改动和歪曲，“原真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命线。他以大量民居保护中的失败案例说明，现在以假乱真、改头换面和“喧宾夺主”的问题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真实存在，这就是违背原真性原则的表现。整体性原则在相关保护和保护条例里有很明确的表述。所谓整体性原则，就是不仅要保护建筑遗产单体，还要保护其所处的整体环境和文脉。具体而言，传统格局、街巷肌理、历史风貌、空间尺度和环境景观这五个方面体现了建筑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要求，但是，在现实的保护实践中，实际上这几个方面做得很不好。所谓延续性原则，李先逵强调的是各个时代典型的建筑遗产所反映的城市文脉关系，如捷克首都布拉格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因而被称之为欧洲城市历史博物馆。所谓文化性原则，他强调的是保护好建筑遗产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价值。现实中在对建筑遗产的改造性再利用中，往往突出的是商业价值而忽略了文化价值。永续性原则，主要是指应以科学的保护方法保护建筑遗产，尤其是保护其传统文化基因，只有这样才能留传后世， 永续利用。

3 对建筑遗产保护伦理的探索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伦理学”学术创新团队带头人秦红岭教授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建筑遗产伦理的视角，探讨了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基础问题。她认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复杂性在于，建筑遗产保护并非纯粹的科学性和技术性活动，而是一项建立在价值评估基础上并伴随多重价值冲突的社会性、价值性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性和价值性活动的建筑遗产保护，需要深入思考遗产保护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原则等方面的基本问题。例如，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和深层的精神价值如伦理价值被充分认识了吗？如何认识建筑遗产保护真实性原则的合理性？合理利用建筑遗产的基本价值准则是什么？如何从制度伦理层面加强建筑遗产保护的正当性、公平性问题？这些问题，便涉及建筑遗产保护伦理的重要议题。

对上述问题，秦红岭教授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了探讨。第一是基于何种价值基础确定“保护什么”的问题上，揭示了建筑遗产保护主要价值要素的伦理意义，并从伦理功能上将遗产的价值要素区分为“厚的伦理价值”与“薄的伦理价值”，提出遗产的伦理价值与保护对象的价值成正相关的关系；第二是确立依据何种行为准则解决“怎么保护”的问题上，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建筑遗产保护中取得共识的两个原则，即真实性原则和合理利用原则，这两个原则也是建筑遗产保护伦理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中，真实性原则作为一种底线伦理，要求遗产保护“不作伪”、“不欺骗”；合理利用原则则要求在利用与开发建筑遗产价值时，应基于公共利益，突出社会效益的优先性，通过社会价值导向的保护和公众参与机制，使建筑遗产保护从理念到制度走上公平正义之路。

4 建筑行业各利益相关方的建筑伦理观

在以往国内的建筑伦理研究中，对建筑活动中建筑师以外的相关利益方关注和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建筑行业运行状态的全面分析。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曹洋正是看到了这一缺憾，深入思考了建筑行业各利益相关方的建筑伦理观。

曹洋认为，建筑行业主要由五个利益群体构成：即行政管理方、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使用方。他们在公认的协作契约（制度）中进行着建筑活动。建筑行业运转中的种种矛盾往往有其制度性根源，而制度调整必须以对各方建筑伦理观的充分了解为前提。

具体而言，行政管理方的职业行为逻辑可以总结为“城市经营”。政府如同经营空间的企业，旨在通过经营土地和空间资本完成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并不断还富于民。基于此，政府将城市中的建筑分为城市融资型建筑、城市投资型建筑和城市运营型建筑三种类型，并对其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建设方的类型众多，但仍可以归纳出开发商和事业单位基建部门两个原型，其他类型的建设方多可视为两种原型的变体或结合。在开发商眼中，建筑的生产和销售是资本扩大化的过程，一切决策的背后都是精密计算的经济账本。建筑被视为一种产品，是开发商借以实现资本扩张的工具，因此需要对市场需求精准把握并强调使用体验的高性价比。基建部门是建设工程的组织者和推进者，是建设的部门。基于其系统内部一员和甲方的双重身份，基建部门通常认为建筑是妥协的产物，同时也是其事业上升的筹码。设计方追求建筑品质，而在市场竞争的压力面前，却需要在作品经营与产值输出间做出权衡。建筑师的职业特点使其无法回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建筑师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雇用来解决伦理难题的。中国建筑行业的专业话语权较低，设计方的职业权责疆域经常遭到侵犯。以上困境都使设计方成为建筑行业最忧郁的职业群体。迫于行业现实，垫资成为施工方市场竞争力的体现，由此产生的巨大金融风险迫使施工方不得不兼顾资本层面与生产层面的职业活动。施工方根据对自身有利因素的多寡，将建设项目分为六类类型，并采取不同的重视程度和资源分配原则。为了确保自身在施工进展过程中的主动权，施工单位策略性地与设计方保持若近若离的合作关系。根据对建筑产权占有比例的不同，使用方可分为业主（占有建筑全部产权）、客户（占有建筑部分产权）和一般使用者（不占有建筑产权）。业主兼具使用者和建设方的特点，不仅关注建筑的使用功能，还关注建筑的运营管理、后期维护、品牌效应等。客户仅在意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建筑的空间品质和硬件设施条件，并看重建筑所处环境的附加值。一般使用者仅能使用建筑的公共空间，因此关注公共空间逻辑的清晰性及其使用体验的便捷性。并且，由于无偿或低偿使用，公共空间的品质对其而言越高越好。现实中，人们同时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因此常常同时具备业主、客户和一般使用者的特点。

5 建筑伦理与建筑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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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巨匠康德有这样一段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地思索它们，就越能使我们的内心充满深深的敬畏，那就是繁星闪烁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敬畏“星空”，是敬畏自然的律令，是敬畏大自然物换星移的法则，是崇尚科学、遵循理性，是破除迷信、扫除愚昧、消除落后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敬畏“道德律”，是敬畏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是敬畏人之为人的超越性。惟此，才不会唯利是图、犬马身色、耽于享受，才不会忘记我们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因此，道德是伦理的最基本内容。西方伦理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主张以人们长远的最大快乐作为道德的内容和标准，强调“人在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各种行动时，一定不看它们是否能引起暂时的快乐或痛苦而定，一定要看它们是否能引起来生完全永久的幸福而定”。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个人幸福时，必须考虑他人幸福、社会幸福和长远的幸福与快乐，个人利益与近期利益的追求以不损害他人的、公共和长远的利益为原则，因为社会总体的幸福包含了个人的幸福，长远利益则为大众的最根本的利益。英国道德学家弗朗西斯•哈奇生认为仁爱心或博爱是排斥自爱的，人的道德行为应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他把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高的道德。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承认人的本性是必然利己的，但同时强调这种利己主义必须是合理的，即“完全的合理利己主义”，其内容是：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幸福，不仅使自己幸福，而且使你、我、他都幸福。西方的这些早期伦理思想都包含了对伦理的不同角度的理解，为一系列社会制度和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那么，什么是伦理？按照《牛津英语词典》对伦理的定义是“一个集中研究人类责任原则的分支”和“在社会交往或者人类生活中可以识别的行为准则”。

从西方著名伦理思想家的论述中我们看到，所谓“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理”，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下形成的风俗、习惯、信念、道理和规则。“伦理”，简言之，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风俗、习惯、信念、道理和规则。在经济活动中同样要遵循伦理，把经济学所要求的“利益最大化”和伦理学所要求的善的最大化即“至善”二者协调统一，最终实现经济正义最大化。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在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提及“道德情操”这一短语，它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亚当•斯密在完成鸿篇巨著《国富论》之前就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第一卷就“行为的合宜性”进行了论述，什么样的行为是合宜的，认为相互的同情可以带来愉快，通过别人的感情是否与自己的感情一致来判断行为是否合宜。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关于道德真理的探讨在斯密那里是贯穿始终的。在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如何体现伦理呢？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给客户提供的保险方案应当是“在同样条件下，你自己也会购买”的方案，这种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给保险营销员非常清晰的指引，让他们知道该怎样站在客户的角度进行营销，从而既实现了客户的愿望、解决了客户的实际需求，也能够为自己创造经济效益；既为公司赢得了更好的业务，又形成了良好的业内口碑，这种双赢的结局就充分体现了伦理在保险营销中的具体应用。

二、伦理道德是保险营销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个人在社会中竞争，表面上拼的是个人具备的以智力为轴心的经济技术知识，而成功者之所以获得成功取决于隐藏在知识背后的诸多非智力因素，如意志、能力等。但是，更进一步我们又会发现，一些能力、意志很强的成功者在新的或持久的竞争中往往昙花一现，从事业的巅峰滑坠，不能做到“可持续”地成功。究其原因，个人最终的竞争力是能力背后的以价值为内核的伦理精神。正如一个社会的经济，如果没有伦理精神支撑，就没有灵魂，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一样，由此可见伦理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保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被国人所认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充分发挥了保险经济助推器、社会稳定器和管理器的作用。在当今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保险业面临着经营方式、经营理念的转型，伦理道德更应该成为保险营销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1.保险商品的特殊性更加需要伦理的渗透。

保险是商品，但它又不同于普通商品，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无形商品、非渴求商品，它的消费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而且保险商品涉及到客户的财产和生死，更加容易引起客户的关注。对于一件买来后不是立即或短期内消费掉甚至什么时候消费都不知道的商品，其质量总是让人不放心的，消费者的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这就要求保险产品销售者在销售产品时本着最大诚信的原则才能赢得客户，任何一点点的误导和欺骗都会激起客户极大的不满。因此，在保险营销教育过程中，需要把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与善的最大化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强调销售的技巧，更要强调诚信为本。

2.符合伦理的商业行为是培养忠实客户群的基础和保证。

现在商家都讲信誉至上，客户是上帝，这些经营理念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客户、锁定客户。培养忠实的客户群是企业营销活动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如何赢得客户？怎样培养企业的忠实客户群呢？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要想赢得客户的忠实，就要忠实于客户。企业怎样对待客户，客户就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投票。保险产品本身是高端金融产品，因产品不同其复杂程度也不一样，针对不同的客户对象，因其受教育程度不一样、对产品的理解接受能力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在销售保险产品时，对客户群进行细分，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真正做到为客户着想，这样才能赢得客户，锁定客户。企业的诚信危机一般都是源于商业伦理的缺失，保险业的诚信问题也一直是行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表面上看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人性的问题，是人在面临道德与利益的矛盾时如何正确做出选择的问题。因此，符合伦理的商业行为如诚信、道德、为客户着想、仁爱心等，就成为企业培养忠实客户群的基础和保证。

3.符合伦理的保险人的日常行为是影响保险业形象的主要因素。

保险人首先接触潜在客户、斟酌客户的保险需求、推荐某一保险产品或者解决方案、解释产品功能，最后还可通过售后服务和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他们的日常行为直接影响客户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人的行为不合乎伦理，将直接影响该行业的形象。所以，专业的保险人对社会公众主要承担两种伦理责任：一是必须以最高限度的诚实态度告知公众关于保险的知识；二是在所有与工作接触的场合，必须以同样最高限度的专业精神维护行业的正面形象。因此，保险人一方面要有敬业精神，是一名专业的保险人；另一方面，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在利与义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进行产品的介绍和营销。

4.符合伦理的保险营销理念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险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保险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保险业三巨头“人保”、“平安”和“太保”占据国内保险市场的大部分江山，但一些后起之秀纷纷崛起，同时三巨头的位次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随着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一些外资保险企业也加入到竞争的大潮。因此，国内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征。在这种情形下，保险营销教育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创新面临很多挑战。只有将符合伦理的保险营销理念根植于保险从业者的心中，保险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结语

篇10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成长路径；实践；反思

【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3-0032-05

一、反思性实践概念的哲学解析

反思是近当代西方哲学中普遍使用的一个哲学概念，通常指“人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理感受等的思考”，〔1〕或“表示思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理感受，描述或理解自己体验过的东西，即自我意识”。〔2〕孙正聿认为，反思即“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3〕“反思”的突出特点在于，把日常生活乃至科学理论中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行为、“世界图景”拿来加以拷问，尤其是对构成这些观念、行为、“世界图景”的前提和基础进行拷问。

实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通常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从要素上来讲，至少包括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无论是目的的确定还是手段的选择，都离不开思维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是不可分割的，实践是认识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

人的思想存在两个基本维度，即“构成思想”的维度和“反思思想”的维度，〔4〕人们通常运用的是前者，即思维活动往往直接指向问题解决。问题是个体以自己的知识积累、能力基础、价值体系为参照，针对所面临的情境而生成的矛盾状态。个体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其实践中的思维活动越容易习惯化、模式化、经验化。这或许有益于快速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容易将问题单一化、简单化。

从对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和“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构成思想”和“反思思想”的合二为一。无论最终的旨趣在于理论建构还是实践变革，反思性实践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对于实践活动质量的改进而言，反思性实践比传统实践更具优越性，它不仅仅直指问题的解决，更对思维活动本身进行反思，使得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逻辑前提、价值假设、情感基础等成为重新思考的对象，并最终导向对实践活动（尤其是实践所面临的“问题”）的重新界定和变革。

二、反思性实践对幼儿园教师成长的意义

（一）从“工具性”到“主体性”的超越

教师身份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工具属性，即教师受第三方（包括国家、家庭等）的委托，负责对特定的对象（儿童）施加影响，以促使其身心发展符合第三方的期待与要求。二是作为个体的属性。教师是人，具有人所特有的主体性特征，包括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总是会寻求对自身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本身的全面把握和掌控，这不仅需要教师把握如何教的策略，也要把握或者至少是参与到培养目标确定、教育内容选择等的决策中去。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现实中教师主体性的缺失非常突出”（刘云艳，2001），“教师主体性被遮蔽，确切地说是教师教育主体性的缺失，即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自主性、独立性、创新性的缺失”。〔5〕事实上，教师的主体性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教师主体是具有工具性的主体，并非真正意义上具有生命色彩的主体。教师只有本人成为主体，不再仅是计划实施者和知识传递者，才可能富有生气和色彩地创造‘人的教育’”。〔6〕

那么，教师何以沦为“工具性”的存在呢？概括地讲，当教师以外在于自己的“他律”为指引，被动地、顺应地、通过技能性和操作性的工作模式去追求可测量的物质性目标时，其“工具性”就展现出来了。如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已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这是很可悲的事情。这种倾向带来两个害处，一是教育变成政治经济的工具，进而失去了它的天生性及尊严。二是由于只承认实用性知识和技术的价值，便使从事这类学科的人们沦为知识与技术的奴隶，随之产生的结果，便是尊严的丧失。”〔7〕就幼儿园教师而言，如果只是接受机械的训练“获得”各种“职业技能”，按部就班地完成上级所规定的任务，而不去思考自身职业的价值、问题、策略、变革，不去关注儿童和自身的生命质量，就只能变成“会说话的工具”。

如何实现从“工具性”到主体性的超越，或者说，实现教师主体性的回归呢？虽然从教初期的教师可能会更多地呈现“工具性”色彩，主体性可能会更多地体现在专家型教师身上，但时间并不是实现这一超越的决定性因素。在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教师的实践及其对于实践经验的反思和重构。只有当教师努力反思和追问自身事业和生命的意义，寻求有效和多样化的问题解决方式，以自身的理想、信念、学识、技术来参与制订自己专业领域的规则时，一个具有鲜活人性的、自主的、主动的、创造的、作为人的教师才可能显现。

（二）从“新手型”到“专家型”的转变

实际上，“专家型”教师成长的过程就是教师主体性得以回归和彰显的过程。每一位 “专家型”教师都会经历“新手型”教师这个阶段。在从“新手”到“专家”的转变过程中，反思性实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叶澜说过，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都难以成为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第一，“专家型”教师不仅意味着其掌握了一套个性化的教育教学策略和技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套完整的个人教育哲学，对教育观、儿童观等根本性问题有着明晰的信念，且这些信念能够指导其教育教学策略和技巧的选择和运用。这一切的获得离不开教师的实践和对实践的反思。

第二，教育活动是灵动的、真实的、情境性的。教师在开展工作时，先要从诸多因素动态交互的情境中解读出问题，再基于问题和自己原有的知识技能储备实施下一步行动。因此，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运用技术解决既有问题，首先是要洞察问题。没有对实践的反思，尤其是对活动背景的反思，教师不可能成为“专家型”教师。

第三，“专家型”教师是指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主要指教育教学）有专长的教师。目前国内还有诸如“学者型教师”“研究型教师”的说法，西方的提法则是“反思型教师”。这类教师是学者，是研究者，他们不仅具有教学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技巧，还具有对教育目的、教育行为后果、教育伦理背景以及教育方法、课程原理等更宽广的问题进行探索和处理的能力。〔8〕可见，对实践的反思是“专家型”教师的应有之义。否则，从业时间再长，经历再丰富，也只是“教书匠”。

三、如何做反思性实践者

要做反思性实践者，关键在于要不断投身到幼儿教育实践当中去，获得丰富的真实体验，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经历和体验进行反思，以不断重构自己的信念、知识、技能体系。

（一）反思什么――科学和伦理双重视角

赫尔巴特在《教育学讲授纲要》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学生的可塑性”，〔9〕教育活动，包括学前教育活动，就是要完成对人的塑造。由此引发出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把人塑造成什么样子，即教育目的；其二，如何把人塑造成期待的样子，即教育方法。对于这两个问题，赫尔巴特“主张以伦理学来说明其教育的目的”，〔10〕“明确提出以心理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把心理学的运用贯穿在整个教育学体系即目的、过程、内容与方法的论述中”。〔11〕本研究认为，幼儿园教师宜从科学和伦理两个视角进行专业反思。

1.科学视角的实践反思

对于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工作者而言，科学视角下的实践反思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其一，所采取的实践方式是否经得起科学原理和规律（主要是儿童发展方面的规律）的检视和批判；其二，教育实践中所传递的课程内容（知识、技能等）是否符合科学原理和客观事实。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师范教育和教师职后培训都给予了较多关注。但是正如舍恩及其追随者所批判的那样，以往的教师教育模式似乎只关注到了“宣称的理论”这个层面。其导致的不良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师能够熟练背诵各种“科学原理和理论”，但并不能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上；二是在日常工作中实际采用的行为方式要么与“宣称的理论”相违背，要么完全是基于常识经验做出的无意识行为。打破这种局面的方法就是基于实践进行反思。具体来说有两种路径：一是在学习理论和原理时，不仅仅满足于记忆内容，而是在学习时就联系实践加以思考：这个新学习的理论和原理如何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二是在实践过程中反思：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行动方式，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原理？能够得到哪些理论的支持？自己如何为这样的行动方式辩护？

对于第二个问题，本研究认为尤其值得关注和反省。传递科学知识和原理本身并非幼儿园教育的重心，但幼儿园教育应当为儿童后续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及原理打下基础，这个基础包括实事求是的态度、质疑的精神、探究的愿望、对基本科学事实的尊重等。从这个角度对实践进行反思，就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这个教育活动所传递的内容符合科学事实吗？如果我是在编造虚构的故事，儿童知道我是在讲故事吗？儿童在接受这些虚构故事的同时，有机会知道与此相关的基本科学事实吗？在这个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实践方式值得借鉴，即在开展以幻想为主的艺术活动（故事、绘画、音乐等）之前，先让儿童接触与此专题相关的基本科学事实，例如，先让儿童观察、接触真实的鸟，了解其特征和习性，再开展相关的绘画、故事、表演等活动。

2.伦理视角的实践反思

“教育的本质主要是一项规范性活动，而不是一种技术或生产活动。这种规范性活动不断地期望教育者以一种正确的、良好的、或恰当的方式从事教育活动。”〔12〕可以说，教育本是一种伦理道德实践。基于此，幼儿园教师在实践反思时应纳入伦理的视角。具体说来，就是要反思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所蕴含着的伦理原则，并为此辩护。

伦理是对“善”的寻求，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规则。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群体中具体的伦理规则各不相同，我们要做的是，使教师通过反思，能在日常教育实践中有意识地觉察教育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并对这些实践活动的伦理问题进行论证或分析，以保持伦理问题上的自觉。

对于当前的幼儿园教育实践而言，尤其需要对教育实践中的正义和尊重两大主题进行反思。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正义是一个复数概念，涵盖自由、平等、权利、功利、博爱、和谐、稳定、效率、安全、繁荣、富强、幸福等含义。金生v提出，正义涉及道德上合宜地、正当地对待人；这种道德的合宜包括制度性地决定好事物公正分配的份额，从而使得每个人获得保证自己良好的生活前景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包括通过制度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从而使得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与精神完整不受损害。幼儿园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要依据上述理论观点，对自身的实践行为，以及教育活动所传递的（往往是隐含着的）伦理倾向进行剖析和反思：这样的教育行为方式对每个儿童都公平吗？无论性别、年龄、能力、民族、家庭经济背景如何，儿童都受到了同样的对待了吗？教育活动的意图和所采取的行为方式都符合“善”的理念吗？《现代汉语词典》对“尊重”的解释有两点：一是“尊敬”或“敬重”，二是“重视并严肃地对待”。《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也给出了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尊敬，对某人或某物持有肯定性的评价”，二是“重视，给予考虑”。可以看出，尊重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前者突出了尊重的评价要素，源于客体具有某种值得肯定的价值和重要性；后者强调了尊重所包含的注意、关注要素，根据在于对象具有某种主体必须予以重视和承认的事实和特征。前者可称为评价性尊重，后者可称为承认性尊重。教师对儿童的尊重，本质上是尊重儿童的人性，尊重儿童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尊重儿童作为发展中的人的各种特点。从这个角度去反思教育实践，就要不断追问自己：这样的教育行为是以“把儿童当做平等的人”为前提的吗？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吗？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采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视角进行反思。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可以汇总成如下反思框架（见表1），其中，具体的反思问题还可结合实际情况予以扩展。

（二）谁来反思――个体与团体多元互动

基于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发展理论，有学者提出，“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是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而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社会文化发展过程”（邹晓燕、陈巍，2007）。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指出，个体的发展未必都是通过亲身经历来实现的，对榜样的观察学习也是个体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可以认为，对于幼儿园教师而言，最佳的反思方式不是闭门自省，还要结合个体与团体间的多元互动。反思的对象既可以是自己的教育实践经历，也可以是别人的教育实践经历。可以概括为如下反思框架（见表2）。

对于幼儿园教师而言，较常见的团体互动式实践反思是公开观摩活动的组织过程。团体成员差异化的专业背景能够带来多样化的反思视角。团队可开展周期性的研讨活动，在每次研讨中要保证每一位成员有充分参与的机会。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来说，可以通过建立学习小组的方式开展团体互动，进行实践反思。

（三）如何反思――基于反思的模仿与创新

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取得的，教师也不例外。在建立自身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和教育实践风格之前，模仿和借鉴他人尤其是优秀教师的实践方式，对于自身专业成长具有重要价值。但如果模仿的过程缺少了反思，就变成了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不能内化为自己的信念、知识、技能体系。

尤其是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而言，他们在课堂中已经接受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原理，那么其模仿和创造的重点应放在教师的实践行为方式上，教育见习和实习提供了最佳机会。在教育见实习的过程中，师范生要对指导教师的行为方式进行仔细观察和反思，模仿其好的教育行为，并对模仿的效果进行反思，再尝试建立适合自己的个性化行为方式，最后逐步达到教育实践的创新。在这个模仿、创新过程中，反思扮演着重要角色。另外，反思通常不是师范生可以单独完成的，要和团队互动，寻求团队支持。基于反思的模仿和创新的过程可概括为以下流程（见表3）。

参考文献：

〔1〕孙云，孙镁耀.新编哲学大辞典〔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156.

〔2〕金炳华.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59.

〔3〕〔4〕孙正聿.反思：哲学的思维方式〔J〕.社会科学战线，2000，（1）.

〔5〕钱家荣.中小学教师主体性的遮蔽与重建〔J〕.当代教育科学，2013，（8）.

〔6〕桑元峰.教师主体性论〔J〕.理论导刊，2009，（12）.

〔7〕池田大作.人生寄语〔M〕.程郁，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110.

〔8〕徐辉.专家型教师的内涵〔J〕.教育科学研究，2003，（4）.

〔9〕李其龙，等.赫尔巴特文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87.

〔10〕周采.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与伦理学〔J〕.教育学报，2006，（5）.

〔11〕贺国庆，刘向荣.赫尔巴特教育心理学化的理性分析〔J〕.教育学报，2006，（5）.

〔12〕范梅南・马克斯.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3.

Reflective Practice： The Path to Excellent Kindergarten Teachers

Li Min， Lu Wei

（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